朱元璋自如再回应涨租

朱元璋全书朱苏进著上海书店1目录序言4一出身布衣篇51.
家境贫寒,辍学牧牛寻生计.
52.
天灾人祸,投靠无门寄宿皇觉寺.
63.
寺庙难支撑,和尚云游四方化缘.
84.
重返皇觉寺,冷静思考人生路.
95.
逼走濠州城,投奔郭子兴.
106.
足智多谋.
,淑女配"牛郎"127.
真戏假唱,濠州拚命救岳父.
13二霸王出世篇151.
雄霸天下,基于扩展势力招兵买马.
152.
知人善用,是决定取胜的根本.
163.
有屈有伸,以退为进.
184.
大智大勇,善于大破敌人阵脚.
195.
办事公道,深得民心拥护.
206.
消除误会,惊破元军占和州.
217.
高瞻远瞩,识破暗算,22三建功立业篇——扩展势力的突破.
261.
主动出击,巩固江南根据地.
262.
制定战略,积极保卫应天.
283.
顾大局,保驾护航救安丰.
304.
鄱阳决战,率兵出征应战.
315.
平定平江,严惩不贷张士诚.
336.
北伐中原,遏止福建乘势攻夺两广.
357.
南征北战,建功立业.
37四建立明朝篇——居功立业的突破.
401.
登基与建都402.
论功行赏,授爵得当.
413.
招纳贤土,共谋江山.
434.
稳定社会,以农为本恢复生产.
465.
巩固国防,建立外交政策.
486.
设置机构,颁布政策实施管理.
507.
整顿、治理、开发边疆地区.
51五巩固江山篇——运筹决策的突破.
541.
调整机构,选贤定位.
542.
设立衙门,严禁防范.
593.
实行文化专制.
614.
厉行移风易俗.
635.
体恤民情,整顿赋役.
656.
整顿吏治,严惩贪污.
6727.
打击豪强,控制四民.
72六政体改革篇——选贤任贤的突破.
751.
废除丞相制度.
752.
科举取士制八股.
793.
确立皇权的教育制度.
804.
人善任,重在于德.
825.
奖清官,遏止污吏.
846.
国子监培养官吏.
86七依法治国篇——断案有序的突破.
891.
制定法典,稳定秩序.
892.
百姓从业,依法办事.
923.
宣传法律,层层落实.
944.
"礼法,国之纪纲"965.
大兴文字狱,针对文化人.
976.
惩罚蓝玉案,决不手软.
997,防臣违法,发散《稽制录》101八教化德治篇——仁义道德的突破.
1061.
勤奋好学,熟读经典.
1062.
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
1083.
后宫佳丽,殉葬于明.
1094.
子孙满堂,封其为王.
1125.
"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1146.
提倡道教,大破祭祀教派.
1157.
尊崇佛教,光大人生.
116九反腐倡廉篇——惩治腐败的突破.
1181.
惩罚贪官决不手软.
1182.
勤政爱民,重在教育.
1193.
讲求实效,言传身教.
1204.
发动百姓,整顿害民官吏.
1215.
惩治腐败,层层深人.
1236.
爵赏酬功,通盘察看.
1247.
惩治腐败,严刑峻法.
125十安居乐业篇——力戒骄奢的突破.
1281.
勤政自勉,思虑民事.
1282.
甘心节俭,造福子孙.
1293.
提倡俭朴,力戒奢侈.
1304.
"严号令,以戢贪暴"1335.
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1356.
防微杜渐,兴利除弊.
1393序言人生如棋局,就看怎样布局自己的人生.
棋语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说.
其实,人生之路时,做了最好的诠释.
朱元璋本为一介布衣,生逢乱世,后投靠郭子兴义军,最终在群雄逐鹿中夺得天下,尔后,又拉开了自己以布衣治天下的序曲,其一生可谓步步皆赢.
事实的确如此,朱元璋在战乱纷飞的年代,抓住机会,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棋局.
他虽出身卑微,却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统一了天下,位置九五;在群雄四起之时,他能分清主次敌人,从容应变每一场大的政治变动;他高瞻远瞩,攻守兼备,待群雄皆灭时,挥师北上一举扫平了以武力立天下的大元帝国而问鼎中原;华夏一统后,百废待兴,他又开始了立朝纲、治天下的策略,大胆改革,积极选才,为求得天下升平,可谓费尽心血,几经磨难,几经砥励,朱元璋终于由一介布衣而一跃成为了一人王帝主的大明太祖,此人生布局与突破可谓空前绝后.
朱元璋的一生,攻有其势,守有其法.
向世人证明了人生奋斗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他以布衣为帝王的杰出人生,值得后人研究,以探其成功的奥秘.
纵观历史长卷,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生伟业,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曲折坎坷,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这是主宰人生的上苍给成大事者的一张考卷吧!
同样,朱元璋也不例外.
一个人的发展,主要的命运还是靠自己把握,朱元璋在童年时代放过牛,当过和尚,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过饭,这恰恰培养了朱元璋在以后创业中吃苦耐劳的个性,正应了歌德的话:"苦难对于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于强者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在未得势之前,他深知,自己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唯有的只是一身力气,在每次战役中,他都勇往直前,毫不退却,关心同样出身的苦难士兵,屡立战功,颇得郭子兴的好评和士兵的拥护.
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和抱负找到了用武之地.
朱元璋迈出第一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事业要想壮大成功,缺了人才是不行的.
所以,他重用学士,广纳贤良,二顾青田请刘伯温,人们在历史中只知道刘备"三顾茅芦''而少有人知道朱元璋"二顾青田".
刘伯温在朱元璋的真心感召下,决计出山,从而才有了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知天识地的许多民间传说.
朱元璋有了刘伯温的辅佐,同时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
运筹三年后,战败张士诚,击垮阵友谅,铲除一切后顾之忧,挥师北上,平定中原,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心愿.
人们要想获得成功,迅速发展,前人成功的经验和智慧可以借鉴,这可以使人在人生之路上少走几许弯路、朱元璋的人生布局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他的人生布局之法,虽不尽善尽美,可资之处却也不少,故本书以典为鉴,让人按津索鉴,已资用.
作者2001年3月于北京大学燕园4一出身布衣篇崭露头角的突破俗话说:"穷苦的孩子早当家.
"可是朱元璋并非如此.
在家境遭受天灾人祸,甚至敝母也相继去世后,仍子然一身,经受几度磨难,只好先进入寺庙当和尚,借机修身养性,洞察四方,等待可乘之机.
终于进发了汹涌澎湃的反元斗争浪潮,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1.
家境贫寒,辍学牧牛寻生计据考究,朱元璋的太祖居起源于沛县(今江苏省沛县).
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住在朱家巷.
出身贫寒,祖父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在元朝是个淘金户,因本地不出金子,官府按照年额摊派,迫得无奈,只好拿粮食换钱,再用钱买金子缴纳.
只因买不起金子缴纳,被迫离乡背井,逃到泗州盱眙(今江苏省盱眙)垦荒糊口.
干了一辈子,连一点基业没打下,便离开人间归西天了.
父亲朱五四,接踵他父亲的脚印,垦荒佣耕,干了一辈子,连一个栖身之地也没有.
盱眙活不下去了,只好逃往虹县(今安徽泗县).
到50岁的时候,又迁往钟离东乡给人做佃农,60岁时无力耕种,生活难以维持,家又搬到西边,居住了四年,又搬移到孤庄村落户.
正如中国有句古话:"穷搬家,富挪坟".
这正好是朱元璋家境的历史写证.
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出身行伍之家.
外祖父陈公,名大.
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亲兵,宋朝领土沦陷,文天祥兵败殉国.
张世杰和陆丞相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中).
公元1279年二月,张世杰集合了1000多只大船,率兵展开决战,不料崖山海口失守,砍柴取水的后路被切断,宋军只好吃干粮喝海水,全军呕吐,敌兵乘机突破宋军,陆丞相仗剑叫妻子儿女跳下海去,自己背着6岁的小皇帝也跳海了.
张世杰率部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氏子孙,恢复宋朝江山,不料,船到平章山洋面,飓风吹翻船只,张世杰也淹死了.
陈大也掉进海里,侥幸被人救活,辗转回到家乡,在原地怕被人抓去充军,迁居盱眙津里镇.
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算命批八字过活.
陈公生有二女.
大女儿嫁给季家.
小女儿嫁给了朱五四,朱五四有8个孩子,老大叫重一,老二叫重二,不幸夭折了.
老三是女儿叫重三,老四是男孩,叫重四,老五是女儿,叫重五,老六,老七是男孩,分别叫重六,重七,朱元璋是老八,起名叫重八.
朱元璋出生以后,肚子胀得圆鼓鼓的,好几天不会吃奶.
这实在令人吃惊.
儿时的朱重八,在家里排行最小,所以受到宠爱,又因为他"聪明过人",等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的父母便送他去念私塾.
但是他家里实在太穷,交不起学费,只读了几个月就退了学.
七八岁时,就为地主刘德家放牛,前后学习不到两年.
朱重八放牛,在山上结识了一群放牛的、放猪的、砍柴的小朋友,如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朱重八长相很奇特,大鼻子、粗眉毛、圆眼睛、脑门骨向前突出一大块,大下巴比一般5人长出一寸多,黑黑的凹口脸,让孩子们望而生畏,而且他个性突出,讲义气、有心计、有韬略、敢作敢为、有组织天才.
王文禄《龙兴慈记》中记载:小时候替地主放牛羊时,同龄的小伙伴们都听他调遣,大家经常在一起玩的游戏是扮呈上.
朱元璋光看脚,把棕榈叶子撕成细丝,挂在嘴上当胡须,找来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当太平冠,让小伙伴们排成一行行的,整齐恭敬地向他三跪九叩头,并欢呼万岁,俨然像是真皇帝了.
实际上他已经成为这群伙伴的小头目了.
同时还记载:一天,朱元璋和伙伴们在山坡上放牛,几个人疯玩了一会儿,却不知不觉饿了,但是天气还早,谁也不敢提前回村,怕挨地主的鞭子.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地主刘德家整天吃白米饭和肉,我们都不知道肉是啥滋味,有的说,地主不放牛羊就有肉吃,可我们天天放牛放羊却没有肉吃.
越说大伙越饿,朱元璋突然提高嗓门对伙伴们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朕准你们宰牛充饥.
"圣旨"一出,穷小子们都乐坏了.
徐达、汤和箭步飞奔牛群,抓住一头花牛犊,用放牛绳把它捆住,周德兴举起砍柴刀,一下子结果了小牛的性命.
朱元璋指派其他人,剥皮、割肉、捡柴、垒灶、点火,大伙围坐一圈,一面烤一面吃,个个眉飞色舞,人人兴高采烈.
不到一个时辰,一条小牛被吃得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和一条尾巴了.
伙伴们拍着鼓胀的肚子,抹着油嘴儿,抬头看天,太阳已经下山了,是赶牛驱羊回家的时候了.
小伙伴们这时都发起愁来了,少了一头小牛,若被地主发现了怎么办呢还是元璋有主意,将小牛的皮骨埋了,把血迹也清理干净,然后亲自钻进山洞,把剩下的牛尾巴插进石缝里去了.
然后宣布:"大家回去,口径要一致,就说小牛钻进山洞石缝里去了,谁也拉不出来,所以回来晚了.
"天方夜潭般的故事,东家不信,让孩子们领着他去看个究竟,朱元璋带路,故意绕着圈子走,直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才点着火把进了那个山洞.
洞里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大气都不敢出.
突然,朱元璋用手指着石缝里的牛尾巴说:"快看,山神把牛牵走了!
"这句话把人们都吓坏了.
大家连忙朝着牛尾巴磕头,求山神保佑.
从此这座山便叫"惊牛山".
叫久了,就成了"金牛山"了.
朱元璋用巧计骗过了地主,小伙伴们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都愿意听他发号施令.
真是光棍下界,身后跟着3600个土鳖,此话一点不假.
2.
天灾人祸,投靠无门寄宿皇觉寺公元1334年.
本来暴政的高压、社会的黑暗已经使广大农民挣扎在死.
亡线上,可是苍天无眼,祸不单行,一场百年不遇的灾荒和瘟疫又向江淮大地袭来.
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在至正四年春天遇上百年大旱,天不下雨,地裂大缝,庄稼枯萎.
太平乡的百姓们只好祈天求雨,请和尚念经,求菩萨保佑.
数天过去了,没有下一滴雨,却飞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儿工夫将枯黄的庄稼吃了个净光.
真是喊天不应,呼地不灵.
接着濠州一带不少人被饿死,又流行瘟疫;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夺去生命,村村死人,户户发丧,幸存者为了活命,纷纷逃奔他乡,闹得鸡犬声稀,人烟冷落,到处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
这场瘟疫给朱元璋全家的打击更是惨重,先是朱元璋64岁的父亲朱五四染上了瘟疫,请不起医生抓不起药,四月初六辞世;接着朱元璋的大哥又得了重病,也于四月初九故去,连他的大孩子也夭折了;朱元璋可怜的母亲随后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一家九口人半个月时间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6她的一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
朱元璋和二哥、大嫂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的尸体发愁,身无分文,连棺材板都买不起.
况且家无立锥之地,到哪里去安葬亲人.
可叹朱五四干了一辈子,生无定居之处,死无葬身之地.
一家人相对啼哭.
想来想去,哥俩只好硬着头皮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看在一家老少给他家种田多年的份上,能够可怜可怜,发发善心施舍一块坟地让他们埋葬亲人.
谁知刘德不仅不答应,反而将他们大骂了.
一场.
刚好,朱元璋的好朋友刘英在场,看到他们兄弟痛苦的样子,也十分难过,回去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刘大秀(又名刘继祖)和母亲娄氏.
刘大秀虽是刘德的哥哥,但为人不错,和朱五四年纪差不多,平常关系也不错,听刘英一说,便和妻子娄氏一起来到朱元璋家,对哥俩说:我家有地,你们看哪块地做坟地合适就用哪块地.
当下朱元璋兄弟非常感谢,忙有了安葬的坟地,朱元璋的大嫂又找了几件破旧衣裳把尸体裹起来,一家人一边哭一边将尸体抬到山坡下刘家的地皮安葬.
正当破土下葬时,突然天色大变,一时间风雨交加,雷鸣电闪,整个天乌黑的像要塌下来似的.
朱元璋和哥哥吓得躲在一棵树下发抖.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辰,雨过天睛,他们赶紧跑到山坡下,不由吃了一惊,双亲的尸体不见了.
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土冲下来,恰好掩埋了尸体,形成了一个大坟堆,俗话叫做"天葬".
丧事办完之后,朱元璋一家空空如洗.
旱灾、蝗虫、瘟疫仍在家乡肆虐.
人们纷纷携儿带女,背井离乡.
有的投靠亲友,有的逃荒乞讨.
朱元璋的大嫂带着一双儿女只好回娘家去了,只剩下他们兄弟二人.
在那个岁月里,有钱的大户人家为了避瘟疫暂住他乡,也不再雇人打工干活,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
哥俩奔波了一些日子也没有找到活干.
有交情,可以靠得的亲戚、族人,不是时间太久无来往,就是早已经没有了联系,无处可投,度日如年,朱元璋看看周围的伙伴们,比自己年长一点儿的,都已经外出谋生了.
他就和二哥商量,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谋生活.
朱元璋年纪小,二哥非常放心不下,可是不这样,不去逃荒又没有别的出路,兄弟情,离别情,哥俩抱头痛哭,好不伤心,真可谓"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好心的汪大娘过来劝慰.
听说兄弟俩要出去逃荒,就提起当年朱元璋父母为他到庙中舍身许愿,允诺朱元璋长大后,让他出家为僧.
然后对他们兄弟说:"朱元璋年纪小,单独外出逃荒有危险,不如去寺庙当和尚,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口饭吃,总比饿死或逃荒强.
"二哥想想汪大娘的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汪大娘为朱元璋准备了香、烛和礼品,由汪大娘的儿子陪着朱元璋到皇觉寺,请求高彬长老收他为僧.
皇觉寺,原来叫于皇寺.
规模很大,佛事俱全.
一进寺闩是横眉怒目的四大金刚,二进是大雄宝殿,三进是禅堂.
左厢是伽蓝殿,右厢是祖师殿.
由于天灾人祸,寺里香火不旺,殿前院后都长满了蒿草,铺路的石板也破损不平了.
寺庙也是一派荒凉景象.
高彬长老见了朱元璋,见他年轻力壮,而皇觉寺佛堂多,每日需要打扫.
寺中长老多有家室,需要人伺候,且寺中零杂活繁多,也确实需要一个有力气的人来完成.
于是就和当时的主持德祝商量,征得同意收留朱元璋做了和尚.
取禅名元龙.
朱元璋人皇觉寺后,只是剃光了头,没有受戒,是作为小行童被收留的,只是一个干杂役的小沙弥,干活吃饭,但没有工钱.
朱元璋非常能干,每天除了上香、打供、击鼓、敲钟以外,还要扫地、挑水、种菜、施肥、砍柴、煮饭、洗衣服.
师父、师叔、师伯、师兄都要孝敬,小心伺候,看脸色行事,有时当了出气筒,挨打挨骂,也要忍着,时间一长,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有气没处撒,心里也憋的难受,元龙就拿泥菩萨作恨.
扫地时,伽蓝神座绊了他一跤,他便挥起苕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通.
有一天,长老看7见大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啃坏了,当众数落了元龙一顿,元龙心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的菩萨不管老鼠,害得我挨骂,越想越气,便找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上了"发配三千里".
然后吐口唾沫,说:"罚你去充军!
"其他和尚见了都躲得远远的,生怕他惹出事来连累自己,长老知道了,考虑到元龙是不拿工钱的杂役,也就随他闹了,睁只眼闭只眼的不去理睬他.
一天,高彬长老对元龙说:"你大师兄为了孝敬我,'买了两副生铁犁铧给我,你把它打成块煮烂,给我当早茶吃吧.
"元龙按照吩咐去办,一锅水烧干了又添,添了又干,煮了整整三天三夜不休息,人们见他如此死心眼儿.
从此,庙里人都称元龙为"老实哥儿".
3.
寺庙难支撑,和尚云游四方化缘在皇觉寺里,这种不舒心的日子,朱元璋也没能过上多久,严重的灾荒也波及到了寺庙,无人再向庙里布施了,年成不好,佃户交不上租.
主持和方丈无法支撑寺中一二十号僧人如此"坐吃山空"的局面,于是下令遣散,说年头好时,再回来修行.
刚人皇觉寺仅50天的元龙也被赶出了皇觉寺,拿着木鱼瓦钵,云游四方化缘去了.
朱元璋离开皇觉寺,随心所欲,云游四方,只要听说哪里的饭好要,他就往哪里去.
爱走多远就走多远,爱走多久就走多久,却也无牵无挂,他打听到南边和西边一带灾情轻,年景较好,于是就一直往西往南走去.
他先到合肥(今安徽合肥),再折向西,到固始(今河南固始)、信阳(今河南信阳),又往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淮阳),东经鹿邑(今河南鹿邑),毫州(今安徽毫县)到颍州(今安徽阜阳).
朱元璋足迹遍及淮西一带的名邑大都,他历经安徽、河南的高山峻岭,一路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他想,这一带的有钱人家平时做尽坏事,又担心死后下十八层地狱,总想找个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多做些"善事",求佛祖保佑,来世还能过衣食不愁的日子,千万别做牛马,吃苦受罪.
这样,他们对和尚就会比较客气一点,几文钱,一勺米,还是舍得给的.
所以朱元璋总会在大户人家门前多敲上一阵木鱼,高喊几句佛号,再耐心地多等一会儿,他总会有所收获,遇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饿上一二天,或者挖点野菜充饥,这也是常事.
白天走乡串村,晚上就找个破庙栖身,山栖野宿,受尽了风霜之苦,几年的流浪生活,他受尽了冷落和嘲笑,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传说,朱元璋在飘泊的日子里,路过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
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饿得难受,可四周一户人家也没有.
绝望中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园子,一片断壁残垣及被火烧过的残树枯枝,很是失望;抬头远望,发现园子的东北角有棵柿子树,树上还有被霜打过的柿子,朱元璋一连吃了10多个,总算饱餐了一顿.
后来朱元璋率兵渡长江攻采石、太平,又经过此地,并且又发现了那棵柿子树,心有所触,指着那棵树对左右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然后特将自己身上的一件红袍披在树上,说:"封你为凌霜侯.
"艰苦的三年流浪生活中,朱元璋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苦难,在化缘的日子里,他常常脱掉袈裟,为人家劈柴挑水,换得一单半棉,三升二斗.
一天,他走过定远县界,到了庐州地面,从旁边的岔道上来了两个道士,相互问候之后,才知道原来都是云游无根之人,于是便一同上路,歇在了村边的土地庙里,躺下不久,朱元璋便觉得忽冷忽热,浑身滚烫,接着便说起了胡话.
幸亏两个道士仗义相救,一晚上精心的照顾他,弄了柴草烤暖屋子,用庙里的铜香炉烧了口热水,还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来给他盖上.
第二天,他们分头去布斋哀8求,一些好心的老人送了些姜汤和热水给他们,还煎了葱白芦根,才使朱元璋转危为安,之后,他们又扶着朱元璋前行,在一座寺庙里安顿下来,最后终于使他度过了这场灾厄.
在他离寺的第二年春天,朱元璋来到巢湖岸边.
沿岸有许多以船为家的渔民,性情爽直傈悍,朱元璋很快交结了些青年朋友.
他随他们扬帆远航,学划桨,学撒网,学用鱼叉叉鱼.
还一起练习拳棒.
后来,朱元璋来到了庐州府的六安州,他见一个穿着长衫儒者模样的老人,身上背着一个箱子,走起路来特别的吃力朱元璋上前卸下老人背上的箱子,帮他背了起来.
走了好久俩人走到碌砂镇,在一棵大槐树下休息.
老人看着面前这个好心的年轻人,见他宽宽的前额向前隆起,长长的下巴明显上翘,垂鼻方孔,眼睛大而有神,脸像一个银元宝,又有峰峦叠起之概.
在普通人眼里,这不是一个英俊的面容,但在相书上,却是龙风之姿,富贵之相.
他又问朱元璋的生辰八字,听后肃然说道:"在我眼睛里看过的人多了,相和命都无法与你相比.
你要善自珍重.
"朱元璋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老人还告诉他,此行,利往西北,不利东南,朱元璋便乖乖地听从,甘愿借这位江湖术士的吉言.
在他的化缘途中,看到各地百姓非常困苦,到处是衣衫褴楼,到处是面如土色,春逐野菜,秋食草根,稍遇凶荒,到处都是流民.
朱元璋发现,从巢湖边的庐州、六安到河南的汝宁府,一路上,除去各大小寺院虔诚的善男信女外,老百姓普遍信仰白莲教.
白莲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创始人是吴郡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的茅子元.
他19岁在延祥寺落发修行,修行观禅法.
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的一天,他于掸定中听到乌鸦叫声,恍然有悟,即口诵偈言:"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
"几年后,他便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堂,自称白莲导师,坐受同修净业的诸男女弟子的跪拜.
孝宗时候,作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曾召茅子元到京城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赐号白莲导师,慈宗照主,自此白莲教宗风大振.
白莲教不仅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教团,它还把广大贫苦农民聚集起来,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一种组织形式,朱元璋与白莲教的门弟相接触,感受到他们对佛的深信不疑,他接受了白莲教义和反元的宣传教育.
几年如蓬逐风般飘泊的生活,使他熟悉了自己走过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艰苦的生活铸就了他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就了他健强的体魄,但恶劣的环境也使他的性格变的猜忌、好斗、残忍.
4.
重返皇觉寺,冷静思考人生路至正七年(1347)秋,汝、颖一带年景不好.
听人家说,家乡已经过了灾荒,好多人都回到故里了.
朱元璋并未六根清静,割断俗缘,他开始思念家乡,思念少年时的好朋友,他决心回到阔别了三年的故土.
公元1348年,朱元璋21岁,他结束了三年的流浪生涯,十二月底,返回皇觉寺,表面看来,他和走出皇觉寺时一样,一顶破箬帽,一个木鱼儿,一个瓦钵.
实质上,他已不是当年的小沙弥了.
他要以皇觉寺为栖身之地,立志勤学,刻苦读书,'练习武功,结交天下豪杰,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了.
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他不像其他和尚那样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在劳作之外,他还抓紧时间读书识字,同时也留意时局的变化.
生活虽然依旧艰苦,可他心里很踏实.
这时,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了.
元朝各级统治者无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吃喝玩乐,至于民生疾苦,百姓的死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老百姓要维持最低的生活9标准都不可能,又不甘心活活饿死,万般无奈,只有铤而走险,所以小规模的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浙江台州,温州一带的起义民众,在旗子上写道:"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充分揭示了造反的原因,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白莲教的首领们,也抓住时机,加紧组织反元力量,为了鼓动百姓,他们编了一些民谣,让儿童传唱.
如河北有童谣说:"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河南童谣云:"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淮楚地区也有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园.
"这些童谣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广为传通.
大家都感到,天下即将大乱,元朝的统治就要灭亡了.
朱元璋观注着时局,他从小深受压迫,对统治者深恶痛绝,这时,他觉得天下必将起义,但他却不动声色,依然我行我素,白天清斋几碗,晚间黑酣一觉,倒也不紧不缓,自由自在,不过心里时时观注着外界的变化,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5.
逼走濠州城,投奔郭子兴1344年(至正四年)五月,暴雨一直下个不停,使得黄河以南白茅堤决口,汹涌的河水淹没了两岸的农田,接着又横灌大运河,冲淹了济南.
洪水不仅影响了漕运,对税收大户盐场也构成了威胁,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以后每年黄河都会发生水灾,国计民生的大事受到严重的威胁,元朝首相脱脱决定重修河堤,根治水患,使黄河水按原来的河道流.
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水利专家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
召集各地民工十五万,戍军二万人,治理黄河.
十几万民工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全长二百八十余里.
主要是疏通河床,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
整个工程耗资数以亿万计.
黄河一再决口,多次泛滥,河两岸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本来这里的百姓就不是很多,但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极少的人们还要遭受瘟疫的折磨.
现如今官府又要让他们去挖河,监工和官吏对他们不仅克扣口粮,还常常用鞭子抽打他们,使他们身处绝境受着多种的欺压.
河北、河南的广大民工怨声载道,愤怒至极,整个修河的工地上,堆满了仇恨的干柴,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迅速地燃烧起来.
"变钞"和"开河"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当时民间到处传诵着一首《醉太平小会》"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百姓们吟诵着这首词,心中积压的怨气使得他们就要爆发了,全国到处怨声连绵不断,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明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徒弟刘福通以及杜遵道、韩咬儿看到时机已到,准备起义.
他们原先让人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刻了一只眼,并且在石人的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派人悄悄地将石人埋在将要挖掘的黄陵冈沙道上.
然后让几百个教徒乔扮成农民模样,到河北、河南一带传唱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宣扬天下会大乱,圣明的神会给人们派来一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中的圣灵,一时间,消息传遍燕赵大地,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救世主的降临,开工后不久,人们在河道挖出了独眼石人,顿时,整个工地沸腾起来,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激昂,人们似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抓住时机,率领教徒,头裹红巾,身穿红色战袍、战衣、打着红色的旗帜,准备起义.
不慎消息被泄漏了出去,官兵包围了起义军所在地,刘福通率众苦战冲出重围,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其家人乘乱逃出重围,刘福通脱身后,马上号召起义军,提前起义了.
五月初三,刘福通出奇不意地率众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
黄陵冈的民工们得到消息,杀了监工,头上包了红巾,和刘福通领导的主力汇合在一起.
10不到十天,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五六万人,一场轰轰烈烈的红巾军大起义正式爆发了.
1351年(至正十一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李二(又叫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河工,夜至徐州城,智取该城.
天亮后树旗募兵,众至十余万,接连攻取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灵璧,乃至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县.
同年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布贩王权(又叫布王三)也联合张椿起兵,攻占了河南不少州县,被称为"北琐红军".
1352年(至正十二年)正月,盂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攻占了襄阳等地,被称为"南琐红军".
这些起义的红巾军,全都信奉白莲教,与刘福通的军队是同一系统.
统称"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领袖.
1351年(至正十一年)夏天,彭莹玉在江淮率众起义,响应刘福通.
同年八月,邹普胜和徐寿辉在蕲州起兵,十月在蕲水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宋",后改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
不久,天完政权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武昌、江陵,另一路夺占长江中、下游及浙、闽地区,这支部队同样头裹红巾,亦称红巾军,他们所到之处,不杀不淫、不抢不掠,纪律严格,深受百姓拥护.
这支军队士气高涨,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他们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因为他们都在南方一带活动,所以被称为"南方红巾军".
当时大江南北流传着一首民谣:"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人(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者(不公平的人),杀尽不平(不公平的人)方太平.
"1352年(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带兵攻占濠州,朱元璋的家乡也笼罩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有名的大户,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
他父亲在定远卖卦相命时,娶了当地大地主的瞎女儿为妻,分得一份财产,定居定远,成为当地有名的地主.
郭子兴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
郭子兴目睹了元朝的腐败,感觉元朝气数已尽,天下将会有变,于是,他把自己家的财产分给贫苦的老百姓和囊中羞涩的侠士,结交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带领大家烧香,加入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决定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响应,用了几日的工夫,召集了数万人,二月二十七日,他带兵趁夜里应外合,一举攻下濠州.
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时时观注着外面的世界,农民起义的声浪越涨越高,而此时的朱元璋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风云变化,他已不是那个易于被人左右,易于冲动的少年了,他冷静沉着地分析时事,农民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他心里兴奋极了,现在濠州城里来了个郭子兴,而且起义军不断地在扩大,他更加高兴.
这个动荡的时局催促他深思,要他选择,这时元朝派来了一支蒙古军队,这些军官原本是将门后代,累世承袭,平日里花天酒地,从不训练,而且军队腐败不堪,这支队伍原本是来攻打濠州城的,可是他们平日里只知吃喝玩乐,哪里懂得打仗,更何况红巾军的威名远播,官兵上下都惧怕红巾军.
所以不敢贸然进攻,为了向上级邀功领赏,于是他们派人每天出去到附近的村子里抓年轻的小伙子,抓来后给他们裹上红布冒充红巾军,算是俘虏,以便交差.
老百姓受不了元军的欺压,呼朋唤友,到濠州投奔起义军去了.
朱元璋在庙里也很担心,怕自己继续留在庙中会被元军抓去充当红巾军,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去濠州投军,况且好友汤和等人都已经参加了起义军,可是濠州城里有五个起义首领,该投奔谁呢有一天,汤和让人给朱元璋捎来一封信,说现在兵荒马乱的,在寺庙里呆着实在不安全,让他也来参加义军,朱元璋看后,仍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到村里找周德兴商量,周德兴劝他去濠州投奔义军,并劝朱元璋卜一卦再定.
这时他的同房师兄告诉他,濠州捎信一事已经被人发现,元军要抓他,劝他赶紧逃走,寺里呆不下去了,正在这时,郭子兴的部下又认为皇觉寺以正统自居,又拥有大片田地,剥削佃户,就一把大火烧了寺庙.
朱元璋此时已没有退路可走了,决心人濠州城,投奔义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朱元璋焚香磕头11问卜,结果逃与留皆不吉.
再卜一卦是否应参加义军造反,结果大吉.
朱元璋下定决心,夜走濠州城,投奔郭子兴.
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当时情景:"……好友寄来书信,劝我参加义军,心中担忧又恐惧,正在犹豫不定,此事却被别人发觉,声言要告官府.
形势急迫,算上一卦结果逃亡和留守皆不吉,只有投军方大吉.
"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的地方,他向世人表明,他投奔起义军的决心是神灵的启示,他的行为是受命于天,受菩萨保佑的.
1352年(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穿着袈裟,来到濠州城下,要求见郭子兴.
而濠州城戒备森严,元军在城外三十里处驻扎着,虽然他们不敢轻易攻城,但也是屯营,与红巾军相对峙,故濠州城上、城下哨兵林立,气氛非常紧张.
天刚蒙蒙亮,守城义军见一和尚站在城下,非要见郭首领,怀疑他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就派人到城下,不由分说把他绑起来,准备问斩.
郭子兴听到报告后,骑着马很快赶到城门,见一个和尚虽然被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依然一副轻松、从容的神情,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
两只耳朵大而有轮,两眼炯炯有神,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特别喜欢他,问明白后才知道,他是皇觉寺的和尚,曾经人过教,是好友汤和邀他来参加义军的,郭元帅听后大喜,忙令人给他松绑,收他做了一名步兵,那一年朱元璋25岁.
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6.
足智多谋.
,淑女配"牛郎"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投靠郭子兴,被守城将士误以为元军的奸细,差点就把他杀死,被郭子兴救下,收为步卒.
古语云:"祸兮,福之所倚.
"朱元璋在城门险些挨了一刀,不过这却让他引起了郭子兴的注意,而给他惹来许多麻烦的丑陋面容,竟然成了郭子兴器重他的一个机缘,朱元璋自己非常努力,以出色的才能,让郭子兴坚信自己并未看错人.
被收为步卒后,朱元璋每天在队长的带领下,与大家一起练习武艺,他自己非常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拼命努力.
所以他总是比别人练得刻苦,练得认真,练得时间长,在十来天的时间里,就已经是队里出类拔萃的角色,郭子兴非常喜欢他,每次领兵出击,都会把他带在身边,而朱元璋也总是小心地护卫着郭子兴,作战十分勇猛,斩杀俘获过不少敌人.
因表现出色,不久,他就被郭子兴调到元帅府做了亲兵九夫长.
遇上事情,郭子兴总不忘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每次他尽力谋划,使郭子兴越来越觉得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是个将才.
再后来,郭子兴就派朱元璋单独领兵作战,每次打仗,朱元璋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得到战利品,他又分毫不取,全部分给部下,因而部下都非常拥护他,每一次出战,大家都齐心合力,所向披靡,郭子兴见朱元璋带领的部队,凝聚力空前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于是,对他比以前更加器重,特别想把他收为心腹,让他真心真意、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干.
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编织裙带关系是结交心腹的常用手段.
郭子兴自然也会想到用这个办法,他的两个夫人都姓张,第二夫人被称为小张夫人,她抚养着一个义女,是郭子兴的好友马公的小女儿.
马公原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的富户,因仗义疏财,广交宾客,破了家.
妻子生下小女儿后,不久就死去,他因躲避仇家,便带着女儿来到定远投奔郭子兴,两人结成生死之交.
郭子兴起兵时,马公回宿州策划起兵响应,不料没多久就死了.
马公死后,郭子兴就将马公的女儿交给小张夫人抚养,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这时候,郭子兴为了收朱元璋为心腹,便想将义女嫁给他,于是与小张夫人商量,欲将义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纳贤招婿.
小张夫人对朱元璋为人早有所闻,知道他人才出众,义女嫁给他不会受罪,更重要的是夫君举事成大业,需要有人相助,便欣然应允,认为此举是"收集豪杰,与成功12业"的明智之举,极为赞成.
马氏聪明贤慧,端庄温柔,善解人意,且"知书精女红",对朱元璋来说,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好不美哉!
一个穷小子竟然能娶元帅的女儿为妻,真是福人,福相,福分大,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场梦·,但梦已成真,郭元帅亲自为他们主婚.
从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锦,众兄弟自然对他另眼相看,以后军中就称他为"朱公子".
7.
真戏假唱,濠州拚命救岳父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女婿,郭子兴对他更加信任,让他带兵外出攻城略地,取得辉煌战绩.
而这时,濠州城里的红巾军首领之间,矛盾却日趋尖锐,大有火并之势.
当初,芝麻李、赵均用、彭大响应刘福通起义,占据徐州,拥众十万,声势浩大,对元朝形成巨大威胁.
1352年(至正十二年)九月,元朝丞相脱脱统兵十万,兵临徐州城下,在此之前,元朝命淮南宣慰使贾鲁招募了当地盐丁及骁勇健儿三万,穿黄衣、戴黄帽,号称黄军,包围了徐州城,作为攻打徐州城的先锋.
脱脱采纳了宣政院参议也速之计,以巨石作炮,昼夜猛攻,一举攻人城内,并下令屠城.
芝麻李奋战突围,转战湖北,投奔了徐寿辉,后随明玉珍转战四川,最后出家为僧.
彭大和赵均用突围后率领余部投奔了濠州.
贾鲁受命领兵穷追不舍.
早在彭、赵投奔濠州之前,濠州城内的五个元帅就分成两派.
孙德崖等四人为一派,这些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的人粗鲁直率,眼光较短浅.
郭子兴自成一派.
两派在许多问题上谈不拢,以致关系紧张,彼此猜忌,直至互相防范.
这时只有朱元璋顾全大局,兴脑清楚,他认为大敌当前,义军内部不要闹翻,闹翻了对谁都不利.
朱元璋一方面劝说郭子兴,背地里又向孙德崖等说好话,赔小心,着意联络感情,从中周旋.
再说彭大、赵均用来到濠州后,确实增强了濠州的军事力量,但同时也更加激化了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
彭大有胆有识,非常勇敢,又敢作敢为,郭子兴佩服他并且和他关系密切.
想比之下,赵均用胆小怕事,遇事少主见.
濠州的五个元帅不得不居于他们之下,听从他们的指挥.
孙德崖想借刀杀人,他极力在赵均用面前挑拨离间,他说"郭子兴只知有彭将军,哪知有你赵将军!
"赵均用是个粗人,心里本就窝着火,听了这些话,更是怒发冲冠,就想找机会杀了郭子兴,出口恶气.
一天,郭子兴正走在街上,赵均用派人将他挟持到孙德崖家,先毒打一番,然后关在地窖里,准备暗中杀掉他.
事情发生时,朱元璋正领兵在外作战,闻讯后,他就骑上快马往回赶.
路上碰到一位熟人.
对他说:"郭元帅已给赵均用、孙德崖抓起来了,他们还要抓你,你却往濠州跑,这不是自投落网吗"朱元璋说:"郭公待我恩厚,有难不救是不义,大丈夫岂能做这样的事!
"他快马加鞭,潜回濠州,到郭子兴家一看,只有几个妻妾在,便问郭子兴的儿子在哪里.
几位夫人猝遭变故,疑虑重重,谁也不肯开口,朱元璋说:"我又不是外人,为什么还怀疑我我冒险进城,就是来想办法解救元帅的!
"夫人们这才告诉他几个公子躲藏的地方.
朱元璋对这件事反复考虑,觉得由自己和郭子兴的儿子召集部众去解救,一来把握不大,弄不好倒害了郭子兴的性命,二来会引起红巾军内部的火并,造成自相残杀.
他对郭子兴的家属说:"郭公平素与彭大相厚而轻蔑赵均用,此事必是赵均用主使,只有去找彭大才有望解决.
"第二天黎明,朱元璋陪着小张夫人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天叙、天爵一同来到彭大家,求彭大救人.
彭大听明情况,怒喝道:"有我在此,谁敢放肆!
"当下喝令左右集合队伍,去包围孙德崖家.
朱元璋也身穿盔甲,带兵将孙家团团围住,然后,他急忙爬上屋顶,揭瓦掀椽,跳到屋里,杀死孙德崖的祖父母,救出郭子兴.
只见子兴项带木枷,脚系镣铐,浑身上下被打得皮13开肉绽,当即打开枷铐,背回家中.
赵均用等得知此事以后,非常气愤,但知道此事是彭大出面所为,也只好忍了.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大义、大勇、大智,这正是成大事所必备的素质,在这事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先是头脑冷静,以义军全局为重,绞尽脑汁,从中周旋;后形势有变,又侠肝义胆,救主保驾.
朱元璋救了郭子兴,实际上也是救了自己.
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势力,地位也不十分稳固,倘若坐视不管,郭子兴就会被杀,他也就失去了靠山,不但前途难卜,而且性命堪忧.
他奋不顾身,救出郭子兴,表现了他非凡的大将风度,被军中视为大忠、大义、大丈夫.
[异点]对人对事,大度宽容为人处世须谦恭有礼,这是处世哲学的高明宅处,处处争强好胜,往往容易碰壁.
朱元璋出身布衣.
学识疏浅,但他在对人对事方面,却大度宽容,很得义军首领郭子兴的厚爱,被重用以共谋天下大业.
回想朱元璋这段历史,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生得意的时候不要居功自傲,得意忘形.
人生失意时也不要气馁,更要鼓足勇气继续奋斗.
朱元璋深谙此理,即使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也不轻言放弃,最终成就大业.
培养高度宽容的美德,互相谅解.
当你的事业飞黄腾达时,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俗话说得好:"知逼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
"[胜点]一念一行,都宜慎重修身立业,是人生之道.
每走一步,直小心谨慎,每做一件事,即要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别人着想;要看长远,要顾全大局.
朱元璋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家贫如洗、投靠无路时,寄身寺庙去修心积德.
他在寺庙中,一言一行,都很谨慎,深受方丈的疼爱,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他立身处世,高人一筹的本领.
如果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一时宅欢,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就等于给子孙后代酿祸,给自己的前程伏下了败笔,到那时真是悔不当初了.
古兵法中有:"一言不慎身败名裂.
一语不慎全军覆没"的千古箴言.
朱元璋出世谋事.
暂露头角,为人做事却从不胡作非为,而是谨言慎行明辨善恶.
做事眼高手底,盛气凌人,往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的这种处世方法值得借鉴.
[焦点]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生因福祸相生而循环,但一般人只见其表而不明其理.
老子的:"反者道宅功也"的意思是:不必为失败而过度焦虑,成功的更要小心谨慎以保持其成果.
人的一生不会一帆风顺,但要知道,所有的失败都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笔财富,使人信心更坚定,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事实告诉我们成功的大门只会向那些永不向失败妥协的人敞开.
14二霸王出世篇*争权夺利的突破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群雄逐鹿,剑拔驽张,争夺权力.
朱元璋深深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欲想夺取天下,贵在悟明:招兵买马、广纳贤士、出谋献策、风雨共济,这才是图谋天下的大计.
1.
雄霸天下,基于扩展势力招兵买马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彭大、赵均用投奔濠州,元军也尾随而来.
濠州被元军整整包围了七个月之久,形势危急.
这段时间里,朱元璋曾奉命突围而出,攻打萧县、灵壁和虹县,试图分散元军的势力.
正当元军即将对濠州发动总攻之时,主帅突然病死,士兵无心恋战,解围而去.
被围了几个月的濠州,此时城中的存粮基本上吃光了.
朱元璋找了些熟人,弄到一些盐,换回几十石粮食,总算解决了郭子兴的燃眉之急.
朱元璋是个志向远大之人,他在军中呆的时间长了,对各种事情看得越来越透彻,渐渐觉得这帮人治军无方,驭下无道,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他还深深地认识到,在这群雄割据、争夺激烈的局面下,不发展自己的武装,不招揽英豪为己所用,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
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他禀明郭子兴,回到故乡钟离招募士兵.
不到十天,就募集了七百人.
他将队伍带到濠州,交给郭子兴,自然,郭子兴非常高兴,提升他为镇抚,并把这七百人交给他统率,后来,又升他为总管.
可以这么说,钟离之行是朱元璋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培植自己亲信势力的开始.
朱元璋越来越不适应濠州城里的气氛,朱元璋觉得整天和胸无大志的人呆在一起,简直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不能忍耐下去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他把自己统率的七百人交给别人,只带着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常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前往定远发展势力.
这二十四人可谓是"龙虎际风云",他们此后一直追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明朝建立后三人封公,二十一人封侯.
这次出行很不顺利,工作刚刚开展,朱元璋就患了重病,只得返回濠州治疗,过了半个月,才有所好转.
这时,他听说张家堡驴牌寨屯居着一支三千人的民兵,主帅与郭子兴相识,这时正断了粮,处境艰难,何去何从,尚未决断.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朱元璋觉得这是扩充势力的大好机会,不顾大病刚刚好转,身体虚弱,找到郭子兴,请求派自己前去招降.
郭子兴问需带多少人,朱元璋说人多易生疑,带十个人就可以了,去张家堡的路上,朱元璋又犯了两次病,只得走走停停,一百多里的路竞走了六天,到了驴牌寨,见了主帅后,朱元璋对他说:"郭公与你是老相识,他听说你们缺粮,又得到消息说有别的军队要来攻打你们,特地派我来报知一声.
如果你们愿意跟随郭公,就与我一起回去.
不愿意,也要赶快移到别处,以避来犯之敌.
"主帅思来想去也没有办法,想不出其它主意,又见他说得真诚,就与朱元璋交换了信物,说等收拾好行装,就到濠州归附.
朱元璋见主帅如此说,便将费聚留下等候,自己先回濠州,不料过了三天,费聚来报,说事情有变,驴牌寨主帅想要把队伍拉到别的地方去.
朱元璋立即带着三百名士兵赶去,费尽唇舌,但主帅仍是犹豫不决,朱元璋便定下一计,让人请主帅15议事,趁机将他挟持而去,离开营寨十余里后,又派人到寨中传话,说主帅已经选好了新的营地,让部众移营,部众信以为真,便烧了营寨跟着去了,主帅见大势已去,没有办法,只得归降于他.
紧接着,朱元璋又带兵去豁鼻山,招降了以秦把头为首的一支八百人的武装队伍.
朱元璋对收编而来的队伍进行了集中训练,在较短时间内,他们的战斗力就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久,他就率领这支部队攻克了屯居横涧山的缪大亨武装集团,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一下子就得到了当地兵民七万多人,从中选出二万精壮,组成一支大部队.
朱元璋的声威迅速上升,其他一些结寨自保的地方武装队伍相继来降,使得朱元璋的队伍日益壮大,具备了争雄天下的初步基础.
在这些归附者中,最受朱元璋器重的是冯国用、冯国胜兄弟.
他们自小读书,精通兵法,来归后,朱元璋向他们征询计策,冯国用说:"金陵(今南京)龙蟠虎踞,自古帝王多有建都于此者.
应当先攻取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图财宝美女,天下是不难平定的.
"朱元璋闻听此言,不由得喜上眉梢,他的心中开始有了一个平定天下的初步纲领.
对归附而来的队伍,朱元璋总是重新组编,命人率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些人以前都懒散惯了,刚开始时,总是抱怨,朱元璋训诫说:"你们人多势众,却轻易地就归我所有,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将领缺乏纪律,士兵缺乏训练.
现在训练你们,是要你们都懂得纪律.
大家要共同努力,以建立功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这些原来的杂牌军队成了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
山小难容猛虎,池浅难容蛟龙,朱元璋建立起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后,就把目光投向远方,他要率军离开濠州,去开辟新的天地.
2.
知人善用,是决定取胜的根本当初朱元璋听到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
他初步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
此后,便开始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治道,请他们出谋划策.
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
"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吹嘘,而正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留置幕下,有了什么疑问就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
龙风元年(1355年)六月,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谈论天下大事.
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争雄长.
然皆好子女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
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
"朱元璋又问陶安:"我想攻取金陵,您以为如何"陶安回答说:"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蟠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定当战无不胜.
"朱元璋对陶安的话十分赞赏,将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对他特别的厚待,遇到什么事就和他商量.
十几年后,当朱元璋帝业已成,还追念他的功德.
李习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的知府.
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占领应天后,朱元璋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
"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
他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洛阳名儒秦从龙(字元之)隐居于镇江,便在命徐达率军去攻打镇江时,特地嘱咐说:"镇江有一个秦元之,才器老成,你要寻找到他,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
"徐达在攻克了镇江以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刻让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16礼前去拜望,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到城门外将他迎入,与他朝夕相处,向他谘询军政事务,此后,朱元璋命将出征时,经常让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儒名贤.
龙风三年四月,邓愈率军进入皖南,他听说徽州名儒朱升学问渊博,于是特地向朱元璋推荐此人.
朱升,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
他是休宁人,后移居歙县,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刻苦好学,至正四年(1344年)参加科举考试,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出任池州学正,后见天下扰攘,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
朱元璋对朱升早已有所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学,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
朱升虽身在山中,却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有所谋划.
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头一策是让他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策是让他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策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过早地树立目标,这三策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
他把朱请回幕府,参与密议.
龙风四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征婺州.
他知道婺州是理学中心,一向有"小邹鲁"之称,拥有大批富有学问的儒士,把这些人拉拢过来,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也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
所以,攻克后,朱元璋迅即召见了儒士范祖干、叶仪,询以治道,接着又聘请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等十三名学者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干、王冕、许瑷等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
他还下令开设郡学,礼聘名儒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为训导,恢复了因战乱久已废毁的教育体系,深受当地士人欢迎.
龙风五年(1359年)十一月,胡大海攻占处州,派人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溢.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统年间考中进士,历官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因才学不为上司赏识,无法施展平生抱负,弃官归隐,读书著述.
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协助石抹宜孙守处州,授官行省元帅.
章溢,字三益,龙泉人,曾组织乡兵抵抗农民起义军,授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推辞未受,退隐匡山.
朱元璋接到胡大海的推荐后,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溢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最大的刘基却不愿为他所用,不肯出山.
朱元璋命人再三去敦请,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写信劝他应聘,刘基不得已,'只好勉强应允.
龙风六年(1360年)三月,刘基与叶琛、章溢、宋濂四人一起到达应天,朱元璋喜不自胜,让人在自己的住宅西边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们居住.
他向他们征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刘基遂条陈述时务十八策,内中说:"我有两个劲敌,一是东面的张土诚,一是西面的陈友谅.
张士诚所据地方,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为人首鼠两端,暗地里打算反元,表面上却依附元朝,只不过是个保守寸土的人,不会有远大作为.
陈友谅兼有饶州、信州,横跨荆、襄,土地广阔.
但他挟持自己的主子徐寿辉以胁迫部下,部下多有怨言;又为人剽悍,专事冒险,拼杀攻掠,不恤百姓,民疲不堪.
所以战胜陈友谅,并不困难.
捕兽先捕猛兽,擒贼先擒强贼,为今之计,当先攻打陈友谅.
攻灭了陈友谅,就具备了争夺天下的基础了.
"刘基对天下局势分析得很深刻,使朱元璋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堪与诸葛亮的"隆中计"相媲美.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朱元璋很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
他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的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斫石头必会缺损;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趴倒.
"朱元璋特别强调随才使用.
刘基、宋濂、朱升等是博治经史、长于谋略的人,留在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汪广洋、叶琛、章溢等是饶有智计、善于办事的人,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随才所用,可以使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上.
173.
有屈有伸,以退为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朱元璋非常注意斗争策略,从不凭一夫之勇蛮冲蛮打,鲁莽行事.
有时候,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朱元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冒险攻击敌人,甚至做出某些让步.
从长计议,以免吃眼前之亏.
他很清楚,在军事斗争中,只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快,解一时之恨,危害是非常大的,有时还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前功尽弃.
只有具备了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有屈有伸,善于斗争,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夺取最后的胜利.
至正十三年十月,元朝丞相脱脱率师围高邮,分兵攻六合.
六合的农民起义军派人到滁州来向郭子兴求援,郭子兴派朱元璋领兵出救.
元兵排出倒海般地攻过来,六合城防御工事全被摧毁,朱元璋等将领指挥守兵拚命抵抗.
后来,实在抵敌不住了,朱元璋只好组织全城军民撤退到滁州.
元兵跟踪追击到滁州城外,朱元璋于中途设下埋伏,令部将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引诱元军进入了伏击圈,把元军打得大败.
这时,朱元璋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眼下打了个胜仗,但元军势力很强大,而滁州却是孤城无援,若元军再增兵围攻滁州,一定会吃大亏.
于是,朱元璋就令城中父老把战场上获得的元军马匹辎重,并带牛、酒奉还元军.
还告诉元军将领说:滁州城中全是良民,现在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了防御寇盗.
我们愿意供应给大军军需给养.
你们怎么分兵来打滁州呢应当去攻打高邮才对,饶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吧.
元军打了败仗,丢失了一大批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害怕受到上司怪罪.
正万般无奈时,一见来人送回了马匹辎重,还说好话求情,就引兵离去,"滁城得完"(《明太祖实录》卷一).
尽管朱元璋把元军引向高邮是不太道德的,但是,这仍不失为一个保全自己的好计策.
至正二十一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进军山东,几乎占领山东全境.
北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不但小明王的都城安丰难以保住,就连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也随之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势岌岌可危.
朱元璋十分清楚,他所占领的地区几年来之所以比较安定,军事力量之所以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凭小明王的红巾军主力在北边掩护.
现在局势突变,万一安丰失守,就得直接面对元军的主力进攻.
分析敌我实力,实在相差太远,硬打硬守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避免和元军主力决战,以图生存和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心向察罕帖木儿求和.
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请求通好,实质上就是表示投降.
察罕帖木儿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于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时机,西攻陈友谅.
朱元璋在对敌人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时遇到敌人实力较强,自己消耗太大,得不偿失,他就会主动停止攻击,以等待时机.
朱元璋渡江建立江南政权以后,为了安定自己的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本大营,就下决心先攻打张士诚.
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七月,朱元璋在攻下常熟后,觉得张士诚部队的战斗力较强,有的据点动用兵力大,攻击时间长,很不容易对付,再打下去,不太合算.
于是,他就主动中止了对张士诚的攻势,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浙东方向的元朝统治区.
朱元璋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军事行动,以取得理想的战果.
至正二十七年(1367)前后,北方的几个元朝将领为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拚得你死我活,杀得昏天黑地,谁也顾不上反元的势力.
在军事将领之间打内战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了.
宫廷的权利斗争与军队的相互撕杀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就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倾轧、残杀的集团.
双方都要争夺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军事力量作后盾,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逐步形成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朱元璋就抓住元朝内部打得难解难分、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事力量.
当朱元璋北伐大军临近城下时,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才如梦初醒,急忙停止内战,但18又不愿意和其他元将配合,不愿听其他元将指挥,还是各保一方,各自为战,这又为朱元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好时机.
4.
大智大勇,善于大破敌人阵脚1354年(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元朝丞相脱脱统兵百万大败张士诚于高邮(今江苏高邮),又分兵围六合(今江苏六合).
当时六合在赵均用、孙德崖队伍手中,危在旦夕,守将向郭子兴求救,六合在滁州东面,是滁州的屏障,六合一失,滁州顿危,但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有嫌,拒不发兵.
朱元璋认为,六合与滁州唇齿相依,不能不救.
他说,六合被围,不救必毙;六合要是失陷,滁州马上不保,不能因小失大.
郭子兴终于被朱元璋说服,决定发兵.
郭子兴决定发兵滁州,但诸将非常害怕元军百万之势,都借口求神不吉,推辞不去.
关键时刻,又是朱元璋率兵救援,表现了他超人的胆量和气魄.
朱元璋领兵来到六合,与耿再成将军合守瓦梁垒,元兵人多,每次进攻,都排山倒海,六合城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朱元璋率军拼死抵抗,激战数日,元军仍然攻势凶猛,元璋觉得这样死守,就算全部拼死了恐怕也守不住,想要取胜,必须用计,才能够出奇制胜.
朱元璋把队伍全部撤入堡垒,并收拾好粮草,然后让全城妇女站在城门前大喊大叫,骂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攻城的元军都愣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却又不敢前进.
这个时候,全城人马乘此机会列队而出.
妇女和牲畜在前,青壮年在后,浩浩荡荡往西走,等到快要撤到滁州城的时候,元兵才知道上了当,急忙策马加鞭去追,却没料到又中了朱元璋的埋伏,这时,滁州城里战鼓齐鸣,响声震天,全部兵马倾城而出,元军大败.
元璋获马匹无数,这时候朱元璋的头脑非常冷静,他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他认为,元朝军队兵多将广,很快会再来攻城,必须设计使元军退兵,不敢再来进攻.
于是,他派地方上的父老乡亲抬着酒赶着牛去犒劳元兵,并将缴获的马匹送还给元将,并且口口声声称城中全是良民百姓,因兵荒马乱,结寨自保,其目的是防盗,并不是有意和元军作对,元将信以为真,下令引兵到别的地方去了.
滁州得以保住,六合解围.
在六合保卫战中,朱元璋开始是勇救六合,后来又设计制止并使元军退去,初步显示出他出奇制胜、善用心计和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
表现了他那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他那临危不惧,顾全大局的做法,赢得了全体官兵的赞许和敬佩.
元军退去之后,郭子兴非常兴奋,脑子一热,非要在滁州称王不可.
朱元璋极力反对,他劝郭子兴,认为滁州是座山城,既不通船只、商贾,又无险可守,不是长久立足的地方.
在此称王只能树大招风,招致元军再次来攻城,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郭子兴听了以后,沉思良久,最终,称王的事被暂时搁浅.
从1352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彭玉莹在杭州战败被俘牺牲,红巾军的反元斗争开始步入低潮.
同年十一月,另一重要战将项普略在徽州被捕就义;南方红巾军节节失利.
到1353年(至正十三年)底,徐寿辉兵败,被迫率部退入黄梅山一带.
王权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也于1353年、1354年(至正十四年)相继被打垮,使北方红巾军的两翼失去屏障,风云突变,形势严峻,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被迫采取守势.
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滁州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在不远处脱脱率领百万元军猛攻高邮,对朱元璋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张士诚拼死坚守高邮,外城仍然被元军攻破,眼看就坚持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
元朝上层统治阶级矛盾激化,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脱脱的兵权被解脱,高邮城外的元军失去主帅乱成一片.
张士诚看准机会,抓住时机率领大军全力出击,大获全胜.
高邮一战,可以说是元朝自己打败了自己.
从此,元军土气低落,一蹶不振.
高邮之战是农民起义军新的起点.
刘福通率领的北方红军也开始大举反攻,并于135519年(至正十五年)二月,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都城就建在毫州(今安徽毫县).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滁州也转危为安.
朱元璋想主动出击,滁州严重缺粮,而城中顿聚着大军有四万之多,如果长期如此下去.
时间一长,军心肯定会变得涣散,他建议向南进取和州(今安徽和县)让兵士到那里去,以此来解决缺粮的问题.
同时,他又向郭子兴建议说:"和州不能力胜,只能智取.
朱元璋讲,从前攻民寨时,曾得庐州兵三千,今选三千勇土,椎结左衽,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用四头骆驼载着货物,声言是庐州兵护送北使人和州犒赏将士,再以红巾军万人潜随其后,等青衣兵骗开城门,举火为号,红巾军可乘其不备攻入城中.
郭子兴认为朱元璋的建议是出自实际,目前,进攻和州的问题也能得以顺利解决,因此,他采纳了朱元璋的计策,派妻弟张天佑带着青衣兵袭取和州,又命朱元璋领兵前去支援,结果一举拿下和州城,郭子兴获得捷报后,提升朱元璋为统帅和和州兵马总兵官.
5.
办事公道,深得民心拥护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的部队进抵滁州.
朱元璋驻扎下来,又有一些文士武夫前来投奔,他帐下的人才越来越充实.
后来郭子兴来到滁州,郭子兴一到,朱元璋就把兵权拱手相让.
这件事反映了朱元璋的大仁大义之心,其实它更体现了朱元璋的远见卓识.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横行四方,郭子兴作为起义首领,影响力还非常大,如果他和郭子兴发生分裂,必然导致部众分离,自相残杀,信誉扫地,不要说去争夺天下,立身之地恐怕也难以保住.
这其中的利害,朱元璋自然洞悉无遗.
《易经》中有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既使雄心勃勃,也只能以屈求伸,为了未来的腾飞,暂且蛰伏.
郭子兴见朱元璋治军有方,刚开始的时候,他十分高兴.
但是没有过多久,开始忌妒朱元璋的将领们,包括他的儿子郭天叙、郭天爵在内,常在郭子兴的耳边进谗言,所以他对朱元璋也产生了疑忌.
他把朱元璋身边得力的将校和慕僚一个又一个都调走了,对此,朱元璋一句怨言也没有.
有一次,郭子兴借故将朱元璋禁闭起来,不让他吃饭,马夫人偷偷给他送食物,不料却被小张夫人发现,得知情况后,为他向郭子兴求情,才被放出来.
朱元璋深知郭子兴忌才护短的禀性,处处谨慎,不敢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意,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姓任的将领诬告朱元璋"每战不剩",于是,朱元璋被安排和任某一同出城作战,刚一出城,任某便中了一箭,折回城里去了,而朱元璋却奋勇杀敌,凯旋而归.
郭子兴经过此事后,觉得很愧疚.
当各位将领出征回来后,都把在战争中掠夺来的金银珠宝进献给郭子兴,朱元璋一向不妄杀妄掠,即使获得珠宝,也把这些东西全都分给部下,所以没有财宝献给郭子兴.
对此,郭子兴特别不满意,马夫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就把自己的私房钱献给小张夫人,小张夫人便在郭子兴的面前总讲朱元璋的好话,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疑忌、不满也就渐渐地淡化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郭子兴同意朱元璋救六合,保滁州,就在朱元璋解救六合的时候,元军主帅被解除职务,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事件,使起义军首领从此可以群雄逐鹿.
朱元璋非常想抓住时机,向外扩张势力,况且滁州城小人多,也难以久居.
他向郭子兴提出攻取和州(今安徽和县)的建议,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作战计划:挑选三千勇士,穿上青衣,带着装载财物的骆驼向和州进发,另派万名士兵相隔十余里尾随而行,身穿红衣.
到城下后,青衣兵声称是庐州派兵护送使者人城犒军的,和州一旦开门放行,则举火为号,红衣军急驰而前,必能破城.
郭子兴采纳他的计划,于是精心挑选了三千名勇士,让他们穿上青色的衣服,带着成群20的骆驼,骆驼上装载着许许多多的财物,由张天佑带领着向和州迸发.
另一方面,他又派万余名士兵相隔十余里尾随而行,身穿红衣.
到了城下后,张天佑谎称他们是庐州派兵来给他们送财送物的,来犒劳大家的.
守城的将士们见他们没有什么可疑的,于是就大开城门,他们进城,和州的大门一开,青衣士兵便按原来的计划,以火光为号,燃起了火把,随后的红衣军见到火光后,便急驰而前.
元军见势,急忙大叫关城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青、红衣军已经以势不可当的势头攻向城中,守城将士见势不妙,便放下手中的武器向张天佑投降.
于是,张天佑的大军利用朱元璋的计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和州.
郭子兴在张天佑出发后,又命朱元璋领兵前去支援,朱元璋到达和州之时,他们已经一举拿下了和州.
攻人和州后,朱元璋整顿人马,迅速在城中各处布防.
防止元军的反扑.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没过多久,元朝政府又派人带兵前去攻打和州.
由于朱元璋事前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元军大败而归.
随后,他派人向郭子兴报捷,郭子兴大喜,于是下令任他为总兵官,镇守和州.
6.
消除误会,惊破元军占和州朱元璋被郭子兴任命为和州总兵,驻守在和州城中的众将官,多数都是郭子兴的部下,资深年长.
起义时间也比朱元璋长,而朱元璋从总管升为和州总兵,节制诸将,论资历他最浅,论年纪他最轻,他料想诸将不会服气,为了树立威信,使大家对他服气,朱元璋先让手下人将议事大厅主将的公座撤掉,只摆上几条长木凳.
次日五鼓,召集各位将领到议事大厅议事,朱元璋有意迟到,一看十来个将领都已经就座.
当时坐席以右为尊,朱元璋到达后,见大家都已经落座,就只有一个末座留给他.
朱元璋见此并没有动声色,讨论军政大事,诸将都呆若木鸡,闭口不语;轮到元璋发言,他对敌情形势剖析准确透彻,提出的办法有理有据,诸将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日子一长,大家觉得朱元璋年轻有为,有胆有识,办事公道,确有长处,稍稍有些心服.
只有个别几个将领仍然是口服心不服.
接着,朱元璋又召集诸将商议修筑城墙防御工事,分成若干段,每位将领每人认定一段,限定三天完工,三天过去了,朱元璋同各个将士一同检查验收.
朱元璋负责的一段,已经由徐达率众修完,而其余各段都没有完成.
朱元璋认为这是一个整顿纪律、制服诸将、树立威信的好机会.
检查完毕,回到议事大厅后,朱元璋把主将公座朝南一摆,板起了面孔来,将郭子兴的令牌放在上面,让诸将叩头朝拜.
然后非常严肃地说:"总兵乃主帅之命,非我擅自专权,总兵责任重大,不可没有法纪;今修城一事皆不能如期完工,贻误军机与事何补话要说明白,既往不咎,自今以后,如再有违令者,军法从事!
"诸将自知理亏,谁也不敢吭气,只好谢罪.
再有徐达、汤和等人非常守纪律,服从命令,而且对朱元璋毕恭毕敬,也为诸将树立榜样,加上李善长善于疏通协调,朱元璋本人做事有板有眼,有分寸,有节制,众人也都看在眼里,久而久之,在诸将的心目中,其总兵的威信也就树立起来了.
郭子兴的队伍成分比较复杂,义兵、民兵、流民、流氓、地主武装全有.
原本纪律就很差,他们每每攻破城池,就抢掠四邻,不分地主富豪还是平民百姓,全部都打劫一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一次攻占了和州,他们还是恶习不改,破城横暴,虏人妻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民众怨恨.
谋士范常提醒朱元璋说:"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朱元璋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召集诸将,申明大义.
他说:大军从滁州来时,人皆只身,并无妻小.
入城虏人妻女,使百姓夫妻离散,军队没有纪律,怎能安抚地方.
并下令:21今后取城池,凡所得妇人女子,只有无丈夫、未出嫁的可以留下,有丈夫的妇女不许占有.
第二天,元璋下令召集全城的妇女、男人皆到衙门口前集合,让男人们分列门外大街两旁,将掠来的妇女从衙门内列队而出,让他们夫妻相认,父子相聚,合家团圆.
朱元璋这一举动,深得民心,百姓们奔走相告,合家欢庆.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因为濠州缺粮,孙德崖率兵到和州就食.
朱元璋虽然害怕他会图谋不轨,却又担心两军发生点什么事,只得暂且容忍.
就在这个时候,忌嫉朱元璋的一些人向郭子兴进谗言,说朱元璋投靠了孙德崖,借此离间他们的关系,想除掉他,郭子兴本来就心胸狭隘,再加上他和孙德崖原本就不和,非常生气,他一气朱元璋不该让孙德崖进驻和州,二恨孙德崖不该强行到他的地盘就食.
现在听别人如此说,更是怒发冲冠,于是匆忙赶到和州问罪,事先朱元璋根本不知道郭子兴来和州,当他知道郭子兴已到和州后,急忙深夜前来面见郭子兴.
见子兴脸色不好,急忙跪下,不敢吭声;郭子兴看着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问:"你可知罪,罪责难逃!
"朱元璋急忙放低声回答:"儿女有罪,然家事可早可晚,外面事要速想办法.
"子兴忙向:外事指什么"朱元璋仍压低声音说:"孙德崖在此地,昔日与大人积怨尤深,现城内外都有他的军队,要马上作好安排,以防不测.
"郭子兴听后,才知道自己听信谗言,错怪了朱元璋,心中的疑虑和怨气全都消了,反而还安慰朱元璋,说自己是听了别人的话,让他不要介意.
孙德崖得知郭子兴深夜赶来和州的消息,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派人告诉朱元璋:你丈人来了,我准备去别处.
朱元璋感到事情不妙,一方面派人告诉郭子兴及早作好准备,而自己马上去见孙德崖.
见到孙德崖,朱元璋说:何必这么急着要走孙德崖说:你丈人不好相处,我得走.
朱元璋观他神色,似乎不想火并.
于是就说,现两军同住一城,应该先让队伍走,元帅殿后为好,万一发生摩擦,也好解决,别伤了和气.
孙德崖听了朱元璋的话,表示同意.
朱元璋这才稍稍放心,并亲自为孙德崖的队伍送行.
谁知刚走出十多里地,正准备回城,突然接到报告,说城里两军交火了,伤亡不小,朱元璋听后,忙将一起同来的耿柄文、吴祯叫住,勒马飞奔回城.
不料,路上又被孙军擒住,并且还用铁索锁住他的脖子.
孙德崖的弟弟举刀想杀死朱元璋,被身边的军官劝住,说孙元帅现在还在城里,你杀了朱公,那么孙元帅还能活吗不如我们先派人进城看一看再做道理.
于是派一军官,立即进城,发现孙德崖也被锁着脖子,正在那和郭子兴对饮,这样朱元璋才未被杀.
郭子兴不久得知朱元璋落在了孙军手上,也非常着急,决定与孙军走马换将,双方达成协议,先由郭子兴用徐达等人换回朱元璋,朱元璋回城后再放孙德崖,孙德崖回去后再放徐达等人.
几天以后,朱元璋脱险回城.
郭子兴最恨孙德崖,这次有机会抓住他,原本想杀了他以泄上次被囚受辱之愤.
没想到朱元璋也被孙军俘虏,无奈之下只好放了孙德崖.
这口气始终闷在心里,忧郁成疾,不想这病越来越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不治身亡了,朱元璋、张天佑以及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还有郭子兴的夫人护送灵柩回滁州安葬.
由于在这件事中,全仗朱元璋的帮助,孙德崖才化险为夷,所以他在心中一直对朱元璋心存感激之情,如今郭子兴去世了,朱元璋十分伤心,在他称王后,他追封郭子兴为滁州王,并为其立庙祭祀.
7.
高瞻远瞩,识破暗算,化敌为友,光复集庆郭子兴死后,军中的事务就由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妻弟张天佑与朱元璋共同主持,领兵作战自然也是朱元璋.
可是,军中不能一日无帅,元军打来怎么办22孙德崖回来怎么办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大宋政权丞相杜遵道派人前来,大家公推张天佑同派来的使者一同去毫州,商议立帅一事.
张天佑不久便带回了小明王的命令,委任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
从此,这支军队奉龙凤为正朔,以号令军中.
朱元璋对自己屈居第三虽然非常不满意,但是,他考虑到自己这支部队力量尚不够强大,正好可以利用龙风政权的名号以壮声威,号召、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也就接受了封号.
于是,在和州正式建立起都元帅府.
在和州都元帅府中,郭天叙是主帅,一切军政大事应出自他的手中;但是,天叙太年轻,而且又没有军事作战经验,难当此重任.
张天佑虽然年长,可他有勇无谋,遇到事情又优柔寡断,一点主见都没有.
自然和州的军政大事就全凭左副元帅朱元璋料理决断了.
和州的队伍,大部分人是朱元璋招募招降来组建起来的,又是他新训练出来的,所以都听从他的调遣.
另外,朱元璋身边还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心腹,如徐达、汤和、胡大海等战将;还有能为他出谋划策的一群贴己谋士,如李善长、冯国用、范常等.
而且朱元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胸有韬略,大智大勇,绝非郭、张能比.
朱元璋虽然位居第三,实际上大权牢牢掌握在他手里.
他才是军中拿得起、放得下、做得主、说了算的真正主帅.
朱元璋掌握实权以后,对于如何才能牢牢地控制军权,如何支配将领和谋士,确实费了不少的心思.
他为了严防文臣武将相互串连勾结,他规定,不准将领们自己选用谋士,所有文臣谋土都是由朱元璋自己选派的.
而且他还规定:每攻克一个城池,就令将官屯守,不允许儒者谋士在将官左右谈古论今,以防下属将官滋长谋求独立发展的机会.
同时,每占领一个城池后,就用义子做监军和将军同守.
他的义子保儿和大将胡大海被朱元璋指定同守严州,两人曾一度意见不和.
朱元璋知道后,他派帐前都指挥使郭颜仁告诫李文忠说:"保指挥(保儿)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你必须将此话对文忠说清楚,对胡院判(胡大海的官称)要以真心相待,节制以守之……"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派义子和将军同守一个城池,实际上是让义子监视将军,并有节制政权的意思.
朱元璋每次出兵打仗,都要求将士们将家属必须留在后方,看起来,好像是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实质是让他们留在后方做人质,以免将士投降叛变.
这种方法都说明了朱元璋驾驭将士的能力及惟我独尊的封建权威意识正在其脑中萌发.
朱元璋率几万将士驻扎和州,他一直觉得和州城小人多,难以久居.
而隔江相望的太平(今安徽当涂),乃要冲之地;东北通集庆(今南京),南邻芜湖,东面的丹阳湖周围是鱼米之乡.
从军需和战略两个方面考虑,太平是必取之地.
朱元璋把渡江攻取太平向江南发展的想法告诉了李善长,善长极为赞许,但认为条件尚不成熟.
偌大的长江,怒涛汹涌,无船无水兵,要想渡江谈何容易.
就在朱元璋无处筹措之时,巢湖水寨的红巾军首领李扒头、赵普胜因与庐州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左君弼有隙,屡遭攻击,便派自己的部下俞通海到和州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早就听说巢湖水寨有大小战船一千余艘,水军一万多人,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他亲自赶到巢湖力劝李、赵等人,一同渡江,到江南发展势力,李、赵表示同意.
朱元璋带领巢湖水师向和州进发,不料走至马肠河口被元军阻挡,朱元璋当机立断,马亡回和州调集了一批商船,装载精兵,击败了元军,巢湖水师利用连日大雨河水暴涨之机,顺利入江,驶抵和州,真乃天助朱元璋也.
赵普胜于中途变卦,率部离去.
朱元璋有了自己的水师,立即召集诸将,制定渡江方案.
有的将领主张直捣集庆,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太过于冒险了,决定先攻取采石.
1355年六月初二,朱元璋亲自率徐达、邵荣、汤和、常遇春等人,战船一千余艘,分两队渡江.
快到南岸时,朱元璋认为采石是个大镇,防御必严,而旁边的牛渚矶伸入江中,不易固守,于是下令在牛渚矶上岸.
经过一番拚杀,矶上元军被杀退,朱元璋大军顺利登陆,很快拿下了采石.
23渡江成功后,李扒头想独立发展,杀死朱元璋,不料走泄了风声,反被朱元璋灌醉后,捆住手脚扔入江中,其部下全部归顺了朱元璋.
攻下采石后,士兵们抢着搬运粮食牲畜,朱元璋非常不高兴,对徐达等将领们说:"今全军渡江,拿下采石,是为了乘胜夺取太平,在江南成就大业,若纵容兵士掠夺财物后回和州,再想回来成就大事可就难了.
"于是他效仿当年项羽破釜沉舟之计,将所有船只缆绳砍断,任其顺流而下.
然后,朱元璋传令三军:"前面就是太平,城里财宝美女,无所不有,攻下此城,任你们随意取用,然后就放你们归去.
将士们听了,无不欢欣鼓舞,直奔太平城下,人人奋力,很快就破城而人.
兵士们正准备大抢一通,却只见满街都贴着告示:严禁抢掠,违令者军法处置.
富豪陈迪等捐献了一批财宝,朱元璋全部分给将士们,大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朱元璋又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太平的百姓无不衷心拥护.
1355年(至正十五年)六月底,朱元璋分兵两路进攻集庆.
南路由徐达等率领往东攻占溧水,再取溧阳,从南面包抄集庆,主要是切断集庆与南面元军的联系;北路由张天佑率领降将陈茔先的士兵,直取集庆.
朱元璋将陈茔先留在太平,陈茔先暗中指示部下,不要认真打,装装样子就可以了.
张天佑吃了败仗,退回太平.
同年八月,再次进攻集庆.
陈茔先又传话部下,不要真打,这时,徐达占领溧水,又分兵攻取了溧阳、句容、芜湖等地,切断了集庆与南面元军的联系.
九月,朱元璋决定对集庆发动第三次进攻,由郭天叙、张天佑带兵去攻.
郭、张攻打集庆东门,陈茔先也领本部人马来到集庆,并佯攻南门.
随后设宴请郭、张两位元帅,乘其不备,以伏兵杀害郭天叙,又生擒了张天佑,将集庆主帅福寿处死.
红巾军只好退守溧阳.
郭天叙、张天佑死后,原郭子兴的旧部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这时他才正式成为这支军队名副其实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的一员大将.
1356年(龙凤二年)三月初一,朱元璋亲率大军从太平出发,三攻集庆.
先前部队在集庆城外突破陈茔先的大营,陈茔先被活捉,其部将三万六千人全部归降.
朱元璋认为,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应化敌为友.
先前正是这伙人杀了郭天叙和张天佑,要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为我所用.
于是他从中选出五百勇士做自己的亲兵侍卫,将原亲兵全部撤下,当夜就让这五百人轮流为他守夜,只留亲兵侍卫冯国用一人陪住.
朱元璋胆识非常人所及,非常人所能比.
他回到帐中,脱下盔甲,倒头便睡.
他的这种以诚相待:用人不疑的大无畏精神,折服了这五百勇士.
不仅如此,也使得那三万多降兵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表示原意为朱公效死.
三月初十,朱元璋下令向集庆发起总攻:冯国用率领这五百壮士首先攻入城中.
元朝主帅福寿率军巷战,兵败被杀,平章阿鲁灰等均战死,御史王稷、元帅李宁等被俘,水军元帅康茂才及全城军民五十万归降,只有蛮子海牙一人突围逃走.
江南重镇集庆被朱元璋光复.
朱元璋入城之后,召集官吏军民大会,宣告说:"元朝政治腐败,兵戈并起,老百姓遭殃……我领兵到这里,是为你们除乱解难的.
你们大家要各守其职,不要疑虑害怕;有贤人君子愿意跟我建功立业的,我以礼相待并重用;做官的不许横暴,不许残害百姓;旧的规章制度对大家不利的,我一律将其废除.
"大家听了朱元璋这一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又见朱元璋的军队果然纪律严整,都放心了,集庆城里很快就秩序井然.
攻占集庆的次日,朱元璋下令改集庆为应天府,以表示自己起兵是"上天应命"的.
又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军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戍守太平.
七月,小明王得到朱元璋占据应天以捷报便下令提升他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命他为江南中书省,总揽省事,并设立和完善了其他行政、司法、军事机构,建立起了一个完备的地方政权,他的诞生标志着朱元璋在其政治生涯进程中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这个政权虽然在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
24[异点]冷静观人,理智处世处事贵在"忍怒",其实它与现实生活中的"冷"的含义同归一理.
世间的一切事物,只有遭到"冷"的刺激,方能心静.
心静了,才会引起大脑思维清晰,对问题的处理决策才能英明果断.
朱元璋从势单力薄发展到汹涌澎湃,这一浩荡的过程,肯定遇到不少大大小小的麻烦事.
但他都能从容处理好,这与他的冷静观人分不开.
常言道:"万物静观皆自得,"热情如水可以给人以生命力和无限温暖.
但是冷静如水却有助于思考精深判断准确.
一个会处事的人,待人差物是冷静的,处事是理智的.
这样遇事才不会感情冲动.
做事才能有条不紊.
而识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孙子说:"视春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就是这个道理.
[胜点]为人处事得体为人处事进度有度才算高明,它能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而待人接物宽厚大度最快乐,实际上也在为给自己提供方便.
朱元璋大智大勇.
率兵应战,决胜千里.
始决于为人处事考虑全面,更重要的深得民心的拥护.
在争夺权利的过程中,足智多谋,化解里里外外的矛盾.
以长远的眼光博得同情.
跟宋代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宅乐而乐"有相似之处.
一人不能吃苦的人万事都难以成功.
苦尽甘来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懂言道:"知足者常乐".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消极,但对于那些为迪名逐利而贪赃枉法的人来说.
这句话仍不失其真意.
因此:"让一步,宽一分"是得道者的常用方法.
[焦点]厚德载物,雅量容人《孔子家语》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一个心地善良,修养很高的人往往缺乏容人的雅量,以因为自己道德自律严,便由己及人;或太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而常常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更就谈不上事业有成了.
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而且善恶交错.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必须有清浊并容的雅量.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人要想创造一番事业,就一定要有容忍人的度量,容忍固然很难,但为了事业的成功,为了大局,就必须要有"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的胸襟.
如果说谦让是美德,容人同样是美德.
25三建功立业篇——扩展势力的突破朱元璋兵戎相见,节节胜利.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着眼现实:顾大局、存实力;统筹战局、观察形势、扩展势力,计谋主攻有序;神机妙算最后一招:南征北战,推翻元朝,建功立业.
1.
主动出击,巩固江南根据地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自己在群雄并起之际,不过是有了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
他的地盘只是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至芜湖,东起句容至溧阳这么一块狭小的地方.
他非常清醒地分析了自己面临的形势:地盘不大、兵力不强、四面受敌,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
朱元璋当时所处位置是:东边有元军据守镇江;西面徐寿辉的势力已达池州(今安徽贵池);南边元将八思尔不花扼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和宁国(安徽宣城);东南张士诚占据平江、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边青衣军张明鉴据有场州(今江苏江都).
除此以外,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其弟厚孙据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占衢州(今浙江衢州),形势很不乐观.
不过,朱元璋没有因此而害怕,他总是这样想:军事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发展的机会,他着眼全局,分析时局,元朝自脱脱死后,统治阶级内部更加腐败,皇帝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造龙舟、造宫渭、建房屋、玩天魔舞女.
整天沉浸在游玩享乐之中,大臣们又相互倾轧、争权夺势,元朝的统治日益没落,就像一轮快要落山的太阳.
而当权者却浑然不觉,各地农民起义军乘机大举进攻,元朝江山危机四伏.
农民起义军频频出击,刘福通三路北伐,把元朝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牵制在北方,使他们没有办法顾及到东南方向的朱元璋.
刘福通在北面、徐寿辉在西面、张士诚在东面,三路大军为朱元璋筑起了三面屏障,将元朝的主要部队隔在外面.
朱元璋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准确地抓住机遇,制定出进攻的正确战略:主动出击、巩固应天、站稳脚跟、谋求发展,达到这个目的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确保应天府,肃清周围敌对势力,攻取镇江、宁国等要地,.
二是要解决军队长期粮草供应问题,这样才能安定军心民心.
1356年(龙凤二年)二月,张士诚将平江改为隆平府,以承天寺为宫室,设置百官.
不久又攻占了无锡、常州、湖州等地.
三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率汤和、廖永安、张德麟等统兵攻镇江.
镇江,乃应天东面的门户,也是长江下游军事重镇.
如果镇江落人张士诚手中的话,他就可以逆流而上,直捣应天,朱元璋明白,这块地乃应天咽喉,决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在攻城前,朱元璋为了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他和徐达商定了一条苦肉计,利用徐达的威信,激励将士的斗志,他故意找徐达的错误,然后要把徐达处以死刑,李善长等文武官员再三为其求情,朱元璋才答应让他带罪立功,攻取镇江,并且不许烧、杀、掠夺,否则罪加一等,为了能够免去徐达的罪状,将士们果然个个神情激昂,奋勇直前,一股作气攻克了镇江,徐达号令严明,将士们没有一个不听的,城中的百姓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骚扰,因此,对义军非常拥护爱戴,和元朝的军队简直是有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浙西大部分地区为张士诚占有,为了解除来自张士诚的威胁,朱元璋在攻占镇江之后,又派兵攻占了金坛、丹阳等县,六月,朱元璋又命邓愈等领兵攻占了广德,使应天东南有了26屏障.
接着他又派儒士杨宪,带着朱元璋亲笔信和张士诚通好.
但是,张士诚当时并没有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他不仅把使者杨宪扣留了,而且还花重金诱降了徐达手下将领陈保二,并让其攻打镇江,朱元璋特别愤怒,便命徐达在龙潭(今江苏句容县北)痛击陈保二;陈保二大败而逃;张士诚又派兵攻宜兴,守将耿君用战死.
朱元璋得知张士诚派兵攻打镇江的消息后,决定放弃和平方式以武力对付张士诚.
他命徐达、汤和率军攻常州.
因为派去的兵力不够,攻了许久都未成功,于是,朱元璋又增兵三万,而张士诚也增兵数万守城.
兵力相等,久攻不下,徐达决定智取.
他首先把精兵埋伏在城外,自己亲自率军增援,命王均用铁骑横冲敌人阵营,敌军大乱,策马想逃回营地,正好中了埋伏,结果大败.
八月,张士诚的元帅江通海投降,张士诚愤怒万分,命史文炳率水师数万攻嘉兴,结果又大败而回,而战船也损失了许多,这时,张士诚感到朱元璋决非等闲之辈,不可轻视,于是他派使带信向朱元璋求和.
信中说道:"前蒙你遣使通好,而我却愚昧不明事理,以致贻误时机.
现在你发兵围我昆陵(今江苏常州),愿与贵军讲和,以解困厄.
情愿年给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作为犒赏三军之资.
从此各守封疆,则我不胜感恩.
"朱元璋回信讲:让他归还扣留的使臣和将校,并每年送粮五十万石,则即刻班师.
张士诚看完回信后,觉得要价太高,没有答应,第二年亡半年,朱元璋派兵攻占了长兴、江阴等地,长兴、江阴乃军事要地,此处一失,张士诚则不敢擅自出兵,朱元璋派大将耿炳文守长兴,又命吴良、吴祯兄弟守江阴,至此,张士诚西犯镇江的道路被截断.
后被迫无奈竟投靠了元朝,被封为太尉.
宁国是应天的南天门,抢占宁国是朱元璋在军事上保卫应天的又一关键.
宁国现被元军占据,以后无论落人谁的手中,从宁国出兵随时都可顺利的进取应天,对朱元璋非常不利,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朱元璋出击东南,夺取浙江的通路.
1357年(龙风三年)四月,徐达、常遇春奉命攻打宁国,元将别不花、杨仲英、朱亮祖率军坚守城池,再加上宁国城小坚固,徐达等攻了许久都没有攻下,而且常遇春在战争中中箭受伤,朱元璋知道后,亲自带兵到宁国督战,并命令赶造飞车,朱元璋身着铠甲,令驾飞车分数路并进齐攻宁国.
守将杨仲英抵挡不住,大开城门,请降,徐达乘势攻人城内,活捉了朱亮祖,收降士兵二十万.
朱元璋又派兵攻占了绩溪、徽州、休宁、黟县和婺源等地,5月,常遇春在池州路总管陶起祖的帮助下,占有池州.
同时,缪大亨受命攻取了扬州,青军元帅张明鉴投降.
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朱元璋率众将官先后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常州、宁间、江阴、常熟、徽州、池州以及扬州等重要军事重镇.
从军事上确保了应天,巩固了江南根据地.
在攻占徽州时,邓愈向朱元璋推荐了朱升.
朱升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儒家学者,休宁人,后移居徽州,有学问,曾中进士,出任过池州学正,后隐居家乡石门山.
1357年(龙凤三年)四月,朱元璋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取天下之策.
朱升向朱元璋献计,他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著名策略,他劝诫朱元璋要想成就大事业,就要建立巩固后方,努力发展生产,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强,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做军粮,而且目标不要过大,不要过早称王.
朱元璋对他的见解赞赏有佳,并诚肯地请他做自己的谋士.
朱元璋占领应天以后,队伍在不断地扩大,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
兵不可一日无粮,当时,常年征战,军需主要靠"捎粮",也就是寨粮,他知道要想真正巩固、稳定江南根据地,除了军事上的保证之外,还必须解决粮食问题.
他曾说:"凡人敌境,听从将士捎粮,如果攻城池时遇到抵抗,任凭将士检括(抄掠),抄掠的财物归自己占有,如果投降不抵抗,要安民,不准掠抢,这样,将士们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胡大海和常遇春对这种获取粮草的办法并不赞同.
他们认为,攻占一个城池容易,而巩27固这个城市靠的是百姓的支持,粮、税都出自百姓,老是捎粮,百姓担负不起.
应该采取其它措施,朱元璋也认为他们讲得有理,但就目前的状况,老百姓还是要拿一点,其它的由部队自己解决,朱元璋借鉴当年曹操屯田的经验,于是,下令屯田,他下令兴修水利、灌溉土地、恢复发展、开垦荒地、且耕且战,并且以生产如何作为赏罚的标准.
一年后,屯区解决了本部的需要,而且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两年后,军屯和水利两项措施卓有成效,军队保证了自己的军粮供给,1360年(龙风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各州县不许再收寨粮,老百姓对这一举措非常拥护,并深表感激.
在屯田的同时,朱元璋还着手建立了一个管理民兵的万户府.
朱元璋讲:"古时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闲时练武.
现在是兵争之际,应该因时制宜,所有郡县,抽取民间壮丁,编作民兵,由民兵万户府统领,农时耕种,闲时练习战阵,一旦有事即可用之征战.
战争结束,有功的封赏,无功的还职为民.
这样,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战无不胜,守无不固,这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
"朱元璋就是这样一面把作战队伍和生产队伍合二为一,一面又把地方队伍同出征作战的军队区别开来,既提高了生产力,又提高了战斗力,并且两项也不会发生冲突,朱元璋终于在群雄齐争的战争中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坚强后盾,让自己在这个豪杰辈出的年代站稳了脚跟.
2.
制定战略,积极保卫应天陈友谅是沔阳玉沙县(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人,出身渔家,原姓谢,因祖父入赘陈家,改姓陈.
友谅武艺高强,力大如牛.
他小的时候也曾读过几年书,懂得一些文史,在衙门中曾做过一段帖书,后来聚众起义,迫于官兵的追剿,投奔了徐寿辉,因功升为领兵元帅.
徐寿辉原是一名布贩,又名真逸亦称真一,人缘好,结交了不少的江湖朋友,他身材高大魁伟,相貌出众,后来加入了彭莹玉领导的弥勒教,被推为首领,彭说徐乃是弥勒佛下世,应为人主.
1351年(至正十一年)八月,他们起兵反元,九月攻占蕲水和黄州路,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定都蕲水.
然后,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邹普胜、倪文俗率领,攻取汉阳、武昌等地,另一路由彭莹玉领导,攻占江州、饶州等地、起义军纪.
律严明,不烧、不杀、不掠、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不久,起义军就占领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微南路和浙江北部大片领土,彭莹玉在与元军的斗争中不幸阵亡.
彭莹玉一死,徐寿辉迁都汉阳,大权被倪文俊掌握,后倪文俊被元朝诱降,并想谋杀徐寿辉,失败后逃到陈友谅的辖区,被其杀害,而倪的队伍也尽归陈的部队.
于是陈友谅自称平章.
朱元璋自从渡江占领太平后,其地盘就和陈友谅辖区接壤,1357年(龙风三年)十月,常遇春夺取了原属徐寿辉占池州后,与陈友谅发生了冲突,双方为了争夺池州,展开了拉锯战,为了确保应天安全,朱元璋决定攻取安庆,当时安庆由赵普胜阵守,此人英勇善战,难以对付,徐达等攻了许久也毫无进展,对此,朱元璋详细分析了陈友谅与赵普胜的情况,陈友谅猜忌、多疑怕赵普胜超过他,又怕赵普胜和朱元璋合作,而且赵在实力与名望方面,不输于陈友谅,资历比陈也深,于是陈把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朱元璋利用这一点,使用离间计,使陈友谅误认为赵普胜想投奔自己.
九月,陈友谅以会师为名,亲至安庆,杀死了赵普胜,朱元璋轻而易举的除掉了陈友谅的一个重要帮手,但安庆仍没有攻克,1360年(龙风二年),陈友谅率军欲取池州,朱元璋设计斩杀敌首万余,生擒三千,使得陈友谅难以前行.
后陈友谅挟徐寿辉进攻太平,又攻占了采石,在采石,他杀死徐寿辉自称皇帝.
国号大汉,改年号大义.
陈友谅弑君称帝后,派人约张士诚一起进军应天,当时群雄之中,陈友谅实力最强,他的水师是朱元璋的十倍,他拥28有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和江海鳌等一百多艘大舰,战舸数百条,应天的文武官员听说陈友谅要来攻取应天,不少人都惊慌失措,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上钟山据守,也有的则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
还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太平,牵制陈友谅的兵力,面对诸将的议论朱元璋没有理睬,而是将曾建议他先攻陈友谅的刘基请进密室,向其请教退敌之策,刘基仍建议,集中兵力先击陈友谅.
两人仔细研究了东西线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集中兵力向东北和西线出击,并与刘基一起制定了一个诱敌深人、设伏歼敌的作战方案,一场保卫应天的战役打响了.
朱元璋知道,陈友谅骄傲轻敌又求胜心切,于是设计诱其快速进兵应天,朱元璋命李普长连夜把江东桥拆掉,改成石桥.
命赵德胜修建虎口城,驻兵把守.
令常遇春、冯胜、华高等领兵三万埋伏于城东北的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侧;令徐达率军列阵于南门外雨花台一带;令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在城西北的龙江关外(今南京兴中门外)设伏,朱元璋亲率主力埋伏在城北的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并规定敌人进入埋伏圈后,举红旗为号;举黄旗时,伏兵出击.
闰五月初十,陈友谅率舟师东下,直奔应天,当他赶到江东桥时,发现木桥变成了石桥,呼"老康"不应,方知中计,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朱元璋在卢龙山顶居高临下指挥战斗,下令擂响战鼓,举起黄旗,于是,伏兵四起,杀声阵阵,常遇春、冯胜率伏兵冲向龙湾,徐达也领兵从南门杀到,会同张德胜、朱虎的舟师,将陈友谅的兵马团团围住,分而歼之.
看见从四周杀出的众多士兵,汉军将士心里一阵恐慌,争相登舟,想着赶紧离开.
不想,正值退潮时期,战舰全部搁浅,汉军被杀死、淹死的不计其数,二万人被俘,陈友谅乘小船才侥幸逃脱,朱元璋此战大获全胜,并缴获上百艘巨舰,数百艘虞舸,陈友谅主力尽失.
张士诚原打算发兵,今见陈友谅大败,便按兵不动.
应天保卫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朱元璋能寻找机会,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精心设计并导演了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这次战斗进行的每一步都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初步显示了他的军事天赋.
朱元璋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的弱点,诱敌上钩;又借助应天地理形势复杂的有利条件,将陈友谅巨舰引入狭窄的河道;又巧妙准确地掌握江水涨潮退潮的时机,使之搁浅,逼敌军弃舟登岸.
避开敌军善水战之长,发挥自己善陆战的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应天转危为安.
降将张志雄所奏,安庆守将此次倾巢而出,大部已降,安庆空虚.
朱元璋根据这一信息,立即派徐元帅率军攻占安庆,不久,胡大海夺占了信州.
袁州守将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深感不满,便献城投降了朱元璋,其他徐寿辉的部下,也因不满陈友谅的行为,而与之断绝关系,陈友谅自食恶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陈友谅对此次失利很不服气,七月,他命张定边又夺回了安庆.
派重兵把守,朱元璋一时难以拿下,刘基向朱元璋建议,他说:友谅以重兵守安庆,后方必然空虚,可先取陈友谅老巢江州.
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率师直捣江州,守长江天险小孤山的将军傅友德、丁普郎率众投降.
陈友谅仓皇逃往武昌,江州被攻克,朱元璋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蕲州、黄州、广济、兴国、抚州相继被攻克.
接着,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将王溥向朱元璋投降,王派人还招降了南丰州及临川等八个县城.
就连陈友谅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也派人向朱元璋请降,元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亲往龙兴受降,并将龙兴路改为洪都府.
不久,吉安、龙泉的守将也归附朱元璋.
至此,江西各州县和湖北东南大部全都纳入了朱元璋的管辖范围.
从应天保卫战到洪都归降,双方的军事力量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弱变强,朱元璋已经具备了和陈友谅一决雌雄的实力,1362年(龙凤八年)二月,朱元璋返回应天,他召集诸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战略,对东西两个敌对势力比较分析之后,他指出:29"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
若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取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
"经过这几次的战争后,朱元璋强调:今后的战略仍是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3.
顾大局,保驾护航救安丰正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决一雌雄之际,江北的军事形势却发生了逆转,红巾军连连失利,形势非常危险.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元璋不得不停止与陈友谅的战事,将精力投向了江北,北方的顶梁柱是刘富通.
刘富通意志坚强,胆识超群,他令三路大军同时北伐,取得了显赫成绩,但也暴露了他的失误和弱点:三路北伐军不能很好协调,各自为战,很容易为元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而中路军和西路军长年流动作战,缺乏后援,孤军深人,很难坚持长久,再者,农民阶级自身不可避免的散漫性、保守性和狭隘性导致他们没有远大志向,纪律涣散,有令不行;甚至互相攻击,投降变节,这些均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元朝政府正是利用起义军的这些弱点和失误,调来察罕帖木儿等数支地主武装,向起义军进行疯狂的反扑.
在三路北伐军中,毛贵领导的东路军是最有作为的一支,1355年(龙风四年),东路军挺进河北,然后进入山东等地,毛贵在占领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稳定了山东的局势,他还随时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并且选用元朝的官吏分守各地,实行田制,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后因与赵均用意见不和,被其暗害杀死,使大宋农民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察罕帖木儿乘机围攻大宋都城汴梁.
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奋力拼杀,也没能冲散敌人的包围.
没过多久,起义军内部开始互相仇杀,山东大乱,察罕帖木儿抓住这一时机,率领士兵猛攻汴梁,结果,破城而入,汴梁失陷.
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退守安丰.
此后,义军又失多处郡县,一些胆小之辈也倒弋投降了元军.
只有陈猱头坚持不降、力守益都,与安丰相呼应.
朱元璋对江北军事形势这种急转直下的变化,深感焦虑,汴梁失守,山东大部分失陷;这使得朱元璋北方的屏障全线崩溃.
朱元璋很清楚,这几年来,全靠大宋红巾军在北方为他做掩护,他才得以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如今局势急变,安庆万一失守,朱元璋就会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他思考再三,认为,和元军主力直接交锋,他的实力还不够,时机不成熟,于是,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并给他送去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结援",希望能够先稳住对方.
元顺帝得知朱元璋有和察罕帖木儿通好的意思,还真有招降朱元璋的意思.
并决定授予朱元璋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他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等带着御酒、八宝顶帽和宣命诏书走海路到了方国珍处,方国珍两次派人告诉朱元璋说明元朝使臣已经到来的情况.
因为北方的战局还未明朗,朱元璋便假装不知此事,没有理睬.
后来,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等刺死,其外甥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后与元朝另一大将军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没有一方有让步的意思,这样看来,元军暂时还不会南下,而且张昶一行已经到达应天,元朝先前扣留的朱元璋使臣现也被送回应天,于是,朱元璋改变了当初想和元朝通好"结援"的想法.
张昶是元朝的一位老臣,做官多年,官位甚高,对元朝的朝章典故、名物制度都非常的熟悉,朱元璋爱他是个人才,白天,下令将他和其他人一起捆绑起来,夜里,将张昶一人留下,用一死囚作替身,将他们斩首于聚宝门外.
几天后,任命张昶为侍中书省都事,并对刘基、宋濂讲:"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
"30当初张昶带着元朝的官诰到应天招降的时候,'叶兑上书劝朱元璋不要接受元朝的册封,应该自创局面,立基业,并且还为朱元璋拟定了平定东南和两广的策略和步骤.
他指出,在北面与察罕帖木儿断绝;在南面兼并张士诚;招降温、台;夺取闽、越.
定都建康,进一步可以越过两淮北征,退一步也可划长江自守.
叶兑的这一奏折深得朱元璋的重视,朱元璋觉得,叶兑的这一攻取战略很有见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但叶兑执意不肯,朱元璋只好作罢,但他决心采用叶兑的建议,立足江东逐步实现叶兑的战略步骤.
最后,朱元璋拒绝了元朝的招降,但他这种欲叛未遂的行为却害死了身边众多忠诚并立有汗马功劳的战将.
这给应天带来了重大损失.
扩廓帖木儿继任主帅后,加紧围攻益都,刘福通见形势紧迫,便亲率大军前去援救,不料却大败而归.
1362年(龙凤八年)十月,益都失陷.
大宋政权在山东的据点全部丧失.
益都失陷,安丰孤立.
第二年二月,张士诚派兵十万帮助元朝进攻安丰,刘福通率军拼死保卫,弹尽粮绝,不得已,向朱元璋请求支援,朱元璋了解到安丰已危在旦夕,随时可能失陷,因此决定出兵救援,但刘基等人极力反对.
刘基讲:如果大军出救安丰,张士诚、陈友谅势必乘虚来攻,就会进退无路陷于被动.
即便救出小明王,又如何安置.
放在应天,就得听他调遣,自找没趣;不放在应天又放到何处朱元璋力排众议,他认为安丰失守,应天就失去屏障,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这才是关键,是大局,其他均好解决.
于是,他不顾众人的阻拦,亲自出征,命徐达、常遇春率军急赴安丰.
没想到等他们到达安丰时,刘福通已经阵亡,朱元璋率军激战,击败元军,安丰解围.
朱元璋将小明王迎至滁州.
并为他建造宫殿,厚加供养,并用自己的心腹替换掉了原来的侍从,这样,实际上大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了.
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宣告失败,但他曾率领义军主力,适时的组织了三路大军北伐,吸引并消灭了大批元朝主力部队,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刘福通作为元末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他的功德是不能抹杀掉的,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的英勇奋战,就没有江南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更不会有朱元璋代元建明的这一结局,因此,刘福通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功在后代.
1363年(龙风九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在滁州下谕:封赠朱元璋三代: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为吴国夫人;其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母亲陈氏为吴国夫人.
从小明王的封赠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朱元璋应是大宋政权中书右丞相了,权力之大,恐无人能及,真所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
鄱阳决战,率兵出征应战陈友谅得知朱元璋率主力部队前去安丰救援时,认为朱元璋后方空虚,便想乘虚而人,于是,他下令加紧赶造巨型战舰数百艘,同时他还在其辖区,湖荆等地大量地征集民夫和壮丁,以此来补允兵源,1363年(龙风九年)四月,陈友谅亲自率领水陆大军六十万,携带大小家眷及文武百官,全国出动,顺江而下,直逼洪都.
再说洪都,它位于赣江下游,北接鄱阳湖与长江相通,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西南紧靠赣江,陈友谅前番可以夺取此城,完全是借涨潮之时,水涨船高,从船上直接攀墙而入,在朱元璋夺取洪都后,认为城墙离水太近,不利于守备,于是下令将原城墙拆除后移三十步.
洪都地理位置重要,是抗拒陈友谅的前沿.
"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于是朱元璋特命亲侄子朱文正统领虎将赵德胜、邓愈以及其他诸将镇守洪都.
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率军抵达洪都城下,却发现城墙已经远离江面三十步远,战船根本无法靠近,看来用原来的办法是行不通了,没办法,便下令登陆,用云梯攻城,但是这样的话,人多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大部分人都闲31在一旁使不上劲,而城内,朱文正亲自登城守护,和众将士日夜守在各城门,他亲率精兵两千居中机动策应.
陈友谅也亲自上阵指挥作战,一度曾毁坏城墙三十多丈,城内将士拼死保护城池,竖起木栅,掩护筑城.
全城官兵奋勇抵抗,边打边修筑,竟在一夜之间又重新修好城墙.
洪都被围数十天,陈友谅用尽了攻城之术,而朱文正也绞尽脑汁使绝了御敌之策,双方战斗非常激烈,陈友谅曾多次攻破城墙,朱文正又多次指挥将士击退汉军护住城墙,一座洪都孤城坚如磐石,陈友谅竟然寸步难行.
朱文正及诸将士坚守洪都长达八十五天仍未被攻破,从士气上压倒了陈友谅,也为朱元璋赢得了反攻的时间,为消灭汉军获得了难得的战机.
1363年(龙凤九年)七月初六,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统领徐达、常遇春等诸勇将,儒士刘基、陶安、朱升也随军出征.
七月中旬,朱元璋的部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到达鄱阳湖北口.
陈友谅听说后,撤洪都之围,转兵东出鄱阳湖,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鄱阳湖之战拉开了帷幕.
朱元璋率军进入鄱阳湖后,告诫众将士,在双方交战中,要做到"两军相斗,勇者胜".
"诸将士要奋勇杀敌,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消灭陈友谅就在今日.
"七月二十日,两军水师首战在康郎山(今江西翻阳湖内廉山)拉开序幕,从两军力量来看,陈友谅兵多、舰大,地处上游,而朱元璋则人少,舰小,且在下游,明显的处于劣势之中,但是朱元璋懂得团结将士、士气旺盛,战斗力就会提高,于是,他把自己的战舰分成十一队,每队武器配备齐全,而且每舰又分几层次,遇到敌军大战舰时,先发火器,再射弓箭,等到靠近之后,再短兵相斗,第二天,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双方短兵相接,徐达身先士卒,率部击败敌前军,军威大振,士气倍增,湖面上,"喊杀声震天动地,箭如雨点,炮声如雷,刀光火光飞舞,江水似波涛,百里之内,杀得连湖水都红了.
"朱水军威风凛凛,连连发炮击毁敌舰无数,战中,朱元璋指挥的"百海''号,突然搁浅,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乘机命汉兵把朱元璋困在核心,朱元璋部下宋贵、陈兆光英勇战死,正在危难之时,牙将韩成上前说:"古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臣子理所当然的,臣愿代死,以报厚恩.
"请求换穿朱元璋的衣冠.
朱元璋不愿如此,眼看敌舟呼声渐近,无奈之中,只好如此,韩成换好朱元璋的衣服,投入水中,敌兵以为朱元璋死了,于是,攻势缓了下来,但仍然不肯撤退.
就在这时,常遇春率舰赶到,箭射张定边,敌舰撤退,朱元璋获救,朱元璋虽然打赢了这一仗,但打得特别艰苦,陈友谅损失将士六万多人,朱元璋也战死将土七千多人,还损失了程国盛、宋贵、陈兆先、韩成等一批骁将,战斗进入第三天时,朱元璋仍亲自指挥,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朱元璋的几名英勇部将壮烈牺牲,大军被迫后退,郭兴建议加大火攻,于是,他即刻下令常遇春征调七条渔船装满芦苇、火药等易燃物,乘着黄昏起风的时候,将这些渔船点着,冲进陈军大寨,熊熊大火将陈友谅的几百艘战舰烧毁,顿时烈火熏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朱元璋将士乘势猛攻,斩敌二千,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阵亡,他骁勇、善战、有智有谋,失去他,陈友谅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心情非常沮丧.
为了摆脱不利战局,陈友谅利用自己人多、舰大的优势,紧紧相逼,不后退一步,不给朱元璋喘息调整的机会,仗越来越难打;战斗进入白热化,这时,朱升向朱元璋建议:"陈友谅此次倾国兵而来,人多但粮少,不能持久作战,我军应结营于南湖嘴,以断绝敌人的进出之路,等待他粮尽人马疲惫,进退两难之时,我军再前后夹击,必克敌制胜.
"朱元璋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于是,令常遇春、廖永忠统舟师截住鄱阳湖口,而他移师在蠡(今江西都昌西北),然后移师湖口.
在与陈友谅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朱元璋亲自指挥战斗,几次身边的卫士全部死光,他仍不离其位,激励着将士奋勇向前,始终与将士们战斗在最前沿,使部队始终保持着激昂旺盛的斗志,战争后期,他下令将汉军俘虏全部释放回家,他的做法深得军心、民心、人心,与陈友谅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他能够打胜这次战役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陈友谅在战争中,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已,他一改往日独断专行的作风,召集部将,征求他们的意见,采用了右金吾将军的建议,决定焚舟登陆,曾建议过的左吾将笋怕32陈友谅问罪,率部投降了朱元璋.
右吾将军见此,想想觉得陈友谅大势已去,也率部投降了.
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夺取了蕲州、兴国,然后坐镇湖口,决定与陈友谅作最后的决战.
陈友谅被困鄱阳湖,此时已经粮草将尽,山穷水尽,八月二十六日,他亲率百余艘战舰突围,与朱元璋在湖口展开,生死搏斗,激战中,陈友谅想察看一下外面的战况,谁知刚把头伸出窗外,被敦莫发现,一箭射中他的头部,当场毙命,主帅一死,汉军溃不能战,纷纷举戈投降,张定边等用小船载着陈友谅的尸首和儿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不久立陈理为帝.
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回到应天,诸将在总结战胜陈友谅的原因时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回答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古人所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吗陈友谅虽然兵多势强,但人心各一,上下猜忌,内部不团结,加上连年用兵,又总打败仗,不能积蓄力量,又抓不住战机,一会打东,一会打西,劳而无功,军心涣散.
要明白,用兵要得时,得时则威,威则胜.
我军得时,将士一心,以一当百,如鸷鸟搏击,巢卵全覆,得了人和,所以我能取胜.
"朱元璋总结获胜的原因,认为有两条:一是上下团结一心,即人和;二是能抓住战机,即兵贵神速.
朱元璋攻灭陈友谅后,众将官劝他称帝,朱元璋则认为:消灭群雄推翻元朝,还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称帝过早,但现在所控地区比过去扩大了几倍,吴国公的称号与当前的政治局面不相适应,于是改称吴王.
此时朱元璋拥兵数十万,已成为江南地方实力最强盛的集团;当时张士诚,已称吴王,史称他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5.
平定平江,严惩不贷张士诚朱元璋攻占集庆改其为应天府后,其辖区就和张士诚接壤,此后,双方兵戎相见,战事不断.
张士诚,江苏泰州(今东苏泰县)人.
出身盐贩,1353年,反元起义,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
1354年(至正十四年)他自立为王,建国号大周,以高邮为都城.
1356年(至正十六年)二月,他先后攻占了平江(今苏州)、常州、松州、湖州(今吴兴)等地,并迁都平江.
张士诚为人宽厚,也能礼贤下士.
但他又生性持重,狡而懦,气度小,没有主见,缺乏深谋远略.
总是不能抓住发展自己的机会,当陈友谅约他一起攻打朱元璋时,这本是一个消除敌对势力的好机会,他却死守家园按兵不动.
鄱阳湖之战时,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会乘机袭击应天,特派徐达回守应天;可张士诚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他的最大弱点就是无治人之能,致使其统治集团内部松散不振,缺乏战斗力.
张士诚占领浙西这块富庶的鱼米之乡后,整个集团逐渐腐化堕落,大家都贪图享受,导致政治上的腐败无能,而他本人又不勤于政事,胸无大志,养尊处优,只想保住这份家业,毫无进取之心,把其它的一切事情都交给手下大臣决断,而其所用之人,又贪污无能,才小智疏,欺上瞒下,使得国事日落.
正如朱元璋所讲:"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
张九四(士诚)经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张士诚迫于朱元璋的军事压力投降了元朝,接受了元朝的太尉封号,当时元政府财政危机,大都严重缺粮,而张士诚有的是粮,这也是元政府招降他的重要原因,降后,张士诚每年都要给元朝十几万石粮食,为元朝解决了不少困难,1363年2月,他还帮元朝攻占了大宋政权的据点安丰,誓与红巾军为敌,同年7月,张士诚又帮达识帖木儿除掉杨完者,以此要求元朝给他加官进爵,元廷没有答应.
一气之下,张士诚于9月份停止向大都运粮并自立为吴王.
东吴统治集团的行为,引起了地主士大夫们的不满和非议;不少有志之士出于诚意规劝张士诚,但张士诚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33当张士诚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之时,西吴王朱元璋却正在与谋士们商量着如何攻击张士诚,他指出:"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
河北军队数量多而没有纪律,河南的稍有纪律而军力不强,关中的一部道路不通,粮饷又接济不上.
江南只有我和张士诚.
士诚多奸谋,会用间谍,可是部队尤其无纪律.
我统有几十万大军,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建立严格的军事纪律,委任将帅,捕捉有利战机,统一天下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元朝内部的矛盾也相当尖锐,几派相互攻伐,在关中地区打得不可开交,谁也无暇顾及南方.
朱元璋抓住机会,多方做好攻打张士诚的准备工作,先是派兵骚扰和攻取一些城池;采取局部包围,消耗张士诚的兵力和物力,为大规模的战斗做好准备.
张士诚为了扭转被包围的被动局面,先后派吕珍、张士信屡次攻打诸暨,但每次都大败而归.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诸暨守将谢再兴叛变朱元璋投降张士诚,谢再兴乃淮西旧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他有两个心腹因贩卖违禁品,被朱元璋发现后杀死,其人头被挂在谢再兴的办事厅内,此事让谢再兴心里非常不快,不久,朱元璋又做主把谢的小女儿嫁给了徐达,又召谢到应天议事,令其为副将,由李梦庚任诸暨守将,谢再兴异常气愤,于是捉了李梦庚和元帅王玉等,投降了吕珍.
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使他又想起了一年前大将邵荣、赵继祖谋害自己一事,想起这些,他就不寒而栗.
邵荣和朱元璋一起在濠州起义,也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却因为不能在家与妻子同守同乐而谋反,实在令人不能信服.
眼下,自己的亲家,谢再兴又叛他而投张,确实再一次引起朱元璋的深思.
气愤之余,他想的更多的是今后如何更好地驾驭众将官,这也使得朱元璋对部下变得猜忌防范,残忍好杀.
张士诚利用谢再兴的叛降,继续加紧与朱元璋争夺诸暨,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数次的攻坚争夺战,并没有威胁到朱元璋,反而使张士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这时,朱元璋对陈友谅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凯旋而归,一场孕育已久的对东吴的战争即将上演.
1365年(龙风十一年)十月,朱元璋在江淮地区发动了攻打张士诚的第一次战役.
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斗,朱元璋分析了张士诚防区的情况,认为张的统治中心是以平江为中心的江南浙西一带,那里人口密集,物产丰富,防守坚固,而江北的淮水流域防守相对薄弱,且中间隔着长江,南北兵力不好互应,于是朱元璋制定出"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的总的战略方法.
按此方针,整体作战步骤又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攻取江北的淮东地区,翦士诚羽翼;第二阶段,分兵两路攻取湖州、杭州、断东吴两臂;第三阶段,围攻士诚老巢平江,攻其腹心,彻底削灭东吴.
同年十月十七日,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冯胜等率军渡过长江向淮东挺进.
二十一日,徐达等直奔泰州,二十三日,进攻泰州新城,击退张士诚派来的援兵,闰十月二十六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克泰州,并乘胜进逼兴化、高邮等地.
1366年(龙凤十二年)三月,徐达与冯胜合围高邮.
冯胜在此之前曾有过失误,此次攻城,他拼命攻城,异常英勇,四门齐上,一举攻破,不久,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地皆被攻克,整个淮东已尽为朱元璋所有.
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
朱元璋于七月底又召集文武重臣研究对张士诚的第二阶段战略,朱元璋指出:张士诚出身盐枭,与湖州(今浙江吴兴)守将张天骐、杭州守将潘元明等全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他们与张士诚同甘苦,共患难,互为手足,如先攻取平江,张士诚危机,这时湖、杭的张天骐、潘元明等必然齐力援救,援兵四合,不易取胜;如出兵湖州、杭州,使张士诚疲于奔命,无法救援,我可集中兵力,去其羽翼,然后移兵直捣平江,必然可以取胜.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先攻取湖、杭二州.
朱元璋在出征前一再告诫诸将攻下城池后,不许烧、杀、抢、掠,特别不能侵毁平江城外张士诚母亲的坟,以免激怒东吴人产生敌对情绪.
34同年八月初四,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万从龙汇出发,挺进太湖,在湖州城外大败守将张天骐,并包围了湖州,张士诚怕湖州失陷,急调兵前往支援,并在湖州城东旧馆构筑五寨据守,徐达出奇兵夜袭旧馆东南的潘元绍,切断了平江与旧馆的联系,又令将士堵塞通往湖州的沟港,截断湖州粮道.
九月,李文忠在华云龙分散张士诚兵力而进攻嘉—兴时,率兵攻下了杭州,十月,常遇春偷袭了位于湖州和旧馆之间的升山,破陆寨,这时湖州已成了一座孤城,在徐达的劝降下,湖州守领被迫献城投降.
杭州守将潘元明得知渤州已降,也献城归降了,不久,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就这样第二阶段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1366年(龙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元璋派兵击退守军,逼近平江.
徐达用叶兑所献的琐城法攻打平江,即徐达率军围葑门,常遇春率军围虎丘,郭兴率军围娄门,华云龙率军围胥门,汤和率军围阊门,王弼率军围盘门张温率军围西门,康茂才率军围北门,耿炳文率军围城东北,仇成率军围城西南,何文辉率军围城西北,四面筑长围困之,并架起与城中佛塔一样高的木塔;下瞰城中全貌;再筑敌楼三层,每层均备有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
在攻打平江的同时,徐达又收降了太仓、昆山、崇明、嘉定、松江,虽然如此,张士诚却死守平江不降,两次率军突围均未成功,第二年九月初八,徐达督战猛攻葑门,唐杰、周仁、潘元绍等坚持不住纷纷投降.
平江失守,张士诚被解往应天,不说不食,被朱元璋在竺桥用乱棒打死,时年四十七岁.
消灭张士诚后,江南反元斗争已基本结束,而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阶段已经过去,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地主阶级的政治领袖的时刻已经开始.
6.
北伐中原,遏止福建乘势攻夺两广陈友定,字安国,福建福清人.
他出身贫苦,幼年父母双亡,为人佣工,红巾军进入福建,他因参加抗击红巾军升为县尹,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陈友定攻战了汀州,被升为福建行省参政,八月,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镇守闽中八郡.
方国珍招降后,朱元璋开始兵分三路挺进福建.
1367年(吴元年)十月,他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领南昌、宁国、无为等诸路步骑兵由江西进入福建.
这一路军于十一月份渡越杉关,先后攻克了光泽、邵武和建阳.
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出奇兵又命汤和、廖永忠、吴祯等率舟师从明州由海路攻取福州,此为第二路.
再命李文忠率第三路军由浦城攻取建宁.
三路大军分道进取.
李文忠率兵三万从浙江南下,打败友定部将胡璃,进驻浦城,汤和率军从福州南门攻人城中,占领了福州,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胡廷瑞率军攻占了建宁;汤和也率军直抵延平城下;廖永忠也率兵渡水到达延平西门.
延平被围,陈友定部将刘守仁归降汤和.
汤和乘机猛攻陈友定,城破,友定被押往应天,父子同时被杀.
至此,福建全境平定.
平闽战役结束后,接下来就是两广.
攻取两广的战役部署,也是分三路.
第一路出发比较早.
早在1367年(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命令杨憬、周德兴等率领武昌、荆州等各路军民由湖南进取广西.
第二年正月抵达广西永州(今湖南零陵),经过数月浴血奋战,才攻克此城,随后又克全州今广西全县).
不久,杨憬又围困靖江(今广西桂林).
1368年二月,朱元璋又任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为副将军,率第二路军自福州从海道进攻广东,同时第三路军马由胡通、陆仲亭率领,从韶关出发直捣德庆,三路大军的第二路为主力,互相配合,互为犄角.
朱元璋特别指示廖永忠:可先遣人招降广东领袖何真.
35又指出广东要地是广州,攻打广东主要是先拿下广州,然后再与杨憬合兵攻广西.
廖永忠按指示行事,何真归降,被朱元璋授予江西行省参知政事;1368年四月,陆仲亨领兵连克英德、清远、连州、肇庆、德庆等郡县,随后廖永忠率部.
沿西江入广西.
派朱亮祖率军北上与杨憬合兵,进围靖江(广西桂林).
杨憬率部屯兵北关,张彬屯兵西关,朱亮祖屯兵东门象鼻山下.
时持时战,交战两个月,最后,杨壕以张宋为内应,攻人城中,元守将也儿吉尼被擒,攻克靖江.
不入,南宁、柳州也相继归降,至七月广西平定.
浙东、福建、两广克平后,朱元璋北伐已无后顾之忧.
而且江南富饶,为北上灭元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北伐出师之前,朱元璋对北伐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进行了认真反复的研究,1367年(吴元年)十月十七日,朱元璋召集诸将,商讨北伐战略战术.
常遇春等人纷纷出谋划策,但都不完善,最后,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先解决外围,砍掉羽翼,然后再攻腹心的作战方案:"先取山东,撤掉)c大都的屏障;再回师河南,翦断他们的羽翼,力拔潼关据守,占领他们的门户.
这样东、西、南三面军事要塞全掌握在我军手中,之后再攻取大都,那时元朝已是势孤援绝,则不战而下了.
大都拿下,擂鼓西进,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这个战术稳扎稳打,步步推进,集中兵力,分割歼敌,扫清外围,再捣腹心.
得到了诸将的赞许.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出发前,朱元璋特别告诫徐达:"我把北伐重任交给你,队伍出发以后,一定要部队严整,上下同心,进退审慎,灵活机动,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又说:"作为统率三军的大将,一定要立威势,立威信则将士听命,势重则敌不敢犯.
"又叮嘱他:大敌当前,以遇春作先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
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勇冠诸军,各领一军,使其独当一面,你大将军专主中军,责任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策励诸将,不可亲自出动.
"然后向将士申明纪律,所经之地,不许杀人,抢财物,不许毁坏房屋,破坏农具;不许杀耕牛,掠人子女.
为了号召、动员,组织人民支持北伐,北伐前,朱元璋发布讨元檄文,檄文这样写道:"……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至于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
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
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檄文谴责元朝上层统治阶级破坏封建伦理纲常,渎乱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的罪过.
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宣布北伐的目的,就是要"拯生民于涂炭".
这对于深受元朝统治的广大贫苦百姓,有极大的感召力,对北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伐军先攻山东.
早在平江战役结束后,朱元璋就派张兴率一千精锐赴淮安待命,准备以后会同大军进攻胶州、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攻取山东,有两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
徐达决定由江淮北经沂州(今山东临沂)直取益都.
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常遇春抵达淮安与张兴会师,收降沂州,周围峰州、日照等县也不战而降,徐达准备直达益都,朱元璋派人告诫徐达:取益都,应先守住黄河要道,隔断其援兵.
于是徐达令韩政守黄河要道,又令张头祖率兵取东平、济宁,自己亲率大军一举攻克益都.
又连克寿光、临淄、昌乐等州县,十二月,36收复济南、莱阳等州县,不久,东平、济宁也被收复.
1368年(洪武元年)二月,常遇春又攻克东昌(今山东聊城)等州县.
三月,北伐军平定山东全境,降卒三万二千余人,马一万六千余匹.
第二步由山东攻取河南,1368年(洪武元年)三月,徐达自郓城率舟师渡黄沙;直奔汴梁东北的陈桥.
汴梁不战而降,四月初,徐进塔儿湾(今河南偃师附近),与元将脱因帖木儿五万兵交战,元军惨败,接着徐达又未动干戈率军就进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朱元璋又另派冯胜率兵西取陕州,随后直逼潼关.
元守将弃潼关而逃,至此,河南全境尽归朱元璋所有.
就在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中原时,元朝上层集团正在内讧、打内战,当北伐军攻下潼关,准备取大都之时,元顺帝才慌了手脚,但一切都似乎太晚了.
1368年(洪武元年)五月下旬,徐达提出直取大都的作战方案,并向诸将提示两点:一是北方地势平旷,利于骑战,要选备精锐骑兵;二是粮饷供应筹措可从山东解决.
七月,徐达率军渡河北上,在临清汇集各路兵马.
令傅左德率骑兵开辟陆路,又令顾时疏通河道,七月十五日,徐达自临清率水陆大军同时并进,很快达德州,又会同常遇春等几路兵马,直取长芦(今河北沧州),二十二日攻克大沽(天津狮子林桥西)并占领出海口,又乘胜抵达通州附近.
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
元顺帝非常地惊恐,连夜召集太子、后妃,收拾细软出德胜门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徐达率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大都.
斩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庆童等人还下令封闭了元朝府库、图书户籍和宫殿,元朝灭亡.
7.
南征北战,建功立业北伐军攻战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将大都改为北平府,命孙兴祖等统兵三万镇守.
1368年八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亲赴北平,落实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十一月,徐达率主力大军出北平直奔真定,与常遇春会合,正在这时,扩廓帖木儿率军出雁门关,准备偷袭北平.
徐达得知后,并未回援北平,而是直捣他的老巢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撤军回救,十二月,他率主力骑兵屯太原城北扎寨,与徐达、常遇春对阵.
徐达采纳了郭英的建议,由郭英率精锐骑兵,夜袭其军,常遇春率大军紧随其后.
扩郭帖木儿如惊弓之鸟,仅率十八骑北走大同.
常遇春率部穷追不舍,不得已又逃往甘肃.
常遇春一直追到忻州.
徐达又分兵数路攻取山西诸州县,很快山西全境平定.
1369年(洪武二年)二月,徐达命常遇春、冯胜率军先渡黄河挺进陕西,随后他又亲率大军直抵奉元路,守将弃城而逃.
随后,常遇春等又攻克凤翔.
四月,徐达在攻克陇州、巩昌(甘肃陇西)后,分兵出击,由冯胜率军直取临洮;另一支攻取兰州.
四月十三日,冯胜军抵达临洮,李思齐不战而降,同日,兰州也被攻克.
随后,徐达挥师向东,连克安定(今甘肃定西)、会州(今甘肃会宁)诸州,五月又克平凉,这时,徐达一方面分兵攻打泾州,一方面派人去庆阳招降.
庆阳守将张良臣诈降,徐达大怒,他会同冯胜、傅左德直逼安阳,重兵攻围庆阳.
八月,元一守将姚晖偷开城门迎降,徐达乘机人城,斩决了张良臣父子,陕西全境平定.
再说李文忠率军经兴和(今河北张北)北上,在察罕脑儿(今河北沽源北)大败北元军队,俘虏北元平章竹贞,五月达开平,五月十三日向应昌挺进,中途获悉元j顷帝已死,文忠命部队快速前进,十六日攻占了应昌,擒获元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刺以及后妃及诸王.
十一月,徐达、李文忠班师回应天.
五年后,朱元璋又命徐达等兵分三路北击北元,但中路军战败,以致死伤数万.
之后,朱元璋改变原来的出击战术,采取积极防御与招抚相结合的政策,收到了奇效,1375年八月,37扩廓帖木儿死,北元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1378年,朱元璋命秦王朱校、晋王朱桐镇守西安太原.
1380年又命燕王朱棣镇守北平.
这时的北元已无力南顾.
北部边防稳定.
平定了秦晋、击溃北元后,朱元璋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四川的夏政权和云南的大理.
1370年五月,当时徐达率军占领定西并乘胜攻占四川的北门户兴元(今陕西汉中).
至此,朱元璋与夏国便动上了干戈,第二年正月,朱元璋发动了对四川的攻势.
一路派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及杨憬等率舟师由瞿塘攻取重庆,此为南路军;另一路由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等率步骑兵由秦、陇夺取成都,称为北路军.
大夏国派重兵扼守瞿塘,倚仗瞿塘天险,先派莫仁寿以铁索横断关口,后又派戴寿、吴友仁等率军增援,并派兵凿两岸石壁,引缆绳架起飞桥三座.
铺上木板,放上炮石、木竿、铁铳,同时两岸置炮,层层把守,明将杨憬攻瞿塘首战失利.
汤和、周德兴及廖永忠于五月份再次向瞿塘发起进攻,可正好赶上江水暴涨,而无法攻城.
傅左德率领的北路军直指成都,四月,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文州(今甘肃文县),又率兵人蜀中,很快攻占了青川、果阳、江油、龙州(今四川平武)、缴州(今四川绵阳),直抵汉州(今四川广汉)城下,同时,傅友德令军士做木牌数千块,上写克阶州、文州、九州等诸州的日期,投人汉江,顺汉而下,以通情况.
廖永忠立即率兵出发,他分兵一支,从间道绕到夏军上游,自己率主力大军从下游猛攻,上下夹击,猛放火炮焚毁飞桥,烧断铁索,水陆并进,力克夔州,之后汤和和廖永忠分攻重庆.
夏国主明升奉表投降.
朱元璋灭夏之后.
统一云南的时机也已成熟.
他数次派使者去招抚梁王,都没有奏效,尤其第五次招抚,梁王反将使者杀害,朱元璋非常愤怒,决定以武力平定云南.
1381年9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以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大军出征,行前,朱元璋就拟出了作战总原则:分一军趋乌撤(今贵州威宁),大军锁定曲靖,出奇制胜,直捣昆明,再分兵取大理.
傅友德从龙江出发,入湖广后命郭英等分兵五万由四川直赴乌撤;自己和蓝玉、沐英率大军入贵州.
十二月,傅友德攻克普定、普安后,直逼曲靖,兵贵神速,傅友德率大军乘雾急进,雾散大军已到江边,而他又出奇兵一支在江下游偷偷渡江,绕到敌后,引开敌军的注意力,使主力大军顺利渡江,大败敌军,遂克曲靖.
曲靖是云南门户,占领曲靖等于控制了昆明的咽喉,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增援郭典,一路直抵昆明.
1382年正月,蓝玉、沐英率军到达昆明东郊,没动一兵一卒便克复昆明.
再说郭英率北路军已攻克乌撤,但残兵仍据赤水河与郭英对抗,傅友德赶到时,两面夹击,击溃敌军,周围郡县闻风而降.
二月,朱元璋下令全军进攻大理.
傅友德按朱元璋敕谕命蓝玉、沐英等率军直抵大理,大理城地势险要,段世列兵五万据守下关(龙尾关),沐英分兵一支由洱水袭上关,又派一支军队夜出石出,绕到敌后上山.
上下来击,敌军惨败,攻克大理.
然后乘胜夺取未克城池,云南全境平定.
朱元璋在消灭段氏的统治后,决用武力讨伐东北的纳哈出.
在出发之前,朱元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命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在北平操练兵马;一方面调发民夫二十万运大米一百二十三万石,集中存放在松亭关(今长城喜峰口外)、大宁、会州(今河北平泉)、富峪(今河北平泉北)四个地方,建立了支前供应基地.
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北征纳哈出.
朱元璋一方面发大兵威逼纳哈出,同时又加紧招抚.
纳哈出属下乃剌吾被俘后,大家都请求把他杀掉,但朱元璋并没有杀他,非但没杀,反而授予镇抚之职,他非常感动,六月,朱元璋让他劝纳哈出投降.
纳哈出见他活着回来,十分惊讶,又听说他所受到的礼遇,也很感动,待乃刺吾说明来意,并呈上朱元璋亲笔信,纳哈出仍感不安,冯胜知道后,便给他施加压力,纳哈出看到明军军容齐整,便下定决心,率数百骑至明营归降.
朱元璋迫降纳哈出,38封其为海西侯,东北地区平定.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统一大业.
[异点]主客观统一,决策果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规律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只要选择适当的方法,把撮住事物的发展规律.
就能把事办好.
朱元璋的成功就告诉了人们这一规律.
他虽不懂辩证法,但他知道自己事业的成功的途径,不拘一格用人才,让每一个为他所用的人到能恰到好处的发挥他们的特长.
处理事情果断,从不拖泥带水.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被朱元璋成功的运用,到用人上,使他的手下能人尽其才,为他打下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胜点]乘机成事机会对每个人并不多,要善于抓机会,成事业.
朱元璋在这方面就是高手,在群雄争霸的大动荡环境里,瞅准机会,展出奇招,终于为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
而对天下群雄,朱元璋之所以成就帝业,兜全是其善抓机会,乘权成事的结果.
[焦点]不要放过机遇机遇对于每个人一生没有几次,千万不能错过,善于抓住每次来《不易的机会去成事.
39四建立明朝篇——居功立业的突破管子说:"君主治国须注重'三本、四固',处理好'五事'.
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朱元璋登基后,先考虑的问题:臣子的爵位与俸禄,经深思熟虑,认定授爵与臣子品德相称,政务精通,上有君子,下有庶民.
明朝的江山才能保住、发展与光大.
所以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一统天下,就基于居功立业的突破.
1.
登基与建都朱元璋称吴王后,1366年八月,命刘基等人营建吴王新宫,地处钟山南端,并在旧城以东增筑新城.
有意识地为下一步称皇帝作准备.
在应天修建了天坛、地坛,为其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命人重新修订了历法《大统历》,并设立了监、翰林院等.
1367年9月,新宫、新城工程全部竣工.
12月11日,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朱元璋称皇帝,朱元璋装成谦谦君子的样子没有同意.
第二天,李善长又率文武大臣奉表劝进,并说;"陛下谦让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民生计,早徇群臣之请.
"朱元璋半推半就地应了群臣的请求.
于是大臣们拟出即位礼仪,着手准备朱元璋登基.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部设坛祭告天地,在一片乐声中,朱元璋身穿绣满卷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冕冠,在对上天毕恭毕敬地行三礼,后由读祝官高声宣诵昭告上天,国号大明,建元借武,朱元璋在文武百官和百姓呼声中正式即皇帝位.
接着,他起驾去太庙祭祀皇族祖宗,并在太庙中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即土地神.
等到所有的仪式完了之后,朱元璋在新宫奉天殿中面南而坐,庄严地接受了朝贺.
这位昔日的农家娃、乞食游僧,名正言顺地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之后,朱元璋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为左丞相,缘达为右丞相,凡文臣武将均加官进爵,皇族无论死活多被封王.
一个新的封建政权诞生了.
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这是刘基建议的,大明出自明朝,源于韩林儿的小明王称号,改小为大,小明王的称号又取自白莲教"明王出世''之意,具有很大的意义.
朱元璋用大明作新王朝的国号,第一,表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共享荣华富贵,既可以取得经过浴血奋战闯过来的所有将士们的支持,也可以争取到被奉白莲教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向世人宣告明王已经出世了,天下太平了,人民能够过上安稳日子了.
第二,大明按儒家理解,明是光明,就是火,明字是日、月组成.
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古时候"大明"和日、月都是朝廷的正祀,为历代皇家所重视.
按阴阳五行说:南方属火,属阳,朱元璋起自南方;北方属水,属阴,元璋克大都,推翻元朝,就是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明克暗.
所以,以大明为号,也可以取得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
朱元璋称帝之后,设都应天.
应天背靠钟山,又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从经济角度看,它地处江南,是鱼米之乡,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加上朱元璋身边有不少文臣武将是淮西子弟,家离应天不远,也表示赞同.
401368年八月,朱元璋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
实行了两京制.
这样,皇帝在春天可巡狩.
随后,北伐又攻下了大都,平定了山西、陕西等地;有人提出应定都于长安或洛阳,也有人提出了北平,总之,众说纷纭,朱元璋觉得都有道理,又都不怎么太满意.
后来,他想了又想,认为南京有"长江天险,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只是离中原远点,为此,就立了离中原较近的临濠为中都,1369年9月,正式下诏以临濠为中都,先改临濠为中立府,后又改叫凤阳府,设置凤阳县,并下诏营建中都,1923年6月,中都皇陵城竣工,它的规模十分庞大,建筑也非常考究,御道的踏防均刻有九龙四风云朵和龙凤海云朵.
所用的城砖也非常规范,一般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一厘米,重五十斤或七十斤.
此工程耗资巨大,费力费工,进展十分缓慢.
到1375年(洪武八年)共六年之久,中都宫殿皇城这才落成.
四月,朱元璋去中都察看工程,并慰问将士;但他却正好看到了军士、工匠、民夫们厌镇事件.
(厌镇法即厌胜法,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说能以诅咒制服所憎恶的人或物).
尽管说朱元璋不会杀了这些不满的人民,但此事也警醒了朱元璋;当年修黄河,民众反元朝,灭之;此时,民困国乏,大规模的营建中都,劳民伤财,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想到这里,朱元璋不寒而栗,这不是在走元朝覆辙的老路吗朱元璋在离开中都前,祭告天地向神明请罪说"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
同时,又发生了淮西勋臣打击、陷害非淮西大臣之事,胡帷庸派医生给刘基下毒药致死;朱元璋由此想到,如果回老家风阳立都,这些淮西勋臣们利用家乡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恃功骄望,横行乡里,不听约束,更不好控制,四月底,朱元璋下诏,罢中都彼作,同年九月,朱元璋下令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力求简朴,只求安固,凡雕刻奇巧都不用了.
1377年(洪武十年)十月,改建完毕;宫殿朴素但规模壮观,朱元璋很满意,第二年,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定都南京.
同时取消北京称号,仍叫开封府,定都一事宣告结束.
朱元璋晚年,也曾动过建都关中的念头,却因为皇太子朱标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了,所以没有办到.
2.
论功行赏,授爵得当早在朱元璋领兵征战的初期,在率二十四个弟兄开拓局面时,他就特别注意招揽人才,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
在南略定远时,又得李善长,在滁卅又得儒士范常、猛将邓愈、胡大海等人.
在他戎马征战十余年中,在手下已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
可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就是有了这些人,他扫灭群雄成为了可能;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能南征北战统一了全国,尤其是那些早年就同他一道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功臣元勋们,更是功不可没.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称帝的第三天,就在奉天殿设宴群臣,他对文臣武将语重心长地说:"想我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屋脊顶上,想往左边倒就往左边倒,想往右边倒就往右边倒,谁能把我怎么样.
"明朝建立之后,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文臣武将论功行赏,加官晋爵.
1370年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春风得意,登上奉天殿,皇太子与诸亲王侍陪在他的左右,文武将臣们排列两侧,现在;他马上要大封功臣了.
朱元璋面谕群臣说,我要仿效古代帝王的礼典,定封行赏,这事在两年以前就该办了,但却因为军事征讨,军务繁忙,所以一直等到了今天,今徐达、李文忠的北伐大军已班师回朝,特选定吉日,当朝宣布功臣封爵赏赐:封国公六人,他们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常遇春虽死,但因功高,特封其子常茂为郑国公;曹国公是李文忠,卫国公邓愈,宋国公冯国胜.
同时,朱元璋还指出:"汤和与我是一个41村的,且结发相从,屡建功勋,但他最大的错误是嗜酒妄杀,不由法度.
""嗜酒妄杀,不由法度"此话说得含混.
其意是指汤和酒后暴怒,乱杀无辜,违反了军纪和酒禁.
其实不然,而是"露其常州醉中语"这句朱元璋听到汤和在常州的酒后谈吐之后,一直耿耿于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朱元璋为了节约粮食,保证军需供应,常在军中多次下令严禁造酒,更不可以饮酒,为了执行此令,还亲自砍杀了违令的胡大海之子,但是汤和却有恃无恐,贪杯如故.
有一次,他为了一件小事去请示朱元璋,谁料朱元璋没有答应他,于是他心里很感到别扭,就以酒浇愁,结果呢,喝得酩酊大醉,满口胡讲起来了.
汤和一边喝酒,口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朕本是布衣百姓,能得天下,是出自天意.
在群雄初起之时,到处劫掠百姓,惶惶然朝不保夕,朕见他们所作所为不合天道,心里常不以为然.
不久,和诸将渡江驻于太平,深思爱民安定天下的道理.
从那以后十余年,广揽英雄,征战四方,依赖诸将辅佐有功,今天尊居帝位.
"等到他酒醒了之后,询问部下时他都说什么来着,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又悔又怕,可是,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又怎么收得回呢汤和怀着惶恐的心情,观察着事态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等大祸临头的那一刻.
但是过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任何动静,在这以后里,他又率兵攻克江阴,占领无锡的新安、望亭等地,斩获数以千计的敌军军马,还受到朱元璋的奖赏,这时汤和心想:可能是朱元璋看在他是老乡的份上,再有就是自己战功卓著,所以也就不同他计较了.
所以,他就如同从前一样,严守城池,奋勇作战,一心想用赫赫战功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但是,好心的汤和却又哪里能够想到;朱元璋早已听到了他的言论,而且还非常地气愤,他完全没有把他的话当醉话、胡话,而是认为他酒后吐真言,朱元璋之所以没有马上惩治于他,是因为眼下正是用兵作战之时,所以暂时埋在心里记下了,等到有了适当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何汤和没有封公的真相.
朱元璋还指出:"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
然而使所属儒士窥朕意向,以邀封爵.
"所以,免去公爵,只能封侯.
赵庸,私蓄奴婢,废坏国法;郭兴,不奉将令,不遵守纪律,均不能封公,只能封侯.
朱元璋的用意再明确不过了,他无非就是向群臣们说清楚,此次的爵赏次第全都是由他一个人亲自制定的,公而忘私.
封侯二十八人:中山侯汤和,延安侯是唐胜宗,吉安侯是陆仲亨,江夏侯是周德兴,淮安侯华云龙,济宁侯顾时,长兴侯耿炳文,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荥阳侯郑遇春,平凉侯费聚,江陵侯吴良,靖海侯吴祯,南雄侯赵庸,德庆侯廖永忠,南安侯俞通海,广德侯华高,营阳侯杨憬,康茂才的儿子康铎为蕲春侯,永嘉侯朱亮祖,颍川侯傅友德,豫章侯胡美,东平侯韩政,宜春侯黄彬,宜宁侯·曹永臣,汝南侯梅思祖,河南侯陆聚.
以上三十四人,由朝廷发给铁券,铁券早在1369年已造好,它的形状就像片瓦,列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四等,天寸大小递减,上面用金字嵌刻功臣功劳,底刻自身以及子孙后代免死的次数,铁券分为左右两副,左券发给功臣之家,右券放在朝廷内府.
凡颁发铁券的功臣,子孙世袭,还可免死,即除了谋反大罪外,其他的死刑可免除数次.
如汤和,他于1378年1月,由中山侯进升为信国公,可议军国大事,食禄三千,子孙世袭,除谋逆不赦之外,其他的死罪,本人可免两次,儿子一次.
洪武初年,大批的功臣成为朝中新贵,有了地位和荣誉,他们便开始居功自傲,有些人开始目无法纪.
在大封功臣的第三天,朱元璋就曾告诫他们,要安享富贵,千万别忘创业的艰难,尽管这样,在一个月之后,水城侯薛显就目无法规,擅自杀了人,而被明太祖谪居海南,但是,这样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朱元璋不得不提高警惕.
1372年11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奉天殿左侧的武楼,召见了郭英等功臣.
他非常严肃地告诫说:"朕常考虑的是如何保全天下,不知你们可曾考虑过如何保全身家性命"别看郭英出身在行伍之中,但他却是天资聪明,头脑转得特别快,他马上回答"臣下天性愚钝,但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42朱元璋听后马上把脸沉下,他严厉地说:"朕命军士前往临濠造宫殿,你们却私自役使,构筑府第,这难道是保全身家性命的道理吗''郭英等听后吓得战战兢兢,立即跪下叩头请罪.
朱元璋见状,又转换温和口气说:"朕不愿治你们的罪,你们也应当心中自省.
朕多次考虑怎样才能保全你们,你们反而不自思量保全自己,真是愚钝!
"气氛缓和下来之后,他又说:"过去朕的父亲曾说过:'做人要安守本分,广置资财,比如置买田地,每年庄稼有所收获,用之无穷,若是违背良心发财,像贪官污吏那样,虽然得利丰厚,却有丧失性命的危险.
'现在我给你们的俸禄就像有田耕作一样,年年都有收益,没有停止的一天,如果贪得无厌,享乐总有尽头,那就像是污水洼中浑浊的积水,早上是满的,到晚上就干涸了.
你们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朕已给你们爵禄作为酬劳,能够保住爵位和俸禄,你们的子孙后代都有所依靠,你们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璋又因功臣所赐庄田佃仆倚势犯法,而功臣却当浑然不知,并不去禁止此事,再次召集功臣勋贵,并对他们说:"古人注意小节,因此能够保全功业.
"又说:"现在你们功成名就,正应当留意保守晚节,你们的庄田佃仆常倚仗你们的权势,狐假虎威,横行乡里,你们为什么不严加禁约这些小人不严加约束,就会放纵起来,如果不加节制,必会连累你们的名声.
"以上是朱元璋在大封功臣之后的一两年间几次与功臣之间的对话.
那时的朱元璋可谓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主要的目的是想起到警诫的作用,明初的功臣,大多数都是明太祖的同乡,其中以淮西人最多了,正如当时诗人贝琼的诗所说:"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诗中写得是明太祖朱元璋初居应天时的情景,楚客、淮人都是指的淮西人.
那时,他与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连,几次召见功臣,虽然话说的严厉些,但确实是在规劝呀,这和后来的屠戮功臣完全是两回事.
1373年6月,朱元璋又针对功臣勋贵们屡屡违犯国法之事,诏令工部制造铁榜,用以约束功臣等家属.
共有九条禁令:一、内外军官不得私下接受公侯金银财物;二、公侯不得私自役使官军;三、公侯之家不得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四、不许内外官军在非出征时,听命于公侯;五、功臣之家管理庄田之人,不得在乡倚势欺侮殴打百姓;六、功臣之家屯田佃仆及其亲属,不得倚势侵夺他人田产财物;七、公侯之家不得在门下私役佃户,隐蔽差徭;八、公侯之家欺压善良、侵夺他人财产的,初犯免罪,再犯罚半俸,三犯停止俸禄,四犯与庶民同罪;九、公侯之家不得私自接受田土,违反者处罚与第八条相同.
朱元璋以铁榜的形式对功臣勋贵的种种不法行为加以限制和处罚,就当时来说是利国利民的,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安定,而且也保证了国家的赋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3.
招纳贤土,共谋江山1352年3月,朱元璋就投奔在郭子兴的手下,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得到郭元帅的欣赏和信任,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局器宏阔,志向远大,他见濠州城中诸帅不成大器,亲自率领徐达等二十四个弟兄谋求发展.
刚一出道,就干了几件大事:智取驴牌寨、义召秦把头、夜袭横闯山,招得精通兵法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前来投靠,并为朱元璋提出奠基金陵、倡仁义,收人心天下可定的方略,朱元璋非常高兴,也备受鼓舞.
1354年四十二43岁的李善长对这位青年将帅也非常佩服,在朱元璋夺滁州的途中求见.
朱元璋在知道了李善长是定远名儒,非常地高兴,一见如故,二人谈得非常投机,朱元璋在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李善长的高见;白天接黄昏,凌晨接白天,秉烛夜谈,甚是投缘,李善长讲:"主公家居濠州,离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正应在主公身上.
"接着李善长劝朱元璋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可成帝业".
正是由于这一席话,才鼓起了朱元璋的雄心,对他的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朱元璋认为,李善长的到来,很可能就是萧何转世.
朱元璋在攻下应天之后,立即就宣布了"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
因为朱元璋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也因为被他的诚心诚意所感动,不久之后,夏煜、孙炎、杨究等十多位儒士都被他招纳并重用.
朱元璋对招贤纳土非常重视,他每次命将出征,都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名儒贤人,朱元璋每攻取一地,就最大限度地征召当地文士武将.
1350年,朱元璋亲征婺州,此地是文学贤士汇集的地方,很快的,浙江名士评亢、孙履、张启敬、吴沉、叶瓒王、胡翰、金信、李公常等都一一被朱元璋给请到了府上.
他们在那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每日请二人讲解历代兴旺之道,并任命时仪为五经师,范祖干为谘议,就在第二年1月,朱元璋又以金华群尊五经师再次礼聘宋濂,他接受了.
但是只待了两个月,由于景旅方乱了,不便读书而辞职回家.
1360年1月,李文忠、李善长等再次向朱元璋推荐宋濂,朱元璋很高兴,又派使者樊观前往招聘.
此次宋濂为朱元璋爱才若渴的诚意所动,在这一年的三月到了应天,朱元璋亲自接见,待以上宾,并委以重任,先任命他为主管东南带的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接着又做了朱元璋长子朱标的教师,同时还负责给朱元璋讲解治理天下之道,后又任记录朱元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官,明王朝建立后,宋濂历任《元史》总裁,儒讲学土、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兼赞善大夫等官.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主要是用荐举报贤的办法广招人才.
称吴王后,仍继续使用这种办法选拔贤能之士;1367年,朱元璋任命吴琳等人携带巾帛外出访贤.
明王朝建立后,元璋在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提出"政治之道在于任贤''的经验,认为"天下之务,非贤不治".
朱元璋常说:世有贤才,国之宝也,任贤举能,天下大治.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占有山东后,下令各州县举贤赴京师任用.
同年四月,平定河南后,朱元璋命令徐达征召儒士睢明义、钜鼎臣、程彦鲁、秦彦洪、哈天民、王克明等多人赴京,授以官职.
八章,朱元璋颁布大赦诏,申明:"怀才抱德之士,久因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申奏,以凭礼聘,共图治效.
"在11月,朱元璋又派詹同、魏观等多人分赴各地寻贤才名士.
以后朱元璋又多次下诏天下,数次派人寻访,由于措施得当,大批被淹没的人才被推荐上来.
如1378年(洪武十一年)三月,一次就任命了各类人才九十七人.
第二天,又推举人才多达五百五十余名.
以后推荐的人才越来越多,最多达到了千人以上,凡被推荐的人,都被礼送京师,以备使用,不少贤士授以高官显职.
如儒士王本、吴原等授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又如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儒士赵翥等,授为尚书;儒士张玉道、王廉被授为布政使;还有不少儒士任命为少卿、佥都御史、府尹、参政、参议等要职.
朱元璋创建的明王朝需要大批人才充实到全国上自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府中去,如果说明朝建立前,这些贤才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那现在这些人却又是在辅助朱元璋治理巩固天下的.
尤其是1382年发生了胡帷庸案,在十八年又出现了郭桓案,两次案件加起来一共杀了六七万人还要多,官府衙门严重出现了人才短缺,荐举人才的规模和次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是却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明朝政府又大力兴办学校,并开科取士,着手培养大批新的人才以满足官场的需求.
明朝的学校分两类,一类是国学,也叫国事学,1382年改称国子监,是官府在京师设立的高等学府.
国子监的学生统称监生.
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
"晶官子弟为官生,民间俊秀为民生.
"具体来说,官生包括晶官子弟和土司子弟、海外留学生.
民生又有贡监和举监44之分,贡监是指从府、州、县学生中选派的岁贡生员,举监是指保送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的举人.
由于朱元璋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
1384年,在监的学生达数千人.
原有的学校不能容纳,朱元璋又命增设监舍五百余间,取名叫"外号房".
监生的国子监考试结业,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参加会试,及第后由吏部再授官.
洪武朝,因官吏缺乏,有大批监生直接被授予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也有的授予知州、知县之职.
郡学又叫儒学,是指府、州、县设立的学校.
1369年10月,朱元璋下诏令,命天下府、州、县设立学校.
洪武年间,人数上有规定;府学的生员为四十人,州学为三十人,县学为二十人.
以后有所扩大.
除此之外,明朝还有宗学、社学和武学.
1375年,朱元璋再次下诏,要在全国设立社学,于是各地的社学纷纷建立起来了,并且招聘了儒士做教师,教育民间的子弟.
据《苏州府志》记载,府州县每五十家人就建立一所社学,因此苏州城乡共建主学七百三十七所.
到1383年,朱元璋再次下诏设立社学,为避开官办的嫌疑,命令其一律改为民办.
作为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对人才的选用有他的局限性,首先,他培养和选拔的人才,只限于儒士,也就是局限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范畴之内,对于由于贫困而无法读书的广大人民则完全排除在外.
尤其是文臣更是如此.
其次,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就极力加强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随着皇权的极度膨胀,人才的选择、官员的升降全取决于朱元璋一人,只有绝对效忠于他个人和为巩固朱氏一统天下尽犬马之劳的人,才能被选用和晋升.
否则,你纵有满腹韬略,过人的才能也是枉然.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兀璋一方面积极地培养和发掘人才,同时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摧残和扼杀人才,他的用人政策围绕着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绝对维护和巩固大明王朝统治,保证朱氏一统天下,这种选用人才的制度其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绝非朱元璋个人的品质问题.
朱元璋看过很多的史书,并且悟出了不少道理.
如商汤不惜改过而为三代盛王,商纣王饰非拒谏而亡;唐太宗善于纳谏以致贞观之治,唐玄宗为奸佞所蔽酿成安史之乱等等.
朱元璋从实践和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兴亡之道在从谏拒谏"的道理.
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除招贤之外,必须要纳谏.
他有一句名言"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把这两者看成是治国成败的关键.
他还认为人非神仙,不可能没有错误,尤其是一国之君,深居内廷,很容易言路闭塞,"隔绝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身边非常需要敢谏之士,"以拾遗补阙".
但是要造成大臣敢谏君主善于纳谏的气氛绝非易事.
朱元璋称帝的当年,每次上朝,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讲话,而百官只是应喏,长久无人谏诤,朱元璋觉得这并非好事,皇帝至尊,大臣不敢言,这使他深感忧虑.
他三番五次地鼓励文武大臣进谏.
他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
"又说:臣下的职责就是进谏,将君王的过失指出,不然就是失职,而君主的责任就是纳谏,指出错误而不接受,就是无道.
倘若臣下的进谏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责难,他虽然得罪了昏君,然而有功于社稷,有功于人民.
"但是那时,其实敢于直言谏诤者仍是寥寥无几.
于是朱元璋反复向臣僚们申明自己对待进谏的态度.
他非常诚挚地表明自己不是完人,也不是什么神明,而是和大家一样,有对也有错.
反复强调"朕总万机,安能事事尽善"希望臣民勇于进谏,他一定"虚心以纳之".
同时又强调为言事者保守秘密,以免遭人打击报复.
朱元璋下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层层上报而中途泄密的机会,从而解除了不少进谏者的顾虑.
为了进一步鼓励臣僚们的进谏,朱元璋郑重宣布:言而有实则奖,言而不实无罪的政策,朱元璋也确实奖赏了一些直言敢谏者.
45如1377年,工部奏差张政中上书谏言,要精选公明廉正者担任监察御史,以及在各府州县设常平仓,以平物价等,朱元璋很赏识,升他为宛平知县.
又如,巩昌秦州儒学的训导门克新,1393年,朱元璋向人觐的学官们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在被接见的诸名学官中,惟门克新敢于直陈时弊,直言无隐,被朱元璋升为左春坊、左赞善,后又升为礼部尚书.
朱元璋善于纳谏的行为也激发了一些耿直之士,他们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对朱元璋的失误据理谏诤.
有一回,监察御史周观政奉命监守奉天门,宦官领着一班女乐想进官,他不让进,宦官说是圣上的意思,他仍不让进.
宦官恼火并冲人宫内,不一会儿,这位宦官又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讲,女乐不用了.
他却生气地说:"必面奉诏.
"这话传进宫里.
过了一会儿,朱元璋亲至宫门,对周观政说:"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当今天子当面向臣下道歉认错,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说明朱元璋纳谏的诚意和非凡的气度,在封建帝王中实为楷模.
大巨们的直言进谏和朱元璋的勇于纳谏的精神确实减少了不少失误,同时也起到了使朝政清明的作用.
但是,不管怎样,朱元璋毕竟是个封建帝王,因此,其纳谏也必然有他的局限性.
尤其到了晚年,拒谏杀人之事也屡屡发生.
如朱元璋选宫女,得知熊宣使有个妹妹年轻貌美,想选她人宫,员外郎张来硕进谏说,此人已许配人家,如选人宫,未免不妥.
朱元璋大怒,令左右将其砍死.
又如刑部主事茹太素在1376年{洪武九年}九月,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等,朱元璋不高兴,将他下狱,死在刑部大牢.
朱元璋的纳谏同招贤一样,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尤其是为朱氏I朝一统天下服务的,加上朱元璋不断地强化专制主义统治,使进谏和纳谏都受到了影响.
特别是到了洪武中期之后,朱元璋屡兴大狱,使得官员人人自危,不少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少说为妙,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那些敢于直言谏伊,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忠勇之士越来越少了.
所以,洪武年间的谏诤之风远不如唐太宗时期.
4.
稳定社会,以农为本恢复生产元末的长期战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稀少,到处是一片废墟,1366年,常德府武陵县等诸县,人民逃散而地旷人稀,大片土地无人耕种,致使杂草丛生,在颍州,元末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
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
明朝建立后,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的现象依然如故.
劳动力的奇缺,税收和户粮的锐减,已使明初的社会经济走上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也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朱元璋为了尽快地扭转这残破不堪的局面,他绞尽脑汁,制定出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措施,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休养生息的政策.
洪武初年,地方官人觐朝见,朱元璋告诫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的财力人力都很困乏,譬如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刚刚栽植的树木,不可动摇它的根部.
重要的事情,在于安养生息而已.
"安养生息的政策的重点是农业,朱元璋告谕群臣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费用全都依靠它.
"所以,他把开垦荒地,增加户口作为明初休养生息的主要任务.
早在1367年五月,朱元璋就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支海、襄阳、安陆等州县,以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种植桑、麻、谷、粟,连同税粮、徭役皆免三年,实行与民休息.
为了让人民能集中精力恢复生产,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各处荒闲田土,允许老百姓开垦,并归开垦者所有,同时免其杂税差役三年.
1370年(洪武三年)又规定,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46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
1380年(洪武十三年),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允许百姓尽力开垦,各地方政府不得向农民征租.
"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以及人民,不问何处,惟犁到熟田,方许为主.
若有余力,任其再开.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命令山东、河南开荒田地,永不收租.
朱元璋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
这些贫苦农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而变成了拥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明初自耕农数量的激增,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洪武初年,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朱元璋积极采取措施,解放生产力.
首先,朱元璋下诏大赦,使不少逃亡之户及聚众打劫之人回乡投人生产,安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其次,下令严格限制僧道的数量,朱元璋下令,"百姓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不许落发为僧,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可以请度牒,让他们全在京师各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的,才允许为僧.
"到1395年十月,因全国的僧道数量还是很多,皆不务本教,又令六十岁以上的一律赴京考试,不通经典的除名.
规定越来越严,僧尼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少,不仅减轻了朝廷和民间的负担,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
第三,他又下令解雇奴隶,这也是朱元璋解放劳动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1372年(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下诏:过去因兵乱,人民流散而沦为奴隶的即日放还,使之成为平民百姓.
以后他曾多次下令,由朝廷代为赎还因饥荒而卖身为奴的男女.
同时还规定,庶民之家,不许蓄养奴婢;这些规定的正式实施,使奴婢的数量大为减少,相应地增加了社会劳动力.
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政策的另一举措就是移民屯田.
公元1370年,朱元璋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的建议,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而且移民的原则是"移民就宽乡".
即将人多地少的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地方.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召募流民屯田以及命犯罪的人屯田等措施.
这些均属民屯,民屯之外,朱元璋还大力发展军屯和商屯.
洪武年间实行的军屯,改变了战争年代那种"目耕目战"的做法.
而是命一部分将士从事守御,另一部分将士专事屯田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军需,而且大大减轻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负担.
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就是一部分商人雇人开荒屯种,然后用粮食换取盐引.
商屯对供应国防的粮饷以及开发边疆也起了积极作用.
兴修水利也是明初实行"安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和州铜城堰,广西兴安县灵渠,修都江堰,还下令修黄河、泌河、漳河等堤岸.
此外,朱元璋非常重视水利设施的养护.
规定:凡盗决河防、圩岸、陂塘者,均受重刑.
提调官吏不修河防、圩岸或修而失时者,也要被处刑.
明初修河筑堰工程的广泛推广,不仅使大批被洪水、海潮淹没的土地变成良田,而且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人民的负担,大力整顿赋役.
赋役包括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但如果赋役过重或不均,又是造成封建国家不安定的因素,洪武初年田赋较轻,当时的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征收,明初建立了户帖制度,后又经过数年的酝酿,编制了赋役黄州,鱼鳞图册,这样,二者相互结合,使征收赋役有了统一的标准,均衡赋役,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为了保证田赋的征收,朱元璋还建立了粮长制度,同时还规定如果粮长犯罪,可缴纳宝钞赎罪,这是对粮长的特殊照顾,这一制度确实在一次程度上避免了不少贪赃枉法和侵吞税粮之类的事情发生,既保证了国家田赋的征收,又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也有少数的粮长,勾结官府,假造文册等,虚出实收,贪脏受贿,被朱元璋严厉惩处.
朱元璋还下诏指示,凡各地闹火灾旱灾的地区,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情严重的地区,除了蠲免夏、秋二税外,还由当地官府给民贷米、或赈米、47布和钞.
由于深知百姓的疾苦,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
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还要施肥,大太阳地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
好容易盼到收割了,定粮纳税之外,所剩无几.
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急得毫无办法.
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要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朱元璋这种体恤百姓的举措,一方面有利于穷苦百姓克服灾荒,另一方面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体恤民情的另一做法,就是惜用民力,不误农时,朱元璋认为,一般的工程都尽量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不很急需的尽可能缓建.
朱元璋还时常教育太子朱标,让他"遍历农家,观其饮食器用".
他对朱标讲:"农民身不离田亩,手不离农具,终年勤劳,不得休息,而他们住的不过是茅屋草房,穿的不过是粗布衣裳,吃的不过是蔬菜糙饭,而国家经费都是由他们负担,所以要让你知道,凡自己的居住食用,必须想到农民的劳苦.
取之于农民的要有节制,自己的用度也要有节制.
要使农民不苦于饥寒.
如果横征暴敛,那就民不堪命了.
"此外,朱元璋奉行"安养生息''政策,其中还有一项重要措施是他积极倡导大力推广桑麻、枣、柿以及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由于朱元璋坚定地奉行"安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不仅使广大人民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明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货币的统一和使用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早在朱元璋营建江南时,就非常重视货币的铸造和使用问题.
朱元璋攻占集庆文后,就下令铸造大中通宝钱,明朝建立后,又发行洪武通宝钱,洪武年间,虽然货币统一了,但是一方面由于明朝初年铜的产量不足,另一重要因素是铜钱太重,而价值低,不便携带,于是决定改革纸币.
在1375年3月,下诏命中书省造"大明宝钞".
为了保证大明宝钞的流通,朱元璋特下诏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告发者就以其物给赏.
人民只准以金银向朝廷换取宝钞,并规定商税钱钞兼收,收的比例是钱为十分之三,收钞为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的只收铜钱.
1385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命户部凡天下有司的官禄均以钞代给,每米一石给钞二贯五百文.
大明宝钞的发行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商业的发展乃至繁荣起了积极作用.
但朱元璋发行的钞币从本质上看和元朝后期一样,没有从根本上弄明白货币发行的内在规律.
因此,必然要出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危机.
所以等到了1397年时,杭州诸府商贾,不论货币贵贱,一律以金银定价,根本就不用宝钞了.
大约百年后,白银这种贵重金属逐渐取代了宝钞而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了.
5.
巩固国防,建立外交政策洪武初年,朱元璋依据当时的国情,制定出相安无事、共享太平的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朱元璋指出,倘若外国自不量力,兴兵侵扰我国边防,我们一定狠加还击,但如果外国不来侵扰,则不可无故兴兵,去侵犯他国,朱元璋这种保境安民的外交思路是符合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国情的.
当时,统一全国的大业尚未完成,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还未恢复,而且历史的经验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对外扩张则毫无意义,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事.
所以,朱元璋告诫子孙:不可倚中国之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
当然,假如有的国家不自揣量,胆敢侵犯皇朝边境,那就坚决给予反击.
朱元璋一方面坚决反对无缘故的对外战争,另一方面也决不允许外国的侵犯,主张保境安民.
同时,朱元璋也告诫武将:国家用兵,好比医生用药,蓄药以治病,不以无病而服药.
国家未宁,48用兵以戡定祸乱,到四方承平时,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而不可喜功生事.
因为兵能平祸,亦能招乱.
如果自恃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这足以招乱.
好比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纵然不使其残躯殒命,也会大伤元气.
所以当,政者应时常讲武事,却不可穷兵黩武.
朱元璋还告诫子孙:胡戎(指蒙古)与中国边境紧邻,累世战争,你们一定要选好将,练好兵,时刻小心防备.
洪武初年,朱元璋积极主动地着手恢复同周边诸国的友好关系.
1368年12月,他主动派懊斯、易安等人,分别出访高丽、安南之后又陆续遗使出访日本、占城、爪畦、琐里等,阐明了明朝的外交政策和建交的愿望,并且还送给邻国大批金绮罗纱,1370年,在使臣带给爪哇国王的国书中指出:"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接见来访的高丽使者张子温时说:决不无故兴兵侵犯他国,愿与各国和平相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派人想方设法同远在地中海地区的拂森取得联系.
直到1393年12月,朱元璋在回顾他的外交活动时说:朕自即位以来,命使者出使周边各国,使者的足迹达主十六个国家.
由于朱元璋积极主动地开展了睦邻友好外交敏策,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不少国家前来通好,贡献宝物.
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大明王朝始终以"宗主国''自居,而视周围的邻国为属国,作为这种"宗藩"关系的象征,东南亚各国名义上必须接受明朝的敕封,并称臣、朝贡.
在这中间,朱元璋始终奉行着两条原则,一是尊重各国的内政和主权,二是从不干预别国的事务,尤其是当邻国之间发生纠分;朱元璋从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尽力地从中调解.
朱元璋为了招徕西方的客商,下令,凡西方商人前来互市,边将一律放行,驿站要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做完生意后,朱元璋还派官吏护送他们回国,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外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最初的文化交流同"贡赐"大量礼物是同时进行的,并赐予他们历法,这些历法的颁赐,对促进邻国的生产、生活和天文气象等科学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朝初年,通过中外僧人的相互往来,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如1372年(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曾派明州的祖阐法师和南京的无逸法师去日本,他们在日本和五山的僧侣相互学习交流,两位法师还为日本僧侣改诗、题辞,并撰写了诗轴的序文.
同时明朝初年,不少国家派子弟到明朝求学,如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先后派人到国子监留学,成绩优良者还可以留在中国做官.
他们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各国儒学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明朝初年,由于北边有北亢势力的骚扰,东南沿海一带有倭寇的威胁,因此,民间的对外交流一直受限制,甚至发展到实行海禁,使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发展.
14世纪以来,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分裂的混战时期.
当时日本西南部的封建诸侯,为了抢掠财富,经常联合内战中的残兵败将以及地方的破产封建主、失意的政客、武士、浪人和商人组成了海盗集团,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时人称之为"倭寇".
他们组成船队,携带武器,不时地抢劫中国的商船,掠杀中国沿海的居民,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福建、浙江、广东都在他们掠抢之内,给沿海地区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朱元璋极为重视倭寇问题:在军事方面,他选派名将,设置卫所,积极防御;同时,又开展外交活动,希望能同日本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朱元璋几次主动地派使臣出访日本,并交涉倭寇抗边问题.
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对明朝的友好诚意不仅-置之不理,而且不是屠杀使臣,就是扣压使者,态度极不友好.
并变本加厉,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掠夺有增无减.
49对此,朱元璋极为气愤,决定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指示沿海各省加强对倭寇的防御和反击.
首先,大力增强沿海卫所的兵力.
朱元璋下令收集改编原张士诚和方国珍余部,利用他们熟悉沿海地形,善于水战的优势,充实沿海各卫所;其次,大力加强水师建设.
朱元璋在称帝前就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明初,由于倭寇不断骚扰东南沿海,朱元璋又下令在京师南边的新江口造船四百,用以巡捕盗贼私盐,兼防倭寇;第三,加强武备,广建卫所.
朱元璋对抗倭将士赏罚分明,规定歼敌立功者,重赏;临阵逃脱者,处罚,在13%年,正式颁布了《擒获倭寇贼升赏格》,明确规定,"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者,佥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乃赏白金五十两,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佥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俱与指挥同……".
朱元璋在具体执行中,该赏的决不吝啬,该罚的也决不手软,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从而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
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重视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问题,在东南沿海,北起辽东,南到广东的万里海岸线上,广建卫所,加强武备,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御体系.
陆上重兵把守,海上船师巡逻,使倭船未及靠岸就葬身大海,此后,倭寇很少来犯,东南沿海的倭患逐渐平息.
洪武年间,由于明朝国力强盛,海防稳固,倭寇始终未能形成气候.
朱元璋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使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倭寇抢掠.
6.
设置机构,颁布政策实施管理明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比较发展的年代,尤其是洪武年间,皇权高度集中.
因此军权与皇权的矛盾比较尖锐,而作为明初最高军事机构的都督府,其发展的趋势是一分为五,权力也必然由集中到分散,由大变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
早在行枢密院刚刚成立之时,朱元璋就自领其事,每次征战,从制定战略战术到命将,朱元璋都要亲自定夺,尤其是关键的战役,其方案多由他拍板,甚至在战役进行中,朱元璋不是亲临指挥,就是下诏告诫主将,无一不在朱元璋的运筹之中,名为行枢密院掌管军事,实则朱元璋亲自指挥,将军权牢牢握在自己一人手中.
1377年7月,朱元璋任命李文忠提督大都府事,并告诫李文忠:"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大都督府为三大府之一,掌军旅,诸如天下将士兵马丈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密重事等,尽在其职掌之中,权力极重.
"军权的相对集中,在立国之初,战事频繁的年代,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明王朝统治稳定之后,军权再如此集中,就会给皇权带来威胁.
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在罢中书省的同时,也将中央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且各府之间互不统属,直接属皇帝负责.
又分别与兵部相联系,兵部的职权,是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及政令;比起五军都督府的职掌,既有联系,又相互制约,这样一来,无论是都督府,还是兵部,谁都不能集调遣军队和指挥军队两种权力于一身,任何一方都无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搞独立或兵变,调动和指挥权只掌握在朱元璋一人之手,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军权.
明朝洪武年间,地方军事体制就是卫所和都指挥使司,1368年,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在全国上下建立卫所,史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规定,要害地凡一郡的设所,连郡的设卫.
大体是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
军士在明代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其军籍、民籍和匠籍的归属各有不同,军籍隶属于都督府,而民籍则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卒不受地方官的管辖,不仅身份不同,而且在法律、经济方面也不同.
在卫所首领职权中,有明确的规定:卫指挥使,又称掌印,掌理一卫之事,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分理屯田、验军、操营、巡捕、漕运、备御、出哨、人卫、戍守、50军器等军务,统称为"见任管事";不任事的入队,称为"带俸差操".
每遇战争,则率领所属军士,听从主帅的指挥调遣.
1370年,朱元璋升杭州卫、江西卫、燕山卫、青州卫为都卫指挥使司;不久又设置了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卫指挥使司,以后在全国各行省均建立了都卫指挥使司,到1374年,又在河州设置了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1375年10月,朱元璋正式诏令改都卫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并成为行省的最高军事机构.
都司掌一方的军政事务,分别率所属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所命于兵部.
都指挥使及都指挥同知、佥事经常以其中一人统领都司军政事务,称掌印;一人负责练兵,一人掌理屯田,称佥书.
另外诸如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杂务,全都由都指挥同知、佥事分别统领.
早在朱元璋率军攻取城池之时,就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
洪武初年,他又依次命各路将领分道练兵.
为了使军士训练制度化、系统化,1373年,朱元璋诏令中书省,大都督府及六部官员制定训练士兵的条例,明文规定:"凡各卫所将士,务必按时练习武艺.
骑卒必善驰马、射弓及枪、刀;步兵必善弓弩及枪.
"那时,朱元璋再三强调,该降的军官必罚无贷.
可见朱元璋对将士的训练及素质要求是多么的严格和重视.
朱元璋治军有方,在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他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军纪严明,在封建社会也是有口皆碑的.
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命将攻城掠地,擒敌报捷,当时朱元璋只凭借将士们是否勇敢有能力给予奖赏,或升官或赏物,对于奖赏的等级,并无明确的规定,全凭朱元璋个人的意志.
1370'年11月,朱元璋大赏功臣宿将.
赏功当天,朱元璋坐奉天殿,皇太子、诸王侍立左右,李善长、徐达率文武百官排列两旁.
朱元璋告谕文武群臣:"今爵赏次第,皆朕所定,至公而无私.
"于是封李善长、徐达等六公,汤和等二十八侯.
此时的军功封赏,虽然有功绩报批程序,亦有封赏的礼仪等级,但多以朱元璋的好恶来拍板,没有太严格的规定.
一直到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才正式有了详细规定.
军纪是部队能否生存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朱元璋起事不久,就非常重视军纪的整顿.
一次,他率领一支刚归降的队伍出征,有名士卒违反命令,他立斩不赦,使众人不敢再违命令,在徐达攻镇江时,朱元璋告诫他与诸将士:"我自从起兵以来,未尝乱杀人,今天你们就要前往攻城,一定要明白我的用心,并告诫将士攻克城池时,不要杀戮,有违反此令的,军法处治.
有纵容犯法的,重罚不赦.
"徐达攻下镇江后,号令严明,果然是民无兵刃之灾,舍无焚烧之废,京口之民全生,此后,每攻城略地,朱元璋均反复告诫将士禁杀戮,勿扰百姓.
正因为如此,使得朱元璋所率的队伍军容整肃,军纪严明,听指挥,战斗力强,在群雄中是纪律最好的一支军旅.
此外,朱元璋还制定了较为系统的军法条例.
这对于约束将士,提高战斗力,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7.
整顿、治理、开发边疆地区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朱元璋登基之后,为了稳定边疆地区,他总结了历代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制定了威德兼施,以德为主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开发,这是朱元璋巩固明王朝的一项重要措施.
明王朝建立之初,全国尚未统一.
朱元璋在统一战争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一般来说,他侧重于政治上的恩抚,即"以德怀之",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武力,只有当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拒绝附和或发动叛乱时,朱元璋才兵临城下,"以威服之".
朱元璋对投降的原元朝官吏,不记前嫌,量才选用,委以官职,如脱因授以廉州知府;51忽哥赤任命为工部右侍郎;安童授以刑部尚书;答禄与权开始时被推荐为秦王府纪善,后升任为衙史,累官至翰林修撰.
对于投降的蒙古牧民,朱元璋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针,深得牧民的拥护;洪武初年,朱元璋把他早年处理湖广少数民族问题时提出的"因其俗而治之"的原则推广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1370年,朱元璋驳回了中书省关于要把蒙古牧民迁置内地的奏请,指示: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是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而牧,各得其所,自然安顺.
1387年,纳哈出归降后,朱元璋敕谕冯胜,让他将纳哈出的部众安排在原地居住,使他们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屯种,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縻性质的卫所,用此法加强对北部蒙古族的管理.
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朱元璋非常重视安抚各族人民,南方的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区的苗、瑶、壮、黎、高山、土家、彝、布依、白、傣、纳西、僳僳、回、佤、独龙等族,虽然归降的时间不一样,但朱元璋始终主张尊重南方各族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留居原地,并保留各族原有的行政体制,实行土司制度.
明朝统一南方后,重新调整了行省的管辖地区,建立了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又立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了土官世袭制度,即土司制度.
朱元璋清楚地看到,土司官全为世袭,有着较强的割据性,一方面要利用他们管理边疆,同时必须要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朱元璋除了在边疆的要冲之地设置卫所,派驻军队外,还要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交通方便的地区,任命由朝廷随时可以撤换的流官与土官参用,实行土流合治.
这种办法限制了土官的特权,削弱了土司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为了安定边疆,朱元璋还向云南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开发云南.
1383年(洪武十六年),他任命义子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沐英上疏请示,说:"云南土地广阔,但是荒芜居多,请求批准卫所军士开垦荒地.
"朱元璋非常高兴,立即采纳了沐英的建议.
并布置大量移民和军队赴云南屯种.
如1384年,(洪武十七年),"移中原大姓以实云南",1387年(洪武二十年)十月,朱元璋令湖广常德、辰州二府,"百姓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去云南屯种".
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沐英人京朝见后返回云南,又带走大批江南、江西百姓人滇,安置在临安、曲靖等郡县屯种.
朱元璋重视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重视发展汉藏传统的茶马互市贸易,明朝初年,统一全国的战役仍在进行,前线大量缺马,用茶叶换取马匹,这是明王朝军事上的需要,川陕地区是汉藏茶马贸易的集中地,明朝政府在那里设立茶马司负责管理.
总之,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产水平普遍落后于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比较贫穷,朱元璋体恤民情,对边疆广大少数民族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来说表现在:朱元璋曾多次下令减免边疆少数民族的赋役,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大力开发边疆,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学校,创办教育.
1382年,明军刚一平定云南,就下令边疆凡有条件的,要陆续开办儒学,第二年,云南在靠近边疆内地的各府、州、县都建立了不少学校.
二是兴修水利,修筑驿道,建设边疆.
朱元璋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是成功的,他的威德兼施,以德为主的政策也是得体的.
当然他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有他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他不可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羁绊,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是开明的,积极可取的.
52他那种不记前嫌、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以及怀柔恩抚的政策,在封建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
应该说他在洪武年间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融合,促进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以及民族间的大团结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异点]宽容大度,接受建议《孔子家语》中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人们常说.
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历代功成名就之士,无不鼓励下属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假如一个人听忠实良言感到逆耳,最终会招致失败的,甚至会失去反省自己的机会.
所以,听到逆耳之言不要气恼,听到夸奖也不可得意洋洋.
正确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反复忠揣.
以达到事物的兜美与统一.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在世谁不要经历几番艰辛的奋斗才能走上康庄大道当你遣茫、失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指点,有人来扶持.
有多少人想让别人来提意见却求宅不得只可惜,一些肤浅之辈一听逆耳忠言就拂袖而去,一遇不顾的事就怨天忧人,这样的话,怎能成大事.
在这方面,朱元璋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例子.
宽容大度,接受建议看似平常,却也正反映了朱元璋的睿智过人之处.
[胜点]行事得当,治理有方世上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可循,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摸清事物的规律,然后才能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朱元璋很会利用这一点,别人花十倍精力才能做的事,他只要以微少的代价就可以取之.
他能相机行事.
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应谊派谁干,怎么干.
所以,做事必须发现窍门,得窍则一通百通,然后方可对症下药.
做人要善于发现优势、特长,看清本质.
就可以使自己遇事进退自如,不受他人控制.
另外,做事还必须考虑周全,顺民心,知天意,不可以随意所欲.
要让客观因素放在前面.
下命令、做决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然后再得出结论.
惟有如此,才能发现规律,把握规律,从而让规律指导自己的行动.
[焦点]一条好汉,三个帮大厦非一木所能撑,大业非一人可以完成.
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会有很多朋友在鼎力相助.
一个人,尽管是智慧超群的人.
无论你是凡人,还是一个智慧超群,勇压陈群人宅人,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众人的相辅相助.
是不能实现的,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完成所有的事.
况且血肉宅躯,精力有限.
谁能如机器般都以昼夜不息的工作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少一个冤家少一道坎.
"只有广交朋友,广揽人才,才能把握主动,才能站稳脚根,走向成功.
53五巩固江山篇——运筹决策的突破管子说:"……稳定国家,必须实行'五辅'(即指德、义、礼、法、权等五项措施).
"朱元璋创立明朝也硼外,通盘兼顾,百姓安居乐业、江山才能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其妙计——关键在于措施落实.
因此,运筹决策、制定计划、实施措施等重在落实治理,才是确保巩固江山的良机.
1.
调整机构,选贤定位早在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时,就沿用元朝旧制,设立中书省,设官分职.
当时中书省设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晶设参谋府,置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晶,断事,经历正七品.
设都镇抚司,置都振抚正五品;置考功靳,设考功正七品,至1367年,废掸参议府,命百官私仪以左为上,于是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
明朝建立后,洪武初年的中央行政机构,仍沿用元制,中央设中书省统率百官,总理政务.
1368年正月,中书省奏请以皇太子为中书令,但朱元璋没有同意,认为当时太子年幼,学识浅,无经验,决定今后凡军国大事只要告知皇太子即可,中书令一职废而不设,并将左右相国改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仍以左、右丞相为最高行政长官.
这一年的八月,朱元璋采纳中书省奏议,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规定,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命等事务.
户部管户口、农业税、俸饷等事务.
礼部管祭祀、宗教、典礼、科举考试及外交等.
兵部管理各地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和军令等.
刑部专管法律、法庭和监狱等.
工部管工程造作、水利及交通、武器制造等.
各部均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
朱元璋诏令当时尚书为正三品,侍郎为四品.
命滕毅为吏部尚书,樊鲁朴为侍郎;杨思义为户部尚书,刘诚为侍郎;钱用壬为礼部尚书,世家宝为侍郎;陈亮为兵部尚书,朱珍为侍郎;周祯为刑部尚书,盛原辅、张仁为侍郎;单安仁为工部尚书,张文为侍郎.
当时六部仍沿用元朝旧制,皆隶属于中书省管辖.
但随着大明王朝疆域的开拓和统一,事务越来越繁忙,六部的设置也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1372年六月十八日,朱元璋又诏令制定出六部职掌,年终考绩等.
朱元璋总结了元朝灭亡的原因,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
明太祖又是一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深知皇权旁落的危险.
以史为鉴,他指出:"设置宰相之后,大臣打着君主的旗号作威作福,宰相位高权重,把鹿硬说成马,架空皇帝危及国家,擅专威福.
"于是,朱元璋对中央行政机构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书省的职权进行限制,原来全国政务和大臣奏言都要经过中书省,由中书丞相对皇帝负责.
1370年,朱元璋设立察言司,专门掌管全国奏章.
1377年又设通攻使司,是出纳帝命、受理全国臣民章奏的机构,是沟通内廷和外廷的喉舌.
第二年,朱元璋又令六部奏事不必事先报告中书省,使六部能够不经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报告.
到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在处死左丞相胡惟庸的当天,朱元璋就对朝中文武大臣宣布:他要革去中书省,要仿效古代六卿之制,以六部分理政务.
建立王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使权力不专于一司,大事不致欺瞒.
五天之后,同年正月十一日,他正式诏谕全国下令罢中央的中书省,废除中书丞相等官,把原来隶属于中书省的六部品秩提高,分理朝廷政务,54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负责.
规定各部尚书由原正三晶升为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皆为"堂上官",郎中为正五晶,员外郎从五晶,皆为司官.
这样一来,六部不仅位尊,而且职权比过去大多了,成为替皇帝总理天下政务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了.
朱元璋还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六部之名虽沿袭前朝,其地位和职掌在改革前后有了本质的区别.
改革前,六部由中书省统辖,各部尚书向丞相负责.
改革后,以各部尚书任天下事,直接向皇帝负责.
此举宣布了中国古代存在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的结束.
丞相权力由皇帝兼使,皇权空前加强.
朱元璋独揽大权之后,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尽管朱元璋克勤不怠,兢兢业业,从早忙到晚,有一段.
,他每天要看二百份奏章,处理四百件事情,实在是力不从心,需要辅臣相助.
1380年9月,设置四辅官,朱元璋效仿周制,四辅官分别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用以"协赞政事".
以王本、李佑、龚鞍(音学,xue)为春官,杜鞍、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官和冬官由王本等兼任.
品位仅次于公、侯、都督之下.
先后担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九人,均为年事已高的乡间老儒,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朱元璋讲论治道,同部院官一起处理某些事务,充任参谋、顾问.
这些人淳朴、厚道,但确实没有多少从政的实际经验,也处理不了朝廷的政务,起不到"协赞政事"的作用.
两年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废除四辅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朱元璋在废中书省,罢丞相后,为寻找一个既无多大权力,又能帮助他处理政务这种实验的失败.
1382年十一月,朱元璋又仿宋朝制度,设殿阁大学士.
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以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以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又征聘鲍恂、张长年等为文华殿大学士.
这些大学士一般为正五品,职责是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
具体来说,随从皇帝左右,备其咨询,或商榷政务,评论经史,谈古说今,但绝对不能参决军国大事,凡军国大事,均由明太祖朱元璋一人说了算,因他们授餐大内,常待天子殿阁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不过,明太祖时,内阁还未正式成型.
军事机构最早也是沿用元朝的做法.
1355年六月,朱元璋取太平路,改为太平府,设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自任元帅.
1356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太平府设置行枢密院,朱元璋自领院事,功臣宿将依次也升为同知,佥院、同佥、判官等职,其品秩沿用元朝旧制.
1361年(龙风七年),又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军事.
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宋思颜兼参事,谭起宗为经历,汪河为都事.
同年十月初一,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使、佥事、照磨等官.
1364年(龙风十年)三月,正式定大都督从一晶,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晶,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
第二年正月,朱文正有罪被罢官,大都督一职不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
1367年(吴元年)再次更定官制,诏令规定: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从一品,副都督正二品,佥都督从二品,参议正四品.
1379年(洪武十二年)七月,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城,朱元璋特命文忠提督大都督府事兼领国子监事.
1380年(洪武十三年),取消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下令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
每府设左右都督作为长官,各领所属都指挥司和卫所,职权和兵部相互配合,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有领兵权,但无调兵权.
遇有战事,要由皇帝决定,由兵部颁发调兵令,而兵部又无兵.
都督府长官奉命出任总兵官,带领所征调的军队,指挥作战,战争过程中,朱元璋还要派官员监军.
战争结束后,将官须交还将印,出征的军队也各归原来的卫所,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分掌部分权力,达到将不专军、军无常将的目的,谁也无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兵变,有效地防止了将帅拥兵自立,使军队的指挥、调动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朱元璋一人手中.
55明朝的监察机构沿袭元朝旧制.
1367年朱元璋在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台下仿元制设殿中司和案院.
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察院监察御史(正七品).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曾对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御史中丞刘基、章溢等说:振纪纲、明法度者,主要在你们御史台.
说明明太祖对百官监察的重视.
1380年,朱元璋又专设左右中丞,正二品;左右侍御史,正四品.
这一年的五月,罢御史台.
到1382年,朱兀璋设置了都察院,代替了过去的御史台.
设监察都御史,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正九品.
每道铸印二枚,一由资深的御史掌管,一藏于内府.
有事受印以出,事毕归还.
1383年(洪武十六年).
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衙门.
第二年正月,又升为正二品衙门,设官齐全,使监察制度在组织形式上趋于完备.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晶;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
左、右都御史,专门负责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具体说,都御史有三刻权、职官考察权和司法监督权.
三刻权是指,都御史对京官行使的三项纠劾权力,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构党、威福作乱的,弹劾;凡百官贪冒、破坏官纪的,弹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乱语的,弹劾.
而职官考察权是由都御史与吏部长官共同行使.
都御史的司法监督权,主要是朝廷发生重大案件,由皇帝下令三法司会审时行使.
都御史与六部尚书晶秩相同,合称"七卿".
都御史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个布政司为一道,每道设七至十一人,共一百一十人.
监察御史的职责是监视、纠察文武百官,在京的巡视京营、仓场、内库、皇城,参与监临乡试和会试等;在外是巡按、督学、巡盐、巡漕、监军等,职权重要.
特别是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狩地方,大事上奏皇帝裁断,小事则自行处理,监察御史的官阶只有七晶,同外任知县相同,但权力却非常大,皇帝利用他们箝制大官,达到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目的.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监察力度,还承袭了宋元旧制设给事中.
1367年(吴元年)设置给事中正五晶,其职掌是侍从、规谏、补阙、拾遗.
1373年(洪武六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采用宋代给事中分治六房之制,设给事中十二人,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
凡省、府及诸司奏事,给事中各在殿庭左右,执笔记录.
六科给事中初设时为独立机构,直属天子.
1377年(洪武十年)曾隶属敕监.
1379年(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又将其改为隶属通政司.
通政司也是监督臣民的机构,成立于1377年,其长官为通政使,专门负责向皇帝奏报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案或告发不法之事,并呈递天下臣民的实封奏章.
此外,通政使还有权参与大政.
通政使是居于七卿之下的最高位次,因而与六部、都察院之长和大理寺卿合称"九卿".
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地位上升、分理全国政务的六部的行政监督,特将六科给事中重新独立为一曹,直接由皇帝掌握.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配置一科,每科设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具体为: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
六科给事中的共同职掌分别是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与议政,拾遗补阙,监督行政决策;凡举行朝廷最高行政会议,决策有关重要人事安排,以及制定刑狱大案、财政经济、军事边防、外交关系等大政方针时,六科给事中均有权参加,并可建言、规谏、拾遗、补阙.
同时兼行唐宋谏官的部分职能.
二是监督六部百司行政执行状况,又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督察六部百司执行朝廷政令情况;第二,审核和参驳六·部百司的奏章.
规定"奏章之下,又经六科,六科可封驳,纠正违失.
第三,分科稽查和监督六部行政情况.
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职能有异同点,我国唐宋时期监察为三个系统,即御史、谏官及封驳.
御史为监察官,有纠弹官邪的权力;谏官为言事官,主要是规谏,正君之得失;给事中为封驳官,主要是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令和驳回百官有误的奏章.
从职能上看,三个系统56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御史台是监督百官臣下;谏官监督君主;给事中上下监控,自我调节.
三方面相互配合,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网.
这种体系对于澄清吏治、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以及避免君主决策失误等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明朝初年,朱元璋逐步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使明代监察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谏官系统被废除,监督君主的功能被削弱,监察制度变成了职能单一的监督百官,逐渐形成了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两个监察系统.
他们都是以监督百僚机构为主要职责.
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弹劾官邪、规劝君主、监督行政、参与议政和管理职官等方面都是一样的.
不过,六科给事中的职权则侧重于六部百司官僚机构的行政监督,所谓的"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其职权的重心一是整肃纲政,澄清吏治,雄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法制;一是推行政令,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提高国家行政效率.
而监察御史的职权侧重于各级官吏的法纪监察.
虽然监督御史等六科给事中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但也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共同在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因此,监察御史与主要是监察六部官员的六种给事中又合称为"科道".
都察院系统监察机构除了都察院本部、十三道监察御史外,还于地方各省设置提刑按察使司.
设立初期,是作为都察院派出地方常驻最高监察机关,其机构的设置基本和中央都察院相同.
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掌管一省刑名弹劫之事,具有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案、振扬风纪、澄清吏治等职责.
按察使之下,设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均无定员.
1381年,在各省提刑按察使司之下,又设分道按察分司.
次年,又设置了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设试佥事五百三中央的三法司,具体到刑部审理判决的权限,只限于笞、杖、徙、流四等刑罚.
此以上的重大要案的刑罚,要经过三法司或经九卿审讯,最后由皇帝裁定.
这样,司法大权最终牢牢地掌握在朱元璋一人手中.
明初的地方官制,在沿袭前代旧制的同时,多有所改革.
早在建国前1356年(龙风二年),朱元璋为吴国公时,在应天设置了江南行中书省,自领省事.
1358年(龙风四年),朱元璋攻占了婺州,开始设中书分省.
自此以后,每占领一个地方,即设置行中书省,设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以及郎中、员外郎、都事、检校等官.
由于正在打仗,行中书省的设置,完全承袭元制,其设官不专,也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不仅如此,行省长官及属官的职掌也是以适应和服务于战争需要为主要内容的.
开国之初,地方统治机构仍沿袭元代旧制,元代在地方设行中书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简称行省或省,这是一种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制度,由行中书省统管地方民政、军政、财政,权力很大,无所不统,很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局面.
明太祖亲眼目睹了元末地方分裂割据的状况,他本人体会最深.
他本人不就曾任过"大宋"政权的行中书省,他做事从来就我行我素,根本不用小明王的批准,一个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现在朱元璋当上了皇帝,行中书省的机构就非改不可.
不然后患无穷.
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下令废掉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把全国分为十二个承宣布政使司:即浙江(治杭州府)、十一人,每人按察二县.
到13%年,又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
各省提刑按察使司行使监督权,一方面依靠副使,佥事以"提学道',"清军道""抚民道""监军道""督粮道"诸名目分道巡察;另一方面则依靠按察分司定点监防,形成一个严密的监察网.
在司法方面,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
刑部负责受理天下刑事案件,都察院掌管纠察,大理寺主持复审大案,刑部下设十三清吏司,分治各省,以及处理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衙门以及两京州郡案件.
刑部对受理的案件,按《大明律》的量刑标准予以判处.
然后将罪犯连同案卷和判处意见交大理寺复核,核准无误再交刑部行刑;若认为刑部定罪量刑不妥,可驳回刑部重新审理.
都察院的职责则是监督刑部的审理和大理寺的复核、驳正.
若遇重大案件,由三法司共同审57理,提出量刑定罪的意见,由皇帝最后裁定.
需说明的是,宋代以前,大理寺负责受理案件,而刑部负责复核和更正.
元代废除大理寺,其职掌归于刑部,于是刑部成为受理、审理案件的衙门,并设立监狱.
明朝恢复大理寺的设置,但并没有像宋朝以前那样掌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而是沿袭元朝之制,仍由刑部掌理审理,而改大理寺掌理案件审判之后的复核和驳正.
这是一点.
第二点;宋朝以前刑部复核驳正大理寺,是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的,而明朝的大理寺复核、驳正刑部,即亲阅案卷,又亲牢罪囚.
江西(治南昌府)、福建(治福州府)、北平(治北平天府)、广西(治桂林府),四川(治成都府)、山东(治济南府)、广东(治广州府)、河南(治开封府)、陕西(治西安府)、湖广(治武昌府)、山西(治太原府).
1382年(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又增加了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共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
先设布政使一人,正二品;后增设左右布政.
使各一人,从二品;左、右参政(无定员),从三品;左、右参议(无定员)从四品.
分管一省的地方民政和财政,布政使,又称方伯、牧伯、藩台,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具体职责分为:承上启下,承皇帝旨意,向下属宣布传达;考核官吏;管理户口、田土和赋税;供给省内官员及属吏等人的俸禄;主持礼仪祀典;关心民疾,安抚百姓,督理属僚,尽忠尽职.
同时省一级又设置提刑按察使司,作为省一级的司法监察衙门,长官为按察使,又有按台、臬台和廉使之称,专掌一省的刑狱、监察;省一级还设有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的军事衙门,长官为都指挥使,掌管一省的军事事务.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分理一省地方事务,互不统属,一般情况下,三司各执其事,直接对中央及有关衙门负责,如布政使司与六部中的吏部、户部联系,按察使司则多与都察院、刑部交往,都指挥使司主要是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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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掌不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在一省之内的政务运作中,互相制约,避免专权,直接听命于朝廷.
从承宣布政使司的名称上看,是承宣帝命,布政地方的机构,是朱元璋派遣到地方的,而不再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了,这样朱元璋将原地方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在地方权力一分为三后,然后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皇帝,从而保证了连地方的权力都掌握在朱元璋一人之手.
有一点需要说明,从东北到西北直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只设都指挥使司,实行军政与民政合一的统治机构.
在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把原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改为二级,即府、县二级;府的长官为知府一人,正四品,还设同知(无定员)正五晶;通判(无定员)正六晶.
知府,也叫太守、郡守,专掌一府的政事;具体说:如宣教化,平狱讼,均赋役等事,凡都、布、按"三司"交办的事务,都要办妥.
县的长官称知县,正七品,又设县丞一人,正八晶,主簿一人,正九品.
知县又叫县尹,是最基层的长官,又叫亲民官、父母官.
主要负责一县的政务.
在府县之外,有些地方还保留了州的建置,分为府属州和直隶州.
府属州同县,直隶州长官也叫知州,因其直属布政使司,故和府同级.
由于地方政权简化了,因此便利了政令的贯彻和执行.
经过改革和调整,使行政、军事、司法监察三大系统的机构,相互独立,彼此箝制,均单独对皇帝负责,听从皇帝指挥,达到了扩大皇权,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目的.
十几年后,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朝罢去丞相,设王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分理天下政务.
彼此之间属有御椅等七人,皆正六品,洪武十七年(1384年),升锦衣卫为正三品.
锦衣卫由皇帝亲自指挥控制,长官指挥使在习惯上仍采用汉代名称,叫执金吾.
金吾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说它是一种用黄金涂饰两端的金棒,象征着权威;其二说它是一种不祥的鸟.
汉代执金下面,领有身穿赤黄色戎装的骑兵,叫做"缇骑",因此,明朝锦衣卫校尉也被称为"缇骑".
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内部刑事,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也58就是特种监狱和法庭.
它不受任何外廷法司和法律约束,直接听命于皇帝.
朱元璋登临皇帝宝座之后,因其出身低微,心里常感自卑和不安,但皇帝的尊严又促使他必须获得臣僚忠诚的拥戴,于是派人窥探臣僚私下的言行,任用不少心腹做特务,称之为检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奏明朱元璋知之.
朱元璋的心腹特务,文宫中有高见贤、佥事夏煜、杨宪、凌说等人.
武官有禁卫军官,如兵马司指挥丁光眼,金吾后卫知事靳谦、毛骧、耿忠等.
可以这样说,检校的足迹无所不至,勋臣小吏连将官家属均在监视之列.
史载:朱元璋曾派检校察视将官家属,发现有女僧引诱华高,又发现胡大海之妻敬奉藏僧,行"金天教法".
朱元璋获知后发怒,下令把这两家的妇人及女僧全都丢进水中淹死.
北平离京城路遥千万里,但朱元璋通过特务对北平的事情及动静了如指掌.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给徐达等人发去手令:互相制约,又不相互统属,事情都由朝廷总理,所以稳当.
这里所讲的朝廷,实际上就是朱元璋本人.
他在认真地总结了前朝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分权于下,集权于上,使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来说,朱元璋在这一进程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2.
设立衙门,严禁防范朱元璋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利用特务对臣民进行监视、防范.
明朝的特务机构叫锦衣卫,其全称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属京卫之一,后因赋予缉查、刑狱之权,其势力日益显赫.
再有其下属有镇抚司,掌理诏狱,无所不用其极,文武百官闻之丧胆,被称之为特务衙门.
追溯到1364年三月,朱元璋就仿元朝旧制设拱公司,秩为正七品,隶属于都督府.
不久,又改名为拱卫指挥使司,再改都卫府;升其为正三晶衙门.
洪武二年(1369年)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以为亲军,并管领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下设仪鸾司.
洪武四年(1371年),正式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
到1382年(洪武四年),四月,设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四品.
其下个大字,作为座右铭.
家中如有人来访,问起宫庭里的事,宋濂就指墙上的字,从不回答.
连朱元璋都曾赞誉他说"事朕十九年,为尝有一言之伪,清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真可谓大贤.
"就是这样的贤人朱元璋也会派人暗中侦察他的言行.
有一次宋濂在家中请客吃饭,朱元璋便派人侦察.
第二天朝罢,朱元璋便问宋濂昨日喝酒了没有,请些何人,喝些什么酒做些什么菜宋濂都如实地一一回答了,朱元璋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笑着对他说,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你没有骗我,说完之后,拿出一张由锦衣卫绘制的宴席座次图给宋濂看,将这位大学士给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不仅仅如此,朱元璋还经常化装私访,亲自侦察大臣们的情况.
《明史·罗复仁传》记载,罗复仁原是陈友谅的部下,做编修工作,后投奔了朱元璋,被命为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位.
他秉性刚直,能言敢谏,在朱元璋面前敢于直陈得失,朱元璋喜欢他耿直的性格,称他为"老实罗".
一日,朱元璋突然微服私访,来到罗复仁家.
当时,罗复仁家房子破烂不堪,而罗复仁正在家中打扫房屋,自己亲自扒梯粉刷墙壁,一见皇帝驾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忙让妻子端个小凳请皇帝坐.
朱元璋见罗复仁住房如此窄小简陋,穷得可怜,很是过意不去,说: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一座城里的宽大宅第.
后来,朱元璋微服私访,突然来到徐达家中,徐达当时病得很重,见他来了,从枕褥下抽出一把宝剑对他说,要是碰上别人,就把他杀了,以后千万小心!
自此,朱元璋再也不私访功臣之家了.
史书还记北平城内有个黑和尚,常出入各官门下,与各官们说些笑话,一点也不防他,还有一名和尚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应举不中,出家做了和尚,见他在59城中与各官说话……!
有隐下的高丽不知其数,遣文书到时,可让人把他们都送来,及那些北平、永平、蓟州、密云、遵化、及真定等处乡市旧有僧尼,全都送来.
又有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日在各官处用事.
"朱元璋又指出:"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也快速押送来.
"清查的非常清楚.
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生闷气,面带怒色独坐,被特务发现,便偷着为他画了一张像,第二上朝时,朱元璋便问他为何生气,宋讷大吃了一惊.
忙答道:有一国子监生走路太快,不慎摔了一跤,撞碎了茶具.
我气恼自己有失教诲,正在自责呢.
但是皇上是如何知道了呢朱元璋把他的画像拿来,他才方然大悟.
曾经在朱元璋手下做过兵部和吏部尚书的吴琳,洪武年间致仕告老还乡,朱元璋对这位已退休的官员不放心,于是派锦衣校Ⅱ前去察看,被派之人按朱元璋指点来到了吴琳的老家黄冈,远远边地就发现有一农民打扮的老人从小凳上站起插秧,被派之人前去问道:这里有一个吴尚书在家吗老者忙停下手里的活回答:我便是吴琳,那人忙寒暄几句告辞,回来后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
对于仍在朝中为官,对皇帝忠心耿耿,而且言行一贯谨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也是备怀戒心,派特务监视.
如大学土宋濂,为人一贯谨慎小心,在官中为官从不讲别人一句坏话,自己在墙壁上贴着"汤树"两载,有一老儒名钱宰,被调到京师编辑《孟子节文》,一日罢朝回公馆,闲而吟诗:"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被便衣特务听到并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文华殿宴毕,他召集群儒,并质问钱宰说:"昨日做得好诗!
不过我并没有'嫌'你,何不把嫌改为'忧'字"钱宰被吓出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
朱元璋没有放过他,还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可见锦衣卫的特务对借调人员监视也非常厉害.
另外,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中,诸司衙门也都挂牌额,锦衣卫派逻率阳侦察诸司得失,发现礼部皂隶白天睡觉,兵部晚上不设巡警守夜,于是把礼部皂隶的漆中和兵部门前的牌额偷偷取走,以示惩罚.
礼部和兵部发现后不敢做声,从此,礼部皂隶不戴漆中,兵部门前也没有了牌额,亦成为典故了.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以功臣有大勋,各赐率一百二十人作卫队,并设百户一人统领,颁有铁册,子孙得袭,称为铁册军,实际上是防止功臣有二心,特设铁册军进行监视.
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一般都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
诏狱用刑也非常残酷,臣民提起都谈虎色变,同时,锦衣卫还负责巡察、缉捕京城内外盗贼的任务,缇骑也时常四出,侦察臣民活动,检校也是横行霸道,如兵马司指挥丁光眼巡街生事,遇上没有路引的行人,就捕去充军.
高见贤、夏煜等人则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连开国元勋李善长也惧他几分.
可朱元璋对他们却非常欣赏说:"有这些人,好比恶狗,则叫别人害怕.
"而且朱元璋还给一些缉查有功的检校升官,如毛骧从管军千户升为都督佥事,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耿忠也做到了大同卫指挥使;杨宪也做到了中央中书省右丞、左丞.
连和尚吴印、华克勤,也允许他们还俗做了大官.
朱元璋从1382年(洪武十五年)开始,就运用这批特务、法庭和监狱,把全国的重要犯人,交给他审判和处刑.
1387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认为锦衣卫的诏狱用刑过于残忍,同时,镇压臣民不轨妖言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于是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审理.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胡惟庸和蓝玉案全部结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诏令京师外罪囚,不得交锦衣卫,无论罪恶轻重,全都经三法司.
应该说朱元璋此举,当为一时善政,他在位期间,再也没有恢复这惨无人道的诏狱.
他还使用一种和锦衣卫有关的廷权制度,凡是因进谏触怒了朱元璋的文武大臣或有过失,当廷就杖责,由锦衣卫负责.
朱元璋为了进一步控制臣民,在地方上设置巡检司,主要设在地方府州县关津要害处.
设置巡检、副巡检,均为九品官.
主要职责是盘查奸伪,缉捕盗贼、往来的奸细以及贩卖私盐贩和逃犯等,凡无路引面生可疑之人都在盘查、缉捕之内.
朱元璋规定:"凡军民等往60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
并规定了处罚的具体条例.
"如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
"许人们染指皇权,这种背景和复杂的心理不仅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导致了洪武朝的文化制度.
3.
实行文化专制从秦朝以来.
历代统治者无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朱元璋也包括在内.
可以说,明初的文化专制,在秦始皇之后,是十分严厉的一次,带有浓重的血腥气息,儒士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推残.
到朱元璋的时代,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已有一千五百年,历时既久,深人人心,朱元璋自然也要高举这面大旗.
明朝附一建立,就下令以最高规格在国子学祭孔子,还派人到曲阜孔庙致祭.
朱元璋说:"孔子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立,所以后世统治天下的人,莫不致敬尽礼,隆重祭祀.
"作为孑L子的嫡系后裔,历代册封的衍圣公可以说是孔子在世上的代表.
朱元璋登上皇位不久,就派人宣召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元朝册封的衍圣公孔克坚入朝,孔克坚称病,让儿子孔希学代自己人京,朱元璋很不高兴,给孔克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亲笔信,说:"我率领中原士人,驱逐了胡虏,安定了华夏,虽说是平民出身,可汉朝的高祖,就是由平民而登上帝位的.
你无病称病,慢待朝廷,是不可以的.
"孔克坚见信惶恐,急忙人朝,朱元璋对他十分优待,说:"你的祖宗阐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显而易见,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就把军、民的行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百里之内.
1386年(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又两次下手令加强对臣民的限制;第一次手令,是关于里甲、邻里互相知丁的义务以及对逸夫(无业游民)连坐法的规定;第二次手令是针对流动人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其目的是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规范和限制.
朱元璋将路引制和里甲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对各类人口的管理和控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的安定.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除封建社会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的激烈斗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封建文人与新王朝之间的斗争.
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和朱元璋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奋斗闯荡江湖,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所以他十分自信,甚至自信到冈JJ愎自用的程度.
他称帝以后,逐渐显露出,他由一乞食游僧而当上至尊无上的皇帝,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隐隐作怪的自卑心理,低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敏.
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臣民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抗争,尤其是朱元璋又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绝不允维护君臣、父子关系,都要依赖他的教诲.
"他赐给孔克坚六千顷土地、住宅一所,每月给禄米二十石.
朱元璋提倡阅读儒家经典,他把儒家思想的要旨概括为"敬天"、"忠君"、"孝亲"三项,认为"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
他让儒臣按照这三项标准,辑录儒家经典中的有关论述,书编成后赐名《精诚录》,他还说:"《五经》是记载圣人之道的,就像粮食一样,每家都不可缺少.
人没有粮食,就没有吃的,不读《五经》、《四书》,就不会明白道理.
"朱元璋宣扬"敬天",是要表明明王朝的建立是天意的体现,他是"奉天以君临兆民",即代上天治理亿万百姓,所以敬天的目的,还是为了尊君.
至于"忠君",则宣传"君为臣纲"、"为臣竭忠",即要求臣民们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绝对意志.
倡导"孝亲",是因为儒家一向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也就是说,"孝"是"忠"的基础,正如朱元璋61所说:"如果一家之内,长幼都能安守本分,事事循理,这个家庭就治理好了.
各家都治理好了,在此基础上治国平天下,也就轻而易举了.
"因为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朱元璋性情颇为褊狭和固执,他不能容忍任何权威踞于自己之上,所以在对待孔孟的态度上,他表现得非常独特.
孔子在前代一向是通祀天下的,朱元璋建国后虽用最高规格祭祀了孔子,心中却有些怏怏,他觉得孔子不曾做过帝王,给的礼遇太高了,有违君臣之大体.
为了突出皇帝身份的至高无上,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借京城文庙落成之机,下令让儒臣们讨论祭孔礼仪,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以作为议礼的纲领,这就是取消全国各地普遍祭孑L的做法.
以后祭礼只在曲阜举行.
诏旨一出,举朝震惊,儒臣们纷纷上书,谓"孔子垂教万世","集群圣之大成",理当通祀天下.
朱元璋见反对意见太强烈,深知孔子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也就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收回成命.
打孔子的主意不成,朱元璋又打起孟子的主意.
他阅读《孟子》时,见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话,不由得怒火中烧,拍案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
"他降下诏旨,说孟子的这些话不是臣子应当说的,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不得配享.
他还宣布,敢有以此事进谏者,以大不敬论.
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跪在宫门外,要求进见皇帝.
朱元璋让人传谕说:"谁敢提孟子的事,朕就亲手射死他.
"钱唐说:"臣为孟子而死,死有余荣.
"钱唐人宫走向朱元璋所在的奉天殿.
朱元璋一箭射中钱唐左臂,钱唐不肯停步.
朱元璋再发一箭,射中钱唐右肩,钱唐还是不肯停步.
朱元璋愤怒,发箭射向钱唐胸部,钱唐摔倒在地,但还是向着御座爬行.
朱元璋见钱唐为了孟子,不怕死,真有些感动,让人把钱唐抬出去治伤.
虽饶了钱唐一命,但孟子配享的事,他仍不肯放弃.
过了一阵子,钦天监奏称天上文星昏暗,有些迷信的朱元璋害怕这是因为孟子的缘故,就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放回孔庙.
朱元璋心里总觉不是滋味,后来还是让人删节《孟子》成《孟子节文》,共删去85条,保留170来条,那些带有君民本色的话都被从书中清除掉.
朱元璋虽知道治理天下离不开读孔孟之书的儒士们,大力招揽选拔,可在自己心里,他是很瞧不上这些人的,常常加以摧辱诛杀.
中国古代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士人们无不面临着是为旧朝尽忠、还是为新朝效力的矛盾与痛苦,明初的士人们,抉择尤难.
因为朱元璋标榜"忠君",可这"忠君"在他手里是柄双刃剑,可以两面伤人.
你若坚持不肯出仕,那么就是对新君不忠,理应受到惩处;可你若是归顺了新朝,又是对旧君不忠,理应受到折辱.
如果士人不在旧朝灭亡时自杀殉国,是无法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
元朝著名学者危素,做过参知政事、礼部尚书、岭北行省左丞,主持过《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编纂工作.
明军攻破大都时,他想跳井殉国,被一位僧人救起.
归顺明朝后,朱元璋知道他有才学,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后又兼弘文馆学士,还经常向他请教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让他起草《皇陵碑》等文稿.
但,因危素是个降臣,朱元璋觉得他对元朝不忠,对他心存鄙夷.
有一天,朱元璋召危素到东阁,危素不知朱元璋坐在屏风后面,走路的声音重了些,朱元璋问:"是谁"危素答:"老臣危素.
"朱元璋讽刺说:"我还当是文天祥来了.
"元顺帝有一头大象,会在殿庭中舞蹈朝拜,被运回南京.
有一天,朱元璋宴请群臣,让人把大象牵来,可大象就不肯起舞.
朱元璋命把大象牵出去杀了,又认为大象有"不事二主"之志.
第二天,他让人制作了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两肩上,以示羞辱.
御史们也跟着起哄,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留在皇帝左右,朱元璋遂把危素发到和州,去给为元朝尽忠而死的余阙守庙,危素不久就郁闷而死.
危素是因为归顺了新朝而有罪,可不肯归顺的,也要受到惩罚.
无锡有一位叫钱仲益的人,读书过目成诵,16岁时就考中举人,曾做过元朝的杭州路录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几次派人征召,他都不肯出来.
朱元璋让人把他锁拿进京,将他的右手钉在木板上造成终生残62疾.
名儒戴良在朱元璋攻取浙东时,曾被征聘授官,但他不久就溜走了.
明朝建立后,他一直隐姓埋名,但还是被人访到,征召到南京,授以官职.
他以老病为由,不肯接受,后又寻机溜走.
朱元璋对这位大名士不再客气,派武士访拿,捉到后用铁丝穿入锁骨,牵回南京,这位七十六岁的老翁不堪折磨,痛楚而死.
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表示不仕的决心,各自剁去左手大拇指,朱元璋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自己"反元为君,意有不然",下令将二人枭令处死,抄没家产.
苏州儒士姚叔闰、王谔不肯奉诏人京做官,朱元璋也予以枭令抄家的处罚.
朱元璋还宣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朱元璋为了控制思想言论,还大搞文字狱.
各地奏进的表笺,本来都是例行公文,里面堆满了歌功颂德的辞藻,可朱元璋偏偏鸡蛋里头挑骨头.
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宫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所作《贺万寿表》和《贺冬至表》中有"圣德作则"句,这本是吹捧朱元璋"以身作则''的好话,可朱元璋偏把"作则"读成"作贼",说这些人是骂他作过贼.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知府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吹捧朱元璋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可朱元璋偏把"生知"读作"僧知",说这是讽刺他当过和尚.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句,是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依恋之情,可朱元璋偏把"帝扉"读作"帝非",说这是讽刺他老犯错误.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是吹捧朱元璋取法天地,把天下治理得太平美好,可朱元璋偏把"法坤"读作"发髡",把"藻饰''读作"早失",说这是讽刺他剃光过头发,并诅咒明朝早早灭亡.
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发生过许多起.
这些表笺的作者,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有时还被处以腰斩的酷刑,真是千古奇冤!
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使明朝的思想界、文化界陷入沉闷、僵化的境地.
以文学为例,洪武初年,一批由元人明的文人活跃于文坛,他们"各抒心得,隽皆名篇,自在流出",维持了文学的繁荣.
但没多久,在朱元璋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下,这些文人便遭到致命摧残,很少有人幸免,文学领域一时间变得暗淡无光,极度寂廖、平庸、乏味,与元末战乱时依然红红火火的文坛景观相比,真使人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叹.
4.
厉行移风易俗教化的核心是移风易俗.
朱元璋承蒙元之后,把清除"胡风作为一项首要的工作来抓,颁禁令,定礼仪,可谓不遗余力.
元朝时期,汉族地区受蒙古人影响,士人和平民都辫发梳髻,穿着窄袖衣服,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服装相差很远.
许多人还更改姓氏,取蒙古名字,说蒙古话.
朱元璋登上皇位不久,即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规定土人和平民都要将头发束于顶上,官员戴乌纱帽,穿圆领袍、束带、黑靴,土人和平民则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
对于穿蒙古式服装、说蒙古话、取蒙古姓名,都严加禁止.
据记载,这套服式的制定,"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足见朱元璋对此是多么重视.
中国人对丧葬仪礼十分看重,但在元朝,受蒙古习俗影响很大,不要说北方,即使在被蒙古人征服较晚,汉族文化传统比较浓厚的南方地区亦然.
明初南京居民沿袭元朝旧俗,凡遇丧葬,就大摆宴席,遍请亲友,大家只重视酒肴厚薄,却毫无悲哀之情.
为了禁止这种陋俗,朱元璋命令礼部官员制定了官民丧服礼制,以为礼则.
受蒙古习俗影响,明初有些人将死者先用火焚烧,然后把尸骨投入水中,朱元璋认为这是"伤恩败俗"的不孝行为,下令禁止.
北方少数民族有继婚的习俗,包括蒙古族在内朱元璋认为这种习俗不合华夏文化传统,63有违人伦之大防,深恶痛绝,力加禁绝.
此外,同姓、两姨姑舅婚姻虽在中国古已有之,朱元璋也把它包括在胡俗里边.
一并加以禁止.
在《御制大诰·婚姻第二十二》中,朱元璋指出:"元朝时期,允许姑表、姨表兄妹结为夫妇,哥哥一死,弟弟就接收其妻,父亲一死,儿子就继承其妾.
有时一位妇女和父亲生有儿子,父亲死后,又嫁给正妻之子,再生儿育女,真是夫妇无别,纲常大坏,严重背离了我中国圣人的教导!
今后如果有人敢违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
"元朝的日常相见礼节,与中国传统礼仪也不相同.
如当时官员相见,要跪一足致礼.
朱元璋对此类礼节非常厌恶,即位之初下令禁止,后又正式颁布官员之间,官民之间,庶民之间的精神相见礼仪,令天下遵守.
对于音乐,朱元璋也没有丝毫轻视.
他曾对侍臣说:"元朝时期,古乐俱废,演唱的都是淫词艳曲,影响很不好.
"为了清除音乐文化中的异族因素和"非礼''成份,他下令严禁演奏"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并在《大明集礼》中对钟律、雅乐和俗乐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朱元璋看来,所谓"胡风"并不限于带有异族色彩的风俗习惯.
举凡官吏的贪贿荒怠、民众的背礼弃法等在中国历代王朝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他都将之归人"胡元风气之中,并采取措施加以改造.
朱元璋深知,官风对民风有重大的影响,故而他花了很大力气整顿官风.
官员狎妓饮酒,白古以来就是常见之事,唐、宋、元时代还流行着官妓制度.
朱元璋认为这是官风败坏的表现,遂对娼妓业进行整顿,并严禁官员狎妓,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就是遇赦获免,也不能再加录用.
士子是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也是推行教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朱元璋十分重视士子的培养,他曾就教学内容等问题多次训谕国子监的师儒,要求他们"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他还为士子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以求彻底箝制他们的言行,牢笼他们的身心.
如国子监规一款云:"在学生员,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
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犯名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朱元璋尽力按照儒家精英文化的理念对民间通俗文化加以改造,做了不少以礼化俗的工作.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祭礼视为国之大事,有着严格的仪礼规定.
但民间自原始宗教一脉相承流传转化而来的带有"巫术"色彩的仪礼也大量存在,崇祀的神灵多种多样.
类似活动,在士大夫眼里一向视为"淫祠".
朱元璋起自基层社会,对于民间文化非常熟悉,但随地位上升,与儒生和儒家经典接触日多,便逐步接受了士大夫的观念,对民间文化开始采取排斥的态度.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禁淫祠",命中书省、礼部讨论郊庙及百神祀典,最后议定,只准百姓祭祀祖宗和灶神,乡村可以祭祀土谷之神,至于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一类的巫术,以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一类的秘密宗教,一律禁绝.
这样,大量带有巫术色彩的地方祭祀活动均遭禁止.
对于人生仪礼,如婚嫁一类,朱元璋也试图用朱熹编写的《朱子家礼》加以规范.
早在吴元年(1367年)颁发的《大明令》中,就曾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
建国以后,又根据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和《朱子家礼》一类的礼书,颁行了一系列礼仪.
朱元璋登上皇位后,立即下令让各地官员访察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一类的人物,利用这种历代相传的"旌表门闾"的做法,激劝风俗.
明初地方官员,多从儒土中选用,这些人到任后,有不少在辖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使朱元璋的教化政策得到切实贯彻.
如儒士吴荽在家中行用《朱子家礼》,在乡里遵行《吕氏乡约》,后被任为广州南海知县,积极推行教化,整顿风俗,很有成效.
又如儒士吴履,任江西南康县丞,县中有一祠庙,祭祀时常有蛇游出,百姓指以为神.
吴履逮捕了巫师,并把神像64沉于江中,这一类迷信活动遂告绝迹.
朱元璋积极推行教化,收到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
其最显著者,就是形成了俭朴淳厚的社会风气.
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援引《歙县志·风土论》,对明初的社会风气极表推崇,认为当时"诈伪习气尚未萌发,讦争习气尚未产生,奢靡习气尚未兴起",犹如欣欣向荣的春天,风俗之美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这种俭朴淳厚的社会风气,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同时,也应看到,朱元璋大力推行教化政策也带来明显的消极后果,因为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用官方的意识形态统一、约束、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样做虽有其必要性,但做的过头了,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单调化和思想文化的僵硬化.
5.
体恤民情,整顿赋役在中国古代,国家虽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两者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
国家希望地主富户按田纳税、按丁服役,而地主富户却总是千方百计隐瞒丁田、逃避赋役.
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至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与此大有关联.
许多朝代也曾想清查土地,抑制兼并,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
最有名的一次,是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发布"度田令",要求各地清丈田地,受到豪强地主的顽固抵制,还引发了一场社会动乱,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进行了日地和人口清查,编制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
他在这方面的魄力和成绩,确实超越了历代帝王.
在元末长期战乱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来的和实际的土地占有状况也早已不相符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编造图籍,据此确定赋税和徭役.
如龙风四年(1358年),在徽州让人民"自实田",也就是自己如实报告田产数额.
龙风九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自实回,集为图籍",并对各人自报数额,进行复核.
所谓"图籍",其中记载着每块土地的亩数、土质、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图上田地一块挨一块,非常像鱼鳞,故而被称为鱼鳞图册.
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颇有成效,为朱元璋顺利征发赋役、争霸天下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明王朝建立还未10天,朱元璋就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164人到土地隐瞒现象最为严重的浙西地区核实田亩.
之所以派学生去做这些工作,固然有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人手缺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身于赤贫佃农家庭的朱元璋对官吏怀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觉得学生比较纯洁,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临行前,朱元璋谆谆教诲说:"你们一定要据实办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损.
否则,国法不容!
"没过多久,朱元璋又命中书省议定役法.
他指出,国家初建,工程量大,为了防止徭役过多地落到穷困的农民身上,应采用验田出赋的办法佥派徭役.
由于徭役负担与田地有关联,土地清理便成为新役法是否成功的基础.
经过中书商议,决定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称为"均工夫".
洪武三年(1370年),根据上述原则,在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编制了均工夫图册,计田出夫,每年农闲时节,到京师服役三十天.
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户充役,要出米一石作为佃户的费用.
如果雇佣他人应役,则要每亩出米二升五合.
从均工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头脑中还存留着一些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
洪武三年(1370年),北方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进行大规模的户籍清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年十一月,朱兀璋下了一道口谕给户部,命令清查户,推行户帖制度.
这道口谕保存下来,成为洪武年间传世的为数极少的白话谕旨之一,特照录于下:"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
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65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
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
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
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
钦此.
"从这道口谕可以看出,朱元璋设计的清查程序,即严密,又严酷.
其程序是:先由中书省印造户籍户帖,印制户籍与户帖两联合为一纸,在骑缝处流一编号,加盖印章,户籍与户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称为"半印勘合",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户部发布榜文,让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辖百姓,都到户府去登记各家的户口和财产情况,经初步核实后,官府每家发给一份户帖;然后再调派军队下到乡村,按照登记底册挨户比对,逃避比对的人或经比报不实的人,一律发配充军;有关官吏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处斩.
在清查完毕后,户籍上交户部留存,户帖则由各户收执.
朱元璋利用军队清查户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军队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官吏.
认为军队能更好的贯彻他的意图.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
其方法是,政府把户帖发给各户,让他们详细填写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内容,政府每年都要派人检查,每十年一次,根据户帖编制黄册,黄册要一式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他则由布政司、府、县各留一份.
因上交户部的册面要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因黄册是征收赋役的依据,所以又叫"赋役黄册".
黄册制度实行后,朱元璋觉得还不够严密,地主富户仍有可能隐瞒田地,所以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下令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普查,并将普查结果编制成鱼鳞图册,图册中详细载明每块田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
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鱼鳞图册则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构成一套完备严密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在进行户口和田地清理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豪强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役、转稼负担的行为.
他曾降谕申斥浙西、浙东和江西的地主富户说:"做我的百姓,应当安守本分.
承担国家赋役,就是应尽的本分.
安守本分,就是忠孝仁义的百姓,可以保全父母妻子,使家道欲昌盛,刑罚也不会落到身上.
近来两浙、江西有些百姓,不遵守法纪,家里有田不肯出租,有丁不肯应役,结果自身受罚,还连累了官府,真是愚蠢极了.
现在我特地诫谕你们,你们要立即改过从善,做我的良民.
如果怙恶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就是天道也不能容!
"他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这种行为进行重点惩治.
他规定,如果有人将田地诡寄在别人名下,允许受寄之家告发,所寄田地就给告发者为业.
他还下令,凡有隐瞒田地者,一经发现,就要处以抄没家产的重刑.
在编制黄册时,如果官吏、里长、甲长串通各户欺瞒作弊,官吏、里长、甲长都要处死,隐瞒人户除家长处死外,家庭其他成员还要被迁往边境荒凉地区.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对于转稼负担、行为不法的豪强地主,受害人和当地耿直豪杰可以不必告知地方官府,而将他们捉拿起来,直接送到京师,被拿者的罪行查实后,全家都要迁发到荒凉的边境地区,其田产赏给受害人.
在朱元璋清理整顿之下,明初对田地、户口的管理趋于规范化、地主富户隐瞒田产、逃避赋役的现象大为减少,普通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为考核官员的凭据.
文册由监察御史和按察司的官员负责撰写造册,以防有伪.
洪武年间,地方官吏政绩的具体标准包含在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布的《授职到任须知》内.
《须知》中详细地记载了各级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将地方公务分为:"祀神"、"印俗御66门"、"狱囚"、"吏典"、"养济院"、"制书榜文"、"起灭词讼"、"仓库"、"田粮"、"会计粮储"、"金银场"、"各色课程"、"盐场"、"窖治"、"官吏"、"书生员数"、"孝子节妇"、"境内儒者"、"词讼"、"犯法民户"、"亏兵"等三十一项.
并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注意的事项,要求各级地方官员按此事例,逐一落实.
例如"田粮"一项,要求官员要详细知晓军、民、僧、道、臣、灶、医、儒等户境内各有多少,民田多少,官田数目,每年民田夏、秋两税,税粮数额,官田税粮数目,并且分款项开报,以备用.
对不遵守《授职到任须知》的官吏,要坚决惩办.
不少官吏因违反规定而被罢官、下狱,甚至被杀.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了《责任条例》,并颁行各司、府、州、县明文规定:上级衙门对下级及其官员要进行监督检查,要求所有的官府衙门必备一文簿,逐项记录办过的事宜,每个季度都要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级机构查考.
对官吏进行常规化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
考满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式定下来的,他仿照古代的考核制度,规定内外官员(中央与地方官6.
整顿吏治,严惩贪污在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倡廉惩贪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他在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朱元璋出身贫苦,作为农民,他痛恨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欺压和剥削;作为红巾军领袖,他最忌恨那些官吏们擅权弄法,贪污受贿,侵政害民;当上皇帝之后,他仍疾恨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
元朝吏治的败坏,覆亡的教训,使这位由乞食游僧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明太祖,头脑格外地清醒,他意识到"不禁止官吏的贪暴,百姓就无法生存下去".
"此弊病不革除,就不可能达到善政.
"倘若没有清明的吏治,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啁敝的经济就难以恢复,大明王朝的统治就无法巩固.
洪武初年,不少官吏犯有"掌钱谷的盗钱谷,掌刑名的出入刑名"的腐败现象,朱元璋对此深恶痛绝,他一方面制定了一整套的法规限制他们,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严惩贪污.
朱元璋整顿吏治是从严格考核官吏开始的.
1368年(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大明令》时,就制定了考核官吏的制度.
他规定:各地府州县官员任期为三年,期满要到京师接受考核.
考核的目的是看地方各级官员是否称职,主要是看官员三年中的政绩.
因此每位地方官都要带上自己三年任职期间的政绩文册,以此作员)在九年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称为一考(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通考.
就地方官员而言,府、州、县的属官,先由本衙门正官进行初考,府、州、县正官由上级正官初考,随后再层层上报核实,最后再送吏部考核.
各省的布政司、按察司的属官也是先由本衙正官进行初考,然后再报吏部考核.
而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及副职,需经都察院初考,再报吏部复考.
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皆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考.
各衙门根据官员任职期间功过事迹撰造文册,再报送吏部,经过吏部考核后,写出考核评语,评语分为上中下三等,一是称职,二是平常,三是不称职.
依据评语决定各级官员的升降.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规定:府同和一考无过失的,可以升做知府;知县二考无过失的,可升做知州;县丞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任知县.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为考满,评语是平常和称职的,在相同晶级内调用,评语不称职的正官、副官要降级,不称职的首领官要降为吏.
比较容易控制的是东官,因为他们工作在皇帝的周围.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制定的《六部职掌》规定: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核之政.
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贡赋、经费、钱贷之政.
礼部掌天下礼议、祀祭、贡举之政.
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这67些均为考核京官的依据.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颁布了《诸司职掌》,对中央自王府、六部、都察院及以下各部门官员的设置和主要职责都作了具体规定.
同年还规定,京官四品以上均九年任满,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决定升降.
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任满三年,由本衙门正官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作出评语,经监察御史考核,再由吏部复考.
在京的军职文官,均由监察御史考核.
对官吏的考核除了考满之外,还有考察.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举报有司官员有无过错,奏报黜陟,对官员的考察自此开始.
没过多久,他将这种考察推行全国.
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是对京官的考核,主要是指中央各机构和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和应天府的各级官员.
根据他们的具体表现再决定升降.
洪武年间考察没有定期.
外察是针对地方各级官员的.
开始时由监察御史、按察官随时举察上奏.
从1378年(洪武十一年)开始,朱元璋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人京朝觐官员的政绩,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建立的朝觐考察制度.
初期,朱元璋要求地方官每年朝见天子一次,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为三年一次.
具体规定: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土官衙门的流官,在入朝的前一年年底,都要按《授职到任须知》编制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亲自带到京师上缴,作为考察的凭据,同时规定,不论路途远近,均限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许预先离职,也不许过期迟到,都要在第二年正月朝觐皇帝,朝毕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察,京察和外察的考核结果,报朱元璋裁定.
京察与外察都被称为"大计".
凡是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官员,以后不能再用.
考满与考察是朱元璋整顿吏治、巩固明王朝封建秩序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满与考察,总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侧重点;考满主要是与官员的升迁相联系,而考察多以官员的罢黜为主,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使明初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更加完善.
在考满与考察的过程中,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考核出官员的实际从政能力,突出考核官员在任职期间的业绩,但反对虚言浮夸,更憎恶那些欺下瞒上的作风.
朱元璋提倡官员做事要廉洁奉公、尽心尽职,为人实实在在.
洪武初年,朱元璋急于安定社会秩序,为恢复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他非常注重各级官员安抚百姓的作用,他在《大明令·吏令》中强调,以户口增大、田野开辟作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也是考核府、州、县各级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
明朝初年,地方官员来京朝见时,他告诫官员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俱困,就像小鸟初飞,树苗初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
廉洁能够约己爱民,贪赃必会害民肥己,你们要引以为戒.
""设官为民"成为朱元璋倡廉惩贪的宗旨之一.
他一方面严格地考核各级官吏,用法规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在倡廉的同时,也考虑到养廉问题,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七月,他曾任命二百三十四名郡县官吏,并特意发给他们优厚的派遣费.
如发给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府、州县佐贰官为长官一半.
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
同知发给知府的五分之三.
朱元璋讲:新授予的郡县官,多出自布衣,为了避免他们到地方后侵扰百姓,因此赐他们道里费等,以善其廉,可见其用心良苦.
1372年(洪武五年),他又下诏,命考核官员首先要看学校、农桑等实政.
朱元璋对那些为政清廉、安抚百姓的官吏,经考核优异者,大加表彰,晋级提升.
如嵩县典吏刘某,任满人觐,朱元璋接见他时,发现他穿得衣服非常的朴素,便对中书省大臣们讲,当官的因衣食原因向老百姓搜刮的大有人在,而嵩县典吏如此贫困,难道不是为官清廉的人吗于是下命以布帛赏赐给他.
又如宁国知府阵灌,在地方设立学校延聘教师;访民疾苦,禁止豪强兼并;不筑堤,保民田亩;用刑宽恤,安抚百姓.
朱元璋以此为榜样,颂行全国.
再如济宁知府方克勤,鼓励农民开恳,三年不收税,在任期间,他恳荒兴学,户口增长数倍,一方富足,而他自己身穿布袍,十年不换,十分简朴清廉.
1375年(洪武八年)他人朝,朱元璋赐宴嘉奖.
还有新化县丞周舟,业绩突出,有廉洁勤政的好名声,被升为吏部主事,后因新化县百姓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他回原68县继续治理地方.
当时这种清廉白励,廉洁奉公的官员还有不少.
1371年(洪武四年),·刑部从狱中囚犯御史台管勾宇文桂处得到书信百封,送交朱元璋过目,其中有一封是王升托宇文桂转交给他儿子、平凉知县王填的信,信中教导王填:"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
"又说,"读书之人,慎勿以富贵为念.
……治民为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
"朱元璋看后非常高兴,认为王升是位善教者,在贪风遍布之中,能看到这种家训,更难能可贵.
朱元璋为王升这种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品质所感动,于是下令中书省遗使带诏书前往宣谕,将其释放,并赐白金一百两,绢十匹,附子王枚川椒五斤,以表彰其贤良.
同时,又命免其全家徭役.
朱元璋破格提拔王兴宗一事也很典型,龙凤七年(1361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后,任命自隶出身的王兴宗为金华知县,当时文武重臣李善长等表示反对,认为王兴宗出身微贱,难当此任,朱元璋认为:王兴宗跟随自己多年,此人勤廉能断,一般人比不上他.
果然王兴宗任职三年,政绩卓著,远近闻名.
朱元璋又升他为南昌通判,不久又改任嵩州知州,再迁怀定知府.
有一年,地方官人觐朝见,朱元璋逐个考问,轮到了王兴宗,明太祖说此人公勤不贪,不须问.
又任命他做苏州知府.
1377年(洪武十年),朱元璋又升他为河南布政使,成为封疆大吏.
1387年(洪武十六年),国子监生陶重仲被朱元璋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为人清廉正派,弹劾从不避权贵,他曾弹劾刑部尚书开济违法乱纪行为,使开济伏法被诛.
随后,朱元璋提升他为福建按察使,到任后,又诛杀贪官污吏十人;他兴学劝士,抚恤军民,鼓励农桑,政绩卓著,朱元璋为此下诏表彰.
朱元璋对各级官吏违法乱纪、玩忽职守的,严惩不贷.
他告诫文武官员,"称职"的可升迁,"平常"的可复原职,"不称职"的必降,贪污受贿的一定惩办.
如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礼部右侍郎凌汉因不修职事,而被降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朱元璋对平日较为廉洁的官吏,犯有一般的过失,他还能宽恕,最多是降职或是罢官.
而对贪墨之徒,他深恶痛绝,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常常法外加刑,凡遇贪官污吏,分割百姓,重判决不宽恕.
如户部尚书赵勉夫妇,双双贪污受贿,案发后被诛杀.
又如: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本所渔税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强行敛钞,又多达数万,案发被处死.
又有进士秦升、张子恭等奉命到昆山县查勘水灾,接受了当地教谕漆居恭等的宴请,并接受他们的贿赂钞币一千一百贯,随后将昆山县二万二千六百亩庄稼已成熟的田地虚报受灾.
事发后,朱元璋令其白尽身亡.
建国以后,朱元璋抱定治理乱世的决心,采用重刑整顿吏治,肃清贪污.
在他制定的《达明律》中,专门列有《受赃》一篇,对贪官的惩治要比《唐律》严厉的多,规定:受财柯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处以绞刑;坚守自盗仓库钱、粮、物者,不分从首,并赃论罪,一贯以下者杖八十,至四十贯处斩.
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犯有赃罪,加重判刑,并不得赦免.
1376年(洪武九年)之前,各级官吏犯罪谪发风阳屯田的就有一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犯贪赃的官吏.
罪行严重的,则处以墨面纹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抽肠、黥刺、搁、劓、阉割为奴、枭首、凌迟,以及诛族等各种刑罚,采用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是朱元璋整顿从善.
朱元璋允许百姓告官的这种借助人民力量约束官吏的做法,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罕见的.
但朱元璋至死也没弄明白,官吏贪赃枉法,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及封建官僚体制本身所固有的,此制度不根除,贪污受贿总要发生.
他曾对身边的大臣感慨地说:我欲除尽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他大惑不解以至愤怒至极,他诏令天下"今后犯有贪赃的,不分轻重全部杀尽.
"说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朱元璋对违法犯禁的官吏,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清洗打击.
尤以"空印案"和"郭桓案"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1375年(洪武八年).
按当时的规定,各部政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要派69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所有的钱粮以及军需等款项;府要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层层上报,再经户部审核,户部所掌握的数字必须与各布政司收支项总和的数字完全相符,才能报销结账.
如有不符,表册就要驳回,重新建册.
那么距离京师远的布政司和府州县,有的在六七千里地以外,近的也有三四千里,重新造册后还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往返一次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误了报账的日期,为了减少麻烦,省去来回往返的时间不知从何时起,各地方计吏便形成惯例,都事先带上已经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在遇上户部挑出毛病,须重新造册时备用.
各地的计吏年年如此,谁也没有把此事看成什么问题.
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对此事吏治、荡涤官场恶习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以猛治国的具体体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制定的《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革.
把府、州、县衙门右侧帝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
而且在官府大堂的公座帝,也摆着填满稻草的人皮袋囊,使在职官吏时常感到心惊肉跳,对贪赃枉法者起到威慑作用.
朱元璋采用的方法之绝,实属罕见.
其目的是防范和警告官吏们不要犯法,要廉洁奉公.
朱元璋亲自指导和参与制定《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编辑的案件后,关于官吏贪赃枉法,酷剑害民的占了一半以上.
他向世人们证实了朱元璋整肃吏治的决心,同时也揭露出各级贪官污吏的罪行.
《大诘》中所指出的严刑峻法其残酷性足以证明了朱元璋对贪赃枉法者的憎恶.
《大诰》还规定,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他们一网打尽.
朱元璋还告谕中书省官员,如遇大赦令,凡犯赃罪的,罪虽然可赦,但仍征其赃.
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到便宜.
朱元璋还在《大诰》中规定,凡各级官吏违背朝廷诏令的,或聚敛扰民,互相勾结,包揽词讼,教唆害民的,允许百姓联名到京状奏,带着《大诰》进京,甚至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京师.
各级地方衙门对于进京面奏的百姓,不得阻拦,即使百姓没有带文引路条,也一律放行.
如有阻拦,官吏要处以族诛.
这充分说明朱元璋想借助民间百姓的力量惩治贪官污吏,逼迫官吏弃恶发生怀疑,他怀疑地方官吏们串通一气作弊骗他,于是非常愤怒,下令将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方衙门掌印官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杖刑一百,发配边地.
此案牵连被杀或被戍边的官员多达数万人.
其中也有不少人成了刀下冤鬼.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发生了郭桓案.
郭桓当时为户部侍郎.
就在同年,御史余敏、丁廷告发北平布政使司官吏李或、按察使司越全德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营私舞弊、侵盗官粮.
朱元璋下令逮捕审问追查,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经审讯查明,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时,将一百九十万石米卖掉,没有人国库.
郭桓本人还接受浙西等四府五十万贯钞.
他还串通承运库官范朝宗盗窃金银,并串通广惠库官张裕擅自支取六百万贯钞.
除此之外,他还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渔盐各种税收,共折米两千四百多万石.
案情严重,又涉及众多官员,朱元璋怒不可遏,下令将牵连的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斩首,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追缴赃粮七百万石.
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员均被处死,株连入狱被杀的多达数万人.
郭桓一案的发生,给明太祖朱元璋刺激非常深,在气愤之余,他想到自己惩治贪官污吏数十年,收效甚微,屡杀屡犯,这么大的案子竟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是叫人不寒而栗.
他深有感叹地说:"为民除害,愈力D害民.
必欲除奸,更生奸甚".
朱元璋气愤难平,他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再狠一些.
他诏令全国说:今后,凡大赦天下,惟有奸贪不赦.
同年十月,他编定的《大诰》颁行天下,《大诰》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除了残酷的五刑之外,他还扩大了凌迟、族诛的范围.
并且把早已废除的肉刑也列入法典,如挑筋、断指、刖足等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是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吏,使之畏法而不敢胡作非为.
明太祖朱元璋在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方面,在历代帝王中是做的最好的,无论是功臣勋旧,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是犯法,毫不宽容,照样处死.
如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他收受贿赂,70并强行放走被番禺知县道同捉起来的犯罪的土豪和亲戚,并且诬陷道同,使之含冤屈死.
朱元璋明白真相后,下令将朱亮祖及儿子、府军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
又如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私据元丞相脱脱的旧宅第,并强迫士兵和百姓为之翻盖一新,建的非常奢侈华丽.
朱元璋得知后立即撤了他的职,并把他调回京师,后死于回京途中.
以上均是朱元璋的元勋爱将,只要犯了他的法令,都要伏法.
朱元璋处死驸马都尉欧阳伦一事,尤其能体现出他不徇私情的品质,洪武年间,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互市贸易,主要是用内地的茶叶交换边区的马匹,以供急需.
他曾诏令兵部禁止私贩茶叶.
但私运茶叶到边境地区贩卖的事情却屡禁不止.
驸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牟取暴利.
1397年(洪武三十四)四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欧阳伦派家人周保去边境贩茶,强迫陕西布政司发公文叫下属府州县派车替他往河州运私茶.
周保等人所到之处,—横行霸道.
他们征派民车数十辆经过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等人对巡检司官吏拳打脚踢,百般刁难,巡检司小吏忍无可忍,向朝廷告发,朱元璋得知后,气愤至极,他下令处死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员,而且将驸马欧阳伦赐死.
还嘉奖了兰县河桥巡检司小吏.
当时无人不知,欧阳伦乃安庆公主的丈夫,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的女儿,朱元璋平素最宠爱的女儿,欧阳伦已做了十几年的驸马,但是他触犯了法令.
朱元璋不顾儿女情长,使之服法处死.
、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也足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之恒心.
朱元璋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进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吏遭到鞭笞、剥皮、挑筋、刖足甚至抄家灭族的惩罚.
在《大诰》四编中罗列的案件,仅凌迟、枭首、族诛者就有几千起,弃市以下的也有一万多起.
由于诛戮过重.
根据记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等地的行政官员,从1368年(洪武元年)至1386年(洪武十九年)竟没有一个官吏能做到期满的,他们均未及通考便被罢官或斩首.
不少衙门,因被杀的官吏太多,而无人办公,于是朱元璋不得不让犯罪后判刑的官吏,带着镣铐回衙门办公.
连许多没有过失的官吏,其中有不少是清官循史和有用的贤才,由于受到两次大案的瓜葛,做了刀下之鬼.
由于打击面过大,用刑过于残酷,使许多无过之官也惴惴不安,久而久之,不少官员为保全家性命,为官不求进取,但求无过,整日唯唯喏喏,无所作为.
甚至有的人做官之后,也借口各种理由辞官不仕.
如曾为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略的朱升,曾为朱元璋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位贤人,尤其是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王朝建立后,他又参与制定了各种礼仪制度,其文治武功堪称卓著.
吴元年(1367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王后,一次宫廷乐队入见,自击石磐,他让朱升辨识五音,朱升错将宫音误为徽音,朱元璋为此大为恼火.
朱升很识时务,他明白自己曾在元朝做过官,很容易惹得朱元璋对自己怀疑,1369年(洪武二年),便告老还乡,隐退林泉.
又如陈遇,此入天资聪明,精于象数之学,曾在元朝做过温州教授,后弃官归隐.
朱元璋占领应天之后,给他官做,他坚辞不受.
朱元璋称帝后,曾三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又不干.
到洪武三年(1370年)时,朱元璋派他到浙江廉察民情,归来后赏赐他大量金帛,并请他做中书左丞,陈遇仍推辞不做.
第二年,朱元璋又先后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他仍然坚辞不受,朱元璋拿他无法,又改让其子出来做官;陈遇又推托说,儿子年幼,学业未成,日后再说,说什么也不做官.
其实,朱升、陈遇等人,不是不愿做官,也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他们头脑冷静,识时务.
他们均看到了朱元璋性格猜忌多疑,用刑过滥;为保全身家性命,采用韬晦之策,隐退不仕便是最佳选择.
虽然朱元璋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存在着打击面过大,用刑过滥等偏差、过失,也确实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他起到了"整顿一代之作用"的效果.
在朱元璋实行的严刑酷法面前,一大批贪官污吏遭到无情的惩处和打击,官场的风气为之改观,明初的吏治日趋清明.
71这对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明王朝的巩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连清官海瑞也说:"我太祖视民如子,只要有丝毫的侵吞强夺就用残酷刑罚.
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的确如此,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洪武年间的吏治较元末清明的多,这是有目共睹的.
7.
打击豪强,控制四民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低微又一步登天坐上皇帝宝座的人.
早年生活环境的烙印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他了解民间的疾苦,对乡村生活深刻记忆的他,有着本能的强烈的爱与恨.
史书记载:"太祖诚心爱民,尤其怜惜贫弱,说到农事艰辛,常常流泪不止.
对豪强大姓兼并土地,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巧取豪夺,他深恶痛绝.
凡犯有以上罪行的,必定用法严治.
"然而,朱元璋必定是一位封建帝王,他所创建的明王朝毕竟是以地主阶级作为统治基础的.
他不仅大量招纳、提拔他们担任新王朝各级政权的官员,而且还让他们在基层担任里长和粮长,希望他们与自己通力协作,奉公守法,建立起安定的、上下有别的、井然有序的统治秩序,以巩固新王朝.
然而贪婪的阶级本性又决定着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掠夺和兼并土地,他们不听朱元璋的告诫,不仅欺凌刀;民,而且武断乡曲.
他们有田而不纳税,有丁而不应役.
拼命的压榨百姓并逃避皇家的赋税和徭役.
朱元璋为了维护朱氏王朝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严厉地打击不法豪强.
朱元璋对不法豪强的严厉惩治,也反映在他制定的《大明律》和《大诰》等法律中,《大明律》规定:因战乱而大批离乡背井的农民回乡复业时,人口少而旧田多的富户,如果多占余田,又使土地荒芜的,要治罪.
而人丁多旧田又少的贫苦农民,地方官府要按其能力拨给荒田耕种.
《大明律》中的规定,有效的限制了豪强富户抢占土地,同时,也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安心生产,建设家园.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命中书省官员,依据人丁的具体情况,计亩分给临濠贫苦农民闲置的荒地,并严令:如有富户兼并田地为己业,又转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的,一律治罪.
这样,就限制了富户对土地的兼并,保护了贫苦农民的既得利益.
同时,对千方百计隐瞒土地,并通过移动地段或诡寄地他人名下逃避国家赋役的不法豪强地主,朱元璋下令要加重惩处.
尤其是对不服从朝廷法令,有损皇家利益的豪强势族,朱元璋对他们则进行严厉的打击.
明朝初年,他有意识地向各地选派了一批酷吏,专门惩治不法豪强.
如守镇江的薛岩,他执法极严,使豪强不敢恣肆妄为.
又如,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拖欠税粮,就将会府的富豪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将家中的积储拿出来代为赔偿.
除此之外,还利用洪武年间的大案,有意牵连涉杀了许多豪强势家.
特别是胡蓝之案,使江南豪强地主多受诛连.
仅吴江一县,就有张踌、莫礼、张瑾、李鼎、徐衍等不下千余家受到株连.
又如江苏吴县的徐佑之遭到告发,他的女婿,当地望族都文信冒名代为抵罪,被押在刑部大狱,大病一场,出狱即死.
这些豪强势族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惩处,他们的财产被查抄人官,使其经济陷入破产.
如吴江莫礼,曾任户部侍郎,受党案牵连,死于京师,宅第财产均没官.
朱元璋还把许多豪强劣绅迁离故土,徙置他乡.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新王朝的利益,他效法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富民于关中的标准,把大量的豪强势族迁离故土.
早在1367年(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下令迁徙苏州的富民充实濠州.
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他对大臣们说起,当初自己对汉高祖刘邦迁徙富民于关中的做法,不很理解,经过深思,才悟出了汉高祖这样做的深意.
于是朱元璋下令查验各地家产殷实的富户,一次就将各地富户五千三百户迁到南京.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一是利用72他们的力量来充实京师.
对国对民都有利.
二是铲除了地主大族早已在地方上形成的那种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之弊端;三是打击和削弱了豪富们横行乡里、飞扬跋扈、欺压百姓的嚣张气焰,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皇朝统治.
经过元末明初长期的战乱,不少的豪强大族在战乱中丧生,明朝初年豪强大姓的势力大为削弱;为了新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击的措施.
如除以上所述之外,还强迫他们出资修筑京城,逼迫他们借贷给贫苦百姓,使这些豪门大姓更加削弱,尤其是江南的三吴地区,豪强大姓有的死了,有的被迁徙他乡,几乎没有一户保存下来.
在朱元璋的限制和打击下,一批横行乡里的豪族大姓被消灭了,这不仅有利于朱氏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且使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朱元璋打击豪强、锄强扶弱的政策,也确实为农民们恢复生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天下初定,贵在休养生息.
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富强,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安定,从来没有百姓困苦而国家却能富强、安定的道理.
"应该说这位出身贫寒的皇帝,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重民心,顺民意,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以宽待民;同时,又把以猛治国,严惩贪官污吏,沉重打击豪强大姓,锄强扶弱有机地统一起来.
朱元璋确实给明初勾画出一幅蓝图,人们仿佛看到,在那残破不堪的田园里,在荒凉满目的田野上,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在辛勤耕耘着.
二十来年的战乱,使明朝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面对这满目疮痍的国土,如何尽快地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这是朱元璋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他心中明白,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靠谁要靠农民,新王朝赋税的来源也要取自农民.
他们才是国家的财富.
达此目的,必须要整顿户籍,控制四民.
早在建国前,陈灌就在宁国创立了户帖,并推行于当地.
到洪武二年(1369年)时,朱元璋下令,凡漏户、脱户的百姓都要到当地官府申报立户,违者治罪,明朝初年整顿户籍的工作正式开始.
朱元璋曾对中书省官员们阐明:"民为国家的根本,古代管理民事的官员年终要呈报人数给君主,君主将其收藏在内府.
因此统计民数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事情.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根据宁国府陈灌的建议,决定在全国颁行户帖制度.
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核定人数,发给户帖.
在户帖上,详细记载着本户的原籍、现住地、家庭人口、姓名、性别、年龄、田产等.
而且地方官吏还要随时登记所辖区内人员的变动情况,并依据户帖,每年都要逐级上报所辖区域内实际人口数字以及增减变动情况.
各地官府还要以户帖为基础编制出产籍,在户籍和户帖的骑缝处,都要加盖户部的大印,并造册上报.
户籍要封存在户部,户帖则发给本户保存,以便随时检查.
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户帖制度是我国古代户籍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也为近现代户籍的形成和管理提供了依据.
他对此事非常重视,并督令各地方官府遵照执行,地方官吏要依据户帖挨家挨户地核实,发现不实与隐瞒的都要处斩.
朱元璋为了保证核查工作顺利进行,还调动军队在各地核实户帖,凡查出躲避登记的百姓,则发配充军,官吏若有隐瞒,立即斩首.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建立户籍的基础上,又在全国建立了里甲制度,它以人口为单位,以临近居住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并推举十户产业殷实的富户,即交纳丁粮多的户为里长,剩下的一百户则编为十甲,每甲十户,立甲首一人,管一甲之事.
里甲逐渐发展成为朝廷最基础的政权组织,里长肩负督促生产,追征钱粮,监管民户,防止逃跑,拘捕罪犯,充任公差,以及祭祀鬼神,接待过往官员,办理上供的物料等任务,其职责广而重,如催征钱粮,一户不足,全甲赔补;一甲不足,全里赔补,而且责任最终全落在里长头上.
发展到后来,官府的各项公务差不多都交给里甲办理,为了保证公差的稳定和对地方有效的控制,不少地区形成了里长终身的制度,这样里甲便成为全国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单位.
而73后,朱元璋又让每里推举一名"老人",由年高望重的人充任.
负责在申明亭理断乡里争讼,同时对地方官也起到监察作用.
他特许老人可率众人绑缚不法官吏上京处治.
老人平时主要是劝民耕作.
这是朱元璋控制四民的重要举措之一.
朱元璋为了使百姓各守本业,还下令让各地方均设"见丁着业牌",每天传递,起着让乡邻百姓相互了解监督的作用.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地域、血缘和乡族关系,极力在乡村推行教化;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以此来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四民.
朱元璋运用文武之道,一方面严厉打击豪强望族,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另一方面又采用各种手段控制天下百姓,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即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发展了生产;又巩固了新王朝统治,使之长治久安.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是个成功者.
[异点]运筹决策,严松分明柔中带刚,刚中渗柔,这种弹性的处世方式.
往往用在运筹决策上.
朱元璋在这方面就有与人不同之处.
对于原则问题.
对于国宅大事,朱元璋可以不顾一切.
当即立断,当仁不让.
既使暂时要得罪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利益,也在所不惜.
对于非关紧要,不伤大雅的小事,又不能斤斤计较.
当松则松.
对百姓爱护倍至,对下属体贴入微.
给人温暖,许其利益,让其觉得为你做事值!
更要制造一种宽松、详和的气氛,让大家都处在一种十分愉快的氛围中.
这样,做起事采也顺心.
其效果肯定也特别显著.
所以,既要看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根本,是实质.
次要矛盾是补充,二者不可忽视.
[胜点]得民心者得天下"和道多助,失道寡助.
多助宅至,天下颗宅.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这是亚圣孟子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这话说的一点不错.
倡仁义.
收人心,是一种笼络手段;顺天意,得民心,也是巩固政权的策略,执行命令的先声.
自古以来就有正邪之分.
又谓邪不压正.
所谓的正,也就是众理所扫,即得民心者一方;所谓的邪,也就是众叛亲离,专权独横,即失去民心者一方.
朱元璋最终建立了一大明江山.
成就了其一生的伟业,与他得民心不无联系.
历史往往是这样.
一个封建王朝到了末期.
最容易出现官匪一家的局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朱元璋鼓励人民安居乐业,军队所到之处一片安静,军纪严明有序,所以可以称为义军.
这样的军队人民支持,试想,世上还有比人民更大的力量吗能引来人民相助,何愁霸业不成治国安天下如此,为人处事也是这样.
得民心,取得多数人的支持.
则可以有所依托,也就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焦点]做人做事,刚柔兼备为人处事不能"竹管吹水"直筒子,必须懂得刚柔兼并.
不成不变,默守成规都将难成大事.
做人要刚,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一股不服输的气儿.
对事要有主见.
要能拿得起放得下,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而对美国的挑衅毛泽东运筹出兵朝鲜,沉思良久,大手一挥.
那是何等的豪情!
没有一股韧劲,没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魄,什么事也做不成.
但仅有刚的气质也不行,还必须刚中带柔,刚柔并进.
有勇无谋的人不能算是英雄,而只能称匹夫.
曾国藩是刚柔人生的最典型,就是因为其能分清时势.
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相机进退,屈伸自如.
刚柔兼并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
什么时候该刚.
什么时候该柔,必须分清,否则就会误大事,甚至得出相反的结果.
74六政体改革篇——选贤任贤的突破王安石说:"国以任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
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
"这充分地阐述了"隙"的重要与"弃贤"的危害.
朱元璋实行政体改革,对朝廷贤士进行筛选,意味着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兴旺发达.
他大刀阔斧在人才上下功夫:不唯亲、不唯上、不唯朋、只唯贤.
1.
废除丞相制度胡惟庸,定远人.
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旧人.
占领集庆,由元帅府宣使转宁国县主簿,升知县,迁吉安府通判,擢湖广按察司佥事.
这时,他利用同乡关系,攀结上了李善长,遂于吴元年(1367)被推荐为太常寺少卿,进太常寺卿.
洪武三年(1370)人中书省任参知政事,为李善长心腹.
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罢相,汪广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广洋右丞职务,成为中书省二号人物.
洪武六年(1373),汪广洋左迁广东参政,胡惟庸递补右丞相,很快升任左丞相,坐上了中书省第一把金交椅.
胡惟庸的才干和效率让朱元璋省去了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咄嗟立办.
因而博得朱元璋的倚重和宠信,然而胡惟庸是有相才无相气,又足以坏人大事的那种人.
他热衷权势,"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是他坚守的信条.
他曲意奉上,千方百计讨得皇帝的恩宠.
从洪武六年到十年,五年之间独任首相.
大小政务,朱元璋都交他去处理.
他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生杀黜陟之权.
许多想求官想升官的,落职后想复职的朝野文武,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各种金帛、名马、玩好的贿赂不计其数.
胡惟庸还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小小恩怨都记在心上.
他有两个死对头.
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徐达.
洪武七年(1374年),刘基在家听说胡惟庸被任命为首相,感到十分忧虑,他预言国家百姓难逃一场灾难,忧愤地说道:"使我言不验,苍生之福也.
"这话辗转传到胡惟庸耳朵里.
五年前他与刘基的那场旧公案又在心中翻腾,他在寻找时机报复.
恰在这时,又有一件事激怒了他.
原来在青田县南170里处有一个叫淡洋的地方,地势险要,又与瑞安县交界,常常是私盐贩子、逃军、躲避赋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
方国珍当初就以此为根据地,构成地方治安的一个隐患.
早在洪武三年,刘基的长子刘琏去京城看望父亲的时候,就奏请在这里设立巡检司,盘查来往行人.
经朱元璋亲自批准,第二年正式设立.
洪武六年,这里发生周党山所领导的山民暴动.
地方官害怕获罪,隐瞒不报,刘基就派刘琏去京城.
刘基的儿子刘琏、刘憬和宋濂的儿子宋燧等人同太子朱标等自幼一起长大,很受朱元璋的喜爱,与朱元璋有一种家人父子的关系,因此可随时面见皇帝或者也因为刘基与胡惟庸的芥蒂.
刘琏竟至越过了胡惟庸,直接向皇帝作了汇报.
这就使胡惟庸更为疑心,更为恼火,便决计借这个题目进行报复.
他唆使地方官上了一个奏章,说刘基看准了淡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一心想得到它作为墓地.
百姓不愿意给,他就请求设立巡检司,驱逐了百姓.
胡惟庸也真够聪明,择的这个题目果真说到了朱元璋的心痛处.
刘基就是这样一个学贯天人智慧而神秘的人物.
他既能以种种神妙的术数辅佐我朱元璋,那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子孙着想不管所奏的事真也罢,假也罢,总得设法开销了这个老头子.
于是下诏降罚,先剥夺了刘基的俸禄.
'刘基对这种飞来之灾不曾料到,杀头灭门之祸就在眼前.
考虑再三,他带领儿子刘琏赶75往京师.
没有一句辩白,一句埋怨,只是向皇帝谢罪,只是说因为罪臣冒犯,惹皇上生气,实在是罪该万死.
这样以来,反倒使朱皇帝无从下手了.
他原本设想刘基一旦申冤辩诬,就治他个洁己诬人,已是国非之罪.
现在却无所借口.
后来朱元璋在洪武八年给刘基的《赐归老青田诏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
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
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正是这种"皇帝圣明,罪臣当诛"的忠悃的以退为守的策略,唤起了朱元璋爱虚荣做明君的一半心理,而把那要威风、滥杀人的一半搁起.
刘基度过险关.
皇帝的猜忌没有解除.
胡惟庸势炎薰灼,迫害随时可至.
他留京无益,回乡不敢,只有掩门独坐,形影相吊.
但生性的刚毅和倔强,又使他充满信心,对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始终不悔.
他哪里知道,朱元璋正在通过他的政敌的手致他以死地.
刘基这时候已是64岁高龄,他头发半白,齿摇窦露,耳聋眼花,脚下迟重,左手麻痹蜷挛,呈现龙钟老态.
经过此次事变更加百病缠身.
就这样,胡惟庸仍不放过他.
他故意对刘基表示亲近,时常去床前探问.
大概朱元璋看出了胡惟庸的心迹,就命胡惟庸携带医生前往治疗.
吃了这个御医的药,刘基觉得腹中慢慢涨大,心下疑惑,就把情况告诉了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
"朱元璋却是心不在焉.
三个月后,朱元璋特地派人去探问,回说没有好转的希望,心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遂颁一道诏书,命他回家安养去吧.
刘基于洪武八年(1375)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就因慢性药物中毒而死亡,享年65岁.
临终前,他嘱咐把尸骨焚化,不要安葬,这显然是要解除朱元璋的疑忌,保全他的家庭.
同时把自己保藏的《观象》、《玩占》等天文书交给长子刘琏,说:"我死后,赶紧送给皇上,万勿泄漏.
"又将遗表交给次子刘壕说:"为政宽猛如循环.
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
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我欲为表上之,惟庸在,无益也.
惟庸败后,上必思我.
有所问,以此密奏之.
"这位伯温先生对皇上,对大明王朝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忠心.
尽管朱元璋对刘基曾经是死而后安,但听到刘琏报告刘基至死不渝的忠诚,也不免有些动容.
为了安慰刘基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慰平自己的心里创伤,他希望刘琏能留在京城做官,刘琏请求为父亲守三年孝,朱元璋允许了.
到洪武十年七月,元璋命刘琏作考功监丞,很快擢为监察御史,第二年升为江西参政.
洪武十二年六月,被胡惟庸党羽逼迫而死,年仅32岁.
除掉刘基,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有个不怕死的御史韩宜可上章弹劾胡惟庸和他的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
请斩其苜以谢天下.
"朱元璋大怒,以排陷大臣的罪名逮进锦衣卫监狱.
朝臣们更加凛凛不敢言.
他们有的找到徐达,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反映些真实情况.
徐达知道胡惟庸也正在打他的主意.
本不想惹事,但静观皇帝的意思,看来对胡惟庸也未必就是那么宠信不疑.
于是在与皇帝的一次寻常谈论中顺便提起提防大臣专擅的问题.
朱元璋未置可否.
可这话很快传到胡惟庸那里.
胡惟庸知道朱元璋对这班勋臣武将怀有戒心,利用这个缝隙,徐达这棵大树也不是不能搬倒的.
关键是抓住把柄,搞到证据.
他因而买通了徐达的看门老仆福寿;让他提供情报,或干脆乘机干掉他.
福寿表面答应,暗中却向徐达通报了消息,徐达处处提防,静观时局变化.
对胡惟庸的专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觉,他不仅要观察胡惟庸,还要观察他的党羽,观察满朝文武.
他自信任凭胡惟庸兴风作浪,也不会逃出他的掌握之中.
洪武十年(1377年),他"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就是说,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
有一个儒士提出异议,认为考之历朝典故,还是由中书省上达为好,受到朱元璋斥责.
洪武四年,朱元璋取的明朝第一个状元吴伯宗,因为不依附于胡惟庸被贬到风阳屯种,靠着上书直达御76前之命,密奏胡惟庸专恣不法,提出他独任首相,终为国家之患.
朱元璋遂把他从风阳召回.
十年(1377)九月,升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同时任命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以图牵制.
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他又明确告诫:"胡元之世,中书专政,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乱,深可为戒.
"因命礼部规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关白(以副本通报)中书省.
显然这是在向胡惟庸等人敲起警钟.
洪武十一年的钱苏事件更是朱元璋有意放出的一个信号.
洪武九年,皇帝因星变求直言,常熟儒士钱苏持一封密奏人京,丞相胡惟庸首先接见了他,这位钱学士见了胡丞相竟不下拜,旁边的人斥责他,"我是来向天子上书的,岂有未拜天子先拜宰相的道理"惟庸一笑置之,道:"说的是.
"朱元璋看过他的奏章,很赞赏他的才学,命令在中书省安排职务.
钱苏再见胡惟庸,礼数很周到,胡惟庸却正眼不顾,打发他到南京后湖荒僻之地看守档案去了.
洪武十一年五月,旧元幼主爱猷识理达腊病卒,翰林院所撰祭文朱元璋都不满意,便出榜悬构.
钱苏应诏撰进,内有云:"朕之得,复我中国之故有:.
汝之失,充其沙漠之本元.
"使朱元璋拍案叫绝,立即召见.
问他一向在那里供职.
答云:"在后湖架阁库校对簿书.
"朱元璋想,这不是连实习监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吗于是说道:"是不是丞相对你不大满意啊!
那这样吧,我直接安排你个职位.
"钱苏表示,近来身体有病,恐怕不能为皇上效力,朱元璋说:"那也好,你就回家去养病吧.
不过,这一路也要为朕做些事情.
在经过沿途所在州县时,你可以直人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员传朕的旨意:'皇帝敕尔,善辟田里.
养老恤孤,无忌军旅.
简在帝心,钦哉勿替.
"'钱苏拜谢而出,一路风光地回到家乡,出了郁闷心中几年的窝囊气.
据说,句容县令很好地招待了钱苏却没有向皇帝汇报,丹阳县令一方面给予礼敬,一方面密报此事,以防有诈.
朱元璋想来没有给钱苏符验是个疏忽,便命补给信符.
同时,表扬丹阳县令的小心慎密,而训斥了句容县不予奏报.
洪武十二年(1379年),种种迹像表明,朱元璋在中书省问题上将有重大行动.
这年六月,他将吉安侯陆中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从集中练兵地临清逮回南京.
其中陆仲亨与胡惟庸关系密切.
七月,将李文忠从平息吐藩叛乱的西北前线调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八月,颁布一项优待官吏的条令:"自今内外官致仕(退休)还乡者,复其家(免除全家徭役),终身无所与.
其居乡里,惟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其与外祖及妻家,亦叙尊卑.
如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
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官位),爵同序齿(年岁).
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
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读书士人一日为官终身为尊,这样的优待是古来所没有的.
这显然是拉拢和收买的政策.
十一月借褒奖征西功劳的名义,又进封了一批将领的爵位,使前方将士情绪稳定而鼓舞.
正在这时,一件小事引发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冲突.
原来,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
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马飞奔,前面突然受阻,马立而起,将这位胡衙内掀了下来.
恰巧这时,面前有辆车驶过,胡衙内就作了轮下之鬼.
胡惟庸闻讯,不由分说将车夫打死,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使他对胡家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就更激起了朱元璋怒火,除掉胡惟庸的决心已不可动摇.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发生了占城国使臣人贡事件.
这月,占城国使臣阳须文旦向明王朝进表彰并象马等贡品,中书省没有按时奏报,宦官将见到占城使臣的消息报给元璋,朱元璋大怒,责问道:"朕居中国,抚四夷,以礼待之.
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泛然若罔闻.
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就应当如此吗"胡惟庸、汪广洋叩头谢罪,而言语之间又把责任推给了礼部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都下了狱.
两丞相同时下狱,朝中气氛相当紧张,御史们这才一拥而上,攻击胡惟庸擅权植党,祸乱朝廷.
御史中丞徐节为自保计,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提出了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并且77说:"这件事当时的御史大夫汪广洋应该知情.
"朱元璋对这事很敏感,于是提问汪广洋,汪广洋说没有此事,朱元璋正要借这个机会清洗他,便问了汪广洋一个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贬谪海南.
汪广洋离京之后,朱元璋又改变主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将他处死.
杀汪广洋的时候,他的一个随行小妾陈氏走投无路,也自刎殉夫而死,朱元璋问起这个小妾的身世,却原来是官奴婢罪犯陈知县之女.
元璋闻言大怒,说道:"没官妇女只赏给功臣之家,文臣何以得给,他们把朝廷法度置于何地"乃令刑部等衙门推问,胡惟庸及六部衙门官员都牵连坐罪.
御史中丞徐节在狱中被诱逼揭发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徐节突然决定死中求生,编织了一个胡惟庸结党造反的口供.
这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
于是按名逮捕,辗转审问,指供诱供.
举朝上下,人人自危.
凡是一个人被咬出来,他的家属、仆从、亲属一概下狱刑讯.
为防止变生意外,久拖不决,正月初六日即将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徐节等一大批官员及其族党处决,家中祖坟撒骨扬尘.
徐节原指望以迎合旨意保住脑袋,岂知把自己编进死网,如何还能抽得身去.
所以当举朝文武同仇敌忾,齐声喊打的时候,皇上也就顺势把他送进鬼门关.
朱元璋有了胡惟庸这根打人的棒子,凡是他认为暂时可以不杀的,都可以施以浩荡圣恩,凡是认为有必要重新处置的,都可以加以胡党罪名,让你死有余辜.
这个案子从洪武十二年起,不断延长.
它大体经过了洪武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几个阶段.
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也可以看作是胡案的延伸.
一般把蓝玉案独立看待.
到洪武十三四年,已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中书省及有关官吏几乎无不牵连,各地有仇怨的人,往往互相告发是胡党,而一经告发攀染,便立即抄没家产,收监刑讯.
江南不少富室也再次被罗织进来.
一些横行不法,为害地方的豪强遭到了报复,也有一部分夹着尾巴做人的富家大户被推人陷阱.
如以孝义闻名的浙江浦江郑氏六兄弟也被攀为胡党.
这件事惊动了朱元璋.
他把郑氏兄弟从狱中放出来,亲自召见慰问,对身边大臣说:"像郑氏兄弟这样的忠义之家,怎么可能跟着别人造反作乱呢"接着任命郑浞为福建布政参司参议.
作为忠义的榜样,义门郑氏被朱元璋特赦释放了,不消说,其他富室凡被牵连的,无一幸免.
遭遇这次灾难的还有著名人物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宋濂.
洪武十年正月,宋濂68岁,以年老致仕,元璋赏赐他一部《御制文集》,还有许多漂亮丝绸,说道:"三十二年后,把这绮帛做百岁衣吧!
"宋濂感动得老泪纵横.
宋濂回乡后,不置田产,不谈朝政,唯以纂述授徒为乐.
每年九月,他都长途跋涉去南京为朱元璋祝寿.
洪武十二年九月,宋濂在南京陪元璋登文楼,一个步子踉跄,摔倒在地.
朱元璋看他实在是太老了,就命他明年不要再来了.
洪武十三年万寿节,因为胡惟庸的案子搞得满朝紧张,朱元璋就想起往年与宋濂一起谈天叙旧、饮酒赋诗的快活来.
他把去年同宋濂说过的"不必再来"的茬口给忘掉了.
于是命人潜往金华暗访.
事有凑巧,来人正见宋濂与乡间朋友饮酒赋诗.
这个情形一奏上去,朱元璋立时感到受了宋濂几十年的欺骗与捉弄,恨不能立即剥了他的皮.
于是问刑部,宋氏叔侄与胡党有没有关系.
刑部心领神会,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宋慎罗列胡党,被逮捕处死.
宋慎的叔叔中书舍人宋濂也将连坐被杀.
紧接着,派人抄了宋濂家,将宋濂连同他的妻小仆妇一绳子拴到南京.
命令将宋濂立即处死.
马皇后和太子朱标听到消息都赶紧说情.
马皇后说:"民间为孩子请一个先生,还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教太子诸王,怎忍心杀他.
况且,宋先生致仕家居,哪里知道朝廷里边的事"朱元璋自然不肯听.
这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不用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是怎么回事,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
"元璋听了,也有些动情,便放下筷子,起身离去.
看在老妻的分上,朱元璋饶了这个71岁的老头,把他流放到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枷锁锒铛勉强挨到夔州,忧病成疾.
他走进一座寺庙里用擅抖的手打一个绳结,了却了自己的残生.
然而朱元璋在胡惟庸的案子中,是文武有别的.
在审问的胡党口供中,凡是牵涉到中书省及各部院衙门的,都被元璋一概杀戮,而凡是涉及到武将谋反的,他不管信与不信,却一78概宽宥了.
就像陆仲亨、费聚这样的"首犯"、"要犯"都赦免了.
当朝大臣为了表示同叛逆的不共戴天、同仇敌忾,纷纷要求处死陆仲亨等人.
朱元璋说:"当年陆仲亨17岁,父母兄弟都死了,怕被乱兵掠去,揣着一升麦子藏在乱草中间,我率队伍经过,喊他:跟我来吧,便跟了我.
而后南征北战,拜将封侯.
这些都是最早跟了我的手足心腹.
我不忍治他们的罪,就不要再追究了.
"很明显,这个时候,朱元璋不想牵连功臣宿将.
果然,攀咬武人的口供越来越少了,武将们紧张的心绪渐渐平定下来.
朱元璋此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书省和中书丞相的问题.
洪武十二年九月,胡惟庸、汪广洋等人下狱,十二月杀死汪广洋.
十三年正月初二,御史中丞徐节告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处死胡惟庸等人.
第二天,正月初七,他向群臣宣布:革去中书省,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
从此废止了代皇帝行使权力的丞相制度,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对中书省和丞相负责,改为直接对皇帝负责.
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使权力分散,避免了军权在武人手中过于集中,便利了皇帝的控制.
加上都察院(由御史台改)的监督就构成了中央府、部、院三个互相制衡又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支柱.
2.
科举取士制八股在广泛兴办学校的同时,朱元璋还建立了科举制度,学校是为了培养人才,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说:"学校以教育之,科举以登进之.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宋、元相继沿用,体制日渐完备.
这一制度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它在选拔人才时体现了公正、公开的原则,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早在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就曾宣布设文、武二科以广求贤才,并要求地方官员"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等待科举的举行.
到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举行科举.
朱元璋认为,以前各代在科举取士时,只讲究词章华美,而不要求德才兼备,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所以他特别宣布,自己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
同一年,京师和各行省按照要求分别举行了乡试,选中了一批举人.
第二年,举人们都到京城参加会试,朱元璋亲自出题并主持考试,最后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名进士.
由于此时明朝建立没多久,官员紧缺,于是朱元璋下令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各行省连续举行乡试三年,取中的举人都免去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官.
经过连续三年的科举考试,虽录取了一大批人才,但朱元璋经过初步考察试用,对这些人很不满意.
他说:"各地录取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看他们的文章,倒也斐然可观,可一加试用,就发现极少有人能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去.
"他还抱怨说:"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却用虚文应付朕,这岂是朕开设科举的本意.
"于是,他下令暂时停罢科举,专门依靠荐举选择官员.
可是,荐举上来的人也同样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荐举时滥竽充数的现象也无法杜绝.
到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决定对荐举上来的人才进行考试,同时下令恢复科举.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令礼部颁发了《科举成式》,永为定制.
不过,恢复科举后,朱元璋并没有停罢荐举,而是两者并行,相互补充.
从科举开办到停止再到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朱元璋不尚虚文,务求实才的思想意识.
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是相互配合的.
读书人没有进入府、州、县学之前,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
在通过了州、县级的考试后,进入府、州、县学,便成了"生员",俗称"秀才".
只有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乡试是省级的考试,每三年(逢子、午、卯、西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因考期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天,所以又叫"秋闱".
考试是很严格的.
考生在79黎明时进人考场,要经过严密搜身,以防挟带字纸.
入场后,考场的内外门户全部加锁封闭,以防传递消息.
每名考生都由一名号军监视,不许作弊.
黄昏时交卷,如未做完,可给蜡烛三支,以便继续答卷.
考生交卷后,经过密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交考官评阅.
由于考官见到的卷子是密封的,而且不是考生原卷,所以不容易从中捣鬼.
录取名额由朝廷分配,起初是直隶(今江苏、安徽)一百人,广东、广西各二十五人,其他各省各四十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后又规定:"不拘额数,从实充贡".
乡试合格者就成了"举人",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其中第一名俗称"解元".
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逢辰、戌、丑、未年,即每逢乡试的第二年举行,考试在二月进行,正值春天,所以叫做"春闱",又因由礼部主持,也叫"礼闱".
会试录取名额由皇帝临时确定,考中者称为"会土"或"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全体会士都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这叫殿试,也叫廷试.
殿试只确定具体名次,而不再淘汰.
通过殿试的都称"进士",分一、二、三甲录取.
第一甲只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乡试和会试都连试三场.
初场的考试内容为《四书》和经义,侧重于考察考生对《四书》、《五经》的熟悉和理解程度;二场的考试内容为论、判、诏、诰、表、笺,侧重于考察考生写作各类公文的能力;三场的考试内容为经、史和时务策,侧重于考察考生的历史知识和对于时政的看法.
在初行科举时,乡试中式者还要加试骑、射、书、算、律五科,后取消了这些科目,但又规定了,新录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直接在翰林院任职外,其他都要先在各部门观政,进行职前培训.
科举制度本为选拔人才,但自从这一制度创立时起,它就备受攻击.
明朝在朱元璋的时候选择官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只是其中一个.
但在洪武以后,科举越来越受重视,出现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局面,考试内容也日趋空疏僵化,形成了被称为"八股文"的文体,这种文章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只讲究技巧,不重视内涵,很像是文字游戏.
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激愤地说:"科举对人才培养和文化事业的摧残,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
"但是,也应看到,科举制度的僵化,是有一个过程的.
明初的科举考试,还比较重视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朱元璋要求考生所作经义、论、策等,都不许多于三百字,而且不许堆砌浮造的文词.
朱元璋在主持殿试时,所出题目都与实际事务有关,允许考生各抒己见,谈论国家大事.
因此就连对科举制度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顾炎武,也认为明初科举尚有"求实用人"之意.
科举制度后来的发展,与朱元璋"务求实才"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3.
确立皇权的教育制度朱元璋积极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培育人才,这是朱元璋搜罗人才的一种方式.
在他看来,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他曾对教官们说:"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
山是树木从生的地方.
要想树木繁茂,必须培育它的根部;要想流水不涸,必须疏浚它的源头,要想人才有成,必须培养他们的德性;如果不加培养,就期望他们成才,这正是堵住源头却想让水流,砍伐小树却想得到大木,这怎么可能呢"朱元璋建立的教育系统,由国家、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卫学等构成,从京城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无不建立学校.
龙风十一年(1365年),朱元璋在元朝集庆路学旧址上创建了国子学,成为明代国学之始.
建国后,因初创时规模比较狭小,朱元璋几次下令增筑学舍.
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国子80学改名为国子监.
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学官.
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学事务,相当于正、副校长;博士负责讲授经书,督课学业,是主讲教师;助教、学正、学录,分别负责训诲六堂(国子监学生分别在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学习)诸生,是辅助性的教学和管理人员.
国子监的学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类.
官生包括官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以官员子弟为主.
民生是民间子弟,有贡监和举监之分,贡监是指从府、州、县学选送上来的岁贡生员.
举监是指保送到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举人.
起初官生多于民生,后来,朱元璋对官生入学的控制变严,民生的比例急剧上升.
早在龙风五年(1359年),朱元璋在攻取婺州后,即设立郡学,这是朱元璋设立的第一所地方性学校.
建国以后,他决定在全国各地都"设学校,以作养士类".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说:"学校教育,在元朝时弊端丛生,名存实亡.
朕常说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现在京城虽已有太学,但全国各地尚未兴办学校.
应当让各郡县都建立学校,礼聘教师,教授学生.
这是最要紧的事务,必须迅速办理.
"在这一诏令的促动下,各府、州、县的学校陆续建立起来.
朱元璋还把学校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主要指标,凡无兴学之渍者,均视为不合格.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为了进一步普及教育,还下令在全国设立社学.
当时各地都设立了多所学校.
社学事务起初也由官府管理,有些地方官借此扰民,朱元璋有鉴于此,曾一度停罢社学.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再次下诏广设学校,特别规定"令民间自立社学,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有司不得干预".
在部队中,朱元璋也建立学校,开展教育.
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在辽东始设都指挥使司儒学,又在岷州始设卫儒学,后来都指挥使司和卫相继效仿设立,到洪武末年,军队系统的学校已有多所.
有人认为边境地区没必要设立学校,朱元璋说:"圣贤教育就好像是天,天有风雨霜露,天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普受遍及,圣贤教育也同样要无处不施.
"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朱元璋也设立了一些学校,推行儒家教育.
师资素质决定着教学质量,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朱元璋非常重视.
洪武六年(1373年),礼部奏请增扩国子生名额,朱元璋说:"应当先选择国子学官.
教师得人,培养教育才会有效果.
如果教师素质不高,学生再多,又有什么用处瞎子不能辨别颜色,聋子不能辨别声音,学者如果没有名师传授,也就像不辨声色的聋子、瞎子一样.
前代学者能够出来建功立业,虽然有天赋好的原因,教师的造就之功,也不可没.
后世教师不懂得教导之道,学生不懂学习之道,一味地背诵典籍,缺乏实际才能.
现在民间子弟,可以选拔到国学来的有很多,但如果没有品德端正的人士作他们的楷模,要想造就成才,是很难的.
有一句话说:'务学不如务求师.
'现在祭酒缺人,你们要为朕广泛访求天下名士,有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堪为人师者,奏报上来,以供选择.
"对于地方学校的教师质量,朱元璋也非常关心,他曾让各地按察司严格考核本地学校的教师,凡有不通经术的,一律送到吏部,调任他职.
后来,他又制定了学官考核法,规定:学官在九年任职期间,所教生员,府学有九人、州学有六人、县学有三人中举,本人经过考试又精通《四书》、《五经》者,提升官职;所教生员中举人数较少,本人考试即使通晓经典,也不提升;所教生员中举人数太少或全无,本人考试又不通晓经典,则予以降黜,调任学官以外的职务.
朱元璋还要求教官熟悉实际事务.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向入京朝见的教官询问当地情况,岢岗州学正吴从权、山阴县教谕张恒说自己只懂教学,不知道民事,朱元璋大怒,下令将二人发配到边地.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的文化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到明朝初年,在遭受长期战乱之后,北方教育十分落后.
为了提高北方教育水平,朱元璋采取了不少措施.
洪武八年(1375年),他命人在国子监选拔优秀学生,分派到北方任学官,他指出:81"北方在战乱之后,很少有人务学,想在那里寻访学识通达的人士,是很难得的.
现在太学的学生当中,有不少年长学优的人,你们要认真选取,让他们到北方各府、州、县任教,以促进教育,培养人才.
"最后,共选拔了三百六十六名学生,朱元璋赐给膳食、衣服,为他们壮行.
朱元璋还数次向北方学校颁赐书籍.
洪武十四年(1382年),朱元璋指出:"北方自战乱以来,经籍残缺,学生们虽有良好的资质,可无书可读,怎么去了解圣人之道"于是将《五经》、《四书》颁发给北方学校.
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再次大规模赐书.
他谕礼部官员说:"农夫没有耒耜,就无法耕作;工匠没有刀斧,就无法工作;士人没有书籍,就无法学习.
朕念及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读书者,往往无书可读,所以曾下令颁赐《四书》、《五经》,但诸子、历史等书籍,当时未曾赐予,现在应由国子监负责印刷颁发,国子监未备的书籍,可派人到福建购买,以供颁赐.
"明初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朱元璋认为这些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要求学生熟记于心,深刻领会.
朱元璋自己喜欢读书,涉猎面较广,有时见到好书,也推荐给学生们阅读.
如他在读过汉代刘向撰写的《说苑》后,觉得此书"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是道德教育的好教材,遂下令让国子生阅读.
朱元璋认为,通晓律令一方面可以使人知所警戒,减少犯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做官理政的必备素养,所以他把《大明律》、《大诰》指定为学校教材,要求学生们熟练掌握.
学生们还要练习书法,学习写作各类公文.
此外,学生们还要学习算术知识,要求精通《九章》算法.
朱元璋希望学校培育的人才都能兼通文武,因而要求学生学习射箭.
他说:"古代的学者,都是文足以经邦,武足以勘乱,所以能出将人相,安定社稷.
现在虽然天下太平,你们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但也不可对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窍不通.
"总起来看,朱元璋反对学校教学以记诵为务,要求培养出有实际从政能力的人才.
在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和督促下,明初的学校教育取得重大成就.
《明史·选举志》中称赞说:"无论是荒远偏僻之处,还是山野海角之地,没有不设学校的地方,没有不受教育的百姓.
明代学校的兴盛,是唐、宋时代所远远不及的.
"此话虽有些夸张,但它充分说明了,明初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很高的.
4.
人善任,重在于德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提供任人惟贤,但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却并不那么容易.
元朝以蒙古人人主中国,极力压制汉族人,在用人方面,只论出身,不论才能,完全抛弃了任人惟贤的原则.
权衡在《庚申外史》中曾评论说:"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即出身、家世).
当时能参与国家大政、担任宰相的,都是根脚人;担任各级监察部门首脑的,都是根脚人;担任各级衙门长官的,也都是根脚人.
"对于元朝的做法,朱元璋十分反感,他曾对御史台官员说:"元朝时任用官员,只重用本族人,而轻视汉族人,甚至规定南人不得担任监察官员,这怎么能算公道!
朕任用官员,惟才是举,不管他是南人,还是北人.
"朱元璋多次申明:"国家用人,惟才是举.
如果是贤能之人,虽疏远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虽亲近也要加以摒弃.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长期与他对立的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陈支定等人的部属.
朱元璋的老部下们见有些人刚刚归附,就位居自己之上,心中大是不服.
朱元璋了解到他们的这种情绪,特意召见武臣,对他们说:"你们从一开始就跟随着我,攻城略地,功劳很多.
近来新归附的人,有的受到提升,地位在你们之上,你们反居其下,这并不是我要弃旧取新.
现在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自当大公无私.
他们有智谋才略,能够建功立业,所以才位居你们之上.
82只有具备杰出的才能,出众的智慧,才能得到超人的爵赏.
你们如果能多和儒士们接近,开阔眼界,增长智慧,努力去建立功勋,还怕得不到显贵的爵位吗"朱元璋还赏赐绣衣给这些武臣,以示慰勉.
明初官员缺乏,朱元璋还四方搜罗人才,对于得到的人才,都予以大胆使用,特别是因某种原因受到他重视和信任的人,更往往得到破格提升.
当时,由一介书生或低级官员而骤升为高级官员者,不乏其人.
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西安知府李焕文、宝抄提拔为郎中、知府、知州等官,不久又将费震提升为户部尚书.
朱元璋曾提示户部说:"资格是为普通人设立的,如果确有才能,当然应该破格任用.
"有人对不拘资格的用人政策提出异议,认为儒士们刚从乡里出来,一下子就成为大官,这样会显得朝廷不爱惜名爵.
朱元璋说:"朝廷设立爵禄就是用以待士的,他们才能卓越,怎么能用资格加以局限呢朝廷只希望得到贤才,绝不吝惜名爵.
如果说来自乡里,不应当骤然任用,那么当年伊尹在莘野,诸葛亮在隆中,一旦出仕,地位就处在其他官员之上,终于建功立业,商汤、刘备在任用他们的时候,何尝拘泥于资历!
朕担心的是得不到贤才,如果得到贤才,任用时绝不考虑资格.
"在明代笔记中,记载着一些朱元璋识才、用才的趣事.
有一天,朱元璋微服私访,走进了一家小酒馆,遇到一位国子生.
当时座位已满,朱元璋见一个供奉土地神的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便把土地神移到地上,与国子生对面而坐.
谈论间,知道这位国子生是四川重庆人,便口出一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
"国子生应声对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朱元璋见他才思敏捷,十分高兴,又指着神龛下的小木让他赋诗,国子生略加沉思,即吟诵道:"寸木原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
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
"朱元璋觉得此人胸怀大志,更加喜欢.
第二天,朱元璋宣召那位国子生入朝陛见,国子生见昨天与自己对饮的竟是大明天子,连忙叩头谢罪.
朱元璋说:"你不是想登台端吗今天就遂了你的心愿.
只是你要真个为人间治不平才好.
"当即任命这位国子生为按察使.
中国古人曾反复述说,一个人有其长处,也必有其短处,对人才绝不可求全责备.
如《吕氏春秋·用众》指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
"《论衡·书解篇》也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对于这些论述,朱元璋深契于心,并作为自己选才用人的准则.
他曾阐述说:"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摒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朱元璋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用人思想,把德才兼备列为理想标准,但这样的人才毕竟较少,如果退而求其次,朱元璋明确提出以德为首.
他品评说:"才德俱优者,上也:才不及德者,其次也;才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两者俱无,此不足论矣.
"朱元璋认为,用人的关键,是"因才而授职",即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把每个人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倘若用非所长,"则人才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朱元璋反复告诫大臣们说:"人的才能很少有全备的.
宽厚慈祥的人,可以让他去治理民众,勤敏通达的人,可以让他去办理事务,只有量能授官,才会做出成绩.
"又说:"人的才能各有长短,就像工匠各有专门技能一样.
善于制造木器的不会制造石器,善于制造车轮的不会制造舟船.
如果在用人的时候,量能授官,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才了.
你们都是朕的股肱耳目,应当为朕广泛访求贤才,以供任用,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人.
"朱元璋还诏令天下,在访求人才时,"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而擢用之".
在坚持"惟才是与"的同时,朱元璋还提出另一项用人方针,这就是"宥过而用".
在朱元璋看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因为有一件事情上的失误就舍弃一人,则天下就没有全人了".
他反复告诫吏部官员:"治理国家,以任用贤才为本.
对于作奸犯科的人,不能因为有小才就宽恕他;如果真是贤能的人,不要因为有小疵就舍弃他.
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
"83他宣布那些因犯小过而被罢黜的人,都可以重新录用,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安庆知府周昌上书说:"士人有因小过被罢黜者,其才能足堪任用,而按照现有条例,不能再举荐他们.
请求皇帝特赐宽宥,允许有关部门荐举他们.
"吏部大臣表示反对,认为有罪复用,无以示惩.
朱元璋说:"好的工匠,不会因为有一点瑕疵,就放弃一块美玉.
朝廷用人,必须赦免小过.
改过迁善,圣人都曾加以赞扬.
录长弃短,是君主应尽的职责.
"他还特地颁布敕令:"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能果优,并听举用.
"在洪武年间,确有许多被罢官甚至判罪服役的官员,重新得到启用.
当然也应指出,朱元璋虽提出了"宥过而用''的原则,但他实行得不够好.
由于他对官员的不法行为非常痛恨,常大开杀戒以示警惩,不少官员仅因小过就丢了性命,以致茹太素在一份奏疏中指出:"才能之土,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5.
奖清官,遏止污吏中国历代王朝都曾提出过整顿吏治问题,却鲜有效,这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大有关联.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一个人进入官僚系统,便获得一种社会身份,官僚集团成为高踞于普通百姓之上的特权阶层,对各级官员的考课监督,都是在官僚系统内部进行的,朝廷尽管不断表达官员们安民、惠民、爱民的愿望,却绝不会真正去倾听小民们对"父母官"的看法,这样,官僚集团便缺乏有效的外在约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为这种看法提供了充分证明.
法国学者白乐曰(EtienneBalazs)在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专著中指出,"由于对官员们的行动缺乏来自下面的任何监控,他们从社会上攫取国家没有提供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说,缺乏民众监督,是造成贪风蔓衍、出现"结构性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崛起于社会最下层的朱元璋,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的内部监控,是无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监督的机制.
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遵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
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洁、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
"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
朱元璋号召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
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们的诬陷排挤,一时不能明其公心,又因远在数千里外,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地城市乡村的耆宿老人们赴京面奏,以使廉官吏得到保全.
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乡间年高有德的人们,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师面奏,朕一定根据耆老们的奏状,褒奖好官,罢免坏官,情节严重者治罪.
呜呼!
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话,切实举行此事,天下就会太平了.
民间如果不主动揭露奸顽,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时知道,所以嘱托民众帮助我做这件事.
如果城市乡村中有包揽诉讼、把持官府,或挑拨煽动官吏害民者,允许四邻及当地人民赴京,据实面奏,朕将加以清除,安定百姓.
呜呼!
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坐视纵容奸恶官吏人等害民.
特此嘱托.
"在中国漫长的王朝时代,尽管统治者们常把"民为国本"挂在嘴上,但从来只有以官治84民,而没有以民制官.
现在朱元璋竟别出心裁,让老百姓监察官吏,晶评官吏,并把老百姓的意见作为黜陟奖惩官吏的直接依据,在中国政治史上确定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可以说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真正落实到了实处.
朱元璋当然希望官员们都能把各自部门中的吏管理好,因此他曾颁布法令,要求官员严格驭吏,规定"若吏卒之徒,背礼而违法者,治以死罪".
朱元璋还告诫官员,不要以为"吏卒小人,其于治乱何干",吏卒奸贪害民,正是致乱之由.
况且,从人数上说,吏要比官多出几倍,他们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机会也远比官多,如果管理不好,吏给百姓造成的危害自然会比官大得多.
当时吏胥的状况,很令朱元璋不满.
他认为,自己再三要求严厉治吏,而各处却依然存在吏胥害民的现象,是因为各级官员本身都是贪官,自己有把柄掌握在吏卒手里,自然对吏卒的不法行为不敢过问.
既然"人皆贪官",以官治吏收效不大,朱元璋便想以民制吏.
他在《大诰》中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吏,则不必经过这种程序,老百姓可以径直捉拿、绑缚害民吏胥,送到京师治罪.
在《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和赋闲的吏胥,以及城市乡村中老奸巨滑的顽民,有专门包揽词讼、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祸害百姓者,允许城市乡村中贤良正直、愿意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议,将害民者绑缚起来,送到京师,以安良民.
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枭令.
途中经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
"所谓枭令,就是用铁钩钩住人的背,悬挂起来,属于法定刑罚之外的酷刑.
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又写上一条"民拿害民官吏",进一步阐明了让百姓捉拿害民吏胥的意义,并加重了对邀截阻挡者的惩罚.
诰文说:"以前任用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上任后,勾结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
像这类无籍之徒,贪心无厌,作恶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
此诰发布后,你们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壮年豪杰,务必帮助朕,给良民创造一个安定环境.
如果想依靠官员们替百姓辨别曲直,朕即位十九年来,还未见到一个这样的官员.
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办理诉讼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邻,到衙门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师来;若有采买物品不按价付钱的,就把礼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赋役不均、差贫卖富的,把户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举保人才扰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来;若勾补逃军时有卖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顶替的,邻里对证明白,就帮助被害人家将兵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工程科敛、卖放应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来.
如果百姓遵从朕的命令,切实举行,不出一年,贪官污吏就都变成贤人了.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良民都能辨别是非,奸邪官吏难以横行,这样官吏们就会都被逼得变成好人了.
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诛灭他全家.
"在这道诰之中,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发动百姓捉拿害民吏胥,是澄清吏治的最有效的方法.
为了保证这项措施的顺利进行,他竟动用族诛酷刑,而按法律规定,这种刑罚只有在对付谋反、谋叛等罪大恶极的犯罪时才能使用.
在朱元璋的号召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高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之外,绝大多数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
后来,朱元璋制定"合编充军"条例,专门列有"积年害民官吏"一款,为将捉拿的害民吏胥发配充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百姓的严密监督下,官吏们确实大为收敛,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856.
国子监培养官吏朱元璋很重视读书,在他看来,吏虽然熟悉各种规章制度,长于办事,但因读书太少,故道德素质低劣,舞奸弄法,既害人,又害己.
他曾谕大臣们说:"再驽劣的马匹,加以鞭策也可以到达远方;再朴陋的木材,加以斧削也可以派上用场;再愚钝的人,加以教导也可以成材.
现在这些吏胥,就是因为读书过少,所以犯罪的较多.
从今以后,各部门的官员,遇有闲暇,就把自己辖下的吏胥们召集起来,或讲解经史,或论说时务,以提高他们的素质.
"与吏胥们相反,儒士们大多饱读诗书,但又存在着缺乏实际技能、办事能力不高的缺陷.
在朱元璋招揽任用的众多儒士中,就有不少人书本知识丰富,办事能力低下.
大名鼎鼎的学者宋濂就是一个例子.
在任命宋濂为翰林学士承旨的诰之中,朱元璋直言不讳地说:"你虽然博古通今,可惜遇事却无所作为,总是不能作出决断.
如果让你检阅典籍,你的才能绰绰有余,但若让你办理实事,你的能力却甚有不足.
"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儒士们的总体看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建立了独特的官员职前培训制度,试图让儒生们在正式作官之前,通过培训增长一些实际知识和技能.
由于明初大量官-员是从国子监或通过科举选拔的,所以当时的官员职前培训,也分为两套系统,这就是国子监生历事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建立,是朱元璋改革教育体制的一大创举.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经常派遣国子监生去办理一些实际事物.
如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差派监生和秀才们到北方地区丈量田地.
次年,又挑选了一批国子监生,让他们到各地去巡视,凡是称职的,在完成任务复命时,朱元璋就直接擢升其为各行省参政、各道按察使、佥事以及知府等官,不少人由学生骤成大僚.
到洪武五年(1372年),选拔了一批年轻举人以及贡生入学读书,朱元璋赐以衣帽,让他们到各部门"先习吏事",称为"历事监生",但自明朝有"历事监生"之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监生历事并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多属临时差遣性质,对历事的时间、地点以及考核办法等都无明确规定,如洪武五年(1372年),命国子监生之铎试任监察御史;八年(1375年),从国子监选拔三百六十名"年长学优"的学生到北方各地任教,二十年(1387年),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清查田地;二十四年(1391年)选拔国子监生方文等六百三十九人,临时担任御史职务.
到各衙门中查核案牍,二十六年(1393年),选派国子监生到全国各府、州、县,督促当地官吏兴修水利.
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下令把年长的监生都分拨到各部门历练政事,非经历事者不授予官职,监生历事由此成为固定制度.
监生历事每满三个月,由所在衙门长官和国子监学官共同进行考核,考核结果要奏报皇上.
凡考核被定为勤谨的,将名单记人吏部的选官簿,仍然留在该衙门历事,遇有缺官,吏部从名单中依次取用;考核被定为平常的,继续历事;考核被定为才力不及的,送回国子监读书;考核被定为奸懒的,则罚充吏胥.
虽规定满三个月考核勤谨就获得出仕资格,实际得到官职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监生历事一般都要在一年以上,多至二三年者也很常见.
监生历事制度,具备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国子监生们从小以读书为务,长期生活在学校中,对世道人情不怎么了解,没有沾染上多少官场风气,办起事来比较公正、认真,敢作敢为,让他们去办理丈量土地、编制黄册鱼鳞册、平理狱讼、清查案牍、清理写籍等长期积留下来的棘手事务,容易使问题获得比较彻底的解决.
另一方面,国子监生是明初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这些人缺乏实践经验,通过历事,可以熟悉各项政务和有关法律规章,增强理政办事的能力,这样一旦主政临民,就可以很快进入角色,不至于举措失当;既可减少不必要失误,又可提高行政效率.
为了保证监生在各衙门中真能学到些东西,不致荒嬉虚度,朱元璋还制定了一些条规.
86如规定监生到各部门后,各部门官员要教导他们学习政务,不可让他们办理无足轻重的杂事,监生不可无故旷课,旷课三个月者发回国子监肄业,半年以上者罢黜为民,监生白天在各衙门上班,晚上必须回国子监,不外住宿,违者痛加惩责.
朱元璋还亲自到监检查历事监生是否都按时回监.
在监生历事制度下,学生们"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事各司,则俾其习官政",不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受到明清时期不少学者的赞扬.
进士观政制度是朱元璋完善科举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
朱元璋开设科举之初,期望通过这一途境得到大批德才兼备人才.
可是不久,朱元璋就发现,通过科举录取的进士,文章虽然写得很好,但实际能力却比较低下,所以他宣布暂停科举,而且一停就是十年.
经过十几年的选才实践,朱元璋彻底明白,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选拔人才,期望得到的德与才都兼备、文与政都优长,是不现实的,人的办事能力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下令重开科举,同时规定了进士观政制度,试图通过对新科进士们进行职前培训,解决或缓和他们由书生骤然变成官员所必然会产生的能力不足问题.
按照规定,每科新录取的进士,一甲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编制的官职,二三甲中选出部分人为庶吉土,继续学习深造,其他人则都分派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等衙门观政,待熟—悉政务后,再授予官职.
观政的内容,一是学习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二是学习各种法律规章.
因属于职前培训性质,所以观政进士"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却不签署文案,即不负具体责任.
朱元璋曾解释说:"为什么不让观政进士签押文案恐怕现任官员不才,连累了进士,所以进士只办事而不画押,倘若事务出了差错,罪责由现任官承当.
这是对进士的特别优待.
"观政的期限,规定是三个月,其实很多人期满后不能马上得到官职,仍留在观政衙门办事,称为"办事进士".
观政进士的表现如何,对其日后正式授官有一定影响,: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进士秦逵,分到都察院观政,他奉命清理狱囚,宽严适中,受到朱元璋的赞赏,被擢升为工部侍郎,直接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
观政进士制度,使书本知识多于实践知识的进士们在正式任职之前,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和技巧,这对他们是大有益处的.
在明初,这一制度的确收到了实际效果,可惜在洪武以后,日益流于形式.
[异点]选择人才,必人尽其才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大凡奇才,必有奇技.
而这些不凡的本领,不易轻易就能看出来的,用人要凭自己的眼光去细心观察.
多方面考察.
选择人才要根据需要.
有奇技者,应不论出身,不看年龄,不问资历,只要能用得上,就大胆地用.
朱元璋要成就天下.
就需要雄韬伟略之人辅佐.
助其出谋划策,又要有武将助其冲锋陷阵,所以.
他的眼睛自然也盯在了这些人身上.
他一路招览人才,一时风云聚会.
实在是过人一筹.
但既然选择了人才,又要善于利用人才.
使人尽其才,各有所用,用人要不计人短.
单看人长.
更需不拘一格,适用为可.
因为人各有所长,所以用人要择才任势,使天资、策性、特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得其所,要凭自己的眼光为不同的人才找到合适的位置,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量.
所以,既不能埋没人才,也不能屈就人才.
这是问题的关键.
[胜点]谨慎收获,文武并用自古"文能安邦,文能定国.
"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这都是一条衡死不变的规律.
立身处世,做事业.
要谨小慎微,每做一件事,都要为自己着想,为别人着想.
对于招至手下的人才要细心观察,弄清楚每个人的优点与缺点,从而不漏才,也不枉才.
朱元璋更注重文武并用.
他知道光有策略不行,光有悍夫也不行,只有二者结合起来,87才能把事情做好.
刘伯温、李善长等这些千古智人为其出谋划策,运筹椎由于,功不可没;徐达、常遇春等忠勇之将更是冲锋陷阵,死而后已,为其一统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元璋胜就胜在其既能招揽人才,又能文武并用,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这一点,值得后人借鉴.
[焦点]欲成事,人才是关键"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的这番话把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论述得很精辟了.
世间不是没有人才就看能不能发现人才.
这才是关键.
88七依法治国篇——断案有序的突破凡是要建功立业的君主须要端正心态.
依法治国是君主实施统治的一附段.
法律的颁布应公正严明,条理有序,制度明确.
惩罚一定应有力度.
更重要的是君臣执法之心坚定不能动摇,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就能得到贯彻,国家就能稳定.
所以说:依法治国,做到断案有序也是君主维护天下的一种武器.
1.
制定法典,稳定秩序朱元璋对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一直比较重视.
他在率军南征北战、铲平群雄、开创大明王朝的过程中克敌制胜的法则之一,就是法令严整,军纪严明.
同时,朱元璋亲眼看到元朝由于法制不立,纪纲废弛,以致土崩瓦解的事实.
早年,朱元璋平定浙东,在陈修为理官,授司律令,就以宽厚为原则.
明王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封建秩序,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就是法律的制定,整顿纪纲,建立刑法制度,以此体现明初统治者的意志,保证封建秩序的稳定以及封建王朝的巩固与发展.
、早在1367年(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命令中书省制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主管制定;以参知政事杨宪、付献、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以及右司郎中徐东、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等二十八人为议律官,参与制定.
朱元璋还指出,立法一定要简明适用,使人人易晓.
他还亲自在西楼多次召见议律官,平心静气地讲解律义,以求适当.
李善长等人也向他建议.
因此,明律《律令》的制定是以唐律为蓝本,在朱元璋的关怀和积极参与之下,于当年十二月二日,编制完成的.
《律令》总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其中吏令二十条,户令二十四条,礼令十七条,兵令十一条,刑令七十一条,工令二条.
律二百八十五条,其中吏律十八条,户律六十三条,礼律十四条,兵律一百五十条,工律八条.
随后,朱元璋下令将此次议定的《律令》刊布于中外,并对李善长等制定《律令》的诸大臣予以赏赐,遵守法令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要家喻户晓.
为了便于万民皆知,朱元璋于成书的当月,又命大理寺卿桢等编辑一本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书成后呈献给朱元璋,他非常高兴,一是此书老百姓能看懂,这样可大大减少他们犯法次数,二是可以防止贪官污吏们营私舞弊,使臣民都有法可依.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认为先前所制定的律令不能适应现今的需要,还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1368年八月,他命儒臣四人,同刑部鲁佐将《唐律》每日写二十条进呈,选择其中可用者保留下来,如果发现有的轻重失宜,则亲自进行增删,并"务求至当".
到1373年,先颁布《律令宪纲》于百官衙门.
这一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又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详订《大明律》,每成一篇就缮写工整呈献给他,他还命人将此篇张贴在宫中的两厢墙壁上,亲自加以裁定.
篇目皆以《唐律》为准.
第二年二月,考订完毕.
其中五刑为笞、杖、徒、流、死.
篇目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共十二篇.
采用旧律文二百八十八条,续订律文一百二十八条,用旧令改为律条的三十六条,增加事例制订律文引条,从《唐律》中选录一百二十三条,总计六百零六条,共分三十卷.
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朱元璋才下令正式颁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大明律》.
此后,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没有停下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经常修订.
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右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考订,又订正《大明律》十三条.
1383年(洪武十六年),他又命刑部对条文进行增订.
直到1389年,刑部上奏讲,因年年律条89与事例增减不一,影响到断案;因此朱元璋在刑部上奏后,又一次命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取历年所增的,参考折衷,以类编人.
这一年编订的《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包括五刑、十恶、八议;吏律二卷;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二卷,祭祀六条,仪祭二十条;兵律五卷,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律二十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盗贼二十八条;工律二卷,营造九条,河防四条.
把名例律冠于篇首,作为全律的总则,下面又分为吏、户、礼、兵、刑、I六篇,这样的体制,突破了律令十二篇的编排,首创了按六部分类的形式.
隋唐以来沿袭了八百多年的封建法律的体制结构至此为之一变.
这是加强中央集权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
《大明律》体例简明合理,内容上也比唐律更加完备.
这一年重修的《大明律》,增加了镇压反对皇权和封建专制统治为核心内容的死罪条款,加重了对"谋反""谋大逆""强盗""官吏犯赃"等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
直到1393年,蓝玉之案基本结束后,明王朝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已经得到巩固,明太祖才开始逐步减轻刑罚,1395年六月,朱元璋又宣布;过去对"奸顽刁作之徒"的法外加刑,是出于形势需要,非守成之君所用的常法.
第二年,皇太孙朱允蚊建议,修改那些苛重的条文,朱元璋又下令修订七十三条.
可以说,明律屡经更定,直到1397年,经过朱元璋三十年的反复修订和实践,最后定型,并诏令颁布全国.
《大明律》是明朝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司法判狱的基本大法,这次重新颁布的大明律,终明之世末未再修改.
《大明律》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是比较成熟的一部,与唐律相比,除体例上有新意外,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即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轻,而对重罪的处罚又比唐律重,而且大明律还根据时代的发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如:增加了有关经济的立法,设立了《户律》、《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程》、《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
还新添了"匿税"、"舶商匿货"、"违禁取利"、"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靶持行市"、"钞法"、"钱法"、"伪造宝钞"、"私铸铜钱"等许多与商品货币有关的条文,这与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
另外在军事、行政管理及诉讼程序等方面,明律比唐律更加完备.
《大明律》还放松了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判刑.
在对待一般性的侵犯皇权尊严和在祭祀、仪制上方礼、节、不敬行为的惩罚上,明律要比唐律轻.
比如:不是有意没按配方配制御药、造御膳误犯食禁、制造的御舟误不坚固等,唐律定为绞刑,而明律定为杖罪;又如宫禁应值不值而私自替代,唐律定为徒、流、绞罪,而明律只定笞、杖罪;另外,大祀及庙享违制、朝贺及迎接诏书失误、擅人宫殿门和御膳所及御在所,擅人行宫营门,无故直行御道等,明律的处罚都比唐律轻,有的甚至减轻数等.
对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关系的行为,明律的定罪也比唐律轻得多.
如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或妻妾告发丈夫及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唐律定为绞罪,而明律定为徒罪.
但是明朝的法律对于直接危害王朝统治的"谋反"等大罪,决不手软.
在《名例律》首列"十恶"大罪的处刑上要比唐律更重,一律有着重罪加重的原则处刑,不在常赦之列.
故称"十恶不赦".
"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毒"、"不睦"、"不义"、"内乱",这些全是指侵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行为,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触犯皇权的行为严惩不贷.
《唐律》规定:"谋反"或"谋大逆"等"十恶"之罪,不论主犯,从犯皆斩首,其父、子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处以绞刑,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病重、残疾者,可以不处死刑;而《大明律》却规定,不仅犯罪人不分首犯、从犯均凌迟处死,而且他们的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满十六岁以上,90不管籍之异同,也不管是否重病或残疾,一律处斩刑.
甚至连异姓同居之人如外祖父、岳父、女婿、女仆也同处斩刑.
《唐律》对谋反罪的惩处,还注意区分情节的不同,如虽然口头说要反,但是行动上并没有,也不处死,只流二千里,或者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处斩.
父子可不处死,祖、孙不受牵连.
然而,《大明律》却没有这种区别,只要犯"谋反"罪,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处死.
比《唐律》严厉残酷得多.
往往一案株连,满门抄斩,数族尽灭,它充分说明了朱元璋以重刑治世的法制思想原则.
《大明律》还对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作了明确规定:规定任用权专属皇帝.
凡大臣专权擅用者,处于斩刑;大臣的亲戚只有奉旨才能为官,违者处斩;明律中还规定: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以及调动职务而托故不行的,无故擅离职守的,赴任无故过期限的,均处以重罪.
大臣滥设官吏、擅自勾结属官的,严加治罪.
同时明律还规定:凡军官犯罪,如应该请旨而不请旨的,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的,该官吏要处以绞刑.
《大明律》充分反映了明朝君主专制权力的进一步加强.
它强化了皇帝的牢判权,强化了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
《大明律》规定:各府、州、县只能决定徒、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均呈报中央,由中央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后,最后报请皇帝裁决.
明太祖还规定:凡有大狱,当面审讯.
洪武年间的重大案件,大都由他亲自审讯处理,不用法司,就是一些本应由府、州、县司法部门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朱元璋也经常亲自审问处理.
除此之外,《大明律》还对官吏的贪污受贿如何惩治、对皇帝室贵族、官僚、地主的财产,以及对国家赋税、徭役制度的实施都作了明确规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禁止妄称弥勒佛及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如有烧香集众、煽惑百姓的,为首的要处以绞刑,协从者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朱元璋参加过红巾军,对聚众烧香非常敏感.
明朝初年,各地也确有聚众烧香,并以弥勒佛降生聚众闹事的,朱元璋对此深感不安,因此,他不仅严厉禁止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而且将此写进《大明律》,从法律上禁止存在,并动用国家机器,施行武力镇压,以巩固明王朝的稳定.
明代与《大明律》并行的是《大诰》,也称为《御制大诰》,于1385年(洪武十八年)十月正式编成.
分为十目:即,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民人经该不解物、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第二年,又编辑《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收录了包括凌迟、枭示、种诛、弃市等案的一万余条.
1388年八月,朱元璋又颁行了《大诰武臣》,它是惩治军官的案件汇编,而《大诰》、《大诰续编》共有二百零四条,它是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和豪强违法残害百姓的法律依据,是朱元璋法外用刑具体案例的汇编.
朱元璋为了宣传《大诰》,不仅将《大诰》颁发全国,而且下令规定为府、州、县学和社学的必修课程.
同时还宣布,狱囚有能读《大诰》的罪减一等.
官民读《大诰》的赐钞奖励,一时官民争购,阅读《大诰》成风,几乎家家产户均有此书.
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五月,进京讲读《大诰》的师生竟达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
朱元璋"皆赐钞遣还".
足见朱元璋对普及宣传《大诰》的重视.
《大诰》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部法典,它体现了朱元璋实行严刑峻法以重典治乱世、以猛治国的思想原则,如果说《大明律》的立法精神是严峻的,那么《大诰》则显得更加残酷.
这也是朱元璋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及巩固大明王朝的需要.
朱元璋对《大明律》与《大诰》三编的编订与推行,确实对明王朝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但《大明律》与《大诰》之间,多有矛盾,前者是历经数年反复酌定而成;而后者多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量刑91不一的现象.
朱元璋为了解决上述矛盾,特命刑部官员从《大诰》中选取有普遍性的条文,附载在《大明律》的相关篇目之下,并进行一些修改,以与《大明律》中的条例相吻合.
直到1397年五月,此书编成,命名为《大明律诰》.
朱元璋极为重视并告谕君臣说:今编辑成书,颁布中外,令天下人有所遵循,同时他还阐明了编定此书的目的.
从此,《大明律诰》便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对罪犯量刑判处的标准.
洪武年间,除了《大明律》、《大诰》三编外,朱元璋还用榜文形式作为法解的补充.
明太祖朱元璋曾制定过多种榜文,用来申明法令,命令全体臣民严格遵守,例如:1372年(洪武五年),他颁布了限制功臣的《申诫公侯铁榜》.
也有的写在木板上,悬挂在中央及地方各衙门的,有的挂在乡里设立的"申明亭"上.
如此张榜公布,使人有所警戒.
六部也各有申禁的条例分别悬挂在本衙门.
朱元璋颁行的《教民榜文》,则是专门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而制订的法令法规.
朱元璋重视法典的制定、宣传、更重视法律的实施,为了防止在实际操作中出偏差,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他要求司法部门要"明刑慎罪",即首先要把犯罪事实弄清楚,这是判罚的大前提,而后在处罚上也要慎重.
如1373年(洪武六年)六月,淮安卫总旗因习射误中军人致死,都督府以过失杀人论罪,朱元璋不同意,他认为习射,这是公事,邂逅致死,不能定为过失杀人罪,特赦无罪.
又如:1375年(洪武八年)正月,湖州府派人往京师运送三百余万官钱,船至长江被浪掀翻,约一半左右的钱荡人江中,运钱的人已经代为赔偿.
事过之后,有的军士从长江中捞了一些钱,司法官员得知后,欲对从江水中捞钱的军士施以"杖"罪.
朱元璋不同意,并出面干涉,他认为,士卒从江水中捞钱,非盗钱,于是,他下令释放军士.
朱元璋认为捡钱与盗钱不能混为一谈,此乃审案不明,因此罚以杖罪就毫无道理了.
第二,朱元璋允许百姓击鼓伸冤.
为此,他下令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角鼓,每天由一名监察御史监管,允许百姓击鼓,凡遇百姓击鼓,监察御史要立即引奏,有敢阻挠者处死.
第三,朱元璋经常亲自参与审讯案件、复审案件,纠正冤案,务使执法公允,以达到处刑得当和使民心服口服的目的.
如1369年(洪武二年)六月,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他以"欺隐官租"逮捕了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其中有不少人喊冤叫屈.
时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奏明此事,朱元璋下令,召其中数人亲自审问.
他审清实情,释放了那些冤枉之人,并处罚了谢恕,奖励了文原吉等,此案得以澄清.
朱元璋不仅亲自主持和积极参与了明朝法令的制定,而且也极为关注和亲自指导了法令的推广和实施.
客观地说,《大明律》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它同《唐律》一样享有盛名,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2.
百姓从业,依法办事中国古代政府一向重视控制民众,朱元璋对此尤为关切.
他曾宣布说:"朕治理天下,务必要使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田种地,士人真诚地修习仁义道德,商人努力从事商业贸易,工匠努力提高专业技能.
之所以如此,是想让他们都能各安其生.
"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里组织,在控制国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崛起于下层社会的朱元璋,对此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在登上皇位后,即着手对乡里有组织地进行恢复和改造.
明朝建立之初,社会残破,户籍散乱,此时朱元璋工作的重点是使流移各地的大量百姓安顿下来,重新纳入政府户籍,所以他在大力鼓励垦荒的同时,也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户口统计,编制了相应的册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社会经济稳定下来了,政府在清理户籍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数据,所以到洪武十四年,在建立黄册制度的同时,朱元璋92还把原来在江南部分地区实行的里甲制度推行到全国,用以规范各地的乡里组织,加强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
按照规定,所有的人户都要编人里甲体系之中,每一百一十户编成一里,从中推举田产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轮年充任,余下的一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立一人为甲首.
在城镇里,则推行坊厢制,城中叫坊,近城地方叫厢,每个坊、厢也是由一百一十户组成,设坊长、厢长管理.
里长的职责十分广泛,他们要应付官府的各种征求,追征各户应缴的钱粮,也要解决纠纷,督促生产,维护治安.
如朱元璋规定,民间纠纷必须先经里长处断,如果"顽民不服,辗转告官、捏词诬陷者,正身处以极刑".
里甲已登记人册的田地,绝不许荒芜,若有无故荒芜,或应种桑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未种植者,里长要受到笞杖之刑.
后来朱元璋又设立老人,负责裁断本里诉讼,劝民为善.
凡属于打架斗殴一类的纠纷,都要先经老人处理,如果直接诉于官府,即被视为"越诉",要受到责罚.
朱元璋令每个村庄都要设置一面鼓,农忙时节,老人五更擂鼓,村民听到鼓声都要赶紧下田,老人还要清点人数,有懒惰不到的,即予以责罚,而老人如果失于督饬,则要受到官府的追究和处罚.
朱元璋很希望农民们能相互扶助,使乡里社会成为一个个自立自足的封闭体系.
他曾发布过一份《教民榜文》,里面说:乡里百姓,祖祖辈辈居处相近,田地相邻,相互之间不是亲戚,也是熟人.
年老的或与自己的父祖同辈,或与伯叔同辈,或与兄长同辈,虽不是亲属,也是同乡,朝夕相见,就如同亲属一样.
幼年子弟对长辈尊敬谦恭,敢有轻薄不遵教诲的,里甲、老人可以予以责罚.
如果年长者不以礼引导后生,只是倚仗上了点年纪,胡乱生事,也要治罪.
务必要做到乡里和睦,长幼相爱,这样时间久了,自然不会发生争讼一类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安享太平.
他还教导说,乡里的人民,贫富不均,婚姻、死伤一类的事情,谁都可能遇上,不论是谁家有事,其他人家都应出些钱物相助.
如果每户出钞一贯,每里每户,便是百贯,如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这样什么事情都能办妥了.
此举不仅可以解决遇事人家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乡里社会的友爱团结.
由此可见,朱元璋是想通过强化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或许由于朱元璋本人就是从游民阶层脱颖而出的缘故,他对社会上那些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之徒特别厌恶.
他曾让户部榜谕天下:"士、农、工、商,都必须各守本业,医生和占卜者也要在本地定居,不得远游.
凡出入作息,乡邻必须相互知晓.
如果有不理生产、游荡懒惰的人,以及容留别处游民的人,一律迁移到边远地方.
"他推行连保连坐制度,规定百姓邻里之间要"互知丁业",严厉稽查拿办游民,如果本里中有不事生产的"逸夫",而里甲、邻居、亲戚等却放任不管,不肯扭送到官府治罪,一旦此人在别处犯事被提送到官,除本人处死外,里甲四邻都要迁徙到边境荒凉地区.
本里中若有强盗、窃贼、逃军、逃犯以及惹事生非的恶人,"一人不敢缉捕,里甲、老人必须会集里人擒拿赴官,违者以罪罚之.
"朱元璋还建立了路引制度,以约束人民的行动.
路引也叫丁引,是一种通行证,上面记有持证人的身份和出行目的.
朱元璋规定,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只要出外超过百里,即需要向所在地方的官府申请路引,市村人民在留人住宿时,必须严格检查路引,无路引者不许容留.
对于持有路引者,也要细心核查,看看他从事的职业、所携带的物品,是否与引上记载相符,以防有人打着做某事的幌子去做别的事.
如果没有路引,只要出行百里之外,是军人则以"逃军"论,是百姓则以"私渡关津"论,都要给予很重的处罚.
朱元璋不仅憎恶不务正业的游民,而对于投附官府的游民,更是痛恨入骨,采用严刑酷法加以打击惩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对各级官府可以设立的吏胥种类及数量作出明确规定,但一是因为地方事务繁杂,人手少了不够用,二是因为市井无赖、地方豪强极力钻营投靠,谋取私利,所以不少官府在正式编制的吏胥之外,都有或多或少的投充者,其中有的被官府正式收编为额外吏胥,有的则依附于正役吏胥以讨生活.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江南地93区,寄生于官府中的投附者数量很多.
这些人本以谋私为目的,又多是无赖之徒,所以奸诈百出,祸害百姓.
据朱元璋在《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中说,当时在苏州坊厢中清理出不务牛理、交结官府之徒一千五百二十一名,在松江坊厢中则清理出一千三百五十名,可见数量之多.
朱元璋申斥说,这些人"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日生奸诈,岂止一端","害民之心,那有厌足".
建国之后,朱元璋一直对这类人进行打击,但屡禁不绝,于是在洪武中期发动了大规模的绑缚民害赴京运动,将这类人列为重点绑缚对象.
因不务正业、投靠官府而被绑缚赴京的人,害民情节严重的处死,其他大部分则被发配到边境地区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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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起义是利用白莲教发动起来的,对于这类民间宗教的厉害,朱元璋深有感触,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中,曾追述说:"元朝政治昏乱,上天将要改朝换代,于是喜欢作乱的愚民,乘机兴起.
开始时只有几个人,其他愚民闻风响应,共谋倡乱.
这种情景,是我亲眼见过的.
"即位之后,朱元璋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试图把民间宗教彻底禁绝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宣布:"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还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就是逢年过节百姓们常常举行的迎神赛会,朱元璋也不允许再举行,违者重处.
通过建立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朱元璋把民众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统治基础.
3.
宣传法律,层层落实无论在哪个时代,仅仅依靠思想教育,都无法澄清吏治,对于这一点,朱元璋自然很明白.
他认为元朝吏治如此腐败,与法律的宽纵松驰是分不开的,为了纠治业已根深蒂固的官吏贪暴之风,必须"刑用重典",推行严行峻法.
建国前夕,他多次与刘基讨论治道,在赐给刘基的一封手书中,他坚定地指出:"朕收平天下,非猛不可!
"即位之初,他又召见群臣,宣布自己要实行"严法禁"的政策:"只要发现贪污纳贿、蠹害百姓的官吏,定严加治罪,绝不宽恕,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处身廉洁、奉公守法,就像人走在乎坦的大道上,从容自迫;如果贪污纳贿,触犯法律,则像走在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就是勉强走过来,也要体无完肤了!
"尽管朱元璋明确表明了自己要以猛治国的态度,但官场风气并未像他预期的那样顿然改观.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一个手诏中指出:"近来习俗没有变化,贪官污吏如蝼蚁蝇蚋,不知悔改.
"他宣布:"自今犯赃罪者,严惩不贷.
后来,他又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污,犯了公务污之风屡禁不绝,使他心浮气躁,越来越不耐烦,于是法外施刑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据说,他曾下令,所有案犯,不论贪赃数目多少,一律处死.
朱元璋还几乎把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酷刑都搬用过来,并自创了一些酷刑,用以惩治贪官.
有人记载说,朱元璋使用的酷刑,有凌迟,即把人绑在柱子上,千刀万剐;有洗刷,即把人脱光衣服,放到铁床上用开水浇;有铁刷,即用铁帚扫去人的皮肉;有枭令,即用铁钩钩住人的后背,挂在架子上;有游锡蛇,即把熔化的锡水从人的嘴里灌下去;有称竿,即把人绑在竿稍上;有抽肠,即把人挂在架子上,用铁钩从肛门把肠子钩出来;有剥皮,即把人的皮完整剥下来,填上草,放在官府正堂的公座旁边.
这些刑罚,真是骇人听闻,在他亲自编写的《大诰》中,就有使用族诛、凌迟、挑筋、刖足、剁指、断手、挑膝盖、斩趾、黥刺、阉割、非、劓等酷94刑的记录.
朱元璋除随时处治贪官污吏外,一生还数次寻找借口对官僚队伍进行集中清洗:洪武四年(1371年)甄录天下官吏,八年,兴起空印案,十三年;连坐胡惟庸党,十八年(1385年)穷治郭桓案,十九年,逮捕积年害民官吏,二十三年严惩妄言者.
每次集中清洗,都会使大批官员丧命,少者十人,多者万人.
其中以空印案、郭桓案规模最大,牵连被杀者共有数万人.
所谓"空印",就是在空白表册上加盖印章.
按当时规定,各布政使以及府、州、县,每年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经户部审核,各项数字完全相符,才准性错误,还可以原谅,"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断有贪污官吏被揭露出来这使朱元璋失去了耐心.
他觉得,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开始法外施刑,不断加强惩罚力度.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下令:凡是犯有赃罪的官吏,一律贬到风阳开荒屯田,到第二年,在凤阳屯种的官吏就达到近万人.
由于被逮治的官员很多,到处出现缺官现象,吏部只好不停地选补.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曾对一批即将赴任的官员说.
"近来各处官府奏称缺官,朝廷按时选补,可选补未久,又奏称缺官,为何犯罪罢黜者如此之多如果收起作奸之心,改而向善,那该多好.
国家的俸禄,就像泉水一样,汲取不尽,可惜那些人都不想守法以自保,欺人欺天,追求赃利,就是积钱满屋,一旦事发,都不是自己的了.
你们要以那些人为借鉴,努力为善,这样就可以永保禄位了!
"在这样严密的法禁下,竟然还有不少官吏作奸犯科.
说起来,官吏们大都是读圣贤书出身,对于志当高远的人来说,读书作官是为了经世致用,施展才学报负,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做官,而作官的目的是为了发家致富,吃喝玩乐.
既然抱着这样的目的做官,他们岂能甘于清贫,明知法网严密,亦难自我约束,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致朱元璋哀叹说:"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朱元璋性格本就偏急,贪许结账.
如有不符,即使数额很小,户部也要驳回,需要重新填造表册.
布政使司和府、州、县距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在千里上下,回到原衙门重新造册盖印,近的来回要花费十天半月时间,远的则需在路途上奔波数月,十分不便.
为了减少麻烦,节省时间,及时结账,逐渐形成了一项惯例,就是各地计吏都带上盖好印章的空白表册,遇到户部驳回,便可就地重造.
这种空白表册上盖的是骑缝章,除了向户部报账外,无法移作别用,所以谁也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不料在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偶然了解到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大有跷蹊,龙颜大怒,下令将户部尚书和各地衙门的长官全部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杖一百,发配远方充军.
数十名官员,就这样成了刀下之鬼.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
当时,御史余敏等举告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郭桓、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侵盗官粮.
朱元璋命令将有关人员逮捕,严加追查.
据朱元璋后来公布的材料说,经过审讯查明: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时,有一百九十万石白米私自卖掉,没有上仓入库;又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贯;又串通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串通广惠库官张裕擅自支取钞六百万贯;除去盗取库中宝钞、金银以外,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鱼、盐等各项税收,共折米二千四百多万石.
于是,朱元璋下令将牵连人内的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斩首示众,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涉及到的各布政使司官吏也均被诛杀.
此案株连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由于株连太广,闹得举国惊慌,许多人抱怨,将郭桓等人的罪状公开宣示天下,又斥责原审法官吴庸等生奸害民者,并用磔刑残酷处死.
即使是皇亲国戚犯了法,朱元璋也毫不留情.
朱元璋在西北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即用内地的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
这种贸易都是由官方进行,贩运私茶悬为厉禁.
可是驸马都慰欧阳伦却不顾禁令,派家人周保去贩茶牟利.
周保等依仗权势,所到之处,横行霸道,骚扰百姓,并强迫地方官府派车运茶,到达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肆意殴打95小吏,小吏不堪忍受,向朝廷告发.
朱元璋大怒,将欧阳伦和知情不报的布政司官全部处死,周保等被诛杀.
在"刑用重典"原则指导下,明初对贪官污吏的清洗打击,带有浓重的血腥气味,许多刑罚残酷异常,令人毛骨悚然.
可是,这种严酷政策确实带来了吏治的改观.
《明史·循吏传》对明初吏治状况给予极高评价,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
"也许,正如朱元璋所说,仁政"推之于君子则可,小人则不可",在贪官横行的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
4.
"礼法,国之纪纲"朱元璋认为,礼与法是治国之本和教化的依据.
早在建国前,他就多次强调:"礼法是国家的纲纪,礼法建立起来了,人心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安宁.
建国之初,应当以此为首务.
"他还说:"骄横暴戾,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而是后天养成的.
如果用礼法加以约束,则骄横的人可以变得柔和,暴戾的人可以变得善良.
这就像是踢人咬人的生马,只要调教得法,日子长了自然就驯服了.
现在刚刚开国,百废待举,如果没有礼法,人民的行为就会无所依据.
"可见,在朱元璋看来,礼仪法度对臣民的行为来说既是内在根据又是外在准绳,是首先应当予以确立的.
在赐给礼部尚书的一道诰文中,朱元璋还说明,礼与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耗费了大量心血从事礼法建设,使自己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醉心于礼法重制的帝王.
朱元璋曾告谕礼部官员说:"礼是用来纯洁风俗、安定民心的.
所以有礼则治,无礼则乱.
居家有礼,就会长幼有序,宗族和睦;朝廷有礼,就会尊卑有等,上下有别.
"所以,建国以后,他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制礼活动.
洪武元年(1368年),进行了服制改革,并制定了婚、丧等礼仪.
第二年,朱元璋认为"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下令让全国各地方官府推举志向高洁、博通古今、练达财务、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儒士,并送到京师,参与制定礼制.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礼书修成,朱元璋赐名为《大明集礼》.
此后,不断对一些礼仪进行修改.
朱元璋解释说:"自从元朝废弃礼教,业已百年,中国传统的礼仪被变易殆尽.
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很想振兴传统礼仪,清除元朝的不良习气.
现在礼书虽已修成,你们还要与儒士们仔细商议,务必恢复中国旧礼,并要合乎人情,可以永远通行,这样朕才能满意.
"经过儒臣们的不断努力,陆续编成了《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等书,对各种礼仪都做出细致规定.
在礼制建设方面,朱元璋同样是反复斟酌.
作为基本法典的《大明律》就经过多次修订,而且每次修订朱元璋都亲自参与律文的变更损益.
朱元璋任命了二十八名高级官员为议律官,正式制定律令.
他下令让议律官们把律典条款逐日上奏,自己与他们当面讨论斟酌,务求妥当.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考虑到律令条款还有轻重失宜之处,特任命四名儒臣与刑部官员一起研究唐律,并在研究基础上每天拟定二十余条律文上奏,由朱元璋亲自进行选择和修改.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令再次修订《大明律》,要求每修订完一篇,就撰写好上呈御览.
朱元璋将律文贴在墙壁上,有时间就加以琢磨.
九年(1376年)十月,朱元璋在阅览《大明律》时,感到尚有不妥之处,又令详议更定,修改了十三条.
此后,对律条的修订随时进行,一直没有停止过.
到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奏称,由于历年来律条多有改动,有关官员不能尽知,致使断狱失当,于是朱元璋又一次下令对《大明律》进行修订.
到二十九年(1396年),皇太孙朱允蚊认为律条偏重,朱元璋让他主持修订,共改定了七十三条律文,这是《大明律》的又一次重大修订.
三十年(1397年)五月,作为最后定本的《大明律》颁行96天下,成为明代的基本大法.
在《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先后颁布过不少具有法律效力的诰、条例、榜文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洪武中期颁布的《大诰》.
大概是由于自己原来文化水平不高,深知百姓阅读儒家经典和礼书律典的艰难,朱元璋不仅致力于整理经典,编订礼律,还特别重视以通俗化的形式让平民百姓普遍了解.
在古代帝王中,朱元璋可能是惟一一位对编纂通俗读物充满高度热情的人.
建国前,当儒士熊鼎、朱梦资等到建康后,朱元璋命他们编写《公子书》和《务农技艺商贾书》.
他阐述编写的目的说:"公卿子弟虽然读书,但大多不能通晓书中奥义,不如搜集古代有关忠良奸恶的故事,用白话加以解说,让人易看明白,他日纵然学业无成,也可以引为劝戒.
民间农、工、商子弟也大多不知读书,应当把他们该做的事情用白话解说,让他们通晓大义,可以化民成俗.
"律令修成后,朱元璋怕老百姓不了解,特地让人把与百姓有关的律条类编成书,并用白话加以解释,赐名《律令直解》,颁发天下.
朱元璋高兴地说:"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
"朱元璋也大力进行普及儒家经典,在朱元璋看来,经书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历代学者所作的注释过于繁琐深奥.
洪武六年(1373年),他命儒臣选择经典中的重要论述,分类编排,加以白话解释,以使百姓便于理解.
朱元璋怕这些文化程度很高的儒臣做不好这种通俗化工作.
,亲自注释了两章《论语》作为范例.
书成,赐名《群经类要》.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
他在序中说:"朕见世人性情愚陋,见识浅薄,昼夜不安.
古代流传下来的圣经贤传,立意深长,可惜先儒们用繁琐的语言加以注释,而且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后人读了,反而更加糊涂.
现在朕根据自己的理解,探寻圣贤的本旨,直述其意,以利今后人.
"朱元璋颁行的《大诰》也属于通俗读物,语言朴实无华,《大诰武臣》因其对象是文化水平低下的军人,更不用"吏员话"、"秀才文",而用白话"直直地说着",以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制度化措施,向民众灌输礼法,推行社会教化.
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设立申明亭.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下令各地府、州、县以及乡村里社都设立申明亭,境内人民如有过错,就将其名字写于亭上,以示惩戒.
后来又规定,凡犯下十恶不赦、奸盗诈伪、伤风败俗等大罪的人才书名于亭,以示惩戒,对所犯过失较小、无伤风化者,不再书名,5.
大兴文字狱,针对文化人在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中,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级表笺,还是平日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
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箝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朱元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上皇帝,武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
同时,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建国时,已是满腹经纶、博通经史的天子了.
洪武年间,各项朝仪、礼仪、法律、科举、学校等规章制度均出自文人之手.
朱元璋深知,马上功夫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乱世用武,治世用文.
因此,明王朝建立后,他重用文人,但后来,朱元璋的权欲越强,文人儒士不能不用,虽然难驾驭,却又不能不驾驭,这是统治的需要.
开始时,朱元璋并不挑剔文字,但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闲中古今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有人对朱元璋重用文人心里不平衡,说文人喜欢挖苦人、诽谤人.
比如张士诚,他一辈子宠待文人,俸禄97高,待遇优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将文人儒士捧上了天.
称王之后,他要取一个官名,文人为他起名士诚.
朱元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第二,举行乡饮酒礼.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举行乡饮酒礼,后又将乡饮酒礼图式颁于天下.
这一仪式是让民众每年在规定的时间举行宴会,不过宴会的目的不是吃喝,而是"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是一种重要的教化手段.
第三,设立社学.
朱元璋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建国以后,即令郡县普遍设立学校.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又令天下立社学,其目的有二:一是让民间子弟读书识字,得到开蒙教育;二是让乡民亲睹教化,以致良风良俗.
第四,强制讲读《大诰》.
朱元璋颁行初编《大诰》时,为了迅速普及,规定官民每家都要置备一本,凡犯笞杖徒流罪,家有《大诰》则减罪一等,无则加罪一等.
颁行《大诰续编》时,更规定"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为了让百姓不但收藏而且熟悉《大诰》,朱元璋特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
第五,设立老人.
朱元璋在推行里甲制后,下令设立老人,选择处事严谨、为人敬服的高龄老人充任,每里员数从三五人以至十人均可.
老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掌行教化.
后朱元璋还下令每个乡里,都要置备一个木铎,一边高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几句话是朱元璋亲自编定的,称为教民"六谕",它在明初被频繁宣讲,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璋说:"这名字起得不错,挺好.
"那人又说:"不然,上当了.
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
"这句话也可读成:'士诚,小人也.
'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
让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明白,真是可怜.
"朱元璋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亲自查了《孟子》一书,果然有这句话.
于是,他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
这可以说是文字狱的导火线.
但从实质上讲,即使没有这故事,随着朱元璋对文人儒士的猜忌心理的加重,杀戮文人士大夫也是早晚的事.
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于是,他开始对"光""秃"之类的词忌讳了.
连"僧"以及同音字"生"也感到别扭,不能用.
红巾军被元朝及地主、官僚们称之为"贼"、"寇",因此他最怕人说他是"贼"、是"寇",发展到与"贼"同音的"则"字,看着也不顺眼,一律在忌讳范围之内.
谁要是用了,就是在有意地骂他,对他污辱.
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的生日及皇家喜庆的日子,都照例要上表笺庆贺,对皇上的恩典,也要上表笺谢恩.
表笺上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这些表笺一般是由学校教官代写的.
根据记载,这小小的表笺便成为朱元璋屡兴文字狱,诛杀文人儒士的凭证.
如浙江府教授林元亮在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所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也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朱元璋牵强附会,把表笺中所有的"则"都念成"贼",硬说是这些人存心骂他.
又如,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的《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
朱元璋将"有道"念成"有盗","青门"是指和尚庙,讥讽他做过和尚.
于是下令将上面作表笺的人一律处斩.
有一和尚名来复,为讨好皇帝,作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盛"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很恼恨,认为其中的殊字是歹朱,明明是在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指我无德,于是下令将和尚给斩了.
如此做法,吓得人人自危.
根据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百姓禁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
又在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令出榜文禁止民间百姓取名时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
即使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改,如医生只许叫医士、医人或医者,98不许叫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样的话,朱元璋读后气愤极了,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
光是(剃也)发,说我是秃子.
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
"把礼部官员们搞得战战兢兢,请求朱元璋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有所遵循,1396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贺谢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今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
此后,照规定的表式抄录,只填写官职姓名,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才告——段落.
不过此时离朱元璋驾崩仅三年左右.
6.
惩罚蓝玉案,决不手软明王朝建立后,其机构仍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揽全国的政务.
设左右丞相,以左为上,左丞相权高位重.
1393年,洪武年间的开国功臣被杀戮大半,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得到解决.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不少武将仍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
但随之而来的是功臣武将骄横放肆,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洪武年间发生了蓝玉案,正是这种激化的结果.
蓝玉,安徽定远人,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是名将常遇春的小舅子.
他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一直跟随常遇春南征北战.
常遇春常在明太祖面前夸奖他,明太祖也因常遇春的关系,对蓝玉非常赏识,很快由管军镇抚提升为大都府佥事.
蓝玉从1371年(洪武四年)直到1378年(洪武十一年)间转战西北战场,在伐蜀、北征、讨西番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班师回朝后,明太祖因功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封他为永昌侯.
俸禄多达二千五百石,成为南征北战的主要将领.
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任命他为征南左副将军,平滇之役,蓝玉战功赫赫,明太祖非常高兴,特为他增加俸禄五百石,其女儿还被选为蜀王妃.
1387年1月,明太祖又命蓝玉为征虏左副将军,平定辽东.
1390年1月,他又奉命率军去西南,平定了叛乱等等,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他屡有建树,战功卓著,成为徐达、常遇春之后最有才能,最能征善战的一代名将.
蓝玉确实勇略超群,有大将之才,在率兵征战过程中,又屡立奇功,加上明太祖对他又另眼看待,蓝玉的头脑发昏发涨了,他自恃有功,开始骄横放肆,目无法纪,甚至忘乎所以,竟然不请示明太祖擅自在军中提拔将校,又蓄养庄奴、假子数千人,仗势胡作非为.
他强占东昌民田,御史去查问,蓝玉居然捶打驱逐御史.
北征班师回朝,夜至喜峰关,叩关门,关吏没有立即来开,蓝玉大怒,纵兵毁关而人.
明太祖得知后,很是生气.
有人揭发蓝玉私通元主妃,元主妃羞愧自尽而死.
明太祖曾十分严厉地谴责过他,可是他却毫无悔改之意.
本来,明太祖想封他为梁国公,但是却因为屡屡违纪,只好改封为凉国公,并将他的错镌刻于铁券上,以示警告,但他还是不知悔改,蓝玉入朝见明太祖时,赐坐或赐宴,总是语言傲慢,尤其是他多次在明太祖面前显示他在军中的威风.
有一次出征前,蓝玉与部下十几人去向太祖辞行,明太祖打算只留蓝玉一人议事,让诸将先走,明太祖连续三次示意诸将退下,诸将却毫无反应,这时只见蓝玉举袖轻轻一挥,诸将立即告退,这一举动更增加了明太祖对蓝玉的不满情绪.
蓝玉西征回来后,明太祖已经册立了皇太孙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是国家之大事,此时总要给功臣们加官进爵.
太祖驾驭文臣武将呢朱元璋太担心了,为了朱氏一统天下永不变姓,他只好下决心再次"拔刺".
晚年的朱元璋更加心狠手辣,剪除功臣武将,回收兵权,已势在必行.
问题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蓝玉案的发生,也多少掺杂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因素.
孰知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常99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蓝玉是地地道道的太子妃的亲娘舅,因此太子与蓝玉关系特近;早在蓝玉平定纳哈出还朝时,就曾对太子讲过这么一段话:"我看燕王在封国北平,安抚百姓,甚得民心,不少人说他有君王气度,我怕这话传到皇上那里,会影响皇上对殿下的感情.
我还听擅长看风水的人说,燕国有天子气,望殿下心里有数.
"蓝玉又说:"殿下问我,我才说出肺腑之言,还望保守秘密.
"后来,这件事给燕王知道了,他简直恨不得杀了蓝玉.
太子病逝之后,一次燕王入朝,明太祖问他民间情况,燕王借机说:"诸公侯多放肆无法度,不除掉他们,将来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隐患.
"几个月后,蓝玉之案便发生了.
蓝玉和靖宁侯叶升是亲家,1392年,叶升被牵连为胡党,被明太祖诛杀.
蓝玉对这件事非常不满,并萌发了造反之心.
同年,太祖派钦差去四川召他回京,蓝玉对钦差讲:"必是我亲家靖宁侯在胡党事内有我的名字,叫你来提取我的.
"又说:"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好歹下手干一场.
你回去休要泄露出去,若事成时,大家都安享富贵.
"给大将军蓝玉加官太子太傅.
后蓝玉得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也加官太子太傅时,心里很不高兴,不愿甘居二人之下,怨恨地说:"叫我做太师,如今又叫别人做太师.
"愤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明太祖对功臣的剪除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大开杀戒.
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第三次大封皇子为王.
这一年,皇十六子朱栅,皇十七子朱权,皇十八子朱,皇十九子朱椹,皇二十子朱松,皇二十一子朱模,皇二十二子朱楹,皇二十三子朱柽,皇二十四子朱栋,皇二十五子朱全都封了王.
就在蓝玉案发前一个月,他把四个儿子肃王朱、辽王朱植、庆王朱、宁王朱权派往封国.
可谓皇子已遍布大明王朝的各个角落.
屏藩朝廷的目的基本达到.
尤其是北部边疆,明太祖就布置了九个塞王,太祖还给他们配备了足够的精兵,如宁王朱权镇守大宁,拥有护卫精兵八万,战车六千,而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骁勇善战.
当这些部署都停当之后,朱元璋认为从功臣宿将种收夺兵权的条件基本成熟.
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病故,这使六十五岁的朱元璋悲痛欲绝,沉重的打击使明太祖一下子老了许多,眼看着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就这么离去了.
那么朱氏王朝将由谁来接班谁来捍卫呢明太祖在悲痛之后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又立了年方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为自己的接班人.
皇太孙太年轻,又没有经验,这怎么能够西征回来之后,蓝玉拜见明太祖后,发觉自己的处境不妙,于是,便对亲信讲:"先前胡党事发,坏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为好.
"于是积极联络,筹划谋反,并且说:"我奏了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不了我,不如趁早下手干一场.
"蓝玉认为朱元璋这时身体多病,皇太子朱标已在四月病死,新立的皇太孙年轻,天下军马都在自己手里,正是发难的好时机,于是密召亲信,暗中串连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冀、舳肋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以及自己的老部下,将他们叫到自己府第密谋.
让诸将分头收集兵马、武器,并初步定于1393年二月十五日起事,因为这一天明太祖朱元璋要外出劝农.
正月二十八日,蓝玉召来担任起事主力的府军前卫百户李成,对他下达起事的命令:"我想二月十五日皇上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下手的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有五千人马,我和景川侯身边还有二三百条贴身好汉,早晚还有几个头目来,又有二三百能厮杀的人,这些人马足够用了,你们要好生用心,不要走漏了风声,就定在这天动手".
正在蓝玉的谋反计划紧锣密鼓进行时,却被锦衣卫特务察觉,锦衣卫指挥蒋献向明太祖朱元璋告发、朱元璋下令立即逮捕蓝玉,并命皇太孙与吏部尚书詹徽审讯,蓝玉不服.
吏部尚书詹徽本是蓝玉同党,他却斥责蓝玉说:"速讲实话,不可专想株连他人!
"蓝玉气愤已极,立即大喊,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就这样,詹徽也下了大狱.
1001393年二月初八,蓝玉被捕,并投入大狱,初十即被处死,并灭其族.
受蓝玉案牵连被杀的有一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
明太祖还将罪犯上供辑成《逆臣录》颁布天下.
因蓝玉案被杀的功臣宿将有: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屿(濮英之子)、东平侯韩勋(韩政之子)、全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徽先伯桑敬(桑世杰之子)、东莞伯何荣、都督黄辂、汤泉、卫俊、王诚、聂纬、王铬、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等,文臣中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由蓝玉之案牵连被杀的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逆臣录》中记载了近千名蓝玉党人的供词,是明太祖命翰林学士们根据口供精心编纂的.
即使精心加工过,也不难看出蓝玉之案又是洪武年间的一大冤案.
虽然对武将的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的行为应该管束,甚至首犯杀他几个也不过.
但是大兴党狱,大开杀戒,株连过多,那就是另一性质问题了,况且连下级将士劲卒也不放过,那纯属滥杀无辜了,在蓝玉家教过书或因为曾给蓝玉写过字画的人,也被视为同党诛杀,真显得荒唐.
7,防臣违法,发散《稽制录》大将蓝玉被剪除后,在开国的功臣武将中封公的仅剩下信国公汤和及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
晚年的明太祖最放心不下的是皇太孙年幼懦弱,而自己又年迈多病,皇太孙肯定驾驭不了那些还活着的开国功臣和武将,他们会给以后的皇权构成威胁.
汤和已经告老还乡,于是傅友德和冯胜便成为下一个杀戮的目标了.
1393年三月,明太祖命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分别率部去山西、北平戍边.
同时下诏规定:他们俩及所属卫所将土,均要受晋王朱和燕王朱棣的节制;凡是军中机密大事,一份要上奏朝廷,另一份要报知二王知道.
并将此规定为永制,令冯胜、傅友德遵命执行.
几天之后,明太祖又下诏给晋王和燕王,凡军中赏罚、大事要上报皇上,小事可自行决断.
傅友德,武艺高强,刘福通起义后,他曾是李喜事部下的一员虎将,后归降陈友谅.
1367年,朱元璋率大军攻江州路时,他又归顺朱元璋,此后他随朱元璋,历经百战,九死一生,可谓虎荡生风,叱咤风云,战功卓著,鄱阳湖大战,他驾驶轻舟,急驶军前,身上多处中箭,仍然奋勇向前,连敌军都惊呆了,此战中,只他一人就手杀数百人.
随后他又率军扼守泾江口,切断陈友谅的败逃之路,为平定陈友谅立有奇功.
在夺取武昌战役中,首战高冠山下,傅友德脸颊中箭,从后脑穿出,他忍着碎胆裂肝的剧痛,率部勇猛向前;肋间又中了一箭,他将箭拔出,呼啸着冲向前去;武昌战役,他立首功,朱元璋破格升他为雄武卫指挥使;洪武年间,他又屡立战功,1370年因功封为颍川侯,1381年{洪武十四年),被任命为统军总帅.
云南平定后,太祖又从颖川侯升他为颍国公.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傅友德向太祖请求把怀远的九顷官田拨给他占用,作为园圃.
明太祖没有答应并斥责了他.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即蓝玉案案发前夕,太祖下令让晋王节制山西、河南的马步军,召傅友德回京,二月十日,蓝玉案众徒被诛,傅友德未受株连.
但蓝玉之死,给傅友德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次,他相处多年的老部下王弼拜访他,忐忑不安地说:"皇帝年事已高,说话办事,都让人捉摸不透,从十三年到现在,已经两次兴起大狱,许多有功的将帅、文臣都被牵连进去.
上次,我们年纪还轻,得以幸免.
而这次凉国公案,才刚刚开始,会不会也把我们罗织进去死于非命呢"王弼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可是,生活的阅历,特别是眼下的紧张气氛,使他深知私下议论这些事情的严重后果.
尽管他内心觉得王弼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他仍沉默不语.
隔墙有耳,尽管傅友德一言未发,但王弼所说的话很快就被明太祖探听到了,傅友德便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蓝玉被杀的当月,明太祖又给各功臣武将颁发了《稽制录》,101并在序文中说:"功臣多武人,不知书,往往恃功骄恣,逾越礼法.
甚至肆意废法,奢侈无度.
"这绝对应该视为明太祖对武臣,特别是有功武臣发出的一次警告,恰在此时,王弼和傅友德的私下议论传人朱元璋耳朵,这正好为明太祖剪除傅友德等提供了机会.
13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殿设宴招待文臣武将.
傅友德的长子傅忠为驸马都尉,次子傅让为金吾卫镇抚.
此时傅让正在御前值班,没有佩戴剑囊.
太祖认为这是傲慢无礼的表现.
接着,太祖封剑赐给傅友德.
此时傅友德战战兢兢跪拜接诏,他心中明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使者面前,他心一横,杀了儿子.
使者回报,明太祖故作吃惊地说:"怎么这样残忍啊!
这样做不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听到这话,如晴天霹雳,他两腿发软,精神全部崩溃,自尽于朝门外.
这位征战沙场四十年的老将,刚烈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对傅友德的这些做法,明太祖怒不可遏,下令抄了他家,将他一家大小发配到边地.
因寿春公主的缘故,其孙子傅彦名幸免于难,后官至金君卫千户.
关于傅友德的死,文献记载不一样,有的说是牵连蓝玉之案被赐死;有的则说他是暴死;也有的记载说他自尽身亡,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他不是善终.
本文取后者.
傅友德死后两个月零几天,死神又降临在宋国公冯胜头上.
冯胜,即冯国胜,定远人,早年与兄长冯国用投靠了朱元璋,兄弟俩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冯国用早年病故,而冯胜征战数载,屡建奇功,是徐达、常遇春之后,又一能统帅全军,战功卓著的帅才.
他曾做过朱元璋护卫军队的最高统帅.
1372年(洪武五年)北征时,徐达、李文忠、冯胜各率一军分道迸发,只有冯胜一路获胜回朝.
其女儿又被册封为周王妃.
徐达、李文忠死后,他成为洪武年间的头号统帅,每次出征,均授大将军印,统帅全军.
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平定东北的战役中,虽大获全胜,但他自己却因贪掠珠宝良马,强战降人之女,受到太祖的谴责.
回朝后,明太祖收回了他的大将军印,并让他回风阳老家居住.
后来虽又让他出征、备边,但不再以大将军身份使用了.
冯胜回老家后,由于常年征战,不甘寂寞,在家闲得难受,常在打稻场埋下瓦罐,听碌碡轧过的咚咚声,回忆昔日战场上厮杀和战鼓的隆隆声.
与他有怨的亲戚樊父为报私仇,于1395年二月,向明太祖诬告冯胜打稻场下埋有兵器,阴谋造反,明太祖反正是要杀冯胜的,不问真假,派人将他召人京城,并告知有人告他,太祖说:"这件事没有就好,我并不多问.
"赐给他一杯酒.
冯胜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举杯一饮而尽,随即告辞.
明朝开国的最后一员猛将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
蓝玉案诛杀了大批的文臣武将,也有不少数功臣宿将,但也有一些士将由于揣摸透了朱元璋心理,而使自己免遭杀戮.
如信国公汤和,在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看破天机,他诚恳地向明太祖请求说:"我跟随你效命多年,现在岁数大了,不堪重负了,愿意告老还乡.
"明太祖非常高兴,立即赐宝钞五万锭,并在凤阳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宏伟的大宅第.
等他在福建完成筑城御倭的任务后,就准他回家养老了.
后又赐给他黄金三百两、白银二千两、钞三千锭,彩币四十多副.
并给其夫人黄金二百两,白银一千两、钞五百锭、彩币三十多副.
还赐给他夫妇俩玺书褒谕.
在蓝玉案发生后,朱元璋颁发给功臣武将《稽制录》,武定侯郭英立即归还佃户,依法纳税;汤和赶忙归还仪从户;曹国公李景隆也马上交出庄田六所以及田地、山塘、池荡二百余顷.
以上三人在洪武朝平安无事,后也寿终正寝.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制造一个新的王朝,除了他本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大封功臣,以此回报了他们.
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造就的封建帝王,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君臣之礼要分清,朱元璋也毫不例外,他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逐渐地在君臣之间筑起了一道鸿沟,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尤其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权欲极重的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对跟随他九死一生、屡建奇功的勋贵们能力的了解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将102水搅浑,甚至能把船顶翻,皇权随时都受到威胁.
早在蓝玉入狱前,朱元璋就已经猜忌功臣,开了刹戒了,被明太祖朱元璋最早杀戮的功臣是德庄侯廖永忠.
廖氏兄弟生在巢湖边,从小就练就一身好水性.
永忠与其兄永安是以巢湖水师统帅身份投奔朱元璋的.
廖氏兄弟的勇敢和廖氏一家人的忠诚给朱元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358年(龙风四年)太湖一战,永安被俘,并誓死不降,死在狱中.
朱元璋随即任命廖永忠为行枢密佥院、统帅永安的部队.
鄱阳湖大战,永忠战绩卓著,武昌一役,他战功赫赫,朱元璋以红油漆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帅"八个大字的匾额赐给廖永忠.
平江战役后,廖永忠升为中书省乎章政事.
平定闽广,他统帅水师,又建奇功.
1366年,朱元璋认为此时韩林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又不能公开除掉小明王,他需要找一个恰当的办法,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为此他从前线召回了办事严谨又非韩林儿红巾军嫡系的廖永忠.
觉得派他做这件事最为稳妥.
朱元璋给廖永忠交待任务时讲,"眼下战局顺利,谁掌大位的事总要有个考虑.
皇帝远在滁州总不是个长事,今派你去滁州,将皇帝及眷属等一起接回应天.
"然后,朱元璋又着意叮嘱说:"天有不测风云,长江浪高险恶,稍不留意就会出事,你要善解我的苦心,办好此事.
"廖永忠对朱元璋的这番交待似懂非懂,但不容他再问,朱元璋就示意他退下.
廖永忠是个很聪明的人,只一会儿他就悟出了朱元璋话中的玄机,不久,在长江瓜步渡口,浪急水深处,韩林儿被吞噬了.
廖永忠回京复命,少不了又被朱元璋给训斥了一顿.
明太祖从此取消了龙风年号.
就当时形势而言,韩林儿之死是难以幸免的,无论谁为朱元璋办好此事,都是大功一件.
天机不可泄露,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应该说朱元璋已回报了廖永忠,南征两广,调回主将汤和,命廖永忠独当一面,为他立功创造机会,故廖永忠凯旋而归时,明太祖给了他隆重的欢迎和极高的荣誉.
从另一角度看,在朱元璋面前,廖永忠实在不该把瓜州-事件看得太重,这也是廖永忠一生最大的不幸,1370年(洪武三年)在明太祖大封功臣的前夕,廖永忠竟头脑发涨,甚至想借瓜州事件向太祖邀功,托杨宪为他打探消息,这分明是揭太祖的隐私.
这一行为刺到了朱元璋的痛处,犯了大忌.
明太祖特意宣布,廖永忠本应封公,只能封侯.
这是明太祖对他的严重警告.
天下大定,功成名就,将相不免跋扈,明太祖也加重了猜忌之心,恃功骄横的将帅越来越多,明太祖开始忧心忡忡,为子孙后代担忧.
当初要不是把懦弱的韩林儿沉杀,自己能明正言顺地做上皇帝吗想当此,五年前廖永忠邀功的情景不觉又泛到了眼前,此事终是个把柄,此人终是祸患,廖永忠便成为武将中最早让朱元璋不放心的一个,这就注定了廖永忠的命运.
1375年三月二十五日,明太祖下令逮捕了廖永忠,罪名是他偷穿了绣有龙凤花纹的衣服,僭越犯上.
入狱不久被杀,时年五十三岁.
在明初的开国功臣中,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常遇春的最重要的将领,他与明太祖的关系,既是君臣,又是舅甥关系,他出身贫寒,早年随父流浪,十四岁时就投奔了朱元璋,还未成年就随军征战,十九岁就率领亲军.
他身经百战,驰骋疆场,东定浙,南入闽,北伐大漠,西镇洮番,屡建奇功.
李文忠不但能攻善守,骁勇善战,而且通晓经文,善作诗文,是洪武年间不可多得的儒将.
1369年(洪武二年),他随徐达、常遇春出征塞北,常遇春不幸中途病故,暂由李文忠代领副将之职.
经两年北征,李文忠顶替常遇春的位置,独率一军进攻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俘获元顺帝孙子以及北元后妃、将相等,并缴获宋、元玉玺,战功赫赫,很得太祖赏识.
1370年(洪武三年)明太祖大封功臣,年仅三十一岁的李文忠,被封为曹国公,跻身开国六公之列.
1377年(洪武十年),明太祖又命他与李善长共议军国大事.
1379年(洪武十二年),又让他掌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可见明太祖对李文忠是何等的信赖.
李文忠为人器重沉宏,颇好学问,在军旅生活中,他敢打敢拼,英勇善战;在处理事务103上干练谨慎,很得明太祖及马皇后的赞赏.
朱元璋说过,开国之功,都靠勋臣同心一力,才得以成就大业,在国戚中有贡献的只有李文忠一人,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应天时,军队给养不足,明太祖要增加农民的田租,李文忠认为不妥,请求减租,朱元璋觉得他讲的有理,欣然采纳了.
在攻下杭州之后,李文忠又提出了减免杭州地区田租的建议,朱元璋也同意.
李文忠四十岁左右时,可谓前程似锦,如日中天,也正是他在政治生涯非常辉煌的时期,他与明太祖之间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产生了隔阂,镇守严州时,李文忠迷恋上了名妓韩氏.
给朱元璋知道后大怒,先杀了韩氏,后又召李文忠回应天,准备问罪,马夫人为文忠说情:"保儿年少血气方刚,受人挑唆,责骂他一顿就是了,严州位置重要,保儿在那儿镇守着,张士诚害怕他,不要损伤了他的威望,也不可轻易更换他.
"朱元璋觉得夫人讲的有理,只是教训了李文忠一顿,又命他回严州去了.
李文忠回严州后心中不快,他手下儒士赵伯宗、宋汝章劝说文忠:"此次你去应天总算是回来了,下次再去可就难保了,还是早作打算的好.
"其意是劝他归降张士诚.
李文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真的派人去杭州和张士诚联系.
过些日子,朱元璋让人给李文忠捎了一封亲笔书信,又召他回应天.
此次回应天,朱元璋不仅盛情款待,而且赐他好马、金钱,并推心置腹地叮嘱他要用心守好严州.
李文忠回到严州时,对先前自己的做法非常懊悔,并对手下侯原善等人说:"我几乎让你们给误了,这事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泄露出去,我还有何脸面去见父帅''侯原善马上向文忠献计说:"这事好办,只要让那两个人不说话就是了.
,'于是李文忠设宴招待赵伯宗、宋汝章等人,将他们先灌醉送到船上,不由分说,将二人捆绑结实,投入水中淹死.
事隔多年,明太祖还是知道了此事,并由此对李文忠极为不满,猜忌尤深.
到了后来,明太祖对李文忠已不信任了,对于李文忠的不少劝告,他不仅不采纳,而且对李文忠严加训斥,而且认为这全是李文忠家的门客儒士们教他与自己过不去,后来为了一件事,还把李文忠的门客给杀死了,李文忠从此一病不起.
1385年二月,为明帝国的创建立下盖世之功的徐达,也步入李文忠之后与世长辞了,时年五十四岁.
在听到徐达死讯,明太祖身着素服奔徐府吊唁.
也许,此时的朱元璋心情是复杂的,为他打下江山的"韩信"就这么死了,这是位立下盖世大功的开国功臣啊!
但却只因这盖世大功,年老的明太祖才不得不下如此狠手.
此时,我想起西汉名将韩信临死前说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无.
今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此话不无道理.
郭沫若也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从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
"这是不是说凡开国皇帝均是刻薄残忍的呢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绝非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偶然现象,这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不根除,这种制度的影响不根除,历史可能还会重演.
[异点]制度明确,条理有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制,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久统一,江山稳固的重要条件.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都特别注重修定法律,也是君王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
但法律制度不能紊乱,没有条理,否则法也就不是法了.
制度必须一目了然,立场坚定.
哪些该罚.
哪些该赏,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含混不清,是事而非,都不能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目的.
朱元璋修定《大明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农业、断案、军事营各个领域.
而且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虽然其内容不免带有封建君主统治的烙印,但其规定宅明确,分类之细致,还是值得我们的管理者们借鉴的.
[胜点]执法严厉104作为管理者,做事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言即出,行必果,不给人留下口舌,也消除了下属的侥幸心理.
对于执行已经落实实行的制度.
要坚决按章办理,规章面前没有朋友,没有情面.
这样做一方面是表明你管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能给下属立一个榜样,让他们循规守矩,不越雷池.
对于口头表达的规定.
也必须重视,说到做到,君子无戏言.
说过的话不能付诸现实.
就无法建立威信,就不能让下属心服.
以后的工作也就不能很好的开展.
执法坚定,说到做到,是成功管理者一条宝贵经验.
[焦点]公正严明,内外一法公正廉明是古代为官治政的基本要求.
对一个好的领导者来说.
首先是不贪,然后是无私.
不贪则廉,无私则公.
这对现在而言仍有现实意义.
不论为官还是治家,必须以身作则,奉公守法,遣免上行下效.
大凡公正严明,断案无私的官员,都为世人尊重,为上司赏识;只图一已宅利,心里忐忑不安.
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必将身败名裂.
清正廉明,秉公断案关系到社会稳定安定民心,所以决不可惠略.
由此,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不论是治理天下,还是管理一个小企业.
公正都是安定人心,成就事业行宅有效的因素.
105八教化德治篇——仁义道德的突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被解释为一种涵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把忠、恕、孝、悌、智、勇、恭、信等都包括在内.
朱元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要治理好天下,仁义道德是治国的根本.
俗话说: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
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之同化.
因此,教化德治这一"柔道"不得不提倡.
1.
勤奋好学,熟读经典明太祖出身贫苦,七八岁时父母看他聪明送他读书,只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几年的飘泊流浪生涯,整日挣扎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回到皇觉寺后,他立志勤学,似乎觉得多念点书好.
朱元璋曾非常感慨地回忆说:"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田亩之中,后人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
"投身军旅后,尤其是李善长、冯国用等人投奔朱元璋之后,他们引古论今,出谋划策,纵谈天下形势,使朱元璋大开眼界.
朱元璋实在是佩服他们的学识,深感读书的重要,于是发奋读书.
他率军每到一地,立即招揽儒士,留置幕府,与他们朝夕相处,让他们讲经论道.
他早起晚睡,抓紧时间读书,利用征战的空隙,挤时间学习.
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克集庆,改名应天府.
同时他令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于内府,专供自己阅读.
攻占了婺州之后,他又聘请了当地十三位儒士,让他们轮流讲解经史.
他渐渐地从儒家经义中悟出了不少真谛.
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他潜移默化,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娃,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
一次朱元璋对侍从詹同说:"三皇五帝之书,没有传世,所以后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事迹,汉武帝寻求遗书,六经才得以问世,于是唐虞三代的治世也才得以让后人知晓.
"他非常钦佩汉武帝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明王朝创建后,明太祖没有忘记寻求天下书籍,并特地在南京奉天门东边盖起了文渊阁,将诸子百家经典藏于阁中.
他每天处理完公务,就抽空去那里读书,有时竟达到终日忘倦的程度.
他经常对周围的人讲,孔子之言,万世之师.
为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他阅读了百家之书,并虚心向名儒们请教.
他曾让范祖干为他讲述和剖析《大学》的精华,他又跟宋濂学习《春秋左传》,他还命许存仁为他讲解孟子的要点,再从陈南宾学习《尚书洪范》,他还亲自著书立传,撰写了《御注洪范》.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元璋的勤奋与刻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不耻下问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问大增.
加之他能将读书和他的戎马实践,平定天下的鸿图大志融为一体,使那些熟读经史的大儒也另眼看待,以致他们从心底里叹服朱元璋的学识不在他们之下.
宋濂曾描述过他代朱元璋笔录文诰的情景说,皇上口述,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朱元璋常自己亲自写文诰诏书,可谓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一气呵成,使文臣为之逊色.
明太祖的悟性极高,他不仅能写出通俗易懂的公诰、文章,而且也能撰写四六对偶的骈体文.
徐达初封国公时,他亲撰诰文:"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事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接着又说:"太106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
"四六对偶毫不逊色.
他亲自撰写的《御制皇陵碑》,也堪称杰作,全篇用韵,脍炙人口.
明太祖还倡导朴实的文风.
1373年,他就诏令各级政府的公文,禁止再使用唐宋时的四六骈体文,反对大臣们在奉章中词藻华丽,言而不实.
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奉本陈述时务,上疏洋洋万言,明太祖叫人给他读,听了一会,朱元璋勃然大怒,立即将茹太素召来,痛打一顿.
第二天,他又耐着性子让人再念给他听,越听越觉得还有些内容,其中有四件事挺有道理,于是全部予以采纳.
他非常感慨地说:"为君难,为臣也不易.
"但他认为茹太素的进言,有五百字就足以说明问题.
于是他又下令让中书省制定出大臣们以后陈言奏章的格式,要求删去繁文,力求简明.
随后又制定了《案牒减繁式》,并颁行全国.
明太祖一生著述不少,诗最多.
诗兴大发时,思潮如涌,气势宏伟,他的诗多表现其胸怀及抱负,很为世人推崇.
如《咏雪枝》: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
明朝红日阳,依旧与雪齐.
有不少的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指出,虽是登基之前所作,但已表现出其帝王之相.
根据记载,在明太祖的《御制文集》中,收有他的各种诗歌一百余首.
总体说来,明太祖的诗粗犷豪迈,有气魄,虽不很精,但却透出英武之气,表达了他的凌云之志,如《诗雨诗》: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遍九垓.
楹外近聆新水响,遥空一碧见天开.
这首诗也被世人看作是他政治上锐意革新的内心表露.
再如《早行》:忙着征衣快着鞭,转头月挂柳梢边.
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
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
等闲拥出扶桑田,社稷山河在眼前.
又如《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又如《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猩.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真是见诗如见人.
诗写得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犹如他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一般,痛快淋漓.
明太祖不仅能作文写诗,而且对联对仗也极工且有幽默感,他写给徐达的对联:"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一年除夕前,他微服到各家查看欣赏对联,突然发现有一家没有对联,忙向前打听,得知这家是阉猪户,还未来得及写,于是他诗兴大发,提笔书写对联一副:双手劈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转天,他又来到这家门口,却不见门口挂出对联,前往打探,主人回答:这是皇上的御书,我已高悬中堂,燃香拜圣.
明太祖听到后喜上眉梢,令赏银五十两,此事被传为佳话.
明太祖学习历史主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
107早在1365年六月,他就让儒士滕士滕毅、杨训文编集古代无道昏君如夏桀、商纣、隋炀帝等人的恶迹,目的是引以为戒.
称帝以后,他又告诫群臣说:"前代得失,可为明鉴.
"他读了《宋史》,发现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于是指责说:"人君应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人之用,何必分公、私之别.
"他认为:"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世人皆知,然而却还忌恨丘嫂,故封其子为羹颉侯,内怀猜忌之心,诛杀功臣,观其度量也未有那么宽宏.
"明太祖在历史上最推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人,对布衣出身的刘邦也特别崇敬.
他广泛地借鉴吸收以上帝王们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可以说歼灭群雄,推翻元朝,创建大明,直到治国抚民,从内政到外交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充分地借鉴了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
清代史家赵翼说:"明太祖是以布衣起事的,他与汉高祖一样,因此其臣下儒士也多以汉高祖之事说古论今.
明太祖确实心中总装着一个汉高祖的影子,以他为楷模,为人处事多仿效他,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刘邦屠戮韩、彭之例,然有过之.
"此评当为中的之语.
2.
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朱元璋出生不久,因体弱多病母亲抱他到寺庙舍身许愿,求佛祖保佑,从那时起他就与佛门结下了缘份,十七岁时,朱元璋真的进入佛门,不久又做了三年的游方僧,从此与佛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与感情.
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了集庆,改名应天.
应天是江南佛教的中心城市,从那时起,朱元璋就表现出对佛教的关注和支持.
无论政务、军务多么繁忙,他一定要抽时间去大龙翔集庆寺去听大师传经说法.
朱元璋还将大龙翔集庆寺改名为大天界寺.
不仅如此,他还命人为寺院收租.
又亲自主持任命觉原为大开界寺的新一届主持.
还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禅林"六个大字,悬挂于山门前.
足见,朱元璋对佛门的特殊关照.
1368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就在南京的蒋山召集四方名僧,举办大法会.
不少名僧在大会上说法讲演,听演讲的僧人及官员成千上万.
明太祖亲临法会,使法会开得隆重而热烈.
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召集各地名僧,举办类似的大法会,使佛教盛行,佛门荣耀.
尤其是1372年正月召开的大法会规模空前,隆重异常.
明太祖亲笔撰写会文,这次法会的佛事活动整整进行了三天,明太祖在开幕、闭幕两次都出席了法会,此次佛事活动到会的各地名僧多达千余人.
法会后明太祖又居斋宫,吃素一个月,以示佛心之诚.
一代开国皇帝亲自参加僧侣们召开的法会,并亲自赐写会文,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
一方面说明他对佛门(教)的重视程度,同时也说明了太祖确与佛门有缘.
少年时期寄食过的皇觉寺,毁于兵乱,朱元璋早就有心重建这座寺院.
他因国事繁忙无暇顾及,直到1383年,明太祖才诏令要建一座凤阳龙兴寺,其前身就是皇觉寺.
明太祖亲自为龙兴寺撰写的碑文中写道;"是寺之建,非为求佛积福而建,只因幼年托身于寺四年.
"道出了他与佛门之缘.
新建的龙兴寺离旧址十五里,新建寺院规模宏大壮观.
佛殿、法堂样样俱全,仅僧舍就有三百八十一间,由太祖亲制的《龙兴寺碑》就竖立在寺中,碑上还有他亲自撰写的《敕僧文》和"第一山碑"几个大字.
明太祖还经常召集著名的僧人进宫论经说法,凡有口才好、经义深、应对称心的,就赐给金禅袈裟,有的还备为顾问.
明太祖还不时地赐给寺院一些土地,并诏令免征其税租等.
洪武年间,明太祖对佛门、僧侣的偏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1083.
后宫佳丽,殉葬于明明太祖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三宫六院,妻妾成群.
明太祖后宫的妃嫔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个谜.
《万历野获编》记载,为他殉葬的后宫妃嫔就多达四十六人,实际后宫的人数远比这要多.
帝王有多少妻妾不单是生活的需要和享受,也是权力的象征.
皇后在后宫中等级最高,地位最尊.
在她下面有皇贵妃、贵妃、妃子之别.
妃子在洪武年间已经有了位号,即贤、淑、庄、敬、惠、顺、康、宁等,妃子以下设宫嫔.
不过,洪武年间没有设宫嫔,九嫔之选是洪武以后的事了.
1368年,朱元璋初登帝位,立即封亢配夫人马氏为皇后,让她母仪天下,掌管六宫.
在众多的妻妾中,马皇后对明太祖事业的发展贡献最大,也最得明太祖的信赖和尊重.
马皇后原为郭子兴的养女,二十一岁时嫁给朱元璋,从此他们便患难与共,成为朱元璋的贤内助.
早年,郭子兴受人挑拨,经常猜忌怀疑朱元璋,全凭马夫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从中周旋.
一次,朱元璋被郭子兴关了禁闭,是马夫人偷偷给他送炊饼.
她怕朱元璋在军中吃不饱挨饿,时间长了便养成贮藏干粮和干肉的习惯.
她宁可自己挨饿也得让朱元璋吃饱.
更为可贵的是,马夫人识字达理,朱元璋行军作战的军令文书以及备忘录、札记等,均交给马夫人妥善保管.
她都能整理有序,遇到朱元璋查询或使用时,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能立即取出,从不会耽误事的.
横渡长江,又是马夫人率领全军将士的妻妾渡江的,陈友谅舟师主力攻应天,是马夫人散尽宫中的财物犒劳将士的,激励他们去前方厮杀.
明王朝创建后,太祖在群臣面前称述马皇后贤德时说:"皇后与朕同是布衣出身,与朕同甘共苦,比起光武帝危难时冯异献的豆粥麦饭来,更是劳苦功高.
她还多次对朕说:"夫妇相保容易,君臣相处难.
常请求朕赦免臣下过失,保全大臣,她是朕的得力助手.
"明太祖把马皇后比作唐太宗时的长孙皇后.
回宫后讲给马皇后听,马皇后说:"陛下不忘与妾贫贱时的苦难日子,也愿陛下不要忘记与群臣共渡过的那些艰难岁月,妾哪里敢比长孙皇后呢"马皇后做人富而不奢,贵而不骄.
虽位居皇后,但仍保持节俭朴实的生活作风.
她勤于后宫之事,以自己的表率作用,督理六宫妃嫔.
皇后平日穿的是洗过多遍的旧衣服,她听说元世祖的皇后曾率领宫女收集旧弓弦洗净煮烂,织成粗绸缝制成衣的故事,于是马皇后也让后宫妃嫔仿此做法,将织成的粗绸,赐给孤寡老人,还用零碎的布头、粗丝线制成衣服,赐给诸王妃及公主们,让他们养成节俭的风气,使她们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民间养蚕巢丝的艰辛.
凡遇上荒年,她亲率后宫妃嫔们食素,还时常食用麦饭野羹.
她常向太祖建议,多积蓄粮食,以备荒年赈灾.
她对太祖说:"灾后救济,不如事先储备以防灾.
"太祖认为有理,于是下令在全国各府州县设立预备仓,以备荒年.
马皇后统帅六宫,不骄不躁,治理整肃得法,一有时间就学习古训,命女史录其家法,申明大义.
一次,她问女史范儒人:"汉唐以来,哪位皇后最贤德哪一朝代的家法最严正''范儒人回答说:"要数宋代".
于是马皇后就让人将宋代的家法和贤德的言行全都记录下来,并让人念给她听.
宫中有人对她说:"宋代过于仁厚.
"马皇后说:"过于仁厚要比刻薄好.
"当时,她还学习黄老思想,主张宽厚仁慈,清静无为.
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后,缴获了数以万计的珍宝,运到南京后献给明太祖,马皇后见到这些金光闪闪的宝物后,并不是兴奋异常.
她说:"元朝有这么多珠宝,可他们却不能保住它们,我想,帝王还应有比这更贵重的宝贝吧!
"太祖马上领悟道说:"朕知道你说的是以得贤为宝.
"马皇后马上拜谢说:"正如陛下所说,妾与陛下出于贫贱,能有今天实属不易,常常109怕奢侈带来浮华的骄纵,往往细小之事处理不当就可导致危亡.
所以愿得贤德之人,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而不希望陛下仅仅得到这些珍宝玉器.
"同时她又劝太祖,不要经常更改法令,使百姓感到困扰,难以为生,祸乱也就随之而起.
明太祖认为她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命女史记录在册.
根据记载,有一年元宵节,明太祖微服到街上看灯谜,与民同乐.
灯谜中大都是歌功颂德的内容,有颂扬"天子万年"的,也有歌颂"大明一统"的,明太祖看了非常高兴,但突然见一灯上写着"好肩并肩,乘艘,荡舟去,忽然少一人,却向月边住.
"其谜底是"好双大脚",明太祖看后,认为这是有意讥讽马皇后的,于是勃然大怒,下令要严惩此人,若找不到此人,拿全城百姓问罪.
马皇后知道后,规劝太祖说:"妾大脚,自己不嫌,陛下不嫌,别人纵然是嫌,有何相干呢何况说了还不一定是嫌呢说不定是羡慕妾因大脚而当上皇后呢!
陛下不是曾说幸妾脚大,才能背着陛下逃生吗我看脚大并无坏处,只要于己无害,别人说说,有什么值得动怒的呢天子民之父母,子女们随便说说自己的父母,并没有伤害父母之心,做父母的就可以大怒不止,要置子女死地吗''马皇后这一番话说得明太祖是心服口服,遂收回命令,使许多百姓免去一场祸患.
同时也充分表现了马皇后宽厚仁慈的品质以及她以情动人的进谏艺术.
早在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时候,马夫人常对朱元璋讲,成大业之人,应有容人之量,宽大为怀,不能滥施刑罚;还说,平定天下应当以不杀人为本,为此,她曾解救过明太祖的侄子朱文正,又为明太祖的外甥求过情,也为太子朱标的老师解过围,使其三人免于死或减轻刑罚.
有一次,教诸王读书的李希颜因一个小王子不听教诲,气愤之下打了一下小王子的额头,小王子跑到太祖面前哭诉,太祖大怒,要治李希颜的罪.
马皇后立即劝说:"哪有老师用圣人之道训导孩子,孩子的父亲却对老师生气的"明太祖冷静下来一想,此话有理,不再生气,反而提升李希颜做了左春坊右赞善.
马皇后对明太祖多次地委婉劝解,使不少官员免于牢狱之苦或免遭杀戮.
还有一次,一宫女侍奉不周,遭明太祖责骂,马皇后怕太祖火气上来,严惩宫女,马上装作发脾气,下令把宫女交付宫正司处罚,明太祖见她一反常态,便问她为何这样马皇后解释说:"帝王之家执法应当公正,不能高兴了就加赏,不高兴就加刑,我担心陛下在盛怒时,会加重定罪,难免出现偏差,把她交给宫正司处罚,不会出现偏差,陛下在朝廷上判刑不也交给三法司办理吗"明太祖听了马皇后的这一番话,气反而消了,自然也就不会惩罚了.
又有一次,太祖下令叫判了死罪的囚徒去修筑都城用以赎罪.
马皇后再一次规劝太祖说:用服役赎罪,免其一死,这是陛下的大恩大德,但这些囚犯在监狱里关了那么长的时间,又受过重刑,身体都很软弱,再叫他们去做苦役,难免还是一死,虽说给了他们一条生路,大多还是要死.
明太祖采纳了她的建议,下令将他们释放.
有一关兴人,名叫沈万三,是江南首富,他家财万贯.
据说他拥有一个聚宝盆,总之他财大气粗,修建都城时,其中三分之一的都城是他出资修建的,这还不算,他又请求出钱犒劳朱元璋的军队.
太祖讲:"平民百姓犒劳天子的军队,一定是乱民,应当杀掉.
"马皇后又委婉劝谏说:"妾听说刑法是用来对付违法现象的,不是用来杀不祥的,百姓富比君王,自有不祥之处,上天将惩罚他,不必陛下烦心.
"最后,明太祖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把他的聚宝盆也埋在了城门之下,故此城门得名聚宝门.
马皇后人品高尚,她对后宫的妃嫔宫人非常仁慈厚道,妃嫔中凡得宠生子的,马皇后都能厚待她们,从不给她们出难题.
她掌管的后宫,尊卑秩序井然有序,没有那些你争我斗,争风吃醋等烦人的事,后宫妃嫔全都非常尊崇她,明太祖对马皇后治理后宫有方大加赞赏.
早在1368年(洪武元年)三月,太祖就命人修《女诫》以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言行,教育后宫妃嫔及宫人,并规定后宫不得干政.
1372年(洪武五年),太祖又命工部制造红牌,上面刻有告谕后妃的条文,并将此置于宫中.
110明太祖对马皇后始终感情深厚,两人相濡以沫,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少见的;为了马皇后,明太祖想方设法派人查找她的族人,真心实意地想授给马皇后亲戚们官做.
马皇后深明大义,婉言拒绝.
她对明太祖说:"如果皇上要对妾的家族施恩,就请给他们一些赏赐就是了.
"太祖对马皇后的言行、品德更加敬佩.
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重,在马皇后有病期间,明太祖寝食不安,为她召集名医,群臣也请求祈祷山川,想尽一切办法为她寻名医治病.
马皇后是个非常仁慈宽厚的人,她非常诚恳地对太祖讲:"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祈祷祭神有什么用处呢而且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治命,已经是得了死症的人,一旦医治无效,皇上必然要怪罪医生,这倒是加重了妾身的罪.
"为此,马皇后重病期间,不服药,生怕连累那些医生,临终前,她还没忘叮嘱太祖:"愿陛下求贤纳谏,始终如一,使子孙贤德,臣民得以安居乐业.
"明太祖一一点头,失声痛哭.
八月初十,马皇后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九月,葬于南京孝陵,谥为孝慈高皇后.
马皇后以一代开国帝王之皇后,以其品德之高尚,见解之宏远,举止之超群,实为历代帝王皇后之典范,中华巾帼之英雄.
马皇后与明太祖风雨同舟几十载,两人情深意笃.
她的谢世,使明太祖悲痛欲绝,他失去了一面镜子,一位贤内助,失去了一位生活上体贴人微,事业上最可信赖的人,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明太祖为她大做佛事,大办丧事,但仍不能寄托他的哀思.
最后决心以不立皇后来表达对她的怀念,在明太祖的心目中,没有人能取代她.
马皇后去世后,后宫的妃嫔中有名的还有:成穆贵妃孙氏、昭敬充妃胡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靖安荣惠妃崔氏、硕妃、定妃达氏、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葛氏,以及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赵氏.
洪武年间只有一个贵妃,即孙贵妃,她是河南陈州人,父亲叫孙和卿,元朝时在常州为官,元末兵乱,父母先后去世,她随哥哥孙蕃跑到扬州.
青军攻陷扬州后,她哥也死了,她被青军元帅马世熊收为义女.
明太祖兵克扬州,听说她很有姿色.
马世熊将她献给朱元璋为妾.
她知书达礼,又聪慧漂亮,很得太祖宠爱.
连马皇后都非常喜欢她;朱元璋称帝后,册封她为贵妃,位居众妃子之上.
她协助马皇后掌管六宫.
根据记载,马皇后非常仁慈,而孙贵妃执法严明,两人相济互补,使后宫秩序井然有序.
她失散多年的大哥孙瑛找到了,明太祖授他为行省参政,但是非常不幸,她在1374年病死,年仅三十二岁,只生四个女儿,明太祖念她无子,命周王朱为她服孝三年,又让皇太子及诸王也穿上孝服,随后,明太祖命儒士作《孝慈录》,规定凡庶子必须为生母服孝三年,众子也要为庶母服孝一年,并形成制度.
在众妃子中,受明太祖宠爱的还有李淑妃,她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父亲叫李杰,洪武初年被授予广武卫指挥,北征时战死沙场.
在1384年(洪武十七年),被册封为淑妃.
曾一度掌六宫之事.
因为她的原因,明太祖封她的两个哥哥均为金吾指挥,与锦衣卫共掌诏狱.
但红颜命薄,不久病故.
李淑妃死后,就属郭宁妃了.
宁妃是濠州郭山甫之女,据说郭山甫善于相面.
他曾为他的两个儿子郭兴、郭英相过面,说二人有富贵相,将来必被封侯.
渡江前的朱元璋曾路过他家,被郭山甫看见,他一见朱元璋就大吃一惊,说他其貌贵不可言,忙叫夫人设宴款待朱元璋,并对郭兴、郭英讲:"我以前给你们看相,说你们都将要封侯,而能给你们封侯的,就是他.
"于是急忙为他们哥俩收拾行装,让他两个儿子跟太祖渡江打天下,同时将女儿给朱元璋做了妾.
称帝后,太祖册封她为郭宁妃,在李淑妃死后,她也曾一度掌后宫之事,为此,郭山甫也被赐国公,郭兴、郭英也因功封侯,郭兴被封为巩昌侯;郭英被封为武定侯.
郭宁妃生有一子,即鲁王朱檀.
在众妃中还有一个姓郭的妃子,即郭惠妃,她是郭子兴小张夫人的女儿,从小和马皇后一起长大,后来小张夫人也把女儿嫁给了朱元璋,被册封为惠妃.
她为太祖生了三个儿子,即蜀王朱椿、代王朱桂、谷王朱.
另外还有两个公主,即永嘉公主和汝阳公主.
,有111一年轻守寡,长得如花似玉的胡姓女人,父亲叫胡泉,朱元璋很想得到她,但她的母亲不愿意,后来朱元璋发迹了,渡江占领应天后,听说他在淮安,仍未嫁人,于是朱元璋写信给赵君用,请他出面撮合.
不久赵君用将胡氏送到应天,使朱元璋如愿以偿.
她非常得宠.
其父胡泉被授为定元卫指挥.
太祖册封她为充妃.
她生有一子,即楚王朱桢.
后来,因被太祖怀疑坠胎,被杀,并弃尸城外.
史载楚王来朝,哭着向太祖索要尸体,只得到其母一条练带,回封国后以带下葬.
过了一段时间,太祖觉得此事处理得有些过分,为表示遗憾,特追封胡充妃为昭敬皇妃.
在后宫众妃子中被明太祖杀死的还有湘王朱柏的母亲胡顺妃,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
洪武晚年,有李贤妃年轻貌美,是明太祖晚年最受宠的一个妃子.
根据记载,他侍侯明太祖有礼数,办事干练,工于心计,做事有板有眼,明太祖曾把她比作汉成帝时那个能干的班婕妤,她的两个哥也升为亲军金吾卫指挥,与锦衣卫指挥共掌诏狱.
据说太祖一度曾想将燕王朱椋给她,希望她能暗助朱棣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被李贤妃婉言拒绝.
1398年,明太祖驾崩前一个月左右,他预感自己病情危重,恐怕是活不长了,为了朱氏一统天下,他要除掉李贤妃,怕她在自己死后,会步吕后武则天后坐,夺权乱政,明太祖命人先将她的两个哥哥召进宫来,在便殿赐宴,随后又对李贤妃说:你去见见两个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分,李贤妃立即领悟了皇上的意思,她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于是跪拜在地,哭着说: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
回宫后立即自尽身亡.
明太祖也大哭一场.
又对她的两个哥哥说:"朕不是不知道你们妹妹的贤明,只是考虑到日后会有武后之祸,才不得已抑制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不要认为朕薄情少德.
"不久,明太祖驾崩,便用李贤妃殉葬.
在后宫妃子中,有一个美人,叫玄妙,是宝庆公主的母亲.
明太祖病重时,她领着四岁的女儿来到病榻前,跪下叩头请死,明太祖见四岁女儿太可怜,动了恻隐之心,留下张美人抚养宝庆公主,才免于殉葬.
"伴君如伴虎",先前早死的不算,仅为明太祖殉葬的后宫妃子就多达四十六人,明太祖开创了明王朝,也开了明代残忍的殉葬制度的先河.
4.
子孙满堂,封其为王明太祖多子多孙,他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此外光是孙子就有五十一位.
在二十六个皇子中,长子朱标被封为皇太子,其中最小的皇子朱楠,仅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
其余皇子全封了王,明太祖为了使子孙能够成就大业,让诸王从小就接受系统的、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正统教育,这些王子多数都有作为.
如第二子秦王朱,曾受命率平羌将军讨伐洮州;第三子晋王朱榈,史载其浓眉大眼,炯炯有威,既有武略也多智谋,与燕王同被命将率军出塞、筑城顿田;第四子燕王朱棣.
以上三王均文韬武略兼备,多有建树.
第五子周王朱楠,喜好文学,多才多艺,精于词赋和书法,著有《无宫词》百章.
他到封国开封后,对民间百姓的疾苦有了较多的了解,对荒年歉收百姓挨饿深表同情,并把这些看成是严峻的社会问题.
他走出王府,向田间的农夫请教,编写了《救荒本草》,书中记载了可以救饥的四百余种野生植物,并配有图案,加以说明.
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救荒的书籍.
其爱民之心尽在书中.
第六子楚王朱桢有才气,早年习武,就藩武昌后,曾数次领兵平定铜鼓、思州诸少数民族叛乱,屡建战功.
后来太祖将西南地区的守御及战事多交于楚王朱桢和湘王朱柏负责.
第十二子朱柏,勤奋好学,读书常挑灯至深夜,他建景元阁,召集文人学士,校勘古书.
112且文武兼备.
喜谈兵法,臂力过人,善使弓矢刀剑,驰马如飞.
1397年(洪武三十年)五月,同楚王朱侦讨伐古州蛮子叛乱,每次出兵,他都用鳔囊载书出征.
尤其喜欢道家之言,自号紫虚子.
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文武双全,尤以文才突出.
他著有扼鉴博论》二卷、《汉唐秘史》三卷、《文断》一卷、《文谱》八卷等多部著作.
因其大宁在内蒙宁城以西,其地在喜峰曰外,古称会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太祖给以重任,他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所属荣颜三卫皆骁勇善战,朱权多次会合诸王出塞,以善谋著称.
在诸王中比较有作为有文采的还有:第八子潭王朱梓,他聪慧好学,善作文章,常召府中儒士饮酒赋诗,品其高下.
第十子鲁王朱檀,善作诗歌.
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好文学,礼优贤士,博缩典籍,被明太祖称为"蜀秀才".
在明太祖的诸子中,也有几个很不成器的藩王,如十三子代王朱桂,性情暴躁,取财戮民,屡被告发.
建文帝时废为庶民,永乐年间又复职,仍胡作非为,直到晚年时,他还和几个儿子随意杀人.
第十九子谷王朱,夺民田,侵公税,乱杀无辜.
尤其是第二十五子伊王朱,永乐年间才到封国洛阳,他经常手持弹弓,游逐效外,骑马狂奔,平民百姓躲避不及的,多被踏伤或击杀,还常把男女百姓衣服剥得一丝不挂,用以取乐,荒淫残暴.
在明太祖的诸子中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
第八子潭王朱梓,在诸子中是情况比较特殊的一个.
据《罪惟录》记载,其母原是陈友谅的宫人,后被元璋封为阁妃.
潭王知情后对太祖心存不满,长大之后这种情绪有增无减,据说他曾书写一牌"宁见阎王,不见父皇",并挂在密室里.
他很有才,但生活淫乱,起初太祖非常疼爱此子,后听说他常做违法之事,太祖命徐达之子徐辉祖去封国长沙逮捕他,他竟然反叛,后兵败自禁身亡.
明太祖有十六个女儿,除第十女和第十三女早年夭折外,其余十四女多嫁给了功臣勋贵之子,享有荣华富贵.
长女,临安公主,1376年嫁给了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李祺;次女,宁国公主,1378年(洪武十一年)嫁给了汝南侯梅思祖之子梅殷.
在众多的附马中,明太祖最喜欢梅殷,洪武末年曾密令梅殷辅助皇太孙朱允炊.
第三女,崇宁公主,1384年(洪武十七年)嫁给了牛城.
第四女,安庆公主,1381年(洪武十四年)嫁给欧阳伦.
第五女,汝宁公主,1382年(洪武十五年)嫁给吉安侯陆仲亨之子陆贤.
第六女,怀庆公主,1382年(洪武十五年)嫁给王宁.
第七女,大名公主,1383年(洪武十六年)嫁给李坚.
第八女,福清公主,1385年(洪武十八年)嫁给了风翔侯张龙之子张麟.
第九女,寿春公主,1385年(洪武十八年)嫁给颍国公傅友德之子傅忠.
太祖非常宠爱此女,特赐吴江县膏腴之田一百二十顷,每年收租多达八千石,比其他公主多出数倍.
第十一女,南康公主,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嫁给了东川侯胡海之子胡观.
第十二女,永嘉公主,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嫁给了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镇.
第十四女,含山公主,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嫁给他尹清.
第十五女,汝阳公主,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嫁给了谢达.
第十六女,宝庆公主,是明太祖最小的女儿,太祖驾崩时,她才四岁,永乐年间才嫁给赵辉.
无论是嫁给功臣勋贵之家的,还是非功臣之家的,明太祖都赐给公主们每人一份庄田,喜欢的还要多赐,使她们享尽荣华富贵,从政治上说,借助与文臣武将的联姻关系,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
但从总体上讲,明太祖主要依靠的不是女儿女婿,而是太子和诸皇子们.
明太祖为子孙们创立了大明江山,又花费了几十年心血的浇灌,朱氏江山已是根深蒂固.
113诸王们羽翼已见丰满,明太祖自己已风烛残年,心血耗竭,大约是因为对后世放心的缘故,他真得病倒了,再也起不来了.
1398年五月初十,一代帝王朱元璋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他被安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明太祖的一生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机遇和才能的结合,创造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成就帝业后,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晚年又显露出他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气概.
他的一生充满了惊险、幸运与传奇.
给世人们留下了一幅壮观的人生画卷.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最无情的,明太祖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深思与遗憾.
5.
"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在儒家的理论模式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君"与"师''两种角色的有机融合体.
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君主中不乏推行"教化"之道者,其中的朱元璋最为显著.
有人根据朱元璋政当严苛的特色断言他采用的是法家的治国之道,此虽有一定道理,然未达其用.
从总体上看,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浸透了儒家精神,他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儒家规范的君主,兼任起有富民之责的"君"与有教民之责的"师"的双重职能,"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终其一生,朱元璋"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做了大量工作,收益也较明显.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切实贯彻教化政策、从事社会教育、大力移风易俗的君主,还是比较少见的.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重推"教化",既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又有急切的现实性根源.
在先秦儒家学说中,"礼治"、"教化"是其治世理想中的重要概念,然其时列国纷争,各国皆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儒家的治道不受重视.
秦朝以法家立国,汉初则仿老是尚.
从汉武帝开始,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然汉朝的治道实际上是兼杂"王道"和"霸道".
汉代以后的九百年中,儒家思想虽未失去主导地位,但受到佛教、道德思想的强烈冲击,儒家的治世理想无从发挥.
从唐代后期开始,伴随着门阀世族社会的士大夫社会的过渡,儒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并最终形成了在此后数百年间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世学的理学.
理学家们期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极其热烈的以伦理治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被列为"四书"之一,备受理学家们尊崇的经典《大学》,开头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程颢却将"亲民"校改为"新民",这一字之别,深刻反映了理学家们试图通过"新民",赋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为方式.
而且,理学家们不仅从事抽像的理论阐述,也热衷于构画切实可行的礼仪规范,并努力付诸实施,发动了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层社会运动.
如张载规范宗族组织,吕大均兄弟创设乡纳,朱熹整理家礼,皆是其表现.
宋朝沦之,蒙古人成为中国的主宰,在中原士人的努力下,理学的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有提高,并导致了制度层面上的变化,而制度层面上的这些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理学的普及.
第一,元朝开科取士,明确规定《四书》、《五经》以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注疏为本,理学取得了官学的地位,这必然促使士人以讲诵理学为务;第二,元朝曾试图以理学家的礼仪构想礼化社会,如尚书省礼部曾据《朱子家礼》制定婚姻礼制,扩大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影响.
朱元璋崛起的时代,理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他征辟、任用的儒士,大多是当时著名的理学代表人物.
这些人遭逢乱世,期望"有王者起",把他们的治世理想付诸实施.
如范祖干初见朱元璋,即持《大学》以进,并据此陈述治国平天下之道.
在这些儒士的熏陶下,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打上深深的理学烙印.
所以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很自然地以理学思想全面规范社会.
朱元璋极力推行教化政策,不只是出于对理学思想的热忱,也出于"以夏变夷"的现实114需要.
经过金元两朝,特别是元朝近百年的统治、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对汉族社会浸染很深,就是江南饱读诗书的士人也鲜能例外.
方孝孺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元朝占有江南后,用粗陋怪戾的风气去影响当地优雅文明的习俗,几十年后,江南风习大变,宋朝的遗习消失殆尽.
儒士们辫起头发,穿上短衣,模仿蒙古人的语言和打扮,希望能受到重视,进入仕途.
不这样做的人,反而被视为庸鄙怯懦,受到讥笑.
不是信念特别坚定的人,很少有不随习俗变化的.
"对于这种"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的状况,朱元璋深为不满,决心加以改变.
北伐前夕,朱元璋在告谕北方民众的檄文中,就明确宣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很显然,朱元璋已把自己当作负有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神圣天命的"圣人",他要通过"教化"清洗被异族"污染"的风俗,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重新发扬光大.
朱元璋热衷于"教化",也怀有建立和维持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的现实目的.
朱元璋由乞丐而为天子,这巨大的身份变迁既给他带来惊喜,也给他带来忧惧,他深怕再出现类似自己的人物,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
在朱元璋看来,世道的治与乱,与风俗的美与恶大有关联,而"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
他强调说:"好仁的人,耻于做不仁的事;好义的人,耻于做不义的事.
如果大家都崇尚仁义,风俗怎能不淳美国家怎能不兴旺如果不明白教化是治道的根本,致使风俗败坏,人民不知道去追求善,却去追求恶,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所以,朱元璋要力行"教化",也想通过"教化"塑造一个"家识廉耻,人知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为非作歹,"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
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把制定礼仪制度放在首位,用以区别贵贱等级.
"于是,他不辞辛苦,亲自过问,为各阶层人民制定了详细的礼仪行为规范,以使他们皆有所守而不逾度.
朱元璋还从自己小时候家庭贫穷,无钱读书,"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让人民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并编写了一些直白简明的读本以供百姓学习之用.
为了移风易俗,推行教化,朱元璋的确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
6.
提倡道教,大破祭祀教派明太祖非常重视提倡道教.
为朱元璋本人及事业出过力的道士有周颠和铁冠子.
明太祖撰写过两部关于道教的著作:即《御注道德经》二卷和《周颠仙人传》.
在《周颠仙人传》中,明太祖记载了周颠的身世以及其仙人的事迹;其中说道,周颠面见朱元璋,唱道:"山东只好立一个省.
"然后用手画成地图,指着朱元璋说:"你打破一个桶(统),做一个桶.
"朱元璋西征九江,行前问周颠:"此行可以吗"回答说:"可以.
"又问他"友谅已经称帝,消灭他怕不容易"于是周颠仰首看天,然后说:"上面无他的.
"如此云山雾罩的事情不胜枚举,又说十年之后,一次朱元璋害了热病,几乎要死,这时赤脚僧觉显送来药,说是天眼尊者和周颠仙人送到.
朱元璋服下后,晚上病就好了.
这些神奇的故事全是明太祖自己杜撰的,其用心显而易见.
由于朱元璋利用道教,崇信道教,因此洪武初年,道教也很盛行,民间流传着不少神奇的故事,如说天上有二十八宿,轮流下凡做人间的君王,来管理人间.
又如说1328年(天历元年),朱元璋出生那一年,天上的娄宿突然不见了,到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太祖驾崩,天上娄宿又出现了,明太祖就是娄宿下凡,是真命天子.
所以后世农村中,人们用洪武钱给孩子挂在脖子上,认为可以辟邪,保佑孩子长命百岁.
其实,明太祖本人并不相信,比如有的道士给他献长生不老的115办法,他不接受.
也有人学宋朝大中祥符年间的办法献天节,证明他是真命天子,然而被明太祖给杀了头.
同样,明太祖崇信神灵,尊崇道教,拜山川神,祭祀城隍神等,同尊崇佛教一样,是为大明江山万世不变服务的,而对不利于明王朝统治的教派,明太祖坚决禁止,并予以取缔.
白莲教、明教全在禁止之列.
"崇"也好,"禁"'也好,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有利于朱氏一统天下长治久安.
7.
尊崇佛教,光大人生元朝皇帝非常崇尚佛教,他大修寺庙,广赐良田,每次举行佛事,挥霍无度,是造成元朝财政亏空的一项重要原因,明太祖对元朝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借鉴得最为彻底,但惟独对佛的态度例外.
明太祖写过很多诗,其中不少诗与佛教僧侣有关.
他还撰写过有关佛教的文章,如《佛教利济说》等,有一首诗名为《不惹庵示僧》,是明太祖当年过太平(今安徽当涂)时,到过不惹庵中,有位僧人问他乡里姓名时,太祖题诗于墙壁之上:"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晓晓问姓名.
"朱元璋登基做皇帝后,曾将不惹庵寺的僧人召至南京,问他们当年写在墙上的诗还有没有,僧人回答说此诗已经没有了.
朱元璋气极了,他差点就把僧人给杀掉,幸好僧侣中有个机敏的,忙挥诗一首:"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只恐鬼神愁,尝将法水轻轻洗,犹有余光射斗牛.
"明太祖听后,才转怒为喜,高兴起来.
1372年,明太祖诏令征调四方名僧校点《藏经》.
后定名为《洪武南藏》.
随后,他先后又征调名僧重新注释了不少佛教经典.
如《金刚经》、《楞伽经》以及《般若心经》等,其中《金刚经》一卷是他亲自集注的.
值得称道的是太祖竟然能默诵《般若心经》和《楞伽经》等经典,还写了一篇《习唐太宗圣教义》的文章,赞扬了玄奘法师译经传法的功德.
洪武初年,明太祖还任命僧侣做朝官.
如南京灵谷寺名僧吴印,得到明太祖的赏识,于是命他还俗做官.
1376年吴印出任山东布政使,做上了明朝的封疆大吏,还有南京瓦官寺的名僧华克勤,洪武年间明太祖派他出使日本,回国后,也命他还俗为官,后累官为山西布政使.
明太祖认为僧人不染红尘,与俗世绝缘,无牵无挂,易为心腹,用他们为耳目,可侦辑臣民的不法行为.
故而僧人出身的朝官,都成为他的心腹耳目.
这些人中的个别恶人仗势欺人,专横跋扈,诬告大臣,洪武年间不少文武官员被他们中伤而获罪,如山东按察副使张孟兼,就是被吴印告发后而被明太祖处死的.
洪武初年,明太祖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寺和僧人的机构,初期叫善世院,1381年(洪武十四年)改为僧录司.
在外府、州县也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等机构.
明太祖还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给僧尼发放度牒.
度牒又叫戒牒,是由官方发给僧尼证明身份的文件.
明朝不同于唐宋,唐宋时僧尼要自己花钱购买,而明太祖免费发给,再加上明太祖对佛门的特殊关照,到洪武中期,全国僧侣的人数大增,以致影响了国家的利益,o于是,明太祖命主管佛教文化及僧侣事务的僧录司,设上、中、下三科,考核全国的僧尼,考试不合格的除名,还规定了一些出家为僧尼的限制条文,从而减少了僧尼的数量.
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
明太祖当过和尚,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尽管他与佛门有过一段缘分,只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但他骨子里就不相信所谓的超度以及修来世的说法,几十年的戎马生涯,116几十个风雨春秋,靠的是个人奋斗,靠的是成千上万生死与共兄弟们的浴血奋战,才创建了明王朝.
他认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佛天之境.
在他看来,老百姓安于田里,有饭吃,有衣穿,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这就是他们的佛天之境.
明太祖在给高丽国的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只听说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见过有真的验证,古今因信奉佛教而成就国家的,实在是没有.
梁武帝信佛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明证.
"明太祖认为,梁武帝过度崇佛而造成国家灭亡的教训,要引以为鉴.
明太祖非常精明,他自己不信佛,而又大力提倡,让别人笃诚相信,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大明"国号的诞生,他本人以明作出世自居正是出自《大阿弥陀经》这部佛门经典.
他尊崇佛教,光大其影响,全都是因为佛教可辅助他治国.
[异点]道靠人去悟明佛教是讲究悟性,悟很深奥,也很难驾驭,不同的人悟性不同.
悟性不同则对人生、对生活的理解也就有差别.
在现实中,有好多东西是悟出来的.
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这个道理.
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心里却明白.
无须预约,无须通气,却可以心照不直,看来,有许多道理要靠人的悟性.
但人的悟性的培养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他要靠长期的细心观察与真真切切的对生活体会.
同时还要有头脑,有眼光,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否则.
是悟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的.
所以,既要悟明道理,又要创造条件,置身于客观环境宅中,二者不可偏废.
[胜点]尊儒重礼,传统治国中国自古乃礼仪宅邦,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让人们有了崇礼重德之风,朱元璋身为一朝人王帝主,自知儒家治国宅理.
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核心贯穿于其中,让天下尊崇礼教,大有仁义道德宅风.
使天下得以巩固,民心得以安宁.
[焦点]教诲子女,教育大臣《三字经》里有"苟不教,性乃迁"的话,也就是说对于子女若不进行适时教育,他就会偏离正常的人生轨道.
所以,要经常教育子女,要适时地对其指导,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走正道,少走弯路.
教育子女要讲求方法,讲究实质内容.
要实事求是,少用暴力,多讲道理;要有耐心,诲人不倦;要讲真话,不能欺骗孩子.
为人父母要有一份责任,做人上司更应有一种负重的感觉.
对于下属要时时提醒,对于一些偏激的行为该批评的批评,该警告的警告.
该处理的处理.
不怕得罪人,不怕暂时的白眼与不服,从大处着眼,从长期着眼,这样做是值得的.
117九反腐倡廉篇——惩治腐败的突破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君主,深知江山的来之不易.
贫官污吏祸国祸民.
"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从元朝覆灭中当作前车之鉴,要纯洁政治空气;从我做起,树立官员们的正确思想认识,着重进行爱民教育,大力宣传反腐倡廉.
1.
惩罚贪官决不手软在中国的历代君主中,朱元璋是对贪官污吏最痛恨之深刻的一位皇帝.
而清除贪官采用严刑峻法,决不手软.
在元朝后期,统治集团极端腐朽,贪官污吏横行霸道.
当时,许多官府衙门公开卖官鬻爵,各种职位都标有定价.
到地方做官的人都希望得到富庶的州县,称为"好地方";在中央做官的人都希望得到肥美的职位,称为"好窠窟".
所谓"好地方"、"好窠窟",是说这个地方或职位有油水可捞,可以大肆搜刮一番.
既然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玩乐、聚敛钱财,上任之后,官员们自然不会顾及百姓的死活,更不会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他们给自己定的职责只有三项:一是搜刮钱财,二是喝酒饮宴,三是玩弄女人.
在敛财方面,官员们真是费尽心机,花样百出,名目繁多.
据记载,下属拜见上司,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遇上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差事,要给"常例钱",送往迎来,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起诉应诉,要给"公事钱",实在找不到借口,则白要强索,这也有个名目,叫"撒花钱".
犯了皇法的人,只要家里有钱,把衙门上下打点好,再大的罪状也化为泡影.
当时的元朝虽设立御史台,并在各省、地区还设立肃政廉访司,负责"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但这些监察官们也同样腐败透顶,他们到各州县巡视时,都带着库子负责收纳银钞,就像做买卖一样,不但起不到廉政作用,反而给百姓造成更大痛苦.
老百姓编有顺口溜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
奉使去时,乌天黑地.
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奉使宣抚,问民疾苦.
来若雷霆,去若败鼓.
"朱元璋出身卑贱,生活在下层,十七岁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对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残,了解颇多,使他产生了满腔的愤懑和刻骨的仇恨.
在登上皇位后,他曾回忆说:"过去我在民间,见州县官吏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沉湎酒中,荒废公务,对民众的疾苦,漠然视之,我心里十分愤怒.
"这种感情,终其一生,都伴随着他.
他经常向官员们描述元末吏治的腐败,认为这是导致农民起义和元朝覆亡的原因.
他指出:"我过去在民间,见县官们由儒士担任的,大多迂腐无能,荒废政事;由吏胥担任的,则大多徇私舞弊,作奸弄法,残害百姓,无所不至,搞得政治一天比一天黑暗,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许多人便铤而走险,起来作乱.
"在中国历代封建官僚体制中,存在着官与吏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上下之间总是你欺我诈,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民不聊生的生活,尤其是吏,使百姓更加痛恨.
在元朝时期,各级政府的实权虽然都掌握在蒙古官员手里,可他们大多不通汉语,不谙118治道,各种政务只好都交给吏胥去办,吏胥因缘为奸,科敛无度,使老百姓苦不堪言.
朱元璋在民间时,就深受此辈之害,对他们的行径十分了解,因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厌恶感.
在朱元璋看来,吏作为官府中处理实际事务的人员.
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们行政系统就运转不起来,但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患通其他官吏祸害民众.
当然,朱元璋也并非认为吏天生就是坏人,他指出,吏本来也都是老百姓,"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
可见,在朱元璋眼里,官府中就是一个大染缸,本来品质不坏的百姓一当上吏,就像掉进了染缸,不可能再保持原来的清白了.
在朱元璋心里,"吏"这个词成了"害民"的同义语,所以他只要听说哪个官员能严于治吏,就很高兴,常予以嘉奖.
朱元璋体贴劳动人民的辛苦,对百姓苛捐杂税,尽量降到最低的概率,同时,对于衙门官吏,也压缩到一定的数额,该分流、就分流,毫无可惜.
据洪武十三年(1380年)统计,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只有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也仅有五六千人,每个县平均不过五六个人.
为了节省钱粮,官吏的俸禄标准,与历代相比,也是比较低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论证说,"明代官俸最薄".
朱元璋知道,官员们如果家中没有赀财,靠俸禄过活,可以维持中等富裕家庭的生活水准,但要过奢华的生活,不贪污纳贿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常常告诫官员们要勤俭持家,"量人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他曾对大臣说:"节俭这两个字,不但治理天下要遵守,管理家庭也要遵守.
你们的俸禄有限,如果不量人为出,费用过度,到哪里去找钱财侵吞公款,剥削百姓,都是因为不知节俭.
"朱元璋爱民如子,对于那种刁难、欺压百姓的官吏一向非常痛恨.
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到三山门视察城建工程,见一个服役的农夫在护城河的冰水中边淌边摸,就派人去问这个农夫打捞什么东西,有人回奉说:"督工把这个人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
"农家出身的朱元璋自然了解一件农具在一个贫穷农民心中的重要性,立即命令身边的壮士下水代为打捞,并另赏了一件锄头给农夫.
他下令把督工打了一顿板子,训斥说:"农夫服役一个多月,手脚都皴裂了,已够辛苦的了,你怎么忍心再害他!
这要是你的父亲兄长,你能这么对待吗"接着,他又对随行的丞相汪广洋说:"现在正是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衣服,还觉得寒气逼人,这些服役的农夫贫困少衣,当然会是苦不堪言.
"于是,他就传令服役的农夫们都停役回家.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朱元璋非常同情贫民百姓,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所以说:他惩罚贪官绝不手软.
2.
勤政爱民,重在教育朱元璋高瞻远瞩从元朝覆灭中吸取教训,并从中深刻地认识到,贪官污吏是祸国祸民.
他内心疾恨,"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他暗暗地下决心把元朝当作前车之鉴,彻底清除官的宿弊,建立起一个公正廉洁、勤政爱民的政治气氛.
朱元璋认为:要纯洁政治空气,必须首先要树立官员们的正确思想认识,着重进行爱民教育.
在朱元璋看来,节俭是廉政之本,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则,试图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龙风十二年(1366年),朱元璋为登基称帝作准备,筹划营建宫室,有关部门送上设计图样,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之外,即予抹去.
他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宫室建造得坚固就可以了,何必过分雕饰尧的时候,住房茅草为顶,黄土成阶,可以说简陋至极,但千古之上,人们称颂盛德之君,必以尧为首.
后世竞相追求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贪欲之心一旦生起,便不可遏止,最终必然引致祸乱.
上面的人崇尚节俭,则下面的人就不会奢靡.
我以为,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
"119建国之后,他常把这类话挂在嘴边,既是为了提醒自己,更是为了教育别人.
他曾对侍臣说:"自古帝王的兴起,都是由于勤俭,而他们的败亡,则是由于奢侈.
前代的得失,正好成为今天的借鉴.
后世昏庸的君主,纵欲无度,不知警戒,终于走向灭亡,令人感慨不已.
大抵处心清静,则无欲,能做到无欲,自然就不会骄奢淫逸.
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败亡也就要接踵而至了.
联一想到这点,心中就充满警惕戒惧.
所以朕必须躬行节俭,给天下树立一个榜样.
"朱元璋在惩治腐败方面则以身作则,善于从现实情况出发,抓住典型中的正反事例,以"惩奢褒俭"为中心,向官员们灌输节约光荣、奢华可耻的思想意识.
据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河南蒿县一个姓刘的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非常高兴,说道:"官员们往往为了锦衣玉食,侵害百姓,这个典史如此贫寒,为官能不清廉吗"中书省官员忙将刘典史的廉谨事迹奏上,朱元璋命赐给刘典史一些布帛,以资鼓励.
这年十月的一天,退朝时,朱元璋见两个宦官穿着干靴子在雨中行走,召到面前斥责说:"靴子虽不是值钱的东西,也可是老百姓的血汗.
你们为什么不爱惜,竟如此暴殄天物!
"当即下令打了两个宦官一顿板子,又对侍臣说:"我听说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穿花靴者,斥责说:'你用完好的皮子做靴子,岂不是浪费物料,肖耗人力.
'元世祖说得很好.
人如果经历过艰难,则自然知道节俭,如果惯常所见的都是富贵,没有不流于奢靡的.
"朱元璋虽学识浅疏,但考虑每一件事,每道出一句话,却值千金.
使官员们服服贴贴,官吏的腐败风气倾向易于好转.
3.
讲求实效,言传身教朱元璋认为,有的官员们因出身不同,高高在上,不知百姓的辛苦,更不知稼穑之艰难.
不关心百姓的疾苦.
为了惩治腐败倾向,除了重在教育在口头宣传外,还要讲求实效,因此,朱元璋实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唤起官员们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怜悯之心.
使天下图治置于安稳.
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朱元璋从郊外回城,见到几个老农正在挥汗耘田,立即下马步行,边走边对大臣们说:"朕好久没有在田间干活了,见到农夫冒着酷暑耕耘,心里很怜悯他们,不自觉地就下马步行.
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各种费用,都要由他们供给.
他们如此辛勤,不知地方官们是否懂得怜悯他们大家都是人,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的艰难,古人常以此为戒.
穿衣服时要想到织女的勤劳,吃粮食时要想到耕夫的辛苦.
朕想到这些,恻隐之心油然而生.
"他还曾教导臣下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最辛苦.
他们终年勤奋地劳作,很少休息,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可得温饱,而不幸遇上水旱灾害,年成不好,全家人就会挨饿受冻.
朕一食一衣,都会想到农夫农妇种地织布的劳苦.
你们这些做官的人,住的是广厦,乘的是肥马,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美食,必须时刻不忘农民的辛劳!
"朱元璋时常挂念百姓的生活,每逢听到天灾地祸信息,心里总放不下,他曾经说过:"朕是天下的主人,听到一夫受饥,吃饭便无滋味,听到一民受寒,睡觉便不安稳.
"他希望各级官员也能像他一样把百姓疾苦挂在心上,曾命令地方官员访查贫苦无依的百姓,按月发给衣食,没有地方居住的给予房屋.
他训谕官员们说:"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应当考虑如何安养他们.
过去我在民间,亲眼见过他们的痛苦,鳏寡孤独、饥寒交迫的人们,常对生活失去希望,恨不得立刻死了.
我在兵荒马乱中看到这种现象,心里感到很悲伤,所以才亲统师旅,誓清四海,想让天下像我自己家一样安定下来.
现在我治理天下已经十几年了,如果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不但不符合我当初立下的誓愿,也没有尽到上天赋予我的职责.
你们都要体察我的心意,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流离失所.
"120朱元璋从行为上教育官员外,考虑到各个官吏的接受能力大体不一样,为作为教育官吏的思想上的误差,还编写书籍作为教育教材,发到每位官吏手上,常常翻阅,加深记忆.
在洪武八年(1375年)编写的《资治通训》和洪武十六年(1383年)编写的《精诚录》中,都有教育官员忠君爱民的专门篇章.
洪武十九年(1386年)编写的《志戒录》,则是采辑汉、唐、宋时代发生的一百多个为臣悖逆不忠的事例,让臣下知所鉴戒,书成后赐给群臣以及各级学校—的教官、学生们讲诵.
朱元璋还曾编写《彰善榜》,表列公勤清廉官员的事迹.
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九年(1386年)颁布的《大诰》三编,也以教育官吏为首要目的,其中官吏贪赃枉法、科敛害民的案例,占全书一半以上.
在《御制大诰序》中,朱元璋阐述编写此书的缘由说:"由于元朝统治中国达九十三年之久,中国固有的传统美德泯灭了,道德沦丧了.
官吏们在办事的时候,私念超过公心,以致过失比海深,罪孽比山重.
被斩首示众者的尸体还没有移开,新犯死刑的人又来了.
现在把害民事例昭示天下各级政府,敢有不务公而务私、贪赃枉法、酷虐害民者,必彻底清查,严加治罪.
"可见,朱元璋颁布《大诰》,含有"以刑止刑"的意思,是想通过对惨厉刑罚的宣示,让官吏们产生畏惧之心,从而自我约束,不敢含虐害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为了教育官员清廉爱民,还专门编写了'本《醒贪简要录》,颁发给各级官员,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辛劳.
一到春天,农民听到鸡鸣就得起床,驱牛扶犁,翻耕土地,等到播下种,长出苗,又要耘耨.
夏天烈日当空,农民被烤得身体憔悴.
到了秋收时节,收获的粮食除了交纳租税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若再遇上旱、涝、蝗灾,则全家惶惶,不知靠什么生活下去.
现在当官的人不体念百姓的艰难,刻剥虐害他们,真是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
"《醒贪简要录》的内容,主要是详细载明各级官员的禄米数额,并将米数折算成谷数,再算出每亩田地出产的谷数和投人人力的多少,目的是唤起食禄者的良心,使他们能自觉地体恤百姓.
对于公勤不贪的官吏,朱元璋往往给予奖赏,或破格提拔,用以激劝、教育官僚队伍.
国子监生陶重仲被任为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很受朱元璋赏识,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
他到任以后,诛杀赃吏数十人,兴办学校,抚恤军民,政绩卓著,朱元璋特下诏褒扬.
浙江宁波知府李仲文派小吏到慈溪县办事,小吏倚势扰害百姓,县丞秦仲彰将小吏捉拿,送到京城治罪.
朱元璋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擢升秦仲彰为宁波知府,而把原知府李仲文贬为慈溪县丞,这一升一贬,给官员们刺激很大.
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带着书吏高原去巡察孟津、宜阳,当地官吏送来贿赂,王平将行贿者抓起来,交上司治罪.
朱元璋得知后,下令赐给王平文绮、袭衣以及钞一百锭,赐给高原钞五十锭,以示褒奖.
后王平任满入朝,朱元璋提升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这类褒奖超升事例,洪武年间有多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吏起到了激励鼓舞作用.
朱元璋煞费苦心对官吏们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明史·循吏传》记载的一百二十名循吏,在历史中留下的功勋,大部分都是属于洪武时期的,这说明了朱元璋教化所导致产生的硕果.
4.
发动百姓,整顿害民官吏在中国历代的王朝中都曾经提出过许多整顿官吏的建议,却鲜有实效,这与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大有相关联.
中国的传统是一个封建特权的社会,不管是那一个阶层的人能进入官僚系统,就取得一种特等社会身份.
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结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朱元璋崛起于社会最下层,从个人的自身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内部监控腐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是无法去澄清官吏的腐败窝藏问题,因而想尽千方百计,只有借助民的力量,即是发动百姓,对地方官吏121的监督.
才遏制腐败现象.
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遵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
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治、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
"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朱元璋号召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
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们的诬陷排挤,一时不能明其公心,又因远在数千里外,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的耆宿老人们赴京面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
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乡间年高有德的人们,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师面奏,朕一定根据耆老们的奏状,褒奖好官,罢免坏官,情节严重者治罪.
呜呼!
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话,切实举行此事,天下就会太平了.
民间如果不主动揭露奸顽,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时知道,所以嘱托民众帮助我做这件事.
如果城市乡村中有包揽诉讼、把持官府,或挑拨煽动官吏害民者,允许四邻及当地人民赴京,据实面奏,朕将加以清除,安定百姓.
呜呼!
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坐视纵容奸恶官吏人等害民.
特此嘱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尽管统治者们常把"民为国本"地挂在嘴上,但从现实情况看来只有以官治民的高招,而没有以民制官号召.
可是在明代朱元璋竟别出心裁,开创史天前列的新纪元,让老百姓监察官吏,品评官吏,并把老百姓的意见作为黜陟奖惩官吏的直接依据,在中国历代的政治史上确实是一件破天规的事,也可以说,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真正地落到实处.
群众是遏制社会腐败最得力的工具.
既然"人皆贪官",以官治吏收效不大,朱元璋便想以民制吏.
他在《大诰》中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吏,则不必经过这种程序,老百姓可以径直捉拿、绑缚害民吏胥,送到京师治罪.
在《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和赋闲的吏胥,以及城市乡村中老奸巨滑的顽民,有专门包揽词讼、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祸害百姓者,允许城市乡村中贤良正直、愿意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议,将害民者绑缚起来,送到京师,以安良民.
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枭令.
途中经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
"所谓枭令,就是用铁钩钩住人的背,悬挂起来,属于法定刑罚之外的酷刑.
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又写上一条"民拿害民该吏",进一步阐明了让百姓捉拿害民吏胥的意义,并加重了对邀截阻挡者的惩罚.
诰文说:"以前任用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上任后,勾结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豁多良民多矣.
像这类无籍之徒,贪心无厌,作恶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
此诰发布后,你们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壮年豪杰,务必帮助朕,给良民创造一个安定环境.
如果想依靠官员们替百姓辩别曲直,朕即位十九年来,还未见到一个这样的官员.
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办理诉讼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邻,到衙门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师来;若有采买物品不按价付钱的,就把礼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赋役不均、差贫卖富的,把户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举保人才扰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来;若勾补逃军时有卖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顶替的,邻里对证明白,就帮助被害人家将兵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工程科敛、卖放应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来.
如果百姓遵从朕的命令,切实举行,不出一年,贪官污吏就都变成贤人了.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良民都能辩别是非,奸邪官吏难以横行,这样官吏们就会都被逼得变成好人了.
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诛灭他全家.
"122从这道诰文中,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发动百姓捉拿害民吏胥,是澄清吏治最有效的方法.
为了保证这项措施的顺利进行,他竟动用族诛酷刑,而按法律规定,这种刑罚只有在对付谋反、谋叛等罪大恶极的犯罪时才能使用.
而朱元璋并不这样,敢于向传统法律挑战,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高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外,绝大多数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
后来,朱元璋制定"合编充军"条例,专门列有"积年害民官吏"一款,为将捉拿的害民吏胥发配充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百姓的严密监督下,官吏们确实大为收敛,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5.
惩治腐败,层层深人朱元璋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为了做到官吏队伍的政治空气清洁,他苦下匠心,把遗留的腐败分子不管社会背景有多大,地位多高,决不留情,一一清除.
据洪四年(1371年)甄录天下官吏,八年(1375年)兴起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连坐胡惟庸党,十八年(1385年)穷治郭桓案,十九年(1386年)逮捕积年害民官吏,二十三年(1390年)严惩妄言者.
每次集中清洗,都使大批官吏丧命,少者数千人,多者数万人.
其中以空印案、郭桓案规模最大,牵连被杀者共有数万人.
所谓"空印",就是在空白表册上加盖印章.
按照当时规定,各布政使司以及府、州、县,每年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经户部审核,各项数字完全相符,才准许结账.
如有不符,即使数额很小,户部也要驳回,需要重新填造表册.
布政使司和府、州、县距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在千里上下,回到原衙门重新造册盖印,近的来回要花费十天半月时间,远的则需在路途上奔波数月,十分不便.
为了减少麻烦,节省时间,及时结账,逐渐形成了一项惯例,就是各地计吏都带上盖好印章的空白表册,遇到户部驳回,便可就地重造.
这种空白表册上盖的是骑缝章,除了向户部报账外,无法移作别用,所以谁也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不料在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偶然了解到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大有跷蹊,龙颜大怒,下令将户部尚书和各地衙门的长官全部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杖一百,发配远方充军.
数千名官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刀下鬼.
朱元璋的做法拘于严厉,但当时的社会背景若果不采取这种措施,社会就不安宁,百姓就受遭殃.
因此采取这一厚黑决策并非是过失而是大得民心,大得人心.
也教育、镇压一批正在迷惘的犯罪分思想悔悟.
除了上述之外,使百姓憎恨的营私舞弊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
当时,御史余敏等举告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营私舞鳖,侵盗官粮.
朱元璋命令将有关人员逮捕,严加追查.
据朱元璋后来公布的材料说,经过审讯查明: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时,有一百九十万石米私自卖掉,没有上仓入库;又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贯;又串通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患通广惠库官张裕擅自支取钞六百万贯;除去盗取库中宝钞、金银以外,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鱼、盐等各项税收,共折米二千四百多万石.
于是,朱元璋下令将牵连人内的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斩首示众,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涉及到的各布政司官吏也均被诛杀.
此案株连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由于株连太广,闹得举国惊慌,许多人抱怨"朝廷罪人,玉石不分".
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怨,将郭桓等人的罪状公开宣示天下,又斥责原审法官吴庸等生奸害民,用磔刑残酷处死.
朱元璋身为明朝开国国君,以身作则,执法如山,不管皇亲国戚犯了法,都一视同仁面对法律的尊严,也毫不容情.
朱元璋在西北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即用内地的茶叶换取少123数民族的马匹.
这种贸易都是由官方进行,贩运私茶悬为厉禁.
可是,驸马都尉欧阳伦却不顾禁令,派家人周保去贩茶牟利.
周保等倚仗权势,所到之处,横行霸道,骚扰百姓,并强迫地方官府派车运茶,先后征用了五十辆车.
到达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肆意殴打小吏,小吏不堪忍受,向朝廷告发.
朱元璋勃然大怒,将欧阳伦和知情不报的布政司官全部处死,周保等悉被诛杀.
朱元璋还写了一道敕书,·派人送到河桥巡检司,褒奖那位告发的小吏.
欧阳伦的妻子安庆公主,马是马皇后亲生,很受朱元璋宠爱,可朱元璋为了维护法纪,整肃吏治,宁可让自己钟爱的女儿做寡妇,也不肯曲法赦免欧阳伦.
在"刑用重典"原则指导下,明初对贪官污吏的清洗打击,带有浓重的血腥气味,许多刑罚残酷异常,令人毛骨悚然.
可是,这种严酷政策确实带来了吏治的改观.
《明史·循吏传》对明初吏治状况给予极高评价,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
"也许,正像朱元璋所说,仁政"推之于君子则可,小人则不可",在贪官横行的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
6.
爵赏酬功,通盘察看朱元璋在颁发给诸将的文告中,曾宣布自己对待功臣的政策是"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
"建国之前,朱元璋论功行赏,曾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直筹备在适当时机举行规模盛大的封爵大典,由于军事征讨不断,直到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封爵典礼才正式举行.
朱元璋首先训话,说:"朕今日定封行赏,并非出于私意,而是仿效古代帝王的先例.
已筹备了二年,只是因为连年征讨,所以迁延到现在.
回想创业初期,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当时想建功立业的人,往往因为无法驾驭部下,都不能成功.
朕本无意争夺天下,今日成此大业,这都是天地神明的眷佑,而非人力所致.
不过自从起兵以来,诸将随朕披坚执锐,征讨四方,战胜攻取,这些功劳怎能忘记呢现在天下既定,理当酬以爵赏.
将要正式宣布的爵赏次第,都是联亲自确定的,至公而无私.
若存在爵不称德、赏不酬劳的情况,卿等就当廷言明,不要在背后议论.
"诸将都顿首悦服,于是颁爵行赏.
当时封公者六人: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已故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
汤和等28人被封为侯.
朱元璋还授予公、侯们铁券,上面用金字嵌刻着功臣的功劳,底面刻有功臣自身及子孙免死次数.
朱元璋对功臣的治理比较严.
时常加以防范一旦有了权势,就难以保持人民淳朴的本色,不免骄奢淫逸,专恣暴横.
对此问题一直保持清醒认识.
据龙凤十年(1364年)四月,朱元璋听说功臣家的奴仆多有横肆不法者,就召徐达、常遇春等人,诫谕说:"你们跟随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非朝夕所致.
听说你们的家仆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者,不可不治.
我希望与你们同心同德,共成大业,保全始终,这类现象,不宜出现.
所以我才要告诫你们,家仆有横肆不法的,赶快除去.
这就像是治病,一定要除根,如隐忍姑息,终将害及己身.
"此后,朱元璋经常教育武臣们要奉公守法.
就是在封爵大典上,朱元璋也不忘褒善惩恶,他高度赞扬了李善长、徐达、李文忠、邓愈等人的功绩,同时批评说:汤和嗜酒杀人,不遵法度;赵庸私占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指使儒生窥伺上意,以邀封爵;郭子兴不奉将令,不守纪律.
汤和等四人按照功劳本应封为公爵,但因上述过失,只封为侯爵.
封爵大典仅过一个月,屡立战功而又屡次杀人的右丞薛显再次无故杀人,朱元璋遂借机对武臣们进行"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的教育.
他宣布,薛显立有赫赫战功,可又数次滥杀无辜.
如果依律处以极刑,有人会说天下刚定就杀将帅;如果宽宥薛显,则被杀者又有何辜124经过考虑,决定仍论功封薛显为永成侯,然后论罪将他谪居海南,并把他的俸禄分为三份,两份用来赡养被杀者家属,一份用来资养薛显的老母妻子.
朱元璋不怕麻烦,对功臣的教育,一丝不苟,但功臣们多不自爱,惹起朱元璋气愤.
洪武四年(1372年)十一月的一天,朱元璋驾御武楼,指挥使郭英等随侍在侧,朱元璋问:"朕常思考如何保有天下,你们考虑过如何保有身家吗"郭英说:"臣虽然很愚钝,倒也常常想到这个问题.
"朱元璋厉声说:"朕命士兵前往临濠修建宫殿,你们却私自役使,修造自家府第,这难道就是你们保有身家之道吗"郭英等人一听,无不惊愕骇惧,急忙顿首请罪.
朱元璋说:"朕不忍治你们的罪,你们应当在内心进行自我反省.
朕总是考虑如何保全你们,你们自己却不考虑如何保身,这真是太愚蠢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朕皇考曾经说过:做人要安守本分,积累财富.
如置买田地,每年都可以收获粮食,其利无穷.
如果不顾礼法去追求发财,就像贪官污吏,获利虽然丰厚,却有丧失性命的危险.
'现在你们的俸禄正像田地一样,每年都可得利,永无休止.
不像贪污纳贿得来的钱财,用之有尽,就如一洼污浊的积水,早晨还是满满的,到晚上就干涸了.
你们都是对国家有功的人,朕已给你们爵禄作为酬劳,能够保守不失,子子孙孙都有保障.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久,朱元璋听说功臣之家的佃仆多倚势犯法,凌暴乡里,而功臣们不加禁戢,便召集功臣,训谕说:"古人不亏小节,所以能成就大功,不遗细行,所以能成全大德,因而能够终身享有富贵,令名流传后世.
现在你们功成名就,正应小心谨慎,保全晚节.
你们的佃仆,倚仗你们的权势,常常为害乡里,你们为什么不严加禁约那些人都是小人,不严加约束,必然日益放纵,终将损害你们的品德.
"到洪武五年(1373年)六月,朱元璋见虽经再三劝谕,功臣仍多有违法乱纪之举,又命工部制作铁榜,用以申诫公侯,规定:各级官军,不得私自接受公侯的金银财物;公侯等人非奉经特旨批准,不得私役官军;公侯之家,不得强占官民的山场、湖泊、茶园、芦荡以及金银铜场和铁冶;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在公侯门前侍立听候;功臣之家管理庄田的人员,不得在乡欺压欧打百姓;功臣之家的佃户、奴仆等人不得倚势欺凌百姓,侵夺田产、财物;公侯之家,除钦赐的仪仗户和佃户外,不得私自接受投托人户,隐蔽差徭;公侯之家,不得倚仗权势,欺压良善,侵夺他人的田地、房屋、牲畜;功臣之家,不得接受他人投献的田土物业.
在铁榜中,朱元璋还对违反各项禁令者规定了处罚办法,其中倚势凌人、侵夺田产和财物、接受投托隐蔽差徭者,都处以斩刑.
铁榜的颁布,这说明了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由宽容转向严厉的一个信号.
但功臣们仍不明智、抱着侥幸的心理,自恃劳苦功高,对朱元璋的警告置若罔闻,侵渔百姓、私役军士、府第逾制、荒淫无度一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弄得朱元璋的面色越表越难看,便使出特有色彩的新招.
7.
惩治腐败,严刑峻法不管在那个时代,那个皇帝在治官吏方面,仅仅用思想教育是永远不够.
腐败的现象难以遏制.
朱元璋对这一点是比较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元朝吏治如此腐败,与法律的宽纵松驰是分不开的,为了纠治业已根深蒂固的官吏贪暴之风,必须"刑用重典",推行严刑峻法.
建国前夕,他多次与刘基讨论治道,在赐给刘基的一封手书中,他坚定地指出:"朕收平天下,非猛不可!
"即位之初,他又召见群臣,宣布自己要实行"严法禁"的政策:"只要发现贪125污纳贿、蠹害百姓的官吏,定严加治罪,绝不宽恕,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处身廉洁、奉公守法,就像人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从容自适;如果贪污纳贿,触犯法律,财像走在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就是勉强走过来,也要体无完肤了!
"尽管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态度,但官场的风气却并不是像他想象那么自然改现.
腐败气氛依然存在,只好以法外施刑的办法来治理.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一个手诏中指出:"近来习俗没有变化,贪墨官吏如蝼蚁蝇蚋,不知悔改.
"他宣布:"自今犯赃罪者,严惩不贷.
"后来,他又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犯了公务性错误,还可以原谅,"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断有贪墨官吏被揭露出来,这使朱元璋越来越失去耐心.
他觉得,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开始法外施刑,不断加强惩罚力度.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下令,凡是犯有赃罪的官吏,一律贬到风阳开荒屯田,到第二年,在风阳屯种的官吏就达到近万人.
由于被逮治的官员很多,到处出现缺官现象,吏部只好不停地选补.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曾对一批即将赴任的官员说:"近来各处官府奏称缺官,朝廷按时选补,可选补未久,又奏称缺官,为何犯罪罢黜者如此之多如果收起作奸之心,改而向善,那该多好.
国家的俸禄,就像泉水一样,汲取不尽,可惜那些人都不想守法以自保,欺人欺天,追求赃利,就是积钱满屋,一旦事发,都不是自己的了.
你们要以那些人为借鉴,努力为善,这样就可以永保禄位了!
"在这样严密的法禁下,竟然还有不少官吏心存侥幸,作奸犯科.
说起来,官吏们基本上都是读圣贤书出身.
对于志存高远的人来说,读书做官是为了经世致用,施展才学抱负.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做官,而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吃喝玩乐.
既然抱着这样的目的做官,他们岂能甘于清贫,明知法网严密,亦难自我约束,真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致朱元璋哀叹说:"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朱元璋性格本就褊急,贪墨之风屡禁不绝,使他心浮气躁,越来越不耐烦,于是法外施刑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据说,他曾下令,所有案犯,不论贪赃数目多少,一律处死.
朱元璋还几乎把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酷刑都搬用过来,并自创了一些酷刑,用以惩治贪官.
有人记载说,朱元璋使用的酷刑,有凌迟,即把人绑在柱子上,千刀万剐;有洗刷,即把人脱光衣服,放到铁床上,用开水浇,有铁刷,即用铁帚扫去人的皮肉;有枭令,即用铁钩钩住人的后背,挂在架子上;有游锡蛇,即把熔化的锡水从人的嘴里灌下去;有称竿,即把人绑在竿稍上;有抽肠,即把人挂在架子上,用铁钩从肛门把肠子钩出来;有剥皮,即把人的皮完整剥下来,填上草,放在官府正堂的公座帝边.
这些刑罚,真是骇人听闻.
在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就有使用族诛、凌迟、挑筋、刖足、剁指、断手、挑膝盖、斩趾、黥刺、阉割、荆、劓等酷刑的记录.
[异点]法外施刑封建社会,监狱、法庭、军队是国家的统治机器,一个新生的王朝,如果没有一整套严明的法律制度,恐怕很难维持.
朱元璋在这方面做的很有特点,他深知江山来之不易,暴吏酷刑最终可能会民怨顿起,故而,他一方面制定了严厉的刑法.
一方面,力求从宽处罚,能给人一个悔过的机会.
在今天看采,这应该是很进步的体现了,从思想从根本上教人悔过的方针,使迷途之人悔悟,而不治其以死,达到了治病救人的效果.
[胜点]惩治腐败大得民心腐败,是社会毒瘤,历来为世人所痛恨,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腐败是乱政之源,朱元璋一世枭雄,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整肃吏治,惩治贪官.
决不手软.
他的这一举动深得人心,百姓拍手称快,既使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又巩固了政权,留得清名,可谓一箭双雕.
大家如此,小家亦然,一个团体、企业何尝不如此.
朱元璋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诠释.
126[焦点]饱暖思淫欲"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为人处世时刻要提醒自己,切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其最终结果可能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英名丧尽.
127十安居乐业篇——力戒骄奢的突破朱元璋出身贫寒,历经艰险,才建立明朝.
万事的本性,内容虽不同,但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一样.
他常敲警钟:"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千古佳话.
励精图治,安居乐业,要防微杜渐,力戒骄奢.
1.
勤政自勉,思虑民事明王朝的建立是朱元璋一生当中的又一新起点,朱元璋既有分享胜利的极度喜悦,又有如何守成治国的忧患意识.
作为普天之下的"家长",他与所有群臣的心态完全不同.
当群臣个个情不自禁,喜形于色之时,朱元璋将内心的喜悦深深地埋藏起来,而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苦思冥想.
他称帝后面临的难题远比与群雄和元朝进行军事斗争更为复杂和艰难.
所以,在登基之后,朱元璋经常焦虑不安,夜不安枕,食不甘味,他深深感到:"创业之时,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
"他戒谕群臣不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要像谨慎治家一样来治理国家.
他说:"处天下者应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应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应当以一家为忧.
以一人之身与天下国家相比,一人之身为小.
如果所行不谨,将会摔跟头,如果所养不谨,将会身染顽疾.
何况天下之重,岂可忘记警畏乎"履行皇帝的职责,在朱元璋看来,关键的因素就是皇帝要勤于政事.
他认为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主要在于君主委任权臣而不能亲自处理政务,致使权臣专权自恣,蒙蔽君主,作奸犯科.
同时,他认为张士诚之所以被消灭,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终年不理事,使委任的权臣得以欺上瞒下,葬送了张士诚的前程.
为了避免此类现象在他身上重演,朱元璋除患病外,经常坚持上朝办事.
每天披星戴月,天未亮便入朝,早朝结束后,再吃早点,稍事休息后,或阅奏章,或博览群书.
午后,再入朝理事,或批阅奏章,或与儒臣讲论经史.
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宫中.
晚上躺在床上,总要在脑海中重现一遍当日所行之事.
他自己也说:"朕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励自勉.
天未亮便临朝理政,傍晚时分才还宫.
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时而仰观天象,一旦发现星变,即刻忧心忡忡;时而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待天亮后下诏执行.
"睡觉时如此,吃饭时亦如此.
凡在吃饭时想起某件事,朱元璋便立即放下筷子,迅速将其笔录下来,并把所写的条子别在衣服上,有时候,在他的衣服上别有很多的字条,他诙谐地称之为"鹑衣.
根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朱元璋共批阅天下奏札达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达三千三百九十一件.
平均每天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余件,从中不难看出朱元璋勤政之一斑.
朱元璋想把自己的勤政精神推广到所有群臣当中去.
他曾派专人在京城城门的谯楼上于五更之时吹起画角,并高声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营造这样的氛围到底有多大作用,可能连朱元璋本人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要让群臣像朱元璋那样勤谨是不可能的.
君臣地位的巨大差异和责任的明显不同,难以形成像战争时期那种因共同面临生命风险而同心同德、荣辱与共的局面.
朱元璋尽管试图再现这种君臣和谐的情境,但客观存在的主人与臣仆的心理差128异,使他永远不会实现这一梦想.
对于子孙的培养,是朱元璋关注的又一焦点.
作为创业之君,朱元璋经受的人生磨炼是他能够掌握政权并能创制立法的最大资本.
所以,他深深感受到艰难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成功是非常有益的.
虽然他的成功使其子孙免受他那种不堪回首的凄惨人生,但深居宫中,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同样使朱元璋倍感不安.
具有强烈小农意识的朱元璋不可能在皇位继承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确保继承人有足够的能力来行使皇权,而是依旧沿袭嫡长子继承法则.
为了弥补这一法则的不足,朱元璋试图让其子孙从事一些有限的磨练,使他们认识到好逸恶劳者没有出息的道理.
他曾对皇太子及诸子说:"从前有道明君都勤于政事,关心百姓,所以能够保全天下.
但到了子孙手中,便废弃祖宗之德,一味地追逐声色犬马的骄奢生活,使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天弃于上,民离于下,家破国亡.
你们作为我的子孙,应当效法于古代的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
以前代荒君淫主为鉴,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如此,则可以永享富贵.
"他经常对皇太子言传身教,以培养他将来为政理事的能力.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令各衙门:今后有常事启奏皇太子,重事再通报自己,到了洪武十年,朱元璋又下令:今后凡大小政事都应先启奏皇太子处理,然后再向自己通报.
朱元璋为了使皇太子将来有所作为,而不被臣子所挟持,可谓绞尽脑汁.
但就像群臣不能以朱元璋之心为心一样,其子朱标亦不可能像其父朱元璋那样勤政一生.
朱元璋要将自己的统治法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其子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为了奠定明王朝的统治基石,朱元璋勤政的更深含意便是收揽一切大权.
而要行使绝对的独裁权力,就必须要求朱元璋勤于政事.
否则,权臣弄柄,朱氏的天下非易人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饱经风霜的老农要死守住那块供给衣食的土地,就必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得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不止.
作为天子治国,道理也是这样的,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他们设计美好的未来.
2.
甘心节俭,造福子孙朱元璋在勤政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节俭.
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互为因果.
作为富有天下的皇帝,只有处富不奢,才能勤于政事,不忘自己的本职;也只有勤于政事,才能认识到骄奢之害.
朱元璋虽然早年家境困顿,经常遭受饥饿的威胁,但他一生拥有财富,并未被财富所腐蚀,而是保持节俭的品德,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
朱元璋并不是不爱财富,而是能够善于支配财富,不为财富所累.
他为了使自己处富而不淫,特地把唐朝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抄写在屏风上,暇闲时则吟唱自省:"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因为南京曾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而这六朝皆是偏安短命的王朝.
所以,朱元璋对六朝天子沉溺歌舞风流,追逐腐化奢侈而导致亡国的教训非常重视.
他把六朝天子作为一面镜子,决心不步他们的后尘,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朱元璋尽可能地从自己节俭做起,并引导天下特别是百官的消费趋向.
他在处理政事之余,不亲近女妓歌舞,不饮酒作乐.
每日饮食,多为粗茶淡饭,日用器物也尽量从简.
据说,他的睡床,除了金龙装饰之外,与百姓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饰等物,依照惯例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
负责制造的官员大为不129解,认为用不了多少金子就可以完成的,对此,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难道吝啬这点黄金只是考虑到提倡俭约.
朕若不能身先示范,就难以约束百官.
况且奢侈都是由小到大的.
"早在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准备营造宫室,管工程的人打好图样给他看,他一拿过来,立刻将雕琢考察的部分去掉.
之后,又对中书省臣说,宫室只要坚固就可以了,何必过于精心雕琢呢历尽千辛,创大明基业,对于朱元璋来说,是来之不易的.
而守成之业,更是难上加难.
朱元璋出生农民家庭,参加义军之前亲身体会到生活在最低层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的艰辛,因而生活节俭,从不奢侈,对自己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3.
提倡俭朴,力戒奢侈执政二十四年(1364年),平定陈友谅,朱元璋称吴王.
这时,江西行省把陈友谅的一个镂金床送到应天.
朱元璋看罢,对左右官员们说:"你们知道五代十国时候后蜀孟昶有一个镶满宝石的尿壶吧,这镂金床与宝石尿壶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床尚且如此,其它可想而知.
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哪能不亡.
"当即将它毁了.
侍臣们就此各有一番议论.
其中一位应声说道:"未富而骄,未贵而侈.
这就是败亡的原因.
"朱元璋对这话颇不以为然.
说道:"既富就可以骄吗既贵就可以奢吗有骄侈之心,虽富贵,也难得保住.
处在富贵地位,就是抑制奢侈,注意节约,戒慎嗜欲,还恐怕不能服众心,慰民望,何况穷天下财富技巧以满足个人欲望呢他的败亡是很自然的.
这倒是给我们敲敲警钟.
前车的覆辙不可重蹈啊!
"就朱元璋一生来看,这段话倒是谨慎遵守了的.
朱元璋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节俭皇帝.
洪武元年,开国伊始,全国许多地方遭受旱灾.
第二年春末,旱情仍在发展.
这使朱元璋想起至正四年前后,家乡连年大旱,瘟疫流行的可怕情景.
一元更始,百废待兴,这可不是好兆头.
朱元璋祭告父母之灵,请他们保佑,求他们在上天面前说情.
祭文说:儿虽然有过错,但当年二老父母吃草根粗米的艰难并不敢忘记.
今天,儿臣愿意率领妻妾在半月内吃草根野菜粗饭,与百姓共甘苦,以反省上天的谴责,并为百姓祈福.
朱元璋生于阴历九月十八,这一天被称作万寿节,照常理,百官要在正殿举行朝贺的礼仪.
朱元璋却一直不同意.
他说:每到这一天,总想起父母的艰辛,心情十分痛苦,是断然无法接受庆贺之礼的.
后经百官多次请求,一直拖到洪武十三年才允许朝贺.
正是这艰难的经历,使朱元璋对"成由节俭败由奢"和"节俭则昌,淫逸则亡"这样的古训有着切身的体会.
朱元璋把节俭看作一种美德,看作一种治国之策,看作抚恤百姓、安定民生的重要措施.
他从宫廷内部作起.
他曾经说:"珠玉非宝,节俭是宝.
"他的宫室起居吃用都不太侈华.
打下集庆路一直到称吴王,他都住在元代南台御史衙门.
执政二十六年修建皇宫,他把那些雕琢奇丽的设计都去掉了.
宫殿不多施彩绘.
在宫妃的住处,墙壁和屏风上,画的都是耕织图.
在太子东宫画的是朱元璋的出身经历事迹图.
在处理国事的殿堂内,则书写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典谟格言.
宫廷内空闲之地不建亭台楼阁,而是用来种菜,自春及秋,油绿红黄,如处处园圃.
朱元璋在政事的空暇,也时常来到这里看小太监汲水灌园,捉虫除草,领略田野风光.
据说,朱元璋的饭桌上,每每多用蔬菜.
他的睡床,除去金龙装饰之外,也与百姓家的床榻无大区别.
祭天用的拜褥,褥心用的是一块红色棉布,车舆该用金银的,都改用铜.
南京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
都是短命王朝,朱元璋尤其注意它们的亡国教训.
唐朝人李山甫写的一首《上元怀古》诗引起他很大兴趣,诗曰:"南朝天子爱风流,130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这是说六朝天子奢侈腐化,歌舞风流,导致了国家的忽起忽灭.
朱元璋觉得很有警省的意义,就让人书写在住处的屏风上,供自己朝夕观览.
朱元璋知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所谓"楚王爱细腰,宫人多饿死",所以对地方名优特产的贡奉常予申斥与抵制.
建国之初,湖广进竹席,朱元璋怕开了进奉之风,下令退回.
后来金华供香来,朱元璋觉得好吃,但怕因此会扰民,也制止了;便在皇家苑林中辟地种了几十亩,每当耕耘收获季节,朱元璋亲往观看,吃用起来觉得心里很踏实.
朱元璋不大喜欢饮酒,能喝一点葡萄酒,量也不大.
起初太原进贡一种葡萄酒,后来觉得够用,也下令不要再进了.
洪武六年(1373年),山西潞州进贡人参.
朱元璋说:"听说采到人参挺困难,这样做岂不劳民.
"并说:"国家的任务在养民,哪有以个人的口腹之欲去累民的道理.
"洪武七年(1374年),西番酋长以所造葡萄酒上供.
朱元璋命令退回去,并赏赐给绸缎衣物,让他们不要再供.
他对中书省官员说:"饮食衣服贵乎有常,常情之外的逐求会带来无穷祸害.
如西域葡萄酒,在元代供求的使者络绎于道路,使沿途百姓饱受痛苦,朕岂能再以此殃民.
"回商人进贡一种番香叫阿刺吉,华语称蔷薇露.
说是能够治疗心病,还可以调粉作妇女的化妆品.
朱元璋也予以拒绝.
说:"中国药物可以治心病的很多.
这种东西不过是修饰容颜,只能引诱人的奢靡之心.
"朱元璋一生谨言饬行.
他一般不近女乐歌舞,不看戏曲,更没有酣歌夜饮的习惯.
他一心扑在国事上.
在公事的闲暇之余,多是读读书,与文人学士谈论经史文学.
据说朱元璋喜欢下棋,宫中有一个姓潘的棋手经常与朱元璋对奕.
这位潘氏老婢高不足四尺,朱元璋呼之曰潘长.
每当棋下到中局,朱元璋便命姬妾们猜一猜谁能获胜.
如果朱元璋局势有利,众姬妾一时拍手说:"陛下必胜.
"倘是潘长占上风,则众人抿口不敢作声.
朱元璋赢了,常常把赏赐散给大家,要是潘长赢了,则众宫人把她按在地上来一个四周旋转鬼推磨,大家取乐.
朱元璋对他的嫔妃太监要求也很严格.
包表笺的包裹绣有金龙,朱元璋命宫人清洗出来,将金粉积少成多,铸成金块.
还命宫人将做衣服剩下的绸缎片缝成百衲被面.
一天,他回到后宫,见到地上散乱着一些零碎丝绸,便把嫔妃们全部召来,给他们算了一笔百姓养蚕丝织应役纳赋账目;然后下令,再有这样泼洒浪费的,严加惩处.
洪武三年十月的一天,大雨如注,遍地积水,朱元璋见两个小内监穿着新靴子在雨水中行走,便把他们召到面前,训斥道:"一双靴子虽然不值多少,却是出自百姓之力,要费好多功夫才能做成,尔等为何不爱惜,甘心如此糟践!
"遂命拖出去打板子,并对左右大臣说:"大抵人经历过艰苦,则自然节俭,如果整天生活在富贵中,则往往侈靡.
"同时下令:自今为始,百官上朝遇着雨雪,允许穿雨衣雨靴.
在约束宫廷方面,马皇后也能出榜样,与朱元璋互相勉励.
他在平时都穿浆洗过的衣服,有时色全褪了,衣服破了,都舍不得丢掉.
她命人将杂丝织绸做成被子赐给老弱孤独的人,剩下的丝织布头缝成衣服,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知道蚕桑的艰难.
打下元大都之后,大批珠宝运回南京.
马皇后说:"元朝有这么多宝物也难免于灭亡,是不是帝王家有更贵重的宝物啊!
"朱元璋笑道:"我知道你说的宝物,这就是治国贤才吧!
"马皇后拜谢道:"皇上说得是.
妾与皇上起于贫贱,至有今天.
常怕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
愿皇上珍重.
愿皇上得天下贤才共同治理.
"又说:"奢侈必致扰民.
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
"朱元璋连连称叹.
马皇后的贤德,给了朱元璋勤俭治家的很大帮助和鼓励.
朱元璋认为,他的儿孙们在接受这份产业之后,所缺少的正是那种痛苦经验的事实,他们很可能处于富贵而生骄奢之心,导致倾家荡产.
因而他除了自身做出榜样,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几个孩子自幼进行各种磨练、训练和教育.
吴元年(1367年)十月,张士城平定,登基大典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朱元璋派十三岁的大儿子朱标和十二岁的二儿子朱校到老家濠州131扫墓,一来让两个人告慰于祖先之灵,二来也是让他们了解沿途风土民情和家乡的艰难情况.
临行,朱元璋告诉他们:"你们兄弟自幼生长于富贵,不知人生艰难,百姓疾苦,很容易产生骄惰.
今后,你们要承担很重的责任,不可不谨慎.
"要求他们一路不要光骑马,要有一段时间步行,体会一下跋涉的艰苦.
一个月之后,元璋又带着大儿子朱标到南郊去,让人带领着这位预备皇帝深入到农家茅草小屋,看他们住的如何,吃的什么,用的什么.
参观完毕,朱元璋循循教导道:"你现在应该了解农家的劳苦了吧!
农民起早贪黑,不得休息,所住的不过是茅草屋,穿的不过是布衣粗裙,所吃的不过是菜粥粗米饭.
而国家的经费都要靠他们供给.
所以我想让你明白:一居一处,吃穿用度,一定要想到农民的辛苦.
取之要有章法,用之要注意节省,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才算尽到做君主的责任.
如果横征暴敛,则民不胜其苦,你又于心何忍呢.
"洪武元年十二月的一天,紫禁城里面的蔬菜已经收割完毕,眼前呈现一片空阔,朱标和他的兄弟在这里玩耍.
朱元璋退朝回来,见到这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天的疲劳都消失了.
疼爱之极,他就想,帝王之家的孩子是否应该有更标志的玩乐场所呢但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孩子们围拢过来请安的时候,朱元璋对他们说:"我现在让内使们种上蔬菜,是因为不忍伤民财,劳民力.
你们知道,那个商纣王建了好多歌舞楼台,饮酒作乐,不怜恤百姓,搞得人人怨愤,最后身死国亡.
那个汉文帝就不同了,他想做一个露台,让人一计算,要花一百两银子,啊,这就是十家人家一年的过活呀,就取消了这个主意,所以当时是民安国富.
你们看,一个奢侈,一个节俭,就引出一个亡国,一个富足,悬殊有多么大啊.
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孩子们齐声说道:"明白.
"朱元璋从心里感到高兴.
当朱元璋衣裳褴褛,持钵乞讨的时候,大概不会为那个乞食袋的得失过多操心.
月落乌啼之时,已在轻鼾熟睡之中.
经过十几年的生死拼博,挣得诺大一份产业,却使他坐卧不安.
黑甜一觉已是千金难买.
他必须精心看护,不让他出一点纰漏.
他要给子孙们定出章法,做出榜样,以便世代永守.
总之,他要事必躬亲,臻密思索,要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可以称得上是勤政的典范.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来,除非生病,总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
吃过早饭稍稍休息,或读书,或批阅奏章.
午后,再到殿内召见臣民,或披阅奏章,直到日暮才回后宫.
晚上,再把白天做过的事细细考虑,有不妥之处,及时改正,非到诸事妥贴,才能安稳入睡.
有时已经睡下了,想起一件事,便马上披衣而起,着手办理.
他有一个原则,今天当办的事决不拖到明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倘想起某件事,.
也放下筷子,把要处理的事笔录下来,常常是一顿饭做几次这样的停顿.
吃饭时候所写的字条,就别在衣服上.
他的衣服上常会别着很多字条.
他戏称之为"鹑衣"(破烂衣裳),待上朝时便一一发落.
在殿堂或后宫,他便将这类字条贴在墙壁上,办理过后,立即换掉,有时一天更换几次.
洪武十三年以前,虽然设有中书省协助皇帝,但朱元璋怕大权旁落,凡事都想过问.
洪武九年(1376年),因天降灾祸,诏求直言.
一份份奏折送到他的面前.
这天,朱元璋已经很累了,见到刑部主事茹太素一份上书足有一寸多厚,便让中书省郎中王敏读给他听.
足足读了两个多小时,还不知道他要做何建议,让人数一数,已有16300多字,便不由火从心中烧.
急命人把茹太素找来,打了一顿板子.
第二天深夜,他躺在床上,又想起茹太素的奏章,便命人重新读给他听.
到了16500字以后,才露出要说的五件事.
这五件事总共用了500多字.
这五件事的内容倒还不错,其中四件事是可以马上办理的.
朱元璋叹了一口气:"这些酸秀才,真像块臭豆腐,又香又臭.
"第二天早朝,他在朝臣面前承认了:"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但对这些繁文也实在是烦透了.
明令:"宫民有言事的,只允许说事实,不许繁文.
"即不许说套话、空话.
并亲自规定了建言格式.
自此,朱元璋的负担方减轻了些.
就是这样,每天所批阅的奏章也相当可观.
据洪武十年一个统计,从九月十四到二十一,8天之中,内外各衙门共上奏章1160封,涉及到3391件事.
每个奏章以1000字计算,也要有1660000132字,平均每天要批阅20多万字,处理423件事.
这么繁重的公务,要想不偷懒,又逐事妥贴,也只有加班加点了.
为了真正了解下情,朱元璋广泛召见社会各阶层的人物.
洪武三年以前,朝廷大小官员不分品级,都可以参加早朝,都可以上殿言事.
全国各地大小吏任期届满进京考核,憾粮长按时缴粮入仓,各乡村五十岁以上耆民(有文化的老头,即士绅)进京朝见,朱元璋无不逐一接见.
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在午门外(后移至长安右门外)设有登闻鼓,民间有冤抑重情许击鼓向皇帝直接申诉.
洪武十年,又许百姓密封奏事.
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朱元璋的工作负荷.
他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
未旦即临朝,晡时(申时下午5点)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
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落,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
"又说:"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戴星而朝,夜分而寝.
一事未善,寝亦不安.
""难道是好劳而恶安吗当然不是.
战争年代,饥不暇食、倦不暇寝自不必说.
四方平定之后,也不敢高枕无忧,自享安乐.
因为自古以来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
""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
"像俭与奢关系国家兴亡一样,勤与怠同样关联着他所创立的明王朝国运的长短.
这是决不可以稍有疏忽、稍有懈怠的,而应当是拚出性命来治理它,呵护它的.
4.
"严号令,以戢贪暴"军队是国家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重要手段,发挥着攘外安内的作用.
但如果管理的不好,导致军队中腐败现象丛生,官欺兵,兵害民,这不仅会使战斗力大为降低,还会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
在传统时代,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十分森严,士兵如同军官的奴仆,又缺乏制度性的监督机制,各级军官很容易走向腐败,他们自己肆意剥削、凌辱下属,也放任下属侵掠、骚扰百姓,弄得鸡犬不宁,人心痛恨.
元末的情况,就是如此.
军官们不以战事为务,只知贪图享受,沉湎酒色,有人形容说,元朝军官是"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
出征的部队,遇敌即败,对待百姓却凶恶无比,"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财货俱尽".
起兵反元的割据群雄们,军纪比元军也好不了多少,朱元璋曾追忆说:"过去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都纵令部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
对于这类事情,朱元璋看在眼中,恨在心上,所以当他自己成为军队首领后,便特别强调要"严号令以戢贪暴",坚持不懈地整顿军队纪律,所以朱元璋能不断壮大势力,最后成为开国之君.
建国之后,朱元璋并没因天下太平了,就放松对军队的管理.
与战争年代相比,他对军纪问题更加关心.
朱元璋认为,军官们"捐躯相从,百战以定天下",都是为朝廷流过血汗的人,他不愿他们轻易毁了前程,丢了性命,因而一有机会,就对军队们进行劝诫教育,要求他们勤俭节约,奉公守法,安享俸禄.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任命张温为陕西行都督府佥事,朱元璋诫谕说:"为将之道,有功而不炫耀,则功劳更显著,恃功而骄恣,则名声就会败坏.
古来仁智兼全的将帅,能够始终保持功名,万古不朽,而骄悍恣横的人,在事业成功后,容易变得放纵恣肆,以致败亡.
古语说:'高而不危,满而不溢.
又说:功盖天下,守之以谦.
你能以此为戒,就可以长保富贵了.
"不久,他又召见武臣,劝他们闲暇时多亲近儒生,让儒生讲解历代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矜,能保全功名者有哪些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有哪些人",以为鉴戒,择善而从.
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朱元璋听说京卫将士有在闲暇时酣饮费钱的,就把他们召来,教悔说:"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乃丧家之源.
近来听说你们沉溺于酒,不知多少钱才能买得一醉.
钱财有限,欲望无度,时间长了,怎能不穷追求奢华久了,就很难再过俭朴的生活,这不是保家之道.
自今以后你们要量人为出,裁省妄费.
宁可使钱财有富裕,不要使钱财不足.
"133与对待文官相比,朱元璋对待武臣确实要耐心得多,苦口婆心,反复教育.
但各级军队好像并未把他的教悔放在心上,作奸犯科者众多,以致他无奈地说:"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了,说的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朱元璋将亲自撰写的《大诰武臣》颁发给武官,每家一本,要求武官本人和家庭成员都要认真阅读.
朱元璋知道武官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为了充分发挥该书的教化和警戒作用,朱元璋不用"吏员话"、"秀才文",而用当时通行的白话"直直地说着",试图让"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大诰武臣》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严号令以戢贪暴"的治军思想,充分显示了他清除军队中腐败现象的决心和力度.
部队中常出现的腐败现象主要是军官们克扣粮饷,科敛钱财.
朱元璋自己"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对士兵生活的艰难他非常了解,他指出:"士兵一个月只能关领一石粮食,如果丈夫不在家,由妇女去关领,仓官还做手脚少给她几升,雇人送回家也要花几升,真正到手的,也不过七八斗米.
一家大小要吃饭,要穿衣,哪有闲钱给人.
军官们自己领了许多俸禄,又去向士兵科敛钱财,买酒买肉吃,这简直就像喝士兵的血一样,一点仁心也没有.
"对于科害士兵的行为,一经发现,朱元璋即予严惩.
大卫前卫百户李隆、镇南卫百户赵忠、叙南卫指挥夏晟、宁海卫千户张麟等十余名军官分别向士兵科敛钱物数十贯至数百贯,事发后都被发到边远地区充军.
襄阳卫千户孙齐、镇南卫百户周原德等十二名军官曾克扣士兵的口粮、食盐、赏钱等,事发后,也都被发到边远地区充军.
由于等级森严,有些军官不把士兵当人看,残酷虐待,对于这种行为,朱元璋更是绝不轻饶.
平阳宁御千户彭友文和谢成残虐成性,彭友文带着五百名士兵出外筑城,两个月不发饷,士兵有的也带着些盘缠的,还可将就过活,家穷无盘缠的,只得忍饥做工,竟然饿死一百名,谢成留守在家,也谎称没有印信,不管给士兵家属粮食,让他们忍饥挨饿,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谢成斩首,又令彭友文与一百多名士兵对枪,被这些士兵乱枪戳死.
青州卫千户孙旺逼令一名士兵自缢身死,其他士兵想赴京申诉,被孙旺派人拦截回去,捏造罪名,将4名士兵凌迟处死,其余的都发去云南,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下令将孙旺凌迟处死.
豹韬卫百户王德甫、府军前卫百户王斌、羽林左卫百户阚秋、镇海卫百户侯保、天策卫千户陈安、锦衣卫百户万成,都因小事将士兵打死,朱元璋将这几名军官处以死刑,"都叫偿命了".
还有的军官冒支粮饷及其他物品,中饱私囊,受到处理.
府军右卫千户朱德、府军前卫千户许寿、龙骧卫千户戴楫等十四名军官在领军人做冬衣用的绢布时,通同库官作弊,共支绢布二千五百九十匹.
朱元璋斥责说:"这些绢都是老百姓交纳上来的,百姓们费了许多艰难,才织成一匹,运到京城仓库,又费了许多艰难,如何竟敢自家使用浪费了.
"下令把这些人派往前线,戴罪出征.
陈州指挥胡琏等六名军官、颍州指挥陈胜等十九名军官,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冒支官粮达三十八万石.
这些人虽然都曾立有军功,但朱元璋念及他们冒支的粮食"都是百姓们血汗里种出来的,他却妄费用了",下令都发到云南充军.
驻守各地的军官,凡有不守法度、生事害民者,朱元璋都加以严惩.
杭州右卫指挥陈祥,率军出海追捕倭寇,与令史魏克铭商量,借验发出海许可证为名,拦截渔船,敲诈勒索,共收取钱钞一千零二十一贯,士兵五蛮子想去都司告发,陈祥又派人拦回,事发后陈祥被发到云南金齿充军.
广西都指挥耿良与布政司、府、州、县官交结,胡作非为,百般科敛,百姓无法生活下去,聚众起义,朱元璋将耿良"取回他来打杀了".
青州卫百户王圮带兵驻守蒙阴县,骚扰百姓,他把棉花发放给百姓,每二十斤让交二十四匹布,又把黄蜡、香油等物强卖给里长、甲首,还听从奸妇教唆,将蒙阴县官抓起来拷打,强迫县官招认有害民事实.
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王记诛杀.
在朱元璋的大力整顿下,明初军队中虽仍存在着不少弊端,但与元朝及洪武以来相比,纪律则要严明多了,部队也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
1345.
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明朝末,有一个做过礼部尚书的大臣名叫丘浚,他为皇帝治国平天下作了一部书叫《大学衍义补》,内中说道:"人君为生灵之主,有土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
"这是说,土地、劳动力都为人君所专用,都是为人君生产财富的.
不过,各地的豪民富室也是靠了土地和劳动力生产财富.
他们实际是从皇家的总财富中挖出一部分,而且把应当向朝廷贡纳的钱粮转嫁到贫农小户身上.
这就难怪曾经饱受富家欺凌而又具备铁腕手段的朱皇帝狠狠打击这些人物了.
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建立了小土地所有的一统天下,朱元璋准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呢就全国来说,他把老百姓划分为若干职业,根据职业确定户籍,每个户籍承担一定的贡纳和力役.
如民籍完粮当差,军籍服兵役,匠籍、手工艺人定期服匠役,灶籍、煮盐,办理盐课.
城居的商人有市籍,承担为朝廷、官府"当行"买办.
明朝的户籍种类还要多得多.
常常是官府或皇家有某种需要,就分派一些百姓支承办理,从而设置一种户籍.
比如有酒户、菜户、陵户、庙户、牺牲户、海产等等,总计八十余种.
主要的还是民、军、匠、灶等户.
所有的户籍都是世代永充,不准变更.
这叫兵农工商各安其业.
不准变乱户籍,不准逃漏户籍,不准游惰无业.
著业(干一定的职业),附籍,贡纳当差,这些都是百姓的义务.
为了做到各安其业,各供其役,政府为各种役人户提供了起码的生活保证.
如农民尽可能得到一块土地.
军人通过授土屯种的办法达到基本自给.
匠人免除家庭其它徭役,在定期服役期间供给薪米盐蔬.
灶户供给滩荡(供晒盐用)、草场(供蓄养盐紫草用)及煮盐铁锅等工具.
每生产一大引盐(400斤)发给工本米一石,等等.
士农工商,农为本.
农民稳定则社会稳定,赋役征敛得以保证.
朱元璋千方百计使农民获得温饱,从而得以附着土地,力耕力织,自给自足.
在鼓励垦荒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中国旱涝无常,兴修水利与农业生死攸关,特别是南方地狭人稠的地区,只能以灌溉求丰收,保民生.
还在明朝建立前,就设立督水营田司,专掌水利,蓄泄湖塘,修筑堤防.
建国后,朱元璋把水利工程的维护和修造作为地方官的重要职守.
据《诸司职掌》所载:"凡各处闸坝陂堰引水可灌田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
如有河水横流泛溢损坏房屋田轩禾稼者,须要设法提防止遏.
"在保护民力,节约民财的前提下,他还组织了几件大的水利工程:修建了南直隶和州境内上连巢湖下通扬子江的铜城闸,使二百余里得灌溉之利.
三次修建陕西泾县洪渠堰(即战国时郑国渠),使泾县、高陵、富平、三原、醴泉等县粮食大面积丰收.
两次修造广西兴安县灵渠,使这一古老工程焕发出异彩,不仅便利了两岸灌溉,而且沟通了湘江与淳江两大水系,使帆樯梭行.
在福建、浙江、南直隶沿海县份,还修复和新筑了障潮堤防,减轻了海潮的漫田和飓风的肆虐.
鉴于很多地方官对朝廷诏旨奉行不利,洪武二十七年,他派遣国子监生等分赴天下郡县,督饬吏民,乘农隙、相地利,全面整修水利工程,"凡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晒、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因地势而修治之.
"据第二年底的统计,这次集中行动共开塘堰4万多处,河4000多处,陂渠堤岸5000多处.
因为百废待举,百姓疲弊,朱元璋尽可能避免妄兴工役和借机敲剥百姓.
他把那些急需急用的,原来已有基础易见功效的工程首先搞起来,百姓立时见到实惠,故虽劳而不怨.
农民小户讲究的是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适合.
宋朝诗人杨万里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
"所写的纺织原料还是桑(丝)麻.
到元代,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已经崭露头角.
明朝开国,朱元璋在135推行垦荒辟地的时候,一方面要解决百姓和军队的吃饭问题,同时要解决穿衣问题.
故而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麻、棉的种植与推广.
他发布硬性指标:有5—10亩的,栽桑、麻、棉各半亩.
10亩以上逐级加倍.
要求有1/6左右的土地用来解决穿衣的问题.
地方官要亲临田地检查督促.
还规定,不种桑的要出绢一匹,不种麻的出麻布一匹,不种棉的出棉布一匹,以此作为惩罚.
有趣的是,三种作物同样推广,却只有棉花这种新品种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在很多地区取代了传统的桑麻地位,成为第一位的经济作物.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对棉业兴旺颇引为国家的盛事,说:"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
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其利视丝臬(麻)盖百倍焉.
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和卉服(棉)之利始盛于今代.
"棉布、棉絮很快成为百姓、士兵甚至中上人家的通用衣着和御寒之物.
它比丝品价廉,比葛麻结实美观,可以说是服饰物料的一次革命.
明代植棉业和棉纺织业的发达直接得力于朱元璋的提倡与推动,它同时为朱元璋所期望建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转动乾坤,梭行日月,披辰戴星,五日三匹,换得来官赋完私债了,家有黄犬,野有黄犊.
这一轮一梭,像一些地方的一桑一蚕一样,成为小户耕农维护生计的有力助手.
为了温饱和备荒,朱元璋还令全国广种桑枣,洪武二十七年,他对身边大臣说:"朕深知百姓艰难,曾千方百计劝督耕作,希望都能得以温饱.
近年来百姓家给人足,但水旱之灾不可一日忘记.
民间但有空闲之地,要广种桑树枣树.
遇有凶歉,也可以作为解决衣食的一个办法.
"因为桑枣抗旱抗涝的能力都很强,他让工部转行各地方官,督率百姓种植,并传授种植技艺,分发种树.
要求每年呈报种植情况.
朱元璋说自己千方百计劝导督促百姓耕作,确是实情.
他除三番五次劝诱开荒垦种,兴修水利,植桑种棉之外,还严禁"逸夫"、"湔民",即不农不工不士不商的游手之徒.
他为此推行一种职业、身份及活动的引凭制度.
商人经商必须持有商引,无引者以奸盗论.
贩盐有盐引,行茶有茶引,无盐茶引以贩私论,处以死刑.
一般百姓外出有路引,只要离乡百里之外,就需持有官方发给的路引,没有路引的,则擒拿送官.
还允许别人告发,有事实可给以奖赏,纵容的问罪.
在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门盘查贩卖私盐、犯人、逃围、奸细及无引可疑之人.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对户部说:"朕有天下,务使农民尽力田亩,士人笃于仁义,商贾沟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
所以如此,盖欲各安其生也.
然而士农工商往往流于游惰,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得而兴也"他令户部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即使行医卖卜之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凡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
有不务正业而各处游惰者,迁之在外,藏匿者同罪.
这一年他亲自公布编写的《大诰续编》,内中专立条款,禁止逸夫游民,重申互知丁业,辨验丁引.
他列举逸夫游食的祸害说:"这些人不但荒废职业,而且往往帮闲在官,教唆官吏,扰害良民,贼害乡里.
因而严令市村之内绝不许有无所事事的"逸夫"、"游食",对这等不知悔改的无业者,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
至拿送官府,解赴京城.
本里有逃军逃囚,老人要向诸户叮咛告诫,将他们压送官府,不得隐藏.
惩恶之外,更注意扬善.
本里有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庭,同时申文官府转奏.
每里每乡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
凡境内之民犯有罪过,将姓名事实写榜,张贴在申明亭上,有善则张榜于旌善亭.
在每里每乡设置一个木铎,即摇铃,由残疾人每月六次在乡里循行,高声喧唱六句劝人为善去恶的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
"乡里人户,随其意愿给这些持铎教化的残疾者以粮食资助.
元璋还特别注意对青少年训导教育.
洪武初年曾在各地普遍设立社学,后来因为有些官吏借端骚扰百性,不得不暂时停止.
晚年又有所恢复.
另外,又在七八岁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中普及法律,学习他亲自撰写的《大诰》.
还曾让各地方官选择儿童到京背诵《大诰》,朱元136璋亲自聆听考察.
为了做到"出入相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朱元璋专门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
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
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
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
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
如此资助,岂不成就.
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
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疗济.
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家都有田耕,有饭吃,有衣穿.
其次就是要教化,以教化为管理.
解缙向朱元璋《献太平十策》中,就根据儒家重要经典《周礼》的乡间治理办法,提出二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持.
每里居中设一堂,推行年高德厚的人坐堂治事,堂右边设塾,左边设痒,8岁以上的儿童人塾,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礼仪和礼、乐、射、御(驾车)、书、数,15岁以上学习《诗》、《书》、《礼》、《乐》的儒家经典以及修己治人的方法.
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左痒讲习道德礼仪.
左痒的后面设中堂,妇女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工作.
这种整齐化一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推行的,但这种教化精神,朱元璋却是非常欣赏.
他采取了很多变通措施.
加强了乡村的自我教化和自我治理.
他建立了一种老人断案理讼的乡村自治制度.
规定,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骂人、钱债、赌搏、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一切小事,不许径直告官,必须有里甲中推选出来公平正直、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处理剖断.
一般每里推3—5人,多不过10人.
遇有难以决断或涉及外里的案件,则会同三里五里老人、里长共同审理.
老人中有行为不正、倚法为奸、断案不以公论的,允许其他老人拿解赴京.
老人审讯判理案犯,可以用竹篦荆条量情决打,但不得设置牢狱,不得拘禁.
白天审问,夜间放回,可以第二天继续审理.
本乡本里有无籍泼皮无赖,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屡教不改,许众老人严加惩治,直互相周给.
虽是贫家,一些小钱米亦可措办.
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朱元璋希望农村搞成一个自立自足的封闭体系.
在乡里内部,通过互相渗透而增加凝聚,但在各乡里之间,则尽可能彼此隔离,互相独立.
凡是有可能打破这种宁静的凝固体系他都尽可能避免.
如联结官府与百姓的吏与胥,在征收赋役等公务活动中,不免与百姓打交道,而只要他们一下乡,则定然搅得鸡犬不宁.
朱元璋为此规定严格控制吏胥下乡骚扰.
粮税收解,在南方几个省区改由粮长负责,所谓"以良民治良民".
一般民事纠纷,由里中老人负责调解裁断.
很有点乡村自治的味道.
而这样一些彼此孤立、沉静而安定的农村,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皇帝和王朝最坚实的基础.
小农经济并不排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农夫耕、商旅行"依然是小农经济的生动画面.
从总体看,朱元璋对工商业采取了扶植政策.
手工艺人被编人专门匠籍,以便征发他们为皇帝和官府服役.
这一点同元朝并无不同.
当时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依然是官府手工业.
这种官手工业;原以赋税的形式征自民间,劳动力出自对匠人的劳役征发,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应有尽有:丝绸衣帽,金银瓷器,车轿舟船,铁铜金银,兵仗器械,举凡皇家、政府一应用品和军队供应无不设局生产.
这种生产不进入市场,与商品社会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
它也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形态.
不过,元朝的官手工业是"匠不离官",即匠人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在官府服役,是一种工奴性劳作.
朱元璋推行节俭政治,轻徭薄赋,不需要几十万名工匠昼夜不息地劳作供应,因而改为轮番上京服役.
起初是三年一次,每次三个月,而后又区别不同工种,分为三年一轮和二年一轮.
服役期间,供给薪米盐蔬,有一段时间是供米6斗,有妻子者给1石.
匠籍人户免除全家其它徭役.
这就是有名的轮班匠制度.
这个制度使匠人每年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生产,也就是为社会进行小商品生产.
与元朝工奴制相比,是一次人身解放和社会进步.
朱137元璋对官手工业所打开的缺口还引发了明中叶以后的以银代役,导致官手工业制度的彻底衰落和私营手业的勃兴.
轮班匠制度扩大了明初商品生产的规模.
在普遍兴起的家庭作坊之外,小手工工场也渐渐恢复与发展.
明初大学者徐一夔有一篇《织工对》,借杭州丝织业织工的对话抒写情怀,并透露了当时手32Xi场的情况.
文不长,写的很别致,录如下:"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
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
余叹曰:'乐哉!
'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
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
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
心苟无贪,无贪,乐也.
'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
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
余自度以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植亦易以入.
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间,不自知其为劳也.
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值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人,而受值与众工等,当求倍值者而为之佣.
'已而,他家里倍其值佣之.
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
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
'倍其值不吝也.
久之,又以'吾业织且若此,舍此而他业,当亦不在人下.
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术,竭其奔走之力,富贵可当也,奈之何终为织家之佣'其后果事大官,侧在众奴中,服役于车尘马足者五年,未见其所谓富贵之机也.
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触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见.
又所业已遂遗忘.
人亦恶其狂,不己分,不肯复佣以织,至冻饿以死.
若人也,吾仅用以为戒,如之何而弗乐余叹曰:'工,知足者也.
'老子曰:'短足之足常足.
工之谓也.
'如果没有工匠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这样规模的手工工场和匠人的以佣取值,来往自由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时,采矿业都是官营的.
官营采矿业,国家得利,却是劳民伤财.
朱元璋认为是一种虐民的举动,特别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所以许多人提出增开银矿、铝矿、铁矿等,都受到杖责,这是明智的,不应该看作是没有工商头脑.
那时,金、银、铜、铅等矿与百姓生产生活都距离较远,还很难想象国家会放弃垄断.
洪武二十八年(1359年),因铁的储备丰裕,朱元璋下令罢除各处官营铁治所,将铁矿开采冶炼向民业开放,政府收三十分之二的课税,倒不失一个大胆而符合时宜的举措.
明代冶铁与炼钢工业取得迅速发展,朱元璋的这个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朱元璋认为士农工商四业是百姓的正当职业.
自古如此,所以对正常的商业交往是保护与支持的.
商人远出经商要领取商引.
商引是一种身份凭证、经销凭证和纳税依据.
规定商税额为三十税一.
耕牛、农具、书籍及瓜果蔬菜柿枣畜牧饮食舟车丝布嫁娶丧祭之物皆免税.
府州县镇店等处不许有控制商人的官牙私牙.
一切客商照章纳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官牙私牙的,许人拿获赴京,如系宫牙,该官吏员全家迁徙.
为便利客商,在南京建造了供商人存放货物的塌房.
当时有人提出,固定每个税收机关的收税额,朱元璋怕因求足额而敲剥商人,没有批准.
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人京考核,州官给他出具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
"朱元璋说:"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待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夺于民主簿之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为赋税征收、交易的便利;国家颁布统一规范的斗、称、尺等度量衡器.
在京城及其他城镇设市司,市司配合兵马司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称、尺,核定物价,禁止短斤少两,欺行霸市.
朱元璋还推行了统一货币.
在应天时代,曾铸大中道宝铜钱,与历代钱兼行.
明朝开国改铸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五等.
当十重一两,当一重一钱.
但铜钱携带不便,而且铸钱原料铜的供给发生困难.
商人们已有近百年用纸钞的历史,觉得方便,于是洪武八年(1375)推行钞币.
138朱元璋和他的臣僚们都习惯于权力对商品与市场的支配,而不懂得商品、市场对社会的支配.
他们不了解,纸币只能代表已有一定数量的社会财富,它只是一种物物交换的媒介与符号.
他们错误地把铸钱与造币当成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甚至把铸钱与造币当成增加政府财源的手段.
因而,他们的纸币发行是无限量的.
这势必造成宝钞的贬值.
纸币用久了就要昏烂.
洪武十三年(1380)立倒钞法,允许以昏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交纳一定的工本费.
这就使新旧钞价值产生差异,尽管三令五申强使人们接受旧钞,但旧钞在使用中仍被打折扣,从而扰乱了货币体系.
到洪武十八年(1385),国家规定的官僚折钞是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比行钞之初已贬值2.
5倍,洪武末年江浙等地一贯钞只能换到160文钱,只有法定价值的1/6.
有的地方商人索性只收金银不收宝钞了.
到明成化年间,即朱元璋死后六七十年,钞币最终退出流通领域而逐渐进入银币时期.
朱元璋把工商业当作小农经济的附庸和补充,当作恢复发展生产的一种手段.
从经济利益看,除去盐与茶二种专卖品之外,工商税收在国家财政中所占份额不大.
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全国撤销了三百六十四个专门税务机关税课司、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们的年税收总额不及五百石米,而五百石米不过是二三顷地的收获量,可见商业规模有限和明初整个生产的闭塞和萎缩.
朱元璋对国内贸易采取了有限的保护政策,但对外贸易则基本是一种封闭状态.
它采取贡舶贸易形式,把对外商业交往当作政治怀柔的补充.
规定,凡是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的,首先必须是政治上的藩局,他们载货而来,不是互通有无,平等交易,而是向帝国朝贡.
作为天朝大国,明王朝以赏赐的名义收下货物,那赏赐的原则自然是薄来厚往,给予高出几倍的货物.
这些贡品的主要部分不进入市场,只供皇家消费使用,只有一小部分"私货"是由贡船与中国商人交易,政府也免于收税.
鉴于这种贸易性质,明朝对朝贡国的朝贡期限、贡船数量、贡纳物品、停泊港口等都有严格规定.
当时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达腊、爪哇、百花、三佛齐、滓尼等十几个国家.
他们一般是三年一贡,船不过三艘.
这些用金钱财物贴补政治的办法,明政府不能得实惠,进贡国也不能满足对中国货物的需求.
对外交流的窗口实在是小而又小.
这与宋元时代的贡舶贸易相比较也是一个大的退步.
宋元的时候,外国贡使只要在中国办理必要手续,都可以自由出入.
那时候,泉州、广州等港口帆樯林立,相当繁荣.
特别是它允许在市舶司领取公凭的中国商人自由外出经商,给国内经济带来了活力.
朱元璋的贡舶贸易限制很严,私人对外贸易的出路更是完全堵死了.
他多次发布命令,严禁交通外番,私自出海,甚至禁止沿海百姓使用番货,这就构成了一个放大了的自给自足孤立静止的经济体系.
元璋的封闭政策给明代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十六十七世纪正是世界历史进程的转折期.
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新大陆的发现,造就了一个海上贸易的新时代,也造就了最早一批资产者.
这时,中华帝国尽管依然强大,无奈步履蹒跚.
朱元璋在这方面的胸襟局促,开篇文章作的气势不宏,实在是难辞其咎.
6.
防微杜渐,兴利除弊明太祖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汉代外戚擅权,宦官干政的情景,在他眼前时时浮现.
皇帝大权旁落,任人宰割,政治黑暗,生灵荼炭,这一幕幕血的教训,使这位来自民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帝不能不感到震惊,他深感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守住基业更难.
他苦苦思索着治国之道.
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力,明太祖认定,治国应先治139家.
欲使朱氏王朝万世不变,首要是把外戚、女宠、宦官问题解决好,他清楚记得儒士范祖干当初投奔他时讲过的一段话:"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开始,才能治国平天下.
"多么精辟的论述啊!
他决心"严宫闱之禁",杜绝"女宠之祸",以汉唐之鉴,严立家法;断绝皇后、太后以及宦官参权预政的弊病.
想到这些,太祖于1368年(洪武元年)三月,特命翰林儒臣纂修《女诫》,他告谕朱升等人说:"皇后虽贵为天下之母,但不可参预政事.
至于妃嫔,不过是供奉服侍圣上之人,如果过分宠爱,就会骄恣违法,上下失序.
朕观察历代宫阃(女眷的内室),政由内出,很少有不成为祸乱的.
"太祖还认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其他的没有不被女色诱惑的,你们要为我纂述《女诫》,收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来教育后宫的妃嫔,让后代子孙均有所遵循.
"1370年,明太祖鉴于元朝后官宫女妃嫔私通外臣,并让番僧自由出入宫内,大臣也让妇人随意人宫,以至于造成宫中屡出淫乱丑闻之事,下诏令规定:皇后只管宫中妃嫔之事,其他宫门以外的事一律不得参与,后宫嫔妃以下女使的一切费用,包括金银钱帛器用等,要报给尚官监,由尚官监的内使核实后再支取,如有违令者处死.
宫人不准与外官私通书信,违者处死.
宫人如有病,讲明病状,依病情给药.
同时还规定:外朝大臣的妇人只有初一、十五才能人宫朝见皇后,其他时间不许人宫.
另外规定:皇帝、亲王的后妃、宫嫔,一律从良家女子中择聘,决不允许接受大臣们私自进献的女子.
明太祖还命工部造铁制红牌,上面用金字镌刻后宫妃嫔们应遵守的戒律,挂在后宫中,以示警戒.
明太祖不仅对后宫女宠嫔妃防范很严,而且对外戚也严加防范.
外戚主要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的亲戚.
这些人利用与皇帝的亲情关系,把持和干预朝政,造成混乱.
明代以前,这种情况很多.
明太祖的外祖父陈公和马皇后之父马三均被迫封为杨王和徐卫,但此二人都已绝后.
马皇后与明太祖真是称得上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感情非同一般,后查找到马皇后的亲族后,明太祖立即表示授以官职,但马皇后执意不肯.
她说:"国家官爵,当授与贤能之士,妾家的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听说前代外戚之家,多有因骄淫奢纵,不守法度而致败亡的,陛下想加恩妾家的亲属,就多赏赐一些金钱财物,让他们享用一生好了.
如果果然贤明,白当任用;如果是庸下非才而给官做,他们必然恃宠致败,这绝不是我愿见到的事.
"明太祖深知皇后的好意,也不勉强,于是赐给他们金帛,让他们置房买地,享受荣华富贵.
他们从未掌权预政.
尽管后来明太祖放宽了政策,规定外戚可以封为公、侯,但不发给铁券,也不允许干政.
因此,洪武年间,外戚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擅权的局面,有利于明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功不可没.
宦官,本来是皇室的家奴,是历代封建宫廷中不可缺少的奴才,他们早晚伴随君主左右,负责起居饮食,并兼有看门及洒扫等杂务.
但由于君主专制统治的缘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有参政并进而形成专权,明太祖对他们非常警惕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限制.
首先,明太祖对宦官的人数及品级进行严格的规定.
根据记载,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设置了内史监,品级为正四品,并设有监令、监丞、奉御内使等宦官.
后改为内使监,御用监,官晶定为正三品.
但与汉唐相比低多了.
1369年(洪武二年),太祖命吏部制定内侍官制时说:古代宦官(指"周礼"记载)不到百人,而后代宦官竟然多达数千,成为大祸患.
故吏部最初确定的宦官人数一百八十二人.
当时规定: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药七人等.
虽然到了后来,内侍诸司的机构有了更改和增置,但人数控制的相当严,虽略有增加但总数并不多.
明太祖始终认为,宦官中好人不多,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因为这些小人有功就会骄恣,要让他们懂得法令的威严,用法来约制他们,为了防止宦官干政预权,明太祖规定:宦官专掌内职,不许兼外朝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朝官员的冠服.
宦官的最高品级在1370年(洪140武三年)时曾定为三品,后又降为正四品.
并规定,不许内官读书识字,他们的月俸米为一石,衣食于内廷,尤为重要的是,明太祖下令严禁宦官干预朝政.
为此,他命人铸铁牌,高三尺,置于宫内,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几个大字.
同时还规定:外朝各衙门不得和内侍诸司有公文来往,内官不得与外臣结交等.
有一回,一个在宫内供事多年的老宦官不慎谈论了朝政,明太祖大怒,本应处斩,但他是资深的老宦官,明太祖饶他一命,下令立即把他逐出宫门,并遣送回家,终身不得使用.
他对身边的大臣说:"宦官这种人,早晚都在皇帝身边,在人君出入起居的时候,利用小忠小信骗取皇帝的信任.
时间一长,必假借威福以窃权,并干预朝政.
久而久之,其势力就不可抑制.
"由此可见,明太祖对宦官始终存有戒心.
1372年,他又制定了宦官禁令,规定:凡宦官在宫内相互漫骂、斗殴,不服管教视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处以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一百等刑罚.
对于心怀恶逆出言不逊的凌迟处死;同时还规定:知情不报者同罪.
明太祖对宦官的制约是非常严格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自己却有时就破了规矩.
早在明王朝创立之前,他就时常派遣内使到军中传达命令,而且还派内官去犒赏军旅,访察下情等.
洪武年间,明太祖还派遣宦官参与核查税课,去西北交易马匹以及出使真腊等国.
到明太祖晚年时,宦官建制已达到十二监、七局、二司共二十一衙门的规模,内官对外官的监督体制也基本确立,从这一意义上讲,明太祖为明王朝正式形成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但实事求是地讲,整个洪武一朝,宦官没有得势擅权,其主要职责仍是:侍侯皇上及后宫妃嫔,服侍太子及诸皇子,把好宫门、洒扫庭院,另外传达君令以及出使等,即使外出出使,也是临时差遣,事毕回宫.
明太祖对宦官的约束是有效的,对他们的驾驶之术是成功的,对巩固朱氏一统天下起了积极作用.
[异点]发展教育,学以制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历朝历代,无不把教育列在十分重要的益.
因为教育可以培养人才,可以教化百姓,所以,朱元璋特别强调学校建制和教育的重要性.
朱元璋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还说:"学校是国家资宅以取人才宅地也.
"所以他大办教育,甚至在乡村也由回家设置礼学,开展初级教育.
朱元璋能成为一代开国帝王,其原因皆由于此.
在新的世纪里,教育显得更加重要.
首先是知识的更新非常快,如不开展教育,就不能为国家培养有知识的人才.
其次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没有教育,不能接触最新的科技,就很难在社会中立足,更不能走向世界.
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明证.
[胜点]躬行节俭,足以养性诸葛亮有:"青以修身,俭以养德".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朱元璋为一代开国之君.
但他从不奢侈,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不贪图享受的思想.
他能够以身作则地带领团队闯过艰难困苦,历经九死一生打败所有敌人,并且把朱家王朝治理的国富民强,与他躬心节俭的品德是有关联的.
俗话讲:"创业不易.
守业更难.
"任何东西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暂时的富有并不意味着你就有资格任意去挥霍.
只有勤劳节俭之人才可以致富.
才可以守住这份拥有,然后终身受用.
但崇尚节俭并不等于要做"葛朗台".
该节俭的时候要节俭,该用的时候也要用.
关键时要用的合理,要用的恰到好处,有劲使在节骨眼上.
所以,对平时爱铺张的朋友说一句:节俭是美德,勤劳是致富的惟一途径.
[焦点]崇尚侈靡,丧失德性141崇尚侈靡,丧失德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7因为富足是用汗水换来的,有时还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
崇尚侈靡,辛辛苦苦的墓业可能败坏怠尽,其好的憧景与希望可能付之东流.
一时的痛快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浪费不可取,花天酒地最终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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