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捡石头价值近百万
捡石头价值近百万 时间:2021-03-17 阅读:()
1第九章劳动者高小贤: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刘冬梅: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高小贤:还有啥哩刘冬梅:那有得啥了运动时间和家庭时间在"大跃进"时期发生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短暂并令人难忘地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大跃进"发起于1958年5月,是一场旨在通过开展集中的生产运动从而在工业产量上"超英赶美"的大型全国性运动.
1"大跃进"在各个社区开展的程度不一,但其在农村地区的最终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体制崩坏,饥饿,许多地方出现饥荒.
本章首先简单概述全国范围内党和国家对"大跃进"的政策,炼钢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共建设工程的社会性别分工.
本章接着追溯陕西妇女对她们大规模参加田间劳动的回忆,以及对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变化的记忆.
这些变化在"我们吃食堂的时候"这一说法中得到概括和体现.
2富足的希望很1陈仲礼(Chan)2001年:第54-60页.
有关"大跃进"期间及之前和之后——从1955年到1962年——发生的事件的年代顺序,见泰伟思(Teiwes)和孙万国(Sun)1999年:第xv-xxvii页.
1957年末,毛首次提出了于15年内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目标.
到了1958年夏,他预计到1962年,中国将会在钢铁冶炼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马若德[MacFarquhar]1983年:第17、90页).
最初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和在20年内超过美国的目标很快调整到7年和8年(吕晓波2000年:第75页).
到了6月1日,陕西妇联响应陕西省党委提出的"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号召(陕西省妇女联合会,1994年:第26页).
2据我所知,金伯利曼宁(KimberleyManning)是仅有的另一个将妇女的回忆作为原始材料来理解"大跃进"的学者,她的研究集中在河南和江苏两省.
曼宁称中共动员妇女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母权式"的,她说这种方式"把恩格斯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同保护生育健康和使家处于国家计划中心的共和主义的母权关爱混合到一起"(2005年:第87页).
她探索了这个概念与她所称的"一切都应等同地进行斗争这一思想所依据的毛泽东革命伦理"(2006年之一:第350-51页)之间的张力:前者突出的是生理上的区别并为妇联所提倡,而后者则得到基层的农村妇女领导的认可和赞同.
这些妇女领导经常欺凌她们监管下的妇女(2006年之一,亦见2006年之二,2007年).
曼宁认为,妇女们对"大跃进"的记忆存在着很大差别.
那些"得到过党的制度机关正式或非正式支持的妇女"比那些未曾得到过支持的妇女对"大跃进"的回忆更美好.
她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母权主义"观无法"促使大部分的农村妇女在毛时代让自己成为解放的妇女"(2005年:第85、90页).
曼宁在这些文章中主要是为了厘清国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如何在基层的妇女干部和一般农村妇女中得到体现、解决或被忽略.
不知是不是由于采访地点、访谈对象或者倾听者不同的缘故,在我和2快破灭了——本章探索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的开始,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
那段时期的陕西农耕家庭部分是靠妇女去寻找食物和靠她们织布以换取食物来维生.
"大跃进"之后,地方史志同国家关于进步的话语之间的一丝脆弱联系也荡然无存,有时甚至同官方记载彻底断裂开来.
很多妇女都用"旧社会"这个国家用来指1949年之前的社会的词语,去指1963年"大跃进"饥荒状况好转前的任何时候.
一些妇女甚至延用"旧社会"去涵括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的整段历史.
她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并最终被一个即便不总是更有保障、却也是截然不同的改革时期所取代.
她们对官方语言的改编展现出她们对国家范畴所作的阐释.
为什么有些事件被记忆得特别明晰——虽然不总是准确——而有些事件却被加工和遗忘了呢事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是如何被不均匀地吸收和复述的妇女在记忆"大跃进"某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方式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去探索集体化对那些受其影响最深的人的意义.
除了艰难困苦、幻灭情绪和与国家语言的滑脱之外,"大跃进"还留下了另一笔遗产:妇女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农业劳动力的中流砥柱.
社会性别分工依然对"大跃进"至关重要,尽管被认为适合妇女的任务在持续变化和增加.
由于男人们先是参加"大跃进"的工程建设,接着进入管理、技术行业和一些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便接替了他们在田里的农活.
本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大跃进"时期对妇女进行的广泛动员——这在党和国家的文件里已有充分讨论——加强了长久以来的农业女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却几乎未在文件中提及.
对"大跃进"及其后果进行的社会性别分析表明,农业的女性化加固了毛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拥护了党和国家的中央积累策略.
大跃进劳动:男人(与一些妇女)的离开20世纪50年代初,多年战争的结束和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增长.
新中国既想要稳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从农村抽取足够的剩余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这种抽取通过纳税和国家收购粮食得以实现.
集体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使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成为可能.
到了50年代末,随着高级生产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普及,毛泽东决定通过使用唯一供应充足的资源——农村劳动力——使中国跃居工业化国家之列.
3高小贤所采访的陕西农村,我并没有注意到在国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中——也可以说是任何的国家话语中——有这样明显的矛盾冲突.
3班尼斯特([Banister]1987年:第59页)称,"大跃进"是"一次企图用增长的农民体力劳动去替代所有供应不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尝试".
英语世界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混合了对民族政治所作的细密分析、区域研究和某一具体村落的研究.
舒尔曼([Schurmann]1968年:第464-97页)描述了公社的出现和及其组织结构.
马若德(1983年:第334页)认为毛"十足的个人统治权威"是发动"大跃进"的关键性力量.
有关这个时期的政治决定及其后果,亦见丛进1996年;李锐1996年之一,1996年之二;谢1990年.
薄克敏([Bachman]1991年)集中探讨了"大跃进"前不久的时期,追溯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一次矛盾,其中的一个团体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而另一个则关心收支之间的平衡.
薄克敏认为首要的是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毛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并认为毛一会儿支持这个团体,一会又支持另一个.
陈仲礼(2001年)集中讨31958年3月的一次中共工作会议制定了"大跃进"的核心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许多农民看来已经过于庞大的高级生产合作将会被整合进更大的公社;公社将会协调农业生产,修建灌溉渠和道路,并担负起之前乡政府的职责.
4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党和国家进行"大跃进"的决心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生产目标.
58月的另一次会议将"大跃进"称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积极准备".
61958年夏,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得到全面开展.
7渭南地区的4,200个高级社被合并为280个公社.
8公社先是分成管理区,然后再往下分成生产大队论了"大跃进"的起源,并认为1958年是政策革新最重要的时期.
他和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3页)一样,认为毛的领导地位对"大跃进"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陈(2001年)也承认,毛无法控制他发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泰伟思和孙万国(1999年:第19页)却认为,虽然毛自己肯定也有犹豫和态度转变,但由于他不愿意遭到其他领导人的质询,从而致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灾难.
吕晓波(2000年)集中研究了中共的政策和干部的行为表现,认为"大跃进"是中共"内卷化"的开始.
他用这个词来指共产对在处理民众对基层官员不满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回到曾经在战时有效的组织整合的老方法……用新手法整治官僚化问题"(第73页).
他认为"大跃"进灾难的根源来自于缺乏规范干部行为的准则和用革命目标去代替准则(第111页).
除了官僚作风,陈(2001年:第280页)还认为:"没有同任务相当的物力,动员和敦促群众成了唯一的办法,群众动员亦逐渐成了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并最终成了一种目的.
"杜勉([Domes]]1980年:第20-60页)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
省一级的研究包括陈仲礼对广东省(2001年:第198-279)和辽宁省(1992年)的研究,以及杜明([Domenach]]1995年)对河南省的研究.
林毅夫(1990年)运用博弈论对农民投身于公社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是自我强制执行的契约失效的一个案例.
贝克([Becker]1996年)慷慨激昂地论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饥荒.
杨大利(1996年)对"大跃进"饥荒后的复苏和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
戴瑞福([Thaxton]2008年)将对国家的榨取和地方干部的暴力行为的讨论带入到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当中.
王耕今、杨勋等(1989年:第164-203页)为我们提供了安徽凤阳县的视角.
其他地方研究引录在本章他处.
李志绥(1994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以毛为中心的记录.
有关同时期一位河北地方干部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见毕克伟([Pickowicz]1994年,2007年).
4沈迈克(Schoenhals)1987年:第26-27页;2001年与冯在财、王福贵的访谈.
沈迈克指出,1957年秋,中央农村工作部建议合作社缩小、而不是扩大规模.
该次会议还对家庭手工业生产作出了新规定,以免其产生自发资本主义(第26页).
5陈仲礼2001年:第54-60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提出了7年赶上英国,15到17年赶上美国的新目标"(第55页).
6沈迈克1987年:第74页.
7公社是集生产和政府管理于一体的组织.
有关哪些省份于何时响应了这个号召,以及毛对这一潮流的支持等具体细节,见陈2001年:第67-71页,78-84页.
有关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实施情况,见109-57页.
有关公社的情况、公社在"大跃进"期间的发展及其紧接着带来的后果,亦见凌志军1997年:第1093页;罗平汉2006年:第1-288页.
8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3年:第40页.
这些公社分成了3,797个生产大队,意味着生产大队要比之前的高级社稍微大一些.
亦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405-7页.
各县也合并到了一起.
合阳县(G村所在地)有好几年都跟韩城县合并在一起(2001年与张朝凤的访谈),丹凤县(Z村所在地)则从1958年末到1961年10月为商县的一部分(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1990年:第76页).
4和生产队.
9曹竹香的红星合作社同另一个合作社合并为幸福人民公社第七营.
10扩大生产单位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规模经济,将一些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如水库和铁路的建设.
陕西农村的劳动力突然变得极为短缺.
由于男人通常是去远离家乡的地方参加集体工程的建设工作,或去进行小高炉(后院)炼钢,干部们进一步加强了动员妇女去田里劳动的力度.
最初,农村妇女们对"大跃进"的前景充满热情,11这并不是因为"大跃"进能让她们进入共产主义,更多的是因为"大跃进"给了以前从不知生活丰足为何物的农村人民致富的希望.
党和国家不断扩大的对现代性的计划设想致使工业生产遍地开花,并为不可思议的奇迹提供了语言:"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推磨不要牛,照亮不要油,走路不用腿,吃饭不用嘴"(后两句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农民对前几句不切实际的话所作的诙谐评论).
12一项名为"五化"的政策首次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机械化包含在内.
尽管妇女们的日常劳动负担随着农活、夜班、新计划的增加而不断增长,她们还是被鼓励去为未来努力工作,因为在未来,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负担会得到缓解.
13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促使妇女们热烈回应"大跃进"的原因.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敦促全国各地的生产者发动人民群众去炼钢,以扩大国家已有炼钢中心的钢铁产量.
14陕西每个公社的男人都被动员去操作炼钢炉.
在1958年秋"大跃进"的高潮时期,炼钢炉通常通宵达旦地运转.
一队队的男社员离开家去照管通常位于山区或遥远州县的冶炼厂.
他们每次都要离家四五十天之久.
15蹲点干部刘招凤回忆,把男劳全部抽到第一线炼钢铁,把家里的铁锅呀!
铁盆呀!
门上的铁栓叶啥都拔下来去炼钢铁.
16对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无穷无尽,有时男子和妇女都被动员到远离他们后院的冶炼厂去.
1958年10月,一次为期五天的妇女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妇女加入"女子高炉"、"女子工厂"、女子采矿和钢铁运输队为钢铁工业服务.
179渭南地区有18个县.
从1959年初到1961年,其中的三个县(潼关县、华阴县和华县)合并为渭南县.
合并后的渭南县有10个公社,下设82个管理区,844个生产大队,和4,512个生产队(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65页).
10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3年:第20-21、61、368页.
111996年与刘招凤的访谈.
有关歌颂"大跃进"的民歌,见《诗刊社》1958年之一:第14、24-26、31-32、44-45、51-52、55、57、68页;1958年之二:第48页;1959年:第27页.
12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何改珍(1999年访谈)加了后两句.
"大跃进"期间,丹凤县县城确实有超过两千户家庭通了电,但Z村却似乎一直到了60年代中才有十分有限的供电,这一状况从70年代中开始才得到进一步改善(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1990年:第130-31、134页).
13早在"大跃进"开始的两年多以前,就出现了关于这样一个未来村庄的非凡图景,里面物质丰盈、设施齐备.
见《西北妇女画报》1956年4月1日.
14有关"后院炼钢"运动的起源,见马若德1983年:第113-16页.
151997年与王友娜的访谈;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2001年与张朝凤的访谈.
161996年与刘招凤的访谈.
在渭南,村里墓地周围的松树都被一棵棵砍伐下来,送去炼钢炉(1996年曹竹香的访谈).
卡尔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评论道,"大跃进"效仿的是一个对资源进行重现分配的时期的做法.
然而,"大跃进"征用的资源却是像锅和盆这样的家庭必需用品.
17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4、12-14页.
5让妇女去炼钢是一件危险又混乱的事情.
住在T村附近的李六斤一开始被叫去带领妇女挑糙米给一个冶炼厂的男人们吃.
这个冶炼厂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
不久,她就被分配去跟一支由24名妇女组成的队伍一起去两个县以北的一个煤矿.
唉,大炼钢铁是男的到了碑坝了.
最后这里也要人.
要人,没法呀.
黑了开了个动员会,去是三至五年,到屋里给说的是十几天就回去了,屋里有的把娃寄到娘家的.
唉哟黑了哭的哟到喔个楼上,我到劝人家呢,说毕了我把脑壳蒙(yun)倒铺盖里也哭了一些.
最后我脑壳蒙到喔也呕了一些气.
我呕气是个啥呢一个女的,不懂,脑筋迟钝的很,那女人冷不啾啾一点点高的块,男人到碑坝去炼铁去了,女人弄到来,喔到顶数目嘛.
下车的时候,本来在那东河店下车呢,人家都下了车,她坐车呢不晓得下来,火车开走了来.
没下来,给走了来!
走了啥办啦说了把她们熬煎的,这丢了咋得了啦第二天啦,给她们安排说了以后,我才去的这个女的,人家说:你坐车嘛.
我说我坐车.
车里找哇,我就穿了衣裳,穿了个绒衣,手套子一戴呀,我就走喔,一路走路上我问啦,有学校我就给学校放信.
我就问呀,学校里去了找人家领导嘛,叫给学生说一下子,碰到有这好家——个儿不高,背个铺盖卷卷,有这好家女的了嘛,给我们放个信,我们到凤县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住到的.
哎,端端(偏偏)的走到路上,碰到了吆个驴儿拉了个车,车走到我说:"哎呀这个同志!
"脑壳上包了个帕帕,我说,你这一路碰到有个女的,背了个蓝铺卷卷,碰到——他说:"哎呀,这个女的昨天黑了到我们食堂歇了的,今天早晨她说她去炼铁呀,到红山梁老厂去了,人家这两个工人说去炼铁,跟人家一路到了红山梁老厂了,去炼铁的喔太去了".
他说"我们的食堂在喔前头呢".
好,我也都走到人家那食堂里,要黑了,端端食堂里住了个干部呢,也是到我们喔里工作过的,姓王,一个眼睛嘛一个萝卜花,这个人我们也认的到,那当乎在喔工作过的.
我说了一下,他说对到的,有这个人呢,今天早上就是走了的,最后黑了人家才到人家老百姓家里歇,人家住到那个食堂里的,把那个铺让给我,我到那住了一晚上.
我第二天才翻秦岭喔个雪山啦,我才一路问呀,一、二十里路的雪山,才问到下去,下喔老厂里去.
以后,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个人来了,到喔太给人家洗衣裳呢,人家说有这个人,来了来了.
来了都认的到,一个乡上的嘛.
喔个女的我也找到了,这不找到咋得了啦.
我过去来,说给我安排个轻省工作,就是捞(lao扛)喔马脚干炭,那矿石道上,马脚干炭烧了一烧的这么长的块子柴,那块子柴一破二的,都是搁到肩帮上捞哩.
那山呀,捞上去以后,搁到喔6太去,都装呀,装了到矿石,码些子通风道呀,码矿石叫我坐到山上给发票票,我就到山上给发票票,捞的多了给发个红票票,捞的少了给发个白票票,捞的再少了都不给票票.
晚上十二点还在山上,冻的!
天啦,冻的这嘴呀都是翘起,嘴皮子翘起!
一笑都bie(破)裂,淌血,你当是!
到喔呆了十天.
早在有关当局告诉她们可以走之前,李六斤和队友们就离开了矿山.
噢,偷着跑的.
喔面的男的女的,喔面还有信用社的主任,带的有信用社的人都去到的,跟一路跑了的.
一透信都跑了.
那面是从那面跑了,我们是从这下了山了,都回来了.
呆了十天.
就是呀,那年就搞的哪些名堂,左也左的很了,也太左了.
哈……18"大跃进"期间的工作分配是由生产队长决定的,并且不能被拒绝.
19然而男男女女大规模移动势必带来的混乱不安和不确定性意味着,违规行为、缺席甚至是集体反抗——整个乡的人都表示反对——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
与此同时,调集妇女去参与大的工程计划意味着,由于年纪太轻而不知山秀珍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饥荒和逃亡的妇女们,往往是头一次离开娘家和夫家的圈子.
20李六斤的冒险经历并不独特,但一种更常见的妇女为炼钢运动做贡献的方式是,去附近的河底捞挖和淘选沙子以提取一点儿铁矿石.
大炼钢铁,需要铁,就叫人到河里去捞黑沙,又支的锅炉,民工把黑沙炼成生铁条,给国家建设.
大炼钢铁,都是男的,女的捞钢铁.
21"大跃进"期间关中和陕南的治水和供水工作,以及陇海铁路的修建工作让男人和妇女们都离开了家乡.
22劳模带头组织妇女去参加自己村子附近的治水工程.
已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副主任的山秀珍组织了几百名妇女和男子去修建大堤坝和水库.
23从1956年到1962年,B村很多男人都去修建一个可能是在沋河上的水库,并整年住在那里,挣取工分和额外分配的粮食.
24陕南T村的男子和妇女18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
191996年与曹竹香的访谈.
20曼宁认为河南妇女也有类似的经历,见曼宁2005年:第96页.
21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22对治水作出全面的评估超出了本书所涵盖的范围.
刘真西(2006年访谈)指出,渭南的治水工作在"大跃进""大跃进"期间得到了缓慢的提高,但却在改革时期逐渐变差.
靠传送带工作的水车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
这些水车在60年代逐渐被同与管道相连的水泵、国家赞助打造的深井、以及井里的电动水泵所代替.
与此同时,地方当局承担了这个地区主要水道的修缮和建造工作.
刘还说,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开发区抽取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水,切断了水道的供水.
她还指出,人们又回去掘井了.
23妇联178-186-0431958年.
据费雪若([Friedman]2006年:第43-44页)描述,福建省东部有个地区大部分的公共工程建设也是由妇女完成的,与当地"体力活是女人的工作"的社会性别分工理念相一致.
24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7先去红寺坝水库修了几个月,后来又去修建强家湾水库.
工人们每次都在工地上待几个星期,挣的工分比他们在家挣的要多.
妇女们推车,用扁担挑污泥,成群结队地夯土.
有些妇女被吸引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但在家中没有男子的家庭里,女人则必须去干这些活,无论这样的工作分配会给照顾孩子带来多大的困难.
25在G村,妇女们去车阳河水库挖掘和整修灌溉池,每次都去一个月之久.
她们跟集体一起吃,同当地老百姓一起住.
26在Z村,妇女们将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修建沿河的石堤上,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工作.
修建工作早在"大跃进"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0年代.
27在"大跃进"之前和之后都当过干部的何改珍,被我们问起妇女是否也参加修建工作时,她大笑不已.
那还离得了妇女,妈呀,背、担、挑子挑、背篓背、背沙子、石头.
那人家叫的么,叫妇女都去做,就是抬石头么,妇女用担子挑石头么,大石头砌好后把小石头往里一倒,填起来.
修滩地是,把这链一修起,把那地里石头捡一捡,往链上扔一扔,这地就平了.
28刘冬梅补充道,在"大跃进"活动的高潮,妇女还要加夜班.
晚上都到那河堤上去瞎摸哩,黑着做啥哩,那人家就不愿意,早上起早做都行,累的做啥呢,黑的摸黑.
那睡不成觉么,那政策么,全国统一的政策么.
29周桂珍在评论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这段时期时说,村里男的是少数,都到外前做活去了.
30李六斤说,一些妇女同男人们一起炼钢铁、修筑水库和铁路,可一旦大家都去从事这些大规模的工程计划时,屋里头全部是女的.
31随着男干部们远离家乡去工作,妇女便进入领导职位,担任的职位比留下来的男人所担任的要高.
32这些新的领导必须要处理由国家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约在1960年,由于修建沋河水库而被迁走的80户家庭被重新安置到B村所属的公社里.
251997年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年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年与冯素梅的访谈.
262004年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与高育忠的访谈.
271999年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与李朵朵的访谈.
Z村和丹凤县其他地区在整个民国时期都遭受洪灾.
1953年Z村部分地区受洪灾,1954年则几乎被洪水淹没.
有关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洪灾描述,见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编纂组1990年:第58-62,75-78页.
丹凤县在"大跃进"的那几年旱涝不稳定,1958年(第61页)遭遇洪灾,从1959年到1963年间(第71,76页)每年都多次出现旱灾.
28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
291999年与刘冬梅的访谈.
302006年与周桂珍的访谈.
31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
321996年与曹竹香的访谈.
省"大跃进"计划里包括了妇女领导人数的最低限额.
各镇被敦促通过基层选举将妇女纳入领导队伍,使妇女占镇人大代表总数的25%或以上,占镇党委会委员总数的15%(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
这项倡议并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占什么比重,但妇女们确实谈到了其时当地方干部的经历.
833曾接受过曹竹香指导的妇女积极分子周桂珍成了B村的一个队长,她上一任的队长同当地的男人们修水库去了.
桂珍安置了分配到她生产队里的20户人家,但此后若干年中,这些新来者同当地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
一个移民进来的男人指责桂珍搞区别对待,骂她"比男的都厉害".
桂珍也遭到村民的批评,令他们不满的是,外来者迁进村后影响了每个人的粮食分配量.
外来移民和当地群众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34大跃进农耕和农业的女性化1958年秋,B村丰产的玉米和棉花开始倒向地里,赶在它们腐烂之前进行收割成了妇女们的工作.
35曹竹香说那个多雨的秋季是一个极度忙乱的时节.
男的炼钢的,女的在河滩浪钢铁,那男的女的活就做不完.
那人忙白天那门都上锁着哩,光是食堂里做饭,留下几个人,到时间,饭往河滩里送么.
白天抢收,把玉米掰回来,有还顾不得剥,有的掰的在地里,那车一天给人家送那个,还远不回来,那年那就说庄稼不论扔到那,倒到地里也罢,倒到场里也罢没人拿,黑了回来,可剥玉米,那咱都收回来了,没烂.
36"咱"指的是白天在河堤上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出去连夜抢收庄稼的B村妇女们.
37她们很快也发现自己还要负责播种和收割冬麦.
3833历史上,渭南沋河频繁地遭受来自峡谷径流的洪水.
干旱年头,沋河干涸,六千亩良田无水灌溉.
20世纪50年代,渭南市委和省水利局决定建一座综合性水库以满足灌溉、城市供水和防洪的需要.
水库从川口王村往南延伸,距离沋河谷口5公里远.
水库于1959年12月动工修建,动用了一万劳动力才得以在1963年的11月竣工完成(黄联社[Huang]2002年).
河南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引发了更大、更具灾难性的移民安置,使147,000居民迁移到大荔县、渭南县、蒲城县和其他县.
见弗美尔(Vermeer)1981年:第23-24页;渭南地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1996年:第239-41页;景军和冷梦(音译)1999年.
2010谢朝平因对这次大迁徙的披露而导致被拘留.
见Lee2010年.
有关"大跃进"时期甘肃盐锅峡水电站及其对当地生态和农村生活产生的有害影响,见景军1996年,1999年,2001年.
341996年、2006年与周桂珍的访谈.
1964年,上层派来了一支调查小组,周摆脱了有不当违规行为的嫌疑,但质疑她的那个人却被发现私自屯粮.
景军对"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坝和水库工程而被迁移的"水库移民"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份调查.
作者称,对迁徙移民的"忽略、胁迫、镇压"使这些问题更严重了.
35由于"大跃进"劳动力的缺乏,麦客也消失了:那个时候大炼钢铁,屋里埋[译注:雇]个人都埋不起,女人都撑腰.
人民公社以后,以女的为主(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郑彩桂也说到了类似的情况(1996年访谈).
36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37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38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王友娜(1997年访谈)说妇女积极从事水稻种植和脱粒、以及小麦种植的工作,周桂珍(2006年访谈)讲述了妇女植棉.
鲁玉莲(1999年访谈)描述了妇女在种植方面的参与情况.
9一开始,妇女在"大跃进"活动的间隙干农活.
她们要么白天淘沙子找铁、晚上剥玉米,要么在不需要立即照看庄稼的时候去淘沙找铁.
39或者当没有家务负担的男子和妇女去参加工程建设时,"半劳动力"——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和年老的妇女——就去干农活.
40随着"大跃进"的蓬勃高涨,党和国家的重点从鼓励妇女勤勉节俭转为动员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
41时间一久,农耕不仅仅是"半劳力"的任务,而是成了所有妇女、包括那些孩子尚且年幼并且之前未曾被动员去田里劳作的妇女的任务.
曹竹香利用她结婚后以及成为寡妇后所学到的必备的农耕技术,去教桂珍和B村其他妇女.
男的整个在南边修铁路,曹书记就带领这些妇女学会犁地,爬地,摇车,套车,出圈,铡草,我在地里套疆子犁地,那个时候牛拉呢,妇女满搞这些活动.
我村里老个人,都没男人埋了,都是我这些女的.
那时候村上都没有人,女的整个搞这些地里的劳动.
42桂珍整天在地里一天劳动么,锄地,挖坑哩,拉粪哩,上肥哩,那包谷杆踏上那积肥,那个时候浇水还不是现在那电器化,都是推水车,在地里四个人推水车浇麦子哩.
43妇女被敦促去植树、养猪、养蚕、养鸡.
44正是在"大跃进"期间,张秋香和第八章讨论的其他妇女植棉能手们,由于开创了精耕细作的新技术,展现了决心、生产的热诚和政治的热情而不断地在全国范围内被宣扬.
县一级的地方著名劳模也同样被刻画成"大跃进"意识的化身.
劳模不仅包括像张秋香和曹竹香这样经验丰富的农民,还包括非常年轻的妇女模范和妇女集体模范.
比如,丹凤县十八岁的张春芳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全能型"劳模.
据报道,她组织妇女跟男人一起炼钢铁;监督了两个大型引水渠和四个小型灌溉渠的修筑工作;带领公社的年轻妇女拆洗被褥和衣裳,粉刷墙壁,打麻雀、老鼠,填补鼠洞;她自己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为开垦新的田地,克服了当地的迷信,将祖父的遗骸挖出来并移置别处.
但她主要的成就是说服了四十多名妇女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
军事训练被描述为是妇女得以克服性别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常埋怨自己不该是妇女,因而在农村实现全39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周桂珍1996年,2006年.
40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年.
41就在"大跃进"前,妇联的干部们仍然试图增加妇女在田里劳作的天数.
1958年春,省妇联开展了一项"两勤(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运动,鼓励妇女们在建设国家和操持家庭两方面都要勤俭节约.
(妇联178-189-0101958[3月11日]).
关于这项运动的展开,见陕西省妇女联合会,1994年:第24-25页;妇联178-196-0131958年(3月28日).
42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她说"村里都没有人"的意思是村里没有男人,与第二章讨论过的"家里没人"的用法相呼应.
这个用法在被批判为封建残余之后还被持续使用了50多年.
43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44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7页.
"大跃进"时期的工资制度不一.
1958年10月13日的《渭南日报》报道了一项直接供应食品、衣服和燃料的试验.
1958年,生产大队在曾在短时期内实行过付工资的办法,但很快又回到了记工分和年底分现金的老方法.
妇女挣的工分通常要比男人少.
生产大队没有像以往的做法那样,将部分付款以粮食的形式发放,但到了1959年,他们给每个队员发放了约两斤左右的棉花(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曹竹香,1996年;刘真西,2006年).
10民皆兵开始便高兴的对干部说:'这一下妇女和男子一样了',也有了保卫祖国消灭敌人的机会了.
"45在丹凤县,五一合作社的130名妇女因"以政治为指导"、"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被授予集体模范的称号.
事后看来,一个必须看成是"大跃进"异想天开思想失败的例子是,妇女们坚信——基于她们向张秋香所学到的植棉经验——她们能够将一块高粱试验地的产量从亩产一千斤提高到亩产三万斤.
据一个妇女说,"张秋香和我们一样都是妇女.
为什么人家能办到的了,我们办不倒呢我看是不是有决心.
"她们还设计了用来切剁蔬菜、加工粮食、给水稻脱粒和为作物施肥的农具和机器,从而展现了妇女的技术专长,并"驳斥了一些人认为妇女手脚笨拙、头脑封闭、糊里糊涂、无法取得成就的看法".
报告还提到,面对这些事实,合作社的党委书记和其他一些干部不得不表彰妇女们的成就,称她们为"妇女中的英雄",并组织召开会议宣扬她们的经验.
46妇联抓住这种不断强化的妇女动员论述道,妇女进入农事耕作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一份报告所声称的那样:"这既有利于促进大面积增产,又可破除妇女的迷信自卑感,建立妇女的自信心和改变社会上歧视妇女的错误观点.
"47但大部分妇女对参与农事却没有如此高扬激昂的看法:她们必须工作才能到集体大食堂吃饭,不上工的话就会被公开批评.
48Z村的刘冬梅回忆,不在地里做活的人哦那罚罚钱,就我这有一个,那男人当工人,那有一个娃娘们两个,二十八生了个孩子,那就莫开怀,生了个孩子,引娃哩,做不成活,把她那成算尽算光,把娃那几成都算了,大人是十成么,娃是七成吧,娃大概是七成.
那没得粮吃啊,扣了不给么,说不光不给了大人的,把娃这粮都扣了,那严的很.
49对妇女们而言,再需要技术、再繁重、再不体面的农活她们都要去做.
妇女们必需频繁地出现在田地里,而这种出现也不再引发争议,因为男子都不在家中.
农业的女性化开始了.
5045《妇女民兵代表张春芳同志单行材料》1958年.
这里并未指明具体敌人,但提到了解放台湾,但直接背景似乎是始于1958年8月的金门-马祖危机.
关于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公共卫生运动,亦见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妇联178-195-0011958年;《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单行材料》1958年;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
46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模范单行材料》,这份材料中的第四章简短地描述了"大跃进"期间农村的扫盲运动.
47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5-6页.
全国范围内也有这种论调,见全国妇联1960年.
48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49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
50在集体化时期余下的时间里,带有地方差异的农业女性化继续快速进行.
刘秀珍(2004年访谈)于1971至1973年间在G村担任生产队长,据她估算,在她队里,妇女提供了80%的劳动力,因为她队里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很多男人都离家到外面干活去了.
她是整个公社唯一的妇女队长,这意味着尽管妇女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劳动力,领导职位仍然主要为男人所占据.
高默波(1999年:133页)在谈到其江西老家高家村时说道,在"大跃进"期间,"高家村的妇女首次开始像男人一样在田里劳作".
11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跟维持大后方的农业相比,党和国家更需要妇女.
妇女们要对高产试验田进行深翻和密植,将作物的产出提高到空前的程度.
在T村地区,李六斤和生产队的其他妇女将深翻和密植的方法运用到小麦作物的种植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都是深翻,翻的有一米多呢.
就是喔——一锹插去,再美呀(用劲)插一锹,下去下摔到高头去就那么家深翻啦,下了雨都是深翻,喔都是我笑,全部屋里都是女的!
白天、黑夜加班加点的做,活路人家也都给做出来了呢.
上头说的是深翻一米,深翻!
就是那泼到的(攒劲)底下翻的那黄泥巴,"帮"的(声)一下bia到——笨的很,我给你说.
九分地种了我看是多少——哎呀,种了五十多斤麦子呢.
平常一亩地就是三十几斤麦子嘛.
出来长的好,上头也来参观,地区的妇女都来参观了的,嘿哟好的很,巴巴一第一年收的时候,密了,杆杆细了,害怕搭架呀,搭架都收的少的很,穗穗小的很嘛.
没有合理密植,没有想到科学种田这事情.
那就是说上头咋说我们咋做不得错.
只么上面人家说喔个深翻了以后,这个产量高嘛,唉,说的这个样儿就深翻嘛,上面咋个家说你就咋个家做呀.
我心里头半信半疑.
有些子女的翻到翻到都有气呀,有气咋个家,翻都翻了,这块子地你要翻出来嘛.
妇女试验田,插的牌子.
511959年,一个妇联的代表团在另一个陕南的村庄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妇女们大手笔地在每亩地里种上了150斤麦子和撒了12,000肥料.
施草木灰一次,目前看起来长的很好,但分开一看,根下已经沤黄了,有的已经倒伏,很明显是苗太稠了,需要间掉一些苗,但究竟应该掉多少,留多少,如何间法,他们都不懂,也没有技术员来指导.
考察团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缺乏技术造成的.
52但立下一个比天还高的目标,却试图用未经检验的方法去实现它,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不够的问题了.
这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回应,但这些政治压力却远不是源自农村地区.
每一级的干部都觉得一定要为"大跃进"的生产目标作出贡献.
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脚踏地球,手扒天,一亩地能打[几万斤]"这样的口号将生产同政治和道德意志紧密联系到一起.
53整个中国农村,地方官员们要赢取荣誉、避免让自己及其社区蒙羞的欲望导致了后来著名的"浮夸风"现象的出现.
541958年,各个社区夸大汇报作物产量,有时竟到了无以复51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52妇联178-211-0051959年.
532004年与高玉忠、1996年与鲁桂兰的访谈.
54吕晓波(2000年:第89页)将"浮夸风"译为"一种夸大和欺骗的倾向".
有关导致浮夸风的竞争逻辑,见90-93页.
刘招凤(1996年访谈)在此期间在陕西多个农村都待过,她描述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在干部中,一些干部作风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
12加的地步.
55何改珍说,虚夸呀,国家叫虚夸呀,亩产几千斤,几千斤,写几大纸板板插地头上,产不下么.
试验田产的也不高.
那就莫得肥料么,都用的是那厕所的粪上的,长个啥么56一个悲剧性的循环接踵而至.
国家当局欣喜地看到所期望的剩余农产品正变成工业化的资金,便抬高了农民应缴纳给国家的粮食额度,这直接导致许多地在1958年末出现饥荒的情况.
57不愿夸大汇报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但却很可能挽救生命,并在事后回顾起来的时候被记忆成一种美德.
曹竹香在晚年的时候这样描述自己:我不撵高潮,我这人犟,撵高潮你要打这个鼓离不了三五勒,要连你是一条心,连你不是一条心,你敲锣,我不给你敲鼓.
58周桂珍回忆了身为劳模的竹香所受到的夸大棉花产量的压力.
那一年可搞那个浮夸,老婆不会那个挪,总给人家要报实的,人家要叫把那往高里报,老婆把那个报的底,就是这个,那时县上的有些人,不按人家计划来,人家不上去,那个来,人家为了他上去,老婆那个人实诚的很,我是多少产量就是多少产量,我报下那空空最后咋办呢,最后我有关1958年多个省份(不包括陕西省)夸大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见陈仲礼2001年:65-66页,137-138页.
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75页注148页)引用了一位姓名不详的历史学家的话,说陕西省党委书记张德生属于比较"实际"的领导之一.
产生的后果便是,领导越实际,就越少虚夸,上交的粮食也越少,最终地方上的饥荒也没那么严重.
我们访谈中的轶事支持了这种论点.
55白思鼎([Bernstein]1984年:第351页)说,在全国范围内,"以1958年的收成为例,据报道1958年12月的粮食产量为三亿七千五百万公吨,为1957年产量的两倍.
"1959年经核实后,这个数字降到了二亿五千万公吨,随后又降到了二亿公吨.
1959年的初次估算为二亿七千万公吨,后来降至一亿七千万公吨.
1958年的产量比1957年要高一些,但1959年产量剧降.
56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页.
57白思鼎(1984年:341-42页)报道,"大跃进"期间,"尤其是在1959年,尽管粮食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粮食的征购达到了非常寻常的高度.
"他认为这是多种因素汇集到一起而导致的官员轻信的结果:政府官员担心失面子和被批保守,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之后.
尽管国家的领导人们大都在农村待过,却倾向于相信夸大的数字,白思鼎称这种现象为"缺乏学习".
其他学者认为这种行为与斯大林在苏联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但白思鼎否定了这一看法.
他总结道,"农业在生产上取得突破是一种假设,换句话说,是一种认为增加征收与农民福利并不矛盾的信念".
这种假设到头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跃进"管理极度不当的结果.
饥荒是这种管理不当带来的意外后果,毛泽东及其僚属是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
"然而,与其他学者对"大跃进"饥荒的著述相反的是,白在追究责任的同时还认为"过度征收是政权管理不当的结果,而不是一项蓄意的、严酷压榨农民的政策".
白思鼎还详细地讨论了1958年全面的包干制是如何使限制征购的规定失效的,全面包干制将计划的生产的增长纳入到了对盈余的控制之中(368-70页,352-55页,345页).
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毛拒绝承认再次推动"大跃进"经济政策和庐山会议后的新反右运动会对农村地区产生灾难性果,毛也没有相信关于全国性灾难的报告.
白对此提出了批判(白思鼎2006年).
58与曹竹香的访谈,2006年.
13在县上开那几百人的棉花会时,还只有我的棉花最高了,我是一百二十斤,他双王才是一百一十斤.
他不怕把张秋香[等人]哄上去.
59半个世纪后,顶住压力而不虚报似乎不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时候,张秋香和其他劳模正声名鹊起,那么制定高目标并努力实现它们就既是必需的、又是大家所期待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也不仅仅出于为一己私利的原因.
继续当劳模给村里带来利益:额外的肥料,有权使用农村信贷,技术援助.
为了向苏联发送的太空人造卫星致敬而虚报夸大说试验田的作物亩产超过千斤的做法被称为"放卫星".
60在一个集体想象里包括了电灯、多层住宅楼宇和对食物制备实行社会化的时代,党和国家以及一个人的邻人会将如实汇报作物产量解读成不为未来奋斗.
在这个人人都想要的未来中,甚至是一个农村妇女都能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前沿.
五化有关五化的讨论最明显地展现了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日常生活的期许.
这些讨论旨在将家务劳动重新分配到生产大队中去.
吃饭在大食堂进行,衣物由缝纫机缝制,婴儿在产院接生,孩子在托儿所得到看护,面粉由机器碾磨加工.
61大部分任务——做饭、缝纫、接生孩子、照看孩子——仍然由妇女来完成,但这些任务现在是在一个社会化的环境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家中进行.
官方推行五化的目的是为了将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使她们能投入到集体农业的生产中去.
62山秀珍在1958年10月提醒妇女积极分子们,既然她们不再需要在家务上花费时间,她们就可以种植高产田,深翻麦地,改良农具,收集或制造肥料,包括制作细菌肥.
631958年,她在自己的公社建立了7个托儿所,7个幼儿园,9个食堂和9个缝纫厂.
她甚至和其他几位妇女一起设计出了一种可以一次切28片馍馍的机器.
64通过宣扬秀珍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国家姗姗来迟地公开承认了落在妇女肩上的家务劳动负担,并承认此前没有必要的国家政策去充分解决这些负担.
而现在,田地里需要妇女,更不用说炼钢厂、水库、细菌肥料厂这些地59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60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61每一种变化都以"化"字结尾: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妇联178-186-0431958年).
曼宁([Manning]2005年:第84页)将大食堂和托儿的出现说成是共产党发动的"一项了不起的解放妇女的试验".
沈迈可([Schoenhals]1987年:第80-81页)引用朱德秘书廖盖隆的话,说大食堂"会削弱传统家长的特权,从而使男女、老幼之间产生'真正解放的关系'".
然而,陕西妇联和政府的文件里却未出现这种论点.
有关对这些集体服务的带插图的记录,见妇联1960年:出版时间及地点不明.
62陕西省的媒体对此进行了讨论,如1958年7月7日的《陕西日报》就集中讨论了食堂化、托儿化和缝纫化.
到了8月,产院也纳入到了讨论的范围(《陕西日报》1958年8月11日).
1960年3月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了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公社是妇女获得全面解放的最好组织形式的文章.
63妇联178-198-0401958年(10月8日).
64妇联178-186-0431958年.
14方都需要妇女,党和国家组织说出了一些需要妇女每天花费数小时去完成的主要任务的名称.
然而,如何去解放妇女劳动力以从事农活则完全靠自己动手,需"依靠群众"去建立和资助新的本地机构从事家务.
这个方法实际操作起来有困难:党和国家既没有金钱也没有人手去实施五化.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大跃进"普遍依赖的都是动员群众,而不是等科学或技术专家来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丹凤县五一模范合作社的社员们在1958年5月将自己组织起来,使家务活社会化.
经过五天的辛苦劳动,据说他们"办起了集体食堂三座,托儿所一所三组,幼儿园三个,产院一个,缝纫组两个,洗衣组三个.
"这么多的设施只能为一个由716人组成的合作社服务,间接说明了这种无报酬的、看不见的、通常由妇女在家完成的劳动是多么巨大.
65家务社会化的结果是:"妇女劳动力搞到彻底解放,全社妇女出勤率达到了100%……由于妇女摆脱了家务拖累,[她们就]专心致意的参加了生产.
今年夏天,有55位妇女下水稻了种植稻子.
12位妇女学会而且较熟练的掌握了黎地,耙地,推土车,打畦子与农业全套技术.
"66一份1958年的报告乐观地评论道,"由于实现了托儿所化,食堂化,缝纫化,妇女们高兴地说:'过去是人在地里心在家,担心孩子和猪娃,做饭缝衣还要等着咱;而今是娃娃有人教养,吃饭有食堂,衣服缝补机器响,喜气洋洋把生产来承当.
'"67尽管这些成就都得到了广泛宣传,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却并不平坦.
机器碾磨和加工面粉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
第六章已经讨论过的、为分娩而设立的接生站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且分散程度已超过"站"这个词所蕴含的分散意味.
与此同时,"大跃进"期间高强度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妇女的生育健康.
妇女干部和接生婆都报道了妇女子宫脱垂现象不断增加的情况.
68G村的接生员石翠玉运用推拿的方法和药物去治疗子宫脱垂(像个茄子)的情况,但却徒劳无功.
69鲁玉莲是陕南的一个妇女干部,她跟一个调查队到邻区进行调查.
她在该地区发现,三个村庄里有九个妇女子宫脱垂.
她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妇女产后缺乏休息所致:这是60年下半年.
那有些妇女多可怜呀,那真正就象那灯泡,就不上气,我晚上要休息一会儿,那就不行.
该区的妇65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材料"1958年.
丹凤县还有一个由228户家庭和1,043人组成的合作社建立了5个抱娃组,由36名工作人员看护68个小孩.
该合作社还为145个孩子建立了5个托儿所("山秀珍"1958年).
66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材料"1958年.
67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这份报告被呈递在了第六章讨论过的有关产院和托儿的大会上.
68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据一份1961年的救济报告估算,4%的育龄妇女(约140,000名)子宫脱垂,5%的育龄妇女(约175,000名)有闭经的问题.
中央下令卫生局用民政局提供的资金去免费治疗这些疾病,这使得民政局又决定向中央要求更多的帮助(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80-81页;民政厅198-7681961年[10月26日]:第246页).
69与石翠玉的访谈,2004年.
葛瑞峰1998年:第106页探讨了四川妇女的子宫脱垂问题.
15女获得了免费治疗的机会并且可以不用去田里干活,但治疗的范围有多广却不清楚.
70至于无休止的做衣服的任务,集体的缝纫小组只起到了小部分的作用.
身为生产大队党委书记的曹竹香,71组织了一支由妇女组成的、按工分计酬的缝纫小组.
小组每制一件衣裳收费几角钱.
那些手头没有现钱的人,欠款便会被记下来并从年底他们所挣取的工分里头扣掉.
对那些手头有些闲钱的家庭而言,缝纫小组减轻了他们亲手制衣制鞋的负担,而经济困窘的家庭则还要依靠家里的妇女亲手劳动.
721959年,妇联的报告评论了缝纫小组出现的严重问题:机器不足,缝纫工们的参与度参差不齐("有的参加其他活路,有的因病在家没做活"),规则不完整,缺乏始终如一的领导,记账粗疏,所有这些使得公社的社员们抱怨不已.
73五化中的托儿所在妇联的文字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
74托儿成了"当前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性的问题之一,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全国建立足够的托儿设施被描述成是"将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逐步由家庭转移给社会".
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被鼓励去从事托儿工作.
75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李晋昭为托儿的重要性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她说,全省300万妇女劳动力中,约有60%的妇女有年幼的孩子,其中有30%的妇女找不到人为她们看孩子.
幼托将妇女解放出来去种植棉花、修筑大坝和保护水土,这都归功于7,631个幼儿园和36,294个托儿小组的建立,使651,330名一至六岁的儿童得到了照管.
但她说,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扩大适用范围和提高质量.
李提议集体对托儿的费用进行贴补,以提高妇女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积极性.
76妇联为培训儿童保育工作人员提供教科书并建立模范幼儿园.
妇联的工作报告强调了照顾孩子是妇女的工作这一事实,提倡"重视解决妇女的孩子问题".
77冯小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后来又再生了三个),"大跃进"之前和"大跃进"期间她在Z村的托儿所工作:给的两间房.
每天早上就把娃送来了.
天黑了,他娃来引回去.
三岁到五岁,六、七岁.
两岁的娃那有人带么,人家70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71有关曹竹香这个时期的官职,见妇联178-244-0151960年(3月2日).
72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据李小梅(1997年访谈)回忆,衣服的价格为:一条裤子4角、内裤1角5分、一件上衣一元.
73妇联178-211-0051959年.
74妇联使用的词语是"家务劳动"、而不是"家务活",这点很重要,因为"家务劳动"提高了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重要性.
相比其他党和国家的机构,妇联对这一问题更为敏感(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
有关1958年8月进行的一次类似的讨论,见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
75《中国妇女》1958年第16期:第19页.
有关陕西付出的努力工作,亦见妇联178-207-067(8月18-23日).
76亦见妇联178-208-0671958年(8月18-23日).
关于省级报纸刊物对托儿中心的报道,见《陕西日报》1959年2月21日;《渭南日报》1959年8月27日.
77陕西省党委于1958年6日呼吁建立农村托儿中心,"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妇联178-27-0201958年[6月3日]).
"妇女的孩子"这个说法出自妇联178-189-0101958年.
提到建立托儿中心这项工程的妇联文件还包括妇联178-195-0181958年(5月24日);妇联178-196-0291958年(7月31日);妇联178-193(2)-0501958年(11月4日).
16家里的老人抱着,三岁的娃,带上能跑么.
就教娃唱歌,给娃引到阴凉地去耍一耍.
你给人家写字,人家愿认罗认一认,不愿认罗脸dia(掉)下了,都小哩.
我记得这东关有一个[幼儿园],我这里就是我一个.
那时候就是每个生产队能香这些娃罗就成立.
78到了1958年末,妇联号召,要于三周内在每个县至少建立一个全天候的托儿所.
但该计划涌现出来的一连串问题就跟其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和不现实的时间进程表一样显著.
妇联指出,现有托儿所人手不足,护理人员"成分不纯":"有的思想落后、年龄过大,甚至有传染病.
普遍的则是缺乏教养孩子的知识和方法,只知把孩子哄的不哭了事.
……不少托儿所、幼儿园没有一固定的适当的房子和必须的用具、玩具;卫生差,引起孩子闹病.
……特别是入冬以来,缺乏保暖设备,使入所、入园孩子人数大大下降.
"毫无疑问,很多母亲都不愿意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去,而当地的政治领导却认为"托儿所、幼儿园是婆娘、娃娃的事".
除了再回去找这些心中充满狐疑的父母们和当地干部之外,妇联还提出了一些其他解决方案:"要有一定的桌凳、被褥用具和玩具,特别是现在到了冬天,如何解决保暖问题更为重要.
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由公社拨出一部分福利基金来购买一些必要的设备,更重要的则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互相调剂,腾出足够的比较好的一些房子给孩子使用;被褥、用具、玩具等可以发动孩子父母自带,家中实在困难的户,公社可以酌情给予补助.
取暖问题可以发动群众给幼儿园、托儿所盘大炕、打上门窗子……这样天冷了孩子就在室内热炕上玩.
"79在陕西,这些托儿所的设立情况、持续时间和质量并不均匀.
甚至在"大跃进"期间,很多父母都带着孩子到田地里去,而不是将他们送到远的托儿所去.
80"大跃进"失败后,很多托儿所也就停办了.
81如第七章所示,托儿在集体化时期仍然是一个关系到诸方面的问题:存在时间短暂的地方团体,祖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草草拼凑到一起照看孩子,或冒险把孩子独留在家中.
82T村有些妇女经常把三四个孩子放在扁担两端的箩筐里,挑着他们去稻田里干活;83有些则将孩子留在家里.
都搁到兜兜里,一个摇摆篮子,搁到兜兜里,78与冯小芹的访谈,1999年.
79妇联178-189-0481958年(12月2日).
妇联紧接着在1959年发起了一项"六好、四满意"运动,旨在提高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
在渭南县,尽管其他方面的坏消息不断增加,妇联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集体里得到照顾.
渭南县幼儿园的数量从1957年的737所上升到了1958年68,288所.
到了1959年,903所全年制幼儿园有22,755名小孩,幼儿园老师有2,691人.
同时,1,470间托儿所里有19,873名幼儿,托儿工作人员有5,767名(王丽[音译]1959年).
1959年,一支调查发现,有个抱娃组"仅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大大小小8个小孩子……还喂两头猪,有时还帮助食堂吹事员切菜.
孩子的卫生很差,教育更谈不上"(妇联178-211-0051959年).
甚至在"大跃进"失败之后,依然还有雄心勃勃的托儿计划.
见妇联178-219-0131959年(7月9日).
80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曼宁2005年:第102-3页讨论了河南托儿设施不足的问题.
81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275页.
82郭于华2003年:第51-52页,2004年:第5-6页讨论了陕北类似的情形.
83与袁小丽的访谈,1997年.
17小的都紧他哭么,过去引的小人都可怜的很.
大一点的都跟到田坝里去,跟到都是,站到田埂上耍么.
84G村北边的刘谷雨则把孩子拴到窗子上:我嫂子说我和三娘,你经营(管娃),老天爷经营一半,你经营一半,娃不是不管了,地里劳动去了,不管了,娃搁到帔(炕)上,精尻子,穿一个袄,连(用)绳绳拾到窗框子上,回来娃呀就像在那儿排队哩,拉上一溜溜屎,齐齐才打折(收拾)哩.
85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照看孩子所带来的困难去回忆"大跃进"期间不断增加的田间劳动的艰辛.
86刘冬梅评道,娃在屋里叫老人丢下,娃哭他哭,那莫办法,你又不敢蹲(待)屋里,一蹲把你工扣了.
87农村妇女们的口述故事里穿插着各种关于孩子的故事:受伤、惧怕动物、被拴到炕上、溺死或由于未及时医治而死于疾病.
接生员杨安秀以安全地接生别人的孩子为豪,但对自己蹒跚学步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却无能为力.
五八年我丈夫炼钢铁走了.
屋里没人,我那时当干部,当干部半晚上才回来,把娃吓得不行.
有一天晚上到五丰去深翻(田)了才回来,走到房背后(听到)娃叫唤的(才两岁多),我问他叫唤的啥把粪也拉到堂屋上,把闩子拉着蛮(直)摇到嘛,把我气得也哭,我说做啥呢嘛,把你吓的这块起(样子)"妈呀,妈呀,快当些,一个老鼠子吗,从窗子里跳进来咬我嘛,我弄腚子(拳头)后它到嘛,它跑了".
88一份1961年的陕西妇联报告提供了一份严峻的数据统计,说所有一至五岁的小孩中有30%在家无人照看,而雪上加霜的是,夏收时节全省有一百多个小孩被狼咬伤或溺死.
89只有在需要妇女去田里工作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才会认可家务劳动是耗费时间的.
随着将农村推向共产主义的高风险尝试开始失败,对家务负担的分析以及试图减轻它们的尝试也开始消逝.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五化中得到最广泛实施的、被记忆得最为生动的大食堂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84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年.
85与刘谷雨的访谈,2004年.
86卡尔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评道,在"大跃进"期间,妇女的劳动时间被重新分配到地里,好像不需要什么机会成本似的,但事实上忽视孩子带来的代价非常高.
葛瑞峰(1998年:第103-9页)描述了"大跃进"期间,男人们在四川修建铁路和水利工程的情况,他评论说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都对那些过去的经历有怀恋之情(104页).
他指出,由于缺乏劳动力,妇女不得不到地里去干活,再加上家务活和需要参加很多政治会议,所以她们对这个时期的回忆远没那么美好(104-5页).
87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
88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89妇联178-282-0101961年(3月-12月).
18吃食堂的时候"大跃进"在农村引发的所有变革中,日常家庭生活中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集体食堂的出现.
1958年夏和秋,所有家庭将手头有的,无论是粮食还是蔬菜,都上交给了集体.
90很多家庭还把锅也交出来用去炼钢铁了,有些村的家庭则砸碎了炉子和铁锅.
何改珍回忆Z村的情形;那吃食堂,队长都把你给打了,这家家都莫得锅灶了呀,一打你就在屋吃不了上饭了么,你就得进吃食堂.
91Z村其他妇女也证实了她的回忆:那家里都莫得锅了,锅人家都揭了,都是那锅圈圈子,也没安锅了.
92适龄劳动力被允诺可以在集体大食堂尽情敞怀地吃,以作为对一天劳动的回报.
集体大食堂也为老人和孩子提供食物,快生产的妇女的食物则由接生站提供.
93公社要自行解决集体食堂具体如何运作的问题.
在B村,生产大队掌管碾坊,将食物储存到仓库里,并将它们分发给每个生产队的大食堂.
94有时也会在某户人家的家里搭建起临时的小餐厅.
95在G村,四个生产队一起合开了一个大食堂,每天为一千多人提供食物,但这个大食堂很快分成小食堂,每个只负责一个生产队或大约四十户家庭的食物.
96同任何政治举措一样,地方干部的劝说非常重要.
Z村的干部鲁玉莲提出了效率的重要性:那就给他们讲吆,讲那种食堂,既省老力,又省柴火,又省做饭的,有省粮食,啥都省.
97特别是对妇女而言,大食堂为她们减去了一项每天都耗时不少的任务.
G村的乔引娣说,那就是觉着方便,也不要忙忙地做回去不乏乏地做饭.
98与她同村的欧阳秀也对此表示赞同:那会从地里劳动回来,在食堂里吃饭,妇女和小伙子都说不要做饭,都说这好.
但是那段时间很短.
99901958年10月,据《人民日报》报道,华北和东北地区有超过80%的农民在吃大食堂(《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转引自沈迈克1987年:第100页).
有关大食堂的历史,见罗平汉2001年.
在陕西,七百多个公社在1958年11月前建立了大食堂(《陕西日报》1958年11月12日;关于对大食堂运作的调整和论争,见《陕西日报》1958年11月22日,1959年11月8日和12月30日,1961年2月5日).
9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92与马芳贤的访谈,1999年;亦见1999年与郑秀花的访谈.
这是Z村的情况;G村人们保留了锅,有时从大食堂带面粉回来在家做饭(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年;张秋绒2004年).
93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商镇镇"1958年.
94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在Z村,两个生产队共用一个大食堂,有一个给青年人的特殊大食堂;干部也在大食堂吃饭(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95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96与冯在财、王福贵的访谈,2001年.
T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大食堂(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97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98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年.
亦见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99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19集体一起吃饭便有可能为大量外出为水库、炼钢厂或其他工程工作的人提供食物.
曹竹香负责给靠近B村的河边的炼钢厂送饭.
那一黑上跑,谁不知道觉咋个睡.
大队里面碾子么,两个,给这来回能面,食堂里都在我那驭面哩.
一天晚上都不睡觉.
给工地上炼钢厂里一百多人,见天要给送面哩.
100然而,如果说集体大食堂促进了集体劳动,它们也扰乱了农村生活中的许多习俗.
当有人结婚或去世时,家里便没有粮食或食物去招待客人.
李朵朵结婚那天,只有她的哥哥和嫂子陪她去新家,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吃传统的婚宴.
谁都每来.
那食堂,今你到这里一个人,得报灶里呀,不报就不给你吃呀.
那天大食堂准备了米饭——特别的款待——但也只是因为婚礼的当天是腊八,按照习俗应该有一顿特别的饭菜.
101当年轻的新妇回娘家探亲时,她们被准许带上大食堂的工作人员为她们称出的三四天的粮食,一顿二两,一天两顿,不在的时候每天总共可以得到八两粮食.
但如李朵朵所言,在娘家不能呆的长远.
那时不挣工分,吃饭每粮,吃饭每饭钱,做活每工钱.
你今劳动你今吃;你今不劳动你就不能吃.
102地方上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因为人们不能再到邻居家去一起吃饭了.
如周桂珍所说,在吃食堂的时候,亲戚都没有了.
103"大跃进"之前,社会主义的一项好处是,贫穷的农民也能够在社交中礼尚往来,举办婚宴和小孩的满月酒席,互赠礼物和款待客人.
104而现在这些礼俗都没有了.
很快,"一天劳动换一天伙食"的规则变成了一种粗略的劳动控制形式.
Z村的石冉娃发现,你今朝不去,吃饭时间你来端饭,人家问,你今早做啥去了.
我说我今早没有去,我今早做啥做啥.
那一瓢饭人家都倒锅里,不给你吃.
105据T村的钱桃花报道,要是谁不上工,队上不给你支工,不给你吃饭,引的打闹,说是脚歪了,我扛了锄头你不给我饭.
106在炼钢运动的高潮,T村杨安秀所在的大食堂为一天的食物提出了另一项要求:每户家庭要交金属.
每次吃饭,还要收铁、铜、银子,没的这些东西还吃不上饭.
我笑我那结婚时有个灯盏、铜的,三层子这么高,底下盘盘有这么大,中间还有个盘盘,上面有个娃娃.
那天实在把人弄的不行了,人家说不叫吃饭.
好!
我就去把灯拿上交了.
又过了一段,人家说收银子,那个时娃儿生了兴做满月吗,做满月给买的娃儿头上戴的帽子上的铃(银的),我也拿去换了饭吃了.
孙子这年说,婆,你的银子呢,人家都有银子呢,人的银圈子呢我太太(太奶奶)给做满月的银钱100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101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年.
102同上.
103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104阎云翔1996年对这种情况,特别是集体后几年的情况进行了扩展讨论.
105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Z村);亦见张秋绒(2004年访谈,G村).
106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年.
20呢我说都换了饭吃了,你不给,食堂不给端饭,上面又要.
给上面交,不知道搞啥,还收铜.
万一没的也就算了,也要给吃,不过要卡你嘛.
107管理大食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曹竹香把管理大食堂同养家糊口相提并论.
你管这一个队就跟你管你一家一样么,你时时刻刻粮食要抓紧么,不能铺张浪费,是吧,食堂里派的人,还是派不铺张浪费的人,吃大锅饭呢,还要派个好领导……不管咱的粮,咱的粮的保管呢,那都有下数呢大……梁不正下梁歪.
108大食堂同公共建设工程和农业一样,也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
男人管理大食堂、当会计、看守仓库;女人切菜、煮饭和喂猪.
109大食堂做饭的师傅们要用每斤面粉做出准确数量的花卷.
110粮食严格地按人头进行分配,由食堂的工作人员按量进行发放.
在T村,这项任务落到了李六斤身上:每天给人家翻粮食,那一个人才挂四两,一顿才给下二两.
那时那个麦子一些淘了推,推的那个麦拉子,连麸子带麦子那个面,推了就是喔好家,给人家煮,煮了以后拿碗来舀,那好家糊糊子.
我都去看多少人搭伙,称多少.
煮了的话,按照喔个给舀哇,平均多少人,多少铁勺舀呀.
111农村各地大食堂的蔓延引发了新的矛盾.
人们不喜欢排队,如张朝凤对G村的评论那样:食堂里吃人多的很,百十个人,下面条吃馍要等好长时间,群众反映也不好,群众说耽误大生产,支部书记讲,你别想吃小锅饭,到你孙子手里都甭想.
112人们对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也众口不一.
如鲁玉莲所言:有的人爱吃甜的,有的人爱吃咸的.
113人们也可能只为自己,何改珍黯然回忆道:给我那大公社那伙男的,那就我一个女的,人家就抢挖抓(注:厉害),油水咧噢,汤汤要我喝.
114在村里蹲点的妇联干部们记得,要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建立如此复杂的组织的要求招到了群众的抵制,并引发了大量后勤方面的问题.
然而,就如同不能对炼钢运动进行公开批评一样,这些经验丰富的干部们知道公开批评大食堂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为这些干部之一的刘招凤回忆道,那时心有余悸,张和我一起学习讨论合作化吃食堂的优越性.
我们在底下悄悄地说:"有啥优越性简直是整人.
"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经济基础.
唉呀!
可不敢说这个话.
现在看来,107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108与曹竹香的访谈,2006年.
109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T村);与袁茜的访谈,2001年(G村);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T村).
110与袁茜的访谈,2001年.
111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12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年;欧阳秀(2004年访谈)也讨论了这样的矛盾.
113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114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21那时办食堂还是过早一点.
认为这是全党动员的工作么,那咱们妇联就应该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去搞吗,去发动妇女参加这个活动,还没有别的想法.
115如一位蹲点干部所评论的那样,妇女那个时候都是随着大流的,它没得人公开反对的,因为共产党刚解放,那个威望高的很,威力也大的很.
116同样地,当地像周桂珍这样的妇女领导——这些妇联干部们费尽心思指导的积极分子们——也不得不对自己的保留意见保持缄默.
给人宣传说那食堂好,还不敢说不好.
自己是干部么,那你当干部,给人宣传还要说这好,不能说这不好,你说不好,人家说:干部都说这不好,你还说人哩.
117但山秀珍却对认为大食堂的前景黯淡,她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就有一点我想不通,就是把人家私人屋里的东西拿出来平均.
吃食堂饭,把人家家户户的东西拉出来就是平均主义么,我不同意,说这不是挫折人家社会主义积极性么,要提高群众走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么,河南这样搞厉害,咱们陕西稳.
118大食堂一开始是"大跃进"运动狂热幸福感的写照,随后成了地方上不满和抱怨的晴雨表,最后很快便成了"大跃进"坍塌的场所.
1959年,大食堂的食物用尽,所承诺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另一种负担:饥饿.
119一些报告说,饥荒始于1958年,跟"大跃进"开始的时间相同.
食物的储存、分配及上交等问题使粮食的丰收大打折扣.
随后的1959年是通常被认为收成极糟的一年.
120国防部长彭德怀报告说,全国的食物短缺情况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
1960年的粮食生产比1957年的水平降低了26.
4%,1960年和1961年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饥荒.
121毛提到,山东、河南、甘肃是受灾极其严重的省份;安徽的灾情也十分严重.
122这并不仅仅是粮食绝对产量的问题.
一115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她未具体言明恐惧的根本原因,但很多关于"大跃进"的全国历史讨论了反右运动在禁止发出批评的声音方面带来的可怕后果.
116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17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118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年.
河南的运动以"左"而闻名于陕西;据一个在"大跃进"期间回河南娘家的陕西妇联干部报告,为了使房子公有化,人们把两家院子之间的墙壁都拆了(1997年与王桂花的访谈).
戴瑞福2008年:第118-246页探讨了河南一个村庄"大跃进"的历程和饥荒.
有关村一级对河南"大跃进"政策的批评,以及一个村党委书记为保护其村子免遭这些政策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所作出的努力,见西博尔特(Seybolt)1996年:第51-58页.
119例如,见贝克1996年.
虽然贝克仔细探讨了西北地区所有省份在"大跃进"后的饥荒情况,但除了匆匆一笔带过之外,他并没有讨论陕西的饥荒情况.
亦见凯恩(Kane)1988年.
120班尼斯特1987年:第233页;曹树基2005年:第17页.
121班尼斯特1987年:第59-60页发现生育率在1962年回升.
她还说,1961年政府进口了粮食并提高了分配,所以尽管收成不好,饿死的情况应该有所减缓(233).
有关粮食的生产水平,亦见里斯金1998年:第115页.
122白思鼎1984年:第344页.
曹树基(2005年:第21页)在其研究中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并列举了前六个受灾最严22些省份,比如山西,尽管平均粮食产量相对较低,但死亡人数却相对较少.
而一些谷物丰产的地区,如四川、湖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虽然谷仓囤满粮食,人们却依旧饿死.
123随后,党和国家便会为"大跃进"的失败给出官方的解释:恶劣的天气,工作中的错误,需要还苏联的债务,因为当时跟苏联的关系即将破裂.
然而,尽管陕西真的遭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包括严重的干旱和泛滥的洪水,124但很明显,1959到1961年的饥荒并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人为的灾难.
125据报道,1958年是有史以来粮食收成最好的一年,一共有三亿七千五百万吨——是1957年的两倍之多——部分是由于"浮夸风"的结果.
126高层的领导们接受了这些估算并作了几个致命的决定.
他们命令一些省份(四川、云南、甘肃)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粮食,批准1959年的粮食耕地减少10%.
这些举措和其他因素聚合到一起导致了大饥荒.
章道犁(D.
GaleJohnson)列举了如下因素:"过度的收购,对城市消费者免遭食物短缺带来的最坏影响所作的保护,在人们挨饿的情况下还持续输出粮食,1959、1960、1961年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公社的大食堂浪费食物.
"卡尔里斯金(CarlRiskin)还加了一些因素,包括"产量暴跌、不合理的耕种方式、劳动激励机制的毁坏、挥霍粮食、规划局的无知、政府过度征购粮食、在危及关头还不断出口粮食,没有及时引进粮食、天气恶劣等等.
"127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之间的严重分歧加剧了这些重的省份:安徽、四川、贵州、湖南、甘肃、河南,其中,四川、甘肃与河南跟陕西接壤.
123曹树基2005年:第26-27页.
戴瑞福(2008年)在其最近对河南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将日据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中共历史同"大跃进"时期命令式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领导联系到一起.
他探讨了毛的贡献,共产党的省一级的领导,产生严重地方饥荒的公社领导.
有关四川在1960-1961年间的大饥荒,见葛瑞峰(1998年:第106-7页).
124有关1958年对洪水、干旱、冰雹、霜冻的报道,见民政厅198-6861958年:第269-72页.
1961年的6月和7月,T村连续下了21天的暴雨.
随着汉江和嘉陵江冲垮堤岸,T村所在南郑县往西的几个县受到了更大的重创.
汉中市一些县有五分之一到一半的大米和玉米庄稼被损毁,受洪水的影响,夏秋的总收成减少了1亿斤.
人、牲畜、家禽都被淹,房屋倒塌了,家里的用具和囤积的粮食被水冲走了,水道、堤防、水库都被毁了.
在山区,由于暴雨的影响而耽搁了收割,小麦和土豆都发了芽并烂在了地里.
省民政局的官员意识到这只是他们所知道的损失:因为有些地区的道路阻塞了,他们并不确定全面的受灾情况如何.
在汉中地区,有关当局估计,有近220,000名群众亟需受灾救助,并向省政府要求700,000到800,000元救助款(民政厅198-7681961年[7月11日]:第164-66页).
而在1961、1962年,B村及关中大部分地区则遭受旱灾,对秋季棉花和玉米的收成及冬麦造成影响(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25曹树基2005年:第26-27页;章道犁(Johnson)1998年;亦见以下各个注脚所引资料.
韩东平调查了大饥荒的成因,认为不应依据大饥荒,进而谴责整个集体化时期.
冯客([Diktter]2010年)引述各省档案资料(但却未涵括有关陕西的材料),详细冷峻地记录了大饥荒.
126章道犁1998年:第103-4页.
沈迈克(1987年:第153页)写道,毛认为,根据这些预估,粮食的总产量会达到4亿吨,尽管最后只有2亿吨粮食和不足两百万吨棉花.
127章道犁1998年:第103-4页;里斯金1998年:第115页.
林毅夫、杨涛(1998年,2000年)集中研究了从一些省出口粮食到其他省、以及偏重城市地区的问题.
张欣、23问题.
当食物短缺的报告首次在1959年出现时,政府很快对政策作出了调整,但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遭到毛的强烈反对之后,一直到1961年才有大的政策调整.
128从村一级来看,问题的核心是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被国家收购了.
129"浮夸风"给了国家高层当局错误的信号,鼓励并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地区粮食的收购.
当我们问庄小霞为什么粮食不够吃时,她回答道,都交给国家了,曹书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都给担些,送粮都送的多,而且那一年收成也不好.
61、62两年,到63年就好些了.
130与此同时,也可能与饥饿有关,有些妇女回忆说她们的邻居很快对昼夜不停的劳作失去了热情,并说她们对干农活变得"消极",导致庄稼收成下降.
131小霞评道,人的思想不集中,虽说干活呢,谈论事的谈论事,纳鞋底的纳鞋底呢,都坐那候呢,打铃了回.
还是逛达呢,不好好做.
粮食困难,钱困难,粮食困难,那不是谁呀一家子,那都是那.
132粮食短缺很快波及到了大食堂,据小霞回忆,头一年吃不定量,人还满足着哩,到第二年,说国家要给苏联还账哩,就给人定量.
133在B村,让老人和病人到"五福灶"吃饭的计划也因很多人为了获取食物冒称生病而受阻.
134很快,为老人和孩子提供特别食物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展开就被中止了.
135解放前食物短缺时,妇女为了给家中的男人和孩子更多的食物而控制自己的进食量.
现在的妇女也是如此.
136父母把玉米糊糊留给自己,因为糊糊可以用水化开,馍馍便留给孩子吃.
137郑秀花则努力把食物留给弟弟:有时还加班,一黑加班做活村地,晚上就那包谷糊汤给我打一碗我不吃端去让我兄弟吃,我兄弟上学着.
晚上我就不吃了,天明再去带动,那时没办法,那都是那不只是咱.
138文贯中(1997年,1998年)集中研究了大食堂的食物浪费和粮食产量减少问题,杨大利、苏福兵(1998)的研究则聚焦于省级领导的激进做法.
128里斯金1998年;第115、119页.
129戴瑞福(2008年:第127、200-207页)有力地论道,在河南的一个村庄,1958至1960年的谷物产量依旧很好,问题在于,中央征收了60%的粮食,还有21%被拿出来用于救济饥荒、公共福利、管理,以致到最后只剩下20%的粮食给农民吃.
他还提到,农民们为了不让粮食被拿走,开始吃地里尚未成熟的庄稼.
吕晓波2000年:第93-94页列举了河北、山西及其他一些省份通过逮捕、毒打和其他手段对农民实行强制征粮的案例.
关于山东和河南"吃青"的情况,见韩东平2003年.
130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131与山秀珍(1997年)、庄小霞(1996年)的访谈.
132与庄小霞的访谈,2006年.
133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134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
135与郑秀花(1999年)、刘真西(2006年)、刘凤琴(1996年)的访谈.
在B村,老人"食堂"指的是大食堂内的一个小灶,用往稀玉米糊糊里加面条的形式给老人补充食物(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36与康杏芬的访谈,1999年.
137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
138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刘谷雨(2001年访谈)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24随着食物的危机愈演愈烈,大食堂饭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馍馍从菜单上消失了,混合了几片菜叶子的玉米糊糊成了主食.
偶尔才会有面条供应,但通常都是供不应求.
139Z村的石冉娃评道,有那大饭量人,这么大(比例)个瓢一瓢饭不够吃.
140早上就是红薯糊汤……晌午那就是杂面(五谷杂粮磨成),里头下一点红薯.
没得馍.
饼、锅盔馍都没得,我们这儿生活苦么.
141每天的口粮下降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据G村的助理会计员高育忠回忆,最困难的是60年这一冬天,大村上提出个啥,两低么三低,几平、几高,这我记不得了,噢,三低两平三高.
所谓"三低"就是十一、十二,元月三低,"两平"是二、三;"三高"是四、五、六.
我记下低15斤粮,平到18斤.
高到20斤.
142即便是这当中最高的口粮,也是饿肚子的水平;每月15斤的小麦面粉每天提供的卡路里还不到一千.
143据山秀珍估算,整天在田里劳作的人每天需要两斤小麦面,是最高口粮的三倍.
1441959年,一支调查小组对关中一个公社的大食堂进行了探访,发现其中的三个大食堂一点儿粮食都没有.
每天两顿都是到城里捡些豆渣回来和萝卜叶吃.
当地人解释道,食物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大食堂刚开的那些日子,他们每人每顿吃了一斤粮食,而烹调方式的不当也导致了粮食的浪费.
调查人员只能给出一些徒劳无效的建议:说服农民将自己谷仓囤积的粮食卖给公社,组织公社的社员们去找野菜和种早熟的蔬菜,发明省粮的制作食物的方法.
1451960年11月,陕西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中共中央会发布了一项代食品的指示,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
(事实上,那个时候早就没有瓜果和蔬菜了,很多人正将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里.
)146G村本地的说法"吃食堂的时候"很快就变成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
高育忠回忆道,139与康杏芬的访谈,1999年.
140"一瓢"暗指孔子的弟子颜回,引申为安贫乐道的人.
141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142与高育忠的访谈,2004年.
曹竹香(1996年访谈)回忆,B村(我们采访的村庄中最富庶的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每天的食物分配额是每人每月20斤,有好几个月跌到了16斤.
T村的李六斤(1997年访谈)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数字:每人每月12斤大米.
1962年末,渭南两个公社的救济报告将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63到216.
2斤之间的桥南区描述为"轻"灾区,将一个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21.
2到166.
2斤之间的地区描述为"重"灾区.
据报道,渭南有17个轻灾区和6个重灾区.
报告中的四个生产队有一半家庭的人均月粮食消费量仅在6.
75到15斤之间.
这份报告还描述了其他问题:有些家庭挥霍粮食,有些干部被各种救济请求所包围,还有些零星的卖女儿的案例(民政厅198-311962年[12月30日]:第93-96页).
143我本人2009年11月10日与彭慕兰(KennethPromeranz)的交流.
144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年.
145妇联178-211-0051959年.
146高华2005年:第162-63页.
班尼斯特(1987年:第60页)写道,在东北的辽宁省,玉米穗和沼泽里的浮游生物是代食品,而野菜和纸浆则是华北地区的代食品.
陕西民政局的救济报告提到有些地区只有低标准、没有代食品(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7页).
25吃不饱,瓜菜代,比如萝卜叶子、白菜根和红薯叶子.
147曾当过村长的王福贵说,那时候吃就凭红薯了,吃的红薯馍,吃的红薯面,压的,红薯是啥满过来过去都是红薯,粮食很少.
148人们开始吃由磨碎的玉米秆和糊糊混到一起做成的馒头.
刘招凤等蹲点干部也跟农民们一起受苦.
我们在食堂一吃完饭回去饿得没办法.
我每天晚上洗锅,洗锅前把包谷榛锅巴一铲,铲上那么一盆,辣子,醋放进去把锅一洗.
把那锅巴端回来,晚上那些男同志饿得没办法,就把锅巴放到炉子上热一下,就这样吃,人都浮肿了.
149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干部还是觉得公开批评是无法想象的.
对徐妮妮而言,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61年么,粮食少的很,都是红萝卜,一直都是喝的的稀的,红萝卜占多数,一般到厕所去拉的都是"红便",人家有的故意问我,这个红萝卜缨缨好吃吧我说好吃好吃,说这些违心的话,咋能好吃呢150在大食堂吃饭的间隙开始夹杂着着粗暴的指控和争吵.
Z村的何改珍看到了偏袒徇私和怀疑猜忌是如何对日常接触产生不良的影响:切些红薯,倒锅里那一大锅,专门有打饭的给打,那连谁好啦,用瓢到锅底一捞,都是红薯.
那就吃得饱,对你不好了,就那稀汤汤往你盆子里一倒,这就吃不饱.
151欧阳秀发现G村也有类似的做法:做饭的人多沾一点,管理的人多沾一点,到群众就没多少了,这更厉害.
152Z村的郑秀花评道:又没当干部,能随便吃吗153很多争论都与孩子的食物供应有关.
杨安秀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们饭蒸上给藏了嘛,把我气的,我回去他们保管问了一下,说"还没有打到田坝里来呢,你们说不叫吃"我说打到田坝里你们谁个说了的可不是你们给小娃一家留一点,你们少吃点,你们给谁说了的饭都吃完了哭的,人们给支到田坝里来.
你也哭"饿的",我也哭饿的很,最后那烧火的一个女的说,拌桶里头藏了些饭,我都去端出来热,一家(人)吃了一碗,最后我跟保管两人吵架,我说你们做的事要的你们也有孩子嘛,你叫这样子哭,你咋个家安心插田呢!
娘了哭,儿也哭,闹的,就从那争了一回,他们每次给学娃子把饭留147与高育忠的访谈,2004年.
148与王福贵的访谈,2001年.
149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150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5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52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153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26下.
1541958年,当肖改叶把半碗米饭带回家去给幼小的儿子时,她被集体指控为偷窃食物,她全家都受到了大会的批斗.
娃的屁股被火烫了,那娃1岁多了,我给娃拿半碗饭,我叫我婆婆拿回去喂娃,我给干活哩,人家的人把我婆婆挡住,把笼子一夺,叫我婆婆,我丈夫和我3个有在喇叭喊说我去偷饭,在食堂把我斗争了.
肖愤怒不已,她和丈夫把户口迁到了肖娘家的村里,带着孩子们和婆婆一直在那里住到了1964年.
155在大食堂最后的日子里,偷食物确实变得十分普遍.
在数个村庄蹲过点的陕南干部徐妮妮回忆,看到眼里,你还没法去(处理)……有偷盗,层层剥眼,弄到社员嘴上,没有多少粮.
张家河都饿死过人哩,到张家河去调查,去调查那里的情况,也去调查饿死人的原因是啥,就是没得粮那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给你喝的稀汤.
你调查以后的话,国家才给拔粮食,国家给了一些粮食,他没确实给到这些缺粮户的手上.
管理员也偷.
村上干部……贪污嘛.
156徐妮妮总结说,到了60年代初,是中央的毛主席……宣布了一声食堂解散,一宣布食堂解散,大家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
157然而,据村民们回忆,最困难的日子是在那之后.
158在T村,生产大队储存的所剩无多的食物,主要是粗粮,分发给各家各户.
国家向农民收购、随后又售回到农村的粮食也分配给了生产大队.
159郑秀花回忆,后来各家又重盘锅台……把粮分到屋里,那你也不敢多吃,多吃以后就没有了.
160何改珍说,那咂能够吃呢,人家给你统销那一点那还能够吃,妇女做饭多下点菜,少下点粮,这就是慢慢吃.
161大饥荒导致生育能力和出生率下降,而与此同时婴儿的死亡率和总的人口死亡率也上升了.
随着饥荒不断加剧,月经失调、不育、婴儿死亡都变得很154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155与肖改叶的访谈,1999年.
156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57同上.
据民政局的省救济报告称,1960年冬和1961年春,民政局"净化"了许多大食堂并免除了领导的职位(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3-74页).
158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年.
颜盼娃(1999年访谈)和李朵朵(1999年访谈)一样,都说Z村的大食堂是1920年解散的.
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对时间的记忆都各不相同.
据B村的刘真西(2006年访谈)和曹竹香(1996年访谈)回忆,大食堂解体的时间是1962年或1963年,但刘凤琴(1996年访谈)则说大食堂开始于1958年末,仅在一年多一点之后便解体了.
T村的李六斤(1997年访谈)回忆,大食堂开始于1958年、在1960年解散,虽然它们并不都是同时开始和解散的;钱桃花(1997年访谈)证实1960年为大食堂解散的时间,她记得在这不久之后她女儿出生了.
在全国范围内,有些大食堂早在1959年就解体了;中共在1961年6月正式废除了大食堂(沈迈克1987年:第165页).
159与钱桃花(1997年)、冯素梅(1997年)的访谈.
160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16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27常见.
1621949年以来全国死亡率下降的情况得到反转,在1960年上升至45‰.
163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推估,从1958到1961年,全中国有超过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164各地饥荒的严重程度不一.
165尽管与之毗邻的几个省份的境况尤为惨淡,陕西却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从1958到1962年间,陕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在21个省份中排名第18位.
据估算,全省死亡人口数为187,000,比灾害前的死亡人数多了1%.
然而,全省101个县中有近三分之一后来被列为受灾地区,包括T村和Z村所在的两个县.
这两个县都在陕南,陕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占灾前人口总数的3.
6%.
166Z村有很多人都病倒了,随后的一项调162与石翠玉的访谈,2004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
405降至1958年的5.
679,并在三年困难时期持续下降(4.
303,4.
015,3.
287),到了1962(6.
023)、1963(7.
502)年才开始回升.
中国的出生率可能从1957年的43‰降到了1961年的22‰(班尼斯特1987年:第230页,233-34页).
里斯金(1998年:第112-13页)指出,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959至1961年的出生人口有所下降,他说还不清楚这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还是死亡率上升所导致.
婴儿死亡率从1957的132.
4‰陡然上升到了1960年的284‰.
班尼斯特(1987年:第116页)重构了每千名活产婴儿的夭折率,显示1958年开始急剧上升(146.
3),1959年持续上升(159.
9),并于1960年达到顶峰(284),1961年开始下降(183.
4).
葛苏珊([Greenhalgh]1990年:第202页)重现了有关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1959年陕西的人口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的降幅要小.
她认为陕西的危机没有其他地方的严重.
亦见李银河1993年:第9页.
163班尼斯特1987年:第118页.
164同上.
曹树基(2005年:第14页)发现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总人口为3250万.
里斯金(1998年:第113-14页)认为,推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从官方数字1500万到学界估算的1650、2300和4300万,每个数字都是使用不同计算方式的结果,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冯克(2010年:第x页)引述了中共公安局的统计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500万.
165里斯金(1998年:第117、120页)写道,从1958年开始,四川、甘肃、安徽和宁夏的死亡率上升.
以死亡率作为衡量的标准,他发现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首先是中国中西部,包括广西、贵州、湖南、四川和甘肃.
四川的死亡率比灾前高347%,甘肃的死亡率是灾前的273%.
受灾第二严重的是中国中东部,包括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其中安徽受灾最为严重:死亡率最高时为灾前水平的7.
5倍.
楚汉1996年用丰富的经验数据描述了中国各个地区的饥荒情况.
余习广2005年编著了一本地方向上层上书陈述饥荒的书信集.
大部分信件来自河南、安徽和江苏;一封来自陕西的户县(第476-90页).
166曹树基2005年:第21、25页.
曹采用地方志的数据,将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计算的基本政区,这样做是因为中华人名共和国的行政单位变动太频繁.
一份1961年的陕西民政局报告估算,1960年全省57%的农民都受到了饥荒的影响(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3页).
曹运用各地对夸大生产的"历史记忆"模式,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但未得到证实的假说.
他认为,在那些深受19世纪饥荒之苦的地区,地方的人民和基层干部在1958年对粮食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很少出现粮食产量的大浮夸.
以陕西为例,他发现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而在1959-1961年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灾前总人口的1%.
1929-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约300万人口的死亡.
甘肃在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最多的地区在1959-1961年中死亡人口最少.
曹认为,对饥荒的不同记忆带来了直接和悲28查证实,至少有72个人得了肺水肿.
大部分人都在生产大队的免费治疗下痊愈了,而一些年纪大的人则因此丧生.
167G村处于关中更贫穷的北部地区,情况也跟Z村差不多.
168位于关中中心地带的B村更富裕一些,村里没有人死亡,但很多人都在挨饿.
169渭南地区报道了娃娃亲和遗弃老人增加等现象的出现.
170生存策略大饥荒年间,很多家庭并没有像山秀珍早年那样逃难到他乡.
171陕西的情况比周围几个省好一些,172但国家的统购统销制、工分、户口登记、市场限制等一整套的集体机器在20世纪50年代聚合到一起,意味着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和乞讨的机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农民们转而在离家近的地方想出维持生存的办法.
随着关于农业取得成功的报道与农民每日所见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食物危机也不断加剧,人们不再争相恐后地去田里劳动.
李六斤回忆,出工不了力嘛,工虽然出了,(但)一个个都躲奸,不想攒劲做活路嘛,磨的劲儿大嘛.
所以一年活儿做不走,天天上工天天就那样磨,磨到要呀biabiabia(声音)的谈闲,不出力,所以生产呢,收入的也少.
173周桂珍说,下地么,在地里睡觉哩,为混那两工分,回家没啥吃.
174剧性的后果:虚夸严重的地区粮食征购更为严重,可供农民消费的粮食也随之减少,最后导致各地产生不同的死亡率.
167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
关于汉中专区的水肿问题,以及为消除水肿所作出的努力,如民政局提供营养物品,医疗救治,休息等,见民政厅198-7351960年(11月26日,12月22日).
有关河南和甘肃的水肿问题,见曼宁(2005年:第85-86页).
168与张秋绒(2004年)、欧阳秀(2004年)的访谈.
169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救济报告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即牲畜死亡的问题(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81-82页).
民政局收集了从1960到1963年间一些零碎的关于人口死亡和偶尔死亡的牲口的季度数据,报告说陕西省有287例牲口死亡,但并无一例发生在渭南县,见民政厅198-7321960年(2月13日-10月8日)和民政厅198-821(1961-1963年).
170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272页.
有关卖女儿的问题,亦见民政厅198-311962年(12月30日):第96页.
省民政厅1961-1962年的报告说政府的救济工作十分有限.
比如,1961年1月,民政厅往汉中、渭南及其他地区发放了冬衣和被子以帮助一万五千名群众过冬.
在靠近丹凤县的商洛地区,当地政府请求并得到了购买冬衣的经费.
经费来自民政厅以及市和县的社会救济资金(民政厅198-7681961年[1月28日],第5-6页).
第二年春天,民政厅也试图从延安和陕南运送粮食到情况恶劣的地区,但该计划因缺少车辆而被搁置(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9页).
但我们的受访者里没有一个人在描述这段时期时提到了政府的救济工作.
171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721963年初,一些从甘肃省来的男人向陕西省民政厅投诉,说他们的妻子逃去了陕西并与那里的男人住在一起(民政厅198-311963年[1月8日]).
173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74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29农民们把空闲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寻觅食物上.
周桂珍评论道,那个牺惶,把那榆树皮,榆叶压的面,吃面.
175T村的李六斤说,不够吃你就想办法呀,一天挂四两粮呀,在食堂里端一点稀饭回来,屋里我妈也勤俭嘛,园子里务些青菜,撇些青菜回来煮的pa(软)pa伙伙的,一炒,油的没的嘛,搁些盐煮pa了,把稀饭弄好,菜倒到里面一搅,就干一些,多一些,舀到给孙娃,孙女子吃.
176G村的向金娃因为叫了已出嫁的女儿一起吃饭,丈夫便同她发生争吵:人连吃的都没有,黄河滩里那马苓,连刀都没有,就这个拿手一挟,挟下那韭菜花花,沾上一点点面.
出嫁了我娃在,那做好子叫我娃那粮过来了,我老汉那倔的太,没文化,死记下娃那娘过去了,娃在这搭就不叫娃吃.
屋里我连我老汉闹了,闹的凶,我就说"我不吃,把我饿死,我要叫我娃活了".
177李凤莲说,村里也有一些慷慨惠赠的行为:那回这边有人生了,没吃,饿的,就我妈还从屋里拿了馍过去.
到今我还记得.
178同1949年前很多家庭的情形一样,由于食物开始短缺,妇女纺织成了一项使家人免于挨饿的收入来源.
大饥荒之前,妇女们已经不再在当地的市集上出售她们纺织的土布衣物.
私自生产并拿到市场上去卖是不被允许的,而"大跃进"期间不间断的工程建设、农活和家务活也让妇女们没有时间去这样做.
现在关中地区的男人便带着他们的妻子纺的布到北部的山区去交易.
山区的人们比平原地区的人更贫穷,由于前者不种棉花,所以长期衣物不足.
但山区的人们散居各处,组织集体大食堂不切实际,各家生产的作物也因此未被消耗完全,所以在饥荒时期,他们有玉米和红薯出售——虽然不及小麦面粉,但总好过家里碾碎的槐树叶子面.
179何改珍描述了Z村的妇女是如何将当地特有的刺绣品拿到附近的山区去卖,但有关妇女工作的官方记录从未记载过这样的交易.
没我这表嫂子,都到山里去换么,换下了可叫小伙子到山里去拿么,咱拿不动么.
你象我们这兰嫂子,这混饭的弄些花钱,做些鞋拿到山里头卖,那不会混饭吃的那就,那同销一点粮还能够你吃这都是妇女干的.
那能干的,人家到山里去换粮食,那懒动弹的,就叫不上么.
打那号草鞋,往日人穿哩,山里人上坡用得上,穿布鞋上坡的少太.
还有这周河队里蒜,挖下去换.
草鞋可以换,蒜可以换,花花线可以换,小娃鞋可以换,莫我穿的红稠子布都拿去换么.
这都是妇女干的.
你要换下粮食罗,我满道子记(把粮食记在在路旁的各家各户里),高下了,拖175同上.
176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77与向金娃的访谈,2001年.
178与李凤莲的访谈,2001年.
179与周桂珍(2006年)、刘真西(2006年)、雷彩娃(2001年)的访谈.
30拉机去,哦,那时还没有拖拉机,记下了,回来可叫掌柜的(丈夫)去,去盘.
180除了采集野菜和拿土布去换粮食之外,离家外出工作男人的收入是维持生计的另一项重要来源.
周桂珍的丈夫是B村附近一个镇上的教师,他省下一点工资去买粮票,每次回家时便可以把它们换成面粉.
181在村里,那些在集体经营的手工业工作并领工资的人,没有像他们邻居的那样饱受贫困之苦.
何改珍的丈夫是Z村合作社的一名编席匠,用他挣的钱,何改珍便可以买合作社的饼干给孩子吃.
182正如1949年之前的情形一样,不再从事农耕的男人们带来的非农业收入依然是让一个家庭生存下去的至关重要的来源.
"大跃进"失败之后,几项最雄心勃勃的试验也都废除了.
183公社依然是农村组织的最高单位,但许多公社都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例如,到了1962年,Z村的集镇被划分成六个小一些的单位.
生产大队及其随后的生产队变成了基本的核算单位,粮食配额和工分都是依照这个单位计算和分配的.
184村民们被准许在自留地上种萝卜、卷心菜、玉米、小麦以作自用.
185据人们回忆,到了约1963年,生活开始变好,尽管全国依然有关于营养不良、佝偻病和其他问题的报道.
186Z村的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因为在"大跃进"之前,影响正常生产的因素是地少人多、作物收成不好.
每年,粮食都卖给国家,现金的分配则按每个人挣取的工分为标准.
在丰收的年头,一天的劳动都值不了0.
5元,而在收成差的年头则降到0.
2元.
生产大队发展了少数小规模的副业生产如粮食加工、药草等,以增加集体收入.
植棉的试验也终止了,布匹从关中地区获得,因为180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81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戴瑞福(2008年:157-98页)在其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中,罗列了当地各种维生手段:上工拖沓、往家里汇款、迁移到别处(十分有限),黑市卖土盐,偷庄稼,拾落穗(再加上收割的时候故意敷衍了事),藏匿粮食.
然而,农民大多靠"吃青"(吃地里未成熟的庄稼)维生,甚至是公社一级的外人都很难管制或阻止这种做法(第200-207页).
在他研究的村庄,大饥荒导致128人死亡,占全村总人口的8.
7%(第215页).
他论述道,这个时期村民对地方领导的未得到解决的不满情绪对后来文化大革命在村上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影响(第253-62页).
他认为村民在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行动是在表达一种持续的决心,即保证在"大跃进"之后还有获得粮食的权利(第292-324页).
182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83例如在Z村,一条大型灌溉渠的修筑工作被中断,并最终未完成(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编纂组1990年:第82页).
马若德1997年:第1-71页对"大跃进"后所作的调整作了一项调查.
184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
185与刘冬梅(1999年)、郑秀花(1999年)的访谈.
186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班尼斯特1987年:第60页.
章道犁(1998年:第106页)提到了几个我们的受访者未曾提及、但却无疑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因素,包括政府征粮的下降和粮食进口.
1950年,中国出口了270万吨粮食;1962年,中国进口了400万吨粮食.
里斯金(1998年:第118-19页)指出,地方市场得以恢复,农村的征粮量在1962年降到了产量的16%到17%,与1959年的28%和1960年的22%形成对比.
圣克莱尔(St.
Clair)等2005年提到了安徽省成人精神分裂症的高发与孕妇产前遭受饥荒有密切联系.
感谢BruceHershatter向我提及这篇文章.
31那里需要Z村的粮食.
一个成人每年所需的粮食按一天一斤计算,这进一步表明了三年困难时期每个月15到20斤粮食的配额是远远不够的.
运动时间和时间的皱褶当妇女们、尤其是那些不是积极分子的农村妇女们,在谈论紧随着"大跃进"的大饥荒时,她们很少直接对国家政策进行评论.
相反,她们讲述的是对"大跃进"式的农业丧失热情、养活家人的艰辛以及她们对孩子的关心.
与蹲点干部和当地的妇女干部不同,一般的农村妇女并没有将吃大食堂的那些年记忆为是国家政策的灾难性错误,而是将之记忆为一个地方性事件.
Z村一位妇女与高小贤谈话的一个片段捕捉了这个记忆的框架:高小贤:吃食堂一天吃几顿饭.
石冉娃:两顿,这家里锅台都被打了么.
高小贤:不准在家做饭石冉娃:嗯,不准在家里做饭,粮食,那啥都盘到食堂去了.
这吃食堂很普遍哦.
高小贤:嗯,普遍,全国都吃.
石冉娃:都吃哩吧187这个妇女由衷的惊讶之情表明,尽管党和国家为将地方上的努力同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作了前所未有的尝试,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认为大食堂只对地方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不是将之理解为国家跃向共产主义的跳板.
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有关"大跃进"灾难的原因、以及大食堂在加剧食物短缺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涉及到陕西的农村人口.
对农村的妇女而言,如同20世纪50年代末的情形一样,大食堂的时候依然是一段深刻的个人的痛苦历史.
它标志着妇女对集体化热情的终止,而在集体剩下的时间里也不再有变革的故事出现.
妇女如何理解"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问题必需从两个途径来寻求答案:一个是从她们所选择讲述的事件,另一个则是从那些她们已弄乱、重组或直接忘记掉的事件.
在B村,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下,所有我们访谈的妇女都能够说出运动时间的分类范畴,而不会出现太大偏差.
但我们不能假定其他地区的记忆也都是这样.
当我们在Z村——靠近省边界的陕西东南部的山区——做访谈时,我们发现了一种以遗忘为标记的记忆景观.
188山区人们的记忆并非没有平原地区的那样生动和形象.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谈论解放前的盗匪,谈论婚姻法运动的歌曲,谈论纺织、育儿和大食堂.
Z村既不像B村那样是劳模的家乡,也不像T村那样是个"发达"的地区,但这里的妇女却相继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缩短了的故事.
她们说,解187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188我借用了米山リサ([LisaYoneyam]1994年)的"记忆景观"一词,米山用"驯化记忆景观"一词来指广岛市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城市重建带来的影响.
32放之后便是集体化,然后是大食堂.
随后,如一个妇女所言,大食堂搞得不好,过了一两年,土地再分回到家庭,后来日子就好过了.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吓了一跳,因为大食堂是在1959年或1960年关闭的,而一直到了1980年初土地才包产到户.
接着,几个妇女自发讲述了故事的另一种版本,并得到过路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证实.
有些说大食堂解散后,土地就立即被分给了家庭;有些人则说是在四五年之后;有些人还将时间确定为1971年.
在这种叙述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消失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整个文化大革命和集体农业的大部分历史.
我们正在见证,借用儿童作家玛德琳伦格尔(MadeleineL'Engle)的话,"时间的皱褶".
189我们要如何去理解这个故事我们想,或许Z村的妇女们仅仅是在报告生产安排上的一项实际变动.
杨大利发现,由于"大跃进"政策的灾难性失败,家庭承包的农业生产"在60年代初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在全国得到广泛采用",并不顾中央的反对,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中期.
190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大跃进"之后,Z村的土地被包产到户了一段时间.
Z村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去县城的路——同上层政治权威联系的纽带——每次暴雨后都被冲毁.
考虑到这个村庄的位置,我们想,或许这里的村民们从未再次进行集体化,但难道竟没有人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们关于土地分配到户的故事,191我们疯狂地在现存仅有的关于Z村的记录中搜寻材料,想看看Z村的经济改革是否是真的比中国其他地区早了二十年.
但是没有任何关于Z村的土地在60年代初是如何被安排的记录.
192曾经可能主持过土地安排和分配的男人已经去世了,而妇女的记忆又含糊不清.
如果土地被返还给了家庭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人提到土地被再次交由集体管理时所引起的抗争呢相反,为什么她们叙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就好像土地从未被返还给集体一样最终,当我们每晚天黑前在起伏的山路上散步时,高小贤对我说,她觉得我们犯一个错误.
为了洞悉这些妇女理解自身经验时所使用的范畴,我们一直试图尽量不说出运动时间中的信号事件.
相反,我们不提供任何范畴,而是让Z村的人们向我们讲述她们的生命.
除了时间的皱褶之外,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和有趣的结果.
那年我们与我们在村里的女房东的第一次采访,基本引出的是一个她在12年前,即80年代中期,如何被一个熟人欺骗的故事.
她在叙述50年代时,则完完全全是在努力对一系列事件进行排序.
另一次与一189伦格尔(L'Engle)1975[1962]年.
190杨大利1996年:第73页.
尽管国家下达指令削减和废除了"大跃进"出台的主要变革,但"农村的人们为了生存,还是更愿意回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第80-81页).
1964年,家庭承包在很大程度上被镇压,土地被重新集体化,虽然杨发现,几乎找不到关于镇压的具体细节.
有关60年代初的家庭农耕,见第82-97页.
有关"大跃进"、大饥荒和家庭农耕,亦见杨大利1997年.
杨引征的所有材料里并未提及陕西.
191我们从何改珍(1999年访谈)、张自珍(1999年访谈)、石冉娃(1999年访谈)及其他人那里听到了有关这个故事(大食堂解散,土地分配到户,人们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的不同版本.
据石冉娃估算,大食堂解体和家庭承包制之间相隔了四五年.
但是鲁玉莲(1999年访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之前,并没有任何小规模的家庭承包.
192村里仅有1967、1977和1984年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没有提到任何80年代之前的家庭承包的信息.
33个曾是生产大队会计的男人的访谈,听起来则像是一本关于正确的、辉煌的共产党领导的教科书.
他语速缓慢,这种速度更适合语言实验室里的录音实验、而不是进行访谈;我唯一的安慰是我能听懂他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总结道,我们所进行的完全开放式采访的试验,是一次壮观但却给了我们不少信息的失败.
面对她们的闲扯漫谈,对最近的、而不是已经消逝了几十年的50年代发生的事件的抱怨,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强加范畴,其实是在要求Z村的妇女对她们的生命创造出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框架,而她们却并不习惯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开始尝试性地问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和所有农业单位被敦促向模范生产大队大寨学习的全国运动的问题——即有关20世纪60和70年代的问题.
很快,事情变得很清晰:70年代人们在田里的劳动依然按照工分来计算.
集体化一直持续到80年代,当我们问起集体化如何运作时,人们记得其中的很多细节.
在我们有关具体政策和社会安排的问题的提示下,消逝的几十年又重新出现了.
然而,为什么这几十年一直在个人和集体对乡村历史的讲述中缺席这依然是棘手的问题.
这个时间的皱褶,像伦格尔故事里那个一样,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叠缩.
什么算是一个事件这些妇女是不是只记得那些重塑了她们家庭空间的事件,比如大食堂的出现或许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都突出了那些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事件:两次获得土地,一次是在50年代,另一次是在比这更晚些的时候.
人们是不是将改革时期更持久的变革加入到了对早前历史的理解中,并为家庭耕作这种再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组织农村生活的方式提供谱系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实行集体农业的那些年如此波澜不惊,以致它们不会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妇女宁可忘记掉过去那些贫穷的岁月吗还是因为集体化时期被抚养孩子、下田劳作以及各种无偿的易被忽视的生产劳动挤得满满当当,以致停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一段精疲力竭、模糊不清的时间如一些最优秀的口述历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
193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是让阐释变得明晰,然后对其意义不明确之处提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亦无法回答.
在另外三个我们进行了长时间访谈的村子里,妇女们没有用这样戏剧化的方式将集体生活的几十年叠缩到一起.
194但G村的妇女们使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方式值得一提.
"解放"这个由党和国家提出并得到广泛使用的词指的是1949年.
1949年之前的任何时候通常都被称为"旧社会";之后则193卢萨帕塞里尼(LuisaPasserini)在书写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都灵的大众记忆时指出,大部分人记得1919-1921年和1943-1945年,并把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放到了背景之中:"然而,从一个充满社会张力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时刻到另一个重要时刻的心理跳跃并不只是对这个两个重要时刻之间被尘封的二十年保持缄默不语.
这种心理跳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历史阐释,一种避免失败的方式"(这里指的是意大利左翼工人阶级政治的失败;第68页).
亚里桑德罗波特利([AllessandroPortelli]1991年:第68页)亦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当人们无法确定特定事件或日常生活描述的具体时间时,他们便可能暗示一种历史分期或阐释.
194"时间的皱褶"的现象在其他村庄没那么明显,但并非完全不存在,而且这一现象也不仅限于妇女.
G村两个曾当过干部的男人告诉我们,"低标准那些年"(20世纪60年代初)后,一直到了"80年代土地分配到户之后",生活才变好了(2001年与冯在财与王福贵的访谈).
因为无论依据何种标准,低标准的那些年都比60年代末和60年代差太多了,这种叙述虽然算不上是彻底的时间的皱褶,但也应该算作是一种时间的压缩.
34是"新社会".
然而,在G村妇女们的叙述中,"新社会"是从大食堂解散之后、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候过去之后、以及自留地被准许使用之后开始的.
它出现在"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之后.
同新社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学大寨和记工分的时候这句话一样,到新社会后,生活才变好了这句话跟运动时间的逻辑完全不矛盾——但当"新社会"被理解为始于70年代、而不是1949年时,这句话就变得矛盾了.
当一个妇女向我们唱一曲颂扬自由婚姻和从乡政府领结婚证的好处的赞歌,并将之描述为"旧社会"之歌时,这只能强化一点,那就是,在记忆领域,运动时间的所有路标都是可移动的.
195尽管"大跃进"极具破坏性并令人恐慌不安,低分配和闹饥荒那些年也糟糕不已,但这些却没有给陕西农村的人们留下典型的创伤痕迹.
由于需要付出难以忍受的精神代价,这些创伤可能依然无法言说.
1961949年解放之前的时间所累积起来的损失、不幸和绝望的困境,可能也曾对他们造成过创伤.
但国家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多年来对诉苦的公开认可,解放前生活的创伤已被反复诉说并为可用的语言所塑造.
随后这种创伤便成了历史,成为衡量后来发生的事件的标准.
相应地,这可能会降低像"大跃进"饥荒这样后来发生事件的地位,而"大跃进"饥荒在其他方面可能已经到达了创伤的程度.
多年来,大跃进及其带来的后果是禁忌话题,并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政治敏感话题.
但是,在陕西农村,"大跃进"远非不能言说,而是被人们谈论,清晰地忆起,频繁地搬移,以便他们能重新排列记忆中的革命的时间顺序.
诉苦的做法由国家发起,旨在坚定地针对解放前的历史,"大跃进"经常被说成好像是属于过去——"旧社会".
妇女们没有因那些年的"低标准"和"瓜菜代"而直接怪责国家,但她们绝对没有忘记那些年.
195与蒋秋娃的访谈,2001年.
时间的皱褶和移动的政治路标并不只是中国农村人民标记和间接隐晦地阐释"大跃进"及大饥荒的动荡的仅有方式.
木克尔([ErikMueggler]2001年,2007年)探讨了云南的彝族人如何通过遭遇野鬼和对野鬼进行招魂,去理解大饥荒的死亡和当地的职责.
史蒂夫史密斯([SteveSmith]2006年)描述了政府在1962到1965年间发起的一项抵制谣言的运动;很多让党和国家深感担忧的谣言都涉及到一种礼俗,这项礼俗要求年轻人给老人喂糖饺子和癞蛤蟆形状的馒头以避灾祸.
史密斯将之看作是随着饥荒开始减退人们反思饥荒背后原因的一个例子,因为很多人都确信这场灾难是由于未遵循礼俗而造成的.
他评道,这些谣言为人们谈论最近的事件有多么非同寻常提供了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谈论这些事件也在心理上对它们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
他认为这不仅是对国家意义的一种抵抗,也是一种想要参与和回应公共话语的努力.
196费尔曼(Felman)和劳布(Laub)1992年对创伤、大屠杀幸存者和自我叙述的困难作了经典讨论.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分析学家劳布说,"巨大的创伤排除了记录的可能性.
人类心灵的观察和记录机制暂时瘫痪失灵"(第57页).
有关"大跃进""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缄默和记忆的讨论,以及20世纪末智量和余华的小说中对它们的讨论,见魏格林([Weigelin-Schwiedrzik]2003年).
王斯福(2005年:第2、14、1页)写道,在福建南部,关于"饥荒的主题依然被恐惧所包围",也被干部的自责围绕,"还有其他盛行的传播饥荒经历的方式,这些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记忆中,体现在过度消费的习惯中以及体现在仪式中".
文浩([Wemheuer]2009)对中国大饥荒和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作了引入入胜的比较,还探讨了官方对饥荒的解释以及官方讨论如何将农民所受的苦难排除在外.
35消褪在记忆中的不是"大跃进"或大饥荒,而是随后的几年所带来的影响.
虽然农村的妇女们没有这样说,但正是在这几年中,她们每天的农事参与由原本只是一种短期的危机管理措施,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一项普通又艰巨的工作.
"大跃进"后的数年也是我们所访谈的妇女们育儿最为紧张的几年.
在农业这条战线上,这几年相对稳定、但人均农业增长却不稳定,也是在这几年中,终止贫穷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未得到实现.
或许这并不让人惊讶:一个短暂、灾难性的乌托邦式的时刻比随后一段长久停滞的时期留下了更清晰的痕迹.
正是通过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鸿沟,妇女们才在改革经济中从晚年的有利角度去看待她们的青年岁月.
看不见的累积任何的国家口号都未提及,但从1960年左右起便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陕西农业的女性化.
197农业女性化通常被描述成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时期的一个特征,但其实它在50年代的陕西就已经开始了.
198和炼钢、集体大食堂和浮夸风不一样,对妇女参加农事所进行的广泛动员一直持续到了"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的时期.
有些男人担任了地里的监管和技术职位.
有些虽然没有离开村庄,但却在小型的集体企业工作.
199还有一些从70年代起就基本上住在城市,当临时的建筑工人.
越来越多的农事都由妇女白天完成.
夜晚的时间则花在了家务上.
陕西有条俗谚,嘲讽的是20世纪70年代那条农民应该向模范农业生产大队大寨学习的标语.
俗谚说道:青壮劳力搞外快,妇女娃娃学大寨.
一位前妇联干部更是揶揄道:因此你看妇女不仅顶关边天,在农业生产上能顶多半个天,百分之七、八十的天,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200妇女进入田野从事农活得到了大量宣传,而男人离开田野和农业总体女性化却没有得到宣传.
妇女进入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的负担丝毫没有减少、孩子不断增多,这些可能解释了记忆中皱褶存在的原因,也可能解释了以及为何她们在叙述饥荒后的年代时细节的记忆模糊不清.
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记忆的社会性别景观基本变得毫无特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但农业女性化除了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其带来的不同影响提供线索外,还有一197在其他地区、尤其在长江三角洲和华北这些商业植棉区,农业的女性化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武凯芝([Walker]1993年,1999年:第192-93页)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
如前文所提,在1949年前,陕西的妇女就已在地里劳作,但人数不多,并且通常是家庭遭遇灾难的妇女才到地里去干活.
妇女全职参加农业劳动和男人退出集体农业工作并不是从"大跃进"才开始的,但肯定在"大跃进"期间加快了步伐.
198贺萧(2007年之三:第76页)概述了关于改革时期农业女性化的著述文字.
郭于华(2003年:第51页)发现陕北骥村情况却不太一样:善于干农活的男人继续干农活,而妇女则同一些男人一起参加"基建组","全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填沟、打坝、修造梯田.
"199有关这一点,见安德思(Andors)1983年.
200与张秀玉的访谈,1996年.
36个原因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时代经济主要倚赖农业来产生剩余,从而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中国大陆学者温铁军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
201为这种积累提供了保证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即除了家务劳动外,还将农活分配给妇女的做法,却没有在政治领域有关集体化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这点倒格外引人注目.
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了男人,使他们不但能够去建设"大跃进"时期短暂且注定要失败的工程,还能在"大跃进"之后去发展小型的乡村工业.
妇女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构件——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但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考虑到陕西农村的情况,或许是时候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即农村妇女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相应地为占据了当代中国新闻报道头条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国家资本原始累积"中一些重要的部分属于看不见的累积,在基本的农事、以及种植像棉花这样国家要求的作物,都主要成了妇女的工作的那些年里得以完成.
尽管有关睡眠不足和夜间做针线活的记忆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些兢兢业业的累积者们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一样不为人所知.
提议将妇女在农业中的地位放到最突出的中心位置并不是声称要找到一个单一的、新的关键因素去阐释集体化时期的发展;没有单一的关键因素.
202然而,或许我们应该问的不只是"中国的妇女是否有革命"的问题,还应该问"如果没有中国妇女可见及不可见的劳动,中国的革命是否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再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活跃的补充,而是将之放到历史的中心位置,那么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以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的故事会是什么情形呢201如温铁军(2001年:第293页)在论述集体化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代价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丧生,但终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这个阶段,形成了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所必须的工业基础".
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促使中国跨越了这个阶段,而"大跃进"实际上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
温铁军论道,"大跃进"期间,"中国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
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到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有关此文的中文原文,见温铁军(1999年).
有关温及其他学者对后社会主义农民问题论争的延伸讨论,见戴震(Day)2007年.
温铁军(2000年:第141-271页)展开了对集体农民经济的分析.
202我诚邀那些比我更懂经济史的人来探讨这个问题.
面临的挑战有很多:如何量化那些离开基本农业的男人、尤其是这当中许多仍被登记为"农民"的男人如何估算由男人生产、妇女担保(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鉴于许多企业都考虑不周全)的产品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区分"人力资本"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而不是用一般性的泛泛描述来区分这种差异我感谢彭慕兰(KennethPomeranz)鼓励我去思考这些问题.
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高小贤:还有啥哩刘冬梅:那有得啥了运动时间和家庭时间在"大跃进"时期发生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短暂并令人难忘地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大跃进"发起于1958年5月,是一场旨在通过开展集中的生产运动从而在工业产量上"超英赶美"的大型全国性运动.
1"大跃进"在各个社区开展的程度不一,但其在农村地区的最终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体制崩坏,饥饿,许多地方出现饥荒.
本章首先简单概述全国范围内党和国家对"大跃进"的政策,炼钢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共建设工程的社会性别分工.
本章接着追溯陕西妇女对她们大规模参加田间劳动的回忆,以及对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变化的记忆.
这些变化在"我们吃食堂的时候"这一说法中得到概括和体现.
2富足的希望很1陈仲礼(Chan)2001年:第54-60页.
有关"大跃进"期间及之前和之后——从1955年到1962年——发生的事件的年代顺序,见泰伟思(Teiwes)和孙万国(Sun)1999年:第xv-xxvii页.
1957年末,毛首次提出了于15年内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目标.
到了1958年夏,他预计到1962年,中国将会在钢铁冶炼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马若德[MacFarquhar]1983年:第17、90页).
最初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和在20年内超过美国的目标很快调整到7年和8年(吕晓波2000年:第75页).
到了6月1日,陕西妇联响应陕西省党委提出的"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号召(陕西省妇女联合会,1994年:第26页).
2据我所知,金伯利曼宁(KimberleyManning)是仅有的另一个将妇女的回忆作为原始材料来理解"大跃进"的学者,她的研究集中在河南和江苏两省.
曼宁称中共动员妇女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母权式"的,她说这种方式"把恩格斯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同保护生育健康和使家处于国家计划中心的共和主义的母权关爱混合到一起"(2005年:第87页).
她探索了这个概念与她所称的"一切都应等同地进行斗争这一思想所依据的毛泽东革命伦理"(2006年之一:第350-51页)之间的张力:前者突出的是生理上的区别并为妇联所提倡,而后者则得到基层的农村妇女领导的认可和赞同.
这些妇女领导经常欺凌她们监管下的妇女(2006年之一,亦见2006年之二,2007年).
曼宁认为,妇女们对"大跃进"的记忆存在着很大差别.
那些"得到过党的制度机关正式或非正式支持的妇女"比那些未曾得到过支持的妇女对"大跃进"的回忆更美好.
她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母权主义"观无法"促使大部分的农村妇女在毛时代让自己成为解放的妇女"(2005年:第85、90页).
曼宁在这些文章中主要是为了厘清国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如何在基层的妇女干部和一般农村妇女中得到体现、解决或被忽略.
不知是不是由于采访地点、访谈对象或者倾听者不同的缘故,在我和2快破灭了——本章探索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的开始,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
那段时期的陕西农耕家庭部分是靠妇女去寻找食物和靠她们织布以换取食物来维生.
"大跃进"之后,地方史志同国家关于进步的话语之间的一丝脆弱联系也荡然无存,有时甚至同官方记载彻底断裂开来.
很多妇女都用"旧社会"这个国家用来指1949年之前的社会的词语,去指1963年"大跃进"饥荒状况好转前的任何时候.
一些妇女甚至延用"旧社会"去涵括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的整段历史.
她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并最终被一个即便不总是更有保障、却也是截然不同的改革时期所取代.
她们对官方语言的改编展现出她们对国家范畴所作的阐释.
为什么有些事件被记忆得特别明晰——虽然不总是准确——而有些事件却被加工和遗忘了呢事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是如何被不均匀地吸收和复述的妇女在记忆"大跃进"某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方式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去探索集体化对那些受其影响最深的人的意义.
除了艰难困苦、幻灭情绪和与国家语言的滑脱之外,"大跃进"还留下了另一笔遗产:妇女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农业劳动力的中流砥柱.
社会性别分工依然对"大跃进"至关重要,尽管被认为适合妇女的任务在持续变化和增加.
由于男人们先是参加"大跃进"的工程建设,接着进入管理、技术行业和一些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便接替了他们在田里的农活.
本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大跃进"时期对妇女进行的广泛动员——这在党和国家的文件里已有充分讨论——加强了长久以来的农业女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却几乎未在文件中提及.
对"大跃进"及其后果进行的社会性别分析表明,农业的女性化加固了毛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拥护了党和国家的中央积累策略.
大跃进劳动:男人(与一些妇女)的离开20世纪50年代初,多年战争的结束和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增长.
新中国既想要稳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从农村抽取足够的剩余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这种抽取通过纳税和国家收购粮食得以实现.
集体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使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成为可能.
到了50年代末,随着高级生产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普及,毛泽东决定通过使用唯一供应充足的资源——农村劳动力——使中国跃居工业化国家之列.
3高小贤所采访的陕西农村,我并没有注意到在国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中——也可以说是任何的国家话语中——有这样明显的矛盾冲突.
3班尼斯特([Banister]1987年:第59页)称,"大跃进"是"一次企图用增长的农民体力劳动去替代所有供应不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尝试".
英语世界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混合了对民族政治所作的细密分析、区域研究和某一具体村落的研究.
舒尔曼([Schurmann]1968年:第464-97页)描述了公社的出现和及其组织结构.
马若德(1983年:第334页)认为毛"十足的个人统治权威"是发动"大跃进"的关键性力量.
有关这个时期的政治决定及其后果,亦见丛进1996年;李锐1996年之一,1996年之二;谢1990年.
薄克敏([Bachman]1991年)集中探讨了"大跃进"前不久的时期,追溯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一次矛盾,其中的一个团体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而另一个则关心收支之间的平衡.
薄克敏认为首要的是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毛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并认为毛一会儿支持这个团体,一会又支持另一个.
陈仲礼(2001年)集中讨31958年3月的一次中共工作会议制定了"大跃进"的核心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许多农民看来已经过于庞大的高级生产合作将会被整合进更大的公社;公社将会协调农业生产,修建灌溉渠和道路,并担负起之前乡政府的职责.
4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党和国家进行"大跃进"的决心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生产目标.
58月的另一次会议将"大跃进"称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积极准备".
61958年夏,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得到全面开展.
7渭南地区的4,200个高级社被合并为280个公社.
8公社先是分成管理区,然后再往下分成生产大队论了"大跃进"的起源,并认为1958年是政策革新最重要的时期.
他和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3页)一样,认为毛的领导地位对"大跃进"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陈(2001年)也承认,毛无法控制他发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泰伟思和孙万国(1999年:第19页)却认为,虽然毛自己肯定也有犹豫和态度转变,但由于他不愿意遭到其他领导人的质询,从而致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灾难.
吕晓波(2000年)集中研究了中共的政策和干部的行为表现,认为"大跃进"是中共"内卷化"的开始.
他用这个词来指共产对在处理民众对基层官员不满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回到曾经在战时有效的组织整合的老方法……用新手法整治官僚化问题"(第73页).
他认为"大跃"进灾难的根源来自于缺乏规范干部行为的准则和用革命目标去代替准则(第111页).
除了官僚作风,陈(2001年:第280页)还认为:"没有同任务相当的物力,动员和敦促群众成了唯一的办法,群众动员亦逐渐成了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并最终成了一种目的.
"杜勉([Domes]]1980年:第20-60页)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
省一级的研究包括陈仲礼对广东省(2001年:第198-279)和辽宁省(1992年)的研究,以及杜明([Domenach]]1995年)对河南省的研究.
林毅夫(1990年)运用博弈论对农民投身于公社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是自我强制执行的契约失效的一个案例.
贝克([Becker]1996年)慷慨激昂地论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饥荒.
杨大利(1996年)对"大跃进"饥荒后的复苏和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
戴瑞福([Thaxton]2008年)将对国家的榨取和地方干部的暴力行为的讨论带入到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当中.
王耕今、杨勋等(1989年:第164-203页)为我们提供了安徽凤阳县的视角.
其他地方研究引录在本章他处.
李志绥(1994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以毛为中心的记录.
有关同时期一位河北地方干部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见毕克伟([Pickowicz]1994年,2007年).
4沈迈克(Schoenhals)1987年:第26-27页;2001年与冯在财、王福贵的访谈.
沈迈克指出,1957年秋,中央农村工作部建议合作社缩小、而不是扩大规模.
该次会议还对家庭手工业生产作出了新规定,以免其产生自发资本主义(第26页).
5陈仲礼2001年:第54-60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提出了7年赶上英国,15到17年赶上美国的新目标"(第55页).
6沈迈克1987年:第74页.
7公社是集生产和政府管理于一体的组织.
有关哪些省份于何时响应了这个号召,以及毛对这一潮流的支持等具体细节,见陈2001年:第67-71页,78-84页.
有关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实施情况,见109-57页.
有关公社的情况、公社在"大跃进"期间的发展及其紧接着带来的后果,亦见凌志军1997年:第1093页;罗平汉2006年:第1-288页.
8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3年:第40页.
这些公社分成了3,797个生产大队,意味着生产大队要比之前的高级社稍微大一些.
亦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405-7页.
各县也合并到了一起.
合阳县(G村所在地)有好几年都跟韩城县合并在一起(2001年与张朝凤的访谈),丹凤县(Z村所在地)则从1958年末到1961年10月为商县的一部分(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1990年:第76页).
4和生产队.
9曹竹香的红星合作社同另一个合作社合并为幸福人民公社第七营.
10扩大生产单位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规模经济,将一些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如水库和铁路的建设.
陕西农村的劳动力突然变得极为短缺.
由于男人通常是去远离家乡的地方参加集体工程的建设工作,或去进行小高炉(后院)炼钢,干部们进一步加强了动员妇女去田里劳动的力度.
最初,农村妇女们对"大跃进"的前景充满热情,11这并不是因为"大跃"进能让她们进入共产主义,更多的是因为"大跃进"给了以前从不知生活丰足为何物的农村人民致富的希望.
党和国家不断扩大的对现代性的计划设想致使工业生产遍地开花,并为不可思议的奇迹提供了语言:"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推磨不要牛,照亮不要油,走路不用腿,吃饭不用嘴"(后两句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农民对前几句不切实际的话所作的诙谐评论).
12一项名为"五化"的政策首次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机械化包含在内.
尽管妇女们的日常劳动负担随着农活、夜班、新计划的增加而不断增长,她们还是被鼓励去为未来努力工作,因为在未来,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负担会得到缓解.
13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促使妇女们热烈回应"大跃进"的原因.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敦促全国各地的生产者发动人民群众去炼钢,以扩大国家已有炼钢中心的钢铁产量.
14陕西每个公社的男人都被动员去操作炼钢炉.
在1958年秋"大跃进"的高潮时期,炼钢炉通常通宵达旦地运转.
一队队的男社员离开家去照管通常位于山区或遥远州县的冶炼厂.
他们每次都要离家四五十天之久.
15蹲点干部刘招凤回忆,把男劳全部抽到第一线炼钢铁,把家里的铁锅呀!
铁盆呀!
门上的铁栓叶啥都拔下来去炼钢铁.
16对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无穷无尽,有时男子和妇女都被动员到远离他们后院的冶炼厂去.
1958年10月,一次为期五天的妇女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妇女加入"女子高炉"、"女子工厂"、女子采矿和钢铁运输队为钢铁工业服务.
179渭南地区有18个县.
从1959年初到1961年,其中的三个县(潼关县、华阴县和华县)合并为渭南县.
合并后的渭南县有10个公社,下设82个管理区,844个生产大队,和4,512个生产队(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65页).
10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3年:第20-21、61、368页.
111996年与刘招凤的访谈.
有关歌颂"大跃进"的民歌,见《诗刊社》1958年之一:第14、24-26、31-32、44-45、51-52、55、57、68页;1958年之二:第48页;1959年:第27页.
12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何改珍(1999年访谈)加了后两句.
"大跃进"期间,丹凤县县城确实有超过两千户家庭通了电,但Z村却似乎一直到了60年代中才有十分有限的供电,这一状况从70年代中开始才得到进一步改善(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1990年:第130-31、134页).
13早在"大跃进"开始的两年多以前,就出现了关于这样一个未来村庄的非凡图景,里面物质丰盈、设施齐备.
见《西北妇女画报》1956年4月1日.
14有关"后院炼钢"运动的起源,见马若德1983年:第113-16页.
151997年与王友娜的访谈;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2001年与张朝凤的访谈.
161996年与刘招凤的访谈.
在渭南,村里墓地周围的松树都被一棵棵砍伐下来,送去炼钢炉(1996年曹竹香的访谈).
卡尔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评论道,"大跃进"效仿的是一个对资源进行重现分配的时期的做法.
然而,"大跃进"征用的资源却是像锅和盆这样的家庭必需用品.
17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4、12-14页.
5让妇女去炼钢是一件危险又混乱的事情.
住在T村附近的李六斤一开始被叫去带领妇女挑糙米给一个冶炼厂的男人们吃.
这个冶炼厂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
不久,她就被分配去跟一支由24名妇女组成的队伍一起去两个县以北的一个煤矿.
唉,大炼钢铁是男的到了碑坝了.
最后这里也要人.
要人,没法呀.
黑了开了个动员会,去是三至五年,到屋里给说的是十几天就回去了,屋里有的把娃寄到娘家的.
唉哟黑了哭的哟到喔个楼上,我到劝人家呢,说毕了我把脑壳蒙(yun)倒铺盖里也哭了一些.
最后我脑壳蒙到喔也呕了一些气.
我呕气是个啥呢一个女的,不懂,脑筋迟钝的很,那女人冷不啾啾一点点高的块,男人到碑坝去炼铁去了,女人弄到来,喔到顶数目嘛.
下车的时候,本来在那东河店下车呢,人家都下了车,她坐车呢不晓得下来,火车开走了来.
没下来,给走了来!
走了啥办啦说了把她们熬煎的,这丢了咋得了啦第二天啦,给她们安排说了以后,我才去的这个女的,人家说:你坐车嘛.
我说我坐车.
车里找哇,我就穿了衣裳,穿了个绒衣,手套子一戴呀,我就走喔,一路走路上我问啦,有学校我就给学校放信.
我就问呀,学校里去了找人家领导嘛,叫给学生说一下子,碰到有这好家——个儿不高,背个铺盖卷卷,有这好家女的了嘛,给我们放个信,我们到凤县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住到的.
哎,端端(偏偏)的走到路上,碰到了吆个驴儿拉了个车,车走到我说:"哎呀这个同志!
"脑壳上包了个帕帕,我说,你这一路碰到有个女的,背了个蓝铺卷卷,碰到——他说:"哎呀,这个女的昨天黑了到我们食堂歇了的,今天早晨她说她去炼铁呀,到红山梁老厂去了,人家这两个工人说去炼铁,跟人家一路到了红山梁老厂了,去炼铁的喔太去了".
他说"我们的食堂在喔前头呢".
好,我也都走到人家那食堂里,要黑了,端端食堂里住了个干部呢,也是到我们喔里工作过的,姓王,一个眼睛嘛一个萝卜花,这个人我们也认的到,那当乎在喔工作过的.
我说了一下,他说对到的,有这个人呢,今天早上就是走了的,最后黑了人家才到人家老百姓家里歇,人家住到那个食堂里的,把那个铺让给我,我到那住了一晚上.
我第二天才翻秦岭喔个雪山啦,我才一路问呀,一、二十里路的雪山,才问到下去,下喔老厂里去.
以后,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个人来了,到喔太给人家洗衣裳呢,人家说有这个人,来了来了.
来了都认的到,一个乡上的嘛.
喔个女的我也找到了,这不找到咋得了啦.
我过去来,说给我安排个轻省工作,就是捞(lao扛)喔马脚干炭,那矿石道上,马脚干炭烧了一烧的这么长的块子柴,那块子柴一破二的,都是搁到肩帮上捞哩.
那山呀,捞上去以后,搁到喔6太去,都装呀,装了到矿石,码些子通风道呀,码矿石叫我坐到山上给发票票,我就到山上给发票票,捞的多了给发个红票票,捞的少了给发个白票票,捞的再少了都不给票票.
晚上十二点还在山上,冻的!
天啦,冻的这嘴呀都是翘起,嘴皮子翘起!
一笑都bie(破)裂,淌血,你当是!
到喔呆了十天.
早在有关当局告诉她们可以走之前,李六斤和队友们就离开了矿山.
噢,偷着跑的.
喔面的男的女的,喔面还有信用社的主任,带的有信用社的人都去到的,跟一路跑了的.
一透信都跑了.
那面是从那面跑了,我们是从这下了山了,都回来了.
呆了十天.
就是呀,那年就搞的哪些名堂,左也左的很了,也太左了.
哈……18"大跃进"期间的工作分配是由生产队长决定的,并且不能被拒绝.
19然而男男女女大规模移动势必带来的混乱不安和不确定性意味着,违规行为、缺席甚至是集体反抗——整个乡的人都表示反对——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
与此同时,调集妇女去参与大的工程计划意味着,由于年纪太轻而不知山秀珍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饥荒和逃亡的妇女们,往往是头一次离开娘家和夫家的圈子.
20李六斤的冒险经历并不独特,但一种更常见的妇女为炼钢运动做贡献的方式是,去附近的河底捞挖和淘选沙子以提取一点儿铁矿石.
大炼钢铁,需要铁,就叫人到河里去捞黑沙,又支的锅炉,民工把黑沙炼成生铁条,给国家建设.
大炼钢铁,都是男的,女的捞钢铁.
21"大跃进"期间关中和陕南的治水和供水工作,以及陇海铁路的修建工作让男人和妇女们都离开了家乡.
22劳模带头组织妇女去参加自己村子附近的治水工程.
已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副主任的山秀珍组织了几百名妇女和男子去修建大堤坝和水库.
23从1956年到1962年,B村很多男人都去修建一个可能是在沋河上的水库,并整年住在那里,挣取工分和额外分配的粮食.
24陕南T村的男子和妇女18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
191996年与曹竹香的访谈.
20曼宁认为河南妇女也有类似的经历,见曼宁2005年:第96页.
21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22对治水作出全面的评估超出了本书所涵盖的范围.
刘真西(2006年访谈)指出,渭南的治水工作在"大跃进""大跃进"期间得到了缓慢的提高,但却在改革时期逐渐变差.
靠传送带工作的水车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
这些水车在60年代逐渐被同与管道相连的水泵、国家赞助打造的深井、以及井里的电动水泵所代替.
与此同时,地方当局承担了这个地区主要水道的修缮和建造工作.
刘还说,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开发区抽取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水,切断了水道的供水.
她还指出,人们又回去掘井了.
23妇联178-186-0431958年.
据费雪若([Friedman]2006年:第43-44页)描述,福建省东部有个地区大部分的公共工程建设也是由妇女完成的,与当地"体力活是女人的工作"的社会性别分工理念相一致.
24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7先去红寺坝水库修了几个月,后来又去修建强家湾水库.
工人们每次都在工地上待几个星期,挣的工分比他们在家挣的要多.
妇女们推车,用扁担挑污泥,成群结队地夯土.
有些妇女被吸引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但在家中没有男子的家庭里,女人则必须去干这些活,无论这样的工作分配会给照顾孩子带来多大的困难.
25在G村,妇女们去车阳河水库挖掘和整修灌溉池,每次都去一个月之久.
她们跟集体一起吃,同当地老百姓一起住.
26在Z村,妇女们将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修建沿河的石堤上,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工作.
修建工作早在"大跃进"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0年代.
27在"大跃进"之前和之后都当过干部的何改珍,被我们问起妇女是否也参加修建工作时,她大笑不已.
那还离得了妇女,妈呀,背、担、挑子挑、背篓背、背沙子、石头.
那人家叫的么,叫妇女都去做,就是抬石头么,妇女用担子挑石头么,大石头砌好后把小石头往里一倒,填起来.
修滩地是,把这链一修起,把那地里石头捡一捡,往链上扔一扔,这地就平了.
28刘冬梅补充道,在"大跃进"活动的高潮,妇女还要加夜班.
晚上都到那河堤上去瞎摸哩,黑着做啥哩,那人家就不愿意,早上起早做都行,累的做啥呢,黑的摸黑.
那睡不成觉么,那政策么,全国统一的政策么.
29周桂珍在评论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这段时期时说,村里男的是少数,都到外前做活去了.
30李六斤说,一些妇女同男人们一起炼钢铁、修筑水库和铁路,可一旦大家都去从事这些大规模的工程计划时,屋里头全部是女的.
31随着男干部们远离家乡去工作,妇女便进入领导职位,担任的职位比留下来的男人所担任的要高.
32这些新的领导必须要处理由国家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约在1960年,由于修建沋河水库而被迁走的80户家庭被重新安置到B村所属的公社里.
251997年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年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年与冯素梅的访谈.
262004年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与高育忠的访谈.
271999年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与李朵朵的访谈.
Z村和丹凤县其他地区在整个民国时期都遭受洪灾.
1953年Z村部分地区受洪灾,1954年则几乎被洪水淹没.
有关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洪灾描述,见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编纂组1990年:第58-62,75-78页.
丹凤县在"大跃进"的那几年旱涝不稳定,1958年(第61页)遭遇洪灾,从1959年到1963年间(第71,76页)每年都多次出现旱灾.
281999年与何改珍的访谈.
291999年与刘冬梅的访谈.
302006年与周桂珍的访谈.
311997年与李六斤的访谈.
321996年与曹竹香的访谈.
省"大跃进"计划里包括了妇女领导人数的最低限额.
各镇被敦促通过基层选举将妇女纳入领导队伍,使妇女占镇人大代表总数的25%或以上,占镇党委会委员总数的15%(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
这项倡议并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占什么比重,但妇女们确实谈到了其时当地方干部的经历.
833曾接受过曹竹香指导的妇女积极分子周桂珍成了B村的一个队长,她上一任的队长同当地的男人们修水库去了.
桂珍安置了分配到她生产队里的20户人家,但此后若干年中,这些新来者同当地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
一个移民进来的男人指责桂珍搞区别对待,骂她"比男的都厉害".
桂珍也遭到村民的批评,令他们不满的是,外来者迁进村后影响了每个人的粮食分配量.
外来移民和当地群众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34大跃进农耕和农业的女性化1958年秋,B村丰产的玉米和棉花开始倒向地里,赶在它们腐烂之前进行收割成了妇女们的工作.
35曹竹香说那个多雨的秋季是一个极度忙乱的时节.
男的炼钢的,女的在河滩浪钢铁,那男的女的活就做不完.
那人忙白天那门都上锁着哩,光是食堂里做饭,留下几个人,到时间,饭往河滩里送么.
白天抢收,把玉米掰回来,有还顾不得剥,有的掰的在地里,那车一天给人家送那个,还远不回来,那年那就说庄稼不论扔到那,倒到地里也罢,倒到场里也罢没人拿,黑了回来,可剥玉米,那咱都收回来了,没烂.
36"咱"指的是白天在河堤上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出去连夜抢收庄稼的B村妇女们.
37她们很快也发现自己还要负责播种和收割冬麦.
3833历史上,渭南沋河频繁地遭受来自峡谷径流的洪水.
干旱年头,沋河干涸,六千亩良田无水灌溉.
20世纪50年代,渭南市委和省水利局决定建一座综合性水库以满足灌溉、城市供水和防洪的需要.
水库从川口王村往南延伸,距离沋河谷口5公里远.
水库于1959年12月动工修建,动用了一万劳动力才得以在1963年的11月竣工完成(黄联社[Huang]2002年).
河南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引发了更大、更具灾难性的移民安置,使147,000居民迁移到大荔县、渭南县、蒲城县和其他县.
见弗美尔(Vermeer)1981年:第23-24页;渭南地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1996年:第239-41页;景军和冷梦(音译)1999年.
2010谢朝平因对这次大迁徙的披露而导致被拘留.
见Lee2010年.
有关"大跃进"时期甘肃盐锅峡水电站及其对当地生态和农村生活产生的有害影响,见景军1996年,1999年,2001年.
341996年、2006年与周桂珍的访谈.
1964年,上层派来了一支调查小组,周摆脱了有不当违规行为的嫌疑,但质疑她的那个人却被发现私自屯粮.
景军对"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坝和水库工程而被迁移的"水库移民"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份调查.
作者称,对迁徙移民的"忽略、胁迫、镇压"使这些问题更严重了.
35由于"大跃进"劳动力的缺乏,麦客也消失了:那个时候大炼钢铁,屋里埋[译注:雇]个人都埋不起,女人都撑腰.
人民公社以后,以女的为主(2006年与刘真西的访谈).
郑彩桂也说到了类似的情况(1996年访谈).
36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37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38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王友娜(1997年访谈)说妇女积极从事水稻种植和脱粒、以及小麦种植的工作,周桂珍(2006年访谈)讲述了妇女植棉.
鲁玉莲(1999年访谈)描述了妇女在种植方面的参与情况.
9一开始,妇女在"大跃进"活动的间隙干农活.
她们要么白天淘沙子找铁、晚上剥玉米,要么在不需要立即照看庄稼的时候去淘沙找铁.
39或者当没有家务负担的男子和妇女去参加工程建设时,"半劳动力"——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和年老的妇女——就去干农活.
40随着"大跃进"的蓬勃高涨,党和国家的重点从鼓励妇女勤勉节俭转为动员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
41时间一久,农耕不仅仅是"半劳力"的任务,而是成了所有妇女、包括那些孩子尚且年幼并且之前未曾被动员去田里劳作的妇女的任务.
曹竹香利用她结婚后以及成为寡妇后所学到的必备的农耕技术,去教桂珍和B村其他妇女.
男的整个在南边修铁路,曹书记就带领这些妇女学会犁地,爬地,摇车,套车,出圈,铡草,我在地里套疆子犁地,那个时候牛拉呢,妇女满搞这些活动.
我村里老个人,都没男人埋了,都是我这些女的.
那时候村上都没有人,女的整个搞这些地里的劳动.
42桂珍整天在地里一天劳动么,锄地,挖坑哩,拉粪哩,上肥哩,那包谷杆踏上那积肥,那个时候浇水还不是现在那电器化,都是推水车,在地里四个人推水车浇麦子哩.
43妇女被敦促去植树、养猪、养蚕、养鸡.
44正是在"大跃进"期间,张秋香和第八章讨论的其他妇女植棉能手们,由于开创了精耕细作的新技术,展现了决心、生产的热诚和政治的热情而不断地在全国范围内被宣扬.
县一级的地方著名劳模也同样被刻画成"大跃进"意识的化身.
劳模不仅包括像张秋香和曹竹香这样经验丰富的农民,还包括非常年轻的妇女模范和妇女集体模范.
比如,丹凤县十八岁的张春芳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全能型"劳模.
据报道,她组织妇女跟男人一起炼钢铁;监督了两个大型引水渠和四个小型灌溉渠的修筑工作;带领公社的年轻妇女拆洗被褥和衣裳,粉刷墙壁,打麻雀、老鼠,填补鼠洞;她自己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为开垦新的田地,克服了当地的迷信,将祖父的遗骸挖出来并移置别处.
但她主要的成就是说服了四十多名妇女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
军事训练被描述为是妇女得以克服性别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常埋怨自己不该是妇女,因而在农村实现全39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周桂珍1996年,2006年.
40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年.
41就在"大跃进"前,妇联的干部们仍然试图增加妇女在田里劳作的天数.
1958年春,省妇联开展了一项"两勤(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运动,鼓励妇女们在建设国家和操持家庭两方面都要勤俭节约.
(妇联178-189-0101958[3月11日]).
关于这项运动的展开,见陕西省妇女联合会,1994年:第24-25页;妇联178-196-0131958年(3月28日).
42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她说"村里都没有人"的意思是村里没有男人,与第二章讨论过的"家里没人"的用法相呼应.
这个用法在被批判为封建残余之后还被持续使用了50多年.
43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44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7页.
"大跃进"时期的工资制度不一.
1958年10月13日的《渭南日报》报道了一项直接供应食品、衣服和燃料的试验.
1958年,生产大队在曾在短时期内实行过付工资的办法,但很快又回到了记工分和年底分现金的老方法.
妇女挣的工分通常要比男人少.
生产大队没有像以往的做法那样,将部分付款以粮食的形式发放,但到了1959年,他们给每个队员发放了约两斤左右的棉花(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曹竹香,1996年;刘真西,2006年).
10民皆兵开始便高兴的对干部说:'这一下妇女和男子一样了',也有了保卫祖国消灭敌人的机会了.
"45在丹凤县,五一合作社的130名妇女因"以政治为指导"、"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被授予集体模范的称号.
事后看来,一个必须看成是"大跃进"异想天开思想失败的例子是,妇女们坚信——基于她们向张秋香所学到的植棉经验——她们能够将一块高粱试验地的产量从亩产一千斤提高到亩产三万斤.
据一个妇女说,"张秋香和我们一样都是妇女.
为什么人家能办到的了,我们办不倒呢我看是不是有决心.
"她们还设计了用来切剁蔬菜、加工粮食、给水稻脱粒和为作物施肥的农具和机器,从而展现了妇女的技术专长,并"驳斥了一些人认为妇女手脚笨拙、头脑封闭、糊里糊涂、无法取得成就的看法".
报告还提到,面对这些事实,合作社的党委书记和其他一些干部不得不表彰妇女们的成就,称她们为"妇女中的英雄",并组织召开会议宣扬她们的经验.
46妇联抓住这种不断强化的妇女动员论述道,妇女进入农事耕作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一份报告所声称的那样:"这既有利于促进大面积增产,又可破除妇女的迷信自卑感,建立妇女的自信心和改变社会上歧视妇女的错误观点.
"47但大部分妇女对参与农事却没有如此高扬激昂的看法:她们必须工作才能到集体大食堂吃饭,不上工的话就会被公开批评.
48Z村的刘冬梅回忆,不在地里做活的人哦那罚罚钱,就我这有一个,那男人当工人,那有一个娃娘们两个,二十八生了个孩子,那就莫开怀,生了个孩子,引娃哩,做不成活,把她那成算尽算光,把娃那几成都算了,大人是十成么,娃是七成吧,娃大概是七成.
那没得粮吃啊,扣了不给么,说不光不给了大人的,把娃这粮都扣了,那严的很.
49对妇女们而言,再需要技术、再繁重、再不体面的农活她们都要去做.
妇女们必需频繁地出现在田地里,而这种出现也不再引发争议,因为男子都不在家中.
农业的女性化开始了.
5045《妇女民兵代表张春芳同志单行材料》1958年.
这里并未指明具体敌人,但提到了解放台湾,但直接背景似乎是始于1958年8月的金门-马祖危机.
关于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公共卫生运动,亦见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妇联178-195-0011958年;《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单行材料》1958年;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
46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模范单行材料》,这份材料中的第四章简短地描述了"大跃进"期间农村的扫盲运动.
47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第5-6页.
全国范围内也有这种论调,见全国妇联1960年.
48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49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
50在集体化时期余下的时间里,带有地方差异的农业女性化继续快速进行.
刘秀珍(2004年访谈)于1971至1973年间在G村担任生产队长,据她估算,在她队里,妇女提供了80%的劳动力,因为她队里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很多男人都离家到外面干活去了.
她是整个公社唯一的妇女队长,这意味着尽管妇女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劳动力,领导职位仍然主要为男人所占据.
高默波(1999年:133页)在谈到其江西老家高家村时说道,在"大跃进"期间,"高家村的妇女首次开始像男人一样在田里劳作".
11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跟维持大后方的农业相比,党和国家更需要妇女.
妇女们要对高产试验田进行深翻和密植,将作物的产出提高到空前的程度.
在T村地区,李六斤和生产队的其他妇女将深翻和密植的方法运用到小麦作物的种植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都是深翻,翻的有一米多呢.
就是喔——一锹插去,再美呀(用劲)插一锹,下去下摔到高头去就那么家深翻啦,下了雨都是深翻,喔都是我笑,全部屋里都是女的!
白天、黑夜加班加点的做,活路人家也都给做出来了呢.
上头说的是深翻一米,深翻!
就是那泼到的(攒劲)底下翻的那黄泥巴,"帮"的(声)一下bia到——笨的很,我给你说.
九分地种了我看是多少——哎呀,种了五十多斤麦子呢.
平常一亩地就是三十几斤麦子嘛.
出来长的好,上头也来参观,地区的妇女都来参观了的,嘿哟好的很,巴巴一第一年收的时候,密了,杆杆细了,害怕搭架呀,搭架都收的少的很,穗穗小的很嘛.
没有合理密植,没有想到科学种田这事情.
那就是说上头咋说我们咋做不得错.
只么上面人家说喔个深翻了以后,这个产量高嘛,唉,说的这个样儿就深翻嘛,上面咋个家说你就咋个家做呀.
我心里头半信半疑.
有些子女的翻到翻到都有气呀,有气咋个家,翻都翻了,这块子地你要翻出来嘛.
妇女试验田,插的牌子.
511959年,一个妇联的代表团在另一个陕南的村庄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妇女们大手笔地在每亩地里种上了150斤麦子和撒了12,000肥料.
施草木灰一次,目前看起来长的很好,但分开一看,根下已经沤黄了,有的已经倒伏,很明显是苗太稠了,需要间掉一些苗,但究竟应该掉多少,留多少,如何间法,他们都不懂,也没有技术员来指导.
考察团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缺乏技术造成的.
52但立下一个比天还高的目标,却试图用未经检验的方法去实现它,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不够的问题了.
这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回应,但这些政治压力却远不是源自农村地区.
每一级的干部都觉得一定要为"大跃进"的生产目标作出贡献.
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脚踏地球,手扒天,一亩地能打[几万斤]"这样的口号将生产同政治和道德意志紧密联系到一起.
53整个中国农村,地方官员们要赢取荣誉、避免让自己及其社区蒙羞的欲望导致了后来著名的"浮夸风"现象的出现.
541958年,各个社区夸大汇报作物产量,有时竟到了无以复51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52妇联178-211-0051959年.
532004年与高玉忠、1996年与鲁桂兰的访谈.
54吕晓波(2000年:第89页)将"浮夸风"译为"一种夸大和欺骗的倾向".
有关导致浮夸风的竞争逻辑,见90-93页.
刘招凤(1996年访谈)在此期间在陕西多个农村都待过,她描述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在干部中,一些干部作风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
12加的地步.
55何改珍说,虚夸呀,国家叫虚夸呀,亩产几千斤,几千斤,写几大纸板板插地头上,产不下么.
试验田产的也不高.
那就莫得肥料么,都用的是那厕所的粪上的,长个啥么56一个悲剧性的循环接踵而至.
国家当局欣喜地看到所期望的剩余农产品正变成工业化的资金,便抬高了农民应缴纳给国家的粮食额度,这直接导致许多地在1958年末出现饥荒的情况.
57不愿夸大汇报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但却很可能挽救生命,并在事后回顾起来的时候被记忆成一种美德.
曹竹香在晚年的时候这样描述自己:我不撵高潮,我这人犟,撵高潮你要打这个鼓离不了三五勒,要连你是一条心,连你不是一条心,你敲锣,我不给你敲鼓.
58周桂珍回忆了身为劳模的竹香所受到的夸大棉花产量的压力.
那一年可搞那个浮夸,老婆不会那个挪,总给人家要报实的,人家要叫把那往高里报,老婆把那个报的底,就是这个,那时县上的有些人,不按人家计划来,人家不上去,那个来,人家为了他上去,老婆那个人实诚的很,我是多少产量就是多少产量,我报下那空空最后咋办呢,最后我有关1958年多个省份(不包括陕西省)夸大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见陈仲礼2001年:65-66页,137-138页.
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75页注148页)引用了一位姓名不详的历史学家的话,说陕西省党委书记张德生属于比较"实际"的领导之一.
产生的后果便是,领导越实际,就越少虚夸,上交的粮食也越少,最终地方上的饥荒也没那么严重.
我们访谈中的轶事支持了这种论点.
55白思鼎([Bernstein]1984年:第351页)说,在全国范围内,"以1958年的收成为例,据报道1958年12月的粮食产量为三亿七千五百万公吨,为1957年产量的两倍.
"1959年经核实后,这个数字降到了二亿五千万公吨,随后又降到了二亿公吨.
1959年的初次估算为二亿七千万公吨,后来降至一亿七千万公吨.
1958年的产量比1957年要高一些,但1959年产量剧降.
56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页.
57白思鼎(1984年:341-42页)报道,"大跃进"期间,"尤其是在1959年,尽管粮食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粮食的征购达到了非常寻常的高度.
"他认为这是多种因素汇集到一起而导致的官员轻信的结果:政府官员担心失面子和被批保守,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之后.
尽管国家的领导人们大都在农村待过,却倾向于相信夸大的数字,白思鼎称这种现象为"缺乏学习".
其他学者认为这种行为与斯大林在苏联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但白思鼎否定了这一看法.
他总结道,"农业在生产上取得突破是一种假设,换句话说,是一种认为增加征收与农民福利并不矛盾的信念".
这种假设到头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跃进"管理极度不当的结果.
饥荒是这种管理不当带来的意外后果,毛泽东及其僚属是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
"然而,与其他学者对"大跃进"饥荒的著述相反的是,白在追究责任的同时还认为"过度征收是政权管理不当的结果,而不是一项蓄意的、严酷压榨农民的政策".
白思鼎还详细地讨论了1958年全面的包干制是如何使限制征购的规定失效的,全面包干制将计划的生产的增长纳入到了对盈余的控制之中(368-70页,352-55页,345页).
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毛拒绝承认再次推动"大跃进"经济政策和庐山会议后的新反右运动会对农村地区产生灾难性果,毛也没有相信关于全国性灾难的报告.
白对此提出了批判(白思鼎2006年).
58与曹竹香的访谈,2006年.
13在县上开那几百人的棉花会时,还只有我的棉花最高了,我是一百二十斤,他双王才是一百一十斤.
他不怕把张秋香[等人]哄上去.
59半个世纪后,顶住压力而不虚报似乎不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时候,张秋香和其他劳模正声名鹊起,那么制定高目标并努力实现它们就既是必需的、又是大家所期待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也不仅仅出于为一己私利的原因.
继续当劳模给村里带来利益:额外的肥料,有权使用农村信贷,技术援助.
为了向苏联发送的太空人造卫星致敬而虚报夸大说试验田的作物亩产超过千斤的做法被称为"放卫星".
60在一个集体想象里包括了电灯、多层住宅楼宇和对食物制备实行社会化的时代,党和国家以及一个人的邻人会将如实汇报作物产量解读成不为未来奋斗.
在这个人人都想要的未来中,甚至是一个农村妇女都能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前沿.
五化有关五化的讨论最明显地展现了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日常生活的期许.
这些讨论旨在将家务劳动重新分配到生产大队中去.
吃饭在大食堂进行,衣物由缝纫机缝制,婴儿在产院接生,孩子在托儿所得到看护,面粉由机器碾磨加工.
61大部分任务——做饭、缝纫、接生孩子、照看孩子——仍然由妇女来完成,但这些任务现在是在一个社会化的环境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家中进行.
官方推行五化的目的是为了将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使她们能投入到集体农业的生产中去.
62山秀珍在1958年10月提醒妇女积极分子们,既然她们不再需要在家务上花费时间,她们就可以种植高产田,深翻麦地,改良农具,收集或制造肥料,包括制作细菌肥.
631958年,她在自己的公社建立了7个托儿所,7个幼儿园,9个食堂和9个缝纫厂.
她甚至和其他几位妇女一起设计出了一种可以一次切28片馍馍的机器.
64通过宣扬秀珍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国家姗姗来迟地公开承认了落在妇女肩上的家务劳动负担,并承认此前没有必要的国家政策去充分解决这些负担.
而现在,田地里需要妇女,更不用说炼钢厂、水库、细菌肥料厂这些地59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60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61每一种变化都以"化"字结尾: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妇联178-186-0431958年).
曼宁([Manning]2005年:第84页)将大食堂和托儿的出现说成是共产党发动的"一项了不起的解放妇女的试验".
沈迈可([Schoenhals]1987年:第80-81页)引用朱德秘书廖盖隆的话,说大食堂"会削弱传统家长的特权,从而使男女、老幼之间产生'真正解放的关系'".
然而,陕西妇联和政府的文件里却未出现这种论点.
有关对这些集体服务的带插图的记录,见妇联1960年:出版时间及地点不明.
62陕西省的媒体对此进行了讨论,如1958年7月7日的《陕西日报》就集中讨论了食堂化、托儿化和缝纫化.
到了8月,产院也纳入到了讨论的范围(《陕西日报》1958年8月11日).
1960年3月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了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公社是妇女获得全面解放的最好组织形式的文章.
63妇联178-198-0401958年(10月8日).
64妇联178-186-0431958年.
14方都需要妇女,党和国家组织说出了一些需要妇女每天花费数小时去完成的主要任务的名称.
然而,如何去解放妇女劳动力以从事农活则完全靠自己动手,需"依靠群众"去建立和资助新的本地机构从事家务.
这个方法实际操作起来有困难:党和国家既没有金钱也没有人手去实施五化.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大跃进"普遍依赖的都是动员群众,而不是等科学或技术专家来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丹凤县五一模范合作社的社员们在1958年5月将自己组织起来,使家务活社会化.
经过五天的辛苦劳动,据说他们"办起了集体食堂三座,托儿所一所三组,幼儿园三个,产院一个,缝纫组两个,洗衣组三个.
"这么多的设施只能为一个由716人组成的合作社服务,间接说明了这种无报酬的、看不见的、通常由妇女在家完成的劳动是多么巨大.
65家务社会化的结果是:"妇女劳动力搞到彻底解放,全社妇女出勤率达到了100%……由于妇女摆脱了家务拖累,[她们就]专心致意的参加了生产.
今年夏天,有55位妇女下水稻了种植稻子.
12位妇女学会而且较熟练的掌握了黎地,耙地,推土车,打畦子与农业全套技术.
"66一份1958年的报告乐观地评论道,"由于实现了托儿所化,食堂化,缝纫化,妇女们高兴地说:'过去是人在地里心在家,担心孩子和猪娃,做饭缝衣还要等着咱;而今是娃娃有人教养,吃饭有食堂,衣服缝补机器响,喜气洋洋把生产来承当.
'"67尽管这些成就都得到了广泛宣传,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却并不平坦.
机器碾磨和加工面粉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
第六章已经讨论过的、为分娩而设立的接生站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且分散程度已超过"站"这个词所蕴含的分散意味.
与此同时,"大跃进"期间高强度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妇女的生育健康.
妇女干部和接生婆都报道了妇女子宫脱垂现象不断增加的情况.
68G村的接生员石翠玉运用推拿的方法和药物去治疗子宫脱垂(像个茄子)的情况,但却徒劳无功.
69鲁玉莲是陕南的一个妇女干部,她跟一个调查队到邻区进行调查.
她在该地区发现,三个村庄里有九个妇女子宫脱垂.
她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妇女产后缺乏休息所致:这是60年下半年.
那有些妇女多可怜呀,那真正就象那灯泡,就不上气,我晚上要休息一会儿,那就不行.
该区的妇65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材料"1958年.
丹凤县还有一个由228户家庭和1,043人组成的合作社建立了5个抱娃组,由36名工作人员看护68个小孩.
该合作社还为145个孩子建立了5个托儿所("山秀珍"1958年).
66妇联178-189-0101958年(3月11日);"五一社妇女集体模范材料"1958年.
67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这份报告被呈递在了第六章讨论过的有关产院和托儿的大会上.
68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据一份1961年的救济报告估算,4%的育龄妇女(约140,000名)子宫脱垂,5%的育龄妇女(约175,000名)有闭经的问题.
中央下令卫生局用民政局提供的资金去免费治疗这些疾病,这使得民政局又决定向中央要求更多的帮助(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80-81页;民政厅198-7681961年[10月26日]:第246页).
69与石翠玉的访谈,2004年.
葛瑞峰1998年:第106页探讨了四川妇女的子宫脱垂问题.
15女获得了免费治疗的机会并且可以不用去田里干活,但治疗的范围有多广却不清楚.
70至于无休止的做衣服的任务,集体的缝纫小组只起到了小部分的作用.
身为生产大队党委书记的曹竹香,71组织了一支由妇女组成的、按工分计酬的缝纫小组.
小组每制一件衣裳收费几角钱.
那些手头没有现钱的人,欠款便会被记下来并从年底他们所挣取的工分里头扣掉.
对那些手头有些闲钱的家庭而言,缝纫小组减轻了他们亲手制衣制鞋的负担,而经济困窘的家庭则还要依靠家里的妇女亲手劳动.
721959年,妇联的报告评论了缝纫小组出现的严重问题:机器不足,缝纫工们的参与度参差不齐("有的参加其他活路,有的因病在家没做活"),规则不完整,缺乏始终如一的领导,记账粗疏,所有这些使得公社的社员们抱怨不已.
73五化中的托儿所在妇联的文字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
74托儿成了"当前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性的问题之一,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全国建立足够的托儿设施被描述成是"将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逐步由家庭转移给社会".
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被鼓励去从事托儿工作.
75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李晋昭为托儿的重要性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她说,全省300万妇女劳动力中,约有60%的妇女有年幼的孩子,其中有30%的妇女找不到人为她们看孩子.
幼托将妇女解放出来去种植棉花、修筑大坝和保护水土,这都归功于7,631个幼儿园和36,294个托儿小组的建立,使651,330名一至六岁的儿童得到了照管.
但她说,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扩大适用范围和提高质量.
李提议集体对托儿的费用进行贴补,以提高妇女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积极性.
76妇联为培训儿童保育工作人员提供教科书并建立模范幼儿园.
妇联的工作报告强调了照顾孩子是妇女的工作这一事实,提倡"重视解决妇女的孩子问题".
77冯小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后来又再生了三个),"大跃进"之前和"大跃进"期间她在Z村的托儿所工作:给的两间房.
每天早上就把娃送来了.
天黑了,他娃来引回去.
三岁到五岁,六、七岁.
两岁的娃那有人带么,人家70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71有关曹竹香这个时期的官职,见妇联178-244-0151960年(3月2日).
72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据李小梅(1997年访谈)回忆,衣服的价格为:一条裤子4角、内裤1角5分、一件上衣一元.
73妇联178-211-0051959年.
74妇联使用的词语是"家务劳动"、而不是"家务活",这点很重要,因为"家务劳动"提高了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重要性.
相比其他党和国家的机构,妇联对这一问题更为敏感(妇联178-197-0371958年[10月20日]).
有关1958年8月进行的一次类似的讨论,见妇联178-207-0671958年(8月18-23日).
75《中国妇女》1958年第16期:第19页.
有关陕西付出的努力工作,亦见妇联178-207-067(8月18-23日).
76亦见妇联178-208-0671958年(8月18-23日).
关于省级报纸刊物对托儿中心的报道,见《陕西日报》1959年2月21日;《渭南日报》1959年8月27日.
77陕西省党委于1958年6日呼吁建立农村托儿中心,"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妇联178-27-0201958年[6月3日]).
"妇女的孩子"这个说法出自妇联178-189-0101958年.
提到建立托儿中心这项工程的妇联文件还包括妇联178-195-0181958年(5月24日);妇联178-196-0291958年(7月31日);妇联178-193(2)-0501958年(11月4日).
16家里的老人抱着,三岁的娃,带上能跑么.
就教娃唱歌,给娃引到阴凉地去耍一耍.
你给人家写字,人家愿认罗认一认,不愿认罗脸dia(掉)下了,都小哩.
我记得这东关有一个[幼儿园],我这里就是我一个.
那时候就是每个生产队能香这些娃罗就成立.
78到了1958年末,妇联号召,要于三周内在每个县至少建立一个全天候的托儿所.
但该计划涌现出来的一连串问题就跟其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和不现实的时间进程表一样显著.
妇联指出,现有托儿所人手不足,护理人员"成分不纯":"有的思想落后、年龄过大,甚至有传染病.
普遍的则是缺乏教养孩子的知识和方法,只知把孩子哄的不哭了事.
……不少托儿所、幼儿园没有一固定的适当的房子和必须的用具、玩具;卫生差,引起孩子闹病.
……特别是入冬以来,缺乏保暖设备,使入所、入园孩子人数大大下降.
"毫无疑问,很多母亲都不愿意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去,而当地的政治领导却认为"托儿所、幼儿园是婆娘、娃娃的事".
除了再回去找这些心中充满狐疑的父母们和当地干部之外,妇联还提出了一些其他解决方案:"要有一定的桌凳、被褥用具和玩具,特别是现在到了冬天,如何解决保暖问题更为重要.
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由公社拨出一部分福利基金来购买一些必要的设备,更重要的则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互相调剂,腾出足够的比较好的一些房子给孩子使用;被褥、用具、玩具等可以发动孩子父母自带,家中实在困难的户,公社可以酌情给予补助.
取暖问题可以发动群众给幼儿园、托儿所盘大炕、打上门窗子……这样天冷了孩子就在室内热炕上玩.
"79在陕西,这些托儿所的设立情况、持续时间和质量并不均匀.
甚至在"大跃进"期间,很多父母都带着孩子到田地里去,而不是将他们送到远的托儿所去.
80"大跃进"失败后,很多托儿所也就停办了.
81如第七章所示,托儿在集体化时期仍然是一个关系到诸方面的问题:存在时间短暂的地方团体,祖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草草拼凑到一起照看孩子,或冒险把孩子独留在家中.
82T村有些妇女经常把三四个孩子放在扁担两端的箩筐里,挑着他们去稻田里干活;83有些则将孩子留在家里.
都搁到兜兜里,一个摇摆篮子,搁到兜兜里,78与冯小芹的访谈,1999年.
79妇联178-189-0481958年(12月2日).
妇联紧接着在1959年发起了一项"六好、四满意"运动,旨在提高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
在渭南县,尽管其他方面的坏消息不断增加,妇联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集体里得到照顾.
渭南县幼儿园的数量从1957年的737所上升到了1958年68,288所.
到了1959年,903所全年制幼儿园有22,755名小孩,幼儿园老师有2,691人.
同时,1,470间托儿所里有19,873名幼儿,托儿工作人员有5,767名(王丽[音译]1959年).
1959年,一支调查发现,有个抱娃组"仅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大大小小8个小孩子……还喂两头猪,有时还帮助食堂吹事员切菜.
孩子的卫生很差,教育更谈不上"(妇联178-211-0051959年).
甚至在"大跃进"失败之后,依然还有雄心勃勃的托儿计划.
见妇联178-219-0131959年(7月9日).
80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曼宁2005年:第102-3页讨论了河南托儿设施不足的问题.
81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275页.
82郭于华2003年:第51-52页,2004年:第5-6页讨论了陕北类似的情形.
83与袁小丽的访谈,1997年.
17小的都紧他哭么,过去引的小人都可怜的很.
大一点的都跟到田坝里去,跟到都是,站到田埂上耍么.
84G村北边的刘谷雨则把孩子拴到窗子上:我嫂子说我和三娘,你经营(管娃),老天爷经营一半,你经营一半,娃不是不管了,地里劳动去了,不管了,娃搁到帔(炕)上,精尻子,穿一个袄,连(用)绳绳拾到窗框子上,回来娃呀就像在那儿排队哩,拉上一溜溜屎,齐齐才打折(收拾)哩.
85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照看孩子所带来的困难去回忆"大跃进"期间不断增加的田间劳动的艰辛.
86刘冬梅评道,娃在屋里叫老人丢下,娃哭他哭,那莫办法,你又不敢蹲(待)屋里,一蹲把你工扣了.
87农村妇女们的口述故事里穿插着各种关于孩子的故事:受伤、惧怕动物、被拴到炕上、溺死或由于未及时医治而死于疾病.
接生员杨安秀以安全地接生别人的孩子为豪,但对自己蹒跚学步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却无能为力.
五八年我丈夫炼钢铁走了.
屋里没人,我那时当干部,当干部半晚上才回来,把娃吓得不行.
有一天晚上到五丰去深翻(田)了才回来,走到房背后(听到)娃叫唤的(才两岁多),我问他叫唤的啥把粪也拉到堂屋上,把闩子拉着蛮(直)摇到嘛,把我气得也哭,我说做啥呢嘛,把你吓的这块起(样子)"妈呀,妈呀,快当些,一个老鼠子吗,从窗子里跳进来咬我嘛,我弄腚子(拳头)后它到嘛,它跑了".
88一份1961年的陕西妇联报告提供了一份严峻的数据统计,说所有一至五岁的小孩中有30%在家无人照看,而雪上加霜的是,夏收时节全省有一百多个小孩被狼咬伤或溺死.
89只有在需要妇女去田里工作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才会认可家务劳动是耗费时间的.
随着将农村推向共产主义的高风险尝试开始失败,对家务负担的分析以及试图减轻它们的尝试也开始消逝.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五化中得到最广泛实施的、被记忆得最为生动的大食堂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84与康汝清的访谈,1997年.
85与刘谷雨的访谈,2004年.
86卡尔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评道,在"大跃进"期间,妇女的劳动时间被重新分配到地里,好像不需要什么机会成本似的,但事实上忽视孩子带来的代价非常高.
葛瑞峰(1998年:第103-9页)描述了"大跃进"期间,男人们在四川修建铁路和水利工程的情况,他评论说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都对那些过去的经历有怀恋之情(104页).
他指出,由于缺乏劳动力,妇女不得不到地里去干活,再加上家务活和需要参加很多政治会议,所以她们对这个时期的回忆远没那么美好(104-5页).
87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
88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89妇联178-282-0101961年(3月-12月).
18吃食堂的时候"大跃进"在农村引发的所有变革中,日常家庭生活中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集体食堂的出现.
1958年夏和秋,所有家庭将手头有的,无论是粮食还是蔬菜,都上交给了集体.
90很多家庭还把锅也交出来用去炼钢铁了,有些村的家庭则砸碎了炉子和铁锅.
何改珍回忆Z村的情形;那吃食堂,队长都把你给打了,这家家都莫得锅灶了呀,一打你就在屋吃不了上饭了么,你就得进吃食堂.
91Z村其他妇女也证实了她的回忆:那家里都莫得锅了,锅人家都揭了,都是那锅圈圈子,也没安锅了.
92适龄劳动力被允诺可以在集体大食堂尽情敞怀地吃,以作为对一天劳动的回报.
集体大食堂也为老人和孩子提供食物,快生产的妇女的食物则由接生站提供.
93公社要自行解决集体食堂具体如何运作的问题.
在B村,生产大队掌管碾坊,将食物储存到仓库里,并将它们分发给每个生产队的大食堂.
94有时也会在某户人家的家里搭建起临时的小餐厅.
95在G村,四个生产队一起合开了一个大食堂,每天为一千多人提供食物,但这个大食堂很快分成小食堂,每个只负责一个生产队或大约四十户家庭的食物.
96同任何政治举措一样,地方干部的劝说非常重要.
Z村的干部鲁玉莲提出了效率的重要性:那就给他们讲吆,讲那种食堂,既省老力,又省柴火,又省做饭的,有省粮食,啥都省.
97特别是对妇女而言,大食堂为她们减去了一项每天都耗时不少的任务.
G村的乔引娣说,那就是觉着方便,也不要忙忙地做回去不乏乏地做饭.
98与她同村的欧阳秀也对此表示赞同:那会从地里劳动回来,在食堂里吃饭,妇女和小伙子都说不要做饭,都说这好.
但是那段时间很短.
99901958年10月,据《人民日报》报道,华北和东北地区有超过80%的农民在吃大食堂(《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转引自沈迈克1987年:第100页).
有关大食堂的历史,见罗平汉2001年.
在陕西,七百多个公社在1958年11月前建立了大食堂(《陕西日报》1958年11月12日;关于对大食堂运作的调整和论争,见《陕西日报》1958年11月22日,1959年11月8日和12月30日,1961年2月5日).
9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92与马芳贤的访谈,1999年;亦见1999年与郑秀花的访谈.
这是Z村的情况;G村人们保留了锅,有时从大食堂带面粉回来在家做饭(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年;张秋绒2004年).
93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商镇镇"1958年.
94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在Z村,两个生产队共用一个大食堂,有一个给青年人的特殊大食堂;干部也在大食堂吃饭(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95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96与冯在财、王福贵的访谈,2001年.
T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大食堂(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97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98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年.
亦见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99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19集体一起吃饭便有可能为大量外出为水库、炼钢厂或其他工程工作的人提供食物.
曹竹香负责给靠近B村的河边的炼钢厂送饭.
那一黑上跑,谁不知道觉咋个睡.
大队里面碾子么,两个,给这来回能面,食堂里都在我那驭面哩.
一天晚上都不睡觉.
给工地上炼钢厂里一百多人,见天要给送面哩.
100然而,如果说集体大食堂促进了集体劳动,它们也扰乱了农村生活中的许多习俗.
当有人结婚或去世时,家里便没有粮食或食物去招待客人.
李朵朵结婚那天,只有她的哥哥和嫂子陪她去新家,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吃传统的婚宴.
谁都每来.
那食堂,今你到这里一个人,得报灶里呀,不报就不给你吃呀.
那天大食堂准备了米饭——特别的款待——但也只是因为婚礼的当天是腊八,按照习俗应该有一顿特别的饭菜.
101当年轻的新妇回娘家探亲时,她们被准许带上大食堂的工作人员为她们称出的三四天的粮食,一顿二两,一天两顿,不在的时候每天总共可以得到八两粮食.
但如李朵朵所言,在娘家不能呆的长远.
那时不挣工分,吃饭每粮,吃饭每饭钱,做活每工钱.
你今劳动你今吃;你今不劳动你就不能吃.
102地方上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因为人们不能再到邻居家去一起吃饭了.
如周桂珍所说,在吃食堂的时候,亲戚都没有了.
103"大跃进"之前,社会主义的一项好处是,贫穷的农民也能够在社交中礼尚往来,举办婚宴和小孩的满月酒席,互赠礼物和款待客人.
104而现在这些礼俗都没有了.
很快,"一天劳动换一天伙食"的规则变成了一种粗略的劳动控制形式.
Z村的石冉娃发现,你今朝不去,吃饭时间你来端饭,人家问,你今早做啥去了.
我说我今早没有去,我今早做啥做啥.
那一瓢饭人家都倒锅里,不给你吃.
105据T村的钱桃花报道,要是谁不上工,队上不给你支工,不给你吃饭,引的打闹,说是脚歪了,我扛了锄头你不给我饭.
106在炼钢运动的高潮,T村杨安秀所在的大食堂为一天的食物提出了另一项要求:每户家庭要交金属.
每次吃饭,还要收铁、铜、银子,没的这些东西还吃不上饭.
我笑我那结婚时有个灯盏、铜的,三层子这么高,底下盘盘有这么大,中间还有个盘盘,上面有个娃娃.
那天实在把人弄的不行了,人家说不叫吃饭.
好!
我就去把灯拿上交了.
又过了一段,人家说收银子,那个时娃儿生了兴做满月吗,做满月给买的娃儿头上戴的帽子上的铃(银的),我也拿去换了饭吃了.
孙子这年说,婆,你的银子呢,人家都有银子呢,人的银圈子呢我太太(太奶奶)给做满月的银钱100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年.
101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年.
102同上.
103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104阎云翔1996年对这种情况,特别是集体后几年的情况进行了扩展讨论.
105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Z村);亦见张秋绒(2004年访谈,G村).
106与钱桃花的访谈,1997年.
20呢我说都换了饭吃了,你不给,食堂不给端饭,上面又要.
给上面交,不知道搞啥,还收铜.
万一没的也就算了,也要给吃,不过要卡你嘛.
107管理大食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曹竹香把管理大食堂同养家糊口相提并论.
你管这一个队就跟你管你一家一样么,你时时刻刻粮食要抓紧么,不能铺张浪费,是吧,食堂里派的人,还是派不铺张浪费的人,吃大锅饭呢,还要派个好领导……不管咱的粮,咱的粮的保管呢,那都有下数呢大……梁不正下梁歪.
108大食堂同公共建设工程和农业一样,也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
男人管理大食堂、当会计、看守仓库;女人切菜、煮饭和喂猪.
109大食堂做饭的师傅们要用每斤面粉做出准确数量的花卷.
110粮食严格地按人头进行分配,由食堂的工作人员按量进行发放.
在T村,这项任务落到了李六斤身上:每天给人家翻粮食,那一个人才挂四两,一顿才给下二两.
那时那个麦子一些淘了推,推的那个麦拉子,连麸子带麦子那个面,推了就是喔好家,给人家煮,煮了以后拿碗来舀,那好家糊糊子.
我都去看多少人搭伙,称多少.
煮了的话,按照喔个给舀哇,平均多少人,多少铁勺舀呀.
111农村各地大食堂的蔓延引发了新的矛盾.
人们不喜欢排队,如张朝凤对G村的评论那样:食堂里吃人多的很,百十个人,下面条吃馍要等好长时间,群众反映也不好,群众说耽误大生产,支部书记讲,你别想吃小锅饭,到你孙子手里都甭想.
112人们对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也众口不一.
如鲁玉莲所言:有的人爱吃甜的,有的人爱吃咸的.
113人们也可能只为自己,何改珍黯然回忆道:给我那大公社那伙男的,那就我一个女的,人家就抢挖抓(注:厉害),油水咧噢,汤汤要我喝.
114在村里蹲点的妇联干部们记得,要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建立如此复杂的组织的要求招到了群众的抵制,并引发了大量后勤方面的问题.
然而,就如同不能对炼钢运动进行公开批评一样,这些经验丰富的干部们知道公开批评大食堂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为这些干部之一的刘招凤回忆道,那时心有余悸,张和我一起学习讨论合作化吃食堂的优越性.
我们在底下悄悄地说:"有啥优越性简直是整人.
"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经济基础.
唉呀!
可不敢说这个话.
现在看来,107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108与曹竹香的访谈,2006年.
109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T村);与袁茜的访谈,2001年(G村);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T村).
110与袁茜的访谈,2001年.
111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12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年;欧阳秀(2004年访谈)也讨论了这样的矛盾.
113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114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21那时办食堂还是过早一点.
认为这是全党动员的工作么,那咱们妇联就应该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去搞吗,去发动妇女参加这个活动,还没有别的想法.
115如一位蹲点干部所评论的那样,妇女那个时候都是随着大流的,它没得人公开反对的,因为共产党刚解放,那个威望高的很,威力也大的很.
116同样地,当地像周桂珍这样的妇女领导——这些妇联干部们费尽心思指导的积极分子们——也不得不对自己的保留意见保持缄默.
给人宣传说那食堂好,还不敢说不好.
自己是干部么,那你当干部,给人宣传还要说这好,不能说这不好,你说不好,人家说:干部都说这不好,你还说人哩.
117但山秀珍却对认为大食堂的前景黯淡,她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就有一点我想不通,就是把人家私人屋里的东西拿出来平均.
吃食堂饭,把人家家户户的东西拉出来就是平均主义么,我不同意,说这不是挫折人家社会主义积极性么,要提高群众走社会主义积极性呢么,河南这样搞厉害,咱们陕西稳.
118大食堂一开始是"大跃进"运动狂热幸福感的写照,随后成了地方上不满和抱怨的晴雨表,最后很快便成了"大跃进"坍塌的场所.
1959年,大食堂的食物用尽,所承诺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另一种负担:饥饿.
119一些报告说,饥荒始于1958年,跟"大跃进"开始的时间相同.
食物的储存、分配及上交等问题使粮食的丰收大打折扣.
随后的1959年是通常被认为收成极糟的一年.
120国防部长彭德怀报告说,全国的食物短缺情况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
1960年的粮食生产比1957年的水平降低了26.
4%,1960年和1961年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饥荒.
121毛提到,山东、河南、甘肃是受灾极其严重的省份;安徽的灾情也十分严重.
122这并不仅仅是粮食绝对产量的问题.
一115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她未具体言明恐惧的根本原因,但很多关于"大跃进"的全国历史讨论了反右运动在禁止发出批评的声音方面带来的可怕后果.
116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17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118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年.
河南的运动以"左"而闻名于陕西;据一个在"大跃进"期间回河南娘家的陕西妇联干部报告,为了使房子公有化,人们把两家院子之间的墙壁都拆了(1997年与王桂花的访谈).
戴瑞福2008年:第118-246页探讨了河南一个村庄"大跃进"的历程和饥荒.
有关村一级对河南"大跃进"政策的批评,以及一个村党委书记为保护其村子免遭这些政策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所作出的努力,见西博尔特(Seybolt)1996年:第51-58页.
119例如,见贝克1996年.
虽然贝克仔细探讨了西北地区所有省份在"大跃进"后的饥荒情况,但除了匆匆一笔带过之外,他并没有讨论陕西的饥荒情况.
亦见凯恩(Kane)1988年.
120班尼斯特1987年:第233页;曹树基2005年:第17页.
121班尼斯特1987年:第59-60页发现生育率在1962年回升.
她还说,1961年政府进口了粮食并提高了分配,所以尽管收成不好,饿死的情况应该有所减缓(233).
有关粮食的生产水平,亦见里斯金1998年:第115页.
122白思鼎1984年:第344页.
曹树基(2005年:第21页)在其研究中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并列举了前六个受灾最严22些省份,比如山西,尽管平均粮食产量相对较低,但死亡人数却相对较少.
而一些谷物丰产的地区,如四川、湖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虽然谷仓囤满粮食,人们却依旧饿死.
123随后,党和国家便会为"大跃进"的失败给出官方的解释:恶劣的天气,工作中的错误,需要还苏联的债务,因为当时跟苏联的关系即将破裂.
然而,尽管陕西真的遭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包括严重的干旱和泛滥的洪水,124但很明显,1959到1961年的饥荒并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人为的灾难.
125据报道,1958年是有史以来粮食收成最好的一年,一共有三亿七千五百万吨——是1957年的两倍之多——部分是由于"浮夸风"的结果.
126高层的领导们接受了这些估算并作了几个致命的决定.
他们命令一些省份(四川、云南、甘肃)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粮食,批准1959年的粮食耕地减少10%.
这些举措和其他因素聚合到一起导致了大饥荒.
章道犁(D.
GaleJohnson)列举了如下因素:"过度的收购,对城市消费者免遭食物短缺带来的最坏影响所作的保护,在人们挨饿的情况下还持续输出粮食,1959、1960、1961年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公社的大食堂浪费食物.
"卡尔里斯金(CarlRiskin)还加了一些因素,包括"产量暴跌、不合理的耕种方式、劳动激励机制的毁坏、挥霍粮食、规划局的无知、政府过度征购粮食、在危及关头还不断出口粮食,没有及时引进粮食、天气恶劣等等.
"127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之间的严重分歧加剧了这些重的省份:安徽、四川、贵州、湖南、甘肃、河南,其中,四川、甘肃与河南跟陕西接壤.
123曹树基2005年:第26-27页.
戴瑞福(2008年)在其最近对河南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将日据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中共历史同"大跃进"时期命令式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领导联系到一起.
他探讨了毛的贡献,共产党的省一级的领导,产生严重地方饥荒的公社领导.
有关四川在1960-1961年间的大饥荒,见葛瑞峰(1998年:第106-7页).
124有关1958年对洪水、干旱、冰雹、霜冻的报道,见民政厅198-6861958年:第269-72页.
1961年的6月和7月,T村连续下了21天的暴雨.
随着汉江和嘉陵江冲垮堤岸,T村所在南郑县往西的几个县受到了更大的重创.
汉中市一些县有五分之一到一半的大米和玉米庄稼被损毁,受洪水的影响,夏秋的总收成减少了1亿斤.
人、牲畜、家禽都被淹,房屋倒塌了,家里的用具和囤积的粮食被水冲走了,水道、堤防、水库都被毁了.
在山区,由于暴雨的影响而耽搁了收割,小麦和土豆都发了芽并烂在了地里.
省民政局的官员意识到这只是他们所知道的损失:因为有些地区的道路阻塞了,他们并不确定全面的受灾情况如何.
在汉中地区,有关当局估计,有近220,000名群众亟需受灾救助,并向省政府要求700,000到800,000元救助款(民政厅198-7681961年[7月11日]:第164-66页).
而在1961、1962年,B村及关中大部分地区则遭受旱灾,对秋季棉花和玉米的收成及冬麦造成影响(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25曹树基2005年:第26-27页;章道犁(Johnson)1998年;亦见以下各个注脚所引资料.
韩东平调查了大饥荒的成因,认为不应依据大饥荒,进而谴责整个集体化时期.
冯客([Diktter]2010年)引述各省档案资料(但却未涵括有关陕西的材料),详细冷峻地记录了大饥荒.
126章道犁1998年:第103-4页.
沈迈克(1987年:第153页)写道,毛认为,根据这些预估,粮食的总产量会达到4亿吨,尽管最后只有2亿吨粮食和不足两百万吨棉花.
127章道犁1998年:第103-4页;里斯金1998年:第115页.
林毅夫、杨涛(1998年,2000年)集中研究了从一些省出口粮食到其他省、以及偏重城市地区的问题.
张欣、23问题.
当食物短缺的报告首次在1959年出现时,政府很快对政策作出了调整,但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遭到毛的强烈反对之后,一直到1961年才有大的政策调整.
128从村一级来看,问题的核心是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被国家收购了.
129"浮夸风"给了国家高层当局错误的信号,鼓励并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地区粮食的收购.
当我们问庄小霞为什么粮食不够吃时,她回答道,都交给国家了,曹书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都给担些,送粮都送的多,而且那一年收成也不好.
61、62两年,到63年就好些了.
130与此同时,也可能与饥饿有关,有些妇女回忆说她们的邻居很快对昼夜不停的劳作失去了热情,并说她们对干农活变得"消极",导致庄稼收成下降.
131小霞评道,人的思想不集中,虽说干活呢,谈论事的谈论事,纳鞋底的纳鞋底呢,都坐那候呢,打铃了回.
还是逛达呢,不好好做.
粮食困难,钱困难,粮食困难,那不是谁呀一家子,那都是那.
132粮食短缺很快波及到了大食堂,据小霞回忆,头一年吃不定量,人还满足着哩,到第二年,说国家要给苏联还账哩,就给人定量.
133在B村,让老人和病人到"五福灶"吃饭的计划也因很多人为了获取食物冒称生病而受阻.
134很快,为老人和孩子提供特别食物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展开就被中止了.
135解放前食物短缺时,妇女为了给家中的男人和孩子更多的食物而控制自己的进食量.
现在的妇女也是如此.
136父母把玉米糊糊留给自己,因为糊糊可以用水化开,馍馍便留给孩子吃.
137郑秀花则努力把食物留给弟弟:有时还加班,一黑加班做活村地,晚上就那包谷糊汤给我打一碗我不吃端去让我兄弟吃,我兄弟上学着.
晚上我就不吃了,天明再去带动,那时没办法,那都是那不只是咱.
138文贯中(1997年,1998年)集中研究了大食堂的食物浪费和粮食产量减少问题,杨大利、苏福兵(1998)的研究则聚焦于省级领导的激进做法.
128里斯金1998年;第115、119页.
129戴瑞福(2008年:第127、200-207页)有力地论道,在河南的一个村庄,1958至1960年的谷物产量依旧很好,问题在于,中央征收了60%的粮食,还有21%被拿出来用于救济饥荒、公共福利、管理,以致到最后只剩下20%的粮食给农民吃.
他还提到,农民们为了不让粮食被拿走,开始吃地里尚未成熟的庄稼.
吕晓波2000年:第93-94页列举了河北、山西及其他一些省份通过逮捕、毒打和其他手段对农民实行强制征粮的案例.
关于山东和河南"吃青"的情况,见韩东平2003年.
130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131与山秀珍(1997年)、庄小霞(1996年)的访谈.
132与庄小霞的访谈,2006年.
133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134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
135与郑秀花(1999年)、刘真西(2006年)、刘凤琴(1996年)的访谈.
在B村,老人"食堂"指的是大食堂内的一个小灶,用往稀玉米糊糊里加面条的形式给老人补充食物(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36与康杏芬的访谈,1999年.
137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年.
138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刘谷雨(2001年访谈)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24随着食物的危机愈演愈烈,大食堂饭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馍馍从菜单上消失了,混合了几片菜叶子的玉米糊糊成了主食.
偶尔才会有面条供应,但通常都是供不应求.
139Z村的石冉娃评道,有那大饭量人,这么大(比例)个瓢一瓢饭不够吃.
140早上就是红薯糊汤……晌午那就是杂面(五谷杂粮磨成),里头下一点红薯.
没得馍.
饼、锅盔馍都没得,我们这儿生活苦么.
141每天的口粮下降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据G村的助理会计员高育忠回忆,最困难的是60年这一冬天,大村上提出个啥,两低么三低,几平、几高,这我记不得了,噢,三低两平三高.
所谓"三低"就是十一、十二,元月三低,"两平"是二、三;"三高"是四、五、六.
我记下低15斤粮,平到18斤.
高到20斤.
142即便是这当中最高的口粮,也是饿肚子的水平;每月15斤的小麦面粉每天提供的卡路里还不到一千.
143据山秀珍估算,整天在田里劳作的人每天需要两斤小麦面,是最高口粮的三倍.
1441959年,一支调查小组对关中一个公社的大食堂进行了探访,发现其中的三个大食堂一点儿粮食都没有.
每天两顿都是到城里捡些豆渣回来和萝卜叶吃.
当地人解释道,食物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大食堂刚开的那些日子,他们每人每顿吃了一斤粮食,而烹调方式的不当也导致了粮食的浪费.
调查人员只能给出一些徒劳无效的建议:说服农民将自己谷仓囤积的粮食卖给公社,组织公社的社员们去找野菜和种早熟的蔬菜,发明省粮的制作食物的方法.
1451960年11月,陕西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中共中央会发布了一项代食品的指示,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
(事实上,那个时候早就没有瓜果和蔬菜了,很多人正将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里.
)146G村本地的说法"吃食堂的时候"很快就变成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
高育忠回忆道,139与康杏芬的访谈,1999年.
140"一瓢"暗指孔子的弟子颜回,引申为安贫乐道的人.
141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142与高育忠的访谈,2004年.
曹竹香(1996年访谈)回忆,B村(我们采访的村庄中最富庶的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每天的食物分配额是每人每月20斤,有好几个月跌到了16斤.
T村的李六斤(1997年访谈)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数字:每人每月12斤大米.
1962年末,渭南两个公社的救济报告将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63到216.
2斤之间的桥南区描述为"轻"灾区,将一个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21.
2到166.
2斤之间的地区描述为"重"灾区.
据报道,渭南有17个轻灾区和6个重灾区.
报告中的四个生产队有一半家庭的人均月粮食消费量仅在6.
75到15斤之间.
这份报告还描述了其他问题:有些家庭挥霍粮食,有些干部被各种救济请求所包围,还有些零星的卖女儿的案例(民政厅198-311962年[12月30日]:第93-96页).
143我本人2009年11月10日与彭慕兰(KennethPromeranz)的交流.
144与山秀珍的访谈1997年.
145妇联178-211-0051959年.
146高华2005年:第162-63页.
班尼斯特(1987年:第60页)写道,在东北的辽宁省,玉米穗和沼泽里的浮游生物是代食品,而野菜和纸浆则是华北地区的代食品.
陕西民政局的救济报告提到有些地区只有低标准、没有代食品(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7页).
25吃不饱,瓜菜代,比如萝卜叶子、白菜根和红薯叶子.
147曾当过村长的王福贵说,那时候吃就凭红薯了,吃的红薯馍,吃的红薯面,压的,红薯是啥满过来过去都是红薯,粮食很少.
148人们开始吃由磨碎的玉米秆和糊糊混到一起做成的馒头.
刘招凤等蹲点干部也跟农民们一起受苦.
我们在食堂一吃完饭回去饿得没办法.
我每天晚上洗锅,洗锅前把包谷榛锅巴一铲,铲上那么一盆,辣子,醋放进去把锅一洗.
把那锅巴端回来,晚上那些男同志饿得没办法,就把锅巴放到炉子上热一下,就这样吃,人都浮肿了.
149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干部还是觉得公开批评是无法想象的.
对徐妮妮而言,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61年么,粮食少的很,都是红萝卜,一直都是喝的的稀的,红萝卜占多数,一般到厕所去拉的都是"红便",人家有的故意问我,这个红萝卜缨缨好吃吧我说好吃好吃,说这些违心的话,咋能好吃呢150在大食堂吃饭的间隙开始夹杂着着粗暴的指控和争吵.
Z村的何改珍看到了偏袒徇私和怀疑猜忌是如何对日常接触产生不良的影响:切些红薯,倒锅里那一大锅,专门有打饭的给打,那连谁好啦,用瓢到锅底一捞,都是红薯.
那就吃得饱,对你不好了,就那稀汤汤往你盆子里一倒,这就吃不饱.
151欧阳秀发现G村也有类似的做法:做饭的人多沾一点,管理的人多沾一点,到群众就没多少了,这更厉害.
152Z村的郑秀花评道:又没当干部,能随便吃吗153很多争论都与孩子的食物供应有关.
杨安秀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们饭蒸上给藏了嘛,把我气的,我回去他们保管问了一下,说"还没有打到田坝里来呢,你们说不叫吃"我说打到田坝里你们谁个说了的可不是你们给小娃一家留一点,你们少吃点,你们给谁说了的饭都吃完了哭的,人们给支到田坝里来.
你也哭"饿的",我也哭饿的很,最后那烧火的一个女的说,拌桶里头藏了些饭,我都去端出来热,一家(人)吃了一碗,最后我跟保管两人吵架,我说你们做的事要的你们也有孩子嘛,你叫这样子哭,你咋个家安心插田呢!
娘了哭,儿也哭,闹的,就从那争了一回,他们每次给学娃子把饭留147与高育忠的访谈,2004年.
148与王福贵的访谈,2001年.
149与刘招凤的访谈,1996年.
150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5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52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153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26下.
1541958年,当肖改叶把半碗米饭带回家去给幼小的儿子时,她被集体指控为偷窃食物,她全家都受到了大会的批斗.
娃的屁股被火烫了,那娃1岁多了,我给娃拿半碗饭,我叫我婆婆拿回去喂娃,我给干活哩,人家的人把我婆婆挡住,把笼子一夺,叫我婆婆,我丈夫和我3个有在喇叭喊说我去偷饭,在食堂把我斗争了.
肖愤怒不已,她和丈夫把户口迁到了肖娘家的村里,带着孩子们和婆婆一直在那里住到了1964年.
155在大食堂最后的日子里,偷食物确实变得十分普遍.
在数个村庄蹲过点的陕南干部徐妮妮回忆,看到眼里,你还没法去(处理)……有偷盗,层层剥眼,弄到社员嘴上,没有多少粮.
张家河都饿死过人哩,到张家河去调查,去调查那里的情况,也去调查饿死人的原因是啥,就是没得粮那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给你喝的稀汤.
你调查以后的话,国家才给拔粮食,国家给了一些粮食,他没确实给到这些缺粮户的手上.
管理员也偷.
村上干部……贪污嘛.
156徐妮妮总结说,到了60年代初,是中央的毛主席……宣布了一声食堂解散,一宣布食堂解散,大家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
157然而,据村民们回忆,最困难的日子是在那之后.
158在T村,生产大队储存的所剩无多的食物,主要是粗粮,分发给各家各户.
国家向农民收购、随后又售回到农村的粮食也分配给了生产大队.
159郑秀花回忆,后来各家又重盘锅台……把粮分到屋里,那你也不敢多吃,多吃以后就没有了.
160何改珍说,那咂能够吃呢,人家给你统销那一点那还能够吃,妇女做饭多下点菜,少下点粮,这就是慢慢吃.
161大饥荒导致生育能力和出生率下降,而与此同时婴儿的死亡率和总的人口死亡率也上升了.
随着饥荒不断加剧,月经失调、不育、婴儿死亡都变得很154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年.
155与肖改叶的访谈,1999年.
156与徐妮妮的访谈,1997年.
157同上.
据民政局的省救济报告称,1960年冬和1961年春,民政局"净化"了许多大食堂并免除了领导的职位(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3-74页).
158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年.
颜盼娃(1999年访谈)和李朵朵(1999年访谈)一样,都说Z村的大食堂是1920年解散的.
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对时间的记忆都各不相同.
据B村的刘真西(2006年访谈)和曹竹香(1996年访谈)回忆,大食堂解体的时间是1962年或1963年,但刘凤琴(1996年访谈)则说大食堂开始于1958年末,仅在一年多一点之后便解体了.
T村的李六斤(1997年访谈)回忆,大食堂开始于1958年、在1960年解散,虽然它们并不都是同时开始和解散的;钱桃花(1997年访谈)证实1960年为大食堂解散的时间,她记得在这不久之后她女儿出生了.
在全国范围内,有些大食堂早在1959年就解体了;中共在1961年6月正式废除了大食堂(沈迈克1987年:第165页).
159与钱桃花(1997年)、冯素梅(1997年)的访谈.
160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年.
161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27常见.
1621949年以来全国死亡率下降的情况得到反转,在1960年上升至45‰.
163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推估,从1958到1961年,全中国有超过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164各地饥荒的严重程度不一.
165尽管与之毗邻的几个省份的境况尤为惨淡,陕西却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从1958到1962年间,陕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在21个省份中排名第18位.
据估算,全省死亡人口数为187,000,比灾害前的死亡人数多了1%.
然而,全省101个县中有近三分之一后来被列为受灾地区,包括T村和Z村所在的两个县.
这两个县都在陕南,陕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占灾前人口总数的3.
6%.
166Z村有很多人都病倒了,随后的一项调162与石翠玉的访谈,2004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
405降至1958年的5.
679,并在三年困难时期持续下降(4.
303,4.
015,3.
287),到了1962(6.
023)、1963(7.
502)年才开始回升.
中国的出生率可能从1957年的43‰降到了1961年的22‰(班尼斯特1987年:第230页,233-34页).
里斯金(1998年:第112-13页)指出,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959至1961年的出生人口有所下降,他说还不清楚这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还是死亡率上升所导致.
婴儿死亡率从1957的132.
4‰陡然上升到了1960年的284‰.
班尼斯特(1987年:第116页)重构了每千名活产婴儿的夭折率,显示1958年开始急剧上升(146.
3),1959年持续上升(159.
9),并于1960年达到顶峰(284),1961年开始下降(183.
4).
葛苏珊([Greenhalgh]1990年:第202页)重现了有关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1959年陕西的人口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的降幅要小.
她认为陕西的危机没有其他地方的严重.
亦见李银河1993年:第9页.
163班尼斯特1987年:第118页.
164同上.
曹树基(2005年:第14页)发现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总人口为3250万.
里斯金(1998年:第113-14页)认为,推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从官方数字1500万到学界估算的1650、2300和4300万,每个数字都是使用不同计算方式的结果,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冯克(2010年:第x页)引述了中共公安局的统计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500万.
165里斯金(1998年:第117、120页)写道,从1958年开始,四川、甘肃、安徽和宁夏的死亡率上升.
以死亡率作为衡量的标准,他发现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首先是中国中西部,包括广西、贵州、湖南、四川和甘肃.
四川的死亡率比灾前高347%,甘肃的死亡率是灾前的273%.
受灾第二严重的是中国中东部,包括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其中安徽受灾最为严重:死亡率最高时为灾前水平的7.
5倍.
楚汉1996年用丰富的经验数据描述了中国各个地区的饥荒情况.
余习广2005年编著了一本地方向上层上书陈述饥荒的书信集.
大部分信件来自河南、安徽和江苏;一封来自陕西的户县(第476-90页).
166曹树基2005年:第21、25页.
曹采用地方志的数据,将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计算的基本政区,这样做是因为中华人名共和国的行政单位变动太频繁.
一份1961年的陕西民政局报告估算,1960年全省57%的农民都受到了饥荒的影响(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3页).
曹运用各地对夸大生产的"历史记忆"模式,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但未得到证实的假说.
他认为,在那些深受19世纪饥荒之苦的地区,地方的人民和基层干部在1958年对粮食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很少出现粮食产量的大浮夸.
以陕西为例,他发现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而在1959-1961年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灾前总人口的1%.
1929-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约300万人口的死亡.
甘肃在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最多的地区在1959-1961年中死亡人口最少.
曹认为,对饥荒的不同记忆带来了直接和悲28查证实,至少有72个人得了肺水肿.
大部分人都在生产大队的免费治疗下痊愈了,而一些年纪大的人则因此丧生.
167G村处于关中更贫穷的北部地区,情况也跟Z村差不多.
168位于关中中心地带的B村更富裕一些,村里没有人死亡,但很多人都在挨饿.
169渭南地区报道了娃娃亲和遗弃老人增加等现象的出现.
170生存策略大饥荒年间,很多家庭并没有像山秀珍早年那样逃难到他乡.
171陕西的情况比周围几个省好一些,172但国家的统购统销制、工分、户口登记、市场限制等一整套的集体机器在20世纪50年代聚合到一起,意味着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和乞讨的机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农民们转而在离家近的地方想出维持生存的办法.
随着关于农业取得成功的报道与农民每日所见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食物危机也不断加剧,人们不再争相恐后地去田里劳动.
李六斤回忆,出工不了力嘛,工虽然出了,(但)一个个都躲奸,不想攒劲做活路嘛,磨的劲儿大嘛.
所以一年活儿做不走,天天上工天天就那样磨,磨到要呀biabiabia(声音)的谈闲,不出力,所以生产呢,收入的也少.
173周桂珍说,下地么,在地里睡觉哩,为混那两工分,回家没啥吃.
174剧性的后果:虚夸严重的地区粮食征购更为严重,可供农民消费的粮食也随之减少,最后导致各地产生不同的死亡率.
167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
关于汉中专区的水肿问题,以及为消除水肿所作出的努力,如民政局提供营养物品,医疗救治,休息等,见民政厅198-7351960年(11月26日,12月22日).
有关河南和甘肃的水肿问题,见曼宁(2005年:第85-86页).
168与张秋绒(2004年)、欧阳秀(2004年)的访谈.
169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救济报告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即牲畜死亡的问题(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81-82页).
民政局收集了从1960到1963年间一些零碎的关于人口死亡和偶尔死亡的牲口的季度数据,报告说陕西省有287例牲口死亡,但并无一例发生在渭南县,见民政厅198-7321960年(2月13日-10月8日)和民政厅198-821(1961-1963年).
170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272页.
有关卖女儿的问题,亦见民政厅198-311962年(12月30日):第96页.
省民政厅1961-1962年的报告说政府的救济工作十分有限.
比如,1961年1月,民政厅往汉中、渭南及其他地区发放了冬衣和被子以帮助一万五千名群众过冬.
在靠近丹凤县的商洛地区,当地政府请求并得到了购买冬衣的经费.
经费来自民政厅以及市和县的社会救济资金(民政厅198-7681961年[1月28日],第5-6页).
第二年春天,民政厅也试图从延安和陕南运送粮食到情况恶劣的地区,但该计划因缺少车辆而被搁置(民政厅198-7681961年[3月27日],第79页).
但我们的受访者里没有一个人在描述这段时期时提到了政府的救济工作.
171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年.
1721963年初,一些从甘肃省来的男人向陕西省民政厅投诉,说他们的妻子逃去了陕西并与那里的男人住在一起(民政厅198-311963年[1月8日]).
173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74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29农民们把空闲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寻觅食物上.
周桂珍评论道,那个牺惶,把那榆树皮,榆叶压的面,吃面.
175T村的李六斤说,不够吃你就想办法呀,一天挂四两粮呀,在食堂里端一点稀饭回来,屋里我妈也勤俭嘛,园子里务些青菜,撇些青菜回来煮的pa(软)pa伙伙的,一炒,油的没的嘛,搁些盐煮pa了,把稀饭弄好,菜倒到里面一搅,就干一些,多一些,舀到给孙娃,孙女子吃.
176G村的向金娃因为叫了已出嫁的女儿一起吃饭,丈夫便同她发生争吵:人连吃的都没有,黄河滩里那马苓,连刀都没有,就这个拿手一挟,挟下那韭菜花花,沾上一点点面.
出嫁了我娃在,那做好子叫我娃那粮过来了,我老汉那倔的太,没文化,死记下娃那娘过去了,娃在这搭就不叫娃吃.
屋里我连我老汉闹了,闹的凶,我就说"我不吃,把我饿死,我要叫我娃活了".
177李凤莲说,村里也有一些慷慨惠赠的行为:那回这边有人生了,没吃,饿的,就我妈还从屋里拿了馍过去.
到今我还记得.
178同1949年前很多家庭的情形一样,由于食物开始短缺,妇女纺织成了一项使家人免于挨饿的收入来源.
大饥荒之前,妇女们已经不再在当地的市集上出售她们纺织的土布衣物.
私自生产并拿到市场上去卖是不被允许的,而"大跃进"期间不间断的工程建设、农活和家务活也让妇女们没有时间去这样做.
现在关中地区的男人便带着他们的妻子纺的布到北部的山区去交易.
山区的人们比平原地区的人更贫穷,由于前者不种棉花,所以长期衣物不足.
但山区的人们散居各处,组织集体大食堂不切实际,各家生产的作物也因此未被消耗完全,所以在饥荒时期,他们有玉米和红薯出售——虽然不及小麦面粉,但总好过家里碾碎的槐树叶子面.
179何改珍描述了Z村的妇女是如何将当地特有的刺绣品拿到附近的山区去卖,但有关妇女工作的官方记录从未记载过这样的交易.
没我这表嫂子,都到山里去换么,换下了可叫小伙子到山里去拿么,咱拿不动么.
你象我们这兰嫂子,这混饭的弄些花钱,做些鞋拿到山里头卖,那不会混饭吃的那就,那同销一点粮还能够你吃这都是妇女干的.
那能干的,人家到山里去换粮食,那懒动弹的,就叫不上么.
打那号草鞋,往日人穿哩,山里人上坡用得上,穿布鞋上坡的少太.
还有这周河队里蒜,挖下去换.
草鞋可以换,蒜可以换,花花线可以换,小娃鞋可以换,莫我穿的红稠子布都拿去换么.
这都是妇女干的.
你要换下粮食罗,我满道子记(把粮食记在在路旁的各家各户里),高下了,拖175同上.
176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177与向金娃的访谈,2001年.
178与李凤莲的访谈,2001年.
179与周桂珍(2006年)、刘真西(2006年)、雷彩娃(2001年)的访谈.
30拉机去,哦,那时还没有拖拉机,记下了,回来可叫掌柜的(丈夫)去,去盘.
180除了采集野菜和拿土布去换粮食之外,离家外出工作男人的收入是维持生计的另一项重要来源.
周桂珍的丈夫是B村附近一个镇上的教师,他省下一点工资去买粮票,每次回家时便可以把它们换成面粉.
181在村里,那些在集体经营的手工业工作并领工资的人,没有像他们邻居的那样饱受贫困之苦.
何改珍的丈夫是Z村合作社的一名编席匠,用他挣的钱,何改珍便可以买合作社的饼干给孩子吃.
182正如1949年之前的情形一样,不再从事农耕的男人们带来的非农业收入依然是让一个家庭生存下去的至关重要的来源.
"大跃进"失败之后,几项最雄心勃勃的试验也都废除了.
183公社依然是农村组织的最高单位,但许多公社都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例如,到了1962年,Z村的集镇被划分成六个小一些的单位.
生产大队及其随后的生产队变成了基本的核算单位,粮食配额和工分都是依照这个单位计算和分配的.
184村民们被准许在自留地上种萝卜、卷心菜、玉米、小麦以作自用.
185据人们回忆,到了约1963年,生活开始变好,尽管全国依然有关于营养不良、佝偻病和其他问题的报道.
186Z村的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因为在"大跃进"之前,影响正常生产的因素是地少人多、作物收成不好.
每年,粮食都卖给国家,现金的分配则按每个人挣取的工分为标准.
在丰收的年头,一天的劳动都值不了0.
5元,而在收成差的年头则降到0.
2元.
生产大队发展了少数小规模的副业生产如粮食加工、药草等,以增加集体收入.
植棉的试验也终止了,布匹从关中地区获得,因为180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81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年.
戴瑞福(2008年:157-98页)在其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中,罗列了当地各种维生手段:上工拖沓、往家里汇款、迁移到别处(十分有限),黑市卖土盐,偷庄稼,拾落穗(再加上收割的时候故意敷衍了事),藏匿粮食.
然而,农民大多靠"吃青"(吃地里未成熟的庄稼)维生,甚至是公社一级的外人都很难管制或阻止这种做法(第200-207页).
在他研究的村庄,大饥荒导致128人死亡,占全村总人口的8.
7%(第215页).
他论述道,这个时期村民对地方领导的未得到解决的不满情绪对后来文化大革命在村上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影响(第253-62页).
他认为村民在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行动是在表达一种持续的决心,即保证在"大跃进"之后还有获得粮食的权利(第292-324页).
182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183例如在Z村,一条大型灌溉渠的修筑工作被中断,并最终未完成(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编纂组1990年:第82页).
马若德1997年:第1-71页对"大跃进"后所作的调整作了一项调查.
184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年.
185与刘冬梅(1999年)、郑秀花(1999年)的访谈.
186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年.
班尼斯特1987年:第60页.
章道犁(1998年:第106页)提到了几个我们的受访者未曾提及、但却无疑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因素,包括政府征粮的下降和粮食进口.
1950年,中国出口了270万吨粮食;1962年,中国进口了400万吨粮食.
里斯金(1998年:第118-19页)指出,地方市场得以恢复,农村的征粮量在1962年降到了产量的16%到17%,与1959年的28%和1960年的22%形成对比.
圣克莱尔(St.
Clair)等2005年提到了安徽省成人精神分裂症的高发与孕妇产前遭受饥荒有密切联系.
感谢BruceHershatter向我提及这篇文章.
31那里需要Z村的粮食.
一个成人每年所需的粮食按一天一斤计算,这进一步表明了三年困难时期每个月15到20斤粮食的配额是远远不够的.
运动时间和时间的皱褶当妇女们、尤其是那些不是积极分子的农村妇女们,在谈论紧随着"大跃进"的大饥荒时,她们很少直接对国家政策进行评论.
相反,她们讲述的是对"大跃进"式的农业丧失热情、养活家人的艰辛以及她们对孩子的关心.
与蹲点干部和当地的妇女干部不同,一般的农村妇女并没有将吃大食堂的那些年记忆为是国家政策的灾难性错误,而是将之记忆为一个地方性事件.
Z村一位妇女与高小贤谈话的一个片段捕捉了这个记忆的框架:高小贤:吃食堂一天吃几顿饭.
石冉娃:两顿,这家里锅台都被打了么.
高小贤:不准在家做饭石冉娃:嗯,不准在家里做饭,粮食,那啥都盘到食堂去了.
这吃食堂很普遍哦.
高小贤:嗯,普遍,全国都吃.
石冉娃:都吃哩吧187这个妇女由衷的惊讶之情表明,尽管党和国家为将地方上的努力同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作了前所未有的尝试,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认为大食堂只对地方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不是将之理解为国家跃向共产主义的跳板.
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有关"大跃进"灾难的原因、以及大食堂在加剧食物短缺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涉及到陕西的农村人口.
对农村的妇女而言,如同20世纪50年代末的情形一样,大食堂的时候依然是一段深刻的个人的痛苦历史.
它标志着妇女对集体化热情的终止,而在集体剩下的时间里也不再有变革的故事出现.
妇女如何理解"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问题必需从两个途径来寻求答案:一个是从她们所选择讲述的事件,另一个则是从那些她们已弄乱、重组或直接忘记掉的事件.
在B村,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下,所有我们访谈的妇女都能够说出运动时间的分类范畴,而不会出现太大偏差.
但我们不能假定其他地区的记忆也都是这样.
当我们在Z村——靠近省边界的陕西东南部的山区——做访谈时,我们发现了一种以遗忘为标记的记忆景观.
188山区人们的记忆并非没有平原地区的那样生动和形象.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谈论解放前的盗匪,谈论婚姻法运动的歌曲,谈论纺织、育儿和大食堂.
Z村既不像B村那样是劳模的家乡,也不像T村那样是个"发达"的地区,但这里的妇女却相继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缩短了的故事.
她们说,解187与石冉娃的访谈,1999年.
188我借用了米山リサ([LisaYoneyam]1994年)的"记忆景观"一词,米山用"驯化记忆景观"一词来指广岛市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城市重建带来的影响.
32放之后便是集体化,然后是大食堂.
随后,如一个妇女所言,大食堂搞得不好,过了一两年,土地再分回到家庭,后来日子就好过了.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吓了一跳,因为大食堂是在1959年或1960年关闭的,而一直到了1980年初土地才包产到户.
接着,几个妇女自发讲述了故事的另一种版本,并得到过路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证实.
有些说大食堂解散后,土地就立即被分给了家庭;有些人则说是在四五年之后;有些人还将时间确定为1971年.
在这种叙述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消失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整个文化大革命和集体农业的大部分历史.
我们正在见证,借用儿童作家玛德琳伦格尔(MadeleineL'Engle)的话,"时间的皱褶".
189我们要如何去理解这个故事我们想,或许Z村的妇女们仅仅是在报告生产安排上的一项实际变动.
杨大利发现,由于"大跃进"政策的灾难性失败,家庭承包的农业生产"在60年代初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在全国得到广泛采用",并不顾中央的反对,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中期.
190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大跃进"之后,Z村的土地被包产到户了一段时间.
Z村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去县城的路——同上层政治权威联系的纽带——每次暴雨后都被冲毁.
考虑到这个村庄的位置,我们想,或许这里的村民们从未再次进行集体化,但难道竟没有人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们关于土地分配到户的故事,191我们疯狂地在现存仅有的关于Z村的记录中搜寻材料,想看看Z村的经济改革是否是真的比中国其他地区早了二十年.
但是没有任何关于Z村的土地在60年代初是如何被安排的记录.
192曾经可能主持过土地安排和分配的男人已经去世了,而妇女的记忆又含糊不清.
如果土地被返还给了家庭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人提到土地被再次交由集体管理时所引起的抗争呢相反,为什么她们叙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就好像土地从未被返还给集体一样最终,当我们每晚天黑前在起伏的山路上散步时,高小贤对我说,她觉得我们犯一个错误.
为了洞悉这些妇女理解自身经验时所使用的范畴,我们一直试图尽量不说出运动时间中的信号事件.
相反,我们不提供任何范畴,而是让Z村的人们向我们讲述她们的生命.
除了时间的皱褶之外,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和有趣的结果.
那年我们与我们在村里的女房东的第一次采访,基本引出的是一个她在12年前,即80年代中期,如何被一个熟人欺骗的故事.
她在叙述50年代时,则完完全全是在努力对一系列事件进行排序.
另一次与一189伦格尔(L'Engle)1975[1962]年.
190杨大利1996年:第73页.
尽管国家下达指令削减和废除了"大跃进"出台的主要变革,但"农村的人们为了生存,还是更愿意回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第80-81页).
1964年,家庭承包在很大程度上被镇压,土地被重新集体化,虽然杨发现,几乎找不到关于镇压的具体细节.
有关60年代初的家庭农耕,见第82-97页.
有关"大跃进"、大饥荒和家庭农耕,亦见杨大利1997年.
杨引征的所有材料里并未提及陕西.
191我们从何改珍(1999年访谈)、张自珍(1999年访谈)、石冉娃(1999年访谈)及其他人那里听到了有关这个故事(大食堂解散,土地分配到户,人们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的不同版本.
据石冉娃估算,大食堂解体和家庭承包制之间相隔了四五年.
但是鲁玉莲(1999年访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之前,并没有任何小规模的家庭承包.
192村里仅有1967、1977和1984年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没有提到任何80年代之前的家庭承包的信息.
33个曾是生产大队会计的男人的访谈,听起来则像是一本关于正确的、辉煌的共产党领导的教科书.
他语速缓慢,这种速度更适合语言实验室里的录音实验、而不是进行访谈;我唯一的安慰是我能听懂他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总结道,我们所进行的完全开放式采访的试验,是一次壮观但却给了我们不少信息的失败.
面对她们的闲扯漫谈,对最近的、而不是已经消逝了几十年的50年代发生的事件的抱怨,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强加范畴,其实是在要求Z村的妇女对她们的生命创造出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框架,而她们却并不习惯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开始尝试性地问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和所有农业单位被敦促向模范生产大队大寨学习的全国运动的问题——即有关20世纪60和70年代的问题.
很快,事情变得很清晰:70年代人们在田里的劳动依然按照工分来计算.
集体化一直持续到80年代,当我们问起集体化如何运作时,人们记得其中的很多细节.
在我们有关具体政策和社会安排的问题的提示下,消逝的几十年又重新出现了.
然而,为什么这几十年一直在个人和集体对乡村历史的讲述中缺席这依然是棘手的问题.
这个时间的皱褶,像伦格尔故事里那个一样,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叠缩.
什么算是一个事件这些妇女是不是只记得那些重塑了她们家庭空间的事件,比如大食堂的出现或许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都突出了那些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事件:两次获得土地,一次是在50年代,另一次是在比这更晚些的时候.
人们是不是将改革时期更持久的变革加入到了对早前历史的理解中,并为家庭耕作这种再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组织农村生活的方式提供谱系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实行集体农业的那些年如此波澜不惊,以致它们不会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妇女宁可忘记掉过去那些贫穷的岁月吗还是因为集体化时期被抚养孩子、下田劳作以及各种无偿的易被忽视的生产劳动挤得满满当当,以致停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一段精疲力竭、模糊不清的时间如一些最优秀的口述历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
193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是让阐释变得明晰,然后对其意义不明确之处提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亦无法回答.
在另外三个我们进行了长时间访谈的村子里,妇女们没有用这样戏剧化的方式将集体生活的几十年叠缩到一起.
194但G村的妇女们使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方式值得一提.
"解放"这个由党和国家提出并得到广泛使用的词指的是1949年.
1949年之前的任何时候通常都被称为"旧社会";之后则193卢萨帕塞里尼(LuisaPasserini)在书写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都灵的大众记忆时指出,大部分人记得1919-1921年和1943-1945年,并把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放到了背景之中:"然而,从一个充满社会张力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时刻到另一个重要时刻的心理跳跃并不只是对这个两个重要时刻之间被尘封的二十年保持缄默不语.
这种心理跳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历史阐释,一种避免失败的方式"(这里指的是意大利左翼工人阶级政治的失败;第68页).
亚里桑德罗波特利([AllessandroPortelli]1991年:第68页)亦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当人们无法确定特定事件或日常生活描述的具体时间时,他们便可能暗示一种历史分期或阐释.
194"时间的皱褶"的现象在其他村庄没那么明显,但并非完全不存在,而且这一现象也不仅限于妇女.
G村两个曾当过干部的男人告诉我们,"低标准那些年"(20世纪60年代初)后,一直到了"80年代土地分配到户之后",生活才变好了(2001年与冯在财与王福贵的访谈).
因为无论依据何种标准,低标准的那些年都比60年代末和60年代差太多了,这种叙述虽然算不上是彻底的时间的皱褶,但也应该算作是一种时间的压缩.
34是"新社会".
然而,在G村妇女们的叙述中,"新社会"是从大食堂解散之后、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候过去之后、以及自留地被准许使用之后开始的.
它出现在"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之后.
同新社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学大寨和记工分的时候这句话一样,到新社会后,生活才变好了这句话跟运动时间的逻辑完全不矛盾——但当"新社会"被理解为始于70年代、而不是1949年时,这句话就变得矛盾了.
当一个妇女向我们唱一曲颂扬自由婚姻和从乡政府领结婚证的好处的赞歌,并将之描述为"旧社会"之歌时,这只能强化一点,那就是,在记忆领域,运动时间的所有路标都是可移动的.
195尽管"大跃进"极具破坏性并令人恐慌不安,低分配和闹饥荒那些年也糟糕不已,但这些却没有给陕西农村的人们留下典型的创伤痕迹.
由于需要付出难以忍受的精神代价,这些创伤可能依然无法言说.
1961949年解放之前的时间所累积起来的损失、不幸和绝望的困境,可能也曾对他们造成过创伤.
但国家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多年来对诉苦的公开认可,解放前生活的创伤已被反复诉说并为可用的语言所塑造.
随后这种创伤便成了历史,成为衡量后来发生的事件的标准.
相应地,这可能会降低像"大跃进"饥荒这样后来发生事件的地位,而"大跃进"饥荒在其他方面可能已经到达了创伤的程度.
多年来,大跃进及其带来的后果是禁忌话题,并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政治敏感话题.
但是,在陕西农村,"大跃进"远非不能言说,而是被人们谈论,清晰地忆起,频繁地搬移,以便他们能重新排列记忆中的革命的时间顺序.
诉苦的做法由国家发起,旨在坚定地针对解放前的历史,"大跃进"经常被说成好像是属于过去——"旧社会".
妇女们没有因那些年的"低标准"和"瓜菜代"而直接怪责国家,但她们绝对没有忘记那些年.
195与蒋秋娃的访谈,2001年.
时间的皱褶和移动的政治路标并不只是中国农村人民标记和间接隐晦地阐释"大跃进"及大饥荒的动荡的仅有方式.
木克尔([ErikMueggler]2001年,2007年)探讨了云南的彝族人如何通过遭遇野鬼和对野鬼进行招魂,去理解大饥荒的死亡和当地的职责.
史蒂夫史密斯([SteveSmith]2006年)描述了政府在1962到1965年间发起的一项抵制谣言的运动;很多让党和国家深感担忧的谣言都涉及到一种礼俗,这项礼俗要求年轻人给老人喂糖饺子和癞蛤蟆形状的馒头以避灾祸.
史密斯将之看作是随着饥荒开始减退人们反思饥荒背后原因的一个例子,因为很多人都确信这场灾难是由于未遵循礼俗而造成的.
他评道,这些谣言为人们谈论最近的事件有多么非同寻常提供了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谈论这些事件也在心理上对它们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
他认为这不仅是对国家意义的一种抵抗,也是一种想要参与和回应公共话语的努力.
196费尔曼(Felman)和劳布(Laub)1992年对创伤、大屠杀幸存者和自我叙述的困难作了经典讨论.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分析学家劳布说,"巨大的创伤排除了记录的可能性.
人类心灵的观察和记录机制暂时瘫痪失灵"(第57页).
有关"大跃进""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缄默和记忆的讨论,以及20世纪末智量和余华的小说中对它们的讨论,见魏格林([Weigelin-Schwiedrzik]2003年).
王斯福(2005年:第2、14、1页)写道,在福建南部,关于"饥荒的主题依然被恐惧所包围",也被干部的自责围绕,"还有其他盛行的传播饥荒经历的方式,这些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记忆中,体现在过度消费的习惯中以及体现在仪式中".
文浩([Wemheuer]2009)对中国大饥荒和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作了引入入胜的比较,还探讨了官方对饥荒的解释以及官方讨论如何将农民所受的苦难排除在外.
35消褪在记忆中的不是"大跃进"或大饥荒,而是随后的几年所带来的影响.
虽然农村的妇女们没有这样说,但正是在这几年中,她们每天的农事参与由原本只是一种短期的危机管理措施,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一项普通又艰巨的工作.
"大跃进"后的数年也是我们所访谈的妇女们育儿最为紧张的几年.
在农业这条战线上,这几年相对稳定、但人均农业增长却不稳定,也是在这几年中,终止贫穷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未得到实现.
或许这并不让人惊讶:一个短暂、灾难性的乌托邦式的时刻比随后一段长久停滞的时期留下了更清晰的痕迹.
正是通过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鸿沟,妇女们才在改革经济中从晚年的有利角度去看待她们的青年岁月.
看不见的累积任何的国家口号都未提及,但从1960年左右起便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陕西农业的女性化.
197农业女性化通常被描述成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时期的一个特征,但其实它在50年代的陕西就已经开始了.
198和炼钢、集体大食堂和浮夸风不一样,对妇女参加农事所进行的广泛动员一直持续到了"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的时期.
有些男人担任了地里的监管和技术职位.
有些虽然没有离开村庄,但却在小型的集体企业工作.
199还有一些从70年代起就基本上住在城市,当临时的建筑工人.
越来越多的农事都由妇女白天完成.
夜晚的时间则花在了家务上.
陕西有条俗谚,嘲讽的是20世纪70年代那条农民应该向模范农业生产大队大寨学习的标语.
俗谚说道:青壮劳力搞外快,妇女娃娃学大寨.
一位前妇联干部更是揶揄道:因此你看妇女不仅顶关边天,在农业生产上能顶多半个天,百分之七、八十的天,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200妇女进入田野从事农活得到了大量宣传,而男人离开田野和农业总体女性化却没有得到宣传.
妇女进入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的负担丝毫没有减少、孩子不断增多,这些可能解释了记忆中皱褶存在的原因,也可能解释了以及为何她们在叙述饥荒后的年代时细节的记忆模糊不清.
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记忆的社会性别景观基本变得毫无特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但农业女性化除了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其带来的不同影响提供线索外,还有一197在其他地区、尤其在长江三角洲和华北这些商业植棉区,农业的女性化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武凯芝([Walker]1993年,1999年:第192-93页)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
如前文所提,在1949年前,陕西的妇女就已在地里劳作,但人数不多,并且通常是家庭遭遇灾难的妇女才到地里去干活.
妇女全职参加农业劳动和男人退出集体农业工作并不是从"大跃进"才开始的,但肯定在"大跃进"期间加快了步伐.
198贺萧(2007年之三:第76页)概述了关于改革时期农业女性化的著述文字.
郭于华(2003年:第51页)发现陕北骥村情况却不太一样:善于干农活的男人继续干农活,而妇女则同一些男人一起参加"基建组","全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填沟、打坝、修造梯田.
"199有关这一点,见安德思(Andors)1983年.
200与张秀玉的访谈,1996年.
36个原因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时代经济主要倚赖农业来产生剩余,从而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中国大陆学者温铁军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
201为这种积累提供了保证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即除了家务劳动外,还将农活分配给妇女的做法,却没有在政治领域有关集体化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这点倒格外引人注目.
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了男人,使他们不但能够去建设"大跃进"时期短暂且注定要失败的工程,还能在"大跃进"之后去发展小型的乡村工业.
妇女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构件——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但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考虑到陕西农村的情况,或许是时候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即农村妇女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相应地为占据了当代中国新闻报道头条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国家资本原始累积"中一些重要的部分属于看不见的累积,在基本的农事、以及种植像棉花这样国家要求的作物,都主要成了妇女的工作的那些年里得以完成.
尽管有关睡眠不足和夜间做针线活的记忆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些兢兢业业的累积者们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一样不为人所知.
提议将妇女在农业中的地位放到最突出的中心位置并不是声称要找到一个单一的、新的关键因素去阐释集体化时期的发展;没有单一的关键因素.
202然而,或许我们应该问的不只是"中国的妇女是否有革命"的问题,还应该问"如果没有中国妇女可见及不可见的劳动,中国的革命是否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再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活跃的补充,而是将之放到历史的中心位置,那么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以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的故事会是什么情形呢201如温铁军(2001年:第293页)在论述集体化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代价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丧生,但终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这个阶段,形成了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所必须的工业基础".
里斯金(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2009年4月2日)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促使中国跨越了这个阶段,而"大跃进"实际上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
温铁军论道,"大跃进"期间,"中国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
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到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有关此文的中文原文,见温铁军(1999年).
有关温及其他学者对后社会主义农民问题论争的延伸讨论,见戴震(Day)2007年.
温铁军(2000年:第141-271页)展开了对集体农民经济的分析.
202我诚邀那些比我更懂经济史的人来探讨这个问题.
面临的挑战有很多:如何量化那些离开基本农业的男人、尤其是这当中许多仍被登记为"农民"的男人如何估算由男人生产、妇女担保(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鉴于许多企业都考虑不周全)的产品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区分"人力资本"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而不是用一般性的泛泛描述来区分这种差异我感谢彭慕兰(KennethPomeranz)鼓励我去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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