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息壤空间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黄福才李永乐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壮大和西方势力人侵的影响,以及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一种新兴的工商业者组织—商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诞生了.
马克思在分析西方近代社会问题时指出"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还指出"一般地讲,凡是在资本家和工人兴起的地方,行会组织……总是同时消逝的.
"但中国近代的情况与此不同,传统形式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在商会成立后仍然继续存在,成为商会的组织基础和支柱,商会与行会在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并存.
本文拟就此社会现象及其存在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称为"行"或"团"的行会组织,到了晚清,传统的行会组织主要是会馆和公所.
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会出现的情况下,行会组织并没有消失,相反,这段时间,已创立的继续存在,新建、重建或重修的数目还有不少,如苏州的情况见下表.
汉口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清末上海共有会馆、公所所,其中建于光绪、宣统年间的就有参业、纱、丝绸、报关、山东等所.
这些会馆、公所的成立和存在均有一定的理由和必要性.
如苏州坤震公所年成立"惟吾业煤炭,皆系籍隶宁绍,在苏开张者多,因同业行规之举未成,致多失败.
……今集同人,公共一心,决定同行规则,并议各店售煤炭,每担提钱贰文,集数建立公所,筹备同业公益善举之用.
"北京当行规约亦称"凡我同业,可讲团体,立信修睦,咸臻利益,必须设一公所,遇事可以会商.
或每月朔望各家赴公所齐集,或有事打单到彼确商,可期有益.
"苏州、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创创立年代代公所会馆名称称行业别别重修重建年代代公所名称称行业别别碎碎永康糖食公所所糖食食安怀公所所银楼业业巧巧全浙会馆馆馆棠盈公所所弹花业业!
崇礼堂公所所金银丝拔业业巧木公所所红木、巧工业业!
领业公所所领业一洋货业业丽泽公所所金箔业业坤震公所所煤炭业业锡善公所所锡器业业霞章公所所纱缎业机匠梁溪公所所梁溪膳业洋肉面店镇扬公所所不详详详详详云贵会馆清末商会数量增长很快,到清朝统治结束时,全国商会不包括海外华侨商会已有家左右.
在不少的论著中,仿佛商会与行会是势不相立、有你无我的关系,一方的兴起必然以另一方的衰落为前提.
实际上,商会与行会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互相依赖,两者之间的配合难免有磨擦,但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融洽的.
行会是商会联结广大会员的中间环节,有了这个中间环节,商会才能把早已归人各行的广大会员联结起来,形成较大规模团体,从事较大规模活动、没有这个中间环节,商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商会,行会之间难以真正沟通以至联合,从而形成大的气候,往往陷人散漫的境地,如北京古玩行认为"窃维古玩一行,近年家数众多而散漫无纪,非附人商会不足以资整顿.
"商会与行会互相配合的例子并不少.
在苏州,年月,洋货业商人拟将业中漏捐罚款拨办公所善举,经商会鼎力担保,遂很快获官方批准.
同年月,稻香村等茶食糖果店谋设糖果公所,其公所简章由当局转交商会核议,商会建议改名粮食公所,以免与糖果作业公所同名而生纠纷,稻香村等欣然相从,该公所很快获得批准.
煤炭业申请成立坤震公所,当局搁置经年未予批复,年底,一经商会调处担保,商会"昨复",而当局"今准".
'.
在清末苏州反对印花税和反对统捐的几次斗争中,凡是商会与行会配合较好的,斗争的成效就不错,反之,斗争往往归于失败.
北京颜料行行规载明"本行如有债务讼端,知会会首,报知商务总会处理.
"商会与行会虽并存于晚清社会,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它们的组织和活动具有各自的特点.
就传统的会馆、公所而言,其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会馆与公所中,同乡与同业难以截然分开.
有些研究者认为,会馆以地缘为纽带,是同乡组织,而公所以同行相维系,为同业团体,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有的同乡组织称公所,如上海的浙绍公所、四明公所、广肇公所,重庆的云贵公所,苏州的浙绍公所等有的同业组织也称会馆,如汉口的金箔会馆,佛山的轩辕会馆服装业,苏州的大兴木商会馆等还有的同乡同业相重叠,如河南商丘的陆陈会馆,是在商丘从事粮食经营的山陕商人所建,苏州的东越会馆,是绍兴的烛业帮建立的,四川巴县的浙江会馆为磁商所建等等.
还有的会馆和公所名称互相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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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同籍贯的人在异地城市里多从事同一种或几种职业.
如北京的银号、成衣业、药材业由浙东商人经营,香料业、珠宝玉器主要由广东商人操纵,苏州的佛布染布业由浙江绍兴人把持,花生等业由徐充地区商人独占在青岛,广东商人主要经营洋广杂货,济南的广东商人则以经营花生、粮食贸易为主.
这样,同乡与同业往往难以截然公开,实在是"公所与会馆名称虽殊,意义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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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近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
".
为宗旨,通过祭祀、聚会等形式,加强同乡友谊,为同乡办理善举,"相顾而相恤",.
共同对付异域商人的竞争.
这对于流寓外地的同乡人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很有成效的,如上海宁波帮的兴起壮大就离不开四明公所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三,制定行规,约束和限制同行之间的竞争,追求行业利益,谋求共同发展,"相维相系,不敝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
".
行会往往划一产品价格,统一工资水平、收费标准,控制招收学徒、帮工的数目及学艺期限,限制生产规模,严格经营纪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的自由发展,制约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资本的运营.
但从另一方面看,它维持了工商业秩序,保证了技艺的精良,减少了欺诈现象的发生和低劣产品的出现,保护了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防止了过分垄断,使利润倾向公平分配.
第四,行会将乡土文化带到了都城市镇,也带去了团结奋进的精神,以同乡人的力量协调和其他商人的关系,这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可以说,会馆的有无,以及数量的多寡是一个城镇商业盛衰的重要标志.
和传统行会相比,商会的不同之处主要有第一,从它的章程和宗旨来看,它的目光更高远.
商部认为"商会之要义约有二端一日剔除内弊一日考察外情.
"《商部劝办商会谕帖》表明商会设立是为了"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
余姚地方商会表示"商会者,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也.
"北京商务总会"联络商情,开通商智,示集思广益之道,讲维持保护之方.
"上海商务总会将宗旨概括为"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备农工商部咨询,会众讨论,以发达商业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
"可见,商会的理想和欲达到的目标更高更远.
第二,商会的法律地位有了提高.
商会依法定章程,由政府自上而下劝办成立,它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对过去那种"商畏官如虎"的状况进行了冲击.
商部规定"各业中如有体面巨商,欲进渴本部堂宪,面陈议论者,可自行来署,不准稍有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
".
商会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使商人"渐有不受留难需索于局卡之思想.
一遇前害,辄鸣不平,不复如以前襟声忍受.
".
第三,商会打破了行业和地缘的限制.
商会成立是为了"聚一地之商家互相联络.
"据统计,苏州商务总会的首届会员多达个行帮户天津商务总会,年人会者有行家,年增至行家,年又增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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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
不特彼业与此业隔阂,即同业之商亦不相闻问"的局面,同时,商会所涉范围不断扩大,其能量也相应增大.
第四,商会的组织系统更加严密.
商会从总理到协理到庶务、会计、理案、书记、查帐等各司其职,从总会到分会到分所自成系统,在抵制美货、挽回利权、国会请愿、商法讨论、平息金融风潮、进行经济救济等诸多社会活动中,各地商会互通信息,加强了联系.
另外,商会与其他社团关系也很密切,许多社团就是商会的外围组织,或者有较多的往来或协作.
在苏州,各市民公社认为商会"综握商务机关,凡我商民皆隶属之.
".
在天津,天津商务总会和公安总会的关系可以用下表显示,而商会与商团的密切关系,则使商会掌握了一支准军事力量.
姓姓名名王贤宾宾宁世福福吴连元元李向辰辰刘承荫荫杜晓琴琴刘锡保保在在商会中任职职总理理协理总理理协理理会董董坐办办会董、帮办办会董董在在公安总会中任职职会长长副会长长副会长长议董董议董董议董董股长长第五,商会的内部运作呈现出一些民主气象.
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稗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
"如商会领导人拘私、偏袒之事,商会内发觉,即开会除名,各商亦可直接向商部察明,要求将其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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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务总会规定"人人皆有参议之责,人人皆无独断之权,不可稍有私心,不可予有成见.
".
天津商会还专门发布了《津商会关于总协理及会行各董事不得以商会名义牵人亲友争执事件的牌示》.
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筒法.
"由上可看出,商会与行会是两个不同而又相关的实体,两者彼此共存,互相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两者并存的具体形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呈现差异性.
从空间上看,全国各个地方商会和行会的能量有所不同,大体上东南沿海最早接触西方文明,资本主义经济占较大比重,同时在思想上、社会风气上都领导近代中国潮流,这些地方商会能量大于行会.
内地较为封闭,自然经济基本上占主要地位,行会仍居重要位置.
就东南沿海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苏州、上海等地的商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广州的行会则更活跃,相比之下商会略显默默无闻.
从时间上看,叹一年属商会初创时期,行会的力量还大于商会,经过抵制美货、保路权'、开国会等几次经济、政治活动的洗礼,资产阶级力量增强,组织程度大有提高,商会的作用日益增大.
商会与行会并存这种社会现象有其社会基础与条件首先,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家族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商人们抱成一团的心理习惯,而商旅活动的艰辛,又使商人有"抱团"的需要.
早期小规模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经营,在此之后,稍具规模者以家族、宗族为单位.
明清时期同宗结伙外出经商成为宗族扩散与迁移的重要形式.
在此种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商人,需要有个团体作为心理依靠.
在传统社会中,商人背井离乡,身处异境的孤单,商旅活动中生存与发展的艰辛,使商人比常人更需要有个团体作后盾,以便生存上互相照应,事业上互相帮助,情感上互相依赖.
因此,在商业活动的发展中,团体的存在成为商人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此种团体的名称、内容成为他们考虑的第二位问题.
在行会与商会均处于发展、变化的近代社会中,两个组织均有商人可以接受的内容.
这些因素成为商会与行会并存的思想、心理基础.
在切实的物质利益方面,由于"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瘫,隐倚神丛,动成疮痛","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明以息壤.
".
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侵略,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必须增强本阶层的力量,更有结成团体的必要,因为团体不仅是个体加和而成的一盘散沙,而是增加了成员间彼此在情感和力量上的凝聚力.
其次,从本源上看,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重"身份取向"和"关系取向"的伦理文化.
这使得每个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都具有较为固定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经济权益有密切的联系.
在商人活动的空间内,尽管经济实力大小占有重要位置,但有时仍然摆脱不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所以,行会或商会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成为行会或商会的头面人物.
此种认同为两者共存提供了组织上的条件.
商会的领导人按照规定,必须是确系"行号巨董或经理人,每年贸易为一方巨孽者.
".
这样,商会的领导权大多落人富商巨贾手中,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很难染指商会的领导层.
在商会内部,其行帮性也是很突出的,成都的商务分会大多由各商帮自行组成,如布帮年就自己成立了商会.
在武汉,武汉商界八大行帮各推选出帮董若干名,然后由帮董组成商会,帮董再选出议董.
广州商务总会则由七十二行选派七人为坐办,并由这些坐办轮流主持会务.
这样,商会的领导人和各大行业的领导人往往是重合的.
如苏商总会议董杭祖良、李文模就是纱缎业文锦公所的董事.
这种情况下,清末商会必然维护这些大行业的利益,商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会首领的代言人.
第三,商会与行会定期举办的纪念、祭祀活动,具有传统儒家式的亲情色彩,成为两者均可接受的活动形式.
在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不能把祭祀活动简单归结为搞迷信活动,这里面包含着倡导义和发扬义的内容.
"自古言祭法者,凡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所以风示天下后世,其盛典焉",对有功德的人,"仿国家崇德褒功例,列诸祀典,后之人观于春秋报飨、姐豆、馨香,于以兴起其尚义之心,而力任公益之事,其功德不更大而远乎.
"祭祀还是下次欢聚联谊、沟通感情和商议大事的活动.
如上海靛业公所"岁时祭享,同人毕集.
笙簧以乐之,酒酸以宴之,济济跄跄一户洛恭倍著.
"秘会馆和公所的敬神祭祀活动非但没有影响工商业的发展,、相反',还可以与同行的业务活动结合起来,交相进行,而信仰则成为改进同行业务的精神力量.
如苏州饮片药皇庙太和公所"供奉炎帝神农氏位","每逢朔望拈香,集同业于斯,讲求采药之道地,考博炮制之精良,勿苟且而欺心,毋作伪而造孽尽心尽力,利物利人.
语云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凡吾同业,谨守斯言……".
祭神还可以达到聚合人众的效果.
如上海饼豆业建造庙堂的目的在于"以礼义事神明谐众志",沁它力求把本来较为散漫的人们团结起来,经由家族扩及乡土、同行乃至整个国家,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力量.
至于行会和商会的演戏等娱乐活动,可以作为招揽顾客、活跃贸易的一种手段兴办公共福利事业,则是争取民众的一种方法,是生项富有远见的投资.
第四,行会和商会均与官府有密切的联系,官府的政策、命令制约着他们的意志.
在古代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中,一旦依附了权门,结交了势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抑商政策的打击,而且使自己的一般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同时还有可能获得一些特权.
这种经历使商人们的经商等活动受到官府商业政策的制约明代,政府编"行"有时以资金多少作为标准,这说明官府编"行怕勺目的在于征敛.
商会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府的意志.
世纪后半期,很多思想家论述了成立商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商务之兴,必须以国家准商民自立商会为始".
但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些设想和呼吁都一一落空.
清政府热心地促进商会的成立,"其发起原因已有不堪告人者矣.
"清政府的动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了笼络少数上层资产阶级分子来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达到利用商人势力的目的,二是为了摆脱世纪初清政府"库储一贫如洗"的困境,增加清政府的收人,解决经济困难,正所谓"实力整顿,广辟利源".
三是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争权夺势的需要.
清中央政府鼓励各地的商人头面人物按照统一的规则组织商会,正是希望通过商会去和各地商人直接沟通,来和地方争夺工商控制权.
这样,在官府意志的无形压力下,商会与行会走到一起了.
第五,商会与行会并存,关键还在于两者有某些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即都有保商,振商,发展民族工商业,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愿望.
清政府认为"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睽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
"中国成立商会为了"通商情、保商利.
".
天津商会提出"凡商人能开办矿务、建造机厂、制作货物,流通中外各国,籍得以收回利权者,由本会详请商部奏准朝廷给予匾额,以示鼓励.
"而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同样有这种认识和要求.
行帮的领导人认识到"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波一降之抵力,当此汪潮泣海之潮流.
"叭世纪末世纪初重订的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规则中指明公所的宗旨是"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以冀同业之发达"叭叭拓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碑》指出"中西互市以来,时局日新,商业日富,奇货瑰宝,溢郭填濡.
而握其枢者,实赖资本家斥母财以孽息,律群商得资其抱注,于以居积而乘时.
顾商战之要,业欲其分,志欲其合.
盖分则竞争生,而商智愈开合则交谊深,而商情自固.
公所之设,所以浚商智、联商情也.
"意欲'旧进无疆,以与外人相争衡.
"同年《创修山东会馆碑》表示要"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
".
宣统三年为年的上海《水木工业公所记》更是鲜明而深刻地指出"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联合心志,而切喇其智识才能.
……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竞争于世界则生存,而自立之效果始成.
".
可见,会馆、公所传统的职能已降至次要地位,而研究商务、交佩商情、提高商智、培养商才、致力商战为其主要职能.
北京绸缎洋货行的商人认识到"无商会以统摄之,不唯无以联络商情,亦不足以开通商智"苏州银楼业安怀公所也认识到"兴办商会,借以维实业而导利源.
其为全国商界,保持公益,荃除积弊,稗得与东西各国互相争胜者,深且厚矣","此次之所以修复公所者,诚欲联群情,结团体,互启新知,勿私小利,使吾业于商战场上,占进步而操胜算也.
"匆可见,商会与行会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清末商会与行会之所以能并存,除了上述的社会基础与条件之外,还因为两个组织均有其优势与不足,而且两个组织均在变化之中,这拉近两者间的距离,也使两者有一许多共同点,成为它们相处共存的基础.
商会作为近代的新生事物,突破封建行会囿于同业的界限,成为各地区商人的组织,它在加强企业间的联系,在提高商品质量和开设商品陈列所、接受商务诉讼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国度里的组织,它必然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
从商会的领导成员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绝大部分都捐有各种功名职衔.
广东潮州创办商会时径直耍求"该总理须有官职者,方可与地方官平移.
"清末浙江温州商务分会,据说在筹建时考虑到为了能够使领导人"接近官厅,走动衙门",邀请地方上一些有功名而不直接从事工商业的人充任商会司事,总理为退职官吏,导致商会成立后集会办事一派衙门作风.
二是他们很多人都兼营封建地租和商利贷剥削.
孙毓棠指出"大部分企业主则万方面拿出一部分财富投资于新式工业,另一方面仍握有大量土地.
".
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垄断经营美孚火油暴富,"资益丰,乃置祠田",从事土地剥削.
曾铸于"光绪间,购良田建瑞芝义庄",.
杨宗瀚"有田二百八十余亩,市房二十余间",天津的李士铭拥有的田产包括小刘庄、西楼、南楼等五村田地亩,塘沽官马场沿黑猪河一带占有稻地以刃亩、苇地以叉亩.
石元士主要经营银号、典当和纱庄等业,但同时拥有各类田产百余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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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买办掌握大量的财富,比较容易进人商会领导层.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员共人,买办巧人,占.
从叩年至年期间担任天津商务总会会董的人当中,买办占.
买办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必然会对商会的政治动向产生影响.
从商会的行为看,其行为往往与章程不甚一致,许多规章并不能切实施行,原则得不到贯彻.
商会选举时难以真正做到民主,"狡黝者舞弄其选举权,以致诸事败坏.
"协天津赤峰商务分会于年由旧有的东西公所改组,因同乡关系进人商会者大有人在,总理未经票选,商务分会简章也未拟定.
杭州商务总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协助官府收缴商费调解商人、商行之间的纠纷代领牙贴营业执照.
山东莱阳县商会建立时的任务是为县署保管"省库银币".
这显然与商会"聚商力"、"开商智"、"扩商权"的宗旨大相径庭.
在一些地方,商会虽然设立了,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为民间商人组织的作用,未能满足商界的需要,组织如同虚设,广大商民对其也没有多少兴趣.
如四川某县虽经立商会,但"各商民不愿赴会去岁控闭会至今尚未开会,是商会之设与不设等.
".
在广西藤县"现虽立有商会,而新会大资本之油米柴竹丝桂杂货商户十余间,仍用古岗堂名,在会馆办事.
无论事之大小,均、与商会不相往来.
".
上海商务总会执行其宗旨情况怎么样呢当时的社会舆论年这样批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终年奔走官场,恭维显宦","未见其提倡一实业,挽回一权利,凡商会中应行研究调查改进诸方法,从未稍一措意.
".
这虽未免过于尖刻了一点,却道出了部分实情.
由此,清末商会的功能难以完全发挥,其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首先,如特理弗所评论的"很值得怀疑是否商会对政府施加了任何重要影响,除非政府利用商会来表达官方意见,否则商会的意见很难被理睬'"分再者,清末商会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
在清末抵制美货运动中,天津商会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压力下趋于妥协,发表通告说"缘不购美货,已购者停滞难销,已定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时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面殊多未便.
窃思我津商人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实不能再受此扰累,为此公议传一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所动,以期保全市面大局'"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天津商会同样表现出摇摆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商会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由此可见,清末商会是很不完善,极不成熟的.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中国的城市和行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情况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中国行会与西方的基尔特有一定的区别,清末中国行会的约束力不够高,排他性也有限.
行业之间、商帮与同业团体之间并不是径渭分明.
苏州小木公所规定"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外来伙友开张,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本城出师开张,先交行规钱二两四钱.
".
北京炉房"议内城另立新铺或改字号者,出人行字号银三两存公,领行规一张.
".
这在较大的程度具有开放性,与基尔特精神不同.
反观商会,上海商务总会会员的"价格"是每年两银以上,连最低级别的会友也要年捐两银以上.
我们还应看到,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传统的会馆、公所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进人二十世纪以来,传统的行会组织在人员构成,社会功能诸方面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了变化.
在成员构成上,大批正在资本主义化或已经转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加人了行会组织,进人其领导层,为行会注人了新鲜血液.
如苏州公所至清末民初已属纯资方的组织,负责公所事务的司董或年董不再是有官衔的业外人士,而是由业内推重的有力人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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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和上海丝业会馆都以兼营丝厂的丝商为主体了,如杨信之、沈联芳、吴少卿、顾敬斋等.
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也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一定社会地位的资本家.
在组织形式上,纽〕年成立的"苏城粮食公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钱庄业虽属旧式行业,到二十世纪初年,一些钱庄主自行投资近代企业或是把钱庄的资金大量投放到近代企业中去.
另外,行会中一些落后的、不适应形势的行规已不能执行,行会欲防止竞争已成为不可能.
对生产的规模、使用帮工的数目等诸方面的限制都已经放松,统一的价格被打破,即使有人以低于行会的定价进行竞争,行会纵想干涉,往往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传统形式的会馆、公所在不断变化中,将传统的地缘关系与现实的行业纽带融为一体,把旧式的人际关系、职业行规与近代的社会契约和民主意识结合起来,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行会依然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处理着与行会有关的问题.
行会的种种变化使自己与商会的距离拉近了,双方有了更多的共识点.
行会在变化中也增大了号召力,尤其对中下层商人,行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尤强.
如在广州,"七十二行"使各行联为一体,呵成一气,在商办铁路公司的筹建与招股活动中,在反对清政府出让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以及不少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的争议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往往超过广州商务总会.
年,在宁绍商轮公司成立及与招商局的竞争中,以宁绍会馆、四明公所等为据点的浙江籍商人,表现出了很大的能量.
螂随着时代的前进,行会逐渐向资木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方向演化据统计,在苏州,由会馆、公所演化而来的各同业公会有个之多,二十年代,北京所有各种同业公会约有处,总起来说,同业公会组织范围有所扩大,内部运作比行会趋向开放型、民主型.
同业公会的宗旨是"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之弊害.
"勺司业公会的目的,正如北京帽行公会碑记载"群策群力,互为观摩,共同扶助,以期发展,角逐于商战之场,于是乎而有公会.
".
综观全文可看出,商会与行会并存不仅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又有一非常现实的利益趋动,而且新、旧商人均不同程度具有封建性、妥协性和一定的买办性,这成为两者共存的社会基础与条件.
同时,两个组织不但有既有的优势与不足,又处于发展、变化中.
行会作为传统形式的工商业组织,其适应中国商人发展的传统优势在二十世纪初并没有消失,再加上它适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变化使它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商会作为近代的新生事物,有其优势和发展前景,但是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国度里,从它诞生时就落下了不成熟不完善的病根.
这样,两者在变化中拉近了距离,成为两者相处共存的共同点.
注释关于商会成立的时间,史学界有如年和哄年两种观点,本文采用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
马克思著,刘潇然译《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第页.
据《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等资料整理、绘制.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册,中华书局年版,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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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二年京师外城巡警总厅抄送各商行规史料》,《历史档案》年第期.
具体情况可参见工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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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福才李永乐:厦门大学历史系;邮编:36100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