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邱巍巫宁耕《经济科学》2001年第2期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环境和技术条件日益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这使得跨国公司无论是在经营活动的空间分布、福利效应,还是在所有者、经营者的结构方面,都表现出无国籍化的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对基于"企业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传统政策思维、国际层次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框架的功用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经济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个因素大大降低了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的"成本门槛".
首先,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商业性应用,提高了企业对分散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其次,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家和国际层次的日益得势,快速推动着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这些变化,一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跨国公司的行列;另一方面,许多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全球分散度日益提高,结果是,这些企业与特定国家(比如母国)在经济方面的强对应关系和政治效忠逐渐减弱,呈现出无国籍化的发展趋势.
一、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发展趋势,反映在这些企业经营活动的空间分布、福利效应,以及所有者、经营者的结构变化等多个方面.
1.
经营活动的全球化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来说,跨国化程度之高已经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企业".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材料,1998年,瑞士的ABB、雀巢、荷兰的飞利浦、加拿大的托马森等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销售额以及员工的比例均超过了80%.
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的跨国度也从1993年的47%提高到了1997年的55.
4%.
霍尔斯坦指出,当一家公司销售额和收益中的一半以上是从国外获得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溶入国外,以争取赢得当地社会的接受和避免政治上的麻烦.
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是,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的结构日益本地化和国际化.
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瑞士雀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德国人,10个总经理中有5个不是瑞士人;一个美国人负责在日本销售宠物食品;一个印度人负责在澳大利亚经营咖啡业务;一个苏格兰人管理法国的酸奶销售,而亚太地区的高层营销经理分别来自10个不同的国家.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跨国购并活动的大量出现,跨国公司的股东也进一步国际化.
比如,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股权中,1977年只有2%为外国投资者所有,1988年上升到9%,1995年达到15%.
目前,在美国投资者持有的证券中,10%是外国企业的股票或公司债,未来10年将上升到25%.
仅1989年,美、英、日、德之间跨国的股权投资就增加了20%.
由于研发活动在一个企业系统内部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和规模经济特征,以及许多母国对企业提供着特殊研发补贴,长期以来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多集中在母国.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组织和资本结构的重组,以及信息技术进步为分散型研究活动带来的便利,这些企业的研发活动的国际化趋势也开始明显.
例如,美国企业1997年海外研发投资的规模达到了其国内总研发规模的11%,而70年代末只有5%.
研发活动的国际化还呈现出加速趋势,比如,1992年位于美国境内的外国公司所拥有的研发机构中,有一半以上是1987年以后建立的.
除此以外,尽管母国以外的研发活动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生产活动的国际化趋势,但是研发活动的内容已经逐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多是对母公司创新成果的一种简单的当地化改造,目的在于使已有的技术或产品更适应东道国市场的需求特征.
但是8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原创性研发活动转移到了海外.
在汽车业中,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甚至象组织国际生产活动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对研发活动进行合理化配置,即将研发活动的不同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区位进行.
伴随着这些趋势的发展,在西方一些国家,大企业的兴衰越来越和母国的经济处境失去了联系.
比如,美国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是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却始终保持在17%左右.
近年来令西方国家政府颇感头疼的一个问题是,母国政府对本国大企业提供的大量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结果,仅仅是为劳动力成本低的其他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非美国跨国公司,如飞利浦、托马森和索尼等纷纷表示,它们可以象美国公司一样忠诚于美国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福利与国家福利的对应关系日益复杂.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在本田公司的鼓动下,不断向欧洲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放宽对在美国制造的本田汽车的进口限制.
同样,美国政府还经常代表经营于美国的日本和欧洲电子企业出面,对韩国和台湾竞争者发动反倾销调查,原因是这些竞争者威胁到了美国的就业.
2.
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演变早期的跨国公司具有一种科层等级鲜明的组织结构,母子公司之间的从属关系很强.
母公司是整个企业系统的最高决策和管理中心,负责制定整个企业的全局性战略.
母子公司的这种非对称关系赋予了母公司在企业系统中的特殊重要性,因此跨国公司的国籍常常被等同于母公司国籍.
然而,随着复合一体化战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以各成员公司为结点的网络系统.
在这种结构下,母公司和各分支机构分别承担着企业内部分工所设定的专门职责,因此企业系统中各成员公司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
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矩阵关系,存在着多维联系.
在企业系统内部,尽管各种功能性决策是出于企业系统的整体考虑集中作出的,但是决策的主体不一定是母公司,一些分支企业常常起到了协调整个企业系统某方面经营功能——比如研发、广告和销售等的作用.
在这种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中,母公司地位和角色的特殊性已经不明显.
它可能集中运行某种服务于整个企业系统的具体经营功能,比如专门进行研究与开发.
更多的时候,母公司担负着协调整个企业系统各方面功能运行的职能.
但是它已经逐渐失去了管理和决策的核心地位.
不仅如此,为了适应复合一体化的战略,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母国以外建立总部,以协调和管理特定的经营活动,这使得企业系统决策的重心日益向海外分散.
因此,简单地以母公司国籍或总部的位置判定跨国公司国籍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二、有关跨国公司政策的若干反思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发展,对基于"企业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传统政策思维、国际层次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框架的功用提出了挑战.
1.
西方国家的公司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的国内政策最明显的导向之一是,效率和公平的天平逐渐倒向效率一方,社会福利体系的规模和保障水平下降.
而与此同时,以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主要工具的公司福利(corporatewelfare)体系的规模却日益扩大.
显然,这两个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因为80年代以前工业化世界的"福利国家"政策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以低成本和持续创新为核心的全球化竞争的环境.
而紧缩社会福利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而且可以为资助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政府的公司福利年支出额高达约1500亿美元,超过了1450亿美元社会福利支出(不包括社会保险和医疗)规模,同时也是每年1300亿美元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
根据古尔等人的分析,美国政府日益扩大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财政支持,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通过扶植大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力,引导它们为本国创造更多的高收入的就业岗位;第二,通过政府和产业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国外的竞争.
但是事与愿违,公司福利政策的效应常常与其目标背道而驰.
随着大企业不断发现新的低成本生产区位,它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1990—1994年,仅通用汽车公司就在美国裁减了10.
4万名工人,约占其全球职工总数的25%.
在同一时期一共接受了10亿美元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已经逐渐将工作岗位中的一半分散到海外,如爱尔兰、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
接受研究资助最多的8家企业,也基本上是裁员最多的企业.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总是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向美国出口.
在美国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的贸易逆差中,大约有30%是由于美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生产的商品返销美国造成的.
瑞典等过分借重大企业力量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类似的困境.
这些例子都表明,随着经营活动跨国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企业竞争力与母国竞争力需要分别加以定义.
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基础,应该是位于该国境内的无法跨国移动的资源,比如气候、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和劳动力中所蕴涵的人力资本.
与此相对应,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特有优势(firmspecificadvantages)与直接投资所在区位优势的结合.
可见,对于直接投资流出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企业和国家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再一致.
正如米尔伯格所认为的,"当深度一体化的进程继续发展,企业对某个'母国'的附属性越来越小,而母国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与'它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相分离.
"比较优势分离的现象至少有两点启示.
首先,西方国家扶植大企业的公司福利政策,其效果是很不确定的.
例如,研发补贴可以提高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竞争力,但是如果在企业看来本国并不是高技术产业生产的理想区位,比如缺少熟练劳动力,那么这种补贴的结果可能只是促进了企业的海外生产和外国的就业,对国家竞争力帮助不大.
其次,西方国家将大企业竞争力等同于国家竞争力的传统思维,使这些国家片面热衷于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活动创造自由的环境,而对这些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视而不见.
这是有关跨国公司行为的国际协调以及国际层次的约束性制度一直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
考林等人对美欧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借重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充斥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国家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少数商界精英的手中.
这种与国家计划经济不同的计划经济形态,同样会导致市场机制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因为这些企业总是和下面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全球的不平衡发展,利用自由贸易体制寻求逃避对社会的责任,抑制创新活动,以及束缚大众的能力、目标和抱负.
而这些矛盾日益突出的原因恰恰在于母国政府的纵容.
2.
外资优惠政策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科林斯沃斯等人归纳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命题:经济全球化使跨国公司得以逃脱发达国家较为严格的劳动力标准,并迫使那些试图争取到更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相互间以压抵工资水平的方式展开残酷的竞争,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的全面下降.
这就是著名的"贫困竞赛论(racetothebottom)".
此后,大量的学者将这一命题进一步延伸到了环境、税收等领域.
莫兰用灰暗的笔调描绘了这种"贫困竞赛"现象:"在争取国际投资的竞争过程中,跨国公司鼓动所有的公共当局相互厮杀,并全部成为失败者.
"或许跨国公司并不象切尼和莫兰说的那样处心积虑,但是面对着越来越多热切盼望外国投资者的国家,跨国公司从容地"择优"挑选的过程,确实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这种客观后果.
据统计,目前每年约有6000个国家性、地区性或地方性的公共部门,为了获得跨国公司的各类投资项目而展开竞争.
这种状况,使跨国公司在与备选东道国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比如1993年,宝马汽车公司决定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投资4亿美元设立新厂,这是该公司在此前的3年中仔细评估了250个位于10个国家的候选区位后作出的决定.
据估计,为了吸引宝马公司的投资,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税人在此后的30年中将付出1.
3亿美元.
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在被调查的103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外资提供财政优惠政策.
83个国家中,有59个提供金融优惠政策.
67个国家中,有59个除了提供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外,还对外企提供其他各类优惠,比如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和技术支持等.
投资激励措施相当于向投资者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
应该看到,适度的投资激励具有某种经济合理性,比如说,当外企和本地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差(technologicalgap),并产生向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可以对这种外部经济性进行补偿.
这有助于保证私人和社会收益的一致,使外资流入达到社会最佳水平,并鼓励外企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和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
再比如,由于外资企业必须承担本国企业无须承担的额外成本(如面对陌生的制度环境的适应成本),为了鼓励两类企业的公平竞争,可以向前提者供一些优惠.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投资激励往往并非出于经济补偿的目的,而是被当作国家之间展开吸引外资竞争的手段.
因为只要优惠政策可能导致投资的转向,这种政策的竞赛就会出现.
但是,由于这种竞争具有重复性和连续性,因此难免导致"过高出价(overbid)"的问题,即引资国的竞相抬价(提供更多的优惠)造成得不偿失的结果.
这样,优惠额常常高于有效的经济补偿额,公共福利转移到了跨国公司手中.
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直接投资为美国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美国政府提供的投资激励相当于4000美元.
但是到了90年代初,这一数字提高到了16.
8万美元.
显然,停止这种优惠政策的竞赛,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
但是各国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存在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使得参与竞争的某一方的单独行动,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因此,只有国际层次的共识和一致行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自由贸易政策当今世界贸易的目的和形式,已经和斯密、李嘉图等传统国际经济理论缔造者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
据估计,世界出口中的75%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
此外,1/3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的,另有1/3是在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中,仅有不到1/3是真正的公开市场交易.
这样,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整合在一起,创造公司利润的保证.
这种现实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合理性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
由于国际贸易越来越成为巨型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因此贸易自由化最直接的意义是,跨国公司在超越国界进行内部的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面,受到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能够更加低成本地利用国际贸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有鉴于此,一些传统国际经济学没有涉及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首先,如何避免跨国公司利用自由贸易逃避社会责任.
例如,美国的会计总署的研究表明,67%的外国公司,每年在美国进行着数千亿美元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却没有交纳一分钱的所得税.
据某个经营于美国的外国公司透露,1998年它们曾经以171美元一支的价格,从本企业内部进口牙刷,而以13美元一个的价格,向属于同一企业系统的其他分支企业出口导弹,以此逃避所得税.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被调查的84%的发展中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明显地在利用转移价格来转移收入,以实现逃税的目的.
其次,如何协调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化与保持国家经济主权的关系.
随着自由贸易体制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组织国际化生产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这些企业越来越将任何限制其跨国交易活动的国家政策,视为影响利润实现的障碍.
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跨国公司的推动和影响下,今天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限制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自由,换取跨国公司追求利润行动的自由.
这种现实使得贸易自由化无法实现李嘉图所设想的从贸易到福利增进的联系机制,因为企业的利润目标已经凌驾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上.
随着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发展,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因为这些企业的利益已经降低了对某个具体国家福利的从属性,它们逐渐拥有了独立于国家或地区性社会的利益函数.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组织经营活动的自由度和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后果是很不确定的.
特别是当经济全球化给跨国公司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套利机会,以及各国公共当局对跨国企业的约束能力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如何使得贸易自由化进程兼顾到社会福利和市场效率的增进,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三、建立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的国际制度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家行政边界对市场的分割作用弱化,使得国家市场逐渐成为地区性或全球性市场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日益无国籍化的跨国公司来说,经营成本成为不同国家行政和法律约束的函数,这促使经济活动从限制严厉的国家,转移到限制宽松的国家.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和电信、电子等高科技的商业性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空间转移成本,结果是,各国单独创立和维护的制度安排,在规范跨国公司这些市场主体的行为方面逐渐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由于跨国公司在各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常常被当作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工具,因此国家间存在着日趋激烈的吸引外资的竞争.
这样,在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维护全球化市场的效率方面,各个国家目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机会主义的特征:在单边限制必然招致损失,而多边限制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各国选择了竞相消除限制.
这种"囚徒困境"式的博弈,日益明显地造成了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约束性制度环境方面的真空状态.
这种状况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税收、环境、劳动力标准等方面开展的日益频繁的政策套利活动,加之东道国对外资流入的竞争,常常不可避免迫使东道国以社会福利的额外损失为代价吸引外资,导致"贫困竞赛"现象的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各国规范和限制跨国公司行为,将直接投资活动引向福利创造目标的难度日益增加,这使得主权国家在与跨国企业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其次,由于在国际层次上缺乏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垄断和成本外部化等市场失灵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
比如,通过购并、战略联盟等资本和组织重组活动,在石化、制药、汽车、飞机制造等行业,全球的生产和市场集中度已经达到空前地步.
同时,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寡头垄断结构正在信息、制药等行业中形成,在这些寡头结构中,大跨国公司通过设置行业标准、选择核心技术、左右产品和技术发展轨迹和形成竞争规则等方式,主动塑造着产业的边界,同时对行业的潜在进入者构筑起难以逾越的知识和技术壁垒.
全球化市场的效率需要更多的国际协调加以保证,无国籍化的企业行为也要求有超国家层次的制度加以规范和约束.
但是,诸多因素抑制了规范国际投资者行为的有效制度的建立,各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便是其中之一.
不仅如此,由于大跨国公司经济力量的增强,它们的态度越来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际层次的决策过程和谈判结果,因此规范其行为的国际努力必然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从WTO等国际制度框架的现行作用来看,当它们努力消除行政性壁垒所带来的全球市场不完全的同时,并未能对由于跨国企业行为导致的市场不完全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认为,将跨国公司这种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行为,重新归入社会发展的福利框架之内和社会契约的约束之下,必须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
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达沃斯论坛致辞时所指出的:"全球化是活生生的现实,但是我相信它的脆弱性被我们低估了,这正是问题所在.
因为社会及其政治系统的调适,跟不上市场扩张的速度,更不用说引导这一进程.
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世界的不平衡,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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