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商人花270万回国

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
下柳建辉其他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是一个重要人物.
翻开任何一本党史书,几乎没有不提到他的,长期以来他都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史说成是路线斗争史的年代,王明更成了一个一点好事也没干的十恶不赦的罪人.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界力求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包括王明的历史功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党史著作和文学、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王明,仍大都是作为反面人物表现的.
实际上,中共党史上的王明是个非常复杂的人.
他一生坚信马列,但相当多时候却背离了马列;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却曾极大地损害过革命;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晚年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由于王明在党史上的地位和其对中国革命的各种影响,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对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十分有益.

一、作为革命者的王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都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革命是王明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色.
无论是在身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执掌中共领导大权和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辉煌年代,还是在成为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和受疾病折磨的困境之中,他对革命的信念应该说是坚定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王明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积极参加大革命王明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参加革命的.
他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与其成长的环境有直接关系.
1904年,王明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
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文革"中编的《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都说"王明家庭出身地主",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革"后出版的书刊中也有"破落小地主"、"富裕农民"、"小商人"等几种说法.
199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明传》的作者曹仲彬、戴茂林,通过到王明家乡实地调查,弄清楚他家地无一分,所谓出身地主纯属杜撰,其他几种说法也与事实不符,王明家的成分应是贫民.
他的父亲在革命前是店员,因收入不多,家庭人口多,生活比较困苦,经常需要借债度日.
童年少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经历,是他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成为革命者的重要原因.

王明1924年夏考取武汉商科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革命者.
他在1924年10月写的一首诗中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诗的题目叫"喜闻道":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列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积极参加驱逐反动校长的革新运动,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在斗争中崭露头角,成为当时的武昌学生领袖之一.
1925年夏,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而且带动全家都参加革命.
其父陈聘之参加了1929年党领导的金寨立夏节起义,并曾担任县区一级经济贸易工作负责人,为红色政权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陈聘之曾几次被国民党逮捕,关进监狱两年.
王明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参加了革命,其中小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
王明的亲属中有五位烈士:两个舅舅被反动派抓去杀害,小妹夫一家三兄弟都在长征中为革命牺牲了.
正因为既有国恨又有家仇,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共戴天,王明革命是坚决的,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基本政治立场上从未动摇过.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中有大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和革命遭到大失败.
党史上流行的说法是,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30万红军只剩下3万,30万党员也只剩3万;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块.
王明作为葬送革命的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罪莫大焉.
对这样的革命罪人,人们恨之犹恐不及,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还做过些什么好事,甚至明知他做的是好事也刻意不讲.
如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只讲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贡献,却对瓦窑堡会议实现策略转变依据的是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只字不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实事求是研究党史,开始注意到王明思想的变化,肯定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酝酿和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但肯定得还不够.
客观地说,王明在党的策略转变中是立了大功的.
因为党的策略转变从1933年1月开始到1935年12月,历时3年.
整个看这期间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可以看到几乎每一重要进展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王明能在这个问题上先知先觉,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关.
当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
而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实行由阶级对阶级的策略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
王明非常了解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因此他能先于国内的领导同志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来.
这一时期,他起草和向国内发回不少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文件.
其中重要的有:1933年1月17日制定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这是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战火烧向华北的民族危机之际发出的策略转变的第一个文件.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恐怕是事实.
还有一个是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指示信.
这封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实际是王明起草的,对东北党组织实现策略转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个是1933年10月王(明)康(生)指示信,阐述了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运用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把统一战线的对象扩大到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外的党派、团体、中间势力及上层人物.
随指示信发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
这些文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东西,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对国内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外,1936年6月3日,王明和康生发出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在王明主持起草的统一战线文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八一宣言》抓住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强调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符合实际的.

在对《八一宣言》这个历史文献的评价上,过去因为主持起草的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而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研究中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往往只讲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依据的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只字不提,甚至因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中犯了右倾错误,而认为《八一宣言》就是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开始注意到王明思想的变化,对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酝酿和形成中的作用由有限的肯定到比较肯定,但仍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
评价《八一宣言》,不应以其出自何人之手为评判标准,而应用实践来检验,看它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党的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我们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就应当说《八一宣言》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正确的.
虽然由于王明长期生活在国外,《八一宣言》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阶级和党派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以影响它的价值.
《八一宣言》是1935年10月1日发表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到年底已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广泛流传.
到1936年春,就连一些最边远的地方如海南岛也看到了这个《八一宣言》.
除中国国内,它也在海外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
所以说,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关键时刻,《八一宣言》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八一宣言》推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华北沦亡危在旦夕.
北平爱国学生痛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于是渴望组织起来抗日救国.
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北平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党与学生运动的联系相当薄弱.
正在这时,《八一宣言》传入北平.
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宋黎回忆,东北大学"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法文图书馆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播……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
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蒋南翔回忆,"1935年暑假中,我们得到一份'八一宣言',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姚依林还拿到燕大去张贴.
""一夜之间,清华、燕京许多教授家里以及学生宿舍的门缝里和洗脸室的面盆里,都被塞进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
"学生们读到宣言就"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能寐".
北平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
1935年12月9日,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其次,《八一宣言》推动了白区左翼文化运动的策略转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恶果是在造成了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同时,也给白区斗争带来了大劫难,暴露了的党组织不断被敌人破坏.
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一年间,中共上海中央局就遭到六次大破坏.
到1935年秋,上海中央局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
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下,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也陷入了困境,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左联领导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共产国际,希望从那里得到指导.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左联负责人先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了这些文件,最先看到文件的是夏衍.
大约在1935年10月下旬,他从史沫特莱处得到刊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报》,接着又在南京路的一家外文书店里买到9月份的登载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国际通讯》,从中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新策略.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扬也从夫人苏灵扬在租界德国人办的时代精神书店买回的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上,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
他们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无法形容,这些文件就像一盏明灯使他们一下子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夏衍回忆说:"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
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白区左翼文化运动冲破了关门主义束缚,解散了左联,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以新的面貌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

更重要的是,《八一宣言》对党中央的策略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无法获悉它的内容.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面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
正在这时,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于是,中共中央于同年11月28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加以贯彻.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听取了张浩的传达报告,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会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导致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着重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了全党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
可以说,没有《八一宣言》,就没有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政治路线的转变,就不能很快实现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综上所述,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
虽然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右的错误,但党中央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全盘否定他.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但并没有否定他在统一战线形成中的贡献.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肯定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但对这期间王明主持起草的几个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则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些也都是正确的".

(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的危害已在根据地建设中凸显出来,党内一些领导人如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陈云等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左"的危害,认识到应当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根据地经济政策、劳动政策等作出一些调整.
王明虽远在莫斯科,但也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并对临时中央的"左"的错误作了批评,提出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
他在1933年9月发表的《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批评临时中央领导下的"好多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的机器、农具商店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工等那更不消说了","有些同志抱定'左'的立场,其表现就是他们'害怕'资本主义".
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害怕"资本主义的"左"的错误的原因,认为是在理论上对苏区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出了问题.
"他们认为在苏区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由此他们就作出结论说:中国苏区内主要的和基本的敌人就是富农,因此中国苏区底基本任务,就是与富农作决死的斗争.
根据这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底理论,便产生出苏维埃政权个别机关底不正确的左倾实际行动.
"他们"不懂得中国社会力量底对比,无产阶级底组织性,贫农在无产阶级周围团结底程度,都还没有达到现时就可以顺利地打击富农经济底资本主义方面底地步.
现时苏维埃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可能性来用社会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些条件之下,企图不仅铲除封建制底残余,而且铲除资本主义的关系,一定会遭受失败,一定容易弄到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及独立手工业者之间关系之破裂".
因此,"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
目前还要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
在工业政策方面,"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
在商业政策方面,"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该以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等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文章虽然还坚持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总路线,还没有放弃把资产阶级不加分析地当做敌人排除在革命政权之外的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但正视了苏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一些"左"倾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特别是对苏区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振兴苏区经济,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的思想非常宝贵.
王明的这些探索,也应看做是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智慧的一部分.

(四)主持长江局,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在这段时期,他曾犯过严重的右倾错误,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但在党史研究中对王明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肯定得不多.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长江局的工作不再全面否定,而是认为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恢复发展党组织、组建新四军、动员群众抗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讲到成绩时,一般都是说在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领导下做的,作为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没有份.
这不合逻辑,是不公道的.
王明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致的.
他的问题是在怎么抗战以及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问题上与中央有分歧,有右倾错误.
这些错误是在怎么革命层次上的问题,是党内的错误.
此外,在组织上,在处理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存在不服从中央,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闹独立性的问题.
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错误,就否定他在长江局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五)在妇女工作和法制建设中作出了贡献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留在延安.
从这时起到1941年10月病倒,他的工作是很繁忙的.
当时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彭德怀、项英、刘少奇等在敌后或国统区工作,王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参与了中央的决策和日常工作.
此外,他在自己主持的统战部、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女子大学也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妇女解放等问题.
1941年10月生病后,他长时间养病.
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央安排王明从事法制工作,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中央西北局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
1947年开始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同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王明与党中央一起转战陕北,继续进行并于10月完成了宪法草案起草.
后因战争紧张,起草工作暂停.
1948年"九月会议"后,中央加紧进行建国的准备;12月将法律问题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王明为主任,加紧立法和司法工作.
王明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刘少奇的指示,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个有关司法方面的指示,并负责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材.
这期间王明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新政协,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建国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至1954年赴苏联治病前,他主要从事法制建设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草案》.
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先后搞了41稿,经广泛征求意见,于1950年4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通过.
这部《婚姻法》,党和政府是满意的,全国人民是拥护的,足足使用了30年.
对王明在起草《婚姻法》中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这是他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二、作为教条主义者的王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以教条主义的代表载入史册的,教条主义是他这个历史人物的特色.
他因教条主义而被共产国际赏识,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跃成为党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因教条主义危害了中国革命.

(一)在共产国际精心培植下成为教条主义者,并被扶上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王明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最密切.
从1925年王明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到1974年去世的近50年中,有30年零10个月他是住在苏联的.
他一生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成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从留学苏联开始的,他的人生也是在苏联终结的.
他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王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盛行的时候.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理论教学严重脱离实际:一是课程设置同中国实际明显脱节.
学员整天埋头书本,不联系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对国内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大斗争都不清楚.
二是就理论讲理论,不强调应用.
谁背得快,记得多,就是学得好.
三是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
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
在3年多时间里,王明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并且博闻强记,对马列经典著作中的重要论断倒背如流.
这样他在学到了马列主义书本知识的同时,也形成了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学风.
在他眼里,马列主义就是包医百病的药方,俄国革命经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对教条主义学风作了深刻的检讨.
他说:我们认为,宋代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己觉得学了这么多马列主义还不能统治中国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博古作了剖析:我们这些人没有经过大的群众斗争锻炼,到苏联看到他们革命成功就以为只要熟读马列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住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
因而产生了背诵马列主义个别结论的词句,机械搬运死板策略笼统公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回国后碰到实际问题时不先想实际情况,而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
他说当时我们并不觉得不对,而是颇为自豪,也颇有野心,以为用这些词句公式就能领导中国革命.
他们的教条深得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的赏识,共产国际也需要有像王明这样百分之百信任、拥护共产国际的人去担任中共领导人,保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际决议.
但是共产国际想让王明当中共领袖也不那么容易.
米夫参加过中共五大和中共六大,在两次大会上他都向中共中央推荐过王明,但都不灵.
直接塞塞不进来,只好把他派回国.
王明1929年春回国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进中央,当上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只有一年半时间.
他在这一年半中,一直是在党报和工会报刊做编辑.
其间还因被捕后违反白区秘密工作纪律,差巡捕往中央机关送信要组织营救他,而被中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看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一没做过工,二没种过地,三没当过兵打过仗,四没做过实际领导工作,也就是既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功绩和威望,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成为中共领导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用特殊的方式,派米夫到上海,扶王明上台.
米夫凭借国际代表的权威,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一是完全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逼他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使中央威信扫地;二是为改变王明等人在党内威信不高、群众基础差的形象,为其上台造舆论,吹王明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三是逼中共中央撤销对王明等的处分,并借口提拔拥护国际路线的干部,要中央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四是改变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要求中央允许王明等15位非中央委员出席会议,且拥有发言权、表决权.
在米夫操纵下,六届四中全会选举通过了他拟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使王明一步登天,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中央政治局,实现了扶王明上台的目的,从此开始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内战时期的路线问题,有人说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王明是不接受的.
1942年2月21日,他写了一封关于王明路线问题致周恩来的质疑信,说对四中全会到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有两点意见,要求周恩来考虑给以解释:1.
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
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的王明路线因为我不是此时期任何重要决议的起草人.
王明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是他不认为四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中央有路线错误;二是以他不是中央负责人为由,不同意把那一时期的错误称为王明路线;三是认为他离开中国后,国内临时中央的错误不应由他负责.
究竟应当怎样看王明和王明路线的关系应当说王明信中说的在党内任职情况是事实.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确实不是党中央名义上的一把手,但以此为由说他与第三次"左"倾无关,则是不对的.

一是从组织上说,他虽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但实际上说了算.
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是傀儡,他是在中共六大上被共产国际选中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
但向忠发是工人,理论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胜任不了主席的工作.
六大后中央实际是由周恩来、李立三领导.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罢了李立三的官,由瞿秋白主持工作,共产国际是不满意不放心的,所以派米夫来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瞿秋白犯了对立三路线调和的错误为由,把他踢出中央.
共产国际对周恩来也不信任,但又不能不用.
在米夫看来,周恩来与瞿秋白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
所以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对"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控制使用.
共产国际真正中意的是王明.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米夫为了平息党内对他扶王明上台的不满,不惜冒生命危险滞留上海,为巩固王明的地位软硬兼施:一方面急忙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汇报共产国际批准,一方面不断找反对者谈话,大吹王明,还拿共产国际的威望压人,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共产国际;你们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此外,王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工作前,把中央的权力移交给博古,让博古在临时中央负总责,也说明他确实是在掌握中央领导权.
如果没掌权,就无所谓交权.

二是从政治上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了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内容,使之成为党的总纲领.
王明的小册子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作,里面阐述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都是从斯大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中抄来的.
对这一点,王明本人是认账的.
他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信中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
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中来的.
如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阶级等问题的意见,主要的是抄袭1928年党的六大的决议;对富农问题、职工问题及改组派等问题的意见,直接是抄袭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对当时中国形势估计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则是主要地抄袭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及11月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央信……总而言之,用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的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的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方法.
那么,王明抄来的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在理论上,照抄照搬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三阶段论的要害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把它当做最危险的敌人.
这样就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王明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只有几个字不同,即在革命动力中少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对象里多了一个资产阶级.
这一多一少,失之毫厘,却谬以千里.
不加分析地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导致了在各项政策中出现"左"的错误.
同时把资产阶级当敌人,只要工农,实行关门主义,孤立了自己.
在对形势的估量上,照搬共产国际的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不顾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事实,硬说是形势大好,革命不断高涨,要实行进攻路线,去同敌人死打硬拼.
在组织上搬用苏联反倾向斗争和肃反的经验.
为推行"左"的路线,他们以反右倾为法宝,派钦差大臣到各地夺权,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不惜搬用苏联肃反经验,把持不同意见的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一时搞得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
正确有罪,冤狱遍于国中",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大失败.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教条主义作风贻害全党.
王明本人上台后不久,就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但他的小册子确定的这一套理论路线却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奉行;不仅奉行,而且发展了,把"左"倾错误推到了顶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是有道理的.

这样说,是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应当要王明负王明本人不认账,实际上都算在王明的账上的确也不大公平.
因为1933年后随着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王明思想也在变化.
他也不同意临时中央乱扣帽子、过火打击毛泽东等.
在这些方面,他的确是与国内临时中央不同的,因此把临时中央的错误都算在他身上的确不合适.
当年,中共中央在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是考虑了王明的意见的.
该决议既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是以王明为首的,王明是它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又实事求是地把王明和临时中央作了区别,说1931年9月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展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并使之得到完全贯彻,直至六届五中全会发展到顶点.
此外,决议在批评错误路线、弄清思想的同时,并未否定一切.
首先,就是不把犯错误者当敌人,而是当同志;其次,指出犯错误的同志也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是一致的.

(三)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中共中央于12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反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两个一切"的右倾主张,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继续发展其右倾主张,赞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七个统一"的处理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的原则.
王明的右倾错误在局部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党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机,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但是把他的右倾错误上纲到投降主义也不恰当.
因为王明是坚持抗战的,从未投降,对国民党开始让步较多,但当蒋介石明显地表现出限制甚至削弱共产党的企图时,他也是有斗争的.

三、王明是怎样在坚持错误中堕落的对王明是怎样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党史上有一些不同说法.
有的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认为是被毛泽东整下去的;有的甚至说,他们之间的斗争从1930年毛泽东写《反对本本主义》就开始了,1937年毛泽东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针对王明的;有的根据党史书上的一些提法判断,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去延安女子大学当校长,在党内就没有什么地位了;还有的说1937年王明回国时,毛泽东就知道王明是跟他争权来了,因而时刻警惕、削弱他.

其实这些都是片面的,有的甚至是误解.
1930年毛泽东写《反对本本主义》时,王明正在上海当编辑.
两人关山阻隔,没有接触,毛泽东根本不知道王明为何许人、有什么观点,怎么能说是批他的呢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实践论》、《矛盾论》时,已深受教条主义之害.
他在书中批判的错误思想,是教条主义中带共性的东西,并非单指王明.
直到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但彼此间也不是一无所知.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斗争中,王明曾赞同国内临时中央反右倾,整毛泽东.
但1934年后,则说了毛泽东一些好话,还协助共产国际把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出版了.
在一些重大场合王明也讲了不少肯定毛泽东的话,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如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的报告中,列举了中共13个领导人的名字,其中毛泽东位居第一.
毛泽东怎么看王明,目前很少看到这方面材料.
1936年,毛泽东在向斯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曾把王明排在中共卓越领导人的第二位.
第一位是朱德.
两人在统一战线策略的主张上既有同也有异,这种异,在处理两广事变上明显暴露出来,但并没有面对面地交锋.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
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
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
这就叫作'喜从天降'.
"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等吃饭.
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又在陕北公学大院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身历其境的王明的警卫员回忆说:欢迎会上"毛泽东很高兴",讲话"讲得很热烈、很兴奋".
如此高的欢迎规格,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友善,足见毛泽东对王明归来的重视,也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等热忱合作的意愿.
但王明这时的感觉特别好,自觉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怀揣"尚方宝剑",因此神采飞扬地号令全党,其所作所为逐渐为大家所认识.
如"十二月会议"上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批评,尤其是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批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等,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组织上,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他主持长江局工作,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俨然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确立了领导地位,王明失去了与毛泽东争当中共领袖的条件.
但是,是不是从此他在党内就没有什么地位了实际不是这样.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没有追究王明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还为王明说了好话,说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在发言中是难免的.
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
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
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组织上也没有把他从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拿开.
从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担任的主要领导职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女子大学校长仅是王明担任的许多职务中的一个并非很重要的职务.
王明更为重要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决策.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王明十分活跃,经常到延安各界作报告,发表演讲,在《新中华报》、《中国妇女》、《解放》、《共产党人》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
"王明的理论"在延安名噪一时,许多人视其为难得的"理论家".
王明的口才、金日成的相貌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甚至被一些人视为追求的偶像.

王明失去在党内的地位,与其不承认错误、坚持教条主义有关.
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大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全世界共产党都没有遇到过的事.
因此在探索中犯错误不可避免.
关键是怎么对待错误.
是在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中败落呢,还是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中奋起这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
中国共产党内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人不少,但绝大多数人在整风中能认真反思,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但王明不是这样.
他没有珍惜党的信任和给予他的机会,不但不正视自己的错误,而且对错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
表面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说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称毛泽东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但实际上他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
由于坚持错误,他将自己本可再显辉煌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王明是怎样坚持错误的呢一是不承认他在抗战初期犯的右倾错误.
1939年5、6月间,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和《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两文中,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和1941年3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明确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王明置若罔闻.
1941年9月会议期间,当王明得知共产国际因中共不同意八路军向东北方向的日军发动进攻作战而提出责备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的新攻击.
他指责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等等.
同时,他美化他的右倾错误,说中国共产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
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权在你.
并表示决心与毛泽东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他态度激昂,气势逼人.
王明的言论和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
由于遭到党内同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从王稼祥、任弼时的发言中获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后,王明顿时感觉到赖以向毛泽东挑战的条件不存在了,于是便偃旗息鼓、迅速退却.
同年10月12日,他突然生病,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新一轮挑战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九月会议"对王明的批评是尖锐的,但对其错误的定性是留有余地的,认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并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

二是不承认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并在"三版序言"中用意深长地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
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他试图将小册子作为"教材"推荐给全党,并用以宣扬自己、美化自己,还特别意味深长地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在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会议认定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领导犯了路线错误,但一致的意见认为是从1931年9月即博古临时中央时期开始的.
对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入中央并操纵中央这一段,虽然也有人提出批评,但认识并不一致,也没有作为会议的重点.
王明在会上感觉良好,当张闻天、博古等沉重检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所犯错误时,他一面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一面极力肯定自己,坚持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此后,他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挑拨离间.
同时,他还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三是始终不认为他的教条主义是不好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对此王明特别不认可.
在他看来,只有马列书本里和共产国际决议里才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固守教条主义不放.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
王明在向中国女子大学全体同志传达这个报告时说:虽说今后学习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注意,但仍应注意好好学习理论,适当地联系实际,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
他还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动(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由于他的这种态度,致使女大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仍未改变,谁也不敢"乱联系".
强调学习理论是对的,反对乱联系、庸俗化也没什么错,但王明的本意显然不是真正强调学理论、反对乱联系,而是旨在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王明对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看法,最能说明他的教条主义的顽固不化.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
它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但王明却认为新民主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中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这种看法恰恰说明他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
1941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毛泽东渐渐提升了对王明错误的性质和危害的认识,认为王明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不把王明批透,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
于是,毛泽东写了九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对教条主义作了深刻批判,指出:"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
……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
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全党反复研究,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对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迫于形势,王明不得不致信全会,表示对历史决议中关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
这样中共七大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只是因为他坚持错误,使其威信大跌,只以微弱多数当选,排在44个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二位.
然而,他又是言之谆谆,行之藐藐,在七大后又一次次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自我反省.
1956年,他第三次到苏联治病,从此长住苏联,再也没有回国.
同年,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中共八大仍选他为中共中央委员.
1969年中共九大不再选他当中委,但党中央并未开除他,他还是中共党员.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苏联发表了《中共五十年》,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毛泽东思想,参加苏联的反华大合唱,最后被历史淘汰.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

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张闻天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幅全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恢弘画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一部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波澜壮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打通了走向民族振兴、革命胜利之路,邓小平拨云见日领导开启了改革开放、国家富强的新时期.
然而,历史并不是孤立的,伟人的创造离不开集体的智慧.
如果从这些方面拓宽视野,来考察中共历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张闻天无疑是一位十分值得研究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党史人物.
他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的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等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业绩.

一、实现遵义会议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为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痛定思痛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不但得不到承认,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转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保证.
过去人们所了解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多数只是毛泽东与"左"倾路线如何斗争的历史,却很少注意"左"倾中央内部分化的历史,而事实上如果舍弃了这方面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也不能说清楚毛泽东正确路线如何取得胜利的实际过程.

事实上,毛泽东是很看重这个分化的.
如他在七大期间的两次讲话中谈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又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有根据的.
事实表明,王明上台后竭力推行"左"倾路线的过程,也就是党内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不满逐渐增长的过程,而张闻天、王稼祥的反"左"倾向,就正是这种认识和不满突出的表现.
他们本来都是"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却逐渐从实践中接受了教育,起来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
不了解党内这种不满的增长,就不了解遵义会议召开的基础;不了解"左"倾中央内部这种分化,就不会理解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而张闻天当时恰就处于这样一个关键地位.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村(今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施湾镇).
早年入中国第一所培养现代水利专门技术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
因该校教师多系留美学生,教材和授课都用英文,这使得张闻天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在五四运动前就能阅读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
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表明在五四运动中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之一.
随后,他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世界》、《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歌(包括新诗)、通信、评论,涉及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文化问题等广泛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向恶社会宣战的勇气"和改造中国的决心.

1920年7月,张闻天与好友沈泽民一起东渡日本,进入一所私立的专教中国人学习日文的学校,同时自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
1921年1月回到上海,8月到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
1922年8月,张闻天赴美勤工俭学,一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自修,一边任《大同报》的编辑.
张闻天是那一时期屈指可数的有留美背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1924年1月,张闻天从日本回到上海,此间他创作了在当时青年中产生积极影响的长篇小说《旅途》.
在五卅风云激荡之际,1925年6月经沈泽民介绍,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冬,被派往苏联"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与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并称为红色教授学院四大教授.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不久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时期,张闻天同这个临时中央一起,按照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具体指示来观察形势、制定策略,是按照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来行事的,对革命形势、阶级关系、土地政策、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较为浓郁的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重复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批判以至打击党内对于"左"倾路线持不同意见的组织与同事.
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
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长征前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及受到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张闻天对"左"倾危害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思想上逐步发生转化.
如1934年9月26日,他在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中,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开始,对"左"倾的"进攻路线"做出了全新解释.
他说:"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
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
"我们应"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进攻路线".
该文从理论上对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出了解释,为扭转失败情绪、初步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作出了贡献.
正如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所评论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其内容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闻天在思想上、政治上都站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边,促成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的胜利.

由于博古等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后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得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推动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查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中央红军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
"反报告"的提纲基本上是由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而由张闻天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他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而在遵义会议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
张闻天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也是张闻天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彻底决裂的标志.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展开讨论.
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如下:(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也就是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会议决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意味着解除了博古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张闻天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以及自己的作用,后来曾经这样评价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
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
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
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如果说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总导演的话,那么张闻天就是这次会议的领衔主演,他不仅是会前"提纲"的拟定人,更是会上"反报告"的发言人,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时间紧迫,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对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变换问题进行讨论.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讨论了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这是对张闻天在当时历史地位和贡献的承认,也是当时全党对他的期望,更是一个历史重任.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开启的伟大历史转折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推动遵义会议召开上,而且表现在积极宣传、贯彻和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上,表现在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上,表现在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正确、坚决的斗争上.

为了在全党全军宣传、贯彻和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以"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的发言意见,根据会后的情况变化和新的决策,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论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国内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对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
《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跃进的一个界碑.
随后,他还多次利用各种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全党全军尽早知悉和掌握会议精神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张闻天几度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回兵"、"缩编"等决策,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领导做出决定,以实现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伟大战略转变的使命.
另外,他还恢复了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除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外,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为主席,改变了过去无指示、无领导的状况,并及时传达了遵义会议主要精神.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从此,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在这件事上,张闻天是积极支持的.
1935年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
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越超群,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
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关于北上的战略决策.
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甚至连王稼祥也对毛泽东的办法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
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右倾情绪,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从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坚决反对.
他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该文在党的历史上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为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
会上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向中央讨价还价.
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没有赞成.
在随后的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俄界会议上,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道,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
张闻天仔细研究了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其中指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
因此,俄界会议决定改编的由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组成的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与任务就应是:"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以完成前不久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之任务.
9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
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意见以及他在1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有重要意义.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确立的推动者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但是,遵义会议只是集中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而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党的政治策略的转变,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
差不多从中央落脚陕北开始,作为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就开始总结党在策略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积极推动党和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有力地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展开.
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和解、共御外侮的转变中,张闻天乃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变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张闻天主张建立全民族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曾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及下层统一战线口号.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张闻天自1931年2月回国之后,即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起初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进一步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他一开始就参与了上述策略方针的筹议和制订.
但是,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不同的是,博古仅把这当做一种宣传口号,而张闻天则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首先在中共党内明确提出:应反对"关门主义",把统一战线看做是一种行动的策略:"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口号,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有可能和反动营垒的个别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
这表明,张闻天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实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日本正大肆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日本的疯狂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引起国内外各种矛盾关系的变化.
针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于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地对党和红军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把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战略任务.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
张闻天率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安家"到瓦窑堡后,即全力投入中共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
11月17日,张闻天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做出了进一步的新阐述,明确地提出了"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并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的策略思想.
以上情况表明,张闻天在启动中共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即敏锐地预见到了中共战略转变的方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为这一转变划出了基本的轨迹.

11月18日,张浩从莫斯科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
张闻天吸收了这些新精神,结合国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进一步全面地加速启动中共策略转变的巨大车轮.
11月底,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统一战线不只是宣传口号,而且要变成实际的行动.
作为具体的行动步骤,11月28日,张闻天主持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同全国各种力量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具体提出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以此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拉开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
中共策略的转变是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决策,但都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他显然起到了主要领导作用.

为了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通过正式程序确立下来,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代表政治局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
该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决议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会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传达和阐发.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式转变的起点,它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张闻天不仅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者,也是会议的领导核心.

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是在国共双方尚处于严重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的形势下形成的,因此,它是以"抗日反蒋"和"人民共和国"为口号,抗日与反蒋并举.
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力量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亦有所改变,国共双方也开始进行秘密接触.
根据这些变化,张闻天和中共中央逐步调整策略方针,改变"抗日反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纳入统战对象之内,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代表和主导着策略调整的正确方向.

在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张闻天即已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
此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代替"抗日反蒋"口号.
4月6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蒋介石内部起分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的同时,"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
4月20日,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当做在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
没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同时,"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
此后,中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宣言"、"通电"中逐渐不提"讨蒋",而代之以"抗日讨逆".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并宣布:"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的救国的谈判.
"不过此时,蒋介石正调动军队向陕北苏区进攻,党实际上并未放弃"反蒋"方针.
8月初,南京方面致函中共中央,提出谈判的若干条件.
8月10日,张闻天在保安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变化情况和因应之策.
经过讨论,在主要是根据张闻天所提出的新的策略思想的基础上,会议确定了和南京谈判的基本方针,即: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反蒋"并举的策略目前已不适宜,要与蒋和南京谈判联合和合作,扩大统一战线.
同时,会议还确定了同南京谈判的基本条件.

8月12日,以张闻天为首的8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将会议所确定的新策略概括为"请蒋抗日".
同时,张闻天开始根据会议决定拟写"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即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9月1日对党内下发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在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请蒋抗日"、促成国共再次"合作"的方针基础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其精神与中共8月政治局会议精神一致,但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的提法,如"民主共和国"口号等.
在吸收"国际电报"中一些新的提法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变成"民主共和国"口号,并将"请蒋抗日"进一步变为"逼蒋抗日"方针.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自卫战争"的倡议.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报告和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政府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而且推动南京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战争之必要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策略方针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逼蒋抗日".
同时,报告和决议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原则作了系统阐述,如:在维护合作抗战的基础上,绝不放松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批评斗争;发挥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坚持中共对苏区和红军的绝对领导,保持中共和红军的独立性及在统一战线下大力巩固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等等.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完善和成熟.
上述工作的完成,无疑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其中张闻天的主导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始料不及的西安事变的爆发,为渐趋成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蒙上了一层阴霾.
在当时复杂而紧张的情势之下,能否正确地提出解决事变的对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由于事变发生突然,不仅国际上英、美、苏、日等国分持不同立场,国内国民党内以及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均分别出现尖锐对立的意见;由于问题复杂,中共领导层对事变的决策也是颇费周折.
据斯诺所记,周恩来曾告诉王炳南:当时"我们一个星期没有睡觉,想法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事".
当此之际,张闻天处变不乱,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

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对蒋介石的处置办法和对南京的策略两大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与会的其他中共领袖除周恩来、博古主张"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外,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审蒋"、"除蒋"、"以西安为抗日中心".
张闻天针对会上大多数人提出的偏激主张,明确提出"两不、两争取"的策略原则,即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对投降派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正统.
张闻天提出的推动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得到了与会者的原则同意.
但由于与会多数人的坚持,会议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争取南京政府的方针的同时,保留了"除蒋"及"以西安为中心"的思路.
在15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即仍要求其"自别于蒋氏","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的远见卓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转持"和平调停"立场.
次日,张闻天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处理事变的方针.
在中央领导者大多改变原来主张的基础上,张闻天作了发言.
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办法,他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
他批评"审蒋"主张的错误,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发言中,他对事变发展前途的两种可能、中共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以及对失败可能性的准备等作了全面的分析.
针对事变后苏联对张、杨的激烈的公开抨击,张闻天明确指出,苏联当时"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的对立",但中共不能采取同样立场.
张闻天对问题的处理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有机结合.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张、杨发动事变目的是抗日救国,规定中共的任务是:一、坚持"和平解决"方针;二、用一切方法"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三、同情并"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提出在六项条件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25日,蒋介石在做出抗日等项承诺后,由张学良护送离开西安.
但蒋介石获释后立即将张学良扣留,并以大兵进逼西安,内战的阴云重新密布.
西安方面以"少壮派"为主,主张武力对抗南京的呼声很高,中共内部也有人对争取蒋系的策略发生动摇.
这时,张闻天仍然坚持以抗日大局为最高旗帜,继续努力国内和平.
1937年1月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在会上指出:"南京方面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蒋介石)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将"主要火力向着亲日派".
张闻天的分析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为中共中央采取对策指明了正确方向.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国共合作,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阶段.

事实证明,从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启动到瓦窑堡会议对这一策略的正式确立,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调整,从西安事变爆发到最终和平解决,张闻天一直代表和主导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方向,是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重要推动者.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1950年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10个春秋,为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方针的贯彻执行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许多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使我国的对外政策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比如,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期间,始终认为"外交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对外政策是国家对内政策的延续,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对内政策的";外交要"为国家争取和创造最有利的国际条件";"外交和内政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开的".
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如何学习、引进苏联最先进的东西方面.
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后,他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整个国家的外交方针,因而对于外交为内政服务、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58年初,他在给中央直属机关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时着重强调:"外交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条重要阵线,并和其他阵线实行密切配合.
外交阵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
"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中心环节,张闻天的认识和实践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再比如,为了使我国在外交上能够及时掌握主动权,张闻天在外交战线上十分重视正确策略的运用.
他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曾经提出过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一)外交重策略.
1950年7月,张闻天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需强调一个基本条件,即:对方无条件地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承认,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至于其他各项条件,张闻天认为都是次要的.
这一思想就当时而言,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同时又很有灵活性.
就张闻天本人的意愿,他希望同所有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搞好关系,甚至也包括美国.

(二)外援讲实效.
从50年代起,建设伊始的中国人民为了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事业,曾经勒紧裤带,慷慨解囊,大量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这种援助有时过于大方,对此张闻天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
1957年2月20日,他在外交部第四次部务会议上发言时谈道:中国应该首先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本身的强大和巩固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大支持","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化,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增长",对外援助"主要是政治道义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支持要"量力而行".

(三)革命不输出.
在执行党的外交政策过程中,张闻天针对我国在外事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革命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957年5月22日,他在给驻巴基斯坦使馆的全体干部作报告时指出:"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用不着管.
与我们建交的某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很反动,也是它们的内政问题,我们管不着.
"6月中旬,他在视察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时,针对发现的问题,指出:"文化协定印尼不愿意就不要搞.
电影政治性强的人家不要,也不要勉强……我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公式搬到印尼使用.
"可惜张闻天的告诫当时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两年后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8年后他的警告不幸变成了事实,我国外交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挫折.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
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并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顾历史,和平发展理论的形成是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凝聚了几代外交人的不懈探索,这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巨大贡献.
他在那个时期就能提出许多于今日仍然有价值的创见,不愧为探索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先驱.

建国后张闻天虽然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但他对国内经济建设也一直十分关心.
他身居国外时,总是不断地向国内索取经济建设的信息资料,了解国内经济建设情况,同时又把研究并向国内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和经验一直摆在使馆工作的首位.
任职外交部时,他也时常到地方调研,对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问题和缺点不少"非常忧虑.
为了使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

发言中,他首先用丰富、确凿的材料论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后果,并对纠正缺点的状况做出了恰当的估计.
发言对于比例失调、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细致详实的分析,实事求是地估计了这些错误已经和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据后来批判时有人统计,张闻天的发言全文约8000多字,而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实际上,指明那些缺点,并不是张闻天的独到识见,而张闻天高人一筹之处就在于,针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对缺点的严重程度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他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上述缺点逐条进行犀利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促人警觉,发人深省.

接着,张闻天深入分析了产生缺点的主观原因,并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
时人多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缺点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经验",将原因推向客观.
张闻天则指出:"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
那么,从主观方面来看,原因何在呢首先,张闻天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问题出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其次,张闻天抓住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指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或含混不清.
他有针对性地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指出光政治挂帅指导经济是不行的,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
另外,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当时在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就所有制、分配制等内容作了论述.
总之,在张闻天看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工作应该是科学:既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又具有科学根据,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实行科学的管理.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对"个人崇拜"、"民主问题"这一关系执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在张闻天看来,这是造成"大跃进"以来种种问题而又长期不能得到纠正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群众而在领导,不在党内的高级干部而在上面的决策.
张闻天坦诚地讲出了下面这样一篇铿锵的逆耳忠言:"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
这是对的.
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
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张闻天这番出自肺腑的话,实际上提出了判别是否具有民主作风的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听所谓"反面意见",这表达出了张闻天对党内业已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忧虑.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张闻天的这种忧虑不是杞人忧天,这也恰巧反映出他对党群关系的正确认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的科学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概括,是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
张闻天在发言中表达的深刻思想与理论价值,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指导和警戒的意义.

张闻天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关党内民主的颠扑不破的理论,同时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为实现党内民主而奋斗的榜样.
但是,就是这一篇实事求是的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张闻天从此被撤职罢官,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又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逆境中含冤受屈,煎熬了整整17年.
虽然遭受磨难,但他丹心依旧,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下了一批珍贵的读书笔记和文稿,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一)关于发展道路问题.
50年代中期,毛泽东鉴于苏联建设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但他后来在领导探索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企图通过政治挂帅、群众运动,进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结果走了大弯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设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同时又摒弃了毛泽东上述错误,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若以此来考察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是拥护的,而他对1958年错误的看法用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建设中同样起作用.
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
"再从庐山会议后他写的笔记来看,则是进一步明显地表现出他反对用政治挂帅代替经济规律,反对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反对夸大阶级斗争,强调发展生产力.
而这些正是和邓小平根本思想一致的.
他那时虽然没能在思想上完全突破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他已经明确认为我们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所犯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并提出要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利用市场机制恢复和发展经济.
而这些思想也是接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一段改革思路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这个问题从5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曾经先后发生两个误区:一是"超越阶段",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二是将社会主义时期看成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前者成为导致1958年错误的一个理论根源,后者则成为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理论根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纠正了以上错误,并得出了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国情.
从前后我党这个认识的变化来考察张闻天当年的思想,可以看出他1958年就觉察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宣传错误.
1961年9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点》长篇笔记中,针对当时"超阶段"错误,正本清源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强调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他特别指出:在我国还处于"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从建设开始到建成到过渡,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很短".
笔记虽然没有得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但却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的论断.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这时就已批评了上述"大过渡"的错误,指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观点基本上一致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目的问题.
党的八大曾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作过基本上正确的判断,然而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正确认识就逐渐出现了偏差,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认定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纠正了这个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结合上述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转变来看张闻天60年代的认识,他虽然没能达到如今人们的认识水平,但难得的是在当时那种"左"倾错误思潮处于压倒地位的情况下,能对这些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作出与我党如今认识基本一致的回答.
早在1961年8月,他就在笔记中尖锐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说法,指明"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的说法"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并且后来一再地批评这种扩大化的错误.
他坚持认为,主要矛盾应是"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
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
因此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
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张闻天的这些论述,突出反映了他当时与"左"的错误思想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可以说是我党在关于社会主义矛盾、任务和目的等重大理论问题陷入误区时见之于文字的最早的拨乱反正.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回顾过去,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都是把发展生产的着眼点放在创造较高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上,力图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关系来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建设之路.
然而结果不但没有触动计划经济模式,反而把整个经济搞得异常僵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逐步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张闻天在他那个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但难得的是他在当时已经批评了若干属于构成僵化的经济体制思想基础的极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体现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思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脱离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错误理论倾向,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期研究和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的理论创见.
张闻天的上述理论是对长时期流行的把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只是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片面性公式的一个纠正,为打破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教条,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各项经济改革,并在生产关系方面继承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张闻天晚年在逆境中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国情结合思考的过程,他的基本思想恰恰是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完全接轨、完全相通的,为这个理论从客观上提供了一份科学论证,可以称得上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一个空白.
毋庸讳言,他的一些认识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这样或那样的痕迹和局限,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应有历史地位的评价.
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是一座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丰碑,不愧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思想先驱.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他虽然不是创党一代的英杰,但是在一个从内战转向抗战伟大战略转变时期负过总责、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历史人物.
他是遵义会议扭转危局的关键人物,他是瓦窑堡会议以及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保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主持者,他是建国初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
可以说,张闻天在党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头脑冷静,判断准确,决策科学,为党渡过难关、从挫折走向胜利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考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都和他的领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曾高度概括了他的伟大贡献:"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的变更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许多方面都不成熟,尤其是党中央的领导不成熟.
因此,在纷繁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中央主要领导曾发生过多次的变更.
从1921年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分别称为"委员长"或"总书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都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
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和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都和他的领导紧密联系着.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领导,由于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够和思想认识的偏差,他忽略了自主领导革命的基础建设,不重视革命武装的组建和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
在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多次退让;认为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拉住他而一味对其妥协迁就.
结果犯了右倾错误,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汪精卫叛变前夕,中共中央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瞿秋白被推举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瞿秋白擅长理论、宣传工作,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他勇敢地承担起了领导全党实行革命转变的重任,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研究不够.
他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的理论,在同年11月主持制定了发动工农开展斗争、促成城乡革命高潮的策略,要求引导城乡组织武装起义,造成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局面.
结果,农村的武装起义绝大多数没有成功;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斗争,尚未发展为起义即被镇压下去.
1928年4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罗明纳兹理论的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纠正了这次"左"倾盲动错误.
六大召开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

1928年的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制定了在城市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农村扩大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总路线.
六大的功绩是主要的,但是,在政治路线上未能解决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在组织上由于单纯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使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会主席.
然而,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无法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六大后党中央的领导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向忠发是主席,但发挥的作用却有限,中央主要决策和日常工作由别的人担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

六大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实际担负起了领导全党的职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秘书长,后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
他采取各种措施贯彻党的六大路线.
在六大路线的指导下,经过全党的努力,革命在全国范围得到复兴.

1930年3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这时,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已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继1929年的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后,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军阀大战.
李立三根据这种形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的指示,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
他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强令实行.
结果,党在白区的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丧失,红军也受到很大损失.
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李立三遂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随后,中国共产党内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
李立三在制定全国暴动计划之后,还提出一个"好大的计划":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起义,把英、日卷入斗争,最后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他建议共产国际"立即采取进攻路线,命令苏联红军向东北地区进攻",当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决其起义计划后,他仍强硬地说:"我们将不顾共产国际的电报而执行党的方针.
"共产国际对此非常恼火,将李立三的错误定为"最有害的冒险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纠正"立三路线"的瞿秋白、周恩来提出严厉的指责.
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旨,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导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并由此开始了其"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
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策,这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比李立三更"左"、形态更完备的冒险主义.
它以教条主义为特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生搬硬套,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一系列错误的主张: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方面,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比重,提出既要反帝反封建,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革命形势方面,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提出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革命道路上,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和红军占领中心城市;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赞成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使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全部被破坏,临时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同时对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产生了严重影响.
临时中央又随即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其错误路线,结果,从当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虽经中央根据地军民一年英勇作战,但不仅没有打破"围剿",反而在根据地难以立足,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
长征途中,"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严重的挫折,宣告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的破产,也向全党提出了挽救党和红军的严峻任务.
此时,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使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起死回生.
二、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担负起了领导全党摆脱危机的重任.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在组织上撤销了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不久,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毛泽东由此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
虽然他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
另一方面,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
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当时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形成.
这是中国革命摆脱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因此而彪炳史册.

毛泽东为什么会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呢除了前述"左"倾错误领导难以为继、需要更换领导挽救危机之外,还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显示出超群的远见卓识和独创性地开展工作、引导革命胜利发展的才能.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工作中,成绩显著,曾任党的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是党在农民运动方面出色的领导人,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问题以及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同盟军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汪精卫急剧右转、大革命濒临失败的时刻,他响亮地提出"武装保卫革命"的主张,建议中央预作准备,号召工农群众拿起武器"上山"、"上船"进行武装斗争.
历史证明,这是当时避免革命遭到惨败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见解,超出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显示了深邃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土地革命的斗争实践,进一步表明毛泽东是卓冠全党的成熟的革命领袖.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当起义遭受挫折后,他果断地放弃了预定进攻长沙的计划,改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这是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未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解决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给各地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榜样.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循着这条道路走向胜利的.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红军由弱变强,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游击战、运动战等一整套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1930年至1931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第一次,红军以4万人抗击10万敌军,5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1.
5万人;第二次,以3万多人和20万敌人作战,半月内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第三次,仍以3万余人抗击30万敌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在敌重兵间穿梭绕行,连战皆捷,歼敌3万多人(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遵循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以5万余人对付敌50万人,歼灭了由进口德国武器装备的3个精锐师).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跨湘赣闽粤四省,鼎盛时期拥有24座县城、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3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斗争过程中曾有过多次的干扰,如:井冈山时期,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曾多次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军比较富庶且敌人力量较强的湘南;1929年2月中央曾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要求红四军分散活动、朱德毛泽东离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曾严令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第二次反"围剿"时,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曾主张红军主力分散到苏区外打游击,甚至必要时放弃中央苏区,等等.
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敌我形势和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排除干扰(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坚持从实际、从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领导军民奋斗不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正是由于他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创造的辉煌业绩,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有崇高的威望,共产国际也对他十分重视并有很多赞扬.
因此,他在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虽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排斥和打击,但仍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领袖胆识和才能,在临时中央将革命带到失败边缘的危急时刻,由他来参与核心领导,既是形势的需要,又是全党的希望,是众望所归.
第二,毛泽东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力挽危机的努力,促成了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纠正.
毛泽东曾受到"左"右倾错误领导的多次打击,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甚.
1931年1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派赴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将他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理论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把根据地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把他"傍着原有根据地发展"的方针说成是"右倾保守";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决定"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对"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尽管如此,"左"倾中央仍认为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领导职务多次变动: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及其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项英任中央局代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随之撤销,仅为中央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兼总政治部主任).
5月,为便于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又组成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以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但一个月后的赣南会议,在批判毛泽东后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建制,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又被解除.
1932年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又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拟议周恩来任总政委,周恩来一再提议"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于8月间复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在作战方向和方针上,毛泽东和中央局领导人发生分歧.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又一次对毛泽东进行了更激烈的批评,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把他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说他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议提议调毛泽东回后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也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
这样,会议就通过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随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由周恩来代理.
半个月后,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至此,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维)、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博古语),"进一步推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李维汉语).
到1934年2月,毛泽东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具体领导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排斥.

尽管屡受打击,处境十分艰难,但毛泽东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
他一方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仅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就曾3次向中央提出过重要的建议:第一次是反"围剿"之初,敌占黎川后,他建议暂时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然后集中红军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第二次是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提议红军打到苏浙皖赣敌人后方去;第三次是长征进入湘南后,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没有靠拢之时,组织力量寻机歼敌一部,变被动为主动.
但均遭拒绝.

长征开始后,针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将把党和红军带入绝境的严重情况,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承担起了纠正错误领导、挽救革命的重任.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摸清了红军的意图,调集16个师在通往湘西的要道上构筑了4道碉堡封锁线,形成口袋阵形,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
而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突进.
这是使红军摆脱困境的正确途径,虽然李德、博古等反对,但得到周恩来等与会多数人的赞同.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
这就是著名的"黎平转兵",它使红军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以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所取得的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做"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转变认识,并起而纠正错误的领导.
毛泽东极力接近张闻天,"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想法".
毛泽东和王稼祥商谈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畅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这些工作,对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纠正并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产生了积极而直接的作用.

第三,党的领导人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的态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宣告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的破产,也引起一些中央主要领导人深深的思考,并积极改变这种错误的领导.
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均是中央重要领导人.
在事实面前,他们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张闻天曾和博古公开冲突,"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因而遭到博古的排挤,"心里很不满意".
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问题上,多次和李德发生争执,批评李德的指挥,愤慨地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失败经过毛泽东的帮助,他俩进一步转变了认识.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失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王稼祥则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对当时形势的忧虑和对李德、博古等人领导的不信任,并向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他赞成毛泽东出来统帅军队,获得他们几位的赞同.

周恩来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又是长征初期"负责战略转移事宜"的"三人团"成员(其余二人是博古和李德).
他对李德的一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对博古的一些决定,也表示不满意,而对毛泽东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持肯定态度的.
长征途中,毛泽东向中央的许多建议,又首先是同他谈的,这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思想认识的转变,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
毛泽东后来曾评论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他又说:"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博古并未完全认识到错误,在主报告中以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自己辩护.
但是,周恩来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检讨了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谈后所写的提纲,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随后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长篇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了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周、张、王的报告和发言,与毛泽东的发言是有力的配合,形成会议议题的主流.
结果,除"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外,"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几次挑战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在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过程中,曾遇到过三次大的挑战.
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
当时,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向中央红军围追堵截过来.
为寻隙摆脱敌人,跳出重围,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在敌人重兵间进行穿梭.
蒋介石被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搞得手忙脚乱,一会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将重兵调集到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一会又判断红军要东出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其军队到川滇边,进入贵州.
敌军频频往返,疲于奔命,而红军则乘机佯攻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使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但是,由于连续行军和作战,部队十分疲劳,有些人因此产生了埋怨情绪.
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并打电话与红三军团联系,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为彭德怀所拒绝).
由此引起一些同志的忧虑.

为此,中共中央在渡过金沙江后,于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周恩来、朱德等也对林彪提出批评,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
林彪牵头挑起的这一风波遂告平息.

第二次对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是张国焘.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制定了两军会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但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想偏居一隅、逃避革命,因此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
他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多月长途行军和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只看到一方面军剩下二三万人,衣衫褴褛,装备不足,而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枪多势大,于是政治野心和军阀思想勃然膨胀,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
他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而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要求大量增加四方面军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额,企图以占多数而控制中央政治局;他鼓动部下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
这是又一次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的挑战.
因为虽然毛泽东当时在职务上并不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作用,张国焘是很清楚的.
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就曾对彭德怀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
"彭德怀说:"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
"对此,张国焘是公开承认的,1937年在延安他明确说:毛儿盖会议上,"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
因此,可以说,张国焘的权力觊觎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

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用意,虽然为团结四方面军干部做了一些组织人事的安排,并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当张国焘要求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时,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
张国焘又以培养工农干部的借口,要求增加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回答他: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闻天为团结北上,曾与毛泽东商议要让出中央负总责的职务,毛泽东劝阻了他.

8月初,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周恩来病倒了,患的是阿米巴肝脓肿,病势很重,难以正常工作.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从此,毛泽东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党的军事工作的重任.

张国焘在自己的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悍然在四川省理潘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获悉后,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与他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经过中央的多次斗争和争取,经过从共产国际回国的林育英的大量工作,同时由于南下遭受严重失败,加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普遍反对,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取消其另立的"中央".
在与红二方面军北上抵达甘南后,张国焘迫于情势于9月27日致电陕北,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
党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艰苦卓绝的长征,考验了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长征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组建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此后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和洛川会议上,两次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均为主席,成为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适时调整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蒋介石国民党由抗日反蒋逐渐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了领导抗战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在抗日作战上实行敌后游击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国民党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民生问题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并争取国内的政治民主.
在这些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但这时,又一次出现了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挑战.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
这时,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他一回国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且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强调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不要批评国民党是片面抗战,而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等等.
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有许多人受到蒙蔽.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在组织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他前往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不经中央同意甚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并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甚至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不准武汉的《新华日报》刊登.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退让迁就的言行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任弼时的详细汇报后,确认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
"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他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转达:"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8月,王稼祥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在职务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中央负总责的职务,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同意.
此后,张闻天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毛泽东都没有接受.
所以,正如张闻天所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一直到1940年5月,张闻天才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全部交了出去.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
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职务.

对这个决定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有人有误解,甚至有论者因此而认为毛泽东从此有了决定党的一切的大权.
实际不是这样的.
因为:一是《决定》所规定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中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即这个"最后决定权"并没有决定党的一切的权力.
二是这个"最后决定权"是中央调整和精简中央机构后成立的书记处主席所拥有的,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后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新的中央书记处.
随着新的中央书记处的成立,这个原来书记处主席的职权即应随之消失.
并且在七大召开前的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后,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应该说这个"最后决定权"也因此停止了.
可以说,这个"最后决定权"的有效时间是一年零两个多月,且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使用过.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进一步为全党所了解,毛泽东的威望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也完成了.

高饶事件始末1953年,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是建国之后党内第一场重大的斗争.
这场斗争,党中央从发现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直至粉碎他们的阴谋,大约两年的时间.
历史地看,党中央及时领导全党团结一致地进行这场斗争是必要的,斗争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处理的方法也基本正确,比较稳妥,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认真学习和研究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和政策,维护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高饶反党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和主观因素我们党为什么在1953年会出现高饶反党事件呢对这个问题,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认真研究我们党由非全国执政的地位变成为全国执政地位的历史变化,认真研究党在1953年以后面临的基本任务和在这个重要转折时刻的历史环境,认真研究高岗、饶漱石的全部历史及其思想演变过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这样才能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问题,得出正确认识.

(一)高饶反党事件是在为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建设,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年代非执政的党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
列宁说过:"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过去这些战斗的日子里,党遭到了极其巨大的困难.
我们的党又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
"这说明了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是公开的党,是掌权的党,是和平时期胜利的党.
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除了面临新的革命任务所经受的新的考验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党遇到了与革命战争年代所不相同的特殊的严峻考验,这就是要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警惕和防止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警惕和防止党的分裂和蜕变.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是不断向全党敲警钟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建国初期,特别是1953年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我们党是处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国际帝国主义仍然以各种方式对我国进行破坏和捣乱;国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刚刚被打倒,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要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必然对我们党发生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到,当时党内状况也是比较复杂的.
虽然建国后开展了整党整风等一系列的工作,大多数党员是经受了考验.
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封建专制统治年深日久,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生产力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党员,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仍然普遍存在,这对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在党已经掌权的条件下,在和平胜利的环境中,党内那些意志薄弱者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
所以,在建国初期,出现高饶这样的野心家反党的阴谋活动,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

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建设.
当时党中央考虑过国家体制的问题,在小范围内议论、酝酿过是否实行部长会议制度,是否增添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毛泽东曾提出过要分一线二线的意见,党中央还考虑筹备和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中央还认为,我们的国家应当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便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各方面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此,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我国的第一部人民宪法的工作.
3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根据这些文件法令,全国进行了选民普查和规模巨大的普选活动,积极地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人民代表大会.

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和措施表明,党的领导核心和国家体制、各级机构都要做一次重大的调整,人事安排也要作出相应的变动.
这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须要考虑的,并且是必须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当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各级机构、人事安排需要调整的时候,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种考验.
真正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胸中只有装着亿万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一切交给了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然而,对于那些指望飞黄腾达、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当这种"权力分配"的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向党伸手,不惜一切追求权位,不择手段,谋取私利.
高岗、饶漱石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跳出来的,这是高饶事件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

(二)高饶反党事件是在我党成了全国执政大党的条件下,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饶漱石走上反党的道路,有其主观原因.
他们在政治上的蜕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高岗、饶漱石都是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在几十年的活动中,曾经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是,他们不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注意改造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宗派主义也比较突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大党,高岗、饶漱石也担负着党政的重要领导职务.
他们权欲熏心,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不接受组织和群众的批评监督,由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终于走上反党的道路.

高岗是陕西省横山县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1935年起,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要职.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年10月,他被派往东北工作,先后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等职,到1949年8月高岗还担任了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集东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大权的高岗,把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权力当做政治资本,把东北地区党组织和人民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作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把东北看做个人的势力范围,鼓吹"东北特殊"、"东北一贯先进"、"东北一贯正确".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权力的扩展,其个人野心和权欲越加膨胀.
1952年7、8月间,中央决定调高岗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迟迟不到任,他认为这是"调虎离山",明升实降,怕失掉东北的地盘,怕削弱自己的权力.
起初,他看不起国家计委的工作,曾到处打听国家计委有多大的权,后来有人告诉他,国家计委同政务院是平行机构,专管中央各个工业部门,权力不小.
而当他打算到国家计委任职时,还明目张胆地向中央讨价还价,要求中央同意保留他在东北党政军的职务,直到中央决定保留他继续担任东北局书记一职他才表示愿到国家计委工作,但又一直不愿把东北日常工作的实权交给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林枫.
此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才有所改变.
到1952年年底高岗才到国家计委上任.
由此可见,高岗的个人主义私欲是十分严重的.

到国家计委工作后,高岗采取卑鄙恶劣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
他经常散布谣言,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吹嘘自己,并把刘少奇、周恩来看成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主要障碍.
因此,一方面他制造谣言,诬蔑中央某领导同志有"宗派",某某某同某某某有个圈子,某某某同某某某有个摊子等;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的报告、讲话整理成册,抓住某些个别言论和工作中某些缺点错误(而这些缺点错误已经作了检查和改正),揪住不放,无限上纲.
如1947年土改整党中的某些缺点错误,1949年天津讲话某些不妥的提法等,都成为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
他自恃毛主席对他的信任,经常自我吹嘘,打击别人,欺骗同志,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蓄意培植个人势力,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说要提某某为候补中委,提某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提某某为部长等,拉拢一帮人,打击一批人,企图制造党内派别,破坏党内团结.

在中苏关系上,高岗也是搬弄是非.
如在东北工作时,他就未向中央请示,曾与苏联驻东北总领事等人,乱说我党内情况,借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影响极坏.
此外,高岗的私生活极端腐化糜烂,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道德,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他在道德上的堕落是他在政治上蜕变的一种表现.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县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内战时期,在江西、东北、上海等地从事党和工人运动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等职;1942年以后,兼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
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

尽管饶漱石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然而他的个人主义十分严重,表面上装得很有原则性,道貌岸然,实际上,几十年来的言行,充分表现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饶漱石早在1943年至1953年10年间,就多次进行夺取个人权力的活动.
1943年秋,饶漱石为夺取新四军的领导权,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对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的蛮横无理的斗争.
他独断专横,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时,给陈毅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什么"反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度"、"要赶走饶漱石"等罪名,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排挤打击陈毅.
饶漱石还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发电,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所谓事实,欺骗中央.
同时,还捏造所谓自己曾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未能奏效,要求中央派干部来取代陈.
为了达到赶走陈毅的目的,饶漱石采取瞒上欺下的手段.
1944年,陈毅奉中央调令抵达延安.
他勇于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检查了在华中局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并把检查电告华中局.
毛泽东还亲自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
同时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并指示华中局应结束争论,加强党内的团结.
饶漱石违背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捏造事实,挑拨离间,诬陷陈毅,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解放初,饶漱石采取卑劣手段,骗取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1949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各大军区军政委员会主席.
除了华东区以外,各大区均按中央决定执行.
华东区因饶漱石不在京,未作最后决定.
按中央上述规定,应由陈毅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不爱权位,托辞相让,表现了共产党人纯洁的党性.
而饶漱石却恬不知耻地采取瞒上欺下的手段,攫取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他为了维护个人权位,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对党中央持怀疑态度,疑神疑鬼,借故无理取闹.
他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夸大上海情况特殊,强调"稳步不进",在上海解放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作出较有成效的改革,使上海工业改造比其他城市推迟了一两年,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也不敢反击.
在土改中,他不敢提出反霸口号,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主张用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错误提出"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部"的错误做法,违抗中央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从上述情况来看,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二、高、饶阴谋分裂党、篡党夺权的主要事实高岗、饶漱石在1952年、1953年间先后调到中央工作,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他们还在地方工作时,其个人野心还比较隐蔽,但当被调到中央工作后,个人权欲恶性膨胀,加紧其反党阴谋活动.
他们不谋而合,相互利用,个人野心和权欲把他们结合起来.
本来,饶漱石因长期的工作关系,同刘少奇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他眼看高岗的地位不断高升,从政客的观点出发,错误地判断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误认为党中央的接班人已由刘少奇转为高岗,再跟随刘少奇就"吃不开",于是看风转舵,向高岗靠拢;他还误认为高岗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即将得逞,就赶紧铤而走险,积极配合.
而高岗亦需要利用饶漱石控制组织工作大权,借助他来扩充势力,所以,从1953年起,他们就加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在1953年夏秋之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前后,这种阴谋活动集中地反映出来.

(一)高、饶在财经工作会议期间的活动1953年6月至8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纠正一些干部存在的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思想,批评财经工作主要是近半年来税收政策等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
会议参加人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分局的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财委主任等约100多人.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问题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并都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收益甚多.
会议还揭发批评了财经工作(税收、商业、财政、银行)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关于税收政策方面的缺点错误,如1952年12月提出修正税制,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
这种税制取消了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便利和优待,而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更多的便利,这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税收政策方面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规定的.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担任中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有一定责任.
在党内生活中经常检查工作,纠正错误缺点,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是正常的、必要的.
可是居心叵测的高岗、饶漱石利用批评和纠正财经工作某些错误的机会,煽风点火,大搞分裂阴谋活动,以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会上,高岗的发言以批判薄一波为名,采取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刘少奇.
他断章取义地抓住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攻击、煽动,揪住不放,硬说财经工作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妄图把薄一波一棍子打死,并旁敲侧击地把这个错误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
高岗在发言中,还散播了荒谬的"军党论"、"两党论"观点,硬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公然说中国共产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并自吹他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
在高岗的心目中,长期坚持在白区斗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中国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
他曾说:他们(指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党员)有什么功劳但他们在中央有权有势.
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根本没有资格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要"彻底改组",只有他才有资格掌权.
可见,高岗鼓吹"两党论"、"军党论"是为他进行分裂党,阴谋篡权做重要的舆论准备,并妄图欺骗一些军内党员干部对他的支持.
高岗的发言,使会议一时气氛异常紧张,曾经蒙骗和煽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引起了一些不正常的发言,起了极坏的作用.

会议期间,高岗的家门"车如流水马如龙",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甚多.
这么多人到高岗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些是礼节性的拜访,有不少人是想打听苏联贝利亚的问题.
因为在财经会议期间(1953年7月),党中央曾派高岗到莫斯科参加有关会议,听取有关贝利亚事件的报告.
高岗回国后,借向别人讲述贝利亚问题之机,抬高自己,大捞政治资本.
当然,有些人去是抬轿子、吹喇叭的,高岗也利用请客、吃饭、举行舞会等手段笼络一些人.
他认为信得过的人,来到他家时,先让其看看整理成册的刘少奇讲话、报告集,然后在其面前散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流言飞语.
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高岗是党和国家理所当然的主要领导人.
也有些人的确误认为高岗是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一时间,党内空气很不正常,有同志形象地比喻:"高岗的水银柱上升了,刘少奇的水银柱下降了.
"高岗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搞掉周恩来国务院总理这个职务不在话下,于是就把主攻目标集中在刘少奇身上.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还不完全了解高岗、饶漱石阴谋及其目的,但已觉察并注意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在会议期间,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了他们所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和倾向,从而使财经工作会议收到预期的效果.
针对他们夸大财经工作的某些错误为路线错误,周恩来在1953年8月11日的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明确中肯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是严重的,"但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首先肯定了"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他还非常幽默地向大家作了一个比喻,说:两点才能连成一直线,薄一波同志的错误就是一点,就是"新税制"的问题,主张"公私交税一律平等"这句话是错误的.
一点就连不成一条线,这个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巩固集体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这次会议对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教育是很深刻的.

(二)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进行分裂阴谋活动高岗以为在财经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得逞,遂对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他野心勃勃,利用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好的机会,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进行非组织活动,拉拢别人,封官许愿.
南下期间,高岗除了继续宣扬他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反党言论外,继续捏造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刘少奇、周恩来,更为恶劣的有两点:一是高岗把安子文(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草拟的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散布到南方各省,别有用心地造谣说,"有*无*",挑拨离间,无事生非,并把这个"名单硬说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授意搞的";二是鼓吹他"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企图阴谋推翻党中央的领导,实现取而代之.
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曾尖锐地指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
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
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
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
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三)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进行分裂活动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未经中央的同意,也未作过任何汇报,即捏造借口,在中央组织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蛮横无理的斗争,企图以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办法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以此同高岗的分裂阴谋活动相配合.
他一方面故意将安子文草拟过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受到处分一事传播出去;一方面有意攻击安子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并以此含沙射影地捏造刘少奇对财经工作会议的态度有问题.
当中央发现饶漱石这种错误做法,予以制止时,他亦毫不悔悟,并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一蛮横无理的行为,使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1953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用总路线的精神检查和总结过去几年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统一调配干部,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审查,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继续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等.
饶漱石利用他的职权,极力转移会议的中心.
他对近年来中组部的工作成绩轻描淡写,对缺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他利用整党问题,制造纠纷,把安子文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向组工会议人员散播,千方百计要把安子文搞垮,以达到整垮刘少奇的目的;他还竭力散播安子文的种种坏话,声言要改组中组部的领导核心,并预谋要点出刘少奇是安的"后台",实行公开"摊牌".

中央为了制止饶漱石等人的分裂活动,立即停止了大会,并专门召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开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加了领导小组会议,并出席组工会议闭幕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们充分肯定了组织部几年来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到会代表认真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中央这个指示.
由于已经观察到种种不正常的迹象,中央采取了这些措施,有力地打破了他们利用会议反对和制造分裂中央的阴谋.

(四)1953年底高饶反党篡权的野心达到了顶点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他们反党篡权的阴谋即将得逞,因而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高岗从南方回到北京后,更猖狂地展开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52年12月,当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时,高岗就出面反对说:毛主席休假时谁主持工作应轮流坐庄.
他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人选,即是说要由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以上事实说明:野心家高岗、饶漱石的目的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为此,他们认定刘少奇、周恩来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
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了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不在中央时,政治局一贯都是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工作职务.
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担负着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重任.
高岗认为不把刘少奇、周恩来打下去,他就无法取而代之,为此便挖空心思,从造谣诽谤、挑拨离间开始,到编造散播"两党论"、"军党论"的谬论,发展到秘密串联,私拟所谓"改组"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阴谋计划,要当党中央副主席、总书记,要当政务院总理,直至公然提出党中央主席位置要"轮流坐庄",向党伸手要权要官,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无遗.

以上事实还说明: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切野心家,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执政党内要搞分裂,要争权夺利,就更加依赖玩弄两面派的手法.
高岗、饶漱石也不例外.
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吹牛撒谎,瞒上欺下.
这里,就高岗、饶漱石如何利用安子文草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来剖析他们的卑劣手法.
1953年春,党中央曾经准备召开八大,毛泽东提出过要加强政治局和书记处,请一些同志考虑.
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酝酿、讨论,作为党的正常的民主生活是需要的,也是允许的.
当时,作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曾经考虑了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这就是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所说的"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
当时,安拟好名单后,曾给高岗看过,同他商量了一下.
然后,安马上就把名单烧掉了.
同时,安关于名单一事,曾向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谈了一下,但饶十分伪善,装得很谨慎.
安子文后来因此事受到了党内警告的处分.

当时,高岗、饶漱石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作为攻击刘少奇的重要炮弹.
饶漱石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抓住这个问题向中央质问;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也到处散播谣言,硬说安子文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刘少奇授意的.
事实上,安子文草拟名单的前前后后都没有向刘少奇请示报告或讨论过,可以说同刘少奇没有丝毫的关系.
高岗硬说刘授意搞的,纯属诬陷.
高、饶还曾在南下时、组工会议上一再散播此事,其居心险恶,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以为可以整倒安子文,便可在中组部安插他们信得过的人,控制中组部;另一方面诬陷刘少奇,并捏造名单中"有*无*",硬说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这么提的,恶意挑起党内不和,达到分裂中央核心领导的目的.

从事实来看,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在进行反党活动时,始终没有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换句话来说,他们并没有公开提出过自己的一条路线,也没有公开拿出一套政纲,如他们没有公开提出过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因此,过去曾经把反对高饶反党事件的斗争作为一次路线斗争,这是不大确切的,也是可以研究的.
过去还曾经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高饶形成了一个司令部.
这种说法,据我在80年代初调查访问高饶事件的了解,深感缺乏可靠充分的事实作证.
对此,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0年4月,邓小平谈过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过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
从高饶的全部反党阴谋活动分析,我们党同高饶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三、党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概况党中央、毛泽东从1953年秋冬陆续听到了许多同志揭发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汇报,深感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了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为了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党中央下决心团结全党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

毛泽东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
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
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
所以,以后他们完全转入秘密了.
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
"我们党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揭发批判高饶的反党罪行1953年12月24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问题.
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这些人是"刮阳风,烧阳火"的;高岗是"刮阴风,烧阴火"的.
"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火,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提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审议讨论.
这说明党中央是下定决心,坚决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
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一、关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情况;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三、号召全党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朱德、周恩来等44位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全会经过详细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个决议首先强调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
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
"决议还分析了导致破坏党的团结的国内外、党内外的因素: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不甘于自己的失败,总要千方百计破坏中国革命事业.
其次,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着我们,我们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无时无刻地侵蚀我们的队伍,涣散党的团结.
再次,我们是一个大党,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有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居功自傲,夸大个人作用,不接受批评监督,甚至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更甚者,把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这种危险的情绪也是党内团结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央强调,有极大的必要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自觉遵守下列各项规定: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
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反对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
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不容许党内的非法活动.
对凡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对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决议还明确指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决议还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严厉指出:"对于有意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坚决进行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这个决议阐明了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决议号召全党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以身作则,维护党的团结,同心同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以便团结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决议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它给全党以极其深刻的教育;它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阴谋活动以粉碎性的打击,集中反映了全党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团结的坚强意见.
这个决议对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至今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54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
通过这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核实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周恩来主持了高岗问题的座谈会,有43人发言,揭发高岗反党的罪行.
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深刻地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各种事实及其阴谋手段,分析了高岗政治上堕落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教育全党应从高岗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并根据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揭发了饶漱石配合高岗进行篡党夺权的事实和他伪君子的特点以及在历史上的问题,并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

这两个座谈会,不仅是比较系统地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并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同时,也是对高岗、饶漱石本人再一次的教育挽救.
本来,在七届四中全会前,中央已把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交给高岗,这是对他的教育,也是敲警钟.
高岗很紧张,他心里明白,知道这个决议是针对他的.
但是,他并不以此为鉴,对自己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讨和交代,而是情绪反常,心不在焉,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做了一次很不像样的检讨,甚至写信给林彪"求援".
2月24日,在座谈会上他又再次重复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的调子,极力掩护他进行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此前,他曾以自杀行为对抗党的挽救.
尽管中央一再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他的觉悟,但高岗却更加仇恨党,终于在1954年8月自杀身亡.
饶漱石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有各大区、中央各部的同志66人参加的会议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他避重就轻,实行抵赖,没有真正悔改之意.
1954年3月,饶漱石又做了一次书面检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仍避而不谈,企图蒙混过关.

(二)组织全党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在东北、华东地区举行一系列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反党阴谋活动1954年2月12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干部和党员中传达和组织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
中央政治局把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党的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党员、青年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学习了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听取了有关高饶问题的传达以后,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大大提高了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重要性的认识.

1954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召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罗瑞卿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传达报告,罗瑞卿作了讲话.
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肃清他在东北地区的流毒.
会议作出了关于拥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同月,召开了华东局扩大会议.
5月,召集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
6月,召集了上海市党代表会议.
8月,召集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
这些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

(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已经彻底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阴谋活动的基础上,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的各级组织选出的代表257人.
这次会议有三项重要内容: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致开幕词,陈云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陈云在报告中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个主要原则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
邓小平在报告中阐述了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揭发了他们的主要错误,以及粉碎他们反党阴谋的经过和全党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会议接着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开幕词,热烈讨论了陈云、邓小平的报告.
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一致同意陈云和邓小平的报告.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重要结论.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根据这一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召开了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
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
""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次会议就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四、从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斗争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后党内一次重大斗争,也是在我党历史上一次比较成功的斗争.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三次党内斗争是成功的,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反对高饶反党事件.
这场斗争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处在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必须要求我们的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克服升官发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现象.
争权、争利、争位是腐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思考,自己对于个人利益问题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高岗、饶漱石走上反党的道路的事实,深刻说明了共产党员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
邓小平曾深刻地指示:"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
他们又努力把自己装成神圣的偶像,制造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高岗、饶漱石的个人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从骄傲自满开始,目中无人,心中无党,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鼓吹和欣赏个人崇拜.
在东北地区,曾刮过一阵对高岗歌功颂德的歪风,不少人作报告、讲话、发言的开场白,几乎毫不例外地要对高岗作一番肉麻的令人作呕的吹嘘.
高岗对此昏昏然、乐滋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利令智昏,权欲熏心,必然向党伸手争权、争利、争位,直至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邓小平曾指出:凡是骄傲自满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都必然否认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否认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必然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而这样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和失败.
在出现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习气的地方,党的原则性就会薄弱起来,以至完全消失.
全党同志,特别是全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这一点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至关要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一点有更深切的理解.

第二,处在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必须从根本上防止和警惕个人野心家的出现.
处在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防止和警惕野心家的出现,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是以阴谋手段分裂党的团结,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的活动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尔虞我诈、口蜜腹剑是他们的惯技.
像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危险的敌人,全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党中央曾要求,必须严格禁止党内一切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
为此,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绝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党中央曾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为了增强党内团结,就要正确发展党内民主,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担负最高领导职务的党员,都应当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
邓小平说过:"没有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
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的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搞分裂、搞阴谋,往往蒙上欺下,对所领导的地区搞家长制的统治,否定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
党内生活不民主,往往成为野心家搞分裂、搞阴谋的有利条件.

党中央还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邓小平说过:"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
"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曾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问题.
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慎重处理这场党内斗争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表现在如实地及时反映高岗、饶漱石进行阴谋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客观事实,而不是无中生有,人为制造.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从1953年夏季开始,步步加紧,最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党中央对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的种种迹象发现是及时的,同时又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通过华北、华东两个座谈会以及山东等地党组织会议,反复调查核实高饶的反党事实,现在看来,这些都能经得住实践的和历史的检验.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表现在实行正确的方针,着眼于教育全党.
把高、饶和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严格地区分开来,就是对高岗、饶漱石一直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落实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和等待挽救.
对高岗进行严肃揭发批判后,仍准备分配他到延安地区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接受教育,改正错误.
但高岗一再以自杀行为对抗党的挽救,饶漱石的检查也避重就轻.
所以,在全国党代表会议时才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作出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
至于对极少数受了高饶的影响,说过些错话,办过些错事的同志是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数量极少的同志给予一定的组织处分,降级、降职.
这些同志都认真接受了教训,严格要求自己,为党为革命继续努力工作.
这次斗争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不着眼于批判几个人、处分几个人,而在于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一系列会议,使全党对这一事件出现的社会历史环境,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央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骄傲自满等,对全党的教育是深刻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表现在处理这场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和方法是比较稳妥的,先从高级干部逐步到全党,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教育.
有些同志说,反对高饶事件之后,党内民主空气、思想活跃也受过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不可避免.
尽管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总的看这场斗争的主导方面是好的,也提供了加强党的建设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可惜的是,多年来我们对这些经验教训没有充分重视、不断运用和发展,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倍觉这些经验之可贵.
在当前,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可以借鉴这场斗争有益的经验来加强党的建设.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斯大林领导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模式.
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失误,包括很多重大决策的形成,都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分不开.
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关系等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关于苏联模式的基本理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开始探索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
他先后提出了两种思路,即"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和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
实践证明,前者不适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于是在"直接过渡"失败后,列宁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构想,基本符合俄国的国情,表明他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实践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新经济政策没有被他的后继者继承.
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复活了"战时共产主义",结果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模式——苏联模式.
这一模式形成后,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它使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大国,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目前,理论界对苏联模式的含义理解不完全一致.
有人把斯大林模式同苏联模式看做一个东西;有人则认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斯大林模式指的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苏联模式除斯大林模式外,还包括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
这后一种观点更符合实际.
当然,我们在讨论中经常提到的传统的苏联模式,主要是特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
还有的学者把斯大林体制等同于斯大林模式,或者是把苏联模式等同于苏联体制,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
有的学者则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社会模式,是一个由多种体制模式集合而成的早期社会主义模式,包括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政治体制模式和思想文化体制模式三大块.
也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体制、政策的统称,它包含了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除指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和执行的体制、采取的政策外,还指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内容.
以上观点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苏联模式至少包括苏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三个基本方面.

所以,归纳起来,所谓苏联模式(主要是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经济、思想及外交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非均衡的经济结构;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恪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的教条,致使国家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之中.
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对前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种种缺陷.

二、建国前党对苏联模式的初步认识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苏联模式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构成了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以说苏联模式影响了中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探讨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关系,有必要了解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期党对苏联模式即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认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认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效仿苏联模式的基础.
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按照"俄国的方式"改造中国,并认为十月革命是未来世界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1918年夏,帝国主义发动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与此同时,俄国又爆发内战.
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新社会,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加强对资本的进攻;实行余粮收集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迫不得已,但它的实施侵犯了农民利益,给俄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初步实践看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并把它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如1918年12月,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曾提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两项内容,即不劳动不得食,把一切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
这可能是中国先进分子对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最早认识.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向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还讲到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种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
这使中国先进分子耳目一新,使他们"对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轮廓".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所谓"走俄国人的路",按照"俄国的方式"改造中国,实际上就是想在中国建立"战时共产主义"模式.
这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所在.
建党后,受"苏维埃"和"联邦"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主张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和"联邦"制.
如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曾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过三次"左"的错误,从内部因素来看,都可以说是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
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制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纲领,苏联工业化开始起步.
1928年10月,又着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33年1月提前完成.
1932年底,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两化"的过程,就是苏联模式逐步确立的过程.
斯大林把这一模式看做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要求各国仿效.
共产国际东方部也指示中国共产党,要把一切土地与水利收归国有,认为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是农村经济进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出发点.
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工人店员和学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对医药费、病假工资、失业保险等进行立法.
由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加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完全肯定,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赞扬了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而且把它当做学习的榜样.
于是,就在根据地建设中照搬苏联经验,实行"土地国有",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主张;在民族问题上承继了建党初期的思想,主张在中国建立"联邦";在党政关系上也受到苏联影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
如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实行土地国有,"才能进一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之下,改造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同时进行真正的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的建设".
再如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要"有系统地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还夸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的意义,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主张.

1936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建立,这标志着苏联模式正式形成.
毛泽东在延安对苏联政治体制发表了看法,并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体同苏联社会主义国体作了比较,提出"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等概念.

总之,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权和社会制度,是后来斯大林建立苏联模式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决定按照这一模式建设新中国,显然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模式的认识密切相关.
可以说,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是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自然延续.

三、在新中国的筹建中学习苏联模式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演说,指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
意识形态的相同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建国的榜样.

(一)"一边倒"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肯定苏联模式的具体表现,也是模仿苏联模式建国的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外部来说,苏联在冲破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后,又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冷战状态;从内部来看,战争的胜利无疑使斯大林和苏联的威望急剧上升,苏联模式所产生的伟大能量也因此而为世人所公认.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斯大林和联共(布)没有及时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反而陶醉于这一体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中,把苏联模式绝对化、普遍化,强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并以此作为划分敌友、明辨是非的标准.
由于思想上墨守成规,实践上就进一步"左"转,不准改革;在国际上更致力于同西方国家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极力推广苏联模式.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曾在欧洲情报局会议上强调,不论东欧各国迄今为止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它们都应该"类似或尽最大可能接近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由于战后上述局面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生机与活力,新中国应该按照苏联模式来建立.
于是,随着1947年夏天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更多地表示出对苏联的赞扬与亲近,毛泽东多次表示对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拥护.
特别是1949年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积中国革命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这就在建国前夕坚决否定了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可能,向世界宣布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即选择苏联模式.

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这一逻辑的顺延,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密切联系,也是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这种政治联系是服务于强化那种已经极为强烈的倾向的,即仿效苏联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
"所以,毛泽东不仅同意成立欧洲情报局,而且表示欢迎日丹诺夫的"阵营理论".
可见,"一边倒"政策的提出,不仅仅是一项外交政策,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肯定,表明将按照这一模式建设新中国.
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情报局的支持、对南斯拉夫的批判,实际上是在维护苏联模式.
同时应看到,中国共产党决定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设新中国,是合乎当时逻辑的一种选择.

(二)同苏共商讨建国方略,刘少奇到莫斯科取经随着"阵营理论"的提出,以及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加快了选择苏联模式的步伐.
其突出表现就是,1947年春夏之后毛泽东多次向斯大林表示要到苏联,想就有关问题与苏联商量、请教.
从毛泽东要商谈的问题来看,既涉及政治体制又涉及经济体制,目的是想"使我们的政治路线与苏联完全一致".
为此,斯大林在多次婉拒毛泽东的访苏要求后,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
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天的会谈,从内容来看有不少涉及对苏联模式的认识.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苏联经验和苏共指导的重要性.
在2月1日、2日、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正在研究苏联所经历的两次(十月革命成功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为的是参考和借鉴其中成功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虽然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
因为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在谈到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时,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是指与东欧相同的模式和道路.
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

为了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为毛泽东访苏做准备,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直接听取斯大林和联共中央的意见.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的7月4日,刘少奇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
其中第二部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中,刘少奇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即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它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即它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参加.
这就是说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同于苏联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报告指出,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它接近于苏维埃制,但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
在谈到中国未来经济管理体制时,报告指出:由于交通不便,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苏联模式的根本特征,是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经济上高度集中,而报告中提出中国在目前不宜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已认识到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还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7月11日晚,斯大林就报告所提有关问题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等有关建国构想的赞同,同时提出了不少建议.
他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
""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他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制定现阶段的宪法,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并同意中共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
还说,中国现在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
如果普选的结果,共产党赢得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等.

访苏期间,刘少奇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信,表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里进行参观,主要了解苏联的以下方面情况:第一,国家组织,包括各级政权机构、政府中的各部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权的基础组织;第二,经济的计划与管理,包括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配合、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国家企业和地方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三,文化教育,包括各级学校的组织与制度、学校课程、文艺工作.
从列出的这些方面来看,涉及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
也就是说,刘少奇想了解苏联模式的完整体系.
在莫斯科期间,他和代表团参观了一些工厂,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着重了解了经济计划工作、经济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所以,这次访问,为建国初期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尤其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建构中国经济体制框架作了铺垫.

(三)建国初向苏联学习的原因及得失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是那时中国人的共识,也是流行全国的一句口号.
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来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全面肯定,实际上是不加分析地照搬.

从中国当时的情况看,号召向苏联学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向有着30多年建设经验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
况且,苏联同中国一样,也曾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
但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全国的资源、资金和人力集中起来,其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一时处于领先地位.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
二战前,苏联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3%;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20.
43倍,国民收入增长12.
67倍.
新中国建立伊始,一穷二白,同苏联当年一样,需要在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条件.
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苏联模式的成功,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同样的国情、同样的任务,苏联作为成功的先例,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
此外,自1949年6月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相继到过苏联,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和农场,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经验的信心.
正如毛泽东访苏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谈访苏观感时所说:我们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看见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坚定信念.

其次,两大阵营的对立迫使中国向苏联学习.
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美苏处于冷战状态.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革命才会"以俄为师".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又因为两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无产阶级领导而决定倒向苏联一边,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要"以俄为师".
同时,在新中国建设的起步阶段,苏联政府派来大批专家,承担重点工程的援建工作,为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一边倒"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得以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而且也使中国自然走上仿效苏联模式的道路.
当然,这个时期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内容多种多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部门都在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或者改组.
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经济管理和教育这两个部门,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企业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上都是苏联那一套.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不仅必要,而且对中国的建设起过积极作用,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况且,当时苏联的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得多.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一段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看法.
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
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
"当然,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批评了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盲目迷信、照抄照搬等教条主义现象.

四、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与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根据苏联的经验,一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
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方面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在"一五"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中学习苏联经验1952年2月,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同时,提出两种所有制形式,指出:"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
"上述观点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也被看做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经典成果.
同年10月,苏共十九大肯定了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就对斯大林建立的一套体制作了充分肯定,从而将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向僵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认识到斯大林这本书和苏共十九大包含了许多"左"的和僵化的东西,因而主张要以斯大林的理论和苏共十九大文件来指导中国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使中国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讲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
他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为了说服党内外对学习苏联有抵触的人,毛泽东举例并号召说:在古代唐朝、近代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有过两次学习外国的高潮.
但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上述讲话成了中国在"一五"期间向苏联学习的动员令,由此也可见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决心之大、范围之广.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建设我们的国家》,其中说:"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向苏联学习.
"这个时期,向苏联学习的具体表现,就是征求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苏联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体制也由此建立起来,并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中国参照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五"计划建设,从而将苏联的计划体制搬到中国来.

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1年,第二年8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同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向苏联政府征求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中国参照苏联经验制定"一五"计划,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尤其是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视.
苏联政府包括斯大林在内所提的建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烙印,而这些又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如李富春在访苏期间,深入了解和认真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工作的方式、组织形式、工作制度,还虚心向人家学习经济知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他对所见、所闻、所学作了梳理,写出读书笔记,加以充分肯定,认为"计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平衡方法","国家整个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在重工业中也有重点",等等.
这些认识,对"一五"计划的修改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照搬苏联经验搞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后来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
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所以,中国"一五"计划的制定与修改,与其说是参考苏联经验,不如说是模仿.
这种模仿的一个重大体现,就是确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资源筹措和分配方面类似于苏联1928年至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做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苏联模式的结果.
薄一波说,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初,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有关部门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做过比较.
经过反复权衡,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两种工业化模式中,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决定以这一模式作为榜样发展中国的重工业.
当时,有人主张多搞轻工业,还有人认为,工商业者专搞轻工业,国家专搞重工业.
毛泽东把专搞轻工业称作"小仁政",把发展重工业称为"大仁政",提出"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该放在建设重工业上".
所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在发展方针上全盘肯定和照搬了苏联经验,而且在投资重点上也做到了类似于苏联的发展计划,把大部分资金投向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
这个期间,中国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是427.
4亿元,其中投向工业部门的为248.
5亿元,占58.
2%,其中又有36.
2%的资金用于重工业,即投向冶金、机械制造、电力、燃料和化工等生产资料的部门;用于轻工业的占6.
4%,用于农业的只占7.
1%.
从"一五"计划中可以看出,农业和轻工业被排在靠后的地位.
这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由苏联曾经实践过的第一部类生产优先增长的原则.

此外,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优先发展规模巨大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发展战略极为相似.
"一五"计划纲要的核心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组成,这些项目的特点是规模大,而且吸收了一半左右的工业总投资.
由此可见,中国和苏联一样,走上了一条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而这又是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

中国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虽然带来了不少弊端,但在当时也有积极的一面.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
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事后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们不能全部肯定,但有些方面还是做到了.

(二)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苏联模式的关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否与苏联有关学术界已做了一些探讨.
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目标都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过渡思路.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更加贴近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模式的结果.

改变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渡构想,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很明确,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说: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他还批评了党内的民粹派思想,认为这些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指出:"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错误.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批评了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这种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然而,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了.
不仅在时间上将原来的15年到20年后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的设想,提前到从1953年起用大约15年时间,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在政策上也由利用、限制、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改为利用、限制、改造,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私人资本主义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像苏联那样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是社会主义.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改变新民主主义过渡构想的原因之一,是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
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结果,苏联和欧洲情报局指责南斯拉夫背叛了社会主义,将其开除出情报局.
不仅如此,斯大林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推行苏联模式,担心中国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走上独立于苏联的道路,而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
1949年3月,美国作家埃得加·斯诺发表《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一文,直言不讳地把毛泽东比作铁托,并断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
"这更加重了斯大林的疑心.
同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内有人亲美反苏,中央人民政府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由此指责中国共产党不依靠工人阶级,却对资产阶级另眼相看.
在苏共看来,中国应该像苏联那样,把苏联模式搬到中国来,消灭资本主义,组成一党政府,尽快建立社会主义.
所以,当时斯大林对中国搞新民主主义不放心.
毛泽东自己也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他曾把铁托看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
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实际上,在两大阵营对立,美苏处于冷战状态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只有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否则,中国就不会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用苏联模式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其做了大量论述,这些论述突出强调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理论提出的,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认识.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全盘采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措施和理论设想",要像苏联那样以重工业为中心.
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苏联农业集体化经验为依据,主要是按它的高速度和目标模式,来指导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农业集体化的步骤要与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
其次,农业合作化应该是高速度.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抢时间、争速度.
从改造小农经济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搞得并不成功,不可能为在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成功的范例.
但建国初期,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社会主义改造经验,另一方面又鉴于苏联模式曾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不可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只能照搬它的一些做法.
第三,把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斯大林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战胜资产阶级,"保证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战胜私人资本".
在解决农村资本主义问题上,苏联最终消灭了富农阶级.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完全对立起来,充分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从而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总之,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就很自然地以苏联过渡理论和实践为蓝本.
对于这段历史,薄一波回忆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唯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那时,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心目中,一提起苏联的经验,是很有些肃然起敬、钦羡不已的味道的.
"加之自己缺乏经验,所以,效仿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共不可避免的选择.
为了确定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长短,当时还"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
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1925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1926年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1933年底取得决定性胜利,一共花了8年时间.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指出,苏联192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被消灭,时间是13年.
为了慎重起见,中国共产党在8年和13年中间选择,于是设想用10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18年时间.
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在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认为"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并举例说:苏联在1920年结束国内战争,从1921年到1937年,共用17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1929年到1934年这6年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我们不仅参照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来确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时间长短,而且还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也得到赞同.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布)十九大.
在此期间,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实现的条件作了分析.
关于中国怎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介绍了中国工业的结构以及未来10年发展状况的预测,指出: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国营企业已占67.
3%,私人企业只占32.
7%;再过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会缩小到20%以下;再过10年,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此外,刘少奇还谈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问题.
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信后,非常重视.
24日,他会见了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成员,表示赞同中共中央关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
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表态,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鼓舞,在过渡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起了促进作用.
五、苏联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在中国确立苏联从1929年开始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几乎消灭了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
到1936年,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完全被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获得胜利,建立起了单一的公有制.
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
中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解释和苏联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一目标模式就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
为此,党的八大宣布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正式结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同时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这个时隔25年、经过深刻反思而作出的历史结论,应该说是客观的.

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成就是主要的.
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

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由于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确有不少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结果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过早地彻底消灭私有制,就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时刻要产生资本主义,都必须消灭,强调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以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在农村生产的经营管理方面,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某些经验,存在着生产结构单一、集中过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不利于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对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组合并过多、程度过于彻底,过分强调统一生产经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对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存在着不尽妥当的问题.

那么,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苏联模式认识的计划经济,有这样两层含义:第一,计划是全面的,不是某一方面;第二,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计划,资本主义没有计划.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的一段话,集中概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认识.
他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
"这句话恰好是对苏联模式根本特征的高度概括.
在这种认识支配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就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这样的理解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那时看到的社会主义经济唯一的榜样就是苏联模式.
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我们受到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很大影响,是顺理成章的,是很难避免的.
我们所以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农业、全部手工业、全部工商业都纳入直接的计划经济轨道.
"这就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一种体现.

(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要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使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一统天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改变生产关系方面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显然是受斯大林上述论断的影响.
所以,毛泽东认为,必须把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
他说,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纲,是主题.
1953年12月发表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了详细描述.
提纲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
总之,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毋庸置疑,这就把苏联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搬到中国来了.
在目标模式上,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把农民个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在中国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实践上,1953年中国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是苏联经验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当时,中国和1929年的苏联一样,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苏联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
中国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是为了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上堵死了资产阶级,为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创造了条件.

(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模仿苏联模式有具体表现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行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按劳分配等方面.
这几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基本内容,是中国模仿苏联模式的最基本的体现.
无论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在经济活动中,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中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对工业的发展蓝图、计划指标以及计划的执行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的计划经济由此逐步建立起来.
在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国政府也同样运用行政办法对职工的劳动量进行估算,根据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确定不同工种的工资等级等.

其次,政治体制上,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党内权力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中,甚至过度集中.
就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来说,中国同苏联相差无几,因为当时借鉴、参考过苏联的经验.
如195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就"了解苏共(布)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三机构组成等问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发了一份电报,指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
但我们对苏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
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政机构等.
为便于张闻天同苏共中央同志谈话,毛泽东还特地给苏共中央打了电报.
当然,苏联是一党制,中国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对国家的全面领导.
在干部制度上,中国存在着干部任命制和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都与学习苏联政治体制有关.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现象,除了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又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再次,思想文化体制上,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出现过分意识形态化和舆论控制的绝对化.
苏联文化体制的特征,是在全社会建立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模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后,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体制与苏联文化体制的相似性.
不可否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能偏离的方向.
但指导思想上一元化的文化体制,就会出现过分意识形态化和舆论控制的绝对化.

(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维护不可否认,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模式曾在中国创造了应有的业绩,但它暴露出的许多弊端,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所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但却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揭示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此,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些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措施.
另一方面,又决定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完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提出要继续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
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既认识到波匈事件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又把它们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扩大化的认识.
尽管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进行了探讨,但他对波匈事件的认识有局限性,所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结果使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又回到斯大林的观点上,并随着"左"的错误实践的发展,一步步推向绝对化、教条化.

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想突破苏联模式,但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束缚,他又片面地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三纯",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不仅同苏联模式有关,而且其间的纠"左"不彻底也与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有关.
结果,我们不但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反而在所有制形式和急于过渡问题上把苏联模式推向极端.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都在进行改革,中国共产党以传统的苏联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他们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
结果,中苏两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重新思考,认为赫鲁晓夫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是搞修正主义,中国国内出现的"三自一包"等现象,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改革,同样是搞修正主义.
所以,中国在国际上反修,就是反对改革苏联模式;在国内防修,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改革.
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自然会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中国才是真正在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苏联模式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批判苏联的改革,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批判中国国内的"修正主义",以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导致在思想文化体制上向传统的苏联体制回归,并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最终导致了十年内乱.

如何总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也就是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的问题.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毕竟为苏联共产党改革苏联模式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但没有把个人崇拜的产生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斯大林体制问题,也没有把维护斯大林历史地位同改革苏联模式区分开来.
相反,却把维护斯大林的地位,看做是维护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看作是为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辩护.
所以,在维护斯大林的同时,也维护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导致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同苏联模式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正如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从改革苏联僵化的体制着手解决问题,而是从方法上找答案,即在体制内进行修补,这就不能成功地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就在于认识到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已经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上层建筑的要求,从而进行了"第二次革命"式的根本改革,取得成功.

六、几点启示古往今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是今天"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
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苏联模式已经宣告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早已摆脱了这一僵化模式的阴影,呈现出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全新面貌和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进入21世纪,我们不应该把20世纪曾覆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模式仅仅看做是属于历史的、过时了的东西,而关上记忆的闸门,相反,应该进行深入地挖掘.
通过以上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使我们得出如下历史启示:(一)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外国的经验,绝不能一概照抄照搬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两个方面.
在筹备建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的经验既有创造性运用,又有照搬照抄.

从创造性运用方面看:一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并在建国头三年按照《共同纲领》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二是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农业的改造方面,苏联从1929年开始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由于没有实行逐步过渡的形式和办法,一开始就造成严重的混乱,对富农采取消灭的政策,普遍出现了靠强制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结果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
1933年苏联农业集体化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万个集体农庄代替.
集体农庄的土地、农业机械站实行国有,按国家指令进行生产,生产的粮食30%~40%义务交售给国家,使用机械费用以农产品实物交付.
但农业生产却大幅度下降,使苏联的农业陷入长期落后状态.
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方针上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原则上是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形式上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对富农不是消灭而是孤立和限制剥削;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可以有自己的农业机械.
农业生产在1958年前一直是增产的.
虽然在合作化高潮中也出现了强迫命令、违背自愿的现象,但只是局部的,是在大多数农民拥护的情况下实现集体化的.
同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相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自己的特点,也是比较成功的.
对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多种形式和稳步前进的方针.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实现了"和平赎买"的设想.
十月革命后,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苏维埃政府采取剥夺的办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后来列宁认识到"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于是又把已收归国有的企业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租给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主要是外国资本家),但是范围比较小.
我国的过渡形式和步骤则有很大的不同.
革命胜利后,我们只没收了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剥夺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方针.
在过渡的形式上,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变企业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再把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从赎买的方式上,实行了"四马分肥"、定息、高薪等赎买政策,通过有偿的形式促使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此外,还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当然,从照搬的方面看:主要发生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
当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搞了3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很多经验,成为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
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可以学习的榜样,认为这种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自愿接受了这一体制模式.
于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模式上就过分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性,让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绝种,并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这种体制的弊端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做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
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考虑,但也只是考虑.
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搞建设,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充分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这包括国内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两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内,很长一个时期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一种"左"的顽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次"左"倾错误的发生,都与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密切相关.
革命胜利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是谨慎的、有远见的,从党的七大到七届二中全会,一直到建国初期,多次强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方针.
然而,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开始了和平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
到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又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甚至说:"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他把社会主义改造看做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的过程,通过改造,社会主义将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将大为下降.
他甚至认为,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由于三大改造的加速完成和在所有制关系上的求纯,就过早、过急、过于彻底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这就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虽然毛泽东后来又提出允许开设地下工厂,搞点私营经济,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又搞资本主义,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60年代以后,大搞"兴无灭资",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绝迹.
直到改革开放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才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在对待利用外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过利用外资的设想.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使中国把争取外援的重点转向苏联东欧国家,主观上关闭了吸引西方对华投资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前后,外资在华企业1700多家,投资总额8.
6亿美元.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强烈的民族独立和主权意识出发,对外国在华投资和财产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实行了逐步清理出境的方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采取"要贸易不要投资"的政策.
特别是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迅速升级,促使中国加大了清理外资的力度.
1953年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为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清理外资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到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外资的清理工作大体完毕.
1956年后,经过扫尾工作,所剩外国企业不到10家,到60年代中期也全部清理出去,外资在中国大陆绝迹.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引进外资一直成为禁区,事实上形成了闭关锁国的局面.
对外资不加区别地一概视为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打扫出去,放弃利用已存在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外资企业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机会,这是一种闭关性的政策,对中国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十分不利的.

总之,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到消灭它,再到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设想利用外资到消灭外资,再到大量吸引利用外资,反映了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曲折性,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无论领导革命或建设工作,都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绝不能急于求成,犯主观性急的毛病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从1953年算起经过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我国就可以完成国家工业化,完成三大改造,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本身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蕴涵着急于求成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不切实际地批判"右倾",改造的速度突然加快,只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本来计划12年左右(从1956年算起)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四过"的问题,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对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和全局上,毛泽东是主张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但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中,还是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到来,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现状使他有一种紧迫感.
根据苏联的经验,落后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不断的革命来获得解放,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私有制与工业化的矛盾,可以通过加快所有制的变革来实现.
于是,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明显地表露出希望多办社、快发展的心情.
随后,在同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中,要快点发展的思想更加突出.
到1955年夏季以后,他本人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抓社会主义改造,集中力量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然而,急于变革所有制就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违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规律.

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识上的误区,并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
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带有政治领域革命的色彩,但更主要的是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
而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必须遵循,按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把社会主义改造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特别是用批判"右倾"的办法人为地促成改造高潮的到来,就发生了不顾客观实际、强迫命令、一哄而上等现象,以至于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规律.
结果,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遗留下很多问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证明,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不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避免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
历史和前人不能苛求,但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认识历史和前人的得失,以史为鉴,避免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
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要正确认识国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注意防止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依靠生产关系的过快变动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的倾向;还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认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认真吸取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从而少走弯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958年到1960年,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场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
与发动者的良好愿望相反,这场运动不但没能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赶超英、美等国,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
认真研究这场运动发生、发展的有关问题,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跃进"运动的酝酿1955年下半年反对右倾保守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方法.
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在他看来,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渴望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也能搞得更快一些.
而在当时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他更加相信这一点.

"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错误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对于周恩来、陈云等人在1956年主持的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1956年6月,在送审的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上,他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此,他后来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骂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看同年11月,对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了"此文尚待研究,提出批评"10个字.
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周恩来提出的压缩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意见,但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所讲的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和要保护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那番话,实际上委婉地批评了反冒进.

到了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地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
我指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这里,他把由于工作失误引起的人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非议和农民的闹退社风潮等,同反冒进联系起来了.
不久以后,由于在整风过程中不少党外人士对1956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反冒进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因而,他严厉批评了反冒进.
如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好一点.
去年下半年刮起一股风,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
还说:某些东西实在跑快了,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是要促进的.
去年扫掉的几个东西要恢复,要"复辟".
他还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带有一些高指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全民讨论,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掀起一个生产高潮.
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毛泽东亲自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责"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这是第一次面向全社会公开批评反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以及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的基本估计,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则更加乐观.
他在会上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到了压倒的优势.
会议发表的宣言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
为此,会议特别强调了在经济等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实现这种赶超充满了信心.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表示,苏联要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
毛泽东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那里了解到,英国当时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再过15年能达到3000万吨,于是就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要在钢产量方面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
我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
苏联在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我们在15年后也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回国后,毛泽东找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英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
再次强调了赶超英国的指标.
于是,在1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公开宣布: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李富春在大会上则论证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现实可能性,并据此要求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争取实现的指标.

八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地区、各部门即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各自的"跃进"计划.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毛泽东修改的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还发出了"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的号召.
根据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修改了原定的发展计划,提出了新的高指标,如有些地区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和"五到七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口号.
在农村,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9月发出的《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要求,掀起了以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
各地在缺少农具、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拼命加大劳动力投入和增加劳动强度,大规模动员农民进行大兵团运动式作战.
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为两三千万人,11月增到六七千万人,12月增到八千万人,1958年1月又增加到一亿人.

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1957年冬季农业生产高潮的兴起,使毛泽东确信,开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斗争,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全可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
而1957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1956年有所减慢的情况,被他看做是反冒进的直接后果.
由此,他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
于是,在1958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他愈益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提出了对于发动"大跃进"运动有着直接影响的一系列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

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
会上,他对各地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表示了欣赏,并由此联系到反冒进,说以前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应该进行批评.
他还气愤地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
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同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以及工作方法等问题.
他在讲话和插话中严厉批评了反冒进,说:1956年反"冒进",1958年又要"冒进",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反冒进给群众泄了气,泼了一瓢冷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
他还说:反冒进使右派钻了我们的空子.
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离右派只剩50米.
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这是政治问题.
为了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还将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部分内容,作为"错误"材料印发给会议,并在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上批了"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尖锐地针对我"等话.
他还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指责国务院在财经工作方面平时不通情报,只拿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
他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权力集中到政治局、书记处.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上述激烈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在会上做了检讨,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发生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
因此,对于工作方法等问题,他给予了高度重视.
1958年1月31日,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他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党内下发征求意见.
这一文件把平衡与不平衡的绝对相对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简单地运用到经济计划工作中来,提出了经济建设中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的思想,认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
这在实际上否定了国民经济要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原则,为在计划工作中随意制定高指标提供了哲学依据.
文件还规定:要使地方的工业产值在5到7年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要在5到8年的时间内普遍完成原定12年完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要苦战3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和地方分别有必成和期成的两本,中央的第二本就是地方的第一本,评比要以这一本账为准.
这些不切实际和违反客观规律的要求,对实际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即在北京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讲话精神,在党内领导层产生了很大震动.
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中国6亿人口,1200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做了检讨.
根据南宁会议的安排,国务院提出了指标过高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得到了2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批准.
其中,工业总产值要求比1957年增长14.
6%,农业总产值增长6.
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7.
8%,钢产量增长17%,粮食产量增长5.
9%.
国务院在正式下达这一计划时,指出这仅是国家的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编制第二本账.
此后,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码,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

为了进一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发动"大跃进"的障碍,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欢迎和赞扬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破除各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
这一运动的开展,助长了正在发展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
同年3月9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许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
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
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
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反冒进者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把支流当成了主流.
会上,毛泽东还重印了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部分按语,并在说明中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的事件.
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会上再次做了检讨.

毛泽东在强调破除迷信的同时,还提出了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
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现象作这样的区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他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为一谈,实际上是说个人可以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
这不仅改变了党在八大前后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使党内存在的对毛泽东的由长时期敬仰转化成的个人崇拜情绪急剧地滋长,有了理论根据.
在这种氛围下,会议的发言出现了"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和"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的错误说法,却得到了毛泽东和党内一些同志的欣赏.

会议批准了根据各地区、各部门在南宁会议后的新计划制定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大幅度提高了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中的各项主要指标.
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33%;农业总产值增长16.
2%;财政收入增长20.
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
5%;钢700万吨,增长33.
5%;生铁800万吨,增长35.
5%;粮食4316亿斤,增长16.
6%;棉花4093万担,增长24.
8%.
此外,会议还提出了在5到7年内使地方的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的任务,并为此作出了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力的规定.

1958年4月1日至8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召集未参加成都会议的中南、华东等地区的一些省、市委书记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
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
反冒进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中间的一个低潮.
他还指责在反冒进过程中强调的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惧,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
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
"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4月下旬,毛泽东又在广州召集冶金、化工、煤炭、铁道、水电、石油、地质等部门的负责人开会.
会前,他对河南封丘县应举社"苦战二年,改变面貌"的材料大为赞赏,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认为我国可以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赶上资本主义大国.
于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就讨论了能否10年赶上英国,再有10年赶上美国的问题,各部门也表示了提前赶上英国的决心.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在错误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有着严重缺陷.
这主要是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否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综合平衡,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当时,一篇宣传总路线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这次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并作了正式结论.
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使生产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即"两头高,中间低.
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
会议把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曾经发生过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错误地归结为"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领导方法的斗争,说毛泽东历来主张"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
毛泽东也在讲话中批判了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提出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实际上是要求对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的一些同志采取政治批判以至组织处理的措施,以扫除发动"大跃进"的障碍.
毛泽东还联系1956年的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揭出不少党内右派分子等情况,尖锐地提出要防止党内出现分裂,提醒大家要做好精神准备,注意顾全大局,并说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摔跟头.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会上做了检讨,按照毛泽东几次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承认了各自的"错误".
在会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还提出了请大家考虑他继续担任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
会议在经过讨论后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他现在担任的工作.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破除迷信的问题.
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证明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指出: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鼓舞工人、农民.
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
他还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能领导内行.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
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
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并充分肯定了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强调建设速度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
于是,会议期间,许多地区和部门的负责人就提出了各自的跃进目标.
国家计委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
与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相比,各项指标有了很大提高,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了1倍左右,农业方面则提高了20%~50%.
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钢的年产量指标由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1050万~1200万吨提高到2500万~3000万吨;粮食由5000亿斤左右提高到6000亿~7000亿斤;基本建设五年投资总额由900亿元提高到1500亿~1600亿元.
照此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必须分别高达26%~32%和12%~16%.
这样,八大二次会议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提出,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将原属国务院各部经营管理的企业交给地方经营管理,原由中央掌握的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权力也要向地方下放.
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能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根据上述精神,八大二次会议后,盲目进行了以下放经济管理权力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经济体制变动,将原由中央掌握的一些经济管理权力和中央经营管理的企业迅速地下放给了地方.
这样做,不但没能解决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的问题,反而造成了地区分割、协作不便、宏观失控和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特别是计划管理权和劳动管理权的下放,直接导致了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人数的急剧膨胀.

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三、"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首要表现,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
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万~850万吨.
随后,冶金部、国家计委和新成立的各大协作区纷纷大幅度上提指标.
6月18日,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认为1958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吨,并提出了工业生产"以钢为纲"的口号.
6月19日,毛泽东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索性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提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了完成在5到7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各地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
仅以甘肃省为例,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个.
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
这些数字既有大量的浮夸成分,又反映了乱上工业建设项目的状况.
这种大办工业的做法,不但使不少新建企业浪费资源,效益很差,甚至无法投产,而且冲击农业生产,造成了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的膨胀.

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浮夸.
在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普遍浮夸的现象.
八大二次会议后,浮夸风越刮越烈.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两年内人均粮食达到1000~1500斤(1957年全国人均粮食是406斤),3到5年内超过2000斤.
其他地区也相继召开会议,提出了各自的农业"大跃进"目标.
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居然提出,1958年人均粮食达到1100斤,1959年达到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
到了夏收期间,这种浮夸风集中表现为虚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竞放高产"卫星".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
7月23日,《人民日报》宣称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多斤.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发射"的最大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亩产竟然高达13万多斤.
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是采用"并田"方法,将多块地里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但其产量的计算却精确到几两几钱,给人以十分真实的印象.

各地区、各部门上报和公布的产量数字也有很大的水分.
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已是人均粮食千斤省.
农业部发布的1958年油菜、春小麦和早稻等生产公报,出现了油菜、春小麦和早稻的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56.
5%、63%和126%这样高的数字.
7月,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高达8000多亿斤(1957年是3700亿斤).
《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量文章,大批所谓"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有的领导甚至撰文宣传亲眼看到的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有的科学家还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
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下,全国上下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提出了用总耕地的1/3种庄稼、1/3种树草、1/3休闲的"三三制"的耕作办法.
由于推行"三三制",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160万公顷,这是当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盛行.
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强行推广了个别地方创造的深翻土地和密植秧苗的经验,在1958年夏种和秋种之时,普遍对耕地进行了深翻(深度一般在一到二尺,有些地区深达三尺以上,个别地方竟有深翻到一丈二尺的),每亩稻田秧苗密植到四五万蔸之多,有的一亩麦地下种几万斤.
不但徒然浪费了人力和种子,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而且还因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和秧苗密不透风,而造成了农作物的减产.
广为流行的以车子化、滚珠轴承化和绳索牵引机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具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了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要求.
有些地方还提出了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的荒唐口号.
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写中心"、"唱中心"和"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标语口号式的,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假、大、空的作品,对"大跃进"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教育界,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和红专辩论等活动,一些对"大跃进"的做法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专家教授受到了批判.
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过多地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使课堂教学和基础理论的学习受到很大冲击.
原由中央管理的一些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也被下放给地方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在短时间内,各地办起了大量的红专大学、业余大学和工农大学,不但不能保证教学质量,还导致了极大的浪费.
广泛开展的扫除文盲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是浮夸.
截至7月底,就有639个县市和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等省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

此外,理论、科技、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纷纷投入"大跃进"的浪潮.
就连统计工作,也提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和实现"大跃进"的要求.
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

四、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的形势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会议认为,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喜人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将达到6000亿~7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
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因此,会议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省一级党委应该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
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会议批准了有关部门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确定了工农业生产的各项主要指标,要求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煤产量达到3.
7亿吨,基本建设投资500亿元.
会议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达到:钢8000万~10000万吨,铁9000万~11000万吨,煤9亿~11亿吨,粮食13000亿~15000亿斤,棉花1.
5亿担,工业总产值5700亿~6500亿元,农业总产值2300亿~2500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亿~4300亿元.
会议指出,到1959年,我国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除发电量等外),就可以超过英国.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将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在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时,1958年钢的生产只完成了400多万吨,这就是说,要想实现全年钢产量翻番的目标,就必须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内完成600万~700万吨的生产任务.
在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足,电力、煤炭、采矿、运输等相关部门的生产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况下,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完成钢的生产任务,会议就提出由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
8月25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研究落实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计划.
会议提出要全力保钢,并具体确定了机械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等的工业生产排队原则,要求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以顾及其他工业部门;规定除供应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以补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不足.
会议还具体分配了各地区、各部门在钢铁生产和相关行业生产方面的任务,强令按时完成;规定对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和调拨计划的主要领导,要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等处分.
为了动员全党全民大炼钢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写进了公开发表的会议公报.
9月1日和5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和《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又进一步提出了各地区、各部门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其他工作"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要求.

这一系列非常措施,很快发生作用,全国范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兴起.
7月底,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万人,年底则多达9000多万人.
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
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多得惊人.
7月底,有3万多座,8月底增至17万座,9月底猛增到60多万座,10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
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
全民炼钢,原料极其缺乏.
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因办起了公共食堂暂无用处)和其他铁器砸碎,当成了炼铁的原料.
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大搞群众运动,破除旧的规章制度,不顾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量,盲目硬拼设备,导致了生产秩序混乱,引发了不少事故.
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电力、煤炭、运输等行业也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
据后来统计,1958年下半年提出的"全民大办",有几十个之多.
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各种"全民大办",使"大跃进"运动的洪流汹涌澎湃.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也开展了放"高产卫星"的活动.
9月14日,贵州省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9月份的9000吨生铁生产计划.
河南省接着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生产生铁18000多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人民日报》宣称:这一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000吨钢、1个日产4000吨钢的省.
在10月15日到21日的"钢铁生产高产周"中,工业基础薄弱的广西竟然连放几颗特大"卫星":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鹿寨县日产生铁20万吨.

经过几个月的盲目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到年底,宣布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
虽然勉强完成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是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1958年炼出的钢和铁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多万吨,其他的钢和铁质量都很差,很难加工和使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成本也高得惊人.
一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在100元左右,小高炉和土高炉则高达300元左右,而国家的调拨价才150元.
为鼓励群众炼铁,国家从9月1日起将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
据后来统计,仅1958年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此外,为土法炼铁,还滥开滥采了煤炭和矿石,砍伐了大量树木,毁坏了不少铁器,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河南省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林木被砍伐殆尽.
四川省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

其次是使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为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不但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需要扩大,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要增加.
因此,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基本建设投资额由1957年的151.
23亿元增加到279.
06亿元,增长84.
5%;积累率也相应地由1957年的24.
9%猛增到33.
9%.
过高的积累,一方面挤占了消费,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超出了国家在原料、材料、能源、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承受能力,使不少基建工程迟迟不能完工投入使用.
在基本建设规模扩大的同时,职工总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了2000多万.
这种状况,过多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再次是严重冲击和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生产.
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4.
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78.
8%,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
4%.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7年的25.
5%猛升到35.
2%,而农业总产值则由43.
3%陡降为34.
3%.
由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的人数的比例,1957年是13.
8∶1,1958年则猛降到3.
5∶1.
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
因而,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致使丰产的秋季农作物因无人收打而大量烂在了地里.
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有10%左右的农作物没有收回.
由于缺少劳动力,不少地方没能完成秋种任务.
已经种下的地块,也往往因缺少底肥,而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
轻工业生产也由于为钢铁工业"停车让路"而大幅度下降.
例如,8月和9月,东北三省因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企业电力负荷的2/3,仅纸张一项就减产10万吨左右.
北京王麻子刀剪厂有300多职工被抽去炼铁,只留下20多人生产刀剪,刀剪产量从每月3.
5万把降为0.
3万把,剪子由200多种减为11种,刀子由360多种减为7种.
轻工业产品产量和品种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五、八个多月的初步纠"左"及其中断1958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天津、河南等地的过程中逐步察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
从11月开始,他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同时,逐步调低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
在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向党的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
他对一些省委书记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
脑筋里头就是钢了.
农业没有人抓了.
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问题.
他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
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得办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他强调:要破除迷信,但不要破除科学.
要老老实实,不要浮夸作假.
计划指标要经过核实,一定要有把握实现.
12月1日,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头脑要冷的要求,指出: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
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
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
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上旬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决议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承认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比例失调问题,提出要努力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并且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相互保持适当的比例.
全会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1959年的部分指标.
其中,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1800万~2000万吨(公布为1800万吨左右),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钢材由1900万~2000万吨降为1400万吨.
只有粮、棉、煤等少数产品的产量指标,与原指标大致相同或略有提高.
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浮夸作风.
毛泽东在全会期间还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作违反实际的宣传.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再次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制订计划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经济建设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
他还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
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除粮、棉外的各项指标,又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其中,钢产量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铁降为2400万吨,钢材降为1150万吨.
4月中下旬先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和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了这一草案,将其正式交付执行.

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对调整后的指标特别是钢的指标仍然不太放心,要求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进一步研究落实.
5月中旬,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信,汇报调查研究的情况,提出将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降为900万吨,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在主要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的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对农业战线上高指标和浮夸风错误的纠正.
4月29日,他在给省、地、县、社、队和小队六级干部的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要只管现实可能性,而不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
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他还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调整计划指标的同时,党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开始取得了较为深刻的正确认识.
在6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
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得出了有计划按比例没有搞好、生产资料生产的指标定得太高、应增加生活资料生产等正确结论.

1959年7、8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在开始阶段,其主旨也是纠正"左"的错误的.
但由于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绩的前提下来纠"左",对"大跃进"的根本错误始终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要求进一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信和发言,就为毛泽东所不容.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尖锐激烈的批彭讲话,使会议方向发生逆转,由纠"左"变成了反右.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以纠"左"开始的庐山会议,最后以揭出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而告结束,并在会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八个多月的初步纠"左"进程由此中断.

六、继续"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庐山会议后广泛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这一口号下,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
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正常的;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做法,则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

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进行,为了反击国内外对"大跃进"的所谓"诬蔑",表明"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又将原来已降低的指标重新升高.
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大跃进于是,会议要求提前5年完成庐山会议确定的10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在8年内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国务院向3、4月间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提出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得到了批准.
其中,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指标比上年增长30%以上.
由于这些指标是建立在1959年虚假的统计数字基础上的,实际需要增长的幅度远不止此.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中央还随后下达了指标更高的钢、铁、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的第二本账,决定把第二本账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

为了完成钢、铁等的高指标,中央和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采取削基建、保生产,削一般、保重点的方针,全力支持和保证钢铁生产.
1960年4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提出了要使小高炉、小转炉、小煤窑、小铁矿、小铁路"五小成群"的要求.
但尽管如此,到年底,钢产量也没能达到第二本账的要求,只是勉强完成了公布的第一本账的指标.

在"大跃进"错误继续发展的同时,农村再次刮起了"共产风".
为急于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达到社有经济在公社工农业产值中占绝对优势这一实现过渡的条件,许多地方无偿地从大队和生产队抽调劳力、资金和财物用来大办社有经济.
为了扶持穷队赶上富队,不但让富队与穷队实行所谓"共产主义大协作",有的甚至直接把穷队和富队合并到一起,实行统一核算.
这就再一次严重侵犯了许多生产大队、小队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新的破坏.

由于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加上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农副产品和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
由于可供应市场的商品大量减少,而职工人数却急剧增加,市场供应非常紧张.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
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
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
至于禽、蛋等食品,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
由于营养不良,城乡居民比较普遍地出现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多得惊人,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1961年又继续减少348万.
发动"大跃进"的本来目的,是想让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却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实在是令人痛心!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付出和损失是不成比例的.
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
至于在五六十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纷纷起飞的情况下,因3年"大跃进"、5年调整(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结束时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而贻误8年发展时间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计算.
正是在此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才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作为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急于求成.
此外,还必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切实消除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以使我们尽量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出现后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1959年庐山会议的转向及其恶果1959年7、8月间,在江西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开始时的主题,是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20天后却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会议前期的继续纠"左"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7月2日开始举行的.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左右,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落实部分计划指标,以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包括读书、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党内团结以及一些具体政策等,后来增加了国际问题,共19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国内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
4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
说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
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去年脑子发热,做了些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热情宝贵,但工作中有盲目性.
他指出,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安排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商交.
把重放在第三位,放之几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
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
这样正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
他肯定陈云过去所提"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说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关系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他还指出,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指标定高了,要改过来.
权力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要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恢复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要把食堂办好,能保持30%也是好的.
学会过日子,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为了使广大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毛泽东还要求地委以上党委委员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县、社一级干部学习各省编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文件汇编等三本书.
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
他说:提倡读书,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任务.

从7月3日起,会议按大区分为六个组进行讨论,中央领导人分头参加各组的讨论.
头半个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
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
开会之余,或游览风景名胜,或作诗填词,互相唱和,陶醉自然,忘情物外.
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因此,这段会议被人们称为"神仙会".

在会议初期的讨论中,多数与会者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性及其成绩的同时,程度不同地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教训,提出应当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
有的人还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承认了工作中的失误.
但也有少数与会者在发言中护短,认为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不严重,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不应再强调继续纠"左",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鼓足干劲,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还有人甚至认为纠"左"讲多了,已经出现了右的倾向,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不同意见,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组长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
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
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从一个局部来讲、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
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
他批评了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一部分党内干部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
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
而且,经过郑州会议以来的多次会议,已经逐步认识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他强调,对这样的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7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会议讨论.
议定记录共写了12个问题: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这份文件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规定了今后几年工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比较中肯地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些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原则意见.
从总体上看,它的基本精神是纠"左"的,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体现了党中央继续纠"左"的努力.
在会议转变方向后,这个议定记录草稿及修改稿被废弃了.

二、彭德怀的一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是怀着忧虑的心情上庐山开会的.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后,他到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等情况.
1959年4月到6月间,他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国家访问,得知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有关情况,对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加担心.
因此,在会议初期西北组的讨论中,彭德怀多次发言和插话,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农业产量虚报浮夸,吃饭不要钱不经试验就推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不对,人民公社是办早了些,党内民主不够等,并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
人人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7月10日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尚未被认识清楚和得到较好解决,心中十分忧虑.
他想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由毛泽东来提出纠正"左"的错误,这样不会引起思想混乱.
7月12日上午,他去找毛泽东面谈,但因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相见,于是决心写信.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向随他上山的机要参谋口述信的内容,要其帮助整理.
14日,在对信稿进行了两次修改后,让机要参谋誊清,交给了毛泽东.
后来在遭到批判时,为了不连累别人,彭德怀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了一夜的工夫写成的.

彭德怀的信长约3000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信中,彭德怀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有失有得",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
他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他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他还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
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写信原本是给毛泽东作参考用的,但是,毛泽东给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一个标题,于7月16日批示印发给与会者讨论.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大家讲出各种不同意见.
毛泽东还要求通知留在北京主持有关方面工作的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立即上山参加讨论,并说林彪如果身体情况允许,也一起上山.
会议的编组也作了调整,由原来的按大区编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组.

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后,在最初的讨论中,多数人基本赞同信中的意见.
他们认为,这封信总的精神是好的,对于推动会议深入讨论,促使大家思考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
应该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讲深讲透,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以后的工作.
彭德怀敢于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应该肯定,值得大家学习.
信的缺点主要是一些提法和词句斟酌不够,容易引起误会,但不必计较和争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7月17日到达庐山后,对彭德怀讲过不应写信,信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等话,但他对形势的总的看法与彭德怀是相同的.
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工作中的缺点除《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上讲到的三条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等.
这些缺点造成的后果是: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对于人民公社,他说,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
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还指出,现在一些地方作风上的突出问题,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
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他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曾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会议期间也与彭德怀交谈过几次,向他介绍了湖南的情况,二人的看法较为一致.
他在7月19日的发言中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
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对去年以来工作的评价,他认为,总的来讲成绩肯定是伟大的,是得多于失的.
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分别讲.
对于彭德怀的信,他指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比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并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与彭德怀是一同上山的,因住处相邻,观点相近,二人交谈过多次,对党内缺乏民主深有同感,也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有压力等.
他原来也想给毛泽东写信,但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他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
经过准备,7月21日,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
这时对彭德怀信的非难已经很多,会议空气比较紧张了.
就在他发言的这天早晨,得悉风声的同志已关照他少讲缺点.
但他还是直言相谏,发言支持彭德怀的信,全面地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并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
他强调,对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时,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
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他还讲道,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
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关于彭德怀的信,他认为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
对于信中一些比较敏感的提法,他还作了具体分析,基本肯定了其正确性.
在张闻天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但他毫不让步,侃侃而谈,坚持己见.

在小组讨论中,也有人发言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指责,说信中的总体估计是错误的,缺点讲得太多,成绩讲得太少.
这封信的问题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
这样讲,不是鼓劲,而是泄气,不利于统一全党思想,不利于党的工作.
还有人说彭德怀的信中有很多刺,是影射毛主席的.
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

对于信所引起的反应,彭德怀已感到不妥.
他在小组里发言表示,这封信是在得知会议即将结束时仓促写成的,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地表达本意,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三、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与会者对彭德怀信的反应.
他一面注意阅读会议简报等材料,以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同时,又找不同方面的人谈话,批转印发思想动态材料,贯彻自己的意图.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重新考虑会议的方向问题.

毛泽东一直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1958年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这些缺点和错误也已在实际工作中基本得到了纠正.
从郑州会议以来,他一方面不断地宣传这个观点,另一方面又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
在他看来,许多问题已基本得到纠正.
特别是经过上海会议,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已经大体解决,1959年的生产指标已经降了下来,庐山会议只需要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落实和调整某些具体指标,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进一步好转.

毛泽东的这个认识与彭德怀、张闻天的看法大相径庭.
彭德怀、张闻天等认为对前一段缺点错误的认识和纠正的努力都还很不够,因此,他们在会上发言比较多地指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把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提出应当继续深入纠"左",从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方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感到,彭、张在郑州会议以来既未参与纠正缺点错误的努力,现在也不是跟他一道在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提意见动机不纯,这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否定,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
毛泽东还将彭、张等的言论与会议期间印发的党内某些议论、国内各界和国际上苏、美等国领导人的各种批评、责难、攻击言论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来自党内高层的彭德怀等人的右倾言行适应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向党进攻的需要,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
特别是彭、张二人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有些疙瘩没有解开.
在此前不久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对彭德怀讲过很厉害的话,使与会者愕然.
这次彭的信和张的发言又有一些似乎是对着毛泽东个人的尖锐言辞,更容易使毛泽东产生反感和猜疑,从消极的方面去考虑和理解他们提出的不同意见.
这样,毛泽东便无法接受和容忍,决心发起反击.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大会,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
我劝党内的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
现在,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动摇性,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
他们不是右派,但已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
对于彭德怀信中的一些说法,毛泽东逐一进行了批驳,说: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其实,信的原稿是"有得有失",工作人员誊抄时误写成"有失有得",但彭德怀没有解释);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他还以讲"反话"的口吻说:我这个人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
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
第二个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
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就在我身上.
在讲话中,他提出,多年来我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如果专讲坏事,都登在报上,这个国家就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
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会议主题也由纠"左"变为反右.

7月26日,会议传达毛泽东新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
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同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向他反映意见的信.
毛泽东在批语中说,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种情况虽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的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他还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对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由于党的领导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专断有所滋长,加上少数人推波助澜,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会议的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如果说23日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还围绕着他们在会上的言论展开,那么,7月26日后,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调子明显升级,批判内容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
周小舟等人7月23日晚去过彭、黄的住处,就被诬指他们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
特别是8月10日追查出他们议论过毛泽东是不是像到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后,会议的严酷斗争达到了高潮.
在那种氛围下,已不容许讲清事实,申辩是非.
无论彭德怀等人怎样解释说明自己写信、发言动机都无济于事,似乎彭德怀等人结成"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已毋庸置疑了.
许多人认为这是"逼毛主席下台",对彭德怀等进行了声讨.

8月11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在他第一次讲话后,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威信的考虑,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会上进行检查或交代.
毛泽东两次讲话主要说:彭德怀等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一到来就转而反对.
彭德怀的资产阶级立场三十几年没有转变过来,在高岗那次是保护过关的.
这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相结合,进行分裂活动.
会议头两个礼拜,看到有点问题,但鼻子不灵.
现在清楚了,他们要的所谓"民主",就是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
他们跳出来是好事.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
原来提出总结的那些问题已成了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如林彪讲的,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
这是一次胜利的会.

全会最后通过了会议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等人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发起了"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说他们的错误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据此,全会决定,将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
全会还撤销了黄克诚所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四、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刘少奇曾主张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
但这个主张却没能正式地提出.
这样,在全会尚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已开始对"反右倾"斗争进行部署和发动.

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必须抓紧8、9两月反右倾、鼓干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8月12日,毛泽东又对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报告作出批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
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
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随着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逐步传达,在全党范围内就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在其开始阶段,主要在党政军的领导机关进行,重点解决党的中高级干部的问题.
对于基层单位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则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8、9两月,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召开党的中高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检查对"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问题的认识和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查出并重点批判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仅到10月12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就在北京的机关干部中,确定重点批判对象472人,占干部总数的7.
4%.
其中处级干部42人,占处级干部总数的26%.
安徽、福建、青海、新疆、甘肃、湖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
其中,福建、青海两省还揭出了分别以省长江一真、省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10月,中央又推广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开展"反右倾"斗争的经验,认为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一般党员干部中也有,所有地区和部门都必须深入开展"反右倾"斗争.
此后,"反右倾"斗争在农村、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也陆续展开.

在农村,"反右倾"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整风整社,主要批判对象是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一般先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揭发批判一些基层干部的"右倾言论".
接着,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鸣放辩论,以暴露富裕中农的"反动思想".
在此基础上,每个大队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重点批判.
尽管不戴政治帽子,但仍有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受到批判.
湖南省规定农村进行重点批判的对象应占农村总人口的10%,其中每个大队集中批判的有三五人.
广东省仅汕头一个专区,受到重点批判的富裕中农就达3967人.

在工厂除重点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的右倾言论外,还批判一些领导干部的"一长制"思想,说这是不要党委领导,反对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
在职工群众中,还对"忘了本的落后变质工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批判.
不少厂矿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
理由是他们有党员称号,受到党内外信任,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
许多党员专家被认为以专家资格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128个党员骨干教师,有2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清华大学参加运动的174个党员骨干教师,有17人被认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

由于认为这次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的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
在"反右倾"斗争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共中央并没有制定和下发统一的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具体标准,因而,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倾向.
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共中央分别下发和转发了《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控制和约束.
这些文件规定有下述情况的人都应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做深刻检讨的.
文件还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应该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的范围以内,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
由于人口基数和党员总数很大,即使按照这个比例控制,仍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65万人之多.

"反右倾"斗争历时半年左右,到1959年底1960年初陆续结束.
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政治上,将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视为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这以后,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在这一年底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把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又使这个理论得到了强化.
但这些都是就全社会而言的.
经过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等的斗争,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向前发展了.
他在1959年8月16日的一篇短文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这就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矛头引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庐山会议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的根源就在这里.

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左"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在"反右倾"斗争中,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这一口号下,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
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的、正常的;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面紧张的市场供应,被说成是供应情况良好;供给制等平均主义的做法,被说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在工业方面,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为消除混乱状态而采取的加强企业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的措施,被认为是反对政治挂帅,打击群众运动.
在农业方面,部分地区取消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被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在贯彻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过程中而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
由于这一切,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在当年比政治生活方面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
不久,全国即陷入全面混乱和严重困难.

组织上,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导致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恶性发展.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是正常的,党的高级干部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也是党的组织原则所允许的.
庐山会议的斗争完全践踏了党的民主生活.
经过"反右倾"斗争,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而少数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之徒则得到了赏识和升迁,这就极大地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使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生活中得以滋长和泛滥.
在"反右倾"斗争的宣传中,还混淆了维护领袖应有的权威与个人崇拜的界限,强调就是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就使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以公开化和合法化.
此后,党内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专断愈益发展起来,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五、继续"大跃进"和严重经济困难由于经过"核实"的1958年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大低于原公布的数字(粮食原公布7500亿斤,"核实"为5000亿斤,后来查明实际仅有4000亿斤;棉花原公布6638万担,"核实"为4200万担,实际仅有3938万担),由于1959年上半年全国农田大面积受灾,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影响,由于钢、铁、煤等主要工业品的生产情况不好,无法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不得不决定调低4月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公布的1959年各项主要计划指标.
其中,钢由1800万吨调整为1200万吨,煤由3.
8亿吨调整为3.
35亿吨,粮食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棉花由1亿担调整为4620万担.
但是,同1958年的生产实绩相比,这些指标仍然过高,难以实现.
而且,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会后发表的公报,还提出了在1959年内提前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要求.

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进行,为了反击国内外对"大跃进"的所谓"诬蔑",表明"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又对一些生产指标不断加码,将原来已降低的指标又重新升高.
在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确定新上230个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把原压到788个又恢复到1000余个的水平.
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实际总投资高达349.
7亿元,比基建规模急剧膨胀的1958年还多80.
7亿元,增长了30%以上;职工队伍也相应地重新增加,到年底又达到4500多万,比1958年底还多近30万人.
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共中央提出,要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外,再增加33.
5亿元的产值,增长幅度达到15%.
但实际执行结果,不但没有超过1958年,反而后退了一大步.
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仅完成计划的62%,比上年减产600亿斤,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的实际产量只有3418万担,完成计划的74%.
农业总产值下降13.
6%.
在工交生产方面,10月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制定了第四季度的跃进计划和实施办法.
经过全力猛拼,到年底,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煤产量达到3.
69亿吨,生铁达到2191万吨,均超过了原定计划指标.
但是,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
尽管如此,仍然宣布实现了全面的大跃进.

在此情况下,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大跃进会议要求提前5年完成庐山会议确定的10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在8年内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根据会议的要求,国务院向3、4月间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其中,钢产量指标定为1840万吨,比上年增长38%;生铁2750万吨,增长34%;煤4.
25亿吨,增长22%;粮食5940亿斤,增长10%;棉花5300万担,增长10%.
由于上述指标是建立在1959年虚假的统计数字基础上的,其实际需要增长的幅度远不止此.
更为严重的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还有第二本账和第三本账.
4月14日,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指标三本账的计划和煤炭部、铁道部、冶金部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联合报告.
钢产量的第二本账、第三本账分别定为2040万吨和2200万吨,生铁的产量指标则提高到3300万吨.
为配合完成这一计划,其他相关部门也都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指标.
铁道部还提出要修筑12000公里土铁路和轻轨铁路.
5月3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建委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第二本账的报告,决定把第二本账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
这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这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更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要炼"争气钢",为毛主席争气.

为了完成钢、铁等的高指标,中央和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采取削基建、保生产,削一般、保重点的方针,全力支持和保证钢铁生产.
由1958年的"小土群"发展而来的"小洋群",被认为是实现钢铁生产大跃进的有效途径,而被要求大办.
1960年4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提出了要使小高炉、小转炉、小煤窑、小铁矿、小铁路"五小成群"的要求.
1958年的大炼钢铁,曾经受到了交通运输紧张的限制,因此,各地大量修筑土铁路和轻轨铁路,以求适应钢铁生产的需要.
但尽管如此,钢铁生产的形势仍然不好,原定指标无法完成,中央不得不把对钢产量的要求重新降回到第一本账的水平,并特别强调要将其当做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到年底,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勉强实现了原来公布的计划.

在"大跃进"错误继续发展的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再次刮起了"共产风".
与1958年的"共产风"主要起自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同,这次"共产风"的风源主要是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
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
12月,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对过渡的条件和办法进行了讨论,提出3到5年或者5年左右可以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
此后,不少地方开始试点以至推广.
为了达到社有经济在公社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一实现过渡的基本条件,各地纷纷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事业,无偿地从大队、生产队抽调劳力、资金和财物.
为了扶持穷队赶上富队,不但让富队与穷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有些地方甚至还直接把穷队和富队合并到一起,实行统一核算.
这样,就再一次严重侵犯了许多生产大队、小队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刚刚有所稳定的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新的大破坏.

对在1959年上半年曾经表现出灵活态度甚至同意解散了一部分的农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后又开始让其恢复和推广.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此后,全国农村重新大办公共食堂,许多省、区参加食堂的农村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
为了巩固食堂,有些地方还收回了1959年上半年交给社员的自留地,把口粮分配到食堂,统一使用,从而给广大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1959年开始出现的城市人民公社,也被要求推广.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试验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可以以大型厂矿和机关学校为中心,也可以以街道居民加一部分农村居民组成.
全国城市要在上半年普遍试点,下半年全国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外,其他城市应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
据统计,仅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已建起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者达5500多万人,占到了上述城市人口总数的77%.
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大办社有工业和各种社会福利、集体生活事业,平调了集体和个人的不少财产,在城市刮起了"共产风".

主要由于"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坚持"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
9%、43.
9%和39.
6%,远远高出已经较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24.
2%的水平.
新增积累在新增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58年高达80%,1959年竟然超过新增国民收入,侵占了上年结转的消费基金.
积累的投入与效益的反差进一步扩大,项目投产率由1957年的26.
4%分别降为1958年的10.
7%、1959年的12%和1960年的9.
8%.
百元积累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一五"期间平均达到35元,1959年降至19元,1960年降至0.
4元.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
从1957年到1960年,工业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1.
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减到415亿元,下降22.
7%.
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
7比4.
3变为8比2.
再次,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
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不但使与其配套的一些重工业部门不堪重负,而且还严重冲击和挤占了轻工业.
从1957年到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5%下降到33.
4%,而重工业总产值却由45%增加到66.
6%.

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
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2.
6%.
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下降15.
6%.
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少1292万担,下降37.
8%.
油料产量3405万担,下降50.
9%.
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
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
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
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了28%~60%.
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由于可供应市场的商品大量减少,而职工人数却急剧增加,市场供应非常紧张.
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工资总额也由217.
6亿元增加到324.
1亿元,加上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1958年为21.
8亿元,1959年为65.
8亿元,1960年高达81.
8亿元,银行大量增加信贷和发行货币,社会购买力由1957年的488.
2亿元猛增到1960年的716.
7亿元,大大超出了社会商品供应量,造成商品奇缺,通货膨胀,人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
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国家对许多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凭证供应,制造了包括粮、肉、蛋、糖、肥皂甚至火柴等各种票证,还有工业券,凭券购置日用工业品.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
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
7%.
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
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
至于禽、蛋等食品,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

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
由于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而粮食的销售量却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的供应,国家不得不实行高征购.
从1958至1960年,每年的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到40%.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于是,只好不断动用粮食库存.
进入1960年后,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的危险.
5、6月间,中共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
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10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8、9天.
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库存量的1/3.
过去大量调出粮食的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也因连年挖了库存而无力继续大量调出.
在此情况下,尽管采取了诸如在调拨上搞南北季节性调剂、在销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购买的数量等许多措施,但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等办法,来渡过缺粮难关.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特别是农村,连年征购过头粮,把农民的所有积粮都挖空了.
由于营养不良,城乡居民比较普遍地出现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多得惊人,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问题比较严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
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达到30%.
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高达25.
43%,超过了1949年的20%.
其中,农村地区达到28.
58%,全国有40个县超过100%.
由于生育率明显下降,死亡率大幅度提高,人口发展改变了1950年到1959年间每年自然增长1000多万人的状况,出现了负增长的极不正常局面.
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1961年又继续减少348万.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报告指出,从1958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人.

在庐山会议方向发生逆转,即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当天晚上,彭德怀曾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写那封信是希望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
没想到,主席竟把问题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
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
"历史的发展不仅被彭德怀言中,而且连彭德怀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占主导地位,党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其作出了历史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自此以后,如何进一步科学认识"文化大革命",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时时反思的大问题.
正是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认真汲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才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闸门,并逐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科学论断,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执政成果.
今天,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我们仍有必要从这一段难得的"历史"中进行多方面、不同角度的总结,以便从中得到重要启示.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的产物.
它的发生,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全面发动的过程.
1965年11月从上海开始的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使"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了主导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及其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并持续了1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剧烈的动荡变化中,整个世界极不安宁,中国的周边环境也不安全.
这种动荡变化,首先表现在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升级.
美、苏两国这种南北夹击的咄咄态势,使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公开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也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增加了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紧迫感,从而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愈益发展,对国内特别是党内政治状况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
他不仅对世界大战的危险作了过早过快的预测,而且担心堡垒可能从内部被攻破,中央领导层可能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于是就越来越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不仅几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而且逐步形成以下观点并坚信不疑: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他们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上述一切,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继续发展和总概括,并被纳入到后来明确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成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由于上述观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并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致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发生严重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支配全局的地位.
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所作的分析:"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综观"文化大革命"十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全面开展,导致全面内乱的阶段.
其主要内容,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动亿万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全面夺权,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混乱的三年,也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最困难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1969年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一段的中心内容,先是进行所谓"斗、批、改"运动,在各个领域里使"左"倾错误具体化.
在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沉着领导下,稳妥地应对和处理了这一突发事件,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围绕批林整风,江青集团的势力由此上升,党内仍面临着严重的斗争.
但自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开始衰落,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虽然屡受挫折,广大干部、群众的怀疑和不满却逐渐得到聚集和积累.

第三阶段,从1973年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
这一段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党内健康力量逐步发展,并同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全面整顿等决策使局势明显好转.
这期间,虽有"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冲击,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有效的抵制,结果爆发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最后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与评价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就是说,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必须从总体上对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给以彻底否定.
因为长期的动乱,使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
10年间,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和受到牵连的人达1亿多;国民经济损失约5000亿人民币,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停滞和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历史文化遗产被洗劫,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及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假、恶、丑现象重新出现;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纷争严重泛滥,党和人民饱尝了动乱之苦.

然而,我们在分析、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带有极左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一切.
必须看到,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虽然这种斗争十分艰难曲折.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其中许多同志在遭受严重打击、诬陷而蒙受屈辱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工作,发挥作用.
同时,他们又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行坚决斗争.
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还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念.
许多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阶层的干部都未动摇过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立场.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其理想中的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
他自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就开辟了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观念中.
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
他重用过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犯有对他们干预不力的失误,但与他们搞反党阴谋活动有根本区别,并且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集团进行过重要的揭露和批评,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得逞.
这些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他在犯错误的时候,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种种压力,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没有被摧毁并保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犯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区别开来,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防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现实启示"文化大革命"是党和毛泽东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
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再次发生历史悲剧.

(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就是执政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坦率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1987年4月26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更进一步指出:"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
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
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
"这两段话言简意赅,是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长期犯"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教训的深刻总结.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确实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逐步犯了"左"的认识错误,特别是忽视对各种标签社会主义的批判,把农业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社会主义,致使很多党员干部用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点去理解社会主义.
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上述两个问题,忽视国情与环境的不同,"左"的错误不断发生,并愈益发展,终于导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领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试图开辟一条主要靠"抓革命、促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过分理想化模式.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包含着"破"与"立"的双重意向,即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进一步说,他的确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探寻一条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途径,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
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本意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党和人民政权,扫除资本主义势力,这是无可非议的.
问题在于,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既未对"修正主义"的含义作出科学的界定,又对党内政治状况和国内形势的主流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认为党变质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不愧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长期以来即不断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积极探寻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境界.
既然是探索,则难免失误和曲折,因此,我们在肯定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和宝贵预见时,必须承认其理想社会构想中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成分.
而这些东西,又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并由于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显得更加完备、更加难以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失误.
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分析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概貌也并非有人指责的是什么"乌托邦",只不过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中有空想的成分,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
如1966年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即后来被广为宣传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大体平均的社会组织.
并认为不作这样的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有学者曾指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与《五·一六通知》是姊妹篇(两者相差仅几天——笔者注):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这是有道理的.
当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党要求有步骤地实行信中指示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8月1日,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指示的精神又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并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是研究了国内外各种经验的产物","是反修防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方案",等等.

实际上,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设想与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是继续发展.
因此,指示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其要点就是:政治上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要大致平等,差别很小,少计报酬或不计报酬;社会分工上各行各业自成体系,自给自足.
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构想,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抵制视为党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
他不仅认为那些不赞成他的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断定他们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因此,要实现理想社会的构想,就必须不断革命,扫除障碍.
这样,《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思想中介而联系起来.
毛泽东要通过《五·一六通知》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贯彻他"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可以达到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境界.

总之,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构想.
在正确的宝贵预见与错误的空想因素交互支配下,毛泽东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由正确到部分错误,由纠正部分错误到犯了更大的错误,"左"的倾向逐步支配全局,探索陷入迷误,以致最后发动和领导了事与愿违的"文化大革命".
正是从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他不仅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伟业、大事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教训时曾多次谈到这一点.
习仲勋1986年曾说: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胡乔木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陆定一也说:我们所以犯"左"的错误,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似懂非懂,若明若暗".
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上述总结都是十分中肯、精当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在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谓运动,而必须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轨道上来从指导方针的角度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在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上出现了偏差所致.
深刻地认识国情,尤其是认识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的国情,作出正确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确实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曲折才能逐步理出一个轮廓.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时间,党和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虽然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也就不能再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应通过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调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更加完善.
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没有这种专政,就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根本不需要再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十年内乱的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政治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极端有害.
我们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完全熄灭的观点,对于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应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对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内的问题也应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解决;在弄不清问题性质的时候,一定要先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切忌随意上纲,动辄上线.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所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个经济任务,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党和国家各项任务中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否则,决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干扰而动摇这个中心.
"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理论把八大确定的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诬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不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地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学说,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四化,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综合国力.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不受干扰,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科学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种违背可以从各个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来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一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导致后来党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失误.
实际上就是对国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
邓小平说建国以来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讲起的.
其实,可以说党内"左"的东西一直存在,建国后至少是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就开始了.
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是很完善、有不足,但至少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符合当时的国情.
当时的中国马上搞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生产力的条件,所以,应该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
但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直接导致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经济问题的判断转化到政治上的分歧.
毛泽东等人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看成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后来,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更被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这就把党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建设模式、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问题上的正常意见分歧,转化成政治上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尖锐斗争的原则高度,直接导致了"文革"中"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被打倒"这样的错误逻辑和口号.
老干部是民主派,就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候讲的,认为刘少奇等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搞社会主义,后来就演变成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代理人".
所以,才要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我们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被抛弃和"文革"发动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生产力的判断重新从实际出发了,这就是主观符合客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

二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
实际上就是对世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二战后世界发展趋势、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变化等).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连.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理好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出现"左"的顽症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走了一条很漫长的曲折之路.
结合分析"文革"发动的教训,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我们党发生了越来越"左"的错误,甚至形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持;凡是敌人坚持的,我们就反对"这种貌似很"革命"的逻辑和口号.
"文革"的既定目标,就是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就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统统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统统嗤之以鼻,直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自我调整,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它所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有的是人类文明的共有产物,是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简单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邓小平曾经指出,"文革"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搞得很清楚.
是不是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因此,毛泽东直到晚年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是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重要战略部署,是一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
正是从这个角度,胡绳曾经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一个陷阱,是毛泽东的一种宗教,他越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己就越陷越深,直至认为是一笔重要政治遗产,要交给下一代,哪怕是血雨腥风等.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而逐步破除了凡事必问"姓资姓社"的框框束缚,敢于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等.
这与我们吸取了"文革"教训,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冷静客观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

三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封建主义.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对帝王意识、皇权崇拜、专制集权等).
建国后,我们很快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消灭掉,后来也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实际上成为"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根源.
权力高度集中基础上形成的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不是一对双胞胎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权力达到一定的地步,就容易形成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官僚作风.
所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决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当时,李维汉曾跟邓小平专门提出反封建的问题,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突出强调了破除封建主义遗毒问题.

总之,"文革"发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余地,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四)"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要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制度是决定因素".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先进的,但在具体体制上存在的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不仅由此产生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和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而且也是造成个人专断、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坚决改革这种体制上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仍有可能重新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首先要健全党内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原则,既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个人专断.
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不否认领袖和个人的作用,但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
否则,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导致指导方针的失误,为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
"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此.
这一严重教训再次证明,先进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确理解和处理领袖同党、领袖同群众、领袖同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既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又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任何党员,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都必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权.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一次疯狂践踏.
要从根本上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避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
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保证国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实施,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要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强大武器.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越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任何领导人不得随意修改宪法和法律.
要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中共中央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我们吸取"文革"的教训,坚持科学的执政方式,奉行正确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总之,"文革"十年,把我们的失误、弊端和缺点发展到极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建国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
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正如邓小平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那里.
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
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越犯错误越好,而是强调总结教训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丰富的时期.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已经以决议、准则的形式作出,但现实生活的种种事例说明,时至今日,并非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清楚并汲取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教训,呼唤"文革"、留恋"文革"仍大有人在.
正因如此,文学老人巴金先生才在《随想录》中告诫人们:"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忘,"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的一页不能忘,忘了就会重新发生,就会"再来一次"!
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化大革命"众多的事件中正确认识并科学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才能作为我们今后执政的历史借鉴,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正由于我们从理论上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的本质区别与一般共性,才抛弃了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只从所有制、分配、计划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点,由僵化、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到靠改革开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上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决策,应当说都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结果.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实行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要求制定的重大战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30年的对外开放,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实践充分证明,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党的一贯主张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从分析中国面临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急迫形势入手,就鲜明地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1936年夏秋,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受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问,双方就"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等广泛问题进行了谈话,当斯诺问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就外债问题坦然地向世界宣告:"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
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4年初,美国政府出于在战后控制中国的需要,开始积极争取与中共建立直接的联系.
同年6月9日,包括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合众社记者福尔曼等6名外国记者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访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与福尔曼等人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表示中共欢迎外国政府和外国资本家来中国解放区投资,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
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
"同年7、8月间,在同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组长包瑞德、成员谢伟思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中国必须工业化.
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把外国资本的帮助作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我们党在对外开放和吸收利用外资问题上所作的重大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945年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地提出了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生产力标准".
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同时提出了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表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
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
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讲话中,毛泽东关于两个"广大"(即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广大",一个外国投资容量的"广大")的观点,是很富有战略眼光的开放思想.

但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与英美等国的关系逐渐恶化.
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贸易的努力.
1946年6月3日,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发布的《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明确要求山东等解放区"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订立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
"1948年9月,当三大战役正紧张进行之际,英国政府曾指派其在华人员与我方接触,要同我谈判贸易问题,我党中央立即表示同意,指示有关方面:"赞成与英方进行商业往来","如英国使馆成员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其进入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接洽.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是否同外国人做生意的问题,说:"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同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他又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新中国与外国进行正常经济贸易活动的做法确定下来,使对外经济交往有了法律保障.

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军事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被禁运的所谓"战略物资"达500种之多,参加禁运的国家有45个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实行"半开放"的对外政策.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双方经过长时间谈判,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以偿还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的协定.
3月27日,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以及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等三个经济协定.
这三个协定签订后,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的社论,指出: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不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以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独开办这三个合股公司,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
"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国共从苏联获得14.
27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些贷款引进了主要是苏联的156项成套设备,建立了新中国经济的主干.
但是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开始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四人帮"把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一味强调"反帝反修",把对外开放、学习外国说成是搞"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导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期刊,工厂里没有国外的新技术,人们"谈洋色变",造成了中国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面前,由毛泽东亲自决策,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进而引起连锁反应,迎来了70年代我国外交关系发展的新高潮.
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用尽生命的最后余力为打破我国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和闭关自守状态所作的一次巨大努力,也是"文革"期间我国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为改善我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毛泽东和美国改善关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是打"美国牌"以减缓苏联大军压境威胁的"以夷制夷"战略,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超过了经济贸易上的意义.
因为就在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改善、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际,很多西方国家试探要在中国投资,和我们进行经贸往来之际,我国政府却对外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
1974年外贸部写作组在一篇文章中更提出了三个"根本不会"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1975年,邓小平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曾试图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提出要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先进设备,增加进出口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大政策"来实行.
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这个时期实行的封闭半封闭政策,阻断了中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使我国失去了难得的发展时机,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自我封闭的同时,从世界范围看,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他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经济贸易途径来缓解危机;另一方面,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又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在对外开放中加速经济发展成为潮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此时从国际形势及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它们之间一度剑拔弩张的关系.
在"缓和"面具的掩饰下,苏攻美守的竞争态势使美国外交政策在70年代末表现出了摇摆的特点:既想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又想借助中国对付苏联.
这就使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际战略局势发生的这种微妙的变化,为中国在国内政治条件具备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是国际的背景.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外开放决策的酝酿和提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许多被搞乱了的是非开始得到清理.
全党基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灾难,开始认真反思"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深刻的反思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响亮地喊出了"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口号.
但是,要实现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光靠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可能.
怎么办这就必须眼睛"向外",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快自己的发展,"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此,1977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尖锐地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
在关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问题上,汇报提纲非常肯定地回答: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洋为中用,这样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善于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这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也是爬行主义.
与此同时,出国考察的任务也提出来了.
同年11月,在研究长远规划的第二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领导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学到手、拿到手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
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明确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在对外开放中进行经济建设.

而要学习外国,首先就必须了解外国.
但由于长期封闭,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可以说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为此,1977年7月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引进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要"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通过考察"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团是1977年底袁宝华、李强率领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赴英国和法国考察企业管理.
1978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
据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
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其他各部委的专业考察团也有不少.

在众多的出国考察团中,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最受世界注目,因为这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个访问团是由华国锋首先提出并经中央讨论同意成行的.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严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西主管工业的书记朱广权、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维澄、李浩、徐维勤、安东、游吉寿、杨南生等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为了壮大出访声势,代表团还带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摄影、摄像组随团,全团共30多人.
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
代表团每到一国都受到高规格接待,谷牧回忆说:"我是一位副总理,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
"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谷牧后来说过:"过去,'四人帮'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的好,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考察团回国后,于6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汇报.
出席汇报会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
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进行到晚上11时15分.
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
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都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听了汇报,到会的中央领导们兴致很高,纷纷发表意见.
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
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
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
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确定: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虚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不久,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详细听取了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要求,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
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现在应该认真组织贯彻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星期天休息).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做了重要准备.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两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7个国家.
领导人这样频繁的出访,除了所谓外交"还债"的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特别是邓小平在出访时,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
24日上午,在出席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前,邓小平与日本6个在野党的领导人举行了15分钟的恳谈.
在恳谈中,邓小平借用历史上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道出了谈话的主题.
他说,这次访问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二是向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所谓长生不老药,其实是指日本由一个战败国用30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和奥秘.
抱着这个目的,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工厂和企业,通过比较,他对中日间经济技术发展的巨大差距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月26日下午,邓小平乘日本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访问,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高速运行,当同行的日本记者要他谈谈对于新干线的观感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在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当他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每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不禁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
"后来,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即经常拿日本与中国作比较,反复强调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性.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指出,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独立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但新加坡从6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成为亚太地区"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就表示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去,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
11月14日,在结束访问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谈到了访问日本和新加坡的感受,说:"现在的路子走得对.
叶帅讲,路子要走宽一点.
日本向我们建议搞合资银行,这是可以搞的.
他们把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我们利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
明年是建国30周年,我们也不大搞庆祝活动,我们穷,为什么要讲排场呢本来穷,就别摆富样子,好起来再说……我在日本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
我们的框框太多了,一下子要改过来不容易.
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
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
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
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而国际国内比较的结果却是:"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通过一连串的出访,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与有关国家的比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第一,提出并论证了发展中外科学技术交流的必然性.
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
"第二,提出要把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
他在1978年5月和10月两次会见外宾时都说,现在我们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有很多重要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第三,把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提到突出位置.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第四,提出要抓住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78年9月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
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部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它们的资金.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初步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以此为指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决策的同时,以中央全会的郑重形式进一步提出了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对外经济工作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虽然在文字上没有使用"对外开放"这样的字眼,但事实上以其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三、实施对外开放决策的重大举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清除闭关锁国的观念,全国上下精神为之一振.
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
但是,对外开放政策确立后,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封闭已久、国门乍开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应如何把开放政策付诸实施,寻找一个正确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而又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呢对此,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一)兴办经济特区1979年初,在传达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广东省的领导同志从国外兴办"出口加工区"的经验中得到启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根据广东省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能否在广东沿海某个城市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类似国外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一样的特区广东省委对此设想进行了认真研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出口加工区可优先考虑在深圳、珠海试办,因为两地紧靠香港和澳门,并且两地已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农、牧、水产出口基地,又新实行了市的建制.
考虑到汕头历来是对外交往的口岸,有人缘和地缘关系的优势,也可以设置一个出口加工区.
1979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王全国等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汇报了这一设想,要求中央给予广东省一定的权力,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以便借助华侨众多和毗邻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经济.
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赞同,邓小平给予肯定和赞扬,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在向华国锋汇报时,还曾希望能在广东搞一点类似美国联邦制的东西,多一些自主权.
华国锋回答:联邦制就不要搞了,给你们多放点权吧.
广东省的建议也得到了福建在京参加会议的负责人的响应.
于是,这次会议初步讨论了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的问题.

为了落实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事宜,1979年5月中央派当时的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帮助两省作进一步的调查论证,进而提出兴办特区的具体方案.
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也参与了特区草创阶段的调研和论证工作.
经过考察和论证,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于6月6日和6月9日分别向中央写出报告,提出了兴办出口特区的具体设想.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正式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提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特区在发展步骤上,"先搞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事业等,逐步积累资金,再兴办加工程度高的项目".
考虑到两省在执行特殊政策过程中,各有关方面难免出现一些复杂情况需要协调解决,中央决定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协调小组,随时了解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实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实时解决矛盾.

1979年12月,广东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报告中提出,特区不但要以办工业为主,同时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
因此,建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以使其含义更确切些.
1980年3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同意将原拟"出口特区"的名称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
会议形成的纪要指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
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而完成了设置经济特区的立法程序.

建立经济特区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确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块试验田,正是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党中央不断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在酝酿兴办经济特区的同时,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还曾设宴款待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提出了利用外资的设想.
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3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弗里茨·霍纳格时,详尽阐述了中国在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对外经济方面的新观点新办法,指出:"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继续贯彻下去.
现在国际上一是担心我们引进技术、资金的偿付能力问题,二是担心我们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关于偿付能力问题,我出访美国时就说过,这个问题好办,因为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的开发,本身就有相当的补偿能力.
问题是合作的方式.
国际上也有汽车公司愿意同我们搞合股经营,这种形式本身就有偿付能力.
至于发电、交通设施等不具有偿付能力的项目,可以通过发展其他贸易来解决.
按现行的政策,也许五年后会好一些,十年后会更好一些.
""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同年10月,由荣毅仁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并很快就同世界上很多大公司建立起业务往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顺利完成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打开了新局面.
在这个背景下,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不仅第一次郑重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而且还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同时,我们也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这个指导思想是我国推进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

中央正式批准建立经济特区后,特区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深圳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18亿美元.
1983年与197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基本建设投资是建国后30年的总和的20倍.
但是,特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走私贩私猖獗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严重,使对外开放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对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作用产生疑问.
在一部分人特别是在一些尚未从僵化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的人看来,特区俨然已成了冲击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看到特区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就认为是搞资本主义;看到特区内的企业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先进管理方法,就认为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翁地位;看到特区初建时产品内销较大的现象,就觉得是在帮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
更有少数人认为特区就是旧中国的租界,中国政府失去了主权,甚至有的中央领导在深圳考察后竟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出席会议,重点讨论如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问题.
座谈会纪要最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在关于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部分,文件转述了陈云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中讲的一段话:"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
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这个文件中还夹有一个,题目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若隐若现地把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因此,对加上这个,当时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有不同意见,表示:"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是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
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两省座谈会之后,经济特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特区的发展再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

正当对外开放举步维艰之时,1984年1月24日至2月16日,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来到广东和福建,对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进行了实地视察.
当他看到昔日荒凉的边陲小镇正在变成粗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后,十分高兴地欣然挥笔,对特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
他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
"邓小平的题词拨去了笼罩在特区头上的团团迷雾,为经济特区正了名,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特区的发展.

(二)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从南方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谈话,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他针对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顾虑,明确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党中央和国务院随即开始筹划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学习了邓小平2月24日谈话中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意见,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快步伐,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
到会的有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和北海八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和海南行政区,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省和广西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总参的负责同志.
胡耀邦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4月6日,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会见了全体到会人员.
会议提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四化建设全局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和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观点,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以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所谓进一步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如上海、天津两城市的外商总投资项目审批权放宽到3000万美元以下,大连放宽到1000万美元以下,其他城市放宽到500万美元以下;二是对前来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待遇,以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
外商投资凡属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项目,能源交通项目和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项目的企业所得税均按15%的税率征收.
5月4日,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中央还决定,批准在上述条件具备的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兴办三资企业,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新的重大步骤,它把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由相对集中的4个"点"进一步向北延伸,形成了由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城市组成的一条对外开放的"线".
这对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一)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不久,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据此,《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提出:"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对于《决定》在开放政策上取得的这一重大突破和进展,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
《决定》通过后的第二天,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没有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
针对外国有些人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变,邓小平强调:"我说不会变.
……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国务院主要领导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报告.
报告形象地把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比作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提出这些"桥头堡要起跳板作用",同时还提出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型城市,应当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两个扇面、一个枢纽"的作用,即形成对内和对外辐射的两个扇面,开放城市居中起枢纽作用.
报告还向中央提出进一步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再陆续开放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建议.
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他说:"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
"后来,国务院领导又提出了开放闽南厦、漳、泉三角区的建议.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中发[1985]3号文件,正式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9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要求这三个地区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前沿地带.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
它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由"线"向"面"推进,在沿海地区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构成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由举办经济特区发展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带动周围中小市县大跨度地推进,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充分利用内外条件发展自己的战略措施,也是实现十二大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必然要求.

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一是从国内来讲,经济特区的成功运作和发展为党中央确定在更大区域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而上海等东南沿海大中型港口城市无论是在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实行内引外联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明显优势,具备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二是从国际上讲,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趋向缓和,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这一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和环境,为我们党积极发展同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经贸联系,进而确定对发达国家、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国际基础.

(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策与目标.
十三大报告指出,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十三大以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接连出台:一是进一步扩大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十三大后不久,国务院主要领导根据对外开放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设想,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这个战略提出,沿海地区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较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有效地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加快沿海经济的繁荣.
沿海发展深加工的外向型经济还可以给中西部地区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从而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这个设想报告中央后,邓小平明确批示:"完全赞成.
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随后他又进一步表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根据邓小平优先发展沿海的大局思想,1988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整个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省环渤海湾地区和广西北部湾地区的234个县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在我国东部沿海由南向北共1.
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形成了一个狭长的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这个开放地带横跨11个省、区,包括近300个市县,2.
2亿人口,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

二是决定海南建省,整个海南岛建成经济特区.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问题,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
1980年,国务院曾在北京召开海南岛发展问题座谈会.
1983年1月,胡耀邦、赵紫阳、谷牧等中央领导又亲自视察海南岛,探讨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问题.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回京后,又明确提出要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
为了加速海南岛的发展,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扩大海南的自主权限.
成立海南行政区后,海南岛的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这个行政区仍隶属于广东省,行政层次繁多,还是不利于海南的进一步发展和吸收外商投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7年4月,香港有关人士曾向中央领导提出以下设想:把整个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国外自由港的管理办法,由港商负责投资开发.
但国务院领导考虑后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
经过仔细研究和专家论证,中央最后提出了将海南岛单独建省,将海南全省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
1987年12月,中央在海口市召开专门会议,就海南岛建省和建立经济特区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
以此为标志,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和作为我国第5个,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三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为了表明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1990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在浦东新区比照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通过开发开放浦东,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开放,突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新态势.

十三大以后的短短几年,我国连续出台了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重大决策,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党的十三大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9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决心和信念更加明确.
第二,国内经济建设出现的新情况,要求进一步开拓发展思路.
这表现在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克服建设资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十分短缺,人均自然资源不丰富这些困难.
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原料的矛盾;沿海与内地在原材料、市场等问题上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这不仅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使沿海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新受到影响.
这些严峻的现实逼迫我们必须眼睛向外,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
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推动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这正好为我国沿海地区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四,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政策,我们没有退缩和畏惧,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使得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很快破产.
正是从这个问题上,全党进一步认识到:对外开放不仅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第五,经过1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党、国家和人民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这是我们能够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各项事业举步维艰.
有人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多引进一分外资,就是多了一分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要暂时打住;有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行了,要改成两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人甚至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谨防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感到茫然,也十分担忧.

为了澄清思想领域的混乱状态,推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谈话中,邓小平尖锐批评了干扰改革开放的"左"的观点,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南方谈话引发了全党新一轮思想解放.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对外开放.
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90年代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明确了我国90年代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开放也掀起了新的高潮.

一是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1992年3~7月,为了促进内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将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黑河、满洲里、凭祥、二连浩特等13个边境市镇开辟为沿边开放城市,鼓励这些地区发展与独联体、东欧、中亚、中东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这样,沿边开放带形成.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5个长江中上游城市.
至此,长江2000多公里沿岸主要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沿江开放带形成.
在陆续开放沿边和沿江城市的同时,为了加快内陆省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内陆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于6、7月间又相继开放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18个省会和区首府城市,让这些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同等优惠政策.
二是明确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在下个世纪中叶将上海建成国际性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三是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形式,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更多地吸收外资.
利用外资的领域,经过试点,逐步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允许经过批准的若干城市试办外资银行和保险业.
四是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政策,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国家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不分地区都可以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优惠.
积极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
五是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大幅度降低关税,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扩大国内市场开放,逐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积极努力.

1992年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区域开放急速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全方位开放,其发展之快是异乎寻常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束缚人们手脚的传统偏见,使广大干部、群众观念大转变、思想大解放.
二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后,要求国内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着眼于对外开放,积极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为我国经济最终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
三是从国际情况看,尽管1991年发生了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但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大得很.
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西方国家谁也不会熟视无睹,这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有利的国际条件.

伴随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一系列相应的改革也进一步加快.
世界贸易组织(英文缩写"WTO")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英文缩写"GATT").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
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关于接受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的文件》,接受了关贸总协定的重要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席位仍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继续占据.
而台湾当局认识到它难以全面履行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相应义务,而战时状态又使其不能在关贸总协定中获取任何贸易利益,于是在1950年3月6日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退出了关贸总协定.
新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台湾当局退出的合法性.
不过,由于当时国际环境险恶,中国无法有效地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各项活动,对关贸总协定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对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地位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利义务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时并未就关贸总协定问题发表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国内理论界围绕着是把发展对外贸易与坚持自力更生对立起来,还是从国际分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自觉利用国际分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贸易等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
经过讨论,人们逐渐达成了以下共识: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在发展经济中,"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上述共识的达成,直接影响了我国后来对外经贸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成为我国作出"复关"决策的重要理论准备和促成因素.

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5月,中国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
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机构中,只有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席位中国尚未恢复.
但这时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合作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同年8月,中国派代表出席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国际贸易组织执委会会议,投票选举瑞士人阿瑟·邓克尔为关贸总协定的新任总干事.
1980年至1981年,当时的对外贸易部还曾3次派人到关贸总协定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合作机构——国际贸易中心参加关贸总协定举办的贸易政策培训班,学习关贸总协定的有关协定、协议及贸易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知识,了解关贸总协定的发展和各缔约方的情况.
由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使我国从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中迅速获得了较大数量的资金支持,加之与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国际贸易中心和棉纺织品委员会的接触,使我们感受到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和参与其活动.
在这种认识下,1982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要求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
同年11月,中国获准成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

取得观察员资格后,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准备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有关事宜.
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报告,提出了我国复关"三项原则"与"三个要求".
所谓复关三项原则:一是以恢复方式参加关贸总协定,而非重新加入;二是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条件,而非承担进口义务;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享受相应的待遇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所谓复关的三个要求:一是要求美国按照关贸总协定有关原则,给予中国多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二是要求享受发达缔约国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三是要求欧共体取消对中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限制措施.
这三项原则和三个要求,都是根据关贸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1983年8月,外经贸部、外交部和海关总署还联合组成考察团,到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巴基斯坦、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就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进行考察.
其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经济体制上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吸取他们的经验,对加入关贸总协定进行一次"摸底"考察很有益处.
此后几年,中国的复关步骤在关贸总协定的帮助下,进行得颇为顺利.
关贸总协定已经看到,让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全方位经济改革的大国进入该组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态度上积极支持,主要缔约方如美、日、欧共体等也未从中作梗.
冷战的阴云尚未彻底褪去,发达国家都乐于看到中国抛却计划经济体制,进入自由贸易圈,以给其他尚未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一个"样板",起到鼓励、刺激的示范作用.

1986年初,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首次访问中国.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他明确表示了中国希望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的愿望.
至此,中国复关问题被正式提上了中国政府和关贸总协定的议事日程.
同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钱嘉东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从1986年7月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后,中国就由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复关"谈判,一直持续到1995年11月.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从当年11月起,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这个谈判又进行了6年,一直到2001年12月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
从"复关"、"入世"谈判的内容、进展和国内外所处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年7月到1989年5月,为"复关"申请、答疑和综合评估阶段.
1987年2月,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体制、海关关税制度等内容,并表示随时准备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实质性谈判.
同年6月,关贸总协定成立了"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经推荐和理事会确认,瑞士经济部长大使吉拉德为"中国工作组"主席.
7月,中国政府派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沈觉人带队赴日内瓦,与吉拉德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见,标志着中国复关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11月,针对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对中国外贸制度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各缔约方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所提329个问题的答复,回答了各缔约方所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原则.
到1989年4月,经过中国工作组连续七次会议,关贸总协定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关贸制度的答疑和综合评估工作,中国"复关"议定书框架草案已跃然纸上.
可以说,在1989年底结束"复关"谈判无论在多边还是双边磋商中已基本形成共识.
这一阶段的"复关"谈判之所以进展较为顺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位居各社会主义国家前列,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改善,西方国家迫切希望中国进入多边贸易谈判,以此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从而为其他尚在观望和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树立榜样.
第二,各主要缔约国对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良好观感和各方矛盾的暂时被掩盖,使他们对中国"复关"的要价比较适中务实.
第三,关贸总协定的"入门费"远较后来的世贸组织为低,这一点决定了谈判内容的相对简单,涉及的问题也不像后来那样广泛和复杂.
这一阶段也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开始进行之时,所有要价均是基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提出的,主要涉及的是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而没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服务业市场准入等问题.

第二阶段,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月,为"复关"谈判因政治因素干扰而陷于停顿阶段.
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并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复关"谈判涉及的双边磋商和以日内瓦工作组形式进行的多边谈判均陷入停顿.
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缔约方对我国"复关"采取消极态度,并出于政治考虑对我故意挑刺,故意刁难中国"复关"工作组的工作,乃至推翻工作组各缔约方近4年来所取得的谈判成果.
其手法,一是积极支持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关贸总协定,借此向中国大陆施压;二是节外生枝地对已经审议完成的我对外贸易制度及外经贸体制提出质疑,要重新作评估;三是第一次对中国所坚持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出挑战,声称要慎重考虑我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的要求.
由于美欧的蓄意阻拦,我国的"复关"谈判事实上又重新回到了对外贸制度进行审议评估的阶段,中国的"复关"进程开始走回头路.

第三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5年11月,这是"复关"谈判重新启动与实质性谈判的攻坚阶段.
经过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有效的工作,1992年2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会议召开前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谈话精神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从根本上破解了曾困扰中国"复关"谈判多年的关于中国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一难题,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中国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乘着思想解放的东风,从事外经贸工作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理论宣传文章和研究报告,客观、全面地介绍关贸总协定特别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对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使国内对中国"复关"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正是在这一国内背景下,1992年10月,以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议定书谈判和市场准入谈判的要价过高,使中国"复关"后期谈判陷入一个"怪圈".
即"复关"谈判面对变化中的中国经贸体制和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不是谈判问题减少,而是越谈问题越多,似乎中国无论如何深化改革、完善经贸体制,其离"复关"要求和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为了摆脱和打破这一谈判怪圈,增加主要谈判方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中国于1994年11月果断地作出了"1994年底为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最后期限"的重大决定,以推动主要缔约方丢掉幻想,对中国"复关"谈判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
1994年12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在这次关系中国能否在关贸总协定结束其历史使命、世贸组织成立前"复关"成功的关键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了国家利益,与美欧谈判代表展开了激烈交锋.
但终因美欧要价过高,中方没能与其他缔约方就中国"复关"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国问题达成协议.
至此,中国8年"复关"努力,由于主要缔约方的阻挠而功亏一篑,冲刺未果.

第四阶段,从1995年11月到2001年11月,这是中国"入世"谈判阶段,也是继续实质性谈判阶段.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但关贸总协定继续并存一年.
从当年11月起,中国的"复关"谈判转成"入世"谈判.
同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相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进一步复杂化,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增多,所管理的范围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增加了中国"入世"的复杂性和难度.
为了统一对世贸组织谈判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吴仪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世贸组织工作小组.
11月,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主席仍为瑞士人吉拉德.
同月,美国向中国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入世'的非正式文件",罗列了对中国"入世"的28项要求.
1996年2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了第十轮双边磋商.
中方对美方的"交通图"逐点作了反应.
3月,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出席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6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第六轮双边磋商.
11月,在菲律宾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晤,两国高层决意推动中国"入世"谈判进程.
随即,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加拿大、日本、欧盟、美国先后在北京与龙永图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双边磋商.
其中,中欧间磋商为双方第七轮磋商,中美间为双方第十三轮磋商.
1997年8月,中国还分别与新西兰和韩国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
10月又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结束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1998年2月,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将中国从欧盟反倾销政策针对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这是欧盟改善对华贸易的一个积极步骤.
1998年6月,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入世"三原则:第一,世贸组织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
第二,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
第三,中国的"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1999年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访问美国.
为了赶在朱镕基访美期间中美结束关于世贸组织的谈判,进入1999年后,中美各个层级的谈判夜以继日地进行.
当年3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来华,并与国务委员吴仪举行了会谈.
经过这次谈判,在两国最高层会面之前,双边技术层面的谈判结束,交由两国领导人作政治决断.
同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并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会谈.
中美本来可以在此期间结束双边谈判,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最终错失了与中方达成协议的机会,但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中美谈判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面对北约的野蛮暴行,中国人民群情激奋,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降到了近10年来的最低点.
政治关系的冷却必然对双方的经贸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也自然给原本已接近成功的中国"入世"谈判蒙上一层阴影.
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个别人士面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以限制经贸往来相威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也推迟了前往中国的行程.
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在中国主权正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犯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入世"问题有些不合时宜,主张中国暂缓"入世"的观点又有所抬头.
在此情况下,1999年9月8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会谈后共同接见中外记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阐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立场.
江泽民说:"我1993年与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会晤时,即同他谈过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位的问题,现在已叫世界贸易组织.
我当时阐明了三条原则,现在仍然适用","今年5月8日,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有三位烈士牺牲.
虽然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再三向我们道歉,但在那个时候美国提出继续进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谈判,时机是很不适宜的.
所以,谈判中断了.
从今年8月开始,美国就不断传来信息,要同中国恢复进行谈判.
最近,克林顿总统专门就中美恢复谈判问题给我写信,我复信表示同意,谈判又开始了.
西方有些舆论声称是中国急于要求美国重开谈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久,我将去奥克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届时将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我想,中美双方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
1997年我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本来是要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
但是,据说由于美国国会方面的原因没有能谈.
今年春天,美国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本来也可以达成协议.
但据说又是因为美国国会的原因没有谈成.
中澳两国现在已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了协议.
中美之间谈得好不好,能不能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澳大利亚奥克兰举行的第七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会晤,江泽民在会晤时说,中方对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我们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
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希望尽快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努力.
经过会晤,双方领导人同意恢复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
11月9日至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在北京重开谈判.
经过讨价还价,双方代表终于签署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协议的签署扫除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标志着在经过13年的漫长等待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终于取得了突破性和决定性的进展.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从2001年12月11日起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标志.
这一战略决策的作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总揽全局、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史行程,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要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
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总之,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廉政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更为突出,廉政建设这一传统课题依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总结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反对和防止权力腐蚀,取得了哪些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提高加强廉政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必胜信心,促进新时期的廉政建设,无疑具有极大裨益.

一、权力理论和反对权力腐蚀的理论框架(一)权力理论1.
权力的概念权力是一种具有高度神秘感的东西,在不同人的眼里,它有着不同的意义.
一般认为,权力就是"公共权力".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权力视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在社会学及政治学的范畴中,权力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志愿望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决定的能力.
权力遭到腐蚀,就会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

2.
腐败的定义对于什么是腐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下了很多定义.
政治学所界定的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谋取私利.
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的存在和运行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可分为直接滥用公共权力的政治性腐败、间接影响和操纵公共权力的社会性腐败,政治性腐败是决定性的,如购买公共权力的行贿、受贿.
行贿是社会性的间接行为,受贿则是政治性的直接行为.
有的认为腐败是专指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行为,有的认为腐败是权钱交易,有的则认为腐败是以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
以上种种概括,虽然侧重不一,但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或公益职权的少数人,利用权力或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即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
其实,这就是世界银行所界定的腐败定义.

腐败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产物.
中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有两面:一面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正确使用公共权力;另一面则是容易出现被腐蚀的可能,超出了限定的范围,就是权力腐败,称为"对公共权力的异化".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掌握的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即越大,权力的大小和腐败的可能性之间是成正比的.
实践证明,产生腐败的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3.
关于腐败的种类腐败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不同的分类标准.
腐败的过程,就是以权谋私的过程,所以从交易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谋钱、以钱谋权)、权色交易(以权谋色、以色谋权)、权权交易(互相利用安排子女亲属、任人唯亲等)、权名交易(以权力为个人谋名、建立个人的社会关系)、权乐交易(公款宴请、旅游、玩乐).
其实,"私"的范围有多大,交易的方式就有多种.
如从腐败的客体性来看,分为实利性腐败与政绩性腐败、职务性腐败与非职务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与社会性腐败.
从腐败的行业性上看,可分为金融腐败、司法腐败、吏治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等.
从腐败的主体性上看,可分个人腐败与集团腐败.
以个人腐败而言,也可分为两种:一是贪婪型腐败,二是需求型腐败.
综合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最为严重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

(二)中国共产党反对权力腐蚀的理论框架1.
反腐倡廉的基本模式有腐败,就有针对反腐败的廉政行为.
在如何防止权力腐蚀的问题上,古今中外,许多人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反对权力腐蚀的问题,既是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问题.
权力从形成到异化,分为很多环节.
任何权力都有异化的可能,我们就需要从权力发生的源头进行防范、在执行权力的各个环节上加以约束和监督,从而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向健康发展,这就是"两点一线"的理论架构.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是与它的创立、发展与壮大相伴而生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着不同的权力腐蚀形势,采取了不同的反腐模式,由于所处的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就取得了不同的实效.

2.
社会转型期出现腐败的成因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社会转型期关于腐败成因的几种基本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七种:(1)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寻租活动高涨和腐败行为猖獗;(2)权力失监导致腐败;(3)现代化导致腐败;(4)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5)强国家、弱公民社会的非均衡造成腐败;(6)低薪导致腐败;(7)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导致腐败.
此外,还有运用秩序—利益分析框架、成本—收益分析、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方法探讨腐败行为动因,形成了不少观点.
不同的分析框架源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法.
现选取其中几个方面作一介绍:(1)主体道德分析框架.
就是将腐败归因于腐败分子的人格缺陷,归结为个人低劣的道德修养,如价值观念错误、心理防卫失当、品质素养低劣等.
这一框架,有助于分析腐败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揭示腐败主体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也有助于为我们建构坚强的反腐败思想防线提供理论基础.
但是,腐败主体的品格低下与腐败发生根源不是一回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2)现代化分析框架.
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英美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腐败.
这种分析方法就不能回答某些国家在非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也会出现腐败,既然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腐败,就会使人们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感到无能为力.

(3)寻租理论.
80年代由美国学者布坎南、麦克切斯内等人创立.
有学者分析指出,这一理论有效地揭示了经济领域或者经济—政治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但是,它无法揭示腐败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制度基础.
按照这一寻租理论,腐败是"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产生的,中国在改革时就应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的干预力量就会置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4)秩序—利益分析框架.
有学者和官员指出,腐败者是在利益驱使下,利用社会秩序的组合、重建过程中的缝隙进行的以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
考察一下目前中国社会发生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围绕着自身利益的冲突与斗争,促使社会秩序崩溃、瓦解、组合、重建,就在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腐败问题开始以新的形式在调整的缝隙中应运而生.
可以说,在体制转型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腐败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成为转型期腐败行为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建立自己的局部和全国政权,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权力腐蚀现象,加强廉政建设就成为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从而保持了党和革命政权的清正廉洁.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注意到防止贪污腐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党的革命纲领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党的任务、奋斗目标,还规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接受群众监督的原则,并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官员作了规定,在建党初期注意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持党的纯洁性、革命性和先进性.

1926年8月,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之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明确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老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它的党陷入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
"因为贪污分子"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
这是第一次向全党正面提出了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严肃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颁发的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
党在以后的施政纲领中,都把建立廉洁政治、清除贪污腐化作为重要内容.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各级苏维埃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困难局面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出现了一些官僚主义现象.
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包括《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惩治贪污浪费办法》、《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和《统一会计制度训令》等,并一贯重视法律、制度的贯彻落实,对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分子予以法律制裁.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建设,创造各种条件实行有效的人民民主监督,为廉政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首先是不断加强和完善专门机构的监督,成立了工农检察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等专门的监督机关,通过检查和审计有关账目对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从中发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案件.
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察部下设立控告局,专门接受和处理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检举揭发控告.
工农检察部、共青团还经常组织不脱产的突击队、轻骑队,经常对国家机关、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纲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官僚主义等现象及时报告,并加以严惩.

苏维埃政权还通过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体,发挥舆论工具的监督职能.
如在《红色中华》、《红星》等报纸上开辟了"突击队"、"铁锤"、"反对贪污腐化"等专栏,直接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
通过舆论监督,使苏区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处于汪洋般的舆论监督之下,使其难以存身,更难以滋生蔓延,对遏制腐败现象起到了明显的实效.

(三)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在各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
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
这个主张在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中得到全面、认真的实施.
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中,都有"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浪费"等条款.
在反腐倡廉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还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制定和修订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立法严惩腐败、从严治党、加强政府和民主监督机制等,把建立廉洁政府的纲领,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
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各级党务委员会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党员和干部的监督也更加有力.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发挥党外人士民主监督的作用.
边区各级参议会还对政府的工作实施监督,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人民监察机关,但在人员参与上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在政治上具有真实的民主性,并且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因而能够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制度和措施,在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和鼓舞力,贪污腐化现象逐渐减少.
广大人民群众将根据地政府称之为"廉洁的政府".
毛泽东当时曾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四)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将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的转变时期.
中国共产党把防止权力腐蚀、跳出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支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上了重要的议程.
在建立的各解放区人民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公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惩治贪污的条例,并严格执行,惩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严格执行入城政策,加强纪律教育.

各解放区还设立了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检查、检举并处分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违法失职,并经常防止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还规定建立每年农历正月上旬村政大检查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奖励模范,批评或处罚失职、贪污及其他不法分子.
上级政府机关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工作机关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

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多次以历史教训为鉴,告诫全党全军务必保持廉洁谨慎的作风.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这"四种情绪"都会严重削弱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到党长期形成的清正廉洁的形象,向全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并表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反对腐败、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的愿望和坚定信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颁布的一系列反对权力腐蚀的措施及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对维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夺取全国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夺权全国政权的不争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反腐的成效.

三、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保持廉洁、反对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反腐败更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监督法律化、制度化方面进行了长期有益的探索.
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反腐败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失误和挫折.

(一)建国初期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领导建设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就确立了廉政的根本制度.
这一精神,在此后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中均得以充分体现.

建国初期,党中央先后颁发了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及时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明确要求对贪污分子的赃款赃物应予追缴,以挽回国家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反腐败法规,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党在新中国政权机构中,还成立了预防和制裁腐败现象的专门机构.
《共同纲领》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人民监察机关,其职能是"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开始确立起较为健全的行政监察体制,各级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多党合作的制度,非常重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政治力量对执政党的党外监督作用,特别是批评监督作用.
许多民主人士还直接出任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充分发挥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开始注意从党的制度上来加强党的建设,认真开展整风整党,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进廉政建设,消除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党还开始注重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人民来信来访的群众监督,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的社会监督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加强舆论监督.

这一时期,党领导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如1950年全党全军整风运动,1951年整顿党的基层组织,1951年底至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等.
在酝酿和发动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紧紧地把握着斗争的方向和政策,对运动的方式和进程作了周密部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发动群众运动的经验.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中共八大和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指出,党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开展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还强调从制度入手,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
但后来在制度建设的问题上,出现了徘徊和落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政府先后规定了一些干部联系群众的制度,克服官僚主义,中央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公开提倡民主作风,亲自下基层,在全国广大干部中起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同时,在全国广泛树立和宣传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的党员典范,对社会风气和党风好转起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在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中央领导权威等措施,对消除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宗派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出现了"共产风",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干部专断作风愈演愈烈.
为此,党先后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如整风运动、农村"三反"运动、城市"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党政干部的廉政建设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些运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十年时期,廉政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和倒退.
由于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及党内政治状况的错误分析,在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在实践中采取了群众性激烈对抗的斗争形式,反对腐败的斗争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代替,造成全国内乱.
在这个期间,党和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和职能机构被弃置和撤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不但没有达到反腐败的目的,而且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党风廉政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开展的.
在政治斗争复杂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高度警惕,自我约束能力较强,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把反腐败与巩固政权、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这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对于党员队伍的纯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反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整风和群众运动,反腐败的程序就是按照整风和群众运动规范来设计的,是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相适应的.
依靠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开展反腐斗争,虽然有积极的作用,但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而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廉政建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难免泥沙俱下,暗流涌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作出了"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及时而尖锐地提到全党同志的面前,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党心民意的重大举措.
党中央在不搞群众运动的前提下,通过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和全面整党,探索在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这一阶段成为党的历史上反腐倡廉工作的全面恢复期.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党的廉政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集中力量处理"文革"及以前的冤假错案;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决查处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案件,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成为我国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纲领性文献;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开展以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1985年至1988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若干反腐倡廉的决议、决定和规章制度,廉政立法开始逐步推进,全国人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贪污罪、贿赂罪、挪用救灾救济款物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等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罪犯的决定》是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针对经济犯罪制定的第一部单行刑法.
另外,还有《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反腐败的专门机构和纪检监察的工作系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还建立(重建)和健全了反腐败机构,包括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国家行政监察机构,建立和健全审计机关,使党政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织和工作系统,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坚强组织保证.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复杂环境下展开的.
邓小平指出,当前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
"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受命于危难之际,把惩治腐败摆到了稳定全局的突出位置上,而且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发挥了稳定人心、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1990年4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全党以整风精神开展党性党风教育,克服党内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的不良倾向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这些工作,实际上就成为后来反腐败工作格局的雏形.

(二)十四大以后的廉政建设1992年以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的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包括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原则、基本措施、斗争环节等.
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强调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1993年8月,中纪委召开第二次会议,全面研究和部署反腐败斗争问题,确定了近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
首先是从上到下抓干部的廉洁自律,制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
十四大以后,中央决定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是我国党政监察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
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积极探索中,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

这一时期,还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的大案要案,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并进行了公开报道,在全社会造成了反腐败的一定声势.
中央纪委对每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作了及时引导和明确要求,通过查办各类案件,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三)十五大以后的廉政建设中共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的治理腐败的方略,即"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中共十六大对开展党的廉政建设作了总体部署,第一次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这是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上,还提出要深入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反腐败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
反腐败斗争在继续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包括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项改革整体推进,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四项制度逐步完善,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不断深化.
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党中央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建立严格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正式建立.
还制定了一批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基础性法律和党内法规相配套的规定或实施细则,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2000余件,从而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积极参与国际反腐,并利用国际力量加大反腐的力度.

通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我国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得到逐步完善,各项可行性措施也在逐步落实之中.
中央纪委先后召开了多次全会,国务院召开了多次廉政工作会议,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创立和实施国家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监事会制度、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军队武警和政法机构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并继续查处了一批党政干部贪赃枉法的大案要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四)反腐倡廉思路的不断开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间,伴随着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先后经历了以上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几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有许多工作是连续的、跨阶段的,是互相联系与承前启后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在反腐败总体思路上逐步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反腐败不搞政治运动,而是应该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来解决.
二是,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因此反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在全党上述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整个80年代,我党反腐败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抓法制建设,依靠法律手段调查和惩治腐败分子.
同时,全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从1992年以后的10年,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此时中央已经意识到中国目前的腐败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等特点,指出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制度入手,依靠体制创新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1993年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反腐败战略进一步演进为"标本兼治、三管齐下"的战略,这"三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查处腐败大案要案、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最后一项工作被提到了治本的高度来认识,治本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终形成了反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
中共十六大以后,在关于反腐问题的认识上,首次提出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廉政体系;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
中央明确提出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一方针政策标志着从"治标"到"标本兼治",再到"以治本为主"的思路转变.
近年来,中央从制度建设入手,出台了大量防治腐败的具体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严惩了各种腐败行为,抑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

五、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反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有成就,也有失误.
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是满意的,据统计,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满意率:1996年为55.
66%,1997年提高到61.
6%,1998年提高到62.
2%,1999年为64%.
在充分肯定成效的同时,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感到,腐败分子繁衍生息,络绎不绝,惩处工作难度在不断加大.
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和其他腐败现象呈蔓延上升之势,集中表现为"三高一广二严重".
"三高"是指:(一)查处案件的数量逐年攀高.
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近三年立案查处的违纪案件,平均每年以1万件的数字在递增;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类大案要案,平均每年增加近10个百分点.
(二)案件的发案金额成倍翻高.
贪污受贿的金额由过去的几百元、几千元发展到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
(三)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
"一广"是指涉案范围越来越广.
有的案件涉及人数众多,一挖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串.
"二严重"是指腐败犯罪交叉感染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造成的财产损失与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

面对严峻形势,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要实现"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同时,我们的反腐方针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在战术上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集约式"的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单打独斗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处与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一)诱发腐败的主要因素1.
社会转轨期,社会规则不断调整客观来讲,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的冲突、融合过程,向社会注入一整套规则体系,原有的体系规则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已经迈出,而政治体制改革却徘徊不前,中间就出现了漏洞.
这个时期,出现了先改革、后转轨的特点,转轨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和开放转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国同时经历这四个转轨.

目前,腐败现象大面积滋长的基本原因,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并存和摩擦.
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诱发着腐败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不配套、不完善、不彻底,给腐败行为留下大量的空隙和漏洞.
在这个社会转轨期,腐败处于高发并发阶段.
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同时,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融入到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改革发展又处在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
这一时期,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增强.

2.
个人权力集中,甚至过于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过于集中,甚至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步滋长起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法制等原则不断遭到削弱,以至发展到践踏法制的地步.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权力变成专横时,政治社会就走向腐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又强调说:"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概括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就是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权力如果太集中,不受监督制约,必然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发生,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二是"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包括滋生消极腐败现象.

3.
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个人掌握的权力过分集中、失去监督而导致个人专断,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的例子有不少.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个人掌握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必要的分权,把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精简机构,等等.
但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整套符合权力制约原则的制度,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监督体系,在曲折的历程中不断构建和完善,现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施,协商监督等.
但也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监督意识淡化.
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不让监督、不便监督和无须监督"的想法,对监督缺乏自觉性和责任感;对监督者来说,也存在着怕得罪人"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和难以监督"的意识.
二是监督机制不顺.
现行的监督机制关系不顺,容易出现"端谁的碗受谁的管,吃谁的饭为谁干"、"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现象,造成监督功能的弱化.
三是监督渠道不畅.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大凡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既没有几个被"制约",也没有几个是被"监督"出来的.
胡长清在剖析自己犯罪根源时说过一句话,说是制度和监督对于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来说形同虚设.
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监督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监督软弱乏力、形同虚设,存在着大量的"虚监"、"弱监"、"漏监"和"空监"现象.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着监督"四难"的局面:监督关口难前移,监督重点难突出,监督体制难解决,监督条例难落实.

(二)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工作的一些思路1.
要继续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个方面(1)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
当前要遏制腐败的蔓延,就必须进一步使政府行为和经济行为相分离,保持工商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性.
要保持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就必须加快建构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要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机关的职能将逐步转变,由主要分钱、分物、分项目变为规划战略、宏观调控、间接管理,使解决某些以权谋私问题的手段由扬汤止沸变为釜底抽薪;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从依赖政府走向市场,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行政干预转向主动服务.

其次,加快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在我国的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机制不活,亏损面在有的地方已经达到70%以上.
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减少企业内部任意挥霍公款、严重浪费、严重官僚主义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2)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方式,转轨必然经历双轨阶段,这一阶段,制度安排是政府官员,他们同时又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
这就容易出现不公正、不稳定、不透明的情况.

大力进行机构改革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臃肿的机构进行过多次精简.
但是机构越精简越臃肿.
据《中国保险报》1995年2月17日报道,我国官民比例,解放初期是1∶600,1993年已达1∶34,增长17倍.
近年来,各级机关干部的数量每年都在以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党政机关的膨胀,带动了企业管理人员的膨胀,现在不少企业的非生产人员已占到职工总数的20%.
1993年前,全国行政和事业单位近4000万人吃皇粮,仅中央政府及其事业单位就有338万人.
这样就导致办事环节增多,拖拉推诿现象增加,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而且加大了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负担.

2.
改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提高腐败者的各类成本,增加廉政者的各类收益,提高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扩大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等,从而创造出一个善治的制度环境.
(1)构建国家廉政体系.
反腐败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建设过程,即建立国家廉政体系的过程.
制度建设的过程实质是一个政府不断转型,实现良治的过程.
经济、社会和开放转型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政府转型,包括党和政府的转型,从而实现"市场转型"和"政府转型",实现干预手段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这与透明国际组织提出的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构建国家廉政体系,是最有效的反腐败的改革计划相符合的.

(2)加大惩腐力度,提高腐败成本,并扩大反腐败的成效.
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称,中国的反腐工作当前亟须大幅度提高腐败的各种成本,包括被查处的概率、法律处置程度、经济惩罚程度、精神或名誉损失,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
现在实际情况是"高收益低风险".
从经济学的角度反腐,就是使腐败的成本远远高于个人短期收益,使廉洁的收益长期高于个人成本.
就中国反腐而言,当务之急为大幅提高四大腐败成本.
同时,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务员的腐败收益,同时也要计算反腐败斗争本身的成本和收益.
这一制度设计,就是要把腐败由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变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行为.

3.
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从思想上把监督"立"起来,就要积极探索和理顺监督体制,保持反腐败机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
近些年,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方案,兹举两个例子:方案一:在切实加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建设的基础上,将目前的地方各级纪委由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改为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使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形成相对垂直的领导体系.
同时,还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力,包括相应的执纪办案权力.

方案二: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构建统一的、强有力的反腐败体系.
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可以考虑将反贪污、反失职渎职机构从各级检察机关中分离出来,组建职务犯罪调查局,连同监察局、审计局、法制局等,归口各级监委领导和管理.
与此同时,在各级人大设立专门的廉政监督委员会.
各级党的监委与人大监委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体制和法律上保证反腐败机构独立自主地和富有成效地开展监督工作.

由各级监委领导监督工作,就可以把各种分散的监督部门、反腐败职能部门实施统一组织协调,使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三)借鉴国外有效的控制腐败的经验,建立起适应全球化的廉政机制衡量各国的腐败程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目前,《全球竞争力报告》(日内瓦)、《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香港)、《国际透明度指数》(柏林)和《政治风险服务》、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中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地被研究界和商界引用.
按照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每年一度作的关于腐败指数的统计中,中国反腐2003年排名第66名,2004年排第71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加入了多项世界公约,特别是2004年已在《世界反腐败公约》签字,相关国际公约的加入使我国的法律问题、管理体制问题等已经由本土化逐渐全球化.
我国要努力建立起适应全球化的反腐败机制,一方面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反腐败机制中对我们适用的东西,使我们的反腐败机制成为全球反腐败机制链条中的一环;另一方面,我们的反腐败机制必须转向开放型,从而走出封闭型反腐败机制的不利境地,要及时掌握国际范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情况,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保证我国政府尽快适应融入国际化大环境之后的新形势.

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一些好的反腐败的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欧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比较成熟的廉政建设经验.
比如,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健全预防腐败的机制;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预防资金外逃、遗产税与赠与税等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2002年12月至2003年8月,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深入部分国家机关、高校、工厂等地,开展了69次随机抽样调查,共发出问卷5000份,收回有效问卷4587份.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中国实行以下四项制度惩治腐败持肯定和支持态度.
金融实名制与财产申报制是世界公认的两大反腐举措,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已被美国、德国、韩国和我国的香港、澳门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采用.
我国自1999年实行储蓄实名制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它与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制度上和操作上的差距,所以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要实行个人终身独立银行账户制度,对现金的支取额度作严格限制,全面实行信用卡支付和银行转账支付制度等.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继个人所得税之后的第二层税收调节网,具有防止社会财富过度集中,缩小贫富差距的特殊功能.
资金外逃在国际上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
建立完善的预防资金外逃机制,有利于遏制腐败行为,预防贪官外逃,维护国家的经济基础.

六、历史性启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党领导开展的防止权力腐蚀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是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始终努力探索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建设,提出思想教育为主,惩处制裁为辅,这种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在以政治运动为主的50年代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其后却与阶级斗争相结合,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路,他除了坚持思想教育和惩处制裁等方法外,更着眼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主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去治理腐败.
邓小平的这种廉政建设思路,使我国的廉政建设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江泽民根据中国目前的腐败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等特点,指出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制度入手,依靠体制创新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江泽民指出: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江泽民创造的我国廉政建设的这条新思路,标志着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理性地思索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客观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上反对权力腐蚀的各项措施,应当看到,过去的反腐败措施过多地偏重政权外部的国家职能,忽视政权内部的权力运行规范、制约机制建设.
过去多认为思想制约和组织制约足以遏制腐败现象,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个性混淆在一起,只看到其共性的一面,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和矛盾.
过去多认为群众运动能遏制腐败现象,没能正确认识发动群众运动不等于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反腐倡廉必须立纲建法,做到法律化、制度化.
通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反腐败机制.
在党的建设方面,党已经建立起一些有利于拒腐防变的好制度,在思想建设上,建立了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整风制度等;在组织建设上,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在作风建设上,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干部下基层蹲点、干部下基层调查等制度;在法制建设方面,也先后制定了一些惩治贪污腐败的条例和决定,使之具有更广泛的法律效力.
当前,要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加快立法步伐,努力使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完备的法律规范可供遵循.
尤其是对于腐败行为的界定要科学、准确,惩处标准要明确、具体,易于操作.
要将口号化作行动,将法律政策变成制度,切实做到令必行,禁必止.

反腐倡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完善监督机制.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同时也要为人民谋利益.
民主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正确途径.
我们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对党员和各级干部的考核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群众举报制度、公开办事制度等,使之与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从而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在党的反腐倡廉史上,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立足现实,充分总结和吸收成功的历史经验.
同时,要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作用,走法制化反腐之路;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健全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树立全民监督意识.
另外,还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创造出的成功的切实可行的廉政经验,充分吸取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国的廉政建设服务.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很深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是历史积淀的问题和社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腐败问题的解决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腐败现象是侵害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任其泛滥,就会葬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全党一定要从取信于民,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增强忧患意识.
全党一定要警钟长鸣,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一定要坚决、严厉地惩处腐败分子,这是遏制腐败现象不可缺少的措施.

一个清醒的民族要居安思危,一个成熟的政党更应未雨绸缪.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有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能不能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面对机遇和挑战,要努力建立起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对于腐败现象,我们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毫不姑息地割掉这些痛疽,这样才能去腐而后生肌,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

后记应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约请,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其中的每个专题基本上为撰文者研究所长,又有多年教学实践,并尽量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力图使内容真实、准确、新颖鲜活.
当然,本书不是一本系统讲授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发展历史的书,而是就有关问题、事件和人物进行讲述,选题跳跃性比较大.
这些专题其实也是社会上许多人所关注的.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启发广大读者的思考,对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发展历程,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来学习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