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成美国史上最富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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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大公约数"政策之不稳定性和长期性(原文刊于《财新》)最近特朗普再次升级中美贸易争端,鉴于特朗普政策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全球市场大跌进入避险模式.
从特朗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其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就成为其鲜明的标志.
美国大选中候选人刻意选择中国话题作为来展示其强硬立场并不罕见,但一旦当选之后,其立足点又会回到实际利益层面,提升中美经贸合作又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有鉴于此,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导致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在当选之后也会"萧规何随",再加上其商人的背景,甚至猜测他可能比之前的历届美国总统会更加重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但伴随着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竞选时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转化为实际层面的政策行动,各国政府和分析人士在一次次的惊愕之后开始重新审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
在我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看似冒进且摇摆的政策背后有其深层次的逻辑链条,并非单纯的情绪化冲动之举.
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在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零并陷入流动性陷阱之后启动了量化宽松(QE).
三轮QE的结果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不到1万亿美元飙升至4.
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天量流动性的刺激下开始缓慢复苏.
相对于历史上历次美国经济复苏,本轮经济复苏特征之一就是复苏的力度是最为羸弱,但同时以房价和标普500指数为代表的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价格却在2013年就已经回升至2008年危机之前的高点并在此之后一路上行.
在美国中高收入阶层享受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的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中低收入的产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境况却没有明显改善.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定义,失业率下降会带动工资水平上涨,特别是当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导致市场内的过剩劳动力逐渐消失的时候,工资会加速上行.
而工资上涨会推升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以及由于收入上升带来的需求上升,无论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最后都会转化为通胀水平的上升.
美联储在启动QE时为将来退出QE设置了2%的通胀率和6%的失业率的门槛,伴随着失业率在2014年4季度降至6%以下并继续下行的过程中,美联储却依然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而努力,这背后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之谜成为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任内最大的困扰.
对于美国薪资增长乏力有很多解释,例如就业结构与经济复苏不匹配、科技水平的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了成本比较优势更为明显的国家和地区等.
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了美国薪资增长低迷,其结果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08年危机之后是在不断加剧,中高收入阶层享受QE带来的财富增值,而依靠工资收入中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却没有改变,甚至反而出现恶化的现象.
例如有数据统计显现:过去10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减少了571美元,而最富有的20%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却大幅增加了13479美元.
由此导致美国的基尼系数(反映贫富差距)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而贫富差距的恶化加剧的美国社会的分裂,引起了底层大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国内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本资料并非证券研究报告,相关内容仅供贵方参考,不得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或出版(包括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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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缓解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和弥合而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把责任推向贸易伙伴显然是转移焦点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全球现象,欧洲民粹主义的盛行已经造成了多国政治和经济动荡,并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的进程.
而民粹主义在美国精英阶层也十分流行,近年来他们对中国开始持有这样的观点: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是希望通过把中国在经济层面融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来推动中国在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向西方靠拢.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但并没有在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向西方靠拢.
不仅如此,中国近年来启动的"制造业2025"、"一带一路",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他们认为如果这些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必将显著改变目前全球产业链、贸易以及金融格局,进而威胁到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2017年班农在东京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之花,却让美国走向衰败"充分反映了部分有强烈民粹主义倾向的美国政治人士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焦虑.
班农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习主席在2014年在《世界邮报》专访中提到的概念.
但与习主席希望通过构筑"合作共赢"的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班农认为通过遏制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才是避免美国与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有效途径.
特朗普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当选总统,其当选美国总统不仅出乎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出乎其本人的意料.
相对于民主党更多代表美国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共和党传统上都是代表美国精英和大企业财团的利益,再加上特朗普本身属于美国富豪阶层,从这个角度很难解释他为何一直高举为美国产业工人和农民争取就业机会的立场.
其次,从特朗普的言论也很难看出他有类似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警惕和焦虑的情绪.
从班农离职事件来看,虽然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有诸多共识,但特朗普似乎对班农更为热衷的民粹主义似乎兴趣不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认为班农激进的民粹主义立场降低了其在贸易谈判方面的灵活度.
显然,特朗普的角色在从富豪转变为美国总统的过程中,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关心普通劳苦大众疾苦的平民总统和考虑中国崛起对美国会形成潜在威胁的战略思想家的概率较低.
因此我们对特朗普政策取向的理解需要跳出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关心的就业问题和美国民粹主义群体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从最为直接的角度来看,如何顺利在争议中顺利完成4年的总统任期,甚至像大部分前辈那样能实现连任,可能才是特朗普眼前和未来2年最大和最直接的诉求.
虽然距离2020的总统大选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但今年年底前的中期选举确是特朗普面临的重大考验,这决定共和党是否能继续在参众两院继续保持多数党的地位.
虽然历史上由反对党掌控议会的情况并不少见,但特朗普本身的争议性决定了他如果离开了议会的支持,在余下任期内的政策推行方面寸步难行,这也意味着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大概率已经提前出局.
因此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前尽可能提升其政府和共和党的支持率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而时间表上迫近的日程使他更看重贸易战这种能在最短时间内可以兑现并可以向其选民展示的"战果"而不是其他那些有利于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选择.
鉴于中低收入群体对就业的不满、民粹主义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特朗普自己紧迫的政治日本资料并非证券研究报告,相关内容仅供贵方参考,不得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或出版(包括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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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贸易战作为这三个利益群体都可以接受最大公约数而浮出水面,特朗普希望通过贸易战来增加美国出口以及展示强硬立场在这两个主要的选民群体眼中能有加分,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目前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的确有所上升,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特朗普在目前的政策道路上继续向前狂奔.
特朗普的强硬贸易保护立场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多变"的现象,往往是在谈判取得显著成果和突破之后突然变脸,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有人将特朗普的"多变"归结于他商人狡黠的本质甚至高超的谈判艺术,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更多的是在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下的一种猜想并没有实质的根据.
要理解特朗普政策"多变"需要理解中低收入阶层、民粹主义精英阶层、以及特朗普三个利益群体"最大公约数"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前两者的诉求不是完全一致.
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贸易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只是通过威胁发动贸易战来实现推动美国出口以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手段,并非真正希望把贸易战变为现实,因为贸易战双输的结果对双方而言都是心知肚明的;相反,对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精英阶层而言,遏制中国的崛起以降低他们想象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才是终极目标.
如果这个目标不能通过谈判来实现,那利用美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层面依然拥有的相对优势地位来打一场贸易战来实现也是一种选择.
对特朗普而言,迫使中国在经贸层面作出妥协而避免真正贸易战的发生,可以作为对美国产业工人和农民的交待.
但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民粹主义精英阶层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这会被认为是短视甚至软弱的行为.
相反,如果特朗普在突破中国底线的情况下把贸易战变为现实,这虽然能满足民粹主义群体的期望,但中国的反击会造成相关产业的就业受到沉重打击,再加上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推升通胀,中低收入家庭会首当其冲而成为受害者.
如果由此造成这部分选民倒戈,这对于急于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的特朗普而言是更不能承受的.
因此,在取得中低收入群体、民粹主义精英群体以及自身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之后如何继续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特朗普的最大难题.
三个支点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支撑结构,但如果涉及利益平衡和分配,就会造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局面,这可能也恰恰正是特朗普政策摇摆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
即便共和党在年底前的中期选举中获胜,短期内特朗普在政治周期层面获得一定的喘息之机,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未来依然会呈现一个常态化的趋势.
目前来看,本轮长达10年的美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后期.
鉴于历史上美国经济复苏"后期"持续时间跨度一般为3年左右,因此在2020年之后美国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的概率将大幅上升,而届时金融市场也可能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
虽然目前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会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过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和庞大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意味着一旦危机再次降临,美联储将陷入无政策工具可用的境地.
因此无论是困扰于"低通胀之谜"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还是被打上特朗普亲密战友烙印的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会继续加息并推进美联储缩表,目的主要是为应对下次危机预留政策空间.
但美国政府也担心早已习惯于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因此在积极考虑扩大财政刺激来接棒货币宽松.
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和基建投资计划就是典型的财政刺激政策.
但相对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在央行而言,财政刺激方案需要议会讨论和通过,过程繁复冗长.
特朗普去年底税改法案的通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但今年的中期选举存在的不确定性为共和党是否能继续控制参众两院打上一个问号.
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那特朗普政府未来任何关于财政刺激的政策在议会通过的概率几乎为零.
即便共和党如愿继续维持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考虑到目前居高不下的美国财政赤字率,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的空间十分有限,而本资料并非证券研究报告,相关内容仅供贵方参考,不得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或出版(包括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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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就政策本身是否有效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市场担忧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很有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收效甚微,但通胀压力却显著提升,有可能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滞胀"的困境.
在货币政策收紧势在必行,但财政政策空间及效果有限的背景下,美国经济自身增长动能会有所减弱,同时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由此推动的民粹主义盛行等问题不会有明显改善.
有鉴于此,不难理解为何贸易保护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一直是特朗普政府考虑的政策工具.
鉴于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背后的政治诉求以及政策本身常态化的趋势,中国在政策应对层面要抛开过去以局部让步来换取中美经贸关系总体平稳的惯性思维,坚定目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来重塑中国经济应该是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虽然可能会加剧"三期叠加"过程中"结构转型的阵痛期"的痛楚感,需要容忍经济增速一定幅度的放缓,但由此换来升级的产业结构和健康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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