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特朗普成美国史上最富有总统
特朗普成美国史上最富有总统 时间:2021-04-23 阅读:()
123美国贺羡2016年是一个多事之年,从英国脱欧到难民危机,从巴黎恐袭到气候恶化,全球右翼和帝国主义势力抬头,女性和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受到比往年更多的歧视.
因而,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学者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要认识并解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态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力量的联合、年轻人参与进步运动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依旧是他们开展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有新自由主义、资本、反恐战争、教育、人权、民主和阶级斗争等.
下面将从两个方面介绍2016年美国(包括加拿大)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实践关注.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马克思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他们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有指导力和解释力,当前的社会现象也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
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大量种族歧124视和性别歧视言论,所以2016年国外学者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权、人权的跨学科研究.
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待讨论和商榷.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D.
卡姆菲尔德(DavidCameld)在《批判的社会学》2016年第2期发表《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A,对《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进行诠释.
他认为把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与当前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是批判理论的有前途的趋势之一,因为它们的观点对现时代都十分重要,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各自的局限.
然而近年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比较少,结合两者的跨学科研究不足,此外它们结合的理论基础没有完全被澄清,这篇文章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范围更广的社会现实,重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同时,马克思的批判唯物主义及其对历史特异性和社会形式的关注也改进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
卡姆菲尔德认为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其著作透露出来的许多想法都未成形,一些矛盾没有解决.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他认为马克思没有打算构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最好的马克思"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活动,即劳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比深深影响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语言理想主义和尼采主义更为可取,它承认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又不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受生理决定.
如何满足生物需求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生物必然性问题.
这与近期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结论相同:人类的身体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异性恋主义左右了生物决定论.
马克思的理论不像解构主义那样把社会理解为语言,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的方式完全不同.
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无意识的,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能生成,而不能变革;历史进程的观察者或参与者只是事件的通量.
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像尼采ADavidCamfield,"TheoreticalFoundationsofanAnti-RacistQueerFeministHistoricalMaterialism",inCriticalSociology,2016(2),pp.
289-306.
125主义者(福柯)那样把权力—知识当作历史的中心,个体只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和客体,后者在遇到"行为者"的能动性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避免了这些问题,它与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压迫关系的研究都不冲突.
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物质现象的历史特征,并用一种批判的方法发现产生它们的条件.
这种态度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有某些关于殖民的理论倾向于把某些思想、行动和社会构造一般化,实际上它们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例如,把东方主义当作古代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完全现代的现象.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
正如柯尔施所言,"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自于经济",但马克思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当代人.
它的着眼点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社会关系.
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重点.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领域的发展当作历史变迁的动力,他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表示生产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卡姆菲尔德提出,这种表示是可有可无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复杂社会进行开放式历史考察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理论.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涉及阶级斗争,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样适用于所有统治形式.
在阶级出现的最初历史阶段,国家权力和阶级压迫是纠缠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如同阶级压迫一样真实.
性别和种族压迫都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的压迫,但是简单地用阶级解释前两者也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的双方在物质资料上是绝对对立的,性别歧视的双方有时可以共享物质资料.
卡姆菲尔德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年第1期发表《种族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A,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种族主义.
许多反种族主义分析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种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带有白人中心主义色彩,他们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充分地解释种族主义.
卡姆菲尔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提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种族主义"这个术语,但他在《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ADavidCamfield,"ElementsofaHistorical-MaterialistTheoryofRacism",inHistoricalMaterialism,2016(1),pp.
31-70.
126特》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种族"仇恨.
事实上,种族主义应该是一种社会压迫关系,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种族概念才能把握具有特定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的特征.
阶级压迫与种族主义的结合有以下方式:阶级剥削论、国家压迫论、否定民权论、意识形态论、社会关系压迫论.
卡姆菲尔德认为社会关系压迫论最有说服力,也最有潜力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
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一样是真实存在、同等重要的.
根据艾里斯·扬的观点,马克思没有区分"剥削"和"压迫"概念,她认为剥削是压迫的一种形式.
卡姆菲尔德则认为剥削和压迫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是所有受剥削阶级的成员都受到压迫,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白种男性工人承受着剥削和异化,但没有受到压迫.
他由此重新界定了"压迫":来自于社会实践的系统性伤害,强加给与一般生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群体;种族压迫是基于被认为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差异基础上的集体性迫害.
种族主义有多种形式,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种族主义模式,但种族主义可以脱离种族歧视者而存在,没有主观意图的非个体实践也可以再生产种族压迫.
对于受压迫者来说,种族主义既是一种主体经验,又是社会过程的客观事件,它既造成精神损害,又分化、削弱工人的力量.
当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结果:帝国主义和利润率.
由于社会地理位置的缘故,居于此地的人们被种族化,他们遭受种族压迫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
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生产着就业歧视、暴力、病态、贫困、污染和不等价交换,虽然明确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仍然维持着财富和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漫长的种族压迫历史中形成的.
在种族压迫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20世纪大量劳工被从非洲和亚洲输送到帝国主义国家从事无偿劳动,与现在欠发达国家劳工向发达国家迁移,从事低廉的、高度危险的有偿劳动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帝国主义和提高利润率的需要,另一种维护种族压迫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尽管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它就是种族特权,或葛兰西所谓的"霸权".
它可以解释白种工人在工作竞争中对非白种工人施加伤害.
激进左派在现实运动中应该从这三个层面对抗种族主义.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副教授、社会学D.
范森凡斯特(DavidFasenfest)在《批127判的社会学》2016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权》A一文,批评特朗普像德国纳粹一样对穆斯林实施严密监控和管制,美国这样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现在却把逃避中东战火的难民挡在门外.
人权包括工作权、自由表达文化差异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决权、受教育权、获得食物和水源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保障权.
世界正在遭遇大范围的人权危机:恶劣对待少数族群和女性、剥削童工、人口买卖、污染清洁用水、反对本国政府的外国势力摧毁当地人的居所等.
这些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理论家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然而,学界对"马克思是否在其著作中支持人权、他是否考虑过上述问题"看法不一.
范森凡斯特认为,马克思很少谈论人权,当时的人权概念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权的理解不统一.
然而,当资本主义出现人权危机时,人权话语又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相遇.
"马克思不支持人权"的佐证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回应,马克思拒绝使用个体的人权和鲍威尔的宗教个人的政治解放观念.
他指出,政治自由不能保证个体自由.
自由权是人类分裂而不是团结的表达;财产权是自利的表达.
人类解放不是参与商业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自由脱离商业的结果.
政治解放可以是人类解放的第一步,但决不是后者的保障.
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权是不会真正实现的.
资本主义的法律是不可能保障人权的.
这给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人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除了对现实的关切,国外学者还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
加拿大约克大学Ch.
阿罗珠(ChristopherDuarteAraujo)在《人学》(2016)文集上发表《马克思和帕齐论表象问题(或对〈资本论〉的现象学解读)》B,这篇文章提出《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象学的(由恩佐·帕齐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首次阐释).
Ch.
阿罗珠认为,虽然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马克思著作中的现象学维度.
现象学不必嫁接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因为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其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现象学的,现象学在内容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现象学的表象问题作为其政治经ADavidFasenfest,"Marx,MarxismandHumanRights",inCriticalSociology,2016(6),pp.
777-779.
BChristopherDuarteAraujo,"MarxandPaciontheQuestionofAppearances(Or,ReadingCapitalasaPhenomenology)",inHumanStudies,2016,pp.
1-19.
128济学批判的核心.
马克思的分析始于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自身的方式,而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这种疏离的外在表象背后的社会剥削关系.
这种现象学路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化"伪装进行袪魅的最好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任务是展现这些外在表象下的实在,例如,现象生活的物质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表象与实在互相倒置、劳动过程颠倒,社会劳动的生产权力与个体工人越来越疏离,活的劳动越来越异化.
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的关系,即物的关系;劳动产品却被人格化.
一般而言,现象学拒斥所有的自然主义,马克思也警惕政治经济的自然化倾向,认为这种僵化的表象完全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一种科学批判,不仅在黑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而且在胡塞尔的意义上.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宣称自己是一门关于意识形式和人类经验结构的科学,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外.
《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个形式,而且考察了其最初表象.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毫不神秘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它的根本"秘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批判和分析进行解码.
顺着商品的线索,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并且提出了实际的行动方案.
美国哈弗福德学院教授M.
古尔德(MarkGould)在《古典社会学》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马克思、M.
韦伯和历史解放的逻辑:机器资本主义的崛起》A一文.
该文提出马克思和M.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论述是互补的.
马克思所描述的制造业的第一阶段特征,是资本控制劳动并且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结果,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生产的增殖,对竞争的约束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公司形式是简单的,这种经济结构与许多传统和理性价值相符合.
机器资本主义的竞争限制("铁的牢笼")是不存在的,如果资本积累出现在制造业的第一阶段,它必然是由主观地驱动的.
M.
韦伯解释这种主观动机的本质,他关于新教伦理能力和推动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系统地AMarkGould,"MarxandWeberandtheLogicofHistoricalExplanation:TheRiseofMa-chineCapitalism",inJournalofClassicalSociology,2016(4).
129提出了经济生产逻辑的特征,但是M.
韦伯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
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当它贯穿制造业的第一阶段时,它有条不紊地刺激着资本积累.
马克思和M.
韦伯都没有充分解释机器资本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忽略了第一阶段制造业中的资本积累的主观动机的必要性,而M.
韦伯没有充分说明制造业的本质,以及被资本主义精神主观理性化的经济生产结构.
然而,他们的论述是互补的,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充分解释这一发展过程.
作者通过对第一阶段制造业的资本积累的描述,提出了马克思和M.
韦伯在分析经济和社会结构时关于价值约束作用的理解,以及他们理论中的历史解释的普遍逻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K.
J.
斯召(KarstenJ.
Struhl)在《科学与社会》2016年第1期发表《马克思和人的本质:历史的、跨历史的和人类繁荣》A一文.
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忽视人的本质观念,他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作为一种历史概念的人的本质.
他们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规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段落:"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斯召的解读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特性,而是一种社会和集体现象.
人的本质是由生产方式通过阶级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决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生产方式改变,人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斯召认为,深入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马克思既论述了一种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又论述了一种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不同层次的,跨历史概念指社会活动采用的一般形式,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的AKarstenJ.
Struhl,"MarxandHumanNature:TheHistorical,theTrans-Historical,andHu-manFlourishing",inScience&Society,2016(1),pp.
78-104.
130不断变化的"人类本性";历史概念指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特殊表现.
跨历史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在特定历史中具有特殊本质,它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隐含的人类繁荣提供了基础.
S.
塞耶斯(SeanSayers)主张共产主义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否定的需要和能力将在社会主义实现,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具体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需要和能力中得出人类繁荣的理想呢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自我实现的积极形式,那么怎样的自我实现才是积极的呢斯召反对塞耶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赋予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一些特征:如果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工作,那么他应该具有除物质刺激之外的工作动力,例如,展示创新的能力或从工作中获得巨大快乐.
如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人还应该是利他的.
这些能力是很难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事实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且与资本相对立.
它们是跨历史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们的满足将带来整个人类的繁荣与自我实现.
美国独立研究者J.
金凯德(JimKincaid)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年第3期发表《用明斯基解读马克思:资本过剩与当前危机》A一文.
该文指出,H.
明斯基是一个激进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但是J.
金凯德认为可以借助他的"金融动荡"(financialinstability)理论,说明马克思关于19世纪金融和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什么可以解读当前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以及2008年以来的危机.
发达经济体在生产部门拥有很高的实际利润和滞后的投资率.
来自股东的压力使公司策略倾向于股票市场评级和并购业务,而忽略生产投资.
避税和公司的储备现金累积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借贷资本"的全球过剩,个体和国际经济的贫富差距更是火上浇油,最终结果是金融体制的高利润、低利率、资产市场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家庭和政府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借贷资本过剩导致的动荡和停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正确预言了由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然而J.
金凯德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利润率概念往往是机械的、抽象的,他提出在范围更广的资本主义精打细算的背景下分析利润率变化的成因和影响.
他还指出,马克AJimKincaid,"MarxafterMinsky:CapitalSurplusandtheCurrentCrisis",inHistoricalMaterialism,2016(3),pp.
105-146.
131思主义者经常脱离《资本论》第2卷关于流通过程的分析来理解《资本论》第3卷关于利润率的部分,明斯基近期的著作十分强调资本流通及其相应的金融动荡模式,正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借鉴材料.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D.
莱伯曼(DavidLaibman)在《科学与社会》2016年第3期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对话:一种双向学习路径》A的读书笔记,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阶级、剥削、权力、国家和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的观点.
对于无政府主义,莱伯曼关注两点:一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本质,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等人所展示的无政府主义;二是集中的和分散的或联邦的组织形式的复杂问题.
巴枯宁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犯有抽象个人主义的错误,他只是尽力区分左翼无政府主义传统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
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现实所呈现的异化的、表面的形式来对抗剥削;剥削和压迫是同一回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主体;国家和官员的权力来源是不可见的;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组织、等级和领导力是同等的和可疑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主题是联合与政治问题,区别在于后者要考虑是否进行联合和建立政治组织,前者考虑的则是如何进行联合和政治动员.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R.
艾格利士(RonEglash)在《科技文化》2016年第1期发表《论马克思和制造商:从历史视角看生成正义》B一文.
该文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生成正义"依赖于从集权国家寻找价值.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点对点经济、制造商行动、社区农业、酷儿生态——都走相反路线,保持它们的非异化形式,保证底层和高层的自由流通.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关于底层和高层、非异化的价值流通的一般理论.
该文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本土文化进行历史比较,探讨"生成正义"概念.
艾格利士认为,马克思的下述结论是不准确的:当本土文化具有非异化的生产形式时,只有集权化的价值析取可以提供高品质生活所需的生产力.
相反,本土文化现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互惠经济"模式,它强化了开放源的ADavidLaibman,"Marxist-AnarchistDialog:ATwo-WayLearningCurve",inScienceandSociety,2016(3),pp.
414-418.
BRonEglash,"OfMarxandMakers:AnHistoricalPerspectiveonGenerativeJustice",inRevistaTeknokultura,2016(1),pp.
245-269.
132技术生产、农业生态和民权的修复途径.
把非异化的生态价值、言论自由、性倾向自由、精神自由和其他一切"表达"价值纳入马克思的非异化劳动价值观念中,就可以得到关于生成正义的广阔历史图景.
美国贡萨格大学的T.
威德尔(TimothyWeidel)在《伦理理论与道德实践》2016年第4期发表《意识形态与自我欺骗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应该消除贫困》A一文,该文借助马克思的"类存在"观念,试图解释为什么常人会具有帮助穷人的道德感它提出贫穷不仅伤害了穷人,而且损害了所有人.
消除贫困来自于一种"自私"的愿望:避免粗糙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欺骗的伤害,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为消除全球贫困而努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思考和启发.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N.
弗雷泽(NancyFraser)在《异议》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资本主义的关怀危机》B一文,延续其最新著作《女性主义的机遇: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观点,后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纠缠不断,女性主义应该着力把新自由主义从女性解放的神坛上赶下来.
此外,它还探讨了女性主义把人们从无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N.
弗雷泽继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说明性别正义必须成为任何争取平等社会的斗争的核心.
她提出社会再生产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它一方面涉及代际之间的联系: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又涉及朋友、家庭、邻里和社群之间的联系.
过去,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主要在女性身上,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分工,把社会再生产局限在私人领域,事实上,它是一项公共事务,与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已经被商品化了.
N.
弗雷泽认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分裂是资本主义压迫女性的主要制度基础,也是女性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N.
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关怀危机",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再生ATimothyWeidel,"IdeologyandHarmsofSelf-Deception:WhyWeshouldActtoEndPov-erty",inEthicTheoryMoralPractice,2016(4),pp.
945-960.
BNancyFraser,"Capitalism'sCrisisofCare",inDissent,2016(4),pp.
30-37.
133产能力都是无限的,所以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压榨社会再生产能力,结果破坏了社会联系的纽带,导致"关怀危机".
资本主义经历了三种形式: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
大部分学者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区分它们,忽视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N.
弗雷泽提议用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多少"关怀工作"被商品化国家或公司资助了多少多少留给了家庭、邻里或公民社会她的回答是:自由资本主义把社会再生产私人化,国家计划资本主义把它部分社会化,金融资本主义逐步把它商品化,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再生产从属于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如何规划家庭和社群生活)是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使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例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4—5期发表《文化多元主义》A一文,剖析了近年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局限和盲区.
这篇文章分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成,认为它是一种全球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策略:没有把握真正的文化异质性,仅仅简单地把不同文化叠加在一起;如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一样,不断修改发展的概念,保持非主流文化的可承受的欠发达状态,而不必考虑主体的形成过程,只是承认当前的状态就可以了.
因此,文化多元主义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
就文化生成而言,"文化的"不适合修饰"多元主义",因为两者的结合撕裂了文化与人性的必然联系.
某个活的文化代表了它自己或者人类的本性.
文化与多元主义的关系应该是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我的文化(自由)和其他所有文化(平等).
事实上,鲜活的文化是不可能对接的.
文章还指出,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也不可能同时完全参与到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中.
一个人具有双重公民认同,例如,印度裔美国人,那么他只能在美国投票.
斯皮瓦克提醒不能把庞大的底层选民一般化,相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语言多元主义更可取.
美国克瑞顿大学副教授J.
舒勒(JeanneSchuler)在《国际哲学季刊》AGayatriChakravortySpivak,"CulturalPluralism",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4-5),pp.
448-455.
1342016年第2期发表《未竟的事业: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启蒙》A一文.
该文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评论,并讨论了霍克海默关于工具理性的论述.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失败的解放计划.
对于黑格尔来说,启蒙的失败在于他所谓的"纯粹识见"的意识形式.
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失败在于使纯粹识见永存的商业实践.
"纯粹识见"虽然战胜了迷信,但它把人类活动当作是纯粹主观的,滑入了怀疑论的泥沼.
"纯粹识见"把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效用".
效用是一个把自己的虚无强加于物的伪观念,执行着恐怖的暴力.
马克思也把效用当作骗子,它为"什么使商品具有价值"这个问题提供了虚假的答案,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剥削.
舒勒随后讨论了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J.
米汉(JohannaMeehan)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1期发表《女性主义和重思我们的自我模式》B一文.
该文提出,人们的自主、自由、解放、性别和批判观念都依赖对自我本质及其与他者、社会机构、实践的关系的理解.
米汉认为女性主义受到两种不充分的自我模式的阻碍,一种是"内在到外在"模式,它认为自我的主体性来自于内在的某种特质,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另一种是"外在到内在"模式,它强调自我之外的构建和内化过程,这种观点源自于马克思.
巴特勒主张一种"外在到内在"模式,她把自我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和心理反应,但她没有阐明语言是如何变成自我的;S.
本哈比在"外在到内在"和"内在到外在"模式之间摇摆,她既像巴特勒那样把主体性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又承认情感和具象化经验的重要,她对语言的论述更倚重哈贝马斯,而不是索绪尔.
C但她也遭遇了与巴特勒相同的困境.
米汉认为,两种模式都没有重视权力在主体性构建和捍卫自主与批判能力中的作用,由于两种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它们都不能描述自我的内在发生,没有解释清楚外在是如何变成内在的,或者内在是怎样与外在互动的.
因此,米汉提出"呈现"(emergence)概念,来解释权力如何在互主体层面塑造和构AJeanneSchuler,"ABrilliantFailureinAdvance:HegelandMarxAssesstheEnlighten-ment",in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2016(2).
BJohannaMeehan,"FeminismandRethinkingOurModelsoftheSelf",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1),pp.
1-31.
C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由语言规则本身规定的,而是由互主体的协商形成的.
135建我们的主体性,从而阐释自我的本质和发展.
生命体的活动产生了他们的身份,"呈现"是这些生命体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它可以有说服力地解释一个婴儿是如何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技能的,成为自我的过程既不是先天存在的本能,也不是外部施压的结果.
自我形成是一个人在一定环境下行为和改变的能力.
自我既不是源自于内在力量,也不是源自于外在力量,而是来自于自身的活动.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何种建设性的交互作用使儿童成长为具有社会和道德能力的成年人西方学界对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很少,除了洛维特(KarlLwith)的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无意间填补了这一空白,鉴于此,美国叶史瓦大学教授J.
阿路西(JamieAroosi)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1期上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因:深入思考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联系》A一文.
阿路西首先概述了人们对克尔凯郭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通常理解:克尔凯郭尔是一个纯粹内省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可以脱离物质现实;对他误会最深的要数阿多尔诺,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拜物教徒,认为他的哲学是完全禁欲的;齐泽克对他的评论也带着同样的色彩.
而这些理解会阻断克尔凯郭尔与其同代人马克思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实质性对话.
而后,他研究了克尔凯郭尔的早期著作,说明克尔凯郭尔使用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术语解释经济生活:克尔凯郭尔把经济生活当作他希望培育的真实生活方式的对立面,这与马克思的思路相同;他们都批判了德国观念论,克尔凯郭尔从伦理学和宗教角度,马克思则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克尔凯郭尔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看法也与马克思相似.
最后,阿路西说明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都使用黑格尔的术语进行批判,他们的"本真性"观念意思相近,这也要归因于黑格尔.
阿路西接下来大篇幅地对比了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对黑格尔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R.
伯曼(RussellA.
Berman)在《目标》(2016)发表《哀悼、团结和"贯穿式悲伤":巴特勒是如何误读巴黎的》B一文,该文是对巴特勒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发表的一篇题为《哀悼成为律令》的文章的回应.
巴特勒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两种现象并评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对袭击死难者AJamieAroosi,"TheCausesofBourgeoisCulture:Kierkegaard'sRelationtoMarxConsid-ered",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1),pp.
71-92.
BRussellA.
Berman,"Mourning,Solidarity,and'TransversalGrief':HowJudithButlerMisreadsParis",inTelos,2016,pp.
195-199.
136的哀悼过程和国家反恐措施的扩张.
她认为国家借助人们对死者的悲悼合法地扩大警察权力,在此意义上,哀悼变成了律令.
伯曼提出她对哀悼的论述有明显缺陷,而且严重误会了巴黎当局的反应.
他认为,哀悼有许多不同的伦理维度:履行对逝者的义务、自我疗愈的义务、在慰问和重建的过程中对他人和社群的义务.
然而,巴特勒只从工具论角度看待哀悼,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宣传目的的作秀.
她马上把袭击发生后公众的反应政治化,认为这种反应只是建立警察国家的一种伎俩,所有关于伊斯兰的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惧症".
而且她提到在哀悼恐袭遇难者时也应该哀悼中东由于战火无辜死去的穆斯林.
伯曼把巴特勒的反应归因于泛滥的"政治正确"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及其对法国政府的不信任,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巴特勒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巴特勒在《哀悼成为律令》这篇短文中提到"没有宵禁,但是公共服务被削减了,并且一切示威游行都不被允许.
即使是悼念逝者的集会,严格意义上,也是不法的.
我去了共和国广场的一个集会,警方通知所有人必须解散,但几乎没有人听命.
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怀抱希望的短暂时刻".
由此可以看出,巴特勒撰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巴黎政府的行动保持警觉,而不是对悼念者进行谴责.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I.
威瑞索瓦(InnaViriasova)在《目标》(2016)发表《C.
施密特的政治总体化:"完全非政治"的决断》A一文,对C.
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32)进行解读,他考察了C.
施密特的写作背景,虽然C.
施密特最早把"政治"理论化,但却不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
在C.
施密特之前,席勒和F.
施莱格尔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使用这个概念了,但他们都把它与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初,"一战"的惨状、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失败促使C.
施密特从"政治—法律"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
他认为,政治不是一个特定的领域,也不隶属于其他领域,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即敌友的划分或最大限度的团结或分裂,政治分歧与其他分歧的区别在于强烈的程度.
他把政治理解为贯穿人类生活的总体性,政治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它扎根在人类本性中,因此任何非政治的决断其实都是政治决断.
I.
威瑞索瓦接下来阐释了对完全非政治的否定是如何成为政治总体的前提的.
AInnaViriasova,"ThePoliticalTotalizationofCarlSchmitt:Decidingon'theAbsolutelyUnpolitical'",inTelos,2016,pp.
85-104.
137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著作(一)《古典思想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和涂尔干》(TheAntinomiesofClassicalThought:MarxandDurkheim.
Routledge,2016)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
Alexander),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挑战了人们对社会学思想的两大创始人的普遍看法.
作者详细地、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是如何分别提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观念论的基本框架的.
虽然最近关于马克思的解读都认为其著作的核心是异化和主体性,但作者提出马克思后期对异化的关注,使他避免了把主体性概念化.
相比之下,作者提出这种客体主义理论只在涂尔干早期著作中出现,在其后期作品中,他阐述了一种观念论理论,即把宗教生活当作研究世俗社会制度的分析模型.
(二)《反叛的幽灵:起义智慧与底层(民众)的哲学》(SpectersofRevolt:OntheIntellectofInsurrectionandPhilosophyfromBelow.
Re-peaterBooks/RandomHouse,2016)作者:理查德·希尔曼—奥普斯基(RichardGilman-Opalsk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848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1994年,德里达在思考马克思的幽灵如何在后冷战世界徘徊.
在这本书中,奥普斯基认为,这个世界弥漫着反叛的气息,其正义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
但是近来的反叛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反叛的多样性,内容涉及自主、日常生活、焦虑、经验、知识和可能性.
1994年兴起的墨西哥萨帕塔主义是对扩张的资本权力的新型反叛,占领华尔街也在此列.
奥普斯基通过考察瓦内格姆(RaoulVaneigem)、葛塔里(FélixGuattari)、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和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等人的批判理论来理解上述反叛.
(三)《马克思的地狱:资本的政治理论》(Marx'sInferno:ThePoliti-calTheoryofCapital.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6)作者:威廉姆·罗伯茨(WilliamClareRoberts),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助理教授.
这本书重构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论点,对它进行了全新的解138读,即将《资本论》当作一本政治学著作.
作者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
作者认为,《资本论》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批判,而是仔细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动机和目标.
从这个角度理解,《资本论》是一本深刻的政治学著作.
作者把《资本论》置于19世纪社会主义的背景下研究,说明它是如何巧妙地以但丁的《神曲·地狱》为模型的,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就像维吉尔:把工人的解放游击队引向了现代"社会地狱"的秘密深处.
马克思以这种方式,修正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以应对资本主义的崛起.
作者进而探讨了商业的本质、劳动经验、老板和经理的权力、政治组织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意义.
(四)《资本主义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TheTransitionfromCapi-talism:MarxistPerspectives.
PalgraveMacmillan,2016)作者:赛义德·瑞内玛(SaeedRahnema),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这本书通过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顶尖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一系列对话,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革命策略挫败的原因.
受访者围绕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的议程,说明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不可以长久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是不可避免的和可以实现的.
虽然受访者之间的观点有差异,但他们都呼吁人们参与各种社会群体,动员和组织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群体将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五)《父权制的终结:为男性而写的激进女性主义》(TheEndofPa-triarchy:RadicalFeminismforMen.
SpinifexPress,2016)作者:罗伯特·詹森(RobertJensen),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系教授.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它抛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稳定的、体面的人类社群,并且与更广大的生活世界维持可持续性的关系詹森的回答是女性主义和对父权制的批判.
他认为,父权制的病态理念——一部分人控制、占有另一部分人——是当代各种危机的核心,正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Biddulph)的评论所言:"父权制是一个有毒的、恶臭的水池,我们都在里面游泳.
除非我们觉醒,否则永远无法逃出,呼吸新鲜空气.
"因此,詹森呼吁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对抗制度性的男性统治,拒绝男性控制女性的性和生育,终结所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的暴力和压迫.
一个公正的社会至少需要一种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体系进行全面解构.
139有些人一看到"激进"就害怕,事实上"激进"不等于"疯狂",其含义是直达问题的根本,认真探究产生性别歧视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在此意义上,"激进"的意思是"深刻".
激进女性主义在人际和商业语境下批判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
过去,激进女性主义者揭示性骚扰和家庭暴力是父权制下男性控制女性的必然结果.
如果要减少强奸和伴侣暴力的发生,就必须推翻父权制.
激进女性主义用同样的逻辑分析了性剥削产业(例如,卖淫、色情作品、脱衣舞),它们都是男人为了性目的买卖女性的身体.
这种"男人可以用钱购买性愉悦"的观点是父权制的产物.
詹森认为,尽管希拉里经常说要打破玻璃天花板,而且她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任何主流的政客或政党关于父权制的言辞都不可信.
然而,新的可能性已经开启,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实现这个可能性,解除男性对女性的控制.
在父权制这个问题上,右派和左派往往持同一立场,两者都会威胁性别平等和自由.
侵犯女性生育权的势力来自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
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是自由主义,是世俗的人和运动.
保守主义者试图让特定身份的男性(丈夫和父亲)控制女性的身体,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把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称为"性工作者",让尽可能多的男性共享女性的身体.
在这些方面,特朗普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父权制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
未来需要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战斗,不仅批判父权制,而且批判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向更广的生活世界发起攻击,推翻导致生态灭绝的资本主义经济.
詹森指出,进步人士的斗争方向有以下几点:保护草根阶层的生育权利,包括支援负担不起堕胎的女性;在主流的反强暴运动中复兴激进女性主义的分析;挑战性产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自我意识和民主精神的破坏;努力阻止美国用武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六)《激进主义关键词》(KeywordsforRadicals.
AKPress,2016)编者:弗里奇·凯利(KellyFritsch):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博士后;克莱尔·奥康纳(ClareO'connor):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A.
K.
汤普森(A.
K.
Thompson):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社会学教师.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创造了一系列词汇描述战后美国宏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与会者提出可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社会变迁呢言辞如何塑造政治形象或激进左派呢这本书汇集了许多学者的见解,列出了塑造美国政治图景的关键词,它认为语言既是武器,也是斗争的场所,可以改140变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现实.
"民主"、"占领"、"种族"、"主权"、"爱"这些词都应该被赋予抗争的含义.
它从当前的激进语境出发,探讨了每个术语在用法上的变化,并与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揭示语言的力量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冲突.
正如齐泽克的评语所言,"这本书为每个希望参与激进政治的人提供了详细的认知地图".
它把关键词变成强大的武器送到革命者手中,展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七)《历史和教育:参与全球阶级斗争》(HistoryandEducation:En-gagingtheGlobalClassWar.
PeterLangInc,2016)作者:卡瑞·马洛特(CurryStephensonMalott),美国西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该书记述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到苏联、从中国到朝鲜,以便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学作出贡献.
共产主义教学的核心是争取美国土著人的自主权和受压迫国家的自决权,强调夺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保障种族、民族和语言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观念、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种族与教育的政治学,反思了纯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白人沙文主义,纠正了左翼的主流观念,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左翼.
(八)《教育的批判转向: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再到种族的批判理论》(TheCriticalTurninEducation:FromMarxistCritiquetoPoststructuralistFeminismtoCriticalTheoriesofRace.
Rout-ledge,2016)作者:艾萨克·戈特斯曼(IsaacGottesman),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副教授.
该书详细记述了教育领域的左派的思想轨迹,追踪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批判的种族理论的教育学批判转向,它分析了人们必须摆脱过去包袱的原因,但是除了坚持社会正义之外,没有进一步提出未来的清晰道路.
四、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问题随着21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同141时,也构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Burkett)在《社会主义与民主》2016年第2期发表《论生态革命的审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预警原则》A一文,该文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世界经济不断受到不稳定的投机泡沫、金融市场短期逐利行为和生产活动长期停滞的冲击.
公司资本和超级富豪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大多数工人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生产系统消耗着大量不可再生能源,人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被破坏.
同样,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对任何改革计划都保持警觉,更不用说根本的制度变革了.
目前社会盛行这样一种想法:资本主义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但放弃它另建一座新房子似乎是幼稚的、不明智的,只有接受资本对地球的持续掠夺才是成熟的.
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时常出现"资本主义没有门窗,我们无处可逃"的论调.
那些可行的改革和它们对人类发展的吸引力也萎缩成经济活动,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变得更加金融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柏克特通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共产主义、正义工具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的预警原则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
自由主义是一个大范畴,包括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甚至宗教观念.
资深民权活动家伊丽莎白·马丁内斯(ElizabethMartinez)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是防止社会冲突.
它的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B对于穷人和工人阶级而言,它比保守主义或右翼更进步.
但经济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差别不大.
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创立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获取利润,"自由"意味着不受控制.
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凯恩斯颠覆了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政策的观念.
他认为,在本质上,充分就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政策和中央银行必然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
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的新政,此后政府应该增进公共福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过去25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使企业精英把目光转向自由主义,并与经济全球化大潮结合,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
其特点是:(1)市场规则.
把企业从任何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
进一步开放国APaulBurkett:"OnEco-RevolutionaryPrudence:Capitalism,Communism,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nSocialismandDemocracy,2016(2),pp.
73-96.
B参见ElizabethMartinezandArnoldoGarcia:"WhatisNeoliberalism"http://www.
corp-watch.
org/article.
phpid=376.
142际贸易和投资.
解散工会、降低工资、收回工人多年争取的权利.
没有价格控制.
也就是说,资本、商品和服务完全自由流动.
为了说服大众,他们提出"不受管制的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将使每个人获益".
新自由主义如同里根的"供给侧"(supply-side)和"下渗"(trickle-down)经济,但是不会"下渗"太多.
(2)消减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预算.
以削弱政府角色的名义减少针对穷人的安全网,甚至减少公路、桥梁和饮水维护的费用.
当然,他们不会反对政府的商业津贴和税收优惠.
(3)放宽管制.
减少可能降低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环境保护和施工安全.
(4)全盘私有化.
把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卖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基础工业、铁路、收费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淡水.
虽然他们名义上宣称私有化更有效率,但最终的结果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让公众为他们的需要埋单.
(5)消灭"公益"或"社群"观念,用"个体责任"取而代之.
责备穷人缺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是咎由自取,穷是懒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利用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它已经在拉美肆虐,墨西哥的工资收入下降40%—50%,2万多家中小企业破产,1000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有人称"新自由主义即拉美的新殖民主义".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乔治·F.
德马丁诺(GeorgeF.
DeMartino)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6年第1期发表《经济学家的诅咒:论经济行为者、经济理论、多元主义和经济衍生伤害》A一文.
它首先讨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家长情结,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别人下决定的可靠依据.
德马丁诺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之前医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是家长式的,但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后医生的"家长"地位受到挑战.
在规范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医学伦理逐步建立了四项原则:慈善、无害、病人自主和正义.
同理,经济学家作为现代经济的诊疗师,也应该走下神坛,告知公众真实的经济状况和解决措施的可能风险;其次,德马丁诺提出把伦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当经济学家提出一种"纯粹"理论时,伦理学是否也要介入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者的嫁接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专业的经济伦理学可以通过自恰的伦理逻辑,巩固经济学家的权威地位,AGeorgeF.
DeMartino:"TheEconomist'sOath:OnEconomicAgency,EconomicTheory,Pluralism,andEconogenicHarm",inRethinkingMarxism,2016(1),pp.
47-56.
143免受外界批判.
但对经济学保持伦理方面的警觉是有好处的;再次,德马丁诺支持把多元主义纳入经济学,单一的方案会导致严重后果;最后,他探讨了"经济衍生伤害"A(econogenicharm)的复杂性.
这种伤害令人担忧,是因为:(1)它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及他们的社群可能会同时遭受多种方式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伤害,甚至是自主权被侵犯.
不同的伤害都有多种构成因素.
(2)它是混合的.
一种伤害与其他多种伤害是相伴生的,尤其是在经济语境下,例如失业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会损害健康、自信、尊严和参政能力,引发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借助福利措施弥补物质上的损失,但是无法解决经济之外的伤害.
因此,德马丁诺认为任何形式的"道德几何学"(如福利最大化)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有把伦理问题简单化之嫌.
经济学家应该重视他们有意或无意引发的伤害,区分哪些伤害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修复的、(不)可以避免的,以及如何补偿,然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知目标群体,让他们自己决定该承受哪些伤害.
德马丁诺把上述做法当作深层经济民主的道德律令.
《重思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期推出专栏,众位学者针对德马丁诺的文章进行回应.
纽约城市大学法律系主任卡门·胡尔塔斯—诺布尔(CarmenHuertas-Noble)在《实务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发表《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纠正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方法》B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种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
它们是民主管理和所有权共享的,它们可以纠正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合作经济体现了民主的实质: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
事实上,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指工资差距,还包括一个人的收入对其生活状况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导致食物短缺、居住条件恶劣、教育机会减少、看不起病,更不用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
这种合作社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已经存在多年,诺布尔举出两个成功案件:蒙德拉贡和家庭护理合作协会,它们很好地结合了资本化策略、合作式的生态系统、各种战略联盟,使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把这种形式普及开来.
左派机构应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支持合作经济,市政府也应该给予资助合作社政策支持.
纽约大学的梅利莎·费舍尔(MelissaS.
Fisher)在《全球化》杂志2016A"经济衍生伤害",是德马丁诺自创的概念,指经济学家好心办坏事引起的伤害.
BCarmenHuertas-Noble:"Worker-ownedandUnionizedWorker-ownedCooperatives:TwoToolstoAddressIncomeInequality",inClinicalLawReview,2016(2),pp.
325-358.
144年第6期上发表《构建未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备选方案: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A一文.
"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WHEELS)这个组织成立于2013年,是应对经济衰退对有色人种女性的冲击而设立的.
它创办了女性所有、集体运营的汽车修理店和可以互换汽车配件和服务的社区型二手市场.
WHEELS为女性提供了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和商业头脑的途径,并使她们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获得财富的不同方式.
费舍认为,WHEELS是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经济正义,它是范围更大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既有传统的民权和女权议题(如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收入平等),也有近年备受关注的LGTBQ权利、债务和大规模监禁问题.
WHEELS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出现的.
新自由主义废除了经济安全网、建立监狱式国家,这些做法增加了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负担.
在这种经济气候下,在草根阶层的失业或难以维持生计的女性中产生了一种行动主义.
此外,美国黑人女性在长期的殖民地和奴隶制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策略.
WHEELS的核心理念是亲自动手集体致富.
传统的经济策略不完全适用于低收入社区,大部分人仍然贫困.
相反,WHEELS主张经济发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即"团结经济"(solidarityeconomics),它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发展壮大.
它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它对所有女性开放,不管其种族、阶级、性向如何.
五、民主模式问题当前关于民主的热点问题是:直接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吗代议制民主是一个悖论吗暴乱和社会运动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关系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阿斯图普洛斯(JohnAsimakopolos)在《巴西政治经济学》杂志2016年第2期发表《大型社区中实行直接民主的激进提议》B一文,他提出只有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直接民主才能成为现实.
通过对现有政府体系的改造,实现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社会是可能的.
第一个提AMelissaS.
Fisher:"BuildingAlternativeFeministEconomicFutures:WHEELS",inGlo-balizations,pp.
1-4.
BJohnAsimakopoulos:"ARadicalProposalforDirectDemocracyinLargeSocieties",inBrazilia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16(2),pp.
430-447.
145议建立在"任何制度下的所有选举体系在本质上都是骗人的".
然而,只有直接民主才可以实现本质上的平等.
因此,应该效仿国家提名原则,公民进行网络投票选举立法和司法部门成员.
代议制民主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控制政治过程.
结果,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把财团的利益置于社区和环境等公益之上.
在直接代表的政治体制中,财团的优势会被明显削弱但不会消失.
那么问题来了:直接民主是什么它如何在当代人口众多的社会中运转谁是它的反对者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是虚假的直接民主是每个公民代表自己,直接就社群面临的问题投票.
这与所有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相对立,后者是公民投票选举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这些议员在投票前不必征求每个选民的意见.
现代的直接民主与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自由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自由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直接民主的理念之上.
由此可以推断,无政府主义不意味着混乱,而是无权威.
这种社会比当前的社会更有序,但它以集体的直接统治为基础.
还要纠正一个误解:无政府意味着没有管理机构,事实上,行政"官僚"仍然存在,只不过由统治者变成民众意志的执行者.
无政府主义只是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它还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参与式经济学、互惠主义等.
一位支持直接民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因为两者都是精英主导的,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
不可否认,这种民主比绝对的独裁更有利于工人阶级,但这个"利"跟精英的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资产阶级经常利用代议制民主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缺乏直接民主的体制中,众议院代表了精英的利益.
那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希望通过选举改造政治结构,而这在直接民主中是不会发生的.
美国的国父们不信任直接民主,因为他们害怕那些没有土地的"乌合之众"会利用民主剥夺他们的财富.
这就是罗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支持独立战争的原因,他们希望把美国从邦联变成"有钱人"控制的联邦,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商业和工业.
如果民主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最高法院就会出面叫停.
如果法院无法阻止,就会出动军队.
如此说来,美国的国父是一群地产寡头.
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败仍然是合法律的.
例如,最高法院允许公司作为一个法人,无限制地投资政146治过程.
但是公司不是真正的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人,这些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捐款.
最高法院实际上默许经济精英(常常是匿名的)干扰政治结果,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了"一人一票"原则.
这种民主在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无异.
许多左派人士幻想的小规模自治经济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始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但这会饿死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具备种植或养殖的技术.
此外,小规模经济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标准.
那么,直接民主在人口众多的社会如何可能他提出:(1)使全球资源平等且可持续.
(2)区分管理机构与国家政府.
管理机构聘用专业人士执行公意.
那么,如何防止专家利用知识操控权力呢面对这个问题,阿斯图普洛斯把M.
韦伯的"笼子"搬了出来.
(3)教育是民主的基础.
阿斯图普洛斯还认为,协商民主解决不了权力问题,在权力面前所有道德说教都是无力的.
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进行强迫投票,强制人们参与政治.
因为如果人们不投票,那么腐败就会大行其道.
美国没有强制投票,精英反而说"不投票是一种民主权利",民众投票的人数越少他们越得益,他们懂得参与的价值,但是可怜的民众不懂.
直接民主的另一项要求是削弱政党.
政党代表了某个亚群体来对抗整体.
即使左派内部也有许多党派,每个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党.
党要有领导人,一旦某人成为党魁,那么这个党将面临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问题——党魁或代表成为自私的寡头.
政党在本质上是非民主的.
那么如何实现直接民主呢阿斯图普洛斯又回到传统的斗争方式上,例如,罢工、占领、破坏资产阶级的财物、游行、暴力抵抗警察的干预等.
六、左翼论坛:在反叛与革命中整合力量2016年5月20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群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可选择参加大约400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动等.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愤怒、反叛、革命:整合我们的力量",这个主题体现了整合进步势力、革命阵营、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中的个体的愿望和势头.
今年的热门话题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2016年美国总统大147选和对未来的构想.
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美狄亚·本杰明(MedeaBenjamin),美国新闻记者、活动家、作家、长老会牧师克里斯·赫吉斯(ChrisHedges),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活动家、"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组织成员莎玛·沙旺特(KshamaSawant),美国医生、活动家、政治家吉尔·施泰因(JillStein),美国广播记者、专栏作家、调查记者艾米·古德曼(AmyGoodman)和著名的心理分析哲学家、文化评论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
当今的左派越来越有底气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妥协的日常生活.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再到争取15美元;从环境正义到性别自由、反对大规模监禁,再到对伯尼(Bernie)(他因衣服上印有社会主义标签而受审查)的全国范围的支持,可以看出左派的批判力量不断壮大.
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支持者比比皆是.
可以从街道、办公室、校园、工厂、商店中感受到人们旧体制的抵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
然而应该警惕这种愤怒,因为它容易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美国和遍布世界的枪支暴力.
在无情的、暴力的系统中,反叛正在发生.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充满冲突的社会中时,反叛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地,反叛既是左翼养料,也是右翼的催化剂,它既能产生"无知的"民粹主义,也能产生积极的变革,如争取更高的工资.
未来取决于人们今天的所思所为.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民众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不满,是理论批判,还是选举代言人,抑或直接发起暴动.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左派确信自己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至少不会像后者那样对民众施加国家暴力和无休止的欺骗.
他们拒绝腐蚀政治的财团统治,它导致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和紧缩.
全世界的民众都厌恶当前财群体制的不平等:它歧视并压迫着大量人口,并且破坏环境.
他们意识到还有更好的选择.
这届左翼论坛的目的就是构想这些替代方案,并凝聚力量使之成为现实.
不可否认,这项计划任重而道远.
本次论坛的热点专题包括:(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会者首先提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仇视女性的总统,特朗普主义引起了左派的全面抵制,涉及种族、经济、对外政策、环境等各个领域.
特朗普当选表明男性至上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大批信徒,他们认为,男人天生是女人的统治者,甚至部分女性在潜意识中也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们对特朗普的粗鲁148言行抱宽容态度.
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朱迪斯·贝内特指出的,女性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转变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与男性的关系,社会仍然是"父权的",只有具有权势的男人可以享有完全的人性,毫无限制地挖掘他们的潜力.
权力越少,发展的机会越少,有些没有权力的男性甚至比某些女性的地位还要低,因为性别并非不平等的唯一坐标.
但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性整体上是没有完整的、不受损害的人性的.
与会者从传统民主党、女性民主等角度探讨了桑德斯的出现对他们的影响.
伯尼·桑德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把激进概念纳入到总统大选的政治辩论中.
截至2016年5月8日,桑德斯收到的小额捐款高达1.
8亿美元,在初选中赢得19个州,得到93万选民的支持.
但是桑德斯过去没有在民主党内培植自己的力量,他在1979年成为无党派人士之前是佛蒙特州A一个成功的进步党——自由联盟党——的主席.
1979年以后,桑德斯一直是无党派人士,直到2015年才加入民主党.
与会者认为,桑德斯如果没有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有两个原因:1.
与希拉里相比,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的政治领袖和社群建立联系;2.
控制主要政党的工业巨头创造的超级代表系统不利于桑德斯.
更加激进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挫败,以及1980年吉米·卡特在大选中被里根击败的悲剧令许多民主党人认为,过于"普遍化"的提名制度并不利于民主党在大选的最终胜利,民主党的亨特委员会于1982年建立了超级代表系统,由党内精英组成,在提名过程中理论上不需要遵从初选结果,可以自行进行投票,防止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获胜,保持民主党政策的稳定性.
与会者对比了美国与全球22个国家B在选举或政治系统上的差别:第一,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党派.
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其他22个国家平均有12个;第二,左翼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年限.
美国国会中没有左翼政党,其A佛蒙特州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党——佛蒙特进步党,在佛蒙特议会中有9个席位,其中10%是参议院席位.
B22个国家涵盖非洲、亚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
非洲:纳米比亚、安哥拉、加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阿尔及利亚;亚洲:日本、印度、也门;南美洲: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冰岛、丹麦、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大洋洲:澳大利亚.
149他22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有左翼,最久的存在了84年;第三,立法选举中政党调用的公共经费.
18个西欧国家为政党在议会中的选举提供公共经费,美国分文没有;第四,选举系统的多样性.
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并且经常关注候选人而忽略了政党,其他22个国家有多样的选举系统,并且更加关注政党.
11个国家使用"政党比例列表"(ProportionalPartyList,简称PPL)系统,根据政党的投票比例决定候选人的胜负.
4个国家采用"混合成员比例"(mixed-memberproportional),大部分候选人通过PPL选举,个别候选人通过特殊方法选举,例如,特定区域的候选人或者独立候选人.
两个国家借鉴了余额投票法,根据每个政党的投票量决定空余席位的分配.
这种方法可以使那些临近阈值的小政党获得议会席位.
7个国家采用"多数候选人选择"(majoritycandidateselection),这种方式通常与其他形式并用,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使用;第五,周末投票.
22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把投票日放在周末,而美国是星期二;第六,免费而平等的媒体报道.
22个国家中有82%要求对各政党的候选人提供免费的媒体资源,86%要求对候选人提供平等的报道,美国没有这样的法令;第七,选民参与.
22个国家选民的参与率是68%,美国只有54%;第八,控制全球变暖的政策.
22个国家加入了《京都议定书》,美国没有;第九,海外军事基地.
22个国家中只有3个有海外军事基地,总共12个基地,美国则有606个军事基地;第十,带薪产假.
22个国家平均有15周带薪产假,美国只有12周(包括假期的)带薪产假或12周无薪产假,并且40%的雇佣者没有选择的余地;第十一,女性候选人的配额.
22个国家中90%规定了议会选举或(和)地方选举的性别配额,美国没有这项规定.
美国国会中19%的议员是女性,22个国家的平均比例是26%;第十二,全民保健医疗.
22个国家中59%有全民保健医疗,在美国出台新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情况下,仍有35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第十三,工会的密度.
美国仅有11%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其他22个国家是31%;第十四,普通大学的学费.
美国普通大学的学费是13856美元,占美国平均年薪的51%,其他22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大学学费大约是1642美元,仅占人均年收入的13%;第十五,监禁率.
在美国,每10万人中有716人被监禁,比其余22个国家的平均率高6倍.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治系统需要很大的改进,尤其在民主方面.
美国需要赋予党派更广泛的代表权,把左派政党纳入决策中,给予各政党免费的媒体150资源,为它们提供公共资助,用多党制取代两党制.
此外,与会者特别提到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正如柏拉图所言:"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美国民众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决定美国的命运.
移民、边境控制、枪支暴力和反恐战争对年轻人和有色群体都有实际的影响.
在"千禧之子崛起"的分会场,与会者探讨了年轻人如何通过选举总统等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议题.
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使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呈现两极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的中间派更保守,94%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的中间派更自由.
然而十年前,这个比率分别是70%和68%.
种族和宗教的少数派常常感到威胁,尽管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到2020年,大部分8岁以下的儿童都会成为少数派.
政治立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人的共存感和对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宽容.
2015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口高达450万人,82%不是白人.
尽管数目庞大,少数族裔的移民家庭仍然被视为异类.
年轻人有力量改变这一切,然而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并不高.
2008年,一半以上的年轻选民没有投票,2016年参与投票的人数则更少.
事实上,总统候选人及其理念对年轻人有切身的影响,例如,教育费用和生育医疗等问题.
如果不投票,就把这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到了别人手中.
与会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宣讲和动员年轻人去投票,左翼论坛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2月,年轻的绿党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把美国的绿党变成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
与会学者认为,下一步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具有政治连续性和推动社会变化的组织能力的左派,并且为年轻人在运动中彼此沟通和代际交流提供专门空间.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独立媒体的崛起:进步左翼的观点"、"把握黑人自由运动:全球的革命术语"、"黑人劳工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过去和现在的黑人工人革命联盟:种族、阶级和革命"、"回击:来自前线——罪犯的家人为正义而斗争"、"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阶级"、"现在为了未来:组织年轻人成为独立左翼的政治力量"、"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与斗争"、"反对希拉里的社团议程的年轻女性".
(二)选举舞弊与民主的真精神美国政治分会场的学者批判了美国的选举计票制度,他们认为虽然选民有投票权,但是目前的选举过程不是公开的,公司仍然从中操纵,掌握实权,151与会者称之为"公司极权主义".
主流和左翼媒体都忽略了由于电脑投票机的黑客行为和秘密的党派计数,可能会出现投票反转.
美国的投票计数仍然是秘密进行的,这就为大规模的欺骗和作假打开了方便之门.
所有的投票计数设备都是由某些持有右翼立场的公司生产和调试的.
有明显的司法证据表明,投票计数偏向右派,许多选择结果都被篡改了.
极右翼政客斯考特·沃克(ScottWalker)2014年当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就是一例,还有俄亥俄州的选举舞弊案.
这种行径剥夺了毫不知情的民众的公民权,暗地里破坏美国的民主精神.
与会者认为,如果能够保持选举的公正,那么就可以推翻交易式的权力结构,实现真正的民主.
受公司利益操控的美国两党政治使国会出台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公平和民主实践.
美国总统继续在失败的对外军事战略上浪费资源,但很少向国会或人民负责.
这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议会多党制形成鲜明对比.
左派在其他国家的议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党派.
最近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的纪录片展现了左派在多党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在经济平等、公共政策和对外军事干预方面都有影响力.
来自南美、中东和美国的与会者根据这一影片讨论了政党的公共财政、行政问责、选举、性别政策、立法决策、投票登记和出席、相关的草根组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机会和障碍等,并且联系了美国的现状及左派的发展史.
"文化和日常生活"分会场讨论了伊恩·拉斯金(IanRuskin)的戏剧《重新创世——托马斯·潘恩的一生》,他们认为潘恩是有远见的,因为他比其他建国者更清楚地了解民主和独立.
潘恩批判其他建国者用财富来分配投票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全民投票.
他的"人权"概念诠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他描述了男女平等的"人权"和"农业正义"的益处.
他在民主、平等、养老金、福利、教育、道德、生活方面的思想遗产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因此,他值得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罗莎·卢森堡:改革还是革命"、"电脑投票作弊:右翼的诡计以及如何阻止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所有事物的私有化——如何赢回人民的"、"重新思考特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众如何表达:理论、代表与暴动"、"共产主义转向:布克钦和邦联直接民主的探索"、"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民主斗争"、"运行中民主:组织本地的直接行动"、"如何更好地宣传我们的行动".
152(三)反恐战争的阴谋"中东问题"分会场的与会者提出,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左翼人士)都相信媒体和政府关于基地组织、伊希斯和全球反恐战争的说辞.
这个小组提出证据表明,恐怖组织是少数国家故意策划的,他们分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建立和武装迁徙,说明这些恐怖组织都是由其他国家培训和资助的.
反恐战争的全球打击行动使美国处于永久战备状态,巩固了美国本土的安全.
但是当基地组织不再构成威胁时,又炮制了"伊斯兰国"(ISIS),一个新的邪恶化身,美国一再制造对立面的目的是延续民众对穆斯林的恐惧,继续出兵干涉中东内政,以谋取经济和军事利益.
"9·11"事件之后,美国右翼新保守派打着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斯兰圣战分子的伤害的幌子,发动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
这种全球性的打击的确在短期内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然而当基地组织式微时,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出现了.
美国新闻很少报道,ISIS完全是由美国、北约、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部队创造和控制的.
公开这条新闻会被斥责为挑起恐惧和事端.
事实上,ISIS是美国操纵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政局的突击队和雇佣兵,并使法国等立场摇摆的国家"安分守己".
左翼人士质疑了大众媒体和政府大肆宣传的观点,揭露"恐怖主义"组织背后的真正力量.
格里·科尔曼(GearóidColmáin)用"武装移民"(weaponizedmigration)来分析美国如何让欧洲服从.
吉姆·菲尔兹(JimFetzer)说明了左翼人士是如何获知ISIS纯属"美国制造".
告密者迈克尔·斯伯雷曼(MichaelSpringmann)提供了一份内部资料:中情局在美国驻吉达领事馆秘密发放签证,以便在美国本土训练执行"9·11"和其他活动的恐怖分子.
很多质疑官方说法的人都是左翼,他们更关注法律和政治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立场.
然而,许多左派都回避讨论或考察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关于"9·11"的说法背后的含义.
左翼领导层认为探究"9·11"偏离了"实际工作".
鉴于"9·11"之后一切都变了,"实际工作"应该是通过接受官方的虚假陈述,赋予公司、政府、军队和情报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
然而,官方关于"9·11"的说法是荒谬的:19个阿拉伯人拿着美工刀躲在阿富汗的洞穴里,在一个人的指挥下胜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然而,左翼过去完全赞同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的说辞.
结果,穆斯林被推定为恐怖分子,受到猛烈攻击.
左翼一贯是种族主义的敌人,现在却在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中沉默了,他153们没有提出官方说法的漏洞,使伊斯兰恐惧症泛滥.
许多激进分子冒着危险公开反对穆斯林策划"9·11"的观点,他们认为,穆斯林恐惧症导致民权破坏、错误的控告和审判、无辜的人在反恐战争中死去,欧洲难民危机就是恶果之一.
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认为,发掘"9·11"真相的前提是结束恐怖主义战争、削弱"伊斯兰恐惧症"、恢复民权、缩减五角大楼庞大的预算.
借助科学事实,专家们提出左翼如何揭露官方的谎言.
这将是抵抗损害公民自由的谎言的有力形式.
在提问环节,听众试图推进左翼关于"9·11"的理解,并呼吁把跨党派的"9·11"行动主义纳入左翼议程.
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计划"现在对准了各种活跃分子,许多普通穆斯林被指控为"恐怖分子".
他们往往被判长期徒刑,许多甚至被关押在特别的"通讯管理牢房"(狱中狱,也被称为"小关塔那摩").
告密者是这些圈套的关键,FBI有超过一万名员工,他们或者打入群体内部,或者帮助那些有签证、财务问题或身体残疾的人.
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和"9·11"之后的伊斯兰恐惧症,阿拉伯人首先被践踏宪法权利.
与会者揭露了他们的诱捕行径,并讨论了左翼帮助穆斯林社群的方法.
哈里发—迪恩·沙基尔(Taalib—dinShakir)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裔年轻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新泽西州警察诱捕的经历.
"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北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策划了"短剑计划"(OperationGladio),对左派政治势力展开秘密战争.
冷战后,特种部队释放了炸弹客、谋杀者和"该死的"左翼分子.
这些黑色行动延续到今天,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短剑".
"9·11"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穆斯林.
它们实施秘密打击,然后归咎于替罪羊,这种被称为"假标志行动"(FalseFlags)的恐怖主义完成了影子政府的许多目标.
在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假标志行动强迫不知情的公众支持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新麦卡锡主义的支持下,假标志行动威胁激进人士的批判性调查不得越过"适度异议"的界线.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全球穆斯林、本土穆斯林:应对当前危机"、"伊斯兰国家:责任与响应"、"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如何威胁世界和平".
(四)帝国主义势力抬头2016年,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严重的难民危机.
2015年4月,爆发了引起国际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随后难民数字不断154上升.
这次危机的主因是叙利亚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
与会者深入探讨了这场危机的根源,以及欧洲国家令人不安的排外政策和反移民政治.
中东问题分会场从希腊共产党的角度分析了冲突的原因,战争牵扯的社会和国家力量,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和正义前景.
专家讨论了美国、欧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它们都想垄断市场、自然资源和交通线路,以增加利润.
他们还讨论了以色列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角度解决这些冲突.
与会学者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等问题.
他们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指出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
它对伊拉克和乌克兰"政权更替"的干预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只有人民可以自决其内政.
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绑架了其国民并且把他们"引渡"到秘密监狱,甚至侵犯了法国的主权,惩罚了违反制裁伊朗政策的法国银行,好像法国在这次案件中不是合法的仲裁者.
此外,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边境驻扎重型武器越过了俄罗斯的"红线".
结果,美国的做法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由于叙利亚"政权更替"失败,美国陷入了绝境.
但是,在美国一系列的行径中很少出现和平运动.
与会者认为人们的抵抗将是很有效果的.
美国把卡斯特罗和古巴妖魔化的企图没有得逞,是因为进步力量的集体抵制.
美国侵略委内瑞拉也面临同样的抵抗.
拉美问题小组提供了现在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它消除了人们对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误解,并放在美国左派的语境下说明它的重要性.
马杜罗自从2013年当政以来,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了"政变"的众矢之的,并且经受持续的经济和媒体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崩溃.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玻利瓦尔革命在2015年12月选举中的挫败.
与会者探讨了这个现象,以及查韦斯运动如何在12月大选之前赢得了经济战.
玻利瓦尔革命的成就是赋予草根阶层权利,实施社会扶贫计划和加强国际合作.
右翼精英试图终结玻利瓦尔革命的进程,从而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权.
与会者提到,美国的委内瑞拉团结运动已经与拉美团结和反战运动一起对抗奥巴马政府试图颠覆拉美进步政权的企图.
在中东问题上,进步力量也必须联合起来揭露和抵制美国的阴谋.
中东战地记者弗兰克·罗马诺指出,有些和平组织的成员具有不同的信仰、种族和155文化,他们在美国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不需要前往中东.
很少有人会遭遇战争地带的恐怖,然而这种恐怖确切伴随着另一群人的一生.
因此,他呼吁更多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加入他,把真实的中东局势呈现出来.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危机:组织我们的力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印度的工人阶级运动"、"到群众中去: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议程"、"委内瑞拉:希望而不是威胁"、"玻利瓦尔的委内瑞拉与政权更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行动"、"帝国主义的冲突: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战争与难民.
欧盟和北约的危险作用"、"右翼抬头:新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欧洲的极右派政治"、"欧洲难民危机:一个人为的灾难"、"难民战争".
(五)裁军和核危机在"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核裁军迫在眉睫"分会场,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长期参与和平和裁军运动的学者和活动家.
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充满争议、复杂难解、充斥着危险的地缘政治斗争和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军事对抗.
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征兆,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在南海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也时有冲突.
上述国家拥有超过1.
5万件核武器,任何冲突都可能引发核战争.
南亚仍然是潜在的核引爆点,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
超级大国没有消减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反而进一步发展核武器项目.
不管在常规层面还是高技术层面,军事决策者把核武器当作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志.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拉马纳(M.
V.
Ramana)进一步探讨了加纳的例子.
加纳被西方视作一个潜在的小型核反应堆市场,而且加纳的核官员也偶尔透露出对此种反应堆的兴趣.
加纳已经从俄罗斯获得了一个具有1000—1200兆瓦发电能力的反应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2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超过6.
2亿人无法用电.
过去10年里,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府把能源当作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且它们与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非洲联盟就此问题展开合作.
拉马纳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能源决策的各种因素,指出与核能相关的决策不只是基于技术—经济原因,还受到大量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对电的渴望.
加纳建立核电厂在技术—经济上存在两点限制:第一,与大型核电厂相156比,它的电容量不足.
第二,加纳的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建立核电厂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
在过去20年里,加纳采取各项措施缓解用电危机,大约有72%的人口用上了电,而这一地区的平均数是32%.
但是,能源不足仍然困扰着加纳.
事实上,光能和天然气是最经济实惠的发电源.
从理论上讲,扩建太阳能发电厂在未来完全可以满足加纳所有的用电需要.
尽管如此,加纳仍然选择核能作为解决电力短缺的主要手段,这跟加纳发展核能的历史有密切关系.
加纳独立后不久便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致力于发展民用核技术.
它还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苏联等地学习与核能项目有关的专业.
但随着恩克鲁玛被推翻,核能项目也中止了.
1994年,加纳重启了核能项目,但最终由于缺少反应堆的原料而搁浅,直到2015年加纳议会才通过《核能管理法案》.
拉马纳认为,可以从这段历史得到以下启示:建立核电厂需要制度保障和稳定的政治、国际支持,甚至是公司投资.
加纳目前建立核电站的决策与其国内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俄罗斯的原子能机构有直接关系,两者共同促进了这项决议.
拉马纳认为,加纳想通过建设几个大型核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其电力危机,这是它决意建立核电站的内因;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希望从核交易中牟利则是外因.
拉马纳在会上还揭露了世界上主要的核电供应商(如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争着把反应堆卖给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中东国家则利用这些反应堆秘密制造核武器,严重威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此外,核贮水池有可能发生放射物质泄漏,污染水源和空气,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美国反战运动的复兴".
(六)对外贸易与全球财富共享计划很多研究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贸易赤字,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对有色族裔的不利影响:(1)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严重冲击了有色族裔,大约有100万有色族裔因此失业,仅2011年总体损失达100亿美元.
(2)更少高薪工作.
因与中国贸易而失业的有色族裔的前工作要好于那些不受贸易影响的工作.
到海外工作的有色人口的收入平均比留在本土的高25.
5%.
(3)关上了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
2001年到2011年,从事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100万人失去工作机会,其中369000人是有色族裔.
从事上述行业的亚裔美国人比从事无对外贸易工157作的同种族人多赚47.
9%,非裔美国人是29.
3%.
(4)重新就业的障碍.
有色族裔在同等待遇下很难找到新工作.
由于对外贸易而失去工作的有色族裔工人的再就业率比白人少11%(男性)和10%(女性).
也就是说,贸易负担对少数族群不利.
(5)TPP产生了与优先贸易政策相同的结果,即将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和墨西哥.
TPP继续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把中产阶级工作机会转向低收入和人权糟糕的国家,例如,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
(6)TPP的政策没有变.
TPP的支持者认为,"时代不同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TPP制定了组织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措施.
(7)货币操控将继续损害有色族裔工人的利益.
TPP的支持者很清楚:TPP没有阻止中国或其他TPP成员国(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利用货币政策使它们的进口商品更便宜,美国的产品更贵,这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间接伤害了有色族裔工人及其向中产阶级上升的渠道.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对上述问题是冷漠的,资本主义企业只考虑如何提高利润:美国一个大型的食品链收购了一个小型的加拿大公司合并经营,此举的目的是避税,2013年规避了1亿多美元,2015年到2018年规避了约4亿到10亿美元的关税.
一家德国的制造厂商正通过在海外设立分部,挑起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
与会者还提到经济杀手(EconomicHitMen,简称EHM),它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是公司、银行和政府相互勾结,有钱有势的人的突击部队.
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非暴力的强制手段维持现阶段的腐败,那么走狗和刺客就会猛扑过来.
所有的经济杀手的工具——虚假经济学、虚假的承诺、威胁、贿赂、敲诈勒索、债务、骗术、政变、暗杀、不受约束的军事力量——现在遍布全球,比十几年前更甚.
从塞舌尔、洪都拉斯、利比亚到西欧、土耳其、越南、美国,银行家、游说者、公司高管等把政府和公众全部纳入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政策中.
然而,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针对经济杀手的所有伎俩,左派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把这种死亡经济变成生存经济,也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得稳定、富足.
因此,与会者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所有工人的世界经济,即财富共享计划.
当前,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公司的管理层和金融精英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目前工人与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率是1:354.
精英拿出一部分钱投资政治,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设立全球贸易的规则.
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下面是公司规划和财富共享计划的对比:158公司规划财富共享计划保持低工资,降低员工待遇通过公共投资提高工资、增加就业机会扩展不利于工人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优先服务于工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攻击工人谈判的联盟和权益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集体发声消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私有化保障工人及其家人的经济安全规避税赋向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收取高额所得税推进暂时的移民计划,使工人隶属于单一的雇佣者对所有工人平等保护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激活资本的绝对限制".
(七)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奥巴马所言: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
他们不同意联合国主席潘基文的说法:"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也知道解决它的方法",但事实是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失败了.
就此问题,论坛小组把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讨论了它是如何被理论化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解决它的、从气候变化中如何获得利润,以及左派需要如何应对等.
"破坏、位移和偏差的政治生态学:一个诊断和处方"分会场的与会者讨论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产生的暴力和意识形态.
他们在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新的能源图景,其特色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生态区域的公司化.
加拿大海风公司旗下的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把美国和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的电网连接起来,它将连通安吉利斯港和维多利亚.
海风公司自称是跨边境的生态企业,其电缆可以普及风力等新型能源、加固电力系统、提高经济效益.
它选择安吉利斯港作为门户,是因为美国边境已经有一个联邦变电站,而且安吉利斯港是离维多利亚最近的城市.
然而,曼哈顿社区学院的E.
L.
奥卡(EnriqueLanzOca)指出,海风公司选择安吉利斯港不只是出于经济和逻辑原因,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是艾尔河项目(最大的堤坝拆除和第二大的生态恢复项目)的策源地.
安吉利斯港拆除的两个堤坝在过去几个世纪是它的主要能源库,海风公司适时提供了崇尚绿色价值的替代方案,成功把这个地区的风能资本化.
159与会者还在联合国资助的煤炭市场应对措施的背景下,批判在贸易和补偿经济政策下,对非洲裔、拉美裔的贫穷农民和土著社群进行暴力拆迁.
许多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最坏的结果之一是人口的被迫迁徙,目前已经有2500万环境难民,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
5亿.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但利润驱动的污染排放仍然大行其道,力图解决气候变化的政策提议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堙没了,后者主张市场是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F.
巴拉迪尼(FabianBalardini)提出,环境难民危机越来越难解决了,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优先论".
他举出煤炭市场的例子,右翼和左翼决策者提出一系列政策规制煤炭市场,以缓解气候变化,结果非但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反而通过其土地掠夺政策把大量人口赶出居住地.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M.
C.
艾丽(MatthewC.
Ally)则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或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小范围的进步行动比激进的全球政治更为重要,因为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熟悉的人共同行动.
这是全球社会和生态正义运动不可忽略的一个方向.
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为经济和环境正义而斗争,反对战争和贫困.
他们面临下面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如此不公和充满危机人们要实现怎样的社会参会的乌玛尔·穆罕默德与艾丽的观点相反,他提出,"购买绿色"等个人解决方案都会遇到死角,只有民主的激进扩展和从追逐利润到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转型才是未来的方向.
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
直面不公正才可以找出不公正的根源,并超越绝望的个人主义.
鉴于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威胁,与会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1)立即进行社会和经济动员,恢复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安全、稳定的气候;(2)到2025年,完全禁止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步移除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3)招聘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普及碳中和能源和农业系统,开展创新性研究,运用大规模气候调节手段,同时这样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4)根据宪法进行动员,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5)以战时速度杜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此作为美国首位的对外政策.
社会主义作家D.
辛格(DanielSinger)说:"……忽略一项未来的激进方案会窒息自下而上的潜在运动,并把它引向危险的方向.
""灭绝时代的希望"小组汇集了人类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美术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提出当其160他物种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而灭绝时,人类的未来也是黯淡的.
激进政治变革可以阻止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找出生态文化的具体希望所在.
与会者构想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即建立在平等和健康环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的社会.
至于如何实现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左翼论坛,2016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它把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区域性合作,与会者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加强世界公民社会的联系.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表达我们的共同奋斗"、"生态社会主义:它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实现它"、"巴黎气候大会之后的气候正义与能源民主"、"后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污染和掠夺:非盈利组织提高了盈利组织的利润、保护了跨国公司的财富"、"气候动员:一条恢复民主和阻止生态崩溃的路径"、"气候正义运动:一个运动中的运动"、"环境难民:一条不归路".
(八)意识、文化与日常生活左翼论坛第一出现了来自不同性别、年龄和宗教背景的教育者、律师和社会工作者讨论社区中的教育系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区自身的教育基金,家长和社区活动家共同努力转变学校的英才教育模式.
在"构建生育的新世界"小组讨论中,"革命母亲阵线"的M.
威廉斯(Mai'aWilliams)和Ch.
马顿斯(ChinaMartens)呼吁人们加入这个组织.
它的灵感来自于20世纪70—80年代的黑人酷儿女性主义,它致力于把边缘化的有色族裔母亲置于变革的中心.
左翼当前面对的种族、经济、再生产、性别和食物正义、反暴力、反帝国主义、酷儿平权也是许多母亲要面对的.
处于边缘的母亲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努力创造一片天,当她们超越个体的狭小视野,联合起来寻求集体行动时,美好的未来又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小组讨论了阶级与美洲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会者展现了20、21世纪不同模式和流派的流行音乐是如何呈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阶级意识的.
他们谈到在乡村、嘻哈、摇滚、蓝调等音乐的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和听众对阶级有何种感觉和理解,以及性别和种族如何塑造这一话语.
与会者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左翼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它有时被贴上"自发主义"(spontaneist)的标签,因为它反对成立领导工人的政党,161强调来自底层的运动;有时它又被贴上前卫的标签,因为它批判下述观念:只能在现有的职业范围内去设想一个新社会,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它需要打破这两种教条,甩掉历史的包袱.
与会者就此讨论了传统概念对当今的左翼人士和活动家的影响,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上述两种标签,以及它是否可以在过去的两种选择之外开创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之路.
"意识和心理学"分会场的学者提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使心理学和某些身体机制压制人们采取激进行动的自我意识.
事实上,人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缺乏自控力,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一个人挑事或挑战这个制度,他是自找麻烦".
如果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人们将不会因为自己的政见而受迫害,但事实上,某些人仍然因为身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美国警方的监视和审查,甚至因此失业.
然而,大部分人对上述悖论视而不见,社会心理学称这种反应为"认知失调":当认知出现矛盾而无力解决这个矛盾时,人就会产生焦虑.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某些社会性疾病,特别是抑郁、无力和异化,但是很少有人行动起来摆脱压迫源,因为面对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压迫,民众容易产生"双重意识"(dualconsciousness):一方面,他们的民主意识促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对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施加影响;不正义使情绪产生波动,进而出现纠正错误的冲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客观上无法改变某些事态的无力感内在化,这种内在化使他们变得焦虑.
焦虑阻碍理性思考,对引起焦虑的目标视而不见,更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认知失调产生迷失、迷失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衰弱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神经衰弱是一种日常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渗入人的神经中了.
左派的任务就是医治这种认知失调和神经衰弱.
隐私作为一种人类权利的完全破坏,连同严密的监视和数据征用现在成为社会正义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关注点.
对于左派来说,隐私不是隐藏个人数据,而是保持进步运动不被干扰和压制.
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活动家讨论了如何收回隐私和进行反监视斗争,他们的观点和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关注法律问题,有的侧重说教,有的则把希望寄托于基层组织.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隐私、检测和安全,网络访问:斗争计划"、"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革命性的养育:激进照料是建设革命社群的关键"、"教育部门的解体、重建我们的教育经费"、"美国健康医疗的转变:162为了谁依靠谁"、"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变化:用政治上负面的信息使你获利"、"道德经济与艺术世界"、"强奸、艺术与革命: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抵抗的文化"、"改变世界的激进作曲"、"法兰克福学派与宗教"、"发展底层教育学的成果与挑战"、"网络:停止对女性的战争".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因而,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学者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要认识并解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态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力量的联合、年轻人参与进步运动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依旧是他们开展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有新自由主义、资本、反恐战争、教育、人权、民主和阶级斗争等.
下面将从两个方面介绍2016年美国(包括加拿大)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和实践关注.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马克思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不断解读和重新发掘,为他们深入观察、理解和批判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有指导力和解释力,当前的社会现象也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
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大量种族歧124视和性别歧视言论,所以2016年国外学者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民权、人权的跨学科研究.
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待讨论和商榷.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D.
卡姆菲尔德(DavidCameld)在《批判的社会学》2016年第2期发表《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A,对《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进行诠释.
他认为把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与当前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是批判理论的有前途的趋势之一,因为它们的观点对现时代都十分重要,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各自的局限.
然而近年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对话比较少,结合两者的跨学科研究不足,此外它们结合的理论基础没有完全被澄清,这篇文章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范围更广的社会现实,重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同时,马克思的批判唯物主义及其对历史特异性和社会形式的关注也改进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
卡姆菲尔德认为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其著作透露出来的许多想法都未成形,一些矛盾没有解决.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他认为马克思没有打算构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最好的马克思"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活动,即劳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比深深影响了反种族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的语言理想主义和尼采主义更为可取,它承认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又不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受生理决定.
如何满足生物需求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生物必然性问题.
这与近期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结论相同:人类的身体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异性恋主义左右了生物决定论.
马克思的理论不像解构主义那样把社会理解为语言,社会变革与语言变化的方式完全不同.
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无意识的,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能生成,而不能变革;历史进程的观察者或参与者只是事件的通量.
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像尼采ADavidCamfield,"TheoreticalFoundationsofanAnti-RacistQueerFeministHistoricalMaterialism",inCriticalSociology,2016(2),pp.
289-306.
125主义者(福柯)那样把权力—知识当作历史的中心,个体只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和客体,后者在遇到"行为者"的能动性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避免了这些问题,它与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压迫关系的研究都不冲突.
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物质现象的历史特征,并用一种批判的方法发现产生它们的条件.
这种态度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有某些关于殖民的理论倾向于把某些思想、行动和社会构造一般化,实际上它们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例如,把东方主义当作古代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完全现代的现象.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
正如柯尔施所言,"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自于经济",但马克思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当代人.
它的着眼点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社会关系.
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重点.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领域的发展当作历史变迁的动力,他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表示生产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卡姆菲尔德提出,这种表示是可有可无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复杂社会进行开放式历史考察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理论.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涉及阶级斗争,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样适用于所有统治形式.
在阶级出现的最初历史阶段,国家权力和阶级压迫是纠缠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如同阶级压迫一样真实.
性别和种族压迫都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的压迫,但是简单地用阶级解释前两者也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的双方在物质资料上是绝对对立的,性别歧视的双方有时可以共享物质资料.
卡姆菲尔德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年第1期发表《种族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A,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种族主义.
许多反种族主义分析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种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带有白人中心主义色彩,他们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充分地解释种族主义.
卡姆菲尔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提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种族主义"这个术语,但他在《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ADavidCamfield,"ElementsofaHistorical-MaterialistTheoryofRacism",inHistoricalMaterialism,2016(1),pp.
31-70.
126特》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种族"仇恨.
事实上,种族主义应该是一种社会压迫关系,而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种族概念才能把握具有特定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的特征.
阶级压迫与种族主义的结合有以下方式:阶级剥削论、国家压迫论、否定民权论、意识形态论、社会关系压迫论.
卡姆菲尔德认为社会关系压迫论最有说服力,也最有潜力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
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一样是真实存在、同等重要的.
根据艾里斯·扬的观点,马克思没有区分"剥削"和"压迫"概念,她认为剥削是压迫的一种形式.
卡姆菲尔德则认为剥削和压迫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是所有受剥削阶级的成员都受到压迫,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白种男性工人承受着剥削和异化,但没有受到压迫.
他由此重新界定了"压迫":来自于社会实践的系统性伤害,强加给与一般生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群体;种族压迫是基于被认为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差异基础上的集体性迫害.
种族主义有多种形式,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种族主义模式,但种族主义可以脱离种族歧视者而存在,没有主观意图的非个体实践也可以再生产种族压迫.
对于受压迫者来说,种族主义既是一种主体经验,又是社会过程的客观事件,它既造成精神损害,又分化、削弱工人的力量.
当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结果:帝国主义和利润率.
由于社会地理位置的缘故,居于此地的人们被种族化,他们遭受种族压迫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国在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
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生产着就业歧视、暴力、病态、贫困、污染和不等价交换,虽然明确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仍然维持着财富和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漫长的种族压迫历史中形成的.
在种族压迫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20世纪大量劳工被从非洲和亚洲输送到帝国主义国家从事无偿劳动,与现在欠发达国家劳工向发达国家迁移,从事低廉的、高度危险的有偿劳动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帝国主义和提高利润率的需要,另一种维护种族压迫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尽管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它就是种族特权,或葛兰西所谓的"霸权".
它可以解释白种工人在工作竞争中对非白种工人施加伤害.
激进左派在现实运动中应该从这三个层面对抗种族主义.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副教授、社会学D.
范森凡斯特(DavidFasenfest)在《批127判的社会学》2016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权》A一文,批评特朗普像德国纳粹一样对穆斯林实施严密监控和管制,美国这样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现在却把逃避中东战火的难民挡在门外.
人权包括工作权、自由表达文化差异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决权、受教育权、获得食物和水源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保障权.
世界正在遭遇大范围的人权危机:恶劣对待少数族群和女性、剥削童工、人口买卖、污染清洁用水、反对本国政府的外国势力摧毁当地人的居所等.
这些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理论家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然而,学界对"马克思是否在其著作中支持人权、他是否考虑过上述问题"看法不一.
范森凡斯特认为,马克思很少谈论人权,当时的人权概念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权的理解不统一.
然而,当资本主义出现人权危机时,人权话语又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相遇.
"马克思不支持人权"的佐证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回应,马克思拒绝使用个体的人权和鲍威尔的宗教个人的政治解放观念.
他指出,政治自由不能保证个体自由.
自由权是人类分裂而不是团结的表达;财产权是自利的表达.
人类解放不是参与商业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自由脱离商业的结果.
政治解放可以是人类解放的第一步,但决不是后者的保障.
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权是不会真正实现的.
资本主义的法律是不可能保障人权的.
这给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人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除了对现实的关切,国外学者还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
加拿大约克大学Ch.
阿罗珠(ChristopherDuarteAraujo)在《人学》(2016)文集上发表《马克思和帕齐论表象问题(或对〈资本论〉的现象学解读)》B,这篇文章提出《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象学的(由恩佐·帕齐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首次阐释).
Ch.
阿罗珠认为,虽然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但是他们都忽略了马克思著作中的现象学维度.
现象学不必嫁接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因为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其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现象学的,现象学在内容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现象学的表象问题作为其政治经ADavidFasenfest,"Marx,MarxismandHumanRights",inCriticalSociology,2016(6),pp.
777-779.
BChristopherDuarteAraujo,"MarxandPaciontheQuestionofAppearances(Or,ReadingCapitalasaPhenomenology)",inHumanStudies,2016,pp.
1-19.
128济学批判的核心.
马克思的分析始于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自身的方式,而后他系统性地揭示了这种疏离的外在表象背后的社会剥削关系.
这种现象学路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化"伪装进行袪魅的最好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任务是展现这些外在表象下的实在,例如,现象生活的物质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表象与实在互相倒置、劳动过程颠倒,社会劳动的生产权力与个体工人越来越疏离,活的劳动越来越异化.
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的关系,即物的关系;劳动产品却被人格化.
一般而言,现象学拒斥所有的自然主义,马克思也警惕政治经济的自然化倾向,认为这种僵化的表象完全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一种科学批判,不仅在黑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而且在胡塞尔的意义上.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宣称自己是一门关于意识形式和人类经验结构的科学,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例外.
《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个形式,而且考察了其最初表象.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毫不神秘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它的根本"秘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批判和分析进行解码.
顺着商品的线索,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并且提出了实际的行动方案.
美国哈弗福德学院教授M.
古尔德(MarkGould)在《古典社会学》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马克思、M.
韦伯和历史解放的逻辑:机器资本主义的崛起》A一文.
该文提出马克思和M.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论述是互补的.
马克思所描述的制造业的第一阶段特征,是资本控制劳动并且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结果,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生产的增殖,对竞争的约束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公司形式是简单的,这种经济结构与许多传统和理性价值相符合.
机器资本主义的竞争限制("铁的牢笼")是不存在的,如果资本积累出现在制造业的第一阶段,它必然是由主观地驱动的.
M.
韦伯解释这种主观动机的本质,他关于新教伦理能力和推动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系统地AMarkGould,"MarxandWeberandtheLogicofHistoricalExplanation:TheRiseofMa-chineCapitalism",inJournalofClassicalSociology,2016(4).
129提出了经济生产逻辑的特征,但是M.
韦伯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
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当它贯穿制造业的第一阶段时,它有条不紊地刺激着资本积累.
马克思和M.
韦伯都没有充分解释机器资本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忽略了第一阶段制造业中的资本积累的主观动机的必要性,而M.
韦伯没有充分说明制造业的本质,以及被资本主义精神主观理性化的经济生产结构.
然而,他们的论述是互补的,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充分解释这一发展过程.
作者通过对第一阶段制造业的资本积累的描述,提出了马克思和M.
韦伯在分析经济和社会结构时关于价值约束作用的理解,以及他们理论中的历史解释的普遍逻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K.
J.
斯召(KarstenJ.
Struhl)在《科学与社会》2016年第1期发表《马克思和人的本质:历史的、跨历史的和人类繁荣》A一文.
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忽视人的本质观念,他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作为一种历史概念的人的本质.
他们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规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段落:"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斯召的解读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特性,而是一种社会和集体现象.
人的本质是由生产方式通过阶级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决定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生产方式改变,人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直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斯召认为,深入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马克思既论述了一种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又论述了一种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不同层次的,跨历史概念指社会活动采用的一般形式,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的AKarstenJ.
Struhl,"MarxandHumanNature:TheHistorical,theTrans-Historical,andHu-manFlourishing",inScience&Society,2016(1),pp.
78-104.
130不断变化的"人类本性";历史概念指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特殊表现.
跨历史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在特定历史中具有特殊本质,它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隐含的人类繁荣提供了基础.
S.
塞耶斯(SeanSayers)主张共产主义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否定的需要和能力将在社会主义实现,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具体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需要和能力中得出人类繁荣的理想呢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自我实现的积极形式,那么怎样的自我实现才是积极的呢斯召反对塞耶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赋予跨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一些特征:如果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工作,那么他应该具有除物质刺激之外的工作动力,例如,展示创新的能力或从工作中获得巨大快乐.
如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人还应该是利他的.
这些能力是很难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事实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且与资本相对立.
它们是跨历史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们的满足将带来整个人类的繁荣与自我实现.
美国独立研究者J.
金凯德(JimKincaid)在《历史唯物主义》2016年第3期发表《用明斯基解读马克思:资本过剩与当前危机》A一文.
该文指出,H.
明斯基是一个激进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但是J.
金凯德认为可以借助他的"金融动荡"(financialinstability)理论,说明马克思关于19世纪金融和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什么可以解读当前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以及2008年以来的危机.
发达经济体在生产部门拥有很高的实际利润和滞后的投资率.
来自股东的压力使公司策略倾向于股票市场评级和并购业务,而忽略生产投资.
避税和公司的储备现金累积导致了马克思所谓的"借贷资本"的全球过剩,个体和国际经济的贫富差距更是火上浇油,最终结果是金融体制的高利润、低利率、资产市场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家庭和政府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借贷资本过剩导致的动荡和停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正确预言了由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然而J.
金凯德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利润率概念往往是机械的、抽象的,他提出在范围更广的资本主义精打细算的背景下分析利润率变化的成因和影响.
他还指出,马克AJimKincaid,"MarxafterMinsky:CapitalSurplusandtheCurrentCrisis",inHistoricalMaterialism,2016(3),pp.
105-146.
131思主义者经常脱离《资本论》第2卷关于流通过程的分析来理解《资本论》第3卷关于利润率的部分,明斯基近期的著作十分强调资本流通及其相应的金融动荡模式,正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借鉴材料.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D.
莱伯曼(DavidLaibman)在《科学与社会》2016年第3期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对话:一种双向学习路径》A的读书笔记,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阶级、剥削、权力、国家和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的观点.
对于无政府主义,莱伯曼关注两点:一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本质,以及巴枯宁、马拉泰斯塔等人所展示的无政府主义;二是集中的和分散的或联邦的组织形式的复杂问题.
巴枯宁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犯有抽象个人主义的错误,他只是尽力区分左翼无政府主义传统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
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是根据社会现实所呈现的异化的、表面的形式来对抗剥削;剥削和压迫是同一回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主体;国家和官员的权力来源是不可见的;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组织、等级和领导力是同等的和可疑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主题是联合与政治问题,区别在于后者要考虑是否进行联合和建立政治组织,前者考虑的则是如何进行联合和政治动员.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R.
艾格利士(RonEglash)在《科技文化》2016年第1期发表《论马克思和制造商:从历史视角看生成正义》B一文.
该文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生成正义"依赖于从集权国家寻找价值.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点对点经济、制造商行动、社区农业、酷儿生态——都走相反路线,保持它们的非异化形式,保证底层和高层的自由流通.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关于底层和高层、非异化的价值流通的一般理论.
该文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本土文化进行历史比较,探讨"生成正义"概念.
艾格利士认为,马克思的下述结论是不准确的:当本土文化具有非异化的生产形式时,只有集权化的价值析取可以提供高品质生活所需的生产力.
相反,本土文化现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互惠经济"模式,它强化了开放源的ADavidLaibman,"Marxist-AnarchistDialog:ATwo-WayLearningCurve",inScienceandSociety,2016(3),pp.
414-418.
BRonEglash,"OfMarxandMakers:AnHistoricalPerspectiveonGenerativeJustice",inRevistaTeknokultura,2016(1),pp.
245-269.
132技术生产、农业生态和民权的修复途径.
把非异化的生态价值、言论自由、性倾向自由、精神自由和其他一切"表达"价值纳入马克思的非异化劳动价值观念中,就可以得到关于生成正义的广阔历史图景.
美国贡萨格大学的T.
威德尔(TimothyWeidel)在《伦理理论与道德实践》2016年第4期发表《意识形态与自我欺骗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应该消除贫困》A一文,该文借助马克思的"类存在"观念,试图解释为什么常人会具有帮助穷人的道德感它提出贫穷不仅伤害了穷人,而且损害了所有人.
消除贫困来自于一种"自私"的愿望:避免粗糙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欺骗的伤害,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为消除全球贫困而努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思考和启发.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N.
弗雷泽(NancyFraser)在《异议》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资本主义的关怀危机》B一文,延续其最新著作《女性主义的机遇: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观点,后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纠缠不断,女性主义应该着力把新自由主义从女性解放的神坛上赶下来.
此外,它还探讨了女性主义把人们从无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N.
弗雷泽继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说明性别正义必须成为任何争取平等社会的斗争的核心.
她提出社会再生产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它一方面涉及代际之间的联系: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又涉及朋友、家庭、邻里和社群之间的联系.
过去,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主要在女性身上,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分工,把社会再生产局限在私人领域,事实上,它是一项公共事务,与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已经被商品化了.
N.
弗雷泽认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分裂是资本主义压迫女性的主要制度基础,也是女性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N.
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关怀危机",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再生ATimothyWeidel,"IdeologyandHarmsofSelf-Deception:WhyWeshouldActtoEndPov-erty",inEthicTheoryMoralPractice,2016(4),pp.
945-960.
BNancyFraser,"Capitalism'sCrisisofCare",inDissent,2016(4),pp.
30-37.
133产能力都是无限的,所以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压榨社会再生产能力,结果破坏了社会联系的纽带,导致"关怀危机".
资本主义经历了三种形式: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
大部分学者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区分它们,忽视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N.
弗雷泽提议用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多少"关怀工作"被商品化国家或公司资助了多少多少留给了家庭、邻里或公民社会她的回答是:自由资本主义把社会再生产私人化,国家计划资本主义把它部分社会化,金融资本主义逐步把它商品化,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再生产从属于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如何规划家庭和社群生活)是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使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例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4—5期发表《文化多元主义》A一文,剖析了近年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局限和盲区.
这篇文章分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成,认为它是一种全球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策略:没有把握真正的文化异质性,仅仅简单地把不同文化叠加在一起;如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一样,不断修改发展的概念,保持非主流文化的可承受的欠发达状态,而不必考虑主体的形成过程,只是承认当前的状态就可以了.
因此,文化多元主义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
就文化生成而言,"文化的"不适合修饰"多元主义",因为两者的结合撕裂了文化与人性的必然联系.
某个活的文化代表了它自己或者人类的本性.
文化与多元主义的关系应该是自由与平等的问题:我的文化(自由)和其他所有文化(平等).
事实上,鲜活的文化是不可能对接的.
文章还指出,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也不可能同时完全参与到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中.
一个人具有双重公民认同,例如,印度裔美国人,那么他只能在美国投票.
斯皮瓦克提醒不能把庞大的底层选民一般化,相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语言多元主义更可取.
美国克瑞顿大学副教授J.
舒勒(JeanneSchuler)在《国际哲学季刊》AGayatriChakravortySpivak,"CulturalPluralism",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4-5),pp.
448-455.
1342016年第2期发表《未竟的事业: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启蒙》A一文.
该文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评论,并讨论了霍克海默关于工具理性的论述.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失败的解放计划.
对于黑格尔来说,启蒙的失败在于他所谓的"纯粹识见"的意识形式.
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失败在于使纯粹识见永存的商业实践.
"纯粹识见"虽然战胜了迷信,但它把人类活动当作是纯粹主观的,滑入了怀疑论的泥沼.
"纯粹识见"把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效用".
效用是一个把自己的虚无强加于物的伪观念,执行着恐怖的暴力.
马克思也把效用当作骗子,它为"什么使商品具有价值"这个问题提供了虚假的答案,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剥削.
舒勒随后讨论了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教授J.
米汉(JohannaMeehan)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1期发表《女性主义和重思我们的自我模式》B一文.
该文提出,人们的自主、自由、解放、性别和批判观念都依赖对自我本质及其与他者、社会机构、实践的关系的理解.
米汉认为女性主义受到两种不充分的自我模式的阻碍,一种是"内在到外在"模式,它认为自我的主体性来自于内在的某种特质,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另一种是"外在到内在"模式,它强调自我之外的构建和内化过程,这种观点源自于马克思.
巴特勒主张一种"外在到内在"模式,她把自我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和心理反应,但她没有阐明语言是如何变成自我的;S.
本哈比在"外在到内在"和"内在到外在"模式之间摇摆,她既像巴特勒那样把主体性的来源确定为语言,又承认情感和具象化经验的重要,她对语言的论述更倚重哈贝马斯,而不是索绪尔.
C但她也遭遇了与巴特勒相同的困境.
米汉认为,两种模式都没有重视权力在主体性构建和捍卫自主与批判能力中的作用,由于两种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它们都不能描述自我的内在发生,没有解释清楚外在是如何变成内在的,或者内在是怎样与外在互动的.
因此,米汉提出"呈现"(emergence)概念,来解释权力如何在互主体层面塑造和构AJeanneSchuler,"ABrilliantFailureinAdvance:HegelandMarxAssesstheEnlighten-ment",in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2016(2).
BJohannaMeehan,"FeminismandRethinkingOurModelsoftheSelf",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1),pp.
1-31.
C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含义不是由语言规则本身规定的,而是由互主体的协商形成的.
135建我们的主体性,从而阐释自我的本质和发展.
生命体的活动产生了他们的身份,"呈现"是这些生命体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它可以有说服力地解释一个婴儿是如何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技能的,成为自我的过程既不是先天存在的本能,也不是外部施压的结果.
自我形成是一个人在一定环境下行为和改变的能力.
自我既不是源自于内在力量,也不是源自于外在力量,而是来自于自身的活动.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何种建设性的交互作用使儿童成长为具有社会和道德能力的成年人西方学界对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很少,除了洛维特(KarlLwith)的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无意间填补了这一空白,鉴于此,美国叶史瓦大学教授J.
阿路西(JamieAroosi)在《哲学与社会评论》2016年第1期上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因:深入思考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的联系》A一文.
阿路西首先概述了人们对克尔凯郭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通常理解:克尔凯郭尔是一个纯粹内省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可以脱离物质现实;对他误会最深的要数阿多尔诺,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拜物教徒,认为他的哲学是完全禁欲的;齐泽克对他的评论也带着同样的色彩.
而这些理解会阻断克尔凯郭尔与其同代人马克思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实质性对话.
而后,他研究了克尔凯郭尔的早期著作,说明克尔凯郭尔使用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术语解释经济生活:克尔凯郭尔把经济生活当作他希望培育的真实生活方式的对立面,这与马克思的思路相同;他们都批判了德国观念论,克尔凯郭尔从伦理学和宗教角度,马克思则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克尔凯郭尔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看法也与马克思相似.
最后,阿路西说明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都使用黑格尔的术语进行批判,他们的"本真性"观念意思相近,这也要归因于黑格尔.
阿路西接下来大篇幅地对比了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对黑格尔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R.
伯曼(RussellA.
Berman)在《目标》(2016)发表《哀悼、团结和"贯穿式悲伤":巴特勒是如何误读巴黎的》B一文,该文是对巴特勒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发表的一篇题为《哀悼成为律令》的文章的回应.
巴特勒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两种现象并评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对袭击死难者AJamieAroosi,"TheCausesofBourgeoisCulture:Kierkegaard'sRelationtoMarxConsid-ered",in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6(1),pp.
71-92.
BRussellA.
Berman,"Mourning,Solidarity,and'TransversalGrief':HowJudithButlerMisreadsParis",inTelos,2016,pp.
195-199.
136的哀悼过程和国家反恐措施的扩张.
她认为国家借助人们对死者的悲悼合法地扩大警察权力,在此意义上,哀悼变成了律令.
伯曼提出她对哀悼的论述有明显缺陷,而且严重误会了巴黎当局的反应.
他认为,哀悼有许多不同的伦理维度:履行对逝者的义务、自我疗愈的义务、在慰问和重建的过程中对他人和社群的义务.
然而,巴特勒只从工具论角度看待哀悼,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宣传目的的作秀.
她马上把袭击发生后公众的反应政治化,认为这种反应只是建立警察国家的一种伎俩,所有关于伊斯兰的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惧症".
而且她提到在哀悼恐袭遇难者时也应该哀悼中东由于战火无辜死去的穆斯林.
伯曼把巴特勒的反应归因于泛滥的"政治正确"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及其对法国政府的不信任,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巴特勒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巴特勒在《哀悼成为律令》这篇短文中提到"没有宵禁,但是公共服务被削减了,并且一切示威游行都不被允许.
即使是悼念逝者的集会,严格意义上,也是不法的.
我去了共和国广场的一个集会,警方通知所有人必须解散,但几乎没有人听命.
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怀抱希望的短暂时刻".
由此可以看出,巴特勒撰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巴黎政府的行动保持警觉,而不是对悼念者进行谴责.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I.
威瑞索瓦(InnaViriasova)在《目标》(2016)发表《C.
施密特的政治总体化:"完全非政治"的决断》A一文,对C.
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32)进行解读,他考察了C.
施密特的写作背景,虽然C.
施密特最早把"政治"理论化,但却不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
在C.
施密特之前,席勒和F.
施莱格尔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使用这个概念了,但他们都把它与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初,"一战"的惨状、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失败促使C.
施密特从"政治—法律"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
他认为,政治不是一个特定的领域,也不隶属于其他领域,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即敌友的划分或最大限度的团结或分裂,政治分歧与其他分歧的区别在于强烈的程度.
他把政治理解为贯穿人类生活的总体性,政治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它扎根在人类本性中,因此任何非政治的决断其实都是政治决断.
I.
威瑞索瓦接下来阐释了对完全非政治的否定是如何成为政治总体的前提的.
AInnaViriasova,"ThePoliticalTotalizationofCarlSchmitt:Decidingon'theAbsolutelyUnpolitical'",inTelos,2016,pp.
85-104.
137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著作(一)《古典思想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和涂尔干》(TheAntinomiesofClassicalThought:MarxandDurkheim.
Routledge,2016)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
Alexander),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挑战了人们对社会学思想的两大创始人的普遍看法.
作者详细地、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是如何分别提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观念论的基本框架的.
虽然最近关于马克思的解读都认为其著作的核心是异化和主体性,但作者提出马克思后期对异化的关注,使他避免了把主体性概念化.
相比之下,作者提出这种客体主义理论只在涂尔干早期著作中出现,在其后期作品中,他阐述了一种观念论理论,即把宗教生活当作研究世俗社会制度的分析模型.
(二)《反叛的幽灵:起义智慧与底层(民众)的哲学》(SpectersofRevolt:OntheIntellectofInsurrectionandPhilosophyfromBelow.
Re-peaterBooks/RandomHouse,2016)作者:理查德·希尔曼—奥普斯基(RichardGilman-Opalsk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848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1994年,德里达在思考马克思的幽灵如何在后冷战世界徘徊.
在这本书中,奥普斯基认为,这个世界弥漫着反叛的气息,其正义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
但是近来的反叛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反叛的多样性,内容涉及自主、日常生活、焦虑、经验、知识和可能性.
1994年兴起的墨西哥萨帕塔主义是对扩张的资本权力的新型反叛,占领华尔街也在此列.
奥普斯基通过考察瓦内格姆(RaoulVaneigem)、葛塔里(FélixGuattari)、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和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等人的批判理论来理解上述反叛.
(三)《马克思的地狱:资本的政治理论》(Marx'sInferno:ThePoliti-calTheoryofCapital.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6)作者:威廉姆·罗伯茨(WilliamClareRoberts),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助理教授.
这本书重构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论点,对它进行了全新的解138读,即将《资本论》当作一本政治学著作.
作者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
作者认为,《资本论》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批判,而是仔细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动机和目标.
从这个角度理解,《资本论》是一本深刻的政治学著作.
作者把《资本论》置于19世纪社会主义的背景下研究,说明它是如何巧妙地以但丁的《神曲·地狱》为模型的,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就像维吉尔:把工人的解放游击队引向了现代"社会地狱"的秘密深处.
马克思以这种方式,修正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以应对资本主义的崛起.
作者进而探讨了商业的本质、劳动经验、老板和经理的权力、政治组织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意义.
(四)《资本主义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TheTransitionfromCapi-talism:MarxistPerspectives.
PalgraveMacmillan,2016)作者:赛义德·瑞内玛(SaeedRahnema),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这本书通过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顶尖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一系列对话,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革命策略挫败的原因.
受访者围绕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的议程,说明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不可以长久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是不可避免的和可以实现的.
虽然受访者之间的观点有差异,但他们都呼吁人们参与各种社会群体,动员和组织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群体将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五)《父权制的终结:为男性而写的激进女性主义》(TheEndofPa-triarchy:RadicalFeminismforMen.
SpinifexPress,2016)作者:罗伯特·詹森(RobertJensen),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系教授.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它抛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稳定的、体面的人类社群,并且与更广大的生活世界维持可持续性的关系詹森的回答是女性主义和对父权制的批判.
他认为,父权制的病态理念——一部分人控制、占有另一部分人——是当代各种危机的核心,正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Biddulph)的评论所言:"父权制是一个有毒的、恶臭的水池,我们都在里面游泳.
除非我们觉醒,否则永远无法逃出,呼吸新鲜空气.
"因此,詹森呼吁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对抗制度性的男性统治,拒绝男性控制女性的性和生育,终结所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的暴力和压迫.
一个公正的社会至少需要一种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体系进行全面解构.
139有些人一看到"激进"就害怕,事实上"激进"不等于"疯狂",其含义是直达问题的根本,认真探究产生性别歧视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在此意义上,"激进"的意思是"深刻".
激进女性主义在人际和商业语境下批判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
过去,激进女性主义者揭示性骚扰和家庭暴力是父权制下男性控制女性的必然结果.
如果要减少强奸和伴侣暴力的发生,就必须推翻父权制.
激进女性主义用同样的逻辑分析了性剥削产业(例如,卖淫、色情作品、脱衣舞),它们都是男人为了性目的买卖女性的身体.
这种"男人可以用钱购买性愉悦"的观点是父权制的产物.
詹森认为,尽管希拉里经常说要打破玻璃天花板,而且她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任何主流的政客或政党关于父权制的言辞都不可信.
然而,新的可能性已经开启,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实现这个可能性,解除男性对女性的控制.
在父权制这个问题上,右派和左派往往持同一立场,两者都会威胁性别平等和自由.
侵犯女性生育权的势力来自保守主义,尤其是宗教保守主义.
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是自由主义,是世俗的人和运动.
保守主义者试图让特定身份的男性(丈夫和父亲)控制女性的身体,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把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称为"性工作者",让尽可能多的男性共享女性的身体.
在这些方面,特朗普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父权制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
未来需要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战斗,不仅批判父权制,而且批判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向更广的生活世界发起攻击,推翻导致生态灭绝的资本主义经济.
詹森指出,进步人士的斗争方向有以下几点:保护草根阶层的生育权利,包括支援负担不起堕胎的女性;在主流的反强暴运动中复兴激进女性主义的分析;挑战性产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自我意识和民主精神的破坏;努力阻止美国用武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六)《激进主义关键词》(KeywordsforRadicals.
AKPress,2016)编者:弗里奇·凯利(KellyFritsch):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博士后;克莱尔·奥康纳(ClareO'connor):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A.
K.
汤普森(A.
K.
Thompson):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社会学教师.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创造了一系列词汇描述战后美国宏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与会者提出可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社会变迁呢言辞如何塑造政治形象或激进左派呢这本书汇集了许多学者的见解,列出了塑造美国政治图景的关键词,它认为语言既是武器,也是斗争的场所,可以改140变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现实.
"民主"、"占领"、"种族"、"主权"、"爱"这些词都应该被赋予抗争的含义.
它从当前的激进语境出发,探讨了每个术语在用法上的变化,并与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揭示语言的力量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冲突.
正如齐泽克的评语所言,"这本书为每个希望参与激进政治的人提供了详细的认知地图".
它把关键词变成强大的武器送到革命者手中,展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七)《历史和教育:参与全球阶级斗争》(HistoryandEducation:En-gagingtheGlobalClassWar.
PeterLangInc,2016)作者:卡瑞·马洛特(CurryStephensonMalott),美国西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该书记述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到苏联、从中国到朝鲜,以便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学作出贡献.
共产主义教学的核心是争取美国土著人的自主权和受压迫国家的自决权,强调夺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保障种族、民族和语言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观念、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种族与教育的政治学,反思了纯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白人沙文主义,纠正了左翼的主流观念,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左翼.
(八)《教育的批判转向: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再到种族的批判理论》(TheCriticalTurninEducation:FromMarxistCritiquetoPoststructuralistFeminismtoCriticalTheoriesofRace.
Rout-ledge,2016)作者:艾萨克·戈特斯曼(IsaacGottesman),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副教授.
该书详细记述了教育领域的左派的思想轨迹,追踪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批判的种族理论的教育学批判转向,它分析了人们必须摆脱过去包袱的原因,但是除了坚持社会正义之外,没有进一步提出未来的清晰道路.
四、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体制问题随着21世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持续增强,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国家体制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同141时,也构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Burkett)在《社会主义与民主》2016年第2期发表《论生态革命的审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预警原则》A一文,该文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世界经济不断受到不稳定的投机泡沫、金融市场短期逐利行为和生产活动长期停滞的冲击.
公司资本和超级富豪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大多数工人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生产系统消耗着大量不可再生能源,人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被破坏.
同样,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对任何改革计划都保持警觉,更不用说根本的制度变革了.
目前社会盛行这样一种想法:资本主义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但放弃它另建一座新房子似乎是幼稚的、不明智的,只有接受资本对地球的持续掠夺才是成熟的.
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时常出现"资本主义没有门窗,我们无处可逃"的论调.
那些可行的改革和它们对人类发展的吸引力也萎缩成经济活动,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变得更加金融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柏克特通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共产主义、正义工具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的预警原则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危机.
自由主义是一个大范畴,包括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甚至宗教观念.
资深民权活动家伊丽莎白·马丁内斯(ElizabethMartinez)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是防止社会冲突.
它的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B对于穷人和工人阶级而言,它比保守主义或右翼更进步.
但经济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差别不大.
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创立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获取利润,"自由"意味着不受控制.
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凯恩斯颠覆了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政策的观念.
他认为,在本质上,充分就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政策和中央银行必然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
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福的新政,此后政府应该增进公共福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过去25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使企业精英把目光转向自由主义,并与经济全球化大潮结合,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
其特点是:(1)市场规则.
把企业从任何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
进一步开放国APaulBurkett:"OnEco-RevolutionaryPrudence:Capitalism,Communism,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nSocialismandDemocracy,2016(2),pp.
73-96.
B参见ElizabethMartinezandArnoldoGarcia:"WhatisNeoliberalism"http://www.
corp-watch.
org/article.
phpid=376.
142际贸易和投资.
解散工会、降低工资、收回工人多年争取的权利.
没有价格控制.
也就是说,资本、商品和服务完全自由流动.
为了说服大众,他们提出"不受管制的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将使每个人获益".
新自由主义如同里根的"供给侧"(supply-side)和"下渗"(trickle-down)经济,但是不会"下渗"太多.
(2)消减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预算.
以削弱政府角色的名义减少针对穷人的安全网,甚至减少公路、桥梁和饮水维护的费用.
当然,他们不会反对政府的商业津贴和税收优惠.
(3)放宽管制.
减少可能降低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环境保护和施工安全.
(4)全盘私有化.
把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卖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基础工业、铁路、收费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淡水.
虽然他们名义上宣称私有化更有效率,但最终的结果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让公众为他们的需要埋单.
(5)消灭"公益"或"社群"观念,用"个体责任"取而代之.
责备穷人缺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是咎由自取,穷是懒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利用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它已经在拉美肆虐,墨西哥的工资收入下降40%—50%,2万多家中小企业破产,1000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有人称"新自由主义即拉美的新殖民主义".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乔治·F.
德马丁诺(GeorgeF.
DeMartino)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6年第1期发表《经济学家的诅咒:论经济行为者、经济理论、多元主义和经济衍生伤害》A一文.
它首先讨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家长情结,他们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别人下决定的可靠依据.
德马丁诺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之前医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是家长式的,但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后医生的"家长"地位受到挑战.
在规范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医学伦理逐步建立了四项原则:慈善、无害、病人自主和正义.
同理,经济学家作为现代经济的诊疗师,也应该走下神坛,告知公众真实的经济状况和解决措施的可能风险;其次,德马丁诺提出把伦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当经济学家提出一种"纯粹"理论时,伦理学是否也要介入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者的嫁接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专业的经济伦理学可以通过自恰的伦理逻辑,巩固经济学家的权威地位,AGeorgeF.
DeMartino:"TheEconomist'sOath:OnEconomicAgency,EconomicTheory,Pluralism,andEconogenicHarm",inRethinkingMarxism,2016(1),pp.
47-56.
143免受外界批判.
但对经济学保持伦理方面的警觉是有好处的;再次,德马丁诺支持把多元主义纳入经济学,单一的方案会导致严重后果;最后,他探讨了"经济衍生伤害"A(econogenicharm)的复杂性.
这种伤害令人担忧,是因为:(1)它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及他们的社群可能会同时遭受多种方式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伤害,甚至是自主权被侵犯.
不同的伤害都有多种构成因素.
(2)它是混合的.
一种伤害与其他多种伤害是相伴生的,尤其是在经济语境下,例如失业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会损害健康、自信、尊严和参政能力,引发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借助福利措施弥补物质上的损失,但是无法解决经济之外的伤害.
因此,德马丁诺认为任何形式的"道德几何学"(如福利最大化)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有把伦理问题简单化之嫌.
经济学家应该重视他们有意或无意引发的伤害,区分哪些伤害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修复的、(不)可以避免的,以及如何补偿,然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知目标群体,让他们自己决定该承受哪些伤害.
德马丁诺把上述做法当作深层经济民主的道德律令.
《重思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期推出专栏,众位学者针对德马丁诺的文章进行回应.
纽约城市大学法律系主任卡门·胡尔塔斯—诺布尔(CarmenHuertas-Noble)在《实务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发表《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纠正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方法》B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种工人所有和工会所有的合作社.
它们是民主管理和所有权共享的,它们可以纠正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糟糕的工作环境,合作经济体现了民主的实质: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
事实上,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指工资差距,还包括一个人的收入对其生活状况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导致食物短缺、居住条件恶劣、教育机会减少、看不起病,更不用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
这种合作社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已经存在多年,诺布尔举出两个成功案件:蒙德拉贡和家庭护理合作协会,它们很好地结合了资本化策略、合作式的生态系统、各种战略联盟,使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把这种形式普及开来.
左派机构应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支持合作经济,市政府也应该给予资助合作社政策支持.
纽约大学的梅利莎·费舍尔(MelissaS.
Fisher)在《全球化》杂志2016A"经济衍生伤害",是德马丁诺自创的概念,指经济学家好心办坏事引起的伤害.
BCarmenHuertas-Noble:"Worker-ownedandUnionizedWorker-ownedCooperatives:TwoToolstoAddressIncomeInequality",inClinicalLawReview,2016(2),pp.
325-358.
144年第6期上发表《构建未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备选方案: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A一文.
"女人亲自建立企业家的领导力"(WHEELS)这个组织成立于2013年,是应对经济衰退对有色人种女性的冲击而设立的.
它创办了女性所有、集体运营的汽车修理店和可以互换汽车配件和服务的社区型二手市场.
WHEELS为女性提供了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和商业头脑的途径,并使她们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获得财富的不同方式.
费舍认为,WHEELS是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经济正义,它是范围更大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既有传统的民权和女权议题(如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收入平等),也有近年备受关注的LGTBQ权利、债务和大规模监禁问题.
WHEELS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出现的.
新自由主义废除了经济安全网、建立监狱式国家,这些做法增加了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负担.
在这种经济气候下,在草根阶层的失业或难以维持生计的女性中产生了一种行动主义.
此外,美国黑人女性在长期的殖民地和奴隶制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策略.
WHEELS的核心理念是亲自动手集体致富.
传统的经济策略不完全适用于低收入社区,大部分人仍然贫困.
相反,WHEELS主张经济发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即"团结经济"(solidarityeconomics),它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发展壮大.
它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它对所有女性开放,不管其种族、阶级、性向如何.
五、民主模式问题当前关于民主的热点问题是:直接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吗代议制民主是一个悖论吗暴乱和社会运动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关系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阿斯图普洛斯(JohnAsimakopolos)在《巴西政治经济学》杂志2016年第2期发表《大型社区中实行直接民主的激进提议》B一文,他提出只有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直接民主才能成为现实.
通过对现有政府体系的改造,实现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社会是可能的.
第一个提AMelissaS.
Fisher:"BuildingAlternativeFeministEconomicFutures:WHEELS",inGlo-balizations,pp.
1-4.
BJohnAsimakopoulos:"ARadicalProposalforDirectDemocracyinLargeSocieties",inBrazilia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16(2),pp.
430-447.
145议建立在"任何制度下的所有选举体系在本质上都是骗人的".
然而,只有直接民主才可以实现本质上的平等.
因此,应该效仿国家提名原则,公民进行网络投票选举立法和司法部门成员.
代议制民主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控制政治过程.
结果,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把财团的利益置于社区和环境等公益之上.
在直接代表的政治体制中,财团的优势会被明显削弱但不会消失.
那么问题来了:直接民主是什么它如何在当代人口众多的社会中运转谁是它的反对者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是虚假的直接民主是每个公民代表自己,直接就社群面临的问题投票.
这与所有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相对立,后者是公民投票选举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这些议员在投票前不必征求每个选民的意见.
现代的直接民主与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自由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自由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直接民主的理念之上.
由此可以推断,无政府主义不意味着混乱,而是无权威.
这种社会比当前的社会更有序,但它以集体的直接统治为基础.
还要纠正一个误解:无政府意味着没有管理机构,事实上,行政"官僚"仍然存在,只不过由统治者变成民众意志的执行者.
无政府主义只是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它还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参与式经济学、互惠主义等.
一位支持直接民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因为两者都是精英主导的,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
不可否认,这种民主比绝对的独裁更有利于工人阶级,但这个"利"跟精英的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资产阶级经常利用代议制民主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缺乏直接民主的体制中,众议院代表了精英的利益.
那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希望通过选举改造政治结构,而这在直接民主中是不会发生的.
美国的国父们不信任直接民主,因为他们害怕那些没有土地的"乌合之众"会利用民主剥夺他们的财富.
这就是罗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支持独立战争的原因,他们希望把美国从邦联变成"有钱人"控制的联邦,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发展商业和工业.
如果民主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最高法院就会出面叫停.
如果法院无法阻止,就会出动军队.
如此说来,美国的国父是一群地产寡头.
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败仍然是合法律的.
例如,最高法院允许公司作为一个法人,无限制地投资政146治过程.
但是公司不是真正的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人,这些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捐款.
最高法院实际上默许经济精英(常常是匿名的)干扰政治结果,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了"一人一票"原则.
这种民主在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无异.
许多左派人士幻想的小规模自治经济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始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但这会饿死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具备种植或养殖的技术.
此外,小规模经济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标准.
那么,直接民主在人口众多的社会如何可能他提出:(1)使全球资源平等且可持续.
(2)区分管理机构与国家政府.
管理机构聘用专业人士执行公意.
那么,如何防止专家利用知识操控权力呢面对这个问题,阿斯图普洛斯把M.
韦伯的"笼子"搬了出来.
(3)教育是民主的基础.
阿斯图普洛斯还认为,协商民主解决不了权力问题,在权力面前所有道德说教都是无力的.
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进行强迫投票,强制人们参与政治.
因为如果人们不投票,那么腐败就会大行其道.
美国没有强制投票,精英反而说"不投票是一种民主权利",民众投票的人数越少他们越得益,他们懂得参与的价值,但是可怜的民众不懂.
直接民主的另一项要求是削弱政党.
政党代表了某个亚群体来对抗整体.
即使左派内部也有许多党派,每个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党.
党要有领导人,一旦某人成为党魁,那么这个党将面临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问题——党魁或代表成为自私的寡头.
政党在本质上是非民主的.
那么如何实现直接民主呢阿斯图普洛斯又回到传统的斗争方式上,例如,罢工、占领、破坏资产阶级的财物、游行、暴力抵抗警察的干预等.
六、左翼论坛:在反叛与革命中整合力量2016年5月20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群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可选择参加大约400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动等.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愤怒、反叛、革命:整合我们的力量",这个主题体现了整合进步势力、革命阵营、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中的个体的愿望和势头.
今年的热门话题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2016年美国总统大147选和对未来的构想.
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美狄亚·本杰明(MedeaBenjamin),美国新闻记者、活动家、作家、长老会牧师克里斯·赫吉斯(ChrisHedges),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活动家、"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组织成员莎玛·沙旺特(KshamaSawant),美国医生、活动家、政治家吉尔·施泰因(JillStein),美国广播记者、专栏作家、调查记者艾米·古德曼(AmyGoodman)和著名的心理分析哲学家、文化评论家、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
当今的左派越来越有底气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妥协的日常生活.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再到争取15美元;从环境正义到性别自由、反对大规模监禁,再到对伯尼(Bernie)(他因衣服上印有社会主义标签而受审查)的全国范围的支持,可以看出左派的批判力量不断壮大.
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支持者比比皆是.
可以从街道、办公室、校园、工厂、商店中感受到人们旧体制的抵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
然而应该警惕这种愤怒,因为它容易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美国和遍布世界的枪支暴力.
在无情的、暴力的系统中,反叛正在发生.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充满冲突的社会中时,反叛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地,反叛既是左翼养料,也是右翼的催化剂,它既能产生"无知的"民粹主义,也能产生积极的变革,如争取更高的工资.
未来取决于人们今天的所思所为.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民众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当前社会不满,是理论批判,还是选举代言人,抑或直接发起暴动.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左派确信自己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至少不会像后者那样对民众施加国家暴力和无休止的欺骗.
他们拒绝腐蚀政治的财团统治,它导致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和紧缩.
全世界的民众都厌恶当前财群体制的不平等:它歧视并压迫着大量人口,并且破坏环境.
他们意识到还有更好的选择.
这届左翼论坛的目的就是构想这些替代方案,并凝聚力量使之成为现实.
不可否认,这项计划任重而道远.
本次论坛的热点专题包括:(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会者首先提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仇视女性的总统,特朗普主义引起了左派的全面抵制,涉及种族、经济、对外政策、环境等各个领域.
特朗普当选表明男性至上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大批信徒,他们认为,男人天生是女人的统治者,甚至部分女性在潜意识中也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们对特朗普的粗鲁148言行抱宽容态度.
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朱迪斯·贝内特指出的,女性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转变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与男性的关系,社会仍然是"父权的",只有具有权势的男人可以享有完全的人性,毫无限制地挖掘他们的潜力.
权力越少,发展的机会越少,有些没有权力的男性甚至比某些女性的地位还要低,因为性别并非不平等的唯一坐标.
但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性整体上是没有完整的、不受损害的人性的.
与会者从传统民主党、女性民主等角度探讨了桑德斯的出现对他们的影响.
伯尼·桑德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把激进概念纳入到总统大选的政治辩论中.
截至2016年5月8日,桑德斯收到的小额捐款高达1.
8亿美元,在初选中赢得19个州,得到93万选民的支持.
但是桑德斯过去没有在民主党内培植自己的力量,他在1979年成为无党派人士之前是佛蒙特州A一个成功的进步党——自由联盟党——的主席.
1979年以后,桑德斯一直是无党派人士,直到2015年才加入民主党.
与会者认为,桑德斯如果没有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有两个原因:1.
与希拉里相比,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的政治领袖和社群建立联系;2.
控制主要政党的工业巨头创造的超级代表系统不利于桑德斯.
更加激进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挫败,以及1980年吉米·卡特在大选中被里根击败的悲剧令许多民主党人认为,过于"普遍化"的提名制度并不利于民主党在大选的最终胜利,民主党的亨特委员会于1982年建立了超级代表系统,由党内精英组成,在提名过程中理论上不需要遵从初选结果,可以自行进行投票,防止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获胜,保持民主党政策的稳定性.
与会者对比了美国与全球22个国家B在选举或政治系统上的差别:第一,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党派.
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其他22个国家平均有12个;第二,左翼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年限.
美国国会中没有左翼政党,其A佛蒙特州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党——佛蒙特进步党,在佛蒙特议会中有9个席位,其中10%是参议院席位.
B22个国家涵盖非洲、亚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
非洲:纳米比亚、安哥拉、加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阿尔及利亚;亚洲:日本、印度、也门;南美洲: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冰岛、丹麦、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大洋洲:澳大利亚.
149他22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有左翼,最久的存在了84年;第三,立法选举中政党调用的公共经费.
18个西欧国家为政党在议会中的选举提供公共经费,美国分文没有;第四,选举系统的多样性.
美国国会中只有两个党,并且经常关注候选人而忽略了政党,其他22个国家有多样的选举系统,并且更加关注政党.
11个国家使用"政党比例列表"(ProportionalPartyList,简称PPL)系统,根据政党的投票比例决定候选人的胜负.
4个国家采用"混合成员比例"(mixed-memberproportional),大部分候选人通过PPL选举,个别候选人通过特殊方法选举,例如,特定区域的候选人或者独立候选人.
两个国家借鉴了余额投票法,根据每个政党的投票量决定空余席位的分配.
这种方法可以使那些临近阈值的小政党获得议会席位.
7个国家采用"多数候选人选择"(majoritycandidateselection),这种方式通常与其他形式并用,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使用;第五,周末投票.
22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把投票日放在周末,而美国是星期二;第六,免费而平等的媒体报道.
22个国家中有82%要求对各政党的候选人提供免费的媒体资源,86%要求对候选人提供平等的报道,美国没有这样的法令;第七,选民参与.
22个国家选民的参与率是68%,美国只有54%;第八,控制全球变暖的政策.
22个国家加入了《京都议定书》,美国没有;第九,海外军事基地.
22个国家中只有3个有海外军事基地,总共12个基地,美国则有606个军事基地;第十,带薪产假.
22个国家平均有15周带薪产假,美国只有12周(包括假期的)带薪产假或12周无薪产假,并且40%的雇佣者没有选择的余地;第十一,女性候选人的配额.
22个国家中90%规定了议会选举或(和)地方选举的性别配额,美国没有这项规定.
美国国会中19%的议员是女性,22个国家的平均比例是26%;第十二,全民保健医疗.
22个国家中59%有全民保健医疗,在美国出台新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情况下,仍有35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第十三,工会的密度.
美国仅有11%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其他22个国家是31%;第十四,普通大学的学费.
美国普通大学的学费是13856美元,占美国平均年薪的51%,其他22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大学学费大约是1642美元,仅占人均年收入的13%;第十五,监禁率.
在美国,每10万人中有716人被监禁,比其余22个国家的平均率高6倍.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治系统需要很大的改进,尤其在民主方面.
美国需要赋予党派更广泛的代表权,把左派政党纳入决策中,给予各政党免费的媒体150资源,为它们提供公共资助,用多党制取代两党制.
此外,与会者特别提到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正如柏拉图所言:"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美国民众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决定美国的命运.
移民、边境控制、枪支暴力和反恐战争对年轻人和有色群体都有实际的影响.
在"千禧之子崛起"的分会场,与会者探讨了年轻人如何通过选举总统等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议题.
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使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呈现两极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的中间派更保守,94%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的中间派更自由.
然而十年前,这个比率分别是70%和68%.
种族和宗教的少数派常常感到威胁,尽管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到2020年,大部分8岁以下的儿童都会成为少数派.
政治立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人的共存感和对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宽容.
2015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口高达450万人,82%不是白人.
尽管数目庞大,少数族裔的移民家庭仍然被视为异类.
年轻人有力量改变这一切,然而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并不高.
2008年,一半以上的年轻选民没有投票,2016年参与投票的人数则更少.
事实上,总统候选人及其理念对年轻人有切身的影响,例如,教育费用和生育医疗等问题.
如果不投票,就把这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到了别人手中.
与会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宣讲和动员年轻人去投票,左翼论坛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2月,年轻的绿党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把美国的绿党变成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
与会学者认为,下一步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具有政治连续性和推动社会变化的组织能力的左派,并且为年轻人在运动中彼此沟通和代际交流提供专门空间.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独立媒体的崛起:进步左翼的观点"、"把握黑人自由运动:全球的革命术语"、"黑人劳工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过去和现在的黑人工人革命联盟:种族、阶级和革命"、"回击:来自前线——罪犯的家人为正义而斗争"、"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阶级"、"现在为了未来:组织年轻人成为独立左翼的政治力量"、"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与斗争"、"反对希拉里的社团议程的年轻女性".
(二)选举舞弊与民主的真精神美国政治分会场的学者批判了美国的选举计票制度,他们认为虽然选民有投票权,但是目前的选举过程不是公开的,公司仍然从中操纵,掌握实权,151与会者称之为"公司极权主义".
主流和左翼媒体都忽略了由于电脑投票机的黑客行为和秘密的党派计数,可能会出现投票反转.
美国的投票计数仍然是秘密进行的,这就为大规模的欺骗和作假打开了方便之门.
所有的投票计数设备都是由某些持有右翼立场的公司生产和调试的.
有明显的司法证据表明,投票计数偏向右派,许多选择结果都被篡改了.
极右翼政客斯考特·沃克(ScottWalker)2014年当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就是一例,还有俄亥俄州的选举舞弊案.
这种行径剥夺了毫不知情的民众的公民权,暗地里破坏美国的民主精神.
与会者认为,如果能够保持选举的公正,那么就可以推翻交易式的权力结构,实现真正的民主.
受公司利益操控的美国两党政治使国会出台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公平和民主实践.
美国总统继续在失败的对外军事战略上浪费资源,但很少向国会或人民负责.
这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议会多党制形成鲜明对比.
左派在其他国家的议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党派.
最近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的纪录片展现了左派在多党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在经济平等、公共政策和对外军事干预方面都有影响力.
来自南美、中东和美国的与会者根据这一影片讨论了政党的公共财政、行政问责、选举、性别政策、立法决策、投票登记和出席、相关的草根组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机会和障碍等,并且联系了美国的现状及左派的发展史.
"文化和日常生活"分会场讨论了伊恩·拉斯金(IanRuskin)的戏剧《重新创世——托马斯·潘恩的一生》,他们认为潘恩是有远见的,因为他比其他建国者更清楚地了解民主和独立.
潘恩批判其他建国者用财富来分配投票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全民投票.
他的"人权"概念诠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他描述了男女平等的"人权"和"农业正义"的益处.
他在民主、平等、养老金、福利、教育、道德、生活方面的思想遗产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因此,他值得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罗莎·卢森堡:改革还是革命"、"电脑投票作弊:右翼的诡计以及如何阻止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所有事物的私有化——如何赢回人民的"、"重新思考特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众如何表达:理论、代表与暴动"、"共产主义转向:布克钦和邦联直接民主的探索"、"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民主斗争"、"运行中民主:组织本地的直接行动"、"如何更好地宣传我们的行动".
152(三)反恐战争的阴谋"中东问题"分会场的与会者提出,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左翼人士)都相信媒体和政府关于基地组织、伊希斯和全球反恐战争的说辞.
这个小组提出证据表明,恐怖组织是少数国家故意策划的,他们分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建立和武装迁徙,说明这些恐怖组织都是由其他国家培训和资助的.
反恐战争的全球打击行动使美国处于永久战备状态,巩固了美国本土的安全.
但是当基地组织不再构成威胁时,又炮制了"伊斯兰国"(ISIS),一个新的邪恶化身,美国一再制造对立面的目的是延续民众对穆斯林的恐惧,继续出兵干涉中东内政,以谋取经济和军事利益.
"9·11"事件之后,美国右翼新保守派打着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斯兰圣战分子的伤害的幌子,发动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
这种全球性的打击的确在短期内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然而当基地组织式微时,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出现了.
美国新闻很少报道,ISIS完全是由美国、北约、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部队创造和控制的.
公开这条新闻会被斥责为挑起恐惧和事端.
事实上,ISIS是美国操纵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政局的突击队和雇佣兵,并使法国等立场摇摆的国家"安分守己".
左翼人士质疑了大众媒体和政府大肆宣传的观点,揭露"恐怖主义"组织背后的真正力量.
格里·科尔曼(GearóidColmáin)用"武装移民"(weaponizedmigration)来分析美国如何让欧洲服从.
吉姆·菲尔兹(JimFetzer)说明了左翼人士是如何获知ISIS纯属"美国制造".
告密者迈克尔·斯伯雷曼(MichaelSpringmann)提供了一份内部资料:中情局在美国驻吉达领事馆秘密发放签证,以便在美国本土训练执行"9·11"和其他活动的恐怖分子.
很多质疑官方说法的人都是左翼,他们更关注法律和政治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立场.
然而,许多左派都回避讨论或考察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关于"9·11"的说法背后的含义.
左翼领导层认为探究"9·11"偏离了"实际工作".
鉴于"9·11"之后一切都变了,"实际工作"应该是通过接受官方的虚假陈述,赋予公司、政府、军队和情报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
然而,官方关于"9·11"的说法是荒谬的:19个阿拉伯人拿着美工刀躲在阿富汗的洞穴里,在一个人的指挥下胜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然而,左翼过去完全赞同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的说辞.
结果,穆斯林被推定为恐怖分子,受到猛烈攻击.
左翼一贯是种族主义的敌人,现在却在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氛围中沉默了,他153们没有提出官方说法的漏洞,使伊斯兰恐惧症泛滥.
许多激进分子冒着危险公开反对穆斯林策划"9·11"的观点,他们认为,穆斯林恐惧症导致民权破坏、错误的控告和审判、无辜的人在反恐战争中死去,欧洲难民危机就是恶果之一.
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认为,发掘"9·11"真相的前提是结束恐怖主义战争、削弱"伊斯兰恐惧症"、恢复民权、缩减五角大楼庞大的预算.
借助科学事实,专家们提出左翼如何揭露官方的谎言.
这将是抵抗损害公民自由的谎言的有力形式.
在提问环节,听众试图推进左翼关于"9·11"的理解,并呼吁把跨党派的"9·11"行动主义纳入左翼议程.
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计划"现在对准了各种活跃分子,许多普通穆斯林被指控为"恐怖分子".
他们往往被判长期徒刑,许多甚至被关押在特别的"通讯管理牢房"(狱中狱,也被称为"小关塔那摩").
告密者是这些圈套的关键,FBI有超过一万名员工,他们或者打入群体内部,或者帮助那些有签证、财务问题或身体残疾的人.
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和"9·11"之后的伊斯兰恐惧症,阿拉伯人首先被践踏宪法权利.
与会者揭露了他们的诱捕行径,并讨论了左翼帮助穆斯林社群的方法.
哈里发—迪恩·沙基尔(Taalib—dinShakir)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裔年轻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新泽西州警察诱捕的经历.
"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北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策划了"短剑计划"(OperationGladio),对左派政治势力展开秘密战争.
冷战后,特种部队释放了炸弹客、谋杀者和"该死的"左翼分子.
这些黑色行动延续到今天,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短剑".
"9·11"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穆斯林.
它们实施秘密打击,然后归咎于替罪羊,这种被称为"假标志行动"(FalseFlags)的恐怖主义完成了影子政府的许多目标.
在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假标志行动强迫不知情的公众支持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新麦卡锡主义的支持下,假标志行动威胁激进人士的批判性调查不得越过"适度异议"的界线.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全球穆斯林、本土穆斯林:应对当前危机"、"伊斯兰国家:责任与响应"、"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如何威胁世界和平".
(四)帝国主义势力抬头2016年,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严重的难民危机.
2015年4月,爆发了引起国际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随后难民数字不断154上升.
这次危机的主因是叙利亚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
与会者深入探讨了这场危机的根源,以及欧洲国家令人不安的排外政策和反移民政治.
中东问题分会场从希腊共产党的角度分析了冲突的原因,战争牵扯的社会和国家力量,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和正义前景.
专家讨论了美国、欧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它们都想垄断市场、自然资源和交通线路,以增加利润.
他们还讨论了以色列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角度解决这些冲突.
与会学者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等问题.
他们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指出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
它对伊拉克和乌克兰"政权更替"的干预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只有人民可以自决其内政.
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绑架了其国民并且把他们"引渡"到秘密监狱,甚至侵犯了法国的主权,惩罚了违反制裁伊朗政策的法国银行,好像法国在这次案件中不是合法的仲裁者.
此外,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边境驻扎重型武器越过了俄罗斯的"红线".
结果,美国的做法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由于叙利亚"政权更替"失败,美国陷入了绝境.
但是,在美国一系列的行径中很少出现和平运动.
与会者认为人们的抵抗将是很有效果的.
美国把卡斯特罗和古巴妖魔化的企图没有得逞,是因为进步力量的集体抵制.
美国侵略委内瑞拉也面临同样的抵抗.
拉美问题小组提供了现在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它消除了人们对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误解,并放在美国左派的语境下说明它的重要性.
马杜罗自从2013年当政以来,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了"政变"的众矢之的,并且经受持续的经济和媒体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崩溃.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玻利瓦尔革命在2015年12月选举中的挫败.
与会者探讨了这个现象,以及查韦斯运动如何在12月大选之前赢得了经济战.
玻利瓦尔革命的成就是赋予草根阶层权利,实施社会扶贫计划和加强国际合作.
右翼精英试图终结玻利瓦尔革命的进程,从而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权.
与会者提到,美国的委内瑞拉团结运动已经与拉美团结和反战运动一起对抗奥巴马政府试图颠覆拉美进步政权的企图.
在中东问题上,进步力量也必须联合起来揭露和抵制美国的阴谋.
中东战地记者弗兰克·罗马诺指出,有些和平组织的成员具有不同的信仰、种族和155文化,他们在美国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不需要前往中东.
很少有人会遭遇战争地带的恐怖,然而这种恐怖确切伴随着另一群人的一生.
因此,他呼吁更多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加入他,把真实的中东局势呈现出来.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危机:组织我们的力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印度的工人阶级运动"、"到群众中去: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议程"、"委内瑞拉:希望而不是威胁"、"玻利瓦尔的委内瑞拉与政权更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行动"、"帝国主义的冲突: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战争与难民.
欧盟和北约的危险作用"、"右翼抬头:新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欧洲的极右派政治"、"欧洲难民危机:一个人为的灾难"、"难民战争".
(五)裁军和核危机在"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核裁军迫在眉睫"分会场,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长期参与和平和裁军运动的学者和活动家.
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充满争议、复杂难解、充斥着危险的地缘政治斗争和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军事对抗.
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征兆,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在南海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也时有冲突.
上述国家拥有超过1.
5万件核武器,任何冲突都可能引发核战争.
南亚仍然是潜在的核引爆点,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
超级大国没有消减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反而进一步发展核武器项目.
不管在常规层面还是高技术层面,军事决策者把核武器当作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志.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拉马纳(M.
V.
Ramana)进一步探讨了加纳的例子.
加纳被西方视作一个潜在的小型核反应堆市场,而且加纳的核官员也偶尔透露出对此种反应堆的兴趣.
加纳已经从俄罗斯获得了一个具有1000—1200兆瓦发电能力的反应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2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超过6.
2亿人无法用电.
过去10年里,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府把能源当作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且它们与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非洲联盟就此问题展开合作.
拉马纳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能源决策的各种因素,指出与核能相关的决策不只是基于技术—经济原因,还受到大量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对电的渴望.
加纳建立核电厂在技术—经济上存在两点限制:第一,与大型核电厂相156比,它的电容量不足.
第二,加纳的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建立核电厂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
在过去20年里,加纳采取各项措施缓解用电危机,大约有72%的人口用上了电,而这一地区的平均数是32%.
但是,能源不足仍然困扰着加纳.
事实上,光能和天然气是最经济实惠的发电源.
从理论上讲,扩建太阳能发电厂在未来完全可以满足加纳所有的用电需要.
尽管如此,加纳仍然选择核能作为解决电力短缺的主要手段,这跟加纳发展核能的历史有密切关系.
加纳独立后不久便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致力于发展民用核技术.
它还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苏联等地学习与核能项目有关的专业.
但随着恩克鲁玛被推翻,核能项目也中止了.
1994年,加纳重启了核能项目,但最终由于缺少反应堆的原料而搁浅,直到2015年加纳议会才通过《核能管理法案》.
拉马纳认为,可以从这段历史得到以下启示:建立核电厂需要制度保障和稳定的政治、国际支持,甚至是公司投资.
加纳目前建立核电站的决策与其国内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俄罗斯的原子能机构有直接关系,两者共同促进了这项决议.
拉马纳认为,加纳想通过建设几个大型核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其电力危机,这是它决意建立核电站的内因;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希望从核交易中牟利则是外因.
拉马纳在会上还揭露了世界上主要的核电供应商(如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争着把反应堆卖给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中东国家则利用这些反应堆秘密制造核武器,严重威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此外,核贮水池有可能发生放射物质泄漏,污染水源和空气,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美国反战运动的复兴".
(六)对外贸易与全球财富共享计划很多研究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贸易赤字,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对有色族裔的不利影响:(1)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严重冲击了有色族裔,大约有100万有色族裔因此失业,仅2011年总体损失达100亿美元.
(2)更少高薪工作.
因与中国贸易而失业的有色族裔的前工作要好于那些不受贸易影响的工作.
到海外工作的有色人口的收入平均比留在本土的高25.
5%.
(3)关上了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
2001年到2011年,从事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100万人失去工作机会,其中369000人是有色族裔.
从事上述行业的亚裔美国人比从事无对外贸易工157作的同种族人多赚47.
9%,非裔美国人是29.
3%.
(4)重新就业的障碍.
有色族裔在同等待遇下很难找到新工作.
由于对外贸易而失去工作的有色族裔工人的再就业率比白人少11%(男性)和10%(女性).
也就是说,贸易负担对少数族群不利.
(5)TPP产生了与优先贸易政策相同的结果,即将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和墨西哥.
TPP继续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把中产阶级工作机会转向低收入和人权糟糕的国家,例如,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
(6)TPP的政策没有变.
TPP的支持者认为,"时代不同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TPP制定了组织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措施.
(7)货币操控将继续损害有色族裔工人的利益.
TPP的支持者很清楚:TPP没有阻止中国或其他TPP成员国(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利用货币政策使它们的进口商品更便宜,美国的产品更贵,这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间接伤害了有色族裔工人及其向中产阶级上升的渠道.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对上述问题是冷漠的,资本主义企业只考虑如何提高利润:美国一个大型的食品链收购了一个小型的加拿大公司合并经营,此举的目的是避税,2013年规避了1亿多美元,2015年到2018年规避了约4亿到10亿美元的关税.
一家德国的制造厂商正通过在海外设立分部,挑起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
与会者还提到经济杀手(EconomicHitMen,简称EHM),它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是公司、银行和政府相互勾结,有钱有势的人的突击部队.
如果经济杀手无法用非暴力的强制手段维持现阶段的腐败,那么走狗和刺客就会猛扑过来.
所有的经济杀手的工具——虚假经济学、虚假的承诺、威胁、贿赂、敲诈勒索、债务、骗术、政变、暗杀、不受约束的军事力量——现在遍布全球,比十几年前更甚.
从塞舌尔、洪都拉斯、利比亚到西欧、土耳其、越南、美国,银行家、游说者、公司高管等把政府和公众全部纳入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政策中.
然而,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针对经济杀手的所有伎俩,左派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把这种死亡经济变成生存经济,也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得稳定、富足.
因此,与会者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所有工人的世界经济,即财富共享计划.
当前,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公司的管理层和金融精英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目前工人与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率是1:354.
精英拿出一部分钱投资政治,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设立全球贸易的规则.
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下面是公司规划和财富共享计划的对比:158公司规划财富共享计划保持低工资,降低员工待遇通过公共投资提高工资、增加就业机会扩展不利于工人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优先服务于工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攻击工人谈判的联盟和权益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集体发声消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私有化保障工人及其家人的经济安全规避税赋向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收取高额所得税推进暂时的移民计划,使工人隶属于单一的雇佣者对所有工人平等保护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激活资本的绝对限制".
(七)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奥巴马所言: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
他们不同意联合国主席潘基文的说法:"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也知道解决它的方法",但事实是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失败了.
就此问题,论坛小组把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讨论了它是如何被理论化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解决它的、从气候变化中如何获得利润,以及左派需要如何应对等.
"破坏、位移和偏差的政治生态学:一个诊断和处方"分会场的与会者讨论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产生的暴力和意识形态.
他们在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新的能源图景,其特色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生态区域的公司化.
加拿大海风公司旗下的胡安·德富卡电缆项目把美国和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的电网连接起来,它将连通安吉利斯港和维多利亚.
海风公司自称是跨边境的生态企业,其电缆可以普及风力等新型能源、加固电力系统、提高经济效益.
它选择安吉利斯港作为门户,是因为美国边境已经有一个联邦变电站,而且安吉利斯港是离维多利亚最近的城市.
然而,曼哈顿社区学院的E.
L.
奥卡(EnriqueLanzOca)指出,海风公司选择安吉利斯港不只是出于经济和逻辑原因,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是艾尔河项目(最大的堤坝拆除和第二大的生态恢复项目)的策源地.
安吉利斯港拆除的两个堤坝在过去几个世纪是它的主要能源库,海风公司适时提供了崇尚绿色价值的替代方案,成功把这个地区的风能资本化.
159与会者还在联合国资助的煤炭市场应对措施的背景下,批判在贸易和补偿经济政策下,对非洲裔、拉美裔的贫穷农民和土著社群进行暴力拆迁.
许多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最坏的结果之一是人口的被迫迁徙,目前已经有2500万环境难民,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
5亿.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但利润驱动的污染排放仍然大行其道,力图解决气候变化的政策提议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堙没了,后者主张市场是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F.
巴拉迪尼(FabianBalardini)提出,环境难民危机越来越难解决了,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优先论".
他举出煤炭市场的例子,右翼和左翼决策者提出一系列政策规制煤炭市场,以缓解气候变化,结果非但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反而通过其土地掠夺政策把大量人口赶出居住地.
曼哈顿社区学院的M.
C.
艾丽(MatthewC.
Ally)则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或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小范围的进步行动比激进的全球政治更为重要,因为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熟悉的人共同行动.
这是全球社会和生态正义运动不可忽略的一个方向.
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为经济和环境正义而斗争,反对战争和贫困.
他们面临下面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是如此不公和充满危机人们要实现怎样的社会参会的乌玛尔·穆罕默德与艾丽的观点相反,他提出,"购买绿色"等个人解决方案都会遇到死角,只有民主的激进扩展和从追逐利润到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转型才是未来的方向.
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
直面不公正才可以找出不公正的根源,并超越绝望的个人主义.
鉴于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威胁,与会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1)立即进行社会和经济动员,恢复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安全、稳定的气候;(2)到2025年,完全禁止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步移除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3)招聘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普及碳中和能源和农业系统,开展创新性研究,运用大规模气候调节手段,同时这样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4)根据宪法进行动员,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5)以战时速度杜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此作为美国首位的对外政策.
社会主义作家D.
辛格(DanielSinger)说:"……忽略一项未来的激进方案会窒息自下而上的潜在运动,并把它引向危险的方向.
""灭绝时代的希望"小组汇集了人类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美术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提出当其160他物种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而灭绝时,人类的未来也是黯淡的.
激进政治变革可以阻止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需要找出生态文化的具体希望所在.
与会者构想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即建立在平等和健康环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的社会.
至于如何实现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左翼论坛,2016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它把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区域性合作,与会者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加强世界公民社会的联系.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表达我们的共同奋斗"、"生态社会主义:它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实现它"、"巴黎气候大会之后的气候正义与能源民主"、"后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污染和掠夺:非盈利组织提高了盈利组织的利润、保护了跨国公司的财富"、"气候动员:一条恢复民主和阻止生态崩溃的路径"、"气候正义运动:一个运动中的运动"、"环境难民:一条不归路".
(八)意识、文化与日常生活左翼论坛第一出现了来自不同性别、年龄和宗教背景的教育者、律师和社会工作者讨论社区中的教育系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区自身的教育基金,家长和社区活动家共同努力转变学校的英才教育模式.
在"构建生育的新世界"小组讨论中,"革命母亲阵线"的M.
威廉斯(Mai'aWilliams)和Ch.
马顿斯(ChinaMartens)呼吁人们加入这个组织.
它的灵感来自于20世纪70—80年代的黑人酷儿女性主义,它致力于把边缘化的有色族裔母亲置于变革的中心.
左翼当前面对的种族、经济、再生产、性别和食物正义、反暴力、反帝国主义、酷儿平权也是许多母亲要面对的.
处于边缘的母亲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努力创造一片天,当她们超越个体的狭小视野,联合起来寻求集体行动时,美好的未来又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小组讨论了阶级与美洲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会者展现了20、21世纪不同模式和流派的流行音乐是如何呈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阶级意识的.
他们谈到在乡村、嘻哈、摇滚、蓝调等音乐的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和听众对阶级有何种感觉和理解,以及性别和种族如何塑造这一话语.
与会者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左翼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它有时被贴上"自发主义"(spontaneist)的标签,因为它反对成立领导工人的政党,161强调来自底层的运动;有时它又被贴上前卫的标签,因为它批判下述观念:只能在现有的职业范围内去设想一个新社会,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它需要打破这两种教条,甩掉历史的包袱.
与会者就此讨论了传统概念对当今的左翼人士和活动家的影响,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上述两种标签,以及它是否可以在过去的两种选择之外开创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之路.
"意识和心理学"分会场的学者提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使心理学和某些身体机制压制人们采取激进行动的自我意识.
事实上,人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缺乏自控力,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一个人挑事或挑战这个制度,他是自找麻烦".
如果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人们将不会因为自己的政见而受迫害,但事实上,某些人仍然因为身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美国警方的监视和审查,甚至因此失业.
然而,大部分人对上述悖论视而不见,社会心理学称这种反应为"认知失调":当认知出现矛盾而无力解决这个矛盾时,人就会产生焦虑.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某些社会性疾病,特别是抑郁、无力和异化,但是很少有人行动起来摆脱压迫源,因为面对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压迫,民众容易产生"双重意识"(dualconsciousness):一方面,他们的民主意识促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对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施加影响;不正义使情绪产生波动,进而出现纠正错误的冲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客观上无法改变某些事态的无力感内在化,这种内在化使他们变得焦虑.
焦虑阻碍理性思考,对引起焦虑的目标视而不见,更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认知失调产生迷失、迷失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衰弱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神经衰弱是一种日常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渗入人的神经中了.
左派的任务就是医治这种认知失调和神经衰弱.
隐私作为一种人类权利的完全破坏,连同严密的监视和数据征用现在成为社会正义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关注点.
对于左派来说,隐私不是隐藏个人数据,而是保持进步运动不被干扰和压制.
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活动家讨论了如何收回隐私和进行反监视斗争,他们的观点和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关注法律问题,有的侧重说教,有的则把希望寄托于基层组织.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其他讨论包括:"隐私、检测和安全,网络访问:斗争计划"、"流行音乐中的阶级斗争"、"革命性的养育:激进照料是建设革命社群的关键"、"教育部门的解体、重建我们的教育经费"、"美国健康医疗的转变:162为了谁依靠谁"、"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变化:用政治上负面的信息使你获利"、"道德经济与艺术世界"、"强奸、艺术与革命: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抵抗的文化"、"改变世界的激进作曲"、"法兰克福学派与宗教"、"发展底层教育学的成果与挑战"、"网络:停止对女性的战争".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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