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冷魅总裁的纯纯小丫头

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投稿論文暴力纠纷的社会意涵——对皖中江庵镇暴力现象的文化解读邢朝国1摘要本文详细描述了村落社会中那些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熟人之间的纠纷、争吵和暴力事件,分析了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纠葛争执的以及这些纠葛争执在村落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
在我们的研究中,无论是纠纷当事人,还是普通村民,在讲述相关纠纷故事时,常常将纠纷、争吵与情理、道义、不公正等具有社会政治意涵的因素勾连在一起.
这种讲述方式包含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评价,对一种有尊严的、符合道义的生活秩序的判断.
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纠纷和争吵起源于他者的不道义,而暴力则是对这种不正义状况的抗争和惩罚,以修复遭受破坏的正义衡平感觉.
在本文所叙述的这些纠纷故事中,纠纷的产生与人们所认为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和生活秩序的破坏紧密相关.
当然,对固有的一套意义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意味着一套新意义系统的生成.
这可能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村落社会、暴力纠纷、意涵村落社会中的纠纷事件通常起源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其产生的过程以及演变的过程都包含了村落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套逻辑和规则.
就我们的研究议题来看,这种逻辑和规则便是滋贺秀三所说的"情理"——"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1].
而这种情理发端于中国社会的伦理之中.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又超出家庭的范围,个体在社会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皆是伦理,而"伦理关系,皆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
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2].
村落社会中的纠纷常常与这种情义失衡有关,背后是人们对是非对错的评价、对道义的追求.
当然,这里的道义本身需要打上双引号,因为对于同一个事件或行为是否道义,不同的主体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认知往往会得出相去甚远的判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此处,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事人是如何看待纠纷事件的,如何对纠纷事件进行解释和评价,以及他们所认为的道义与纠纷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这些讨论旨在回答这样一个议题:村落社会中那些与纠纷、争吵勾连在一起的暴力现象具有何种社会文化意涵.
本文所涉及的案例都是笔者于2010年8月至9月对皖中江庵镇的暴力事件调查中获得的(按照学术惯例,此处江庵镇是化名,下文中提及的村名和人名也均是化名).
江庵镇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一个中等规模的镇.
目前,江庵镇下辖12个村民委员会和1169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11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将近7万亩.
2005年,该镇有7万人口,其中非农业人口约4千人,居民中只有17个人是少数民族.
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当地雨水充沛,光照充足,适宜农业生产.
江庵镇的农作物以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为主,并且盛产各种果蔬,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2005年,江庵的工农业总产值为3.
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到了46.
6%,个体、私营企业产值所占比例较大(1.
6亿元),占到整个乡镇企业产值的91%.
当年,该镇财政收入740万元,人均纯收入2300元,低于周边乡镇的发展水平.
2010年夏,笔者来到江庵镇派出所和司法所,查阅了当地近几年的暴力案件卷宗等档案材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当地派出所和司法所提供的信息,笔者走访了江庵镇下辖的9个村,调查了11起暴力事件.
这些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房屋建设、财产分配、物品归属、婚姻问题以及经济纠纷等,包括了邻里之间、亲戚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以及妯娌之间的冲突.
尽管这些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以及呈现形式各异,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争吵、怨恨、委屈、不公以及争端勾连在一起.
Ⅰ.
情理在江庵镇南村的周家,王凤芝和董孝英这对妯娌就因为宅基地上建厕所的事情而产生暴力冲突,导致王凤芝被剪刀刺死.
早年的时候,周家的父母在祖宅地上为两个兄弟每人建了一个平房屋,由于地形限制,房屋并不是比邻而建,而是前后错开.
老大周健家常年在外地做卤菜买卖,年收入也有五六万,老二周平家做裁缝生意,日子也过得红火.
兄弟二人通过自己的打拼也一起在平房上加了一层,盖起了两层小楼,在当地也算体面得很.
2009年春节前,周健夫妇俩从外地回老家过年.
妻子王凤芝觉得之前两家共用的厕所不好用,提议在自家的屋后面修建一个标准化的新厕所.
于是周健就到老二家讲了自家的想法,但周平和妻子董孝英并不同意,因为周健家的屋后就是周平家的屋前,在那里修建厕所,就相当于在周平家门前修,这是周平夫妇不能接受的.
在村落社会中,厕所作为排泄污秽的地方本身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建在偏僻的角落里,并且离住宅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有卫生方面的考虑,而且包含了民俗上的污秽禁忌.
因此,尽管周健夫妇强调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建厕所并且会尽量往边上靠,但周平家还是难以接受这种做法.
为此,两家吵了几次,原本关系亲密的兄弟生了嫌隙.
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兄弟两人的态度缓和下来了,用他们的叔叔宝根的话来讲,毕竟他俩是一个妈妈养的,不能撕破脸.
但周健的老婆凤芝并不买周平家的账,坚持要修一个厕所,她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厕所不犯法,谁也管不着.
对于凤芝强硬的态度,宝根这些亲戚也只能是劝说几句,没有办法.
宝根跟我说,"凤芝太要强了,他们家做卤菜生意,赚了不少钱,生活水平高了,改善生活条件也能理解,但是在老二家门前面修厕所,还是要慎重的,尽管离他们家有一段距离,但那是人家大门口啊,一打开门就能看到,让人看了不舒服,而且夏天的时候,会有味道,一刮风,就不好闻了,你说孝英能答应么要是孝英在她家门前建厕所,她也不会让的.
凤芝有点不通情理了,就算是邻居的话,还要考虑一下子,让一让,更何况是家里兄弟,又不是外人,不应该搞这些名堂.
在农村里,不能自己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很容易起矛盾.
现在,人就是生活好了,太有个性了,太倔了,不听人劝.
凤芝能赚钱,会过日子,在家里170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地位比较高,好多事情老大还得听她的,她坚持要建厕所,老大也只能帮着搞.
"后来,在没有经过周平夫妇同意的情况下,凤芝就开始买材料、请瓦匠,张罗着修厕所.
周平尽管气不过,但由于春节临近,又碍于哥哥的情面,他不好直接跟大嫂起冲突,就在家里生闷气.
孝英觉得委屈,在大门口骂起来,指责凤芝如何恶毒、如何野蛮,吐诉自己的愤恨.
凤芝也不示弱,开了后门,跟孝英对骂起来,最后俩人相互诅咒,邻居们都不敢上前劝和.
孝英回到家里后,看到自己的男人缩在屋子里,遇到事情不出面,让她一个女人去争吵,这种委屈感就愈发强烈了.
她骂自己的男人没用,这个年没法过了,但当时正值年底,上门定做新衣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孝英也只能忍着自己的委屈,继续接生意.
这场口角也就暂时平息了.
几天后,凤芝家的厕所在新年的氛围中开工了.
凤芝请了好几个瓦匠和工人,打算在短时间内完成工程,因为自从跟老二家发生矛盾后,她家已经不去用两家共有的厕所了,她琢磨着赶紧修好厕所,这样也不用在过年的时候还跑去借人家的厕所用.
看着一帮人在自家门前捣鼓,正在做衣服的孝英恼火起来,连手上的剪刀都没放下,就跑出去阻止瓦匠,与正在忙活的凤芝再次发生争执,两人扭打起来.
在打斗中,孝英用剪刀刺中了凤芝,旁人见状赶紧将她俩拉开,打了120人,将凤芝送到医院,但因为刺中要害,凤芝不治身亡.
结果是,孝英被逮捕入狱,最后判了无期徒刑.
就这样,导致两家争斗的厕所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两家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厕所发生了变故.
在周家的这起纠纷中,如果说孝英用剪刀将嫂子凤芝刺死多少具有一些意外成分的话,那妯娌俩为修建厕所而大动干戈却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当凤芝打算在屋后修建厕所时,无论是村落的民俗习惯,还是生活环境的实际影响,都已经为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自家宅基地修建厕所看似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但在村落社会中却时常关系到其他家庭的正常生活.
村落社会对人们的日常用度尤其是关涉到他者的事项通常有一套"应该如何"、"应当如此"的定义,这种定义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为个体的库存知识,个体基于这种知识来理解和评判自己的生活境遇以及生活中的困扰,违背这种库存知识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失礼的、野蛮的,会破坏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纠葛也随之产生.
在皂圩村,张茂生与张茂明两家之间的一场争吵便是因为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而引发的.
茂生与茂明两家是邻居,茂明家的墩基比茂生家的墩基高.
茂明家平时倒生活废水不太注意,水经常流淌到茂生家的场地上,为此茂生跟茂明讲过几次,但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善.
在农村地区,由于没有排水设施,生活废水大多是倒在宅基地的边角上,但一般邻里的墩基一样高,倒的水很少流淌到别人家的宅基地上,当宅基地存在落差时,墩基高的一家在倒水时会有所注意或者直接挖一个排水沟,将水引导出去,这样彼此也就相安无事.
但茂明家倒水随意惯了,也没有采取任何规避措施,让茂生家很气愤.
茂生的妻子成慧说茂明家很霸道,一点都不讲理,存心是欺压她家,于是在门口怒诉茂明家的不是.
对于成慧的责骂,茂明的妻子祖丽也很生气,说水往低处流,茂生家把墩基弄高一点就行了.
但这个解决办法,对于茂生家来说显然是风凉话.
在争执中,成慧越发地生气,就咒骂起来,祖丽索性就把门口自来水的水龙头打开,让水哗哗地流淌.
见此状,瘦弱的成慧用砖头猛砸自来水的水龙头,祖丽上前阻止,两人就厮打起来,随后两家的男人也加入了打斗,场面好不热闹.
虽然在众人的拉劝下,两家才歇了争斗,但茂生的脖子还是被祖丽抓出了几道血痕.
两家自此不再说话.
171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在茂生与茂明两家的排水纷争中,茂明家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给茂生的家庭造成了困扰,这是产生纷争的导火索.
从茂生和成慧的立场来看,茂明家显然不是一个体贴的、懂礼的邻居.
茂明家的不通情理、不顾及邻居家的正常生活,使邻里关系破裂,邻里之间的互动难以为继.
在村落社会中,因为对方没有遵照应有的情理而引发纠纷的事例并不在少数.
虽然当事人在意的情理有时在他者看来极为琐碎,但是这些情理本身植根于村落的日常社会之中,体现着村民所认同的草根伦理,只有当这种情理被遵照时,生活的秩序感才能得到平衡,而当这种自然态度遭到破坏时,争吵和纠葛便由此产生.
Ⅱ.
命运在江庵镇叶庙村,壁刚和璧中兄弟俩与他们的叔叔老叶因为建房子发生了好几次纠纷,最终叔侄双方大打一场,壁中的妻子被打伤,老叶也因伤住院.
原先三家关系好的时候,老叶家的一间小屋就搭在壁中家湖边的场地上,壁中也默许了,没有说话.
后来,老叶在壁中房子的旁边盖新房,两家为宅基地、公界发生了冲突.
当初,壁中家盖房子时,老叶要求壁中房子离公路的距离应该跟他家的老屋一样,两家房子中间要留三尺公界,壁中对老叶的要求也没异议,默许了.
后来老叶家盖新房,没跟壁中家商量就把地基打高了,比壁中家的房基差不多高出半尺,而且墙基往公界多挪了一些,使原本三尺宽的公界只剩两尺五.
在当地风俗中,村民对房屋的高度很重视,尤其是几家房子在一排时,房子高度不一样或者不在一条线上是一件忌讳的事情.
房子矮的人家会认为自己家受了欺负,风水、财运被人家占去了,房子高、靠前点的人家会认为得到了彩头[3].
壁中当时在外地打工,回家知道情况后很生气,和老叶打了起来,找了村里的杨会计来调解.
杨会计知道情况后,知道老叶没理,认为老叶打墙基之前应该和壁中商量着弄,"老叶家的房子高一些就会有饭吃、多发财吗致富是靠勤劳,不是靠房子.
"因此,杨会计的调解结果是三尺公界一家一半,虽然老叶家房子多占了公界,但壁中家仍拥有一尺五的公界,老叶家只拥有一尺.
另外,老叶家的墙基已经弄好了,不可能再打掉,房子是要盖的,但为了平息壁中家的不满,壁中家可以把老叶在湖边的小屋拆掉(杨会计对这一调解结果进行了补充,说老叶家在湖边的小屋很简陋,简单搭起来的,成本不高),把土地还壁中家.
当时双方都同意这一调解结果.
但后来老叶不给拆小屋,壁中要拆,两家又打了起来,以至于小屋一直没有拆掉.
再后来,等到老叶家房子盖好后,新房需要粉刷,但在粉刷靠近壁中家的那面外墙时,发现粉刷用的架子搭不了,除非架子越过公界,搭到壁中家的地界上.
但因为两家闹矛盾,壁中家硬是不同意,于是两家再次发生冲突.
这样前前后后发生了四次吵斗,杨会计参与了其中的两次调解.
图1叶庙村常见的民居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平息,但后来壁中的兄弟壁刚在壁中家屋后盖新房子时,矛盾再次发生.
在壁刚家新屋刚建了一半时,晚上老叶踹开了壁刚家的大门,拿了一把铁锹到壁刚家吵.
对此,杨会计跟笔者这样解释,"老172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叶觉得当初自己家在盖房子时,壁中跟壁刚一直找他家麻烦,这次壁刚盖房子,作为报复,他也要找壁刚麻烦,让他家房子盖得不顺利.
"壁刚很来火,就打了老叶,老叶也把赶到现场的壁中的妻子打了.
这次双方打得很凶.
结果,双方都到县医院看伤.
由于老叶年纪大,伤得比较重,在医院花了六七千块钱.
壁中的妻子是小伤,没花多少医药费.
之后老叶说这里疼那里疼,没办法干农活,要壁刚家赔偿.
后来没办法,壁刚通过派出所调解,赔医药费.
派出所和村委会调解的结果是壁刚赔老叶医药费4000元.
对于这起纠纷,村干部璧宏的看法是,"老叶这边没道理,壁刚那边有道理.
在河埂上搞房子,在一排上面,必须要一样齐,但一家先搞房子,一家后搞房子,老叶家搞房子放线,没有跟壁刚家商量,地基非要建得比壁刚家高一些.
我们去调解的时候就讲,必须搞一样齐,你前一点、高一点,就发财啊.
农村有个习惯,建房子房基在前面的话,上手在前,下手不好.
他俩之前讲好盖一样高、一样齐,但叔叔后来非要高一些,高一快砖.
一般情况下,两家搭界盖房子,都相互商量怎么盖,多高,什么门向,协商着搞.
有的人家没跟邻居讲,自己就这么搞了,邻居家后来盖屋子时也就不跟他家商量,盖得比他家高些.
纠纷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在叶家叔侄的建房纠纷中,除了侵占公界之外,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子的高度和布局.
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中,房子是与家庭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
习俗规则对相邻房屋的高低和前后有着特定的设置,以平衡家庭间的运程际遇.
违反这种习俗可以说是对他者家庭命运的扰乱,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挑衅,不仅会受到村落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会激起被侵犯家庭的反抗.
当然,对于这种包含原始逻辑的习俗规则或者习惯法,我们且不作价值观上的评判,可以肯定的是,在村落社会中,甚至是在当下整个中国社会,这种与个体际遇或者家庭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纠纷/暴力争斗是相当普遍的.
我们在江庵镇司法所的档案中看到了一起与命运相关的纠纷.
调查笔录当事人甲方:齐昌农,男,71岁,汉族,农民,江庵社区齐村组.
当事人乙方:齐昌枝,男,68岁,汉族,农民,江庵社区齐村组.
纠纷简要情况:齐昌农种植竹子被齐昌枝砍筏(伐),要求齐昌枝不准继续砍筏(伐)其种植自家门前竹子和大门口的桂花树.
时间:2009年6月26日上午地点:齐昌农家事由:邻里纠纷参加人:汪育孟、程益功被调查人:齐昌农、齐昌枝、齐昌春笔录:汪问齐昌农:齐昌枝为什么砍你家种的小竹子和桂花树砍了多少棵数齐昌农答:昨天下午砍掉我家小竹子20多棵,当砍我门前的桂花树时,被我及时制止,没有砍掉.
齐昌枝称我竹子在起风时打掉他房檐上的瓦,桂花树挡他家门向.
齐昌枝到我家多次取闹,所以我才向江庵镇社区调解委员会反映此事.
汪问齐昌枝:你为什么要砍齐昌农家的竹子和桂花树砍了多少棵树齐昌枝答:他家的竹子长得又高又大,每当刮大风时,他家竹子打掉我家屋檐上的瓦,多次找他协商,他不闻不理,我一气之下,砍掉他家20多棵竹子.
我身体不适,就是他家门前的桂花树挡了我家的门向造成的.
汪问齐昌春:他们俩人的回答是真实的吗齐昌春答:是真的,刮风时,竹子是打掉瓦几片.
173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调解笔录当事人甲方:齐昌农当事人乙方:齐昌枝笔录:汪育孟同志说:我们今天代表江庵社区调解委员会来负责调解你们两家的邻里纠纷.
(1)已砍掉的二十几棵竹子,齐昌农不要再追究齐昌枝的责任了.
齐昌农家的竹子现已长高长大,当刮风时,对齐昌枝家的瓦房的确造成了危害,本应该由齐昌农自己砍掉,现在齐昌枝砍掉也就算了.
(2)桂花树齐昌枝是不准砍筏(伐).
齐昌枝的认识是有封建迷信色彩的.
桂花树开花时,大家都能分享其清香.
至于身体不适应去医院检查治疗,与桂花树没有绝对关系.
(3)齐昌农、齐昌枝本是堂兄弟,兄弟两人应以兄弟感情为重,不要为点小事就发生争执,就是邻里关系也应和睦共处,何况还是兄弟加邻居,更应该是相互包容.
希望我们调解以后,你们双方要冰释前嫌,恢复以前的兄弟关系.
在齐昌农、齐昌枝两家的纠纷中,除了竹子对房屋的安全造成影响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齐昌枝认为齐昌农家的桂花树挡住了自家的门向,造成他患病.
在齐昌枝的认知系统中,桂花树挡门向与身体疾病具有相关性.
尽管这种思维模式被调解者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但对于齐昌枝来说,这种关联性却是真实存在的.
与那些纯粹的物品归属、空间界限的争执相比,此类涉及个体际遇与家庭命运的纷争更为复杂,更难以平衡和解决,在特定的场域下,甚至会导致激烈的事件.
在江庵镇朱湾村,嫂子陈世颖就因为弟媳邹玲嘲笑自己家没生男孩,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
陈世颖是大哥朱烨强的老婆,家有两女.
邹玲是弟弟朱烨银的老婆,家有一女一儿.
两家相邻而居.
平日里,两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小的磕碰一直不断,比如一家养的鸡鸭跑到另一家吃食,一家小孩打了另一家小孩几巴掌,等等.
在当地,香火观念依然很浓厚,一个家庭是否生男孩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命运.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生男孩是生育的一个终极目标.
这突出地表现在庆祝仪式上.
一旦生了男孩,家庭举办的宴席、庆祝仪式通常会比较热闹、丰富,亲戚们也会积极地道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而生了女孩的话,家庭通常会比较低调,甚至都不办酒席,亲戚们也会识趣地回避相关话题.
按照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在五年之后,可以再生第二胎.
对于第一胎都是生女儿的朱家两妯娌,弟媳邹玲第二胎拼了个儿子,而嫂子陈世颖第二胎依然生了个女儿.
公婆自然对这个小孙子倍加疼爱,这使邹玲在朱家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世颖的压力可想而知.
导致妯娌俩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是邹玲家的儿子在世颖家门前晒凉的谷物上撒尿.
世颖看到之后,吓唬小男孩说,再乱撒尿的话,就把他阉割了.
这话刚好被邹玲听到.
邹玲也不管世颖是不是玩笑话,就破口大骂,于是两人起了争吵.
邹玲认为世颖说这样的话,纯属是嫉妒她生了个儿子,并嘲笑世颖只生女儿,没本事生儿子.
这些话像利剑一样狠狠地刺向了世颖,让她招架不住.
无论世颖是有意还是无心说了这番话,她都无法为自己辩白,毕竟已经讲了这样的话,冤枉也好,委屈也好,她只能往肚子里吞.
朱湾村的村民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是,邹玲得理不饶人,话说得很难听,世颖被气哭了,跟她打了起来.
邹玲的丈夫烨银跑出来,将邹玲拉回了家,这才使吵斗停歇.
世174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颖回去后就喝药自杀了.
当时她的丈夫烨强在田里干活,傍晚回家时才发现情况.
对于世颖的自杀,村民们认为,要不是受了邹玲的气,世颖也不会那么想不开.
用妇女主任任慧的话说,"邹玲养了个儿子,当然很得意,当宝贝一样.
邹玲生了儿子,在朱家平日里就不太把世颖当回事.
发生这样的矛盾,不管世颖对不对,你也不应该拿她没生儿子的事情来说,这太伤人了.
人家本来就不好受,你还揭开伤口,往上面撒盐,过分得很.
谁听了都会生气,我们都听不下去.
在农村,由于农民的封建意识,这个事情很敏感,生男生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没生男孩的家庭有时候会被人瞧不起,在村子里可能直不起腰板.
对于那些没生男孩的家庭,这个事情是很忌讳的,人们一般都不会提,提的话,会引起矛盾.
邹玲就是故意提这个事情,让世颖难堪.
"在村落社会中,类似的冲突不在少数.
不仅那些滋扰个体正常生活以及家庭命运的行为极易引发争执,而且提及甚至影射那些与个体和家庭命运紧密相关的事情往往也会导致纠葛.
Ⅲ.
冤屈我们在皂圩村做访谈的时候,村民们讲述了一件七年前的纠纷——羽飞被父亲毒打之后喝农药自杀.
事情的起因是村子里的陈亮兵家发生盗窃事件,被偷了六百块钱.
在七年前,六百块钱在普通农家还算一笔不小的财产.
亮兵和妻子陈晴在村子里到处明察暗访,最后怀疑是羽飞偷的.
当时羽飞15岁,正在上初二,在村子里比较调皮捣蛋,与村子里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也经常惹是生非.
因此,亮兵和陈晴的判断与羽飞平时的行为状况不无关联.
为了找出证据,陈晴跑到羽飞念书的江庵镇中学,说自己是羽飞的母亲,向羽飞同学打听羽飞最近在学校的花销,还跟羽飞的同学说羽飞从家里拿了不少钱,她跟羽飞的爸爸很生气,但陈晴并没有从羽飞的同学那里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当天就有同学告诉了羽飞这件事.
羽飞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背着书包就跑回了家.
当时羽飞的母亲在上海打工,家里就父亲带着他和弟弟两个人过活.
陈晴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到了羽飞家,跟羽飞的父亲定华说她怀疑羽飞偷了她家的六百块钱,要求定华查问羽飞.
在村落社会中,偷盗是一件极损名声的事情,不仅偷盗者在村子里会抬不起头做人,而且偷盗者的家庭也会被人家指指点点说闲话.
因此,当得知羽飞涉嫌偷盗时,定华非常暴怒,觉得很没面子,跟陈晴发狠愿,一定将事情弄清楚,如果是他家儿子干的,一定赔钱并赔礼道歉.
陈晴离开羽飞家之后,定华就开始审问羽飞,问他到底有没有偷人家的钱.
羽飞说没有,但鉴于羽飞一向吊儿郎当、惹是生非的状况,定华并不轻易相信,仍然一个劲地逼问他,罚羽飞跪扫帚,拿棉花枝子抽打他.
在父亲的暴打下,羽飞痛苦地叫唤着,但坚决否认自己偷了人家的钱.
弟弟羽军在一旁哭喊,让父亲不要再打了,但丝毫不能影响局面.
隔壁的邻居虽然听到了羽飞家的哭喊声,但由于是定华教训儿子的私事,他们也不好过问.
一番打骂之后,定华罚羽飞继续跪着,自己去煮晚饭了.
当晚饭快煮好的时候,定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
正在气头上的他用火钳夹着做饭剩下的热木炭烫羽飞的手和胳膊,尽管羽飞恐惧地求饶,但近乎丧失理智的定华并没有心软.
在酷刑之下,羽飞仍然没有屈服,坚持说自己没有偷钱.
此时,定华方才有些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干偷盗之事,但出于教训羽飞的目的,他毅然不许羽飞吃晚饭.
父子之间的这场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也暂且结束了.
晚上的时候,羽飞给母亲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和恐惧.
第二天175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一早,定华做好早饭之后,便打算到亮兵家告诉陈晴自己的儿子没偷她家的钱,在出门之前,他让羽军在家看门.
但当定华离开家不久,羽飞就抓起药瓶要喝药,羽军上去阻拦,但拦不住.
惊恐的羽军赶紧跑到门口大声哭唤,喊父亲赶紧回家,但当定华赶回家之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年轻的羽飞就这样在陈晴的指控和父亲的毒打之下以死雪冤.
羽飞死后,悲痛自责的定华与亮兵、陈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以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来来回回地做处理工作,整个村子一下子喧闹起来.
派出所给羽飞的母亲发了电报,派车子将其接了回来,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哭了一路,在别人的搀扶下回到了村子.
羽飞的死在皂圩村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件大事,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也赶来看个究竟.
此时,人们已经十分肯定羽飞是被冤枉的,受到了错怪,而不是畏罪自杀,因为陈晴的调查手段本身就不正当,而且她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并且羽飞在父亲的酷刑之下仍然决绝地否认偷钱之事,这些足以为羽飞赢得道德资本和同情.
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羽飞是在陈晴的无理指责、羞辱以及定华的毒打下才去喝药的.
只有受了很大冤屈而没有办法让人相信的情况下,才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只有那些性子刚烈的人才能做得到,因而人们对羽飞多了些敬畏[4].
在确定死亡的性质之后,派出所开始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两家之间进行调解.
村子里的舆论是向着羽飞的,毕竟把人逼死了,再有理也不对.
亮兵和陈晴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只是承担多少的问题.
最后,调解的结果是亮兵家一次性赔偿定华三万五千块钱,两家签了书面协议将此事了结.
事后,定华带着小儿子羽军跟着妻子去了上海,离开了皂圩村.
两个月后,亮兵也举家迁移,搬出了村子.
羽飞的邻居芽子在提起羽飞的死时说,"要不是陈晴和定华逼的,羽飞也不会喝药.
陈晴可以怀疑羽飞,但不能冒充羽飞的母亲去学校闹,这太过分了.
年轻人都要面子,这让羽飞怎么在学校待下去.
你又没有亲手抓到羽飞偷你家的钱,你怎么可以在外面瞎讲呢,这不是毁羽飞的名誉么,让他以后怎么做人.
羽飞本来就受了屈,在家里又遭到了定华的打骂,心里更加的委屈和难过.
定华实在太要强了,怎能那样打孩子,大人都受不了,何况羽飞呢.
羽飞也可怜,妈妈在外面打工,也没人帮着拉,帮着劝,受了屈也找不到人诉,心里憋屈,死了才能还自己清白.
"从纠纷的角度来看,羽飞的死包含了村落政治中的冤屈和正义问题.
这种冤屈往往涉及到个体的人格和家庭的脸面,因而显得沉重.
另外,羽飞的死还与家庭政治中的委屈有关,试想,如果没有父亲的打骂和不信任,仅仅只是陈晴的羞辱和指责,羽飞可能不会想不开,不会绝望到喝药.
吴飞说,家庭是一种政治性存在,"委屈就是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5].
家庭最基本的生活状态是"过日子".
这种状态无需善恶进行修饰,但它本身又包含着善恶的可能.
人们的生活必须在家庭过日子的过程中延展方能获得价值和意义.
而过日子的关键在于一套方法和规则,即生活中的"理".
自杀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过日子的道理,并且评价自杀的标准就是自杀是否符合这个"理".
如果自杀能够成就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使日子过得更好的话,那么这种自杀的负面含义就比较小.
纵使普通人的自杀所诉求的道理往往不值得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自杀往往也并不能使自杀者获得幸福,但自杀行为背后包含着自杀者捍卫自身尊严和面子的诉求以及对其所认为的"正义"的争取[6].
从吴飞的观点来看,家庭是情感和政治的混合,过日子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状态.
这个政治状态与公共政治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176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家庭政治存在情感因素(不像公共政治存在真正的敌人,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的).
而"委屈"就来自于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即情感目标与政治逻辑的冲突.
因此,如果把家庭政治看作一种以亲密关系为导向的权力游戏的话,委屈就是在家庭权力游戏中的挫败,自杀就是对这种委屈的报复或矫正[7].
当然,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公共政治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尽相同,但却混合了这两种政治类型的一些特征.
首先,村落政治中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比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亲密,但却不像公共政治中人际关系那样冷漠.
村落政治通常是在邻里、同村村民这种熟人之间展开.
其次,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一样存在情感因素,只是家庭成员之间注重的情感因素与熟人之间重视的情感因素有所不同而已.
另外,与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一样,村落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生活,包含政治逻辑,由一系列的权力游戏组成,涉及正义问题,只是这种正义以地缘关系(或者地缘/血缘双重关系)为出发点.
在村落的权力游戏中,家庭之间形成特定的权利义务结构,维系基本的平等和尊重,唯有在这种平衡中,村落生活才能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将陈晴、定华以及羽飞之间的互动看作一场权力游戏的话,那么,陈晴的指责使羽飞及其家庭在村落政治中陷入不利局面,定华的打骂虽然是给陈晴一个交代,但更是缩小自家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输面,可是定华却没有把握分寸,他的手段摧垮了羽飞在家庭政治中的尊严和权力.
羽飞在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双重挫败使其采用自杀的方式来扭转自己在权力游戏中的失败局面.
他的死去会让他的家人以及村民明白他的委屈和冤屈,家人会悲伤、自责,村民会为他惋惜,陈晴也会受到各种谴责,总之,他在权力游戏中的对手将会遭受惩罚.
当然,在村落政治以及家庭政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纠葛并没有使各方在权力游戏中彻底失去平衡,没有上升到需要一方用暴力或者自杀来重新平衡政治秩序.
一个熟悉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规则与逻辑的人,会谨慎地把握这种权力平衡,维系应有的尊重和对待,以使日子得以继续.
例如,在江庵镇塘坝村,安平家与水定家的一起偷窃纠纷就顺利地平息了.
这起偷窃纠纷的起源是水定认为安平的两个儿子偷了他家的西瓜.
每年的六、七月是塘坝村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因为经常有村外的人开着车子来村里偷瓜,种瓜大户一般会在瓜地里搭一个棚子来看瓜,白天看瓜的任务基本上是交给家里的小孩们,大人晚上去看护.
安平家种了三亩多地的早瓜,让两个儿子志达和志通去看.
水定家的瓜地离安平家的地不远.
一天傍晚,水定拖着安平的两个儿子气冲冲地来到安平家,跟安平讲她的儿子偷了西瓜,并且责怪安平不好好管教孩子,"这些孩子哪是看瓜呢,是偷瓜".
安平听后,生气地问志远和志通有没有偷.
志达摇摇头,带着哭腔说没有偷,他们只是在地头钓龙虾,但水定看到他们在地头跑老跑去,就以为偷她家的瓜,跑过来把他们骂了一顿,还把他们拖回来,说要找大人理论.
安平听儿子把事情讲述一遍之后,首先责备了志达和志通不好好看瓜,钓什么龙虾,然后质问水定,"你到底有没有亲手抓到我儿子偷你家西瓜被偷的瓜在哪里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不能瞎讲话,你到村子里问问我儿子的品行,他们从来没干过这些事情.
今天,他们要是偷了,我当着你的面狠狠地打,要是没偷,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到我家里来,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让我儿子名誉不好听.
我儿子前几天就吵着钓龙虾,我相信他们是在钓龙虾,不是偷你家的瓜.
"水定非常坚持地说自己看到志远和志通在她家地头晃来晃去,鬼鬼祟祟的.
气不过的安平当场锁了门,带着儿子跟水定去了地头.
在地头的确发现177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一些还未收拾的钓虾工具,而且也没痕迹证明志远和志通偷了瓜.
之前来势汹汹的水定一下子没了脾气,声音都弱了许多.
在两家的这场权力游戏中,安平成功地扭转了不利局面,并发起了反攻,带着儿子到水定家评理,吵闹了一番,引来诸多村民的围观.
安平按照村子里的规矩,要水定到自家门口放鞭炮,赔礼道歉,以此来消解自己的怒气,还儿子清白.
面对强势的安平,没有道德优势的水定也只好答应.
第二天早上,水定就带着鞭炮到安平家门口放,鞭炮声响彻塘坝村,两家的纠葛也随着鞭炮的青烟一同消散了.
人们在提起此事时,都说安平是一个厉害的角儿,赞同安平的做法,并且表示其他人家在遇到同样问题时也会这样处理.
言下之意是,安平懂得村落政治的规则,在权力游戏中不卑不亢,按规矩处事,不提不合情理的要求,在维护自家尊严和脸面的同时,小心地平衡彼此的权力关系.
在权力游戏的这种动态平衡中,村落社会的秩序和道义在"破坏——恢复"中流变,但无论是破坏,还是恢复,往往都需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有时候甚至是惨烈的.
Ⅳ.
委屈家庭中的纠纷往往与委屈勾连在一起,这种委屈因为与亲密关系间的爱恨、恩怨、尊严、道义缠绕在一起而让人纠缠其中.
如吴飞所言,委屈产生于亲密关系之间的情感诉求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下愈益难以平衡.
"中国家庭去除了父权制的权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都不再成为束缚自由意志的绳索,任何人都获得了独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严的权利",[8]但获得这个权力的代价是"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优势和依托,而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9].
在家庭政治中,一旦过日子的"理"受到破坏和背弃,日子就很难过下去,受了委屈的人为了纠正这一状况,会争吵、掐架,甚至赌气地做出极端的行为.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家庭政治中的委屈是导致羽飞自杀的重要因原因.
就家庭内部的纠纷和争吵而言,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不至于产生像羽飞这样的激烈后果,但引发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江庵镇肖湾村,贤阔的妻子与同村村民先雅发生婚外情,被贤阔捉奸在床,引起了一阵风波.
村书记肖强在介绍这起纠纷时说,"贤阔常年在外地打工,留他老婆米亚和儿子在家里.
贤阔是秃子,他和米亚长得都很丑.
跟米亚搞关系的先雅在村子里开了家杂货店,家境很好,他两个儿子在外地做生意,都很有出息,很有钱,都买了房子和车子.
与其他村民不同,先雅平时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只是他有点歪颈子.
先雅的老婆秀梅在村子里也算是搞得很漂亮的了,穿着都不一般.
米亚长得很难看,真不知道先雅是怎么想的,脑子进了水,跟她搞关系.
先雅开杂货店并不是在自己家里开的,而是在路边新建了一间门面房.
开小店,晚上需要有人看守,先雅晚上就在门面房里面睡觉.
米亚就跟他发生了关系.
米亚平时到杂货店买东西都不需要付账.
农村里这种事情呀,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米亚与先雅这种关系持续了小半年,旁人都不好说什么,私下里有议论.
贤阔的堂兄弟贤胜估计是知道了情况,就给贤阔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事,贤阔很快从外面回来了.
贤阔回来之后,米亚并没有收敛,继续与先雅保持关系.
后来,还是热天,大概是大家中午睡午觉的时间,我听到贤阔在叫骂,就跑出来看,原来是贤阔发现米亚不在家,就到杂货店找,发现杂178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货店门是反锁的,觉得不对劲,就把窗子玻璃砸碎了,扯开了窗帘,看到米亚跟先雅正在慌张地穿衣服,算是捉奸在床吧.
贤阔气不过,又打又骂,全村的人都晓得了.
贤阔打了先雅,也打了米亚.
先雅没怎么还手.
秀梅这时候也来了,看到自己的丈夫偷人,她嚎啕大哭,跟米亚扯打起来,整个场面很失控,好多人跑来看热闹.
打架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到后来贤阔被他妈妈跟贤胜劝回家了,米亚也跟着回家了.
贤阔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可能搞好狠,即使生气,也不能怎么着,打先雅也只是打给他老婆看的,不会打多狠,打狠了还得替他治.
回去后,贤阔睡了两天没吃饭,米亚在家里磕头认错,亲戚也来家里劝.
这件事也就这么算了.
之后贤阔就不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与先雅家不讲话,买东西都到镇上去买.
先雅之前在村子里很活跃,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觉得丢人,整天闷着,遇人都不怎么搭话.
"在这起由婚外情引发的暴力事件中,米亚僭越了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违背了过日子的理,不仅挫败了贤阔在家庭权力游戏中的尊严,而且让贤阔在村落中丢尽颜面.
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按照惯常做法,贤阔在抓到米亚出轨时,会谨慎处理,但贤阔选择了以吵闹和暴力的方式将其公开化,将私人领域的纷争置于村落的公共空间中.
这样做起码可以达到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贤阔太需要这样的一次机会来宣泄自己的愤怒、让大家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扳回自己在家庭政治中丧失的尊严以及在村落中丢失的颜面;第二,为自己积累足够多的道德资本,使自己在夫妻权力关系中占有绝对地位;第三,将事情公开化,使米亚和先雅在村子里难以做人,并借用村落社会的舆论、闲话来对其实施惩罚,并且这种惩罚很可能比贤阔自己施加的咒骂、暴力惩罚更加有力,更具严厉性,造成的痛苦更为持久.
就像村书记肖强所言,在经历这次纷争之后,原先是村子里活跃分子的先雅一下子变得落寞起来.
在诸多情况下,家庭中的琐事、争吵因为混合亲密关系间的情感、伦理、公正和委屈,而具有超乎寻常的重量,甚至是家庭成员难以承受之重.
在这份重量面前,家庭成员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如果不能使权力平衡的话,权力游戏将不能继续进行[10].
在塘坝村,朱献亮与朱献斌兄弟俩因财产分配问题争吵多年.
早年,兄弟俩关系算得上和睦,各自娶妻生子,相邻而居.
献亮成家后不久,就把家分了.
由于他们的父母亲修康夫妇跟着小儿子献斌生活,献斌分到的东西自然多些,另外,那时候献亮虽然分到了土地,但他并不种地,而是常年在外面做杂活、收破烂,所以土地仍然由修康夫妇和献斌耕种,大部分农具也一并放在献斌家.
献斌结婚生子之后,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就只身一人到外地做服装生意,妻子安菊在家种地,带着一双儿女跟修康夫妇一起生活.
两兄弟反目成仇是在老父亲修康去世之后.
修康去世后的第二年,献亮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了塘坝村,要回了当初分给自己家的土地,过起了耕田种地的生活,但随之问题也出来了.
献亮要跟献斌分农具,小件的农具还好分,大件的农具(比如抽水泵)就难以分割了,而且有些农具是分家后献斌自家购置的.
由于之前分家分得并不清朗,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俨然是一笔糊涂账,村干部也不好介入.
对于兄弟间的矛盾,献亮的堂弟献发说,"大哥觉得当初分家时,我大伯跟大妈(指修康夫妇)向着二哥(指献斌),一碗水没端平,自己分到的东西少,不公正.
另外,大哥认为,大伯去世之后应该留有积蓄,怪大妈把这些钱全都给了二哥,他一分钱没拿到,为这个事情,大哥经常找大妈和二嫂(指安菊)吵闹,不管大妈怎么讲,大哥就是不相信,搞到后来,大妈都被气病了,躺在床上179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抹眼泪.
亲戚来劝了好多回,都不管用.
大哥觉得大伯和大妈对他家不好,帮二哥家带孩子、干活,没帮他家做什么事.
这些事情,我们堂兄弟又不好讲多话.
后来,两家又为宅基地吵.
之前大哥跟二哥虽然分了家,但宅基地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两家闹矛盾,大哥坚决要分清楚,二嫂子就给二哥打了电话,二哥从外地回了老家,两家开始分界,分界的过程中为拐拐角角又吵了好多回.
原先两家共同使用的道分在二哥的宅基地上,这样子的话,大哥一家子进出都需要通过二哥的宅基地.
分完界之后,二哥就不愿意再让他们从宅基地上走,在地界边上用竹子修了个院墙,与大哥家彻底断开.
院子搭建好后,路就被围了起来,大哥一家子就没路走,就不干.
大哥跟二哥起了拳脚冲突,但大哥在这场打斗中并未占到便宜,二哥坚决不让,他也没办法,就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新开了一条道.
有一段时间,两家没再吵了.
之后,二哥赶回外地照顾生意,但二哥离开后,大哥跟二嫂子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又吵过几次,大妈气得拿拐杖指着他骂,说不认这个儿子.
"此时,兄弟二人对彼此已经非常怨恨,在献斌的眼中,献亮已不具有作为哥哥所享有的地位和尊重.
年底的时候,献斌回家过年.
对哥哥颇为不满的献斌在路上遇到了献亮,但没有跟献亮打招呼就走掉了.
献斌冷漠的态度让献亮很难堪,觉得再怎么说自己是哥哥,献斌不该拿冷脸对他.
农历新年没过完的时候,献亮乘着献斌还未外出,找到献斌,把自己的愤恨诉了一遍,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外出做工养家说起,讲到父母亲在分家时偏向献斌,提及献斌外出做服装生意时,自己借给他一千多块钱,并一直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献斌哪会有今天.
献亮的控诉重新点燃了两家之间的恩怨纠葛.
安菊说献亮算什么老大,三天两头地来家里吵架,胡搅蛮缠,找她麻烦,把老母亲都气病了.
献斌对于献亮的说辞也不以为然,说献亮睁着眼睛讲瞎话,当初献亮不愿意种地,硬是要跑出去打工,也没给家里寄多少钱,父母都是自己在养,献亮根本就没管过,以前家里穷,没什么家产,父母想偏向自己也没能力偏,现在献亮还有脸讲这些歪理.
献斌承认自己做生意时跟献亮借过钱,但挣了钱之后就还给他了,并且还多给了一百块钱作为利息,并不亏欠他.
此外,献斌强调,搞成现在这个状况,责任在献亮,是他要分这个分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怨不得别人.
献斌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现在两家子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以后献亮不要再到家里来吵,否则就不客气.
献斌的态度让献亮暴跳如雷,他拿起屋檐下的锄头朝窗户猛砸,硬是把两扇窗户的玻璃砸得粉碎.
老母亲瘫坐在地上哭喊着让献亮做做好事,不要再砸了.
献斌把母亲赶紧抱回房里,并未阻拦献亮,只是一个劲敌说,"算你狠,你砸".
虽然有很多村民来围观,但献亮并没有停手.
献斌给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匆匆跑到村口等警车.
民警来后,询问了情况,由于是兄弟俩的纠纷,而且献亮只是砸毁了财产,没有伤人,所以民警对献亮警告一番之后,问献斌的意思,献斌说不要献亮赔偿,只要献亮保证不再闹事,他就不追究责任.
献斌的表态让献亮有些意外,更有些难堪,只好当着民警的面,答应不再与献斌发生矛盾.
献斌的这个决定看似意外,却是可以理解的.
堂弟献发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献斌之前就没打算与献亮再有什么瓜葛,过年的时候,两家就没有来往,这次献亮到他家里这么一闹,他是彻底寒心了,狠了心要与献亮断绝一切关系,所以他不要献亮的任何赔偿,如果要了赔偿的话,两家子可能又要再折腾,到时候更扯不清,倒不如就这么干干净净地了结恩怨.
"对于献斌当时的心理状况,我们已无从询问,但他之后的行为似乎印证了献发的解180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释.
警察处理完事情之后,已是傍晚时分.
献斌叫了一辆面包车,把大门一锁,一家老少带着几个包裹上了车子,离开了塘坝村,这前后不过二十分钟.
从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献斌的外迁与献亮的暴力破坏有着直接的干系.
在村民们看来,献亮就是逼弟远走他乡的,是他让弟弟家的正常生活难以继续,日子过不下去,毕竟,要不是迫不得已,谁会愿意连家都不要了呢因此,献亮不仅要承受自己内心的压力,而且会面临村落社会的嘲笑和鄙视.
在兄弟俩的纠葛中,献斌对于哥哥的暴力行为没有要求任何赔偿,也没有施与任何惩罚,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顾及了兄弟间的情分,这无疑提高了他在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以后提及此事时,他至少多了份底气,少了些愧疚.
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献斌的举家搬迁无疑是一个高潮,这也是对献亮暴力行为的一个最有力的无形反击.
面对这个反击,献亮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因为对手退出了这个游戏,他已经没有还手的对象了,甚至丧失了与对手继续玩游戏的资格.
兄弟间的恩怨最终以弟弟一家远迁他乡这种悲情方式结束,兄弟两家的权力游戏也因一方的退出而停止.
可以说,献亮虽然以暴力的方式宣泄了愤恨,但却输掉了尊严和尊重,被锁进了道德的枷锁之中,成为这场权力游戏中最彻底的挫败者.
Ⅴ.
利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关系是先贤们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形成了"义利之辩"这种文化现象.
孔丘以义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宣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理念(《论语述而》),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
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孟子更是直言"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
当然,儒家并不是否定利,而是主张取之有道,符合仁义,即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论语里仁》).
汉儒董仲舒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此处,我们无意于梳理诸贤的义利观,只是旨在表明,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利益与道义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道义是人们评判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村落社会中,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是引发争吵、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在江庵镇龙俺村进行调研时,就遇到了两起这样的暴力纠纷.
金羽和二保子是堂兄弟.
金羽年轻的时候跟着别人到市里做瓦匠,后来自己带几个人承包小工程,用当地人的话来讲,混得不错.
金羽结婚之后,妻子和父母都跟他到了市里,家里的责任田给了二保子做.
责任田的交接是在开春之后,当时几亩地的冬小麦和油菜长势很好,因为是自家侄子,金羽父母亲没有向二保子要任何费用,全都白给了他,并且将家里剩的农肥一并给了他.
当时的情况就相当于金羽家播种,二保子等着收果,不费多少气力就获得一季的收成.
在收割完这一季的庄稼之后,二保子将偏僻难耕种的两块地转让给了村民廖少平,自己家继续种土壤肥沃、交通方便的几块地,但当时并没有告知金羽.
廖少平种了一季庄稼之后,觉得种那两块地太费劲,就不愿意继续耕种,退还给了二保子,但之后二保子没有管这两块地,一直撂荒.
三年后,金羽在城里生了个孩子,回龙俺村给孩子上户口,到村委会开证明,村委会不给开,原因是金羽家承包的责任田中,有两块地三年没交农业税.
金羽一脸疑惑地找二保子问情况.
二保子说他后来没种那两块地,自然也就没有代交农业税.
金羽对二保子的解释很不满,骂二保子是白眼狼,当181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初自己家看在亲戚的份上,把一地的好庄稼全部白送给了他,光种植这些庄稼的成本就够两块地的农业税了,另外,要不是二保子答应耕种,他完全找得到人接手,没想到二保子挣了钱之后,就耍心眼.
金羽的叔叔祖贵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愤愤不平地说二保子不是东西,"二保子只挑条件好的地种,差一点的地就撂荒,没有这样做事情的,要做就全都做,要不做就全都不要做.
你捡好的地块种了,差的地块给谁种少平后来不种那两块地与二保子只种好地有关系,谁愿意种差的地块看别人把差的给自己,心理都会不平衡,都会不乐意.
一提到这个事情,我们都恨得很,二保子太精明了.
那几年棉花行情好,一亩地能赚一些钱,二保子种金羽家的几亩地,几年也赚了不少钱,替金羽交那么几百块钱的农业税也是应该的.
金羽也不是交不起那几百块钱,就是气,气这个堂哥哥不仗义、不厚道,自己家对他那么好,他却干这样的事情.
金羽跟他杠上了,跟他要青苗费和化肥的钱,二保子说这些是送给他的,他也没主动要.
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去,打起来了,金羽打了二保子两个嘴巴子,二保子的媳妇把金羽的脖子抓破了.
"在村落社会中,像金羽与二保子这样因为土地转让和农业税上缴而发生矛盾的事例不在少数.
金羽家的有情有义与二保子的市侩、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张力,这股张力破坏了村落社会的互惠原则,最终也激起了金羽对二保子的暴力惩罚.
"在乡村,当互惠的原则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破坏时,明显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关系维持上的危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于互惠原则的追求构成了乡土社会公平观念的基础……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往往是指自己'给予'别人的好处或便利,别人也能够'回馈'给他们以相应的好处或便利"[11].
这种互惠的公平构成了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龙俺村村民廖凡与弟弟廖玉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发生争斗,同样也属于这一类型.
廖凡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家境比较拮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姐廖萍结婚之后,将自己收到的80元彩礼给了弟弟廖玉,让他去外地学习禽蛋孵化技术.
廖玉从学徒做起,一学就是四年.
学成之后,廖玉回到了龙俺村,开了一家禽蛋孵化厂,规模不大,算是家庭作坊.
在孵化厂刚刚起步时,需要人手帮忙,哥哥廖凡便把家里的农活让妻子做,自己到孵化厂一边帮弟弟打理生意,一边学习孵化技术.
但两年之后,由于受行情的影响,孵化厂的生意非常难做,效益很低.
廖玉见生意没有起色,就想到外面闯一闯,把厂子交给了哥哥廖凡,到外地打拼去了.
廖凡把这一年的生意做完之后,勉强维持了厂子的收支平衡.
来年的时候,廖凡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禽蛋孵化品种,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禀赋,把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利润有明显的增加.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廖凡扩大了孵化厂的规模,雇佣了两个师傅,在当地成了致富榜样.
正当孵化厂的运作日趋稳定成熟时,在外地闯荡无果的廖玉回到了孵化厂,因为厂子最初是弟弟建立的,而且自己的技术也是跟弟弟学的,所以对于廖玉的归来,廖凡欣然接受,两兄弟又重新合作经营厂子.
在此期间,廖玉在别人的介绍下,与临镇的姑娘夏玲恋爱结婚.
廖玉结婚之后,妻子夏玲也到厂子里学技术,参与厂子的日常经营.
由于人员的增加,厂子的利润虽然可观,但人均利润却一般,而且两兄弟在经营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异愈益明显,合作过程中免不了一些磕碰.
廖玉和夏玲就跟廖凡提出单干的想法,廖凡同意了.
之后,廖玉到夏玲的老家租了几间民房,开了一个新孵化厂,并从廖凡这里带走了一些客户.
虽然廖凡的妻子对于廖玉从厂子里带走客户的做法有些不满,但廖凡表现得比较大度,毕竟廖玉是到隔壁镇子里做生意,跟自己离得挺远,没有多少182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冲突,而且各自可以按照各自的想法来,避免了很多摩擦,也是件好事.
两兄弟在各自单干之后,生意上的合作比较多,相互帮忙,发展得都不错.
2007年,之前与廖凡有生意往来的一家孵化厂老板要外迁,觉得廖凡为人实诚,想把厂子转给他.
这个厂子在县城,交通方便,区位好,廖凡爽快地答应了.
接手新厂子之后,廖凡一家子陆陆续续地搬到县城居住.
半年之后,廖玉因为租赁办厂的民房要拆迁,就在廖凡做生意的这条街上寻到了几间房子,也搬了过来.
虽说两兄弟各做各的生意,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尤其是两家的孵化厂相距不到一百米,使彼此之间生了不少矛盾.
廖凡的技术过硬,孵化的禽苗成色较好,一般不肯轻易降价卖,而廖玉不管货色好坏,经常低价处理,导致客户们抱怨廖凡卖得贵,尤其在廖凡与客户谈生意时,客户们常常拿廖玉家的价格作为压价的砝码,这让廖凡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时间长了,对廖玉的不满自然增多.
在价格优势的吸引下,廖玉家的货走得快,廖凡有时候也被迫降价.
另外,两家的厂子距离太近,而且都是同姓所办,客户走错门的事情经常发生,有几次廖玉和夏玲就将错就错地接了几笔单子,这使廖凡很气愤,跟亲戚们抱怨过几次.
两家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
年底的时候,南方普降大雪,交通受阻,两家孵化的禽苗积压严重.
廖玉为了处理禽苗,在没有与廖凡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把价格压得很低,可以说近乎狂甩,廖凡家的生意受到了极大冲击.
廖凡气冲冲地跑到廖玉的厂子里,与其争吵,两人争执不下,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廖凡的意思是,自己先在这里开孵化厂,按理廖玉是应该回避的,不该也跟过来,这明摆着是抢自己的生意,另外,廖玉怎么做生意,他管不着,但两家离得这么近,廖玉这样随便压价,破坏规矩,使他家蒙受损失,这实在不是道义的做法.
在廖家兄弟的冲突中,两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做生意原本无可厚非,但因为两人是兄弟,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包含了更多的伦理和道德因素.
从廖凡的角度来看,当初自己从弟弟廖玉手上接了厂子,受到了廖玉的恩惠,后来廖玉重新合伙,他爽快地答应,并且同意廖玉的妻子加入,算是对廖玉的回报.
尽管廖玉后来要求单干,并带走了一部分客户,廖凡也并未阻拦,对廖玉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
此时,在兄弟俩的权力游戏中,二者之间的道德资本尚能维系平衡.
但之后廖玉将厂子搬到自己的厂子边上,跟自己抢生意,压价卖货使自己遭受损失,这些做法是廖凡难以接受的.
对廖凡来说,廖玉没有顾及兄弟情分以及自己对他的恩惠,实在不是仁义之举.
这种不道义的经营行为最终引发了兄弟俩的争斗.
当然,在村落社会中,不仅亲密关系之间的利益纠葛被赋予了更浓厚的道德色彩,而且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往往也会被贴上各种道德标签.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库存知识、生活经验来判断一种经营行为、政策是否符合正义,当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通过暴力方式进行抗争来维护自己所认同的正义感,是人们的一种惯常行为方式.
我们在江庵镇老埂村调查到的一个养猪大户与食品站之间的暴力冲突便属于这种情况.
刘剑宏是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曾经担任过县养猪协会副会长、副秘书长,因为在养猪协会无法实行自己的工作思路,就回家专心经营自家的养殖厂.
他说,"我干哪一行,我非得要出头,不管干什么,对的错的,我非要出头.
我既然在养猪协会,我真的有牺牲的那个心态,但是往往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有一年,行情低得不能再低了,养猪户都是倾家荡产地投入进去的,像我们都是几十万地往里面投,我知道这苦处,所以我要为全县养殖业着想.
我带头,我们找183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县食品公司的人谈判,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护价,让我们尽量不亏或者少亏.
养猪是有周期性的,价格有时候低得让你无法承受,要跳楼自杀,要是涨的时候,就像股票一样,能成为百万富翁.
它是周期性的,任何人无法左右的,但是当我们日子不能过的时候,我们养猪户联合起来以养殖协会的名义找县政府的人,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护价,让我们少亏或者不亏.
县养猪协会一起游行,法律上不是允许我们游行吗在规定的区域内来游行.
我虽然不能掀起大风大浪,但我要把事情放大,让有关媒体参与进来,我的思路应该讲是相当超前的,但是在养猪协会中,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
然后,我就死了心.
我回去,为我小范围内的人服务,为自己服务.
"回家之后,刘剑宏扩大了养猪规模,但在这一过程中,他经常与镇食品站发生矛盾.
他的解释是,"养猪户和食品站永远是一对冤家,因为,你如果得到你的合法权益,你就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食品站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不合法的事情.
就像定点杀猪,共产党的思路是对的,但到底下就假了,就变成商业垄断了,就是他们自己讲要给你什么价格,你自己在家杀猪是不行的,必须去食品站那里杀.
他们不给你自己杀,非要你把猪卖给他们,他们来杀,卖给他的话,价格就由他来定了.
他一转手,什么三百、两百的利润就到手了.
如果自己在家杀猪,一头猪的利润就比较多了.
但是食品站有个合法的监管制裁你,不是定点屠宰的肉,就是不安全的肉,必须要定点屠宰,你家养的猪,必须到食品站来杀.
但是我要捍卫我的权益.
从事长期的养殖业,我就已经有商业风险了,在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举动就有些失控了.
再说,我倾家荡产地投下去几十万,你转一下手,就蜻蜓点水地一头猪赚几百块钱,而且我认为你干的事是不合理的,我肯定心理上不平衡.
我杀猪,食品站不给我杀,我就是硬抗,我就是自己杀猪,坚决不交一分钱.
我刘剑宏是杀猪,不是杀人,不至于好严重.
我经常到省里去上访,把他们搞怕了,镇食品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我一个人手里倒掉了,真的,我到省里去上访,写信给省长,但是有意泄露给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就怕人上访.
当某些事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写信上访,只要交上去,离我家近些的村政领导就会到我家里去,说是工作指导,我有意透露我要上访,他们只要一提到上访的事,打死人都不愿意,给你磕头都行,只要不上访,什么话都好讲.
我又赢了.
""就讲猪,我坚决在家杀,自杀自卖,不交一分税,我就来硬的,随你怎么办,大不了,我杀猪不是杀人,你能把我怎么样.
就讲以武力来抗衡,拿刀砍他,真的砍,但当你真砍时,他们怕死.
不管谁冷静下来,都不愿被人用刀砍.
我多次用刀砍他们,但是没砍到.
第一次用砍刀砍,他手缩回去了,要不整只手都砍下来了,结果把案板切掉了一个角.
我非要干出头,这就是我的心态.
当你真的不要命的时候,他们就会怕你.
终于爆发了这次.
我卖肉时,食品站的一个负责人,姓吴,来收我的肉.
平常都是我不给他面子,他让我.
刚好那天,他不给我面子,讲非要把我搞服了,问我信不信,他的手就动来动去,我火了,一刀砍下去,他手缩回去了,结果把三个关节盖砍掉了.
我的刀不快,快就惨了.
如果刀快,手指就砍断了.
砍掉了,他就在地上找,有一根手筋断了,当时他把手捂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
"在讲述这起暴力案件时,刘剑宏表达了自己的愤恨.
"我家养猪,自己杀自己卖,我的利润都很高,但我卖给你,我甚至不赚钱,我凭什么让你一转手,一头猪就赚了几百块钱.
我真伤心.
我九七年从上海回来,当时还是百万富翁,到现在,我反而欠了几十万块钱,我心理不平衡,就养猪养的.
长期的养猪业,是站在高压风口,所以我有点心理184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失衡了,这是我的缺点.
但是,食品站的人很不道德,他们自己家里养猪,自己杀,自己卖,他们打着合法的外衣,干着不合法的事情.
他们家自己养猪,自己盖章,违规操作,谁来监督他们家的病猪,盖了章,就变成了健康的猪.
我们家里的好猪,没盖章,就变成了病猪.
"对于刘剑宏来说,食品站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养猪户的利润,实属不公正,即使他们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也不符合道义.
从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来看,食品站对市场的控制手段也是养猪户难以理解的,自己家养的猪,不能自已杀,"我们家里的好猪,没盖章,就变成了病猪".
在食品站的剥夺和挤压之下,作为弱者的养猪户,暴力成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
Ⅵ.
小结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角度来看,纠纷的出现本身意味着人们的习惯性知识和自然态度遭到了破坏,致使社会秩序感难以建立,而社会秩序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
在村落政治以及家庭政治中,这种"正义衡平感觉"的破坏往往与情理失衡、个体生命际遇和家庭命运受到滋扰、遭受委屈与冤屈、利义冲突等相关,影响到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家庭正常的过日子.
对于这些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个体的安身立命以及家庭的命运相关连的纠纷、争吵,当我们将其置于村落的草根伦理、习俗礼数以及初级关系圈中的恩怨义信之中进行考察时,会获得一种新的理解.
在本文,我们详细描述了村落社会中那些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熟人之间的纠纷、争吵和暴力,分析了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纠葛争执的以及这些纠葛争执在村落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无论是纠纷当事人,还是普通村民,在讲述相关纠纷故事时,常常将纠纷、争吵与情理、道义、不公正等具有社会政治意涵的因素勾连在一起.
这种讲述方式包含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评价,对一种有尊严的、符合道义的生活秩序的判断.
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纠纷和争吵起源于他者的不道义,而暴力则是对这种不正义状况的抗争和惩罚,以修复遭受破坏的正义衡平感觉.
在本文所叙述的这些纠纷故事中,纠纷的产生与人们所认为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和生活秩序的破坏紧密相关,如在别人屋前修厕所;住在一排的邻居将房子建得高出一截,等等.
即使这些做法本身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但在伦理情谊上则是非正义的.
正如费孝通所说,"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12].
当然,对固有的一套意义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意味着一套新意义系统的生成.
这正如黄应贵所提醒的,现在的农村社会可能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13].
注释*1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参考文献[1][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3]J.
J.
霍洛特认为,风水秩序是村落社会中的一种隐形秩序,对风水秩序的扰乱和破坏是185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
4(2)2012引发争吵、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4]关于自杀的研究,可参见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5]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6]参见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7]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8]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4页.
[9]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6-57页.
[10]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11]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2—303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5页.
[13]参见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溃——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载于《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国际社会学论坛暨社会学系十年庆论文集》,赵旭东主编,2005年9月.
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