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买春楼

文学的无力与救赎文学的无力与救赎文学的位置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以考据者的姿态,在蒙尘泛黄的故纸堆里掏挖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掏挖的对象.
鲜活的终会风干,清晰的终会模糊,近在咫尺的终会远在天涯.
我们,连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终会化为枯枝败叶,被岁月那只蛮横之手,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填埋常人一出生,乐观地讲,是在成长,是在壮大,像树木一样地发芽开花;但悲观地讲,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匆匆赶往填埋场的路途.
大浪淘沙,多少繁华凋敝,多少泡沫破灭,唯有千疮百孔的礁石,才岿然不动地屹立着,成为令人瞭望的风景.
礁石之所以没有被浪花击碎,在于它不但骨骼坚硬,而是有着深厚而牢固的根基.
冒出水面的礁石,仅为冰山一角,更为雄阔的底座,存在于我们这些常人的庸眼无法洞穿的水面之下.
成为礁石,还是成为浪花,借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
世间的文学写作者数以万计,每个人出发的原由和想要抵达的目的地,并不完全雷同,直白一点说,就是各怀心思.
有人带着伤痛上路,所有的前行,都是为了疗伤;有人奔着领奖台迷醉的光圈微笑,眼红心热,摩拳擦掌;有人想搭桥敲门,从此岸走向彼岸,从草莽之低攀至庙堂之高当然,也有人冰清玉洁,胸怀凌云之志,力图通过笔纸来济世,通过言说来赎魂,像殉道者那样,不怕山高路远,不惧夜黑风啸,奋不顾身地勇往向前,从而使自己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卑贱走向高贵,甚至幻想着能让自己化为一尊礁石,永恒地耸立于历史长河的岸边.

动机不同,行为就有所差异.
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就各有路径,各有取舍,各有侧重:有人为眼前的利益而殚精竭虑,有人在为永恒的价值而形容枯槁.
前者很现实,只是把文学当作车马,造车养马,不过是想让车马驼着自己,去金矿攫取金银,去果园摘取甜果,去楼堂纵欲享受.
这样的写作,究其实质,和官场逢迎,和商场投机,乃至于和酒店卖春、街头卖艺、入室盗窃、贩卖萝卜白菜等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千方百计且最大程度地受益和获利.
只是相比于那些依靠小伎俩或下苦力而讨得生计的人,写作似乎显得更为儒雅,更为体面,更为冠冕堂皇一些.
但西服本文由论文联盟.
Ll.
收集整理的笔挺,并不能遮蔽骨头的蜷缩.
妓女卖身,写作者卖魂,不知谁该可怜谁,也不知谁该鄙视谁.
在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妓女卖身,不一定皆源于生活所迫,其中不劳而获的欲念,大概是引诱她们自甘堕落的主因.
但妓女卖淫,污染的区域仅限于方寸之间,波及的范围也仅限于某些个体.
但写作者就不一样了,他是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公众发言,其一举一动,一声一语,都能对世道人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他嘴里飞出的唾液,或像氧气,或像细菌,经过旧媒体新媒体地不断发酵与传播,在天地之间弥漫漂浮,究竟有多少人与之相遇,并吸入腹腔,难以统计和估量.
尤其是那些顶着著名二字的写作者,其文字的辐射力和扩散度,更为强大和纵深.

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供养肉体存活的空气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滋养精神的空气,即人们常说的社会氛围.
精神空气的营造者之一,便是文字.
文字给精神领域输送着补给,输送着营养,也输送着毒品,输送着麻醉剂.
看起来都在使用老祖先发明的方块文字,但不同的作者将其予以不同地排列组合,其意蕴与格调,就呈现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景致.
这些文字,作用于人的观念或心灵,其效能完全相左:有的促进精神的灿烂,有的催发精神的溃烂;有的像火柴点亮人心的灯焰,有的像麻醉剂迷糊人的心智.
文字不是米面,可以吃喝;但文字却如同果汁,可以饮用.
文字是香精,读者就吞咽香精;文字是鸦片,读者就吸食鸦片;文字是甜蜜素,读者就吮吸甜蜜素.
#p#分页标题#e#简言之,文学对于世风,对于人的精神塑造,并不天然地具有正面的价值,相反,在当下追名逐利的现实环境里,急功近利式的文学大跃进,繁衍出了一种奇异的繁荣:出版物汗牛充栋,叫卖声此起彼伏,号角的调门越来越高,颁奖的锣鼓越敲越响,但真正能让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却宛若秃子头上的毛发,甚为稀缺.
思想苍白,艺术困乏,肾虚而又软骨,平庸而又无趣,像一片片浮叶飘飞,像一只只彩球鼓胀,装扮出了一个贫血年代浮肿的面目,也描绘出了一个浮躁春秋的文学浮世图.

平庸,是大部分作品的共性.
文学是个体化的劳动,任何组织化的大规模生产,注定徒劳无益.
大跃进时期的炼钢炉铸造了无数的铁疙瘩,多快好省样态下的文学大跃进,也必然大批量地喷吐出泡沫化的垃圾.
作为个体化很强的文学创作,一个创字,就暴露出了它对创造性的渴求与期待是何等地强烈.
文学不是竞走比赛,必须沿着既定的线路迈步.
文学是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调,最惧怕整齐划一,最忌讳步调一致.
尾随成功者亦步亦趋,紧跟社会风潮翩翩起舞,都不是文学应该有的姿态.

然而,跟风形成的平庸,远不是文学的致命伤,盲从与附和,趋炎与附势,谄媚与逢迎,讨好与卖乖,才是文学无可救药的绝症.
可悲的是,这种绝症经过化妆美容,竟也肤色温润,神采奕奕,看起来比T台上的模特还要健康亮丽.
但外形无论怎样挺拔,却无法掩饰内在的虚弱.
臃肿不是魁梧,媚态不是妩媚,搔首弄姿不是婀娜多姿.
掀开面庞的面纱,揭去下半身的连衣裙,就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腥味刺鼻.

文学担当了佣人和侍从的角色,低眉羞眼,弯腰弓身,腿抖脚软,耳垂手束.
于是乎,文学与自己的初衷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文学原本是野生草木,却被移植在了花坛里,任凭园丁随意修剪;文学原本是野生动物,却被圈养于牛栏羊圈,接受于驯化,仰仗于喂食;文学原本是在天空翱翔的飞鸟,却被一只只的鸟笼束缚住了翅膀,被一根根的绳子拴住了腿脚,在悄无声息中,被偷梁换柱成了由人操控的风筝.
令人好奇的,在于文学在面对自身尴尬处境时忘乎所以的醉态:给其头上戴一顶花冠,就激动不已,陶陶然,欣欣然,飘飘然,宛若受到了莫大的宠幸;给草料里添加一些甜糕或糖果,就千恩万谢,磕头作揖,呈现出无比幸福的神情.
颜面扫地,却容光焕发;苟延残喘,却莺歌燕舞.
这样的景况,像一幅幅带有讽刺意味的漫画,既让人哭笑不得,又非常耐人寻味.
文学的尊严,文学的高贵,文学的气节,文学的骨骼,一一被抽空,均荡然无存.
失去气血的文学,比手纸更为苍白;没有骨头的文字,比稀泥更为糟烂.

编辑与出版了多少书籍,对不起,那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而已,并不能用来说明文学的枝繁叶茂.
颁发了多少奖项,也对不起,在奖项泛滥贬值得不比自慰器更有含金量的状况下,奖项除了满足作者的虚荣,再也无法证明什么.
文学的裁判官不是评委,不是评论家,也不是作家组织,而是当下的读者和未来的时间.
不要低估读者的鉴赏能力,也不要漠视时间的冷酷无情.
读者有足够的能力分辨出哪些是麦粒,哪些是沙粒;时间更是风卷残云,将一切枯枝败叶卷裹而去.

永恒的会永恒,腐朽的会腐朽.
包装袋的华丽,挽救不了过期食品的腐臭;吆喝声调的高亢,难以阻止季节性鲜花的凋零.
没有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无力面对历史考量的作品,宛若保质期极短的饭菜,其最终的结局,就是点滴不剩地全被倒进泔水桶里.

如此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看是否愿不愿借鉴罢了.
愿不愿意,取决于作者写作的原始初衷,取决于作者的认知水平,更取决于作者的表达能力.
匍匐在墙根仰头望墙,任何一道墙,都能幻化成无比雄伟的成万里长城;没有翅膀,却执意于揪住自己头发上月亮,只能碰得鼻青眼肿.
无基本的认知高度和基础的表达能力,却硬要提笔作文,甚至大灰狼披一件老虎皮就要冒充老虎,产出的,不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就是随风飘舞的破纸片五一节来了就歌咏劳动光荣,十一来了就颂赞祖国伟大,西部大开发了,就鼓吹西部大开发英明,中日友好或交恶了,就编造日本遗孤寻亲的故事或书写抗日期间日军的暴行文学,在虚情假意中堕落,在趋炎附势中衰亡.
玩到终了,总有玩完的时候.
届时,文学将不复存在,尚还活蹦乱跳的,不过是裹了一层文学皮囊的其他东西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完全有可能将要面对的事实.
文学若不清醒,若不自知,穷途末路在所难免,且为期不远.
#p#分页标题#e#在一个时间段里,作家浩然的名字,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其作品更像是文学世界里的一轮旭日,红遍三千里江山.
在其他著作都被视为毒草,几乎全军覆没境遇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却像荒坡里孤独绽放的一簇簇映山红,格外鲜艳.
浩然不但成了文学的旗手,而且成了正确的化身.
然而,现在还有谁能想起浩然还愿意阅读和谈论他的小说浩然个人命运沉浮所呈现出的喜剧性,恰恰印证着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性.
当然,具有悲剧色彩的远非浩然一个人,还有很多.
有一些作家在当代文学史的言说中,俨然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正襟危坐,大有不朽之架势,但其实,其泥塑的身子下面,已经开裂悬空,他很是岌岌可危.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独立性:扎根于泥土,却又不能陷落于泥土;置身于现实,却不能被现实同化;走得进生活,还要能从生活中拔出腿来.
文学应该保持的角色,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
在相当意义上,文学既不是社会的先行者,也不是社会的同行者,而是社会的落伍者和掉队者.
文学对社会气象的观察,对人性经脉的诊断,必须等到尘埃落定之后.
一座房舍的设计草图才刚刚绘制出来,一条道路的设计理念还在酝酿之中,文学就已迫不及待地为之欢呼雀跃,所显现的,不是文学的前瞻,而是文学的短视;不是文学的深厚,而是文学的浅保文学不必冒充泥水匠和筑路工,投入进建房与修路的工程当中去,以添砖加瓦为荣,以鼓劲加油为责.
因为,房舍的用途,道路的指向,在其成型之前,作为不明就里的文学,未必能搞得清楚,道个明白.
不是所有的房舍都是家园,也不是所有的道路都能将人引向天堂.
文学切忌趁热打铁,如若那样,恐怕自己也会被化为烙铁,放在铁砧上被捶打.
在任何一种风潮或只有某一个热点事件突然卷涌和降临之时,文学最应保持的姿态,就是作壁上观,只要瞪大双眼,洞开双耳,开动脑筋就已足够.
见到一块生肉就如饿狼一般地扑了过去,一番生吞活剥,未经咀嚼和消化,必然会引起消化不良.
文学的盲目介入,不但使文学误入歧途,而且常常使写作者陷入难堪.
许多作家以参与某些热点事件为荣,并急匆匆地赶写出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作品.
这样的浮躁,这般的急功近利,很有可能使作家一炮走红.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部让他大红大紫的时尚作品,多为昙花一现,其寿命不比牙签更长.

文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位置,回归自己的本体,才能在重重羁绊和围困中,寻找到自己突围的出口.
文学是需要一些气节的,是需要一些骨头的.
没有骨头,文学永远会匍匐于地;没有气节,文学注定会沦为历史的灰尘.

文学的载道文以载道,这句话从古人的笔端流出,飘浮游荡了千年之久,化为了文学天地间一句极为铿锵的回响.
对于这句话,文学界有过争论,观点与观点曾经打过架.
其中一方观点是,文学就是文学,要纯粹,不必一定要载道.
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文学完全不必载道.
我是文以载道的支持者.
大概因于学问根底肤浅的缘故,我至今都未弄明白,所谓纯粹的文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一张白纸很纯粹,但给上面写上几个字,或勾勒几道线条,它是不是就不纯粹了一溪清流很纯粹,但一旦繁殖出几个蝌蚪,或浮现出几尾小鱼,它是不是就不纯粹了世间本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学,就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贞操一样女人的贞操,只存在于她的童年期和少年期,一旦步入洞房,贞操就必然失去.
文学就是必须进入洞房的新娘,它的纯粹,又何从谈起洞房对于文学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尘世,除非文学可以画地为牢,将自己束之高阁,与人世间隔离,否则,文学的纯粹,就是一个伪命题.
问题还在于,人间为什么要有文学毋庸置疑的是,文学既是人的衍生物,也是人有所需要的产物.
换句话说,人需要文学才有文学,人不需要文学就无文学.
文学的源源不断,与人生生不息的需要紧密相关.
世间的万物,被人怜惜,被人爱护,被人创造,被人制造,皆源于人的某种需求,文学也不例外.
粮食用以充饥,棉花用以穿衣,珠宝用以显贵,脂粉可以美容,而不能用以吃喝用以穿戴的文学,却又被人孜孜以求,肯定有其隐秘的原因.
文学显然不能解决人的生理问题,却可以解决人的心理问题.
众所周知,人有两个层面的需求,一是物质,一是精神.
人并不止步于吃饱穿暖,还要流泪,还要思念,还要焦虑,还要诅咒,还要嫉妒,还要欣喜若狂,还要痛不欲生等等.
简言之,人天生就是思想和情感的动物.
而文学,恰恰就是被人创造又被人拿来为思想和情感充饥的.
高尔基把文学称之人学,一语道破了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既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又是用于滋养人的另一种食粮.
凡为人,没有谁能置身真空而存活,也没有谁能摆脱吃喝拉撒,就连那些僧侣道士,或多或少,都身上沾尘,心里落灰.
人被滚滚的红尘挟持,为油盐酱醋而忙碌,为功名利禄而抓狂,而反映人描写人的文学,又怎能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呢#p#分页标题#e#也许,将文以载道改为文以载物,更易于被人接受.
然而,载物也好,载道也罢,其要点都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是载体,是工具,而不是终极目的.
打造一辆马车,绝然不是为了让人欣赏马车的造型与镂花的,而是要让让马车来驮运货物的.
马车或装载煤炭水泥,或装载玉米大豆,或装载衣服鞋袜,或装载珠玉鲜花,可以很沉,也可以很轻,但就是不能空跑.
载不了货物的马车就成了废物,必然会遭到抛弃.

文学类似于马车,不能空空如也,不能言之无物,当然,也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然而,装载什么,驮运什么,或者说道为何,物又为何,却又成了摆在所有文学从业者面前不得不面对的拷问.
我相信,凡文学作品,无不承载着某种东西,哪怕是花草,哪怕是香脂,哪怕是缥缈的云,哪怕是虚无的梦.
承载物不同,作品的便有了层次,作家便有了高下.
作品的厚度与高度,其实就是承载物的厚度与高度.
作品的承载物,出自于作家的思考与书写,自然与作家的文学素养以及人格修炼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
作品承载什么才更有价值,作家书写什么才更有意义,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一度蓬头垢面的国学,近些年突然就红光满面起来,且像时装走秀那般,裙裾飘拂,搔首弄姿,你刚唱罢我登台,很是令人眼花缭乱.
国学一词,俨然变成了美容霜,无数的人都将其往自己的脸上涂抹.
各种国学协会,各种国学讲座,更是纷纷扬扬地叫声连天,似乎比试着谁的嗓门更亮更高.
但若问问那些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唾沫四溅的人,国学究竟是什么,我敢肯定,十之八九人都会支支吾吾,纵然给出答案,那答案也大都牛头不对马嘴.

在我看来,国学就是一个大杂烩,堪比白菜帮子土豆疙瘩一锅煮的胡辣汤,以至于谁都无法厘清它到底包含有哪些东西.
或者说,它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旧货收购场,凡遭岁月遗弃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抛扔.
在这个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旧货收购场里,埋有金银,埋有铜铁,也埋有裹脚布与大烟灯之类.
金银铜铁尽管锈迹斑斑,外形不怎么好看,但毕竟还是有价之物,完全可以捡拾回家,变废为宝.
但有更多的废弃物,却在发霉腐臭,闻之刺鼻,食之败胃.

国学中的正统就是儒学,而儒学提倡的处世之道,则是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就是要人们说话做事时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偏不倚,居于中间位置.
但这样的谆谆劝谕,似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现实总是与儒学老夫子们的期待背道而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中庸过,反倒是很极端.
好就很好,一好百好,好到了不允许怀疑不容许质疑的境地;坏就很坏,一坏百坏,坏到了头上流脓脚上生疮的程度.
同一件物事,在不同的时段里,对其态度常常大相径庭:昨天还在朝其吐痰,今天却又朝其叩首.

对国学前后态度的大相径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国学存活了那么长久,肯定有其内在的光芒;与此同时,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国学一波又一波地遭遇否定贬斥,肯定也有其隐匿的糟粕.
任何一种危言耸听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无疑都是无知与莽撞的.
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在不疑处有疑,我以为,恰是对待国学应该恪守的本分和原则.

国学由黑脸变为红脸,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做支撑,但兴起的过程,却带有很大的八卦意味,云雾缭绕,莫衷一是.
而把国学视为唯一的正统,并被安放于神龛,却是需要万分警惕的.
观念已趋向多元化的社会,如果簇拥国学一统江湖,必然带来人们思维空间的大紧缩,也必然会牵动人伦纲常的大转弯与大倒退.
毕竟,国学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更不是未来时.
国学是一双古旧的绣花鞋,也许很适合那个年代人的双脚,但现在的人,除了那些有古装癖者,大部分人穿上它,走起路来不是像打醉拳,就是会崴脚.
刻舟求剑者只记住了刻在船帮上的烙印,却忘记了移动的船,早已远离了剑掉落的水域.
然而,不可轻视的是,国学的狂热,必然波及到文学疆域,善于迎风起舞的文学,注定要被这一风潮吹刮得晕头转向.
#p#分页标题#e#现代文学,说得好听点,是杂糅古代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产物;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中国汉字和西式表达杂交的混血儿.
中国的古代文学,与海外的文学毫无交集,只是按照自己的套路,按照自己的步调,闷着头朝前走,于是它很像驴拉磨,沿着窄道,弓着身子,能走几步算几步,能走多远算多远.
中国古代文学的从业者,皆为文人雅士,普通人是没有能力掺和其中的.
这些自小就对四书五经熟烂于心的作家们,自然很在乎文辞的精粹与雅致,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多少有点儿老夫子的迂腐与自恋,常常为一字一词之得失而欣喜若狂或郁郁寡欢.
然而,剥开词句的外壳,就会看到,古人不单是注重形式之雅致,更重视内容之饱满.
酒瓶要精美,酒液也要甘醇.
文以载道,言之有物,一直是中国先贤们求索与追寻的目标.

比起公开宣称拒绝崇高的现代文化明星,以屈原、杜甫、辛弃疾、关汉卿为典型代表的古代作家,似乎更喜欢多管闲事,更热衷于对朝廷的治国方略说三道四.
他们个个表情忧郁,神色凝重,其笔端始终奔涌着忧患的潜流.
忧国忧民,忧风忧雨,忧热忧冷,像传说中忧天的杞人那般,眉头紧皱,长吁短叹,转辗反侧地难以闭目酣睡.
古人著文,相当多的篇章都有着明确的指向不是写给普通读者读的,而是讲给庙堂之内的人听的他们坚信隔墙有耳,坚信自己的善意忠告,最终能输送进君主的耳孔,从而影响到高层的决策.
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到唐宋时期的唐宋八大家,很多文章都带有浓厚的劝谕意味.
劝谕的对象,自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恳而切切,谆谆而孜孜,口焦舌燥,几乎要磨破嘴皮.
劝谕的内容似乎很庞杂,但核心却聚焦于一点,那就是希望国君能开明大度,从永保江山万年长的角度出发,对普天之下实施仁治,以仁善之心善待芸芸苍生.

古代作家的责任担当令人感怀,没有人逼迫他们忧,忧与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物质待遇并不挂钩,但他们却像钻牛角尖似地执拗于忧,忧得上瘾,忧得前赴后继,忧得讨人嫌丢乌纱都在所不惜.
忧过头了,很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妄之灾.
但一个忧字,仿佛已化为他们的生命基因和精神惯性,无法剔除,也无法停止,不忧不行,不忧生不如死.
于是在春风里要忧,在寒冬里要忧,在花香里要忧,在刀丛里也要忧.

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古代作家的忧,除了部分反映民间疾苦,更多的则是着眼于社稷的安危.
社稷,才是他们心目中的重中之重.
就连以爱国著称的屈原,其所忧所患,也仅停留于楚国的何去何从上.
楚国不是楚国民众的楚国,而是楚君王的楚国.
爱国等同于忠君,忠君等同于爱国,两个本来各有指向各自独立的概念,像水乳交融一样煮进了同一口锅里,混为了一体.
国是君的国,君是国的君,国君不分,君国难辨,作家们没有捋清它们之间的基本界限,就已迷迷糊糊地以身相许,爱恨交织了.
作家们惧怕的是屋子的倒塌,于是费心费力,口焦舌燥,其意在于修缮屋子,而不是重建屋子.
屋子即使倾斜破败,即使漏风漏雨,即使岌岌可危,他们都祈愿于这座颓屋的永恒存在,而不愿意推倒重来.

孟子曾经有言: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但实际上,从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到作家们心中的排序,都与孟子的期许刚好相反.
君和社稷,在作家们的眼里,比天高,比地大,早已将草芥般民,远远地甩向了十万八千里.
不能怀疑作家们的真诚,他们劝谕君,期待于君能弃恶从善,憧憬于社稷的清明安稳,其用意也在于希望民能更好地苟活.
骡子身上的负载物少一点,轻一点,骡子就能安详一些,舒展一些.
在作家们的意识里,君是民的天,君慈民安,君仁民忠,君暴民死,君病民殃.
君是舵手,民是乘客,君是救星,民是等待拯救的受难者君和民十指连心,构成了一个极为奇特的逻辑链条:无君哪有民君若有恙,民岂能无恙于是,忠于君,就是忠于民,劝谕君,就是替民说话.
#p#分页标题#e#把君和民扭绑在一起,假设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乍一看,似乎没错,但问题要害在于,作家们从来就没有把君与民放在同等的平面上,一视同仁.
不论是在他们的笔下,或是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显意识里,君与民总是高低有别,轻重有隙的.
君高坐云端,民陨落尘泥,民要靠君的恩赐与施舍才能存活,似乎不是民在奉君,而是君在养民,仿佛民仓里的稻米,碗里的饭食,不是源于自己粒粒皆辛苦的稼穑,而是源于君皇恩浩荡般的天女散花.

忠君到底对不对在君臣有别的话语系统里,肯定是对的.
君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稳固的基石,不忠君,就像大雁不愿跟随领头雁飞翔那样,必然引起混乱和迷失.
但若以现代观念审视忠君二字,则会发现它早已不合时宜,与当今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南辕北辙.
那么,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又是什么呢浓缩起来,就是平等、博爱、包容、尊重、关怀、理解以及以人为本等等.
把以人为本解析开来,就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主体,明察人的命运轨迹,洞察人的情感跌宕,探察人的精神脉络.
所谓的人,无所遗漏地涵盖世间的一切人,包括君,也包括民;包括帝王,也包括乞丐.
人和民仅一字之差,其间却隔有一条界河,并不重叠:民是政治属性,人是自然属性.
成为君,成为臣,或成为民,是由社会造就的;但成为人,却是由苍天或上帝决定的.
由关注民,到关注人,是文学的一大跨栏.

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意识到了人的尊贵和价值.
中国上个世纪初的觉醒启蒙,正是受到西方强光的刺激照耀.
启蒙是人向神的宣战,是科学向蒙昧的冲锋,是新观念向旧观念的血拼.
没有启蒙带来的觉悟与觉醒,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星火燎原.
而新文化运动的新,说穿了,就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和并拢.
这种新,不简单是一种语体的鼎新,更是一种意识观念的自我颠覆和自我革命.
也就是说,不仅要剪掉头上的辫子,还要剪掉头脑里的辫子.
这种跳崖式断裂式的更新换代,自然是有利有弊,激起的争论至今不绝于耳.
但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的功绩远大于谬错,别的不说,就其给僵化陈腐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注入了人本思维这一点,就功莫大焉.
新文化运动不但撬动了中国人的思维板块,更为中国作家推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有机会瞭望到异域的风景,瞭望到塞纳河波涛的澎湃,聆听到伏尔加河纤夫的呻吟,闻吸到密西西比河畔的花香.
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体而言,西方文学大师们不论是其视野的辽阔,思维的雄浑,抑或是表达技艺的高超精妙,艺术探索的独辟蹊径,都足以成为中国作家的榜样和老师.
中国作家一阵风地追随与模仿西方大师,并非空穴来风和无缘无故的.

中西方作家的差距,重要的不是体现在文字的技巧上,而是反映在意识和观念上.
举例来说,西方创造的老爷车,和我们打制的独轮车,两者的主要差别,倒还不在于车帮车轮上,而在于不同的车里,装载的货物贵贱有别.
茶叶用木盒子包装,还是用纸盒子包装,抑或是铁盒子瓷盒子包装,都不是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茶叶是绿茶还是红茶,是品质优良还是品质低劣.
文是车辆,道是货物;文是包装盒,道是茶叶.

文以载道,道才是实质和根本.
中国古代文人奉行的文以载道,其实在全世界都通用,只是叫法有别而已.
西方人把我们所说的道,称之为价值理念或价值尺度,并且非常地在意与在乎.
站立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审视生活,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打量人间,甚至想要表达什么,想要揭示什么,想要捍卫什么,想要唾弃什么,都是大师们极为看重并严肃对待的.
#p#分页标题#e#地有墙,天无疆,国有界而文无界.
文化是天空,气流可以随意飘拂,大不列颠岛的奶油味可以飘至幼法拉底河流域的上空,我们的雾霾也可以飘移至南非好望角的山尖.
种族与国家,政治与历史,形似一道道的墙壁,将一个完整的地球肢解得支离破碎.
但人类总归是人类,不论其生理基因与文化传统如何迥异,在同为人这一层面上,总归能找到共同语言,也总归能寻找到彼此间精神的共通性和心灵的共融性.
不同国度文学的相互借鉴与取长补短,就是最好的例证.
莎士比亚属于英国,普鲁斯特属于法国,福克纳属于美国,曹雪芹属于中国,但他们,同时也属于全世界.
全世界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都能从这些大师熠熠闪闪的思想光芒中,汲取到生命的光源与精神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