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国在解决民生问题与西方国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引一份博客，看看是否有用。

一、当前社会的主要民生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主要民生问题 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权、居住权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群体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居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居住权受到威胁而发生的。

对农民而言，土地权是其生存的最后底线和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条件的农民，当在城市生存不下去时，可以回农村种地，这是中国之所以稳定的最大因素。

但当威胁到农民及其子孙后代生存权的土地权事件发生时，他们唯有抗争。

因此我认为，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生存权问题是中国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只要农民（包括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自由职业者不乱，中国就不会乱，毕竟这部分人占全国人口80%以上。

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几次群体事件说明，这个群体集体发声或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对国家将是灾难性的。

养老保险双轨制当然是要解决的，但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11亿农民和城市自由职业者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问题。

在改革农村土地权之前须先解决好保障农民生存权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问题，否则，中国将出大事。

（二）解决措施 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当今社会管理应该本着保低（保障低收入阶层）、控高（控制高收入阶层）、放开中间（稳住并扩大中层，即中产阶级）的原则进行。

使低收入群体真正体会到和预期到国家能保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解决矛盾的主要措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将国有企业收益分配与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即用国有企业部分经营净收益解决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体系资金缺口，使全体公民真正分享到全民所有制带来的好处。

建议从以下三个渠道解决社保资金：从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企业）净利润中拿50%，约1万亿元；从财政收入中拿15%，约1.5亿元；从现有社保资金拿一部分；共计约3万亿元。

截止2011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77亿人，每人每月发放养老金600元，每年预计1.28亿元，拿出0.3万亿用于社会救助，剩余部分用于解决普通民众看病补助问题。

全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会促进社保税的开征，促进国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

二、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如何让绝大多数民众心理上认可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顾名思义，是国家拥有所有权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具体体现，企业财产权归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

财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作为财产所有权人，全体公民对国有企业支配、使用、处置、收益情况有知情权，当前经营情况不透明是国有企业频遭攻击的原因之一。

而财产所有人，即全体公民的收益权得不到落实是国有企业抱受攻击的根本原因。

既然是国有企业，就应该让全体民众分享国有企业发展的红利，比如每年拿国企净利润的50%用于解决60岁以上老年人养老金问题、普通民众的医疗保险问题等。

同时一旦将国有企业的净利润的一半用于社保问题，由于社保支出的刚性特征，反过来迫使国家加大对国企的监管力度。

民众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非议也会相应降低。

除自然垄断行业外，市场化改革是否到位，主要看市场是否有效竞争，而不是企业归国有还是私有。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下半叶也曾出现大量国有企业并发挥很大作用。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有利弊，国有企业在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稳定、主动促进产业升级、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在效率、灵活决策机制占有优势。

同时两者共存，可以促进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改进决策机制，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

因此全部国有化、全部私有化均不可取。

也符合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中国古训。

就垄断而言，不只是国有企业会存在垄断，私营企业也有垄断，微软、英特尔、西门子等均在国际上是寡头垄断，远比中国国有企业仅在国内市场垄断程度要高。

至于企业出现各种舞弊，也不只是国企所独有，从世通到安然，再到美国次贷危机，无不暴露出企业经营者与股东之间各自目标的不一致性：所有者要求实现长期利益；经营者则要求在任期内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股东交给的目标，以取得与任期业绩挂钩的薪酬，而不论用何种手段，从而导致各种舞弊行为的出现。

是各行为人立足点不同造成的。

也就是说，舞弊行为不是国企独有的，私企也存在。

要控制舞弊行为的发生，必须完善监管机制，而不是将国企私有化。

当然家族式企业可以避免舞弊的发生，但当今世界，绝大部分企业已脱离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而改为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现代化公司制模式（经营者与股东分离）。

为什么近年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我认为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及本世纪国资委成立起了很大作用，现代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到位、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委组建及其按现代企业制度制订的监督制度严格执行，都起了很大作用，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

国有企业有了强烈的市场意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观念已深入人心，这一点从国有企业的规模、产值、盈利能力上可以看出。

只要按市场规则运行，又何妨国进民退？前二十年为打破国企垄断，我们主动推进国退民进，主动暴露国企管理体制的不足之处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出资人监管到位，从而实现了国企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

由此出现了本世纪初的国进民退。

这不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国企与民企同台竞争局面吗？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限制国企发展或推行政府主导的国企私有化，而是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当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政府主导的国进民退事件，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国资委的成功运作，对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

现在，大部分国有金融企业已经完成按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改革，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等问题。

因此尽快成立金融国资委，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履行出资人职责，才能彻底理顺金融管理体制。

有利于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货币管理职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独立行使监管职责；有利于民营金融机构正名，有助于国有金融企业与民营金融企业同台竞技、公平竞争的良性市场建立。

当然，短期内民营金融企业无法与国有金融企业竞争，但只要定位准确、做好市场细分，补充市场空白，民营金融企业一定会大有可为。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当前如此活跃，说明现行金融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疏而不是堵。

合理的疏导将有助于逐步解决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问题。

由于全社会存款总额是一定的，若民间金融企业能够良性发展，国有金融企业与民营金融企业会出现此消彼长态势，逐渐形成国有金融企业与民营金融企业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良性金融市场秩序，同时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何国内外精英阶层及其代理人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呢？这一点从近年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近期的叙伊危机，西方国家都是主要围绕争夺资源而展开的。

而中国则将粮食、资源、重要装备制造业、通信、电力、军工等战略性行业牢牢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同时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基本上完成完成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型，正在向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升级转型，这也是我国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其中，国企担当主力军，是民族工业的脊梁，是产业升级的重点，国家稳定的基石，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的主力、民众就业的重要主体之一、节能减排的先行者。

如果转型成功，我国就不再是世界加工厂，处于产业链末端；而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制造厂、完成全产业链布局。

到那时，我国才算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国家和人民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真正达到富国强民，才有资本说要实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只有我国制造业强大了，国家真正算得上强大。

从某种程度上讲，金融资本从来就是产业资本的附属品。

英国、美国都是先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强国，然后才成就其金融霸主地位的。

这也是次贷危机后，美国为何要重整制造业的原因。

现在我国正处于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其代理人极力阻挠。

这是既得利益者对后来者的一种常态。

对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西方国家自然不会也不敢诉诸武力，而是寄希望通过苏联东欧式的解体。

在外部，借阿拉伯之春、美国战略东移施加压力；在内部，利用民生问题与贫富差距扩大等矛盾，放大国有经济的问题，极力鼓吹私有化的好处，企图中断我国工业转型进程，希望中国国家领导层在强大的舆论面前让步，进而分一杯羹，甚至推动中国发生内乱。

若国家发生内乱，遭殃的还是普通大众，受益的自然是国外资本大鳄及其代理人。

希望现任乃至后任国家领导集体审慎决策，尽快推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等民生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以保国家未来20年安宁。

宋海林个人资料

龙湖地产北京公司总经理宋海林 　　龙湖地产北京公司总经理宋海林表示，龙湖在未来10年将保持增加持有型商业 　　作为龙湖地产北京公司的一把手，气质儒雅、待人谦和的宋海林带领北京龙湖平稳进入夯实发展期。

他执掌北京龙湖时，北京楼市宏观调控的大幕已拉开，但是凭借他和北京公司团队的运筹帷幄，即使在逆势之中仍然创造了北京市场上多个销售奇迹。

截止到2012年末，历年来北京十大房企排名的榜单上，多少知名房企起起落落，而龙湖北京仍以唯一的民营房企身份跻身第一梯队。

　　增持商业 　　进一步深化“产品聚焦”、“加大区域纵深”及“增持商业”的三大核心战略带着龙湖烙印，已经在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不断扩散。

而在宋海林看来，这三大核心战略在北京更是别具意义。

作为龙湖集团历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城市，北京公司仍肩负着发展商业的历史使命。

　　“在未来10年将保持增加持有型商业，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因为北京具有足够的量级，在商业地产方面的潜力十分巨大。

” 宋海林认为目前商业地产的收入在龙湖集团占比相对较低，但在未来10-15年，商业利润将能够达到全集团总收入的30%，宋海林表示北京公司必须要走在全集团的前面，为未来5年以后的龙湖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利润基础。

　　有数据显示，龙湖集团在业绩刚过百亿时，北京公司的贡献超过30亿元；如今集团年度业绩突破400亿，北京龙湖的贡献率仅五分之一。

而对于外界质疑北京龙湖在销售贡献率方面的“原地踏步”，宋海林表示，在北京市场，龙湖经历了2007年至今的加速期，期间，北京龙湖在刚需、改善、顶级、商业综合体等多产品线上全面布局并有所成果。

接下来对于北京龙湖是重要夯实期，哪怕适当放缓销售数字的增幅，也会按照计划加大商业地产的增持比重。

　　事实上，目前龙湖在北京的“双天街”已经在市场上声名大噪，仅2012年一年，长楹天街和时代天街就创下了年度销量60亿元，累计销售80亿的战绩，已然成为北京楼市商业综合体的明星产品。

宋海林透露，2013年除了双天街的后续推新，目前龙湖仍在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在商业综合体领域继续深耕。

　　冀望孙河 　　对于“吃第一口螃蟹”，北京龙湖早已熟中生巧。

从第一次重塑别墅概念，到第一个领跑天宫院，再到去年底第一个进驻孙河板块，龙湖对于市场的判断和把控令业界称赞。

　　去年9月26日，北京龙湖最先以14.7亿元竞得朝阳区孙河二类居住用地，楼面价为20158元/平米，率先进驻中央别墅区孙河板块。

继龙湖之后，首开、泰禾等房企相继进驻孙河板块，合力之下，定位于高端居住、商务的孙河板块尚未正式亮相便因饱受关注而持续升温。

　　记者了解到，2013年下半年，位于孙河的龙湖·双珑原著项目将开始入市销售。

据宋海林介绍，双珑原著将面向改善型客群，延续龙湖产品的优势。

　　■ 对话 　　【业绩】 战略转型 平稳增长 　　新京报：通过2012年的财报，如何看待龙湖在上一年的表现？ 　　宋海林：龙湖在2012年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龙湖重点布局的城市基本都位于一线城市和具有深厚市场基础的核心二线城市。

　　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时间里，战略上“增持商业”，意味着对集团的资金沉淀要求提高，目前集团每年销售回款不超过10%都用于持有商业的投入，也就是说龙湖的投资有一部分是不用于销售的，这一战略也让龙湖在销售额上保持相对稳健。

但即便如此，我们的业绩还是达成对资本市场的承诺。

　　新京报：如何评价北京公司去年的贡献？ 　　宋海林：尽管北京市场在2012年年初遭遇“极寒”，但北京公司依然在去年12月初就提前达成全年目标，为整个集团做出了坚实的贡献。

　　【市场】 积极适应 稳扎稳打 　　新京报：北京房企在排行榜中的“国进民退”日益明显，如何应对？ 　　宋海林：龙湖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身发展布局、产品、服务方面。

还是希望首先能在北京市场上坚持自己的战略，保持良好的心态、提供更好的产品，不是单纯地关注市场排名。

北京是一个很激烈的市场，如果要占领份额，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打法。

所以在未来2、3年还是北京公司的夯实期，我们会走得比较稳。

不会要求走得多快，但会继续坚持当前的市场份额，70亿左右。

　　新京报：如何看待2013年新政下的市场形式？ 　　宋海林：我们的判断是13年的市场还是会比较平稳。

作为企业自身并没有抱幻想，只是去积极适应市场。

大家都要适应规则，做好分内事。

不管出台什么政策，政府也是以希望稳定、发展为前提的。

　　【推盘】 稳中有进 寻找机会 　　新京报：是否会由于前期消化过快而造成供货不足？ 　　宋海林：去年初，北京公司在市场冰点的时候，首先扛起来打开市场的旗帜。

去年1、2月时代天街是市场的销冠，这一点上，我们也完成了使命。

实际上，北京一直都是低存货比的状态，下一步，我们还会寻找一些合适的机会补仓。

从北京运营未来的盘面看，以后也会不断有大的城市聚落项目呈现，这将成为北京公司对集团未来发展战略重要的贡献。

　　新京报：2013年有什么拿地计划？ 　　宋海林：地产开发中的好地块是有边界的，我们会始终坚持对ROE（净资产收益率）的关注，为股东提供好的回报，坚持高周转。

我们始终秉持要拿价格合适的地，不会和同行拼抢，哄抬价格。

北京龙湖今年依然会坚持捕捉潜力地块。

另外，我们还会通过参与一级开发为土地获取做准备。

　　今年在战略上还是希望拿到一些产商居一体化的城市聚落，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肯定会到场。

在区位上，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北京5个区，希望今年有1、2个新区的进入，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

求我国国土环境资源被浪费的3个事例

中国的环境 1、 大气污染问题 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9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据专家测算，要满足全国天气的环境容量要求，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削减40%。

此外，2000年中国烟尘排放量为1165万吨，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为1092万吨。

大气污染是中国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

2、 水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

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3、 垃圾处理问题 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

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全国各地。

4、 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 目前，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

土地沙化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迁移他乡。

5、 水土流失问题 中国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

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

6、 旱灾和水灾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1.2亿亩，90年代上升为3.8亿亩。

197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天数达227天。

有关专家经调查推测：未来15年内中国将持续干旱。

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7、 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

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

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

8、 WTO与环境问题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两方面新的环境问题。

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

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将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将极大地加重中国的环境问题。

9、 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是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

该工程定于2003年开始发电。

三峡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目前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大课题。

三峡工程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环境问题。

10、 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开始显现。

国际上今年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其中确定的首批禁止使用的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中国的环境介质中多有检出，中国是公约的签字国。

这类有机污染物具有转移到下一代体内，并在多年后显现其危害的特点，也被称为"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危害严重。

目前这类有机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等使用的化学品之中。

像破坏环境的事例在生活中很多，如夏天在校园里，有的同学把吃过的雪糕皮，饮料瓶都仍在干干净净的校院里，这样破坏拉校园的环境卫生。

在比如，农村，有的农村人把一些垃圾（如一些动物的粪便）就倒在马路上，这样不紧影响拉交通，还严重的影响拉环境。

全球气候变化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在近年国进民退、宏观调控与经济减速的大环境中，此问题变本加厉，连民间融资一向活跃的沿海地区如温州等都出现了金融危机的现象，信用干枯、资金链断裂、企业纷纷倒闭，而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处境更可想而知。

　　中小企业是中国私营经济的核心支柱，是创造就业、税收与社会流动性的关键主体。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今后的发展将步履维艰，中国经济的活力将会显著下降，未来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将受到严重威胁。

　　那么，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中国新近推出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一些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改革是自下而上、通过地区性的试点而取得突破的，比如安徽、四川的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深圳特区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试验等。

　　有些重大改革举措，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财税体系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金融改革，从本质上涉及国家法律、监管与宏观金融政策体系，自上而下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

比如，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进展颇慢，原因主要不在上海，而在于中央没有提供包括资本账户开放等必要的全国性政策配套改革与支持。

　　鉴于推动全国性改革目前尚缺乏政治动力，笔者认为温州先行先试或有价值。

　　但是，不论是在温州一地，还是在全国各地，如果要从根本上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必须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首先，需要打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不能有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鉴于中国金融资产绝对额以及资产/GDP的比率皆已经居于全球前列，显然不是金融业规模不足的问题，而是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结构薄弱环节就是同质化，表现为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发展滞后；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差异化经营模式欠缺等。

　　就拿最重要的银行体系来说，如果把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统统算在一起，中国目前银行机构仅412家。

而在经历了一波波收购兼并之后，包括最近金融危机中的倒闭与整合潮，美国的银行机构仍有6291家之多。

即使考虑美国经济是中国的3倍，中国显然还有很大的余地开设更多数量的银行机构，特别是社区银行或地区性金融机构。

　　除了数量有限，中国银行业存在严重同质化经营，各类机构树有几乎共同的信贷门槛、标准与要求，面向相同的目标客户群，提供雷同的产品与服务种类。

国有背景的中国银行体系传统上偏重于服务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以及各类政府性融资平台。

私有背景的中小企业从来就不是其主要服务对象。

　　在同质化经营模式下，银行业对于千差万别的中小企业融资实行的是一刀切。

如果某私营小企业在一家银行申请贷款碰壁，则它可能在另外一家机构也借不到款。

而且，如果中小企业在银行机构融不到资，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往往也是机会渺茫。

　　第二，显著打破市场准入堡垒，开放私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金融机构数量的严重不足，业务模式的严重同质性，信贷政策的死板与一刀切，意味着中小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宏观调控时期中小企业尤其首当其冲。

　　同时，不合理的法律法规继续严格地限制了私营资本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

　　所以，非法融资非法集资及高利贷在中国总是屡禁不止。

　　开放私人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市场，成立更多地区性私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长远与根本之计。

　　中国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机构发起人资质与一般股东资质设立了国际上罕见的苛刻条件与要求。

　　比如，成立村镇银行必须由一家现有的银行机构作为发起股东，并规定其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

小额贷款公司的单一自然人与法人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贷款业务资金来源必须主要为自有资本金，无论如何从金融机构融资余额不能超过净资本的50%。

　　对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也设有关于发起股东与一般股东资质的一系列不合理限制。

这些所谓资质条件本质上严重偏向国有企业，而对于私人资本的进入造成了极为不公平的待遇。

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如果能够真正为私营资本平等地进入银行等金融服务领域扫除体制性障碍，那将是具有深远意义性的贡献。

　　第三，尽快发展中国债券市场。

　　中国的债券市场即使相对于仍欠完善的股票市场，也是极度发育不良，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

　　如果建立了一个深度运作良好的债券市场，并建立了一个较广的机构投资者基础，中国就完全可以推出非投资品级债券，或俗称垃圾债券，为高成长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的但重要的融资渠道。

　　第四，发展与壮大天使投资、VC投资与PE行业。

　　中国近年来兴起了一股PE热，初看之下似乎PE过剩了。

其实，无论是PE资产管理规模，还是PE实际投资额，相对于中国的GDP与股票市值，还是非常狭小。

真正的天使融资与早期VC融资尤其远远落后于美国。

这些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可以在中小企业不同的发展时期为其增加资本金，从而为争取银行信贷融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私人股权行业的传统掣肘使退出渠道与GP团队人才不足。

虽然现在情况已经有很大好转，但是相关法律与监管的死板及不确定性，以及不成熟的机构LP，继续成为制约中国本土VC、PE发展的绊脚石。

　　 第五，设立政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中小企业自身的资产、业务与财务较不稳定，外部融资往往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加之中国信贷决策制度过分重视资产抵押而轻视未来现金流预测，过分重视有形资产而轻视包括企业家精神与新型商业模式在内的无形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显著难度。

　　为了有效克服市场失效，政府可以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由财政部或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能是为自身无法融资或融资成本过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基本信用担保，比如为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暴露承担一定比例的所谓贷款第一损失。

　　第六，成立一家专门管理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一方面担负了合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为国有银行体系的商业化改革提供了条件。

　　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主要集中于大型基础设施与城市化融资，成绩不菲。

　　但是作为真正的开发性融资机构，对于就业与脱贫中至关紧要的中小企业应该自然地成为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之一。

　　如果国开行一定要按现行思路改制转型为一般性商业银行不可，那么我郑重建议中国政府另外设立一家新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非营利性政策银行，类似于德国的KFW。

　　KFW属于德国国有，主要通过以主权债信或主权信用担保的优惠条件，从资本市场融资，直接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或者提供资金给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的金融机构，例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小型城市银行等机构，提供优惠批发性融资、信用担保等。

　　除了信贷，它还可以根据中小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灵活地提供少数股权与夹层融资。

　　如果该政策性银行经营妥善、风险管理适当，其低成本融资的优势、免税的优势、规模化经营与中小企业客户多元化的特点等，完全可以保障在较长时期的盈亏平衡，也不至于为公共财政增添负担。

同时，这样的机构可以在中小企业融资上，发挥私人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作用，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