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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京东工商广字第8063号2017年1月6日星期五责任编辑:郭超美术编辑:杨震16雅趣有宋一代,琴学大兴,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浓厚兴趣,"宋时置官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格古要论》).
宋徽宗本人乃操缦名手,对传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专设"万琴堂"珍藏"南北名琴绝品",并手绘《听琴图》以名世,蔡京题诗曰:"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
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中".
可见当时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一部迎合最高统治者审美趣味的《洞天清录》也便应时而生.
《洞天清录》的作者赵希鹄,生平事履未详.
据明代张萱跋万历刊本《洞天清录》,言其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端砚涌严泉,焦桐(古琴的代称)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
所谓备用清福,孰有愈此者乎"(《洞天清录·序》).
考虑到这样高大上的人生情境并非常人所能想见,"人鲜知之,良可悲也",不拿出来晒一下简直对不起观众,于是他便将多年来对各类古董珍玩的鉴赏心得与审美经验公之于众,"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名曰《洞天清录》",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条.
与中国传统琴学论著偏重于琴曲解题、琴人传略、演奏技法、审美意趣不同,《洞天清录》主要是对古琴材质、斫制方法、形制样式进行品鉴的经验总结,"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时期,古琴制作工艺取得长足进展,从朱长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尽美》)不难看出,古琴选材与斫制(良质、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审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无怪赵希鹄感喟:"古材最难得,过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录·取古材造琴》).
古人在斫琴的实践中发现桐木纹理顺直,性能稳定且不易变形,音色极佳,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
正如赵希鹄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尽,紫色透里,全无白色,更加细密,万金良材";"宜择紧实而纹理条条如丝线细密、条达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
而梓木纹理坚实细密,可以让琴音在槽腹内回旋,取得余音绕梁的共鸣效果,适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择面不择底,纵依法制之,琴亦不清,盖面以取声,底以匮声,底木不坚,声必散逸.
法当取五七百年旧梓木,锯开以指甲掐之,坚不可入者方是"(《洞天清录·择琴底》).
对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纯阳琴",赵希鹄指出"古无此制,近世为之",虽然音色古朴浑厚,但共鸣效果不佳,"必不能达远",非为佳构.
对于古琴面料的选材,赵希鹄将其分为梧桐、花桐(泡桐)、青樱桐、刺桐,"四种之中,当用梧桐",理由是"梧桐理疏而坚,花桐柔而不坚,则梧桐胜于花桐明矣"(《洞天清录·桐木多等》).
梧桐和泡桐历来都是古琴制作的常用材料,梧桐木质比泡桐密度大,纹理交错,结构粗密,质地坚实,材质较轻,有更好的音响效果.
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长的为佳,但因梧桐不适用于建筑与日常器物,采伐较少,好的琴材极为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天资韶雅性,不愧知音识"(戴叔伦《梧桐》);或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正是梧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才使其成为琴材的终极之选.
用阴阳理论解释琴材的选择,大约始于北宋《琴书》:"凡制琴,以桐木为阳,楸木为阴",阴材、阳材分别指琴底和琴面.
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长方向分为阴阳材,首见于《洞天清录》:"盖桐木面阳日照者为阳,不面日者为阴".
为此,赵希鹄还提供了两种验证方法,一是以水试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抚琴以辨别音色.
对于后者,赵希鹄还颇为自得,认为"古今琴士所未尝言"(《洞天清录·古琴阴阳材》).
将音乐声学的实践经验纳入阴阳体系加以阐释,在当时并不鲜见,我们只要略一翻检同时代的《梦溪笔谈》之类的科技典籍便可见其端倪.
由于日照条件等不同,桐木材质也会存在差异,在音色上存在细微差别,当然是可能的.
但居然能随着旦暮、阴晴等环境变化而发生条件反射,甚至"此乃灵物与造化同机,缄非他物比也",未免耸人听闻.
在制作工艺与藏品选择上上,赵希鹄提出"制琴不当用俗工""择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则,对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当时推重的"概念琴"颇不以为意,"弹之则与寻常低下琴无异,此何益哉",主张"依法留心斫之,雷张未必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对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收藏品市场而言,倒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确论.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音乐学院)七弦妙制有洞天黄敏学大约30多年前,我还在北京念大学,小舅舅出差来北京,带了我去和平门外全聚德吃烤鸭.
记得那时刚出炉的烤鸭端上来,片成片儿,皮酥肉嫩,油亮而色如琥珀,蘸了酱,夹上京葱,裹了春饼,一咬一口香.
那时年少,胃口好,美美地吃了一只烤鸭,居然意犹未尽.
因为意犹未尽,所以后来一直思念着,至今记忆犹新.
这或许也可作为俗谚"少吃多滋味"的一个例证北京烤鸭,向来以前门外肉市的全聚德和前门外鲜鱼口的便宜坊为著名,后来生意好,就在王府井、和平门外陆续开出了分号.
便宜坊开业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
便宜坊烤鸭是鸭子放在炉内,关上炉门闷烤.
全聚德开业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
全聚德则另辟路径,以明炉烤鸭.
据说,闷炉烤鸭,其肉鲜嫩,明炉烤鸭,其味香酥,两种做法都可烤出美味,但前者一炉只能烤五六只,后者做法一炉能烤二三十只.
味道都美,异曲同工,效益却是大不同.
所以改进了制作工艺的全聚德后来居上.
予生也晚,没有遇上两店全盛,明炉闷炉,我们全都没有能够赶上,我们吃的是电烤的北京烤鸭.
文学家、学问家聂绀弩先生是既吃过柴火烤的烤鸭,也吃过电炉烤的烤鸭,所以有比较,有鉴别.
据和聂绀弩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末两次一起品尝过北京烤鸭的周绍良先生的回忆,聂绀弩先生对70年代末的电炉子烤鸭颇不以为然,而盛赞50年代的便宜坊烤鸭.
聂先生对周绍良说那个电烤的鸭子,是"大众化的、普及的",还说"什么'大众化',什么'普及',全是在骗人,只有偷工减料是真的,骗那些没有吃过烤鸭的人".
我相信聂先生辨味的精细.
周绍良,世家子弟,精研文史,也是见过世面的.
他俩一个说,一个记,说者有意,记着有心,必有共鸣.
只是我想,或明炉,或闷烤,木材固有香味;用电烤,或者也有能够把得住烤制温度的优胜.
我没有吃过老全聚德、老便宜坊的烤鸭,无从比较,不可信口雌黄.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前后数次在和平门外和前门的两家全聚德吃烤鸭的经验,还是感到愉快的.
尤其最近的一次,大概是2004年夏天,我和孩子和太太游北京,在前门古色古香的全聚德,点了烤鸭,师傅推着车子到我们桌前,把烤得红里透亮的鸭子,片好了鸭肉,装上盘子,放到我们桌上,最后剩下的鸭架子,则推车进厨房做了鸭汤再端出来.
一家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
我想,人类的生活环境在发生着变化,物质生活的材料也因此相应的发生着变化.
其变化的开始也不一定尽善,但人总有聪明才智不断地作改进.
我们已经回不到清代的全聚德、清代的便宜坊,甚至也回不到上世纪50年代了.
生活的环境变化了,食材变化了,烹制的样式也变化了,但能不能做得鲜美,服务质量能不能尽如人意,这些个我相信人还是有聪敏有办法的.
所谓殊途同归,所谓异曲同工.
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变化而唱挽歌.
人类的由来已久的文明传统是不会由着人类生活向着"粗鄙化"一途径直走去的.
上世纪90年代,杭州的延安路上开过一家北京烤鸭店,未几就关了门.
也许那时杭州人的舌尖还不适应北京烤鸭我记得久居北京的周作人就吃不惯烤鸭,他在一篇随笔《鸡鸭与鹅》里说,便宜坊烤鸭"脆索索的烤焦的皮,蘸上甜酱加大葱,有什么好吃的".
羊羔虽美,众口难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是正常.
但人的口味也是会变化的.
前两年全聚德在杭州又开了分号,至今还在营业.
这或许表明北京烤鸭在杭州的餐饮里也渐渐立定了脚跟,融入了杭州的饮食文化北京烤鸭,顾名思义,总是源出北京.
前些天偶然读到薛冰讲南京的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间》,才知北京烤鸭是从南京北上的.
薛冰也是"据说",据说烤鸭最初出产南京,明代永乐年间王朝迁都北京,才被带到了新都城.
而此后,南京人不但从不和北京人争烤鸭发明权,还索性就不再做烤鸭,而另谋咸板鸭、盐水鸭了.
聊备一说.
记得30年前在和平门外全聚德吃了烤鸭后,在黄裳的一部随笔集《珠还记幸》里读到《东单日记》,里面写到一个老画师,傍晚到王府井一家饭店,问清还有一份烤鸭没有卖出,于是安心落座,等着烤鸭,边喝啤酒,边和邻座的黄裳大谈绘事.
每读到这儿,忍不住垂涎津津了.
今日天寒,忽然想念起烤鸭.
若掌灯时分,室外寒气凛冽,屋内温暖如春,或全家围坐,或师友雅集,温酒一壶,烤鸭助谈,该如何惬意啊.
岁暮天周维强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三生"(前生、今生、来生)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人就是活一辈子,其差别只不过是寿夭不同而已.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人们的思维便突破了现实人生的囿限,有了"轮回""三生"的观念和信仰,于是中国人便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类的玄妙问题.
由于性格中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古人对于"三生"的探索,以立足于当下,对今生今世的思考居多.
他生难卜,古人对后身的思考和表述很少.
前世茫茫,但古人笔下却不乏对"只我前身是阿谁"的回答.
尽管言人人殊,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认定杜甫是自己的前身.
杜甫字子美,由于一度在长安城南少陵左近居住过,所以自号少陵野老.
杜甫诗才卓尔不群,诗歌成就登峰造极,但吊诡的是唐人不学杜诗,直到北宋年间苏轼、黄庭坚等人登上诗坛,杜诗才为人们所推重,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
能把诗歌写得像杜诗,也成为了文人的梦想.
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宋代诗人王禹偁就认为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王禹偁字元之,据《蔡宽夫诗话》记载:"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
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谐,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卒不得易.
"王禹偁效法白居易平易诗风,也受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影响,写过一些具有现实性的诗歌,但是他对于自己不期暗合杜甫诗意且惊且喜,并申明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需要指出的是,诗歌本是性情语,而人心攸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言之",其实是很正常的.
杜甫让千古文人竞折腰,清代诗人李调元也曾经说过:"少陵疑是我前身.
"这种表述与王禹偁如出一辙,堪称王禹偁的嗣响.
文人除了声称自己前身是杜甫之外,还有认定别人前身是杜甫的情况.
苏轼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组诗中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牂欲上惊崷崒.
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
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在苏轼看来,许多人学杜甫只得到皮相,孔毅父却深获其神髓,信手写来都是天然的好诗,所以他认为杜甫就是孔毅父前身.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他在《观崇德君墨竹歌》中说:"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
"黄庭坚一辈子对杜甫最为推崇,学杜勤下功夫,并有将杜诗"点铁成金"、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心得,元代诗人方回就曾经说过,"山谷诗本老杜骨法".
正因为如此,时人认为杜甫是黄庭坚的前身;而读者不难感受到的是,黄庭坚对被目为杜甫再世颇为自得.
南宋诗人刘应时虽把杜甫视为陆游前身,但立论角度却不同.
他在《题放翁剑南集》中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
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
"表面上看,刘应时认为陆游和杜甫一样忠君爱国,无终食之间违之,所以把杜甫视为陆游的前身.
其实从七言律诗发展流变史上考察,刘应时的说法也有道理.
诗的历史和诗的影响无法截然分开,面对光焰万丈的前辈诗人杜甫及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诗歌史上后来者的陆游,无疑饱受了"影响的焦虑".
杜甫的影响于陆游而言,既是一种负面压力,也是一种正面激励.
陆游通过深入生活、广泛师法和点化修正,将自己从"影响的焦虑"中摆脱出来,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自己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七言律诗"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
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
"陆游成为了继杜甫、李商隐之后七律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刘应时视杜甫为陆游前身,可谓歪打正着.
有道是"子美集开新世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巨擘,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后人追摹的经典,影响至深至远.
诗人把自己的前身纷纷追溯到杜甫身上,这一有意味的现象,既表明了诗人对杜甫的推崇和服膺,也无疑是杜甫的无上光荣.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杜甫是谁的前身朱美禄古韵新咏观南宋皇城遗址感怀舞榭临安一梦遥,笙歌依旧水潇潇.
偏安王气落白马,半壁衣冠哭断桥.
常念武词轻笔吏,每思文胆小侠豪.
青山不肯随波去,闲倚钱塘待大潮.
五丈原怀诸葛英雄有泪为谁倾,蜀道云寒陨相星.
横嶂岐山空布阵,长流渭水久消兵.
养民当续三分策,逐鹿休争一代成.
倘使韬光扶幼主,千秋犹可论鞠躬.
七律二首汤云柯从石家庄市到苍岩山,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它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井陉县境内,总面积63平方公里,素有"五岳奇秀揽一山,太行群峰唯苍岩"的美誉.
这里方圆几十里,皆为荒山秃岭,唯独此山林木苍翠,古树葱茏,故名"苍岩".
千百年来苍岩山以"雄、奇、秀、险、幽"众美为一体的独特风格构成了奇特、幽静、秀丽的自然景观.
从苍岩山山门向上攀登,一条360个台阶的通幽石径,向前延伸.
仰头望去,在对峙的断崖之间飞架着一座长15米、宽9米的单孔石拱桥,二层重檐楼阁式建筑"桥楼殿"就坐落在这高约70米的桥上.
此建筑以山崖为依托,以两侧崖壁为支点修建而成.
仰望天空,确实有"千丈虹桥望入微,天光云彩共楼飞"之壮观,叫你不得不惊叹我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智慧和精湛工艺.
此桥为隋时所建,略早于赵州桥.
苍岩山张铭图/文华夏营造听阮图刘彦冲/绘听阮图李嵩/绘烤鸭店伯阳/绘《洞天清录》封面唐代古琴大圣遗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