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中国解禁日本牛肉

SOCIOLOGYOFETHNICITY主办单位: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193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10月15日目录【论文】走出民族主义史学罗新"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程秀金制度与行为:教育援藏过程中的组织因素——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在藏行为模式为分析对象谢伟民"我们"与"他们":内地西藏散插生的社会网络构建——一项教育民族志研究张东辉黄晶晶AssociationofSociologyofEthnicity,SociologySocietyofChina1InstituteofSociologyandAnthropology,PekingUniversity【论文】走出民族主义史学1罗新2反思民族主义史学最近读过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书中,有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ofSt.
Gallen)CasparHirschi教授的《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近代早期德国的另一种历史》(TheOriginsofNationalism:AnAlternativeHistoryfromAncientRometoEarlyModernGerman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这本书讨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古渊源,认为中古时代所继承的古典遗产之一罗马帝国主义,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营养和温床,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其实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
这个研究对古典、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连续性进行了新的诠释,给我的启发之一就是,如果民族主义是在罗马帝国主义传统之内孕育生成的,那么民族主义传统自身也并非不可能作为一个母体,孕育生成一种新传统,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叛逆、否定、扬弃和取代,成为人类社会的新价值、新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从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母体中,也可以孕育出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历史学.
当然,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近代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否定和批判.
美国著名记者乔治威尔(GeorgeWill)说过:"人们把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归罪于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不一定就意味着军国主义.
而且,民族-国家正是自由(liberty)得以诞生的实验室.
"对民族主义研究有卓越贡献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和其他论著中,从不掩饰他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
如果说近代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和挣脱殖民枷锁的历程是某种程度的"解放(获得自由)",那么必须承认民族主义在其间发挥了杠杆作用.
但是,作为一个庞杂复合体的民族主义,其内含的某些本质因素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期的极端发展,早就暴露出危险甚至疯狂的面目.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对民族主义的谴责、指斥,是先知先觉者们敲响的警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界痛定思痛,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
这些反省和批判大多会兼及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
对历史学来说,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45年发表的《论民族主义》(Noteson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不在于文中说出了"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这样的名言,而在于指出民族主义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幻境,在这个幻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共同经历.
"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以为过去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触及到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被否认.
"民族主义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一个人心里只要有了民族主义的忠诚或1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
2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仇恨,有些事,哪怕明知是真的,也变成不能承认的了","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
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
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就是民族主义史学.
研究者早已指出,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也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
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是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民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
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而且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一方.
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调受侵略、受凌辱的经历.
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童病"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andre-construction)的过程之前,已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事实上民族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而历史论述在民族的制造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南(ErnestRenan)在1882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Qu'est-cequ'une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
"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民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
勒南看到了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与勒南的期望相反,那时及之后很长时期的历史学正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所向无敌.
研究欧洲早期中世纪史的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TheMythofNations:TheMedievalOriginsofEurop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2)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十九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
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欧洲如此在先,其他各洲跟进在后,虽然在具体形态和发生时间上各有特点,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同样深沉地浸润在各国的历史书写之中.
然而,勒南对"历史研究的进步"所寄予的期望并非一厢情愿.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史学的确发生了勒南所期望的那种变化.
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霍布斯鲍姆(EricJ.
Hobsbawm)于1991年11月应美国人类学协会之邀,作了题为《今日欧洲之族群与民族主义》的演讲(EthnicityandNationalisminEuropeToday,in:AnthropologyToday,vol.
8,no.
1,February1992).
霍布斯鲍姆在演讲中说:"历史学家有关民族主义和族群的写作必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带来爆炸性的冲击.
"他还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洽似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者之于3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
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
"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看到专业历史学已经生产了多么丰富的、服务于民族主义目标的历史知识.
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二十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人类在二十世纪已经获得了过多的经验教训.
在演讲的最后,霍布斯鲍姆问道:"你们这些信奉普世概念的人类学家会怎么办而我们历史学家们,我们不仅被教导只有黑人、白人、巴斯克人、克罗地亚人可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各自的历史,而且还得为他们发明那种他们想要去'理解'的历史,我们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至少,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保有怀疑的自由.
"怀疑并不是目的,但怀疑是生产新的、好的历史的开端.
英国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1961年在一次演讲中,批评了民族主义对军事史的恶劣影响,这篇题为《军事史的利用与滥用》(TheUseandAbuseofMilitaryHistory)的演讲,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TheCausesofWarsandOtherEssays,London:theProfessorsWorldPeaceAcademy,1984).
他称那种为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军事史是"军国主义的侍女",是"幼儿园历史"(nurseryhistory),是幼儿阶段才有的幻境,而"成长和进入成人社会的必要阶段就是破除幻境".
"幼儿园历史"是一个著名的比喻,后来为很多历史学家所一再借用.
这个比喻跟爱因斯坦那句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童病,是人类的麻疹.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教训勒南、奥威尔等人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所批评的学术主流及读者环境,今天在西方已是若隐若现、不复显眼,但在欧洲之外的后发国家,依然随处可见.
在这些社会中,批判民族主义史学,特别是具体地破除民族主义史学精心构筑的某些神话,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
下面以印度为例来说明我们当下的实际情形.
《纽约书评》(2005年4月7日)有一篇WilliamDalrymple的《印度的历史之战》(India:theWaroverHistory),集中评述了在印度围绕历史论述所发生的几次超越学术的社会事件.
2003年牛津出版社(印度)出版了美国人JamesLaine关于希瓦吉(Shivaji)的书《希瓦吉——伊斯兰时代的印度教国王》(Shivaji:HinduKinginIslamicIndia),书中引用了一句希瓦吉家乡的笑话(说他的某个卫士更像是他的父亲),暗示希瓦吉的生父颇有疑问.
这大大开罪了视希瓦吉为民族英雄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人群,引发大规模抗议,书店里该书全部下架,作者只好写致歉信.
宗教人士、政党力量和民族主义激进分子联合起来,推动了暴力抗议活动,连该书谢辞中提到的浦那市班达尔卡尔东方研究所也成为攻击对象.
2004年1月5日,暴徒冲进这个著名的研究所的图书馆,大肆破坏,连国宝级文物如一世纪的写本《摩诃婆罗多》和《梨俱吠陀》的一份早期写本等,都遭到毁坏.
到10月间,谢辞提到的一位当地年老的梵文学者也遭到毒打,脸上还被糊上沥青以示羞辱.
针对这场骚乱,也有冷静的印度报纸大力批判,标题文字里有"巴米扬的味道"、"印度的塔利班化"等,也有文章呼吁"不能让暴徒书写我们的历史".
但印度各政党人物为了迎合选民,却倾向于顺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这一"民意".
Dalrymple在文章中说:"在印度和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印度教极端主义者和网络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
""网络民族主义者"(cybernationalist)的确是网络时代的新现象,其破坏力和暴力程度要高于街上临时鼓动起来的流氓痞子.
就在JamesLaine那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同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另一个美国教授PaulCourtright研究象头神迦尼萨(Ganesha)的书《迦尼萨——破除障碍之神,创生开端之神》(Ganesha:LordofObstacles,LordofBeginnings).
作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封面使用了迦尼萨的裸4体像,这当然也激怒了一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于是在一周之内,他收到的抗议邮件中,包括一封有七千人签名的抗议书,和六十多个暴力威胁.
威胁者有的说应该烧死作者,有的说吊死更合适,还有的说要射击他的头颅.
该书在印度立即全线下架,出版商道歉求情.
同年11月,PaulCourtright的老师、杰出的梵文学者WendyDoniger教授,正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举办的有关《罗摩衍那》的会议上发言时,突然遭到攻击,先是一个印度人冲上前投掷鸡蛋(幸好不中),接着和他同来的一伙人群起鼓噪,宣称非印度教徒没有资格评论他们的宗教.
会议完全被搅乱了.
观察家评论说,在印度国内常见的那种对艺术展、图书馆、出版社和影剧院的冲击,正蔓延到国际上的大学校园.
这种攻击绝不止于针对海外学者,事实上印度国内的学者首当其冲.
德里大学的印度古代史和中古史教授DwijendraNarayanJha长期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于2001年出版的《神牛的神话》(TheMythoftheHolyCow),以大量坚实的材料考证古代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吃牛肉的,否定了印度教徒普遍坚持的在印度吃牛肉始于伊斯兰入侵的说法,还论证说只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印度教才开始禁食牛肉.
这使Jha教授面对巨大的恐怖压力,包括多起死亡威胁和暴风骤雨般的言论攻击,出版社也把书撤回(直到2009年才再次出版).
尼赫鲁大学的退休教授、最著名的印度古代史学者RomilaThapar也因为她的著作而收到多起死亡威胁.
她说:"在这个国家,对历史和学术的冷静考察越来越少见,这太可怕了.
"Jha教授针对民族主义者攻击历史学家的现象表示:"这就是恐怖主义,学术共同体和自由主义者必须团结战斗.
人们都被吓得噤若寒蝉,而政治家们似乎还在加以鼓励.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WilliamDalrymple还探讨了印度历史学界对印度社会非历史的历史知识大行其道这一现状所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们没有较多地推出社会所需求的、高水平与可读性结合得很好的历史著作.
目前最常见的两卷本企鹅版《印度史》(RomilaThapar是第一卷的作者)固然是优秀的学术著作,但失之于枯燥难读.
在更容易亲近虚构类作品的印度中产社会里,高水准又可读的非虚构历史作品的缺乏,多少助长了神话对历史的取代.
近来印度写作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但一个突出特征是极少作者对严肃的传记或历史题材感兴趣.
比如说,尽管印度的历史学家生产了许多精良的专业论著,但现在仍旧难以买到不过时又可读的、殖民时代以前的任何统治者的传记.
Dalrymple最后说:"或许这就是造成当下困局的许多原因之一.
要提高印度历史的公正性和质量,不能只指望政治家.
除非印度的历史学家们学会写出晓畅的作品,足以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印度酷爱读书的中产阶级读者,那么,非历史的神话还将继续繁荣昌盛下去.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效应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
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区隔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威胁.
这就迫使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这里举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库尔德人,而是一个新发现的民族的例子.
在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地区,有一个过去曾被称为拉孜斯坦(Lazistan)的区域,这里的主要人群被称为拉孜人(Lazi),他们现今的总人口大概是九万,所有人都说土耳其语,但其中有大约两万多人还说一种被称为拉孜语(Lazuri)的语言,而且在很多家庭里拉孜语是第一语言.
在1960年代以前,官方的解释是拉孜人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的游牧人,拉孜语是土耳其语的一种方言(土耳其境内仍在使用的语言共有23种,绝大多数已濒临灭绝).
51960年代德国青年学者WolfgangFeurstein在拉孜人的村落间旅行,他开始接触拉孜语,尝试研究这种语言,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拉孜语与土耳其语所从属的阿尔泰语系毫无关系,而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语的近亲.
那么,拉孜人就不是一般的山民了,拉孜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德语中的Volk).
既然拉孜人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必然有自己独立的历史.
很快,Feurstein就发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发明)了拉孜人的历史,原来拉孜人的远祖就是希腊神话中保护金羊毛的Colchis人,他们原居格鲁吉亚滨海地区,一千多年前被入侵的阿拉伯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栖居于黑海南岸陡峭险峻的山地,在奥斯曼苏丹控制到这个地区之前,他们一直信奉基督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教.
不过,在Feurstein把这部悠久且波澜壮阔的历史讲给他们听之前,他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接下来,Feurstein觉得对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民族有神圣的责任,决定把拉孜语从口头语言提升为书写语言,于是发明了一种基于土耳其语拉丁字母的拉孜语字母拼写方案,编纂词典、语言和小学课本,在拉孜人中积极推动语言、历史和民族意识教育.
这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觉,于是逮捕了Feurstein,痛加惩戒,还威胁要把他作为间谍处死.
同时Feurstein在拉孜人村落间散发的各类语文读本都被收缴,列为国家禁品.
可是,拉孜人一旦知道自己和土耳其人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再要他们回到此前的心理认知状态就绝无可能了.
此后三十年间,拉孜人与释放后回到德国乡间的Feurstein仍有紧密联系,拉孜语和拉孜史的编纂从未间断,1991年土耳其政府被迫予以解禁,当然拉孜人也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民族活动限定在文化领域.
英国记者NealAscherson在他的《黑海》一书中,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描述(BlackSea,NewYork:Hill&Wang,1995).
Ascherson说,他最初拿到Feurstein编纂的拉孜语字母表和词汇表时,"我感到一种敬畏,我手里握着的,既像是种子,又像是炸弹".
他的感觉和土耳其政府的判断是一致的.
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拉孜人问题时,只好采取双重标准.
拉孜人作为安纳托利亚全面突厥化过程一个历史劫余,本来可以提示该地区历史过程的时间地层关系,但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因为官方史学不肯承认安纳托利亚原居民的突厥化过程(官方历史叙述把土耳其人都说成是中亚突厥移民的后裔),拉孜人的历史要么走向神话,要么混同于其他人群.
可能主要是为了规避经典民族概念所内涵的道德、法律和政治风险,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建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提法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努力,大概可以算是这一全球性趋势中的一部分.
可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是接受和承认近代民族观念、概念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其中之一.
为越分越细的民族服务的史学,以及为基于主权国家的大型或超大型民族(国族)服务的史学,由于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史学,并没有从民族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内在理论陷阱中脱身.
前面提过的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Geary)近年有一篇文章《多民族的欧洲还是单一的欧洲民族——过去与现今的起源神话》(EuropeofNationsortheNationofEurope:OriginMythsPastandPresent,in:LusophoneJournalofCulturalStudies,vol.
I,n.
1,2013),针对历史学为欧洲的统一进程服务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评论,对我们应该很有启发作用.
超越民族主义的欧洲认同帕特里克格里在文章里概括地清理了古典时代以来欧洲各人群起源神话的变迁,在当前欧洲政治经济渐趋统一的背景下,对那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欧洲民族"的史学努力,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因为这归根结蒂是一个如何叙述欧洲历史的问题.
古典时代结束之后的欧洲,在漫长的时期内,欧洲各人群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这个历史观由古典时代的传说和基督教《圣经》叙事两种传统共同凝成.
"溯源至特洛伊的起源神话,维吉尔的版本,以及至迟于七世纪为6了说明法兰克人的起源而重新讲述的故事里,都有助于彰显欧洲人(无论是说日耳曼语的还是说罗曼语的)的共同起源和共享文明.
和基督教一起,通俗的古典化神话提供了共有文化的基石.
"比如说,三世纪开始,基督教的通史作者们受到古典民族志和圣经历史的双重影响,尝试把他们接触到的新蛮人放到所继承来的叙述框架里.
于是,哥特人(Goths)就等同于《圣经》里的格塔伊人(Getae),匈人(Huns)就被认定是《圣经》里的歌革(Gog)和玛各(Megog)的后裔.
古典起源神话的变形版本也开始出现,由于已彻底罗马化和基督教化,作者中有些人自称是四到七世纪进入帝国的那些新-旧人群的后裔,试图在古典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理解历史遗产.
比如,法兰克人(Franks)本来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可是到七世纪时已和特洛伊的普莱姆王(KingPriam)联结起来,声称在被逐出特洛伊的大流徙中,一部分变成马其顿人,另一部分则按照他们的Francio王的名字,取了法兰克(Frank)这个名称.
而法兰克人(被理解为欧洲贵族)与罗马人的共同起源的神话,在那时是被广泛接受的.
"特洛伊起源说使得法兰克人既是罗马人又是马其顿人的兄弟,因为罗马人也起源于一个特洛伊英雄,虽然相较普莱姆王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整个中世纪里都被普遍尊为英雄和征服者.
这个起源神话比起斯堪的纳维亚起源传说,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里更受欢迎,因为它在法兰克精英与罗马文明之间建立了更亲密的联系.
"对于中世纪的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来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拯救并复兴了罗马世界,和今人信持的蛮人毁灭了罗马帝国的观念相去何等遥远.
然而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拉兹(WolfgangLaz)等,开始讲述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他们把法兰克人、凯尔特人、苏维人等等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典后期的民族大迁徙,从此"民族迁徙"(Vlkerwanderung)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术语,并获得意识形态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欧洲各民族的历史和德意志民族的叙述中.
于是,有关日耳曼语各人群自斯堪的纳维亚或波罗的海沿岸向南迁至罗马帝国边疆地区,再渗入罗马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创建阿兰、苏维和西哥特王国,在意大利先后创建东哥特及伦巴第王国,在不列颠创建盎格鲁-萨克逊诸王国,在高卢创建最为持久的法兰克王国,这个图景就成了对西罗马帝国消失原因的一个主要历史解释.
于是乎,四到七世纪间欧洲被各人群(特别是日耳曼语各人群)的迁徙所改变,而这些摧毁罗马帝国并创建了新的多个民族共同体的新徙人群,正是现代各民族国家的祖先,这一观念被学者和大众所广泛接受.
"无论是积极地理解为和平迁徙还是否定地理解为入侵,这些从欧洲尽头甚至更远地方迁移到前罗马世界的人群移动,被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正是那个时刻的收获决定了后来的祖居之地.
当欧洲各人群完成其迁徙时,他们一劳永逸地获得了他们的神圣领地,从此一直占有并建立其民族国家.
……而那些更成功的人群,如盎格鲁-萨克逊、法兰克、伦巴第,还有斯拉夫语人群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加上独一无二的匈牙利民族,他们追溯自己的历史,都会从那个迁徙的时刻开始,毫无间断地直至当下.
"这种新的历史论述终于颠覆了欧洲对于共同起源神话以及统一的基督徒世界的信仰.
帕特里克格里指出:"这一发展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强化,结果导向探寻另一种古典,另一种理解欧洲人群和民族起源的方式.
旧的、如伦巴第人和哥特人的起源神话被唤醒了,同时一些新的、主要是有关'迁徙时代'的神话,被制造出来了.
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又使这一探寻走向政治化,既是德语地区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反应,又作为一种手段在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确保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
不久,在整个欧洲,科学的、基于语文学的、为民族服务的历史开始制作民族神话,这些民族神话不是简单地强调起源,而是强调欧洲各人群的本质特性,而这些人群数量的增长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在德国,从塔西佗书中引申出来的日耳曼人之纯正与美德,大有贡献于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而到了二十世纪,又急剧发展为最恶劣的种族民族主义暴力.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二十世纪的远去而消散.
"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
东欧固然如此,而在'老欧洲'的部分地区同样如此.
比如在7比利时,佛兰德人族群认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
又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认同使这个地区除了法律层面外已在各个方面从西班牙分离出来.
"对于那种建立一种超越族群民族的共同identity的呼唤,帕特里克格里问道:"那么,可据以建立一个单一的欧洲民族认同的民族神话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新认同可能的危险又是什么呢"有的历史学家已经行动起来,开始解构中世纪的民族迁徙理论,目的是破除拉兹以来的欧洲各民族的历史叙述.
比如德国中世纪史学者ReinholdWenskus提出,与其把迁徙想象成整个民族的移动,不如说实际迁移的人不过是一小批精英,围绕着他们所携带的"传统的内核"(kerneloftradition),才创建出新的社群(共同体).
研究晚期古典(lateAntiquity)时期的历史学家WalterGoffart则更为激进,他完全拒绝了迁徙这个观念,认为从北方先祖之地南迁的主题是一个文学虚构.
而且,他还否决了大宗蛮人部落蔓延于罗马边疆组建新王国并蚕食帝国心脏地带的历史图景.
他展示的是一个很不同的历史过程,即小规模的蛮人武士(主要是罗马军队的成员)按照一种精心的规划定居到罗马世界里,规划的出发点是出于税收而不是土地的考虑,这对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几乎没有发生影响.
这些历史学家的论证还不能说服大多数研究者,也许根本原因不在学术本身,而在于他们的现实关怀.
"今天,我们被鼓励去最小化欧洲各人群的差异,不仅是在古老的过去,而且是现在:渐渐地,欧盟公民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被唤醒了,欧洲人,这个identity,和它要去替代的那个排他主义的民族identity也许同样有问题.
……这种创造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共享的历史,然而欧洲历史如何写、如何被相信才能导向统一,而不是唤醒那古老的敌对、战争和恶行呢"更加直接的疑问是:"用工具主义的欧洲整合神话替代工具主义的民族史神话,是不是就更合理更正当呢这样做就不带有其自身的危险吗"欧洲统一的理念、信心和努力,是对近代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一种超越,那么,为这一进程服务的历史学,也应当超越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主义史学.
或许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帕特里克格里最后说:"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创造了欧洲多个民族的神话,即使还没有消亡,也已日渐式微凋谢;而用以创造单一的欧洲民族的神话毕竟还不存在.
单一的欧洲民族认同是不是一定要在与共同假想威胁的对抗中寻觅,无论这个假想的威胁是美帝国还是扩张中的伊斯兰然而不管你怎么评价,欧洲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已是事实;而伊斯兰也早已在欧洲深深扎根,成了它最有活力的宗教传统.
一个新的、单一的欧洲民族,将不得不与这一现实达成妥协,即使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结语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不是因为告别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仍将维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为告别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了.
与现实社会的深刻关联,使历史学负有过于沉重的责任,而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理由把这些责任推给其他同行.
牛津大学的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MacMillan)在《危险的游戏——历史的利用与滥用》一书中(DangerousGames:TheUsesandAbusesofHistory,ModernLibrary,2010),列举了大量事例,向世界各地的史学家敲响了警钟.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制造了太多冲突,但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
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暴露过去的全部伤痕并向前看.
这并不意味着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罪行中,而是接受事实并努力理解其意义.
……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毕竟,无论是身处、生活在哪一个民族-国家,我们都事实上共享同一个历史,而且也共享同一个未来.
这个认识要求我们所讲的历史,固然是为某一个人群、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但也要超越这个具体的人群、地区和国家,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8【论文】"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1——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程秀金2摘要:西方学者往往能够利用多种语文材料,通过其他视角诸如内亚边疆视角和世界史视角研究清朝就呈现出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
其实这两种学术渊源都可追溯到欧文·拉铁摩尔、傅礼初等早期学者的理论探讨之中.
这些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补正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之时,有时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和"汉本位"的史观局限,这些思维定势往往是中国学者耳濡目染于汉文史料的自然结果,因为那些汉文史料弥漫着一种固有的"华夷观"或"传统天下观".
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一些西方学者也往往缺乏对中国整个历史脉络的把握,有时甚至他们的历史分析如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的奇谈怪论,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从而正本清源.
关键词:新疆清朝内亚草原早期现代帝国近三十年在美国学界兴起一种清史研究的新思潮——"新清史"(NewQinghistory),对于清朝解读和探讨尤其有别于传统见解.
米华健(JamesA.
Millward)认为,清代历史可以被置于三种历史轨道之中加以综合的分析认识.
一种是令人熟知的中国王朝史,强调中国历朝历代处于郡县-府县体系治理之下的汉地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学术乃至其他层面的变迁连续性.
另一种是最近出现的世界史视角,它将中国纳入一个主要通过海路凸显出广阔的全球联系,并在欧亚沿海推动环球贸易商品(包括白银)、技术、食用作物乃至某些思想之传播流动的世界体系之中来从事考察.
但是米华健指出,无论明朝或清朝的情况,都不能用这个视角的观察而完全地反映出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清朝君主与欧洲统治者同样迅速地(或与后者相比更快地)以"现代"方式利用诸如现代制图学之类的后启蒙时代技术.
米华健以为有必要遵循第三种历史轨道,即从中央欧亚(再加上位于欧亚边缘的有着中央欧亚根源的那些农业帝国,包括中国与俄国)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下的帝国遗产角度去理解清朝.
他指出,对于这一广阔地区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中央欧亚和欧亚边缘地带诸事件和诸趋势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
而第三种历史轨道所产生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就是它消除了中央欧亚的自由的游牧政权,并将它们所领有的各族群并入新帝国(民族国家)1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第144-158页.
2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9之中1.
综合西方学者在清朝如何平定和管辖新疆上的各种见解,大体上可以被归纳在两种帝国统治模式论,即内亚草原帝国模式(上文第三种历史轨道)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第二种历史轨道)中间来予以评述.
一、内亚草原帝国论米华健曾归纳出包括清帝国在内的"内亚草原帝国"的时代特征:1.
大致从15世纪直至18世纪,类似于清帝国形成的进程出现在中央欧亚很多地区.
在此期间,内亚游牧人群被重新合并到大帝国或有帝国抱负的政权中去,并最终"固定"在帝国(后来民族国家)疆域之内.
2.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着蒙古帝国的诸多遗产,尤其是在军事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等方面.
3.
这些新政权与此时崛起的强有力的宗教派别如苏菲派或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
4.
所有政权,以内亚仪式、军事和管辖组织和技术来尝试或达到统一草原和农耕地区,将农耕、筑城(甚至在草原筑城)和向农业经济的征税措施(成功或未成功)加以组合2.
(一)清统治新疆方式米华健认为,尽管清帝国对新疆的控制遵循了汉唐的某些先例,但还是令人联想起喀喇契丹(西辽)和其他游牧政权的做法.
清以天山之北的准噶尔地区作为基地来统治塔里木绿洲.
这不同于汉朝,甚至也不同于唐朝,后两者将新疆总部置于该地区东部3.
表面上,特别是在他的最初几十年里,清帝国控制新疆的方法看来与准噶尔汗国、蒙兀儿汗国、喀喇汗王朝或曾控制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的其他任何北方游牧政权没有很大差异.
就其后勤补给和官僚能力而言,清朝没有突破很久之前米尔扎·海答儿(MīrzāHardar)曾指出的环境限制:塔里木盆地绿洲不能支撑军队补给.
因此清帝国驻扎四五万八旗军队(满洲人和蒙古人)在伊犁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地区,而在南疆城市只有象征性驻军.
但不像前代做法,清帝国并没有在收获季节径直派骑兵前往绿洲地区收税,然后扬长而去,而是创立长期统治机构深入当地社会,根据被管辖的当地居民的不同类型和族属而建立起来的当地权威(突厥语定居民地区的伯克制,蒙古人地区的札萨克制和在吐鲁番和哈密的世袭王公制,汉人垦殖地区的汉人官员),都被置于军府管辖之下.
新疆的突厥-蒙古高级官员和王公都与皇家保持着联系,通过被纳入官级品秩系列而象征性地加入清帝国征服精英行列,他们作为诸侯臣子叩谢皇恩浩荡.
4不过米华健也指出,将清统治新疆类比于此前游牧统治者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
实际上清朝突破了此前的地缘政治僵局,即只能分别从中原、蒙古或西藏之中的一地去控制新疆的局面.
这一王朝通过吸纳或至少控制蒙古、准噶尔地区、青海或西藏而完全改变了上述形势.
此外,不像征服大致地区的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清帝国并没有将内亚划分为各个封地,而是将源于汉地的管辖手段和清统治精英自己对于内亚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军事经验等诸因素组合起来,并由一个集权帝国加以统治.
由此新疆在清统治之下不再是角逐各方的纵横捭阖的战场,而在单一权威之下享有一个世纪的稳定(除了一些间隔以外).
为了巩固在准噶尔和塔里木地区的统治,清朝发展通信和农业设施,将货币加以系统化,利用汉人(包括回族)对新疆部分地区移民开垦.
王朝也收集和出版关于新疆各方面知识的书籍为帝国统治服务.
在很多方面,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更类似于欧洲帝1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itedbyLynnA.
Struve,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2004,pp.
114-115.
2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itedbyLynnA.
Struve,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2004,pp.
100-101.
3JamesA.
Millward,EurasianCrossroad:AHistoryofXinjiang,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p.
97.
4TheCambridgeHistoryofInnerAsia(TheChinggisidAge),editedbyNicolasDiCosmo,AllenJ.
FrankandPeterB.
10国和俄罗斯帝国,而非匈奴、蒙古或准噶尔等早期内亚政权1.
为了证明这一点,米华健进一步将清朝统治新疆的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模式加以比较,强调清朝对新疆没有采用汉式行省的管辖模式,而将其管辖和司法结构嵌入具有民族文化差异的地区中去.
清帝国这一做法类似于奥斯曼帝国.
在公文联系密集程度以及采集、分类、存档有关新臣民和新地区的各类知识,并将其用颜色划分等级方面,清朝又类似于当时的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尽管起初没有实行欧洲帝国主义式的教化使命2.
因此他认为,清帝国管理新疆与英属印度、俄属中亚的管治体制依赖多种管辖形式和当地人事制度类似,而且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清与欧洲体制的早期阶段,在有效性、施政利弊方面有什么区别.
直到19世纪,欧洲帝国实施由工业支撑的教化使命政策,与清相比才开始有质的不同.
清朝也有着类似的帝国工程,和各个欧洲帝国工程之间有着足够的相似性可加以比较.
3欧洲人的向外扩张,其经济动机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清朝而言,米华健认为,并没有找到能够说明它的西进以掠夺自然资源和商业财富作为目标的证据.
此外,为内地产品寻求市场也不是促使清帝国向新疆扩张的动机.
实际上清廷最感兴趣的是确保这一地区达到自给自足.
不过,清廷的确主张将防线从陕甘地区向遥远的西北推进,因为这样就可以间接节约财政支出,赢得"前沿防卫红利"(forwarddefensedividend)4.
这种经济观点成为乾隆朝廷控制新疆的核心理由.
就帝国主义者而言,渴望生存空间也算是一个动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清帝国的行动.
乾隆帝本人早在1760年就提出,向幅员辽阔的新疆迁移日益增加的内地人口是有利可图的.
类似的论点再次出现在19世纪有关重新征服还是应当放弃新疆失地的争论之中5.
不过米华健也指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所采取的并非传统的中华帝国模式.
因为那里不仅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分为府县,帝国运用了清层级旗制来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管辖体系,以满足军事与人事的需要及监督当地精英管理的当地政府.
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疆是清帝国的一个"保护国"或"封地",意指它完全属于帝国的一部分.
同样,新疆和青海、蒙古和满洲有时在历史地图上描绘的方式是与中国内地分开的.
尽管清朝的这些内亚地区,曾以"中国鞑靼"(ChineseTartary)的名称而与中国行省有着重要区别,所有这些地区都应被视为是帝国的完整部分.
对青海、蒙古、新疆、满洲的主要管辖方式是旗制军事层级.
在喀什噶利亚(南疆)少量部署军队,显示出极大的防卫软弱性,反映出从北部对这一地区实施控制的历史特色.
准噶尔地区的草场可供利用,另外这也可以避免导致穆斯林城镇居民负担过重,以致影响清朝统治的稳定6.
米华健认为,清朝早期统治新疆的方式不属于中华帝国模式的一个明显证据,是19世纪的经世致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扩张倾向,因为龚自珍和魏源都提出要通过同化以达到防卫目的.
这些论点不但突显出中华帝国模式的边疆观,而且也体现出对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满洲帝国模式的批判立场.
19世纪20年代之后南疆的军事危机,以及清帝国在新疆的脆弱经济基础,促使这些主张经世致用运动的思想家只是提倡按照汉本位的设想对西域从事政治、人口、经济甚至生态方面的重新改造7.
Golde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p.
272-273.
1JamesA.
Millward,EurasianCrossroad:AHistoryofXinjiang,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p.
98.
2TheCambridgeHistoryofInnerAsia(TheChinggisidAge),editedbyNicolasDiCosmo,AllenJ.
FrankandPeterB.
Golde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
273.
3JamesA.
Millward,EurasianCrossroad:AHistoryofXinjiang,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pp.
102-106.
4"前沿防卫红利"(forwarddefensedividend):将部队转移到边疆地区以缓解内地省份在地方支付开销的负担.
5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
245-2466JamesA.
Millward,EurasianCrossroad:AHistoryofXinjiang,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pp.
98-99.
7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
244-245.
11不过,卫周安(JoannaWaley-Cohen)却在清代新疆流放研究之中表达了与此不同的观点.
她认为清朝在新疆实行的仍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管辖方式.
她指出,把新近被征服的新疆作为犯人流放地的做法继续了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典型做法,由此再现了传统的悖论:仰仗反抗政府的犯人以绥靖敏感地区.
清朝流放以及利用流放犯人(平民和精英)是对古代做法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并且使这一制度获得了更高的效率.
1卫周安认为,18世纪开疆拓土不仅起因于自然人口迁移,而且也是清政府在有意识地通过鼓励,在某种情况下是强制迁移的措施,以缓解中心地带的人口压力.
因为从政府角度来看,为日益膨胀的人口增加食物供应乃是确保这个异族王朝赢得和保持强有力的公众支持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明显关注社会福利,部分体现在开疆拓土的活动之中,也是乾隆皇帝超越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统治者的雄心壮志的关键.
2她认为,甚至在对新疆完成军事征服之前,清朝已着手引入拓荒者以控制这一战略地区3.
(二)朝贡贸易与内亚控制清朝在内亚控制和朝贡贸易体制等方面与明朝相比颇有差异.
罗茂锐(MorrisRossabi)认为,明朝维系其体系几乎一个世纪,或至少直到1449年,而清朝将对外关系体制维持到19世纪,将近两个世纪.
相比之下,满洲人的成就的确斐然,因为清朝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无穷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大帝国(俄国),而非只能采取游击战术攻击中国领土的游牧部落.
此外,俄国接受了清朝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谈判中对它提出的限制4.
在朝贡贸易方面,罗茂锐还分析了明清内亚贸易的差异.
他认为,随着18世纪清挺进内亚地区,理藩院的主要功能从招待贡使转变到对新开辟的疆土的实施管理方面.
实际上来自内亚地区的使团数量已经下降,因为要求汉地商人、官员和内亚方面的各种人员在边境或是在蒙古、满洲和中亚进行贸易.
从18世纪开始,对朝廷在这方面的过度经济开销的抱怨越来越小.
明朝代价高昂的使者接待费用,曾成为明廷的沉重经济负担,而到清朝却变得相对微不足道5.
与其观点相反,就朝贡贸易而言,米华健指出,鉴于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对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拥有巨大影响,因此以下区分就显得重要.
在费正清关注这个问题之前,以中国中心为基础的"朝贡制度"模式和清朝对新疆或与新疆接壤的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
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这样的边境市场(或在广州)的贸易的确讲求实效地进行着.
米华健指出,我们一旦清楚清朝与哈萨克人是如何进行贸易的,就不能再接受"中国人认为所有对外关系事实上都是朝贡关系"这样的说法6.
不过,朝贡体制在具体场合之中还是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也绝非如米华健认为的那样与新疆边疆少数民族毫无关系.
狄宇宙(NicolaDiCosmo)认为,清朝依靠朝贡体制"结构",将布鲁特人置于征服和统治中亚的总体战略之下,包括直接军事征服和通过当地精英实行间接统治.
在与布鲁特人交往之时,清朝政策利用"朝贡"创建了一个不同的阈限(limina),据此皇帝权威并不为领土和明确管辖的疆界所限,而是作为一个运作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势力范围.
即使布鲁特部落民不完全臣属于清朝权威,但他们也不再完全独立,这种关系是"服属"(client)而非臣属(subject),它很清楚地表达在满语haranggaaiman(附属部落)之中.
这种形势对于游牧民有着明显益处.
通过1JoannaWaley-Cohen,ExileinMid-QingChina:BanishmenttoXinjiang,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p.
32.
2JoannaWaley-Cohen,ExileinMid-QingChina:BanishmenttoXinjiang,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pp.
15-16.
3JoannaWaley-Cohen,ExileinMid-QingChina:BanishmenttoXinjiang,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p.
25.
4MorrisRossabi,ChinaandInnerAsia,from1368tothePresentDay,ThamesandHundson,ltd,London,1975,p.
94.
5MorrisRossabi,ChinaandInnerAsia,from1368tothePresentDay,ThamesandHundson,ltd,London,1975,pp.
160-161.
6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12接受清朝权威的象征,布鲁特首领获得市场和政治保护以反对浩罕或敌对游牧民.
清朝权威也支撑了他们在其部落内部的地位.
这种关系的主旨就是清朝以赏赐换取服属部落对中国皇帝优越地位的承认,也就是使朝贡方承认自己相对于清朝的"从属地位"1.
(三)清朝不等于中国米华健认为,清帝国对新疆一个世纪的统治并没有将新疆和内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新疆和内地却通过另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建立了联系.
这一联系至少为帝国话语中的一方所描述.
由此他提出清帝国对中国精英们的心理效应:"中国"观念的一种变化.
这一转变在19世纪20到30年代就已明显开始,但到19世纪中期仍未完成2.
迈克尔·埃德蒙·克拉克(MichaelEdmundClarke)也附和米华健的观点,认为清朝在1759年至1911年间的新疆政策可谓成功,因为它将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观念有效地植入20世纪早期出现的民族意识之中.
清朝150年的新疆统治直接或间接地启动这一进程,诸如乾隆朝地理和民族志工程,确立起中国构成的不断扩大的地理和政治概念.
尽管这本身不是乾隆的明确目标.
19世纪清朝在新疆所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促使它对其统治手段和策略进行再度调整.
在清朝垮台之后,新疆没有被外国吞并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就强有力地显示出清朝构建的关于其地缘体(geo-body)不断扩大的观念的力量.
3米华健竟然指出,新疆和内地的财政制度及其运作之间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不应当将大清视为"中华帝国"或"中原王朝",而应视为一个由满洲家族统治的帝国,它不过将中国(China)视为其辽阔疆域中一部分而已,虽然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4.
被他作为重要证据而提出来的是,在乾隆的《西域同文志》序言及其他文章所阐述的帝国体系之中,文化和领土层面上的"中国"只是大清的五个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其中心并非中国或"汉文化",而是清帝国皇室5.
与米华健的观点类似,吴劳丽也认为,清朝所设想的帝国截然不同于明朝,不能完全将清帝国等同于中华帝国.
6不过他们之间对于清帝国的看法也有一些差异.
吴劳丽研究了《皇舆方格全图》与藏在大英图书馆里的一幅不太有名的地图.
两者有关长城之内的地理信息用汉字标注,超出中国中心地带,而延伸到芬兰湾、红海和印度洋的地区则用满文标注.
她认为,这集中体现出乾隆皇帝支持满洲认同的显著努力.
这些地图明显没能用任何划分手段将清朝的国界与世界其他地区作出划分,这也体现出官方对于清朝大一统性质的某种注解.
可见非汉民族领土,不管在帝国之内还是在它之外,都不是通过汉族的范式,而是通过满洲范式而加以审视的.
不像传统的儒家观念,根据与距文明中心的距离而确定各族群的等级,将它们垂直地加以划分.
虽然以卡伦为基线,分别使用"内""外"等地理和位置.
但这些术语的文化蕴涵和清帝国的边界毫无关联.
那些归顺的族群被视为入版籍,因此他们进入皇帝的道德秩序范围之内,尽管并没有登记入帝国户籍.
在18世纪,乾隆皇帝的军队进军北疆(Jungharia)和南疆(Altishahr)之时,战役的目标体现出要重新确立汉唐帝国疆界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
491NicolaDiCosmo,"KirghizNomadsontheQingFrontier:Tribute,Trade,orGiftExchange",inPoliticalFrontiers,EthnicBoundaries,andHumanGeographiesinChineseHistory,editedbyNicolaDiCosmoandDonJ.
Wyatt: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Curzon:Taylor&FrancisGroup,2003,pp.
365-367.
2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
2493MichaelEdmundClarke,IntheEyeofPower:ChinaandXinjiangfromtheQingConquesttothe"NewGreatGame"forCentralAsia,1759-2004,Ph.
DDissertation,GriffithUniversity,2004,pp.
512-513.
4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
45.
5JamesA.
Millward,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Central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
249.
6L.
J.
Newby,TheEmpireandtheKhanate:APoliticalHistoryofQingRelationswithKhoqandc.
1760-1860,Leiden,Netherlands:Brill,2005,p.
25013的那种观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重申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而与哪些是、哪些不是中华帝国历史领土的问题无关1.
由此,米华健认为,现代的中央欧亚史学者们一直不能理解清朝扩张到欧亚大陆中心的意义,倾向于将18世纪中叶后的中央欧亚东部简单称之为"中国"正是一个不得要领的例子.
实际上清朝扩张到这一地区既是旧模式的延续,也是一个崭新的现象,管辖方法既是"中国式"、也是"内亚式"的.
这种帝国事业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欧洲强国.
2就清朝统治新疆的初期模式而言,虽然不能被贴切称之为"中国式",但也许可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草原帝国主义3.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他们忽视了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在新疆初步设立州县制度.
从历代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管辖制度演变而言,就是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最终向行省制度逐渐转变的进程,也就是从间接管辖转变为直接管辖方式,并在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加以全面推行.
正如梅尔(CharlesS.
Maier)所言,近代领土的属性之一,领土不再作为一片加以监管和维持秩序的消极的封禁区域,而将成为资源、生计、产品以及能源之来源所在.
领土被设想为不仅是一种获得物或是安全缓冲区,而且是作为一种实现权力和统治的决定性手段4.
因此可以说,在列强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清朝在边疆地区建省,就管辖方式而言,就是从一个大一统帝国向一个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其次,米华健主张清帝国的立国框架由满、蒙、汉、回、藏五大部分构成,以清朝皇室为核心,而中国(China)不过是清帝国五大构成部分之一.
对此,一些欧美学者有着不同看法.
艾骛德(ChristopherAtwood)探讨过"效忠语言"(languageofloyalty)的问题,对于划分汉语与内亚统治语言的泾渭分明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蒙古语对于皇恩浩荡(kesig)的观念弥漫着中原家长式的思想.
针对被称之为清帝国"多元构成"的观点,他认为"清朝皇帝并不总是人格分裂般地行事,尽管其疆土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特点"5.
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布罗菲(DavidBrophy)认为,这种"效忠语言"也提供了新疆清朝权威的话语基础6.
他指出,学者们没有充分理解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准噶尔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关系的后果对于清朝与其穆斯林臣民关系的影响.
他认为,根据所呈现的与伯克早期联系的档案材料和保留着他称为"衙门维吾尔语"(YamenUyghur)的语言痕迹,可以看出清朝新疆权威建立在准噶尔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与准噶尔人的联系,新疆当地贵族对从政治上归属于蒙古的言说耳熟能详.
这种言说后来也在他们与清廷的联系之中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不再把新疆穆斯林视为五大平等文化区之一,也不再认为清朝意识形态侧重于如何区分其臣属族群,那么就反而能勾勒出一幅有关清朝统治者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那种关系的暂时性和地理特殊性的更精确画面.
清朝统治新疆尤其依赖于哈密和吐鲁番精英,他们与准噶尔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由此看来,布罗菲认为清朝不会将新疆穆斯林作为五大并列的文化区之一,清统治南疆穆斯林是建立在早先的准噶尔部与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草原帝国特征.
清朝在哈密、吐鲁番实行蒙古管辖模式的札萨克制度.
札萨克旗制是清朝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参照蒙古原有的社会制度加以修订形成的.
正是哈密、吐鲁番以及较小程度上库车贵族等家族是清朝统治1L.
J.
Newby,TheEmpireandtheKhanate:APoliticalHistoryofQingRelationswithKhoqandc.
1760-1860,Leiden,Netherlands:Brill,2005,pp.
252-255.
2TheCambridgeHistoryofInnerAsia(TheChinggisidAge),EditedbyNicolasDiCosmo,AllenJ.
FrankandPeterB.
Golde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
272.
3Empireatthe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FrontierinEarlyModernChina,editedbyPamelaKyleCrossley,HelenF.
Su&DonaldS.
Sutt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Ltd,2006,p.
117.
4CharlesS.
Maier,"ConsigningtheTwentiethCenturytoHistory:AlternativesfortheModernEra",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05(3)(June2000),p.
818.
5ChristopherAtwood,"'WorshipingGrace':TheLanguageofLoyaltyinQingMongolia,"LateImperialChina,21.
2(2000),p.
129.
6DavidBrophy,"TheJungharMongolLegacyandtheLanguageofLoyaltyinQingXinjiang",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ume73,Number2,December2013,pp.
253-254.
14穆斯林新疆的根基,从哈密的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家族以及库车的鄂对家族1之中选取官员去新疆各地担任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伊什罕)伯克等要职2,兼任或辅助各派驻大臣3(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领队大臣等)管辖新疆各地,由此构建了清廷与当地穆斯林上层的紧密联系.
其三,米华健等西方学者都将中国限定为汉族王朝或是汉人在非汉王朝政权占主导位置的观点是狭隘的.
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走得更远.
鲍文德(GardnerBovingdon)承认汉、唐、清各朝经营新疆,但是断章取义地否认这些王朝等同于中国.
4斯塔尔(S.
FrederickStarr)则更是走向极端,认为"尽管从公元前2世纪至今,统治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有着诸多文化和制度的连续联系,但将它们普遍视为'中国'则过于简单化,这是汉文史料在理论上信奉或继续信奉的简单化(尽管直到20世纪没有哪个国号等同于'中国').
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
不过,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哈布斯堡王朝、墨索里尼和欧盟的政治构成也可谓共享一个文化和制度传统,但他们都不是'罗马帝国'5.
这些学者的说法明显属于机械类比,是一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
其实不仅是清朝,还有历代各内亚民族建立的诸多王朝以及各个割据政权,对于如何塑造中国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傅礼初(JosephF.
Fletcher)认为,近世中华帝国不应当追溯到宋朝开国,而应是金朝、甚至是辽朝建立之时.
从长期来看,它们传播中华文化到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范围6.
正是蒙古人在征服金帝国之后,将其制度框架加以改造以符合自己需求,并将这些特征延伸到中国次大陆7.
韩森(ValerieHanse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在蒙古兴起之初,金人宣称自己继承北宋大统,但是他们的确有理由自视为开创者.
南宋在朝政上并没有任何影响后世中国历史的创举,而女真人与其汉人谋臣合作创造出一种模式,比他们更为强大的蒙古人以及后来的满人凭借这种模式得以统治中国.
后代中国历史学家竭力争辩,认为异族统治下的华夏文明走入歧途.
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千年内,这种文化却成了常道而不是歧途8.
二、早期现代帝国论就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模式而言,濮德培(PeterC.
Perdue)等人基于"欧亚类似论"(Eurasiansimilaritythesis,简称为EST),主张清朝是一个早期现代帝国.
他认为"一旦摆脱民族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我们也可将清朝与纵贯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的形成加以比较,即可见清朝更像一个殖民帝国,遵循着与早期现代世界其它海洋和大陆帝国相联系的模式".
91库车鄂对家族虽没有实行札萨克制,但也世袭郡王,与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家族并列为清朝新疆当地三大家族.
2阿奇木伯克,统理城村大小事务,职繁权重,为诸伯克之冠.
伊沙噶(伊什罕)伯克,协同阿奇木以办理庶务,职任亦重,位即次焉.
参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0《官制二》.
3额敏和卓曾担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其第六子伊斯堪达尔曾担任喀什噶尔协办大臣.
4GardnerBovingdon,TheUyghurs:StrangersinTheirOwnLan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0,pp,25-26.
5Xinjiang:China'sMuslimBorderland,editedbyS.
FrederickStarr,MESharpeInc,2004,pp.
28-29.
6JosephF.
Fletcher,Jr.
BloodyTanistry:AuthorityandSuccessionintheOttoman,IndianMuslim,andLaterChineseEmpires,UnpublishedpaperpreparedfortheConferenceontheTheoryofDemocracyandPopularParticipation,Bellagio,Italy,1978,p.
68.
7JosephF.
Fletcher,Jr.
BloodyTanistry:AuthorityandSuccessionintheOttoman,IndianMuslim,andLaterChineseEmpires,UnpublishedpaperpreparedfortheConferenceontheTheoryofDemocracyandPopularParticipation,Bellagio,Italy,1978,p.
72.
8[美]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311页.
9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itedbyLynnA.
Struve,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2004,p.
82.
15欧亚类似论源于傅礼初.
傅礼初在一篇遗稿之中开宗明义地主张在公元15至18世纪存在着一个早期现代世界,而中国也处于其中1.
对于傅礼初的理论,米华健提出不同看法.
米华健将清朝置于乌兹别克汗国、格鲁派、东、西蒙古各政权,或许还可以加上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沙俄帝国等国家的行列中,去探究它们的类似性质.
在傅礼初的观点影响之下,濮德培认为,直到18世纪结束之时,中国有着与欧洲相同的经济活力.
通过给予中国一种可与早期现代西方相类比但却相分离的、自身具有的活力,这些分析显示中国与世界历史真正融为一体2.
他支持那些认为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清帝国与欧洲国家没有显著反差的观点.
只要清朝君主面临严重的竞争,他们必须建立机构以支持展开重要的纵深军事攻势.
这些军事攻势所需的各种调动影响范围超出军事本身:它改变了财政体系、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和当地农业社会.
向中央欧亚输送大量军事供给的需求不断给西北和华北造成压力,但南方省份也因通过大运河运送粮食而间接受到影响.
清朝不能不关切维持民众安宁,但国家为安全需要又不得不从他们中抽取盈余,因此早期清帝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Orientalempire),而是一个从事动员扩张性战争的不断演进的国家组织.
总之,那种以欧洲国家的鲜明特征,以多元主义、竞争或特殊的中心-边缘结构为标志的模式,过于简单地强调了西欧与欧亚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强烈反差.
支持那些模式的学者们忽视了直到1750年为止欧亚东部出现的类似特征,没能精确评估横贯大陆的商业往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3.
对于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平定天山南北,濮德培认为其意义重大.
清帝国的征服从三个方面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
首先,对于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而言,这些胜利根本改变了他们帝国的范围.
通过国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征服者开启了殖民定居、贸易、管辖和文学想象的新领域.
其次,清帝国扩张是17和18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
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集权化,整合为一体的军事化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开疆扩土,而紧随其后的是定居者、传教士和商人.
西欧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一时代描述为"17世纪危机",随后是18世纪的稳定,其他史学家也都在全球寻求平行的进程.
他指出,将中国的帝国扩张视为全球进程一部分,有助于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而不再将其帝国经历的任何事情视为特例.
其三,中国扩张标志着欧亚历史的转折点.
纵贯大陆,由中央欧亚征服者在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建立的大帝国获得了稠密定居的中心地带,而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来供应军队,从中心地带推进到大陆的中心.
当它们在边界会合之时,通过谈判签约在草原、沙漠和绿洲之中划界,没有给边疆移动人群留下任何庇护空间.
他认为,世界历史上这条大边疆的闭合,比起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1893年所哀叹的那条著名的北美边疆的闭合更有意义,因为它永远地排除了游牧民持续将近三千年来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准噶尔蒙古是最后顽强地抵抗合围草原的军事力量的主要游牧国家.
他们强有力地与满清军队交战.
他们采用热兵器以对付周围的军事威胁.
商队贸易仍旧是角逐各方税收的来源.
打破此项平衡而决定性地削弱了无拘无束的游牧民的真正世界历史变革发生在1680-1760年,而清朝统治者在这场重大转变进程之中是主要力量4.
(一)清朝与历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域方面差异濮德培认为,历史叙事往往具有为征服提供合法化辩护的功能.
历史学者们描绘出一幅中原王朝在绿洲自汉唐戍守至今的延续画卷.
现代地图,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通过描绘出帝国领土控制的清晰界限而使这一神话永存.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国家建构的另一个关键成分,1JosephF.
Fletcher.
,StudiesonChineseandIslamicInnerAsia,BeatriceForbesManz,(ed.
),Aldershot,Hampshire:Variorum,1995,X,p.
22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8.
3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526-527.
4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16将虚构的民族国家描画为一个地理固定的实体,有着清晰的、长期存在的延续边界.
通过将一个空间涂上一种颜色,实际上掩饰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有限控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管辖模式以及导致城市兴衰的帝国和贸易路线的变迁.
正如斯文赫定等人所发现的那样,在广阔地区存在着不确定的、孤立的定居点是司空见惯的.
清朝建立永久的军事、民政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
他强调,不能将清对新疆的统治置于从汉朝到现代国家的一条平滑的轨道上.
至于清朝得以突破前代帝国效力受挫的限制的原因,他认为军事、制度、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变化都在促成这一历史特例,但18世纪的经济更是帝国能巩固其控制的基础1.
由此,濮德培竟然提出,满清王朝以及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尽管要付出沉重代价,也要不断试图控制新疆,但将中国边界线限制到18世纪中叶所规定的范围,他们停止进军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地理障碍或是中国基本的领土要求,而是偶然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原因2.
他认为清朝进军新疆不属于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延续,而是与早期现代帝国的征服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观点当然可以更早追溯到他的老师,著名内亚学者傅礼初3.
他们所以持有这些观点,是由于他们未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发展.
金光明(KwangmimKim)也对这些观点表示质疑.
他指出,也许可将这些学者的研究视为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割裂史学.
对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从唐代到明代中国与回鹘(畏兀儿)关系的研究显示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互动早在清入主中原之前就已开始.
回鹘(畏兀儿)统治者接受中国头衔,其商人与中国内地的长途贸易更有着长期历史,在中国散居了大批的回鹘(畏兀儿)商人和官员,中国使节远途从中亚获取朝贡马匹.
傅礼初及其拥护者们以清朝作为中国伸入中亚开端,明显地忽略了清朝之前积累下来的中原与回鹘(畏兀儿)之间关系的大量史料.
金光明认为,在朝贡体系礼仪框架下所展开的边疆贸易对于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着实际影响,尤其是边疆民族仰仗中原贸易来获取财富.
这一状况根本改变中国-中亚关系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为清朝向中亚扩张铺平了道路.
从中亚来看,清朝中亚的确立是一个早于清朝就已开始的长期过程.
明朝创建进贡马匹制度造就了与中国君主利益一致的穆斯林精英和商人.
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的清-准战争促进了官方朝贡贸易网络之外的中亚边疆贸易拓展,促使维吾尔穆斯林在商业和政治上依赖于中原.
1759年征服穆斯林新疆之后,清帝国的重商政策和利用中亚商队贸易的活动既扩大了中亚穆斯林的拥护基础,也加深了商人们对于清帝国的依赖.
清帝国在中亚确立统治是中亚社会与中原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的方式而长期融合进程的结果.
因此清帝国向中央欧亚的扩张可以被放置在早期现代商业中国的扩张的框架之中去加以认识,而它的实现正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制之上的4.
由此,我们看出濮德培与金光明都认为清朝对于新疆的经营属于早期现代帝国扩张.
但差异在于,前者认为清经营新疆并非中国历朝历代线性发展的惯性结果,而后者则认为清经营新疆仍旧是建立在中国朝贡贸易体制上的传承发展的结果.
(二)与其他欧亚帝国边疆挑战与管辖的异同濮德培指出,准噶尔能够在面对清朝强大攻势的局势下坚持得超乎预料之久,这是由于两个因素,即机动性和距离使然.
陆上运输的高昂成本阻止了满洲人将其影响延伸到长城之外.
不过他们有蒙古盟友,在雍正朝的许多规划都是通过经济吸引力、外交结盟和军事力量来赢得这些盟友的.
1731年雍正朝远征的惨败证明了中央欧亚是如何贫瘠,且地域幅员辽阔,从而严重抑制了清朝扩张.
但雍正通过提高官僚效率的内政改革而为将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濮德培认为,这种政治生态模式10-11.
1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336,2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24,3JosephF.
Fletcher,StudiesonChineseandIslamicInnerAsia,BeatriceForbesManz,(ed.
),Aldershot,Hampshire:Variorum,1995,II,pp.
219-220.
4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17带来清朝军事扩张的四个关键特征:与游牧政权建立者的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和与相邻帝国的谈判.
在以上的每个领域之中,清朝都遵循先例,但都将其远远超越1.
清朝扩张模式整合了边疆关系、军事战略、后勤和外交,从而解释了为何仅仅在18世纪,一个北京统治的王朝能够消灭其游牧竞争者,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最大的帝国.
民族主义史学将清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一系列按照胸有成竹的战略设计而渐次实施的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处处可见的,其实是边疆征服的不可预见性.
清朝皇帝们、将军们和官员们都非常明白他们深入的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未知领域,直到后来他们才将所有发生的事件重新解释为都是命中注定的.
2在这些边疆地区,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其他欧亚帝国的相同挑战,采用了相同手段.
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也在18世纪划定稳定边界,甄别族群,英帝国在19世纪也在印度采取同样做法.
它们都在新地区开展民族调查,为了财政便利而维持当地秩序,就地固定身份认同.
他们用当局等级分明的固定官职取代了朝秦暮楚的自治的游牧社会.
这一举措明确了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的臣民身份,不过却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异.
官僚结构必须适应边疆地区,也没有照搬内地整齐划一的模式.
札萨克不只是蒙古外衣之下的地区行政长官,满洲八旗也不是3.
在边疆地区,雍正和其继承者们精心制定了在内地受轻视的封建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和喇嘛僧侣制度,保留世袭的权力,尽管它要经过清朝官员批准,在典型的地方行政长官之外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在实践之中,这种协商的授权对于边疆管辖添加了有益的灵活性,在那里接受中国古典传统教育的精英很少,而当地人遵循的是其他文化规范.
在中国边疆地区,治国者们面对与内地相同的决策:如何诱使竞争势力屈服于扩张的帝国.
帝国统治的一个特征——灵活的、协商的当地管辖随处可见,但在边疆地区比起其他地区更为显然4.
一些新清史学者认为清帝国和一些欧洲帝国之间有着某些相似性,诸如通过当地精英实行间接统治,实行多元化的法制体系,对处于同一帝国之内的各殖民地属民实行混合政策,并将这些类似性视为清帝国和欧洲帝国之间存在暗合纽带的证据.
但是金光明认为这种寻找相似性的研究取径不仅大有问题,而且违背历史事实.
他认为就超级强国控制其他族群方面而言,从古罗马帝国到汉朝之间也能很容易地找到相似性5.
他进而指出了日本学者与美国学者的差异.
即日本学者不仅强调发现该地区相似的历史发展,而且也突出强调类似发展背后的共同历史条件和内部联系等因素.
他们将自14世纪以来存在着的中国朝贡体制和白银流入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世界,视为高度商业化的结果,将该地区国际贸易联系的加深视为一个大背景.
在此之中,共同的"早期现代性"出现.
商业化一直是社会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他们有兴趣专注于从早期现代时期边缘欧亚(EurasianRim)去寻找经济发展对比,诸如西欧资本主义为何会兴起,而中国却未能如此之类.
与此同时,讨论帝国扩张和殖民是政治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注重内亚清帝国多民族国家的构成.
因此,金光明主张将那种明显忽视探讨商业利益和帝国扩张之间联系的观点称之为"欧洲例外论"(Europeanexceptionalism)6.
濮德培还指出,在清朝新疆管辖与实行"开化使命"的西方早期现代国家管辖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异.
清朝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新领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一些学者将清朝的意图描述为一项"教化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34-7,p.
39.
1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518-520.
2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23.
3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312.
4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58.
5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366-367.
6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369-370.
18使命",类似于法兰西帝国的目标.
根据这种观念,帝国官员奉行传统的儒家要求,将蛮夷转化为文明人以便创建一个统一的、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
但清朝的目标绝非如此简单.
教化只是它的目标之一,但它时时被维持原始居民免于因与文明接触而堕落的同样强烈的需要所抵消.
此外,源于中央的、或来自高层官员的理想,在极其不同的当地状况中实施之时,总会遭遇障碍.
帝国第二个重要的张力是这些不一致的理想与它们在当地管辖实践之间形成的缺口.
差异也内在于帝国的治理目标之中,既由于它不赞同统一化(uniformity),也是对当地抵制的合理回应.
与此同时,官僚效率的需要都在推动行政方式的标准化.
满洲人的特殊地位即自身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着一个汉人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帝国,对于消除差异尤其敏感.
因为完全合理化的、开化的帝国需要遵循的对于所有臣民一视同仁的原则,将消除满洲身份认同的所有特征.
赞同清朝"汉化观点"学者主张:满洲人被完全同化于汉文化,将其正统地位唯一依赖于根据天命而创立的秩序.
但这一观点忽视了清朝统治的突出方面,即忽视了满洲贵族持续关注维持与汉人大众不同的特殊性,表现在婚姻政策、隔离居住、宗教仪式等方面,八旗制度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
此外,汉化观点如同教化观点一样,忽视了清朝如何在其臣民中继续再登记其差异.
差异和统一之间的张力既适应于汉人也适应于非汉人口,但在边疆地区变得更为显然.
在那里文化多样性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还在被加以构建.
当地人群、民事和军事不同的管辖结构彼此之间的均衡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必须将其有限力量部署在这么广阔的空间.
这并不反映出一种单独的教化工程或民族主义合并,而是在官僚的、强制的和当地的环境之间的多方调适1.
濮德培认为,将孟子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切与清朝建立庞大的粮仓供给体系直接联系虽然很有益,但也过于简单化.
此外,仅凭清廷对其臣民福祉抱有家长制式的关怀,还不能解释帝制体系为何长期存在的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意识到军事力量是对内镇压叛乱和对外战争方面的国家基石.
王国斌(R.
BinWong)赞同那些强调中国与好战的西方形成反差的反战倾向的观点.
但帝国统治仰仗于社会福利和战争,两者相辅相成,其平衡随着时间变迁一直在变化,却都没消失.
中华帝国的安全考量与那些欧洲国家相比没有显著差异2.
(三)经济和贸易根据金光明的观点,清朝军队深入到塔里木盆地,给当地的绿洲穆斯林创造了许多新的贸易机会.
战时环境与其说是灾难,不如说是带给绿洲穆斯林社区的一个机遇.
尤其是清朝远征中亚对于穆斯林商人很可能意味着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时刻的到来.
而正是在期盼商业繁荣的基础上,额敏和卓建立了当地穆斯林的新联盟以支持清朝进一步扩张,包括它后来深入中亚3.
取代准噶尔地位之后,清朝认为有权从绿洲穆斯林索贡,耐人寻味的是没有汉文资料记载与此有关的信息.
清朝的满洲君主将帝国版图扩张的伟大功业比肩于中国的伟大王朝如汉朝和唐朝,但清朝追求物质利益的粗俗表达展现在汉人官员和学者面前却不是一幅很恰当的画卷.
不过从当地穆斯林的眼光来看,这种经济索取正是清朝统治的意图所在4.
清政府首先将穆斯林绿洲视为征服其先前的领主准噶尔部之后所获得的一片经济属地5.
注意税收结构也显示出清朝努力调整穆斯林绿洲新的经济结构.
在税收人口和农田减少的不利环境下,清朝削减了农业税和人头税的税额.
然后,清朝试图弥补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减省而增加了另外一个税种即关税.
为了补偿因战争毁坏带来的损失,1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337-338,p.
340.
2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31.
3KwangminKim,"ProfitandProtection:EminKhwajaandtheQingConquestofCentralAsia,1759-1777",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ume71,Issue03,August2012,p.
611,pp.
613-614.
4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
1695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
345.
19清朝更积极地试图利用穆斯林新疆与清境之外穆斯林绿洲的长途贸易1.
在清朝以前,布鲁特(柯尔克孜)是支配穿越帕米尔地区商路的主宰.
早自叶尔羌汗国以来,布鲁特游牧民是前往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贸易路线中的最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
他们轻而易举地抢劫商队.
为了避免劫掠,商人不得不向他们缴纳高昂的保护费或过路费.
尽管准噶尔蒙古人自17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绿洲穆斯林的宗主,却没有在穆斯林绿洲驻扎任何部队.
如果布鲁特人抢劫穆斯林商人,即使准噶尔蒙古人想要加以保护,也是鞭长莫及.
清朝在该地区确立统治之后显著改变了这一局面.
对于中亚穆斯林商人社区而言,新崛起的清朝统治是可喜的发展态势,向商路提供安全保障,而直到那时为止这种保障还是可望而不可求的2.
将来自穆斯林绿洲的进贡玉石纳入内务府垄断之下的做法,显示出乾隆朝廷则紧密遵循着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出现在东北地区的早期满清君主的惯例3.
不过清朝重新利用旧式内亚做法达到的是新的目的.
满清抽取当地贡物用于商业目的,获得玉石以便销往中原市场牟利.
换言之,玉石纳贡是清朝国家作为商人确立市场主宰的一种方式.
早期草原帝国也向商人征税,也加入到长途贸易组织中去,但却没有作为垄断商人去开发过处于统治之下中原市场.
玉石朝贡展现出满清将旧式游牧作法和瞬息万变的现代市场巧妙地融为一体4.
从这种意义来说,中亚的清帝国可以算是明朝朝贡体制持久影响力的结果,这种持久影响力源于东亚中原市场的吸引力.
在清朝统治南疆期间,坐镇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帝国驻扎大臣利用与明朝朝贡体制相联系的外交惯例和礼仪而与中亚统治者联系.
穆斯林合作者最重要的作用是管理诸如浩罕等地的中亚商队.
作为确保与中国贸易新通道的长途贸易安全的军事力量,清朝驻军和行政管辖进一步加深了中亚商队对中国的依赖5.
关于明清的白银流入,濮德培指出,不应夸大16世纪白银流入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大陆部分地区的商业繁荣需要白银,但其他地区保持着自给自足和非货币化的状态.
尽管在长城沿线存在大量戍守部队,那里却并没有产生地区性的商品经济,因为部队需求大体是由实物供应的.
明朝官员很不情愿接受白银的支配地位,同时抱怨它所具有的破坏性社会影响.
不过,清朝却更衷心拥抱商品经济和将货币影响推向遥远边疆地区的政策6.
他进而指出,转向海上贸易路线,并不对中央欧亚边疆地区有着重要冲击,也不是蒙古衰落的主要原因.
贸易继续繁荣,从17世纪到18世纪它甚至在增长,因为清朝统治者精心控制陆路贸易以吸引游牧民前来归顺.
旧的丝绸之路路线转向官方的边境城镇,但相同的商品,相同的商人接踵而来.
海上贸易税收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到达广东才变得重要,而到那时,满洲人在运用贸易来控制桀骜不驯的蛮夷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将他们从西北所学到的运用到南方海岸7.
狄宇宙认为,如果考察朝贡行为方式,那就不仅要从帝国中心,而且也要从其实施的边疆地区的接触点加以审视.
他将朝贡概念发展成一种围绕清朝在边疆地区所有关系的"环境",包含贸易、安全和礼仪联系8.
濮德培则将其解读为一种跨文化语言,它可以为跨文化交流的各方参与者提供多1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180-1816.
2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235-236.
3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
267.
4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
356.
5KwangminKim,SaintlyBrokers:UyghurMuslims,Trade,andtheMakingofQingCentralAsia,1696-1814,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8,pp.
349-351.
6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3837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4008NicolaDiCosmo,"KirghizNomadsontheQingFrontier:Tribute,Trade,orGiftExchange",inPoliticalFrontiers,EthnicBoundaries,andHumanGeographiesinChineseHistory,editedbyNicolaDiCosmoandDonJ.
Wyatt:Londonand20重功能.
像"混合语"(pidgin)或是所有多文化接触地区的贸易语言一样,朝贡话语允许广泛的贸易交换,用形式语言掩饰其参与者不同的自我定位,还允许各方维持着不同程度的自治1.
濮德培将清朝与哈萨克、准噶尔、俄国以及在广州与英国的贸易做出对比,借以阐明这些贸易关系的若干特征.
这四种边境贸易,从清朝视野来看,具有从安全导向到利润导向之间的不同差异.
对俄贸易完全是出于安全利益,因为即使俄国商队带到北京的最奢华的毛皮,也在满洲贵族那找不到多少穿戴者.
相反,准噶尔在西北地区提供具有真正价值的马匹和畜产品,不过清朝首当其冲的目的却是用贸易驯服那些游牧民.
哈萨克贸易介于准噶尔和广州贸易两者之间,它更是商业而非政治导向的,官员们在利润获取方面有着更大的份额,但主要是由需求马匹而驱动的.
广州贸易直接向内务府提供可观的利润,不提供战略物资,而产生出官员和外商之间更紧密的合伙关系(新疆玉石贸易,直接将利润提供给内务府,内务府也参与广州贸易).
准噶尔人和俄国人一直对边疆构成明显的军事威胁,清朝需要敏锐地运用威压和物质财富的软手段来劝说他们约束自己的行动.
官员也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哈萨克人,但并不将其视为主要的军事关注目标.
在广州贸易的早年,即在鸦片贸易主导之前,清廷并不觉得英国商人有什么危险,而只是认为他们太贪婪.
随着西北扩张大功告成之后,忧患意识逐渐递减.
哈萨克人被视为新的族群,此前从未与帝国来往过,而准噶尔人则是早已熟悉的打交道的对手.
与哈萨克的贸易,正如皇帝所强调的,不属于旨在控制难以驾驭的游牧民的"羁縻"政策范围之内,而是在帝国范围之外与化外之民贸易关系的一种形式,尽管清朝的确批准任命哈萨克部落首领.
清廷在1750年代扩张地区明确划界:蒙古和帕米尔以东的突厥斯坦在其范围之内,而俄国和哈萨克却不是.
不过,准噶尔不只是清帝国界外的贸易者,而且是满洲最大的敌人.
清朝打算永远停火吗为何能心平气和地设想在阿尔泰地区有一条稳定的边疆,以及一个保持独立的蒙古政权濮德培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尽管准噶尔不再具有威胁,且双边贸易繁荣,但清朝也不会容忍一个与之竞争的位于中央欧亚的蒙古政权.
从这个意义来说,清朝的地缘政治战略既是文化的,也是民族的.
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被纳入大一统帝国范围之内,但其他民族却不必如此.
到18世纪中叶,每一个主要的中央欧亚族群,就其与帝国关系而言,都已有明确的地位:蒙古人被并入或是被消灭;俄罗斯人被一条绘制的固定边界所隔开;哈萨克人在界限不清的地区贸易,但他们不是征服的目标;突厥斯坦人被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回归代表了在多文化的清朝精英簇拥之下中央欧亚的各族群最终的大团圆.
贸易、安全和民族划定一起决定谁在帝国之内而谁在其界外2.
(四)清帝国管辖新疆的机遇与挑战濮德培认为,通过合并和发展新疆,清帝国既给自己带来机会,也带来危险.
这确保了该地区免于被其他强国控制和处于烦扰的自治状态,与俄国形成固定的边界,并一度避免了来自沙俄帝国的侵扰.
殖民和一体化政策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鼓励来自内地的移民.
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西北的移民缓解了其原居地的资源压力.
官员们必须加大对新疆的灌溉工程、工具、种子和牲畜的投入以维持农垦.
他们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以减少牧场为代价而扩大田地规模,与内地形成重要的贸易纽带.
新疆在某种程度上前所未有地与汉地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一地区从不能自给,需要来自内地的持续补助以维持生态和社会平衡.
不过到19世纪,资源转移到内地之时,新疆开始不稳定,叛乱频繁,直到19世纪中叶被阿古柏完全占领,这是清朝鼎盛时发展政策的不曾预料的结果3.
濮德培认为,清朝征服西域带来的影响包括:在中期,清朝征服的结束产生了导致19世纪到20NewYork:RoutledgeCurzon:Taylor&FrancisGroup,2003,pp.
351-372.
1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403.
2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405-406.
3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357.
21世纪初帝国解体的某些元素.
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征服基本上确立起中国领土和文化认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再建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看到统治者们如何发展出他们作为天下共主的自我概念,在扩张进程中以独特但相互重叠的文化传统来容纳多民族.
在文化定位中没有单一的鲜明转折点,而是用天降大任的一种发展意识来囊括众多却并非全部欧亚文化于单一国家观念之下.
"1清朝完成对西北边疆的征服重构了"中国"和"汉"认同.
18世纪在中国还不是民族主义时代,但却为19世纪后期对于中国民族国家加以定义预设了一个框架.
这一框架包括明确边界,确定汉人、满人、穆斯林、藏人的民族和系谱认同,建立控制多民族的帝国规划,合并非汉民族作为从属他者2.
北京史无前例地推进到欧亚中心是由满洲形成的三元文化征服精英,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渗透到边缘地带,娴熟运用外交等诸合力的结果.
更引人注目的是,事实上从长期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几乎重建了两百年前的祖先帝国.
但现代民族国家/帝国也取决于偶然事件而非任何必然.
过去经验可在21世纪给那些有兴趣为他们国家形成一个新认同的中国人提供某些借鉴3.
三、结语综上论述,我们看出西方学者在如何看待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的问题上,持有两种观点,即内亚草原帝国论和早期现代帝国论.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米华健、吴劳丽、狄宇宙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濮德培、金光明等人.
内亚草原帝国模式被狄宇宙加以系统理论化.
他认为,内亚游牧民对于定居社会所采取的贸易-袭扰模式(TradeorRaidTheory)4释放出巨大的动能,由此奠定了内亚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他根据内亚历史的周期性从游牧政体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概括出几种不同的国家形态.
5由于清朝依赖于后金时期(1616-1644)已积累起来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大量知识资源,才使自己在获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政治融合程度方面,远远高于早先的内亚政体.
满洲人也保留着内亚传统,诸如"克里斯玛"(charismatic)家族的首要地位,继承原则与基于血统而获取公职的特权,维持种族、宗教和语言划分.
满洲是具有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能够对于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实行和维持少数民族统治,这与他们更紧密关注被征服社会的情况,整体上非掠夺性的统治态度,节俭的中央政府,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高度发展的通讯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
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有能力在被称之为旗制的军事官僚组织内限制贵族膨胀和通过贵族角色的制度化来防止离心倾向.
朝贡关系仍旧是管理外交的一个方式,但与维持国家机器无关.
在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9),征服进程也达到其巅峰,包括合并西藏和新疆,摧毁准噶尔汗国.
清朝在如下方面达到了近乎理想的均衡:在征服时期建立的军事化社会和扩大的统治精英与从汉地(China)获取的统治资源之间,在征服者的统治特权与征服之地的行政机构之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保护之间.
早在18世纪,满洲朝廷和族群的内亚特征开始消褪,或仅仅具有象征性.
由于内亚内外发生的急剧转变,到19世纪,内亚帝国传统几乎荡然无存1.
此外,狄宇宙也对清朝属于早期现代帝国的观点表示质疑.
他认为从采用火器的角度观之,早1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07.
2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17.
3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65.
4贸易-袭扰模式或理论(TradeorraidTheory):汉地(China)和游牧民之间定期会出现冲突,是因为汉地不愿贸易或用纳贡来补贴游牧经济,从而迫使游牧民们自我组织起来成为袭击集团,利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实现贸易的经济功能.
对此白桂思(ChristopherI.
Beckwith)认为狄宇宙提出的"贸易或袭扰"理论,尽管分析了导致周期性的和平和战争交替的某些原因之外,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游牧帝国为何崛起,而是将其轻描淡写地归咎为反常现象,具体参见,ChristopherI.
Beckwith,EmpiresofTheSilkRoad:AHistoryofCentralEurasiafromtheBronzeAgetothePresent,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andOxford,2009,p.
343.
5DiCosmo,"StateFormationandPeriodizationinInnerAsianHistory",WorldHistoryJournal,1999,pp.
30-36.
22期满洲政权的军事历史显示出清帝国的建立至少是属于一个被定义为早期现代的更大全球趋势的一部分.
但是全面分析满洲军事还应当包括几个其他方面,例如蒙古部队的角色和整合力度,贵族领导层与普通士兵之间的关系,军队中不同兵种的专业训练和功能[诸如宫廷侍卫,巴雅拉护军营(Bayara,满语意为"老汗王的贴身卫士"),前锋营],组织武器生产,获得军用财政资源,管辖机构不同军事、民政部门的形成和分离2.
与此观点相对,濮德培强调满洲精英尤其关注帝国边疆地区.
在"满洲殖民主义"(Manchucolonialism)的分析框架之下,一些学者探讨了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特点.
他们倾向于认为,有理由将清朝与其他殖民帝国加以比较.
如同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等农业帝国一样,中国面临着控制、扩张、正统和征税问题.
与民族主义的叙事相反,中国并非是西方殖民主义独特的受害者,也非因持久的官僚和文化传统而独一无二.
中国的鲜明特征更像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一样,它们是广义的市场经济概念之下的各种变化形式,而非完全不同类型3.
尽管内亚草原帝国论和早期现代帝国论在分析之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米华健、狄宇宙等学者们也指出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司法结构、多种管辖形式、"前沿防卫红利"、采用枪炮等热兵器、渴望生存空间等方面清朝与沙皇俄国、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欧洲帝国有着类似性.
而濮德培、金光明则认为清朝作为早期现代帝国也具有一些内亚属性.
狄宇宙指出:"也许可能将清帝国,尤其是其在内亚的帝国扩张视为殖民统治的一个案例.
欧洲殖民帝国也通过发展出复杂的官僚机制,以便于实现更可靠和有效的经济渗透和军事保护,从而对于当地形势和战略目标作出响应.
这些机构,往往反映母国的政治和司法传统,但也基于特定的历史经验而做出变化和修改.
在西藏、蒙古和新疆的清统治大体上与欧洲深入海外属地大同小异:清帝国也通过依赖当地精英,通过将属地(dependencies)与中国核心地区(metropolitanChina)分开而为所获得的领土发展出原始的管辖体系.
与当地人相比,中国军队和定居者的人数很少,利用宗教和当地习俗招降当地人.
复杂的清帝国内亚管辖体制的存在和演变是出于纯粹的领土征服和同化为逻辑,在面对境内政治动荡和强大国外威胁之时能长期成功,这些因素使其更接近于其欧洲同行,而与中国历史任何时段相分离.
"4事实上濮德培认为,在对清帝国从事讨论时,最好的办法是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看来就清史论清史,这样做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当我们把问题转向如何看待从明到清的历史转变之时,分歧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罗友枝(EvelynRawski)认为,清王朝作为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帝国是满洲统治的特有历史产物,这在明朝汉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换言之,中国的早期现代性的确开始于王朝更迭的1644年,而非此前.
5与她的观点针锋相对,卜正明(TimothyBrook)认为晚明属于早期现代世界,而清朝却不是.
他指出:"在此政治交替的关键时刻(明清更迭),南方涛动,海上扩张开始出现,这一场景被史学家称为早期现代世界:这时增长着的贸易网络激励创新并将各个不同世界的经济相互联系,演变成单一的全球经济.
我们习惯于认为来自欧洲——特定沿海地区的人们创造出这一早期现代世界,但是明朝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一样参与了上述进程,从而使这个世界孕育而生.
遗憾的是,就在明清之际他们也分道扬镳了.
明朝被清朝取代的这十年里,欧洲的外交官正忙于参与一系列会议,旨在结束在欧洲上演的最长战争,巩固新型的政治、商业力量从而使现代世界能得以顺利发展.
而其最后的协议,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今天世界秩1DiCosmo,"StateFormationandPeriodizationinInnerAsianHistory",WorldHistoryJournal,1999,p.
37.
2NicolaDiCosmo,"DidGunsMatterFirearmsandtheQingFormation",in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itedbyLynnA.
Struv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2004,p.
161.
3Peter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42.
4NicolaDiCosmo,"QingColonialAdministrationinInnerAsia",The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1998,20,2,p.
306.
5Rawski,EvelynS,"TheQingFormationandtheEarlyModernPeriod",inStruve,ed.
,TheQingFormationinWorld-historicalTime,editedbyLynnA.
Struv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2004.
23序为基石的国家主权法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障欧洲最有条件的国家演变成新型帝国,而这与蒙古帝国、满清帝国不同,从此使得欧洲和中国在此后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亚近似论"来源于比较史学(ComparativeHistory).
很久以前,汤因比、拉铁摩尔等学者试图在全球史框架之下寻找东西方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而正是拉铁摩尔首次提出公元1600年可找到这种全球联系.
因此,我们可认为傅礼初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最终形成1500-1800年之间出现七种平行现象的全球整合历史(integrativehistory).
西方学者在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而呈现的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都属于国家建构层面.
在探讨历史上的中国内地与新疆之间互动之时,三十多年以来的西方学者基本上都运用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的框架加以分析.
世界体系理论是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区域互动的分析框架.
他受到法国年鉴学派费迪南·布罗代尔(FemandBraudel)的历史分析以及贡德·弗兰克(AndréGunderFrank)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的影响,主张自16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更大范围的跨国框架加以分析,并将这一框架称之为"世界体系"(world-systems)2,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中心-边缘(core/perephery).
其后许多历史学者利用其不断修正过的理论框架来试图容纳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心-边缘地区之间的互动.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央政府管辖新疆之时,勾勒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层面不同的权力关系.
在探讨新疆国家建构即清朝管辖新疆之时,西方学者们突显"世界体系"框架之下中心对于边缘的控制,往往将中心-边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典型模式——宗主国(metropole)与殖民地(colony)框架关系套用到中央政府管辖新疆方面,声称要解构民族主义元叙事(metanarrative),意在凸显中国如同其他列强一样也从事领土扩张和殖民管辖,从而也将中国列入帝国主义阵营之中,这无疑依旧是西方学界"西方中心主义"因素挥之不去的影响,强调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普世性,而且这也是殖民主义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3发酵的结果,但却很少在中国和西方殖民列强之间求异,往往忽视了有别于西方的历史经验.
此外,在新疆与内地整合进程之中,西方学者突出当地反应在这一整合进程之中的反作用.
寻根溯源,这种学术潮流仍旧要追溯到傅礼初4.
他是继拉铁摩尔之后另一位内亚学巨擘,早在1968年因其发表的论文《1368年至1884年中国与内亚》(ChinaandCentralAsia,1368-1884)而在学界声名大振,该文收录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中5.
1978年傅礼初参与编撰了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史上卷,并撰写其中两篇文章《约1800年之时的清内亚》(Ch'ingInnerAsiac.
1800)6与《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期》(TheHeydayoftheCh'ingOrderinMongolia,SinkiangandTibet)7,对包括新疆在内的清朝内亚地区进行全面分析.
他掌握汉语、蒙古语、满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多种突厥语等二十多种语言,因而能在内亚边疆1TimothyBrook,TheTroubledEmpire-ChinaintheYuanandMingDynasti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0,p.
264.
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第一、二、三、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这一观点来源于塔妮·巴娄(TaniE.
Barlow),她挑战了现代性(modernity)和殖民主义(colonism)仅仅是西方舶来品的观点,认为殖民主义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如何在亚洲演变为独特形式.
参见:FormationsofColonialModernityinEastAsia,editedbyTaniE.
Barlow,DukeUniversityPressBooks,1997.
4对于傅礼初(JosephF.
Fletcher)学术研究述评,参见:R.
BinWong,"Chinaandworldhistory",LateImperialChina,Volume6,Number2,December1985,pp.
1-12;钟焓:《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5Fairbank,JohnKing,andTa-tuanCh'en,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Vol.
32,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
6JosephF.
Fletcher也译为约瑟夫·弗莱彻(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该书上卷中,这一章的篇名译为"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编者注)7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LateCh'ing,1800-1911,Part1),editedbyDennisTwitchettandJohnK.
Fairban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
24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不过就新疆研究而言,傅礼初只撰写过几篇论文,但他"既开风气又为师",深远地影响了后来学术研究趋势.
其一,他所提倡的欧亚近似理论和内亚视角开创了美国明清史研究的两大学派阿尔泰学派和加州学派1.
其二,他执教哈佛多年,桃李满天下,王国斌(R.
BinWong)、金浩东(HodongKim)、濮德培(PeterC.
Perdue)、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涂逸珊(IsenbikeTogan)、林蔚(ArthurWaldron)、巴菲尔德(ThomasBarfield)等来自不同历史研究领域的众多著名学者都曾受其耳提面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在傅礼初影响之下,内亚研究领域尤其是新疆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注意发掘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材料.
此外,由于70年代末中西方关系的改善,外国学者能够再度进入中国,甚至可前往新疆检索原始资料和从事田野考察,由此新疆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其一,不再局限于汉文和英俄等原本视为主流学术语言的文献,而相当程度地挖掘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民族语文或域外语文材料.
其二,从中心转向边缘视角.
其三,过于强调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对抗而非互动,这无非是将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移植到新疆研究之中.
其四,西方学者运用韦伯、福柯、布尔迪厄、萨义德、哈贝马斯、安德森、巴斯等学者的多种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开展新疆研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一次转变,这也是1960年代"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变2在新疆研究的具体体现.
无独有偶的是,无论是将清朝视为内亚草原帝国还是早期现代帝国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质疑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或换一种说法,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传统王朝的观点3.
实际上这反映出视角的不同.
狄宇宙、米华健等学者以内亚视角来审视清朝,当然更倾向于将清朝视为一个"内亚帝国",而濮德培以及加州学派学者从比较史学出发寻找欧亚近似点,从而将清朝(某种程度上包括明朝后期)视为"早期现代帝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补正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之时,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中原中心论"和"汉本位"的史观局限,这些思维定势往往来源于汉文资料所弥漫的那种华夷观或传统天下观.
不过,如果刻意标新立异地将清朝的"内亚属性""欧亚近似属性"过度放大,进而提出颠覆清朝作为一个中国王朝的观点,那就会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
【论文】制度与行为:教育援藏过程中的组织因素——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在藏行为模式为分析对象谢伟民41具体参见:Peter.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664.
对于加州学派评述,参见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2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3美国著名新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C.
Elliott)曾于2013年5月6-7日曾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讲学,笔者聆听讲座并在尾声之时曾当面提问,"清朝是一个内亚帝国(InnerAsianEmpire),早期现代帝国(EarlymodernEmpire),还是中国的传统王朝(Traditionaldynasty)"之时,欧立德认为"清朝是一个中国传统王朝".
4谢伟民,男,1986年出生,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25摘要:高等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
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高等教育援藏的重心.
本研究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
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成功的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与个人对援藏的理解认知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计算.
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关键词: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组织;价值逻辑;市场逻辑一、引言尽管教育援藏已经形成了庞大制度体系,但并未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得到深入分析.
既有文献主要将教育援藏视为政策,分析政策绩效;关注静态政策结果而非政策过程,关注政策本身而忽视复杂政策与制度集合.
本研究转换思路,专注制度而非政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新制度主义逐步兴起,尽管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基本形成了三个主流研究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者基本接受一种宽泛的制度定义,认为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1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
2这一概念包括正式规则之外的非正式约束、惯习、仪式、象征性符号等.
相对于政策范式在政策过程中关注行为主体选择以及作为结果的政策变通、政策扭曲和政策失真等,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塑造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行为模式.
从而,制度约束下的行为涉及更广泛的原因,如意识形态、惯习、符号以及利益偏好的复杂互动.
新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制度与行为关系中的组织因素,从而超越个人理性经济模型的简单化约主义对行为提供了更加复杂的讨论.
在政策研究难题提供政治生活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解释性原因时,制度分析提出"非正式约束嵌入"、制度积累、观念遗产和历史路径依赖等重要变量.
科学主义与计量分析在政策范式中颇为流行,但难以对制度背景、规范、惯习和意义塑造对于行为的规范、引导和限制功能做出解释.
单一或少量政策很难独立起作用并经常不成功,但长期大量相关政策的尝试本身具有制度效益,甚至制度本身成为符号和象征.
在制度过程中,个人品性和政治角色的意愿可能不再那么重要,理性计算可能让位于复杂规则执行过程中被诠释的传统、规范,组织场域中对身份的认知和适当性的计算更加重要.
3政策分析难以看到复杂制度过程中系列规则富含的矛盾、冲突和分歧.
1道格拉斯.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W.
理查德.
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三版)(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3道格拉斯.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
26自20世纪中叶中央审慎思考和平解放西藏之时,教育援藏就已经作为具有策略性和战略性的步骤得到实施.
此后长期延续并引入对口支援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作为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国家对口支援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有逾半个世纪的历史,涉及领域方方面面、落实环节错综复杂、关系责任千丝万缕.
1同时,教育援藏不仅作为国家政策得到贯彻,也成为受援民众对于国家的一种期待,成为中央和西藏关系的一条特殊纽带.
在正式政策之外,教育援藏已经被日常生活化,援藏本身成为象征与符号,塑造着援助方、受援方和普通民众思考问题的方式.
教育援藏的落实,不仅是国家政策在科层制体系下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支援方在政治义务、政治忠诚与自我利益之间的非正式互动.
正是如此,本研究将教育援藏视为制度而非政策.
然而,高等教育援藏仍然有着诸多具体形式,如援藏干部选派、对口支援师资培养、人才交流计划、研究生代培、课题联合申报等等.
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在藏后行为为对象,以管窥豹,探讨教育援藏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模式.
本研究探讨:高等教育援藏干部如何选派谁被选派选派后如何履行组织或个人承诺二、涉及高等教育援藏的核心制度规范援藏干部,即指按照中央确定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方针,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计划,对口支援省(市)、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选派到西藏执行援藏任务的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2高等教育中的援藏干部,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系统的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教师.
截至目前,涉及高等教育援藏教师选派工作的文本规范主要有:历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成果文件;1994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统筹分批次选派援藏干部的文件,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和人才管理办法》、教育部"关于做好第*批援助干部人才选派工作的通知";支援方和受援方的省、县市级单位根据上级行政部门文件制定的各种具体政策、办法.
这些文件部门之间交叉制定、层级衔接,甚至单一政策制定部门内部同一时期有相似而重心不同的文本,同时不同时期政策文本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路径,从而典型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度集".
这个制度集核心包括:如何选派援藏干部;如何管理援藏干部和落实相关福利待遇.
最早关于援藏教师选派和相关待遇的完整规定可以追溯到1974年中央发布到《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该报告提出,教育援藏的主要任务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西藏当地教师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负责培养提高当地师资,从根本上改变师资不足的状况.
3援藏教师的选派标准强调政治素质、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政治历史清楚是首要的前提.
生活待遇方面,明确派出教师进藏不转户口,只带临时油粮关系,在藏工作期间一切生活标准,根据当地不同地区的规定,应与当地教师的待遇相同,并由西藏负责解决.
4由于工资的地区差异,提出援藏教师西藏工作的差额工资由西藏发给.
其他待遇包括:进藏的装备和行程费用,如1谢伟民、贺东航、曹尤:《援藏制度:起源、演进和体系研究》,《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管理办法》.
3《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的通知》(1974年4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4《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的通知》(1974年4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27棉花、被褥、棉衣、进藏路费和返回路费以及公费医疗等.
1当时明确"派出教师所需冬装,由西藏负责每人补助制装费八十元".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援藏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但一方面并没有对教育援藏的特殊性给予足够重视,援藏教师选派、管理和福利待遇与对口支援西藏所有干部一样适用统一政策;另一方面,1974年确立的相关规范基本完全得到保留.
1994年后教师援藏任务基本可以和1974年的规定一一对应,即政治任务、教学任务、师资培养任务.
同时,选派标准进一步明确化:"坚持标准,好中选优,优中选强;选派援藏干部,原则上应按相应级别选派,少数优秀需提拔任职的,必须严格把关,办理任职手续后,再进藏工作.
"2增加了选派的具体程序,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选派相结合的办法,党委提出建议名单后上报市、省委组织部.
干部管理延续同样的逻辑,即户口关系不变,只转党组织关系,新增在藏期间的管理由派出单位和西藏共同管理,并以西藏当地管理为主的条款.
年度绩效考核同样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受援单位实施并抄送考核结果给派出单位.
3生活待遇方面,明显地融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
"生活待遇"一词转变为"福利待遇",待遇水平相应提高.
福利待遇项目仍然包含工资差额补贴、进藏装备费、往返路费、医疗报销等,但更多形式以现金方式补贴,增加了一次性进藏补贴、每月生活补贴、进藏后提级任职和返回原单位后保留提级后的工资待遇、探亲假,以及其他规定,如机构改革过程中不被纳入下岗或分流对象、子女转学升学以及户口等优惠政策.
4为保障援藏干部的管理和福利待遇,作为受援单位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参照中央和内地支援省市的相关援藏政策文件制定了《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管理办法》,对诸如提职任用、休假与休假补助、体检医疗、津贴及有关待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长时段来看,这些政策不断调整,但根本性的条款却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性.
同时,各层次、各部门在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管理上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细微的差别主要在福利待遇的补贴上.
同时,这些政策并不构成封闭的领域,而是与政府科层体制、援藏思维惯性、政治责任和维稳压力一起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援藏干部的选派与在藏后的工作均是在具体情境下思考自身的角色、利益.
因而,制度分析不得不考虑教育援藏政策之外的情境、角色甚至意识形态的因素,甚至后者对制度与行为起着更为根本的塑造作用,特别是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关键领导人围绕西藏工作的讲话等.
三、高等教育援藏干部的选派逻辑(一)对政策约束下理性算计模式的批评谁参与援藏"生命的禁区"、高原缺氧的恐惧、远离家人和熟悉的生活与工作场域,对西藏工作的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克服这些障碍参加援助西藏在既有政策文本下,社会大众甚至粗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将援藏教师的选派过程理解为:个人报名与单位推荐、组织考察、组织审批和结果上报的一个制度化的标准程序.
同时,理性的个人会计算援藏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并充分肯定援藏的结果是个人绩效的最大化,或至少认为在确定的时间参与援藏能获得比当前工作内更多的预期收益.
进一步,援藏的整个机制应该是竞争性的,在预期收益明显和可观的情况下援藏干部才华出众.
然而,这一假定很容易得出个人绩效最大化与援藏总体绩效1《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的通知》(1974年4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2《关于选派第六批援藏干部的通知》.
3《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管理办法》.
4参考:各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关于选派第*批援藏(援青)干部的通知》.
28最优化的悖论,即个人收益增加意味着援藏总体收益的减少,参与援藏的核心是获得利益而非进行支援和奉献,这与实际援藏绩效明显不符;另一方面,在预期收益与当前工作收益比较缺乏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这一假定意味着候选人根本没有很大动力参加援藏,援藏任务则无法落实,同样与实际不符.
这一逻辑也遭遇到援藏不同群体内部激励差异的问题.
基于政策框架下的个人理性计算,援藏对于党政干部而言理应有着更大的预期收益,而对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收益模糊而不稳定.
这一逻辑展现了教育援藏相较于党政部门的差异性.
合理的结果则是:党政干部援藏过程充满竞争性和活力;专业技术教师援藏缺乏内部激励.
对这一逻辑的分析需要考虑科层体系内部晋升逻辑和高校教师职称评定逻辑.
对于政府系统党政干部来讲,从科级干部晋升到副处级干部将遭遇严肃的"天花板效益",也即对于科级职位对大部分科级及其以下职级的干部来讲意味着整个职业晋升的顶点.
援藏或援疆提供的制度安排无疑为官僚系统党政干部提供了晋升的捷径或机会.
数据显示,百分之几的援藏干部被确认为援藏身份之前均为年龄、科级干部.
因而,对于党政干部而言,参与援藏对于理性个人来讲结果明朗而富有吸引力.
冯军旗的研究认为,正科级干部到副处级干部的晋升平均时间间隔为7.
3年,1援藏的最优结果无疑一方面缩短了晋升的时间,增加了仕途的竞争力,年龄可能成为关键职位晋升的限制,另一方面最差的结果也至少是高一级别的行政工资.
高校的党政干部晋升逻辑基本类似.
对比来看,对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教育援藏政策设计的逻辑也即高校自身的制度逻辑同样不容忽视.
高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晋升,不仅关系到高校之间的竞争和排名,关系到就业率和招生率,关系到高校科研和教学水平以及国际化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高校是否会放宽职称晋升的核心条件,以增强对于专业技术援藏教师的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对口支援作为高校在既有政治和行政体制下的政治任务,但内地高校竞争环境总体不以完成政治任务为核心标准.
加上高级职称名额的紧张,使得高校反而不断提升职称评审的标准.
从而,遵循理性计算原则,职称晋升的核心目标与既有体制对参与援藏没有明显的吸引力.
的确,一些高校放宽职称评定标准,如援藏冲抵出国经历(对"985工程"高校来讲并不普遍)、考核合格不占晋升指标、或副高内晋升一级,颇有吸引力;但另一些高校仅仅承诺西藏的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考试成绩一样适用原单位职称评审.
上述分析颇有道理,并提醒政策制定和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援藏区别于政府系统或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内部激励的差异性;然而,奠基于个人理性选择之上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各个高校内部的差异性,并忽视了组织的重要性.
(二)援藏教师选派中的组织因素审慎的调研发现:是否参加援藏并非仅仅为政策激励下的个人理性,而是融合了组织因素、政治责任、受援方标准和援藏候选人主体利益的综合结果,政策约束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教育援藏教师选派首先是组织行为,组织不仅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承担了相当的政治责任.
教育援藏是对口援藏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几乎所有的有关对口援藏的政策体系均高度强调"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充分重视教育援藏工作","相关部门要把教育援藏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尽职尽责地完成,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2"真正把选派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为促进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3教育援藏首先成为各级教育口和高校组织承担的政治责任.
政治责任区别于行政责任,前者强调政治忠诚,后者强1冯军旗:《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0页.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国办发〔2004〕6号);《教育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教民〔2006〕8号).
3《关于选派第六批援藏干部的通知》.
29调岗位职责和绩效.
研究表明,经济绩效对于底层官员晋升的激励较大,但行政级别越高,特别是市、省级干部来讲,政治忠诚相比行政绩效来讲更关乎官员个人前途.
1相比日常行政事务,教育援藏并非行政岗位的明确责任,而是来自科层制上层安排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是运动式的、临时的;但另一方面有着逾60年实施的历史,在全国有大范围实施的先例,各高校领导人之间有着围绕教育援藏落实绩效的相互竞争.
这一强大的政治压力及其压力的承载者领导人个人,无论何种原因都必然将高等教育援藏转换为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组织行为.
这一组织行为不仅要求选派合适的人选,如专业、职务、职称和职级、能力、形象等,还需保障选派本身不会遭遇失败.
这自然而然要求支援高校党委根据受援方高校提供的援藏干部具体指标将注意力锚定在相关教师身上.
受援方在提供需求方案时,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教师有着不同的标准:前者一般标明岗位名称、相关工作经验、行政级别和年龄;后者标明年龄、学院、专业、课程、专业技术职称等.
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标准实际成了援藏干部选派的明晰限制,最终符合条件的人选经常并不多.
考虑现实其他情况则进一步限制了可选人数,如候选人的家庭因素、身体健康状况.
除此之外,支援方组织还需考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状况,即谁可离得开、以及谁已经参与过援藏或援疆项目.
最终,锚定的人选经常性被限定在极少数教师甚至1-2名教师身上.
但各高校差异较大,部分高校竞争性可能真实存在,但同样不可忽视组织的选择.
从而,各高校官方政策文本明确强调个人申报或组织推荐相结合,但实际运作过程经常性是组织锚定和个人服从组织安排的结果,并在"顾大局、讲政治"的话语下,以可预期的不言明的实际收益为支撑.
援藏教师主体的国家情怀、边疆情怀、对西藏的兴趣同样不可以低估.
西藏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地缘政治特征,在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是每一个爱国者都憧憬为其作出自己贡献的神圣土地.
访谈中,逾90%的援藏教师均表达了对西藏对情怀,"想到中国的这块土地走一走,了解了解".
部分援藏教师带着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仅占相当少的部分.
这正是西藏情怀的映照.
例外总是可能发生,锚定的人选并不接受组织的安排.
但一旦发生,渐次锚定不仅面临新的说服,还需克服失败案例的模范效益.
因而,组织锚定有着更深层次的依据和凭借,这些凭借并非来自高等教育援藏政策的激励与约束,而在政策之外的组织环境和场域.
这一凭借不仅考虑上述显性标准,仍需对候选人所面临的处境进行较为精准的分析.
对于党政干部而言,严格服从组织安排暗示顺利晋升,或至少更高一级行政级别的工资福利.
理性算计可以轻易知晓其中的厉害.
对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职称晋升来自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上级组织无法有效承诺.
然而,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潜在后果可能影响整个职业发展前途.
作为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多为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其二级学院实力强大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涉及教师年终考核、职称晋升和课题申报的支持度,这些对二级学院青年教师来讲是重大约束.
另一方面,对援藏表现出积极支持态度在获得在受援高校申报省部级课题基金.
这一过程中,组织权威、候选人对参与援藏的理解、对西藏对认知与恐惧程度、奉献意识,始终处于互动的过程中.
因而,成功的援藏干部选派并非政策指引下的理性计算,而是政治忠诚、组织锚定、候选人在具体组织场域中进行适当性计算的结果.
这一过程中,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与个人对援藏的理解和认知进行持续的互动.
这里制度并非教育援藏政策的集合,而是组织权力场域、非正式人际关系互动、先前实施特征、个人适当性算计模式所组成的混合体,共同决定了选择集合和最终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受援方某方面师资长期紧缺而对口支援单位该方面组织人1Lü,X.
,Landry,P.
F.
,&Duan,H.
(2014).
DoesperformancematterEvaluatingtheinstitutionofpoliticalselectionalongtheChineseadministrativeladder.
APSA2014AnnualMeetingPaper.
Retrievedfrom:http://ssrn.
com/abstract=245248230事经不起轮番派遣的情况下,选派结果可能就并非"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最优状态.
适当性行为是完成选派任务优先,因而选派结果有相当的偶然性.
仅仅关注政策本身,很可能导致对援藏行为的不充分甚至错误理解.
四、高等教育援藏干部在藏行为逻辑(一)对在藏行为的制度与行为分析同样的误解可能发生在高等教育援藏教师在藏后的行为逻辑上,能力的质疑是流行的观点.
直观的经验对于受援地民众来讲颇有说服力,平常的岗位工作、毫无创造力的日常生活、缺乏重大变革与受援地民众的较高期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劣迹事件的关注远高于辛勤而平常的工作;众所周知的大胆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渐进而缓慢的制度改进却难以察觉.
这些心理学和管理学上的案例常常被人忽视,误解迅速传播、演变为偏见,并可能成为援藏教师和所在受援单位默识的潜藏文化,这一文化甚至威胁到援藏干部原本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心理期待.
与能力相关的问题是对既有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的批评.
分析者认为,援藏干部一旦进入西藏相应工作岗位,其管理与考核的责任主要归西藏当地行政、事业或企业单位,由西藏自治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结合实际进行,且其考核优秀不占派出单位指标.
尽管在考核考察条款中明确了考核具体内容,但惩罚方面主要涉及因公出差、请事假、请病假、休假和未经批准私自外出等问题,并未对岗位绩效做出考核安排.
另一方面,由于援藏干部的特殊身份,进藏之后基本成为各级组织的"香饽饽",如西藏自治区明确强调受援单位对援藏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充分发挥援藏干部的作用.
"1无论是组织管理机制上还是人情关系模式上,严格要求难以落实,但"热情关系"则得到了充分体现.
除高等教育援藏系列政策规定的有关待遇外,考核优秀基本得到落实;其他事假、病假和出差相较于在藏教师来讲颇为容易.
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另一方面则是对对口支援高校长期的无偿援助的回馈,这种回馈通过对个人进行奖励来实现对支援方援助绩效的肯定,也是建立长期对口支援友好关系的人情基础.
影响援藏教师在藏行为绩效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援藏干部的根本考核奖惩机制在支援方组织单位,但短期在藏期间的考核在西藏各受援单位,即在藏期间绩效考核外部化而导致的考核形式化.
这一考核机制降低了考核的成本,但对援藏教师有根本考核权力的支援方组织并无法有效监督在藏期间绩效行为.
这一办法必然遭遇人事绩效考核管理的代理困境.
当然,政策文本同时强调了支援方前方指挥部或领队对援藏干部的监督.
但支援方前方指挥部是单一省市多地区不同部门的临时性组织机构,各成员利益无根本关系,且无强制约束能力.
(二)组织情境互动下的在藏行为上述观点确能反映一些问题,但审慎而客观的分析仍需考虑援藏教师的实际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组织或情境之中.
一旦涉入具体情境,个人意愿可能并不重要,组织塑造或他人的情境性期待更能实际塑造个体的行为而非相反.
从而,适当性行为取到制度与行为互动关系的理性选择模式.
当援藏教师处于某个具体岗位时,就必然面临着国家、支援方、受援民众、受援组织、在藏干部和自我的多重期待.
这些期待经常多元而相互矛盾,融合了政治期待、责任承担、绩效供给、能力评估等正式组织因素,也涉及道德、情感、面子、人际关系等组织情境因素.
角色冲突常常伴随着整个援藏过程.
不同期待也有着影响力强弱之分,具体岗位及其所在的微观组织更能对援藏教师的行为发挥直接的塑造作用.
自我期待受挫一旦遭遇强烈的负面评价,折衷选择便极可能取代创造性努力,"做好岗位工作而非改变世界".
由于西藏特殊性,组织之外的政治同样1《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管理办法》.
31起着某种限制性功能.
援藏干部应自觉接受受援单位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履行维护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切实做好援藏工作.
1然而,政治责任和维稳责任典型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和高度模糊性特征,理性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趋向于审慎行为而非大胆创新.
因而,最终的行为模式远非自我期待、国家期待和受援方民众期待的积极结果,而是个人能力意愿与多重外部期待、尤其是受援单位组织场域互动的实际结果.
进一步分析还需区分专业技术教师和党政干部教师.
大多专业技术教师进入需求方所在学院之后,都相应承担了一定的行政职务,一般分管科研.
受援单位在做出需求计划安排时,鉴于内地高校教师学术能力总体较强、学术关系网络广泛,基本以副教师以上职称为需求对象.
这一方面是由于西藏高校高级职称教师紧缺;另一方面是由于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可以在承担课程任务的同时,帮助受援单位推进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
然而,实际运作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一方面学科建设需要长时段积累,涉及该学科专业教师尤其是高级职称数量、课程建设与本专科教学规模与质量、科研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专业技术教师援藏一般仅一年半时间,这对于熟悉受援高校、自治区教育厅、教育部有关规章程序和人际关系网络都显得局促.
理性的行为选择则主要在其他方面,如搞好教学工作、专注自己的科研成绩、力所能及地促进所在单位教研水平的提高.
然而,严格的教学秩序管理必然招致批评,况且受援高校总体学生素质、总体教学水平、教师能力素质、教学管理模式和绩效评估机制,内地绩效管理模式与思维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
内地高校竞争的核心:教学与科研,在西藏高校让位于政治与行政.
相应,管理模式同样是行政主导,缺乏科学和效率为中心的科研与教学评估的绩效管理体制.
制度总是在与其他相关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单一领域的尝试经常受制于其他制度的制约.
党政干部教师行为模式考察需要区分不同行政级别和岗位上的工作环境.
援藏教师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多为副处级岗位,仅仅百分之的干部为副厅级干部.
正职干部的安排非常审慎,不仅由于仓促进入西藏对受援单位总体情况不熟悉的缘故,也在于正职干部的自主权很容易导致诸多偶然性事件,而这对于西藏的具体实际来讲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其占用了受援单位行政岗位指标.
因而,作为援藏教师的正职干部提拔大多需要有较长时间的西藏工作经验和可靠的政治忠诚.
也正是这一逻辑,暗示了党政干部工作的限制性因素.
很大程度上,受援单位既有领导人意志、组织成员文化氛围、援藏干部与受援单位领导的沟通效果,直接决定或暗示了援藏干部在该单位的具体行为风格和工作效能.
低调的尝试,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取决于具体接收援藏干部单位和组织的支持程度.
内地学院有着相当的自主权,包括财政自足、科研自主、行政自主,但西藏高校严格的行政集中使得学院副处级岗位无法与内地高校科级岗位自主性进行比较.
名义上的权力限制了实质性的行为.
访谈中,大部分副处级援藏干部都表达了进藏时的热情与接触之后的无奈.
内地高校辅助职能机构在西藏变成权力机构,但权力机构内官僚政治的弊端,行政审批复杂程度与权力的集中化程度成正比,办公室政治,均有甚于内地高校.
因而,适当的选择是中庸地完成岗位工作.
形成对比的是,副厅级援藏干部有着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自信程度.
因而,短期可见的、实质性的或带有创造性的援藏绩效或制度改革,基本在学校层面进行推行,而非发端于学院.
权力过分集中可能成为核心的原因.
制度过程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有悖于初衷.
现实的行为逻辑受制于多重期待的悖论以及权力集中的制度背景,问题的原因或许恰恰在组织自身.
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运作过程并没有发生在真空之中,有关援藏教师的政策和规范并没有单独作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援藏教师行为并不奠基于个人理性计算,而是不断与组织环境诸如受援高校所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受援单位组织文化、绩效管理体制和日常生活模式高度互动.
1《对口支援西藏干部管理办法》.
32五、市场理性与价值逻辑的冲突可见,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并非奠基于个人理性假设之上的简约化模式,而是在复杂而纷繁的具体组织和情境下互动.
一旦对制度与行为关系的组织因素进行考察,作为组织的制度背景的功能就清晰可见了.
援藏教师的支援方原单位所处的总体制度环境、在藏后岗位工作所处的制度背景,自然地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层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
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干部援藏政策明显趋于市场化导向,在高度强调政治忠诚、政治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干部援藏政策文本突出反映了市场理性和利益特征.
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相应关联.
忽视社会对市场的反向运动情况下,市场经济造就市场社会,1援藏的整体政治属性和组织的政治忠诚无法简单适用于经济理性的个体支援者,细节性援藏政策福利待遇的市场化倾向正是适应这一宏大社会转型背景.
然而,一方面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并不能因细节性政策的引入而缓解其带来的内部冲突,高等教育援藏以政治和行政体制实施,又必须融入市场逻辑;另一方面内地的高度市场化与援藏本身的政治行政色彩和受援方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并存一个体系,内在冲突不可避免:科层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支援方组织的政治忠诚与个体援藏教师的理性计算;支援方认同的市场逻辑相对于受援方的行政主导和维稳责任;援藏干部主体习惯性的效率思维和利益计算与受援方组织的求稳心态;援藏目标的政治属性与实施过程的科层制特性.
2这些内在矛盾在援藏制度落实过程中赋予了组织和个人角色,也一同赋予了其角色的内部冲突.
这些冲突作为背景性因素而存在,使得援藏实施过程同时发生在内地和西藏两个不同的场域,任何单一场域的援藏行为离开整体的背景因素无法得到充分的阐释.
这些冲突也是制度化的,但仅仅关注教育援藏内部政策体系难以察觉,使得关注教育援藏发生的时代和空间背景、制度过程中的科层体系、组织环境、受援方总体制度绩效和援藏主体个体的适当性利益计算显得相当必要.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化的冲突并非显而易见,而是作为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而存在,微观的行为分析难以探查,理性计算的结果常常得出制度低效的结论.
这是诸多政策研究者所忽视的.
值得指出的是,市场理性和价值逻辑冲突的结果并非来自于教育援藏政策本身,而是来自内地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制度背景和科层制的悖论.
这一悖论并非总是消极的,它一方面限制了单个援藏主体的行为绩效;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市场理性的过分发挥,这在市场机制不健全、行政权力集中的西藏社会有着重大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意义.
单个援藏主体和短期绩效观察可能并不令人打动,如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能力提升,但制度落实的长期结果却显而易见.
在市场理性和价值逻辑冲突的冲突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制度过程的观念遗产、行为模式印记.
走过的路,再走就容易得多了.
一些失败的改革尝试再次实施,更容易得到好的落实.
【论文】1卡尔.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杨明洪对援藏的市场逻辑在农牧区的遭遇有类似观点,参见:《对口援藏的"华新模式"调查与分析》(《民族学刊》2015年第1期);唐朝杨认为援藏的关键不在资金,而在发展理念上.
见:《援藏干部留级生:发展理念比资金重要》,中国新闻网,2014年8月27日.
33"我们"与"他们":内地西藏散插生的社会网络构建1——一项教育民族志研究张东辉黄晶晶2摘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市一所内地西藏班学校的两名西藏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深入访谈和观察,力图走进西藏散插生的生活世界,了解他们与远在家乡的亲人、藏族同学和同乡、内地校里的汉族同学、汉族教师之间的交往互动及文化体验,探索西藏生在内地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建,并以民族志的方式将他们的日常行为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呈现出来.
关键词:内地西藏班;社会网络;文化适应;散插生;教育民族志一、研究的缘起"内地西藏班"是我国为西藏地区提供智力支持、促进民族团结的异地办学模式,自1985年创办迄今.
内地西藏班主要招收以藏族为主的、户籍在西藏的各民族学生,考取的学生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得以进入内地中学住宿学习.
西藏班的早期模式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创办独立的"西藏中学"或在当地的中学开设独立的"西藏班".
散插班始于2002年,教育部指定内地18个省市的57所示范性高中择优录取西藏初中毕业生,与本地学生混合编班,共同学习,打破了原来相对隔离的班级管理形式,此举成为内地班教育政策的新导向[1].
当西藏学生千里迢迢来到藏区以外的内地求学,进入到以汉族为主的学校文化情境中,面临陌生的师生群体,必然需要调和文化差异,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形成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而这种社会文化与规范的习得直接来源于他们与该社会环境的互动.
在内地求学、与本地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的西藏高中生为少数民族文化融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随着内地班学生人数的增多,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对这一群体开展研究,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西藏学生在内地的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德育方面.
研究发现:语言障碍、成绩反差大、生活环境差异、思乡等因素导致内地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和人际关系敏感等现象[2-4].
然而已有的研究多以调查报告和总结为主,停留在初步的描述或统计,缺乏对理论的把握和对实证资料细致的分析.
少数学者如朱志勇试图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较深入地分析了内地西藏班学生的族群认同感,但是他们的研究没能关注到散插生的特殊性[5].
本研究试图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西藏散插生与西藏学生、本地学生、老师的交往情况,进而探讨他们对自身文化和内地学校主流文化的态度.
12二、概念与理论框架:社会网络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网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Milroy将其界定为"一个个体所持有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并把个体的社会网络归纳为两类系统:开放的和封闭1本文刊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张东辉,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张晶晶,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34的[6].
在封闭的社会网络中,网络内的人们彼此熟悉,交往范围局限在网络内,很少与外界进行联系;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人们不局限在一个社会网络,而是根据个体的需要从多个网络中进进出出,如同事网络、老乡网络、同学网络、邻居网络等.
Milroy用"高强度、多面向"和"低强度、单面向"来描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封闭的社会网络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高强度、多维度的,即他们交往频繁、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有接触,如他们既是邻居,也身兼老乡、同事等多重角色;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人们的交往则是低强度、单维度的,即他们交往不密,仅在一个层面上有接触,如作为同事,彼此不熟悉对方的家庭状况、个人爱好和生活中"重要的他人".
基于这两类社会网络的特点,封闭的社会网络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助"、"责任义务"和"情感支持",而开放的社会网络下人们对彼此的期望较低,仅仅是提供该角色必须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其交往也多是"利益驱动的"或"工具性"的[6].
目前我国对社会网络的探讨多集中在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上,鲜有研究关注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网络构建及对其文化认同的作用.
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差异使他们的社会网络呈现出单一性,由于他们的民族身份具有可识别的"客观"特质,如生理特征、衣着偏好、语言模式、食物种类、礼仪仪式等,这些特质突显了其"少数民族"的身份,从而强化了本民族内部交往、与汉族群体截然分开的社会网络.
然而,随着西藏学生进入内地学校、与汉族学生同在一个班级学习,远离熟悉的家庭、亲戚朋友和藏区文化,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如何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他们愿意与哪些人交往,不愿意与哪些人交往他们交往的原则是什么这些新的社会网络对他们在内地学校学习、生活有着怎样的帮助是否促进了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融入三、研究场域与对象:西藏散插生本研究是一项民族志研究,基于2011年4月到2012年4月对北京市一所接收西藏散插生的学校(此文称为G中学)进行的田野调查.
该校创建于1957年,1989年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中学,现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北京市示范高中,其高考升学率连续两年为全区第二,因而被选拔到这所高中的散插生都是西藏学生中的佼佼者.
2011年G中学共招收26名西藏生,藏族21人,汉族4人,门巴族1人.
这26名西藏生来到G中学后被散插进了6个高一班,每个班平均4人,一般是两男生两女生.
周一到周五,他们与北京本地生的日常生活学习无异,周末或寒假北京本地生放假回家,西藏生统一组织补课和开展集体外出活动.
西藏生每年暑假可以回家探亲一次.
本研究正式开展之前,研究者曾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民族教育学会之邀多次访问G中学,听取该校校长关于内地班工作的汇报,并与负责西藏学生工作的教导主任和教师多次座谈13.
为研究者进入现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经过教师推荐,本研究最终确定两名西藏同学——多吉(男,藏族)与拉姆(女,藏族)(均为匿名)为个案,对他们共进行了16次访谈和8次课堂观察.
通过受访者自己的回忆和陈述,研究者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孤独"到逐渐"习惯成自然"的转变,获得他们重构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重要的事件和"主位"概念(emicconcept)[7].
同时,本研究还对两位个案西藏生的老师和同学(汉族和藏族)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以期全面地反映和验证他们真实的人际关系,避免陈述的主观性.
正如其他的质化研究一样,本研究也涉及研究伦理问题.
在接触两位个案学生之初,研究者再三向他们解释了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侦探"他们的思想动态,而是"好奇"他们的交友态度与行为,承诺对他们的身份和学校信息进行保密.
在访谈时,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邀请他们自愿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不强迫他们回答想回避的问题.
然而,作为汉族的校外人员,我们对两位西藏生来说有距离感,且他们承认在汉语交流上有恐惧心理.
同时,由于我们长期处在汉湖街道办事处.
35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对藏族学生的心理活动不能很好地把握,在涉及学生文化认同情况时,有时候从本民族心态出发,提问可能过于直截了当,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如当得知藏语学习对西藏生来说很重要时,研究者紧追了一句:"既然你觉得藏语很重要,为什么报考G中学做散插生呢(G中学不学藏语,北京西藏中学有专门的藏文课)"他们尴尬地笑了,不知该如何回答.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不断地反思访谈中的权力地位关系,调整问问题的方式和角度.
当了解到西藏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后,我们精心选取了一套与高一同步的英语课外读物赠与他们,希望为他们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多次接触之后,令我们欣慰的是两位西藏生基本上消除了顾虑,在访谈中比较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受访者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是本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
四、重构中的社会网络:多吉和拉姆的内地学校生活由于特殊的异地办学模式和学校管理制度,内地西藏散插生这个群体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学校场景中.
他们来到北京,与非本民族、非藏区的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却没能发展出超出校园的联系;他们只有暑假的时间能够回到西藏见到父母及西藏的朋友,平时主要通过电话、邮寄包裹等方式联系.
在这种情境中,他们所营造的社会网络主要有三个群体:血缘亲族、同辈群体、汉族教师,并从这三个网络中获取自己所需的物质、情感和信息资源.
本研究以多吉和拉姆为个案,探讨他们是如何构建这三个社会网络的以及这三个社会网络在他们各自生活中的重要性,以此展现西藏生在内地学校情境中如何定位自己和他人、自身文化和学校主流文化的关系.
1.
远方的亲人:隐身的网络家庭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的最主要场所,个体从家庭获得生存所必须的食物、情感和安全,习得了语言和基本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家庭形塑了个体对社会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态度.
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从个体一出生就开始了,并将伴其一生.
14多吉出生在西藏山南的一个县城里,爸爸妈妈都是公务员.
为了让多吉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爸爸妈妈在他三年级的时候把他转到了山南最好的小学之一,并寄住在姑姑家.
小学毕业后,多吉考上了南方某省会城市示范性中学的"内初班"(即内地初中班).
由于从小在汉族学校上学,加上内地初中三年的学习,多吉认为自己"比较独立","很小就开始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不怎么和父母在一起".
到北京后,活跃的多吉没有遇到过语言上的问题,学习、生活适应得也非常快.
拉姆来自昌都,父亲是一名警察,母亲是家庭妇女,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的名字还是出生时爸爸妈妈专门到寺庙找喇嘛赐的名.
虽然拉姆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主要是用汉语(除藏文课外)上课,但是在来北京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初到北京后的一两个月,拉姆觉得"有点不习惯","比较孤独"、"比较想家",北京的陌生环境让她"胆子小"了,汉语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经常说着说着就忘词了,不知道说什么".
来G中学后,学业上的巨大落差也沉重地打击了拉姆.
据班主任老师介绍,她第一学期在班上是倒数第一.
父母觉察到了她的处境,电话里的嘱咐从"要好好读书"变为"慢慢来",父母的安慰帮助拉姆度过了适应期,到第二学期她的成绩已经提高了十几名.
虽然身处内地的西藏生远离了家乡,不能与父母朝夕相处,但是家庭对他们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象一条隐身的网络,虽看不见,却一直都在.
这条隐身网络更会通过电话、互联网、邮政快递和亲人探访等时不时地浮现出来.
无论是此前从未出过远门的拉姆,还是自小离家求学的多吉,到北京后都和父母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研究者:"你和家里联系多么"拉姆:"多,差不多每天都联系.
刚才还和家里打了电话.
"(访谈1,2011-10-19,LM)36研究者:"你和家里联系次数多么都会聊些什么内容"多吉:"每周一次吧,他们主要问下我学习、生活上的情况.
"(访谈2,2011-10-19,DJ)2.
同辈的界限:谁是"我们"同辈群体是相似年龄的人因共同的兴趣、思想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引而自发形成的具有密切关系的群体.
同辈群体是青少年发展社会技能、习得社会规范的重要参照团体.
青少年最早的社会化实践就是学会如何进入同辈群体,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动中寻找社会角色,发展社会技能.
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同辈群体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8].
由于西藏生长年寄宿在内地的学校里,每天与藏族同学吃、住在一起,与汉族同学一起上课,同辈群体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一般来说,同辈群体是自由结合而成的群体,这种自发的、自愿的选择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偏好.
多吉和拉姆都很看重与同龄人的关系,希望周围有"打成一片"的人,但两人的同辈关系网络却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对初来北京的拉姆而言,她最看重的同辈群体是"老朋友".
她的"好朋友"排序首先是留在西藏的初中玩伴,其次是来自西藏的同宿舍同学,最后才是北京本地同学.
研究者:"有心事的时候,你会跟谁说"15拉姆:"大部分跟西藏的朋友,有些会找姐姐.
"研究者:"怎么不找你身边的人呀"拉姆:"有时候会跟一个寝室的人说说.
"(访谈6,2011-12-9,LM)随着在G中学的熟悉和适应,第二学期拉姆的交往重心渐渐转移到活动空间接近的同学身上.
她和班里的一位西藏来的汉族女同学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研究者:"你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谁"拉姆:"是我班里的,她也是西藏来的,援藏干部子女.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总是在一起玩.
开始觉得她是汉族,没怎么交流,但是后来就越玩越好了嘛.
"(访谈13,2012-4-7,LM)然而与班里其他的汉族同学拉姆还是不能形成亲密的关系网络.
研究者:"你觉得和北京学生有距离么"拉姆:"有吧.
我第一学期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社团,然后里面就我一个人是藏族学生,我就退出了,去了另一个藏族学生多一些的社团.
"研究者:"为什么呢"拉姆:"她们都是三个两个的,就我一个人.
没什么意思.
"(访谈9,2012-3-2,LM)与拉姆不同,对适应能力很强的多吉来说"新朋友"才是他的重点.
他迅速找到了自己在新37的社会环境中的位置,成为了西藏生的"领导者".
他在担任西藏生代表的过程中,成为西藏生信息资源的核心,是连接西藏班学生与教师的枢纽.
与此同时,他通过参加篮球、足球、研究性学习等活动,结识了很多北京本地学生.
在访谈中,多吉表示他更喜欢和汉族学生一起合作,"这样就有两个观点,一个代表藏族同学的观点,一个代表汉族同学的观点.
"研究者:"你觉得和北京学生在一起学习、生活怎么样"多吉:"视野可能会更开阔一些,就是跟汉族学生交流多,语言、表达能力这些都会提升,而且如果只跟我们藏族同学接触的话,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没什么改变.
"(访谈8,2012-3-1,DJ)在访谈中,拉姆和多吉都使用了"我们"来划分群体界限,"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意指藏族,即"我们藏族同学","他们汉族同学".
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与"他们"的边界认定又不完全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地域,即"西藏生"还是"北京生".
由于西藏生整体,不论汉族还是藏族,都在国家内地班政策的覆盖之下,因而他们在学校里获得的待遇相同,在分配宿舍和班级上一视同仁,又因为有着藏区生活的共同经历和记忆,对内地学校来说都是"外来人",在情感上也能够引起共鸣.
所以在拉姆的朋友群体里,"我们"并没有排除在藏区长大的汉族或门巴族,她最好的朋友正是西藏生中的一个汉族女同学.
尽管多吉更倾向于经营和维系与北京同学的关系网络,他也没有把后者看做是"我们"中的一员.
相反,从选择上G中到选择交北京朋友,多吉的行为都反映了一个深入他内心的理念:选择好的教育资源,谋求个人发展.
择优录取的散插班模式为西藏生提供了G中"好"的信息,与内地学生一起学习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构成了吸引.
社会吸引是交往行为的起点,也是行动者构建和调整社会网络的初始动力.
对西藏生而言,内地学生具备种种"好"的特质,如成绩好、视野广、表达能力强、素质高.
再加上西藏生渴望证明16自己的跨文化交往能力,因而与北京同学有密切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令人羡慕的事情.
即使更愿意与西藏同学交往的拉姆也承认:"我们学习能力上可以跟汉族学生一起,对我们的学习能力促进更大,这比我们全部都是西藏生更好点吧"(访谈8,2012-3-1,DJ).
布劳在对微观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交换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社会交往的实质就是人们交换酬赏和惩罚的过程,交换行为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也存在于包括友谊、爱情在内的社会关系之中[9].
除去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如亲属群体)和外力强加的社会关系,如果某个人期望与另一个人交往,就是期待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一类是内生性报酬,指个体能够从社会交往关系中获得情感体验;另一类是外在性报酬,指个体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收益或工具性的帮助.
从多吉和拉姆对各自交往动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西藏生在社会网络构建中呈现了比较清晰的"酬赏"的需求,并因互动对象不同而需求不同:与北京同学交往时,他们关注的是自身能力提升,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学习能力以及视野;与西藏同学交往时,他们关注的是情感交流.
就个体差异来看,多吉更重视发展"工具关系",拉姆更关注发展"情感关系".
在同辈群体网络构建中,多吉倾向于作出理性选择,寻找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开放性网络",即交往并不频繁的"弱关系"———北京生;而拉姆则转向亲密程度高、西藏生内部的"封闭性网络"或"强关系",希望获得情感回应.
因此,多吉的同辈群体网络中异质性程度较高,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也强于拉姆.
3.
可敬的老师:疏离的好感内地西藏生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校园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舞台.
对远离38父母照顾的十六七岁的西藏生而言,学校里的教师身兼师长和父母的双重角色.
G中学的校领导也深深意识到这一点,并成立了专门的西藏学生管理部,为西藏生配备了生活老师,即从西藏教育部门选调来到G中学工作一年到两年的藏族老师,他们负责西藏生的宿舍管理和日常起居.
在西藏学生到来之前,校领导们向各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宣讲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内地班的教育理念,指出了西藏学生的特殊性,帮助教师从心理上更好地接纳西藏生,创建有利于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教学模式和班级管理模式.
为了增进教师和西藏生之间的理解,G中学特意组织了"师生结对子"的活动,要求老师和一名西藏学生结成对子,定期见面谈心,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
以上种种做法都反映了G中学对西藏生的重视,正如G中学西藏生管理办公室主任所言,"我们可谓吃喝拉撒无微不至,天气冷了,我们提醒他们穿衣服,生病了去医院探望他们,周末轮流陪他们外出采购生活用品,有时甚至代替他们的父母帮他们做决定"(教师访谈2,2012-3-22).
多吉的"导师"正是这位主任,拉姆的"导师"则是学校办公室的另一名老师.
谈及和老师的关系时,多吉和拉姆都表示G中学的老师对他们"挺好的","课讲得很好","工作非常辛苦","值得敬佩",尤其对班主任老师和结对子老师存有好感和"感激".
但是这种感激和敬佩之情似乎并没有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点到即止".
研究者:"你和哪些老师的关系比较好"多吉:"班主任、任课老师、生活老师、主任.
"17研究者:"那你有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会去找他们么"多吉:"嗯,不会的,像我这次没考好,主任严厉地说了我几句,我都不敢见他了.
"(访谈14,2012-3-29,DJ)研究者:"你和结对子的老师关系怎么样啊"拉姆:"我和她接触不多.
她有时候来看看我,问下学习和生活上的情况,其他就没什么了.
"研究者:"那班主任呢"拉姆:"我很喜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她对我们很好,还会叫我们四个西藏学生一起到宿舍楼下的教工餐厅,就是可以自己做饭的厨房,去吃饭,问一下情况.
"研究者:"那你有遇到什么困难,会去找她么"拉姆:"这个,不会的.
"(访谈15,2012-3-29,LM)这种"密"而不"亲"的状况反映了西藏生对教师角色的认知,而非对教师个人的好恶.
教师角色是指在与角色伙伴互动的社会情境中,教师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而被期望及实际表现的行为或特质[10].
在学校里,教师是知识和规范的代言人,拥有学习领域的发言权,藉此教师成为权威的学习信息来源,对学生作出学习相关的抉择可以产生影响和束缚.
"班主任老师啊,39还有李主任,对我们西藏学生会比较关注一些,经常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还组织我们西藏生补课,针对我们总体来说比较弱势的项目,像英语、物理这些.
周末的时候,北京生不上课,他们就帮我们补课"(访谈14,2012-3-29,DJ).
在多吉和拉姆对关系密切人的排序中,老师除了在解决学习困难上排名较为靠前,其他如文理分科、填报高考志愿的重大决定上,他们似乎都不会把老师作为参考意见的来源,而是选择远在家乡的父母、亲戚朋友或在其他内地班读书的西藏同学.
尽管G中学教师的付出超出了一般教师职业的范围,但是在西藏生的心目中,教师依然是疏远的社会群体,是低强度、单面向的弱关系.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不可能像父母那样对每个学生给予关注;另一方面G中学的教师大多数是没有藏区生活经历的汉族教师,对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差异和未来就业前景缺乏了解,在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也没有把西藏生的文化差异考虑进去.
"一视同仁"恰恰是G中学一贯强调和引以为豪的原则.
"我们规定每个学生必须按照《学生手册》的要求来做,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律穿校服,不允许戴首饰,更不允许搞宗教活动"(教师访谈1,2011-6-7).
对于来自佛教文化背景的西藏生来说,他们在内地学校读书期间只能暂时停止拜佛的行为,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再信佛.
拉姆就对佛教有着特别的感情,她不仅认为她的名字来源于佛祖的恩赐,就是她来G中学也是佛祖的关照.
"我来这个学校也是喇嘛占卜出来的.
以往这个学校分数线都在620多分,我才考了590多分,但是就真的来了"(访谈6,2011-12-9,LM).
尽管西藏生非常尊敬老师,相信老师给他们讲解的人生道理,却不认同汉族教师的无神论世界观,因而对西藏生来说,汉族老师依然是"我们"以外的"他们".
18五、总结与反思:散插生的社会网络困境在社会网络研究者的眼中,社会是"网络"的社会,由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
对暂居内地的西藏散插生来说,家乡和熟悉的亲人朋友渐渐远去,成为隐身却依然重要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精神后盾和情感归属.
在内地学校情境中,他们则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形成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然而,社会网络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与个体的家庭背景、性别、性格爱好有关,而且与个体及其文化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权力地位关系密切相关.
通过对多吉和拉姆两位西藏生的民族志研究,本文发现:由于内地学校代表的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少数的西藏散插生成为内地学校中的"亚群体",本地生和老师则是学校中的"主群体".
在这样的社会交往环境中,西藏生倾向于形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网络,一个是以藏族学生为主体的封闭网络,另一个是以汉族学生和老师为主体的开放网络.
与内地汉族同学和老师的"大圈子"交往时,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自身能力提升,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学习能力以及视野开阔;与西藏同学的"小圈子"交往时,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情感交流、信任和互相帮助,这种封闭性社会网络的形成不利于西藏生获取信息、资源和文化融入.
虽然内地学校校领导和教师在国家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制度安排下对西藏生给予了特殊关怀和照顾,然而由于西藏生在"我群体"的界定中他们依然把内地同学和老师排除在外,强调社会网络的"地域性",因此特殊关照的这些举措只能让西藏生"感恩",却获得不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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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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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琴,"藏族儿童内地学习生活的文化适应研究——对双流县就读的藏族儿童群体的调查",《中国藏学》2009(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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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丁荧,《教师图像:教师社会学研究》,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4.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邮编:100871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电子邮件:marong@pku.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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