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体行动维权及参加集体行动频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1——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为例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7级博士生李超海论文摘要:近年来,市场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比较突出,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利益抗争的行为时有发生.
统计分析显示,就影响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因素来看:农民工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可能性越小;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农民工对劳动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集体行动具有促进作用.
就影响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频率的因素来看,在增加了第二层次变量城市GDP的影响下:教育程度可以降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次数;农民工的网络规模跟他们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呈正比;劳动合同可以降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越高.
关键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集体行动,集体行动频率,影响因素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上升,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比较明显,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突出.
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假说,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整个社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拐点(西蒙库兹涅茨,1955),此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等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明显增加.
研究表明,近10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增长了近10倍,一直保持着快速上升的趋势:1993年,8709宗;1999年,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于建嵘,2007).
2005年中国百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4.
7万起,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赵鼎新,2006).
以广东省为例,从2001年到2004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起增加到4008起(蔡禾,200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广东社会与人口发展蓝皮书》也指出:"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刘小敏,郑梓桢,2005)可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众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农民、农民工、小区业主和企业工人是当下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又以农民工集体行动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尤为突出.
据统计,2003年广东惠州市因农民工拖欠工资引发的集体上访、罢工等群体性突发事件85起,占突发事件总数的85%(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2004).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2000年至2004年,因利益受侵害而参加群体行动的农民工从2001年的16万多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25万人次(冯建华,2008).
因此,频繁发生的农民工发起群体事件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1本研究得到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蔡禾教授的悉心指点,特此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长期以来,控制与反抗是劳资关系永恒的主题,资方追求效率和劳方期待公平之间的利益诉求导致劳资矛盾的加剧,会引发诸如工人的罢工、集会等等抗议行动.
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市场化的发展会加剧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当传统的庇护—依赖型社会契约被具有自主性和追逐利润的管理者所取代后,劳资关系的紧张不可避免(Edwards,1979).
其次,经济现代化会导致民主化,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还会加强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的要求(Friedman,1962).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一方是追求效率和利润,拥有权力和占据资源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另一方是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必然要求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教育的普及为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工争取利益提供了工具,因此,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人更有可能向企业管理者发出挑战(Inkeles,1974).
最后,从微观角度来看,工人对现状不满或者现实与期望的差别较大,都会导致人们对管理者的挑战(TedR.
Gurr,197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会强化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行动.
可见,西方研究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大多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裴谊理,2008).
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裴谊理,2008).
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不是绝对的经济剥削而是相对剥夺感,导致了人们造反和抗议(Gurr,1970).
因此,不管是经济剥夺还是心理剥夺,利益受损的行动者都会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反抗,从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政治机会机构、不同社会情景,人们的反抗方式或者说人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存在区别.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大众利益表达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四种利益团体的群体行动:都市小区业主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维权行动(刘能,2004;石发勇,2005;张磊,2005;何艳玲,2005;冯仕政,2006;佟新,2006;陈映芳,2006;),城市农民(包括城中村农民、城乡接合部农民)围绕土地征收及相关利益分配而引发的集体行动(孔雯、彭浩,2004;李怀,2005),农村地区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及相关企业的群体事件(李连江、欧博文,1996赵树凯,1999,2003,2004,2006;张静,2004;于建嵘,2000,2004,2005,2006;翁定军,2005;肖唐彪,2003,2004;应星、景军,2000;应星,2002,2007),城市农民工的利益表达研究(郑广怀,2005;冯建华,2008).
可见,国内关于群体行动的实证研究都是在探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争夺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和决定机制.
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维权行动提供了动员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总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利益表达.
(1)结构变迁与群体行动长期以来,政治及其社会运动是社会精英的专利,底层社会群体不能发声,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他们是被控制和统治的对象,他们是分散的和不能合作的社会个体.
因此,在结构主义看来,政治运动需要资源、网络和口号,各种社会运动的发生总是在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中产生的,而政治精英利用各种资源、手段进行动员和宣传,最终导致社会运动的出现.
而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力量重组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被破坏,人们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设置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维权和利益表达,这种制度结构制约下的个体理性选择是解释当前各类社会运动的基本逻辑.
斯科特指出,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地位进行了重构,世界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的侵入削弱了农村传统的关系(斯科特,1976),农村社会新出现的利益冲突和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权威结构,引发了大量农民对抗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于建嵘,2000,2004,2005,2006).
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依法抗争"的概念,指农民以政策作为抗争的依据,农民信任中央政府而对抗基层政府(李连江、欧博文;1996),胡荣也指出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偏低(胡荣,2007),这种结构性的不信任是导致农民抵抗行为的根本原因.
于建嵘提出"以法抗争",分析了农民主动抗争的方式和手段,从资源性向政治权利抗争转变(于建嵘,2003),此时的农民抗争开始将个人能动与制度结构结合起来行动,应星、景军等人的研究也属于这种类型(应星、景军,2006;应星,2002,2007).
反观城市居民的集体行动,工人集体行动和市民维权行动是与国企改革和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从而导致国企下岗工人大规模的抗争,冯仕政分析了单位结构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冯仕政,2006),佟新指出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结构导致工人的集体行动(佟新,2006);传统的单位制社区解体和小区业主群体的形成,城市征地农民和小区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直存在,陈映芳指出当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的组织化维权运动受到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对的有限制(陈映芳,2006)何艳玲指出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时代,基层社会出现的维权性集体抗争在不断兴起(何艳玲,2005).
可见,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结构变迁和制度松动是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参参加群体行动的重要原因.
(3)组织动员、关系网络和群体行动与制度和结构视角不同,有研究人员指出为什么处在同样的制度结构和经济条件下,为什么有些人参加群体行动,有些人不参加群体行动,这与不同利益群体的资源动员能力存在差异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组织因素和网络因素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维权行动中的影响和作用.
石发勇指出当前维权市民在"分裂"的行政体系和威权主义结构的背景下,运用关系网络可以促进其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成员的网络和及其社会成员对关系网络的运用可以有效的促使集体行动的成功(石发勇,2005),刘能分析了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产生的宏观过程个体行动者选择参与的微观过程(刘能,2004);张磊运用北京小区调查资料,结合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考察网络对业主维权运动的作用(张磊,2006).
可见,在结构主义视角、个体主义视角和综合视角下社会成员的群体事件的成因和行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制度变迁和行动者的关系网络是研究人员探讨群体事件的重要切入点.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在总体性社会不断分解和社会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当下中国,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性和理性行动得到了极大彰显,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和个体选择之间展开,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社会利益群体在遭遇利益侵犯和社会困境时,通常会将抗争的矛头指向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
因此,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类群体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制度背景和政治机会结构下形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大多数群体事件的行动目的都与经济诉求有关,比如失业下岗工人的工资补偿、失地农民的房屋置换、农民工的讨薪行动等等.
参与这些不涉及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群体事件的社会成员多是社会弱式群体,比如农民、农民工和失业下岗工人等等.
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式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和变迁又具有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独特的生活结构和群体特征.
但是,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久,工作时间越长,参与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程度越深,那么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企业资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就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城市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会导致农民工选择集体行动,什么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多次集体行动影响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背后的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本文基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2006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下面,我们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情况,本文主要用"是否参加群体行动"和"如果有,那么参加群体行动的次数是多少"这两个嵌套指标来测量.
依据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12.
5%的农民工参加过群体行动.
表1:是否参加群体行动是否参加群体行动频数百分比没有参加269487.
5有参加38612.
5合计3080100.
0从参加群体行动的次数来看,9.
2%的农民工参加过一次群体行动,2.
0%的农民工参加过两次,0.
7%的农民工参加过3次,0.
1%的农民工参加过4次,0.
1%的农民工参加过5次,0.
3%的农民工参加过6次.
表2:参加群体行动次数参见群体行动次数频数百分比0270587.
712839.
22612.
03210.
7440.
1540.
1680.
3合计3086100.
02006年广东全省的农民工总量2000万,按照12.
5%的农民工有参加过群体行动的比例计算,每年参加集体行动的农民工就有250万人,按照将近10%的农民工参加过一次群体行动,那么广东省每年会出现184万人次参加群体性事件.
二、样本与指标(一)样本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问卷调查资料.
该课题的问卷调查在珠江三角洲九个地级市地区展开,取样办法首先是以外来人口比例分配九个地区的样本量;然后按各个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配第二、第三产业中的样本量;最后通过"拦截"和"滚雪球"的方法获取被访对象.
考虑到广东地区语言的多样性,访问员均来自于家庭居住在这九个地区的大学生.
调查于2006年7-8月正式展开,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086份(指企业就业农民工,不包含非正式就业农民工).
样本的基本情况见下表:表3:样本基本情况选项频数(%)性别1639(53.
1%),女1447(46.
9%)年龄25岁及以下:1631(52.
8%),,26-30岁:510(16.
5%),31-35岁:393(12.
7%),36-40岁:279(9.
1%),41-45岁:147(4.
8%),46-50岁:70(2.
3%),51-55岁:38(1.
3%),55岁以上:16(0.
5%)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571(18.
5%),初中:1582(51.
3%),高中:473(15.
3%),中专或技校:366(11.
9%),大专:91(2.
9%),不清楚:2(0.
1%)婚姻状况未婚:1701(55.
1%),已婚:1342(43.
4%),离婚:30(1.
0%),丧偶:12(0.
4%)城市分布广州415(13.
4%),深圳758(24.
6%),珠海194(6.
3%),佛山273(8.
8%),肇庆198(6.
4%),东莞612(19.
8%),惠州205(6.
6%),中山199(6.
4%),江门232(7.
5%)(二)变量1、因变量:是否参加集体行动.
投诉指农民工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向当地政府、劳动局、公安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信访办等机构反映问题,提出申诉(是=1,否=0).
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
(计数变量)2、自变量(1)性别(男=1,女=0)(2)年龄(连续变量)(3)教育程度(连续变量,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和中专职高=12,大专=15).
(4)企业所有制(公有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1,非公有企业(包括外资和私营)=0).
(5)绝对剥夺感.
绝对剥夺感指农民工直接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或利益侵害,通过因子分析获取.
对该因子做出贡献的指标是:"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我的收入并没有体现出我的劳动价值"(连续变量).
(6)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指农民工对自身目前利益所得水平与过去利益所得水平的比较评价.
其测量是:"与在家乡相比,进城打工后您觉得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有提高=1,没有提高或下降=0)(7)法律认知水平.
其测量是:"您是否了解劳动法"(完全不知道=1,不熟悉=2,一般=3,比较熟悉=4,很熟悉=5)(8)在打工地的朋友数(连续变量).
(9)是否参加企业同乡会(是=1,否=0).
(10)居住模式(企业集体宿舍=1,非企业集中宿舍=0),(11)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1,否=0).
二、影响农民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的Logistic回归分析因此,我们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作为因变量,将其他因素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所示:表4:集体行动维权的影响因素(LogisticRegression)有集体行动VS无集体行动BEXP(B)年龄-0.
023***0.
977性别(女=0)0.
329***1.
389特征变量教育程度-0.
132***0.
876认知变量劳动法认知水平0.
271***1.
311相对剥夺感-0.
0780.
925绝对剥夺感-0.
301***0.
740网络变量打工地朋友数量0.
0071.
007参加企业同乡会(没有=0)0.
475*1.
608制度变量居住模式(单独居住=0)-0.
0050.
995劳动合同(没有=0)-0.
1470.
864企业性质(非公有=0)0.
1301.
138常数-0.
693N1952Chi-square49.
73-2Loglikelihood1425.
06NagelkerkeRSquare0.
067注:***p<0.
01,**p<0.
05,*p<0.
1统计分析显示,制度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表达利益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的特征变量、认知变量和网络变量对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争有显著影响.
在特征变量方面,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可能性越小.
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积极性比女性高很多,男性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可能性是女性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1.
4倍.
在认知变量上,农民工的劳动法认知水平和绝对剥夺感对他们参与非正式的利益表达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劳动法认知水平对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劳动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非正式的利益抗争行动,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多人倾向于选择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绝对剥夺感越强烈,也就是对他们的劳动剥削越反感,农民工参与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抗争和维权的可能性越高.
而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即他们的地位变化情况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没有影响.
在网络变量方面,农民工的网络规模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维权没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的网络类型,即参与了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比没有参加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参加集体行动维权的概率.
这表明,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非正式的利益抗争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工先天的地缘网络而非先天的工友网络有利于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三、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回归分析一般来说属于数量的因变量,如果取值范围较小,并且取值为非负整数值,在统计中称为计数变量,严格地说,这种变量的分布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正态的,可以假设其服从泊松分布,可发展基于泊松分布的回归模型2.
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显然服从泊松分布,因为很多农民工没有参加集体行动,即使参加集体行动的农民工也只可能是有限的次数,并且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是不连续的,具有显著的离散特性,依据下图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显然符合泊松分布,可以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首先观察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是否属于泊松分布,具体如下图所示:图1:农民工集体行动次数的模型判定0.
2.
4.
6.
802468CountObservedPr(y=k)frompoissonPredictedPr(y=k)frompoisson依据上图的分析结果,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农民工的换工次数符合泊松分布,由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并非是一个增长函数,所以不能使用增长函数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即倒U形理论假说,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整个社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拐点,此时,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等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明显增加.
具体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由于区位优势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基础差异甚大,各种生产要素必然向平均利润率高的地区转移和积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
我们在第二层次模型中,引入地区经济总量作为宏观变量,探讨不同城市的GDP对城市农民工群体行动次数的影响.
下面,我们建立了关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回归模型:表5: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模型参加集体行动次数城市GDP年龄-0.
01692GreenceW.
EconometricAnalysis(4th.
ed).
NewJersey.
PrenticeHall,2000.
特征变量性别(女=0)0.
007320.
210*教育程度-0.
0910**认知变量劳动法认知水平0.
117相对剥夺感-0.
122绝对剥夺感0.
0823网络变量打工地朋友数量0.
0157***参加企业同乡会(没有=0)-0.
129制度变量居住模式(单独居住=0)0.
174劳动合同(没有=0)-0.
416**企业性质(非公有=0)-0.
427常数0.
0259N474Loglikelihood-400.
50注:***p<0.
01,**p<0.
05,*p<0.
1依据上表的统计分析结果,在加入第二层次变量城市GDP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得出下述基本的结论:在特征变量上,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有负向影响,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也就越少.
教育程度可以降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次数.
在网络变量上,农民工的朋友数量越多,集体行动参加次数也越多,农民工的网络规模跟他们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呈正比.
在制度变量上,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越多,劳动可以降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
在第二层次的变量上,我们增加了农民工所在城市GDP,也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成正比,也就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越高.
四、基本的结论和讨论可见,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工工既不属于一个阶级,因为对于工人罢工的研究证明,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工人总是在斗争中获得阶级意识,从而成为一个阶级(潘毅,2005);农民工也不能界定为一个社会阶层,阶层是阶级的具体化,充其量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在意识和行动上正在趋向阶层化的阶层(王春光,2006).
因此,农民工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群体,一个缺乏自组织性的人群聚合体.
他们的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失地农民、企业下岗工人和城市小区业主的利益表达,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和参加集体行动次数具有以下特点:(一)新生代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的可能性较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也就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男性农民工,他们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高.
换句话来说,那些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农民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更替,20世纪80年代出身的青年农民工(或者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调查显示,年龄在2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调查总体的52.
9%,并且他们的未婚比例是91.
0%,教育程度在高中(含中专、技校)及以上的占35.
7%,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
9年.
可见,未婚、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非正式的集体行动维权的可能性要比中老年农民工高得多.
(二)法律认知水平有助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劳动法认知水平对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劳动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非正式的利益抗争行动.
可见,法律意识对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懂法的农民工不仅具有较强的维权行动意识,而且具有较强的参加集体行动维权的能力.
在当前中国强国家、强资本和弱劳工的三方利益中,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除了制定法律制度约束国家和资本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侵害,此外,最主要的是提高农民工的行动能力,包括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能力.
一方面,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技能素质,不断增强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要具有较强的维权能力,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要学会运用武器来防卫.
因此,法律教育或者说增强农民工的法律认识水平,不仅可以增强农民工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法制社会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面临劳资纠纷的时候可以进行利益表达和抗争.
这样一来,即使农民工因为劳资纠纷出现了不满和怨恨,可以及时地将他们的不满和怨恨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从而不至出现影响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转.
(三)地缘网络能够增进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非正式的利益抗争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工非正式的地缘网络而非正式的工友网络有利于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也即共同外出或在城市结识的农民工会依靠关系网络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般来说,农民工非正式的地缘网络包括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等.
这些人要么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时结成的小团体,要么是在企业工作时候结识的老乡朋友,这种类型的朋友群体,不管是在地缘上,还是在关系亲密程度上,都类似于乡土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这种生活共同体不仅既有较强的凝聚力,而且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并且这种具有乡土社会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的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的整合行动能力比较强,能够将农民工的维权行动限制在农民所认为的"合理合法"的语境下进行,从而保证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得到有效实施.
(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也越高在加入第二层次变量的模型中,我们主要探讨了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影响因素.
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也就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从事的行业分布主要是服装、制鞋、玩具、电子等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而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个城市,相对珠三角地区的其他5个城市而言,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4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容纳的农民工数量也相对较多,大量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参与当地经济建设的程度越深,那么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企业资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就越来越多.
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而这些产业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参与利润分配的份额很少,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经常压缩用工成本,降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加上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不完善,企业拖欠工资和克扣工资行为时有发生.
这样一来,农民工数量越多的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农民工群体事件的发生概率也越高.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都市基于经济利益为诉求的集体行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自己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比如工资权利、人身权利等等,而很少有各种政治诉求、价值诉求之类的集体运动.
因此,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完成的过程中,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必然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总之,地方政府应付农民工发动的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无非是需要支付一些"安定团结费"(赵鼎新,2006).
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越强,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货币能力也就越强.
因此,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提高,政府支付能力越强,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次数会减少.
参考文献: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冯建华:《行动何以可能》,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博士论文(未刊稿)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关于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报告》,2004何明修,2005,《社会运动概论》,台湾,三民书局何艳玲:《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8月孔雯、彭浩:《城郊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行动分析——以村民聚众上访为例》,《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1996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北京:2002年5月刘林平:《外来人群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李怀:《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199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4期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年第3期.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唐文方(Tang,W.
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翁定军:《冲突的策略:以S市三峡移民的生活适应为例》,《社会》,2005年第2期.
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3月号,译文见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肖唐镖:《二十余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4月号——《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当前农民维权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学海》,2006年第2期.
——《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行动取向——对湖南省衡阳县的实证研究》,《权利、责任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应星、景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一辑),2000年6月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过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赵树凯:《社区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Blumer,Herbert.
ElementaryCollectiveBehavior.
InNewOutlineofthePrinciplesofSociology,editedbyAlfredMcClungLee.
NewYork:Barnes&Noble,1946Gurr,T.
R.
WhyMenRebel,Princeton,N.
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0Kitschelt,Herbert.
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andPoliticalProtest:Anti-NuclearMovementsinFourDemocracies.
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1986Turner,RalphandLewisM.
Killian.
"CollectiveBehavior".
EnglewoodCliffs:Pretice-Hall,1987LianjiangLi;KevinJ.
OB'rien,1996,Villager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ModernChina,Volume22,Issue1(Jan.
,1996),pp.
28-61.
Edwards,Richard.
1979.
ContestedTerrains:theTransformationoftheWorkplaceinthe20thCentury.
NewYork:BasicBooksFriedman,Milton.
1962.
CapitalismandFreedo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Gurr,Ted.
1970.
WhyMenRebel.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Inkeles.
1974.
BecomingModern:IndividualChangeinSixCountries.
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Oi,Jean1989,StateandPeasantinContemporaryChina:ThePoliticalEconomyofVillageGovernment,TheUniversityCaliforniaPress.
Putnam.
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
Princeton,N.
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
Pei,Minxin,RightsandResistance:theChangingContextoftheDissidentMovement,ChineseSociety:Change,ConflictandResistance/editedbyElizabethJ.
PerryandMarkSelden.
NewYork: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