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他子的知心朋友

吕叔湘谨题一九九四年六月立德立言,推君兼不朽;酬知酬原,愧我一无成.
说明:1993年10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为《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出版举行座谈会.
钱仲书先生因病不能出席,口授一联,请杨绛先生笔录,送给会议,钱先生在信中说,下联是有所指的.
乔木同志曾希望他把所写的外文稿整理出来,还希望他选注唐诗,但都因身体不好而未照作.
正道直行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纪念胡乔木同志宋任穷一九九四年夏无私奉献不倦追求怀念乔木同志薄一波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学习乔木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精神宋平一九九四年夏乔木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姚依林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乔木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永远怀念他!
杨尚昆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理论家纪念胡乔木同志李鹏一九九四年七月深切怀念乔木同志江泽民一九九四年七月廿日回忆胡乔木向胡乔木同志学习*邓力群我们应该从胡乔木同志身上学习很多宝贵的东西.
他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
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
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
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他的一生确实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
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中,目前为止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他的去世对我们党来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看来很困难了,就是写两个十年,把他所了解的毛主席写出来.
乔本从1941年开始给毛主席当秘书,四十年代十年,五十年代十年,两个十年.
现在四十年代十年已经有了一批好的稿子.
他出题目,提线索,回忆,然后搜集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他看.
看了以后再提意见,再行修改.
第二个十年,他出了一批题目,材料搜集了,但大部分稿子还没写出来,即使写出了初稿也来不及给他看了.
这部分要写成就困难了,写好更难.
能够像他这样来回忆毛主席的,为数不多.
乔木这一辈子,写社论,写评论,写消息,都不署名.
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电报,起草指示,由毛主席审定发出,更不署名.
毛主席授意他做什么事,给中央写什么东西,也不署名.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从七大以后很多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要的起草人,也从不署名.
尤其可贵的是,他做了很多工作,从来不张扬.
像我们跟他比较熟悉的人,很多事情他都不说.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
辛勤耕耘,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他就是这样不计得失,为党工作.
他孜孜不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因为做了很好的工作,就停步、歇脚.
他从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永无止境地做下去.
在他来讲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理所应当的.
在中央来讲,已经是顺乎自然,从没有想到要给他表扬.
起了很大作用的文章、报告、讲话、决定,很少听到毛主席表扬他哪篇东西写得好.
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你应该写得好.
在乔木则从来都是积极地、不疲倦地工作,情绪从来没有波动.
乔木的学习精神令人钦佩.
他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不断地学习,认真地学习,深入地学习,广泛地学习.
他本来的底子就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基础.
中文修养很好.
英文也很好,可以看书.
但为了工作他从不松懈,总是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他到延安以后,特别到了毛主席身边以后,除了下乡一次以外,没有担任实际部门的工作.
但是他是联系实际、尊重实际的.
据我接触到的,凡属重要的文件,重要的问题,他总是尽可能地向实际部门的同志求教,听取他们的意见.
如果把他经手过的东西,包括替中央,替中央负责同志所做的,统统都搜集起来,不知道有多少字,恐怕有上千万字吧!
个人尽了那么大的力量,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党内只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物,不知道写了那么多文件、文章.
署他名的文章恐怕只是他写的文章的一小部分.
用他名字发表的理论文章不多,但党的理论财富中,他所做的贡献,占着相当大的份额.
当然,谁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有时候他坚持的有些意见也值得斟酌,不过他的出发点总是要把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做得更好,是出于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目的.
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了不知多少遍.
总的是小平同志指导,具体主持的是乔木,前后持续了二十个月.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
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
他当时很不以为然.
他说,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
后来经过讨论,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又进行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比原来好多了.
他想通了,表示赞成.
有时候他从一个方面想得比较多,比较深,比较透,免不了分寸上有点过头,甚至有点绝对、极端.
可是他能够听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多次提,提得有道理,他也放弃他的意见.
乔木同志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
这也许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
人们都高兴的时候,他往往又为未来的什么事忧虑起来了,考虑着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真是难得.
中央给乔木的任务,他从来不推辞,一些其他的同志求到他,或者讲话,或者文章送到他那里,都是来者不拒,而且尽心尽意地帮助人.
乔木同志是我们这个所的创办人之一.
他为党和人民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出那么多贡献,值得我们纪念,他可贵的品格和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和他做同类的工作,很应该向他学习,怎么把他的长处学到,把他的短处引为教训.
认真地向乔木同志学习,对我们所的建设,对共和国史这个新学科的建设,肯定会有好处,会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这里有些同志与乔木同志共事过,多数没有共过事.
主要是共过事的同志,或者与乔木有过接触、交往的同志,可以准备一下,讲讲"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就这个题目,结合自己的感受,讲一讲应该怎样向他学习,学习他的作风、品德、理论方法.
胡乔木作为一个人物,很值得研究.
希望有人对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不仅对理解他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纪念胡乔木同志*胡绳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敬爱的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
我作为在五十多年前就和他相识,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宣传战线上的一个学生讲几句话.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的领导人.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他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工作了六十年.
他有马克思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有对毛泽东思想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渊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
他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效地奉献给了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
胡乔木同志一生最多的精力用在新闻战线上.
他为党的言论机关写过为数众多的评论,其中有些堪称典范作品.
他曾在多年间主持和领导党中央和国家的报纸、通讯社.
在他不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他还对党的新闻战线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工作,提出过许多好的指导性的意见.
"本文是作者1993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胡乔木同志在1977年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原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属于中国科学院)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已经残破不堪.
在各方面需要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机,胡乔木同志毅然挑起了在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院的重任.
这既表现了他对学部的学者们的信任,也反映了他一贯从党的立场重视社会科学.
他对于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将能起重要作用抱有信心.
在他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为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胡乔木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深刻的了解,对许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原故.
胡乔木同志极为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在当代的发展.
在这方面他具有丰富的知识.
胡乔木同志是个诗人.
他所作的旧体诗和新体诗已编成集子出版.
他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家,而且也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说出这些意见的.
他还广泛地关心和探讨文化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
他从青年起就对语言学、音韵学深感兴趣,一贯钻研这方面的问题.
他曾卓有成效地领导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
总之,胡乔木同志是个革命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者,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
他力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他决不是照本宣科.
他是富于科学创造性的宣传家.
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为党的宣传任务写的作品完全当得起是科学的著作.
接触过胡乔木同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勤于思考的人.
他在深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了.
他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对于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精神有深切的体会.
他极其尊重毛泽东同志,但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不能苟同时,仍保持自己的见解.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虽然为此而苦恼,但他决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胡乔木同志精神焕发,为党和国家继续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这一时期他的工作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从思想理论上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既纠正过去长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又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传统.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专家,这是胡乔木同志一生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尊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科学,他经常注意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也诚心诚意地尊重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专家.
胡乔木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弱点.
他自己说过,他的思考所得有些并不周到.
但是把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工作总起来看,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经作者自己审定的《胡乔木文集》,在他逝世前不久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已出版了.
他本打算写一部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邀了几位同志帮助他进行这项工作.
根据他有关的谈话,参加工作的同志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稿子.
可惜由于他过早地逝世,这些稿子没有能够经他审阅修定,但是由于是以他的谈话为根据,有几篇还经过他初步审阅,所以这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久将会出版.
我以为,胡乔木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是值得后人研究的.
也许他不认为他可以被称为是思想家,但至少他是一个缜密而内容丰富、多所创新的思想工作者.
他所思考过的问题很广泛,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他写的著作中.
他曾经在许多问题上和有关各方谈论自己的意见,有些谈话可能还存有记录;他还经常给人写信、写便条,提出各种意见.
这些材料我认为都值得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提供研究.
(原载《解放日报》1993年10月13日)忆乔木同志吴冷西我知道胡乔木同志是在我1941年9月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之后.
那时我在新闻部工作.
每天发表的社论,都经过新闻部发稿.
哪篇社论是谁执笔的,大体上都知道.
可以说,我是从社论稿中开始认识乔本同志的.
我第一次知道乔木同志写的社论是《教条与裤子》(1942年3月9日).
因为那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编辑部中对有关整风的社论都比较注意,加上这篇社论题目比较特别,很快就传开是乔木同志写的了.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月7日).
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
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
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
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
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毛主席主持改造《解放日报》的工作.
因为那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还没有清理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肃清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而在他主持下的《解放日报》未能成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的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党报的党性原则、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全党办报的方针以及新闻队伍的思想改造等重大问题.
乔木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改造《解放日报》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
我知道他经常担当毛主席同博古同志和陆定一同志(他在改造《解放日报》开始时出任总编辑)的联络员的工作,后来担任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秘书.
他为整顿《解放日报》写了不少评论.
他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等,都是针对当时《解放日报》的缺点的.
我当时的印象是,乔木同志不仅能写文章,而且对新闻工作相当在行.
但是,在整个延安时期,我对乔木同志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
我当时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编辑,连报社的编委会会议都未能参加,更不用说接触中央领导同志了.
见其人而受其教益,那是在西柏坡时期及其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我的工作的时候.
毛主席胜利完成转战陕北后,东渡黄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
新华社在撤出延安、远离中央一年多之后,又从太行转移到平山,回归中央直接领导.
这时乔木同志出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是廖承志同志.
毛主席于1948年6月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及前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
不久,党中央即决定集训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局面.
中央书记处分工主持集训工作的是刘少奇同志(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也经常指导),日常负责具体工作的是乔木同志.
参加集训的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等二十多位主要编辑人员.
当时的新华社,是三位一体的新闻机关,兼有中央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职能.
集训从讨论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开始.
这两个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这次集训的纲领.
下来就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训练.
这里包括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地迅速地反映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新闻和评论的选材、选题、立论、布局、调词遣句、文字修饰以至标点符号.
在这些方面,少奇同志和乔木同志对大家的要求非常严格.
乔木同志不仅审阅所有要发表的稿件,而且还通看新华社各地方分社和野战军分社的所有来稿(这些来稿除时间性强的随到随编随发外,其余的都排印出来.
)少奇同志开始一段时间也看所有稿件,后来才逐步减少,直到集训快结束时只看乔木同志送他审查的稿件.
重要的稿件还要送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审定.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在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乔木同志也审完所有稿件之后,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的意见.
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
会上乔木同志传达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指示,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已见,议论风生.
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他都要求严格,评点人微,其苛刻有时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
对一般编辑如此,对范、陈、梅、石也不例外.
大家在会上可以解释、辩论.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木同志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大家不能不口服心服.
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
有的稿件,经过三次、四次返工才获通过.
像范长江这样经验丰富、全国闻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篇战局评论也受到乔木严格批评.
事后他对我说,如果不是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经常看到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等于重写,很受教育,他根本接受不了乔木的意见.
要是在《大公报》,他早就撒手不干了.
乔木同志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
《屠夫、奴才和白痴》(1948年10月20日新华社时评)就是他重新改写的一篇评论.
整个集训期间编辑工作中,乔木同志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稿件,那怕是很细微的差错,都被准确地挑剔出来,而又被重新正确处理.
这一切给人强烈的印象:他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集训一段时间之后,乔木同志从日常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
从1948年11月起,至新华社随中央进入北平(1949年3月底)时止,中宣部和新华总社接连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大都是乔木同志起草或者根据他的意见写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过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指示)、《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用语的意见》、《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等.
大家都深深感到,乔木同志请熟新闻工作,不愧为我党卓越的新闻学家.
所有参加集训的同志,从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言教和身教(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许多重要新闻和评论)中,从乔木同志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益.
新中国成立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新华社,特别是《人民日报》期间,更加显示了他新闻学家的精深与渊博.
他一生对新闻工作的论述,系统地构成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除了1961年以后一段时间他患病休养外,乔木同志长期直接领导我的工作.
他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给我许多帮助,既有高瞻远瞩的,也有细微末节的.
他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作风,给我很大影响.
我在他的帮助之下,逐渐熟悉中央领导核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和为中央起草文稿过程中,乔木同志非常认真的综合和归纳、吸收和回答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深厚的功力和非凡的才能.
经过乔木同志修改的中央重要文稿,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比较满意,个别政治局委员即使感到未能完全表达他本人的意见,也难以挑剔.
这是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高级秘书难得的奇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发表),一篇是《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1959年5月6日发表).
这两篇论文都是由乔木同志执笔的,起草初稿是他,多次修改也是他.
我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这是高难度的作业.
在修改《再论》一文过程中,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意见.
关于匈牙利事件如何分析,关于铁托的讲话如何回答,关于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共同道路如何论述,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许多意见很精辟.
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不准确的看法.
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实事求是的分析,强调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
乔木同志以他特有的政论家的风格,处理得刚柔兼备、褒贬适度.
最后,毛主席提出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观点,更使这篇论文闪烁着哲学的光辉,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鲁的态度.
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
乔木同志经多次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
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
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
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人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
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
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乔木同志一生中执笔的重要文稿,数不胜数.
他作为我党优秀的政论家的风范,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
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
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
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
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
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
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
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
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
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
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
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炸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
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
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本同志的建议害了他.
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
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
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本、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
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
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
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虽然如此,他仍然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整个1960年下半年,他参加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声明起草的全过程,经历错综复杂的斗争,为最后达成协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之后他又参加农村调查和起草农业六十条的工作.
他长期紧张劳累,终于从1961年下半年起不得不长期离职疗养.
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基本上处于休养状态,但仍不时对《人民日报》提出改进的意见.
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杭州会议中严厉地批评了我,也批评了乔木同志(他当时没有在场).
我本想待他病情较好时再告诉他,但很快就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5月31日,我即被陈伯达夺权,随后入狱,同乔木同志失去了联系.
当我从四年牢狱中出来又被强迫劳动两年之后,终于又在北京同乔木同志见面.
他告诉我,那些年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也没有工作,被"冷藏"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不久,1975年3月,经毛主席批准,把乔木同志和我调到毛泽东选集材料组,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调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胡绳、熊复和李鑫.
不久,小平同志(他当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代替重病中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指定领导成员除乔木和材料组的几位负责人外还增加邓力群和于光远.
这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个摊子.
政研室在国务院的武成殿和后楼,材料组在怀仁堂的西四院,各有一批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
邓力群和于光远偏重政研室的工作,但小平同志每次主持讨论整理毛主席的文稿时他们都参加.
乔木同志主持这个班于两方面的工作.
他对毛选的整理工作非常熟悉,也抓得很紧.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他主持整理了毛主席的许多文稿,其中很重要的经小平同志定稿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就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国内工作和国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全面整顿的情况,及时向总理和副总理反映和报告.
乔木同志经常出题目要大家去调查研究.
许多重要情况,他都向小平同志报告了.
例如影片《创业》曾被"四人帮"指责,但小平同志肯定了.
影片《海霞》曾被"四人帮"禁映,但小平同志开禁了.
江青在大寨的讲话,经小平同志指示,通过较快的途径报告了毛主席.
可以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
乔木同志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正面回答"四人帮"当时大肆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不幸的是,很快就发生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人也成了批判对象.
乔木同志为此十分苦恼.
有一次我和胡绳、熊复专门同他谈话,支持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四人帮"始终把他看作眼中钉,打翻在地还要踢上一脚.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乔木同志在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被吸收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
他贯彻执行全会决定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积极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拨乱反正的一系列工作,着重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也批判开始滋长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思潮.
1980年秋到1981年夏,乔木同志要我从广州(1980年初我调广东省委工作)回北京,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工作.
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进行的.
起草小组主要由乔木同志负责.
乔木同志凭他参加过起草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有担任毛主席秘书多年、长期起草中央文件的丰富经验和政治思想修养,几经反复,终于圆满地完成起草和修改工作.
这个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1982年春我从广东调回北京广播电视部工作后,乔木同志经常关心广播电视工作,多次向我提出许多很好的改进工作的意见.
我记得他审阅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文件时,曾打电话告诉我,他同意广播电视应大力改革,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同时又要努力办好群众喜见乐闻、健康向上的文艺节目.
他认为我们的广播电视工作有优良的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我们学习外国,必须实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绝不能全盘西化.
我觉得他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乔木同志八十大寿那一天,我去他家中向他祝贺.
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仍坐着轮椅同我和穆青同志谈了半个小时.
他缅怀他领导新华社的往事,关心新华社的发展前景.
他说了他的病情,也询问我的病状.
想不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
在这之后两个星期,我即大病一场,死里逃生,在医院治疗达十个月之久.
病中收到他签名送来的文集,再三披阅,往事萦回,思绪万千.
不久即得知乔木同志逝世,倍感痛惜.
但重病在身,未能向他遗体告别,深以为憾.
去年10月间,在社科院等单位举行的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会后根据有关同志的意见,将发言改写成文.
由于多病体弱,精力不济,时写时辍.
流水纪事,了无条理,惟愿粗词淡句,谨寄哀思.
(1994年1月)怀念乔木季羡林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
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决不是的.
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读了这一份怀念之情.
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
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
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
总之我们认识了.
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
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
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
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
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
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
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
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
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十年.
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
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
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材.
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我同意了.
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
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
一迸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
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
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
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
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
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
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
他们俩显然很熟识.
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
"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
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
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
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
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
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
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
见了面也不打招呼.
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
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
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
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但是,乔木却决不属于这一类的官.
他的官越作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
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
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
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
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
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
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
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
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
乔木大概有点着急.
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
我答应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
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
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
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
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
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
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
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
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
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
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
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
他请我吃午饭.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
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
我委婉地回绝了.
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
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
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最近几年以来,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
他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我真是有点惊讶.
我比他长一岁,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哩.
但是,我似乎能了解他的心情.
有一天,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
散会后,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清华老同学林庚.
从那里打电话给吴组缃,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乔木告诉我,在清华时,他俩曾共同参加了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很想见组缃一面,意不能如愿,言下极为怏怏.
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
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
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
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
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来的.
我的儿子也来了.
后来谷羽和我的儿子到楼外同秘书和司机去闲聊.
屋里只剩下了我同乔木两人.
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
同一会面,环境迥异.
那一次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
这一次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
乔木仍然用他那缓慢低沉的声调说着话.
我感谢他签名迭给我的诗集和文集.
他赞扬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
我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
我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
"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谈话时间不短了,话好像是还没有说完.
他终于起身告辞.
我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
我哪里会想到,这竟是乔木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呢大概是在前年,我忽然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
我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万一.
这一次,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
但是,儿子告诉我,乔木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看他.
我只好服从他的安排,要说心里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六十多年的老友,世上没有几个了.
时间也就这样过去.
去年八九月间,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诉我的儿子,要我到医院里去看他.
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诀别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到了他住的医院里.
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样宽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进中南海相比,我这一次是来同老友诀别的.
乔本仰面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
床旁还有一些点滴用的器械.
他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
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
但是,他神态是安祥的,神志是清明的,一点没有痛苦的表情.
他仍然同平常一样慢声慢气地说着话.
他曾在《人物》杂志上读过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
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忽然想了起来,连声说:"写得好!
写得好!
"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
我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
这种空洞萦绕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
然而我不说这个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
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
按照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
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
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
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
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
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
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
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
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
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
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
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昧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
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
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
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
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今人难以承担的程度.
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人,我心里这一份负担就显得更重.
乔木的死,无疑又在我的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
我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份负担呢我自己说不出.
我怅望窗外皑皑的白雪,我想得很远,很远.
1993、11、28凌晨(原载《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五十余年共风雨——怀念乔木谷羽乔木刚过八十岁生日不久,躺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写了一首诗赠给我,诗中写道: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
五十余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
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
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
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
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
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
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
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乔木写这首诗的时候,离他去世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现在乔木离我而去已经两年.
两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五十多年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历程中,乔木一直给我鼓励、鞭策和安慰,每想到他,想到这首诗,许多往事就在我的脑际萦回.
我觉得我应该写出一点来,告诉敬他爱他的朋友们,也作为我对乔木的纪念.
一乔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细腻而又深沉的人,他很富有儿女亲情,但又总是把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我认识乔木是在抗战初期的安吴堡.
我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入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党员.
"卢沟桥事变"后,组织上决定我去延安.
经过辗转跋涉,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进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1月,我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那时乔木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
记得刚到班部的那一天,主任冯文彬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就带我去见乔木.
当时他正在一片树林里主持大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很瘦,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留着分头.
我和大家一样,称呼他"乔主任".
一天,青训班派我带宣传队到耀县去,乔木来到女生连,跟我谈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
他娓娓道来,有观点,有实例,也有办法,使我很受感染和教育.
乔木的博学和才华,逐渐显露出来,我内心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
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
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
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
"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
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7月的一天,我们把俩人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说了,就算结婚了.
婚后,乔木根据《诗经·小雅·代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我的名字改为谷羽,和他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他和我永结同心的深情.
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乔木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
第二年4月,我也回到延安.
就在我回到延安不久,乔木受命出发去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
开头还通消息,后来几个月就音讯全无了.
当时大后方的斗争环境险恶,我很替他担心.
也就是在这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人.
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我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已经不省人事.
我的头和臂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躺了三个月.
我想:要是炸死了,就再也见不着乔木了.
年底,乔木回到延安,才知道我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
同时,他又开导我: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
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生命.
乔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都是这样做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
乔木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
乔木回来告诉我时,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乔木反复劝慰我:"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
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
"他这一去又是半年,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他.
10月中旬主席签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乔木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
年底,乔木才从重庆回来.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工作,他把家庭、夫妻感情、个人安危全置之度外了.
记得在1946年5月,为了对付日趋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我党被迫作应战准备,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
乔木向中央报告并征得同意,让我参加华中土改,顺便去他老家盐城看望父母,做他们的工作,劝他们把家里的地献给人民政府.
这次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乔木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延安,而我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
说真的,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我真不放心他和孩子.
他平时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
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了,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我的归期给耽搁了.
后来,我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
事也不巧,就在我回延安的途中,乔木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了,孩子是请一位阿姨看着的.
记得到家的那天晚上,女儿躺在床上,看到我,就一个劲地流泪,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地一声哭开了.
儿子站在一边,看也不看我,噘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山东妈妈.
"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乔木没在家,但这半年多思念我的心情却在一首诗中反映出来了.
这就是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诗是乔木在我离开延安赴华中后写的.
诗中写道: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深情的乔木!
我们离别不久,但他已经多少次在想象中和我团聚了!
我从中也仿佛看到了宝塔山下,月光里,乔木携女抱儿翘首望我归来的形象.
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我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乔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
他不再担任主席的秘书,我们的家也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
好友田家英的自杀,给乔木的刺激太大.
乔木又被不断地揪斗,他实在是有些经受不住了.
我坚信乔木是忠诚于党的.
我鼓励他要挺住.
在这场政治大风暴袭来的时候,我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
在最紧张的关头,乔木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
后来,主席又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乔木(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这才使乔木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
乔木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
乔木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大量的书.
有时,我陪他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就这样度着漫长的苦难的岁月.
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
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
当时,我也正受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灸.
中风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
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
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
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
主席很快干预,我才被放回家.
在乔木的关心和照料下,我逐渐康复.
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得五十年代在中南海住时,李富春同志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俩口子真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啊!
"其实,那时候乔木工作很忙,我也忙于自己的工作,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到"文革"期间,乔木和我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才真正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后来,乔木多次深情地对我说:"要不是你,我不会活到今天.
"反过来,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乔木在给我的诗中,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情感:"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二乔木始终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
他了解、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不姑息他们的缺点,就像他对待自己一样.
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
到延安后,乔木的工作性质,他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使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
特别是1941年到主席身边工作后,乔木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后来他掌握、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至终参加的.
他那时刚三十岁,精力充沛.
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
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
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
但是,乔木多少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
乔木一生坚持《讲话》指明的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在1979年召开全国四次文代会时,他赞成小平同志祝辞中提出的"两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
1981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乔木曾就《讲话》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很受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欢迎.
建国初几年,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乔木的工作负担也很重,除继续担任主席的政治秘书外,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开始独立地主持一些部门的工作.
乔木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注意调整和改进知识分子政策.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
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
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
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
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
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
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
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
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
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
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
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
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
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
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
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
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
"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记得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科院里的气氛特别好,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形成一种"人心向院"的局面,加上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国外回来,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
1975年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
7月份,他一接手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把工军宣队送回去,把在工厂和农村的研究人员召回来,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业务工作.
8月,他又受小平同志委托,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乔木主修改稿中,首先肯定建国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表明了对说"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估计"的否定态度.
并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作一次全面的检查,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为他们从事科学实践,提高科学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必要的时间,并且关心他们的生活.
"而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个《汇报提纲》,同他主持修改的《工业二十条》和经他授意,由力群同志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
1977年8月,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
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
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指导思想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同时,乔木也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
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诚,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
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生活操心、奔走.
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1978年7、8月间,乔木接到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该市吴寿彭老先生的译著出版等问题.
吴早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职,后来从事实业.
1955年6月肃反时被逮捕,后免于起诉,于次年2月释放.
吴粗通古希腊文,多年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左"的空气依然很浓,乔木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不久,这事也不是乔木职责范围内的事.
可是,乔木却义不容辞地管起来了.
记得那天他回到家,谈起这件事,很有感慨.
他说,"文革"十年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现在应该纠正了.
吴做的翻译工作有价值,我们应该发挥其专长.
乔木亲自过问此事,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的工作,还派人与出版社联系解决吴的译著出版问题.
出版社提出必须把吴的政历问题搞清,书才能出.
乔木在报告上批示:"出译书,只要没有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
"至于吴的问题,"可以相机调查,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
"吴寿彭的住房、工作和译著出版等问题,在乔木的关心下,全部得到了解决.
作家沈从文,过去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建国以后却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坛上几乎湮没无闻;乔木在家中常提起这事,很惋惜.
1956年时,他就多次让《人民日报》副刊的同志去约他写文章.
后来,沈从文的名字和他的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出现,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
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
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
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
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
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问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
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问平房.
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
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
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
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丈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
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乔木和聂绀弩的交往又是一例.
据胡绳同志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中央负责人,才把聂放出来.
此后,乔木和聂在诗歌创作上有交往,他曾请聂修改过自己的诗.
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聂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他向韦君宜要来清样,先睹为快,还主动为这部诗集作序,称聂绀弩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聂绀弩得知乔木激赏他的诗作,要为他蛛的诗集写序,致函乔木说:"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木了解到聂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身边又无儿无女,老伴身体也不好,生活中困难很多.
他就通过有关方面,把他们的一个侄女从湖北京山老家迁入北京,帮助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
当他得知聂绀弩患有重病时,他又让秘书向聂绀弩夫人周颖要来了聂的病史,并派人买了各种好药给聂送去.
其实,乔木与聂以前并没有什么私交,正因如此,聂绀弩夫妇格外感动.
就我所知,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如解决钱钟书、葛琴(邵荃麟的夫人)、刘起纡(顾颉刚的助手)等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乔木都没有少费力气.
但他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这些事,有许多事还是后来我从旁人那里得知的.
三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真是党让于啥就干啥,并且总是把它干好.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国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
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
那年7月1日是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这对取得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值得庆贺的.
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
四十年代乔木曾协助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准备,所以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
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
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
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
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
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
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于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乔木照例先将它送给主席审阅.
过了几天,主席在乔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可把乔木难住了,他对我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
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
记得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全文播发了.
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这是多少年来,乔木署名的少有的几篇著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
它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乔木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左"倾错误并有所发展,直至十年"文革",党史界有很多问题都被搞乱了,乔木对此忧心忡忡.
三中全会后,乔木担负了在党史工作中拨乱反正的重任.
六中全会前一年多,他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为写好这个决议,真是沥尽心血.
单是同起草小组同志谈话就有三十多次,《决议》稿的许多部分都是他亲笔改写的.
《决议》通过后,乔木又一直希望编写出一部完整.
详尽、准确、可信的党史著作.
经他提议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还由他担任主任,后来不担任了,他对党史工作仍一直很关心.
他本想亲自主持编写一部党史,但到1990年9月他的病被确诊力癌症后,确实已是力不从心了.
在医院和家中,医生都一再叮嘱他静养休息,他只得请胡绳同志尽快主持写出一部完整的七十年党史本子来.
虽然他不动手了,可是他的心总是安静不下,他经常思考的还是如何写好这部书.
1990年11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完稿,派人将书稿送给乔木,请他提意见.
这时,乔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吃化疗药的反应也越来越大,"兴奋剂"、镇静药轮番交替,支撑着他的病躯.
尽管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仔细阅读.
周围的同志及全家人,看到他那样拼命,都劝他要遵医嘱,真正休息,但都没有效果.
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认为这样下去对乔木的身体危害太大,很严肃地劝他:"胡老,这里是医院,不是办公室,你得遵守医院的纪律,不能再这样工作了!
"乔木当着医生的面表示接受"批评",把稿子收起来,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来,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虚弱的病躯,把薄老的书稿看了两遍,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派人给薄老送去.
几年来,周围的同志和朋友都劝他写回忆录,他都没有同意.
看过薄老的这部书稿后,经大家再三劝说,他才下了决心,1991年6月,在经过仔细考虑后,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个报告,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
他的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而这时,乔木年初在三一医院做手术,已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己扩散到骨头上了.
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不认为病情有多严重,又为写回忆录忙开了.
他先后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二十多次谈话,井对按他谈话而整理出的部分稿子作了审定和修改,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可惜的是五十年代部分没有来得及动手,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也是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为纪念党的七十周年,乔木又以重病之躯紧张地赶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是他倾注了最后的心力写成的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
文章写完时,他已是精疲力尽了.
到了7月中旬,看看他那日渐衰弱的身躯,我真觉得心疼,我坚持要他到北戴河休养.
开头几天,我把他看住了,不让他看书写东西,只是每天读读报、谈谈诗,散散步.
我常常劝他:"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养好病,今后的时间还长,事情可以慢慢去做.
"但是,乔木天生没有这份"清闲"的福气.
7月28日,胡绳同志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
这本书是为迎接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由尚昆同志、一波同志和他,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赶写的.
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
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
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
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
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采.
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
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
他深情地对胡绳等同志说,要赶快将书印出来,我要对这本书表示负责,要写题记肯定这本书.
尚昆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对书稿的评价,读了一些重要章节,赞成乔木的意见.
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集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
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
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
定槁几乎是全部重写的.
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
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
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这次在北戴河,名为"休养",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忙碌.
这一年也是他晚年退休后最辛苦、负荷最重的一年.
事实上,乔木一生中又有什么时候曾经轻松过呢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
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甚至一些贺电、唁电、通知之类的普通文稿,都是由他动笔.
他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
乔木为《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花费了许多心血,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文集和选集的编辑出版也出了不少力气,1981年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乔木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指导.
他亲自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从全书的选题、人员的组织、编辑体例等等都一一提出指导性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为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起草这些方面的重要文件,他更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
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乔木的一生,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
特别是在晚年,他有了更多的自己支配的时间,更是博览群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他的思想没有停滞,而是不断发展的.
1990年4月11日,乔木给宣传口两位同志写信,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见解.
信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
这正是中国能够在政治风波中站得住的物质基础,今后需要长期努力发展和完善这个基础",而"东欧和苏联正是缺少这个基础.
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是乔木经过深思熟虑取得的对社会主义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认识成果.
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四、五月间看到乔木的这封信表示赞赏,亲自打电话给乔木,就信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电话中交谈了四十多分钟.
乔木非常兴奋,感到意犹未尽,相约有机会再当面深谈.
后因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而未能如愿,这也是乔木一生中的又一憾事.
1992年6月1日,是乔木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给他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晚会.
儿子为他塑了一尊头像,神态逼真.
晚会上还演唱了傅庚辰为他的诗《希望》谱写的歌,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乔木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在他一生中,这是很少见到的.
生日晚会后,他高兴了好几天,几次跟我说,他希望活到九十岁.
大有要"把人生的道路再走一程"的劲头.
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乔木就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他还对我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在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之际,他写了那首送给我的诗.
他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跟我"算了一笔帐",八十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了.
他的自我估价过于谦逊了.
事实上,我做的工作根本无法同他相比,他称赞我的那些诗句,属于诗人的夸张吧.
乔木一生并没有"半虚度".
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
乔木病危时,陈云同志派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
这三句话是对他一生辛劳的肯定.
记得在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小车》诗,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
诗中反复吟诵杨水才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
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
"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深切怀念胡乔木同志李琦逢先知金冲及潘荣庭胡乔木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整整二十五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又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中央领导人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支笔".
乔木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在我党历史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几十年来,乔木同志一直坚持在党的重要岗位上担负着极为繁重的任务,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
他的文才是党内外都闻名的.
可是,由他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却很少见.
现在人们已逐渐获知,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稿,中央报刊的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有许多出自乔木同志的手笔.
他虽然不是处在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决策者,但是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常常是通过他那缜密而优美的文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
著名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这些重要文件时,他始终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呕心沥血,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党的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留下的直接记录,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推进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思考、探索和决策.
不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乔木同志在长达半个世纪内一直参与党的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中共中央毛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推动党的文献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
乔木同志对党的文献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当之无愧地堪称是党的文献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胡乔木同志1937年到延安.
1941年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不久就参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的编辑.
这项工作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他作主要助手.
编这几部书是为了整风的需要,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
乔木同志回忆说,开始是编《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后来毛主席觉得《六大以来》编辑还不理想,又编了一部篇幅大为减少而更鲜明地反映党内两种不同主张的《两条路线》.
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岁月里走过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根据实践的检验,经过比较和研究,辨明哪些主张是正确的,哪些主张是错误的.
在延安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于是才有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产生,才有七大团结胜利大会的召开.
建国以后,乔木同志工作十分繁忙.
他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例如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宪法》、党的八大文件等;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写出了一批影响巨大的文章,包括《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还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建国后第一本重要的党史教材.
他在这一时期的最大贡献还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纂.
他负责《毛选》一至四卷的文字以至标点符号的校订,并且是第四卷的主要编者,这一卷中许多有着重要思想内容的题解和注释都是他写的.
乔木同志为编辑《毛选》付出了大量心血,选集上虽然没有留下编者的名字,但他为此付出的劳动已渗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并将永传后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
三中全会《公报》以及许多重要文件都曾经过乔木同志之手.
1979年1月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尖锐地指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抓四化建设的"左"的错误.
这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一篇力作.
从1980年到1981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整个起草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和领导,起草小组由乔木同志主要负责.
同1945年的历史决议一样,这个决议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政治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去夺取新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全会以后,在乔木同志主持下,党的文献工作有了大的突破,在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同时,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并且先后着手编写出版他们的年谱和传记.
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乔木同志批准编辑并公开出版建国以前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十八卷,近千万字),并把重点放在编辑出版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当代文献系列集,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
这一时期乔木同志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最重要的著作集,从文稿的选择和整理到注释的撰写,都经过乔木同志精心斟酌,最后送小平同志亲自审定.
邓小平著作的问世,对我国开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胜利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起了并且继续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这些著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代表.
党的十三大后,乔木同志退居二线,以更多的时间来指导文献工作,特别是领导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
《毛选》的修订工作,从修订方针到具体的修订意见,都是在乔木同志的具体而周全的指导下确定的.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只要有问题去请示他,不论在他的住所,或在他进行治疗的医院里,都随时接见我们,给我们以明确而详尽的解答.
他还亲自主持、精心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诗词集的一个最有权威性的版本.
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很看重他的诗词,他的诗稿有专人保管,偶尔想起就作些修改,或者加以重抄,乔木同志认为毛主席好的诗词比他的有些文章更有生命力,更易留传后世.
他在患病期间,还提出要编辑多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对文集的编辑设计作了反复比较,拟定了一个方案.
乔木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称毛主席是他的引路人.
他说:"如果不编出这部文集,我对不起毛主席.
"在他的提议下,经中央批准,这部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已被列为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项目.
乔木同志是一位大学问家.
他一生工作成果累累,著作熠熠生辉.
他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天赋的条件,更多地还是靠实践和勤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联系实际钻研理论,勤于读书,善于思考.
他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是少见的.
"学富五车",对他来说,绝不是过誉.
从文献编辑整理工作来说,在乔木同志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十分重视理论,并有很高的理论素养.
他说过,编辑整理文稿要在理论上站得住.
他对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第一个期望,就是要提高理论水平.
二是熟悉党史.
他除了有机会能经常接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为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了解党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以外,还熟读古今中外的史籍,以史为鉴.
三是知识渊博.
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都广泛吸收,蕴积丰厚.
他引用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之类的故事来作注释,可以做到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四是文字功夫深.
他的文章,出手不凡,思想内容深邃,表达技巧高超,用字遣句讲究,文字清丽隽永.
经他修改的文章,往往改动数字,立即增色.
凡是在他领导下做文字工作的同志对此都深有同感.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就是在小平同志主持下,由乔木最后整理成稿,获得毛泽东认可的.
五是学风严谨.
乔木同志无论是搞编辑工作还是写作,都思考得很仔细周密,要求十分严格.
党的文献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科学性.
这项工作长期以来是在乔木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建立发展起来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直属党中央的一个专门从事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机构,更是在乔木同志直接的具体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他既管大政方针,又通过日常的大量的审稿工作,对我们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凡带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要求我们请示中央批准或作出决定后严格执行.
他对我们的工作经常给以鼓励,有时也有批评.
他的批评往往是尖锐的,但完全是从爱护出发,耐心说理,使你心服口服.
他回答你的问题时,不但说明是什么,而且说明为什么,总要讲出一篇道理.
即使在他生病期间,精力不济的时候,大体也还是如此.
乔木同志在学术上能够做到平等待人.
在他面前,你可以提出疑问和自己的看法,他便同你一起研究讨论,以理服人.
乔木同志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但对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他从不轻下判断,总是叮嘱我们向有关的专家请教.
我们每同他谈一次话,总会有收获、得到启示.
他的谈话有一种智慧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
乔木同志在对党的文献工作的领导中,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从不墨守成规,表现了开拓创新的精神.
他经常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设想和任务,在重大问题上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
下面举几个例子.
关于改革注释工作.
对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注释工作,起始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
应当说,《毛选》第一版的注释,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为后来注释老一辈革命家选集提供了重要经验.
但是也有缺点,主要是在注文中夹杂一些不应有的评论和政治性的断语.
由于《毛选》的权威性,后来的注释工作大体沿用这个体例,无人敢于突破.
首先突破这个体例、倡导改革注释工作的就是乔木同志.
他早在1984年就指出:"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集的注释,感到起草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
这个毛病,可能受《毛选》注释的影响.
陈伯达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
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
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不能改了.
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
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来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
"怎样改革呢乔木同志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
"这是党的文献工作的一项重要革新.
乔木同志倡导的这一新的作注体例,不仅文献研究室照着做了,其他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也愈来愈多地这样做了.
为编辑工作立"法".
1988年6月,乔木同志要求文献研究室对文献编辑工作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一进行研究,向中央写出专题报告,请中央作决定.
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个报告经乔木同志审改后,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等于对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立了"法",使我们有所遵循.
强调文献工作要对读者负责.
乔木同志在领导文献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处处为读者着想.
例如,在修订《毛选》时,乔木同志提出,应在每卷卷未附一个正文校订表.
他说,我们的修订工作要对读者负责,没有这个表,读者不易弄清第二版在哪些地方作了改动,有了这个表,正文改了什么,就一目了然,同时也可以接受读者的检查.
乔木同志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对编辑领导人文集的工作兢兢业业.
一部书稿或者一篇文稿送到他那里,他只要一上手,就不停地思考:大到篇目的选择,重要理论观点的提法,小到一个史实的考证,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
一想到有什么问题,随时就告诉文献研究室.
有一年他在上海休养,一次电话就打了两个小时,对《刘少奇选集》的注释送审稿提出几十条意见.
出精制品.
我们在文献编辑工作中,一贯坚持精选精编的原则.
乔木同志在这方面一向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他在选稿时,常常反复斟酌.
198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原本曾考虑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选人"又红又专"和"不断革命"两条.
乔木同志审阅后提出,在这本《选读》中只选人"又红又专"一条.
在文稿整理上,他的要求是很高的.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
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
'"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
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
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
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从类似的许许多多的事例中使我们深深感到,做好党的文献工作是学无止境的,只有像乔木同志要求的那样锲而不舍地去努力,才能拿出真正的精品.
乔木同志十分重视整理文稿中涉及的事实、数字、引文、用语的准确,语法逻辑的严密,标点符号的规范.
这些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乔木同志所以这样严格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工作中要精益求精,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创造第一流的产品.
培养干部.
出成果,出人才,是乔木同志一贯注意的工作方针.
1984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说:"做编辑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要注意训练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当他看到同志们工作努力,做出成绩,就及时给予鼓励.
例如《周恩来传(1898—1949)》、《邓小平文选》等出版后,他对编辑工作较为满意,当即予以肯定.
1986年他表扬过一位参加《毛泽东诗词选》编辑工作的同志,称赞说:"对注释稿作了如此认真详细的核对补充,用力之勤,甚可感佩.
"乔木同志十分关心爱护干部.
1991年8月,他找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谈话,专门提到:"你们的任务很重,但过分紧张不是长远之计,不利于干部提高,一定要有时间学习,不仅要学,还要思考,才能提高工作水平.
"这次谈话离他逝世只有一年时间.
这是他对培养和提高干部发自肺腑的关怀.
乔木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不是这篇短文能够概括的.
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党、对中国人民的事业立下的功劳,人们将永志不忘.
6月1日是他的生日,我们写下这些事实,借以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情.
乔木同志虽已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多年的谆谆教导我们将牢记心间.
他的高尚品格和留下的思想理论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5月30日)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逢先知从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对我直接影响最深、教诲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同志,一个是胡乔木同志.
我是通过家英同志认识乔木同志的,那是1951年.
当时我作为家英同志的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开始与乔木同志有所接触,但不是很多.
家英同志对乔木同志很钦佩,对他的才学、文笔、人品、作风,十分推崇,并且常常对我讲到他.
从一开始乔木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崇高的形象.
我与乔木同志在一起工作,是1960年编《毛选》第四卷,朝夕相处,大约有一两个月.
当时,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手头上并没有多少参考书籍,乔木同志却凭他博闻强记积累的学识,为《毛选》第四卷写了许多具有思想性和珍贵史料价值的题解和注释,而且出手很快,看起来似乎是轻而易举.
他写的那些题解和注释,在过了三十多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重大变化后的今天来看,不论是观点还是史实,我认为总的来说是站得住的.
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乔木同志还为《毛选》四卷中的三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拟了新的题目:《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乔本同志出众的才华和过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1年毛主席派出三个调查组到农村作调查,乔木同志是湖南调查组的组长.
他同家英同志一样,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工作中,给了毛主席以很大的帮助.
在广州会议期间,毛主席要他为中央起草一个关于认真作调查工作的党内指示.
那天晚饭后,他、家英同志和我一起散步.
乔木一面走一面谈,把准备起草的指示内容大致说了一遍,征求家英的意见.
我看他已经是成竹在胸.
指示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在中央会议上顺利通过.
这个指示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
特别是那个带有浓重的乔木文风的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可能不少人还记得.
这句话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坚持了我们党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路线.
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乔木在湖南调查实践经验的升华;如果没有那次调查,或许写不出那样深刻的话.
小平同志对乔木同志有一个评价:"党内的第一枝笔".
的确,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在我们党内,为中央起草文件,为党报撰写社论、评论,最多的恐怕就数乔木同志.
乔木同志从1941年起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对他的才能是很看重的,常常把起草重要文件的担子压在他身上.
举一个例子.
1949年6月24日下午6时,毛主席给乔木一封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个纪念"七七"的口号,此两件请于六月最近两天拟好.
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
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必须于7月2日写好.
"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
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两篇重要社论、一篇联合声明、一篇口号,共四件,要在六七天内完成,恐怕只有像乔木这样的高手和快手才能做到.
乔木同志一生中起草了大量的党内文件、社论、评论,相比起来,由他自己署名的文章可以说很少很少.
像他这种长年累月默默奉献的情况,过去人们是很少知道的,现在了解的也不多.
乔木同志就是这样不计个人得失,埋头苦干,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61年5月,乔木同志因病长期请假,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
十年"文革"期间,我被隔离起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面.
直到1979年冬,我们才又一次重新见面,这时他已经显得苍老多了.
我同乔木同志接触最多的是从1980年到1992年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这十几年.
乔木同志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
在他不再兼任这一职务之后,按中央的分工,他直接分管文献研究室的工作.
他对文献研究室的关心、帮助、爱护和体贴,是巨大的,又是无微不至的.
1989年,他感到文献编辑工作中有一系列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需要报请中央批准.
他直接授意,由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编辑工作中儿个原则性的问题》的报告稿,经他修改,报中央常委批准,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个"大法",党的文献的编辑工作,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就有章可循了.
乔木同志审阅过由我们编辑的许多部老一代革命家著作集,包括为这些著作集写的注释.
1984年,他对注释工作讲了一篇重要的意见.
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
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
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
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
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
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
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
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未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
注释一定要准确.
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
文献研究室的注释工作就是遵循乔木同志的这个方针做的,在学术界、思想界获得好评.
这是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一大改革.
在别的方面,乔木同样表现出这种敢于突破陈规,反对因循守旧、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见解的个性特点,对这一点,在我同他的长期接触中,感受是很深的.
1987年1月,乔木同志要我和文献研究室的一位同志,跟他一道修改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毛泽东》辞条.
在修改过程中,引出他很多思想,讲了许多关于怎样写辞书释文的意见.
他说:写百科全书这类东西,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的词语,也不要使用党的文件、决议中论断性的语言,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事情要交代明白,时间要写清楚,尽量不要含糊和不确定.
他对大百科全书释文的撰写提出的总的要求是:"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
"在此之前,1986年10月,乔木曾就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语(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问题,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表示赞成.
乔木这些意见,不仅为文献研究室撰写这类释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而且成为我国各类辞书包括大百科全书在内,共同采用的撰写方法和统一体例.
据查,对人物条目释文使用颂扬性评价语言,始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后来移植到中国,在中国,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又是乔本同志率先破除了这一传统,这对中国辞书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
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文献研究室的成长以及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乔木同志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
他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
大到编辑方针的确定、某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推敲,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用法,他都认真审查,并提出明确的意见.
对于一句少见的引语或者一个生僻的典故,他总是要求我们查个水落石出,方才满意.
他告诉我们,编辑工作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向读者负责,给读者提供方便.
我举一例子.
在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他要我们把所有正文修订之处列一个表格,附在书后,一来为方便读者,二来使编辑工作接受读者的监督.
总之都是为了读者,写题解,写注释,都要有这个明确的目的.
他指示我们,编辑老一代革命家的选集、文选,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为编书而编书.
他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他要求我们,不但把编辑工作做好,还要把研究工作做好.
如果不在研究方面,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成绩,就站不住.
他还说,国外有些学者对毛泽东思想有相当的研究,我们必须超过他们.
他向我们提出,要使每一个编辑研究人员具有科学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在编辑研究工作中,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他说:党性不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上不行.
要有史实,还要有史才.
写史,要客观,要忠实,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乔木同志十分关心文献研究室的编研队伍的成长,在政治上,在业务上都提出高标准的要求.
乔木同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有批评,有时是很尖锐的,但他的批评决不是简单的训斥,而是以理服人.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满腔的爱护之心和温暖之情.
与乔木同志相处,使人感到他是平等待人的,是尊重别人的.
他听别人的意见,总是认真的,聚精会神的,从不打断对方的话,直到听完为止.
同意或者不同意,他都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乔木同志的意见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也有考虑不周全之处.
你尽可以坦率地、无拘束地提出不同意见,他经过认真考虑,觉得你有理,是很乐意接受的.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乔木同志对我个人写作方面的帮助.
我有几篇文章是经他修改或审定后发表的.
拿《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来说,他仔细修改了两遍,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还多次通过信件和电传告诉他的修改意见.
文章经他一改,大为增色,思想性大大提高了.
他加写的话,往往是在关键的地方,其中有抒情的,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而后一方面更重要,更有价值.
下面举一些例子.
文章在写到毛主席审阅《毛选》四卷特别兴奋的地方,乔木同志加了一句话:"'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意气,油然而起.
"在这里他引用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的这句话,用得非常精当,相当准确地刻画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态,使人读来回味无穷.
在我称赞《毛选》四卷文章的地方,乔木同志紧接着加写了一句话:"既有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雄劲,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刚柔相济,情文并茂".
文章在介绍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按语的情况的地方,乔木加写了一段很有份量的评语:"尽管这些批语单独看来可能很有道理,但是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却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也应指出,少数批语的内容是长期有效的.
"文章在讲到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同志的自信之后,乔木同志加写道:"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祥的先兆.
"几句话概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在讲到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之后,乔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当时刚刚出世的陈伯达本人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也是在毛泽东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也就有一些人异床同梦,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
"在讲到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乔木同志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写道:"不过从一九六三年的'四清'运动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农民愈割愈穷,这就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能解决的了.
"在讲到《二十三条》的地方,乔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出于对第二个'后十条'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在党内已经广泛存在),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意在纠正前者的错误.
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它仍然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这个错误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
"在文章的结尾,乔木同志加写:"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表明他自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民主原理转入空想和专断.
田家英所以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固然得力于个人的非同一般的努力,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教导和指示的结果.
"乔木同志加写的这些话.
是对建国以来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写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传记、都有重要价值.
我想,凡是熟悉乔木同志文笔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些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字是他写的.
有人说,一篇文章,经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
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大凡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会有同感.
在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都是一般读者所不知道的.
乔木同志在写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在文学修养方面,在知识容量方面,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
今天,翻开我那篇文章的底稿,看看乔木同志用圆珠笔、钢笔、红铅笔、黑铅笔在上面所作的修改,再看看他为修改这篇文章给我写的一些信,我的心情很难平静,这字里行间凝聚着他的思想、情意和透辟的析理,引起我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和感激.
我把乔本同志看作自己的恩师,他给了我许多激励和教诲,我从他身上学习和汲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在他82周年诞辰之际,作为他的一名学生和晚辈,我深深地怀念这位亲近的老师和前辈,并将永远地向他学习!
(原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胡乔木和党史工作胡绳胡乔木同志在1992年9月28日逝世,到现在已经一周年了.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他在三十年代初,即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党.
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和成长起来许多杰出的人才.
但是像胡乔木同志这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并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就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我在1935年至1936年间己开始和胡乔木同志相识.
那时,他在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
他曾几次到我住的"亭子间"来长谈.
以后,在1945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
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
到全国解放后,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
对于胡乔木同志,值得追思和纪念的事情很多.
我这次想只就他和党史工作,特别是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谈一下.
1951年,胡乔木同志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只用一周多时间就独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
那时,他才三十九岁,精力旺盛.
他在延安已协助毛主席编辑过几本党史文献书,系统接触过党史材料,并且参与了党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身边工作.
所以他才能似乎那么容易地就写出这样一本书.
但是,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
这本书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党的历史的书.
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对于许多老干部说来,是从多年"左"倾思潮压抑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精神焕发的时期.
胡乔木同志正是这样.
这时,他充分运用自己一生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带着他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立即投身于实践,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和本文题目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80年至1981年,胡乔木同志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党在四十年间先后做了两个对于党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历史问题决议.
胡乔木同志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对后一个决议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前一个决议大得多.
他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精神,带领一些同志从最初设计,征求意见,到反复修改,直至定稿,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由始终参加这一工作的那些同志来叙述.
我在当时只是极少地参加了部分工作.
第二件事是胡乔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同志(尚昆、一波、乔木同志)早就提出,在写出一部完整的比较详尽的中共党史以前,应该先写一本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
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七十周年.
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
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
1991年1月起,我和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等同志,后来又加上王梦奎同志一起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本书的修改定稿工作.
虽然已经有党史研究室的许多同志提供的初稿,但是逐章进行修改定稿的工作还是费了许多精力.
本来应该在7月1日前出版的这本书,直到7月25日左右才在我们手里大致有了个定稿.
这时我们面临着请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这部书稿的问题.
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这本书.
这时,胡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休养.
从北戴河得来的信息是,他现在精力很差.
他要求我们考虑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并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于征求意见,修改得完善一些再正式出版.
于是我代表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这件事.
7月28日,我在北戴河和胡乔木同志会面.
他的确神情疲乏,因为担心我们写的书达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
我建议他看一下第七、第八、第九章的稿子.
这三章写的是从1956年八大以后三十多年的事.
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
他表示同意,但说按他的身体状况,很难说定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这三章.
我请他从容地看,不要妨碍他的健康.
反正党的诞生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使我吃惊的是,只在两天后,乔木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他已经看完第八章.
8月2日中午,他派人送给我他看过的三章和结束语,并且要我第二天去看他.
他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部分二十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
8月3日,我应约去看胡乔木同志.
他首先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要我转告北京的同志.
他还说,他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
接着,我们还对他在书稿上提出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商酌.
批准出版这本书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在8月8日举行.
在会上,胡乔木同志还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
他说:"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
"这篇题记在8月15日由他亲笔写成.
文论家钱钟书同志读到这篇题记后曾同我谈起,他认为这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文章.
的确,胡乔木同志一生写的文章不仅以思想填密为特点,而且在词章上也是很考究的.
在他逝世的十三个月前所写的(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亲笔写的)文章,虽然是一篇短小的题记,却也显示出一个大作家的功力.
在8月10日前后,胡乔木同志除了写这篇题记外,还陆续对他读过的几章提出一些补充意见,有些是书面写给我们的.
他又读过第六章,也提出了些意见.
我和写作班子的同志研讨他提出的意见,对书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直到将近20日,才全部结束了定稿工作.
1991年8月底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出版后得到的反应果然证明像胡乔木同志在题记中所说的,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仍有许多读者提出书中某些应该修订的地方.
大量的读者,包括身经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的老同志,对这部书表示首肯,这证明胡乔木同志支持出版这本书是正确的.
而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这本书的编写者是不敢把它出版的,至少不是用现在这种形式出版.
胡乔木同志还抱病出席当年10月8日在北京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举行的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他说,书出版后,他把全书看完了,因此现在可以比写《题记》时多说一点.
他在发言中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赞赏和高兴,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评论.
这里,我还必须讲一下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时亲笔作的修改和根据他的意见进行的修改.
虽然这些修改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举几个例子作代表,我以为是必要的.
因为这些修改不但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乔木同志对于党史的真知的见.
可以说,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先讲第七章.
第一个例子是第二节倒数第二段中,评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书中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这句话中,"甚至无中生有的"这几个字是乔木同志加上去的.
虽然只是加了几个字,却使这句话成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论断.
与此相关的是,第八章第一节中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为题的一段中,最后一句话原稿是"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产生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锗觉和紧张气氛.
"乔木同志对此批注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
"据此,这句话书中改为"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第二个例子是第三节中以《八大二次会议》为题的一段中,原稿有一句话评论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胡乔木同志显然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够.
他在原稿校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后来他又重新考虑把这段话作了改写.
乔木同志改写的这段话是:"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
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
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第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胡乔木同志一向主张历史著作中要夹叙夹议,而议论又不可太多,他为这本书所加的议论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第六节中在以《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为题的一段的末尾,提到周恩来和陈毅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原稿对此未作进一步的评论.
胡乔木同志加了如下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这段话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也使人们看清了这个问题发展的前后脉络.
第四个例子是第八节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一段中,最后讲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
胡乔木同志加上了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这句话也是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例子.
在第八章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一章,胡乔木同志做了多处的修改和补充.
其总的意思都是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革命".
例如第三节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时,原稿中说:由此而揭露出来的"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胡乔木同志在这里接着加写了好几句话.
他写道:"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例子也许足以表明,议论虽然不可以过多,但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有足够的鲜明性和彻底性.
在第八章的末尾,原稿中说"'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应该这样做的深刻教训".
乔木同志把这句话改成为"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
"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的《曲折的经历》一节中,说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时,原稿中说:"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特殊地说,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
"胡乔木同志显然感到这里说得太简单,因此他在"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后,加写道:"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
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
然后把"特殊地说"以下一句话改为"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
"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内容丰富得多、充实得多了.
在《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一节中,胡乔木同志批注道:"需要有一大段话说明中国现在仍是落后的,与发达国家差距不但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危险,以强调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三步曲的紧迫感.
"原稿中本只写"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就,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现在的书中,在这一句话后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加了一大段话,说明现在还落后,必须卧薪尝胆,急起直追,在世界形势严峻、科技迅猛发展的情形下,必须有这种紧迫感.
这个补充显然是很必要的.
以上所举的虽然只是少数例子,但我想已足以说明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稿时是多么认真负责,多么仔细.
而他那时是在病中.
这场病终于在一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
现在重看他当时阅过的、布满他的字迹的几百页校样,重看他为尽可能求得这本书的完善而写给我们的一些字条,我不能不感到他是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这本书付出一生最后的心血.
我这篇回忆胡乔木同志的文章,用的是他和党史工作这样的题目,但只说到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两三件事,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他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领导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晚年继续协助邓小平同志审订《邓小平文选》等著作,并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出了许多力.
在1991年7月以前,他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写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属于党史范围的力作.
这些都是他所做过的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工作.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3日)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沙健孙胡乔木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在党的理论、思想、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许多领域中辛勤劳作,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直接从事和实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乔木同志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室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
在胡绳同志接任主任之后,他作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具体地指导着室的工作.
仅就我1986年底到研究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于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二十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
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是同乔木同志的关心、支持、推动和指导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3年10月3日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胡乔木与党史工作》一文中,着重谈了乔木同志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写作的情况.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他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本写作的有关情况.
对于党史工作,乔木同志是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
他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
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
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
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
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按:十三大时,他当选为中顾委常委,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
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
他是这样地说的,也这样地做了.
他经常在调查研究党史界的状况,不断思考着党史工作中的问题.
他为党史界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每当发现有优秀的党史论著发表,他总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推荐我们去阅读.
他也为一些党史论著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感到苦恼.
但他并没有去责备党史工作者.
作为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位领导人,他说他的精神是经常处于一种自我批评的状态的.
"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这是乔木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
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
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
"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
他不止一次他说过,党史不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
党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开放.
只有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
为了改进和提高党史工作,他提出过许多重要的原则性意见.
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这是乔木同志一贯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
他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
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他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
针对以往党史论著中存在的缺点,他在一次谈话中着重谈了编写党史时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
这就是: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
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
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
他列举了从宋庆龄、陈友仁,到鲁迅、邹韬奋,到杜重远、闫宝航……等许多人的名字.
他说,不能自己在困难时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却把人家忘了.
这样做,是不公道的.
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
这样写出来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第三,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
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长期内确有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但不能把党的整个历史仅仅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记录.
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
党史对此应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笔抹煞".
对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记录,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和发展".
除以上这三点以外,他尤其强调,"我们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而为了更加有说服力地阐明党的这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有必要把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他认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
为了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重要的一点是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处理党史上的问题.
乔木同志指出,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的较大型的党史书籍中,是不应当回避,而是应当写清楚的.
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AB团"、"社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1947年土地会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比如,书稿认定,苏区的肃反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
根据有关地区和部门的结论性意见,"AB团"在1927年4月已经解体,"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并未存在过,故苏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源,是当时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指导的影响,和党对肃反斗争缺乏经验.
这些论断,主要是按照乔木同志的意见写成的,有些是他亲自加写的.
他所作出的这类论断,鲜明、准确,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了党史界的广泛赞同.
为了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乔木同志还指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
他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
同时,必须加强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
正是根据乔木同志的指示,党史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曾联合召开过多次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座谈会.
每次座谈会,他都从头到尾参加了.
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这本杂志,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
党史著作的编写方法,也是乔木同志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主张,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
他认为,以往一些党史论著的根本性缺点之一,就在于它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
他说过,党的一些会议、文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就按这些会议、决议和文件连贯解释下来,作为党的全部历史,因为党的实践不是党的决议、文件所能全部概括的";同时,"由于某些决议不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虽然通过了,但许多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照办".
所以,我们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
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胳,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
党史著作中抽象议论大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想读了,就像在长江上航行,如果不断遇到大坝,这个航行就没有兴味了.
当然,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
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
不过,讲述自己的见解,也不应当是硬梆梆的,就像法庭所作的终审判决一样,不容人再作思考;而是要采取民主的科学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使人从中得到对于历史的认识,得到政治智慧.
他认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所以历史没有最后的一页.
他指出,所谓要把党史写成开放式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不要企图在一本书里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
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他还指出,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地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
他认为,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
像《西行漫记》、《长征——闻所未间的故事》这样的书,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是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而实际上,现在有些观点错误的书倒是写得相当有可读性,而我们有些严肃的著作却显得很沉闷,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要研究党史的表达方式,使这方面的著作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得下去.
除了提出党史的研究和编撰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外,乔木同志还直接审读过党史上卷的部分初稿,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比如,在审读该书的第一篇时,他认为初稿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叙述得不够充分,于是在"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个论断之后,亲自加写了以下的文字:"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
他还要求在"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个论断之后,阐明以下的事实,即:"尽管如此,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
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
这样一改,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意义讲得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流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讲清楚了.
又如,他认为初稿把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按毛泽东、何叔衡……这样的顺序排列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根据他的意见,这段文字后来被改为,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
这个写法,确是比原先的表述更加切合历史的实际了.
他提出的这类意见,还有很多.
这些具体的意见,也都是富于启发性的.
如何组织党史研究的力量、进一步发挥党史队伍的作用,这也是乔木同志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在政治上对党史工作者提出严格的要求.
他说,"身为党史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应当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
在党史研究室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上,他亲自加写过以下的一段话:"我们党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党,它的斗争历史很长,值得研究的情况、经验、教训都很丰富.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仅有大批学者而且有不少专门机构在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每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相比之下,国内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很不够.
目前,全国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约有两万多人,这本是一支相当大的队伍,但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只能接触非常有限的党史档案资料,缺乏进行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这支队伍的潜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党的历史档案".
他说过,档案的开放,是一个原则;一部分档案的保密,是政治问题,也有技术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部分档案要保密就不扩大开放.
只有开放档案,党史研究领域才能形成竞争的环境、监督的环境.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档案,这些人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党史研究,由于没有竞争,就容易落后,而且落后了自己还看不出来,别人也不易于发觉.
为此,他曾在1988年8月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开放党的历史档案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杨尚昆同志、薄一波同志的支持,写进了会议纪要.
会后,他专门召集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同志、中央档案馆王明哲同志和我到他那里开会,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开放党的历史档案的工作.
胡乔木同志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学者.
他通晓党史工作的规律,熟悉党史界的情况.
我认为,他提出的许多意见,不仅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本的写作直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推进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编撰和宣传工作也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刘大年胡乔木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熟请多门科学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他担任第一任院长.
我和乔木的接触,开始于1949年夏天.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间接或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我写的一本谫陋的小册子《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印出.
乔木当时正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他从一位编辑的手中看到那个本子后,决定全文在报纸上连载.
《美国侵华简史》撰写于解放区,资料单薄,报纸的刊载,对我是一个无声督促;它要求我把这个题目再写下去,并有计划地研究中国近代史.
自那以后,我或者参加乔木主持的会议,或者请他审阅文稿,或者听他谈论学问,教诲启发,每有提高.
大约十年前,我写的涉及自己学习过程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开国的一代,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一样,众星闪耀,俊彦辈出.
北京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
他们或者领导一个部门、单位的工作,或者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影响显著.
我作为晚辈后学,在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领导下工作,向学术界其他前辈和同志求教的机会也很多.
他们的快言高论可得而闻.
与战争时期相比,自己多少有了一点进步,和这个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
"这里讲的开国的一代学术界众星闪耀,在我的心目中,胡乔木是那些闪耀光芒的群星之一,而且是一颗在许多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自己亮度的星.
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
近些年里,他多次强调要重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就是一例.
为避免枝蔓,我想不去罗列那些事实,而只着重讲《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上阐述的历史方法论问题.
胡乔木在《文集》第二卷里反复讲,"历史要分析".
他说,看待历史不能简单化、把历史简单化,就会不合事实.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是像贴标签那样.
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
《文集》第二卷论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国二十年"左"倾、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等问题的文章占着不少篇幅.
它们中间,有作者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后讲的,也有很晚撰写的.
作者在那些文章中对历史进行的具体分析堪称典范.
关于"文化大革命":作者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不能叫作革命,而是中国的内乱,是特殊局面下的、跟历史上一些内乱不相同的内乱.
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正常活动,看成是阶级斗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发动了这场所谓革命,究竟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
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
自己连敌人都没有弄明白,就来发动了一个革命!
他创造了很多名词,什么走资派、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其实那些作用都不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把"走资派"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这句话挽救了他,可以下台.
不然的话,毛泽东也没法下台.
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他也不知道.
毛泽东有一个谈话,说我开始曾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
那么,依靠谁呢他没有答复,也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社会力量来进行这么一个革命.
结果造成了一个职业的造反派,结成帮派体系,专门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破坏活动.
那时他受到了很多刺激.
其中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次刺激,《海瑞罢官》问题又引起刺激.
还有别的刺激.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不正常的,根本说不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
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泽东的冲动.
这些叙述,当然完全合乎事实.
然而作者绝对没有因此认为,"文化大革命"那样引起整个民族震撼的事件,可以简单地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从他的性格、品质等去作出解释.
作者强调讲,说来说去,还是《历史决议》上讲得对.
看待这样重大的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能从个人的性格、品质去寻求说明.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
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
个人性格、品质也并非不是问题,但着重讲这些方面,不能教育群众,不能提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
毛泽东也是这样.
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光用一个人的品格怎么能够作出解释呢作者在此,自然没有也不需要展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学术讨论,他的论述是对历史所作的鲜明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这里解释一下,上面叙述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受到了很多刺激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
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那个话毛主席看过的,可见得是真的.
"在"一些别的刺激"下面,忽然紧接"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上下两句话中间,明显存有空档.
为什么其实"别的刺激"就是讲有人提出了搞政变的问题.
1964年11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
在一次酒会上,苏联某元帅借祝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说,毛与赫鲁晓夫冲突,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把毛搞掉.
贺龙当场反驳了苏方的谰言,并在酒会后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向对方提出抗议,回来后报告了政治局.
后来在党内一定范围里说过这件事.
苏联高层有人公然提出要中国党搞政变,这对毛泽东当然是根深的刺激.
作者当时为了避免点明林彪讲话的来历,所以从文字表面上看去缺了点什么.
我想还可以说一句,毛泽东的权力、威望这时正居于顶点,无法想像什么人可能发动政变去推翻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依靠林彪去防止政变,后来真正想要发动政变的恰恰就是林彪.
毛泽东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
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题目在《文集》第二卷里讲得很多,中心意思是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
那些论述有不少深入的分析和概括.
分别来说是两点:头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科学.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
毛泽东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使他走上了空想的道路.
在他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
空想的原则取代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
他把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讲过的一些话,例如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这一类话当作法宝.
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文化大革命"搞一次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多次.
照这么一种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够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
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
再一点,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
不讲毛泽东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行不行那也不行.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到1957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
如果单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
看看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著作——当然还有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这些东西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
同样地,用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著作、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都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这个人无论怎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列宁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关于中国说过许多好话.
毛泽东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灌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
中国革命从极其困难然后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也有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但是把他们的著作跟毛泽东的著作摆在一起,例如说,把刘少奇、周恩来的著作跟毛泽东的著作摆在一起一比,就可以看出,刘、周的著作中缺少很多东西.
它们很难相提并论.
胡乔木的结论是:我们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中国革命带上了胜利道路的这个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的历史曲折复杂.
毛泽东的活动中出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错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种曲折过程.
胡乔木从革命历史过程来很好他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只讲马克思主义不行,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道理确然不可移易.
现在我们知道,乔木讲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不止于《文集》第二卷那一些.
在《文集》以外,他还有对这个问题的最新分析.
1993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与郑惠的谈话)里,他着重讲了这个问题的国内、国际的背景.
他说,提出毛泽东思想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需要.
在国内,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的统一.
提出这个思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思想统一了.
这是一面,即对国内的一面.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对国外的一面.
苏共一直在把它的影响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
共产国际尽管很快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
中共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
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凡是中共文件中提到的,他们利用的时候都给删掉.
这成了一个禁区.
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
乔木的这个最新说明使我们可以从新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他说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成了一个禁区,我手边有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可以举来作个例子.
《辞典》中的"毛泽东"条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中国人民胜利的组织者.
"再往下,就是讲历史了.
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冲破了那个禁区.
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
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一切问题的立脚点.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它最深远的意义.
胡乔木的最新论述,把这一点说到底了,讲透彻了.
关于二十年"左"倾错误:这是指1958年到1978年,中国政治乍晴乍雨,以至急风暴雨的动荡,经济发展减缓或停滞不前的那段历史.
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把它归之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个人,即使很伟大、处于权力顶峰的个人,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和某种社会趋势去产生作用,而要这样那样受环境和某种趋势的驱遣.
如果对中国为什么二十年犯"左"倾的错误只简单地回答是由于毛泽东犯了错误,那并不能使我们增加认识,也不知道教训在什么地方.
胡乔木是从历史遗留、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来谈这个问题的.
他举出了五项原因:第一,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高速度增长,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以更高的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是可能的.
第二,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也使人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第三,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
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其实就是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
第四,国际环境的恶化反应到了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
第五,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作者的这些叙述都是客观的,实在的.
他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个人的作用,他也没有否认或者减少毛泽东在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的作用.
这些论述指出,要把个人放在历史所形成的一定社会动向和趋势中去考察,而不要把个人孤立起来,撇开某种趋势去考查.
"左"倾本身就表现了一种社会趋势.
没有某种趋势为背景的个人活动,不会成为卷起群众运动的个人活动.
从这里人们就不仅知道历史的已然,而且也可以知道历史的所以然.
他在讲述这个问题中作的总的论断是:新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文化、社会进步相联系的.
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这是一个从历史和逻辑上得出的对人们的认识很有帮助的论断.
中国二十年的"左"倾错误,难道就没有受到过党和人民的抵制吗显然不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第八章一再讲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经济上的调整等,那就是"左"倾路线遭到抵制的反应.
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邓小平是抵制"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点不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知道.
不久以前,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学者费正清写的《观察中国》一书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首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方面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同时他们还起着两种典型的历史作用.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于鼎盛时期时,毛泽东有能力支配为现实社会变革而开展的周期性政治运动,而周恩来则能够使政府工作正常进行.
他们多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一旦这种合作不复存在,毛与他身边的人之间便再也无人从中协调了.
先前,这位伟大的领袖的地位可以操纵两条路线并周期性地推行某一种路线,现在变得只能招架并且被宗派斗争所左右,中国形势迅速变化,动荡不安.
然而,政策上的分歧代表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两条路线的产生是由中国革命的双重性质引起的:一是经济上要努力实现现代化以便国家巩固;与此同时,为了人民的利益还要通过社会变革改变中国人的生活面貌.
事实上,革命的兴衰曲折并没有使中国人放弃他们的目的.
"他说,"不过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稳健派比极左派及其教条主义言论可取,也比较易于使人理解.
总的来说,尽管主张发展技术的那些人也反对私营企业的自由竞争,我们仍能理解他们.
邓小平是一位明快而易于让人理解的人物.
而那些狂热派则言辞激烈,一心只想揽权,使经济崩溃.
"费正清的叙述,除了没有把林彪、"四人帮"那些"狂热派"、"只想揽权"的阴谋家从"左"倾路线中区别开来,其他都接近事实.
胡乔木指出,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阴谋破坏.
不用说,革命加科学或实际,也就是对革命加空想的"左"倾路线的抵制.
关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四十多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有自己的认识.
先且不说中国在这个时期里民族独立了,废除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等等,就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也表现出了由历史选择的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四十多年间的经济发展尽管有曲折,但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现在这个世界上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它们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生存、运转,变化多端.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又需要我们随着历史的前进去不断探索,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
胡乔木在《文集》第二卷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越往后越有新见解.
1981年,他在解释《历史决议》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新的社会.
但是不等于我们对它有充分的了解.
这很不容易.
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都认识不足,以为它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虽然不会很快,但也不是很遥远,社会主义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资本主义.
那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等等.
他在不到十年以后,即1990年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一文里再讲这个问题就长足进展了.
他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概念在一百多年时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
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能预见,而且由高变低,即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何共产主义过渡是当前必须解决至少必须和可能立即准备解决的任务.
对世界形势则多着重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而没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况.
革命(包括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由高潮转入长时期的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转入强大的攻势,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所始料不及的,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所以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从形式上说可以看成后退,因为过去的想法离不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实质上都是真正的前进,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
"他主张全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面对现实.
《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文集》第二卷里排在倒数第二篇,我以为它不止应该看作本书的压卷之作,而且在作者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也应该是最有份量的著作.
文章视野辽阔,思想深刻,现实性极强.
关键是指出了不要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上.
人们从这里可以切实地了解到为什么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国二十年"左"倾、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等几个问题的性质各异,看法多有分歧、对立.
胡乔木对这些重要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一一提到历史上加以分析,不少地方精辟独到,发往昔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难言.
实事求是,大道在前,人们很难指以为非.
这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不需要再作多余的诠释了.
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始料所不及的情况,这使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职志的论客,异口同声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
他们提出的一个最新、也最得意的论点,是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那几个政权塌台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塌台了.
对于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得意理论,我在这里想顺便稍加讨论,回答几句.
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相结合,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种状况,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而是指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思想领域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前者靠科学思想掌握群众,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物质的力量,就属于那种状况.
后者不同,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并存,从外面加进来了一层它原来所没有的权威成分,那就是政权的权威成分.
政权的权威,一方面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现实矛盾,又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加诸科学理论之上,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鱼龙混杂.
这不能不给科学思想体系的阐发、运用带来困难.
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状况,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存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也存在.
我们知道,外来权威把自己的意志加进到科学里面,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
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维护、发展哥白尼体系,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著作,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那个案子过去快四百年了,据说最近梵蒂冈的结论仍然是:虽然伽利略跟着哥白尼反对地球中心说是对的,但他确定太阳中心说是错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前进方向.
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社会生活中的全部事情,从社会生产到上层建筑的广泛领域,凡涉及思想认识,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解说,事情如此多样,其中要加进政权的权威成分,丝毫不足为怪.
今天,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这个论点,其前提,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状况,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独立地位,而把它同政权视为一体,一而二,二而一.
他们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政权的生存能力,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能力,某个政权的命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命运.
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即有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占着特定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政权等同起来的论点是何其虚伪.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前,社会主义政权出现在后,而不是相反,先有政权,后有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原来成为官方哲学的地方地位改变了,不等于它作为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改变了.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
世界资本主义一天存在,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那个部分的生命力就会一天继续下去(世界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作为认识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仍将在发展、更新中继续下去.
宇宙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中.
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顶点.
西方关于"后资本主义"的议论,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政权的权威是一回事,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科学学说又是一回事,政权就像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所看到的那样,往往变幻无定,而科学学说则要在人类的生活中长久显示它的功能.
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职志的论者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抛了出来,以为是掷出一颗重磅炸弹,其实那种论据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炸弹最终只能炸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过程,我想还是本文题目上讲的那句话:历史要分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
(本文中转述的胡乔木同志的话,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笔者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要学会自己走路"梅益怀念乔木同志,我既有哀思,又感到惭愧.
几十年来,我都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1948—49年在新华社,1949—65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1978—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以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我是在他的关怀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
他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老师,我对他充满敬重与感激之情,同时又因为没有很好完成他在晚年交办的任务,我总感到惭愧.
我认识乔木同志已经半个世纪了.
1936年初夏的一天,周扬同志陪他到我住的亭子间来.
他热情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了些鼓励我的话.
一年之后,我们又见面,这回是通知我,说组织上研究了林淡秋同志和我提出的到延安去的请求,认为上海的工作很重要,决定我们两人仍留在上海工作.
我很失望,但还是服从决定.
不久,我听说他已到了延安.
我们再度见面,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
194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
当时我在太行新华社工作己快一年,有一天廖承志同志通知说,乔木同志要参加我们的社委会.
第二天,他来了,陈伯达也跟着来.
会上他表扬了离开清凉山后近一年的工作,但对我们发稿中发生的错误,主要是在有关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报道中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后,他当了新华社的总编辑,不久就抽调了十几个同志到西柏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除参加发稿外,因刚从白区来,还兼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
在西柏坡将近一年的工作,我终生难忘.
新华社的重要稿件都在那里编发.
乔木同志审阅全部稿件,有的还送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过目.
乔木同志审稿时有时让我们在他旁边,边审改边说明为什么要那样改.
他连标点也不放过.
他对我编发的对被围国民党军将领的喊话改得很仔细,还要我提防被俘国民党将领在家信中可能夹带暗号或"黑话".
他改过的以及毛主席他们批改过的原稿,每天都贴在墙上,让我们仔细阅读.
我过去在上海办过报纸,编过刊物,但只有到了西柏坡,我才体会到要当好一个人民的编辑和记者,还得下很大的苦功夫.
乔木同志在西柏坡手把手地教我们编稿写稿,真正是我们的老师.
西柏坡的发稿组实际上是一个训练班,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受到从政治立场、新闻观点、编写方法,一直到文法修辞的严格训练,这就为全国解放后的新闻工作班子作好了思想的和组织的准备.
事实上在不到一年之后,我们这批人都走上中央级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领导岗位.
1949年4月,我们跟随中央,从平山进入已和平解放的北平.
根据中央的决定,廖承志同志和我离开新华社到新成立的广播管理处,也就是广播电台工作.
不久,成立了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一样都隶属政务院的新闻总署,乔木同志是署长.
新闻总署撤消后,广播事业局是国务院的直属单位,但广播的宣传业务仍由乔木同志领导,他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乔木同志已不大过问广播的工作了,虽然我有时还是找他.
他当时主要是在中央工作,广播宣传工作很难排上他的日程.
但是他还是关心广播,他知道广播作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以及1956年1月把发展农村广播网列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第32条,都是乔木同志和一些亲自感受到农村有线广播的威力的省委书记共同倡议的.
怀念乔木同志,我想起许多事,首先是西柏坡十个月难忘的日子,其次是进城后,在艰难创业时他给予我们的指引、鼓励和支持.
这些正是我这篇短文想说的.
当然我也想起我在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工作时的许多往事,这些只好在往后再写了.
我一直记住乔木同志在1950年一次谈话中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
以后我常常对广播电台的同志提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直到十几年后,也就是1964年我离开广播事业局前一年,在我起草的广播、电视《宣传业务整改草案》中还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同志们,尤其是老同志们,也一直记住这句话.
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电台只许播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他们在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提到"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一句话时说:"这是使一项新发展起来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方针.
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个方针,广播电视这个现代化宣传工具的强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见《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第48页).
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乔木同志这句话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句话,根据我的回忆,是在谈论如何办好广播的新闻性节目的时候说的.
但原意决不只限于对新闻性节目.
当时有人主张广播电台只要播送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够了.
乔木同志反对这种把广播电台当作大喇叭和布告牌的观点.
早在1950年2月新闻总署召开的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上,就已明确规定,广播电台要把新华社和报纸的新闻、评论作为主要来源,"但应有自己的新闻和评论.
"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那一天,恩来同志让齐燕铭同志通知我,开幕新闻一定要在当天晚上播出.
我们的记者早已赶写了新闻稿.
会议结束后,恩来同志在百忙中还专门审阅了我们记者写的稿件.
这就是一个例子.
新闻多总比少好.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的听众要求从不同方面了解这个世界.
新闻报道面广、来源多,更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采访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2年试建全国记者站,1954年中宣部关于在各省、市广播电台设立中央台集体记者的决定就是由乔木同志亲自批发的.
乔木同志还一再说,广播的评论,应当不同于报纸的社论,因为它只能听,不能看,不能反复阅读,最好用三言两语,夹叙夹议的方式.
他对广播电台的记者热衷于报道各种会议新闻,以及少数几篇评论写得干巴巴很不满意.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句话决不只是说它要有自己的新闻和评论,本意要广泛、深刻得多.
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不要套用我们办报办通讯社那些做法,要从广播的实际出发,以发挥本身的特点与优势来办好广播.
广播是一项新的事业,它有其他新闻媒介所没有的强项,在延安和平山的时候虽然创造过一些新鲜的、取得重要宣传效果的形式,但那些仅仅是个开头.
全国解放了,它要面向全国,还要面向全世界,这就要进一步发挥创造性,继续摸索实践,用好用足它独特的优势,走出一条符合它的发展规律的路子来.
说它独特,是因为其他的新闻媒介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排斥它,正如眼睛不能代替和排斥鼻子一样.
同样广播也不能代替和排斥其他新闻媒介,相反,它应当把其他新闻媒介提供的和听众需要的一切都充分利用起来,真正博取众长,做到"扬一家的优势,汇天下的精华".
不仅新闻性节目要这样,知识性、文艺性和服务性的节目也要这样,实行"拿来主义",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为了扬广播之所长,在1949年初我们办了记录广播.
通过收音站我们及时向全国特别是那些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播送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和各路大军的捷报.
我们还在1950年初办了对东南亚的四种外语广播,对侨胞和华人的普通话和方言广播,还有用蒙、藏、维、朝四种语言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
开办藏语广播的难度最大,乔木同志曾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于道泉,请他帮助我们.
为了协助南下大军开展工作,还办了推广普通话的节目.
我们还记住列宁说过的广播是一个大课堂的话,我们提议开办《社会发展史》讲座,乔木同志同意我们的建议,并主张第一讲由艾思奇同志担任.
这些都是发挥广播特有的优势办起来的,也是我们学会自己走路的一些表现.
按领导的分工,乔木同志只管广播宣传业务,但他还是关心事业建设.
当时我们十分困难,1950年广播事业局的经费只有二百二十二万元,全国收音机不到一百万架,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和东北地区.
广大人民群众听不到广播.
乔木同志对我说,广播是新的事物,许多领导同志不熟悉它,你们要大叫大喊,引起各方特别是领导同志的重视,这样事情就比较好办.
我就在1950年和1951年先后为《人民日报》写了要重视广播、要有效地运用广播和开展对工人广播三篇社论.
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后,我又写了一篇社论和一篇在黑龙江九台调查农村有线广播的文章.
这些叫喊多少作了一点动员舆论的工作.
195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千方百计扩大收听基础.
新闻总署在乔木同志主持下,做出了在全国建立收音网的决定.
当年就建立了三千多个收音站.
一个收音站是一个战斗单位,既要组织群众收听,又要印发记录新闻,在没有电源的地方还得用手摇发电机发电.
现在想起当年艰苦奋斗的情况,恍如隔世.
随后各省、市、总政、全国总工会都为建立收音站发了通知,1954年国务院还发布在农、牧、渔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一万五千个收音站和在边远和少数民族住居地区建立一千五百个收音站的决定.
中宣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广播收音站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是乔木同志签发的.
广播的收听基础就这样先后以收音站、广播站和农村有线广播站等不同形式以及扩大收音机甚至矿石机的供应建立起来的.
现在收音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但全国几千个有线广播站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我相信这次在华南各省防洪抢险斗争中,它们都会继续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现在广播、电视已走进千家万户了,在世界也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
这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国成千上万广播电视工作者长期奋斗的结果.
饮水思源,我想广播、电视工作者对开创时期乔木同志的指引,包括他提出的"要学会自己走路"办台的方针,仍会继续遵守,永远铭记的,这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怀念乔木同志穆青胡乔木同志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素所尊敬的革命前辈和导师.
早在延安时期,我刚踏上新闻工作之路,就得到他的指引和教诲.
我直接与乔木同志见面,是在到达延安以后,1940年6月,我从晋西北前线回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1942年秋,组织上调我和张铁夫同志去《解放日报》工作.
记得刚到报社那天,是"九一"记者节,乔木同志恰好在场.
当他知道我们是新分配来的年轻人时,十分高兴,专门找我们两人谈了一次话.
在简单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以后,乔木同志说:延安的新闻事业,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的开创性事业,为它献出一生是光荣的.
当前党中央要加强新闻工作,加强《解放日报》,需要有一大批年轻人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
他还指出:你们是学文学的,新闻与文学是相通的,新闻反映现实斗争并为之服务,比文学更直接更迅速,它不妨碍你们在深人生活、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伟大的作品.
最后,他勉励我们要安心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成绩来.
当时,乔木同志已经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文章,是党内有名的"秀才",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的话语亲切,充满感情,仿佛是在同朋友娓娓谈心.
可以说,这是我开始新闻生涯的第一课.
1949年春,新华总社的一纸电令把刘白羽同志和我召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平,让我们担任特派记者,准备随军南下.
这时,乔木同志已兼任新华社社长了.
南下前,乔木同志在香山(当时新华社总社驻地)约见白羽同志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在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之后指出: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事记者,过去写了不少好的通讯.
这次调你们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南下,主要是加强报道.
这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仗了,能够参加这一战役,是很光荣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报道不要局限于军事,范围可以扩大,新解放地区的地方经济情况、群众生活、社会面貌,都可以报道.
他还指出:你们每到一个地方,可以先查找县志,从中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做到心中有数.
只有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
他还说:你们是作家又是记者,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应当深入到战争洪流中去,多跑,多观察,写出足以反映这一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好作品.
他还告诉我们,要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记日记是一个好方法,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及时记录下所见所闻.
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即使一时用不上,将来也会有用的.
时间愈久,就愈益显示出它的价值.
四十多年过去了,乔木同志的这篇谈话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心里.
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一些根本工作方法,有殷切的期望,又有严格的要求,使我终身受益.
随后,我们随四野大军南下.
在中原,我被邓子恢同志留在开封,不久,又抵达武汉.
当时我四野大军正在部署南下湖广的战役,前线战事一度沉寂,这段时间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新的军事行动.
这时,忽然接到乔木同志的电报.
他严厉责问我们:为什么去了一个多月没有发回报道他批评我们不应被动等待,应积极主动地下去采访.
并要我们把下一步的计划向他报告.
这一下,我们沉不住气了.
除了复电接受批评外,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白羽同志去了常德,我则随肖劲光的十二兵团直插湘桂边境.
湖南和平解放后,我那篇记述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新闻速写《狂欢之夜》,就是直接发给乔木同志的,新华总社很快就播发了.
接着,我又连续采写了《湖南和平解放》、《二十年不屈的斗争》等稿件,都是直接发给乔木后播出的.
以后,我利用衡宝战役之前的一段时间,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写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村现状及群众生活和思想动向的调查报告,发回总社.
这篇调查报告在内部刊物登出后,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我是在行军途中获悉的.
1949年12月,我接到总社的电报调我回北京.
这时,乔木同志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他虽然仍领导新华社的工作,但已不像过去那样直接了.
以后我到上海华东总分社工作,只有每年来总社开会的机会,才能见到乔木同志,聆听他的讲话和指示.
乔木同志学识渊博,思维填密,文笔犀利.
他所写的许多社论和时评,一直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他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树,更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巨大贡献.
新华社许多老同志都非常怀念当年西柏坡和迸城初期乔木同志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时,从政治上、业务上培训干部的情景.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不仅培养了一代新闻干部,而且形成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
我在主持新华社报道工作期间,经常接到乔本同志的电话.
他对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从宣传方针到新闻业务,甚至一条新闻的导语,一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遣词造句,他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
这反映了他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
我在这方面得到教益,终身难忘.
1966年2月,我和冯健、周原同志共同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发表和电台广播以后,正在上海的乔木同志通过东生同志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
他说:这篇通讯写得很好,非常感人.
新华社应该多发这类宣传先进典型的报道,以榜样的力量鼓舞群众前进.
他还说,一个老记者,带领几个年轻记者一起采访,进行传帮带,这种采访方法很好,应当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最后,他还建议进行连续报道:一是这篇通讯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开展学习等活动;二是焦裕禄事迹的补充报道,如调兰考前的工作,焦的成长过程等.
他指出,只要深入发掘,一定能采掘出过去没有发现的闪光的东西.
我们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做了.
一个全国范围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轰轰烈烈地广泛开展起来.
可是不久,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涛破坏了这一切.
对焦裕禄事迹的连续报道也被迫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我走上了新华社社长的岗位,肩上的担子加重了.
我自知力不胜任,乔木同志多次鼓励我,使我得到信心和力量.
1991年11月7日,是新华社建社六十周年纪念日.
乔木同志身体不好,也抱病参加纪念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后,乔木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新华社的计算机房、发稿中心和社史陈列室.
他看得很仔细,不时提出询问.
显然,看到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变化,他是感到由衷的欣慰的.
1992年春,乔木的病情严重了,下肢一条腿已经瘫痪.
我和郭超人同志到他家里去探望.
他坐在轮椅上,面容清瘦,但精神尚好.
谈到培养名记者的问题,他说:新华社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队伍,应当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
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的历史上有许多篇成功的评论和述评,可以研究和学习.
西方记者写的一些好的评论作品,也可以收集来作为借鉴;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作品.
范长江就是写通讯成名的.
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
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是乔木同志对新华社工作的最后嘱咐.
大概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吧,我突然接到电话,是东生的哀戚的声音.
他说,乔木同志不行了,你来吧,见最后一面.
我的心陡地往下一沉,那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但没有想到竟来得这样快.
我急忙邀上缪海棱同志一道驱车前往.
在病房门口,见到谷羽同志,她小声同我们打了招呼,嘱咐不要说话.
我们把脚步放轻,进入房内,见乔木平静地躺在病榻上.
病魔把他折磨得厉害,昔日智者的光芒和神采消失殆尽.
他见到我们,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
他挣扎着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那体温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乔木同志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他的风范,他的智慧,将长存天地间,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胡乔木同和副刊袁鹰壬申年九月底,旅居金陵清凉山下黑龙潭畔,突然听到胡乔木同志病逝的噩耗,虽然早知道他卧病已久,但是消息来得如此兀然,禁不住阵阵悲恸和伤感.
秋风萧瑟,挑灯独坐,许多前尘影事一起涌上心头.
我同乔木同志的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大都同报纸尤其是副刊有关.
一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内大才子的盛名.
南乔木——乔冠华同志,1946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一睹丰采,又从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过他的文章.
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同志,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有幸识荆的.
虽然在那以前,早已熟读过他的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
1953年初我刚到人民日报工作,老同志们就经常介绍乔木同志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
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
1951年6月,他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这在人民日报社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轰动一时,影响深远.
大约1954年左右,有一个时期,乔木同志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10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
每人轮值两周,每天去半个多小时.
我是接王若水同志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
第一天进入中南海乔木同志住处,不免有点紧张.
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随意地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人.
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不是,我的家庭1934年就离开淮安,那时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
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哪儿调到报社来的.
我一一回答.
虽然仍是拘谨,紧张的心情却已一扫而空.
每天去乔木同志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
有关编辑工作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我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
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
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十分愧疚.
乔木同志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
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
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
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门的公共汽车.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然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有时间闲谈几句.
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在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会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二1956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改版.
乔木同志领导了改版的全部准备工作,常到报社来.
有一天他对文艺部主任林淡秋同志说,要同文艺部同志讨论副刊问题.
过去他来报社,大都是找邓拓等领导同志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的会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
到文艺部办公室同全体编辑人员讨论工作,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那天,他坐在我们大办公室唯一一张长沙发上,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对着他.
他可能感到气氛过分严肃,就先同大家一一握手,说就副刊怎么办的问题大家随便交换意见.
然后询问文艺部三个负责人过去编过什么副刊.
林淡秋编过《时代日报》的《新文艺》,袁水拍编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我则编过《联合晚报》的《夕拾》,虽然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或是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但都是解放前的事了.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副刊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
乔木同志对过去的副刊并未作任何评价,显然,我们这些简单的经历,他也了解,所以问一问,只是为了冲淡紧张气氛罢了.
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
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
那天,乔木同志娓娓道来,轻声细语,如同话家常,但他的谈话大意,大家都有较深的印象.
那就是: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写稿……等等.
他为副刊定下了基调,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解除了许多从前几年强调学习《真理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条条框框.
这个基调,后来在很长时期内都在指导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工作.
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又经他几次修改补充定稿,在改版第一天(1956年7月1日)的八版刊登.
其中第一条"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就是乔木同志拟定的.
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
第二条列了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
下面他又增加了一条"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
此外还列了其他一些体裁的稿件.
他还具体加了一条"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
他是素来主张报纸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的.
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
不仅人民日报副刊,就是其后陆续创办的许多省市报纸副刊,也都是走大体相同的路子.
比如头条一般都是加花边的杂文,这个格局至今未变.
乔木同志对报纸副刊似乎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
他对副刊的关注,比起那些原则、方针、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更多的却是作者队伍和稿件,那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如果不能具体地体现在人的身上和每一篇稿件上,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岂非都流于空话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同志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要我们开列出来,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约稿信.
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人士和中老年作家.
而他却把眼光放到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人.
比如他提到李锐、刘祖春、张铁夫等几位的名字,当时对我们都很生疏,他们都在党委机关或工农业战线工作.
乔木同志却是了解的,他说这几位在战争年代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又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一定能写出好的杂文.
还有曾彦修同志,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同我们文艺部也不曾打过交道.
乔木同志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
这几位同志,毕竟因为工作担子较重,写的文章不多,但也仍然为副刊增色.
曾彦修同志写得较多,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不过他1957年遭逢厄运,几篇杂文可能也成了"罪证".
又如沈从文先生,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但乔木同志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
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不能不引起热烈的回响.
又如张恨水先生,我们虽明知他是写副刊文章的老手,而且就住在京城,但是脑子里总有个"鸳鸯蝴蝶派"的影子,自然也没有考虑去约稿,乔木同志却一再提到这位老报人、老作家.
他还提到了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其中有徐凌霄、徐一士的名字.
乔木同志抗日战争前曾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可能从当时报纸副刊上对这两位兄弟文人有印象,而我却只是五十年代初期在东安市场旧书肆中见过《一士谈荟》等旧籍,作者似乎是民国初年人物,离我们十分久远了.
我们按照乔木同志意思,辗转探寻这两位老人下落,终无结果.
乔木对此总有点憾然.
他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终,文章却是写得好的,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
我们奉命到八道湾周宅去造访,知堂老人果然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说到有些艳丽花草(如夹竹桃)却是有毒的,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
"反右"风暴一起,从此在报上销声匿迹.
检查副刊时,都知道周作人这位作者是乔木指名去约稿的,总算没有给我安上什么重的罪名.
这些作者的来稿,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读者是欢迎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编辑的思想框框,明白了一条道理:贯彻"双百"方针,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行动上却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头脑里还有意无意地设下一个个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从何落实明白好像是明白些,然而积重难返,有时不免还是依然故我,"足将进而趦趄",气候变化时,又会反复.
教训也不少,那都是后话了.
三乔木同志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有时做得比分工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
他不单是帮助出题目、找作者,也亲自看稿件,特别是杂文.
他素来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抓副刊工作首先要抓杂文.
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只在名字上画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
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
那些他认为可以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作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
我手边还保留这样一份改样:1956年7月报纸改版第二天,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同志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
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
乔木改为《宰相肚皮》.
文字改动得更多.
如原文首段是:"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
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客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然而宰相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
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
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但可能有不够清楚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
乔木的改文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
今天的时代不同了.
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
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
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而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还不像后来几年那样风行,所以文中虽然一再说到"宰相肚皮"云云,并不曾成为问题,作者和读者都不会神经过敏,胡乱猜测.
而乔木同志在修改中仍然多次用"领导者"、"领导人物"这些含意明确的名词,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可见他的细心.
他那时对知识分子,对作家也很注意宽容,注意政策和影响.
比如他在文中还有这样的修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
""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空肚皮的危险.
"细微之处,可见精神.
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
副刊初创时,郭沫若同志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发辫争论长和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
调门越争论越高.
"右派"指责对方是"左倾幼稚病患者","左派"则认为对方"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毛病",最后终无结果.
这种写法在当时副刊稿件中很少见,我们没有把握,就排印小样送给乔木同志.
他在小样上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可以发表.
又改"可以"二字为"应当".
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一些文字修改.
郭老欣然同意,就使副刊上出现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
不过他用的是假名,除我们编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谁.
四大约是1960年冬天,乔木同志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群众生活水平有所降低,这种时候,副刊更要鼓励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
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介绍古今中外的好书.
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适时.
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副刊上如何既能办得有声有色又减少假话空话而大费心思.
乔木同志的建议打开了编辑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一篇邓拓写的《从借书谈起》(刊于1961年1月23日).
约请当时已离开报社领导岗位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写第一篇,也是乔木同志提出的.
邓拓同志给副刊写杂文随笔一类稿件,从不署真名(他在1957年发表引起许多人注目的《废弃庸人政治》,署名为卜无忌),这篇文章仍用一个假名.
乔木同志审阅小样时,除了作文字修改外,还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用意大约是为了增加分量扩大影响吧.
邓拓同志尽管不甚情愿,也只好同意.
这篇短文从袁枚的一篇《黄生借书说》谈起.
随园主人因一位黄姓青年来借书而说了一番话,叙述家境贫困的书生读书之难.
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为了帮助读者弄清原文寓意,我们在刊出袁枚原文同时,又请陈友琴先生用白话文译意,连同邓拓文章一起见报.
邓拓同志还发挥了一点意思,乔木同志在改样上又加以补充:"袁枚的文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
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
……胜利定然是属于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吗困难一定会把有志者压倒吗不!
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最终只能引导到失败.
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的.
"这一段从黄生借书这件小事引出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邓、胡二位共同阐发的.
他们的心意,在一张改样上沟通了.
1963年春夏之交,《新湖南报》上的两条新闻,触发了乔木同志的思绪.
那些年他虽然忙于文字工作,但绝大多数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审订《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文字和注释,审改《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评论,自己执笔写文章而且公开发表的事几乎绝无仅有.
6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两篇杂文:《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署名都是"白水"——他似乎从来未曾用过这个笔名,以后也未见再用.
两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讲了湖南农村的两件新事.
一件是一位农村干部母亲死了,用开追悼会代替做道场,党支部和党员带头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另一件是一家农户失火,民兵干部组织全体民兵利用农事空隙义务为他修了新屋.
两件事情都不大,却都闪耀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贵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
乔木同志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新的萌芽,及时加以表彰.
前一件事,他指出"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
"他说:"党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丧葬婚嫁等等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
"后一件事本是民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做好事.
但因为是义务劳动,又值批评和纠正了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之后,乔木同志不得不花点心思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的关系上多说几句,以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因而这篇文章的字数就比前一篇长了些,近二千字.
邓拓同志的那篇《从借书谈起》打了头炮,以后就陆续发表类似的稿件,附上原文,借题发挥,或谈调查研究之重要,或谈克服环境困难之毅力,或揭示官僚主义之危害,或分析避免片面性之必要,等等.
乔木同志又亲自动手写杂文,那三四年副刊就很有点气势,有一批谈思想修养、谈革命精神、谈道德品质的好文章,在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
当然,几年以后,到了"左"派造反好汉手里,这些文章又都被扣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等等帽子.
前文所引《从借书谈起》中的文字,也被指责为"含沙射影,恶毒攻击".
那时乔木同志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无从充当我们的保护神了.
果然,到了1966年12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刮起一阵"揪斗胡乔木"的暴风.
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报社大楼,十多年来他不知来过多少次,这一回却是以囚犯身份出现在礼堂讲台上.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件旧棉大衣罩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弱憔悴.
他低头弯腰,任凭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叫嚣斥责,勒令他交代"反党反毛主席阴谋"时,他只轻声说一句:"这事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便多说.
"态度从容,不卑不亢.
造反好汉们无可奈何,只好鼓动全场高呼几句"不许狡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草草收场.
以后十年,消息沉沉.
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下一年,在看一次演出时,忽然发现乔木同志就坐在我前一排.
体质看起来不如过去,神情却依然那样安静从容.
这使我感到十分欣然.
他听说我仍在报社,而且又编副刊,那时副刊有个名称叫"战地".
他忽然问:"'战地'那两个字是谁写的"我答:"用的是毛主席'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
"他点点头.
沉默一会,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
"我回来同部里同志商量,也都觉得"战地"二字不妥,有"文革"味,就暂时取消.
过了一段日子,改名《大地》,一直用到现在.
新时期开始,先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同志工作更加繁重,在日理万机之余,仍然时常关注副刊.
他自然不可能再为我们审改杂文稿件,只是偶尔寄来自己的短文,如为聂绀弩诗集《散宜生诗》写的序,为《杨刚文集》写的序,等等.
他看到副刊上某些稿件有差错,仍然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话指出.
他对副刊的要求、建议和批评,有些具体意见,也并非毫无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他对作者(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态度,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
经他审改的大样小样,闪烁着他的睿智和文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周扬、夏衍等少数同志外,还很少见到.
从此以后,恐怕都将成为广陵绝响了.
五郭老当年有诗赞誉陈毅元帅:"百战天南一柱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套用送给乔木同志.
他是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史学家,然而,"先生本色是诗人",或者说,他具有诗人的本色.
他少年时代在扬州中学(江苏省立八中)就以才华出众博得神童的美誉,初中时由于写了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被教师嘉奖而闻名全校.
考入清华大学虽然攻读物理系,但对文学却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
只是长年的革命斗争、政治活动、党务工作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使他没有多少余暇显露诗人的才华.
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篇杂文(以及差不多那一时期他用"赤子"署名的几则国际题材的杂文)都还是有感于时事而发的文章,他的诗词就纯属抒怀遣兴之作了.
1964年底,他寄来十六首词(刊登于1965年元旦),是他最早公开而集中发表的诗词作品.
虽是旧形式,却都是新内容,按当时说法,都是"重大题材".
如写国庆十五周年,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七首《水龙吟》,更是高屋建瓴,畅论中国革命业绩和国际斗争形势,运用的却仍然是文学语言,比喻的也仍然是诗词典故,没有写成政治诗、口号诗.
比如"星星火种东传,燎原此日光霄壤.
""边寨惊烽,萧墙掣电,岁寒知友.
""举头西北浮云,回黄转绿知多少.
当年瑶圃,穴穿狐鼠,可怜芳草.
""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
"这类词句,不仅铸辞炼字,极有讲究,而且古为今用,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
他写旧体诗词,不像郭沫若、陈毅诸位那样随意挥洒,兴到落笔,无拘无束,而是严格按照传统的格律和规范,很少不是循规蹈矩的.
因而这组词一发表,就引起文坛注目,许多人似乎第一次认识了诗人胡乔木,而对他十几年前写过的《悼望舒》一文的印象可能已经淡忘了.
那年9月,他又寄来《诗词二十六首》(刊登于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这一次数量更多,题材范围更广,也就让读者更多地领略感受诗人的襟怀和情愫.
他不止是娴熟地运用古典形式和传统语汇来表达一个革命者的喜怒哀乐,并且善于酿造一种全新的意境.
其中不少词作,如《念奴娇》四首(重读雷锋日记)、《采桑子》四首(反"愁")、《生查子》四首(家书)等,用语启然,清新脱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那年我在京郊房山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就曾抄录一首《生查子》送给一位立志回乡务农的中学生:"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
岂是少扶持不耐风和雨.
如此嫩和娇,何足名花数稻麦不争春,粒粒酬辛苦.
"八十年代初期,乔木同志又陆续寄来一些新诗.
他写新诗,也是严格按照三十年代现代诗人们倡导的格律诗形式,而且很注意音节.
有一次且在附记中特意写明:"近年写了几首新诗——按现代派的观点全算不上诗,至少算不上新诗——每句都是四拍的(每拍两三个字,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句做标准),觉得比较顺手.
惟有这里的第三首每句五拍,算是例外.
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体裁,而且也想试试,如果能试成的话.
"新诗如今风起云涌,流派林立.
有人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
我没有统计,没有发言权.
但我不知道现在如乔木同志那样严肃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诗作的人,还有多少位呢他一贯认真阅读报纸大样小样,一遍遍地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作风,过去在我们编辑部是尽人皆知的.
他寄自己的诗文来,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同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
附信上总是谦虚地称它们是习作,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
1982年7月1日发表的《有所思》四首律诗,在6月中寄来时,信上说明是为七十岁生日而作,几天后又寄来其中一首的改稿.
这四首诗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回顾,"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等句,寄意深邃,感慨遥深.
按过去处理乔木同志诗文稿件的惯例,一般都是安排在副刊或者文学作品版上.
但这组诗作寄来时,我正因手术后在杭州养病,其他同志可能认为题目比较大,似乎不宜发在副刊上,结果"七一"那天在第二版见报.
我估计不是作者本意,因为他写的是"七十述怀"而不是"七一述怀".
等我从杭州回到北京,已经事过境迁,也无从向乔木同志说明原委,永成遗憾.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乔木同志为人民事业辛劳一生,鞠躬尽瘁,如今总算获得了安宁休憩.
1992年冬,1994年夏改完乔木同志对出版工作的关怀终身难忘王益胡乔木同志作为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关怀出版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出版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印刷、发行方面的问题,也那么关心,可能是局外人所不了解的.
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细节可能记得不太准确,但肯定是事实.
五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晚上,我家中的电话机叮呤呤响起来.
我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说:"我是胡乔木.
"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是新华书店代总经理,从来没有通过电话,不免有点紧张.
他跟我说,《人民日报》因纸价上涨,拟提高售价,每份从六分钱提高到八分钱,问我有什么意见.
新华书店不管报纸发行,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只能简单地讲了我的看法.
挂断电话后,我想,为了预见涨价将发生怎样的反应,最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
随后我很快又想到,这不正是乔木同志在向我进行深入的调查吗这一件小事,体现了乔木同志细致、严谨、踏实的作风.
也是五十年代,大概在1957年以前.
某一天下午,乔木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文化部,说乔木同志到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看书去了.
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工作的副部长陈克寒同志带着我赶到王府井.
乔木同志参观完毕走出新华书店大门,与陈克寒同志边走边谈.
人行道窄,不允许三个人并排走,我只得跟在后面,听不见他们谈什么.
后来陈克寒同志告诉我,乔木同志认为,新华书店门市部图书的陈列,要有一定的章法.
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应该的,但不要过分.
陈列过多,会把毛主席孤立起来.
门市部要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映文化出版工作繁荣的面貌.
这是乔木同志对图书发行工作的一次重要指示,新华书店一贯贯彻执行.
1963年新华书店总店起草经文化部批准在全国试行的《新华书店分店工作条例》反映了乔木同志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经历浩劫的广大群众,嗷嗷待哺,掀起了读书热潮.
出版工作一时跟不上,出现了严重的书荒现象.
新华书店的订货,有些书偏紧,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社会上对新华书店有很多批评,认为是"小辫子专政"的恶果(指新华书店总店汇总全国数千家新华书店基层店的订货数向出版社订货,新华书店基层店的订货工作很多由年轻工作人员办理,其中有的是女青年).
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作家们对此很有意见,决定派代表向乔木同志反映.
乔木同志听了汇报后,也认为新华书店的工作有缺点,对代表们的不满表示理解.
但同时也说明,图书发行工作很复杂,做好图书发行工作很不容易,工作中存在的不尽加人意之处,不能完全怪新华书店,有体制上的问题.
乔木同志的意见很公正,只有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才能作出这样有说服力的判断.
从此以后,社会上对"小辫子"的责备声有所缓和,极大地鼓舞了新华书店的积极性.
1982年8月7日,文化部出版局的一位同志向新华社记者讲了一番话,说明我国印刷技术落后,已严重地影响了出版工作的发展.
改变这种情况,应由机械、轻工、化工等部密切配合,帮助出版部门搞好技术改造.
国家最好有一个部门或专门机构抓印刷技术改造,国家经委比较合适.
乔木同志看到材料后,当天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和张劲夫同志,"为了解决我国出版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非由机械、轻工、化工三部门大力协助攻关不可.
此事希望中宣部和经委共同牵头来解决.
"力群同志和劲夫同志看到乔木同志的信后,非常重视.
国家经委为此特地成立了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由一位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同志主其事.
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印刷面貌焕然一新.
书刊印刷能力由不足变为有余,印刷技术和质量有较大提高,书刊出版周期缩短.
这是建国以来一次全国规模的技术改造,乔木同志是积极倡议和坚决支持者.
1984年8月2日,文化部出版局向中央反映,为了解决严重的买书难问题,出版发行体制必须改革.
出版社应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发行专业分工绝对化的局面必须改革,等等.
乔木同志为此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廖井丹同志,表示原则上同意文化部出版局的意见,要求中宣部和文化部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报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乔木同志的信,成为出版发行战线深化改革的思想武器和重要动力,促进了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
出版发行工作在改革中增添了活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
乔木同志不是只关心印刷和发行,他当然更关心编辑工作.
我只须举出一件事情就够了.
历时十五年才完成的、蜚声中外的皇皇巨著《中国大百科全书》七十四卷,如果不是乔木同志大力支持并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这样巨大的工程是难以完成的.
乔木同志对书刊编辑工作的精辟意见和指示很多,了解情况的同志如果根据回忆写出来,可以成为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但必须由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同志来写.
乔木同志对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关怀和教导,出版部门的同志终身难忘.
1994年6月30日良师·益友·同志——缅怀胡乔木同志温济泽胡乔木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良师、益友,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年中,他始终把我看作同志.
我和他相知,是在1939年,在延安.
那时候,他在中央青委做领导工作,我在中宣部当干事,同时受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托编写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本》.
他领导《中国青年》杂志,曾派人约我写科学小品.
后来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在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做学术秘书和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
整风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发动了反王实味斗争.
王实味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总题目叫《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毛主席看了,托乔木同志代他给王实味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对同志进行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
此信写在康生插手反王实味斗争并把他错定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之前,批评是中肯的.
我听说了这封信,也知道乔木同志调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这时还没有同他见过面.
我和他初次相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1942年5月23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在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会场上就几个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
在争论作家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乔木同志站起来发言,他反驳了作家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见,那从容说理的态度,简而有充分说服力的言辞,引起很多人的钦佩.
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他的.
1943年初,我调到解放日报社,以后,又调到新华社,在报纸、广播岗位上工作了十五六年.
毛主席交给中央机关报和新华社发出的文稿,新闻单位送给毛主席审阅的文稿,都要经过乔木同志,毛主席对新闻单位有什么指示,有些也由乔木同志传达,这样,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之后进住西柏坡期间和建国初期.
1948年5月,毛主席、党中央到达了西柏坡,新华社也从太行山区迁到西柏坡附近.
当时社长是廖承志同志,乔木同志兼任了新华社的总编辑.
10月,乔木同志抽调了二十多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编辑部,搬到西柏坡,及时编发重要稿件.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新闻报道工作十分紧张.
除一般战报总编辑可以签发外,重要战报要送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审签,有些还要送毛主席审阅签字后才能播出.
每天晚上,小编辑部都要开一次会,由乔木同志讲解:头一天编发的稿件中有什么问题,在政策的掌握上有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有"左"的偏差(如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哪些地方有"右"的偏差(如优待高级战俘的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在写法上、语法修辞上有些什么毛病,当天和今后写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
当时我留在社里主持编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出的稿件,天天都听到乔木同志讲话的传达,深感受益匪浅.
当时有些要由广播电台在对蒋军广播节目中播出的稿件,就直接送到我们口头广播部.
我记得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将军"的名义,分别向蒋军黄维兵团播出过五次广播讲话稿,头两次讲话稿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后三次都是乔木同志写的.
当时我们把这些稿子作为范文学习过,主要是学习稿中如何针对敌军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用什么措词更能体现政策和适合分寸.
建国初年,乔木同志担任新闻总署署长,直接领导中央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的工作.
头年把,中央文件不直接发到这些单位,规定这三个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中南海乔木同志那里看一次中央文件.
我在广播事业局工作,见到乔木同志的机会就增多了.
他有时找我们谈谈话.
有一次谈到"新闻背景"问题,他说,要学会运用新闻背景材料,打比喻说,就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就是背景,有黑板衬托,粉笔字就更加清楚了.
又有一次,他讲到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把关问题,他说,你们要把好关,不仅政策关,还有文字关,审稿要仔细认真修改,不能像电车、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那样,不管谁上车,都卖给他一张票.
他写文稿十分重视语法和词章修养,曾请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写了一系列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要凡是动笔杆子的人都认真学习.
还有一次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50年5月8日我们去看文件之后,乔木同志通知说毛主席要见见我们,他带着我们去菊香书屋,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乔木同志一一介绍.
轮到我时他说,他在不久以前在《时事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原子弹问答》.
后来乔木又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很通俗,打的比喻很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这些就不多说了,我想会有人写得更多.
下面谈谈我身处逆境时同乔木同志的交往.
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北京和全国都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之中.
那时我已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正在受"群众专政",但还有到医院看病和每星期六回家的自由.
有一次,在14路公共汽车上,车到一站,门打开,我看到乔木同志上车,就点头致意,站起来让座.
他用眼神告诉我,叫我不要跟他打招呼.
他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既让座也就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中间隔两个人,我们的目光偶尔碰到一起,一句话也没有说.
最后他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我以注目礼送他,看到一个人原来是跟他上车的,也跟他下车,大概是"监护"他的吧.
我在"文革"开始不久,就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乔木同志的消息,非常惦念,这次车上相遇,又喜又忧,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呢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是在"文革"中.
1969年10月的一天,此时我己获得"解放",我到廖承志同志家中去看望他.
廖公(我们这样亲切地尊敬地称呼他)原是新华社老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文革"开始后,周总理保护他,让他住在中南海.
后来患了心肌梗塞进了医院,此时刚出院不久,在家休养.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一见面,寒暄了几句,他就谈起关于乔木同志和我的一件事.
他说,1958年10月,乔木同志听到我被划为右派的消息那天晚上,快到半夜了,匆匆打电话,跑到他家里,一见面就问:"你知道温济泽同志被划成右派了吗"他们两人都认为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人,不能把我划成右派.
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到中宣部去询问.
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报到了书记处,无法改了.
乔木同志叹气说:"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他们仍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我.
在这次同廖公谈话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我每几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廖公,每几个月去看望一趟乔木同志.
头一次到乔木同志家,我表示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更加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一些工作.
他以信任的眼光鼓励我.
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学理论方面的问题.
当时我正在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正在编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列宁论广播》.
后来这本书出版了,我曾送给他一本.
这期间正处在十年动乱之中,每次见面,他都寡言少语.
我没有同他谈过划右派的事,他也从没有问过我,我知道他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978年1月的一天,这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文革"已经结束了,这天晚上,突然有一位同志找我,说乔本同志打电话到他家,要找我说话(那时我家里的电话被拆掉已快二十年了).
乔木同志问我:"我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急需调些同志,你愿意来吗"(当时乔木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考虑了一下说:"愿意.
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调可以吗"他说:"你先调来,说不定到这里能较快地解决哩.
"他说由他找张香山同志(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商谈调我的问题,要我等着.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乔木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谈了三次,香山同志终于答应了.
他说:"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我犹豫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他说:"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我再次要求谈好再去,他坚持要我先去后谈.
我只好同意了.
当时乔木同志的妹妹方铭正在他的身旁,方铭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挂上电话,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到社科院了.
'他可高兴啦!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如约到他家里.
他让我搭上他的车,到了社科院.
在他的办公室里,同我谈了差不多两小时.
谈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革"中是怎样分裂成两派和怎样闹派性的,两派是怎样在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开始联合起来的,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同志(当时他们两位是副院长)来了以后是怎样整顿的,又谈了当前状况和近期打算,最后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同志,副局长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我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同志说:"这是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
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
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我首先抓紧做工作.
我想,总不能一上班就要求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吧,只能等等再说.
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乔木同志因病住院了.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此时邓力群同志主持全院日常工作.
院里派十个同志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指定我当团长.
我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在会上,遇到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碰见新闻界的不少记者,他们和我久别重逢,倍感高兴.
但是我只能参加大会和小组会,党的会议不能参加,颇为别扭.
不久乔木同志出院了,我就向他提出我的党籍问题.
他要我向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政治部转上去.
我很快就写好了,说明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
乔木同志,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同志,也各自为我写了证明,证明我被划右派确是一件错案.
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很快就批示对我的错案"予以改正".
我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人.
我在四十四岁时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四岁时得到改正,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怎么能不拼命工作呢当时乔木同志很多时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社科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力群同志主持.
力群同志有一次找我谈话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我很感谢力群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爱护,乔木同志也这样关怀我,但是,我怎样才能弥补二十年的损失呢何况当时我的负担确是很重啊.
当时社会科学院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要联系这原有的各个所,又要协助筹建新的研究所.
乔木同志要我参加了筹建新闻研究所的工作.
四五月间,乔木同志又提出要各所招研究生,以缓解当时各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
招考的结果,全院从几千人中录取了四百四十人.
原来准备各所招的研究生由各所自己带,后来因各所都认为自己带有困难,到七八月,乔木同志提出筹办统一的研究生院.
他高度重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
他说,通过办研究生院,可以充实各所的后备力量,提高各个所的工作,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把研究生院办好.
他亲自抓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系主任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
他任命周扬同志为院长,要我兼任副院长.
在办院的头一年,我兼任局和院的两方面工作.
一年之后,才专任院的工作.
1982年,周扬同志病重,我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离休.
1979年初,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编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革命烈士传.
当时乔木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他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
我欣然从命,认为编烈士传是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乔木同志叮嘱我,现在百业待兴,国家困难,你做这个工作,要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另立专职机构,不要向国家要编制,不要向国家要经费,利用你现在的办公室兼着搞就行了.
我当时主要是利用在科研组织局的办公室,联系了十几个单位,从十几个人逐步扩大到八九十人,组成了一个没有列入国家编制的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业余编辑部,从社科院经费、中组部党费中拨了些钱,就把工作开展起来.
我在延安七大以前参加过中组部主持的《死难烈士英名录》的编辑工作,当年列入英名录的烈士不到一万人.
我因此提出了一个编写两万烈士传记的计划.
乔木同志批示:不能编成烈士英名录或大辞典,而应编成"公众读物",立传人数一千人也嫌多,每篇传记几百字又嫌少.
按照这个批示,我们同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民政部门反复研究,经乔木同志批准,最后确定立传的烈士人数一千多人,编写传记八百多篇,按革命历史时期分编成十卷.
从计划、征稿、采写到全书出齐,历时十二年.
1991年全书出齐的时候,作为向党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
按照这部书的体例,后来许多地方(不少省、市、县)也都编印了当地的烈士传.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中央和各地民政部门登记的烈士总数近一百五十万人,有很多烈士还无法登记,这可以说是纪念先烈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重要教材.
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
当时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乔木同志,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
我曾经帮助杨之华同志整理过瞿秋白文稿,杨之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稿都已散失了,我又把这个委托担当起来.
乔木同志再次嘱咐我要节省人力财力,我又组织了十几位业余编注人员,向文献研究室要了些必要的经费,开始工作.
总共搜集了约六百万字文稿.
经乔木同志同意,首先在1985年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瞿秋白选集》.
《瞿秋白文集》十四卷,其中政治理论编八卷,文学编六卷.
文学编由于有五十年代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作为基础,新编的已经在1988年全部出版,政治理论编已经出版五卷,还有三卷将在明年6月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时全部出齐,这将是对瞿秋白同志一个最好的纪念.
乔木同志又是全国新闻界的老领导.
1983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宣部召开了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
第二年,又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会上成立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公推我为会长,又得到乔木同志的赞同,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93年.
我和乔木同志相知、相识、相处半个多世纪.
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尽的话.
像对许多人一样,我也看到乔木同志有些弱点和缺点,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
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献身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对同志善于理解、善于任用、赤诚相待、乐于助人的友爱精神,都是我永志不忘的.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他在1983年写的题为《小车》的诗,是他有感于杨水才(河南许昌桂村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农业中学校长)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而写的,诗的最后四句是:"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
"乔木同志这种生命之光不灭、奋斗之火不熄的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怀念乔木同志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功绩任继愈人生不过百年,百年中有一部分时间接受社会的培育,真正为培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年限并不多,长的几十年,短的也许几年,甚至更短.
在近现代史上文化教育界涌现过许多重要人物.
象章太炎、蔡元培两位知名人士,对社会影响很大.
人们怀念章太炎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孙中山倡导革命,推翻清朝;一件是在苏州讲授国学,培养了一批国学家(实际上是文字学家),形成学派.
蔡元培也是在早期参加革命,后来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兼过北平图书馆馆长.
他对社会影响大,有贡献,令人怀念的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根据地,开一代风气;再一件是与宋庆龄等人发起保护爱国人士的运动,抵制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
古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唐朝的韩愈做过中央官,也做偏远落后地区的地方官,按时间算,做中央官比做地方官的时间长得多.
他任潮州刺史还不到一年.
他的政绩在潮州留下深远的影响,推动当地的文教事业.
从他开始,潮州有了读书人.
人们怀念他,江曰韩江,山日韩山,连江山也打上韩氏标记.
韩愈由潮州调到山阳,在山阳任期比潮州长,但山阳留下的痕迹不多.
胡乔木同志是新中国的理论家,他受过系统的现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从旧营垒中走出来,投向革命阵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成为新中国卓越的理论家.
他一生从事理论工作,凡在理论战线共过事的同志都有深刻的印象,也有对他更全面的认识.
我认识乔木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期,有直接接触,来往较多,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短暂时间.
他由于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往又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
学部的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备,与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按中国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的需要很不相称.
而且建国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社会科学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建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又是全国受"文化大革命"毒害的重灾区.
处境艰难,形势严峻.
在这种形势下,乔木奉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他面临的是这种残败局面.
乔木同志主持了全院的工作,组建了国家需要的新的研究所,旧所则加以充实,培养了干部,制定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研规划,把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纳入总体规划之内,设立了帮助科研重大项目的社科基金.
他想方设法调动全国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培养大量后备人才,建立了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
今天各地各大专院校都在培养硕士、博士,当时在全国培养研究生的只有少数几处,社会科学院在当时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有今天的规模,并成为全国几个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基础是乔木同志领导社会科学院时奠定的.
在任院长期间,乔木同志的工作方法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主持各研究所的工作汇报会,实际也是现场办公会.
本院的职能部门也参加,各个研究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凡是当时能够解决的,决不留到以后再办.
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不久,有些国外学科发展情况我们了解的不多,乔木同志要求一些学科的专家定期及时向院的领导介绍情况,他也积极参加这类小型的学术报告会.
虚心听取各个研究所反映的意见,上下之间没有隔阂.
在理论研究上,乔木同志善于联系实际,及时指出研究中的问题.
在一次汇报会上,有一位研究经济学的同志提出,有些人认为自然科学攻关的题目好定,好找,经济学不好找,想攻关,不知道关在哪里.
乔木同志当时指出,社会上到处有可攻的关,像北京市蔬菜供应,市民有意见、不满意,这里有生产问题,也有流通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关,值得攻一攻.
还有一次汇报会上,有人提到山西大寨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乔木同志说,大寨的做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路,还值得研究.
当时"四人帮"已倒,大寨这面大旗被认为是唯一的农业发展的典型.
乔木同志较早地提出大寨的路值得研究,当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乔木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把注意力局限于本院,而是随时随地考虑到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的全局:比如制定规划,与全国各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协商,决定课题,分担任务,对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他还倡议、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
这是一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
为此发动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并从中遴选称职的各科主编.
他定下了极高极严的标准,提出的要求是"请最合适的人写他最合适的条目".
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齐,成为建国以来最有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得到国家的特别奖.
而当年倡议、筹划者乔木同志已离开了大家,未能亲见此书的全部竣工.
乔木同志看到中国已走向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多了解外国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也要正确扼要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倡议编辑一套《当代中国》丛书,如实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各方面的成就,为祖国在国际上树立光辉、准确的形象.
既可总结我们建国以来自己走过的路,创造和积累好的经验,也是对国内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说服力的活教材.
这部丛书,有按行业门类从农业、工业、文教、科技、国防等各方面反映新中国的成就,又有按地区、行政区域的分省市的综合介绍.
设计宏伟、纵横交织,构成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新画图.
这样的大规模文化建设也要调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民族共同的积极性,才能办到.
这部大的丛书已陆续问世,引起国内外的瞩目,这是新中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阶段性的总检阅,可惜乔木同志也未能看到它全部完成.
国内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偏重在哲学,有的偏重在历史,有的偏重在经济学,有的偏重在党的建设理论.
学问各有专长,又各有局限性.
但是作为有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却要具备高度综合、概括的本领,能贯通多种学科,沟通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实在不多,应当说为数很少.
乔木同志就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作为理论家,一方面要有深厚的学力,另方面也要有理论的天才.
才与学相匹配,具于一人之身的并不多,乔木同志是才与学相副的一位.
建国四十五年,我国在科技、史学、文学、军事学等很多方面涌现了许多人才,唯有理论界人才涌现得不多.
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危害人才成长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度理论界被假冒伪劣者窃踞领导岗位,致使真正人才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
乔木同志在艰危中尽力发挥了他的才能,并使之化成精神财富,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国家有几百个、那怕几十个、十几个真正的理论家出现,并得以充分发挥其潜能,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比今天繁荣昌盛得多.
像乔木这样的理论家太少了.
乔木同志从事理论工作几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只有短短几年,在他全部历史中只占一小段,就这短短几年,他为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值得人们长远怀念.
忆乔木同志几件事何东昌乔木同志从我1982年到教育部工作以来,一直到他去世,曾多次过问教育工作.
其中既涉及了理论问题,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也包含了像小学语文这样一些教学改革的问题.
他指导教育,常常是找我,或教育部以及后来国家教委的负责同志去谈话.
这种谈话是平等的、同志式的.
他总是以他深邃的思想和学者式的论证来说服人.
他对问题的深刻了解、对教育事业深情的关怀以及对我个人的耐心的教诲,使人难以忘怀,下面我举几件事来说明.
一、关于教育的理论问题1983年,教育部召开了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在历史上由于"左"的干扰,多年来受到了不应有的阻碍,教育学甚至受到过粗暴的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科学逐步受到重视,并就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了讨论.
这些讨论对拓展思路是很有益的,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
正是这个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整理了一份材料,向乔木同志反映了讨论的情况并向他求教.
他发表了"教育的本质及其他"的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由我向参加会议的研究人员作了传达,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重视.
这个谈话具体涉及教育的属性、任务和本质;我国教育方针的表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能否把毛主席对教育的论述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等等.
这些问题,他认为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其中的若干问题如教育的本质,乔木同志也没有给以直接的回答.
但是他反复讲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这些问题.
并着重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要防止作绝对化的理解,要解放思想.
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社会现象的区分并不是包罗万象的.
他认为教育的任务非常广泛,"差不多和生活一样广阔","比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公式包括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这个谈话对我们当时解放思想的确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谈话不仅有利于纠正只把教育作为上层建筑这样一些容易导致"左"的片面的认识,还在实际上把教育多方面的属性和任务大大拓展了,是对教育的一个最全面的解释.
今天教育界正在开展的关于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讨论,其中有些问题实际上又一次回到了教育的本质等问题上来.
有些意见简单地只把教育归结为生产力甚至经济性产业,因之得出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
十几年来教育已有了很多的改革,从今天来看还没有发生大的偏差,这当然是中央正确的方针指导的结果,也是没有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搞改革的缘故.
但对教育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高度关注学校思想理论课的状况乔木同志认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中小学的思想政治品德课和其他一些有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知识课是我们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区别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重要标志.
它们决定着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
他一直关心着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思想政治状况.
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他曾直接找我们去谈话,询问情况,嘱咐我们要重视这件工作.
以后每当思想战线出现问题以致学校思想理论课教学中出现困难,他了解到了情况后,总要找我们去谈.
1985年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与之相配合,需要有一个改革上述学校有关课程的决定.
他受中央的委托抓思想理论方面课程的改革,这是他抓学校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最为集中的一次.
他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学生,如果不能在学校的帮助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甚至相反,反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感,或者拒绝和排斥它,那只能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不成功,说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
他提出了这些课程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时代和面向未来".
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封闭的学说而是发展的学说,指出当时教材存在的问题,一是内容落后于时代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没能充分反映各门科学中的最新成就;其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存在着距离;第三对现在的青年是在与解放初期的青年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学习的情况也不相适应.
除此以外,他还指出了中小学有关课程中一些脱离学生思想、心理特点,过于抽象化等等的缺点.
当然在讲这些问题时,他十分注意保护学校和有关教师的积极性,把问题未能及早解决的责任归于中央,他也十分体谅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任务的艰巨性.
当时他的这些意见里,有一些是带有实际工作性质的,如课程如何设置,包括建议设立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他也有过担心能否行得通.
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有关的教师仍然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就上面讲的基本精神来讲,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党的十四大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认为当时乔木同志提出的努力方向与这一思想理论仍然是相衔接的.
大中小学校的思想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还要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
乔木同志当时提出的这些原则仍具有它们的指导意义.
乔木同志很关心中小学教材的建设,他曾亲自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了解教材建设情况.
他的知识渊博,在与有关专家座谈讨论时,对语文教学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他在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尖锐地指出了一部分学生缺乏爱国主义热情甚至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个问题,要求在教材编写和学校德育中要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遗憾的是由于思想战线总的气候的原因,尽管有的出版社为此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一直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乎息以后,他的指示才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和切实的执行.
三、为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努力乔木同志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198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具有法律效力的.
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培养一个博士,从本科毕业算起一般总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1983年,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了第一批自己培养并授予学位的博士,同时还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一批硕士.
乔木同志对此很高兴,他说:"我认为这确是一件大事,表明本国也能培养出自己的博士(历史上未有过),值得庆祝和鼓励一下.
"经国务院批准以后,他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并由他作了题为"走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道路"的报告.
他认为"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教育事业独立完整地发展的关键问题.
"他在报告里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学位制度以及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方针和措施.
乔木同志当时还设想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制定一套服装,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这里可以看出,他是考虑得很周到的.
可是学位服这件事竟因故被拖了下来,一直到今天才开始付诸实施.
1985年9月10日的第一个教师节,乔木同志还同李鹏同志一起出席了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隆重举行的教师节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他肯定了成绩,并提出如果到1990年授予博士学位的能达到一万多人,这将是非常大的成就.
他说,"在这个会上,我们一方面向大家表示祝贺、感谢,另一方面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独立地担负起把中国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推进到世界前列去,力争完成在1990年培养出一万名博士来的任务.
"那时人才外流问题还不突出,但已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他提出了"要采取措施,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终身为祖国的繁荣、兴旺而奋斗",并指出否则人才就不会稳定.
四、对广大教师的关切我感到乔木同志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忧虑的,特别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缺乏应有的吸引力的问题.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前夕的9月7日,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去表示祝贺、鼓励,并作了长篇讲话.
乔木同志以他渊博的学识从中国古代的尊师传统一直讲到近代,又列举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些著名人物都当过中小学教师来说明教师工作的重要性.
他还讲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知名学者从事教育工作以发展学术的事迹.
他为什么要讲这么一篇话,我想其中一个理由正如他所说:"我在这里也不得不很遗憾他说,这些诺言(按:指改善教师待遇)到现在兑现的很少,以至于中小学的教师是受了很多的不应该的辛苦.
"他相信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又不是立刻可以解决的,而动员优秀的人才去从事教师的工作又是不能拖延的.
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关心,但是这个问题他一再谈起过,并对以后的教委的工作表示了不满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作出努力来说服人们献身教师的工作.
他的这种心情,真是令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感激.
乔木同志对教育工作的关注,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例.
例如在中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稿时,他曾提出过重要的意见.
他在思想战线方面作出的贡献,大都对教育工作有很重要的影响.
例如,他那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著名论文,按小平同志的指示列入了学校教材的内容里.
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乔木同志始终给以的关心、指导和帮助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1994年7月20日)胡乔木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何祚麻乔木同志是政治家、学者,又是中共中央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一生的活动遍及于政治、党史、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
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乔木同志写了一辈子的新闻、评论、社论,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拟定了许多方针政策,为中央领导人起草了许多讲话和报告稿,编辑、整理、修订和补充了许多领导人的文集并加以评论,等等.
乔木同志被称为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笔杆子".
乔木同志的杰出贡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先后参与起草和主持起草了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对统一全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是乔木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总的来说,乔木同志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座的同志们也许还不很熟悉乔木同志对自然科学工作起过开拓性质的或奠基性质的影响.
在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从成立开始,便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从党的系统来说,科学院便由文委党组领导,实际上即由中央宣传部领导.
乔木同志先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后来是常务副部长,科学院党组在工作上多半直接请示乔木同志.
1951年11月,中央宣传部正式成立科学卫生处,由音乐家赵渢同志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当时未设处长),科学卫生处也由乔木同志分工领导.
后来科学卫生处多次更换处长,秦川、胡绳、于光远同志均相继担任或兼任过处长职务.
有近一年的时间乔木同志还直接代理处长工作.
从1951年下半年起,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不久即调到科学卫生处工作,到1956年底又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改名原子能所).
在中宣部工作这段时间,我深深崇敬乔木同志的远见卓识,以及他谨慎、细密、严格、严肃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我国科学工作所起的良好的影响,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尽心的指教和关怀.
这里追忆一下乔木同志的贡献.
一、在理论上对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所做的澄清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现在已是大家都同意的常识,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和解放初期却一直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代表性的论著如1921年由布哈林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就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连"科学上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器,国家机器里的房屋,大炮,算盘,图表等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
三十年代,在苏联哲学界发生的一场大论战后出现的一部巨著,米丁教授所写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也将科学列入上层建筑.
在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在我国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会议上负责人的讲话中,也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对社会生活各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一观点的一个突破.
斯大林鲜明地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也没有阶级性,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谈到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这对科学卫生处的工作是太重要了!
如果自然科学和医学有阶级性,那么其逻辑推理的结论,就至少要对自然科学奉行批判和改造的方针,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奉行"左"的政策.
事实上,联共中央在自然科学问题上就奉行过"左"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
当时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头脑是很冷静、清醒的.
1956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文章中写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
""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
我们切勿相信.
"①这是我国在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上,见诸报端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更早一些是乔木同志在195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
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
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
"这是在党内以中共中央名义对这一问题第一次发表的正式意见.
再早一些是在科学卫生处成立初期,中央宣传部组织各部处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论语言学问题》.
我记得赵讽同志曾十分兴奋地回来对我说:"今天乔木同志主持的学习太重要了!
'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而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有许多事物都没有阶级性,如音乐里的乐器,能说小提琴或二胡有什么阶级性"但是,在那一时期,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却几乎占主导地位,科学卫生处有相当一些工作就是同这种错误的认识做斗争.
这里举一个例子.
大约在1950—1952年,中央卫生部门有的领导同志就强烈地持有这种错误观点,当时有位同志写文章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
而问题是,这样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党中央所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的贯彻.
乔木同志便提议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一错误观点,任务交到科学卫生处.
后来这一文章由龚育之同志完成,刊登在1953年的《宣传通讯》上.
这是一篇在党内很有影响的文章,显露出龚育之同志的才华,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文章刊出后,各地出版的党刊纷纷加以转载.
我记得当时参与《宣传通讯》编辑工作的郑惠同志,常常很兴奋地到我们处里来说,现在**党刊又转载了.
当然,如果不是乔木同志的支持和指导,育之同志的那篇文章也是不会出来的.
1958年,乔本同志己离开了中央宣传部,但仍然关心着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
1958年,在我国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界里一些年轻学者把心理现象说成是有阶级性的,从而要打倒它.
心理学家唐钺教授说,即使旧心理学有很多错误,但总有"一点点"对吧于是便①《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
I批判唐钺教授的"一点点论".
乔木同志听说这一动向,就又把当时仍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同志找去,口授了一番意见,由龚育之同志去北师大传达.
其大意是,心理活动虽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人类心理如何反映世界,如何认识世界,其规律性是共同的,否则不同阶级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也无法交流思想.
育之同志传达了乔木同志这些意见,在心理学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津津乐道.
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讲话也就成了乔木同志的重大罪状之一.
据龚育之同志告诉我,他手上还有一份谈话记录要点,还有可能追忆起并整理出来,也许将来可收在乔木同志的文集里面.
需要提到的是,乔木同志在纠正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的同时,并没有走到另一端,他始终认为自然科学为谁服务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曾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
对外侵略和杀人.
"①在乔木同志的指导思想里,始终是既纠"左"而又防右的.
二、关于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方针解放初期,《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曾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那么将怎样又"发展"又"服务"呢理论和实际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解放初期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陈伯达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关于科学院的工作方向》,登在《科学通报》上,其中集中地回答了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另外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乔木同志对科学院研究人员的一个讲话,其中也回答了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陈伯达当时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并不管科学院的工作.
而由于乔木同志的讲话,一向讲得概念上明确、清楚,逻辑论证也比较细密,所以科学院在讨论科研方针的时候,更多是依据乔木同志《讲话》.
这个《讲话》只有供学习研究用的一个油印稿,从未发表过.
我曾多次建议乔木同志发表这一《讲话》,他就是不同意,总认为不太成熟.
不幸的是,这一讲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在编写《当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时,我们都想找这份《讲话》,但未能找到.
对这一《讲话》的重要内容,现仅能凭记忆所及予以介绍.
乔木同志首先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有两种含义,"实际"一词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客观实际,如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另一是指实践,如科学实验就是实践的一种.
理论联系实际是说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联系到中国的客观实际,联系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另一重意思是说理论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指导科学实验工作.
由于名词概念内涵的不同,意义也就不同.
当时听了乔木同志的一番讲话后,把大家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给理清楚了,大家都很佩服他思路明晰.
后来读《毛选》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看到对"实际"这一个概念所作的两种含义的注释,我想,这条注释大约是出自乔木同志之手吧.
此外,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还进一步回答了科学工作要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是说科学工作除了要看到当前的实际需要,还要看到长远的需要,还要重视理论研究.
他的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2页.
具体表述,就很难一一追叙了.
足以代表乔木同志对科学工作的看法的,我以为是他为周恩来总理起草的在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
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在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
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
当然,理论绝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
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
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①现在回想起来,乔木同志所持的有关科学工作的这些观点,对我国科学工作是何等重要!
三、乔木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院里乔木同志获得了一个"外号"——"代理科学院副院长",有时就简称"代理院长".
陈伯达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是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副院长,乔木同志是中央文委的秘书长,但是在当时科学院工作者心目中,却是一位"有实无名"的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是在1949年酝酿筹建的,约在这一年6月15—19日间,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时,中共中央曾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协助工作的有恽子强、丁瓒和钱三强等,其时,乔木同"志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后来改任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定一同志任中央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同志),乔木同志又兼任文委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在筹备期间,同时也就成立了科学院党组,由恽子强同志任书记,丁瓒同志任副书记.
科学院党组,是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书记的一个政府党组下属的文委分党组下面的一个党组,很自然,定一同志就委托乔木同志实际上多分管科学院党组.
总之,那时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如工作方针的确定,组织机构的确定,领导成员的透选和配备,科学院的工作规划和计划等等,都有乔木同志的参与和决策.
科学院的重大活动,如组织科学家支援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组织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向苏联学习先进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3—184页.
l经验,回国后提出建立各个学部,遴选学部委员,建立学术秘书制度等,都或者由乔木同志指示方针,或者由乔木同志提出倡议.
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人事调动,如张稼夫同志、秦力生同志、郁文同志来科学院工作,丁瓒同志回心理所工作,等等,也都是由乔木同志提名或做出决定.
总之,当时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院党组关系极为密切,1956年后,中央委托聂荣臻同志总抓各方面的科学工作,中央宣传部就不再管科学院的工作了.
此后,科学院的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仍坚持要求参加中央宣传部的有关工作会议,仍保持一定联系和良好的工作关系.
乔木同志也仍然关注着科学院工作,常常从侧面提出若干意见,竭力予以协助.
例如,1958年乔木同志深感中央领导同志对科学院工作了解不够,于是就提议由科学院办一个《科学简讯》的内部刊物,向中央"下毛毛雨"等等,这对及时让中央领导同志了解科学院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派胡耀邦同志、李昌同志等来科学院工作,起草一个很著名的《汇报提纲》,这一《提纲》最后也经乔木修改定稿,乔木同志也就因此成为"科学界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总之,乔本同志总是事事处处维护科学院的工作.
我们不能忘掉这位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同志.
四、乔木同志和科学卫生处科学卫生处(后来改称科学处)的工作,一直是在乔木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的上半年,因副处长赵讽借调出去,科学处"群龙无首",龚育之、罗劲柏、孟庆哲和我等一些人,都不知该做些什么.
乔木同志就来代理处长,约一、二星期找我们谈一次,直接指导科学处的工作.
除上面谈到的由科学处介人的有关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以外,尚有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工作.
(1)为中央起草关于加强"科联"工作的指示和加强科普工作的指示.
(2)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
(3)检查中央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上的错误,包括撰写一篇对"封建医"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的文章.
(4)调查研究我国科技界现状,广泛拜访我国许多著名学者,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征求对我国科技工作的意见.
(5)调查研究我国各报刊、出版物中有关科技宣传中的一些问题.
(6)调查研究科学院(所),高等学校以及各产业部门在贯彻科研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7)提倡科技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哲学著作.
除以上这些较大的工作外,还起草过一个很特殊的指示,1953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将出现月蚀,乔木同志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天狗吃月亮"等迷信的《指示》.
这反映出乔木同志的视野是何等开阔.
通过乔木同志的这些部署,科学卫生处的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怎样为中央工作,怎样体现出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于是,科学卫生处的工作就活跃起来为中央起草加强"科联"工作的指示布置给我做,而加强科普工作的指示交给了孟庆哲同志.
当时,我们都很紧张,不知该怎么办.
乔木同志大约是看出我们的心思,当日下午,来了一个条子.
"祚麻同志:上午所说有关为中央起草加强两个协会的指示之事,可先从调查研究人手,慢慢去办,不要着急.
"这样一来,我们紧张的情绪就缓了下来!
我至今都记得乔木同志对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的这些关注.
后来,我们拼凑了一个不象样的初稿,最后还是乔木同志舞动如椽大笔,一挥而就.
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是由龚育之同志完成的,共辑录了约四十万字,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理论,提供了文献基础.
这一工作如果在现在来做也许不很困难,但在1953—1954年,却不很容易,因为没有列宁、斯大林全集的中译本.
然而育之同志工作得极为出色,其中的一半从已有译本里辑录,另一半却直接从俄文的各卷全集本中查阅,摘录并译成中文.
那时育之同志整天钻在北京图书馆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俄华字典》.
他的俄语阅读水平和翻译水平也由此而大为提高.
育之同志的译文不仅准确、流畅,而且有创造性.
例如列宁的文章中曾谈到一位不懂世务而又固执的小姐,育之同志便译为"酸小姐",这很贴切生动.
言之同志遍查列宁、斯大林全集的后一个收获便是发现列宁、斯大林从来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相反却找到列宁批评这一观点的精彩文字.
1922年9月27日,列宁看到当天的《真理报》上刊登了某一"理论家"的文章后,即给当时任《真理报》总编辑的布哈林去了一封信:"给您寄去今天的《真理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普列特涅夫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字眼来虚张声势的小品文这类昏话登载了出来.
我标出了两处,打上了许多问号.
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普通的学习.
难道《真理报》编辑部不打算向作者指出他的错误吗要知道,这是伪历史唯物主义!
玩弄历史唯物主义!
"①《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书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乔木同志的倡议和支持,此书也是不会和读者见面的.
有许多小事情,但却体现出乔木同志对后辈的关怀和教育.
1953年苏方提议给华罗庚教授颁发斯大林奖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拍来电报说,拟给华罗庚的《奇数可加论》著作授予斯大林奖金,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
乔木同志一看就怀疑是翻译出了问题,于是龚育之和罗劲柏去拜访华罗庚教授,征求他的意见并询问正确的译名,知道应作《堆垒素数论》.
为了要迅速回复苏共中央,乔木同志是叫他的秘书通知行政部门用小汽车送他们两位到西郊拜访教授的.
乔木同志对这一切工作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后,忽然又想起一事,又打电话到科学处告诉罗劲柏同志,去拜访华时,须换一件干净的棉衣.
那时是解放初期,大家都穿着破棉袄,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乔木同志却注意到这些礼貌上的小事.
1955年,乔木同志为周总理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讲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①但那时没有情报研究所,信息不灵通,乔木同志便让科学处去查一查飞机有没有超过音速.
育之和老罗问了某些专家,回答是:"还没有超过音速.
"乔木同志仍然不放心,又打电话给总参,请他们调查一下飞机究竟有没有超过音速.
最后总参回复说,已超过音速.
这就是总理报告里那句话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l的由来.
乔木同志总是如此严谨地对待每一个细节.
1953年成立中国建筑学会.
那时,正值周荣鑫同志任建设部长,学术界便选举周荣鑫同志任理事长,梁思成教授任副理事长.
这一情况报到乔木同志那里,他觉得不妥,以为政治最好不要代替学术,便向荣鑫同志提出是否可以互换一下只是这一意见说得略迟了一些,已经选过了.
后来建筑学会再度改选时,荣鑫同志就不再兼任理事长了.
乔木同志还有一个习惯,遇到怪僻字要去查一下字典,如赵渢同志的渢字,乔木见到了便问赵渢同志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去查《康熙字典》,说他的解释是对的.
乔木同志对我的"麻"字也发生了兴趣.
我的名字是我祖父给取的,我可从未考究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乔木也问了我,我答不出来.
过两天见了我,说他查了康熙字典,还告诉我一个有关的故事.
据说北宋年间和欧阳修合修五代史和唐史的宋祁喜欢用怪字、僻字.
欧阳修不甚赞成,因而写了一段话给宋祁,大意是昨天睡不着觉,早上起来后,因而"扎因洪麻".
宋祁看了莫名奇妙,不知所指.
欧阳修解释说,这是"书之大吉"的意思.
宋祁笑了起来.
于是,我这才知道"麻"字是吉利的意思.
不过,乔木同志又说:"写文章要少用怪字,用作名字还可以,免得与别人混淆.
"然而,乔木同志并非只是在"小事"上注意教育后辈,更注意在"大事"上启发后辈.
这里再举一例.
1947年,联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提出:"在我们苏维埃社会已经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中,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的工具.
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态,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性.
"①那时,联其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极高的威信.
斯大林的第一助手日丹诺夫说这样的意见,是不寻常的.
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会觉得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许多苏联学者写文章,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有识见的理论工作者就会谨慎一些.
1952年某一天,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到乔木那里谈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谈完后,他向乔木提问道:"日丹诺夫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岂不是把精神性活动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似乎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
"那时深受教条主义束缚的我在旁听了,觉得大年同志真是大胆得很,怎么连日丹诺夫也说他不对起来没想到乔木同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不过,你千万不能写成文章去发表.
"乔木又接着说:"日丹诺夫的意见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成立,如文学艺术.
你要推动文艺工作,最好办一个刊物,让文学家有发表作品的地方.
有了作品,就有了批评的对象,可以进行分析和解剖.
因而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就形成一对矛盾.
有了矛盾,文学艺术也就发展了.
但不能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
"乔木同志当然知道斯大林曾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既然在"物"的方面已是"完全适合",那么发展的动力问题,就只好归之于"精神"!
不过,当时正是中苏关系很好的时期,如果写一篇文章去批评日丹诺夫,无疑会弄出一些事情来.
所以乔木同志马上说:"可不能写出文章去发表!
"乔木同志这一谈话,使我们这些①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5—26页.
①《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1985年版,第226页.
头脑相当单纯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懂得多了一些.
顺便说说,任继愈同志听了这一情况后告诉我说:最重要的是"可不能写出文章去发表".
我却傻里傻气写了文章,后来惹起了好大的麻烦.
五、乔木同志和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题目,因为乔木同志一辈子都是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而且和各式各样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也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甚而有外国学者.
如果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话,那么乔木同志是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模范.
不仅仅从理论上处处为知识分子说话,而且身体力行.
在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乔木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周恩来总理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后来在报上看到中年优秀学者蒋筑英同志逝世的新闻后,立即写了痛悼的短文,为中年知识分子呼吁.
在党内历次有关知识分子政策性问题的讨论会上,乔木同志总是积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一员.
乔木同志十分爱"才",因而也就关注到各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乔木同志曾反对过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分子",也保护过许多"右派".
由于他保护了不少"右派",甚而还"自身难保".
所幸毛主席、周总理是始终信任他的.
至于所交的朋友,不仅有同时代的知心者,有我们这些敬仰他的后辈,也有比他大一代的前辈.
我亲眼看见徐老(徐特立)来拜访他,说要长期下基层锻炼,要得到他的"同意".
徐老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乔木是常务副部长.
徐老是守纪律的老同志,所以来找乔木同志"批准".
乔木十分为难,因为徐老年事已高,他怎么敢放徐老下基层.
徐老说他身体很好,当时中央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他应该下基层联系群众……,最后乔木只好说徐老下去调查研究是为了协助宣传部改进工作,建议徐老到基层走走,很快就上来,这样可以及时改进工作,而且最好就在京郊,不要去远,太远了不方便,等等.
徐老高高兴兴地走了.
乔木同志十分喜欢和知识分子朋友们讨论或议论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总是从多角度,具体而生动地有说服力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他平易近人,在他面前可以"放肆"地向他反映共产党工作中的种种缺点.
有时你的意见不对,他也会坦率地指出,但总是讲出一番道理.
他还常常很有兴致地和这些朋友们讨论具体业务问题.
例如,他曾向我谈起薛定谔的《从物理学来看生命是什么》这本书是划时代的著作,不能认为这是机械论.
他也曾谈起宇宙论,认为不能"无中生有",这违背了物质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等等.
乔木同志和知识分子的这些私人交往,是乔木同志全部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
他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和评论,如果把他这些谈话加以回忆、整理,并集中起来,将会是很宝贵的一笔思想财富.
胡乔木和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大题目.
我很希望在以后研究胡乔木这个人物时,能作为一个专门的题目,请各位和乔木同志有过交往的同志,写出他说过的各种各样的意见.
胡乔木与语言文字工作叶籁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语文工作的方针是积极而稳步地进行文字改革,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那个阶段,无论在方针政策的确定,还是在社会工作的开拓和科学研究的深入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当时,胡乔木同志由党中央指定领导文字改革工作,因此,上述成绩的取得是跟胡乔木同志分不开的.
那一阶段的文字改革工作做了几件大事情.
比如:召开了文字改革会议,1956年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编印《简化字总表》,1965年还颁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现代汉语用字初步建立了规范;又如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了普通话的定义,确定了推普工作的方针,成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使推普工作得以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展开;再如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在注音识字、学习普通话以及其他不便于使用汉字的场合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几件大事,据我所知,都是经过了胡乔木同志的手的.
《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定稿工作是经过乔木同志的;1986年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改动了几个字,也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
1956年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那份在推普工作上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文件,是乔木同志亲自起草的.
记得《汉语拼音方案》拟订之初,草案蜂出,意见分歧,很长一段时间统一不起来.
乔木同志做了过细的工作,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保证《汉语拼音方案》的顺利诞生起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同志又促成了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恢复.
1982年1月23日,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明确指出,文改会现在仍是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整理和简化汉字这三项任务.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语文工作的方针任务.
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在这个转折关头,有些多年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同志有一种失落感.
针对这些想法,胡乔木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遗憾.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各种实验工作的继续进行,也不影响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开展.
相反,它是要求我们加强研究工作、实验工作和在人民群众里进行更多的宣传、推广、实践工作的.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充分消化、充分巩固、充分发展这些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
"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就乔木同志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的贡献与作用,零零碎碎地回忆起上面这些内容,作为对他的纪念.
(原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胡乔木同志和文字改革周有光胡乔木同志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颗智慧巨星.
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
他上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对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其他文教机构进行具体的领导,不居其名,但求其实.
解放后,中国大陆推动报刊文章的白话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体和程式,提倡汉字横排,普及语法修辞和语言规范化的知识,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实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一系列的语言文字工作,都是在胡乔木同志的具体安排和指导下进行的.
扩大自话文运动的成果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小说和散丈是成功的,对各种应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没有成功.
成功一半和没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报刊文章和政府公文.
解放后,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扩大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报刊的文章,以《大公报》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称为"新闻体".
这种文体,只适合上层知识分子,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即使看了可以懂,读起来是听不懂的.
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彻底进行而遗留下来的"小脚放大式"的文体,跟报刊大众化的时代要求是不相容的.
解放后,报刊文章,尤其是社论文章,改为容易看得懂的白话文,重视语法修辞和语言的规范化.
五十年代,这一改革工作成绩卓著,受到群众的欢迎,在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乔木同志的辛勤劳动.
"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倒退,报刊文章又大都恢复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国的政府公文,一千年来,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种"等因奉此"的程式.
这是"绍兴师爷"的拿手好戏,而人民大众看了如坠五里雾中.
解放后,进行了彻底的公文改革,从文言改为白话.
废除"等因奉此",使公文变成平易的散文体.
这种改革,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过,可是陋习顽强,丝毫动弹不得.
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将旧的程式像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废除.
这是白话文运动在应用文中间的扩大.
如果没有胡乔木同志的幕后积极提倡,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顺利进行的.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规定明确的定义.
这都是在胡乔木同志具体领导下进行的.
胡乔木同志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像文章,这叫做"语体文"和"文体语".
他认为,文字改革工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
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还在蹒跚地进行文字改革,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补课".
扩大汉字简化的范围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
实行以后,发现同一个偏旁在有的汉字里简化了、在有的汉字里没有简化,印刷在同一张书页上,字形不一致,不利于快速阅读.
为了扩大简化的效果,1964年把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在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辞典》所收的汉字范围内,类推成为一个"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字).
这一工作是在胡乔木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经过类推,简化字总数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占三分之一.
关于类推简化,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论是功是过,汉字简化工作从此告了一个段落了.
从历史来看,汉字在三千年间是不断简化的.
群众写字,随时任意创造简化字,各地创造的简化字彼此不同.
使用汉字越来越频繁,简化字的创造就越来越多.
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更是如此.
胡乔木同志认为:规定一套简化字的规范,可以减少简化字的繁殖,阻止简化字向泛滥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无休止地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同志很早就受到强烈的无理冲击,长期禁闭,不断戴高帽游街,很晚才平反冤案,恢复自由,因此他对不受欢迎而终于废除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无法事先加以纠正.
解决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难题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遇到许多难题,其中最难于解决的是如何拼写"基欺希"这三个声母.
发表"草案"征求意见之后,又发表"修正案"征求意见.
"修正案"有两种格式:一种用"J,CH,SH"(知蚩诗)在i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另一种用"C,K,H"(哥科喝)在i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
这两种不同的"变读法"都有历史背景,难于强求统一.
方案的制订工作在相持不下之中搁置了一段时间.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刘继善和刘孟扬等早期的文字改革运动者就提出,采用"J,Q,X"等罕用字母表示"基欺希",使全部声母不用变读法.
可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害怕罕用字母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欢迎,尤其在用到国外去的时候难于得到外国人的欢迎.
胡乔木同志认为,解决两种变读法的矛盾,采用罕用字母"J,Q,X"是唯一的好办法.
在他的积极支持之下,终于解决了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制订了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汉语拼音新方案,现在虽然用到外国去的时候仍旧遇到外国人的反对,可是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优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胡乔木同志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值得钦佩.
胡乔木同志知识渊博,在流行"知识无用论"的年代里,他没有随波逐流,一贯重视知识的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肯定知识是生产力,胡乔木同志也是最早的积极提倡者.
他的一生,走在现时代的前面.
(原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不居其名,但求其实——记乔木同志二三事王均今年,《语文建设》第9期刊载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三位老前辈纪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
周有光先生说乔木同志"不居其名,但求其实".
我是1984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文改会的,对此也有同感.
现在说说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的当年年底(1950年12月9日),语言所在中国科学院小礼堂举行座谈会.
罗常培所长作了口头报告《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与中国语言研究的联系》;接着乔木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他的发言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态度谦逊,最后呼吁大家都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
因为没有介绍他的身份,下面纷纷猜测:这位发言者为何许人反正能听出这不是一般与会者的即兴发言.
后来才体会出,他实际是代表党中央向语文界提出号召.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我猜想这篇社论的作者就是胡乔木同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乔木同志就同罗常培先生有接触,还亲自到罗先生家访谈.
罗先生也凡事愿意找乔木请教.
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其中第五条规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在落实这一规定的问题上,罗先生是请教乔木同志的.
同年10月12日,这个指导委员会就成立了.
邵力子任主任,陶盂和、刘格平任副主任,罗常培任秘书长.
乔木没出面,但主意是他出的.
语言所成立后,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曾陆续派人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和派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组),先以西南和中南为重点.
1953年9月,语言所召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扩大会议";向院部和中宣部汇报后,让我们制作两个表:一个是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表,一个是全国少数民族原有文字及其使用情况表.
表送乔木同志.
同年10月31日,中宣部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讨沦帮助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问题.
主持会议的就是乔木.
这是我第一次同乔木个人接触.
他态度谦和、诚恳,对下面的实际情况问得很细,两个表他已仔细看过.
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4年5月20日,政务院召开了专门研究民族文字问题的第217次政务会议,并对以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分工.
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4年8月,我从民族所调到文改会,读了《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写的《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后来又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乔木交下的任务),进一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乔木同志在文字改革各个时期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从有关资料了解到,1935年在上海,乔木同志除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以外,还在次年1月《SinWenz月刊》第6期上发表《南方人怎样学北方话》.
当时他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当然无暇写更多语文专业文章,但他确实是行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
我调到文改会以后,凡有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汇报,特别是有关方针政策的问题,都通过陈章太同志去请示乔木同志.
他不但事事谈起来都接头,而且往往比我们考虑得更细,更周到.
因此,我们对乔木同志不仅是尊敬,而且都感到很亲切.
1984年10月,文改会召开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
会议期间,我随同刘导生、陈原、陈章太同志到乔木同志家里去汇报.
他问得很仔细,随听随议,先听我们的,然后他说.
听汇报后,他让我们带回给出席座谈会全体同志的信,内容热情而见解深远.
他对情况很清楚.
他对发展着的形势有全面的了解.
他同大家的心是相通的,所以他说话,最能服人.
他的求实和民主的作风,使大家深受鼓舞.
1986年国务院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我和乔木打过招呼就坐在隔几张桌子的席位上.
不料就在那样的场合乔木同志还主动走过来,又跟我谈将要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他认为应加调整的十来个字,这个,他琢磨很久了.
这说明他不仅在宏观上为我们指引方向,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他也念兹在兹,有他反复思考的见解.
当然,他只是建议我们研究考虑,动一个字也不能个人说了算.
8月,陈章大、傅永和两同志专程去北戴河,又同乔木同志反复磋商,最后,乔木同志(那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终于接受下属业务干部的意见,同意仅仅作个别字的小调整,于当年10月重新公布了《简化字总表》.
他平等待人的民主坦荡的风度,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
我们永远铭记乔木同志在我国语文工作方面的功绩,以及他的道德风范.
(原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12期)乔木同志和档案工作王明哲胡乔木同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是非常关心,十分重视的.
他的逝世,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我们档案界的重大损失.
我们失去了一位经常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因为工作关系和乔木同志接触多一些,经常得到他的指示,并有幸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导,受益匪浅.
在他逝世以后就想写一篇怀念文章,因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故拖至今天才写成这个稿子,谨作为对他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乔木同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不仅是一般的关心和重视,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指示和批示,具体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
乔木同志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杰出理论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博闻强记,很有学问,精通词章,擅长文字工作,又经常研究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研究必须详细占有材料.
乔木同志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经常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以为研究问题、撰写文章、起草文件、核对史实的依据,足见他治学的严谨和对档案的重视.
他利用档案资料编辑出版文件汇编的事就更早了.
那是在延安整风初期,毛泽东决定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乔木同志协助他具体收集材料和从事编辑工作.
从此,乔木同志就开始关心和重视档案工作了.
应该说,我们党的大部头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从乔木同志开始的.
迸城以后,乔木同志继续做毛主席的秘书,并担任了更多的工作.
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及编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选》、《文集》、《传记》、《年谱》的领导工作.
他还参加了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两个历史时期许多党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等等的起草工作.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总是重视查阅档案资料.
特别是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查阅的档案资料就更多.
有时乔木同志在文章里也结合实际宣传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利用档案资料之后的效果.
例如1991年6月10日,他在评论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讲话《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中说:"这部书以本人的回忆为主线,查阅和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所以特别值得珍贵,也格外翔实可信".
他还再次强调说:"如前所说,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既凭借了本人的记忆(作者的记忆力诚然是难得的),又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读这部书的同志,大概谁都会因本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丰富而惊叹,而承认本书对党史和我国当代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档案工作者看了这些话,既体会到档案资料的重要和开放利用档案资料的意义,又受到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们长期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工作,总是得到乔木同志的热情肯定和表扬.
乔木同志长期担任党中央领导核心许多重要会议的记录,从延安到北京,他亲手做的《会议记录》是很多的.
他做的记录,内容比较完整,字迹娟秀,清楚易认,今天都成了最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
所以,他关心和重视档案工作不是偶然的.
既有他知识渊博的主观原因,又有他在工作实践中直接需要档案资料的客观原因.
我真正认识乔木同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开始,他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退到二线以后,他一直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因此,他总是直接或间接给我们一些指示或批示.
有时则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或通过秘书转告,也有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当面了解情况,指示工作.
我感到乔木同志虽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杰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大秀才",但是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文质彬彬,循循善诱.
同时,他对干部和工作的要求也是很严的.
有时批评起来一针见血,恰中要害,令人心服口服.
他曾批评也是指示我们"要破除陈腐的保密观念",把档案馆"由封闭型管理变为开放型管理",不要老是"一把锁",要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为学术研究,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他指示我们要加速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建设,以便高效率、高质量地为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高效率、高质量服务"的方针和方向,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他说档案要有计划地开放,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用真实的历史揭露敌人的伪造、歪曲、篡改和诽谤,用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还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公布档案资料.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的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三年恢复时期)》、毛泽东墨迹选(三卷,八十年代出的)、七位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的同意和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的.
关于《遵义会议文献选编》,则是经他亲自审查并做了重要修改之后出版的.
他虽然主张整理编辑出版档案资料,但他强调:第一,必须十分慎重;第二,必须保持历史原貌;第三,注释要少而精;第四,编辑出版虽然是开放档案资料的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档案资料的开放,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还指示,对于档案资料应该加强和做好缩微工作,以保护原件,方便利用;对于仍须保密的档案资料,要加强控制,凡利用机密和绝密的档案资料必须严格控制,严格按照审批手续和规章制度办事.
有时他还亲自为某单位利用绝密档案指定专人,规定具体纪律,要求严格遵照执行,不得违反;对于档案资料的收集他也十分关心,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中央某单位去收集一位社会名流的手稿,子女不给,乔木同志说,你们去收集他们不给,应该请中央档案馆去收集,他们有这个职责,是组织关系,就好办了.
在1990年我受党中央的委派去苏联接收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档案之前,乔木同志还给了重要指示,提出几条具体要求;乔木同志还十分关心中央档案馆在城里建设利用部的问题.
为此,他曾把逢先知同志、沙健孙同志和我叫去当面作过指示.
他说:过去把档案馆建在西郊.
主要考虑安全保管和保密,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没有着重考虑利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多想想怎么开放档案和方便利用,更好地为各方面的利用服务.
因此,我支持在城里建设一个利用部,并且要搞得现代化一些.
把西郊作为一个保管基地,把城里办成一个利用中心,这样既可以做到安全保管,又可以使人们利用起档案来感到很方便.
当时他指示了一些原则,并且考虑到国家还有困难,主张尽量利用使用率不高或闲起来的楼堂馆所,稍加改造,先用起来,以后再建新的.
1991年年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去薄一波同志的意见.
薄老认为:档案很重要,特别是中央档案尤其重要,而且档案不能只存一份,应该瞻前顾后,看远点,多搞几套,多存几个地方,以防不测.
薄老很支持在城里建设利用部.
他说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
我们各方面的浪费都不小,应该花点钱把中央档案切实保管好.
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乔木同志再给予指示.
当时和王刚、沈正乐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方面发信,一方面给他的秘书邱敦红同志打个电话,希望他转告乔木同志在利用部的问题上给以文字批示,有了文字批示我们就好办了.
邱秘书满口答应,一定转告乔木同志.
不久果然如此.
1992年2月21日,乔木同志给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专谈中央档案馆在城里建设利用部的问题.
他说:"我很赞成在市区成立一个公开的档案馆,设备管理要现代化,使用要方便.
档案必须严格保管,但保管的目的还在于使用".
他还说:"这当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但要基建,而且要有先进的周密的设计.
希望中央能先在原则上确定一下.
你能否对此表示一点意见,并转请中央考虑"尚昆同志看后也写了一段表示支持的批语,便批给温家宝同志考虑,是否请中央档案馆提出具体方案再报中央.
家宝同志也作了重要批示.
中央办公厅极为重视.
从此,这个问题才算基本上落实下来.
而这封信,竞成了乔木同志关于档案工作的最后指示和遗言.
当我们听到他逝世的噩耗以后,感到非常悲痛.
乔木同志这样热情地关心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实在令人感动,永远难忘.
为了实现乔木同志生前的遗愿,我们应该进一步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管理下,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大潮中,把乔木同志对档案工作的殷切期望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档案工作者缅怀和纪念乔木同志的最好办法.
(原载《档案工作》1993年第11期)胡乔木与地方志茆贵鸣编纂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建国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
五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倡导编纂地方志.
至六十年代初,全国曾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的五百三十个县进行了县志、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有二百五十个县编写出新县志、革命斗争史初稿,然而,由于后来的"文革"浩劫,地方志编纂被迫中断.
1980年4月,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响亮地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
""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
"此后又不断关心、直接指导着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理论研究工作.
1986年12月24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志书的份量问题,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出书的速度及出版发行等问题发表讲话.
他认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因此,"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
他严肃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
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
我觉得像这样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
……这种风气损害了地方志的科学性,这是应当避免的.
"他指出,市志与市属县的县志编纂,工作上要衔接好,体例上要协调好,要减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同时还要避免相互发生重复、矛盾.
在志书的分量上,"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
……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在出书的速度上,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比方人口很少,居民点很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县,现在就不可能考虑编县志,……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就在可以编县志的地方,也不能把修志工作看得过分轻易.
与其出一部很不得体的县志,不如暂时出一部油印或铅印的资料,作为一种稿本而不出版要更好一些","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编出来的县志和其他志书有某一些很不适当、很不够格的东西混杂里边.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出版的地方志都是比较够格的,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时代、我们国家的要求的";在出版发行方面,"如果志书的质量等条件都具备,当然应当公开出版",如果出版发行有困难,"决不能指望国家财政的补贴,而只能要求自己精打细算,作好安排,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出版.
"乔木同志的这些讲话,不仅直接指导着当前的新方志编纂实践,而且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创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90年1月,乔木同志在上海听取修志工作者汇报时,又再次强调新方志的质量问题.
他指出,新方志"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体裁、繁简要大体一致,不能过分悬殊.
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会显得杂乱无章,造成总纂上的困难","志书作为一部工具书,索引是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希望努力提高质量,严格要求,力争达到高水平".
处处显示了对地方志的热情关怀和真知的见,尤其是关于新方志设置"索引"的见解,更是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严谨、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乔木同志于1933年9月离开家乡盐城后,虽然由于要务在身,工作繁忙,一直未能有机会返回故土,然而,却经常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为盐城市第一小学、盐城市郊区张本小学六一图书馆等题写校名、馆名,还特地从家中挑出一批适合青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委托盐城驻京办事处的同志转赠家乡他的母校——张本小学.
他还关心家乡的新方志编纂工作,耐心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情况,及时指点迷津,认真审阅志稿,反复修改稿件,为盐城市新方志的编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盐城地区(1983年撤区建市)的盐城、阜宁、东台、大丰等县相继成立机构组建班子,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尚未恢复日常工作,修志人员对如何开展工作还无可循依据,全凭"摸石头过河".
乔木同志关于新编地方志的"三新"观点的首次提出,无疑似一盏明灯,驱散了编修人员工作道路上的迷雾.
虽然如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碰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盐城原来是地、县、镇三级机关的所在地,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原盐城县及所属盐城镇分别改为盐城市郊区和城区,在新方志中,该如何处理和避免市和市属县(区)的县(区)志的交叉和重复呢庆幸的是乔木同志是盐城人,他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本届修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于是,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第一点就讲了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要求各地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妥善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乔木同志了解到盐城已有几个县正在编修新县志,很高兴.
1986年,《盐城县志》形成了第三稿(未定稿)并开始征求意见.
乔木同志收阅后,于11月为该县志题词"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并恳切地指出,"不要赶速度急于出书,要保证质量,力争达到高水平".
1987年,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汇总了各方面的意见,对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真的研究,决定重新设计篇目,全面征集资料,大范围、大幅度地调整、补充、完善未定稿,至1991年12月,先后三易其稿,终于完成新编《盐城县志》第六稿(验收稿).
不久,尚在病中的乔木同志又托胡若木、方铭等带来口信,"不要仓促,要保证质量","在人物表内,我们姓胡的不要上得过多".
《盐城市志》的编纂工作于1989年全面铺开.
虽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得到乔木同志的关心和指导.
他先后几次托人嘱咐家乡修志人员,"要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盐城人民抗日救亡,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等特色反映出来".
显而易见,他对盐城的新方志编纂事业寄予着很高的希望.
1990年12月我们一行四人于18日下午应邀来到了他家.
当时,秘书安排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但最后,乔木同志竟与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不仅耐心听取家乡史志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编纂工作的具体细节,充分肯定我们对各分志承编单位"跟踪指导"的做法,是保证志稿质量的好方法;还认真为我们回忆了三十年代初他在盐城从事地下党活动,创办进步刊物《海霞》和《文艺青年》的详细经过,告诫我们,史志工作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要求我们要"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
他还亲笔为我们正在筹备创办的盐城革命历史陈列馆(后改为盐城党史陈列馆)和盐城史志杂志题写馆名、刊名,交谈远远超过了秘书为我们规定的时间.
他的平易近人和谦虚大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乔木同志还力我们认真审阅志稿,反复修改稿件.
笔者曾承担志书中相当一部分人物传记的编写任务,稿件形成后,感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启东的传记难以定稿.
胡启东是乔木同志的父亲,建国以后,随乔木同志进京定居,1957年在京病逝.
我们虽掌握了不少资料,但很难把握.
1990年12月26日,我以地方志办公室的名义给他写信,请赴京开会的市委副书记黄淑萍同志转交,随信带上了包括他父亲胡启东先生在内的部分传记稿,请他一并审阅修改.
乔木同志对胡启东先生的传记稿前后共有五次修改,其第二、三次修改是分别以蓝色圆珠笔和铅笔在第一次修改稿的复印件(原件已寄还我们)上进行的;第四次修改则伴随于他亲自誊清全文的过程之中;第五次修改是在他誊清之后.
誊清之前,他还在修改稿第一页题目《胡启东(1885—1957)》的上方,用蓝色圆珠笔写有这样两句话:原稿与事实有许多重大出入,不得不如以修改,发表时请务必按修改稿,全文另行誊清,请注意.
胡乔木1991、1、28经乔木同志前后五次修改后的这篇人物传稿,较原稿删去较长篇幅的有三处约三百余字;调整篇幅较大的有两处约二百余字;核出事实有重大出入的三处;校正引文(含句读、标点)有误的二十余处;修改叙述不严密的四处(其中还有两处加了批注),如在改"(特务向他亮出匕首,)幸被察觉,经同乡人掩护方才脱身"为"但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后,加批"既已'亮出匕首',谈何'幸被察觉'";在"他奋不顾身,冒雨赤脚划船过河,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这句中,他改"冒雨赤脚划船过河"为"冒雨乘船过河",改"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为"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并在右侧加批"此事似非一人可为":删去可有可无词名十多处;补充资料五处约四百余字.
胡乔木同志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事业的倡导者、引路人,对新方志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作为后来人,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谆谆教诲,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竭尽全力.
(原载《陕西史志》1994年第2期)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刘志荣胡乔木同志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四年里,他结实的肩膀上又加上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重担.
从此,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呕心沥血,艰苦跋涉,在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征程中,留下他一道深深的脚印.
一、高瞻远瞩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荒芜的中国科学文化园地,百废待兴.
当姜椿芳同志所写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编印的《情况和建议》上刊出时,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高瞻远瞩,把这一建议列入了他的议事日程.
他不会忘记,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时,曾有人建议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但都因条件不具备而未能实施.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条件下,编辑出版我国的百科全书,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振兴我国科学文化事业.
确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一项基本建设.
他首先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
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批准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国家出版局联署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请示报告"和补充报告,并批准成立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的总编辑委员会和以姜椿芳同志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项需要动员全国有关部门和整个学术界参与,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科学文化工程,才在胡乔木同志的主持下,扬帆起航.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伊始,胡乔木同志于1978年10月7日主持召开了首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筹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尖锐地提出: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要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不搞政治挂帅那一套,要为客观介绍中外古今知识的专家学者壮胆、撑腰.
这次会议在我国百科全书发展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所提出的编辑思想,为随后制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方针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1979年初成文并经胡乔木同志批准的全书编辑方针,明确规定:"全书编辑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文化科学知识时,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应反映各家学说.
""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不论其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对中外古今人物,……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
这种实事求是的编撰方针,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过程中,在"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左倾"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无疑是动员知识界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桎梏和教条主义等种种精神禁锢的进军号,推动了知识界解放思想,激发了我国专家学者为振兴我国科学文化,投身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中来的高昂热情.
二、运筹帷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全书总体设计,编撰队伍组织和编写体例实施这三个环节.
胡乔木同志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学识,运筹帷幄,决胜于这三个"战役".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体设计上,一个重大的难点是全书按学科分类分卷编辑出版,还是按各国编辑百科全书通行做法,按全书条目字母顺序编排出版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78年冬,胡乔木同志主持全书总编委主任.
副主任会议讨论.
他在发言中说:"同意《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如何分类的问题,"百科全书的分类与科学分类有不同,编辑部可以多搞几个其他国家百科全书分类材料,经过我们的编辑实践再来讨论".
在1980年他亲自修改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前言"中,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总体设计上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精辟他说明为:"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
"这一决定,已被《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它既保证了全书总体设计顺利完成,又保证了全书编撰工作在短时期内全面展开,以及全书发行工作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工作以磅礴的气势进入了高峰期,各学科卷纷纷上马.
但是,由于全书按学科如何分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完全定型,致使全书学科卷设置出现了不断膨胀,大有突破八十卷的趋势.
已经上马的学科卷从学科知识门类的划分上来看,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胡乔木同志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
他在1986年夏,向接替姜椿芳同志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的梅益同志提出:"改变原定出版八十卷和1989年出齐的计划","原有的某些专业卷可以自成某专业的百科全书,以免大百科过于庞杂,不能保证全书的应有体例和质量水平"的意见.
1987年2月27日,胡乔木同志又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提交了《关于改进大百科全书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大百科全书事关国家科学水平和政治荣誉",要"全力保证质量",并具体提出大百科全书要"进一步压缩卷数","放慢速度","预定1993年出齐,作为全书的第一版"的要求.
此外,他还就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以保证全书质量.
这一报告于3月初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而解决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体设计上按学科分类设卷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也进一步明确了全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质量目标,推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面质量管理的实现和质量保证体系的形成.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队伍组织上,胡乔木同志确定:"全书设立总编委会,学科分卷,要靠分编委会;可能还要分组,作为学科分支的编写组".
这一组织构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全书编撰组织形式.
其核心问题,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主要是找人".
为此,他亲自找了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学者任总编委会副主任.
对于总编委会的委员,他明确提出:"凡学术上真正有建树,有见解的,或者虽然没有著作,确实是桃李满天下的人,可以为总编委会委员".
对于分编委会的人选,乔木同志则不辞劳苦,亲自聘请.
例如,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分编委会组建时,胡乔木同志亲自写信给李荣、朱德熙同志说:"此书不同寻常,如它的编委会不能反映出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有则不如无.
你们两位当然不能参与编辑事务,但重要条目的拟定和内容的审定,终须相烦,这关系到国家学术荣誉.
想你们两位出于爱国的责任心,是决然不会推却的.
"在胡乔木同志的感召下,一代著名专家学者,总计二千余人,在百科全书的旗帜下,组成全书总编委会和各学科分编委会,共举大业.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体例实施上,胡乔木同志指出:"全书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
实现这一编写要求,既要全书的条目编撰者具有权威性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又要全书编辑人员具有知识水平和高度的责任心.
"对于条目编撰者,胡乔木同志具体地提出"由最合适的人撰写最合适的条目"的原则.
这一原则成为全书组稿工作始终遵循的指南.
全书每个条目都请对这一条目最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先后有二万二千名专家学者参加.
正是这支文化科学大军,确保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内容的准确、公允、可信.
对编辑人员,胡乔木同志曾多次指出:"要重视抓编辑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业务学习一定要包括外国语的学习.
当然,中国语的学习也不容易.
政治学习,要有具体要求,学到什么程度,要进行考核.
"他还亲自给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建议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增调十多名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过程中,胡乔木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上,精心筹划,精心组织,为我国百科全书事业发展开辟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三、呕心沥血《中国大百科全书》收有近八万个条目,释文约一亿二千万字,内容涵盖各个学科的古今中外知识.
这有多少条目需要胡乔木同志审定;有多少政治敏感性问题需要胡乔木同志把关;有多少编辑业务问题需要胡乔木同志处理,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他呕心沥血,为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问世奉献的无限智慧和力量.
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胡乔木同志通过对一些条目的反复推敲和多次修改,对全书条目编写所作的具体指导.
他提出:(1)条目是叙述文而不是论文,内容和语气都要客观,脉络要清楚,措辞要准确,每句话都要表达清楚.
主语力求稳定,以免支离破碎.
(2)断语要少,要客观,尽量不用编者的口吻作论断,有些必要的论断,可以引用权威性的文献资料.
(3)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词语,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4)不要用那些"戴帽子"的话,比较空泛的话,要写出具体内容,事情要交代明白,使读者看得懂.
事物的发生时间和事实要写清楚,能写出年代写出年代,能写出年月写出年月,尽量不要含混和不确定.
…….
胡乔木同志提出的这些撰写要求,具体地揭示了百科全书的本质和特色,也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百科全书乃至各类辞书编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百科全书的编撰业务是极其繁琐、细致的.
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全过程中,以社会科学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全书的条目语法修辞,用词遣句也一一定夺.
例如,"了"、"就"字用法,"预见"一同的含义,"国民党军队"还是"国民党政府军"等等,他在条目审定中,都不厌其烦,一字字、一句句地修改.
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为百科全书编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凝聚着他点点心血的条目,为百科全书条目编撰竖起了标准的尺度和模式.
四、功成身退1991年10月,全书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就在这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胡乔木同志病情却日见深重,他强忍病痛,对前来看望他的梅益同志说:"对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我曾说与你共进退,看来我要先退了.
"他还对梅益和单基夫同志说:"你们要有始有终,保证全书的质量,这事关国家科学水平和政治荣誉.
""全书即将出齐,对全书一版工作,要认真总结,要报告中央,给中央写报告.
对二版工作,要抓紧准备,要提出设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他的话,催人泪下,激人奋进,饱含着他对我国百科全书事业的殷切的期望和深切的眷恋.
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年后的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全部出版了.
在庆祝这一巨大的科学文化工程胜利竣工时,我去拜访了胡乔木同志的夫人谷羽同志.
谷羽同志深情地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乔木同志生前关心的一项工作.
先是姜椿芳同志,后是梅益同志,他们经常来与乔木同志研究这项工作.
现在,这部百科全书终于全部出版了,可喜可贺.
乔木同志在世的话,他会感谢你们,感谢为百科全书编辑出版作出贡献的全体人员.
"是的,胡乔木同志未能见到他所关心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齐,便溘然长逝.
若说感谢的话,我们应该永远地感谢胡乔木同志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展树起的一座新的丰碑——《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作出的巨大的、无私的奉献.
让我们把胡乔木这个名字深深地刻在丰碑上,作为我们对他永远的感谢、纪念.
(原载《百科知识》1994年第2期)回忆青年时代的朋友胡乔木乐怡然乔木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不幸先我而去了,我不能不深深痛惜和悼念.
我们是1927—1930年在扬州中学高中读书时比较接近的同学,朝夕相处了三年.
高中毕业后我们便没有再在一处同学或共事.
l945年乔木随毛泽东主席从延安飞到重庆参加和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他住在红岩村,我住在沙坪坝,我们见过两次面.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才又取得联系,见面的机会稍多了一些,但也不常见,因我工作单位一直在重庆,远离北京.
不过,一有机会,乔木和我总是要相约会面的,而且每次会面,还是保持着许多年前那样的友谊,亲切,随便.
我从来不跟他谈国家大事或请教什么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深知乔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忘我工作、殚思竭虑,实在太劳累了.
我总是希望偶尔的会晤能成为他一个短暂的休息.
1988年和1990年,我们错过了两次可以相见的机会,非常遗憾!
他后来来信也为此失悔没能预先约会,以致"失之交臂".
他在1990年7月给我的信和寄赠给我的一张条幅中都流露了对我们未能会晤的惆怅.
他在条幅的"附记"中写道:"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道经重庆,亟邀怡然,乃适去京,甚怅,未知何时再来.
久不见,通信亦稀.
今念及,录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以寄相思.
"(原件未标点)不想这信与条幅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的、最珍贵的纪念文物!
不胜凄然!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了,但不少当时的景象和印象至今似乎还相当清晰,不易为时光磨蚀.
乔木和我是扬州中学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在班上他的年龄最小,但显得比大他两三岁的同学要成熟得多.
他温文尔雅、沉静寡言、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又谦逊有礼,追求进步,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钦佩,常被推举作为本班代表和学校或外班打交道.
乔木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家学渊源.
他的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我们盐城有名的社会贤达,当过国会议员,因拒绝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毅然弃职回乡编修盐城县志.
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
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
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
1925年他在初中二年级时,恽代英同志到扬州省立第八中学(1927年后改为扬州中学)作过一次关于读书与救国的关系、读书不忘救国、为了救国的演讲.
乔木听了恽代英的演讲深受教育,进一步明确了读书的目的和意义.
他更加勤奋地学习,阅读《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同时自觉参加校内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军阀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参加抵制日货等行动.
这时,他才只是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初中学生.
1927年乔木在省立第八中学初中毕业.
这时,省立第八中学和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成立了省立扬州中学.
乔木升入扬州中学高中.
我在这年考进了扬州中学高中.
我们同在理科班学习.
我们理科班有些同学对文科课程不太重视,甚至有些偏废,乔木则不是那样,他对所有的课都很重视,很有兴趣地学习,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列在全班同学的前几名之内;他的文史类课的成绩更突出一些,他这方面的基础好.
乔木在初中时,他的作文文卷就常被语文教师选作范文在班上传阅了.
他课外常从图书馆借来一些古典文学书欣赏阅读.
在高中,他的语文作业仍然常常得到高分.
有一次我们中文作业是自选题材,不限文体,乔木作了一首五言古诗,当时号称"淮南才子"的张煦侯老先生是我们的语文教师,对乔木这首诗未作一字一韵改动,拿到班上一边朗诵,一边击节赞赏不止.
在同学中,乔本着书,主要是看小说书,速度很快.
他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比较强,很有点人们所形容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势头.
所以乔木和别人耗费同样时间,吸取的知识量比别人大,而且记得比别人牢固.
乔木的英语也好,大体上和班上几位从教会中学初中毕业考进来的同学外语水平差不多,又因他中文好,所以他英文翻译作业很出色,他所译的语句或小段文章就很典雅、俏皮和有趣,颇受师生们欣赏.
这里联想到乔木几年后给我印象较深的两件译事.
1932年乔木在北平蹲不住了,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业回到盐城.
不久他加入了党的组织,办了《海霞》文艺杂志.
这个刊物只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
乔木在《海霞》上发表了一篇翻译小说《凡卡》(后来有人译作《万卡》),这可能是乔木发表的第一篇翻译小说.
他是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原著的英译本转译的,译文忠实于原著又优美、流畅,可以说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
我读后印象很深,至今脑海中还留有小说里的那个孤苦无依,在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备受煎熬的小凡卡的影象.
乔木在1933年转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学习.
他已经是一位相当干练的革命者了.
他全力投入了革命活动,办壁报,组织读书会,联合同学进行推翻浙大校长郭任远的斗争等等.
在革命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翻译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的诗,大约有二、三十首.
译稿曾寄我看过.
这是乔木第一本译诗集.
那些译诗十分优美动人,也像原诗那样具有爱国感情,富于反抗精神,用的也是民歌的格调.
可惜那本译诗集未能出版,稿子也未能保存下来.
高中时,乔木常为扬中校刊写些诗文稿,并被聘任校刊编辑.
他在一些课外活动组织,如文艺、诗歌、戏剧、音乐(乔木也喜欢在课后唱唱歌)等研究会里,不是主要负责人便是积极分子.
(据我记忆,乔本曾对我说过,他年到延安后曾是延安"诗歌协会"的会员.
)在高中的三年里,乔木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
我们当时似乎对欧洲十九世纪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更喜欢些.
在记忆中,从那时起乔木就特别推崇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认真地学习先生的小说、诗歌、杂文和许多论战文章.
乔木生前学习鲁迅十分精到,从他以后多次发表的纪念鲁迅先生的讲话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所下的功夫.
1945年10月19日,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署名"北桥"的一篇题为《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专论,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
以后乔木在1956年和1986年先后发表过讲话或文章,纪念鲁迅先生——我国"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
在扬中高中时,我们班为方便同学自由阅读图书,定期从校图书馆借来大约一百本书,大部分是比较有名的文艺书和少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陈列在一个小书柜里.
书柜安放在教室靠窗户的一个角落,图书供同学自由取阅,阅毕放回原处,书柜里的书定期轮换一部分.
到图书馆选书、换书,由乔木负责,这是他最乐意做的事.
他经常为同学做这类具体的服务工作.
想起当年我们班的那个小小书柜靠着窗子静静地为我们打开扩大知识的窗口,至今仍使我深深怀念.
乔木的好学深思与思维敏捷也表现在课外的游戏活动上.
他除了一些常人做的游戏之外,组织部分同学进行或他个人单独做的游戏往往颇为别致.
他组织部分同学搞某一道数学题的不同方法解答的竞赛游戏.
大家对这种能加深正课理解、益人心智的竞赛很感兴趣.
他一个人也常做些结合数学、化学的小实验.
他在高中最后一年作过兼职的、类似理化实验室助理实验员的工作.
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有些基本功夫的.
我们在扬州中学学习的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但是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新鲜和依恋.
我们后来的生活习惯和爱好往往是在青年时就有些苗头的.
前几年他为扬州中学《校友通讯》题词,讲得很切合实际.
他说:扬中当时并没有指引我们革命的道路,没有教导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但扬中给了我们"正直向上,热于求知"的教育,这使我们至今仍非常感激.
对当时的许多老师、同学一直不能忘怀.
乔木生前,尤其在晚年,十分眷恋母校,病重时仍为扬中写校歌歌词并清傅庚辰同志为校歌谱曲.
他曾计划亲自参加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不幸距校庆日只有二十天,他就逝世而未能如愿.
后来乔木的夫人谷羽同志和女儿木英、儿子石英三人代表乔木到扬州参加了校庆,以了乔木的遗愿.
我也参加了母校的校庆.
庆祝会开得隆重、热烈.
到会的来宾、校友多达四、五千人,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怅惘,因为乔木和很多老同学都没有出席校庆会,而且他们再也不能来共话当年了!
我还是少想点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儿吧.
1994年7月胡乔木零忆韦君宜胡乔木同志去世了.
他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文集,到他已经告别人世之后我才收到,我拿着书就好像这是他亲自封装送给我的.
活着的时候,他的学问、文章非我们所能企及.
他对许多事情的主张看法,有他自己的思想路子,我更不能瞎开口.
我所记得的只是他作为一个老上级,作为不断谆厚教诲我的师长,给我留下的生活中的琐屑印象,对于他来说,当然这是他生干事业中极不重要的片段.
一我第一次和乔木同志接触,是1939年春天.
我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等着分配工作.
这些等分配的青年人,一般都是中央组织部通知去谈话,给个介绍信去陕公、抗大,或去什么机关.
我这次却没有通知,是胡乔木亲自从北门外走到招待所来找我来了.
这时候,他虽然也还年轻,却已经是中央青委的副书记,是首长了.
他见了我,可是一点首长样子也没有,说了名字之后,就拉着我一起出去散步.
一边散步,一边告诉我延安怎么生活,又简单介绍了青委的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去.
我已经知道中央青委领导着青救会、民先队,办着安吴青训班,民先队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青训班的班主任就是胡乔木,他作的班歌,我都会唱嘛.
还知道他手里拿着上课铃,自己摇铃,自己就上台讲课的故事.
我当然很愿意去他们那里,就这么跟上他走了.
二在青委,我被安排作《中国青年》的编辑.
我们一共三个人,都是北平来的学生,算是学生中间的笔杆子,其实谁也没有办刊物的经验.
乔木这时是中央青委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社社长.
他看我们只会组一些青救会的工作之类稿子,他就出主意:把眼睛放开一点,想想咱们跑到延安来的青年,以至全国的青年,都想些什么,想看些什么.
沿着这条路子,他出了一个题目:"我怎么到延安来的".
让我们去找来延安的各方面人士组稿,何其芳的那一篇(现已收入何其芳文集)就是这么组来的.
记得他曾叫我去找名医金茂岳组稿.
我把一切来延安的人都看成自己一个模式,盯着问:"您是怎么想来延安思想怎么转变的"金大夫回答:"我没想过那些问题.
我是由红十字会医疗队派来的.
"我大失所望,就问不下去了.
回去告诉乔木,乔木微微摇头说:"唉,人家什么内容都好谈嘛.
"他没往下说,我却由此懂得了办刊物组稿的窍门.
那一阵,《中国青年》社发表了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董纯才的伊林的故事,陈企霞的散文,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刘慕的活报剧,还把张闻天(洛甫)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登上了.
都是乔木的主意,真是延安出的那些板着面孔的杂志中,从来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三他自己的诗《青年颂》,当时也曾发表.
可惜他竟不曾收集,诗又长,我背不得.
我可背得他写的安吴青训班班歌,1938年写的.
那歌儿曾使我深为感动: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的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你听见没有敌人迫害你,群众期待你,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
你醒啊!
你起啊!
拿起你的武器,工作学习.
一切为胜利!
今天我们在青年的故乡,明天在解放的疆场.
听啊!
我们的旗帜迎风扬,看啊!
我们的前途万里长.
是金紫光作曲的.
后来,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创立之后,他又写过一首校歌,这歌是:生在英雄的时代,站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坚定意志,艰苦传统,互助精神,民主作风.
我们学习,虚怀若谷.
我们奋斗,浩气如虹.
记否仇敌未平破碎河山未整,同胞正在呻吟,天下正待澄清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种出自由的春花一片.
这些诗歌,他都没有收集.
他有一本诗集,叫《人比月光更美丽》,没有收这些.
我却每唱起"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来,就觉得当年的感情汹涌而来,所以记下来给当年也曾年轻的朋友看看.
四四后来,他不在青委了,调去当了毛主席的秘书,从延安到平山县,这秘书都是他当.
可是到平山,他不光当秘书了.
我记得在平山时,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们,好像是分工管这事,常常找了去当面教给你怎么写.
有一回我去碰见石西民来了,老石这时已是人民日报(还是解放日报记不准了)的头头,这时却像学生似的拿着稿子,一句一句商量,问该怎么改,而且听那意思是常来谈的.
乔木也真是诲人不倦,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讲解.
在平山我办《中国青年》,有一次他给干部们讲写作知识,拿了毛主席写的一篇新闻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等方面的分析.
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把我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
拿着稿于去找乔木.
我觉得这文章不能说是我的,应当表明是他的,就署上个名字"听桥".
乔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处作了修改,讲了改的道理,然后说:"桥怎么能听"提笔改为"听樵".
发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淮,这谜至今也没有揭开.
五到了北京,乔木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他想办法教育我们这些从事文字的干部,组织各刊物各报纸的笔杆子们,到中宣部听报告.
由他自己出面去邀请各方面熟悉宣传的负责干部,来给我们作报告,介绍情况.
这种报告好听极了,不是官样文章,切中人们的需要.
我还记得有一次讲国际宣传,是萧三同志讲的,还有一次薄一波同志讲经济,准是乔木请来的.
乔木对于各刊物是时时处处关心的,记得有一年快到"七一"了,他就把在京几个大刊物的主编找去,问大家准备怎样纪念"七一".
我是《中国青年》的,我说已准备好发表一篇《刘胡兰小传》.
一同去的记得还有费青同志(费孝通同志的哥哥),他是《新建设》的,也当场说出已准备好的稿子.
还有《新观察》的戈扬也准备了.
没准备妥的就在那里当场研究.
乔木见《中国妇女》没有,他说:"妇女怎么不来来了两个妇女,却不是妇女,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观察".
他在那里给我们出主意拍板.
《中国青年》本来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刊物,在全国文化界我认识人很少,就全仗乔木这些碰头聚会,使我很快走进了文化界.
六1953年,我已经三十好几岁了,青年团照规矩得把年龄大的干部输送给党,我就进了输送的名单.
要上交组织部另行分配.
这时中央正决定了要大力搞科技,办一些大学.
新办了好几家工业学院,石油、钢铁……这八大学院都是那时兴办的.
中央组织部从党员干部中间调出了一些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干部去办这些学校.
我听到调动的消息,非常紧张.
就写了封信给乔木,说明我在大学是念哲学的,我的化学在中学就不及格,干不了科技,希望他帮忙,我搞搞本行算了.
有一天晚上,乔木打电话叫我到他的住处去,我去了.
碰见作家宋之的在那里,好像也是在谈工作.
他谈完轮上我.
我刚刚叙述了我的理由,希望试试搞文艺.
乔木开口就说:"不搞科技,你去作家协会吧.
"他说可以做组织工作,也可以当编辑,我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个作家协会,我说我不是作家,在作家群中间做不了组织工作,让我练习练习写吧.
他却说:"到作家协会就是要写嘛".
他又说:你要生活,到作协就得去生活,要多接触人,当编辑就非接触人不可.
总而言之,我要达到的一切目的,都可以通过作协去达到.
谈话的结果是我被他说服,服从了他的分配.
从此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文学编辑生活.
七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这时乔木已经是中央领导同志了.
我们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一书,销路非常好.
但是有不少青年读者不大读得懂,要求出个注释本.
于是我们社的几个编辑就自己注了一个稿子,我拿着这稿子去找胡乔木,请他看一看,帮着补充一下.
不想这稿子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费了很大功夫改了不少,又添了不少,对于一些该注而未注的地方,他都仔细查考,弄清楚再注.
例如那首提到黄鹤楼的,我们以为黄鹤楼本来在长江大桥边,现在已经拆了,说拆了就行.
不再用注了.
乔木却回信给我说:原在什么地方是大桥南还是大桥北大桥北是左边还是右边拆了也得有个地址,不能马虎.
像这样他改了又退,退了又查的有很多处.
稿子来回好多次,到最后这本注释稿简直成了乔木定稿的,成了他的稿子了.
我以为稿于由他定稿,我们可以放心,就签了字,准备付印了.
他却还不满意,把稿子送给毛主席过目.
可没想到,毛主席在这本注释稿上批了几行字,说:"诗不宜注,古来往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结果我们当然不敢再出,乔木的一番辛苦,全付东流.
后来出了许多毛主席诗词注解本,就与这个本子(实际是最好的本子)不是一回事了.
八乔木常看我们各出版社新出的书,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他看得更多.
"四人帮"垮台之后,他也看我社新出的作品,印象如何,他虽然已经身居高位还是常发表意见.
湖南青年作者莫应丰新写的长篇小说《将军吟》问世了.
这是第一部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毫不隐讳地写出当年种种胡作非为,包括指出当年决策错失的作品.
作家协会这时开始创办第一次茅盾文学奖,慎重地提出候选作品,其中除了老作家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外,也有几位新人作品,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将军吟》.
我是这部书的终审人,签字付印以前,因为书中提到受冤的将军一个人到天安门愤怒痛哭,虽改了改,总有点担心.
评委会讨论,算是平安通过.
在作协评委征求各位领导干部的意见时,我收到了乔木主动来的信.
他对于《将军吟》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说:"真好.
"还说了不少好话.
我感到受到了支持.
在会上我提出把这部书列为授奖的第一部.
说了乔木赞赏这部书,中宣部派来的人员听到这个新消息没有异议,《将军吟》就当选了第一次茅盾文学奖的头一部作品.
后来,听说乔木不赞成描写十年文革中悲惨场面的作品,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
这个意见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他的确赞美过《将军吟》.
这是真的.
最后几年,文艺界发生了不同意见.
乔木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文章,我不能认同,就越来越少去找他了.
但是他对于友谊看来还是珍视的.
1985年吧,我们开研讨会,讨论并纪念冯雪峰,去请了乔木,他应约而来,在会上以低沉的声音说到当年上海的冯雪峰.
缓缓他说着,使人们感叹.
包括对于周扬,他写文章批判了周扬,但是周扬病后他又去信安慰.
后来我病倒了,他也几次来我家看我,却从来没有谈及当时文艺界的争论.
我怀念着当年的胡乔木.
(原载《中国作家》1993年第2期)萧军与胡乔木的交往王德芬在《炎黄春秋》上读到关于胡乔木同志的长文,不由想起萧军与他的交往.
他们虽然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党内"大笔杆子",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却相交很久,并且很有缘份.
1936年在上海,1942年到1944年在延安,1981和1982年在北京,他们曾多次交往.
一、在上海1934年11月初萧军到了上海,写出了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鲁迅先生看了原稿非常赞赏,热情地写了序言予以评价.
由于这种"言抗日"的小说国民党当局严禁出版,所以萧军是以"奴隶丛书"之二(之一是叶紫的《丰收》,之三是萧红的《生死场》),并自费,秘密找私人印刷厂印出,由内山书店和胡风秘密代售传播.
鲁迅先生还托人将《八月的乡村》带到苏联、日本、印度、美、英、法等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同时在上海各大学里秘密推销,很快受到了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学战线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面红旗.
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第23期第2章第4版发表了"左联"成员胡乔木评论《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其中写道:《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
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过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
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
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敌人的部队,他们是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
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却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
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好,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它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
它又暗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国际基础.
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乔木同志就这样详尽地介绍了作品的内容,评述了《八月的乡村》的深远意义,热情地为它叫好,虽然他和作者并不相识.
胡乔本文章发表十几天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了一篇攻击《八月的乡村》和鲁迅的文章.
鲁迅先生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杂文给予了回击和揭露.
萧军自己也写文章回击了狄克的挑衅和攻击.
由此可见乔木、萧军同鲁迅先生是一条革命战线上的战友.
当年乔木二十五岁,萧军二十九岁,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个人住址保密,两人没有通信的机会,更没能见面,只能是一次并肩战斗的"神交".
二、在延安1940年6月,萧军在董必武、林伯渠和邓颖超等同志安排下,和我带着8个月的女儿萧歌由重庆到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军车到达延安,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追捕.
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人们不断听到萧军舒畅高昂的歌声.
萧军在边区"文协"安居之后,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为延安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
只是萧军秉性耿直,脾气急躁容易冲动激忿,常常与人争论和争执,闹得很不愉快,致使他一度想仍回国统区去直接和敌人斗争.
他向毛泽东主席坦率直言,毛主席再三安慰规劝和开导、挽留,他才决定不定了.
毛主席接受萧军建议,着手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对萧军委以重任,请他代为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为召开文艺座谈会作准备.
萧军曾珍藏着当年毛主席给他的一封信:萧军同志: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
我因过去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你是极但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敬问近好!
毛泽东1941年8月2日此后不久,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萧军和他才正式相认相识.
只是萧军"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不念与胡乔木在上海的战友之谊,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和几位同志辩论起来,除了欧阳山、何其芳、周扬,也有胡乔木.
在谈到鲁迅先生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问题时,乔木说是"转变",萧军说是:"'发展',不能说是'转变'!
'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
'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
"当时朱德总司令说:"不但有转变,还有投降咧,比如我吧,就是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
"萧军认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总司令可以承认自己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但鲁迅先生却不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的,所以只能说是"发展".
在大会上萧军和乔木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会后乔木给萧军写了一封信,经过思考又另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信上还有两处毛主席用铅笔修改的字迹,说明乔木这封信是毛主席共同研究过的.
(萧军把这封信和朱德、林伯渠、王明、董必武……给他的信一同粘贴在一个信夹里,一直珍藏了二十多年,可惜在"文革"初期被抄家的红卫兵都抄走了.
)1943年3月,萧军所在的"文抗"撤销了,作家们大都响应文艺座谈会的号召与工农兵相结合体验生活去了,有的迁到其他单位继续"整风".
萧军由于受"王实味问题"的牵连,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原住处改成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成了招待所的客人.
当时我正怀着孩子,快到预产期了,招待所蔡主任对我们很不客气,萧军终于和他发生了冲突,气愤地当面指责蔡主任.
对方道:"你敢批评我""别说是你,毛主席说过,连共产党有了错误也可以批评!
""你嫌这不好,可以走嘛!
"蔡主任说.
"走就走!
"萧军也不示弱.
说走就走,第二天清早,我们冒雨离开了招待所,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门口.
萧军决心下乡去当老百姓,不吃这份供给饭也不受这份窝囊气了.
边区政府主席林怕渠和民政厅厅长刘景范怎么劝也不行,只好给他开了通行证,找两头小毛驴把我们送到了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安了家.
我们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亏得左邻右舍的老乡们伸出了热情支援之手,又交了一个放羊的把兄弟贺忠俭,才度过了难关.
农村里没有医院也没有助产士,是萧军自己为我接生的一个女孩,为了纪念这次下乡务农,取名"萧耘".
1944年3月3日,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领着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来到了我们住的寒窑中.
没有凳子,更没有椅子,只好请他们坐在炕沿上,乔木环视窑内一周对萧军说:"老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好极啦,我和老乡们交上了朋友,生活没问题,明年一开春就开荒种地,咱有的是力气.
"乔木和王书记对了对眼神,王书记说:"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万一孩子生了病,村里连个医生也没有,也买不着药,我看你还是回延安城里去吧!
"两个人的来意很明显是动员萧军回去.
乔木说是"顺便"来看看我们,刘庄是个很偏僻的小村子,没有王书记领路乔木肯定是找不到我们的.
在文艺座谈会上乔木已经领教过萧军的脾气,如果告诉他是毛主席派他来请他回延安城里去,岂不助长了他的傲气所以乔木未吐真言.
常写小说的萧军最了解人们的心理,哪能不明其中的原由呢!
所以也就心照不宣未予拆穿,只说:"让我考虑考虑再回答你们好吗"二位客人走了以后,我对萧军说,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两个儿女的健康,还是回去吧.
他只得同意了.
王书记派了两头小毛驴将我们一家四口送到了中央党校三部,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都集中在这里参加整风学习.
见到了罗烽、白朗、塞克、刘岘、阿甲、艾青等许多老朋友.
乔木也算不虚此行,完成了毛主席嘱托他的任务.
三、在北京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东北疏散人口,我带着孩子从抚顺来到北京,分配到市劳动局工作.
萧军也要求调到北京工作,东北局宣传部只同意他到北京探亲.
他于1951年1月来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东北,结果成了没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单位的"无业游民",没有供给关系也就没有了生活费,依靠向亲友借贷度日,专心致志地写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和《第三代》.
后来彭市长安排他到市政府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
以后又让他到市文化局当戏曲研究员.
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员","文革"中更是差点送了命,关押加劳改八年,直到1979年冬才重返文坛,第一次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
1980年由中共中央批复北京市委给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政治结论中说,"……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随后又担任了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在1981年12月中国作协理事会上,阔别多年的萧军和胡乔木又见面了.
老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紧紧握手,久久不放.
在会议期间,萧军把他的发言稿和会议的建议,交给乔木请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开会期间,《文艺报》编辑请萧军根据乔木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写点感想.
萧军把乔木的文章反复阅读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一瓣'新'香》的文章,其中写道: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有着痛定思痛,语重心长……'新'的愿望,'新'的起点,'新'的境界……而出现的.
回想几十年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能够有今天,那是和我们的先行者流热血,抛头颅,经屈辱,历艰难……分不开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我们是痛定思痛,整顿、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认真地瞻望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不能做一个无记忆的简单动物,无思想的随波逐流的愚氓,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来……我做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的"老"群众,敢于说为了它好,为了它更完美些,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尽管我遭受到若干年的误解——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今天仍然是如此,一直到我的终生也如此……这篇文章于《文艺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后几天,萧军收到胡乔木一封来信,说他已看到萧军的文章,向萧军表示感谢!
说他过去曾多次伤害过萧军而萧军却不予计较,仍以坦诚相待使他深感歉疚.
萧军看了乔木的来信也很感动,说乔木肯于虚心道歉难能可贵!
也自我检讨说:"我过去争强好胜,盛气凌人,常常不注意方式方法,态度生硬,言语粗鲁,很不应该!
几十年来挨批挨整也是我咎由自取,怨谁呢!
我这是'老虎掉山洞伤人太重'啊!
"说罢不禁哈哈大笑.
这笑,说明他和那些批判过斗争过他的同志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一笔勾销了,萧军随即给乔木写了回信,把上述意思都说了.
萧军到了老年脾气好多了,棱棱角角也磨光了,心胸开阔了,气量宽宏了,能够体谅人原谅人多做自我批评了,对人更加诚恳更加热情了.
本来还想把自传续写下去,最后决心不写了,他说:"我这一辈子快乐的事少,痛苦的事多,我不愿再揭疮疤了,我疼,别人也疼,还记那些旧账有什么好处呢,让那些恩恩怨怨到此为止吧!
"1983年5月、8月、9月东北三省各大学及文化团体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锦县召开了"萧军创作生涯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84年3月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作协也为萧军召开了庆祝大会,人们给了他崇高的评价和荣誉.
萧军在每次大会上都诚恳地表示:"让我们眼睛向前看,团结起来,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多做贡献吧!
"萧军到了老年,胖胖敦敦像个弥勒佛,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总是那么忙碌和快乐,八十岁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终于力不从心地倒下了!
1988年6月22日永远闭上了那双充满笑意的眼睛,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同志特地送来了花圈.
不料他自己亦于1992年9月去世,终年同为八十一岁.
愿两个知心的朋友在天之灵能够欢聚!
安息!
(原载《读书周报》1993年12月25日)怀念乔木董边四十年代在延安时,就听说中央青委有位胡乔木,他学问高,人品好,青年人都很佩服他.
后来有机会听他作报告,讲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恋爱观,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少观点现在还都记得,那报告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真正与乔木直接交往,是由田家英的关系开始的.
1943年,中宣部长何凯丰病了,中央决定由乔木任中宣部代部长,又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了几个人到中宣部工作,家英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和家英已结了婚,于是有机会直接接触乔木,对他的学识和人品有了亲身的感受.
他待人谦和真诚,细心关怀下级,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有一件小事,几十年过去了,我却念念不忘.
1944年6月,我因生孩子受了凉,引发了哮喘病.
为了便于家英照料我,组织上把我调到中宣部养病.
乔木来看我,看到我病情很重,亲自去杨家岭卫生所请来医生给我诊治,并嘱咐医生每天给我打针,使我深受感动.
更出乎意料的是,几十年后,有一次我收到乔木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治疗哮喘的传统药方.
这是一颗多么真诚的心啊!
我捧着信和药方久久不能平静.
凡和乔木有过接触的同志都和我有同感:乔木关心人,绝不是漫不经心的嘘寒问暖,他是以一种情同骨肉般的感情真心实意地替你着想,记挂心间,默默地为你排忧解难,直到帮你把问题或困难彻底解决.
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
然而,我从乔木这位大文人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胸怀和境界.
他不仅善于发现同志的优点和特长,由衷地为别人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而高兴,而且总是主动地默默地为同志的成长创造条件.
他与家英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乔木年长家英十岁,几十年间,他始终像兄长似地关心着家英.
家英几次工作岗位的变动都与乔木有关.
乔木曾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说:"原中宣部长何凯丰病了,我奉命暂代他的工作,为了让家英发挥文字上的才能,推荐他到中宣部,从此,我们的革命生活始终联系在一起.
"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48年,他又推荐家英给毛泽东做秘书.
从此,他们密切合作,相互帮助.
家英十分敬重乔木,他曾对我说:"乔木同志理论水平高,善于思考问题,肯于实千,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不像有的人,自己不动手,总是指挥人,还要争起草权.
"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陈伯达的.
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中,家英和乔木政见完全相同,品格性情也相投.
家英曾说:"我和乔木同志政治观点完全相同,只是个人爱好不同,他喜洋,我好古.
"乔木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也说:"家英是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我们对各项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我想,倘若用一个什么词语概括他们的关系的话,那么"志同道合"这个词可能最确切了.
乔木是我们党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对妇女运动以及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卓越见解,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1951年7月中旬,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问题争论不清,请乔木作报告给以指导.
他针对会议上反映出的问题,明确指出,妇女宣传工作的对象应当广泛,不仅是有职业的妇女,还应包括无职业的家庭妇女;不仅要向广大妇女作宣传,还要向社会作宣传.
就在这次会上,乔木提出"向妇女宣传社会,向社会宣传妇女"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各级妇女组织一直延用至今.
1955年春天,我们在编辑《中国妇女》杂志的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渴望从乔木那里得到具体指导.
5月17日,事前没有经电话联系,我和丁慰就冒然闯到乔木在中南海静谷附近的家中.
乔木热情地请我们到书房里,刚落座,我就急迫地把一个时期里困扰着自己的一堆问题,一股脑儿提出来.
乔木认真地听完我们的问题后,他准确地抓住我们提问的中心,针对如何提高刊物的思想水平,把刊物办得更活泼、更受欢迎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
他说:《中国妇女》不同于《中国青年》,青年有个特殊的年龄阶段问题,而妇女没有这个问题.
因此,妇女刊物的读者对象是广泛的,刊物的内容也应当是广泛的、多样的,应成为妇女的"百科全书".
他还说:一个刊物要得到稳定的读者群,必须有一些系统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能很好地解决读者问题的文章,连续刊载,比如儿童教育、婚姻问题等专题.
总之,应当帮助读者解决同他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乔木还讲了组织作者队伍对办好刊物的重要性等问题.
乔木的一席话,使我们豁然开朗,困扰我们多时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我们把乔木的谈话,向杂志社的全体同志作了传达,大家认真地按乔木的意见去做.
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我们在杂志上组织了关于人生观和婚姻观的讨论,引起各界妇女的广泛注意,纷纷来信来稿,讨论得十分热烈,杂志的发行量不断上升.
正当我们为这大好局面高兴的时候,1964年10月出版的《红旗》上刊出一篇题为《怎样看待妇女问题》的文章,矛头指向《中国妇女》开展的这场讨论.
开列的罪名,一曰"离开了阶级分析,没有阶级观点",二曰"引导妇女堕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帽子可谓大矣.
这夫如其来的棍了,打得我晕头转向,根本想不通错在哪里.
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有一天陈伯达来到我家,见到我便对我说:《红旗》的批评文章不单是对你们的,主要是对胡乔木的.
他养他的病好了,为什么要帮你们出主意.
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陈伯达想整乔木,借题发挥,其用心何其毒也.
十年浩劫中,陈伯达曾猖狂一时,整死了田家英,又整倒了胡乔木,诬蔑乔木是我的黑后台,把他关于妇女杂志的谈话诬蔑为"黑纲领".
"文革"结束后,1977年10月我得到平反,在退还的材料中,我又看到乔木这份谈话记录.
相隔二十四年,我仍然感到那次谈话十分深刻、完全正确,我提议打印了一百份,发给《中国妇女》社的同志们学习.
乔木一向重视妇女儿童问题,把妇女儿童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记挂心上,深入思考.
1982年,他在领导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期间,专门看了许多有关妇女儿童方面的材料,对报告中如何讲妇女儿童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后来在十二大报告中,对妇女儿童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级党委应当怎样加强领导,支持妇女工作等,作了深刻全面的阐述.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十二大提出的妇女运动的指导方针,十二大结束后,乔木又亲自来到全国妇联,与妇联书记处的同志们谈话.
他说,基层妇联组织是很重要的,一切都要落实到基层,不仅是计划生育,还有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各项工作.
他提出,妇女组织应做相应的机构调整,成立福利部和法律顾问组织.
他说:我有个设想,应当研究制定一个"女权法",把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有关条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目前这方面问题还不少,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最好一年解决一两个问题.
在这之后,乔木还指示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论.
同年3月21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时,乔木又指出,只要有压迫妇女的事,妇联就要出来打官司,一百个案子中有一个打赢了,妇女就认为妇联是自己的"娘家".
一个时期,在招工招生中,歧视妇女的现象比较普遍,乔木亲自给康大姐写信,指出:企业、机关、学校歧视妇女,拒绝录用,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建议妇联会同劳动人事部,正式发文纠正.
看到遗弃女婴的现象,他又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信,提出奖励独生女的办法,让生女孩的农家从事技术性强、收益高的劳动,以示照顾.
1984年春天,他在听取天津市妇联同志汇报时,曾深刻地指出,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纲领之一,如果我们至今还在实际上允许歧视妇女的现象存在,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观.
回忆乔木关心妇女儿童工作的住事,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从心底涌起,这使我更加怀念这位如同兄长般的好领导.
(原载《人物》1993年第3期)想当初,胡乔木萧乾前些日子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已故吕荧在批胡风的会上说一句真话——他说"胡风的问题不属于敌我性质",只说完这么一句,就被从会场上押往监狱.
文章发表后,几位朋友来信问起吕荧的下文,他是怎么放出来的.
任何六旬以上的读者都会记得——可惜我已忘记是五几年了——《人民日报》一天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学的论文.
作者正是吕荧(所以他不仅是杰出的翻译家),而他的名字下面还有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说吕荧(特别加了"同志"二字)在反胡风运动中,由于不理解(原话已忘,反正是为他开脱吧)等等等等,以致犯了错误(以有别于"罪行").
然后又夸了几句他的美学思想.
总之,是借登他一篇文章而为他平反.
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一些懂点洋文的牛鬼蛇神(如金人和我)以及冯雪峰、绿原、牛汀等安插在一个编译所里.
所长是楼适夷,所里又莫名其妙地安插了几位响当当的人物——可能是为了掺沙子.
在那个所里有一位不上班的成员,他就是吕荧.
从吕荧命运的变化,我就想到已故的胡乔木.
据我所知,吕荧之从阶下囚突然又变为学者、翻译家,都是胡乔木之功.
当时他也是《人民日报》笔政的主持人.
因而我又想到已故诗人学者梁宗岱.
三十年代我编《大公报·文艺》时,他曾是在诗歌方面我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1949年后,宗岱却以什么十分难听的身份(好像是"恶霸地主")关在广西监狱里.
1956年当"二百方针"提出时,宗岱突然由戴手铐脚镣的囚徒又恢复成中山大学的教授了.
接着,他的诗集也又面世了.
使他的命运这一骤变成为可能的,也是胡乔木.
资深进步记者刘尊棋五十年代初和我一样战斗在国际宣传战线上.
突然,他的命运起了骤变.
一夜之间,他由红人变成了黑人.
先是北大荒,后来就进了洞庭湖上的劳改营.
一呆就是二十年.
(见李辉:《迷雾生涯·刘尊棋传》).
七十年代末,他一下子又由阶下囚变成(应该说恢复为)三十年代初就献身革命的响当当的老干部了.
在刘尊棋命运的这一突变中,胡乔木又起了巨大作用.
胡乔木是开国后我的第一个上司.
那时,我的岗位在国际新闻局.
那可是牛鬼蛇神的聚处.
当时我在英文组、诗人戴望舒在法文组.
我们大概都不适宜搞文艺,幸而还会点外文.
1950年冬,望舒不幸因肺气肿逝世.
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那时我们局就设在民国初年国会的旧址——如今已拆掉盖起新华社大楼了.
身为新闻出版署领导的胡乔木也来参加追悼会了.
他不但来了,还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悼念演说——他不但演说了,而且即席(手里没有讲稿)接连背诵了好几首望舒的诗.
那阵子,我们这些没喝过延河水的人,很怕听报告.
不但往往得席地而坐,而且长得要命.
唯独听胡乔木的报告,觉得是享受.
因为他大段大段引的,不是马列经典,而是普希金或莎士比亚.
他不是站在高处训,而是平坐在一起谈心.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一位画家亲自告诉我的.
一天,胡乔木忽然翩然来到他在三里河的寓所.
谈起三十年代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他忽然说:国民党是一小撮,共产党就全国而言,也是少数.
真正的大多数是第三种人哩.
另外一位朋友,是新时期突然被吸收入党的.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上边决定劝他退党.
他住在三层还是四层,我忘记了;反正不是一二层.
胡乔木就亲自爬了那么多层楼梯,气喘吁吁地对他说了声"请退".
弄得这位朋友倒不好意思起来.
因为这明明是一个电话或下个条子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
自然,我也看到过胡乔木的严厉.
也是五十年代,大约是在文艺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
临散会,乔木忽然作了开除四位老党员党籍的宣布.
六十年代,我同那四位中的一位(金人)同事.
我问他当时他如何感觉他告我:晴天霹雳.
总之,五十年代当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时,胡乔木总是在想方设法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也改善一下我们的命运.
1953年当冯雪峰奉乔木之命来我家商量把我由对外宣传调到作协——也就是文艺归队时,我感到这一点.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他要我担任文艺部顾问时,我也这么觉出.
用意无非是让我们这些身无党籍、不通马列的半废品,多少也起些作用,只可惜他的这种可贵的用意并不符合当时日丹诺夫式的总趋势.
1957年我沦为右派后,时常对胡乔木怀有负疚之感.
八十年代初,我曾编过一本《杨刚文集》.
当书稿已送到印刷厂后,胡乔木忽派人向我索该书稿,当时我还颇为紧张,因为杨刚在五七年是自杀而死的,死之前,在《人民日报》社肯定曾有一段紧张日子.
于是,我就把书稿调回来送去.
不几天,胡亲笔开列几篇应收未收的文章题目,并且主动为此书写了序言,其中最关键的一段话"1957年10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
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不要为此着急,她仍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
周恩来同志和其他熟识她的同志都对她的不幸逝世,非常痛惜,认为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
"这样用表彰来改正,使得杨刚生前的戚友读了都感到莫大温暖.
每个人都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也未必是一致的.
三十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及浙大读的是外国文学系.
《人民日报》还曾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过他的旧诗词.
他不仅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有人写写他的传记.
他不属于"右派打得越多越过瘾"的那种斗士,而是常常希望让每个中国人,不论其政治地位或一时行情如何,都能发挥些作用.
当然,健康的国家,还得靠健康的制度.
然而,不论如何,在寒冷的日子里,即便是小小一盆炭火,其温暖也是令人终身难忘的.
1993年5月28日于北京(原载《读书》1993年第10期)纪念乔木同志魏巍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共产党内的大学问家,大才于和大手笔.
他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亲自参予起草的文件和不署名的文章不知道有多少,在我是非常崇敬他的.
但是,我们的直接接触倒并不很多.
记得五十年代初,《解放军文艺》创刊,由宋之的同志任主编,我和其他同志任副主编.
一天晚间,胡乔木同志打来电话,要宋之的同志和我到中南海他的寓所去谈文艺工作.
那也许是我们最初的接触吧,此后就是在文艺界的集会上见面了.
乔木同志长期是宣传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人.
在我的印象里,他对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工作,是很关心的,对新老作家们是谦恭而热情的,对文艺创作是很内行的.
记得,在抗美援朝三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散文《跨过这座桥去》(后改名为《这里是今天的东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小小的文章,我没有想到会引起他的注意.
不想发表后数日,就有人转告我说,你那篇文章,乔木同志看了,认为写得不错,但是作为散文,写得不够舒展,有些太紧了.
由此可见,他对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晕多么地关怀呵!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乔木同志对文艺方向的掌握还是很慎重的.
有一次全国文联开会,会议中间他召集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会,参加者多是各省文联的负责人和一小部分作家.
乔木同志征求大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这时就有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地位的作家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作家的待遇太低了,应当改善;第二条就是文艺界应当实行"无为而治".
很显然,第二条意见是一种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
当时,乔木同志并没有对这种不正确的倾向作出无原则的让步.
他对第一条作了合乎实际的解释,对第二条则作了措辞委婉的反驳.
1988年5月,我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正式出版.
我寄了一本给乔木同志.
我虽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但他是个忙人,加上年纪又那么大了,哪里会有时间看这样长的东西可是为时不久,就接到电话,要我到他家里面谈.
我自然很高兴.
那一次他亲切地接待了我,说他整整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了.
他称赞《地球的红飘带》是一部力作,应当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对个别人物的某些史实也提了一些意见.
最后还送了我一本他的诗集.
(在新诗方面,他是有研究、有追求、有实践的,这我早知道:不过他的政治生涯把他这方面的才能几乎掩盖了.
)乔木同志这次与我的会见,使我十分感动.
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身体也不强,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看我这本东西,并热情地提出意见,可见他对党的文学事业是多么地负责,对同志又是多么地热情呵!
写文章(尤其写文件)是件苦差事,这是搞写作这一行的人都知道的.
象乔木同志那样,长年累月,无尽无休,今天赶这个,明天赶那个,呕心沥血,那是很辛苦的.
就这点说,他的贡献应当说是很大的.
当然,一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强点也有弱点,很难做到每一件事都做得那么正确.
可是凭心而论,有哪一个人能做得那么完美无缺呢(1994年6月9日)希望在召唤——忆胡乔木同志傅庚辰1975年,全国开始整顿时,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感到有了希望.
这时乔木同志刚刚出来工作,受命负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他要找一些文化界的同志了解情况.
经友人引荐,他约我谈话.
我虽是初次与他见面,但我读过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一些文章,心中对他是很敬仰的,所以在他面前我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四人帮"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
此后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数月后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一次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但我始终把他作为我的师长来尊重.
我们曾一道乘公共汽车到首都体育馆,坐在三十多排去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
1977年我为叶帅的诗《八十书怀》作曲时,他专门安排时间为我讲解.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他曾给我分析为什么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
他那科学求实的学风,他在对人对事上的朴素无华,对工作的兢兢业业,生活上的俭朴,他的勤奋,他的博学、睿智,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受到很多教益.
总之,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毕生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人.
十一年前二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乔木同志.
为我将要告辞的时候,他拿出来几首还未发表过的诗,对我说:"傅庚辰,我最近写了几首诗,请你提提意见.
"我说:"提意见我不敢当,学习学习吧.
"我看了一遍,共六首,当即被其中的《希望》一首所吸引.
在我读诗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被诗句吸引过来,并展开了议论.
这时有人提议:"老傅,谱个曲子吧!
"我说:"就怕谱不好,但我愿试试.
"其实,这时候我头脑里已经在涌动旋律,我一边看一边念,并在纸上注上了几个音符,当我念到"心和心相连,敲起了腰鼓"时,他的儿千石英说:"爸爸,你还写打腰鼓哪,人家现在都跳'迪斯科'了!
"这话引起了大家一阵笑声,乔木同志也笑了.
他说:"我头脑中的舞蹈形象就是打腰鼓,我们在延安,在解放战争中,在建国初期不都是打腰鼓吗,腰鼓这样的舞蹈形象,在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大家都被这真挚的感情感染了,都理解诗人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首诗来,因为大家都亲睹作者是过着怎样俭朴的生活而又不倦地勤奋工作.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首诗呢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它鲜明生动地塑造了革命者为理想和信仰而毕生奋斗的光辉形象,二是这首诗也是他本人形象的写照.
诗人写道: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
热烈的希望,吸引着心房.
月下了又上,潮消了又涨.
我的心一样,收缩又舒张.
诗人以"贞洁的月亮"来比拟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以"海洋"来象征革命者,以月亮的上下,海潮的消涨来描述理想与革命者不可分离的关系;革命者的心脏将伴随着为实现这美好理想的革命事业而不停地跳动,是那样的忠诚,那样的圣洁.
诗人还写道:啊,我的生命,它多么仓促.
搏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
心和心相连,敲起了腰鼓.
"烧起了篝火,跳起了圈舞.
这八句诗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描绘了"心和心相连"的革命友谊和团结,回顾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回顾了革命历程中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那飘动的篝火,那动人的腰鼓,那欢乐的歌舞,都充满着青春和力量,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这些美好的回忆是那样激动、陶醉着诗人的心.
诗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那"搏动的心脏"依然在"着魔地忙碌".
依然在为那崇高的理想和事业而不知疲倦地奋斗着.
诗人又写道:波浪在奔跃,海没有倦时.
生命在代谢,舞没有断时.
纵然海知道,天会有暗时.
希望告诉心,云必有散时.
这一段形象宏大、气势磅礴,表现了革命者对理想和事业的坚定信念.
"波浪在奔跃,海没有倦时.
"这里,诗人再次用"海"来象征革命者,波浪的奔跃有如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而"海",——革命者却从不知疲倦.
"生命在代谢"舞没有断时",是说自然规律虽不可抗拒,个人的生命虽有终止,但革命的事业将由后人继承下去而不会中断.
"纵然海知道,天会有暗时",是说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困难和曲折.
但是,"希望告诉心,云必有散时.
"诗人坚信,一切困难和曲折都会被克服,遮住天空的乌云必将被驱散,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后来,乔木同志曾向我指出:"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奋斗,是为了实现理想面不倦地忘我地奋斗!
"他的话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革命献身精神.
这首诗是那样地牵动着他的情感,以至于后来我谱出曲子唱给他听时,他竟激动得下泪.
此后,《希望》这首歌曾被臧玉炎、程志、刘旭峰、刘建国等歌唱家所演唱,并录制成专题电视节目和音乐节目,录制成盒式录音带与激光唱片,收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材.
十年之后的l992年6月底,乔木同志八十寿辰,为了向他祝贺,我特地邀请了歌唱家刘建国同志、手风琴演奏家张红星同志与我同行.
当刘建国在手风琴伴奏下演唱《希望》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乔木同志显得很激动(这时我还不知道病魔即将夺去他的生命).
这首凝聚着他的信仰与理想的奋斗之歌,这流淌自他心泉的歌声是那样的深情,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坚贞,亲友们也被深深地打动了,要求把这首诗再朗读一遍.
出于同样的感情,不是演员的我,自告奋勇朗诵了这首诗,向大家介绍了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诗被它感染、为它作曲的情况,并根据我对诗的理解逐句作了解释.
整个过程,大家十分安静,聚精会神.
当朗诵到"纵然海知道,天会有暗时.
希望告诉心,云必有散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场的人都被激动起来,都感到心潮奔涌热血沸腾,为壮丽的诗章而赞美,为诗人的远见卓识而叹服,为乔木同志坚定的理想和信仰所激励:共产主义真,马列旗帜鲜.
理想多美好,奋斗更灿烂.
(原载《光明日报》l993年3月18日,第一段为收入本书时增补.
)一首校歌的诞生——怀念胡乔木同志张贞忠9月29日下午,我刚从深圳出差回来,便到校庆筹备办公室,想了解一下最近十多天来有关校庆工作的动态.
谁知出乎意料地竟得到一个天大的噩耗:"我们的老校友胡乔木同志逝世了!
"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
胡乔木同志是扬州中学1930届的毕业生,那时,他名叫胡鼎新.
"革故鼎新"是个成语,取名"鼎新",寄望之殷,抱负之大,可以想见.
他后来之成为革命家,与此也不无关联,去年,我校开始筹备"九十大庆",我受命起草十几封信函,毛笔工楷抄写,给包括乔木同志在内的十多位有中科院"学部委员"荣衔的校友,请他们尽快给母校寄来他们的近照、小传和著作.
不多久,乔木同志已将我们所索要的一切全部寄来了,还寄来了他专为母校"九十大庆"所作的题词.
这次题词较短,用诗行的形式写成,但内容也是不折不扣的诗,但是,直到今年5月,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把他的题词谱成歌曲,更没有想到要把这首歌曲当作解放后扬中的第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新校歌.
事情的起因完全是偶然的.
那是今年的5月底或6月初,我校的美术教师曹植洪创作了一幅描绘学校全景的国画,向我索题,我拟了几个,他都不满意.
最后,他想到了乔木同志的题词,取其中的"青春的摇篮"作题,这才"一锤定音".
在高兴之余,他忽发奇想:"我们可否请人给乔木同志的题词谱曲"这当然是个好主意.
可请谁呢,最好是校友中的著名的音乐家,这才有意义.
我们首先想到了吕骥.
吕骥是音乐界的权威,这自不用说;吕骥还是扬中的校友——他曾在扬中短期代过课.
这是其他音乐权威所不具备的.
这谱曲的重任自然是非他莫属的了.
我当即给吕骥同志写信,请他务必在6月20日以前把曲谱寄给我们.
不料吕骥同志谦虚地说,他年纪大了,而且手头事情也多,征得乔木同志的同意,他已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的得意门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傅庚辰同志了.
到了7月份,我们终于接到乔木同志办公室徐永军寄来的《扬州中学校歌》的第一稿,还附有一封信,信中说:"经吕老推荐,我们联系,最后请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傅庚辰院长谱了曲.
由于乔木同志以前的题词不够押韵,根据傅庚辰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作了些修改.
"这下整个校园轰动了.
我们原只是希望吕骥把乔木同志的题词谱成一般歌曲唱唱,以增添校庆的欢快气氛,谁知竟升格为我校解放后的第一首校歌,填补了一项空白,真可说是"天助我也"了.
8月初,我们又接到乔木同志办公室寄来的挂号函件,打开一看,我们愣住了,我们不仅拿到了《扬州中学校歌》的第二稿,我们还拿到了乔木同志本人的亲笔信,信的全文如下:扬州中学:你们写信给吕骥同志,请他为校歌作曲,吕骥同志因忙于他事,要我转请当代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建议我将原题词稍加扩充,我已和他合作了一首,前已送上,后觉此歌词仍不适于作校歌,故又补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仍请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又另作了一曲,并唱给我听了,我觉得此曲旋律优美,感情洋溢,表示满意.
现将新的校歌词曲再寄上,请查收.
收到后,望简复表示收到,傅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来信望对他致谢.
胡乔木八月二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乔木同志会给我们亲笔写信.
我们赶忙请人翻成五线谱,编入《校庆纪念册》去.
8月中下旬,我们又收到了校歌的磁带.
我们边听、边学,很快便唱会了.
我们很快又给乔木同志写了回信,除了表示感谢外,还盛情邀请他"在校庆那天,在您曾读过六年书的地方,由您来引领我们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唱那首饱含着您爱校深情的新校歌".
要是真有这么一幕,那校庆该多风光啊!
我虽然知道要乔木同志参加校庆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我想,以乔木同志对母校的情感,临期发个贺电也未始不可能.
而这,也足为校庆大增彩色和声威了.
然而,不幸的是,现在连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乔木同志竟在离校庆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去世了.
补记:就在写成此文的当日(10月4日),我们又接到乔木同志办公室寄来的信函一件,内有乔木同志写于9月9日的亲笔信,内容为:江苏省扬州中学:8月28日来信并给傅庚辰同志信,9月5日收到.
我在病床上得悉你们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学习新校歌的热潮,自然也加倍感到兴奋.
你们对新校歌的评价虽然过高,但是全校师生如此的热情却使我这个在校六年(1924—27江苏八中,1927—1930江苏扬中)的老校友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
我说在病床上写信和写作歌词,这是实情,但我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来此慰问之类,对此我决不接见.
此事务请坚决彻底做到.
胡乔木9月9日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
据乔木同志的秘书说,这封信"由于是躺在病床上写的,字有些不好认",所以他特地给我们誊抄了一份.
看着这封在病床上写成的信,我们都泪眼婆婆了.
老校友啊,我们想象得到,您是忍着怎样的病痛写下这一行行浸染着您炽热情感的文字的.
老校友啊老校友,就在您写这封信时,您还想到"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根本没有想到,死神的临近,将永远地无情地割断您与母校的任何联系,中止一切新与旧的"缘分".
这,您哪里能想得到啊!
想到这里,我们全校师生都不禁热泪满眶.
遥望京华,只能以一篇小文,寄托哀思了.
(原载《文汇报》1992年11月16日)难忘乔本同志的厚爱李燕杰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生前给予我厚爱与关怀,使我终生永难忘怀.
我是1977年1月走上社会为广大青年演讲的.
从那时起,就多次得到乔木同志的鼓励和教诲.
他曾对我说:"你走的这条路,很艰难,但也很光荣.
青年是未来,关心青年,也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
""你既然提出把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就要博览群书","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成为青年人的榜样.
"每次谈话,老人总是三言两语,在我听来,都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社会上有些人对我为广大青年演讲有所非难,我承受沉重压力的时候,乔木同志竟然亲自来到北京师范学院看望我,给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那是1982年7月1日下午3时,乔木同志的汽车开进了我们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
乔木同志下车后同我握着手,说:"司机只知道有个北京师范大学,不知道还有个北京师范学院,把车开到北太平庄去了,晚了一个小时!
"他慈祥的目光里露出了歉意.
来到接待室,乔木同志一落座,便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嘱咐我要注意健康.
谈话中,乔木同志对我为青年做报告这件事充分肯定.
他说:在社会上为青年做报告,不是一个单位的事情.
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的李燕杰,培养更多的青年之友,让更多的人来做青年人的工作.
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比如战争年代,要有正规军、野战军,还要有地方部队、游击队.
这个工作大学里要有人做,中学里也要发现人才,也要培养,要在中学教师中培养一批教书育人的演说人才,要有更多的教师,做中学生的朋友.
那天,乔木同志重点谈了共产主义理想问题.
他说:"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渺茫,其实,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行为和运动并不渺茫,每天都在出现.
共产主义过去有,现在也有.
从有共产党开始,就有了共产主义.
我们要批驳共产主义渺茫论,即认为共产主义像天上的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的观点.
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人生观.
"乔木同志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目光和语言都充满了感召力.
"曾经有人说,共产主义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怎么能说是真理呢这完全是误解.
共产主义运动自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等领导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就存在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三十五年,这怎么能说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呢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已经经受了长期的检验.
我们党从1920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1921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现在有近四千万党员、领导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党,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运动吗有多少人为了它抛头颅洒热血!
有多少人为了它不顾休息地奋斗!
正是由于这些共产主义者的英勇努力,我们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像今天这样兴旺发达.
这些还不是实践的检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实现,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运动,不仅是个制度.
因此,绝不能说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就说没有共产主义实践.
"这时,乔木同志显得非常激动,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也都涌动着一股激情.
我向乔木同志介绍了出席全国劳模座谈会的感受,特别谈到了一些青年劳模的事迹.
乔木同志凝神听着,频频点头说:"好!
好!
这些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活生生的体现.
我们就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批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思想.
做报告就要通过这些事例教育青年,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
"他又一次强调:"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们的建设搞好了,社会就前进了.
社会主义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可以说距共产主义社会更近了一步.
"乔木同志这些谈话,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这次谈话以后,我将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演讲报告集——《塑造美的心灵》呈送给乔本同志,请他审阅指正.
真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收到乔木同志的亲笔信,密密麻麻写了四大页,字里行间充满着老革命家对后来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他肯定这本书"确是一本好书",并认真细致地指出了不足与缺点.
乔木同志建议把书中引用的一些传说、故事,都改为正史,对一些不够准确的形容词,也一一作了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及印刷上的技术问题也都一丝不苟地进行了订正.
他要我"精益求精,用专门时间,不问别事,细致改一下,还可多征求一些同志意见.
"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我读了很感动.
周围不少同志看了,也都感慨不已.
他们说:"乔木同志那么大年纪,对你如此关心,你真应该把书改得更好,不要辜负老人对你的希望.
"在此以后,乔木同志还托他的秘书黎虹同志写信给我表示问候,嘱我为青年多做有益的事,并了解我工作、生活有什么困难.
后来,在各种会议上我曾多次见到乔木同志,但由于彼此都忙,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详谈.
1992年9月29日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说乔木同志已于28日晨因病逝世.
捧读讣告,心情非常悲痛,难忘往事涌上心头,乔木同志的教诲又在耳畔回响,热泪长流,恩绪万千.
当天下午,赶赴乔木同志家中探望,并写了一首悼念乔木同志的诗献上,以表达无尽缅怀之意.
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郭豫适一、引言胡乔木同志晚年很关心高校和高校教师.
1987年他在沪期间,曾两度视察华东师大.
他对大学教学情况非常关心.
座谈会前还利用一点时间会见过几位老教授,其中有名誉校长教育家刘佛年教授,乔木中学时代的老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和文艺理论家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
1989年11月间,乔木同志时在上海.
他又表示要看望师大中文系的施蛰存教授,因为他读施著《唐诗百话》,①觉得"很是受益",想起在中学生时期就开始接触施老的作品,又从该书卷首《序引》中得知施老曾大病住院年余,②关切地询问施老健康情况,能否在校中或住处见客.
施老十年前因患直肠癌做过大手术,术后情况良好,但是外出行动不便.
他住在校外,难以到校.
乔木决定到愚园路访晤施老.
11月29日上午,乔木由市委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趋访施老.
我也陪同在座,那次晤谈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彼此谈文坛往事,谈鲁迅,谈《现代》杂志,谈书,谈书的出版和阅读,其中就谈到《唐诗百话》.
施老是我的老师,有幸在他的"北山楼"聆听两位老人的晤谈是很愉快的,何况又确实是"一番内容丰富、亲切有味、令人难忘的谈话.
"①事后有些师友和同志希望能够把乔木和施老当时所谈的东西全写出来.
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们大家,尤其对从事思想、理论、文艺工作的同志确实很有好处,它不仅使我们对历史情况增加了一些了解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当代文艺一些历史问题乃至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回忆和思索.
不过,全写出来却做不到,因为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事后曾向施老询问过一些问题,施老还向我提供了在那次谈话以前他发表的几篇有关的文章,考虑到要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胡、施二位的谈话,我又查阅过一些有关的史料,对此文中涉及的某些问题或情况有所申述.
但就乔木那次访谈而言,则无论是笔者还是施老,都觉得当年谈话有些内容已经遗忘,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遗漏、不完整.
文中对胡、施二位的谈话,除了某些语句由于印象根深因而加上引号以外,成段的话一般就没有加上引号,只是传达谈话的大意,具体文字的准确程度则自应由笔者负责.
二、到"北山楼"会晤施老寓所是在愚园路临街一座房子的楼上.
楼虽不高,但楼梯局促,虽扭亮了小电灯,照明度仍差,视力不佳者要上"北山楼"不大方便.
那天上①《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l987年9月出版.
②《序引》中记述《唐诗百话》撰写过程,其中有言:"1983年初,正想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想不到从3月中旬起患了一场大病.
我在医院中住了十八个月,于1984年9月出院回家,"①拙文《胡乔木同志谈〈唐诗百话〉》,《文汇报》1993年7月17日.
午,施老在他的起居室、书房兼会客室迎候客人.
乔木一行扶着楼梯慢步登楼人室,施老已站在房门口和客人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乔木和北山老人均露出愉快的微笑.
接着客人和主人就围着房间中央一只方桌坐下来,彼此靠得很近,各人面前一杯清茶.
乔木和施老就像未曾晤面的熟人,虽是初次相见,一见如故.
乔木说:"施先生,我很早以前就读过您的作品了!
"施先生很高兴地笑着说:"谢谢您来看我!
我也老早就知道您了!
不过,那个时候有'两个乔木',人们对此不大清楚.
"对于施老所说当年有"两个乔木"的话题,乔木微微点头,但对"两个乔木"是怎么回事没有具体回答,脸上若有所思的样子.
大概因为施老此际提及"两个乔木"时,其中另一个"乔木"已经于数年前不幸病逝,施老的话无意中使胡乔木感到哀思罢.
原来事情是这样,当年胡乔木、乔冠华两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且又都署名"乔木",所以就有了"两个乔木"这个问题.
外界有人以为是同一个人,有人猜可能是两个人但又不甚清楚.
据说后来是毛泽东同志找二位来过问此事,并提出建议,让其中的一个"乔木"——胡乔木仍叫"乔木",另一个"乔木"就叫乔冠华.
这样,"两个乔木"的问题就愉快地解决了.
其实,胡乔木、乔冠华二位不但用名相同,而且是有更多方面相同之处的亲密战友.
据乔冠华爱人章含之《十年风雨情》的记述,他们二人"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
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去世,当天下午她就收到乔木同志的唁电,电文满含深情,使她泪如雨下.
①三、《现代》发表鲁迅文章"立了一功"乔木和施老回忆起过去年代文坛的情况.
其中给我印象甚深且又难忘的是,乔木不无感慨他说:文艺的事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有一些误会、误解,所以产生过一些本来或许是可以避免的悲剧.
他说到这里稍有停顿,接着又补充说:"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我们这一辈人主要是靠从文字记载上了解当年的情况:而五、六十年代,我们已经是过来人,有了实际的经历并且记忆犹新.
乔木同志讲话声音不高,但话语十分清晰,短短的几句话使我们在坐的人都感到很有分量,心情不免有点沉重.
显然,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有着丰富的阅历的领导人,乔木不只是抒发个人的慨叹,这里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他是在提示我们:大家应当认真地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接着,乔木首先谈到的是施老当年所编的《现代》杂志.
他说:"《现代》上面的文章,不能一概而论.
"他特别称赞施老当年在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说:那个时候在您的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比在党的刊①《十年风雨情——我与乔冠华》,《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19日.
文中有胡乔木如下唁电:"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
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
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
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一良友.
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
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物上发表它作用要大得多,"您立了一功!
"乔木还说鲁迅那篇文章影响很大,当时张**()曾说,《现代》发表鲁迅那篇文章,是当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乔木所说的鲁迅"那篇文章",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
①大家知道,1931年,左联五烈士,即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共产党员作家,被反动派逮捕后秘密杀害于龙华.
鲁迅曾满含悲愤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发表在《前哨》月刊《记念死者专号》上,文末写道:"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步,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该文作者署名L.
S,文中未具体写出五位烈士的名字.
两年以后,鲁迅又再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具体记述五位烈士的事迹,再次表达了对被杀害的革命烈士真诚的怀念,对反动派的憎恨,同时再度显示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念.
鲁迅的文章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启发和鼓舞青年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光明前途而勇敢斗争.
乔木提到的当年对《现代》发表鲁迅此文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只是凭声音听出好像是姓"张"(),名字没有听清.
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进一步问乔木.
后来我问过施老,施老多年来是靠助听器听人家讲话,那天当然也不例外.
他说他也听到乔木是说姓"张",也没听清名字,他说:"会不会是张闻天不过当时张闻天并不在上海".
施老这话是有根据的,此事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可以佐证.
如秦建君同志曾考述鲁迅和张闻天的关系,说"张闻天与鲁迅于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期间,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始终没有机会谋面".
但张闻天和鲁迅多有文字上的关系,张闻天1932年11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约一个月后,鲁迅在冯雪峰、瞿秋白商请下就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与张文相呼应.
1936年鲁迅逝世的噩耗由秘密电台报告党中央,张闻天即与其他领导人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三个唁电,这三个唁电的起草人就是张闻天,张闻天对鲁迅素来非常崇敬,1939年他在《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中就强调指出:"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①从种种情况看来,乔木所说高度评价发有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人极可能就是张闻天.
乔木进一步询问施老当年发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经过,问鲁迅此稿是怎样来的,发表此文是何想法.
施老回答说:这稿子是我那天到现代书局楼上编辑室,在我桌子上发现的.
我想会不会是雪峰派人送来的但也不能肯定.
我至今仍不能确切地说清楚.
①当时拿到这篇文章曾有点犹①《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于《现代》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此文编人《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l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第四卷.
①以上参见秦建君《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l992年6月出版.
①施老作有《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的送货员送来的.
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
"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
"施文见《鲁迅豫,但觉得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还是应当发表.
施老说:"文章发表后,本来以为他们(适按:指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倒没有来找麻烦.
"乔木听到这里,接口说:"如果他们来找麻烦,那岂不是反而欲盖弥彰了吗"四、"杜衡后来到哪里去了"乔木接着还提及当年《现代》杂志其他成员.
他问施老:"杜衡后来怎么样到哪里去了"施老回答说:"他后来去香港,跑到那边(适按:指投奔国民党)去了!
哈哈,'第三种人'做不成了!
"听到施老后面这一句话,大家都笑出声来.
乔木所说的杜衡就是苏汶.
当年施蛰存、杜衡、戴望舒是好友,同为《现代》杂志主要成员.
那时苏汶曾著文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他支持胡秋原关于作家应当是"自由人"的说法.
他们的言论遭到革命文学家的反驳,如鲁迅在《现代》上就发表有《论"第三种人"》一文.
乔木和施老在谈到鲁迅及其文章时,语气之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崇敬.
施老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冯雪峰,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施老编杂志、编丛书常通过雪峰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帮助.
施老另撰有《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①记述二、三十年代他和鲁迅、冯雪峰之间的关系.
施老在谈话中还把回忆往事推到自己年青时候读大学的经历,说到1926年他和戴望舒、杜衡在震旦大学念书期间都加入了共青团,三个人曾经互相配合完成散发传单的任务.
②施老说:"有一次,我差一点被捕.
"他回忆说:那一年(1926年)我于除夕回到松江,打算在家过完年后回上海,后来沪杭铁路交通一度中断,等我回到上海时,方才知道望舒和杜衡被捕了,如果我当时在上海,也会一起被捕.
乔木同志问:"听说他们被捕是有人告密"施老说,我后来听说,他们被捕与震旦大学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
接着施老还说了一段话:包子衍前几年翻阅《申报》,①他告诉我,1927年9月份某一天,《申报》上有国民党市党部公布本市共党分子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
那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实际上己受到注意.
"四·一二"后,蒋介石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
我就离开上海回到松江老家,望舒和杜衡被捕后经人说情保释,其后也离开了上海.
为了确切地了解施老当时向乔木所说的这段话,我事后询问过施老.
他回信中告知:那一天的《申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①《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②施老和乔木谈话时对此说得很简略,而他在《震旦二年》一文中对此有具体的记述:"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个人一起出去散步.
在拉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思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摺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
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入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二年》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①包子衍那时被借调到北京,在鲁编室和我们大家一起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
子衍同志不幸于1990年7月4日在上海病逝.
报》是1927年9月6日,标题是:《市党部公布本市共党分子名单》,其中有以下文字:"(震旦大学)有C.
Y嫌疑分子:施安华、戴朝寀、戴克崇.
"施先生告诉我,他人团时用的是化名"安华",这也是他的笔名.
戴朝就是戴望舒,戴克崇就是杜衡,二戴入团时均用学名.
施老并说:这个名单公布,是警告性的,并不是通缉令,各大学及文化机关共有二百多人名见报.
五、《唐诗百话》"是一本好书"乔木和施老的晤谈完全是谈心式的,话题有远有近,乔木关心地问:施先生前几年动过手术以后,近来健康情况如何生活情况怎样施老如实、简要地说:现在就是住房较小仍有些困难,身体情况还好,还在写作,相当忙.
这时我插话:施老这些年奋力著述,出手快,产量多.
除继续主编《词学》学刊以外,①还接待许多人的咨询,为报刊撰写诗文,并编著、出版了多种著作,现在手头还有不少任务.
乔木听了很高兴,他说:这次来看望施先生以前,已看过施先生的《唐诗百话》,这种书使人读了有益.
"是一本好书".
乔木说到这里,在座同志不止一人都反映,现在社会上有些书不好,应当有一些好的书把坏的书"挤"掉.
大家谈到除应出版新作之外,也应该多出古典名著、鲁迅的书和有关的研究著作.
谈到《唐诗百话》这本书时,施老当场从书橱里把书取出来,签了名奉赠客人.
他还对乔木说:这本书再版,可否请您写一篇序文.
施老笑着说:"如果您肯赠序,这本书销路就会更大啦!
"又说:"如果忙,写五百字如何"乔木也笑着说:"那怎么行您是大家,又是一本大著,怎么能只写五百字呢"关于此事,我曾记在《胡乔木同志谈〈唐诗百话〉》那一篇短文里.
其中曾说:"乔木同志读书心细,对唐诗又甚熟悉,他当时还就书里个别地方提出意见,请施老斟酌.
"但短文未能细说,现在就此作一些具体的补述.
乔木就《唐诗百话》谈到了好几位诗人和作品,其中谈到孟浩然.
乔木对施老说:您这本书有介绍有评说,讲了许多知识,对读者很有帮助,个别地方我提出来跟您商榷,书中有个地方说孟浩然所作"都是五言诗",此语不确,孟浩然其实也作有七言诗.
乔木还举出了孟作七言诗的例子.
他建议施老在此书再版时是否可改一下.
对于乔木这个意见,当时施老没有表示同意与否.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没有听清乔木这几句话呢还是出于礼貌不想打断客人的话,想多听听乔木发表意见我还想到,会不会是施老手稿上落笔时"都"字前面少写了一个"大"字还是手稿上原有"大都"两字但被漏排了一个"大"字,其后又被漏校了这在近年来出版的书刊中,已成了常有的事.
那天回到家里,我查翻了两部书,一本是施老前此赠我的《唐诗百话》,第446页上确有"他(适按:孟浩然)的诗也都是五言诗"一语.
接着又查翻了《全唐诗》中孟浩然的诗共二卷,孟作绝大多数是五言诗,但在大量的五言诗外确也有很少的一些七言诗,如七律《登万岁楼》:"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茫茫.
天寒雁度堪垂泪,日落猿啼欲断肠.
曲引古堤临冻浦,①施老多年来和词学界同志共同努力,主编《词学》学刊,此系迄今为止全国唯一重要的词学专刊.
该刊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定期出版,已出版了十期.
斜分远岸近枯杨.
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
"如七绝《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古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森茫.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
"①由此可见,乔木细心地读过《唐诗百话》这本书,至少是仔细地读过相当部分,又由此可知乔木对唐诗有相当高的修养,否则就提不出这个意见.
一般读者,包括对唐诗有一定接触的读者,可能只知道孟浩然作过"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那些五言诗,未必知道孟也作有七言诗.
因为孟的七言诗毕竟很少,在孟的全部诗作中简直不成比例.
乔木的博学,他读书的广泛和治学的认真于此亦可见一斑.
这件事使我回忆起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编注《鲁迅全集》期间,乔木审稿的一桩往事.
那是在1978年12月间,乔木看了鲁编室送审的附有注文的新版《呐喊》单行本校样后,有一天晚上他请林默涵同志和鲁编室有关同志到京西宾馆去听意见,其时他在那里参加会议.
有关同志回鲁编室后曾转达乔木如何认真细致审读校样的情况.
"他手里拿着《呐喊》的校样,在近三个小时中几乎是一口气不停地谈了三十多条意见,"①有些是涉及政治性、思想性的,严肃认真地指出注文措词不可随便,要认真推敲,更多的是涉及行文造句等文字修辞方面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注释的文字要精练、准确、干净.
"②1978年他审读《呐喊》注文送审稿的情形,我是听别的同志传达;1989年他陈述对《唐诗百话》中有关孟浩然诗的一点意见,我是亲耳听到.
这两件事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乔木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待文字工作的严谨学风,实在很值得钦佩和学习.
乔木在我的心目中,更像一位博学、严谨而又温和可敬的教授、学者和理论家.
乔木和施老的叙谈不知不觉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应当分手的时候,当乔木和施老握手告别、互道珍重的时候,显然两位老人都有惜别之情.
乔木同志出来后,还关切地询问华东师大现在的情况和我自京返沪的情况.
我请他和市委负责同志有机会再到师大来指导.
六、风范长存乔木同志访晤施老后不久,我曾由校部转寄给他三本书.
这三本书均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是《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中文版,该书日文原版由日本伊藤漱平教授寄赠给我,我和有关同志筹划出版了这个中文本.
为什么要寄这本书给乔木同志因为那次交谈时,我曾提到这本书.
又因为乔木同志当时还问及我近年专业研究情况,故同时寄去的有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和拙编《红楼梦研究文选》两本.
后来我收到了乔木同志一封亲笔信:"豫适同志:承惠赠书三册,稍稍翻阅,均有获益,甚感.
蛰存先生所著唐诗百话,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嘱撰短文,自忖外行,殊难应命,便中乞代转告,希谅.
即颂春节快乐.
胡乔木1月21日.
"①《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l986年10月出版.
此二诗据《全唐诗》上册孟浩然诗第二卷.
①②见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那篇长文记述了新版《鲁迅全集》完成的整个过程,其中详细地记述乔木同志审读《呐喊》单行本注文的意见,文载《当代》杂志1981年第5期.
此信写于1990年,信中再次称赞《唐诗百话》这本书,"嘱撰短文"即是当年施先生请他为该书作序,"自忖外行"自是乔木同志过谦之词.
1992年9月间,我从电视里得知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突然和伤悼.
前些日子,读到乔木最后一任秘书邱敦红同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历史》(写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其中谈到乔木最后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说:"这篇文章,是他在癌转移、全靠吃化疗药和'兴奋剂'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拼老命写的'.
"文末又说:"乔木同志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从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他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
"①斯人斯事,令我钦佩无限,特别是想到乔木同志晚年自己身患癌症,却仍那样挂念着确需多加关心的大学和大学里的教授,想到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心里非常感动.
写这篇文字,一方面是记叙乔木访晤施老的往事;另方面也是借此纪念尊敬的乔木同志,愿他劳瘁一生之后得到永恒的安息!
1993年9月起笔,11月底写完.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①邱敦红同志此文载《人民日报》1993年9月19日.
永远记着乔木同志对我的指点倪墨炎惊悉胡乔木同志逝世,怃然良久.
我们并不相识,但他曾给我写过一封信.
事情要稍微说得远一点.
1985年秋,上海市编辑学会成立,办会刊《编辑学刊》,推举我兼任主编.
在我国,最早提出要建立编辑学的是乔木同志.
他在1982年就提出建立编辑学的问题,并建议有些大学可开设编辑专业.
1984年7月,他就编辑学和编辑专业的问题,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信.
我就把他的信刊载在《编辑学刊》创刊号上.
以后,我们的刊物每期都给他寄去.
老实说,他一定很忙,全国又有那么多书刊,我们的刊物寄是寄了,他会不会看,实在很难说.
不意,在1989年的一次关于叶圣陶的学术讨论会上,他竟提到了本刊.
他在发言中说:上海的《编辑学刊》上曾介绍过叶圣陶一个人编《中学生》的事.
其实,叶圣陶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是超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的.
我们看到他这篇发言,受到鼓舞.
乔木同志是看我们的刊物的,有的文章他还看得相当仔细呢!
我并不研究编辑学,我是爱好中国现代文学的.
拙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于1990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我想到了乔木同志.
我是从不拿我的书去送领导人的,但乔木同志这次应该是例外.
我听上海书店的同志说起,两年前,当报上刊载《知堂集外文》出版的消息时,他要秘书打电话到上海,询问此书是哪里出版的,哪里可以买到.
从这两件事使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比较关注周作人的著作的.
或许,他会愿意看看我的这本关于周作人的书.
何况,他在阅读上平易近人,不是也曾翻翻《编辑学刊》嘛!
我想:至少,让他知道有这么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也是好的.
于是我就把书寄去了.
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乔木同志不但认真地读了,还亲笔给我写了封不短的信,全文如下:墨炎同志:你去年秋天送给我的关于周作人的书,我最近才粗粗看完了.
谢谢你的好意.
现在略为说几句读后感.
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
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知道的事.
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想说的一点意见是,你用的书名我觉得不很切当.
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与隐士来概括,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许.
他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也说不上是什么"隐士",这个书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
第15节的题目和内容对不上号.
第100节所说,恐是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反应,后来他的言行并没有表现出思想的重大变化.
223页说斯威夫特的两篇作品"是说理文,但它却富于知识而且写得很生动",大误.
那两篇都是讽刺文,《育婴刍议》尤为沉痛辛辣尖锐.
我想你写时恐未再看这两篇作品,否则当不至于把反话当作正话,况且译者加了不短的后记和前记.
后记中关于回忆录的一段话如果单独写一段杂文是可以的,说得也过分,放在后记里很觉枝蔓.
以上的意见未必中肯,写出来供你参考吧.
不必为此表示特别感谢.
我看时感到关注的是周氏的三种未出版的译书.
你既然比较了解情况,加上你在出版局工作,能否探听一下这些译稿的下落,有关出版社有何打算,上海的出版社能否承担某一、二种书的赔钱的出版显然,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
这事我因精力差不想直接过问了.
祝好胡乔木三月八日,九一年读了这封信,我的心情之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乔木同志对于周作人一生及其著译的评价,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这正是我今天公布这封信的初衷.
接到这封信后,我立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商量,怎样落实乔木同志的意见.
大家觉得改书名的事较难.
如果另改书名,那得另用书号,等于是另出一本新书了;而且会造成读者的重复购买.
出版社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现在的书名主要突出了周作人世界观人生观中的矛盾,虽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但也不致在读者中造成太大的误解.
这是出版社的同志为书名的维持现状所找的理由.
至于斯威夫特的两篇作品:《育婴刍议》和《俾仆须知》,是收在周作人译的《冥土旅行》一书中的.
我手头的这本书,纸质已脆,封面已经断裂,粘在扉页上.
扉页也快断裂,不便多翻.
加上这两篇作品在拙著中不是着重介绍而是一笔带过的,在行文时我就没有再复核一下,确把反话当正话了.
现已在三版时作了修改.
现在读者看到了乔木同志的这封信,知道了他的意见,对拙著中的不足之处,是最好的弥补.
乔木同志指出周作人"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但对他的著译却又是很关心的.
信中所说的"三种未出版的译书",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费的办法买下的,而且预支的远远超过了实际要付的稿费.
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后不久,我在和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通信时,曾把乔木同志的信的复印件附去.
文洁若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周作人的日本作品的译稿大都由她担任责任编辑进行处理.
据我所知,所说的周作人的三种译稿,即日本的《浮世理发馆》、《枕之草纸》和希腊的《卢奇安对话集》,近年都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乔木同志生前大概都是看到的吧.
乔木同志的信,指导了我的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今后其他的研究,也有启示.
我愿永远记着这封信!
(原载《文汇报》1992年10月11日,题目系本书编者另拟)小稿数改方心安——乔木同志审稿追记张铭清袁鹰同志在《胡乔木同志和副刊》(载1993年3月8日《新闻出版报》)一文中,谈到胡乔木同志对副刊工作的指导时,称赞他"有时做得比分工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
袁鹰同志的这段话,拨动了我的记忆之弦,激起了我的共鸣.
八年前乔木同志四改新闻稿的一件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那是1985年初,胡乔木同志到福建调查研究.
适逢春节前夕,他应邀出席了当地党政军机关举行的一个迎春茶话会,并就福建的工作和拥军爱民作了讲话.
按规定,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节日期间的活动要发消息.
在他讲话之后,我便当场拟了个几百字的稿件.
为了把消息及早发回报社,我在请福建省委领导同志审稿后,与乔木同志的秘书商量,为了节约时间,能否请乔木同志就在会上审稿.
乔木同志同意了.
我把稿件交给了乔木同志的秘书后,就回到座位等候.
只见乔木同志戴上眼镜,不时地提笔在稿纸上改动.
我为他认真的态度感动了.
不一会儿,只见他站起身来,拿着稿子和秘书说了句什么.
接着,秘书便扫视会场.
我想,大概是稿子审完了,便站起身来,快步向他走去.
可是乔木同志并没有把稿子交给秘书,而是自己拿着稿子径自向我走来.
我不禁一楞.
乔木同志是领导,又是新中国新闻界的宗师.
我作为一名记者、晚辈,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请他审稿,理应我自己去取.
我甚觉不安,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乔木同志把稿子递给我,和蔼地说:"稿子我看过了,有几个地方稍稍改动了一下,供你参考,你看合适不合适要是合适,就可以发了.
"说着,指点着改动的那几个地方.
我频频地点着头,说,您定稿就是了,我抄正了就发.
稿子改动不大,大约有五六处,改的地方使用的完全是编辑编稿用的标准符号,所改之处,一清二楚.
另外,还改了两个标点符号.
我抄着稿子,心里暗暗佩服他改稿遣词之准确,造句之简练.
过了大约十分钟的功夫,我正埋头抄稿子,突然觉得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
抬头一看,只见乔木同志又一次向我这个方向走来.
他慈祥地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说:"我想了想,稿子里那句'加强军民团结'的话里,还要加上'军政团结'几个字才完整.
"说着,他俯下身来,找到"加强军民团结"那句话,指点着,说:"喏,就加在这儿,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之间要加一个顿号断开.
"见我按他的要求,把那几个字连同标点符号都加了上去,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去.
会后,我就把乔木同志审定的稿件传回报社了.
不料,夜里10点半,乔木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来,他说,乔木同志告诉我,稿子如果还没发,就把最后一小段删短一点,也可以全删,请我决定.
我说,我立即把乔木同志的意见告诉编辑部.
要通了编辑部电话,我把乔木同志的意见报告了值班编辑,消息见报时,按乔木同志的意见,把最后一小段删掉了.
一篇几百字的小稿,乔木同志竟改动、推敲了四次.
这是在我迄今为止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亲身经历的难忘的一件事.
每每遇到时间紧迫的情况,想粗枝大叶、马虎了事;每每遇到繁重的任务,想偷工减料、敷衍塞责的时候,眼前便浮现出乔木同志改过四次的那篇新闻稿,便觉得有一双慈祥、却是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使我顿觉汗颜,因而马虎不得、偷懒不得、敷衍不得.
(原载《新闻出版报》1993年6月5日)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商恺1958年的夏天,一个突然的"通知",将我和姚力文同志从《人民日报》记者部一同调到了胡乔木同志办公室.
记得是这年的6月15日,也就是《红旗》杂志创刊的那一天,我跨进中南海内一个挂有"颐园"匾额的幽静小院,这便是胡乔木同志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五十年代的胡乔木,已经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在我们这些青年新闻工作者中,对他不仅是敬佩而且可以说是到了崇拜的地步.
当我和姚力文第一天走进他的办公室时,都有点拘束.
乔木同志看我们来了,立即站起来,笑嘻嘻地和我们握手,然后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
他问了我们各自的年龄、籍贯和工作经历以后说:"你们来了,先看看文件,认认工作环境,工作嘛,慢慢地就熟悉了.
"他那学者的风范,温和的语言,平易近人的态度,同我原来的想像完全相反.
我紧张了几天的心情,这时才松弛下来.
胡乔木给我留下的这第一印象,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从这时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我在乔木同志处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
这里,仅将他对新闻工作的关心、指导,和有关新闻工作的思想、理论记述于下.
一、办报方针指路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十年代开始,胡乔木同志一直代表党中央,分工管理以《人民日报》为主并兼顾首都其他新闻单位的工作.
他每天除了仔细阅读《人民日报》和各种报纸以外,还经常要《人民日报》的编采人员到颐园来参加报纸评读会,共同研究新闻报道中的情况和问题.
从我所记录和收集的资料中看,胡乔木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谈话,是广泛的,大量的.
这些谈话有长有短,有详有略,有抽象的叙述,更多的是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意见.
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辑,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无所不包.
这些谈话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
胡乔木首先提出《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
他说,"正确的办报方针,好比是报纸的指路明灯,不可须臾偏离.
"他曾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
同时他还提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
"将胡乔木这些谈话综合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后来形成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报方针.
胡乔木提出了办报的方针和任务以后,又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依靠群众办报"的问题.
他说:"我们报纸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它的主人.
"他提出,"要让编辑部里充满群众的声音","让群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编辑部里来,编辑部关心这些问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就来了,编辑部也就和群众取得了联系.
"胡乔木认为依靠群众办报的具体办法,是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
他说:"报纸通讯员是很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
这个力量不仅属于报纸,而且属于整个国家.
国家可以经过通讯网把先进思想迅速地传达到群众中去,同时又把群众中的情况和意见迅速地反映到国家面前来.
"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谈到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时,胡乔木指出:"经济建设是目前全国工作的中心,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应该以经济报道为中心.
"他接着又说:"以经济报道为中心,并不是削弱其他方面的报道,比如文化学术报道,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报道.
它可以沟通文化学术界的情况,扩大读者眼界,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胡乔木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除了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丰富报道内容以外,还要把报纸版面编排得新鲜生动.
为什么有些报纸的版面编排得不生动呢胡乔木说:"主要是新闻条数太小,长新闻长文章像是几个大胖子挤在一张床上,他们的姿势摆得再美也不会好看.
报纸版面要想编排得生动,首先不要让大胖子上版.
"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对长文章也不是一律排斥.
生动的版面要靠长短文章的穿插,有吸引人的标题,有搭配适当的图片.
"记得有一次他对《大连日报》的编辑人员谈到过如何把报纸办得像吸铁石那样吸引读者的时候说过:"你们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使报纸版面像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每天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
"二、谈笑风生论写作胡乔木同志被誉为"中国的大手笔".
当年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对胡乔木于钦佩崇敬之余,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新闻写作的秘诀或窍门.
有一次我鼓着勇气问过他:"写文章有什么秘诀"他笑了笑说:"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只有下苦功夫,这里是没有近路可走的.
"从此,我才放弃了对写作秘诀的追求.
胡乔木在颐园报纸评读会上,或是和新闻工作者谈话的时候,经常谈论并回答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文章写作问题.
每当谈到高兴的时候,常常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引得在座的人也都笑起来.
记得有一次,胡乔木在批评了《人民日报》一篇写得不好的评论以后,提出了对写评论文章的三点要求:1、使人看得懂,2、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3、能说服人,打动人.
他说要达到上述要求,首先评论文章的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要平淡.
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
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胡乔木还说:"文章要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所谓变化,无非是说了这面,又去说那面;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
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惊叹号都没有,那就不是好文章.
当然,文章的生动不生动,也不是光看句号、问号和惊叹号的多和少,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
"胡乔木问在场的新闻工作者:"你们看见过大海吗"他说:"海浪可以给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此起彼伏,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冲击.
不会写文章的人,要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想想自己文章里有没有波浪冲击和跌宕,有没有奔腾澎湃的气势.
"在另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批评当时报纸评论文章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缺少具体的东西.
文章里那些"应该如何"、"必须怎样"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武断,从逻辑上说没有根据.
他主张写文章要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结合起来.
他说,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任何评论文章都应该尽量作到夹叙夹议.
胡乔木告诫大家说:"写文章的人还要做一番努力,学会说有趣的话.
"他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议论风生'吗评论文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风'不是冬天的寒风,也不是夏天的热风,而是小电扇扇来的风.
这种风可以把人吹得清醒过来,使人感到舒服.
"他还指出:"写评论文章千万不要板起面孔来说话,文章里要有适当的幽默.
有了幽默,有了讽刺,就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胡乔木还讲了精心制作文章标题的重要性.
他说,"文章标题是很有讲究的.
不是有个'画龙点睛'的掌故吗如果用'画龙'比作写文章,用'点睛'比做制标题,是非常恰当的.
龙身画得好,龙眼点得好,这条龙就活了起来.
否则,龙身画得再好,而龙眼点得没有神,就是一条死龙.
有人说画龙容易点睛难,我说画龙——写文章也不容易,做标题更难.
有时候想一个好的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的三分之一.
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制作标题上下苦功夫,既要学画龙,更要学点睛.
"三、希望多出名记者胡乔木对记者工作很有兴趣.
他曾说过:"我这辈子没有当过记者,可以说是一件憾事.
"他很喜欢和记者接近,同记者交谈.
他关心记者的工作和成长,希望新闻界多出名记者.
我每次随同他去外地考察,他总要找当地报社的记者谈谈,问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的1958年,有的记者情绪发生了波动,胡乔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说:"要告诉他们,记者的前途是广阔的,做一个记者是有价值的,记者要把自己看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一辈子做这个工作很光荣.
"他说:"社会上每一行都有专家,新闻界也要有专家,记者可以成为政治家、观察家、文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
"有的记者提出:怎样扩大新闻报道面胡乔木回答说:"这主要靠记者跑的地方多,听的多,看的多,收集的材料多.
因此记者要善于接近群众,和他们交朋友,使他们愿意同记者说心里话.
"胡乔木把群众生活比作广阔的海洋.
他说:"只要依靠群众生活的海洋,稿源是不会枯竭的.
"记者"光会写文章是不顶事的,光有一套新闻常识也不够",一定要熟悉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心,熟悉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这样才有指望产生出合乎人民需要的第一流记者.
"有的记者提出什么是最好的采访方法胡乔木回答说:"记者采访要深入观察,八方提问,培养寻根究底的习惯.
"他接着说:"记者在采访中,提的问题越多越好.
中国把'学问'叫做'学'和'问',这就是说要去学习,要去提问题.
哪一个记者学习得好,提问的方面就多.
他去采访,问题一天也提不完,这就是有学问.
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学问,就提不出几个问题.
为了防止采访的时候提不出问题,外出采访以前,要尽量多做些准备,积蓄些本钱.
"还有的记者提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复杂的,记者在采访中怎样判断它的真实和准确胡乔木回答说:"记者外出采访,一定要多观察、多提问、多思考,真正做到熟悉情况,了如指掌,比如你要采写一篇农村办学的报道,最好去访问十几个村子,把十几个村子办学中所碰到的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然后再来动笔,一定会得心应手.
如果仅仅访问了一个村子,就来报道它,那毕竟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因而也就缺乏真实性.
"胡乔木还告诫记者:"要经常有一些报道题目在自己脑子里慢慢地积累和酝酿,真正做到心中早有准备.
记者要想写出'叫座'的报道,就一定要注意平时的积累,再依靠自己长期的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样写出来的报道,真正有新鲜的气魄,才能'叫座'.
"胡乔木对记者工作的兴趣,数十年而不减.
经过十年动乱,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他还念念不忘记者工作.
1982年,在一次小型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提出了记者问题.
他说:"过去我国有许多名记者,现在著名的记者似乎不那么多.
其原因可能是大部分记者都是定点的.
由于固定在一个地方,使他们眼界狭隘,思路也窄,很难把问题沟通起来考虑,因而写出的报道也就枯燥沉闷.
"胡乔木在这次座谈会上还说:"记者定点固然有定点的好处,但是我认为不定点的、满天飞的记者更好.
因为满天飞的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可以上下左右地议论和比较,这个省和那个省比较,现在和历史比较,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
这样写出的新闻和通讯,读者爱看.
"胡乔木最后说:"世界上著名的记者,视野都非常宽阔,知识都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活跃,他们写起报道来,有叙述,有议论,有文彩.
希望我国新闻界多出现这样的名记者.
"四、语重心长寄厚望1958年夏秋之际,有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常带着重要社论和文章的未定稿,到颐园和胡乔本共同审阅修改.
在修改文稿之余,常常听到他们谈论起关于新闻工作者的修养问题.
有一次胡乔木对邓拓说:"要把《人民日报》真正办好,就要提高编辑记者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
"邓拓说:"是啊,我们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报社的编辑记者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朝气有余,经验不足,业务水平亟待提高.
"胡乔木接着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全体编辑记者都要把自己锻炼成和中央的立场观点相一致,足以代表党中央思想作风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怎样才能成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呢"胡乔木提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修养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编采业务方面的修养.
要用毕生的精力去争取.
"后来,在颐园召开的几次小型新闻座谈会上,胡乔木又反反复复讲到新闻工作者的修养问题.
他说:"新闻工作是世界上几种最艰苦的劳动之一,新闻工作者终年不得休息,经常要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和精神上没有准备的东西,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当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练习得非常勤快.
所谓勤快,就是要写得编得又勤又快.
这样,才能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新闻工作者的艰苦,不仅表现在直接的编写上,困难的环境,生疏的地方,没有熟悉的人,甚至有的人还不欢迎你,这些都是困难.
但是为了工作,一切困难都要克服.
"胡乔木说:"总之,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对自己所接触到的群众,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都要经过认真思考,用一种深思熟虑的精神去报道.
"在另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讨论到新闻工作者的学习问题.
胡乔木讲了一段话,他说:"新闻工作者有两个职业上的弱点,一是不直接参加生产实践,但是要反映生产实践,由于实际知识少,反映的事物就不免同实际情况有距离.
二是缺乏理论解剖能力,往往把个别现象当作整体,容易产生主观片面性,容易犯左和右的错误.
"怎样弥补这些弱点呢胡乔木说:"除了尽可能参加实践以外,主要靠经常不断地学习.
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事物,分析事物,描绘事物,认识客观规律,反映客观世界.
其次是学习各种知识,因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可能只接触一方面的知识,还经常要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和事接触,因此新闻工作者对多方面的知识应该有广泛的兴趣.
""要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但是不要满足于和停留在万金油阶段,还要有某项专门知识,力求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
"五、心系读者情满怀胡乔木对报纸的读者也同样给予了很大的爱心.
他曾多次谈到: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编辑部在编排每一期报纸的时候,都应该处处为读者着想,多多为读者着想,不仅要尽可能多地给读者以新鲜的有意义的东西,而且要帮助读者解决在读报时所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引导读者去理解报纸上所反映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因此在报纸版面上适当增加一些图表、插图、注释和背景材料,应该是编辑日常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事情.
胡乔木称赞1962年12月中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莱武装起义》这一条新闻时配发了一幅文莱地图.
他说:"这样做给读者清楚地指明了文莱的位置和地理形势,从而增强了这条新闻的社会效果.
"胡乔木认为,"注释性的资料十分需要,读者对此很有兴趣,因为它能帮助读者阅读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
"大约是在1963年,《光明日报》开辟了一个"报刊文摘"栏目,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栏目设置得好,抓住了读者的求知心理,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他要求写一篇提倡在报纸上开辟"报刊文摘"栏目的文章,并讲了文章的大意:随着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各种报刊将日益增多,一些对知识有广泛兴趣的读者,走进书店、图书馆和报刊阅览室,对着琳琅满目的书报杂志,浩如烟海的理论文章、知识文章以及长篇短篇的文艺作品,可以说选不胜选,读不胜读,不免有望洋兴叹之感.
"怎能不望洋兴叹呢"胡乔木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工作繁忙,时间紧张,除一些专家学者和做学术研究的人以外,一般读者谁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那么多的书报杂志呢因此社会上需要'报刊文摘'这样的栏目.
它可以使一般读者用比较少的时间获得比较多的知识.
"乔木同志还要求报纸加强"图书评介",办好这个栏目.
六十年代初期,许多报纸相继设置专栏,刊登读者来信.
胡乔木认为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报纸进一步加强了同读者的联系.
不过他又说,"目前报纸上的读者来信,所反映的都是群众生活中的零零碎碎的小问题,很少涉及当前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群众的呼声、意见、希望和要求.
这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读者只能反映小问题,讨论小问题,因而读者来信就不容易引起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也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因此,胡乔木主张要提高读者来信在报纸上的地位.
他说:"读者来信中为什么不可以既讨论小问题又讨论大问题,既讨论具体问题又讨论原则问题,既讨论实际问题又讨论理论问题,既讨论生活问题又讨论生产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既发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的来信,又发表教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来信,既发表小学教师的来信,又发表各级党政干部的来信呢"当时报纸上和"读者来信"并存的还有"答读者"和"信箱"一类的栏目,胡乔木认为设置这样的栏目很有必要,编辑部可以借此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从而加强编辑部同读者的联系.
不过他又认为,目前大多数报纸的"答读者"栏目中,答复的多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小常识一类的问题.
他说答复这些问题,固然会为读者所欢迎,但是作为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报纸,仅仅限于答复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常识就显得非常不够了.
胡乔木说:"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综合性的报刊上,可以经常地有计划地答复读者一些关于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生产建设和群众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他建议在一些报纸上还可以像《中国青年报》的"青年信箱"那样,设置"工人信箱"、"战士信箱"、"农民信箱"、"妇女信箱"、"文艺信箱"……等栏目、答复各方面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胡乔木同志对新闻工作理论的论述和实践的指导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
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继续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充实发展,以不辜负他的热心关注.
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纪念乔木同志而作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在党的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掀开了党和共和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胡乔木同志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参加了工作会议,并列席了全会.
我作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一伟大事件,亲眼目睹了乔木同志为会议主要文件的起草所做的大量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
会议原定的议程有三个:一是讨论如何把农业搞上去,主要讨论两个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学习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开幕会上,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提出在进入上述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但是又说,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要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
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3日下午,午睡一醒,乔木同志就叫我到他房间.
他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
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
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
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
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说下午的小组会上他要发言.
会后,简报组很快将他的发言记录送来请他过目,说要在简报上全文刊用.
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
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反映了出来.
但是,正如乔木同志发言中引证的列宁的话所论述的那样: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华国锋同志和另外一些仍身居要职的同志,不仅没有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相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拖延老干部的工作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将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呢因此,尽管会议事先规定的议题都是经济问题,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冤假错案等等这类政治问题上,使会议脱离了华国锋同志事先设制的轨道,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
而在会议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变中,起带头作用的,打第一炮的,正是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
就在乔木同志发言的同一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说他完全赞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
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
对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和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彭德怀同志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等六个问题.
陈云同志当时在党内虽然只保留有中央委员一职,但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由于他讲的这六个问题恰恰是触及到"左"倾错误要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各组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
这使我想起在这以前一年多,同样是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会议简报组竟然要求他把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话删去,而当遭到他的拒绝后,居然在简报上不予刊登.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时过一年多,党内健康力量与错误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已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潮流了.
正是在会议形成的这股巨大潮流的推动下,北京市委于11月14日作出决定,认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个决定于当天获得了中央批准,并于1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
那天早上,乔木同志笑着对我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我马上找到报纸,看后虽然也很高兴,但感到这句话还不能说是给这次事件最后定了性.
而有意思的是,新华社在当天编发通稿时,为了有一个醒目的标题,索性把那句话概括成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推敲起来,这两句话应当说是有差别的.
因此,消息在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见报后,有的同志对这样概括是否能得到中央的认可,心里还有点打鼓.
直到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代表中央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
在这次讲话中,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被平反,"二月逆流"问题和杨尚昆同志问题也被平反,并明确要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
至此,会议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不过,在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也有些问题没有讲到,其中最为大家关注的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因此,讲话之后,这两个伺题又成了会议上最"热门"的话题.
乔木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
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
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后来,在会议闭幕时,华国锋同志表了态;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用很大篇幅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对此,由乔木同志主持起草的全会公报是这样写的:"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至此,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也得到了最后的解决.
这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会外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一些群众受到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在西单墙上贴出大小字报,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同志的责任,有的甚至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并引起了群众问的争吵.
后来,发展到一部分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自发集会,发表演说.
上海还发生冲击报社,要求报纸刊登群众集会消息的事件.
当时,华国锋同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主动权,领导全党及时和正确处理这一新动向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虽恢复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久,却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身上.
在北京市委向中央领导同志最初汇报时,邓小平同志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明确指出:工作要跟上,要积极引导群众,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当时宪法中还没有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不要离开党中央的领导,槁新的运动.
现在人心思定,乱是脱离群众的.
安定团结是实现四化的必要政治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小局要服从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他说,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旗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同毛主席的威望是分不开的.
问题可以讲,但要维护毛主席.
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但那时毛主席年龄大了,"四人帮"利用了这一点,问题比较复杂.
有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搞不清,下一代再搞.
报纸要十分慎重,文章要恰如其分,超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小平同志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可以说是反复讲,而且也为十几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当时这样讲,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种新的精神.
有些人,包括党内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一时想不通,感到转不过弯来,认为刚刚提出批"左",怎么又反起右来了呢实际上,领导者的艺术恰恰就在这里,就是要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而是抱着一种放任态度,那么,局部的街头活动就会迅速蔓延,国家就会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极少数不听劝阻、坚持"西单墙"活动的所谓"民主斗士"后来的所作所为,清楚他说明,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四五运动同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完全是两码事.
对于"西单墙"的问题,乔木同志从一开始就十分赞成按照小平同志的原则态度来处理.
他在发言中说,有些群众在外面贴大字报,其中大多数的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考虑总有不周到的地方,一些说法也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工作.
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局面.
如果有人要挑起违反历史潮流的争论,制造事端,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被群众和历史所抛弃.
当时,记得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为了搞好对小平同志指示的传达贯彻,还特意把乔木同志请去和他们一起商量.
正是由于这一指示的传达贯彻,参加街头活动的绝大多数群众回到了家中和工作场所,北京市乃至其他一些城市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政治问题解决了,代表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上.
一大晚上,乔木同志告我,他在下午的小组会上放了一炮,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
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的意见.
他建议,这次会上只搞两个关于农业的具体问题的决议,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产品的进出口,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再搞.
他还说,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
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当时,正巧李先念同志参加他那个小组的讨论.
先念同志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但补充了一点,就是关于农业的决定还是要在这次会上搞出来,而且就由他负责来搞.
这之后,中央正式确定由乔木同志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
会议的后半期,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这件事情上.
由于一些同志在《决定》如何写的问题上,思路不完全一致,所以,会上临时召集了两个班子,各自起草了一个稿子.
乔木同志经过比较,选择了其中他认为基础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反复修改.
临到会议结束之前,总算拿出一个成品,印发给了代表.
大家看后都感到满意,觉得这回像个中央文件了.
但是,时间毕竟还是大短,缺少充分的讨论.
因此,经乔木同志的建议,这个决定草案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只是原则通过,会后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一起发到各地讨论和试行.
经过九个月时间的讨论和试行,在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它又作了必要的修改,并正式予以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五十亿斤,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
虽然在这之后,农村改革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生产责任制大大突破了包工到作业组的形式,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就是在今天,它提出的许多措施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它的产生,当然是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中显然也凝聚着乔木同志的一份心血.
工作会议原来只安排半个月,但实际上却由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比整整开了三十六天.
会议快结束时,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收进《邓小平文选》中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原先,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要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
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
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仍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第二,发扬民主.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
第三,向前看.
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
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待得十分详尽清楚,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
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以后,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4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
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这种拼命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它提纲挚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因此,在随后进行的会议分组讨论中,受到代表们的一致拥护.
这个讲话对于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作用.
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指导作用,人们仍然可以从它的许多重要论述中汲取思想上的营养,受到有益的启发.
工作会议结束那天,乔木同志在分组讨论中也发了言,集中谈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
他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
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
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
"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
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
华国锋同志提出以后不再讲"华主席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乔木同志还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作法还是有分寸的.
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
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少见的.
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是不成熟的表现.
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乔木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
以后,全会的公报中专门有一段文字谈集体领导,谈少宣传个人.
这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工作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回去了,有的留下来休息,等着三天后开全会.
因为乔木同志已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所以也留了下来.
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
原来,就在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同志鉴于由会议文件起草班子准备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与会议的实际结果距离太大,故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
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
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启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
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厂去排印.
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
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
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
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
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
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公报写得高屋建领,气势磅礴.
它用五个部分的精炼文字,高度概括、准确表达了全会和工作会议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和作风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内容,公报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这就在事实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公报还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防止基本建设一拥而上.
这在事实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大规模经济调整拉开了序幕.
它不仅在当时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份重要文献,也将永载史册.
在全会闭幕会上,根据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胡乔木等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待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
至此,全会圆满结束.
在全会结束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乔木同志又被任命为中央副秘书长,正式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由于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因此,全会开得十分顺利,只用了四天.
加上工作会议的时间,两个会议总共用了四十天.
这四十天的会议,不仅实现了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三中全会路线,而且在会风方面也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
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反映了代表们的共同心情.
他说:这两个会,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
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召开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
九大、十大党章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
这一次,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
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三中全会和作为它的准备的工作会议距离今天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
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两个会议上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同样,人们也没有忘记和不会忘记,乔木同志对这两个会议产生的重要文献所付出的辛劳.
这两个会议象灯塔,指引我们在短短十六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毫无疑问,它确定的路线必将继续指引我们,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
l994年7月20日呕心沥血孺子牛黎虹到今年9月,乔木同志逝世就满两年了.
但是,他那忘我工作的身影,他那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孺于牛精神,一直恬在我的记忆中.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我被调到乔木同志处担任秘书,直到1984年10月调离,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五个年头.
当时,乔木同志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思想、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担负着极为繁重的任务,工作十分劳累.
仅就重要文件的起草和重要文献编辑出版工作来说,他在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下,具体组织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宪法的修订工作;起草和修改过大量的决定、讲话、文章和评论;还为《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的继续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述工作中,乔木同志所表现出的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常常使我敬佩不已.
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理论素养高,文字功夫深,实不愧为大学问家、大理论家,不愧为我们党的"一支笔".
作为他的秘书,我当时深感难以胜任,无论从学识和文字能力方面都不能达到乔木同志的要求,只能帮他做些具体的事情.
不过,五年中乔木同志的身教言教,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他那呕心沥血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给我的教育犹为深刻.
乔木同志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
早年做过胃切除手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又做了胆结石的手术.
长期的脑力劳动和紧张工作,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多年来,他完全靠药物调节.
有两种药他总是随身带的,一种是兴奋剂,一种是镇静剂.
上午工作时,要服兴奋剂;中午休息时,要服镇静剂:下午还得服兴奋剂,否则无法工作.
尽管这样,有时候药物也不起作用,为了工作,他只得加大药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带来很大痛苦.
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分昼夜地伏案工作.
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为了集中精力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同志带领二十多人的起草小组长住玉泉山.
大约在1980年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一觉醒来,还听到隔壁乔木同志的屋里有动静.
我打开灯看看表,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于是我推开乔木同志房门,他正在桌边看书.
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说前一天写稿子太紧张,过分疲劳,吃药不管用,睡不着,躺着难受.
我劝他还是躺下休息.
可是到了五点钟,他又起床出去散步了.
我知道,这几天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同志写了几稿,他都不满意,没有充分体现小平同志指示精神,在文字表述上也很不理想.
所以他自己动手写.
那天早饭以后,我劝他上午还是休息一下,他大概躺了不到一小时就起来服兴奋剂,又开始工作了.
到了中午,他通常是12点吃饭,12点半到1点半休息,可是那天不到一点钟就来敲我的门,说他上午服兴奋剂过量,非常难受,怎么也睡不着,要我陪他去院内的小湖里划船.
7月的中午,在烈日下划船就像火烤的一样,我们划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
看到他坐卧不安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也十分感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他当时己是年近七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这样耗尽心血,拼命为党工作.
又如,1982年5月13日下午,他正在修改小平同志在政治局的讲话,突然感到头晕,夜间又出现呕吐,经医生诊断是疲劳过度,并给他吃药打针.
医生嘱咐要停止工作,卧床休息,可是第二天稍有好转后,他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乔木同志的毅力和忍耐力是很强的.
经常是自己忍受痛苦从不对人说,如问他有什么不舒服时,他总是回答没有什么.
我清楚,乔木同志生怕别人为他操心,更不愿意麻烦组织.
即使到了癌症晚期,大腿骨被癌细胞侵蚀断了,腿被金属固定住,他也从没有叫喊一声.
医生会诊时说,乔木同志的毅力是惊人的,他的承受能力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
中央领导同志对乔木同志的身体非常关心.
每当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是要他到医院或外地疗养.
可是乔木同志是个闲不住的人.
在疗养期间,他还是不忘工作,脑子总在思考问题.
1982年7月,他在青岛疗养,有一天从外电报导中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他立刻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在北京),要我尽快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并转达他的具体建议.
因事关重大,随后他又赶回北京,亲自起草了一篇评论员文章.
可见乔木同志时刻都在关心和思考着党和国家大事,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乔木同志是非常谦虚的.
他从来不提个人的作用,也不许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功劳.
比如,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后,党内外一致反映这个决议写得很好.
有些同志也提到了乔木同志在具体组织起草工作中的作用.
当乔木同志最初听到这些反映时,他正在305医院住院.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十三天,即1981年7月19日上午,他要我立刻通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所有人到305医院来,他有重要事情要讲.
10点左右,人到齐了,他很严肃地对大家讲:"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很多同志集体创作的结果.
所谓集体创作,不仅仅是几个人、几百人的讨论,而且也是由二十几位同志从头到尾搞的.
家里的人如果在外面听到谈起草《决议》与我关系的话,应作这样的表示:这个《决议》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体创作的.
我只不过是作了一部分工作.
要作这样一个声明.
直接主持这项工作,最主要的是小平同志.
"接着他宣布:"从今天起,所有工作人员和家里人都要认真学习《决议》,领会精神.
先由我主讲.
今天是第一讲,讲不完以后再讲.
"于是他先讲《决议》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按《决议》的顺序逐段作了详细的阐述.
他一共讲了四个半天,前三个半天完全由他讲;最后一个半天由大家提问,他解答.
通过乔木同志的四次讲解,大家普遍感到收获很大,不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政治历史教育,而且受到了一次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品德教育.
又如,乔木同志一生中写过不少好文章,起草过不少好文件,有的还受到过毛主席、小平同志的称赞,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
有时我们从有关方面听说了去问他,他也不允许我们工作人员去张扬.
有一次,起草文件小组的同志在闲谈时问他:你一生中最满意的文章是哪一篇他说,我满意的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修改或中央集体讨论的.
如延安时期写的《驳蒋介石》,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毛主席改的.
后来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也是经过中央讨论的.
鉴于乔木同志年事己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许多同志曾多次建议他写写回忆录,但他总是不同意.
薄一波同志回忆录上卷出版后,我和家里人再次动员他,他还是说他同薄老不一样,薄老当时是参加决策的,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而我只是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协助他做些具体事情,我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
大家说,不写你自己,就写回忆毛主席.
这样总算把他说通了.
他同意后,我立刻帮他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
现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即将出版,相信它的价值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
乔木同志直到临终前,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墙上,一直挂着鲁迅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
这正是他一生中身体力行的写照.
他那呕心沥血为党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作于1994年6月忆乔木同志邱德新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但我总觉得他仍然活着,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就像刚刚发生的事一样,是那样清晰.
我有幸在乔木同志身边数年,聆听他的教诲.
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时时鞭策着、鼓励着我,成为我作人的榜样.
一在我的印象中,乔木同志的心里总是装着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他始终不倦地拼命工作,遇到重大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决不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数年之中,乔木同志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他的身体本来较弱,工作那样繁重,常会感到不适,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埋头苦干.
1980年夏,乔木同志全身心地投入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常常是一边吃药一边工作,实在顶不住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过一会又接着工作.
有一天下午,到下班时,乔木同志竟像一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走路都走不稳.
我看见后吓了一跳,赶快扶他上车.
一回到家,他就躺下了,连晚饭都没有吃.
但是第二天又照常上班.
为了写好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政治报告,乔木同志几次被累倒,不得不住进医院,但只要他觉着略为好一点,就坚持出院,继续工作.
1985年4月初,中宣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希望乔木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当时,乔木同志不慎把脚腕扭伤,不能走路,正在家养病.
他让别人架着他到了会场,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使到会的同志都大为感动.
事后他说,本来不去也不为过,但这是涉及几十万上百万青年政治思想教育的大事,我有责任把这事抓好,否则就是失职,于心不安.
在原则问题上,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决不退让.
记得1982年春夏之交,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歪曲历史事实,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乔木同志认为,这是有关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是个原则问题,决不能妥协.
我们要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绝不能为了友好,就放弃原则.
因而他一再坚持要进行反击.
1985年9月,日本内阁成员中曾根等人,不顾中国方面事先的友好劝告,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对此,乔木同志也是始终坚持要进行外交交涉的.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着重强调,爱国主义,就是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乔木同志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提出要在全国进行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
在这方面,乔木同志发表的意见和所做的工作,给我印象根深.
乔木同志说,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很多,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利益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每一个人(更不要说是共产党员了)都应首先把国家的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谈不到为人民服务.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的人,还能去爱这个国家的人民,还能去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去牺牲自己的一切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连爱国主义精神都没有,失去自尊自重自爱的精神,那就很难想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是团结统一的,还能正常发展并强盛起来.
所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
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乔木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宣传小平同志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
2、提倡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读书活动.
3、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
4、自己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
关于读书活动,首先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全国总工会对此事进行了扶植,乔本同志抓住了这一典型,在全国推开.
乔木同志多次接见其中的先进人物,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学文化,学政治,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思想修养和民族自豪感.
1983年7月,文化部出版局召开全国出版局长会议,乔木同志出席讲话,指出要在全国开展广泛的读书活动.
他还提议组织全国出版力量,出版一套丛书,对人民进行文化和政治思想教育.
这套丛书,在全国有关出版社的努力下,以《祖国丛书》的名义,陆续出版,总计一百余种.
1985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
据我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首先是由乔木同志提出来的.
他说过,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一方面表明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题材.
对抗日战争,现在五十岁上下的人还有印象,还能了解,但对年轻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了.
因此,抓住抗日战争这个题材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进行纪念,乔木同志提出了主导意见.
首先,在总体方针上,过去讲抗日战争,只讲共产党方面,很少讲国民党方面,这不全面.
国民政府是片面的、消极的抗战,共产党是全面的、积极的抗战,这是事实.
在国民党中间,也有不少人是抗日的,而且做了不少好事,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他讲出来.
对中日关系也要全面认识.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从历史上来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都是友好往来的.
只是到了近代,才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
但是,日本广大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而且,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我们既要揭露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同时也要宣传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其次,在具体措施上,乔木同志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1、请新华社等单位组办中日邦交历史展览,以图片"实物等形式,全面叙述一千多年来两国邦交的历史.
在公开展出前,乔木同志亲自到中国美术馆进行审查.
2、请孙平化、刘德有两同志撰写了《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一文,叙述了1949年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及有关人士,为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巨大努力.
乔木同志曾约孙、刘两同志面谈,提出写作此文的总体构思和具体意见,对初稿又作了细致的修改,最后批给《人民日报》发表.
3、提议在原北平市宛平县城内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
具体工作由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同志做,但从选址、经费到馆内陈列等事项乔木都亲自过问.
他还给耀邦同志写信,建议征集抗日战争文物.
4、组织抗战胜利纪念日宣传.
8月底,乔木同志就指示宣传部门,9月3日那一天,除中央召开大会以外,首都各报都要发表社论.
不仅如此,全国各省的报纸都要有自己的社论,不能单转载《人民日报》的.
全国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北京、武汉、重庆、沈阳等都应该有纪念活动.
"七·七"、"八·一三"、"八·一五"等我们都没有表示,这次不能再没有表示了.
在乔木同志的指挥和具体布署下,中国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有声有色的纪念活动.
1985年9月底,军科院举行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乔木同志应邀出席讲话.
他提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应当责无旁贷地加以研究.
这个讲话,后来以《加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研究》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18期上.
5、自己动手写文章,1985年4月,乔木同志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请,为该社出版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我的中国心》写序.
尽管当时乔木同志身体不好,还是高兴地答应了.
他拖着病体看了有关资料,写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
乔木同志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几度面临严重的外敌人侵而绝不屈服,这一切让人们痛苦悲愤又催人奋进的、可歇可泣的历史,正是由中国人民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用自己的泪和血写出来的.
在敌人的屠刀、枪口面前视死如归,深信祖国的生存、利益和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我国人民高贵的民族性格.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不但不同爱国主义相对立,而且正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当今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1986年9月,乔木同志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他指出:"现在的确有一部分学生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甚至缺乏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
这种情况,不但引起中国的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甚至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也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坚决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不把加强各级各类学校首先是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看作当前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很明显,一个人如果缺少爱国热情,对我们国家的光荣历史和当前的伟大时代任务几乎无动于衷,那么,他就很难具有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三乔木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道德情操,也是令人感佩,值得我们学习的.
乔木同志长时期分工管理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他对工作既有战略指导,又有战术指导;既有原则性的意见,更多的是非常具体的意见;对部门、下级有肯定,有表扬,又有改进和批评意见.
乔木同志每天阅读报刊,看电视新闻,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有什么想法,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即使在外地,也是这样.
例如,1985年8月31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了《靖国神社阴魂不散》一文,乔木着后说:"请告新华社,考虑将此文摘要发表.
"又说:"请注意最近东南亚各国的反映.
"1985年5月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应该发生的故事》一文,乔木同志对我说:"这篇报道的内容和文字都好,建议《人民日报》转发一下.
"1985年3月26日晚,电视新闻中有现代文学馆开幕的报道.
乔木同志看后说:"这次会的主角是巴金老.
这个馆是由他提议组织的,还拿出了十万元稿费和他的部分手稿、图书资料,今天的会议也是他主讲,但电视中只有他一个镜头,这不好.
请电视台改一下重放.
"类似这样的事情是经常有的.
许多重要文件,乔木同志都是既动嘴,又动手,更多的是亲自动手写作或精心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至十二大期间,中央的重要文件,绝大多数都是经乔木同志修改定稿的,其中不少还是乔木同志动手撰写的.
此外,在这一期间,乔木同志还写了一些署名文章,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篇长文就是其中之一.
乔木同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改革开放大计的胜利进行,倾注了全部心血.
乔木同志长期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署有"胡乔木"名字的却少而又少.
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作出了多少贡献,人们还没有去研究,除中央少数人知道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他自己也从来不说.
他默默奉献几十年,直到他离开人世,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品格.
远的不说,1986年版《毛泽东诗词选》这个集子,从诗词的选辑到注释、直至出版说明,都是乔木同志自己动手的.
说是乔木同志编也是名符其实的.
虽然在编辑过程中也还有其他同志参加了资料的查对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但实质性的、主要的工作是乔木同志做的.
根据这种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提出此书署名"胡乔木编".
乔木同志断然拒绝.
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是做了一些工作,我长期做主席的秘书,现在为他编辑这本书,是我应当做的;而且在编辑过程中,有许多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也不可能这样顺利出版.
因此,这本书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创作,没有理由署我个人的名字.
最后,还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署名.
又如,1985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根据乔木同志的一次讲话整理出了一篇文章在该杂志发表.
在涉及署名时,乔木同志又说,不要署我的名字,虽然这篇文章是根据我的讲话整理的,但这是《红旗》的同志整理成文的,功劳应归他们.
后来《红旗》的同志将稿费寄来了,乔木同志又要我取出送回有关同志.
这样的事还很多,就不一一去说了.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乔木同志几十年始终勤勤恳恳地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工作,默默奉献,确实难能可贵.
这种精神,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范.
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一大批像乔木同志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
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同志张德成乔木同志一直是我敬重的领导人之一.
建国初期,学习了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后又不断读到他的文章.
1979年底至1980年期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还当面听过乔木同志的讲话,都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
乔木同志学识渊博,文、史、经、哲无不通晓,尤其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特别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全党公认的,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我同乔木同志直接接触,是在1985年秋,陪同他去黑龙江、吉林一面休息一面作点调查研究.
几个月后,调去作他的秘书,了解也就更多更深了.
1986年春,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过几次,就到乔木同志处工作一事征求我的意见.
我一直在犹豫,不敢承担,甚至写过书面意见.
说明我的学识和文字能力都难以适应乔木同志工作上的要求.
时过两三个月,突然通知我去报到.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果然乔木同志早已等候在办公室.
那天,他兴致很高,异常兴奋,我刚坐下,没说一句客气话,他就谈开了.
他谈到当前思想理论上的一些问题,特别谈到如何作一个合格的秘书.
他说:作秘书,特别作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固然要守纪律,善于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意图办事,但只有这一条不够,还应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要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
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
谈到这里,他顺便举了一个例子:说前不久,他看到一位领导同志的谈话稿,有几处提法不符合国家刑法规定,本没有人委托他作修改,他马上主动地作了必要的修改,并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此件即使发出也要追回,并把他的修改稿送上.
他的意见和修改稿当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然后,话锋一转,对我说:我讲此事,你不一定遇得到,只是说明当秘书也要有这种精神,不要在领导同志面前唯唯诺诺,明知不对也说是是.
有的事,你听了就算了,绝对不许向任何人讲,对老婆也不能讲,作秘书就要严守纪律.
要用党籍来担保:绝对遵守党的纪律.
我听了,内心为之一震,很受感动,对一位老革命家的敬重心情油然而生.
过去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一位很严肃的人,报到之日就已领教到了.
我在乔木同志处工作约一年半的时间.
这期间,乔木同志健康状况一直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一面养病,一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
每次到外地休息.
总是邀请有关方面的同志来住地座谈.
在北京,凡是中央委托他做的事情和需要他参加的会议,总是认真对待;也时常请文化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到家里交谈,或派秘书去转达他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和了解的有关情况.
乔木同志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党的工作和需要就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我的接触中,从没有感到他有名和利的丝毫打算,而且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的,讲党性,讲原则,守纪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有一次随乔木同志到了某省,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在宾馆欢迎乔木同志.
见面没说多少话,他就感到身体不适,进卧室休息了.
省委领导同志要我报告乔木同志:当天晚上省委几位领导同志在宾馆设便宴欢迎乔木同志.
乔木同志得知后,当即要我婉言谢绝,并向省委领导同志表示谢意.
第二天上午8点刚过,有一位负责同志来到宾馆要求见乔木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我向乔木同志报告,他毫不含糊地要我转告这位负责同志:我是来休息的,这里没有什么事,请即回去,有时间多做工作不好嘛,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些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应酬上呢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据我了解,不少同志完全是出于对乔木同志的敬重和仰慕,前去看望他,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乔木同志多次对我说:地方上的同志特别是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本来就够忙的,我们北京来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给他们添太多的麻烦,即使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也要多加谅解.
本着这个精神,在各地召开座谈会总是人不多,估计每个人都能有发言的机会即可.
对此,乔木同志很满意,他说:不能让人家老远跑来,连一次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就很不合适,开会不要人多,要重实效.
乔木同志从来是改革开放方针积极的宣传者.
早在1978年7月11日,乔木同志就曾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发言.
这篇发言,后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他在这篇发言中提出,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和价值规律,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必须进行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
乔木同志这些重要意见,后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采纳,并写进了全会的公报.
1979年1月3日,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就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提法从理论上全面地进行了清理,有力地论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还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都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论述了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而这两个文件恰恰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乔木同志组织起草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量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乔木同志或者起草,或者提出意见和进行修改,为制定、贯彻和丰富党的基本路线及方针政策做了难以用数字表述的工作.
这说明乔木同志旗帜鲜明地、一贯地坚持积极、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愧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5月23日)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历史邱敦红胡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作为他最后一任秘书、或者说是他一名不合格的小学生,我对他的追思和纪念,无疑不是一般生离死别后的痛苦和伤感.
乔木同志作为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他的学术领域是什么呢我以为首先是历史学,或者确切的说是中共党史学.
这不仅可以从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时填写"党史学者"得到证明,而且他一生的治学成果和奋斗足迹都与我们党的历史有关.
1941年2月,他调到毛主席身边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毛主席校对《六大以来》(这是一部供党内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党内重要文件汇编);以后又协助毛主席编辑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同样性质的文献集.
这就促成乔木同志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党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就为他参与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准备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不久,仅用了一周多时间,他就写成了著名的当时作为党内教材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这本书尽管他后来并不满意(一直不同意再版),但我多次听到不少人对他说,是受这本书的启蒙教育长大的.
后来,为了写出一部好党史,仅我知道的他找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谈话就达十多次,直至建党七十周年之际写出了使他比较满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两本书.
为了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写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与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达三十二次,记录稿约二十多万字.
在他现存的文稿中,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包括他为建党七十周年写的最后一篇力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篇文章,是他在癌转移、全靠吃化疗药和"兴奋剂"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拼老命写的".
很多人都知道乔木同志参加编辑和修订《毛泽东选集》1—4卷的工作,却很少人知道他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出版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
《周恩来传》和他的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年谱》等,出版前没有不送他过目的.
他还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和有关专著.
薄一波同志的重要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他在做完手术后不久还坚持对样稿仔细看了两遍.
他一生为中央、为毛主席、为其他领导人、为包括新闻宣传部门在内的中央机关,究竟写了或由他主持写的东西有多少,现在还得不出准确的数字.
他参加起草的鲜为人知的《共同纲领》、第一部《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十二大报告,和收入他文集第一卷的一百二十六篇社论,绝不是他工作的全部.
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党中央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别人著作的名义、以党报社论的名义出现的,人们没有也不可能从中找到"胡乔木"三个字.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撰稿人,他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史研究和重要文献的起草、编纂事业,同时也给自己写下了一部没有署名的历史.
我到乔木同志处报到的那天,他领我到书房找毛主席和郭沫若给他修改的诗词手槁(因为当时要出版他的诗集).
实在说,第一次看到个人有几万册藏书,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在他看过的书中,对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选、中外思想家的名著、古典诗词、中外文学名著、古今中外历史名作等尤为博闻强记,常常要我们查我的内容与他实际记得的篇目章节一点不差.
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思维科学、语言文字、考古,地方志、现代诗歌等方面的书,他也读得很多、很深、很细,往往越是我们看不懂的书,越是他最感兴趣、最爱读的书.
可能是读得太多的缘故,我感觉他读书有一种特有的灵感,一望便能抓住要害,知其深浅好坏,有时也把他认为好的书"推荐"给我看,并要向他汇报读后感,至于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我看的就更多了.
这种每天必须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1992年9月27日,他鼻子插着氧气管、嘴上戴着呼吸罩,还用颤颤巍巍的双手终于翻完了《人民日报》一至八版,就在这天晚上他才最后停止了学习、思考和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乔木同志酷爱读书、勤奋笔耕和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确使他成了学贯中西古今的大学者和辞章家.
1987年7月中旬,我第一次随他去北戴河,在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他给中央写了两封关于哲学问题的信,谈及了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约里奥·居里,英国生物学家海登,"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系统论"的主要创始人美籍奥裔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等人的哲学倾向,对"自然辩证法"、"哥本哈根学派"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在近现代科学家中的影响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有一次他与音乐、戏曲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其中讲到的关于如何"广开乐路",严肃音乐如何在国内生根和发展美声歌剧,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剧的改革,支持严肃艺术和提高青年听众的审美情趣,以及商业性演出等问题,在文艺界的一些专家们看来也是很内行的.
记得还有一次他要我誊抄他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老先生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的修订意见,密密麻麻的修改、补充和旁注使吕老深力感动.
他对新中国的文字改革、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博物馆建设、地方志编纂等工作的突出贡献,在有关各界是公认的.
他的散文、杂文和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在学界、诗界也有一定影响,不少专家名人为其著述作注.
乔木同志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
他写文章不仅内容求深、语言求新、形式求美,而且可以说很少有真正的定稿.
构思时间很长、出手很快、修改反反复复,是他写文章的三大特点.
常常发过的文章,不管别的报刊转载多少次,他总有新改动,而且往往在排印过程中还让我们打电话修改某些句子和提法,足见他真正是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
所以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央重要文稿反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即使为他代拟一封短信,往往也要反复多少遍,更不允许出现文字错误.
乔木同志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从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他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
散步时他也在思考.
一有想法,就随时写在便笺、台历、信封上.
他从来不问钱和家里的事,一心只有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事业.
忧国忧民之心是他的党性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交织在一起的.
不管在不在职,也不管中央采纳不采纳,他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建议信,从来没有他个人的要求.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留给家里的话是,希望子女要求进步.
这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一般人看来也许认为活得"太累"、太不值得了,但我以为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已经达到精神的升华,我敢说他是真正最富有的人,最幸福的人,最能赢得未来的人(就历史的意义而言).
(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9月19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乔木同志的晚年岁月徐永军1989年3月,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
从此,我跟随他走完了他最后三年半的人生旅程.
三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值得我回忆和珍惜的东西却很多.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退居二线的他仍然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
一、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身体力行乔木同志一向重视学术交流.
他不独重视国内学者间的交流,还提倡中外交流.
1989年春夏之交后,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中美两国官方接触基本中断.
政治纠葛会不会影响学术交流,一时成了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乔木同志此时利用他1989年3且底至5月初赴美讲学期间结识的朋友相继访华的机会,同他们频繁接触,表达了中国方面希望继续密切中美两国学术交流的意愿.
仅在10月份,乔木同志就先后会见了李侃如、伍德科克、奥克森伯格.
以后,他又分别会见了李政道、李中清、威克曼、梁佩潞、奥树德等人.
10月5日,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了他访美归来后的第一位美国客人——李侃如教授.
会见中,双方强调在中美外交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双方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乔木同志说,学术的交流对于学术的发展和全人类精神财富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它有助于促进双方互相了解.
两国学者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比较冷静和超然地分析问题,并影响各自政府和舆论界.
李侃如教授对此表示同意.
他说,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foundation)长期致力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在美国,这叫做"补充外交".
乔木同志认为"补充外交"是解决某些问题的好形式.
有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不宜由政府间直接讨论解决,而可以由民间人士通过非正式的协商来寻求解决方法.
在会谈中,李侃如教授表示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很感兴趣,但美国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希望乔木同志帮助他采访一些仍然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取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乔木同志说,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加深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有益,而且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价值.
他表示,这个课题的研究最好有中国学者参与合作,并希望,作为交流,美国有关方面也帮助中国学者到美国深入研究美国史.
李侃如回国后,就"补充外交"一事向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作了报告.
美国政府对此颇为重视.
也许正因为如此,10月下旬,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先生以美国新技术公司董事名义受命来到中国.
29日,通过新华社找到乔木同志,了解双方派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非政府代表,用非政府团体寻求解决两国政府间棘手问题的方法的可能性.
伍德科克说,如果中国方面同意这样做,美国将派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作为代表.
乔木同志感谢伍德科克先生告诉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和他为保持中美友好所作的努力.
他说,如果要谈,中国方面可以由与恒安石地位相称的中国前驻美大使韩叙出面.
但是,这件事最终得由政府决定.
他将把今天的谈话内容向中央政府和外交部报告并事先征求韩叙的意见.
会谈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乔木同志对我说,他在美国讲学时同伍德科克见过面,并向伍德科克赠送了一幅毛笔字.
他说,伍德科克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但为人诚恳、朴实,是他最喜欢的美国朋友之一.
见面之前,他以为只是叙叙旧,没有想到谈话的分量这么重.
会见伍德科克后的第二天下午,乔木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奥克森伯格先生.
奥克森伯格此次是作为外交部的客人同尼克松一道来京的.
这次会见,双方主要就10月5日乔木同志与李侃如教授谈到的学术交流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会见结束时,奥克森伯格向乔木同志递交了他和李侃如教授联名致乔木同志的信.
信中开列了他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计划和他们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
奥克森伯格希望乔木同志把此信转交中国有关方面研究后,在一两个月内给他们一个答复,以便他们在1990年夏天实行他们的计划.
乔木同志当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说,他将请社科院协商有关单位落实他们的计划.
1990年7月5日,李侃如、奥克森伯格再次联名致信乔木同志.
他们感谢乔木同志对他们如期来华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安排所作的努力,同时告诉乔木同志,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初步的进展,在他们的采访和查阅资料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合作,尤其令他们感到荣幸的是,他们见到了吕正操同志.
此后,乔木同志还多次接见来访的美国学者.
由于乔木同志的特殊地位,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长,不少学者在会见时,请求乔木同志对他们在华学术交流活动给予帮助.
乔木同志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让他们圆满完成研究课题和访问计划,使他们高兴而来,满载而归.
这在当时中美外交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况下,确实起到了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作用.
二、为党的文献编辑与历史研究尽心尽力乔木同志任毛主席的秘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毛主席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
不意,他从此与党的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这两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他退居二线以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对党的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继续倾注了大量心血.
就我所知,1988年至1992年的五年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重要文献著作的选题、选目,无一没有经过乔木同志审定.
像《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这样一些重要著作在修改再版或编辑出版之前,乔木同志都要在用字、句法、逻辑等方面进行认真把关.
他拿不准的,则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去请教吕叔湘、钱钟书等语言大师.
对这些重要著作出版后的宣传报道,乔木同志也总要亲自过问,并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宣传文章.
1989年夏天,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修改《〈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重要文章介绍》一文和《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的注释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8月初,乔木同志收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重要文章介绍》一文后,用了四天时间进行精心修改.
当他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时,我发现,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通篇布满了他那清秀的字迹.
时隔五年,我虽然记不得他对哪些文字作了怎样的修改,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两文的介绍文字是他加写的.
又过了几天,当乔木同志得知《人民日报》准备在8月22日全文登载《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时,他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文中出现的"大民主","小民主"、"匈牙利大民主"、"波兰大民主"作注,并亲自修改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注释.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解释"大民主"、"小民主"时,根据毛泽东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用了一句概括性的语言,即"'大民主'、'小民主'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
"乔木同志认为这种解释不妥.
他说,"大民主"、"小民主"并不是一种什么形象化的语言.
这样解释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喜欢广泛的民主,因为在汉语里"大"常常是褒义的,"小"则常用作贬义.
这与毛主席、小平同志的原意不符.
他当时也没有想起一种确切的解释,三天后他才确定把"形象化的说法"改为"讽刺性的用语.
"关于"大民主"他最后改定为"大规模的群众风潮或闹事".
在改定之前,他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群众风波"等词上进行了仔细比较和挑选.
乔本同志修改文章,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是精益求精.
为了改动其中的一个词,在散步途中折回,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
有时,在不到一个小时里,连续返回几次.
他这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令我十分钦佩.
有人曾经把遣词造句同穿衣相比,如果选择得不适合,就会全身感到不舒服.
乔木同志在遣词造句上比选择衣服用心百倍、千倍.
乔木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历史研究.
早在1951年他就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当时党的干部、党员学习党史的重要教科书.
1990年底,我随他到南方考察时,许多干部都向他谈到这本书给予他们的教育.
1990年3月8日,在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上,乔木同志再次强调了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他希望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充分认识党史研究的战斗性.
他要求党史工作者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论证,阐明有关党史的根本问题.
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并切实这样去做了的.
在此前后,他撰写的《中国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二十年"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多篇力作,就是这方面的范文.
值得一提的是,乔木同志撰写《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纪念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的论文时,他已身染绝症.
他曾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是他拼了老命写出来的.
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史工作上.
3月16日,他对我们秘书说,他今后唯一的工作是搞党史.
他已根据杨尚昆、薄一波同志提出的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的希望,向胡绳同志等建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先集中力量写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比一般教科书站得高、有新意的反映党的七十年历史的著作,作为献给党的七十岁生日的礼物.
他说,党研室写出书稿后将要征求他的修改意见.
他吩咐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近几年来我国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著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纪念文集、学术论文集等.
同时,他还让我们帮他购买海外出版的有价值的书籍.
他说,不读这方面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研究动态,他就无法提修改意见.
由于新闻出版署、全国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从5月份起乔木同志所需要的书陆续送到我们办公室.
乔木同志从此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这些书.
1991年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送审稿送达乔木同志.
他根据胡绳同志的要求,在北戴河对书稿的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及结束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些写作难度较大、分寸最难把握的部分进行审定,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8月2日,他让我把书稿连同修改意见转交给胡绳同志.
3日、6日他又以谈话和书信方式对上述三章的内容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8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了该书的出版.
乔木同志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亲自写了书的《题记》.
乔木同志也十分重视国史研究.
鉴于我国史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相当薄弱,由他提议,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建议成立了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国史研究工作的当代中国研究所.
三、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乔木同志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退居二线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政治上、业务上培养年轻一代,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坚定的、胜任的、熟练的新闻工作者,一直是乔木同志的心愿.
1991年11月5日(新华社建社六十周年前夕),乔木同志向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副社长郭超人同志表达了这一心愿.
他说:"新华社现在一半左右是新人,这既是财富,又是负担.
如何把这批新人培养好,是你们当前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
进城以前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新华社在西柏坡集中培训了一批领导骨干.
但当时的条件比较特殊,在培养干部上采用的是手工业方式,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
现在条件变了,继续那么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
新时期、新任务,要求有新方法.
你们要找到培养干部的新方法.
"为各新闻单位献计献策,是乔木同志关心新闻事业的重要表现.
五十年代,他任中宣部副部长时,曾以通信方式,向《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范长江、邓拓等提过不少建设性意见.
1989年后,他又先后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下列改进工作的意见:力争做到每天有一篇社论或社评.
他说,一份报纸,读者固然可以通过其版面安排、新闻稿件的取舍等表现形式了解其办报方针与立场,但版面形式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新闻稿主要以事实说话,有它的局限性.
社论、社评却是直接表明报社立场和观点的.
它旗帜鲜明,读者一看就知道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1990年11月,乔木同志在广州听取《南方日报》总编辑张琮汇报时,也强调了报纸评论、社论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各大报纸在这方面都显得很薄弱,有时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报纸的社论或评论.
他希望《南方日报》注意这个问题.
他多次强调要加大经济改革、经济建设报道的分量,更好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导思想.
改进编辑工作,杜绝因编辑疏忽而出现的错误.
他说,尽管有些错是小错,如用字错误,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种小错经常不能改正,就要给党报丢脸.
加强同新华社及其他报社的合作与协作,广开稿源.
他说,新华社人力资源丰富,有不少稿子没地方用,有些稿子的质量还不错,特别是他们编的动态清样上有不少精彩的文章.
《人民日报》可以稍加改写或以新华社专稿,或以特约记者的形式公开发表.
其他报刊上好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可转载.
他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推荐过文章,如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载于1990年1月15日至19日的《人民日报》).
乔木同志对《人民日报》怀有深厚的感情.
这一方面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则因为乔木同志与《人民日报》及其前身延安《解放日报》有过很长时期密切的工作关系.
《人民日报》是乔木同志每天必定认真阅读的报纸.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也就是1992年9月27日,他还坚持看完了《人民日报》.
当时他的大腿因病变骨折做着牵引,他的肺、肝、肾被癌细胞啃噬得只剩下了最后一点活力.
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克服何等病痛坚持看完的呢!
当天晚上,他就昏迷了,从此没有再醒来.
他对《人民日报》的钟爱,由此可见.
对新华社的工作,乔木同志同样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仅1991年11月5日,他就当面向穆青、郭超人同志提出了五条:第一,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
他说,有一批名记者就会大大提高通讯社报道的权威性.
第二,不断加强报道的时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情不能让外国记者抢先.
第三,改进新闻写作,学会运用背景材料增加新闻的说服力.
第四,采用过去曾经很有威信的"信箱"方式,对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些政策性问题,及时地作出权威性的回答.
第五,加强同报社的合作与协作,使新华社的报道能更多地为报纸所采用,产生更大的宣传效益.
除《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外,其他新闻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乔木同志的关怀.
1990年12月14日,在从广州返回北京途中,乔木同志得知《人民铁道报》总编辑岳凤先、副总编辑李丹要求采访他,一向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他,破例在列车上接见了他们.
当这两位同志汇报《人民铁道报》正在重新学习他四十四年前写的《短些,再短些》一文,克服报纸的毛病时,乔木同志对他们的这种作法表示赞赏.
他说:对记者来说给他一个限制好.
这样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可以提高报社的工作效率.
同时他希望《人民铁道报》社多提倡记者学习毛主席写的一些东西.
他说:"毛主席写的一些评论、新闻都短而精彩.
现在的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在这方面还缺乏锻炼.
"乔木同志虽然给不少单位提过意见或建议,但是他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非经过深思熟虑不提.
他曾对我们秘书说,他已经退下来了,对一些事情有意见,他还得提,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与职责,但是要慎重,不能因为自己不正确的意见或不成熟的建议给在职同志增添麻烦,甚至妨碍他们的工作.
当他有意见或建议需要我们转达时,他总是要求我们注意传话的语气和措辞.
他说:"我对你们说得直截,你们传话时应尽可能委婉、客气,不要让人听了觉得像教训人似的.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乔木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上面忆及的三点,不过是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弦急琴摧志亦酬——乔木同志的最后岁月和《回忆毛泽东》的写作龚育之郑惠石仲泉最后的一面1992年9月15日,在乔木同志谢世前的两个星期,我们三人赶到三五医院去探视.
这时乔木同志的病情已经恶化.
跟上一次在三一医院时看到的一样,他躺在一张特别的病床上,身上插了这样那样的管子,骨折的大腿仍然被吊起来牵引着.
我们不忍目睹乔木同志遭受病痛的如此折磨,想多说些安慰的话.
但是他头脑清醒,很关心《回忆毛泽东》写作的情况.
我们说,"回忆录"各篇的写作进展顺利,请他放心.
他仍像往常那样马上矫正说:"不是'回忆录'.
'回忆录'是写自己,这本书不是对自己的回忆,是对毛主席的回忆.
"还说:"我病了,你们的工作在我这里搁浅了.
"这是指我们送给他的几篇稿子,现在搁在他那里,他无力审阅,表示了不安.
我们看到他精神还好,又向他请示编辑《胡乔木文集》碰到的两个问题.
一是五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宣传提纲》.
这个提纲的起草和修改,乔木同志花了很多心血,但是考虑到参加起草的还有许多位同志,提纲是以一个部门的名义颁发的,我们觉得还是不编人文集为妥.
他立即表示完全同意.
还有一个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篇文章.
此文题注说明是乔木同志1989年三、四月访美时的一篇学术报告.
1992年人民出版社创办《学习》杂志,先出试刊,试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话.
但是这段话讲到了89年4月以后的人和事,从而出现了时序上的矛盾.
我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一下,决定删去涉及的具体的人和事,只保留原来加写的话的大意,并且从正文中移出,改为一条附注.
在谈话中他还询问了一些有关党的工作的问题.
看到乔木同志与疾病作斗争的顽强意志,在病危之际还关心国事、眷念工作的忘我精神,在处理文稿中的实事求是作风,我们都为之深深地感动.
告辞时,他伸出纤弱的手与我们——握别.
这短短二十多分钟的探视,成了我们与乔木同志最后的一面.
往事历历在目.
我们受命负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工作已近三年.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
这是倾注了乔木同志一生中最后的全部心血而又没有来得及经他审定完成的一本书.
现在围绕这本书的写作情况作些回忆,以纪念离开我们两年的乔木同志.
写书的缘起乔木同志是1941年2月调任毛主席秘书的.
这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紧张的日子.
毛主席身边急需人手协助工作.
从这时起,乔木同志任毛主席秘书兼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二十五个春秋,尽管在六十年代前期乔木同志病休的几年间减少了与毛主席的工作联系.
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乔木同志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对乔木同志来说,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是直接的领导他的上级,又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
他的成长与毛主席是分不开的.
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
"乔木同志对毛主席确有一种知遇之感.
他很佩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气度,毛主席也很赏识他的学养和才干,尽管他是秘书、是助手,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是敬畏有加,而是"如鱼得水".
他也曾受过毛主席的批评,但工作中有不同意见仍向毛主席提出,甚至跟毛主席争论,有时还很"固执".
这种"固执",使毛主席"烦而不厌",还觉得有些"可爱".
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前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并在建国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毛主席的事业、威望发展到鼎盛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乔木同志与毛主席朝夕相处,帮助毛主席作了许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任务.
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在协助毛主席的工作上愈来愈配合默契,毛主席对他的使用也可以说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乔木同志与毛主席这样的秘书与首长的合作关系,也是不多见的.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这是乔木同志七十自寿的诗句,表达了他对这段岁月的深情怀念.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所系,更重要的在于中国革命的这段岁月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通过和平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有许多好的思想值得研究.
这是我们党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对这段历史经验的研究已发表了许多文章,许多老同志也出版了对毛泽东的回忆文字,但是谁也不能替代乔木同志的研究和回忆.
他的特殊岗位、素养,使他对毛主席有别人难以得到的了解,回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有其特殊的心得.
因此,不少老同志和熟悉乔木同志的人们早就建议他写回忆毛主席的著作.
就我们三人而言,也早都希望他着手做这件事情.
记不准是在1985年还是1986年的夏天,在北戴河,那时龚育之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为此专门到乔木同志休养的别墅去看望,向他提出写这样一部书的建议.
龚说:如果乔木同志同意做这件事情,可以由文献室的毛泽东研究组和理论研究组出一些人做助手,帮助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供乔木同志参阅,听乔木同志口述,准备问题同乔木同志讨论,口述和讨论全都录音整理出来.
这些材料是写书的准备,对文献研究室将来写《毛泽东传》,也是极为宝贵的.
乔木同志听了,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恐怕是因为当时乔木同志还在中央一线工作的缘故吧.
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乔木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起退下来了.
这时,建议乔木同志写回忆录的同志更多.
但是,写回忆毛主席的书是个较大的工程,牵扯的方方面面较多.
乔木同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拿定主意.
几经踌躇,在1989年下半年,乔木同志萌动了着手写"回忆"的念头.
有两件事对他起了"催化作用".
一是整理出版他的文集,看了些材料,勾引起对四十年代的许多回忆;二是在这年10月和11月将逢先知同志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审看了两遍,作了许多修改,并写了《校读后记》,他认为这篇长文的"丰满的回忆",使他也想起了许多事情,增强了写作回忆毛主席的书的信心.
他对逢说:我的两个秘书先写着,你来作顾问.
1990年2月,乔木同志找郑惠同志谈话,进一步表明了写书的意向.
他说:我想写点回忆毛主席的东西,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写毛主席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克服挫折,战胜困难,打败反动派,取得最后胜利.
还是用他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党内、国内、国际的事件)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想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
这次谈话初拟了五、六个题目.
接着在4月至6月间,他就如何试写一些题目同担任过他的秘书的东生同志和正在任秘书的邱敦红、徐永军同志谈了几次.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又找文献研究室的石仲泉同志谈了三次.
乔木同志要石仲泉也参加进来,再找几个人.
他说:先写四十年代,从1941年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一直写到建国前夕.
这既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写这一段的全部历史,着重写我了解的情况,包括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涉及一些个人的回忆,但后者不是主要的.
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怎样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是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靠具体的政策.
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写清楚,把毛泽东思想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讲清楚.
石仲泉领了五个题目,作为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一项科研任务来进行.
参加工作的同志在多次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几个专题也进行了试写.
后来,乔木同志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
其他同志手上都还另有一些具体工作.
这样,《回忆毛泽东》一书预定的写作进度受到了影响.
1990年冬天以后,又有两件事促使乔木同志下了要采取措施加快写作进度的决心,这年11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乔木同志提意见.
乔木同志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
乔木同志对薄老的书评价很高,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
稍后,乔木同志多年倡导的、由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
乔木同志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
他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两本书的写成和出版给乔木同志以很大启发.
原以为在较短时间内较难写好的著作,现在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组来协助他展开工作.
在参加薄老的书的座谈会后半个月,1991年6月26日,他郑重地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在两年内写出这本书的计划.
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诸同志对报告都作了批示,积极支持乔木同志的这项工作.
乔木同志对中央的批示深感欣慰.
8月26日,他找龚育之同志谈话.
龚在参与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后,原计划写一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导和支持.
乔木同志对龚的写作计划,一是表示支持,二是希望龚也支持他的工作,两者兼顾.
还说:现在不是那次在北戴河你来动员我写,而是我来找你帮忙.
四十年代那一部分已有部署,五十年代那一部分也要作出部署.
先把四十年代写出来,你也与闻一下.
以后五十年代的部分你要多抓一些.
8月28日,乔木同志找郑惠、石仲泉同志谈成立编写组事,希望早一点把班子搭起来.
这次谈话议定了一些题目,并对龚、郑、石三人的工作作了初步分工.
这样,《回忆毛泽东》的写作即由酝酿阶段和先期工程进入有组织的实施.
乔木同志曾经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说过:如果不编出《毛泽东文集》,我对不起毛主席.
事实上,他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回忆毛泽东》的.
从1991年9月起,他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的写作了.
基本的设想当时,乔木同志的身体因癌细胞扩散已经很衰弱了.
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病的真情告诉他.
他对战胜疾病、早日获得康复表现了很大信心.
9月6日,他召集编写组全体会议.
一是与大家见面,彼此熟悉一下;二是交代任务,布置写作题目和要求.
他宣读了亲笔写的包括三十七个题目的写作计划.
这天,他兴致很高,询问了他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基本情况,对有不同年龄层的同志组成的班于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
乔木同志一贯对工作抓得紧,现在更成了一个"急性人".
他安排了一个相当紧张的工作日程表,要求每个星期听取一次汇报,谈一个写作题目.
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谈一次.
仅11月份就谈了五次.
大都是我们去他家里谈话.
后来他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还找我们去谈了两次.
从1991年9月编写组成立致1992年4月的七个月内,或在全体范围,或召见少数有关同志;或长时间,或时间较短,共谈话十多次.
加上编写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谈话,共达二十多次.
在这些谈话中,乔木同志对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和写作要求,想的很多,很深.
在书的体例上,他明确指出:要写成一篇篇文章,而不是写编年史,也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重复.
在谈到书的内容和主人公时,他多次强调: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
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
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
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
有些事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了.
这本书说是个人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限于个人回忆.
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种事还是要写,因为它很重要,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
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况更多一些.
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写的时候不要勉强加入个人成分.
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
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
凡是可以回忆的,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在谈到叙事与议论的关系时,他指出:我们写的一部分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其为回忆了.
主要是把一些现在大家不知道的事介绍出来,体会、议论只能在这里面稍微有点穿插,带有点题性质.
回忆要以事实为主,不能以议论为主.
在谈到档案材料与回忆材料的配合时,他指出:材料来源,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报刊上的):三是个人回忆.
三方面结合起来.
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不能把事情说清楚.
在谈到每篇专题的篇幅时,他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
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
在谈到出书的时间与写作质量的关系时,他明确他说:出书的时间,1993年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
这样,时间比较紧.
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为第一标准.
如全书不能都写完,也可以分册出.
先写的两篇(篇章介绍之一)关于苏德战争与中国政局,是乔木同志最早选定的一个写作专题.
他与最初执笔者徐永军在半个月内谈了两次.
他说:苏德战争是毛主席最关心的.
它对国内抗战有很大影响.
这之前,中国抗战是很沉闷、很危险的.
国内发生了皖南事变.
国际上,英美等国有可能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利益,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苏德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工作非常紧张,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后的国际形势.
苏德战场的各种变化引起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这个问题现在不大为人注意.
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有话可说.
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说:这个题目有大量的文字材料可用,如社论、电报,也不复杂.
要从战争爆发写到苏军大反攻.
一方面;要反映出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紧张、沉重的心情,毛主席当时怎样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反映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由原来的击破远东慕尼黑阴谋,到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谈话之后,他还用十六开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八页的详细提纲,理出文章的思路,实际上搭起了一个初步框架.
这八页纸,计约四千字.
后来的文稿基本上是按照乔木同志的上述思路和这个提纲展开的.
现在,这八页薄纸成了他指导写这部著作遗留下来的唯一的长篇手稿,尽管是未写完的手稿.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乔木同志较早提出要写的另一个专题.
还在编写组成立一年前,他就找执笔的石仲泉谈了这个专题.
他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消灭共产党,至少消灭新四军.
但是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
他对日本人估计错了,对共产党估计错了.
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估计错了,对国际反应也估计错了.
皖南事变后他的处境很被动,陷于孤立.
毛主席领导全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很大,比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要大.
我们党的政治进攻取得了胜利.
这是抗战中国内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
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运用得淋漓尽致.
既分化了国民党当权派,也加速了争取中间派向我党靠拢的进程.
这次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毛主席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成熟.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历史,也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
此后,蒋介石的反共再也没有那么大的高潮了.
我们党对王明右倾错误的认识更清楚了,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领导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意义.
乔木同志除了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外,对于这个题目如何写法,也谈了一些具体设想.
他说:文章采用回忆方式,不是回忆整个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历史过程,而是回忆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全面地写这段历史(那是包括重庆方面的斗争),只写毛主席怎么领导这个斗争,皖南事变的背景要讲得简要明白,应当多讲事变过程中毛主席的分析、决策.
这一段的资料很丰富,只能选用其中少数重要的.
这篇文章不要写长,可以写得很出色.
这个专题的初稿写出后,乔木同志又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并在初稿上作了一些文字润色.
比如,写到毛主席起草"佳电"时,原稿写得简单,说:"毛主席最后敲定'佳电'文字写了一夜,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乔木同志先在"佳电"后加了个注"(韵自代旧,"佳"为9日)",还在"写了一夜"后加了点描写的话,"写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这就使当时的情景跃然纸上.
对于"佳电"内容,乔木同志评价很高.
原稿写道:"佳电""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
乔木同志改为,它"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卖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
原稿对"佳电"有一段简短议论,说"它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的杰作".
乔木同志在"刚寓柔中"之后添加了"情理交融,回肠荡气"一语,并加写了"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这段文字.
这既是议论,同时也是抒情,把读者带到了当年那难以忘怀的战斗岁月,使文稿增加了感情色彩.
这篇文稿再作修改后又送乔木同志审定.
1992年4月,他看了这篇修改稿,还有另两篇送审稿(《整风运动:1991年"九月会议"前后》和《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
边区施政(篇章介绍之二)《回忆毛泽东》这本书,虽然是根据大量档案材料来写作,但是乔木同志本人还是竭力搜索记忆,提供了毛主席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具体资料,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亲闻亲见的轶事,也讲了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这就构成了这本书的某些特殊价值.
除对上述两个专题讲了一些外,对其他专题也讲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史实和思想材料.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和政治经济建设,是过去党史户讲的较少,放在次要地位的一个问题.
乔木同志以他的亲身经历谈了写这个专题的重要性.
他说:1941年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他正忙碌着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这个纲领最初不是毛主席写的,但他作了大量修改,费的心血比较多,同他写的差不多,实际上也是由他全部定稿的.
这个纲领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运用.
它对各个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是一个系列.
乔木同志说,毛主席非常重视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从三十年代到达陕北后,直到四十年代,毛主席多次他讲要尊重边区,搞好和边区的关系.
他有两个著名的论点:一个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一个是"洋包子和土包子.
"他在延安时期始终是这个观点.
由此出发,才能谈到他对边区做了什么工作.
毛主席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呢原因很清楚,从南方来了大批干部,一个时候集中在边区,对边区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对边区看不起,中央和边区的关系就不好处理.
就我所知,中央对边区工作始终关怀、支持,一直多方面地进行指导.
当时关于经济问题,党内有不同看法,在边区政府和边区党委之间有一场争论.
实际上,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
林、谢二老年高德劭,居高临下,认为他们说的活,高岗应该尊重.
但是,高岗自恃正确,没有同他们处好关系.
毛主席派李维汉同志去,当边区政府秘书长,是很重要的一着棋.
李有组织能力,会处理这种关系,结果处理得比较圆满.
乔木同志说,这次争论的核心,就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
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否过重开始认为不重,后来认识到,公粮收多了.
不是有一个"雷打毛泽东"的故事吗反映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怨言.
处理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毛主席的特色.
他不但不去追究,反而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有这种意见.
于是提出精兵简政、发展生产,这是一个转机.
林老、谢老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全局.
从全局来说,要减轻负担,但也要有必要的负担,包括在运盐这些事情上需要有一点强制性措施,否则维持不下去的;为了干预这场争论,毛主席认真地研究了经济问题,发表了那篇讲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关系的著名文章.
但是,《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不能说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
书中的大部分材料是李富春同志他们搜集的,毛主席利用这些材料,加了许多分析,加写了许多文字,不愿意说这全是他的东西.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出现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
乔木同志还很动感情他说:毛主席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
不说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解清楚毛主席、党中央与边区的深切关系.
1947年撤出延安后,为什么毛主席坚持笛在陕北,而且在同胡宗南军队的作战中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原因.
这是有来由的.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
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而是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从这里讲起,就讲出头绪了.
不然,许多问题不容易说清楚.
延安的整风(篇章介绍之三)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和整风,这是乔木同志在延安时期直接参与的主要工作之一.
讲这个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
这方面的档案材料也最丰富,在这本《回忆毛泽东》中,围绕这个主题写了一组共六篇文章.
乔木同志说:开始到毛主席身边作秘书,不知道怎么做,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便说:"我来于这个事吧.
"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
"以后就接手这件事.
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为七大作准备.
当时还没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王明从苏联回来,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
他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大肆宣扬抗战主要的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
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
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
会后,王明到武汉,公开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有什么分量,他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了壁.
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他的错误.
他始终没有接受批评,在延安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要算历史账.
编《六大以来》,可以让大家看清楚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乔木同志说,从1928年召开六大到1941年编《六大以来》.
中间间隔时间长,情况变化大.
毛主席过去没空研究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问题,在苏区时对这些文件也不可能有很多接触.
在编《六大以来》过程中,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些文件,不能不考虑:四中全会是怎么来的,文件是什么性质的,有哪些问题,三中全会对不对,该不该否定,六大对不对等一系列问题.
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
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
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学的历史的学习.
《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乔木同志还说: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有一个副产物,就是在编辑过程中选择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九个重要文件进行解剖,写了九篇批判文章.
毛主席对那些文件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如数家珍.
这九篇批判文章很重要,标志着毛主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深化了.
尽管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后来还有发展,但当时毛主席的认识已经是比较系统的了.
对他来说,这是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毛主席写的这九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笔记.
当时没有准备发表.
这里涉及到对个别人的评价,又与文章的形式过于尖锐有关.
如果在整风开会场合,或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不会这样讲.
他只在很小范围给两三个人看过,既不是征求意见,也不是讨论.
我看到了,是因为秘书工作的方便,并不是正式给我看的.
六十年代中期看到"九篇文章"的人可能多些.
毛主席很看重这些文章,在六十年代还有修改.
到他临死前不久还把这批文章拿了出来.
但是这些材料没有进入社会,连党内的社会也没有进入.
乔木同志说:"九篇文章"除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外,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很多发展.
好些问题在这里讲得比较清楚,毛主席过去的文章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这也表明整风是从思想方法着手的.
"九篇文章"不仅讲了思想方法问题,而且还贯彻了这个观点.
到编辑《两条路线》时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了.
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
编辑《两条路线》是总学委的工作,不费什么事,我参加了编辑.
那时对路线问题的认识已经清楚.
毛主席人《六大以来》中把题目选出来,然后大家再传阅一下就定了.
干部们对《六大以来》很感兴趣.
有人提出,研究历史干脆从一大开始,于是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
它有助于人们了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把陈独秀同王明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作比较.
这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争论.
乔木同志继续说,编《六大以来》还有一个未成品,就是"历史草案".
"历史草案"是"九篇文章"的姐妹篇.
"九篇文章"写在前,"历史草案"可能在后.
"九篇文章"是毛主席个人的想法,"历史草案"是为着准备起草决议.
这是中央内部整风的结果.
这个"历史草案"后来搁下来了,是因为这中间经过全党整风,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感到原来的有些认识就不够了.
例如,说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就不行了,实际上是从四中全会开始.
那时,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
还有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随着中央整风深入,回顾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不能不重新写.
乔木同志对整风运动谈过多次.
他说:整风既要解决历史问题,也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对立面就是从教条出发.
从教条出发,关键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
但是,中国革命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来工作,来解决问题.
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
搞整风,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战处在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前方根据地在缩小,我们处在困难时期.
如果不是那么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是很难理解的.
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表明我们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
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
斯大林搞残酷斗争的一套,列宁跟斯大林不同,但是列宁进行党内斗争也跟我们整风的做法不一样.
这次整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思想方法高度讲路线斗争,批评了过去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批"左"、批右的斗争.
过去开展的那些斗争都没有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阶级分析、思想分析,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分析,因为有思想分析,接下来才有阶级分析.
当然,整风运动也有缺点,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
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
由于搞得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
尽管康生在这里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
乔木同志早在1985年12月和1986年1月就三次谈过历史决议问题.
编写组成立以后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作为毛主席的助手,对《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参与其事.
《决议》的起草是毛主席主持的.
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槁,以他为主.
《决议》起草委员会,许多老同志参加进来了.
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天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有的人在会议记录上没有,但实际上参加了讨论.
参加讨论的人有几个是固定的,天天参加;有的是今天参加,明天不参加.
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逐段地讨论,很认真.
有些同志从外地调回延安,手边没有什么工作,也参加讨论.
对决议稿的每一句话,特别是一些重要段落,讨论得很仔细.
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
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
我多次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修改.
后来拿到全会讨论,毛主席讲了什么意见,我马上写进去.
这个稿于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不断地改,改了以后送一些同志传阅.
在委员会讨论时,任粥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后,就是毛主席自己挂帅了.
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搞过文件.
这个决议在整风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要这么提有这个需要.
如果不提,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
提毛泽东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
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
由这里联想到八大,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
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
这成了一个禁区.
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象征.
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
这个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其中之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对党的历史叙述得也不大周到.
从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到通过整风起草历史决议,这是四十年代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乔木同志披露的上述史实,使许多具体问题得到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乔木同志的一些独特见解,使编写组人员对这段重要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国际和外交(篇章介绍之四)乔木同志参与了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一些工作,知道不少情况.
他说:四十年代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接待美军观察组,同赫尔利会谈,都属于重要的外交活动.
国内没有一部写同美国人谈判的历史著作,许多材料没有公开发表,能看到的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各种回忆.
写这个题目,是填补很重要的一段空白.
在1944年为什么出现了与美国官方、军队合作的可能性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当时出现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产生了观察组.
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有求于我.
我们则抓住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
情况并非是因为我们主观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最后落空了;更不是说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当了.
我们与美国的交往,至少取得了这样几点结果:第一,了解了美国政府对我们的真实态度.
当时国际国内都要求中国进步,要团结,要民主,美国政策到底怎样,我们原先不很清楚.
美国后来对我态度的变化,说明它的根本利益还是和蒋介石联在一起,中共与美国的合作不会完全成功.
对美国政策摸底有一个过程,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要摸才能知道.
第二,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有的人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
我们的工作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
他们是完全自愿的,不是洗脑筋,而是开眼界.
第三,与赫尔利的谈判也是成功的.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毛主席对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使谈判者无拘无束.
他很机警,对有威胁性的话的回答很严肃.
赫尔利这个人最后身败名裂.
无论是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后来与马歇尔的谈判,我们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为后来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对战后国际形势如何估计,这是二次大战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影响也较深远.
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谈话,同时由陆定一同志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反映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非常英明的.
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主要是英、美同苏的对立,从合作变为对抗.
国民党对此大加渲染,强调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对共产党内也有不小的影响.
党内党外为此忧心忡忡.
毛主席有洞察能力,不被喧嚣一时的议论所迷惑.
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美国同苏联的矛盾不是那么严重,美苏战争打不起来;第二,美国主要是同第三世界的矛盾发展了,美国利用反苏叫嚣侵略"中间地带",这是事物的本质;最后,美苏妥协,各国人民不必跟着妥协.
毛主席讲的中心问题还是中国问题.
战后,同美国作斗争最尖锐的恐怕是中国.
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在别的国家可能不像中国那么突出.
蒋介石对打赢内战信心不足,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主席发表谈话,就是要振奋大家的精神,把人民动员起来打败美蒋进攻,坚持斗争,使大家看到这是目前真正的出路所在.
这是关键之点.
当然,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估计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
当时对美国人民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对美国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对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矛盾都估计过高了.
还有,当时寄希望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后来爆发的危机的影响并不很大.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乔木同志认为还有一个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他说: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援助不多.
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美国.
斯大林不信任中国党.
我们同美国没有接触时他就不信任;同美国有了接触、疑虑更多.
苏联人要我们大规模出兵打日本,为它解除后顾之忧.
我们就是坚持打游击战,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我们不支持它.
1946年马歇尔来华时,毛主席要恩来同志带话给马歇尔,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
毛主席讲这个话,一方面是策略,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摆出一个姿态;另一方面,表明了对苏联有看法,苏联不援助,我们想争取美国的援助.
但对我们争取美国援助,斯大林又紧张.
美国有材料传,1945年初,毛主席曾考虑去美国.
这个事太大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可能是搞错了.
讲到苏联,在抗战结束时出兵东北,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塔斯社记者写的《延安日记》说毛泽东对此闷闷不乐,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毛主席很高兴.
至于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是否提出过"划江而治"问题,恐怕没有,但风声总有.
我想,苏联正式提出这种意见的可能性不大,但苏联也没有正面说,我们支持你们.
苏联害怕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后来又害怕与美国人打仗,担心会引起世界大战.
在要不要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或是莫洛托夫曾对我们说,别想把我们拉到战争里去.
苏联对美国估计过高,对中国人民估计过低,这种倾向始终存在.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当然,要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
这都与考虑苏联的态度有关.
全国胜利后,斯大林对少奇同志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表示过去苏联对中国的判断有误.
苏联没想到,美国也没想到,中国革命这样快取得胜利.
从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坚持胜利的信念.
好像历史的发展变化差不多就是他指挥的.
乔木同志的这些回忆材料是十分精彩的.
它廓清了不少迷雾,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具有权威性的说明和分析.
对于四十年代的其他问题和五十年代的一些问题,乔木同志也提供了不少史料与见解.
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遗憾与告慰有如前述,写成和出版一部回忆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乔木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立下的宏愿.
但是,他着手实施的时间显然是太晚了.
他逝世以后,按照原来设想出书的条件已经失去.
当时的情况是:三篇经多次修改比较成熟的稿子,乔木同志又看过一遍,并作了少量修改,表示大体满意;十一篇初稿,乔木同志看过或向乔木同志汇报过,他提了修改意见和要求,但修改稿他没有能够再看;三篇初稿刚写出来,乔木同志均未看过;还有几篇初稿尚未写出.
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工作能否或者如何继续进行,成为一个问题.
1992年11月12日,编写组召开了一天全体会议,讨论怎样在乔木同志不在了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实现乔木同志的遗愿.
大家一致认为,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乔木同志的口吻写稿,用乔木同志的署名出书,已不可能.
根据长期的接触,我们几个人都深知,乔木同志对写作的要求是非常严,非常高的.
我们帮他拟个初稿,本来是希望提供一个基础,由他本人最后仔细修改定稿的.
过去我们也帮他写过别的文章,不但都是按照他详细交代的意图起草的,而且都是经他三番五次修改,大段大段改写,才最后定稿,署名发表的.
现在写成的初稿,即使是他最后看过、表示满意的三篇,也同他过去反复修改定稿的情况还有差距,其他各篇差距就更大了.
如果就这样作为他的著作来出版,这无论对于乔木同志,还是对于广大读者,都是不严肃、不妥当的.
但是,大家也认为,在乔木同志指导下撰写的十多篇专题文稿,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对于研究党的四十年代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特别是乔木同志本人的二十多次谈话,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又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按照原始面貌整理出来,保持谈话特有的生动性和鲜明性,读者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原汤原汁".
这样,大家最后拟定了调整方案,即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乔木同志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
经党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此后就按照这个方案组织实施.
这本书以目前这样的形式出版,就乔木同志未能最后审定全部书稿内容,"初拟稿"难以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但是,乔木同志毕竟对审阅的部分文稿表示了满意之情,其他文稿也是努力按照他认可的标准来起草和修改的.
中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审阅这部书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评价.
有的领导同志对文稿一一批阅,或曰"此篇已看,以为很好";或曰"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记录",云云.
还对全书批示道:"整个看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有若干篇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
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
"有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四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最完整的著作,填补了这段党史的许多空白,可以跟已经出版的这类力作媲美.
乔木同志在七十自寿的诗中云:"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实现乔木同志的部分遗愿,告慰乔木同志.
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大学者、理论家和辞章家.
我们三人都有幸在长时期工作中得到他的关怀、教诲和培养.
这是终生难忘的.
我们无不为他那广博的学识、深遂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所折服.
我们更对他在半个世纪中,为整理毛泽东著作、为阐述和发挥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对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在推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在整理邓小平著作、阐述和发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敬佩.
乔木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非常之多的.
对乔木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遵循他的教诲,在他带领我们走上的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征途,继续奉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附录:胡乔木同志生平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7时1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
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
1924年至1930年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时,同共产党人有了接触.
1930年下半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
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在浙江大学学习时,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6年至1937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
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
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
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同作家们建立了良好关系.
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
他还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数十篇社论,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
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随行人员,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解放战争期间,胡乔木同志先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中旬起,跟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历经艰险.
1948年4月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他多次为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
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
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他参与负责组织的新闻宣传战线取得的巨大战果,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1949年3月,他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
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许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
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
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
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有力地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很大努力.
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有关工作的开展发挥积极影响.
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他在党中央领导下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对制止和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错误起了一定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同志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
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积极投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
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
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1980年至1981年,他在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十二大的重大文件.
在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
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线,仍积极关心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积极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胡乔木同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他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
他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
他不顾体弱多病,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的最后一篇力作.
他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发生很大影响.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又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
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大力倡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既尊重老科学家,知名学者,也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
他的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社会科学界、宣传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
他被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良师益友,思想宣传战线盼许多骨干人才,都受到过他的亲切培养和薰陶.
胡乔木同志历来关心文艺工作.
他积极倡导文艺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鼓励文艺家们认清历史责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文化艺术的创作.
他在1981年8月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胡乔木文集》和他的诗选等.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
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炼,终于成为才学超群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
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又不固守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本本",能够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
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
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
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新华社北京1992年10月3日电)编后记本书收录回忆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四十四篇,其中二十五篇,胡乔木同志逝世两年来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十九篇是专为这本回忆录撰写的.
文章的作者大多同胡乔木同志有长期的交往,深厚的情谊,其中有青年时代的同学,有共事多年的战友,有在他指导下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有与他私交甚笃的作家、学者、记者,还有在一段时间里常随乔木左右的秘书.
胡乔木夫人谷羽同志也为本书撰写了记述他们"五十余年共风雨"的专文.
在本书中也有几位作者,和胡乔木同志仅有一面之缘,甚至素不相识,只因文字之交而怀仰慕之情.
四十多位作者,用他们的口和笔,叙述了真实的往事,抒发了真挚的感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胡乔木同志从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投身革命以来六十年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反映了他的高尚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记述了他忘我的奉献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评介了他对思想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真知灼见,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赞扬了他为我国党史、新闻、出版、宣传、文教、理论、社会科学等事业的创建、开拓、发展立下的卓越功绩,对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们用真情实感,再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乔木.
读者从中可以较为具体、深入地认识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
由于胡乔木这个人物的独特经历,他一生的活动,确实可以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认识本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理论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
对于从事思想、理论、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这本回忆录不仅是研究胡乔木生平、思想的宝贵材料,而且还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研究胡乔木的兴趣,并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有所稗益.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同志,老一辈革命家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宋平、姚依林同志,为本书题辞,深切怀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同志,高度赞扬胡乔木同志正道直行,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品格,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精神.
这是对胡乔木同志逝世两周年最好的纪念,也指明了学习与研究胡乔木同志的主旨.
这本回忆录按内容编排,分为四辑.
大体说来,第一辑五篇,是对胡乔木同志一生的评价和回忆,第二辑十九篇,反映胡乔木同志在党史、文献整理编纂、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语言文字、档案、方志等方面的思想言论和工作业绩.
第三辑十二篇,是同学、朋友、学生、后辈的怀念.
第四辑八篇,为胡乔木同志的历任秘书和晚年为他整理"回忆毛泽东"书稿的同志追思之作.
文稿备抒己见,编者对每篇文章的材料和观点都未作改动.
还有不少胡乔木同志的生前友好,由于本书截稿时间紧促而没有来得及写出他们的回忆文章,我们期盼他们动笔,以便本书再版时增收.
当代中国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全力支持,使本书能够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面世,谨表谢忱,王怀臣、李松晨、胡木英、邱敦红、王玉祥、李今中、秦英同志为组稿、校对、出版等做了许多工作,特此致谢.
限于水平,加之时间匆促,书中难免讹错,请读者指正.
编者199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