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将11万口罩伪装成铁丝欲出口

第4O卷第1期2014年1月财经研究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Vo1.
40No.
1Jan.
2014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史本叶,张永亮.
(1.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摘要:"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
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O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一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
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中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贸易成本;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14)01—0073—10一、引言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的爆炸式出口繁荣,令世人瞩目.
此间,中国出口额增速基本保持在2O以上(2009年除外),以高于世界总出口(10.
82)两倍多的年均增速(23.
57)迅猛发展十余年.
截至2011年,中国总出口额已经占到世界总出口额的一成以上(11.
19),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①然而,每当外部冲击发生,中国出口都会受其影响出现剧烈波动,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的脆弱性问题更加凸显.
因此,深人理解中国出口增长与波动的现实,需要我们考量与把握中国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钱学锋,2010).
对于出口扩张的结构性问题可以从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角度进行分析,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就是对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一种分解.
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比较优势,即将现有产品的出口扩张(集约边际)作为一国出口增长的唯一源泉,但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今的出口增长(Yi,1999).
而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性偏好假定使得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扩展边际)成为解释出口增长和贸易利益来源的一个新维度(Bernard等,2007;陈勇兵,2011).
Melitz(2003)扩展了Krugman(1980)的模型,通过加人企业异质性和贸易成本构建了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FirmTradeMod—e1),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新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今很多的零点贸易(zerotrade)和贸易增长模式,即认为贸易总量的增加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集约边际增长(intensivemargin),即原来存收稿日期:2013-1l—O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L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54)作者简介:史本叶(1979一),男,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张永亮(199O一),男,吉林长春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73·财嫠研究2014年第1期在出VI的公司出H了更多;其二,扩展边际增长(extensivemargin),即原来不出口的公司开始参与出口,这样就从企业层面定义了最初的二元边际.
中国持续的出Iz]繁荣一方面具备纯数量规模的内延式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显露出超强的产品多样性外延式竞争优势.
这十几年间中国持续的出口繁荣不仅与我国贸易的双重"大国优势"持续作用有关,而且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息息相关.
贸易成本能体现不同国家企业间进行贸易的难易程度,是理解一国开放程度和一体化水平的基本要素.
Obstfeld和Rogoff(2001)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Hummels(2001)也指出,贸易成本在国际专业化和贸易模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任何涉及国际专业化和贸易模型的经验评估最终都必须面临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意味着测度和分解贸易成本的必要性.
因此,深入探究不同贸易成本结构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既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出口繁荣的深层原因,也能为中国进一步选择开放路径提供更充分的经验依据.
本文将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分解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深入探讨贸易成本的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对二元边际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发展事实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构建模型,并详细说明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第五部分对模型进行回归与解释,针对各种贸易成本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具体影响进行探讨;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应的启示性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
由于研究贸易增长的侧重点不同,二元边际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但仍可按照界定视角分为三类:产品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从总体上看,集约边际表明一国的出口增长来源于已存在的出口企业和现有的出口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扩展边际则意味着一国出口增长的来源是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在种类上的增加,以及出口国和其他国家开辟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以二元边际为主题的传统研究主要关注二元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问题(Bernard等,2000;Hummels,2001;Hillberry和McDaniel,2002;Kehoe和Ruhl,2003;Felbermayr和Kohler,2006等).
对于贸易成本与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文献更多地是从贸易壁垒、运输成本以及相关地理因素等方面研究贸易成本变化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Hillberry和McDaniel(2002)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消除了贸易政策壁垒,使美国出现了显著的扩展边际增长;Eaton等(2004)以法国企业为例,研究了贸易成本变化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并指出其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最显著;Bernard等(2007)证明了与目标市场的距离对贸易总量的作用主要在于扩展边际;Felbermayr和Kohler(2007)通过运用Tobit模型研究指出,WTO成员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贸易;Lawless(2008)对美国156个出口目标市场的研究发现,以距离为代表的贸易成本以及与进口程序复杂度相关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作用系数为负,并对扩展边际有更明显的影响;Frensch(2009)从产品层面对欧洲贸易制度自由化进行了考察,指出贸易制度自由化对各类贸易产品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
此外,Evenett和Venables(2002)、Amurgo—Pacheco和Pi6rola(2007)、Debaere和Mo—stashari(2007)等也都从某些方面研究了贸易成本、二元边际和出口增长等相关问题.
在详细分解不同贸易成本的影响方面,最近的国内外代表文献较少.
Kancs(2007)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下,考察了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对东南欧国家二元边际的影响.
借鉴Kancs(2007)的分析,钱学锋(2008)使用2003--2006年中国与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数据,从企业层面模拟了两种·74·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贸易成本(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随后,钱学锋和熊平(2010)借鉴Chaney(2008)推导出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l1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了研究,分别分析了经济规模、生产率水平、贸易成本与多边阻力等因素对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
Lawless(2008)从企业层面分析了多种贸易成本因素对美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发现距离、语言、基础设施等影响贸易成本变动的因素主要对扩展边际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陈勇兵等(2012)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框架下,将Lawless(2008)对单产品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扩展为多产品企业情形,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变化的特征性事实,同时采用2000--2005年海关数据考察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机制,指出不同贸易成本对企业层面二元边际作用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二元边际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出口增长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多维度的分析视角.
同时,这些文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在研究重点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二元边际及其在出口增长中的角色问题,贸易成本相关分析更多以辅助因素出现,且多数仅涉及部分贸易成本,关于贸易成本尤其是广义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缺乏更加系统的分析.
第二,在研究角度方面,已有研究很少详细分解贸易成本,并深入分析各种贸易成本变动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
虽然部分研究分解了不同的贸易成本,但是没有严格依据贸易成本的定义进行详尽分解,只把贸易成本简单分离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两种(Kancs,2007;Andersson,2007;钱学锋,2008),或者用简化的指标做代理变量.
考虑到国际贸易中包含众多的成本构成因素,不同的贸易成本隐含着不同的贸易自由化路径,因此,严格按照广义贸易成本(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进行分解,对不同贸易成本与二元边际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蕴涵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第三,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和贸易成本的研究较少,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研究数据获得困难等.
大多数文献主要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而这些数据在中国的可获得性较差,②即便可以获得也可能因样本数量限制而使结论不够全面.
鉴于中国出口繁荣的客观现实以及已有研究的上述不足,我们有必要针对中国近些年出口增加与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本文采用产品层面的数据对二元边际进行定义,并引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最新数据,克服了已有研究数据多集中在2007年以前的不足,扩展了二元边际内涵和时间跨度,以期为我国二元边际的近期变化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第二,在研究重点与角度上,本文更加严格地按照贸易成本的详细划分标准,对以往贸易成本的两分法(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充分考虑各种贸易成本构成(如运输成本、政策壁垒、信息成本、履行合约成本、汇率成本等)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以期厘清各部分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第三,在模型与方法选取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与3O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三、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特征性事实(一)二元边际的概念界定根据二元边际理论,一国出口增长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老产品~老国家、老产品一新国家、新产品一新国家与新产品一老国家.
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1—2011年HS一6位数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我们从产品种类的角度来定义出I:I二元边际.
从产品层面定义,集约边际为现有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扩展边际则为新产品种类的增加.
本文参照Amiti和Freund(2007)的方法,从产品层面对二元边际进行分解:·75·财研究2014年第1期∑V一∑V一∑Vt一∑.
V—一~——一娶+㈩∑V∑,V…式(1)右边由三项组成:第一项表示在t+l期和t期都出口的产品的增长率;第二项表示在t期出口、但在t+1期以后不出口的产品的减少率;第j项表示在t期不出口、但在t+l期以后Ⅲ口的新品种产品的增长率.
由此,第一项表示集约边际(1ME),而消失产品和新增产品共同组成了扩展边际(EME)对贸易增长的贡献.
本文确定集约边际的方法是逐年依次考察2001—2011年HS一6位数细分产品是否由中同口到贸易伙伴.
如果某产品本年出口而下一年继续出口,那么该产品下一年的出口值作为下一年的集约边际;如果某产品本年出口而前一年没有出口,则该产品本年的出口值作为木年的扩展边际.
(二)特征性事实根据上述定义,利用UNcomtrade数据库巾2001—2011年HS-6位数日际贸易细分产品数据,可以分析中国这11年间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特征.
本文通过统计中国每年对3o个主要国家(地区)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对应的HS一6位数细分产品种类数和冉口值,发现以下特征性事实:首先,在产品种类方面,中国对各贸易伙伴口的集约边际产品种类数普遍为扩展边际的5倍以上,基本占中国对各贸易伙伴每年总出口产品种类数的80以上,尤其是对主要贸易伙伴更是以集约边际的出口为主.
例如,中国大陆每年对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口的老产品种类数分别约为新增产品种类数的18倍、19倍、21倍和25倍.
其次,在出口值方面,中同对主要贸易伙伴集约边际出口值所占比重基本都在95以上,远远超过了扩展边际(见图1).
再次,趋势尢论是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种类数与出口值每年变化幅度都较小,整体上呈现较平稳的变化趋势.
这说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一直较为稳定,产品退出与新产品进入的种类变化并不明.
最后,虽然中国出口二元边际整体稳步发展,但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出现波动,集约边际波动幅度较小,而扩展边际下降幅度较大(见冈2),使集约边际出口值所占比重迅速增加(见罔1).
这既从微观结构上说明了我国出口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外部冲击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
总之,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并且具有"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外部冲击对二元边际的作用不同,我国的出口结构与产品多样性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
·76·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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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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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苗苫0.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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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l1年份图1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集约边际出口值占总出口值比重注:根据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计算绘制.
【皋]2、表l同.
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500450400350300宝25020015OlOO图2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扩展边际出口种类数变化趋势四、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一)样本选取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以往相关研究,选择了中国3O个主要贸易伙伴(见表1),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巾国家各l5个,时间跨度为2001—2011年,共1014683个HS一6位数产品数据.
2001~2011年中国向这些国家(地区)出口总额为92146.
17亿美元,占其间中国向世界出口总额(109296.
11亿美元)的84.
3l.
可见,这3O个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出口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出口增长的规模和结构.
由于中国台湾的众多数据不可得,故排除中国台湾.
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同UNcomtrade数据库.
表1中国3O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地区)国家(地区)缩写编号种类数国家(地区)缩写编号种类数美国USA8423782阿联酋ARE7843155中国香港HKG3443718印度尼西亚IDN3603474日本JPN3923794西班牙ESP724313O韩闫K()R41O3721巴西BRA763200德国DEU2763505越南VNM7043440荷兰NLI)5283134泰国THA7643541英同GBR8263255墨西哥MEX4843012新加坡SGP7023417比利时BEI562964印度IND6993511土耳其TUR7923163俄罗斯RUS6433338菲律宾PHL6083257意大利ITA3813307沙特阿拉伯SAU6822943法周FRA2513088南非ZAF71O4226澳大利亚AUS363464伊朗IRN3643078马来西亚MYS4583484巴拿马PAN5912408加拿大CAN1243194哈萨克斯坦KAZ3982463注:围家(地区)是按照11年间中国对其出口总额的多少排列,编号为WDI数据库中的partnercode,种类数是按照HS-6位数细分产品数据汇总的2011年中国对其出口的各种产品的种类个数(commoditycode).
·77·财经研究2014年第1期(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为了研究不同贸易成本构成要素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Yi一d+C入@-XiJ3+￡(2)其中,y为代表二元边际的被解释变量,x与c为解释变量.
式(2)中c为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一系列不同贸易成本的构成要素,主要依据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的定义进行选取,具体包括影响运输成本的变量、影响政策壁垒的变量、影响信息成本的变量以及影响汇率成本的变量.
1.
影响运输成本的变量:主要包括衡量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距离变量(dist)、衡量运输成本的内部地理信息变量(包括国家或地区的地理面积、人口密度)以及进口程序复杂度.
数据依次来源于TheCEPIIGravityDatabase、WorldPopulationProspects数据库和《全球商业环境报告》.
由于世界银行《全球商业环境报告))(DoingBusinessSurvey)的相关数据始于2006年,且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出口程序的规则和要求一般保持不变,故2001—2005年数据采用2006年报告数据替代,2006—2011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2年DoingBusinessSurvey.
2.
影响政策壁垒的变量:包括衡量关税壁垒的关税水平(TRF),本文选取该国关税表中达到国际最高关税率的所有税目产品所占比例作为其关税水平(TRF)的代理变量,并取In(1十TRF)进入模型;衡量政策壁垒的区域贸易协定(FTA)虚拟变量,其具体设置参见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3.
影响信息成本和汇率成本的变量:包括衡量历史性信息成本的共同语言变量、基础设施以及实际汇率.
数据依次来源于CEPIIGravityDatabase和WDI数据库.
表2贸易成本变量及含义影响因素变量含义变量符号预期地理距离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dist负地理面积area正内部地理信息运输成本(运费人口密度(人口数/km)internal正和时间成本)一个标准集装箱完成进口程序所需单证数impdoc负进口程序复杂度清关时间(天)lrnptlm负费用(aq含关税,美元集装箱)lmpcos负虚拟变量,中国和进口国是否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壁垒(关税区域贸易协定FTA正协定与非关税壁垒)关税表中达到国际最高关税税率的所有税目产品所关税水平TRF负占比例();王—=中国和进口国是否使用同一语言comlang正p口口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固定、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phonet正汇率成本实际汇率官方汇率(相当于1美元的本币单位,时期平均值)exchange正履行合约成本执行合同的程序数量表示COntract负法律监管成本法律权力力度指数指数表示,弱一0,强一10lawpow正建立仓库的程序数量表示stOre1"1klm负当地分销成本仓库建设所需时间天数表示storetlm负此外,为避免遗漏重要变量,根据贸易理论和以往研究,本文选择的其他影响出口增长的控制变量X包括:经济规模(1nGDP),本文采用的是各国GDP与中国GDP的比值来衡量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具体选取In(1+GDP)进入模型;实际人均GDP差额(GDPpdc),数据来源于BvD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库;虚拟变量——外部冲击(shock),并设2001年、2008年和2009年值为1.
·78·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表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样本数IME271.
3882459.
24633215.
18403.
O919330E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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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71.
56875.
5534——0.
5445330五、实证分析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分.
在本文模型中,存在个体、时间变化的效应,同时距离、面积等解释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因此理论上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较为恰当.
实际操作中,本文运用Eviews5.
0软件,依据F检验、Hausman检验和实际回归结果综合考虑来选择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表4中国对外贸易成本不同构成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回归结果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IMEEMEIMEEMELndist一14.
3174——0.
0300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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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1447.
1380639.
5058·79·财荭研究2014年第1期续表4中国对外贸易成本不同构成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模型回归结果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IMEEMEIMEEMER—squar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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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O、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整体上看,贸易成本不同构成部分的显著性不同,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也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区分不同贸易成本进行分析的重要性.
模型虽然变量较多,但判决系数依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具体来看:首先,影响运输成本的变量的影响较大,其中除了距离变量外,其他变量都较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距离的消亡",但也证明了运输成本依然是影响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
内部地理信息(如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x,t2元边际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说明对传统产品的出口更加侧重市场规模大、人口更集中的老市场.
影响进口程序复杂度的因素整体上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这与预期相一致,需要的天数越少、集装箱费用越低越能增加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出口.
而单证数的正效应与预期相反,这可能与数据选择有关.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不同国家进口时所需单证数量差异较小,这可能影响了数据的拟合.
其次,作为最传统的壁垒性出口贸易成本,关税对集约边际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是否签订了贸易协定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这与预期不同.
可能因为本文样本从2001年开始,3O个国家全部为WTO的成员,这或许从侧面证明了中国人世10年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各种贸易壁垒得到了明显限制,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已显著提高.
结合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本文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生产效率较高的出口企业依然以传统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现状.
同时,实际汇率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加显著,实际汇率的增加会导致各国本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各国的出口;其系数较小说明了实际汇率影响不大,证明了集约边际出口的稳定性.
再次,影响信息成本的因素对二元边际呈现显著影响,中国与进口国(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以及该国较高的同定、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都会极大拉动新老产品出口,使二元边际同时增加,这体现了一国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外商、增加进口的重要作用.
代表履行合约成本的执行合同的程序数量越多,集约边际出口越少.
法律权力力度指数越高,法律监管成本越少,会同时显著增加出口的二元边际.
建立仓库的程序增加、仓库建设所需时问增加都会增加当地的分销成本,从而减少了出口的二元边际.
最后,经济规模GDP和实际人均GDP差额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再次证明了中国人世后集约边际出口的稳定性,已经很少受到进口国经济规模大小和两国需求结构差异的影响.
相对于集约边际,外部冲击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这与前文二元边际特征性事实分析的结果一致.
六、结论本文使用2001--2011年中国对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按照贸易成本的定义,通过把贸易成本分解为七方面并选择各自的代理变量,依次分析了各个变量对出I:1增长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8O·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夕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首先,对于集约边际,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实际汇率、使用同一种语言、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是有正向影响的,关税水平、进口程序复杂度、履行合约成本、法律监管成本、当地分销成本具有负向影响.
而地理距离、签订贸易协定、经济规模和实际人均GDP差额、外部冲击的影响不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对传统产品的出口更加侧重市场规模大、人口集中、经济环境稳定的老市场.
从整体上看,在我国的出口增长中,无论是产品种类数还是出口值,集约边际都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尤其是人世后这1O多年,中国的集约边际出口稳定发展,与扩展边际相比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
其次,对于扩展边际,在能体现一国软实力的文化、法律、商业环境等方面的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
例如,信息成本的减少(如使用同一种语言和较高的电话与互联网普及率)会显著增加扩展边际出口,当地分销成本则会减少出口,较高的法律权利指数对扩展边际具有正的效应,经济规模、需求结构差异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都要大于集约边际.
其他因素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再次证明了"距离的消亡",也说明我国的出口结构与产品多样性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而如何才能有效促进扩展边际增加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同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贸易自由化路径.
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促进更多企业和更多新产品的出口,那么通过提高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来减少信息成本、减少当地分销成本和改善法律监管环境等措施来减少出口贸易成本,将是更为积极有效的政策;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出口总量的增长以及扩大现有出口企业的出口增长,那么通过加强港口、机场和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企业的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将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本文还受到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OlOJQBlI)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国际金融理论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的资助.
注释:①根据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计算得到.
②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以行业大类(SITC)或产品(海关HS编码)为I:1径,而较少以企业为统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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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hetradedataofHS一6一digitsub—productsinChinaandother30keycountriesfrom2001to2011,thispaperdiscussestheeffectsofthecomponentsofforeigntradecostsondualmarginsofexportgrowthinChinabasedonthedescriptionofstylizedfactsofdualmarginsofexportgrowthandthesubdivisionofthecomponentsoftradeCOSTS.
Theresultsareasfollows:firstly,exportgrowthinChinaismainlyattributedtothepullingeffectofintensivemargin,andcomparedwithextensivemargin,intensivemarginismorefeaturedbyabsolutedominance,slightconcussionandsteadyin—crease;secondly,thecomponentsoftradecostshavedifferenteffectsondualmargins;asawhole,withthedemiseofdistance,costfactorrelatedtorealeconomyhasgreatereffectonintensivemarginandextensivemarginismoreaffectedbyexternalshocksandsoftenvironmentalfactorslikecultureandlaw.
Keywords:new—newtradetheory;tradecost;exportgrowth;dualmargins(责任编辑周一叶)·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