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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从蜀之成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为"西南夷道".
西南夷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西道是"灵关道",或称为"零关道"、"牦牛道",由蜀之成都通往云南;中道为"五尺道",由蜀之成都通往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东道是"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南夷道",由蜀之成都经贵州通往两广已至南海.
西线灵关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通,在商周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一直发挥着中国西部民族与文化南来北往交流互动的通道作用,并充当着中国西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交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
对于中线五尺道的开通时代,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战国末叶秦时开凿,很少异议.
但是,历来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五尺道开通年代的理解却难以经得起推敲,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五尺道的开通不始于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
"《索隐》谓:"栈道广五尺.
"《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
颜师古云:'其处险阸,故道才广五尺.
'如淳云:'道广五尺.
'"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五尺道是秦始皇时开通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时开通的.
笔者曾在1993年出版的《四川通史》第1册已简略说明,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官道,但早在殷末,蜀王杜宇即由此道从朱提(今云南昭通)北上至蜀.
至春秋时代,蜀王开明氏"雄长僚、僰"〔1〕,进一步开通了成都平原与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的交通.
以后,"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2〕,对殷周至战国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道路予以进一步整修.
这就意味着,五尺道并不开凿于秦,秦仅是对五尺道加以重修和整建〔3〕.
葛剑雄教授在《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亦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该文认为秦法既然是"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却公然会修建"五尺道",而严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否定五尺道始修造于秦〔4〕.
实际上,《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句所说的"略通",并不是"开通"或"始通"的意思,而是"略取通行"的意思.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索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
"《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师古曰:"行取曰略.
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
僰音蒲北反.
"可见,"略通"并非"开通"之义.
至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为"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则有着整修和整饬的含义,这与《史记》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略取和整修往往是前后相接、一以贯通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開蜀故徼.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但《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却是:"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関蜀故徼.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对于"蜀故徼",《史记》记为"開",《汉书》记为"関",究竟是开还是关呢二者必有一误.
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五尺道的开通时代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蜀故徼",是蜀在经由五尺道通往西南夷诸族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
这里的"開蜀故徼","開"为开通的意思.
其实这个"開"字,实为"関"字之误.
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段文字所说的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即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
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
既然秦在这些地方开通了郡县,置有守吏,那么秦王朝时这些地方之间的关隘必然就是开通而不是关闭的.
至秦灭汉兴,这些地方的族群"皆弃此国",即拒绝汉王朝的统治,那么这时"诸此国"与汉王朝之蜀郡间的通道就只可能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
而司马相如所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此句"今诚复通"十分重要,它确切说明,在邛、笮、冉、駹等请求内附之前,汉王朝与西南夷的交通关隘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
正是因为邛、笮、冉、駹等"诸此国"关闭了蜀与西南夷地区之间的通道,所以才会出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到南中做买卖的现象,以及西南夷诸族阻碍汉使十余批出使大月氏那样的结果.
假若是"开蜀故徼",那么巴蜀民就不会"窃出"西南夷地区,而汉武帝为打通与大月氏联系所派遣的十余批汉王朝使臣,也就不可能在西南夷道上遭遇到"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5〕那种尴尬局面,受到西南夷的重重阻碍.
開、関二字,古文形近,今本《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用的"開"字,显然是在传抄过程中因形近而导致的讹误,致使谬种流传,我们自然不能根据错讹的字义来领会史书所载历史.

据上所论,蜀与西南夷之间早有商道可通,这就是"蜀故徼".
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道"以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二、古蜀人的尚五观念与五尺道的开通时代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应与古蜀王国"数以五为纪"有关.
史书虽未明言蜀人数以五为纪,但是蜀人崇尚五这个数字,从王室祭祀制度、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信仰,都以五计数,却是斑斑可见,史不绝书.
并且,古蜀的文物制度多以五为纪的情况,也为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一致性,十分明确反映了古蜀这一特有的制度〔6〕.

古代蜀人的尚五宗教观念形成甚早,从目前的资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以前古蜀文明起源时代今成都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中部大型房屋内的五座卵石台基〔7〕,由此连续贯彻到商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其遗风至汉魏之际犹可观瞻.
在尚五观念的支配下,古蜀人发展出了一系列"数以五为纪"的文化丛:以五为朝代数的王朝盛衰史,以五为庙制的宗庙祭祀制度,以五为王制的青铜器组合,以五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以五计数的其他若干事物,都是以尚五观念为核心凝成的文化特质.
由此可见,尚五观念已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规定并支配着蜀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
例如,青铜器中的罍、无胡三角形援戈、柳叶形剑等,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表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自有其演进规律;然而青铜器的组合却以五为纪,而为巨制,为王制(从新都蜀王墓中可充分证实此点),并且同样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存而不改,则表明古蜀青铜文化组合方式是在蜀人尚五观念支配下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它的发展受到了尚五观念的严重制约.
又如,五丁制度作为古蜀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其具体由来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组织形式同样是在尚五观念支配下发展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
至于其他以五为纪的事物,也莫不受到尚五观念的支配和制约.

公元前316年蜀亡于秦以后,虽然古蜀文明物质文化形式的发展受到遏制,社会组织形式完全被秦予以改造,政治经济制度地发生了根本变革,但由于尚五观念极深地镌刻在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当中,具有极广大的社会功能和极强劲的历史惯性,所以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其统治秩序,不得不利用尚五观念来作为工具,因势利导,以期引起广大蜀人的共鸣,李冰之所以"以五石牛以压水精"〔8〕,正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宗教观念,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他就牢牢把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出历史的奇迹.
秦时"略通五尺道",也是出于同样的情况,因而成功地略通了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通为郡县"〔9〕,"颇置吏焉"〔10〕.
这些史例,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尚五观念在古代蜀人和先秦蜀文化中所占有的核心凝聚力地位.

五尺道的命名同样也是出于蜀人数以五为纪的制度.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丁力士"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家公共工程的修建,而凿山开道、开辟和维修交通路线又是五丁力士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蜀人数以五为纪,所辟道路亦以五计数,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偶然的关系.
而且,由五丁力士所开的道路,称为"五尺道",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看来,五尺道始辟于蜀人而非秦人,是信而有征的.
这也说明,五尺道是古蜀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

五尺道的开通应始于商周时代.
史籍关于杜宇入蜀的记载,为这条交通线路开辟的年代在商代晚期提供了有力证据.
史称杜宇为朱提人,朱提为今云南昭通〔11〕,由云南昭通北上,经大关、盐津至四川宜宾,正是五尺道所经由的线路所在.
杜宇由云南昭通入蜀,只可能走这条线路,再从今四川宜宾沿岷江河谷北上达于蜀地.
杜宇为云南之濮,杜宇入蜀当是以他为首的整支族群入蜀,否则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在蜀地推翻古蜀王鱼凫氏的统治,"自立为蜀王"〔12〕,建立起杜宇王朝.
可见,杜宇氏族从昭通入蜀,表明五尺道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的事实.
据《逸周书·王会篇》所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提到殷畿的正南诸族中有"百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13〕.
西周初年正南之濮进入中原参加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其间通道必然是经由灵关道或五尺道至蜀,再出蜀之金牛道,经褒斜道转至陕南而达中原〔14〕.

考古学上,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的玉器,均说明古蜀文明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传播时代,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
既有文明的传播,必有传播的通途.
而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恰好是在五尺道的主线路上.
这就意味着,五尺道的开通年代,至少是它的初通年代,一定不会晚于商周时期,否则对于昭通和威宁地区在那一时代出现古蜀文明因素的现象,将无法给以恰当的解释.

那么,为什么秦人仅将从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五尺道,而从蜀地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灵关道却不称为五尺道呢这与秦人重修五尺道并沿袭其旧称有关.
五尺道原为蜀王国的官道,属于古蜀王国的国家工程,故以五尺为名.
从史籍可见,秦人从蜀至西南夷地区,分为两路南行,东路沿五尺道,西路沿牦牛道(灵关道).
这两条交通线均为蜀时故道.
东路的五尺道可由黔西北通往黔中,历来为秦王朝所特别重视,同时为笼络蜀人,利用蜀人维修整治,故沿袭蜀时旧名.
而秦沿西路牦牛道南下,其政治统治势力仅达越巂而止,而且这条道路没有经过秦人修整,故其旧名没有为秦人所沿袭下来.
古蜀至南中的东西两道——东道"五尺道"和西道"邛、笮道(即旄牛道)",均为古蜀国时期的官道.
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而不是为秦王朝"一断于法"之下"数以六为纪"的"六尺道",原因就在于"五尺"是沿袭古蜀王国的旧制,而不是由秦重新命名.
五尺道为蜀国五丁力士所开凿,故命之曰五尺,而古蜀"数以五为纪"的制度均以五为纪,道路亦不例外,所以由五丁力士所开之道,自然命曰五尺道.
五丁力士专为蜀王国负担国家工程开山凿道即是其重要义务之一.
由五丁力士所开五尺道,当然就是蜀之官道.
旄牛道的情况同样如此,并且因为这条线路未经秦人"略通"(整治),故其名未被秦人沿袭下来而已.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秦人在蜀地南部分东西两路南下,一路沿五尺道,在五尺道上"颇置吏焉",一路沿牦牛道,在邛、笮"通为郡县",两道的"略通"年代均在秦灭前十余年,远远晚于古蜀通西南夷的时代.
而且,秦人所略通的这两道都是沿着旧时古蜀王国通西南夷的道路而下,并没有新辟道路.
这两道都在秦灭后,立即恢复了旧日的古蜀关隘,而蜀商要入南中必须偷越五尺道,《史记》明言有"蜀故徼",牦牛道虽未明言,但从《史记》所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旄牛",可知旄牛道同样设有"蜀故徼".
由此可见,在这两道上,古蜀时均设置了关卡,收取关税,此即相当于《孟子》所说中原地区的"关市之征".
既然如此,那就表明这两条道路都是古蜀的官道.

参考文献〔1〕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汉书·西南夷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作"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常頞或作常颇.
〔3〕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257页.
〔4〕葛剑雄:《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5〕《史记·大宛列传》.
〔6〕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尚五挂观念》,《四川文物》1999年第5期.
〔7〕《郫县古城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8日.
〔8〕《华阳国志·蜀志》.
〔9〕《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0〕《史记·西南夷列传》.
〔11〕《汉书·地理志》.
〔12〕《华阳国志·蜀志》.
〔13〕章太炎:《太炎文集·续篇》卷6《西南属夷小记》.
〔14〕褒斜道见诸史乘很早.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史记·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漕.
"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
褒斜道在商代即见开通.
殷卜辞所见蜀与商王朝交往,蜀文化中所见商文化因素,多由此道南入汉中,再入蜀之本土.
武丁期卜辞"伐缶与蜀",缶即褒,可见褒、蜀有路相通.
殷末蜀师北出褒斜伐纣,西周末郑之遗民南奔南郑,春秋初蜀、秦商品的流通,.
战国时蜀、秦争南郑,蜀有褒、汉之地等等,都说明褒斜道在先秦时长期畅通不衰.
故道是北出蜀地,联系关中的另一条重要道路.
因此道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故名.
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
近年在宝鸡发现的大量早期蜀文化遗物,即由故道进入.
西周早期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建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是故道(王国维《散氏盘跋》,《观堂集林》卷18《史林》10,第887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水经·渭水注》也提到宝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
可见故道之开通,其年代大概与褒斜道相差不远.

先秦巴蜀手工业研究概述邹一清〔作者简介〕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8.
自20世纪四十年代学术界开始研讨巴蜀文化并最终确立巴蜀文化命题以来,巴蜀经济一直都是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在巴蜀经济研究中,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巴蜀手工业是最"热门"的课题,甚至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中,巴蜀青铜器的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成果颇丰的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其中有关巴蜀手工业的著述也非常丰富,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梳理来看,对巴蜀手工业的研究门类主要包括青铜业、金银制造、制玉、纺织、矿业、建筑业等.
本文将以学术史的角度,对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巴蜀手工业研究的进展、成果与分歧,作出概述.

一、巴蜀青铜业由于青铜器在古代文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巴蜀青铜器的显著特色,强烈地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使得巴蜀青铜业成为研究者最早进入的领域.
1941年,卫聚贤发表论文《巴蜀文化》〔1〕,考释了20世纪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率先提出先秦巴蜀有青铜文化,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先秦巴蜀有无自身的青铜器、有无古代文明的学术大讨论.
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2〕、考古学家郑德坤〔3〕、古史辨大师顾颉刚〔4〕、大学者郭沫若〔5〕、董作宾〔6〕、唐兰〔7〕、陈梦家〔8〕、徐中舒〔9〕等纷纷加入讨论.
这场学术界当时最具热情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最直接的成果是导致了"巴蜀文化"命题的确立.

在巴蜀青铜业的研讨中,学者们从采铜和炼铜技术、青铜合金术、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青铜器文化内涵等几乎涵盖了青铜业所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1.
采铜和炼铜技术1986年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总重量达1吨以上〔10〕.
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来看,三星堆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不逊色,而又明显地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表明古代巴蜀的冶金术,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古代文献中很少有提及巴蜀青铜冶金术的资料.
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史籍记载,蜀地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今西昌)、灵关(今芦山)、徙(今天全)、严道(今荥经)、青衣(今雅安)以及朱提(其北达今宜宾)等地〔11〕.
反映出严道铜山之铜开采历史的悠久.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矿产富于"空青"〔12〕,即兰铜矿,是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之一,这与华北青铜时代主要以孔雀石为铜矿料有所不同.
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骨渣中杂有大量竹木灰烬、泥芯和铜熔渣,坑内填土中也含有灰烬、红砂泥芯和铜熔渣等情况推断〔13〕,应当是火法冶铜,以铜矿石为原料,以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同炉而冶,获得金属铜.

段渝认为,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等原料,是首先在矿石产地或其附近的炼铜作坊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后,再输送到三星堆熔铸成合金,最后制作成器的.
这一方面说明蜀国冶金工业布局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说明,商代晚期蜀国的冶金术已经脱离了直接从矿石混合冶炼中获取青铜的初级阶段,达到首先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再将金属铜、锡同炉而冶,熔炼成为青铜的高级阶段〔14〕.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中原史家的著述,因此古籍中缺乏对巴蜀青铜业方面的记载,或可认为是因为中原史家对巴蜀地区关注和了解不够,而先秦时期的巴蜀地区本身并无文献流传下来的原因.

2.
青铜合金术青铜是以铜、锡或铜、锡、铅为主要原料冶炼而成的合金.
古代蜀国的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红铜等五类合金.
曾中懋对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技术性分析,初步确认了一些青铜器试样中的铜、锡、铅、锌、镍、磷、硅、铁、铝等元素的成分,反映了商代蜀人的青铜合金技术水平〔15〕.

段渝在《四川通史》第一册中,总结归纳了五条商代蜀国青铜合金与同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的特别之处:第一、蜀国青铜礼器的锡含量一般较低,而实用器如罍、尊的锡含量则较高;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绝大多数是铅青铜,只有少量优质兵器使用锡青铜,大量的锡青铜则用以制造礼器.
这说明蜀国锡青铜的使用有其自己的标准,与商文化不同.

第二、蜀国青铜礼器的铅含量较高,实用器的铅含量很低甚至完全不含铅;而殷墟出土的兵器铅含量较高,礼器的铅含量则大大低于兵器.
可见,蜀国锡青铜和铅青铜的使用,是依器物性质而定,礼器一般用含铅量较高的铅青铜或铅锡青铜,实用器一般用岔锡量较高的锡青铜或锡铅青铜.
表明它与商文化铅锡青铜和锡铅青铜的用途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是两个不同的青铜文化系统.

第三、蜀国青铜器,无论礼器还是实用器,均不含锌.
商王朝青铜器往往含有微量锌.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青铜原料的产地不同所致,说明两者青铜原料的来源不同.
第四、蜀国铜锡类和铜锡铅类青铜器,多数含微量磷元素.
但历来对商文化青铜器的分析中,均未发观含有磷元素.
这不仅说明蜀国青铜合金术富于特色,而且说明蜀入在掌握青铜合金的脱氧技术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

第五、三星堆出土的1件青铜器中,含有微量钙元素(测试号13).
这种含有微量钙元素的铜锡合金,过去从未发现,是冶金史上的首例.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人为还是矿料杂质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

段渝认为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
因此,蜀应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16〕.
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锡含量较之商代又有显著提高,合金配比日益与中原系统相近〔17〕.
全部是锡、锡铅或铅锡青铜,且前两者占绝大多数.
各类青铜的合金配比均较稳定,变化量较小,达到稳步发展状态.
这一时期的蜀国青铜剑、矛、觚的合金成分中,都发现了微量磷元素〔18〕,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都不含磷.
表明它是从商代以来蜀国青铜合金的技术传统直接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世代相承的.
在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战国时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仍然保留了这一古老的优秀传统,突出反映了蜀国青铜文化的特殊性质,强烈显示出它自身的发展脉络、演变源流和独特的青铜文化系统.

3.
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
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石范的实例发现极少.
从铸痕分析,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主要有浑铸法、分铸法和嵌铸法.
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形.
三星堆所出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车轮器等,都采用此法制作.

陈显丹研究指出,巴蜀青铜器加工工艺主要有焊、铆、热补等技术.
如三星堆K1:36的爬龙柱形器柱身上的龙及其他装饰,就是先铸成形,再施以铜焊,或用铜铆钉予以焊接.
热补技术主要用于器物铸造时发生的某些裂痕和缺陷〔19〕.

何堂坤认为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除采用范铸成形外,还运用了局部塑性加工的技术,在三星堆一些青铜戈、矛上留下了锻打加工的痕迹.
《尚书·费誓》有"锻尔戈、矛"一语,是指锻打青铜戈、矛,但在考古学上一直未曾得到证实.
这几件蜀式戈、矛的金相组织状态为弄清这段文献提供了科学依据〔20〕.

段渝在《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一书中总结了蜀国与同期华北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蜀国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第一,商代晚期蜀已大量运用先铸法,而商周时期华北青铜器的分铸法是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到春秋时期才转变为以先铸法为主〔21〕.
第二,商代晚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铜焊技术,三星堆青铜器对此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冶金史学界普遍认为,华北的铸焊工艺起源于西周末东周初,春秋中期较多地使用,战国时代使用更为普遍,是当时中原青铜工艺转变期的一种重要的新兴金属工艺〔22〕.
而蜀国对这种新兴金属工艺的熟练掌握和应用,至少可上溯到晚商,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族早达数百年〔23〕.

蜀国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有刻缕、嵌错金银丝、嵌错红铜、浮雕,以及表面镀锡等.
卫聚贤最先对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青铜器进行详细分析,指出多数青铜戈都嵌错金银丝,光耀夺目〔24〕.
而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的铜壶,通体用红铜错成各种复杂的宴乐、弋射、狩猎和水陆攻战纹饰图案,其精美程度全国罕见〔25〕.

蜀国青铜器表面处理的最大工艺特点是镀锡,使青铜器表面含锡高,含铜低〔26〕.
而且,还在兵器上进行二次镀锡工艺,程序大致是:先在器物表面均匀镀上一层锡,再依一定图案进行第二次镀锡处理,并使用某种现在还不知道的特殊方法加速这种图案的腐蚀过程,使其很快变黑.
最后,一种有规则的几何图案或动物图案便在底色上清晰地显现出来〔27〕.
表明至少在西周后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表面二次镀锡技术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
这不仅不见于相同时期的中原诸夏,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未能揭示其奥秘,充分显示了蜀国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4.
青铜礼器的特点巴蜀青铜器可归纳为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雕像四类.
礼(容)器在蜀国青铜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三星堆、金沙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容)器.
蜀国礼(容)器绝大多数是专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其中既有用于祭祀、礼仪的礼乐之器以及专供随葬使用的明器,也有一部分实用器,包括各种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以及车马器、生活用品等.

冯汉骥提出,蜀国青铜礼器中以列罍为重器,区别于商周以鼎、簋相配的列鼎之制.
蜀的罍制,件数不一,而以五件一组为巨制〔28〕.
段渝认为,在商周时代的蜀国礼(容)器中,均未发现鼎,迄今所见青铜鼎均属战国时代.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周时代蜀国礼制自成系统,而随着战国时代蜀与列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和频繁,尤其是全中国逐渐走向统一的步伐的加快,在礼制上也出现了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格局,蜀的礼制也日益渗进融入越来越多的中原成分〔29〕.

鍪、釜、甑是蜀国青铜礼(容)器中极有特色的器形.
器身常饰几何纹,或素面,肩部有一或二只辫索耳.
单耳鍪的出现年代可早到战国早中期,双耳鍪可晚至西汉初.
过去多认为这些器形由秦传人蜀,但近年考古发现说明,秦地出现这些器形却迟至战国晚期.
李学勤认为,鍪、釜、甑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灭巴蜀后北传至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这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30〕.

蜀国青铜礼器的组合常以五件为一组,体现了蜀王特殊的礼制和葬制,这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开明氏"以五色为主"及其他一些"尚五"的现象有关〔31〕,也是直接继承了商周之际蜀国青铜罍以五件为巨制的文化传统.

二、巴蜀金银制造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共出土近百件黄金制作的器物,有金杖、金面罩、金璋、金虎、金箔鱼形饰、金箔叶形饰等,并出有金块〔32〕.
出土金器之多,在我国商代考古中是空前的发现,反映了巴蜀发达的金银制造业.

1.
巴蜀自古富产金银《禹贡》粱州贡物首推"璆"〔33〕.
璆,郑注《尚书》引马融等作"镠"〔34〕.
《尔雅·释器》:"黄金谓之,其美者谓之镠.
"〔35〕郭璞注:"镠即紫磨金.
"〔36〕《禹贡》中贡黄金的只有粱州,说明粱州的金品质上乘.
《华阳国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37〕.
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也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

《禹贡》还记载粱州贡银,为九州中惟一的贡银之地〔38〕.
但商周时代的蜀文化遗存中,至今尚未发现银器.
战国时代蜀文化遗存中出有白银制品,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有银盘、银管、壶形银饰等,工艺较高,其他遗址和墓葬出有错银青铜器,有相当高的水平.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朱提、徙出银,时称"汉嘉(今雅安)金,朱提银",为黄金白银的上品〔39〕.
《汉书·贡禹传》说汉代"蜀、广汉(工官)主金银器"〔40〕,金银制造的技术精湛,对后世大有影响.

2.
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学术界对商代黄金制品的体系探讨不多,在此方面作了开创性研究的是段渝.
他在《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中认为〔41〕,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
从地域上划分,商代的黄金制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
这些出土的黄金制品,不论从它们的形制、数量或制作方法上,还是从它们的功能体系上看,都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从而反映了商代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商代黄金制品北方诸系统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其北侧和西侧,而以西侧尤其北侧的燕山南麓为发达,制作较精,水平甚高.
不过,诸系都存在数量不丰,种类不多,形体较小等特点.
与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北方诸系统的黄金制品明显地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地位也远在青铜器之下.

南方系以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为代表,其形制、出土情况尤其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等情况,很容易看出它们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在商代中国首屈一指.
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
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
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42〕.

与北方诸系统相比较,不论从种类、形制还是从功能、象征意义上看,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都是自成一系的,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诸系统影响的任何迹象.
这一结论,将有助于从一个重要侧面来阐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事实.

从技术特点上看,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与南方系统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若干差异.
与北方诸系统相比,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加工工艺发展上显得水平更高一些,制作也更为精湛.

从南北系统各自出土的黄金制品看,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
商文化对于黄金持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其价值取向并不倾向于黄金,而是倾向于富于传统的青铜.
与北方诸系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金制品在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中据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其地位甚至超乎青铜制品之上.
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上述差异,并不表示两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反映了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43〕.

三、巴蜀玉器制造《华阳国志》记载,古代蜀地产玉〔44〕.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
"〔45〕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滨于河,用介圭.
"〔46〕介圭为玉质,《尔雅·释诂》说:"介,大也.
"〔47〕《尔雅·释器》说:"圭大尺二寸,谓之介.
"〔48〕现代考古也发现了较多的蜀国玉器,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均有,主要器形有圭、璋、琮、圳、戈、凿、锛、斧、锄、斤、匕、刀、瑗、佩、环等.
1929年在广汉真武官发现的一个窖藏,出土玉石器不下三四百件〔49〕,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计有200多件,足见蜀国制玉之盛.

蜀国玉器多为软玉,制作技术比较成熟.
多数学者认为,从玉器的形制看,蜀玉多与商文化中常见的器形相近,表明与商文化有关,但也不排除来源于时代更早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的可能,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便与良渚古玉有关.
蜀国玉料的来源,或为本地出产,或为河南南阳〔50〕.

冯汉骥、童恩正认为广汉自1929年出土以来的玉器表明,遗址原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出土地点即其手工业作场所在地,被仓促掩埋起来的〔51〕.
四、巴蜀纺织业纺织业是巴蜀地区传统的手工业.
先秦蜀国纺织业主要有织锦和织布两大门类.
蜀国织锦享誉海外.
徐中舒曾对蜀锦进行了专门的考证和研究,重点在蜀锦的原产、兴盛传播方面.
他指出: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但蜀之有锦,应在蜀汉以前.
他还认为:蜀锦非锦,乃是似锦之缎.
缎为蜀中原产,六朝时由蜀输入江南,非中原古代所有,是古代四川的特产〔52〕.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将司马错说:"得其布帛金银,足资军用.
"〔53〕秦灭蜀后,"于彝里桥南立锦官"〔54〕,"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
"〔55〕谯周《益州志》记载:"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56〕这些资料虽然出自汉晋时代,但其产生、勃兴应在此之前.
因此,关于古蜀丝绸的起源,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以及李复华、王家佑等先生均撰文认为与古蜀山氏有关.
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
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57〕.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从蜀文化墓葬中出土过完整的蜀锦,但学者们认为这与四川的酸性土壤有关,而西周前期宝鸡附近弓鱼氏墓葬内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实应当就是巴蜀丝绸的蜀绣〔58〕.
武敏认为两湖楚墓中出土的织锦就是蜀锦〔59〕.

关于蜀布的研究,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
童恩正认为蜀布就是橦华布,又写作桐华布,即木棉所织的布〔60〕.
任乃强则认为蜀布应为苎麻布,因其性能优良,故能畅销于身毒(印度)〔61〕.
巴人纺织业也非常发达.
賨人自古长于织布.
《说文》:"賨南蛮赋也.
"〔62〕《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在黔中郡武陵蛮中收取"賨布"〔63〕.
賨布也称为"幏".
《说文》:"幏,南郡蛮夷賨布也.
"〔64〕《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说:"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
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尺.
"〔65〕賨布是賨人(板楯蛮)所生产,以布代赋,賨人之名即来于所织的賨布.
在巴县冬笋坝船棺葬遗址中,出土了麻布和绢的痕迹〔66〕.

五、巴蜀矿业巴蜀地区富于矿产资源.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丹黄、空青.
"〔67〕丹砂和空青在先秦是很重要而名贵的矿物颜料.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丹砂主要出自徙(今天全县东)〔68〕;《名医别录》、《本草纲目》认为空青主要出自徙、越嶲(今凉山州)以及诸多山谷〔69〕.
《荀子·王制》提到蜀地生产著名的丹砂和曾青〔70〕,李斯《谏逐客书》也说到"西蜀丹、青不为用"〔71〕.

巴地尤以丹砂著名.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72〕集解引徐广曰:"涪陵出丹.
"〔73〕涪陵,今彭水.
苏颂《图经本草》记载:"丹砂生符陵(符涪同)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
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
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状若芙蓉头、箭镞,连床者紫黯若铁色,而光明莹澈,碎之崭岩作墙壁,又似云母片可拆者,真辰砂也.
"〔74〕今重庆市的涪陵、彭水、酉阳、秀山等县,其西南与贵州铜仁地区相邻,自古为重要的汞矿分布区,矿石所含主要矿物是辰砂〔75〕.
而湘西辰州(今湖南沅陵以南的沅江流域以西地)古为巴地,可见巴人开发丹砂之早.

六、巴蜀建筑由于考古资料的原因,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蜀国的建筑,而以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成都羊子山土台、广汉三星堆城墙等建筑遗迹为代表.
发掘者指出,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上,分布有密集的建筑群.
已发掘的27座房址〔76〕,全部是地面木构建筑,平面有圆、方、长方形等三种,多数为长方形.
房间面积多在14-35平方米之间,多是五、六间连成一组,个别房屋的面积达60多平方米.
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竹等.
建筑结构多是以榫卯和分段搭接技术为主的穿斗和抬梁式骨架,墙体为木骨泥墙.

在成都十二桥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77〕,分布范围近1·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揭露出丰富的木构件和复杂的建筑结构.
建筑材料主要有木、竹、茅草等.
构件结合方法,主要有竹篾绑扎、原始榫卯与竹篾绑扎相结合、榫卯连结等三种.
建筑基础有地梁式和桩柱式两种.
最引人注目的是指出有大型宫殿建筑和干栏式民居〔78〕.
干栏式建筑风格在蜀地很有影响.
即使是城防,也无夯土城墙,而是构木为城〔79〕,即《华阳国志·蜀志》"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80〕.

成都羊子山土台是蜀国的大型礼仪建筑的代表〔81〕.
关于其年代,林向先生认为它始建于商代,至少在殷末周初.
林向先生还认为其使用下限不晚于战国末年〔82〕.
其性质,可以肯定是一处大型礼仪建筑,是进行包括各种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
这座土台建筑反映出高超的工程技术、丰富的几何学、建筑学、力学以及其他技术和科学知识,它是迄今我国商周考古中所见最大的土台建筑.

三星堆城墙是古代蜀国发现的唯一一座大型城墙建筑〔83〕.
城墙现有东、西、南三段,北面未发现城墙,当以鸭子河为天堑.
城墙为五花土夯筑,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
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土坯垒砌城墙的实例.
整个建筑方法与华北有异,未使用中原常见的版筑法.
城墙始筑于早商时期.
其年代之早,墙体之厚,城圈之大,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全中国的范围内实属罕见.

除上述巴蜀手工业项目外,还有文章研究了巴蜀出产的陶器以及竹、木、漆器.
综观巴蜀文化研究中有关巴蜀手工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巴蜀手工业中的青铜制造、纺织、建筑等很有特色,具有很高的水平,对后世影响明显,这方面继续研究的空间很大.
但有的观点还缺少考古资料的证实,如蜀锦、蜀布等,使得这类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争议性.
毕竟,巴蜀手工业是巴蜀文明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对巴蜀手工业继续持续不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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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古代文物艺术述略邱登成〔作者简介〕邱登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三星堆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四川广汉618300.
一广汉古称雒城,又名汉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历史上,广汉建制沿革颇多变化,最早属《禹贡》梁州之域,秦时为古蜀郡之雒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雒县,属广汉郡.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为益州治.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为广汉郡治.
隋开皇元年(581年)废广汉郡,雒县遂直属益州.
大业二年(607年)雒县属蜀郡.
公元618年唐罢诸郡为州,雒县属益州,武后垂拱二年(686年)于雒县置汉州,雒县即为州治.
元中统元年(1260年)废雒县,由汉州直辖原雒县地.
1361年,明玉珍建立大夏国,恢复雒县建制,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灭大夏,复废雒县,仍由汉州直辖原雒县地.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降汉州为不领县单州.
1913年改为广汉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地处天府之国腹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商周,这里就生长着璀璨的三星堆文明,其文明发展程度足以与中原殷商文明相颉颃,是当时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文明高地.
而从秦汉置郡设县后,兴水利,促灌溉,广汉即号称"绵雒浸沃",富庶而美丽,成为蜀中天府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其后唐宋以迄明清,成都平原较少受到战乱兵燹影响,社会经济亦得以平稳的发展.
而此一时期,广汉虽不再是蜀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但仍然不减繁荣.
也正是广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经济,才留下了众多极具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感受广汉厚重的文化底蕴,一睹我们祖先智慧的光芒.
当然,说到文物,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神异奇秘,诡谲精怪而光彩夺目的三星堆青铜器.
而广汉数千年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以三星堆文物为代表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奇珍,不仅勾勒出广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绚丽图景,更是广汉城市数千年沧桑发展史的见证.
本文即以时代为序,述广汉古代文物艺术之崖略,冀能有益于读者.

二要认识和了解广汉古代的文物艺术,无疑还得从先秦时期的三星堆文物说起.
应该说,商周时期艺术的突出代表,是满饰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艺术,其总体风格是狞厉而壮美的,亦即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狞厉之美".
但这一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青铜艺术却是奇秘而苍浑的,彰显出独特的个性,昭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
雄伟壮观、通高达3.
96米的青铜神树,伟岸庄严、通高2.
62米的青铜立人像,流光溢彩、长达1.
42米的金杖,以及数十件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俱形体硕大,神奇精美,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其在造型上多以人本身或实际的和想象的动植物形象为原型,极尽变形夸张之能事.
如青铜面具、人头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兽首冠人像、神树等等,简直匪夷所思.
即便与中原商王朝风格一致的青铜礼器尊、罍,也是流行以夔龙纹、勾云纹、鸟纹、太阳纹为主体的纹饰装饰,给人以壮美、威严而又神秘的感觉.
可以说,三星堆青铜器群是古蜀国早期雕塑工艺的集中表现,是古代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是世界上同期古文化遗存中少有的精品,堪称古代人类艺术的杰作.

而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这种奇秘苍浑的艺术精神,影响了先秦时期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艺术走势.
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如铜钺、铜矛、铜剑、铜戈等巴蜀兵器以及巴蜀印章上那些神秘的符号,应该就是三星堆艺术精神的延续.
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心手纹铜矛、虎纹柳叶刃铜矛、兽面柳叶刃铜矛、心手纹柳叶形铜剑等,其上都饰有这种性质的巴蜀符号.

不仅如此,先秦时期的广汉艺术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商周时期,三星堆文化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代表,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星堆文物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夏商时期方国并存、文化各异的社会生活画卷,为研究中国早期宗教信仰、祭祀礼仪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真实的物证.
其所反映出的古蜀人对天地、自然神祗和祖先的崇拜与祭祀是一种神巫文化的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朴素的宗教情感.
而持璋铜人像、顶尊跪坐人像更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信念和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但是,古蜀国并非是如李白《蜀道难》所浩叹的那样"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是与周边文化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交流和往来.
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很多青铜艺术品,都明显有着三星堆文化影响.
而三星堆文物中的铜牌饰、铜尊、铜罍等,又明显与中原文化有着关系.
特别是三星堆文物中的黄金面罩、金杖等,则体现出古埃及、迈锡尼文明的某些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关系,对研究古代欧亚文明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李学勤先生指出,"应该把三星堆放在整个欧亚大陆来考察",正是指明了三星堆文物反映出的与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乃至西亚文明交流的重大历史信息及其意义所在,这就表明,广汉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与中国其它文化及世界文化交流的区域中心.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一件青铜尊也颇具内涵.
此件铜尊1985年9月出土于广汉雒城镇西门外西康路,器形与觚相近,器底有一铭文,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器属于商代,并将铭文释为"朁"字,与"潜"字通,《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以"江、潜、绵、雒为池泽",则此铜尊铭文上的"朁"字,很可能就是指潜水,那么这件铜尊对于研究广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三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虽致力经营巴蜀,但国祚短促.
至汉代中兴,独尊儒术,"厚人伦,美教化",使得经济发展,文化繁兴,汉代的人文精神遂得以充分的融入于艺术创造之中.
而由于汉代在全国置九大工官,并设广汉郡工官于雒县,广汉在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艺术领域便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广汉郡工官主产的铜器、金银器、漆器等极为精美,行销全国,存世的各类文物艺术品也极为丰富.
《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录有三把广汉郡工官主治的湅金马书刀,其中一件铸铭为"永元十六年广汉郡工官卅湅史成长荆守丞熹主.
"贵州清镇平坝出土一件西汉晚期的耳杯,铭文曰:"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氵月画工黄耳培.
容一升十六龠.
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氵月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2001年5月,在广汉北外乡又出土一件铜行灯,浅圆灯盘,平底直口,鸭舌状执柄,三鼎足附于灯盘外壁.
通高4.
5、灯盘高2.
2、直径11.
8、足高3.
6、执柄长14.
5厘米.
执柄背面铸铭文两行,铭文为"竟宁元年辟兵为内者造铜行灯重二斤二两护武啬夫霸掾广汉主右丞赏守令尊护工卒史不禁省".
2007年,在广汉石亭江出土一件铁桥墩,重达1.
38吨,其身面铸有"广汉郡雒江桥墩,重四十五石,太始元年造"十七字阳文篆书,笔意古朴厚重,正是汉篆高古朴茂的风格.
而按西汉衡制,一石约31000克,四十五石为1395000克,即1.
395吨,正与铁桥墩实测重量相合.
据《汉书·地理志》载,广汉郡乃高祖时置,而太始为武帝年号,元年即公元前96年.
也就是说,这一铸铭铁器距今已两千多年,而能保存如此完好,实为罕见.

从艺术史上看,汉代艺术是商周青铜艺术之后出现的又一座高峰.
虽然汉代青铜艺术不再具有商周时期的狞厉壮美的气势,但青铜艺术、画像艺术和石刻艺术等交相辉映,体现出雄浑奔放的韵致.
这种韵致亦即汉代艺术的一个总特征,就是强调雄浑之美,犹如汉赋,气象博大,和谐流美.
广汉市文管所收藏有两株汉代青铜摇钱树,可谓是汉代造型艺术的典范.
例如1983年四川广汉万福乡出土的一株摇钱树,通高1.
52米.
树座为红陶绿釉,饰天禄辟邪二神兽.
全树由下至上共分六层,第一至第五层图案主四向横列大叶片,大叶片两面又装饰小叶片,呈立体状,图象为西王母、骑马、射箭、狩猎,蹲步射箭狩猎,伏案弹唱等人物及青龙、白虎等神兽;第六层四向横列狭长形单体叶片,叶片上则有西王母、青龙、白虎、舞伎和重层杂技人物等图案.
树顶栖立朱雀一只,其嘴下有人物、虫以及兽等.
这株摇钱树树杆挺直,枝繁叶茂,锈色新绿,较少杂色,通体透出古朴浑厚的气息.
而整树形体高大,结构复杂,造型别致,刻画精准,图象之组合、布局尤为繁复.
那展翅欲飞的朱雀,悬垂的灵猴,悠闲的羊、马,舞乐的人物,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传神.
摇钱树从树座到单个的叶片再到整体布局,皆平衡停匀,好比一幅精美的绘画和书法,让人感受到一股振颤心灵的流动的气韵.
这不就是王延寿在《鲁殿灵光赋》中所描绘的"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的奇妙景象吗汉代又是一个神仙充溢的时代,其雕塑和画像多状摹的天国仙界精灵神怪,并以其浪漫飘逸的气格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奇葩.
有汉一代,广汉既为西南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其文化艺术亦蔚然可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雕塑和画像艺术品可为代表.
在雕塑方面,广汉文管所收藏有几件陶制摇钱树座,均为双范合模烧制而成,或彩绘、或施釉.
其于图象的塑造,技法简练,形象生动,一般采用浅浮雕的雕塑方法,并辅以线刻,如广汉万福乡狮象村出土的摇钱树座,其上以浅浮雕塑造出天禄辟邪二神兽,二兽的毛发及其下的云气纹,则是以线刻的方式来表现的,线条洗练简约而能达其形神.
而广汉连山崖墓出土的西王母天门树座则在器表施以彩绘,图像内容则分为三部分.
上部中间为头戴高冠,双手笼袖的西王母.
左为龙,右为虎,上面有二仙鸟.
中间为高大的宫阙——天门,中间为二人,做作揖状.
下部为象、鹿等神兽.
整个画面构图生动,内容丰富,色彩绚丽,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天国画卷,令人神往.
此外,连山杜家嘴崖墓出土的彩绘陶马、说唱俑、附耳听琴俑、庖厨俑、持铡俑、坐俑等,无不刻画细腻、逼真传神,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而汉代画像艺术分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两类,它们如同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画卷,不仅凸现出汉代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更蕴含着汉代人们的神性思维,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最为可靠的实物资料.
在画像方面,广汉以画像砖为主.
广汉文管所收藏的汉代画像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汉代画像的艺术特色.
如放筏图画像砖,画面为一木筏,木筏下端为起伏的河岸,木筏上一人持竿划行,另一人单脚跪地,一脚前伸,似欲入水捕鱼.
而水中则有鱼、龟、鱼鹰图像.
左面岸上垂钓的一人则似正与木筏上的人交谈.
整个画面所反映的就是当时渔猎、垂钓的生活场景,但却异常生动.
又如收租图画像砖,画面左上刻一粮仓,右侧两辆马车拉至地主粮仓前缴租.
下边一粮车已卸,马栓在树上,一人正从车上把粮往斗斛内倒入,车上另有一人正往下搬粮,粮仓前一人席地而坐,左手执数箸,正在筹算.
整个画面的图景,简直把当时地主收租的场景展现得活灵活现.
而月神图画像砖所反映的,则是汉代神话主题,整个画面为一个人首鸟身的羽人图像,羽人头上戴冠,腹部有一空心的圆,圆中浮雕蟾蜍、桂树.
羽人周围还有三颗闪耀的星星.
整幅画面虽很简洁,但却令人想到高旋于夜空的明月,想到月宫中化为蟾蜍的嫦娥和馨香四溢的桂树,你得思绪也在面对画面时飞扬起来.
其它如燕集、辎车、二骑吏、百戏等画像砖,亦各臻其妙,此不一一例举.
这些画像砖,在雕刻技法上均采用浅浮雕、阴线刻,或是两者结合,相得益彰,构塑出生动而富于变化的各种场景图画.
同时,这些画像砖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无论是市集庭院,或是生产宴乐,或者舞乐杂技,甚至神话传说,都能构图匀称,形象生动,你不得不钦佩汉代艺术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杰出的创造才能.

四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其文化艺术,无论是书法绘画、诗歌文章,还是三彩陶瓷、佛陀造像,都充溢着一种富丽堂皇的盛世气象.
但是应该说,在汉祚隳颓之后,经过魏晋短暂的士林尚雅之风,唐代的艺术已经脱离了商周秦汉的神鬼世界,虽佛陀盛行,而艺术的世俗化却不可避免.
此一时期,广汉的艺术不再具有鲜明的个性,而是与整个社会完全趋于一致了.
广汉历年发现的唐代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仍可窥见唐代艺术之一斑.
1986年,广汉树林路出土两件唐代金带,一为素面,另一件则满饰精美的缠枝纹,中间间以十二生肖图像.
整条金带布局巧妙,图案繁复精美,虽然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但从本质上说,已经是世俗化的艺术品了.
同时发现的还有两件唐代金发梳,器体呈半月形,梳脊上弧,其上透刻有精美的花鸟和卷草图案,梳齿为数十条金丝.
这同样是世俗化的产物,甚至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装饰发髻的用品.

但是,广汉发现的唐代艺术品不多,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的广汉艺术有所衰退,而是各种原因所致.
事实上,唐代广汉的人文可以说是汉代以后的一个高峰.
特别是肃宗上元元年丞相房琯以陈涛斜兵败之故被贬为汉州刺史,于城西开凿西湖,事毕作《西湖既成》诗以抒忧抱:"高流缠峻隅,城下缅丘墟.
决渠信浩荡,潭岛成江湖.
结宇依回渚,水中信可居.
三伏气不蒸,四达暑自徂.
同人千里驾,邻国五马车.
月出共登舟,风生随所如.
举麾指极浦,欲极更盘纡.
缭绕各殊致,夜尽情有余.
遭乱意不开,即理还暂祛.
安得长晤语,使我忧更除.
"而这也是房琯存世的唯一一首诗.
其后杜甫、李德裕、薛能、韦庄、陆游、魏了翁、司马光、苏辙、范成大、文同、赵抃、王士祯等历代著名诗人都先后到过广汉,或畅游西湖,或怀思房相,留下了四十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杜甫的《得房公池鹅》:"房相西亭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
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
"便是唐诗里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两宋艺术承唐代艺术世俗化的趋势,更接近于生活真实,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宋代的玉雕艺术.
但两宋特别是南宋玉雕,多为传世品,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并不多.
1981年7月,广汉和兴联合7社出土一批南宋窖藏玉器,弥足珍贵.
细审这批窖藏玉器,可征南宋玉雕鲜明的艺术风尚.
其选料考究,技艺娴熟,在题材上则多取材于生活真实,透出清新的生活气息,重要的是这组玉雕琢镂精巧,重在意趣,在艺术风格上属于"有我之境".
而这正折射出南宋特定的社会及时代背景.
如蟠螭纹带饰,器中部有一椭圆形孔,其上镂空,浮雕出二螭龙,螭首回顾相对,首尾相衔作嬉戏亲密状,惟妙惟肖,背面环雕出首尾相接二螭龙及卷云纹.
整器构图主次分明,情趣横生.
又如龟游荷叶带饰,整器为一片舒展的荷叶,叶上浮雕一龟,龟昂头摆尾,作爬行状,甚为生动形象.
整器刻工精湛,构思巧妙.
而婴戏玉坠采用镂空、透雕出持荷负囊,戏言耳语的二童子,憨然可爱,神情逼肖,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生活图卷.
还有童子玉坠,采用镂空及线刻手法透雕出一戏玩于莲花之间的孩童,无论是孩童神情衣着,还是莲花叶纹,都刻画得形象准确,栩栩如生.
其它如缠枝莲华镂饰、云纹玉坠等,莫不如是.

而说到宋代艺术,瓷器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广汉文管所虽收藏的宋代瓷器不多,但也甚有特色.
如两件套影青开片瓷尊,直口有盖,上为蟹爪纹,通体为冰裂纹,瓷胎上刻莲花、荷叶和水波纹,整体看釉面酥光,润泽典雅.
而从其中一件上还有清曾国藩题的"宋哥窑开片尊,涤生得于金陵"看,这两件瓷尊背后应该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及其流传经历.
2000年8月雒城镇南街基建工地宋墓出土的一件豆青瓷瓶,色泽莹润温和,形制简洁自然,很可能是地方名窑的代表作品.

不过宋代广汉的玉雕和瓷器在总的艺术风格上并无多少独到之处,而是完全与当时的社会相吻合.
相较而言,倒是三彩陶瓷艺术更具四川地方特色.
如1987年11月广汉市桂花街基建工地宋墓出土了一批三彩陶器,其中三彩陶楼房一件,楼为悬山式仿木结构一楼一底建筑,正脊圆弧,垂脊微弧,脊端卷头呈鱼,穿斗式屋架,前后门对穿,有框无扉,上层四周作单钩栏,四角立望柱,柱顶附加圆饼形柱头,望柱中间立钩栏蜀柱一根,蜀柱顶部内收呈工字形,钩栏下部竖格条式围栏.
另有三彩釉陶武士俑二件,形制相同,俱为头带兜鍪,兜鍪顶上有焰状缨,两侧护耳高扬,横眉圆目,高鼻厚唇,嘴略上翘,庄严威武,身着紧袖服,外套鱼鳞片甲,腰裹兽面抱肚,束带,腰左右二侧佩以弓、矢,双手抚钺于腹前,足蹬云头靴立于座上,通体以绿、赭、黄三彩上釉,做工精致,造型准确.
又如1977年9月广汉县南丰八大队五队宋墓出土的三彩陶厨炊俑,整器造型为前为一方形炉灶,炉灶上放一盖釜,开灶门,门上有二孔,一俑,头戴帽,后披搭肩,身着短襦,下穿褶裙,右脚跪地,左脚曲蹲,左手扶地,右手握火筒置于嘴前,怒目鼓腮作吹火状,刻画生动,造型准确.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青铜冶铸在宋代已趋于衰落,青铜艺术也流为一种边缘艺术.
尽管如此,从存世不多的宋代青铜器看,受艺术世俗化的影响,其青铜艺术也饶有趣致.
这从广汉文管所收藏的几件宋代青铜器可以得到印证.
如1979年8月广汉农药厂出土的一件龟鹤铜烛台,烛台座为一伸头摇尾,四肢伏地爬行的龟,龟背上有二圆穿,一鹤引颈垂尾立于龟背之上,嘴衔花瓣(烛台),双翅微张,一副怡然自得之相.
整器造型龟鹤一体,妙趣天成,颇具匠心,恰如活灵活现的自然生态场景.
又如1984年12月广汉东南乡跃龙三社瓦窑出土的一件云月铜镜,圆形的镜身下部是飞扬流动的卷云纹,镜的背面所铸图案则为传说中的月宫,简直就是彩云托月的形象写照.

五艺术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
明清时期,不仅瓷器、玉雕、金属器各具特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文人书画篆刻艺术繁兴并广为流传.
但是由于社会以及丧葬习俗变化等原因,明清时期名贵的瓷器、玉雕以及金属器等较少流散于民间,墓葬出土亦极少,故而地方收藏不多.
偶有所获,其艺术也亦颇为可观.
如广汉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明代金簪饰,金簪饰呈团花状,分上下二层,下层为表面衬底,上层较薄,錾刻各类花卉树叶图案,工艺繁复,錾刻细腻,是不可多得的一件艺术珍品.
又如清牧牛铜熏炉,炉身为一卧牛,大犄角,牛竖耳张口,曲肢伏地,背开方孔,覆以弧形盖,盖上铸一撑头翘足的牧童.
整器造型和谐巧妙,颇具生活情趣.

明代崇奉孔子,每年都要于文庙重礼献祭孔子,至清代,尊孔之风愈盛,各地大兴文庙,文庙祭器也成为明清代艺术一个新兴的别类.
但经历十年浩劫,全国各地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文庙祭器并不多.
广汉文管所收藏的文庙祭器,便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套,弥足珍贵.
这套祭器包括锡器、铜编钟、铁编磬各一组.
锡器计有锡尊、锡簋、锡簠、锡甗、锡鉶、锡墩、锡爵、锡烛台、锡香筒、锡莲花灯等10类69件,大多形制规整,朴雅典重,与孔庙的庄严气氛相契合.
中亦不乏造型生动者,如锡象尊,象张口露齿,长鼻前卷,就颇为形象,有的还有铭文,如一件锡莲花灯的盖上,就有"光绪壬午元旦圣庙制"九字铭文.
铜编钟和铁编磬均较朴质,编钟身上部铸有"光绪辛已"铭文,编磬上则有"光绪壬午仲春月"铭文,均为祭孔时实用器,铸造工艺略显粗糙.
而由这些铭文可知,这套文庙祭器可能是光绪年间,专为广汉文庙祭孔而制.
明清以来,文人书画既广为流传,民间收藏亦多.
广汉文管所即收藏有陈元素、顾复初、铁保、翁同和、王文治、郭尚先、李调元、黄云鹤、赵熙、杨春梯、龚晴皋、张怀泗、王嵩、谢无量、冯灌父等明清以至近现代名家的书画.
书法中陈元素的稳健内秀、铁保的圆润流转、翁同和的开张大气、王文治的秀媚疏朗以及黄云鹄的隽雅秀逸、赵熙的恣肆挺秀,还有现代谢无量的闲逸清健,俱耐品鉴.
而以陈元素、翁同和等人题米襄阳行书诗卷价值尤高.
这一方面因为广汉文文管所收藏的《米芾行书诗卷》,虽为明仿,但前面翁同和题首和后面陈元素、高士奇、汤贻汾的跋均为真迹,对研究明清之际书画制假不无参照.
另一方面则由于陈元素书法传世甚少,而其生平事迹也不甚详,故此题跋也是研究其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绘画中顾复初《月明松下房栊静山水图》安静祥和、杨春梯《小桥流水图》的雄浑苍劲、龚晴皋《水墨山水屏》的恣肆雄阔,皆各具气象.

但最能代表明清以来广汉书画艺术成就的,还是张怀泗、王嵩、冯灌父等本土书画家.
张怀泗(1747~1847),汉州人,字环甫,号临川,晚号枣核老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官顺天府宛平县令,因生性磊落,刚直不阿,罢官后退居乡里,安贫乐道,著书讲学,以至终老.
著有《榴榆山馆诗钞》、《抱经堂今古文集》、《安西闻所闻》、《扬诗见所见》等三十余卷,并主修嘉庆《汉州志》四十卷.
罗江李调元曾访其宅,题"兰花深处别开门,中有幽人自乐园"于其室壁,尚书汤敦甫使蜀,特书"谈笑春风,精神秋月,文章余事,道德初心"相赠,俱可鉴其德操.
张怀泗以书法名世,其书法融颜真卿的宽博和欧阳询的险劲于一体,更善于用竖画的钉头造险取势,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观其《临欧阳询行书条幅》,旨趣可见一斑.

王嵩,生卒年及事迹皆不详,清代画家,字申甫,广汉人.
擅丹青,尤工花卉.
所作花卉大多清雅耐品,一如其《花卉屏》之《瘦石梅花》题款所言:"梅取其清,石取其寿.
"别有情致.
冯灌父(1884~1969),名骧,别号平园,广汉万福人.
毕业于北洋陆军讲武堂,曾在军政界任要职.
生前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冯灌父工于书画,国画更是山水、人物、花鸟兼善,深得时人推崇,张大千也毫不吝啬赞誉之词,说:"烟云烘染,人物线条,自愧不如灌父.
"广汉文管所收藏的一件《山水人物图》,技法娴熟,构图巧妙,极富生活情趣,可证张大千之言不虚.
而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后,四川厅冯应邀绘装饰堂皇富丽的大型国画《天彭丹景》,也出于冯灌父手笔.

以上只是对广汉古代文物艺术一个简略的概说,远不是广汉古代艺术的全部.
因为艺术所包含的品类是很庞杂的,而本文系为方便读者阅读《蜀风雒韵——广汉文物艺术精粹》一书所作,故诸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文学艺术等等,均未涉及,读者其鉴之.

中心学术丛书《宋代李白接受史》正式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宋代李白接受史》,近日正式出版.
这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重点课题"宋代李白接受史"的最终成果.

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文学也如此.
以李白的传播和接受为例,早在天宝年间,李白就已经以卓著的诗才和潇洒飘逸的人生态度成为盛唐诗歌的代表,与杜甫并称为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被苏挺赞誉为"天才英丽"、被贺知章赞誉为"谪仙人".
此后,喜爱李白、受李白影响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唐人对李白的接受尚处于感性的咏叹和推崇阶段,还没进入理性的概括与探讨.

进入宋代以后,受崇儒重道思想、和义理、学问兼重审美风尚的影响,杜诗成为人们竞相模拟的典范,因而注家蜂起,出现了千家注杜诗的盛况,而注李的却寥寥无几,李白似乎被宋人遗忘了.
但事实上,两宋时期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评价仍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仰慕李白傲岸人格和非凡诗才的人亦大有人在.
宋人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评价,不再停留在感性的咏叹上,而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纵观宋代诗歌史可知:宋代诗风的形成是不断选择唐诗经典并超越经典,进而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
尤其是诗文革新运动之后,宋人选择了韩愈、李白、杜甫等人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对象.
宋人以各种载体和各种传播渠道接受和传播李白,或整理编集、或钩沉遗文、或版本源流、或校勘注释、或甄辨伪作、或品评赏析、或撰写年谱;宋人在诗、文、词、笔记小说、诗话和词话中频繁的提及李白.
宋人为后世的李白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文献,对李白诗歌的接受和传播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起点.

宋代诗坛,诗人众多,流派众多.
近代学者陈衍(按:清末诗坛"同光体"理论代表.
生于1856年,卒于1937年)在《宋诗精华录》(按:这是作者晚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时讲授宋诗的自编教材,民国年间出版)中模仿唐诗的四分法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
本书在论述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这四个阶段的李白接受情况,每个阶段例举了几位代表诗人作了较为详尽地分析,试图通过这种个案分析,更为细致、深入地探讨宋代李白接受和传播的情况.
具体而言,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引言.
本章属于整个论题的背景研究,重在梳理宋代李白接受的研究现状、阐述本书的写作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北宋前期的接受情况.
首先,介绍乐史两次对李白诗文集进行整理和编辑的情况,然后介绍宋敏求对乐史的增补情况.
其次,论述田锡、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在理论和创作上对李白的接受情况.

第二章、北宋中、后期的接受情况.
以曾巩、苏轼、王安石、郭祥正、黄庭坚等人为代表,作了详尽阐述.
第三章、南宋前期的接受情况.
南宗名臣李纲文集中与李白有关的诗文作品多达二十篇左右,他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际去解读李白,视角较为独特.
理学家朱熹对李白的认识在这时期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李白诗歌艺术特征的剖析是准确的,对李白的评价是中肯的.
爱国诗人陆游生前就被时人目为"小李白",其诗风极为神似李白.

第四章、南宋后期的接受情况.
这时期李白接受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诗评家们用评点的方式接受和传播李白,其中以严羽和刘辰翁为代表.
这时期江湖派代表刘克庄对李白也颇有兴趣,除《后村诗话》中有较多篇幅论述李白其人其诗外,还有二十余篇诗文歌咏或论述李白.
王象之以地理学家的身份传播李白,使得李白在这时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第五章: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
本书有以下三个创新点:第一,以接受美学作为理论依据.
从总体而言,宋代的李白接受和传播是在唐五代基础之上展开的,但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使得审美的风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李白接受和传播呈现出以下不同的特点:李白谪仙形象有所拓展,宋人以纯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来评价李白的诗歌,更多宋人用创作实践的方式来接受和传播李白,接受和传播的载体更加丰富.

第二,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宋代李白接受和传播的载体更加丰富.
唐五代时期主要是用诗、文、小说等方式作为载体.
宋代除了用这些传统的文学样式作为载体之外,还增加了词、诗话、词话、地理著作、绘画等新的载体.
苏轼、李纲、刘克庄等人用词的方式接受传播李白;罗大经、胡仔、周紫芝、严羽、刘克庄等人用诗话的方式传播李白;王象之、祝穆等人以地理学家的身份传播李白;王谠、戴埴、刘斧等人用笔记小说的方式接受传播李白.

第三,较为完整的勾勒了整个宋代的李白接受情况,并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五次年会暨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五次年会暨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10年10月13至15日期间在成都市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50余人齐聚一堂,对新形势下的中国西南民族建设发展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本次大会学术研讨的主题为"交流·互动·发展:全球视野中的西南各少数民族".
在全球视野下,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更加广泛的交流、互动,共同发展.
在开幕式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何耀华会长首先致开幕词,他指出本次会议应突出民族研究为重点,以民族事业的创新为己任,对已有的民族学理论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本次会议将为西南民族研究的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将对西南少数民族进一步开放、发展给予良好的契机,为推动西南民族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作用.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金星华主任在致辞中指出: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年会的召开令人感觉到欣喜.
本次会议必将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对民族研究视野的开拓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民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对民族进行研究更是有难度,本次会议的召开一定会对民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良好的平台,也将对西南民族地方事业及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起到指引作用.

四川省政府张作哈副省长也作了大会致辞: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年会能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召开,这对四川民族事业发展将会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希望大家进一步对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民族发展中的成绩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建议来促进该地区的各种事业的繁荣.

本次研讨会分别以会议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两种形式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探讨.
学者们分别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主要议题包括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历史问题的研究、怎样去看待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共通性与民族独立性及中国现当代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其中各位专家学者尤其对"民族走廊"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参加了研讨会.
中心研究人员黄尚军教授、屈小玲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巴蜀牌坊铭文所见清代农民暴动与起义初探》、《文化全球化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冲击——以中国西南民族为例》的会议发言,引起参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讨.

这是一次民族学专家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盛会,通过该会可以使众与会专家学者在民族问题上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对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会议期间,还民主选举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这次改选必将为学会的进一步壮大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继续担任本学会的副会长.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参加"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10~12日,"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暨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召开.
此次会议是由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迪庆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承办.
来自西南地区及其他省市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旨是,用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反映三江并流地区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加强地区间的协作和学术交流,推动三江并流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金沙江岩画、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三江并流地区考古新发现、三江并流地区的民族与民俗、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邹一清副研究员,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金沙江研究所唐亮副研究员参加了研讨会.
段渝教授做了"从西南地区出土青铜剑看南方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会专题报告,他在幻灯片上展示了西南地区考古发现青铜剑的种种类型,同南亚、东南亚及西亚等地出土的青铜剑进行比对,并针对南丝路走向,阐释先秦时期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及西亚地区比较广泛的文化交流关系,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与交流.

在学术研讨会期间,还召开了云南省文博所(馆)长联谊会,畅叙友谊,共谋合作.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也与南丝路上相关文博单位商议了开展合作研究的事宜.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赴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学术大会"2010年10月27~31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屈小玲教授、张海副教授应邀前往韩国参加"东亚人文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学术大会".
此次会议在韩国大邱召开,由韩国东亚人文学会、中国杜甫学会和韩国大邱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共同举办.
会议主题为"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暨东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大会聚集了来自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中国众多高校学者,韩国学者分别来自大邱大学、岭南大学、大邱韩医大学、高丽大学、庆一大学、昌原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本次会议共有近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收到会议论文70多篇.
与会代表分成六个会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辩中高潮此起彼伏,充分体现了杜甫在世界各国的深远影响.

中心屈小玲教授提交并宣读了学术报告《流寓中的杜甫:杜甫漂泊大西南相关问题探讨》,张海副教授提交并宣读的学术报告是《简论韦庄与杜甫》.
张海在文中认为杜甫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韦庄生活于晚唐五代,经历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历史过程.
韦庄的生平经历、诗歌的思想内容、表达方式和风格韵味与杜甫及其诗作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特别是其忧国忧民之作可以说是杜诗在晚唐五代的有力回响,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参加"中韩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14日,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韩国祥明大学韩中文化信息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韩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上述三个单位的10余位专家学者就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学、传统戏剧、民间艺术、祭祀活动等方面交流了研究成果和心得.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杨静博士宣读了题为《巴蜀民间艺术作为他者——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论文,从巴蜀民间艺术的人文内涵及当代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的巴蜀民间艺术和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将巴蜀民间艺术作为"他者"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之中进行解读和阐释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强调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探寻其整体性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是以学术研究带动文化保护的积极举措,也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她的报告受到中韩学者一致好评.

段渝教授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二五"发展规划暨重大项目评审会2010年11月11-1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二五"发展规划暨重大项目评审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
会议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和全国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以及17位外聘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何健处长主持,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发表了重要讲话.
张东刚指出,体制创新和基地建设要在基地五大建设目标中起引领作用.
新一轮基地建设要服务于三个需求:一是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的需求,二是服务于高校发展的需求,三是服务于基地自身建设发展的需求,三个需求要有机结合.
他说,未来十年,高校建设要求重质量,优化结构,内涵式发展.
基地建设要按照"立足创新,提高质量,增强能力,服务国家"这十二个字来定位.
他从五个方面高度概括了基地建设的总体思路:第一,进一步加强开放与合作;第二,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第三,全面提升科研能力;第四,进一步完善基地体系;第五,体制创新.
张东刚的讲话,对新一轮的基地建设指出了方向.

这次会议,对全国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了评审,会后将由教育部社科司总结评审意见后发给各基地,对规划加以修订.
会议还对各基地提交的2010年度重大课题进行了评审.
"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组考察云南博南道、永昌道2010年10月中、下旬,"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组部分人员对南丝路博南道和永昌道进行了田野考察.
此次考察由课题组组长、首席专家段渝教授为领队,邹一清、王黎锐等研究人员参加考察.
考察线路为南方丝绸之路西线博南道和永昌道,以云南大理为考察起点,沿途考察了大理市、漾濞县、永平县、保山市、腾冲市、芒市、瑞丽市(含瑞丽市畹町区).

考察组重点参观了大理市博物馆、保山市博物馆;实地考察了沿途重要古城古镇、古道遗迹、桥梁、外贸口岸:大理古城、巍山古城,腾冲和硕古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中国段,永平至保山的博南古道遗迹和云龙桥、霁虹桥、惠人桥遗址以及猴桥等.
考察组还就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问了当地多位学者,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通过田野考察和访问交流,课题组对南丝路博南道和永昌道的线路、历史文化及文化交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考察中还与大理州博物馆、大理州文管所、大理市文管所、保山市博物馆、德宏州文管所、畹町文管所、临沧市文管所、怒江州文管所等单位进行了交流和联系,共同商议,通力合作,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一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获国家、省部级立项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科研方向"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又有一批相关课题获准立项:1.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项目编号:10&ZD087)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起点调查与研究(10JJDZONGHE001)3.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立项项目:南方丝绸之路-成都段调查与研究(川教函[2010]344)4.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立项项目:南方丝绸之路步头道实地调研(川教函[2010]344)5.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立项项目:南方丝绸之路雅安段文物总集(川教函[2010]344)6.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成都:南方丝绸之路起点考察通过以上各项课题的开展,将大力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中心将全力做好各个项目的科研组织、宣传推广工作.
三星堆、金沙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0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等单位组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家评定组对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进行了实地检查评审.
专家评定组从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开放展示等方面对这两个遗址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0年10月1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12个项目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通知称,根据各地申请,通过初审、现场考察评分和专家会议评议,依据专家投票结果,国家文物局同意三星堆、金沙等12个项目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等23个项目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充分发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