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因特网的发展

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DOI:10.
14116/j.
nkes.
2018.
04.
00221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韩剑冯帆姜晓运*摘要:互联网推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深刻变革,随着国际分工深化与中间产品贸易扩大,互联网对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愈来愈显著.
为了探究国家层面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专业化分工、服务嵌入及价值链竞争优势等视角分析两者关系的理论机制,基于OECD附加值贸易数据库的GVC指数,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各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三个维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各国GVC参与度,拓宽了GVC参与长度,并使各国在GVC中的最终需求距离有效缩短,而对OECD发达国家和非OECD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互联网发展对非OECD国家GVC参与的影响要明显强于OECD发达国家,但对GVC参与地位的影响要明显弱于OECD发达国家.
本文最后指出,后发国家在进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应利用互联网做全球价值链的发现者、整合者和主导者,同时加强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关联和对接,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国内贸易增加值比重,在不断适应全球价值链整合和重塑中实现升级.
关键词:互联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参与长度;最终需求距离一、问题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爆炸式增长,数字技术成为前所未有的重塑经济和社会的驱动力量.
与此同时,多数不发达国家却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扩张中逐渐被边缘化或隔离化.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人口仅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的0.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以及各国政要普遍意识到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数字鸿沟"(DigitalDivision)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际互联网在网络时代具有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如果*韩剑,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10093),E-mail:hanj@nju.
edu.
cn;冯帆,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10093),E-mail:fengfan@nju.
edu.
cn;姜晓运,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10093),E-mail:ljxy0922@163.
com.
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790013)及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文科百层次科研项目的资助.
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22不能有效缩小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差距,"数字鸿沟"很可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发展不平衡的新根源.
进入21世纪,尽管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升,但数字鸿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十分严峻.
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排名前10%的国家进步幅度是排名后10%国家的两倍,数字鸿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扩大,"信息贫困"导致落后地区无法享受通信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
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互联网对国际贸易乃至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既有的文献中,大量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框架,分析互联网发展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扩大贸易规模.
比如,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交流成本和搜寻信息的成本,形成贸易创造效应(Bakos,1997;Anderson和Wincoop,2004).
互联网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组织管理成本,包括与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物流运输成本(李海舰等,2014),提升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
另外,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Melitz,2003)的框架中,互联网分别通过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导致国际贸易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
总之,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成为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来源,互联网发展对各国贸易流量的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然而,互联网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全球价值链(GVC)贸易增长,一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改善又能给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带来何种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却较少涉及.
随着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研究的深化,现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注重点围绕着增加值贸易而逐步展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其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日益参与到了全球价值链的活动中,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积累技能和为长远产业升级创造机会的重要途径.
发达国家凭借其跨国公司等优势资源在一定时期仍将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并处于主导地位和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
因此,围绕着价值链主导权的竞争与合作,将是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主要格局.
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而言,如何抓住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重大机遇,实现互联网+的转型发展和创新融合,通过互联网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小微企业和个体在价值链各增值环节中作用,对于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和打破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并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阐释与命题假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全球生产服务体系的形成,使跨国公司价值链不断向全球拓展延伸,价值链各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越来越突显,资源配置的分散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扩展.
现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23阶段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在价值链的升级路径和驱动因素等方面,同时互联网的价值创造方式目前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话题.
本文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互联网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
(一)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互联网的"黏合剂"作用能够深化专业化分工,使得全球价值链中的各环节突破时空的局限.
各国在价值链参与过程中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将资源集中在其最具竞争力的环节工序上,推动分工高度精细化,从中获取更多收益.
Baldwin(2012)将全球价值链划分为四个层级:产品、阶段、职业与工序,其中工序是价值链中最基础的分工"单位",是优化价值链嵌入的关键.
在工序分工中,互联网的协调能够加快指令、信息等的传递,实现价值链各组成部分的有效链接.
同时,信息技术使得单个劳动者更易执行更多的工序,实现各工序的计算机化,并将此嵌入进机械制造过程中.
在此基础上,一个单独操作机械的工人可以执行过去需要一组专业工人来完成的任务.
信息化生产不但促进了分工的高度精细化,拓宽了价值链的生产环节,而且提升了各环节操作效率.
从交易费用经济学来看,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导致价值链各环节间的产品交易类型与数量快速增长,交易费用相应快速增长,而互联网因其良好的协调技术和自身较强的可外包性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物联网、云服务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大幅提高了制造活动中装配环节和检测环节的工艺流程效率;物流和运输服务则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生产组织和销售所需的运输成本,提高商品流动效率;电子商务大大简化制造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对接的环节,电子支付显著提高销售和交易效率.
Freund和Weinhlod(2002)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美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上为制造业提供更完善的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和管理服务等,价值链参与者的交易费用随着原本需要内部生产的服务转向从外部市场采购而逐渐下降,价值链各环节得以高效快速运转.
(二)基于服务嵌入视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背景下,互联网作为服务业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外包趋势逐渐增强,但并非表明其与制造业价值链完全独立,互联网正重新渗透进价值链生产过程中,促进价值链运行效率的提升.
Granovetter(1985)将其嵌入性划分成两类: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
互联网在嵌入制造业价值链过程中,将其日益专业化的服务要素引进制造业价值链中,推动制造业价值链配置效率与经营效率的提升,促进其从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营销等环节攀升.
互联网关系性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其运营效率.
Porter(1985)将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分为"基本活动"与"支持性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的外包能够带来外部服务的规模经济,企业因而可以获得迂回的报酬递增效应,维持了其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价值链中的经营生产需要保持协调性与连续性,互联网需要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24重新关系性嵌入进制造业价值链中,与制造业价值链进行协同合作.
互联网关系性嵌入后,通过与制造业价值链经营环节中的同类项相合并,对价值链整个生产体系的空间协调等产生重要影响,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带动价值链生产效率提升,并有助于其进一步重点发展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链攀升.
(三)基于价值链竞争优势视角在价值链参与过程中,各参与者主要基于异质化价值创造理论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价值链中的具体企业来说,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不尽相同,企业通过差异性与相对成本优势获取和维护其在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
现阶段,消费者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有形产品的基本功能,个性化需求日渐增长,为消费者提供异质化产品甚至"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众多价值链参与者的制胜所在.
在价值链中,通常由附加值最大的环节来决定产品的异质化程度,也就是"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如研发设计等,以及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如营销服务等.
互联网主要促进价值链发生如下几点变化:一是竞争焦点转移.
价值链的服务化转型意味着重点发展产品延伸下来的支持与关联服务,通过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实现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价值链竞争焦点从传统的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转变为对服务环节以及消费者衍生需求的有效把控,注重产品特性与服务要素的匹配度.
二是创新模式转变.
将"服务性生产"作为创新主导思想,在新技术研发时,注重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与适应性,改进商业模式,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融入消费者的创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新型创新流程促进价值链中各创新要素的激发.
三是生产组织模式转变.
组织模式从围绕实物资源转向围绕服务需求,价值链参与者开始关注产品要素供应商、消费者、服务要素供应商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通过整合资源而向方案提供商角色转型,实质上就是以消费者体验为重点的新型资源组织模式.
在此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价值链的价值增值逻辑同样发生变化,由"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拓宽渠道—以市场营销吸纳顾客"变为"围绕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提升顾客体验—通过口碑效应吸纳顾客".
三、变量选取、模型及数据(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为了全面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定地位,本文采用OECD于2013年测算公布的关于全球价值链的三个指标,即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VCP)、全球价值链长度(GVCL)以及最终需求距离指数(GVCD).
其中,GVCP描述了一国参与垂直分工生产的程度,GVCL描述了价值链长度,并凸显了价值链的国内国外组成部分,GVCD则描述了一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这三个指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25行回归检验.
1.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GVCP)全球价值链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应该就是一国在垂直分工生产中参与的程度.
Koopman等(2010)使用国家间投入产出(Inter-CountryInput-Output,ICIO)模型来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其出发点是将总出口按国家来源分解为各国增加值份额,GVCP的计算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采用如下矩阵公式计算:1()=VBEVIAE(1)V是每个国家与行业附加值份额向量的对角线,1()=BVIA是里昂惕夫逆矩阵,E为总出口向量.
当VBE矩阵列向量中的价值增加时(没有来自国内行业的贡献),就能获得国外行业对本国出口的贡献(出口中的进口成分),以此除以每个国家的总出口就能得到VS份额向量;将所有的行向量相加(忽略国内的行业),则可以测得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对第三国出口的贡献度,以此除以每个国家的总出口就能获得VS1份额向量(Hummel等,2001).
然后用VS和VS1除以国家i的总出口iE,用总出口中所占份额来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2.
全球价值链参与长度(GVCL)GVCL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阶段数.
生产阶段数量指数由Fally(2012)提出,并且使用国家的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美国经济的生产阶段数量,使用国家间产业间框架,GVCL指数的计算基于如下:1()μ=NIA(2)N是所有国家i和行业k指数的列向量,μ是单位列向量,I是单位矩阵,A是ICIO中的技术系数矩阵,1()IA是里昂惕夫逆矩阵,并且该指数的计算类似于投入产出文献中后向关联的计算.
在ICIO矩阵中,可以获得特定国家每个行业使用的投入品价值.
3.
最终需求距离(GVCD)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中,评估了参与的深度与长度后,最为关键的就是一国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位于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国家主要负责生产原材料或者是在生产起始阶段投入使用的无形资产(如研发、设计),而处于下游环节的国家则主要进行加工产品的装配或者是专注于客户服务.
Antràs等(2012)引入了一个关于"上游度"的测量指标,即"最终需求距离"(GVCD)指数.
从某特定国家的单个行业角度来说,GVCD指数衡量了该行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在到达最终消费者前还要经历多少生产阶段,GVCD指数的增加意味着一国在价值链起始阶段的投入品生产方面更专业化.
GVCD指数的计算与之前GVCP和GVCL指数的推导类似,都是基于跨国的投入产出框架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1()DIGμ=(3)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26D是所有国家i和行业k指数的列向量,μ是单位列向量,I是单位矩阵,G是产出系数矩阵,1()IG在投入产出文献中被称为产出逆矩阵或是高斯(Ghose)逆矩阵,GVCD指数的计算与ICIO模型中前向关联的计算类似.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解释变量为互联网发展水平,用INT表示.
OECD最早采用国际互联网主机数量来衡量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差距,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来源于国际互联网主机.
然而,该指标仅能反映各国互联网硬件的接入情况,无法准确反映各国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世界银行近年来采用互联网用户数、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三个指标来衡量全球各国互联网发展的差距,这类指标更好地反映了近年来互联网使用从一般互联网到固定宽带和手机移动互联网三种不同阶段的技术变迁.
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全球宏观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选取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1iX、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2iX、一般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3iX三个因素,用三者的几何加权平均数来衡量一国或地区互联网发展和使用水平,具体计算方法如下:1/3123()=iiiICTXXX(4)(三)控制变量的选取1.
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内生产结构、产业链整体水平等存在一定关系,经济大国主导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流向,经济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获得的收益也越大,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能力对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形成强大的制约,同时也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状态产生影响.
2.
人均资本存量(CAP),采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来衡量.
人均资本存量从一定程度上与该国制造业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相关,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也有较强关联,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新兴产业发展,都需要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各国人均存量水平会对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应分配到的增加值利益产生显著影响.
3.
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来衡量.
跨国企业是全球价值链的驱动者,伴随着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与发展中推动作用比较明显.
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跨国公司与与其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之间将形成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跨国公司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为其提供配套服务.
跨国公司自身的能力以及它与外包企业的协调能力,共同构成了其核心竞争力,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产品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
不同层次之间的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在升级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领导型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4.
研发技术水平(TECH),采用各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来衡量.
一国的研发水平与生产效率和科技水平等紧密相关,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的创造并不主要源于生产环节,相反,研发设计等环节往往成为高知识附加值和高价值的环节,决定该国在全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27球价值链参与过程中的地位、分工生产水平等.
随着全球创新网络形成,一国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可行路径之一是嵌入全球创新链(GIC),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利用知识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形成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渠道和机制.
5.
人力资本水平(HUC),采用高等院校入学率衡量.
一国受教育人口数量反映了该国熟练劳动力的丰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国家,越有能力嵌入到更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李静(2015)认为,初始人力资本的选择与垂直专业化不同阶段的适配,将使初始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和外部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生产环节有效结合起来,最大化发挥人力资本效应,从而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深化过程中持续提升其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位置,避免发展中国家产业垂直专业化和产业价值链升级之间倒"U"型曲线递减趋势的出现.
(四)数据来源近年来,OECD与WTO进行合作,从附加值角度出发,以国际分工和贸易网络的全球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于贸易流量的全新数据库.
利用ICIO模型,将57个经济体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相联系,该表产出占世界产出的95%以上.
OECD的ICIO模型真正从全球视角详细分析了37个行业方面的国家和行业间的所有交易,相比之下,以往的研究通常只是通过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有限的甚至单一的国家,因此只能提供关于全球价值链的部分信息.
在此数据库基础上,OECD于2013年5月测算公布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三个指标,数据涵盖5年,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
本文的三个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VCP)、全球价值链长度(GVCL)以及最终需求距离指数(GVCD)均根据该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获得,而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名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GVCP2853.
87650.
23073.
17334.
3141GVCL2850.
61420.
10380.
27240.
9405GVCD2850.
66530.
12560.
40161.
147INT2830.
58454.
80130.
12570.
6872PGDP2853.
07751.
80922.
75025.
5772CAP28524.
61921.
857119.
624829.
1128FDI2850.
57371.
93760.
45920.
7673TECH2790.
12650.
86050.
10790.
1407HUC2803.
68060.
72720.
32434.
6233(五)计量模型根据上述变量,本文构建了如下三个计量模型:011213141βββββitititititGVCPICTGDPCAPFDI51611ββε++itititTECHHUC(5)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28011213141βββββitititititGVCLICTGDPCAPFDI51611ββε++itititTECHHUC(6)011213141βββββitititititGVCDICTGDPCAPFDI51611ββε++itititTECHHUC(7)其中i为国家,t为年份,t-1为滞后一期(考虑到相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将自变量取滞后一期进行回归),β为待估参数,1εit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四、实证回归结果实证部分,本文首先根据基准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各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三个维度的影响,然后将57个国家的总体样本分为OECD发达国家和非OECD发展中国家,考察不同类型国家互联网对全球价值链作用的差异,最后是一些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在进行回归检验之前,为了防止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给回归结果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计算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普遍小于0.
5,可以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同时,基于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计量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1.
互联网发展对GVC参与程度影响本文以各国GVC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INT作为解释变量,然后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对方程(1)采用简单的OLS回归分析.
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第一列结果是仅将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
结果表明,该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显然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中的主体国家,既作为国外中间投入品的使用者(上游环节,即后向参与),又是其他国家出口中商品和服务投入要素的供应商(下游环节,即前向参与),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越多,第三国出口中包含的该国中间投入品越多,则该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越高.
在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高速发展的过程中,WTO(2008)突出了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是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包括关税的降低、运输通信成本的减少以及货物交换时间的缩短)的降低,另一个则是离岸外包管理成本(包括搜寻、监控和协调外交活动的成本),这两个因素中大多数都与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有关.
同时,互联网降低了服务外包的成本,相比于最终产品贸易,全球价值链的运作中涉及了更多的服务投入,全球价值链参与收益高度依赖于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充足的服务.
Abramovsky和Griffith(2006)使用英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包服务成本的影响,发现信息通信服务业对促进企业从国外采购商业服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29表2互联网发展水平对GVCP的回归检验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INT0.
0412***(7.
1518)0.
0391***(5.
0527)0.
0363***(5.
9416)0.
0325***(5.
2728)0.
0312***(5.
0236)0.
2984***(5.
0546)PGDP-0.
2714***(-22.
0728)-0.
2632***(-18.
0916)-0.
2565***(-18.
0945)-0.
2514***(-17.
9921)-0.
2436***(-16.
9357)CAP0.
0952***(8.
6514)0.
0893***(6.
2036)0.
0782***(6.
1325)0.
0724***(5.
4917)FDI0.
1237***(7.
3438)0.
1425***(6.
4216)0.
1315***(6.
0278)TECH0.
1284**(2.
8972)0.
1263**(2.
9716)HUC0.
0204(0.
4938)常数项-5.
5481***(-5.
2437)-1.
3432**(-1.
9628)-14.
1245***(-8.
1716)-11.
7283***(-6.
4346)-11.
1634***(-6.
1627)-10.
1835***(-5.
1649)调整R平方0.
41680.
45140.
46130.
46840.
47290.
4753F值172.
9016***189.
0728***192.
4318***215.
2429***232.
4817***255.
6136***注:括号内显示的为t值.
***、**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表中第二列到第六列的估计结果表明,PGDP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大型经济则由于其经济规模较大和国内产业链更为完善等因素,在国际分工生产中对其他国家中间产品的依赖性较小,垂直分工的参与度反而相对低一些,而小型经济体的参与度更高,特别是在价值链的后向参与方面,会更加依赖于中间产品进口.
从人均资本存量来看,其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人均资本存量反映了该国资本投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机械设备投入有关,显然资本存量越高的国家越会通过发达的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表明跨国公司在引导各国深入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价值链中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约占全球贸易的80%.
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终产品商通过公司一体化或者协议、分包等非一体化形式,在全球区域范围内进行"碎片化生产".
与此同时,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业网络之间将频繁进出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组件类中间产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
从研发投入的影响来看,其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概率的检验.
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越有可能通过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外包活动将知识含量较低的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有效的知识转移和外溢.
此外,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概率检验.
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既有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形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也会以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从事较为复杂的研发活动,因此人力资本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
2.
互联网发展对GVC参与长度影响此外以各国GVCL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INT作为解释变量,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30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对方程(2)进行类似的OLS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第一列结果是仅将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其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被解释变量具有影响,表明互联网对全球价值链参与长度的拓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发展提升了信息和物流服务,促进了中间产品及时有效地进行交换,通过提供纽带作用使得生产过程能够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互联网发展可以进一步深化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迂回生产,提升了制造业规模经济生产效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全球价值链链条越长,而互联网的发展对这类复杂程度较高的产业发挥着协调生产的功能.
其他控制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参与长度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
其中,PGDP与全球价值链参与长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全球价值链长度的相应延长,虽然可以带来较强的专业化分工利益,但同时也给参与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外生风险,尤其是当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经济波动时,某些关键链条的断裂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经济大国要比经济小国具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布局中也会进行相应的拓展.
人均资本存量和FDI对GVCL参与长度的影响也都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国内资本投入还是外国资本流入都会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复杂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提高,比如发展中国家会由于其在价值链环节低端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使其更有可能被"低端锁定",从而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中陷于被动地位.
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对GVCL参与长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5%以上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知识创新能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单一的简单生产装备环节向分工更为精细化的复杂化生产环节进行拓展,当知识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会延伸到品牌、设计、影响等价值链其它环节,因此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人力表3互联网发展水平对GVCL的回归检验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INT0.
2414***(6.
1546)0.
2394***(6.
0528)0.
2362***(5.
9418)0.
2114***(5.
9736)0.
2075***(5.
9248)0.
2003***(5.
8256)PGDP0.
0712**(3.
0718)0.
0634**(3.
0929)0.
0568**(3.
0936)0.
0514**(2.
9928)0.
0432**(2.
9382)CAP0.
8254***(11.
2357)0.
8022***(10.
5628)0.
8356***(10.
6257)0.
8015***(10.
6389)FDI0.
1089*(2.
0425)0.
1036*(2.
0235)0.
1025*(2.
0124)TECH0.
2235**(3.
0925)0.
2245**(3.
0736)HUC0.
0402**(2.
9782)常数项6.
3685***(12.
4586)6.
2578**(12.
5898)6.
2456***(12.
8798)6.
3689***(13.
58362)6.
7852***(14.
2589)6.
2589***(15.
1256)调整R平方0.
42130.
44580.
45960.
46820.
47250.
4831F值39.
4687***39.
5268***41.
3687***42.
6398***44.
3687***44.
5268***注:括号内显示的为t值.
***、**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31资本的积累都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长度产生正向促进效应.
3.
互联网发展对GVC最终需求距离影响在此以各国GVCD作为被解释变量,仍然以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INT作为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方程(3)进行回归检验.
比较表4和之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解释变量即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该结果表明,一国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其越会倾向于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向需求终端进行移动.
GVCD指数越高,离最终需求端位置越远,越是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而GVCD指数越小,离最终需求端位置越近,越是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营销环节.
互联网在嵌入制造业价值链过程中,将其日益专业化的服务要素引进制造业价值链中,促使制造业价值链配置效率与经营效率提升,进而促使其从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营销等环节攀升.
互联网提升价值的方式与传统工业经济不同,产品技术上的创新已经无法实现价值增值,而相对应的是更多的创新增值出现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即如何给顾客更好的体验,让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更高(罗珉和李亮宇,2015).
因此,互联网发展将有力促使一国价值链在需求端地位中攀升.
表4互联网发展水平对GVCD的回归检验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INT-0.
4421*(-1.
9936)-0.
4365*(-1.
9825)-0.
4289*(-2.
1256)-0.
4015*(-2.
0269)-0.
3985*(-2.
0025)-0.
3825*(-1.
9863)PGDP-0.
3256(-0.
2525)-0.
2633(-0.
3689)-0.
2825(-0.
2895)-0.
2746(-0.
2796)-0.
2968(-0.
2812)CAP0.
5256***(8.
3698)0.
5125***(8.
3874)0.
4936***(8.
4893)0.
4872***(8.
4628)FDI0.
6987***(7.
4698)0.
6215***(7.
5284)0.
6334***(8.
1368)TECH-0.
128**(-2.
8925)-0.
126**(-2.
9716)HUC-0.
020**(-2.
4924)常数项12.
3658***(5.
3256)14.
3682**(5.
4125)15.
3697***(5.
3689)14.
2687***(5.
1245)14.
8796***(5.
7863)16.
2689***(5.
6389)调整R平方0.
38960.
39250.
39680.
41250.
42380.
4428F值48.
6892***49.
3687***51.
3687***53.
6982***52.
6897***53.
4789***注:括号内显示的为t值.
***、**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主要控制变量对GVCD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PGDP的回归系数都不再显著,无法通过显著性概率检验.
经济规模总量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并无直接影响.
人均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5%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表明资本要素相对充裕的国家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向需求端靠拢,相反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的国家则会更多停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上游段.
FDI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说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一般情况下会让东道国锁定在全球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32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自身依靠营销和品牌方面的竞争力,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对GVC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5%以上的显著性概率检验.
这一结论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即一国注重研发创新能力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实现了价值链的跃升,从代工生产进入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环节,推动价值链参与者转向以服务业为竞争焦点,促进价值链的服务化转型,实现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二)区分样本国家类型的回归检验前面的计量检验是针对所有国家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初始地位不同,要素禀赋和发展路径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无论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长度,还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显著差距.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在价值链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国际交换价格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从而使其获得了较多的分工利益,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活动,竞争优势容易流失,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困难重重.
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既然可以作为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途径,那么值得关心的是:互联网发展是否可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推动本国制造业由从简单产品向复杂产品实现产品升级和从零部件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到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实现功能升级其是否能为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升级提供一种路径选择为此,在计量检验中,本文根据OECD国家分类,将57个国家总样本分为35个OECD发达国家以及22个非OECD发展中国家,直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分样本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限于篇幅,不再列出):第一,在对GVC参与程度影响的检验中,非OECD国家互联网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要大于OECD国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更大程度提升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
这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而言,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固定成本较高,互联网使得企业能迅速获得新市场的信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形成了中间产品贸易创造效应.
第二,在对GVCL参与程度影响的检验中,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INT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同时两者系数差别不大.
在互联网经济中,企业用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和研发环节的技术创新,实体企业本身就嵌入在各种虚拟操作系统、IT技术和应用软件中,虚拟经济又是以实体企业为经济创造出来的,两者形成了正向反馈循环,互联网发展更能有效推动实体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复杂度的提升,有效拉长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
第三,在对GVCD最终需求距离的影响上,互联网对非OECD国家的影响明显不如对OECD国家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虽然的确能给企业带来流通渠道的创新,借助去中间化、去渠道化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企业分销成本,但OECD国家制造业的服务化倾向更为明显,发展重点从生产过程转向服务过程,从制造厂商转变为方案供应商,在整个全球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8年第4期No.
4201833价值链中更能够有效缩短离最终需求端的距离.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与大多数研究互联网经济社会效应的文献类似,本文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一国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固然可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反过来会要求该国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和覆盖率.
为此需要找到互联网发展程度的有效工具变量(IV),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参照已有相关文献的方法,选择以下两个变量作为互联网发展的工具变量.
第一,采用互联网发展水平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一般情况下互联网发展水平上一期与当期正相关,满足相关性假定,同时滞后期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与当期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无关,使其满足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假定,为了保证其完全外生,采用滞后2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来避免此类问题.
第二,借鉴Bellou(2013)做法,采用以往年份固定电话的使用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理由是通讯技术的发展变革大多时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不管是电话使用还是互联网使用都需要一国积累一定的基础设施、技术以及一批追求新奇体验的消费者,通讯技术发展变化在各国间的变动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当年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国家目前也是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国家.
因此,采用世界银行1970年各国固定电话订购率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没有内生性,与当前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表5是采用工具变量法作出的回归检验.
第(1)~(3)列是采用滞后2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代理变量放到回归方程中的检验结果,在控制了一些主要特征变量后,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各维度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水平的影响都是显著,与基准回归类似.
第(4)~(6)列是使用2SLS方法对第二种工具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从第一阶段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来看,通过了1%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表明所选工具变量与原解释变量相关.
另外,从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无论是符号还是显著性都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无太大差异,总体而言,本文的回归结果稳健且可信.
表5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被解释变量GVCPGVCLGVCDGVCPGVCLGVCD估计方法OLS2SLSINT滞后2期0.
0508***(6.
9863)0.
0025**(2.
8768)0.
0805*(1.
7526)INT工具变量0.
0352**(2.
1741)0.
0156**(2.
1242)0.
0132**(2.
5532)PGDP-0.
2151***(-6.
9639)0.
0252**(2.
3658)-0.
2568(-0.
1689)-0.
2452*(1.
2578)0.
0247***(6.
3852)-0.
2438(0.
0052)CAP0.
0689***(7.
3628)0.
7589***(9.
8587)0.
4872***(8.
4628)0.
0725***(6.
2036)0.
0742***(6.
1378)0.
3625***(5.
4958)FDI0.
1426***(7.
3985)0.
1258*(1.
5896)0.
6334***(8.
1368)0.
1238***(8.
3685)0.
1368**(2.
4225)0.
6375***(5.
6982)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34续表5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TECH0.
1058**(2.
5689)0.
2258(0.
0582)-0.
1263**(-2.
9716)0.
1058**(2.
5689)0.
3125(0.
0148)-0.
1169**(-2.
5827)HUC0.
03564(0.
5287)0.
0258*(1.
5872)-0.
0205**(-2.
4924)0.
0289(0.
4852)0.
0219*(1.
7258)-0.
0218**(-1.
8967)常数项-6.
3689***(-7.
2858)5.
6892**(6.
3528)14.
1245***(8.
1735)-6.
8962***(-7.
2589)5.
8562***(6.
3526)10.
3658***(7.
2892)F值48.
3652***58.
2689***32.
7854***68.
6358***58.
3675***42.
6896***注:括号内显示的为t值.
***、**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基于OECD公布的57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指数以及互联网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计量回归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可以总结为:第一,互联网的协调链接、信息汇集等功能,促进分工专业化,扩大分工范围,提升分工收益,从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由于各国交易成本的差异,互联网发展对非OECD国家GVC参与的影响要明显强于OECD发达国家.
第二,互联网协助制造业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操作,提升生产效率,推动分工高度精细化和各环节的有效链接,拓宽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长度.
对不同国家制造业而言,互联网降低了复杂化技术的生产和控制难度,为企业创新生产方式、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能都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第三,互联网为企业与用户以及利益相关者搭建了无缝对接的平台,拉近了生产端和服务端的距离,为企业基于用户需求设计生产提供支撑,企业在营销、服务、设计等领域互联网应用深度扩散,互联网的服务化发展使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最终需求距离有效缩短.
这种效应在OECD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互联网发展对OECD国家GVC参与地位的影响要明显强于非OECD国家.
综合这些结论,为更好地研究中国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利用互联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利用互联网做全球价值链的发现者和参与者,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利用互联网做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者和主导者,实现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第三,利用互联网做国内价值链NVC和全球价值链GVC的匹配者,提高国内贸易增加值比重.
互联网在推动国内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会利用外部的市场、信息、资源等要素流动,倒逼国内产业进行国内价值链改造和重塑,促进国内市场的整合,提升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当综合考虑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时,互联网发展可以有效链接两者之间的关系,降低价值链提升的成本,为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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