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轰炸机防御

版权信息权力的解析作者:【英】彼得·高恩译者:彭竞霆责任编辑:陆元昶特约编辑:郭挚英目录版权信息序言第一篇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新自由普世主义北约的势力和巴尔干的悲剧美国: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的曙光第二篇前情大西洋自由主义的起源美国的生存空间第三篇现实主义的危机权力的解析帝国的工具激进的现实主义第四篇前景美国之后中心地带的危机第五篇访谈前言彼得·高恩访谈录序言本书收录了彼得·高恩从1998年《华盛顿的全球赌博》(TheGlobalGamble)出版后,到2009年因罹患间皮瘤病症不幸逝世这十年间发表于《新左翼评论》的文章.
彼得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社会学家,他精力充沛,思考独立,而又富有集体精神.
作为一名从1970年代就为《新左翼》撰文的作者,他在1984年加入了编辑委员会;他的参与使杂志建立了一种分析的体系.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的读者遍布每个大陆;与其他作者不同,他以惊人的耐心回复他们的电子邮件.
他喜欢辩论,尽管他对于别人的批评一向极为客气.
他的离去对我来说是切身之痛.
我们在1967年作为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SolidarityCampaign)的活动者首次相遇,从此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志.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彼得生于1946年,比他的姐姐菲莉帕小三岁.
他俩是典型的战时宝宝:他们的父亲是一名苏格兰裔加拿大军官,驻扎在战时的格拉斯哥,当时已婚.
他们的母亲简·麦克唐纳来自一个富裕的格拉斯哥家庭,当她背弃了跟一位当地人的婚约,选择了她那神秘的加拿大爱人,全家人大为震惊.
两个孩子都出生于她父亲在格拉斯哥的宅子里.
在他死后,房子很快被卖掉,她搬到贝尔法斯特,作为单身妈妈抚养孩子,偶尔接受她的兄弟们"非正式"的接济,用于彼得的教育.
彼得和菲利帕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父亲,此事无疑对他影响深刻;多年来他多次对我谈及此事.
直到他自己有了小孩,那种失去父亲的痛苦才有所缓解,但从未完全消失.
他自己对于四个孩子来说是个出色的父亲,他花了许多时间和他们及他们的朋友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就像探讨政治和理论问题,或者闲暇时打理园艺那样劲头十足.
年轻的高恩一开始就读于奥威尔公园预科学校,后来就读于黑利伯瑞学院(HaileyburyCollege),一所最初由东印度公司于1806年设立的、用于培养殖民地公务员的学院.
1858年以后,学院的大门向公众打开,并且逐渐在学术上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声望.
克莱门特·艾德礼1曾经执教该校,并以他对政府的改革在1950年代成为学校的骄傲.
高恩在黑利伯瑞期间成为工党的忠实支持者.
他倾向左翼2,最初是受到姐姐的影响.
那时她是一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核裁军运动[由卡农·科林斯(CanonCollins)领导]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由安布罗斯·里弗斯(AmbroseReeves)领导]的活跃分子.
正如他在后面的访谈中提到的,他在南安普敦大学遇到的更具启迪性的老师之一是米里亚姆·戴尔(MiriamDaly),她是一名思想独立的爱尔兰女性,促使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3.
她鼓励他研究俄罗斯革命及其遗产,其后他对此着了迷.
彼得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文献,直到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看遍才罢休.
他在伯明翰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生学习,那里的导师有大学者R.
W.
戴维斯.
但革命的空气飘荡在空中,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学习,我从未听到他对此感到后悔.
从1968年到1976年,他作为一名激进分子深深地卷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IMG).
这个小团体吸引我们的是它的反斯大林主义,更重要的是毫不妥协的国际主义:它是第四国际英国分部,其成员分布于每个大陆,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尤其是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下,许多成员处于秘室活动状态.
革命政治需要全身心投入;如果日常生活沉闷无味,这种生活倒是能带来许多激励.
总之,世界政治局势需要有识之士介入:越南抵抗美国,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4的奋斗,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工人阶级的抗争,以及伴随着一场矿工大罢工,导致了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下台,同年葡萄牙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
对党派的忠诚从来没有妨碍彼得的思想独立.
1967年,《新左翼评论》发起了一场关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5的辩论,其中有尼古拉斯·克拉索(NicolasKrasso)强有力的批评.
尼古拉斯·克拉索是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一名左翼领袖,《新左翼评论》编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苏联的去斯大林化给布哈林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部分平了反,但托洛茨基却仍被视为异端.
这是人们第一次认真地试图讨论他对左翼的更广泛的影响.
克拉索曾经是卢卡奇的学生,在正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欧内斯特·曼德尔做了辩护性的答复.
克拉索再次发起挑战,曼德尔的第二次回复更为有力.
彼得对最初的辩论的反应我记得很清楚.
"我赞同克拉索,"他告诉我,"欧内斯特的回应没有说服力.
"他迫使我重读克拉索的文章,我能看出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派性阻止我向彼得之外的任何人承认这点.
结果他跟匈牙利人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在克拉索死前不久对他的一次采访中,彼得问他如何评价匈牙利革命.
克拉索以他特有的机智与辛辣回答道:我经常想起1952年第十九次苏联党代会.
斯大林在整个大会期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才做了两页半纸长的简短发言.
他说有两面旗帜被进步的资产阶级抛弃了,而工人阶级却应该捡起来——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旗帜.
毫无疑问,1956年匈牙利高高地举起了这两面旗帜.
1968年2月,我们一群人在伦敦决定发行一份激进的新报纸.
诗人克里斯托弗·罗格被派到老英国图书馆的阅读室去研究报纸的名字.
他带着关于一张十九世纪的报纸《黑侏儒》的详细笔记回来.
其编辑托马斯·伍勒因严厉抨击彼得卢屠杀6中的政府凶手而入狱.
我们决定让它在1968年5月1日复活.
一周以后,巴黎街头竖起了路障,我们的一名记者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将其载入了法兰西史册.
我向彼得提供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新《黑侏儒》的发行经理.
他去了伦敦,找到个地方,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工作,用一辆破旧的货车将报纸送到书店中去.
我对他那段时间最美好的回忆是有一天他回到我们在卡莱尔街7号的小办公室(就在《新左翼评论》的楼下)开怀大笑.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为《丰塔纳现代名人丛书》写了一篇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政治传记,对这位身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那期报纸刊登了罗宾·布莱克本写的一篇为赫伯特·马尔库塞辩护,反驳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尖刻的文章.
我们找到一张马尔库塞握紧拳头和黑豹党人一起站在台上的照片.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麦金太尔,你完了》.
彼得刚刚将这期报纸送到查令十字街的柯列治书店,这是家激进的书店,每两周经销一百份《黑侏儒》.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看见这位大哲跨进门来.
麦金太尔径直走向那叠报纸,拿起一份开始翻阅起来,直到他看见那条不客气的大标题.
彼得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细读布莱克本的抨击时的反应,他气得脸色发紫,将报纸丢回原处,拂袖而去.
我们乐坏了.
难得看见一篇文章对它的对象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
始于1968年越南元旦攻势的革命浪潮,随着1975年11月发生在葡萄牙的一次鲁莽的极左翼暴动企图的失败而结束.
前一年,一场由激进的军官、士兵、工人和农民发起的运动,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口号下推翻了老迈的萨拉查独裁政权.
将这一成果激进化的企图没有获得大众的支持,被社会主义党和它的同盟轻易地镇压了.
里斯本的失败打消了在欧洲开启革命运动的所有希望,而左翼的内部文化立刻开始表现出所有的失败和颓废的典型症状:不断的分裂.
彼得没有卷入这些纷扰.
他开始教学,从巴金学院(BarkingCollege)转到北伦敦理工学院(PolytechnicofNorthLondon),该院后来变身为北伦敦大学,然后又变成伦敦都会大学.
但他仍然致力于与苏联和东欧的左翼不同政见者协同研究,部分是通过联系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博赫丹·卡拉夫琴科(BohdanKravchenko)进行的.
正是通过这个圈子,他得以认识哈尔娅·科瓦尔斯基,并在1975年与她结成连理.
东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彼得日益相信西欧的左翼应该更多地介入发生在东欧的地下辩论.
《东欧劳工聚焦》因而产生,在多个左翼团体,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议员的支持下,这本杂志于1977年发行.
杂志社的编辑团队也是人才济济,有帕特里克·卡米勒(PatrickCamiller)、君特·米勒拉普(GunterMinnerup)和古斯·法甘(GusFagan).
哈尔娅对于杂志的运作,无论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是不可缺少的.
彼得在《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写道:她的正直、敏锐和大度,对大家是一种鼓舞和巨大的支持.
当彼得的想象力失去控制的时候,她那严谨正经的方法常常得到采用.
在早期,哈尔娅安排整本杂志的版面.
温馨的回忆至今历历在目: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伊万走进位于上街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IMG)总部,下到印刷店所在的脏乱的地下室,把宝宝安顿在桌子上,坐下来给整期的《东欧劳工聚焦》排版.
在其后的二十年里,这本杂志刊登了亚瑟·库隆(JacekKuron)、彼得·乌赫尔(PetrUhl)、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eHavel)、鲁道夫·巴罗(RudolfBahro)、罗伊(Roy)和乔尔斯·梅德韦杰夫(ZhoresMedvedev)、塔玛拉·多伊彻(TamaraDeutscher)等人的文章,以及77宪章,苏联工人的抗争,东欧的女权运动和绿色组织的资料、辩论和分析,以及1980年团结工会所有的罢工公告.
《东欧劳工聚焦》的文章包括东欧国家各种反对派所写,以及别人写他们的稿件,它在办刊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自觉地成为了一家社会主义杂志——并且反驳了那种认为西方的左翼与独裁主义沆瀣一气的观念.
主要是因为那些政权没能尊重工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民主革新,这才导致了他们的垮台.
彼得用笔名奥利弗·麦克唐纳编辑杂志,那是他母亲的女佣的名字.
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关于波兰、戈尔巴乔夫主义、苏联分离主义,在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后甚至写得更多:关于欧盟和东欧、统一的德国所扮演角色,以及1999年关于北约打击南斯拉夫的整期特刊.
《东欧劳工聚焦》观察着苏联同盟政权的分崩离析,同时对于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一种较为民主的制度形式抱有希望.
东欧国家变成华盛顿的卫星国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社会经济在美国的休克疗法之下一落千丈,对于那些希望在废墟当中建立起一种更好的社会的人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历史性的挫败.
不足为奇的是,《东欧劳工聚焦》团队中有些人情绪波动.
彼得的坚定让杂志渡过了难关.
我们多次讨论这会对朋友和同事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彼得预言创伤会加深,很多人会放弃和退出.
这种情况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生,当时美国正在发动对伊拉克的攻击,而当初它对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却开了绿灯.
一些左翼人士认为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代表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普世主义的到来:孤立的全球正义战胜了一个凶恶的政权,尽管它在过去的十年里是由西方国家提供武装的.
彼得却看得更清楚,他认为这场打着自由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战争促成了大量新的美国军队驻扎在海湾地区,扩张帝国主义的利益.
巴尔干战争紧接着是南斯拉夫的解体:先是德国和奥地利推动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分离;然后是受到美国鼓励的波斯尼亚,爆发了一场恐怖的三方战争,每一方都犯下了战争暴行;最后是北约针对原南斯拉夫剩余地区发动的战争.
一个更广泛的普世主义团体集结在北约的旗帜下,声称这是一场对抗"法西斯"、"种族屠杀"和"暴政"7的战争.
我很少见到彼得像在轰炸南斯拉夫期间那样愤怒过,而他本是个无比宽厚的人,总是以最好的一面看待别人,甚至对几个祸害也是如此.
针对这一事件他写了很多文章,比过去和现在的任何其他冲突更多,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社会主义年鉴》,还有他那发表在《东欧劳工聚焦》的140页的长文《通往科索沃的扭曲道路》.
当西方的媒体将南斯拉夫的事件描绘为纯粹的内部力量产生的结果,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促成了国家的解体,高恩却指出了大西洋国家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1990年,当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反对国家分裂时,美国政策却坚持对前经互会国家所采用过的"休克疗法"紧缩计划.
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科维奇(AnteMarkovic)在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的帮助下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揽子计划,成了"悲剧的关键转折点",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危机,让联邦政府名存实亡.
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早就明白的那样,当国库变得一文不名的时候,一个被欠薪的士兵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彼得激烈地批评德国是始作俑者,它最初的做法恶化了危机,直接导致了克罗地亚宣布独立8.
他认为美国支持一个在政治上和宪法上并不存在的"波斯尼亚"民族的自决,其动机在于从波恩那里夺回南斯拉夫危机的领导权,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抗波斯尼亚穆斯林.
比起保护人民,华盛顿一门心思想要确保欧洲依然听从它的主导——在冷战之后这种主导已大为削弱,北约显然有些多余,而德国的影响力却在中欧展现开来,并且悄悄地从地中海延伸到波罗的海.
他强烈地谴责"西方强权政治体系"将会"轻率和无代价地主导南斯拉夫陷入混乱和战争,利用这些战争来推进其地缘政治影响,然后通过审判战犯的战争罪行来获取政治资本,而他们自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首先考虑巴尔干人民人身安全的西方政策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整个地区的框架.
近年来,他时常谈及联合国的卑劣干预搅乱了巴尔干,并将它们与正确的做法相比较.
大范围的社会解体是美国所领导的历史性政治胜利的代价,而欧洲公众的观点认可使用北约作为美国选择性战争的"人道主义"力量,以及轰炸不具侵略性的政府的合法性.
"全球化"从1990年起,彼得越来越专注于分析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精英们的战略目标,他们合作起来试图重构后冷战世界.
正如以往,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公众难以监察政府部门和各机构的政治决定,那么要明白政府权力是如何运作,以及产生何种结果,就要探究后台交易的细节,并回溯政治结果的原因.
他还坚持认为金融和经济机构具有高度政治性,并且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
他在1999年出版的《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中不同意那种认为"全球化"是有机经济进程的结果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认为1990年代世界经济的转变关键是由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元-华尔街政权"成员的高度政治性行为带动的.
关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说法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98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行为集中在纽约及其"卫星"城市伦敦.
他说"那些认为'美国'这一修饰多余的人",应该问问自己如果国际金融体系由中国的市场和经营者主导(更不用说伊朗了),那将会产生多大的不同.
《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将美元-华尔街政权的起源上溯至尼克松政府1970年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其动因是制造部门长期低迷的冲击,以及金融资本利益的特权.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从金本位改变为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提供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机制,通过它华盛顿和美元领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左右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货币波动和资金活动带来的不稳定性制造了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替利用这些危机来重构其他新自由主义阵线国家的经济体.
对高恩来说,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个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它还是一个社会工程.
对外,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对来自核心国家的产品和资金流开放.
对内,它意味着重建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照顾债权人和食利者的利益,制造业部门从属于金融部门,将财富、权力和安全从广大的工作者那里移走.
"优待"食利者和投机者的利益甚于生产性投资的功能性需求"导致了衍生交易的过度膨胀.
他预见性地判断"全球化赌局"是"不稳定的——而且可能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会带来"慢性的金融不稳定","将经济的命运捆绑在证券市场的表现上".
不过经济上的虚弱却与"政治上非同寻常的成功"结合在一起:美国没有明显的威胁和挑战者.
与那些被动的、漫无主题的模式化主流分析("战争爆发了")相反,高恩的写作总是强调人的作用:战略精英、政府高官、军事方案制定者,积极追踪特定阶层或国家在其中的利益.
如果他的方法有过度强调目的性而忽视结构性的危险,就像《新左翼评论》的国际评论有时显现的那样,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这种矫枉过正显得尤其可贵.
他的作品总是写给潜在的世界变革事业的行动者、改变者、撼动者.
他写作是为了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强权的所作所为,帮助大众"履行他们的责任去影响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的行为".
他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名有机成员——虽然是那种传统的葛兰西式的,却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的环境中.
《权力的解析》收录了他发表在《新左翼评论》上的一些最优秀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他近年来关注的事件——巴尔干危机、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全球化和美国的霸权,此外本书还探寻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大轮廓.
第一篇《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揭示了在世界组织背后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和违背历史的现象.
《新自由普世主义》讨论了在美国强权的主张下,狭窄的国家主权被民主国家联盟所代替的世界秩序前景.
《北约的强权和巴尔干的悲剧》探究了北约攻击南斯拉夫的真实目的,驳斥了它声称的为了保护人权的正义理由.
《美国:联合国》探寻了联合国1945年在旧金山的起源,并讨论了自那以后美国对它的利用和对其观念的双重性.
最后,《核不扩散条约的曙光》探究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受益者和破坏性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强调了这个条约本质上的不平等性.
第二篇里的文章,《前情》回顾了当今世界秩序在历史上的一些概念和修辞上的起源.
《大西洋自由主义的起源》讨论了理查德·塔克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将北约国家当前实践的自由干涉主义理论回溯至十七世纪殖民主义的惩罚与没收的理念.
《美国的生存空间》透过尼尔·史密斯(NeilSmith)在《美帝国:罗斯福的地理学家和全球化的前奏》一书的论述,研究了美国扩张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以赛亚·鲍曼,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结束时在凡尔赛的首席领土地理学家.
在第三篇里,《现实主义的危机》一文,彼得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在后冷战世界的大战略,探究它与美国内政的联系,和它与西方过去的帝国主义战略的连续性.
通过对研究三个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近期论著,他探寻了美国现实主义评论家在苏联崩溃、美国强权日益巩固的现实面前变得激进化的过程.
《权力的解析》讨论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的《强权政治的悲剧》,认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无法脱离它们所维护的政治秩序的内部动力.
《帝国的工具》一文研究了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Bachvich)的《美帝国》,解析了它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强权在实践上和意识形态上延续(伴随着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异常的军事部署)的尖锐分析.
《激进的现实主义》研究了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Layne)的《和平的幻想》以及他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观点的扩展,以便将"强权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跨国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纳入讨论.
第四篇有两小节.
《前景》讨论了美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潜在的角色和地位.
《美国之后》研究了吉奥瓦尼·阿瑞吉(GiovanniArrighi)和贝弗利·西尔沃(BeverlySilver)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乱与治》以及这本著作中描绘的各种国际霸权主轴,它们将决定美国在本世纪中保持优势的前景.
最后一篇文章《中心地带的危机》也是彼得最后的文章,写于他的第一次化疗之后,这是一篇关于2008年经济崩盘的精彩分析,文章最后呼吁建立公共的信用体系.
彼得一直到最后仍然脑力充沛,在最后一周他记录了他在伦敦都会大学的同事与朋友麦克·纽曼和马尔科·布吉坎对他所做的长篇采访,本书的第五篇就是从中摘录而成的.
彼得又高又壮,经常开怀大笑,像他那么健壮的人,如果不是在63岁的年纪患上了间皮瘤,本来应该可以再活上二十年.
这是一种与石棉有关的癌症,在最后发作之前无法发现(也许是在巴金学院老旧的战后建筑里染上的).
2008年他在加拿大度假时,也就在病情诊断前一个月,他每天跑步6英里.
他非常平静、怡然和勇敢地面对死亡.
作为一名自始至终的列宁主义者,他与家人一道一丝不苟地安排葬礼的细节,并且唱起CountryJoe乐队的关于越南的歌曲——《给我一个F》.
"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临终前告诉我.
不需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我们终将离去,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走得太早了——还有很多书要写,还有很多事答应要做——但死并不足惧.
在我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中,我们谈到了阿富汗,把当前这场战争与它的前车之鉴做了比较.
我给他读了一段吉卜林的诗,回顾了十九世纪晚期的感受,那时丘吉尔还是这个地区的一名年轻军官.
当你受伤被遗弃在阿富汗平原,妇人们出来收拾战场,拿起你的长枪打得你脑袋开花,像个好汉那样去见你的上帝.
彼得哈哈大笑.
那笑声我将永远铭记.
塔利克·阿里2009年9月第一篇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新自由普世主义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股强烈的意识形态思潮支配着盎格鲁-美利坚世界,它与全球化论调相呼应并对其大唱赞歌.
的确,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官方的说法对于这两者更加坚持,而其声势可能会变得更加浩大.
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自由普世主义,以与达尼埃勒·阿奇布基在《新左翼批评》杂志所捍卫的更加民主的普世主义相区别.
它的大多数理论家都任职于英语国家大学里的国际关系院系,不过他们中有些人临时供职于联合国秘书处或北约波斯尼亚保护地.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新理论是盎格鲁-美利坚传统的激进化产物,这一传统以支持自由国际主义自诩,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人类族群,在具有社会自由和代议制度特征的国家带领下,用自由贸易和共同的法律标准和平地联合在一起.
这种国际自由主义寻求建立全球秩序,在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上推行一系列的行为准则.
尽管如此,它本质上仍然接受威斯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尊重各国在其领土上的司法主权.
新自由普世主义则不然,它寻求建立全球秩序,约束各国政府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事务方面的重要举措,以此来突破国家主权的限制.
这一观念并非主张建立任何世界政府来决定重大的国际事务.
它主张的是建立一系列的约束性组织——这不无夸大地被称为"全球管治",它们保障金融和贸易在国际上流通无阻,同时深深地介入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在这一体系中,主权这一概念被重设为有限和有条件的,它由"国际社会"认可,如果任何国家不遵守自由主义治理的国内外准则,"国际社会"将撤回这种认可.
意识形态的显著转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世界的变化.
新自由普世主义也不例外.
其理论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弱小国家内部结构面临一系列新的压力,强大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互动模式.
冷战的胜利使得西方国家更易于抛弃一度共同对抗共产主义的忠诚盟友——那些依附于它们的独裁政权,并宣称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即使在世界上不那么理想的地区也应该得到支持.
国内经济法规和财产关系在不同大陆间经过稳步整合,以便和世界银行(IMF)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协调一致,或者在地区水平上进行调整.
富裕国核心之外的国家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这种内部的、"国界内"的改变.
从战略上来说,苏联的崩溃并没有导致西方国家之间重新产生任何大规模的冲突,相反,它导致了麦克·多伊尔所称颂的今天的"太平洋联盟"得到巩固——这一军事同盟发起了海湾战争,攻击了南斯拉夫,当下似乎正要在西亚发起一场猛攻.
联合国的军事任务日益增加,大国纷纷卷入,情况却都似曾相识.
那些新自由普世主义(下称新自普)的理论家们每次都言之凿凿地说那些行动带来了国际关系的巨变.
但是到了要解释具体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听见他们闪烁其词、文过饰非.
描绘全球性势力范围不只是"太平洋联盟"保持联合,而且它的成员国已经摆脱了强权政治冲动的支配,这一论断对于新自普如何看待今日世界至关重要.
当然,上述论断掩盖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要点:太平洋联盟的一个成员——美国,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总和而言,占据了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一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而且,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准备放弃其全球性优势的迹象.
美国的国防开支现在与1980年代早期一样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一致赞成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
太平洋联盟的实际性质是以美国为轴心和领导的一组双边军事同盟.
过去自由主义理论家通常解释说,联盟的建立是为了应对强大的共产主义和苏联对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权的威胁.
然而,尽管自由主义和民主已经大行其道,而华约组织业已烟消云散,这些"防御性"同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相反,美国在1990年代不遗余力地重组和扩大它们.
然而,新自普理论家辩解说美国已经放弃将自私的国家利益作为其指导思想.
毕竟,自由民主价值观不是在美国领导人的演讲中再三被称颂和阐述吗(尤以前总统克林顿为甚)这种宣言并不新奇——高调宣扬无私的自由主义原则让人回想起十九世纪传统强权政治和巴麦尊爵士的时代.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1990年代美国外交的实际政策指导方针,就会发现他们完全是出于强权政治的算计.
这些文件高谈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但它们却是作为促进美国的强大和繁荣的条件被提出来的.
那么这种强权政治的手段和导向至少不会加诸大西洋联盟的其他成员身上吧才不是这样.
霸权军事同盟有两副面孔——一副对外,一副对内:一副用于对付潜在的敌人,一副用于监督其附庸各安其位.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将这种双重性表白得一清二楚,他在1950年代一次著名的评论中说北约的目的是外拒俄罗斯,内压德意志.
这种双重目的仍然保留在美国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的核心当中——在一份1992年初泄漏给《纽约时报》的文件当中,五角大楼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反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扮演更重要的全球性或地区性角色的企图".
常规性的辩解,认为美国领导的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是一场无私的人权救助行动,没有任何强权政治的考虑,忽略了巴尔干的(北约自身的)组织性功能——在欧洲联盟中起到示范效果,表明它们在自己的疆界中压倒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从内部巩固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不平衡结构.
在这些方面,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考虑显然比新自由普世主义的主张更高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其直言不讳的风格总结了多伊尔的太平洋联盟的性质,他评论道,与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相比较:当今美国强权的范围和普遍性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军队牢牢地驻扎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他们还控制了波斯湾.
美国的随从和附庸则遍布欧亚大陆,其中有些甚至还叫嚷着要和华盛顿缔结更为正式的联盟.
布热津斯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国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及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治影响"的地图.
整个西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中东的部分地区和加拿大都落入了美国的"势力"——而不仅仅是影响范围.
美国在那些有潜力挑战其霸权的主要地区牢牢地建立起了政治影响.
布热津斯基的地图还指明了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关甚少的大片地区.
当然,有些人会反对布热津斯基将全球划分为高度关注地区和相对忽略地区,正如他在自己的地缘政治关注中所标明的那样——其他人可能希望强调一种更为"地缘—经济"的力量投放模式(说到底无非就是石油).
然而这种强调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主观性(与布热津斯基的模式相差无几).
尽管美国和其他太平洋联盟政府公开强调需要在全球伸张自由权利,扶持民主政府,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堕落性.
在"战略僻壤",比如今天的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地区,甚至真正的种族屠杀都被漫不经心地掩盖和包庇,比如卢旺达的惨案.
另一方面,当坏政府对美国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时,它们就会被悉心地解除人权压力,就像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或印度尼西亚这些恶名昭彰的例子早就表明的那样.
世界组织任何形式的自由普世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方案,都要求所有国家服从某种形式的全球性超国家权威.
新自普所咬定的美国在太平洋联盟中的角色伴随着对美国与各种或适当或有待考察的"全球管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的错误定位.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组织强化了管辖权并超越国际体系中的强权.
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1990年代的迹象表明相反的趋势,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只有在与美国的政策考虑一致,或至少不矛盾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应该被看作是稍加伪装的美国政策的工具.
联合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能够以一种即使在朝鲜战争时期也见不到的方式肆意利用联合国.
1991年的沙漠风暴战争,伴随着对伊拉克十年的制裁,在这当中联合国"检查团"公开地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挥.
还有巴尔干战争,北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却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
这些只不过是联合国安理会屈从于美国独裁的最突出的例子.
联合国秘书长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当布特罗斯·加利表现得不够温顺——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詹姆斯的说法是"不能明白与世界唯一强权合作的重要性"——他立刻被赶下台,被一名美国傀儡科菲·安南所代替,他的联合国的主张总是能迎合华盛顿的特殊地位,特里格夫·赖伊9如果地下有知,也会脸红的.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觉得有必要哪怕是付清联合国会费.
在同样的态度下,美国打着联合同的旗号设立了战争犯罪法庭,用于在巴尔干战争中惩罚它所认为的敌人,保护它所认为的朋友,与此同时,却拒绝签字同意成立一个国际法庭来保护人权,因为它自己的军队有可能不巧成为被告,或者根据条约为美国精心设置的例外条款,过于显眼地免于法制的制裁.
如果我们考察国际金融组织,这种模式就显得更突出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就是美国意志的执行机构.
墨西哥债务危机在1995年爆发时,美国财政部甚至都懒得征询一下欧洲或日本的意见,公然违反它的章程,径自命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夜之间救助美国债券持有人.
后者在它的要求下,不折不扣地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为此额外拨出基金.
1997-1998年的东欧危机进一步证明了美国财政部能够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它实施单边主义的工具,而这种态度在韩国事例中则表现得最为昭著和专横.
"全球管治"的最新行头,世界贸易组织,重复了这种模式.
美国批准世贸组织协议是公开建立在该组织保证"公平"对待美国利益的基础上的,自1980年代以来,这意味着对任何被视为对这些利益"不公平"的规则毫不妥协的回绝——标准的正统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ati)称这种方式为"好斗的单边主义".
巴格沃蒂特别提到了所谓的超级301和特别301条款的设立和使用,但还应该加上"反倾销"条款和反补贴税.
这种行为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中屡见不鲜:就像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指出的,在1990年代"反对'不公平'贸易的行动急剧增加".
根据其他权威数据,"没有一种经济管理项目增加了如此多的案例".
在拒绝接受普世经济法规约束的同时,美国在推行针对外国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的臭名昭著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时,还积极试图延伸美国国内法的管辖权范围,将其应用到在美国之外运营的非美国公司身上.
总之,现实就是国家主权变化的模式是非对称性的:在国际体系中,在国家的外壳下主权削弱的趋势很明显,只有一个国家不断享有例外的特权.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太平洋联盟成员之间做一个明确的区分:美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强权政治,或者自愿服从超国家的全球权威的趋势.
将理论上的普世主义作为制度化的世界秩序的基础,这种一本正经的热情态度虽然在华盛顿并不少见(毕竟,大多数新自普理论家都是美国人),但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却表现得更为充沛.
1990年代,欧盟决定推进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且准备尾随北约扩张的脚步东扩,它开始更卖力地强调将其意识形态和法律体制向外部的盟邦推广.
如今,欧盟摆出一副捍卫自由原则的姿态,从法律和民主政府的规则的角度出发,比美国更起劲地向其他国家宣传自由市场的一体性.
然而,实际上它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地区性附庸,处理小范围的贸易、投资和产品利益——但仍然可能在较低层次上引发争议.
西欧各国都希望美国的行为少一些单边主义色彩.
但它们所谓的"多边主义"概念——基本上都是姿态大于实质——微弱到不足于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自二战结束以后,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西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与美国结成如此亲密的同盟.
欧洲各国对于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的忧虑,反映了一种依赖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心态.
阿登纳和戴高乐,甚或是爱德华·希斯和赫尔默特·施密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
贸易体制让我们做一个与现状相反的假设,美国的同盟说服它接受一个关系更为平等的太平洋联盟统治模式.
有证据表明这种结构就能产生一个自由普世主义秩序,让国家主权从属于普世的自由主义准则和制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太平洋联盟促进了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改变,它们如何影响国家的国际体系新自普理论家这样表述发生的基本变化:首先,通过共同商议的规则,全球自由市场逐步形成;其次,自由民主在全球扩散,全世界人民统一在代议制政府下,政府受到保护人权的全球性制度的监督.
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
让我们来看看新自普的经济主张.
新自普理论家或多或少认为理所当然的普遍观念,即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公司通过摆脱它们自己国家的控制来构建经济全球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市场运转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从而不断地严重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模式.
新自普的理论假定国家管理和影响市场的冲动已经或正在被导向自由贸易体制.
现有的证据却表明这是一种误导:核心国家的国际经济政策在1990年代针对核心外国家的关键性部门——农产品、钢铁、纺织和服装——表现出抵制自由贸易原则的趋势,而对其他一些国家则采取管制贸易或"互惠政策".
这类例子包括美-日贸易的许多关键方面——许多部门的进出口总额是预先确定的;欧盟运用自愿出口限制、价格协议和其他非关税壁垒来控制从东欧的进口数量;以及用于限制包含不同比例的第三国输入成分的产品进入特定市场的所谓"原产地规则".
这种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方式的典型效应是使不发达国家产生慢性的贸易和经常账目不足,这是东欧国家面临的几乎是普遍性的问题,它们已经增加了巨额的债务,这使得外围国家的政府越发不顾一切地想从核心国家获得据称的补偿性资金流入.
这种模式往往使它们变得虚弱和不稳定,因而无法在民生上产生持续的进步.
而且,1990年代发生的大部分经济改变与国际贸易完全无关.
尽管它们被西方的媒体描述为"贸易体制"或"贸易谈判",但它们根本上是关于外国资本在其他国家的财产权,也就是保障外国经营者获得(他国)国内资产,或者与国内公司享有同等的经营条件,将资金自由地从该国汇入或汇出,以及获取知识产权的垄断收入.
这方面的公共政策讨论将这些事情看成是允许全球垄断寡头获取国内资产并将它们整合进其利润流、结束对私人金融的自由流动的控制、私有化国内的社会服务事业(主要是变成外国所有)的一种代价和收益;以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建立国内金融体系,从而建立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代价和收获,这种体系在全球货币关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和大规模的循环中非常脆弱.
因而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非核心国家的内部变化的趋势,远不能保证为世界人民建立普世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的良性循环.
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贫困化的多数人和核心国家极其富裕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
没有任何轻微的迹象表明,如果太平洋联盟的盟友说服美国遵从更为平等的体系,这种经济关系模式就会发生任何改变.
的确,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的共同目标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它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长久维持这种控制非核心经济体的新利润流的机制.
可渗透的主权新自普理论家把正义的形式与社会实质混为一谈.
他们一方面将世界视为由国家主权构成的支离破碎的体系,一方面又将世界视为不断增长的一系列地区性、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体制和组织.
在这些组织性的模式中,他们意识到有更多的人在市场中越发能够自由地获取最大的利益.
以这种制度前景为基础,人们希望全球体制能够将各国主权纳入平等和普世的法律规章,使得世界公民能够统一在自由交换的原则下.
然而,如果我们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国际秩序,它更像是一个由太平洋联盟国家支配并且由它们的政府官员强力支持的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市场势力金字塔.
贾斯廷·罗森博格(JustinRosenberg)用"市民社会帝国(empireofcivilsociety)"10这个概念揭示了它的真实面目.
在这个帝国中,我们在核心国家中发现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实质性统一,而不是全球化和自由普世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对抗.
我们还在大西洋联盟的社会之间发现了实质性的统一,它的帝国并非由超国家的权威,而是由一个单独的霸主所保卫.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用一种语言来形容这种全球社会力量的模式.
我们过去认为国家主权和国际市场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
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殖民主义来说的确如此,因为这些制度上的帝国声称对它们所征服的领土和人民拥有法律主权.
但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特性就是美国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框架下的社会控制的扩张.
塞缪尔·亨廷顿经典性地论述了美国帝国主义是如何扩张的:西欧、拉丁美洲、东亚、南亚大部、中东和非洲都被纳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势力范围.
这些地区内的政府发现下面做法符合它们的利益:1.
接受华盛顿或明或暗地保证它们国家的独立,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保证政府的权威.
2.
同意美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进入它们的国家,追逐它们的重要利益.
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发现国际开放的好处超过试图阻止它的代价11.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如亨廷顿所说,美国扩张的基本杠杆是安保条约.
自1980年代初以来,第二种手段派上了用场:针对面临经济危机国家的金融和市场准入条约.
这些条约不仅允许大西洋资本进入主权不那么完整的国家,还允许重新设计国家和国际市场结构,以便有系统地强化大西洋跨国资本的市场支配地位.
在自由主义思想看来,核心主导国家拒绝认可跨地区的法律权威,看起来将会导致产生一个远比老式的欧洲帝国体制虚弱的政治权力形式.
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方法经常将权力视为"命令".
但是对于一个地区发号施令就要对它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任——这常常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可能是危险的.
另一方面,塑造特定政权的相关环境能够确保它的行为有益于己方利益.
新兴的全球体系塑造主权国家的环境,使它们的发展大致符合太平洋联盟的利益——而应对这些发展的责任完全落到了相关主权国家政府的身上.
这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并没有让被渗透的主权国家成为一种法律虚拟.
它们仍然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但它们的作用变成主要是对其治下的人民保持政治控制.
国内自由化新自普乐观主义的第二个主要依据在于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的传播.
然而,吊诡的是,许多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根基恰恰面临着来自太平洋联盟的沉重压力,而它们被自由普世主义者视为国际和谐的源泉.
这些国家被迫向全球货币和金融运动开放它们的经济,以至于其国民的就业状况变得极度脆弱.
它们的精英被鼓动实施拉开贫富差距的政策.
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被迫通过对商业团体的减税来争取外国资本的进入——这样做削弱了它们维持社会和教育服务的能力.
所有这些压力都敲响了警钟——正如杰弗雷·霍桑(GeoffreyHawthorn)所言:负担过重或分裂的国家、影子政府或完全崩溃国家的出现在当代世界已经逐渐成为常见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大梁断裂了,社会群体常常转向有组织的犯罪,与一般的国家政治价值观决裂,以及作为少数族群要求退出国家.
这些趋势并不限于太平洋联盟之外的政体.
它们也反映在对于"团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普遍的不安上面,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敏锐地发现了这点:公用事业的私有化;解除国家的管制;资金的自由流动;政治上的要求变成了基于权力的主张;集体的权力被个体的贡献所代替;财产权的神圣化;缩减公务部门的规模和薪酬;"企业家"取代"政治家"得到信任;强化"中立技术"机构,比如中央银行的权力,削弱偏颇的政治机构的权力——所有这些修正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1.
它们减少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2.
它们使得多数人难以团结起来对抗少数人,特别是受到保护和拥有特权的小群体的抵制.
施密特继续指出民主参与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减少,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处于'更为自由主义'的战略"下,他评论道:当然,这种"去民主化"的进程能否持续是最重要的问题.
它的正当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出色的经济表现,人们认为它产生于一个自由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伴随着有意培养的对政治等方面惯常的强烈反对.
最后,当然,新自普理论家普遍欢迎太平洋联盟国家在人权,或者甚至"文明"的名义下进行军事干涉,作为迈向一个由自由原则而不是强权统治的世界的鼓舞人心的一步.
然而,如果细加考察,这种军事干涉产生了一种施加强权的模式,违背了上述描述.
当合法的政体陷于内战,自由秩序崩溃——就像自由主义理论承认的那样,在紧急状态下,自由主义的标准被中止了.
典型的是,在这种危机状态下,政治冲突的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法律条款,在分离主义、统一主义或宗教等方面的斗争中,最终变成了口舌之争.
在1990年代,太平洋联盟国家介入了几次这样的冲突,呼吁要维护自由主义标准,但对于引起冲突的原因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
北约在1999年攻击南斯拉夫,被新自普理论家称赞为人道主义原则的胜利,而不是一个政治上不道德的、专断的帝国主义政府的恶行.
南斯拉夫政府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与后者脱离南斯拉夫的政权有关.
太平洋联盟宣称这一政治事件是孤立的,它们没有能力提出任何解决它的普遍方案,而是诉诸于一种专断的"实用主义",它在未来的这类行动中似乎总是重复出现.
在世贸大厦被摧毁之后,随之策划的报复性攻击似乎不是为了缓解困扰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劫机者的家乡)社会的紧张状态,它的极度压迫性的宗教政权长期以来受到太平洋联盟国家的青睐.
即使太平洋联盟国家要消除它们自身之间的紧张,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少数国家的共治体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它们会继续对这个当前由它们做主的体系提出自相矛盾的要求.
一方面,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做出符合"市民社会帝国"利益的内部调整.
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依赖这些国家的政权来维持国内秩序和控制其人民.
这种不协调的政策要求源于推行个人权利的普世自由标准时的专断态度.
新自由普世主义的支持者们为了声称人类即将统一在一个单一、正义的世界秩序之下,但他们为此所收集的证据并没有说服力.
自由-个人主义分析的紧身衣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它没有将美国纳入它预设的超国家秩序.
普世主义基于我们都是拥有自由权利的个体的全球公民的理念,通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人类联合起来的设想不会实现:它更可能让世界陷入分崩离析.
如今,海外对于普世主义有一种新的观点,它将民主的全球政体置于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概念的中心位置.
这种观点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有些除了在口头上更为忠于民主以外,跟自由普世主义难以区分.
但是以丹尼尔.
阿奇布基(DanieleArchibugi)的文章《普世主义民主》为例,在它最为大胆的版本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制,试图让富裕的少数国家和社会群体服从全球大多数的意愿,因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仍陷于贫困和虚弱之中.
即使是这种最好的设想,也有两个关键弱点.
它们过于狭隘地关注单纯的政治组织,同时忽略了一个强大的普遍性机构必须意识到即使这些设想也是跟太平洋联盟的色彩不相符的.
任何将人类带向全球范围真正统一的设想都将面临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的清晰而鲜明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它使得这一趋势收缩了;任何改变这一切的希望都会被对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主宰这一现实的逃避和美化所打消.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Brennan)批评任何自欺欺人的普世主义.
对它们最好的解毒剂来自那些头脑清醒的现存秩序支持者.
诚如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Kristol)以高度的精确性在《国家利益》(2000年春)中所写:今天的国际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国际权力平衡之上,而是建立在美国的霸权之下.
国际金融组织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国际安全组织主要是美国领导下的一些联盟.
美国称为国际"标准"的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原则.
既然今天相对和善的环境是在我们的霸权影响之下形成的,减小这种影响将会使其他国家在塑造这个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谋取它们的利益……因而,应该积极维持美国霸权,就像当初积极获取那样.
换句话说,美国的强权不会结束,除非它受到有力的抑制.
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任何普世和谐计划,不管多么长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北约的势力和巴尔干的悲剧西方列强经常宣称自己肩负使命,维护某种普世标准或追求某个承载着这种标准的目标,从而将它们的军事干预合法化.
这些宣称的目标有时游移不定,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是用于保持国内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当这种政策涉及开启战端的时候.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人们喜欢通过政府,把自己当成世界上最文明、人道、自由、民主的价值的卫道士和传播者.
的确,他们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他们一般远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忽视他们国家之外的世界,但是如果宣称的标准或目标没有得到实施,或者以野蛮的方式得到实施,以至于违背了其他更为基本的标准或目标,那么至少他们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会遇到内部麻烦.
西方经常辩解说攻击南斯拉夫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并保护他们的人权.
其结果可能是北约的保护,可能导致塞尔维亚人的自治,可能造成科索沃的分离,甚至产生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它可能在鲁戈瓦或科索沃解放军的领导下建立.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只不过是北约自1980年代末南斯拉夫危机开始以来宣称的一系列目的的最新部分.
如果我们列出这些势力自1989年以来宣称的所有标准和目的,读者一定会厌倦和不耐烦的.
不断重复无助于我们了解北约势力在过去十年来在南斯拉夫的行为的真实目的.
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受到旨在改善该地区人民状况的普世主义标准的约束,而是受他们自身的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政治目标左右.
西方国家的真实目的与公民的人权关系甚微.
南斯拉夫长久以来都是欧洲的战场.
同时,西方势力在南斯拉夫舞台的行为是南斯拉夫男女所遭受到野蛮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没有之一.
要公正地评判北约1999年3月对南斯拉夫的袭击就要全面了解这场悲剧.
西方的势力和南斯拉夫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在许多方面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典范,尽管从一开始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就不正常.
联邦建立在双重的背景之下:压迫者塞尔维亚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内战中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屠杀,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军征召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进行凶残的杀戮,而且还利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部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反塞尔维亚仇恨来进行统治.
新南斯拉夫国家在加盟共和国中追求经济的再分配和发展.
它发展出一套自我管理模式来表现它对斯大林的挑战.
全欧洲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团结在铁托的周围,特别组建的团队帮助重建铁路.
新的共和国边界确保此前占统治地位的塞尔维亚族——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不会再统治其他南斯拉夫民族.
加盟的民族和国家都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最后,国家扎根于跨民族的共产党人联盟,他们根植于南斯拉夫各民族(虽然在科索沃最弱).
共产党人垄断了政治权力,尽管新国家具有寡头政治的性质,它却作为这个系统所有积极因素的保障者和反抗法西斯的成功领导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很大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被排除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外,部分是为了缓解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一事实的敏感性,共产党领导层将科索沃作为自治省合并进塞尔维亚共和国.
他们把这看成是他们和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共同目标实现之前的一种临时措施,这一目标是建立巴尔干联盟,这样分割阿尔巴尼亚社区的边界就会消失.
斯大利和铁托的分裂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战后南斯拉夫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苏联和美国都想要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性和中立性,作为两大强权在欧洲对峙的边界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家.
这个国家的瓦解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决定的.
衡量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1990-1991年间震撼南斯拉夫的危机中孰轻孰重是一件复杂的事.
然而,如果不明白西方势力在促成和引导这一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难理解南斯拉夫的分裂.
然而,在西方的文献中,西方的作用大多都忽略了.
从债务到危机南斯拉夫瓦解的基本起因是经济危机.
南斯拉夫和西方的社会团体利用危机破坏经济中的集体核心,将南斯拉夫推向全面的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是南斯拉夫政府1970年代严重失误的后果.
为了通过出口拉动增长,他们借贷了大量的西方资本.
西方陷入了衰退,造成南斯拉夫出口不景气,产生了巨大的债务问题.
南斯拉夫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将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联盟共产党内出现了强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集结在西方的商业、银行和政府利益周围,开始推进新自由主义,美国对此乐观其成.
1984年,里根政府采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促进南斯拉夫进行资本主义重建12.
这很自然地损害了旧国家的支柱:党和劳工阶级之间的集体主义联系.
结果各不相同.
在科索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一向很脆弱,而经济危机又最为严重,那里在1981年发生了暴动,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地位.
群众运动包括要求将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分离主义动向.
自1974年以来,科索沃一直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少数民族,它在南斯拉夫享有大得多的利益和权力.
然而,在分离主义者的刺激下,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它的权力,并且严厉镇压那些它认为不可靠的人.
在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试图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和反科索沃的基础上,在党和人民之间重新建立联系.
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最终参与和领导了这场运动.
它引发了塞尔维亚反阿尔巴尼亚的民粹沙文主义,以此作为保持群众支持党的新基础,而政府实际上实施了里根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13.
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领导层抵制米洛舍维奇,通过煽动更大程度的自治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其最终目标显然是完全脱离南斯拉夫.
因此,资本主义重建被看成是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的一种方法.
类似的民族主义动向出现在克罗地亚,虽然主要发生在共产党之外.
所以这些用新的意识形态取代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集体主义联系的企图,都欢迎1945年以前南斯拉夫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象征和言论.
前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人回归战前的价值观,并建立新的亲资本主义政党,并不是南斯拉夫特有的现象:它发生在整个苏联地区,这种趋势的兴起受到西方资本的普遍欢迎,而前执政党试图维持与工人阶级的社会联系却被视为必须对付的主要的挑战14.
准备瓜分这就是1989年苏联集团开始解体时的情况.
美国撤回了它早先保持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完整的承诺.
美国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主要西方势力的立场:南斯拉夫的统一对它们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益处,它们都在这个地区推进急剧的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造成的经济贫困摧毁了旧秩序下人民的社会利益.
人民要忍受社会权利和经济安全的损失,因为他们期待着将来"加入欧洲"——这意味着加入欧共体富裕俱乐部.
这个一揽子政策和条件最初在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奏效了,它将人民团结在采取休克疗法迈向资本主义的政府周围.
但是,在两个国家,它产生了分裂和政治破裂: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是南斯拉夫.
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这一策略的破坏性表现为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政策制定者热心地将他们的新模式引进他们的头两个目标——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随之在1990年发生动荡,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实际上希望南斯拉夫分裂.
他们的压力和西方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共同促成了1990年间的分裂.
一方面是一些欧洲国家渴望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确保南斯拉夫向西方银行支付它的债务,并且通过休克疗法将它的政治经济"全球化",以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对西方跨国公司开放.
那些乐衷于看到南斯拉夫通过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而分裂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梵蒂冈以及有些摇摆不定的意大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梵蒂冈和奥地利开始积极在中东欧和东欧重建他们的影响,到1989-1990年,梵蒂冈公开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
1990年奥地利政府也公开表态.
按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说法,奥地利"采取相当公开,有时甚至无耻的政策,旨在帮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联盟".
奥地利政策的真实目的是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因为它"把南斯拉夫危机看成了展现其意志的好机会".
在1991年夏天,欧共体最后不得不向奥地利发出警告,如果它继续那么卖力地分裂南斯拉夫,它将会被排除在最后的欧共体成员之外,但即使这样的威胁也没能阻止奥地利的行为.
已故的约瑟夫·安塔尔领导的匈牙利政府于1990年当选,它采取了与奥地利极为相似的政策,但是它有自己另外的目的,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省.
因此匈牙利在1990年末秘密向克罗地亚提供冲锋枪.
1991年7月,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危机最激烈的时候,匈牙利首相宣布,划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尤其是伏伊伏丁那省的南部边界的条约,只是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条约.
他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应该得到尊重".
谈及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安塔尔说明了为什么匈牙利如此积极地支持克罗地亚的分离:"我们把伏伊伏丁那给了南斯拉夫.
如果南斯拉夫不存在了,我们就该把它拿回来.
"奥地利和匈牙利分裂南斯拉夫的操纵行为与德国政府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决定相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德国政府直到1991年的初夏还未公开支持南斯拉夫的分裂,但很久之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谋求独立的努力就得到了波恩的鼓励.
美国的政策这种努力当然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它就像英国和法国一样支持南斯拉夫的统一.
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统一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它的政策关心的是保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国家整体上实施休克疗法.
1989年,杰弗里·萨克斯在南斯拉夫帮助安特·马尔科维奇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在1990年实施,那时关键的国会选举正在各共和国进行.
马尔科维奇承担了向西方屈服的责任,而这个计划实施的实际后果将会是剥夺他的政府的大部分自主权.
到了1991年,它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士兵的军饷,这又削弱了维护旧政权的力量.
这是悲剧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1990年春天,马尔科维奇是当时最有人气的政治家,不仅是在整个南斯拉夫,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也是如此.
他本可以将人民团结在南斯拉夫主义之下,对抗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的图季曼的民族分离主义,他本可以指望军队服从他的领导.
他在人民中的支持率在克罗地亚是83%,在塞尔维亚是81%,在斯洛文尼亚是59%,在南斯拉夫全国是79%.
这么高的支持率说明有那么多的南斯拉夫人支持保留国家完整.
但是马尔科维奇同意调和他的南斯拉夫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和欧共体的条件,这让分离主义者有机可乘.
他们对选民的诉求包括承诺解除马尔科维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以及通过这些行为,帮助他们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并"加入欧洲".
民族主义的诉求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起作用了.
正如苏珊·伍德沃解释的那样:"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春天开始,在每一个共和国,政府为了赢得选举,都忽视了马尔科维奇的稳定方案的货币限制……"在当选后,他们努力地分裂国家.
如果欧洲的政策像马歇尔计划那样,联盟的政权可以重建国家的经济,那么情况将大不相同.
这并不是后见之明.
西方的政策制度者在当时对这点心知肚明.
在1989-1990年,美国的南斯拉夫政策面临着急剧的调整.
国务院在1990年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稳定性感到担心,中情局警告布什政府南斯拉夫将在十八个月内发生内战.
在国务卿贝克1990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很好地指出了这个困境.
这名记者问道:在分发给我们的你今天所做的评论中,我注意到你对南斯拉夫的局势表达了关注.
那么限制条件如何适用于你所描述的南斯拉夫的那种问题它与中央政府关系较小,与各共和国关系较大.
还不清楚贝尔格莱德能否提供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何判断这点贝克一向简洁明了,他的回答有一定道理,但却闪烁其词.
你提的问题非常非常好.
你从共和国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问题,对此应该给予认真的思考.
你说得很对.
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能够提供某些东西,而在有些国家却办不到.
但是政府还是倾向于优先考虑休克疗法.
因此导致南斯拉夫崩溃并陷入内战的内部动力被激活了.
仅有的在这个地区具有战略利益的欧洲国家想要分裂南斯拉夫.
当然,南斯拉夫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也促成了它的崩溃.
很多人认为分散化的"市场社会主义"对处于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地缘政治状况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试验.
1974年宪法,虽然对科索沃人有利,却给了各共和国太多的权力,削弱了联盟政府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权力.
铁托政府弥补了这一弱点,直到他1980年去世,自此以后,它就无可避免,而国家就陷入了危机.
但如果西方国家有意把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本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与南斯拉夫联盟政府一起,保持国家的统一.
相反,西方势力在南斯拉夫局势中的大多数利益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促成了它的瓦解.
西方势力与恶行1990-1991年,南斯拉夫走向了分裂,虽然它的绝大部分人民并不赞成这个路线.
这种分裂违背了欧安会和1990年巴黎条约所划定的新的后冷战国家体系的主要原则:欧洲的国家内部边境不应该被改变.
相反,国家内政的安排必须保证所有团体的适当权益.
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准备在南斯拉夫实施这些原则,因为德国不愿意,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战略利益促使它们这么做.
与西方国家利益无关的准则被抛弃了.
1991年初,德国和奥地利促进南斯拉夫分解的努力获得了一个胜利,它们促使欧共体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之间进行调停.
欧共体国家渴望通过这种调停强化他们的外交政策角色和地位.
因此它们承担了一项意味着南斯拉夫解体的职责:不以国家的统一为基础调停一个国家之内的各派势力,意味着否认这个国家的主权.
如果能够建立起清晰的标准来保障南斯拉夫境内各主要族群的安全,分裂本可以在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发生.
这是西方势力一旦介入调停所面对的问题.
而西方建立关于保护南斯拉夫人民的权利和准则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胜利的西方势力才能在跨国家体系中赋予后南斯拉夫实体以国家的权力.
问题在于南斯拉夫的宪政安排,在赋予了各共和国地区和它的民族与国民权利的同时,其前提是保持国家的完整.
有两个主要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是以某种方式将国家分割成共和国,使非塞尔维亚民族不至担心南斯拉夫变成塞尔维亚主导的国家.
要做到这点,正如布兰卡·马格斯解释的,必须"争取塞尔维亚人接受在后革命时代的南斯拉夫内部(形式大于实质地)分割塞尔维亚族的新的宪政秩序".
因此,大部分塞尔维亚人被安置在其他共和国或者自治省内,享受着高于——比如说——今天的西班牙巴斯克省的自治权.
他们被分散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
对于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形式大于实质"的问题,但在南斯拉夫分裂的情况下,这当然就变成了一种实质大于形式的分割.
但是南斯拉夫的宪政原则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因为宪法给了民族和共和国以同等的权利.
因此,在这种准则下,塞族,比如说,在克罗地亚,享有不受克罗地亚共和国意愿凌驾的权利.
但是在南斯拉夫宪法瓦解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第二个主要问题关系到南斯拉夫的主要非斯拉夫民族,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战后的南斯拉夫将塞尔维亚人在国家内部分割,而它却将阿尔巴尼亚人在国家内部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分割.
结果,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社区出现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希望将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统一在一个单独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内.
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对于大多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来说,这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
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克罗地亚问题西方势力对这两个主要问题给出的答案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舞台上直接造成了血腥屠杀的恶性循环.
1991年,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问题给出了答案.
他们宣布克罗地亚有权在自决的基础上独立,而国家的边界应该遵从克罗地亚共和国与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划定的边界.
自决表现为克罗地亚族全民公决赞成独立.
这开启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府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端,因为它违背了战后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它否定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权.
根据这部宪法,共和国多数民族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其他民族的平等意志之上.
因此,克罗地亚大多数的独立选择不能凌驾于塞尔维亚人的权力之上,它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政治领袖据此就是否留在独立的克罗地亚组织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是压倒性的拒绝.
根据南斯拉夫的原则,克罗地亚要独立应该先解决这一权利与民主意愿的冲突.
但欧共体国家在1991年无视这一点,拒绝了南斯拉夫的主张,即塞尔维亚族的权利与克罗地亚独立的意愿是平等的.
相反,欧共体大多国家采纳了如下观点,塞尔维亚人应该接受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少数民族的地位.
这种方式当然应该意味着欧安会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应该得到保障.
但克罗地亚政府拒绝欧安会的这种准则.
德国政府决定把欧安会的这一原则抛诸脑后,承认克罗地亚独立,而不预先要求它做出保障塞尔维亚人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
德国的立场在两个方面背叛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背叛了南斯拉夫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同时也背叛了欧安全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
它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引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下的战争.
因此美国调停人塞鲁斯·万斯(CyrusVance)将这场战争称为"根舍的战争",意指德国外交部长.
这可能有些夸张:这也是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的战争.
但根舍却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表明,除了他们自己和塞尔维亚的力量,没有人可以保障他们的权利.
德国人采取这个立场的原因并不清楚.
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欧安会的其他国家接受德国的主张.
在这件事情上的讨价还价在1991年12月15-16日布鲁塞尔的一场通宵举行的欧洲政治合作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在会上,科尔总理通过在《马斯特里赫条约》上许诺给约翰·梅杰两大好处获得了英国的支持: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英国不参与(关于欧共体劳工权利的)社会宪章.
与此同时,科尔还承诺,他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落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权利之前不会承认它们的独立.
但是在做出这个重点让步之后,科尔却食言了,他于12月23日在没有获得这一保证的情况下,单方面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大国会接受德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答案是两方面的:首先,美国不接受德国的这种方针——它最终决定介入南斯拉夫危机.
至于其他欧共体国家,南斯拉夫对它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事项,比这重要得多的是《马斯特里赫条约》(而对于英国来说,是能够不参与它的主要内容).
欧安会的原则也应该在这时发挥作用,关注新南斯拉夫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但西方势力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关利益.
欧共体的一个组织巴丹泰委员会警告说南斯拉夫联盟的非法解体将导致可怕的集体冲突.
巴丹泰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早前的法律体系:它规定除非经过三个民族——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的实质性同意,波斯尼亚的独立不应该被接受.
因此,欧共体在克罗地亚事例(以及科索沃事例)中采取"历史权利"的方法确认边界,在波尼斯亚事例中则采取承认所有民族民主权利的方法.
既然波斯尼亚塞族强烈反对波斯尼亚独立——这会将他们与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分割开,巴丹泰的立场意味着不接受波斯尼亚的独立.
这也是德国在1992年1月的立场,它被大部分欧洲国家所接受.
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美国第一次积极地介入南斯拉夫危机.
美国的干预:打波斯尼亚牌对抗德国的影响在1991年,美国宣布的政策是支持南斯拉夫独立的.
但实际上美国对南斯拉夫危机袖手旁观,听任欧洲势力在这件事上争相操纵.
布什政府最关心的欧洲政策事务是:确保西欧服从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联盟.
它认为这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联盟的军事基石北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西欧(以及俄罗斯)存在着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的倾向,这将会破坏美国的领导.
其次,新近统一的德国似乎正在通过《马斯特里赫条约》和法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强调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导向"统一的防务".
这可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德国和法国正在建立一支联合部队,北约框架之外的所谓的"欧洲军团"——这一行为让华盛顿和伦敦深感不安.
第三,德国处理南斯拉夫关系的行为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悦国内选民,而是为了在中欧建立德国的影响力范围,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也许随后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最关键的是波兰.
这似乎是对根舍和科尔异常专断的单边主义的唯一解释,他们在1991年12月粗暴地凌驾于欧共体同伴之上,向整个欧洲发出信号,波恩成了决定如何塑造新欧洲的地方.
这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正如伊格尔伯格所解释的,德国在克罗地亚的行为"抢了美国的风头".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根舍分裂南斯拉夫的行为远不仅是为了讨好国内的天主教选民,或者是《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
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美国政府决定夺过南斯拉夫危机的主导权.
但是,正如德国宣称的各种普世主义准则和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于南斯拉夫人民,而为了德国的政治影响,美国登上南斯拉夫舞台也不是为了平息战争的风暴,并向南斯拉夫人民提供新的安全秩序.
恰恰相反,它登上这个舞台,是为了把德国和欧盟推到一边,为了这么做,它最终为新的更加残酷的南斯拉夫战争埋下了祸根.
华盛顿用来获取领导地位的手段是鼓励波斯尼亚政府要求独立,然后是走向战争.
波斯尼亚的独立受到德国和其他欧盟政府的反对.
他们想要尽力把南斯拉夫的其他部分维持在一起.
美国政府决定阻止这种做法,它在1992年1月推动波斯尼亚独立,此时欧共体在德国的主导下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德国制造了一个问题:欧洲必须保护独立的克罗地亚免受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入侵.
现在华盛顿将会制造出一个新的问题:欧洲和世界必须保护独立的波斯尼亚免受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入侵,以及,如果策略上有必要的话,免受克罗地亚的入侵.
因此美国宣布了使它能够获得欧洲领导权的重大准则:波斯尼亚族自决和保护它的独立免受侵害.
波斯尼亚——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美国的立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政治概念上或南斯拉夫的宪法概念上并没有一个波斯尼亚族.
相反,在波斯尼亚有三个民族,每一个都不占人口多数.
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波斯尼亚包括以下主要族群:1629000名穆斯林,1320000名塞尔维亚人,758000名克罗地亚人,326000名南斯拉夫人.
从投票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波斯尼亚人不会尊重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政权.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很多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国家.
美国政府完全知道这点.
因此,推动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走向独立,布什政府实际上就是在推动战争.
至于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本身,它曾强烈地反对德国承认克罗地亚独立,因为它知道这会增加波斯尼亚独立的压力并带来战争.
伊泽特贝戈维奇曾经在12月份激动地恳请根舍收回成命以挽救波斯尼亚,但没有奏效.
1992年3月,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独立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欧共体的斡旋下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三足鼎立的联盟架构.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拒绝了早前的协议,因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催促他尽力建立一个单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波斯尼亚克族和波斯尼亚塞族各自都从某些国家获得支持.
如果美国在那时决定支持欧共体和德国维持南斯拉夫残余部分统一的立场,并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它的安全,那么美国就要向德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玩弄的欧洲政治把戏让步.
正是这种利用南斯拉夫的局势发展来实现欧洲更广泛目的的政策,迫使美国践踏战后南斯拉夫的民族权利法律:纵容一个代表波斯尼亚少数人口的政府,无视其他多数社群明确的民主意愿,企图建立一个没有波斯尼亚民族的波斯尼亚国家.
不难预料,塞尔维亚民兵,其中一些在前往克拉伊纳的途中,开始劫掠波斯尼亚穆斯林村庄.
一场恐怖而邪恶的战争就此开始.
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是政策的成功,它控制了南斯拉夫舞台上的事态,并且成功地使那种支持"波斯尼亚民族"的政策和支持一个囊括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政策相对立,其结果是导致种族清洗和野蛮的屠杀.
"波斯尼亚民族"一方——波斯尼亚塞族人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波斯尼亚人,是美国的行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反过来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武器,以及德国和美国就更广泛的欧洲政策达成妥协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美国打波斯尼亚牌还产生了其他后果,有两个尤为重要:首先,在南斯拉夫舞台上最大的民族塞尔维亚族,他们的民族权利被西方列强践踏了.
这意味着他们将聚集在米洛舍维奇的政府周围寻求保护——它还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在塞尔维亚很难取得成功,因为它的人民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牺牲品.
第二个后果是,南斯拉夫的第四大民族,科索沃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带着他们自由和独立的民族愿望,也被西方列强忽视了;或者,不如说是落入了塞族手中,他们因为西方漠视他们的权利而被激怒,留在了一个有着60万塞尔维亚难民的塞尔维亚国,他们在北约领导的波斯尼亚战争的最后阶级遭到种族清洗.
新德-美关系和通往代顿之路波斯尼亚战争在1993-1994年持续进行,而美国和德国之间在众多欧洲事务上的敌意和猜疑让位于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的新政治进程带来的新团结.
达成这一结果的关键一步是乌拉圭回合协议:他们共同的目标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而是要通过国家政治经济"全球化"战略来扩张大西洋资本主义.
另一个绝对关键的步骤是1994年布鲁塞尔北大西洋会议上达成的北约东扩至波兰的协议,波兰对美国和德国来说都至关重要.
美国和德国主推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关于如何重组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国际政治的.
要理解布鲁塞尔峰会这一决定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研究西方势力关于后冷战时期欧洲秩序的形态的种种争论和政治斗争.
这种争论可以分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欧洲的政治概念苏联集团的崩溃重新提出了如何在欧洲安排划分强权政治的问题.
在1990年代初有三个"大方向",其中有两个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选择一,制度化框架下的一个泛欧洲共同安全体系,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一个更为强大与合理的欧安组织(OSCE),基于如下原则:所有成员遵守明确的规则,如有国家违反,全体成员共讨之.
选择二,一个双核心的权力架构,包括西欧的欧盟和西欧盟,以及东欧的俄罗斯和独联体.
北约将作为所有成员的最终安全保障者退隐幕后,而西欧盟/欧盟将会扩张至中东欧——俄罗斯对这一方案勉强接受.
选择三,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将掌控欧洲政治.
欧安组织将被边缘化,西欧盟/欧盟不能拥有自主于美国控制之外的政治决定权和指挥结构,参照北约,而北约将东扩,但不包括俄罗斯.
因此欧洲将重新在更东的边界分化,一边是美国控制下的西欧,一边是被削弱的俄罗斯.
德国被期待首先与美国和它的西方伙伴讨论东部的议题,而不是在和西方的伙伴讨价还价之前就与俄罗斯进行讨论.
选择一和选择二将会破坏美国在欧洲的权力地位.
但是,在1990年代初,对于选择三存在着抵制,不光是来自俄罗斯,也来自许多欧洲国家.
对美国来说,将这种选择转化为现实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开始南斯拉夫似乎跟西方势力的这些安全讨论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可不仅仅是一种"讨论",它是一种事关未来欧洲形势的政治斗争.
西方势力之间的这种斗争可不仅仅是言辞上的斗争,它还通过条约和既成事实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成了用这些方法争胜的中央舞台.
因此,如果欧盟在1990-1991年成功处置南斯拉夫危机,这将给第二种选择大大加分.
事实上,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美国发现它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帮助,这意味着协商模式和欧洲事务上的一种共同安全方式,也就是选择一.
但是,德国和美国就北约在新欧洲体系中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和北约东扩达成一致,德国-美国方案在南斯拉夫舞台上施展的大门就打开了.
在那里取得的成功又反馈到更广泛的欧洲政治领域,北约随之扩张到了波兰.
新北约的军事理念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北约作为一个随时准备与苏联一战的军事架构变得多余了.
但美国对西欧的领导取决于美国能够对它的西方军事盟友提供有力的军事支持.
南斯拉夫战争使美国、法国和英国就他们各自新的军事角色产生了争论:中东欧的混乱要求西方势力向东"投放力量".
换句话说,就是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挫败破坏稳定或者威胁欧洲新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东部力量.
美国在争取重建对欧洲的领导的斗争中对这一观念大加赞赏,因为西欧缺乏关键的军事资源来独立进行这种积极的"力量投放":它们缺乏军事运输的基础设施和飞机,它们缺乏战场卫星情报收集设备,它们缺乏诸如巡航导弹之类的关键技术以及其他智能武器.
而美国能提供这一切.
对于欧洲来说,要提供这些就要大大增加军事预算,而财政却很紧张,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首先是欧洲货币体系,然后是马斯特里赫特标准,都增加了财政紧张.
因此,随着这种在北约地区之外向东投放武力的新观念出现,美国不光可以指望获得本已在他们这一方的英国的支持,还能获得法国的支持,因为法国渴望在海外用兵,以便在欧洲获得政治影响.
然而,对美国来说,关键是要压倒德国.
在1990年代初,德国似乎对建立一个以法-德轴心和欧洲部队为基础的更为自主的欧洲军事架构具有真正的兴趣.
而这也是密特朗总统所赞同的.
但是,到了1994年德国却转而认为,一个自主的西欧组织的概念是行不通的:它必须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组织.
新北约的南斯拉夫之路1994至1995年,北约在新欧洲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些角色变化反馈到了波斯尼亚冲突上.
起初,美国和英法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美国要通过打击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来展示其强大的空中力量,但这威胁到了英法地面部队的安全.
这种冲突如此之严重,以致有人认为北约会为此分裂.
但在1995年产生了一个有效的战略.
首先,美国采取德国的方法,通过波斯尼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建立同盟共同对付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方法来解决波斯尼亚战争.
用这种方法对付塞尔维亚人大获成功,有效地将他们通过种族清洗逐出克罗地亚地区和部分波斯尼亚地区.
其次,北约能够利用英国法国的武力和美国的空中力量,以及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力,在"地区之外"采取积极行动,打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
美国领导下的整个行动以《代顿协议》的形式被冠以欧洲为美国取得的胜利——这时没有人有空去考虑科索沃人民.
美国极力声称胜利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空中打击,表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代顿协议》并未实现美国所提出建立统一的波斯尼亚主权国家的目的,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被西欧的选民们忽略了.
通过重组北约和德-美伙伴关系,美国掌控了南斯拉夫事务和欧洲的重要政治,这两者沾染着波斯尼亚战争的血.
美国如何应对新巴尔干冲突要理解美国在1999年4月24日对南斯拉夫发起战争的决定,我们必须明白自《代顿协议》以后,局势在巴尔干舞台和更广泛的欧洲地区背景下是如何"发展"的.
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大变化是阿尔巴尼亚的爆炸导致了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崩溃,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随着科索沃解放军的到来而变得不稳定——它本来就得益于阿尔巴尼亚的崩溃.
《代顿协议》的政策并没有缔造出一个健康的独立国家:它成了一个双"实体"的北约保护地,80%的税收无法自己收取,并且在《代顿协议》中要将令人咋舌的GDP的四分之一用于军事采购.
它的未来生存取决于这片土地上的两个国家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立场一致.
但克罗地亚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并不一致,因为它已经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都纳入了克罗地亚.
但米洛舍维奇政权却保持一致,尽管它不能控制波斯尼亚塞族本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他看成是叛徒,因为他在一开始就同意《代顿协议》.
美国的政策不希望看到出现大规模阿尔巴亚复国主义运动,因为这会损害脆弱但关键的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但是数十年来对于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漠不关心,以及阿尔巴尼亚国家在1996-1997年的分裂,恰恰为这种大阿尔巴尼亚复国主义运动打开了大门.
执政到1996年的阿尔巴尼亚萨利·贝里沙政府是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它操纵选举,把反对派领导人关进监狱,但萨利·贝里沙执行美国的政策很得力,因为他关闭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不呼应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情绪.
(贝里沙实际上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宠儿,因此,英国很不情愿看到他被推翻.
)声势浩大的起义推翻了贝里沙,阿尔巴尼亚政府完全崩溃了,它的安全部队瓦解,武器落入人民手中,大约有75万支枪落入了民间.
尽管有意大利的军事干预,刚从贝里沙的监狱里出来的那诺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无法在阿尔巴尼亚实施政令,也无法关闭与马其顿和科索沃的边境.
这给科索沃解放军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由恩维尔·霍查的崇拜者领导的组织,但它现在向所有反对易卜拉欣·卢戈瓦的改革与和平立场的人打开大门.
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获得了积极的响应,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情绪长期受到压制.
科索沃解放军1998年开始进攻科索沃,目标对准省内的塞尔维亚族官员和安防人员,战果显著.
对付科索沃解放军这让克林顿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它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因为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当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美国和北约牢牢掌控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局势,同时将科索沃的科索沃解放军留给米洛舍维奇政权来对付.
米洛舍维奇可以在科索沃温和派领导人卢戈瓦的支持下,给予科索沃在塞尔维亚的自治,然后用土耳其或哥伦比亚式的反暴动方式来对待科索沃解放军,在阿尔巴尼亚前线扫荡村庄并消灭科索沃解放军.
实际上,这就要求美国与它视为巴尔干的萨达姆·侯赛因的米洛舍维奇结成同盟.
然而从1998年3月到9月,克林顿政府还是采取了这一政策,口头上装模作样地反对米洛舍维奇,实际上却默许自治和反暴动措施.
这一立场得到克林顿团队中两位专家的支持: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和克里斯托弗·希尔.
这个立场也得到了许多西欧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这一策略的信号通过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公开宣称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释放出来.
根据BBC报道,这等于允许米洛舍维奇镇压暴动并许诺给予省级自治.
这一策略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9月份的第1199号决议得到体现,它还体现在10月13号霍尔布鲁克-米洛舍维奇的协议上,该协议引入美国领导下的欧安组织来监督科索沃的局势.
但是,在10月份的某个时候,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改变了策略.
这一改变包括指令希尔起草一份促成科索沃各方进行谈判的文件.
这份新的文件包含了关键的变化:米洛舍维奇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上的北约科索沃保护地.
当然,这份文件并没有这样措词:它只是谈到北约领导的军事力量监督科索沃的转变,而它在法律上仍然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
但是在政治上它却是北约的一个保护地.
奥尔布赖特知道没有一个塞尔维亚政治家敢于接受北约的这一苛刻条件.
为什么这一新立场最终被接受了支持随后攻击南斯拉夫的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立场的改变与缓解科索沃人民的痛苦的愿望有关,也许的确是这样,比如,根据罗宾·库克(RobinCook)的说法,在1998年10月到圣诞节之间,米洛舍维奇开始在科索沃采取新的残酷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是库克和其他欧盟外交部长在欧盟一般事务理事会上的观点,当时奥尔布赖特已经改变了策略.
其后一天的欧洲通讯社公报关于会议的报道陈述道:"在西巴尔干局势讨论结束时,一般事务理事会主要表达了它对最近科索沃'军事行动的加剧'的关切,指出'科索沃解放军的活动加剧,使得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变得更活跃了'.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欧洲的分析并不认为米洛舍维奇的基本行为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它认为科索沃解放军才是无法实现停火的原因.
奥尔布赖特的赌博南斯拉夫的形势并没有变化,因此奥尔布赖特改变策略的原因与南斯拉夫本身无关.
美国在1992年的方针导致了波斯尼亚战争,因此这种改变的根源必然从更广泛的美欧政治目标当中去寻找.
整个北约联盟对南斯拉夫进行一次军事打击当然会在整个欧洲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对于所有强权国家利益的影响,比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命运的影响重要得多.
成功将会决定性地巩固美国的领导.
在联合国许可框架之外的成功,确保了欧洲安全事务无需集体决定,在联合国可以绕过俄罗斯的否决而采取行动.
它能确保联盟的统一,发行欧元这一更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事件本可能使它产生分裂.
从更狭窄的角度来说,在华盛顿峰会同意北约的新角色之前,一场针对米洛舍维奇的成功的军事行动对麦德琳·奥尔布赖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她的任期内充满了一长串的失败,尤其是在中东.
奥尔布赖特获得胜利面临着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
首先是俄罗斯的问题,随着卢布在1998年秋天崩溃,这个国家变得无可救药地虚弱.
而西欧的抵制也带来了困难.
奥尔布赖特用了三个策略来克服.
首先,她在联络小组先期会议上的策略是抢先召开记者招待会,通过用极端好斗和军国主义式的语言抨击米洛舍维奇,公开表明了她的立场——她有好几个月采取这种策略.
其次,奥尔布赖特持续发出的这些威胁产生的效果,使她可以主张说北约的信用遭受了危机:毕竟由于她发出的那些威胁,北约"现在"没办法退缩了.
第三,克林顿当局发布了两条据信来自内部的情报:一是米洛舍维奇实际上希望北约进攻,这样他就可以在国内利用北约的武力;其二是南斯拉夫的军队很快就会推翻米洛舍维奇.
这些诱使西欧相信北约的攻击很快就能结束.
实际上,如我们现在所知,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尤其是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它们所提供的实际情报大不相同:它将是一场长期和艰苦的空袭,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难民危机.
但美国政府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拒绝承诺通过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自决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
在1月初,奥尔布赖特有法国,当然还有英国作为同盟.
他们是朗布依埃会议的联合主席.
有他们在,把德国撇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德国不能抛开法国单独行动,因为它害怕被贴上霸权主义野心的标签.
至于欧盟的其他国家,它们完全不能承受置身事外的后果.
结论对于北约国家的选民来说,他们的政府能够领导世界,并且真正帮助绝大多数不幸的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加强他们的安全和福利.
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两件不幸的事实:首先,北约国家一向热衷于扩大权力和财富在世界上的不平等,消灭对他们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一切挑战,压制几乎任何达成这种目的的企图;其次,北约国家发现非常容易摆布国内的选民,让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确在把世界人民引向一个更为公正和人道的未来,而实际上他们做的并不是这些事.
南斯拉夫1990年代的命运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典型例子.
北约国家的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在极力帮助南斯拉夫,甚至做得还不够.
实际上,西方的政策把和平的局面变成了野蛮的战争.
有时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想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一般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人民的福利可以当成对抗其他强敌的有力武器时.
这适用于美国对待西欧的政策,当时它在战后的早期受到共产主义胜利的威胁.
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人民的福利与北约的势力不相干,因为这些强权现在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
波斯尼亚战争产生了可怕的暴行,让人想到西班牙内战、1920年代爱尔兰王室警察,以及德国军队和别动队在二战东部前线、美国在越南或者土耳其安全部队今天在东土耳其犯下的暴行.
并不是只有波斯尼亚塞族犯下暴行,只不过他们的暴行最显眼.
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在科索沃犯下了更多屠杀暴行,在本书写作时,他们成为北约力量的消灭对象.
建立相应的组织来阻止政治暴力并处罚作恶者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在面对这项任务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两难困境,因为我们了解政治和力量,不仅知道暴行的作恶者是谁,也知道在国际上是谁创造出这些作恶者崛起的环境.
在南斯拉夫的案子中,西方势力通过有意的作为和不作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创造了一个滋生野蛮行径的环境.
西方的强权政治体系在某些方面令人厌恶,西方强权漫不经心、不花代价地把南斯拉夫引向了混乱和战争,并且利用这些战争来延伸它们的地缘政治势力,然后再通过战争犯罪法庭来审判战争暴行犯人,从而积累政治资本,而它们自己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把中东欧、东欧和东南欧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西方政策,应该包括一个全地区的新马歇尔计划,为该地区建立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框架.
但这将会破坏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这个地区的整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体系.
西方势力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改弦易辙的迹象.
相反,随着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军队被成功消灭,接下来无疑要"援助"任何毁灭性战争后必将滋生的那些匪徒黑帮,就像今天北约在波斯尼亚保护地所呈现的那样.
真正的解决方案要解决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各个社群的困境也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地区性政治框架,脱离西方势力1990年代在这一地区的政策,这种政策把人民分割在一个个小而孤立的国土中.
波斯尼亚在纸面上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下来,而它实际是北约的一个保护地.
马其顿由于美国决心阻止那里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分裂或者获得联邦国家的地位而幸存.
一个分裂的科索沃势必成为北约的保护地,更别说还要阻止科索沃解放军执政并实现大阿尔巴亚的目标.
塞尔维亚人民已经分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实体"与注定要失败的塞尔维亚两个部分.
黑山的未来岌岌可危.
所有这些小国都要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庞大的军费预算,它们的人民拥护民族主义领导人以期获得最低限度的安全.
在南斯拉夫舞台上唯一真正的赢家,除了置身事外的斯洛文尼亚,就是克罗地亚了,这多亏了它有大国的支持.
然而图季曼的胜利只是增加了他进一步征服的胃口,特别是他实际上已经吞下的一小片波斯尼亚领土.
要寻求一个能够给予所有的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社群以新的团结和安全的地区性政治框架,就涉及建立一个新的巴尔干联盟或联邦的新方案.
这种新方案只能产生于这个地区的人民社会和政治运动.
在当前北约侵略这一地区最大的民族之前,西方势力还表现得让人相信它貌似"中立者",并且鼓励这种自发的和解与部分重新团结的群众运动.
现在,这在短期,甚至中期都不可能了.
任何这种自发的运动都会否认北约的这种侵略行径有任何的信用可言.
有些人可能会想象北约国家会对这个地区人民的生存负起责任,会推动新的政策和新的开端.
但这完全误解了西方势力自1980年代末以来在南斯拉夫舞台上所作所为的前提.
这个前提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北约国家在前南斯拉夫有重大的国家利益.
对欧盟来说,他们唯一的重大利益就是遏制冲突,遏制难民潮.
而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未来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北约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可以促进克林顿政府推动这场战争的中心目标:争取西欧的政治体系接受美国的领导,形成一个新的、更有进取性的北约.
毕竟,西欧主要各方的政治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日益认可新北约的必要性和巨大的人道价值:西欧现在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攻击不健全的主权国家是合法的;粉碎它们的军事力量、基础设施和经济是可以接受的;无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约束是不可避免的;将目前虚弱的俄罗斯边缘化和排除在外是必须的;羞辱和忽视前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塞尔维亚族是关键的.
而我们欧洲没有美国慷慨的领导,是不能做到所有这些事情的.
西方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实在西方恶毒的帝国主义宣传下被颠倒黑白了.
它说巴尔干给西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因为那里的人物生性恶劣.
实情却是西方势力给巴尔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因为它们一直把这个地区当成玩弄强权政治的舞台.
美国:联合国二十世纪期间,美国领导人两度宣称力挺雄心勃勃的集体安全机构,用于解决国际冲突.
每一次,这些计划一经推出,就遭到美国自己的破坏或改变.
威尔逊关于国联的主张在参议院遭到了共和党的否决.
罗斯福关于联合国的设想被继任的民主党政府中止了.
到1950年,杜鲁门政府在迪安·艾奇逊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框架来管理世界政治.
这不需要解散联合国或从那里撤出,这个世界组织和它的机构对美国来讲有太多有用的功能.
但这却意味着将它降为二流角色,成为美国外交的辅助工具.
正如迪安·艾奇逊后来所说的,联合国"当然是美国对这个扮扰的世界的一个贡献,(但)我个人毫不怀疑美国对它的权威性".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在1940年代末把罗斯福的联合国计划边缘化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或显而易见的过程.
的确,这一改变完成的,在表面上表现为华盛顿在利用联合国上所取得的胜利:支持西方干涉朝鲜内战.
但是在那时候,联合国作为一个工具实际上是被抛弃了,通过这种工具美国得以表现它的全球支配性.
它被降格为罗斯福原来所设想的这一组织的一个战略性和制度性的框架.
到1960年代,的确,联合国在华盛顿被看成不仅是二流的,而且有时候是让人烦恼的东西,前欧洲殖民地和其他国家一度参与到不结盟运动中,将联合国大会当作发布不受美国国务院欢迎的观点的平台.
这种情况促使艾奇逊公开宣称"联合国的投票无关紧要".
在私下里,艾奇逊对这一组织的感情更是尖刻得多.
他鄙视罗斯福政府的那位俄罗斯出生的联合国百事通,经常说"那个小老鼠利奥·帕斯沃尔斯基的联合国".
帕斯沃尔斯基早就被遗忘了.
被遗忘的还有建立联合国秩序的那漫长的两个月的密谋.
大量的英美文献记载了凡尔赛和维也纳会议.
许多人听说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但是旧金山呢那个会议产生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却从美国对世界的记忆中被抹去了.
如果战后奥地利的巨大成就是让世界相信希特勒是德国人,而贝多芬是奥地利人,那么美国的保守派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他们让许多美国人认为联合国是外国人的杰作——如果不是阴谋的话.
史蒂芬·施莱辛格(StephenSchlesinger)的《创造的行为》一书以生动的细节提醒我们联合国就像旧金山一样,在观念上和构造上都是美国的.
他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对于1945年4月25日到6月25日旧金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提供合理的学术性解释的著作,这方面五十年来一片沉默,即使在庞大而多元的美国学界也是如此.
旧金山的这个会议没有引来更多研究的部分原因是在1944年9月的邓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来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关于这个新机构的很多关键决定已经在大国之间敲定了.
然而这种忽视的一个后果是,从最早的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计划到旧金山会议本身,针对联合国计划的整个方向的研究都很缺乏.
施莱辛格现在给我们提供了当年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发展进程的一个相当完全的资料,尽管其中有些间断,但他的书却有些肤浅,对于大国强权如何决定联合国的形成缺乏真正的历史视角.
在这方面,它与罗伯特·希尔德布兰(RoberHilderbrand)关于邓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经典研究无法相提并论.
对于战时美国计划的一般讨论很少聚焦于罗斯福的战略中关于联合国的部分.
因此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Kolko)出版于大约四十年前的《战争的政治》一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几乎是揭示整个大局的唯一著作.
罗斯福的扩张主义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决定了二战的结局之后,罗斯福得以规划美国所需要的大战略.
他从年轻时起就着迷于国际政治,在学校里他热衷于研究马汉,在哈佛他收集了许多关于海战的书籍.
他对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极为崇拜(并与她的侄女结了婚),有意识地追随他这位直率的扩张主义者亲属的脚步.
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对他这代美国人来说很关键的战略部门——海军部,1912年他在那里成为助理部长.
在那里他是海军的大人物,推动建设了一支可与英国相媲美的舰队.
1914年,他提出了"解决"墨西哥革命带来的"政治混乱"的全面战争方案.
在同一年他宣布:"我们的国防必须延伸到整个西半球,必须延伸到1000英里的海上,必须拥抱菲律宾和我们的商业所到之处的海上.
"他蔑视他的上级,海军部长丹尼尔斯,一位来自北加利福尼亚的太平洋上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他对把美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烦恼.
在战争结束后,罗斯福在国联问题上支持威尔逊,但他也致力于促成民主党的外交政策,试图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
当上总统之后,他派萨姆纳·韦尔斯镇压了1933年的革命;在古巴建立了巴蒂斯塔的独裁;在尼加拉瓜放纵像索摩查这样的伙伴;为了争取家乡的天主教徒选票,帮助佛朗哥在内战中禁止武器运往西班牙共和国.
法西斯对他来讲并不可怕.
他与墨索里尼关系良好,与维希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至于纳粹德国,罗斯福尽管不愿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却将其视为十足的扩张主义威胁的复苏,就像丘吉尔认为的那样,这种看法也来自他一战时的海军背景.
因此,战事在欧洲一爆发,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政府就已经在展望一个新的、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
为美国主导全球所设计的任何伟大方案都要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怎样重构美国的国内政治以适应这种外部角色.
威尔逊被这种挑战打败了,但是在1930年代末,国内的政治力量结构转变了.
首先,支配美国商业阶层的部门现在压倒性地赞同美国领导全球的主张.
威尔基(Wilkie)在共和党的崛起和杜威(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参谋下)在战时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共识.
罗斯福政府里的共和党重要人物本身也是如此,比如史蒂姆森(Stimson)、罗维特(Lovett)和麦克罗伊(McCloy)等人.
这个跨越两党的大资本联盟要求罗斯福保证国际扩张对美国的商业是安全可靠的.
在这些方面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所代表的国际主义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因此罗斯福踢开他选择了亨利·杜鲁门做他竞选总统的副手,他不像是个反对保守主义的人.
但是流行的孤立主义在美国远没有夭折,而且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危险,一旦战争结束,国内压力就会高涨,要求美国专心解决国内问题.
商人阶级联盟要求罗斯福总统对此做出决定——那种充满"道德"力量,在大众政治中能够有效动员数百万群众的决定.
罗斯福制订关于联合国的国内政策的努力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建立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诉求——不需要在美国政府投身于全球权力政治和美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间做出任何妥协.
在战时的美国,除了新版的威尔逊国际主义之外,在地方政治文化中没有物质条件去为这个国家想象中的世界领导权欢呼.
后来批评罗斯福对于联合国过于虔诚的人更倾向于一种不同的道义实质:不是对假想中和平的新世界秩序高高在上的伦理呼吁,而是一种更为脚踏实地的健全的反共产主义.
但是在战时罗斯福无法做这种选择,因为与苏联维持军事和外交同盟关系对于战争的胜利必不可少.
为了完成任务,罗斯福政府找到了一个基本方法:可以将国际机构建设成同时面向两个极端的方向.
一面是面向大众政治,既针对美国,也针对国际.
这是鼓舞人心的伦理道德的一面,许诺给人们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的一面可能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被塑造成一个强权政治的框架.
而且,这是成功建立联合国的关键,这两者并非不可调和:道德面具可以隐藏和美化这个组织的内部特征.
罗斯福的联合国计划远非试图逃避大国政治的现实,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和追随它们.
大国理事会从一开始,罗斯福就必须用威尔逊主义的大旗来包装令人惊叹的大国独裁所塑造的内部结构.
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动摇.
这个新机构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给它的创始成员国一些微不足道的权力:这一点与国联的规章大不相同.
即使是结合了大国和其他成员国的范围更狭窄的"执行委员会",对于罗斯福来说也很重要.
所有的执行权力都应该集中在几个常任理事国手中.
对于罗斯福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在这种独裁体制下,美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罗斯福面临着来自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问题.
在许多方面,他跟斯大林关于新机构的问题比跟丘吉尔的更容易解决.
一开始,他把战后的格局看成是美、英、苏三足鼎立;或者像希尔德布兰干巴巴的形容,俾斯麦时代的"三皇同盟"的现代版.
斯大林在德黑兰得知这个概念,觉得甚合口味.
但是随着胜利的临近,罗斯福更多地谈及将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崇高目标.
斯大林对此并不热衷.
他优先考虑的是地区和实际的利益:他坚持战争的结果应该为苏联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现在他有理由担心他的伙伴偏离了早先的共识.
因为在那时,对联合国的设计在邓巴顿橡树园已经被抛弃了,希尔德布兰写道:"美国背离了地区主义,背离了那种让克里姆林宫能够控制其近邻的原则,而代之以一种能为西方插手苏联势力范围打开方便之门的普世主义原则.
"斯大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着手确保这个新的全球性机构不会被设计成联合反对苏联的国家的机制.
要确保对莫斯科的这一防护,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斯大林能够看清现实:联合国的成员里会有一堆美国控制下的西半球的国家,以及另外一堆英国控制下的英联邦国家.
因此苏联很容易在联合国的所有组织和委员会中被孤立.
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要求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加入联合国.
这在华盛顿引起了恐慌,政府知道美国公众决不会接受这种主张.
但既然罗斯福不打算给予成员们重大的权力,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说服斯大林接受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两个额外席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在雅尔塔美国和英国原则上同意这种让步,但坚持应该在旧金山大会上做出实际决定.
更为棘手的是,斯大林要求大国在新机构中,在所有实质性和程序性的事务上拥有压倒性的否决权.
美国反对这点,争论说任何一个国家直接卷入与其他国家的争议,它就不应该在这个争议上享有否决权,且这种否决只能限定于具体政策,而不能用于程序性事务.
集权化还是地区化英国带来了同样棘手的问题.
科德尔·哈尔(CordellHull)说,丘吉尔希望联合国有一个地区性的架构,包括美洲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东亚理事会——却赫然把南亚、中东和非洲(也就是大英帝国的地盘)排除在外.
这个计划对于罗斯福有它的吸引力.
它满足了美国控制中南美洲的愿望,同时也不排除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影响.
美国的势力将深深地扎根于德国,而且可以以联合国托管为借口在地中海、西非、印度支那、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建立基地.
在取悦美国的同时,在丘吉尔的算计中,地区主义概念还能够最好地保护英帝国以及英国在欧洲的领导角色.
如果罗斯福选择一种在欧亚大陆两端保持平衡的战后海外战略,丘吉尔的计划有它的吸引力.
一个松散的地区主义结构使得美国可以凌驾于欧洲或东亚的地区性争端之上,同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它的基地来阻止敌对联盟的形成.
但在经过一阵迟疑之后,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计划,代之以一个全球大国独裁的集权化的结构.
他的国务卿科德尔·哈尔醉心于自由贸易秩序的主张(为美国工业打开世界市场),他决心扫清所有地区主义的"影响范围",那将会阻碍他那以贸易为核心的设想.
在讨论这种集团的危险时——在失礼地提醒他的上司日本将他们的东亚共荣圈描述为亚洲的门罗主义之后——他甚至评论道"如果我们要求特权,别人也会",这将"促使苏维埃国家联合起来",这种情况必须阻止.
罗斯福对这种考虑抱同情态度,也知道哈尔在国会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
总之,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他可以让一个集权化结构的联合国最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他确保美国在全球独裁中的统治地位的关键一步是打中国牌.
他解释说,不是三巨头,而是"四巨头"将掌握世界秩序.
在变这出戏法之前,他确定贪污腐化、无药可救,且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政权会忠实地配合美国的牌局.
这就让美国在四个席位中拥有两席投票权.
既然英国已经没落,在战事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伦敦将会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
这将在所有对华盛顿重要的事务上把两票变成三票.
那苏联又能怎么样呢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压倒性的优势将使美国的势力和商业扩张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这是白宫大的结构性目标,它并不是要把苏联一口吞掉.
在独裁体系中拥有三票,再加上尊重苏联的地缘政治安全利益,看起来像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式.
然而,丘吉尔在1942年10月得知罗斯福的计划后,对此感到惊恐和愤怒.
他不断提及"美国和她的中国投票工具",并且轻易地发觉中国的角色、集权化的联合国以及美国对英国的算计三者之间的联系.
罗斯福硬塞进三巨头中的"猪尾巴(译者按:对清朝中国人辫子的蔑称),将成为美国手中的投票工具,用来消灭不列颠的海外帝国".
艾登试图阻挠罗斯福,他警告说中国"将在战后发生一场革命".
当罗斯福不肯让步时,丘吉尔发动了一场推举他自己的"投票工具"法国的长期斗争(基于他对戴高乐的个人感受这本不大可能),他决心在战后重建英帝国,并制衡美国对印度支那、突尼斯和塞内加尔的图谋.
罗斯福对此强烈反对,他在1944年盟军登陆法国之后很长时间里还与维希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且一直到1944年9月,当"四巨头"在乔治敦的邓巴顿橡树园商讨联合国的构架时,还拒绝承认在法国的戴高乐政府.
这个会议本身不得不分成两个部分,因为俄罗斯不愿意与一个尚未对德国宣战的中国政府坐在一起开会.
即使罗斯福最终抛弃维希政府,承认戴高乐政府,华盛顿仍然迟迟不愿完全接纳法国为五巨头之一.
戴高乐没有多大理由信任丘吉尔的襄助,他没有在雅尔塔获得一席之地.
在旧金山大会召开时,华盛顿对他的态度诱使他反对邓巴顿橡树园决议并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但在旧金山会议上,当美国被迫放弃将法国控制的一些地盘当作美国基地的计划时,法国态度软化,并且加入了五巨头.
罗斯福模式尽管权力争夺激烈,罗斯福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和几周对联合国计划的努力积累了足够的国内和国际能量,保证了在他死后几个月旧金山会议催生了这样一个机构,它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是按他和他的伙伴的方案设计的.
这是一个巧妙的机构.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从国联继承了两面旗帜.
第一面是它的普世主义.
既然轴心势力已经被清除,欧洲帝国还没有被摧毁,这只是旧金山的一个承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亏了德国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及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联合国在规模和地位上大大超过国联.
第二面旗帜是重新致力于和平和解决武装冲突危机.
尽管在联合国宪章上还有其他冠冕堂皇的宣言,以及一系列的联合国机构有待成立,这两面旗帜一直是这个世界组织最主要的象征.
在成立大会上第二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第一点仍然受制于政治因素:不只是德国和日本,还有仍然是它们盟友的国家,甚至是亲轴心国的中立国都未能获准参加.
施莱辛格解释说联合国的标志——一幅花朵环绕全球地图,经过细心设计,刻意不显示阿根廷,因为它跟纳粹德国关系良好.
杜鲁门政府决心无论如何要把阿根廷拉进来,这让莫洛托夫在旧金山获得了某种宣传上的优势,因为美国媒体批评白宫玩弄权术.
但是刻意将普世主义与拉帮结派捆绑在一起从此给这个组织打上了烙印,在五巨头的构成和将德国与日本排除在外这两点上表现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旧金山会议所宣称的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对所有国家开放,传递了这样一个动人的信息,总有一天联合国会把世界人民的代表团结在它的旗下.
这给了联合国一种特殊的气质:不是政治民主,更不是社会正义,而是四海一家的精神.
这里并没有世界政府的问题,即便是这种主张的雏形,罗斯福政府也极力反对.
但它涵盖的种族跨度给了联合国一种权威的朦胧光泽.
这又强化了它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即将或已经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所扮演的关键的调停角色.
一方或双方的主角总是将联合国当作获取支持的平台——而美国也总是用它来推卸处理那些与自己的战略利益无关的冲突的责任.
如果这是联合国的常规目标,那么罗斯福计划同时还力求保证联合国不会成为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障碍.
联合国大会并未被赋予制定重要政策的权力,因此普世主义的理念实际上就被掏空了.
决定权集中在安理会,除了赤祼祼的国力因素,没有任何代表性.
联合国大会的广泛性和安理会不透明的寡头政治特性之间的极端分裂的确在罗斯福政府中引发了无休止的辩论.
罗斯福本人在本能上处于强权政治光谱这一端,希望无需过分掩饰就能在四巨头中获得绝对的控制权.
他打起了拉进巴西作为另一个跟班的主意,但被他的下属劝阻了.
他被说服代之以将其他六个国家拉进安理会,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定期整体选举产生(不像萨姆纳·韦尔斯主张的那样分地区选出),用来给他的全球宪兵四重奏独裁特权装点门面.
它们的压倒性否决权使得选举产生的成员变得无足轻重,而代表性原则形同虚设.
精心催生46国代表在1945年4月抵达旧金山时,情况就是如此.
美国在邓巴顿橡树园完成了联合国的设计,又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在华盛顿完善了它,代表们来这里是为了最后完成联合国的具体设置.
罗斯福在两周以前去世.
他的最后一个国务卿,前美国钢铁主席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不情愿地)受杜鲁门指派主持这个会议.
史蒂芬·施莱辛格的书用图表来说明美国对整个场面的控制.
整个会议都在歌剧院里举行,这再合适不过了.
代表们坐在那儿,就像一群百老汇音乐剧的观众一样,只不过观众席为了会议的目的被改造了.
四根金色的柱子被橄榄枝缠绕在一起,一圈半圆形的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扬,二十四盏射灯"透着蓝光,起到装饰效果",一支乐队在台下演奏军乐,为会议的开幕壮势.
更多繁琐的事务由一些特别委员会在附近的退伍军人大厦里处理.
如果这些场合只是无关紧要的走过场,那么没有什么比斯特蒂纽斯在费尔蒙特饭店的阁楼更意味深长了,它目睹了其他大国的代表云集在这里共商大计.
同时,在几英里外位于一处旧西班牙要塞的军事基地,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截听了与会代表与母国的所有电报通讯,而他们的密码本就放在斯特蒂纽斯的早餐桌上;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们在市内的一举一动,当然,还有他们的反殖民游说以及会议中其他不轨团体的密谋.
这些侦察记录至今仍有许多是对外封锁的15.
对外国代表(甚至一些美国代表)全方位的监视隐藏在美国的富裕和迷人的魅力之下.
在邓巴顿橡树园那些更高级的会议中,斯特蒂纽斯偷偷带英国和苏联谈判代表去见识曼哈顿的花花世界(在钻石马蹄铁夜总会看歌舞表演,在无线电城音乐厅见凯瑟琳·赫本,跟尼尔森·洛克菲勒一起喝鸡尾酒)还有他在弗吉尼亚富丽堂皇的寓所(一边在露台上喝着冰镇薄荷酒,一边听着斯特蒂纽斯滔滔不绝地夸耀着眼前美景——用一位英国同侪的话说,"就像这些美景不仅是他拥有的,而且是他亲自画上的").
16在旧金山,好莱坞电影在联合国专用的剧院里免费放映,还有湾区飞艇游览,海岸警备队的快艇巡游,特制的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香槟、朗姆酒、白兰地和雪茄,以及其他各种目不暇接的奢华接待.
在这些糖衣炮弹的轰炸下,大会解决了两个主要的事项.
第一个是苏联在这个罗斯福为美国全球权力所设计的新机构中所占据的地位.
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带着邓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纪要来到会场.
安理会永久成员的否决权不仅适用于实质性事务,还适用于程序性事务,因为就像葛罗米柯指出的那样,第二项的问题很容易就变成第一项问题.
显然,这个议题引发了一场大战,美国媒体都巴望着看到大会因为卡在这个死结上最终失败.
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确保西方同意苏联对战后波兰的控制,他已经迅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附庸政权,这激怒了共和党议员和许多美国媒体以及公众.
杜鲁门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比罗斯福更有原则性的反共产主义者,更热衷于建立一个反对在东欧进行集权主义篡夺的更为牢固的阵线,他对此却没有犹豫.
为了解决这个否决权难题,他派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去说明"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原文如此)、南斯拉夫、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与美国的利益无关",并且以胜过罗斯福的嘲讽口气补充说,波兰的选举可以像汤姆·彭德格斯特控制下的坎萨斯市和黑格"老板"控制下的芝加哥一样自由.
有了这位来自密苏里的"英勇的"民主党小人物的保证,斯大林摆了摆手,放弃了对美国的否决权方案的反对,好像那是一件小事.
成立大会以苏联在每一个主要争论点上的让步而告终.
美国代表团的强硬派(以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为首)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如何解释美国在旧金山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呢主要是因为斯大林认为他对东欧的控制比这一新的全球性机构的结构重要得多.
并且他为了在一件事情上的意见被接受,在另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出重要的让步.
他行事无所顾忌,但在他牢牢控制的苏联共产党的地盘之外,他是一个幼稚和狭隘的政治家.
他轻易地受到希特勒的哄骗,甚至被蒋介石所打动,这位"元帅"受到罗斯福的恭维和诱惑,相信战时的同盟会在战后变成和平的世界瓜分——斯大林相信那只是西边的一个缓冲地带,他满足于在东边获得千岛群岛这一点利益,没有参与占领日本,也没有在北朝鲜驻军.
苏军不能踏足罗马半步,而柏林却在美英部队没有占领一寸土地的情况下被交由同盟国控制.
一旦他完全掌握东欧——除了西柏林以外,斯大林的基本要求是英美接受现状,为此他不惜牺牲在联合国组织结构中所包含的利益,相信否决权能够抵消由此带来的危险.
罗斯福虽然也不免于自欺,模糊地相信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战后会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即使不是在平等的立场上,但他的视野宽得多.
美国的势力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这就要求有一个适合它的组织框架.
斯大林同意他构建的联合国逐渐走向了当初苏联担心的方向.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很难想到这个机构的哪一点对苏联是有利的,按希尔德布兰的说法,苏联很快"发现他们自己在国际大家庭中变得日益孤独和脆弱,成了异类".
另一方面,罗斯福的联合国理念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也没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施莱辛格书中最具披露价值的部分提供的证据指出,一个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的政治框架为适应美国的霸权而做出调整的最初迹象在旧金山大会已经产生了.
对艾奇逊的大战略的正统分析将它的出现解释为美苏关系发展日益冲突化的结果.
有些人用这种正统性来指责苏联挑起紧张,另一些人则指责杜鲁门政府.
但是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艾奇逊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转变——不强调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集权式安全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没有敌人,除非它们破坏了规则),而是强调从一开始就根据敌友阵营建立双边同盟,它表明了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霸权应该采取的模式具有潜在的模糊性.
洛克菲勒的角色当罗斯福政府的大部忙着投入战斗,准备在一个集权式的安全机构中建立美国的统治地区,尼尔森·洛克菲勒领导下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部门却没有卷入.
那里不需要战斗,洛克菲勒介入的组织机构是基于敌友原则建立的霸权安全联盟.
洛克菲勒自1940年担任政府美洲间事务协调员,他的主要目标,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记载的,是"减少拉丁美洲对欧洲作为原材料市场和制成品来源地的依赖",尤其是通过在这一地区获取英国的资产来实现.
正如另一份官方备忘录指出的,"英国在拉丁美洲有良好的资产","我们也应该捡起这些资产",虽然还有"很多垃圾资产可以留给英国".
为此,洛克菲勒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协调委员会.
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在一封信中向洛克菲勒的上司、拉美事务副国务卿所解释的,这个委员会"由商业巨头组成",包括标准石油、古根海姆、通用电气和联合果品.
"他们对于我们的总体政策何去何从有着非常具体的见解,一般来说他们的观点总是最反动的".
由于工作出色,洛克菲勒在1944年9月被提升为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
在1945年初,他在墨西哥城的查普特佩克组织了一场美洲间大会,通过建立一个军事—安全联盟来确定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支配地位.
名义上,查普特佩克协定要求美国保护该地区国家免受外部侵略;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用来保护亲美政权免于受到内部颠覆,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可以在各相关国家获取任何它想要的资源.
但是洛克菲勒的行为在国务院国际部门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它违背了邓巴顿原则,也就是所有的国际争议都应该通过联合国解决.
洛克菲勒的冒进带来了长远的问题——他在不同拉美国家支持的政治力量.
国务院拉美研究所负责人尼科洛·图奇辞职了,他说:"我们所的工作是消除纳粹和法西斯在南美洲的宣传影响,但洛克菲勒却将最恶劣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引向华盛顿.
"然而洛克菲勒却在查普特佩克获得胜利,尽管不是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却出现在会场,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因为比起美国代表团的负责人,他的前上司斯特蒂纽斯,他拥有拉丁美洲代表团的支持,他们的表决票至关重要.
洛克菲勒照顾拉美集团的每一样需求,命令美国海军为他们清洗服装,定期跟他们召开秘会商定在大会上的共同立场.
洛克菲勒甚至比国务卿跟联邦调查局的关系更亲密.
他告诉联邦调查局在大会上的特工头子,他洛克菲勒可以为联邦调查局调查斯特蒂纽斯提供信息.
联邦调查局感激不尽,将它所有的资料都给了洛克菲勒,尽管他在旧金山没有官方身份.
斯特蒂纽斯从来没有发现这层关系.
第一个爆发的问题是阿根廷,它总是产生亲法西斯的政府.
洛克菲勒的拉美小集团坚持应该允许它加入联合国.
它进一步警告说除非阿根廷被接纳,否则拉美集团将阻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获得席位,从而威胁与苏联产生巨大而公开的分裂.
斯特蒂纽斯被迫就范.
接着,对联合国核心原则更严重的挑战是洛克菲勒努力让联合国接受查普特佩克协定,尽管华盛顿正为了建立一个集权化的世界组织而奋斗,努力结束地区势力范围的现象.
斯特蒂纽斯在这点上极力抵制洛克菲勒,结果美国旧金山代表团内部产生了最严重的内部争议.
洛克菲勒聪明地争取到了参议员范登堡的支持,这却让他的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怒不可遏,他是费尔蒙特两党秘密会议的关键人物.
陆军部卷入进来,麦克罗伊从华盛顿飞来解决这个他称为"鱼与熊掌兼得"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保证华盛顿在控制西半球的同时能够自由地干涉欧洲的事务.
麦克罗伊支持洛克菲勒的立场并打电话给史汀生,他也同意"这要求并不过分".
他们还同意俄罗斯应该在东欧拥有自己的安全地带——它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洛克菲勒在与斯特蒂纽斯的争斗中获胜,联合国宪章第51条用模糊的字句允许在地区范围内进行个别或集体的自卫.
后来杜勒斯承认洛克菲勒的干预"价值不可估量".
1950年代,有一回他在餐桌上发现自己坐在洛克菲勒旁边,他宣称道:"我欠你一个道歉.
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做,我们就不会有北约.
"这种评价背离了他那循规蹈矩的思想,令人震惊.
洛克菲勒在拉丁美洲和旧金山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其真正的重要性深远得多.
他提供了一种组织美国全球势力的模式,部分改变、部分补充了罗斯福的联合国模式:一个通过敌我分明的反共阵线体系服从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
这是洛克菲勒在旧金山播下的种子,而艾奇逊最终收获了果实.
从杜勒斯到亨廷顿如果保罗·尼采的话可信的话,杜勒斯并没有充分抓住艾奇逊的理念的政治精神.
尼采是艾奇逊设计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的助手,他解释艾奇逊与杜勒斯的不同在于"联盟政治和世界秩序的观念",他在1950年代为阿诺德·沃尔夫斯的一本书所定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解释说关于冷战同盟有两类思想.
一类认为这种同盟产生于保护美国及其同盟的安全不受"苏中共产集团"敌对势力的威胁的需求.
在这一类当中,他说:"杜勒斯先生有时但并不总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他继续解释,还有第二类思想,也是他本人所持的思想.
那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或者应该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和防御性的.
它主张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安全变得直接依赖于某种形式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和保持,这种世界秩序与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协调一致.
尼采解释这种积极的努力肇始于1946年,持续至1953年完成,致力于建立一个地区性同盟体系.
他承认这种权力机制具有"与联合国结构相对接的世界性的一面"——但只表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了关键作用.
尼采的观念后来被塞缪尔·亨廷顿更为直率地表达出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政府在世界政治中的势力,以及它在与其他政府建立同盟关系对抗苏联、中国和共产主义中的利益,为跨国商业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政治条件.
西欧、拉丁美洲、东亚和南亚大部、中东、非洲都被纳入所谓的"自由世界"的范围,而实际上那是一个安全范围.
这个范围内的国家的政府发现以下条件符合它们的利益:(a)接受华盛顿或明或暗地保证他们国家的独立,在某些情况下,保证政府的权威;(b)允许各种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进入他们的领土追求它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诚如I.
F.
斯通所说,"美国治下的和平",是标准石油、大通银行和五角大楼的"国际主义".
在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下,不管联合国和它的各种机构扮演什么角色,它们都只不过是美国称霸的政治结构的附庸.
上演大结局旧金山会议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结束,尼尔森·洛克菲勒在最后一刻于圣弗朗西斯游艇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狂欢,"高潮是'巴西美人'卡门·米兰达现身,以庆祝这个结局"17.
接下来是在歌剧院安排的一场壮观的结局仪式,各种蓝色调的强光照耀着五光十色的装饰物,各代表团的行动由一张流程图精心安排,与会人员的签字仪式在舞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提前排练,最后一分钟还进行了调整,以免阿根廷按照字母顺序排在签字队列的前头18.
仪式一结束,"全副武装的卫兵连忙将宪章护送到楼上,锁进一个75磅重的防火保险柜里".
然后这件宝贵的物品由大会秘书长阿尔杰·希思亲自护送,由一架专机运往华盛顿,它还自带降落伞以防发生不测.
希思满心希望白宫隆重接收这份大礼,却郁闷地发现总统悠闲地挽着袖子,手里拿着一杯波旁威士忌,对这份装在重重深锁的铁制约柜中的新契约不以为意.
联合国大会的后果具有象征意义.
国联在参议院被封杀,而联合国在国会山受到了热烈的欢呼,与会的议员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它——在四十九个签约国中只有索诺查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赶在他们的前面.
只有两票反对.
歌剧院会场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参议员范登堡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我准备追随这个伟大的进步.
舍此别无他途.
我相信它将造福地球"等等,他承认人们可能会说有一些签约国"即便签了字也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但"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些沉重的指控越正确,就越需要有一种新模式来阻挡这些邪恶的潮流……他们越正确,就越急需实施旧金山宪章的内容".
没有比这更好的格言能体现联合国的伪善性质:大国的行为越残酷和肆无忌惮,就越需要"实施"和"考虑"它所高举的安慰性原则.
斯特蒂纽斯的命运——在完成旧金山会议几天后就被杜鲁门粗鲁地抛弃——是一个更直接的指标,说明了美国在其接下来的大战略中赋予联合国的实际地位.
通过冷战,美国的全球战略遵循艾奇逊的路线.
施莱辛格在书中欢呼联合国的创立"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产物,由国务院设计,由两任老练的总统巧妙指导,由美国的势力推动".
他毫不讳言在旧金山会议,"斯特蒂纽斯领导了一个他的国家已经控制和塑造好的企业".
在他的眼中,会议的结果是一项丰功伟绩——"对一个有无数成就值得骄傲的国家来说,这一成就值得作为头条被永远载入史册",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感谢美国为他们创造了联合国.
他宣称:"联合国将最终成为美国给予世界的最灿烂的礼物.
"这种和平的前景——作为支配联合国的结果,美国献给人类的终极礼物——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吗更为高级的政策考虑到罗斯福的设计确保美国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同时苏联有否决权的保护),美国领导人认为联合国不足以作为美国实现其霸权的主要工具显得有些奇怪.
在艾奇逊关于这个世界组织的另一段评论里我们可以找到线索.
他声称联合国是十九世纪的概念.
这显然是一种夸张,但他的意思无疑是说它的观念属于前美国霸权时代.
联合国存在的正式理由,就像它之前的国联一样,是通过制定规则,采取集体行动,来平息国家之间的战争.
对于英国等其他在战争间隙年代感到满意的国家来说,这是值得称道的原则.
那时伦敦在全球抓住了它想要的,甚至更多,而E.
H.
卡尔所深深了解和批评的自由法制主义呼应英国的利益,它根植于国联并且成为它的法理基础.
这保留在罗斯福的联合国理念的核心当中,虽然经过了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的修正,这种修正曾经帮助建立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
然而用于防范修正主义势力破坏现状的集权式安全功能在美国的霸权下无关紧要,因为美国不像英国,它拥有对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施加单极控制的资源,不管是在西欧还是在东亚.
基于这点,艾奇逊是对的:集权式安全原则在美国霸权下是过时和多余的.
它仍然着眼于美国统治之前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的难题.
当然,为了扮演整个核心的保护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美国必须永久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但这反过来又像是有助于解决微妙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作为一个稳定主要资本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的工具就不只是多余了.
从艾奇逊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比多余更糟,因为在对现状的集权式政治防御中,它所遵从的法理原则——绝对的国家主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益的.
这又是一个更适合不列颠时代而不是美帝国时代的原则.
英国从来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
他们的特长是接管和重构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打败抵抗他们的传统力量.
因此一旦他们达到帝国能力的极限,绝对国家权力和不干涉的原则对于英国来说就完全可以接受.
但华盛顿有一种不同和更为高级的政策:首先,渗透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干涉他们的内政以适合美国的需要;其次,打败任何抵制美国式的现代路径的社会力量,这种抵制不是以传统的名义,而是以另一种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
联合国模式无法解决这些对华盛顿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联合国的政治-法理秩序对于美国战后的许多行动成了麻烦的障碍,迫使它在操纵其他许多国家的政权变更时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艾奇逊联合自由(市场化)世界对抗对美国式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抵制(它被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的原则践踏了联合国宪章.
随着苏联威胁的增加,它将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和日本——变成了美国的半保护地,以便华盛顿能够将德国和日本重建为它们所在地区的工业中心,而不必担心他们会再次发展地缘政治战略来重新组织该地区以成为美国的对手.
让联合国体系和它对苏联的突出象征地位失效,成了艾奇逊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
衰落之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对冷战后的联合国,就像冷战开始时的朝鲜战争一样是一个错误的开端.
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使得美国可以违背无条件国家主权原则,充分利用联合国来延伸美国霸权的新范围,就像苏联走向灭亡之前一样.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美国对联合国的利用,使得它关于国家主权的核心原则必将被抛弃,现在比以往更甚.
因为这一原则认为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组织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而美国(还有很大一部分欧洲,特别是英国)商业的利润流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内政,也就是为外部金融运营者提供无限的自由,为外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提供无限的自由,为垄断性的知识产权租用提供无限的保护.
联合国宪章并不保证这些:理论上,它反对这些行为.
因此在1990年代,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寻求重新建立联合国的话语体系,它们认为主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应该看成"国际社会"给予国家的一种可撤回的执照,根据国家内部政权是否合乎口味而给予或收回.
如果一个国家未能符合适当的国际标准,针对它的封锁或入侵就在所难免.
为了做出这种修正劳动了许多法学家和外交家,华盛顿(和伦敦)得以让联合国理念的其他部分起到更好的作用.
联合国宪章本身的折中性条文,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条款,为矫正过分执着于国家主权的理念提供了方便.
毕竟,这也是对普世人权的一种共鸣.
这是时代要求的一种更高的价值观,使得用于保护它的新"军事人权主义"合法化.
在巴尔干,北约可以以捍卫人权和自由市场的名义发动战争,并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以及安理会的售后服务.
在1990年代末,罗斯福关于联合国作为美国全球势力的核心工具的最初设想看起来像是又复活了,甚至超出了他的期待,因为他当初在雅尔塔很难想象到,俄罗斯现在也可以被列为美国的依靠.
但即使是这种改变也不足以说服继任的总统们将联合国作为实现美国霸权的工具.
白宫保持其根本的模式,通过中心辐射的安全联盟,确保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依赖美国保证它们的安全.
然而在共和党现政府的领导下,艾奇逊的地缘政治"遏制政策"却转向了:不再通过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对抗来保护欧洲大陆的两个边缘地带,布什政府将美国势力深深地推入到中心地带的中心——从东地中海到海湾和中亚地区,直到中国的西部边界的地区.
这个内部不稳定的地区引起了所有主要欧亚国家的焦虑.
它还拥有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所需的能源储量.
通过控制这一地区,华盛顿有望延伸它在冷战后采取的基本政策,甚至在战略上包围它以前的对手莫斯科和中国.
从这方面来看,一个新的围绕"反恐"产生的全球性分裂为大范围的国际干涉提供了比联合国秘书处(不管它有多大的善意)的法律规定更灵活得多的基础.
如果这一前景实现,联合国将再次作为辅助机构被纳入美国霸权的框架,就像冷战时期一样,但这次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乖乖听从美国的指挥——真是可怕的全球独裁机制.
如果它受挫,华盛顿至少能保证其他任何力量无法利用联合国来制约美国和它的英国伙伴的掠夺本性.
许多年来,联合国安理会仅有的否决票实际上都来自美国.
布什的"单边主义"代表了一个基于敌友关系的全球性分裂结构的再现,与之伴生的是一系列新的安全同盟和大为扩张的基地分布.
对于那些习惯于十九世纪惯例的同盟国来说,这一点是让人吃惊的.
即便更不安全,罗斯福框架仍然有效.
美国发起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所有无耻战争之后,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会或急迫或勉强地为征服者建立的傀儡政权背书,并认可他们的征服19.
伊拉克游击队不但能打击美国和英国占领军,还能打击他们的联合国同盟,这动摇了"国际社会"对霸权的信心.
秘书长安南甚至不得不告诉世界"要当心不要把联合国和美国混起来",好像在他的管理下这种错误真的会发生.
但没有迹象表明联合国会发生大的变革.
正如它最严厉的批评者丹尼洛·佐罗所说的,只有一个或几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退出联合国,才能促使它进行真正的改革,改变安理会的地位和构成,并且明确地将权力转移给联合国大会.
只有这种震撼性的行为才能打破1945年建立的铁板一块的体制.
但是只消看一下那些最有可能的国家那些腐败或软弱的领导人就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不现实.
目前,对美国强权的抵抗来自费卢杰和巴格达的小巷,而不是纽约上东区的联合国大堂.
《核不扩散条约》的曙光《核不扩散条约》从属于大西洋世界古老的不平等条约的传统:不光实际上,而且在条文上,给予一些国家极大的利益和自由,同时限制另一些国家行动和自由的权利.
然而它自1970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遵守.
更令人吃惊的是,从它的条款中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在过去八年来却一直努力想要破坏核不扩散体制,给通过国际合作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带来严重的危机.
正如诺曼·多姆贝(NormanDombey)的文章《核不扩散条约》生动描述的那样,它是在1960年代通过美苏谈判建立起来的,意在阻止无核国家获得弹药库,同时让现有的有核国家能放手发展和部署——甚至是使用核武器.
除了口头上承诺进行非核化谈判以外,对它们没有任何约束.
1992年,一旦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都加入了条约,它们就有了强大的工具来实施这些不平等条款.
任何其他想获得核武器的国家都要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审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罪名是威胁世界和平.
这也让五常得以在法律上绑架所有联合国成员,共同对不遵守的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军事攻击.
这一条约特别适用于那些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并把它们的核设施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检查的国家.
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将会直接违反该条约的规定,因此将问题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将成为核不扩散体制的可预见的制度性结果.
管制南半球该条约只是在五常都获得核武器之后才得到签署和批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为了保持它们的大国地位;对苏联和中国来说,是为了获得对美国进行核威慑的能力.
《核不扩散条约》被用来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五常的特权.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在冷战期间,甚至在冷战后能够保持和扩大它的成员规模并实现那么多不公平的目标答案之一可能是大多数有工业和技术能力制造原子弹和发射它的工具的国家在冷战期间已经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那里得到免受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攻击的保护.
坚持要获得有核地位的国家是那些面临安全挑战但不能从超级大国获得保护承诺的国家:以色列,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与阿拉伯国家斗争期间,在获得美国决定性的军事安全保证之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一直在非洲打仗(1970年代在安哥拉,在古巴武装力量手中饱受失败之苦);印度,在1962年边境战争中被中国打败之后;接下来是巴基斯坦,为了应对印度的威胁.
这种针对很少出现绕开或轻视《核不扩散条约》的现象的解释也适用于朝鲜和伊拉克.
前者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的卫星国,所以即使在冷战期间,面临着来自韩国和美国的侵略,也无法依靠它们来保障最终的安全.
社会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不只是来自西方国家,还来自以色列和伊朗,却不能指望超级大国的保护.
与此相反,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自己面临这种可怕的军事威胁,以至于需要获得核武器.
即使是那些在安全问题上具有保持完全自治的强大传统的国家,比如瑞典和巴西,也在这方面保持克制.
然而没有军事威胁可能不足以完全解释核不扩散体制获得的显著成果.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它获得的成功比表面显现的更为有限.
条约在具有民用工业核能力的国家和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
它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两种状态的国家:工业性的扩散实际上受到鼓励,而用于军事的转让则是非法的.
而实际上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民用核能力是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必要门槛.
这无疑保证了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虽然严厉批评核不扩散体制的不对称性),准备继续遵守它,因为它们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无核国家.
它们应该被称为"核门槛"国家,仍然遵守条约的规定,但像许多其他前无核国家一样,它们能够很快转变为真正的核武器国家.
这一灰色地带与条约在核武器的应用性方面的局限性相结合:它没有提到对发射工具——也就是导弹的限制.
因此,核门槛国家能够在符合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而不会受到制裁.
旨在限制它们的导弹技术控制组织也无能为力.
这一组织是建立于1987年的一个非正式机构,旨在防止发射核弹头的导弹技术扩散——特别针对那些能够载重500千克飞行至少300千米的导弹.
这一机构的创立者由那些具有这种技术的发达国家组成,也就是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
前四个国家具有象征性:名义上的无核国家,但实际上是具有高级导弹技术的核门槛国家.
它的成员名单已经扩大到34个,其中19个在欧盟.
其他10个是美国的盟友,俄罗斯在1995年加入这一机构.
没有一个南半球国家加入这一机构.
总之,在《核不扩散条约》保证核武器国家的垄断地位这一表层现象之下,我们发现了第二层现实:一个组织,包括导弹技术控制组织,允许相当数量的与美国结盟的富裕国家成为核门槛国家,同时拥有先进的导弹技术.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层现实:北方和俄罗斯一直设法阻止南半球国家获得威慑能力.
这种模式被其他组织复制,共同形成整体的防扩散机制,比如核供应国组织.
这是1975年在美国的提议下,在面临印度核武器计划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还遗漏了两个重要的谜团:第一,为什么南半球那些与美国关系恶劣的国家仍然倾向于遵守核不扩散体制第二,为什么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本身如此敌视这个给予它非同寻常特权的体制在《核不扩散条约》国家中最令人惊异的例子莫过于朝鲜和伊朗,这明显违背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美国对它们的敌意长久而深刻:美国无疑一直想推翻这两个政权,尽管对付它们的手段随时变化.
而这两个国家仍然表示尊重《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原子能组织在1950年代建立,以及《核不扩散条约》在1960年代末签订时,很少人想得出有什么南半球国家获得发展民用核能工业的自主知识.
朝鲜和伊朗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能够通过国际原子能组织和《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将它们的努力合法化.
今天有许多国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具备了这样做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这个体制的规则并没有阻止核门槛国家在南半球的出现,实际上它能促进这种情况的产生.
而且,《核不扩散条约》还允许国家获得核威慑能力:根据第五章规定,如果一个国家面临"危及"它的"根本利益"的"特殊事件",它可以在提前三个月通知的情况下脱离条约的约束.
这正是朝鲜所利用的条文,它面临的模糊威胁是美国的先发制人攻击.
平壤发出了通知,退出并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核武器试验.
在布什政府做出让步之后,朝鲜重回《核不扩散条约》.
波斯烟幕伊朗和美国及欧盟针对它的核计划的对抗是核不扩散体制自相矛盾的一个典型事例.
尽管有迹象表明伊朗在1989至1993年间进行了与核武器生产相关的研究(当时它的邻居伊拉克也在秘密实施核计划),但自那以后没有发现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20.
自1990年代以来,伊朗转而寻求发展民用核能和导弹技术.
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伊朗有望成为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核门槛国家,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仍然遵守的《核不扩散条约》的规章下,它这样做非常合法.
与此同时,美国在欧盟的支持下,试图阻止伊朗合法地进行民用铀浓缩.
布什政府的这场战斗在很多方面延续了克林顿在1990年代中期的政策.
他的政府将伊朗(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称为秘密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并对它实施了彻底的制裁,主要是对伊朗石油的禁运.
直到2002年,西欧才反对禁运措施和华盛顿对德黑兰的指控.
2000年,欧盟准备和伊朗签订贸易协议;欧洲石油公司,包括英国公司,开始讨论对伊朗的投资.
俄罗斯政府采取类似的政策,签订了一份在海湾岸边的布什尔建立核电站的合同.
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在这些联系的引导下融入国际组织和贸易秩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情况下,布什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并宣称有权发动一场推翻它的先发制人的战争.
这最初并没有改变欧盟的方向:它跟伊朗签订了一份新的商业协议.
在与伊朗副外长阿里·阿哈尼商谈之后——在布什讲话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西班牙外交大臣何赛普·皮克以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在马德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15国集团将在贸易、反恐和人权方面与伊朗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21.
然而,美国的压力让西欧转而加入它的阵营反对伊朗发展全核燃料循环,支持华盛顿要求伊朗在自己的领土上停止进行铀浓缩.
英国和法国通过鹦鹉学舌地重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对伊朗老一套的指控来寻求正当性,而它们之前对此视而不见.
德国政府对于布氏欺骗宣传比较不感冒,它说伊朗应该放弃它的权利作为缓和美伊紧张关系的必要步骤.
美英法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总干事长穆罕默德·巴拉迪领导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团,它并不打算参与传播不实的指控.
2002年12月布什政府因此发起了一场耸人听闻的媒体战,希望迫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采取反对伊朗的行为.
采取的手段是发布伊朗正在纳坦兹和阿拉克建设核设施的消息,以此作为伊朗采取秘密和非法行动的惊天消息.
证据是美国发布的这两个建设地点的卫星图像.
这两个所谓的惊天消息都不切实.
纳坦兹设施用于燃料生产,阿拉克设施是一个重水反应堆.
《核不扩散条约》安全制度只要求伊朗在建设这类设施之前六个月预先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纳坦兹的试验工厂直到2006年初才开建,而阿拉克的要到2014年才开建.
伊朗在2003年2月之前没有通知并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因此检查团拒绝将美国提供的资料作为证据22.
2003至2004年期间布什政府想要抛开巴拉迪并控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团.
他们窃听了他所有的电话并投入了一场《华盛顿邮报》后来所称的"精心安排的行动",散播匿名指控,说他是伊朗的秘密支持者,屈服于压力并有意向理事会隐瞒了伊朗核计划的违规情况.
一名美国官员说:"计划是让聚光灯照射在巴拉迪身上然后让它升温.
"这种手段在2002年初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上获得了成功,它是设于海牙的一个联合国机构.
它的负责人何塞·布斯塔尼因为试图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介入调查伊拉克发展化学武器的嫌疑而激怒了美国,白宫成功地中伤并清除了他.
这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很小,因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一个低调的机构,还因为它的成员国想要避免被拖入外交争端,从而引发伊拉克战争.
现在的目标是要在巴拉迪参加2004年12月的重选时将他赶下台.
美国国务院寻找其他候选人,像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巴西裁军专家塞尔吉奥·杜瓦特和两名韩国官员.
唐纳不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拉迪,而后三人代表各自国家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针对可疑核设施的检查工作.
赶走巴拉迪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委员会中仍有足够的成员国家支持他.
结果,美国只保留了两项1990年代的技术性问题用于指控伊朗:它有两次忽略了报告浓缩设施情况,有六次没有提供"某些安装工程的设计信息或更新的设计信息".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并不认为这些疏忽真的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而到2005年秋天它们就被澄清了.
巴拉迪宣布"伊朗公布的所有核材料都被检查过了,这些材料没有用于被禁止的行为".
关于这类技术上的违规,这一组织在2002至2005年期间,在多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发现过在利用核材料上存在这类违规行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埃及和韩国.
比如,在2002年和2003年,韩国拒绝让检查员检查与激光浓缩计划有关的设施.
后来首尔承认曾秘密浓缩了77%浓度的铀-235——足以用于武器制造的裂变材料.
美国和欧盟都没有提议将这一事件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相反,并没有证据表明伊朗生产了足以制造核武器的铀.
尽管经过了深入的检查,并没有发现这类设施和计划,也没有发现核武器设计方案.
巴拉迪在2005年9月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伊朗的隐瞒行为得到了纠正,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23.
随着伊拉克危机的加深,布什政府最终在与伊朗的对抗中产生了分裂:它的情报机构(得到军事强力部门的支持)破坏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付伊朗的努力,宣布伊朗实际上并没有秘密核武器计划.
为了面子原因,这份报告称伊朗可能在2003年前有过这样的计划,但现在已经放弃了.
霸权与核扩散《核不扩散条约》自冷战结束后的命运与美国在军事-政治领域争取全球霸权的努力息息相关.
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条约将变得无足轻重,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团将成为华盛顿的技术和政治支持体系.
美国努力的技术核心在于让其他国家获取对抗美国的核威慑能力的企图失效.
这可以通过发展星球大战反导弹体系来实现:强大的雷达和精确制导系统让美国可以在发射阶段摧毁导弹.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发展威力巨大,能够摧毁地下核设施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地堡炸弹.
同时,它的政治核心是所谓的先发制人战争理论,允许美国攻击它反对的政权,而不需要经过任何多边组织,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的授权.
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可以自由地单方面决定哪一个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不需要考虑《核不扩散条约》组织的规定.
这正是美国对以色列长期政策的前提,也是它目前对印度政策的前提.
但是美国的努力看起来注定要失败.
首先,它所需要的技术和军事-政治能力难以实现.
这部分是从反导弹防御系统继承下来的缺点产生的结果:即使它的技术能够起作用,对手也能够通过扩大导弹的储备和发射场来克服,至少对于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敌对国家还常常拥有其他令美国大惊失色的非核形式的威慑力量.
这是跟朝鲜和伊朗对抗而必须采纳的教训.
而美国都忽视了.
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并不会接受它破坏这个地带本身的组成部分,比如韩国;也不会接受对它的主要石油供应来源的破坏.
即使美国能够在像伊拉克这样的例外国家限制破坏,它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像它自己那样的新政权.
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努力和它的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教条使它无法建立一个能够服众的反扩散体制.
它的战略的另一面,向它的友邦进行核扩散,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在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
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0年代展现出它们已成为核武器国家,克林顿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制裁,至少在形式上尊重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精神.
然而,布什解除了这些制裁并与印度进行谈判,签订了一份协议将印度的核武器地位合法化,并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
这一政策不仅破坏了不扩散体制的基石,还与核供应集团的核心目标相矛盾.
它还表现了美国的政治弱点:这个条约将使印度在核领域大为独立,不像英国,它的核威慑能力深深地依赖于美国.
布什-辛格协议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裂变物质用于民用核工业,作为回报,它自愿接受《核不扩散条约》的安全体制(包括附加协议),但只针对它的民用工业.
印度可以放手发展和扩张它的核军事计划,就像美国那样.
的确,这项协议将使印度从民用工业获得军用所需的资源.
当然,印度在协约条款中承诺它接下来将就禁止核试验进行谈判,但这很难被当真,因为美国自己就没有打算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将获得大奖——布什政府承认它为合法核武器国家——而不需要付出任何回报,至少是在这个领域.
这将损害《核不扩散条约》的两个主要支柱:阻止核扩散和保持五大国随心所欲地保持并扩充它们的军火库的垄断地位.
核富矿布什政府的核扩散记录,从它自身和它盟国的利益的角度来看,一直是负面的.
富裕的无核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先考虑是保护它们的核门槛地位,同时通过加强对发展民用核工业和导弹能力的控制阻止南半球国家获得这种地位.
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北方国家试图说服南方国家放弃《核不扩散条约》给予的进行铀浓缩操作的权利;但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接受这种限制,特别是当五大国集团无视要求它们自己采取武器控制、禁止试验和裁军措施的相关条约条文时.
相反,美国在过去八年来将所有限制抛到一边,大规模地重新装备核武器、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
同时,美国对于遵守规则的非核扩散国家的强硬努力不幸被证明是无效的.
它关于单边先发制人战争的舆论轰炸伴随着对朝鲜和伊朗的突然转向.
同时,朝鲜不需要背离国际法法律框架就能够突破民用-军用界限,并获得比克林顿时期更好的讨价还价的资本.
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的规章下充分表现出它有能力获得核门槛地位.
美国试图践踏核不扩散体制和规则及联合国宪章的理念,这使它的外交影响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华盛顿甚至无法赶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长并将这个机构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它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希望超出能力的明显例子,产生的交易甚至没有给华盛顿带来对英国那样的效果.
总之,布什的遗产是一个可悲的失败.
核不扩散体制危机的合理解决方式是北方的核门槛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与南方的无核国家联合起来,要求核武器国家采取确实的核裁军措施——尤其是美国,还有以色列——作为在后布什时代重振《核不扩散条约》的基础.
然而,这看起来遥远,不只是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向联合国本身施加这种压力的意愿,还因为华盛顿的盟国倾向于保持沉默.
而且,大西洋世界,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核工业还指望着能开发一个新核能投资生意的富矿,特别是针对南方国家.
在合同竞争大战中,它们不太可能在铀的浓缩和再加工方面对潜在客户施加新的限制.
在核武器扩散的军事-政治动机最大的主要地区"大中东"和东亚,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打算将它的对抗主义政策——在一个地方支持以色列,在另一个地方包容中国——替换成一个更有合作性的地区安全体系.
因此,在这方面,就像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美国和它的大西洋盟友在全球事务中稳当老大的日子好像过去了.
第二篇前情大西洋自由主义的起源过去的十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基于权利的自由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当意识形态的兴起.
它不再只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主题歌,而是成为欧盟和官方的教义及西方对世界进行军事干预的动员教条,从中东到巴尔干,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到加勒比海莫不如此.
这种布道将大西洋国家内部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假定为全体人类的普世利益.
它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具有某种权利的个体,而先进的西方政治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能够更好更深入地保障这些权利,自由主义者有义务在任何地方帮助其他人类发展和提升基本人权,挫败那些反对力量.
这种理论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呢长久以来人们相信这股政治思潮来源于自然法理论并与十七世纪的社会契约论相关联,尤其是在英国——有一个传统,在单一框架下结合了关于人类的天性和权利的普世主义观念及关于如何在发达国家建立文明的政治制度的特定标准理论.
根据具有人类共性的个人道德行为者这个观念,在一种标准模式下,产生了以人民同意为基础的政府观念,并最终产生了以共同认可的法则为基础的国际管理的观念.
理查德·塔克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是一本离经叛道的杰作,书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立场起源的一般看法并不苟同.
它以比较十六世纪两种非常不同的战争概念开始,分别体现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尔贝里科·詹蒂利(AlbericoGentili)和他的同时代人西班牙托马斯主义者路易斯·德·莫里纳(LuisdeMolina)的理论中.
前者是被放逐的新教徒,在英国打败无敌舰队前一年成为牛津大学民法钦定讲座教授(在这所大学里授过课的最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后者是埃武拉的哲学和神学教授(他的现代编辑者是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巴内,西班牙当前执政党的创立者).
莫里纳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继承者,沿用基督教教义和希腊哲学的传统给使用武力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原则上,战争只有出于防卫和弥补的目的才是合法的.
追求光荣或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明确禁止的,对野蛮人的侵略是不正义的.
另一方面,詹蒂利是马基雅维利的崇拜者和培根的同道,他引用罗马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理论来维护自卫性战争的正当性——战争的双方都自然地宣称它们的理由是正当的——不仅包括故意挑起敌意,还包括先发制人地攻击潜在敌人,在它强大之前将其削弱.
在欧洲的军事侵略权利之外,詹蒂利又增加了在欧洲之外进行殖民征服这一项.
他主张,战争可以在"人类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下合法进行,用来反对那些违背公道的群体,惩罚它们的暴行.
"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进行战争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与野兽交配,他们吃人肉,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杀人.
这种罪恶违背了人性,还有其他种种除了野蛮人以外公认的罪恶.
正如艾索克拉底说的,跟这些人作战就是跟禽兽作战.
"不仅如此,如果土地是空的或者没有使用的,殖民征服也是完全正当的.
"获取空置的土地是自然的法则……即使这样的土地属于那片领地的君主,因为自然的法则的反对空置,它们将落入占领它们的人手中.
"正是在这种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塔克重点关注的人物雨果·格劳秀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国际法理论.
为达成此目的,他还可以利用另一个资源——对文艺复兴晚期怀疑论者,如蒙田和沙朗等人影响下产生的理论的改造,他们主张智慧来源于对所有热诚的意识形态信念的否定,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爱国主义的,来源于冷冰冰的自我保护原则.
塔克认为,格劳秀斯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创立者,因为他将这种最平和的道德立场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努力中,他的出发点是断言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自然法则: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生命并避免受到伤害,每个个体都有权获得并保留"那些对生活有用的东西".
保护原则优于我们不应该对其他人施加伤害的法则.
正如格劳秀斯说的:"根据自然法则,每个人关心自己的福利胜过关心他人的.
"帮助别人的唯一自然基础是对等回报原则:惩罚那些伤害你的人,报答那些帮助你的人.
因此,格劳秀斯赞同贺拉斯的那句格言"利益是正义和平等之母".
正如塔克所评论的,这个新教条提供了"一个最小化的社会道德生活图像".
但是这种简单的社会关系却能让格劳秀斯推导出他的关键理论.
自然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可以套用到国家上面,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遵从最基本的国际行为法则的最低道德原则.
塔克表明,这种重要的模式不仅产生于逻辑.
它是格劳秀斯为荷兰在亚洲的商业帝国主义辩护的直接产物——1603年,他在第一篇重要论文中为一名东印度公司船长夺取一船数额巨大的葡萄牙金银货物的行为辩护,这名船长是他的堂兄.
如果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没有伦理上的根本不同,那么"私人贸易公司跟传统的欧洲君主国家一样有权发动战争".
这就为印度洋上的掠夺和占领安波那的要塞等行为打开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国家还享有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对他人进行惩罚的权利.
格劳秀斯假定的社会原则可能简单,但却普遍,提出了一个对人类都适用的自然法则,对于违法行为,它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进行惩罚,不管它们是否损害了要求对它们进行惩罚的权利.
正如格劳秀斯表达的那样:"针对那些违背自然法则的人进行的战争是合法的;这与莫里纳等人的观点相反,他们似乎认为只有参战者本人或他的国家受到伤害,而他对战争所针对的人具有审判权,这样的战争才是正义的.
"格劳秀斯很容易就可列出各种有违基督教清规的野蛮习俗,证明在人权的名义下军事干涉是正当的.
在这当中,他指出针对"那些杀害到他们当中居住的陌生者的人"的战争无疑是正当的.
因为如果欧洲殖民者应该尊重那些接受定居者的当地统治者的管辖权,那么那些不接受定居者的统治者则违反了要求对"荒地"进行开发的自然法则,从而应该受到惩罚.
格劳秀斯加入这段文字是因为荷兰从纯粹的商业帝国主义转向了领土帝国主义,计划在曼哈顿和圭亚那设立定居点.
塔克写道:"格劳秀斯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因为从他的早期研究工作开始,荷兰人已经开始改变他们在非欧洲世界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已经开始侵占土地.
"塔克继续揭示霍布斯如何将格劳秀斯的思想激进化,将他的主权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原始的社会关系的更为严酷的情境下——一个弥漫着恐惧的自然状态,甚至将国家间的关系更接近地比拟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情况.
霍布斯也对殖民计划抱着热切的兴趣,将它们作为剩余人口的出路:他大度地评论道,定居者不要"根除他们发现的当地人,而是要让他们密集地居住在一起,不要占用太大的土地,这样才能获取他们发现的一切".
从这里再上一个小台阶就是洛克更为全面的理论,它详述了俘获和杀害奴隶的权利、在美洲占领土地进行耕作的权利,甚至鼓吹雇佣专人猎杀土著,粉碎对殖民定居的反抗.
洛克不像霍布斯,他还热心支持对自然法则的违背者发动惩罚性的远征.
塔克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根据直接的证据,认为他在《政府论(下篇)》中对这些主题的处理总体来说,是对十七世纪的一位主要思想家、这一传统的局外人、德国学者塞缪尔·普芬多夫的批评的回答.
普芬多夫原来是瑞典政府的雇员,后来移居普鲁士,他对国际法的说明建立在更富于道德的人类社会关系概念上,它具有更严格的约束,禁止先发制人的战争,排除惩罚性战争,否定殖民掠夺.
这些立场在北欧较弱小的国家有一些追随者,但却跟不上海外扩张的形势;后来它得到莱布尼兹的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响应.
另一方面,卢梭和康德回到类似霍布斯的前提,得出相反的结论:卢梭不相信国际关系中的任何和平,康德想要逃避地方性冲突不断的现实(对此普芬多夫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安慰者"),寄希望于在模糊的未来,当王公诸侯们离开舞台后普遍和平将会到来——然而在那之前,先发制人的战争将会得到许可,殖民征服也许在既成事实后变得无可争议.
塔克在牛津大学一系列讲课的基础上建立的论述,非常精炼,有时有些过于简要.
他的书只阐述了从荷兰起义到法国大革命时代关于国际秩序的政治思想的极不完整的观点.
书中缺乏对三十年战争的讨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上.
欧洲领土战争的形式和背景,与路易十四和它的盟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相矛盾,权力平衡的概念和《乌得勒支协议》的背景都被忽略了.
但是广度上的缺失却在深度上得到了弥补.
因为塔克建立的结论是现代自然法理论已经跟"荷兰和英国作家所自豪的那种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从当时欧洲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荷兰和英国十七世纪的商业和殖民扩张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插曲.
但塔克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理论修养揭示出它对现代自然法传统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代基于权利的自由个人主义由此产生.
他的书应该命名为《英美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合法化中的起源》.
从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为了证明大西洋沿岸国家残酷无情的掠夺和灭绝行为是正当的,基于自然法的普世主义人权意识形态不仅被利用,而且很大程度上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与当时最发达的早期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这是塔克的第一个和核心的发现.
他的第二个主张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主权的概念以及相互之间极少道德联系的利己主义,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关系体系.
欧洲社会之间的外部关系为它们的子民之间的内部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类比.
塔克令人信服地说明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看法,部分是通过他对当时欧洲各国不停地争权夺利的状况的分析得出的.
他强调正是这种国际性的主权冲突产生了自治个人的观念,它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似乎是一种牵强的主张.
在早期现代社会的君主、不友善的财富拥有者的概念和当代建设中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友善的国家政府之间建立联系是一回事:在受私有物质利益驱使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和国际社会中追求财富所有者的集体目标的国家利益之间进行类比是很平常的.
但是在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问题中主张国家外部竞争优先于内部的社会结构是另一回事.
这似乎有悖常理,对于本书的原则要点并非必需.
但是,探究塔克的方法却颇有意义.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仔细探究了它所讨论的不同思想家的种种背景.
塔克提供了关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圈子、经济投资和政治关注等信息;他一直精心复原他的主人公们所活动的知识界——他们阅读谁的著作,与谁讨论,是否严肃等等.
另一方面,他对那个时代更广泛的结构趋势没有什么兴趣.
他对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经济模式改变,专制主义带来的政治斗争,甚至是当时战争的转变都没有涉足.
他尤其忽视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荷兰和英国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转向了绝对财产权利和市场关系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些塔克自己的方法来研究他本人的著作.
他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詹姆斯·图利清晰地阐明了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研究的学术背景,他在《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一书中对他称赞再三.
图利认为我们应该将过去四十年来关于现代大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激烈争论,很大程度上看成是对C.
B.
麦克弗森的开创性的著作《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响应.
这本书出版于1962年,图利将它与韦伯的新教和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相提并论:"(它是)过去三十年来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最具有挑战性和最成功的学说".
麦克弗森主张所有这些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人类的正常特性——他们在道德上的重要尺度——在于他们都平等地服从于市场规则,从而将现代欧洲自由主义的论述从霍布斯经由康德转换到边沁和密尔.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基本社会契约是市场关系,这一理论的传播为霍布斯、洛克和其他人为服从政治权力寻找合理基础的成功尝试建立了基础.
图利将一群受业于剑桥的星光闪耀的杰出历史学家(斯金纳、波科克、邓恩、塔克,还有他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麦克弗森的挑战的一系列回应.
他的批评能够揭示出他的论据的夸张之处——十七世纪的理论家没有假设个人会无限制地消耗物品,直到1650年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但这只是细节上的问题.
对麦克弗森的主要抨击来自其他方面.
他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在主观上完全没有专注于经济问题.
他们最主要的关注是政治秩序问题:为国内的团结寻找一个稳固的基础,能够同时保证服从和自由.
这是对那些麦克弗森的追随者的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
剑桥学派提出的对关注焦点的修正很容易被接受.
但它并不能否定麦克弗森在更大范围上的重点.
因为市场社会从封建秩序当中摆脱出来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它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总是包含着重大的政治变革.
尤其是,如何从排他主义的经济活动和附属现象中放手建立一个政府,使之拥有足够的权威实施统一的市场规则,从而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
这本是罗伯特·勃伦纳的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政府的恰当形式和界限成为过渡时期大多数政治或社会理论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麦克弗森充分意识到了这点.
他并没有声称像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比政治家对经济更感兴趣,而是主张初期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关系改变了人性、社会秩序、个人权利和政治责任等重要理论的意识形态前提.
塔克在1970年代开始否定十七世纪的自然权利理论有任何特别的现代性.
相反,他主张它们应该被看成是后中世纪经院思想的遗产.
后来他修正并最终放弃了这个观点,承认它们代表的在自然法观念上的突破,就像利奥·斯特劳斯所坚持的.
他的新书在某种感觉上是绕了一圈,因为它的效果不是颠覆而是补充了麦克弗森最初的观点:那种心胸狭窄、眼光短浅的不友善的人性基础对基于权利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一项与他的领域非常相近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分析所有提及麦克弗森的资料,塔克弱化了他自己的论据,因为结果会将新论述中国家间关系的决定因素从它的内在设定中孤立出来,因而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假定了它们的实在性.
那么,《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在当今有什么重要性呢塔克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评论是暧昧的.
他记录自己在海湾战争时期刚开始上课,在他的结论中,指出以"世界社会"的名义对小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如果仔细研究联合国的宪章就会发现它很难站得住脚),造成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损害日益扩大.
这种模式是否动摇了他书中所研究的政治思想传统,或者是解释了它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犹豫了,几乎认为它是在消退.
这种结论与他的阐述中的逻辑大相径庭.
最近的局势发展并没有证明詹蒂利、格劳秀斯和洛克的观念过时了,在一个存在着沙漠风暴、联军,以及约旦河西岸天天上演的乱象的世界,它们再真实不过了.
惩罚性战争、先发制人的攻击、土地掠夺——所有这些都是在人权和普世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秩序.
哲学家们忙着为这种新的"军事人道主义"寻找合法性基础,正如一个崇拜者所称的:在他们当中最重要的无过于二十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之光,约翰·罗尔斯,他的《万民法》(装饰着精致的林肯画像)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伦理.
官方的观点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西洋国家发动战争惩罚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对"违法"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轰炸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不肯赋予大西洋资本在它们领土内部"定居"的合法权的国家将会招致灾难.
塔克以马克斯·韦伯1906年写的一节精彩段落作为他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问题在于:长期来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自由和民主如何可能现代自由的历史起源具有某种不可复制的特定前提条件.
让我们列举其中最重要的.
首先是海外的扩张.
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在法国的制宪会议中,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整个经济生活中,都能感受到这股跨洋而来的气息.
但是已经没有新的大陆可供我们征服了.
在历史上帝国主义扩张是现代自由的前提,因此塔克问道,那么今天自由主义的前景怎么样呢答案就在我们身边.
大洋的气息吹过美索不达米亚、约旦和科索沃,那些"国际社会"的精神所及之处.
美国的生存空间战争对地理学大有好处,在两次大战之间内尔·史密斯的《美帝国》一书的支持者以赛亚·鲍曼是最接近华盛顿的战后重建工作的职业地理学家.
1917年,在美国加入一战的前夜,这位美国地理协会雄心勃勃的年轻会长受埃德华·豪斯征召,成为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团的一名核心成员,这个顾问团的职责是协助设立美国在和平协议上的立场.
鲍曼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领土顾问,在1921年,他还与埃利弗·路特共同成为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创始会长.
他的地理概述《新世界》在同年出版,成为"崭露头角的美国世纪的一本手册".
鲍曼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任职于罗斯福政府的国务院,从1942年起加入战后外交政治顾问委员会.
作为一名衷心的反共产主义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于1950年死于心脏病.
史密斯对美国扩张主义历史引人注目的著作,并未如书名所暗示,对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新的贡献;也未如副标题"全球化的序曲"所显示,涵盖战后时期.
相反,史密斯专注于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们实际上如何考虑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方案,以及他们使用何种话语让它合法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揭示了上个世纪美国扩张主义冲动异乎寻常的持续性,以及它的同样持久的意识形态,从威尔逊延续到布什.
"将门罗主义应用到整个世界的企图"既适用于总结2002年9月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适于总结威尔逊建立国联的努力.
史密斯揭示了美国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不断将构成扩大和维持帝国的基础的关键地理关系,消解为空洞的普世化概念,用于抹去空间概念——比如像卢斯(Luce)的用语"美国的世纪",或者将它本身"全球化".
"美国世纪的地理"的范围仍然是模糊的,他指出:今天称为全球化的概念,它的起源、轮廓、可能性和局限性也将仍是模糊的.
如果不明白二十世纪美国企业、政治和军事力量如何规划一个崛起的帝国,就无法理解过去二十年全球变化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
如果这本书主要是历史性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当代全球势力的地理因素方面提供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史密斯的最后一句话可能是误导性的.
史密斯向我们提供了以赛亚·鲍曼关于美国崛起的数十年间的强权地理学的观点,而不是阐述当代全球势力的地理学.
对鲍曼的学术成就的详尽研究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鲍曼和他的同事,他们所遭遇的世界,美国扩张的动力需求.
的确,史密斯对鲍曼的着迷促使他研究他的公共生活和观点的每一个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外交关系领域.
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多维的前景图像和美国国际主义精英的核心人物的偏见.
鲍曼生于1878年,是一个瑞士孟诺派教徒的后代,在离底特律大约六十英里远的密歇根乡下一个贫穷的农村长大.
他意志坚强,为人好斗,与詹姆斯·卡格尼非常相像,在二十二岁时他获得了摆脱乡村学校教育的机会,上了大学.
他在密歇根的地理老师马克·杰弗逊帮助他获得在哈佛与威廉·莫里斯·戴维斯共事的机会,在那里年轻的鲍曼靠烧炉子和铲雪补贴生活,但他发现研究工作"艰难而富有挑战性".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仍然处在婴儿期.
史密斯描述了德国的影响——比如莱比锡的弗雷德里克·拉策尔的《地球与生活》和他1898年的《政治地理学》——与杰弗逊时代以来国家支持下的研究和绘制的更为务实的本地传统的共存.
鲍曼在查尔斯顿和达拉斯为美国地理观察工作,然后转往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协助开设了新的课程,教授从地理学到地形学到商业和政治地理学等广博的课程,并开拓了重要的地区性研究.
史密斯让人想起1900年代初流行的美国"扩张的必要性"的论调,比如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吉说:"美国工厂生产的超过美国人民所能使用的.
美国土地出产的超过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
命运已经为我们写下了政策.
我们必须支配世界贸易.
"华尔街的记者查尔斯·柯南在1880年代首先提出帝国主义的资本剩余理论.
柯南解释说那十年的衰退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剩余资本没有找到新的出路造成的,并鼓吹通过帝国主义扩张为投资打开有利可图的新领域.
柯南的理论后来不仅被埃利胡·路特和其他信徒所继承,也被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收.
史密斯本人并没有停留在扩张冲动的起源上,他似乎同意国内的过度生产和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剩余资本导致了它们的国家试图为资本积累打开其他领域.
鲍曼的视角并没有什么不同.
1898年,作为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他被爱国的"战争狂热"所感染,当星条旗插上古巴和菲律宾的时候,他在密歇根的乡下训练着自己的100名健壮的民兵.
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采纳了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概念来主张观念需要成长才能生存,并因此认为地域扩张和获得"生存空间",是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固有特征——与鲍曼本人的倾向非常合拍.
鲍曼参加三次耶鲁大学南美探险中的第一次,在1907年出发前往安第斯,乘船去巴拿马——他对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印象深刻——然后在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下船.
上岸后,他试图通过地形学上的年轻、成熟和衰老的地貌评估戴维斯的隆起和腐蚀"循环"理论对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适用性;他乘坐骡子、独木舟、火车和马车旅行了一万英里.
在后来的一次旅行中(在这次旅行中海勒姆·宾厄姆"发现"了马丘比丘),鲍曼描绘了乌鲁班巴河在陡峭的峡壁中奔腾的激流.
从安第斯山脉跋涉到轰然作响的林区边缘,他发现从山区到亚马逊河流域的路径"几乎像海岸线一样狭窄".
鲍曼对亚历山大·冯·洪堡十九世纪早期对亚马逊森林被热闹的城市替代的想象不以为然——地理条件太恶劣,劳动力太缺乏.
相反,他看到了更为可靠的情况——种植业开拓者、森林印第安人、高贵的艾马拉牧人、"狡猾的"盖丘亚人——"社会的分化与自然气候和土地状况的分化相适应".
鲍曼比洪堡更好地了解他前人的研究工作.
探矿者和橡胶种植者已经在亚马逊扎下了根,安第斯山脉对通往大西洋沿岸的贸易的阻隔成了美洲的最后一个障碍.
鲍曼写道,西班牙的"征服","纯粹是对人的征服"——滑膛枪开辟了未知的领土.
但是在商业和资本的时代,征服现在是"有条件的",取决于翻山铺设铁路、排干沼泽和灌溉沙漠的回报;换句话说,取决于"更严峻的奋斗"的意愿和资源.
1914年,有了耶鲁大学南美远征的经历,鲍曼被当时不景气的美国地理协会聘任为会长,它的曼哈顿总部(在百老汇和第155街)占了三层,用以摆放地图、探测器材和其他重要物资.
美国地理学会在其后二十年成为鲍曼的大本营,直到他最后转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他精于激烈的内斗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在过去和现在,这本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特性),也擅长更新和充实美国地理协会,并积极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拉上关系.
当豪斯在1917年找他参加威尔逊的顾问团时,鲍曼迅速做出响应,确保这个安排在地理协会的顶楼马上敲定,以免受到反战运动的干扰.
到1917年12月顾问团拟出了后来成为威尔逊的"十四条"的意见——"指点世界地图,就像我们终将拥有它一样",豪斯夸耀道.
美国1919年巴黎和会代表团配备了一本鲍曼写的黑皮书,包括欧洲二十七个领土争议地区的解决方案、大比例地图和伦理、语言、物质和政治等方面的资料,以及一份详细的经济和劳动力报告.
因为俄罗斯仍处于内战的肆虐当中,鲍曼极力争取扩张波兰的边界,并且于战后在华沙被当作民族英雄受到欢呼.
《美帝国》说明了巴黎的经历对于鲍曼本人的影响有多大.
它不仅让他一举成名,而且使他懂得了国际政治,并且让他这个坚定的共和党国家主义者掌握威尔逊扩张主义的话语体系.
史密斯指出了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事实: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精英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以取代欧洲帝国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帝国的行动,而不是那种用威尔逊的理想重新教育世界的天真的企图.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种理想只不过是一个争夺全球权力的集团所打出的旗号而已.
鲍曼和他的同事将拉策尔的生存空间解释成一个基本的经济概念:美国的增长要求它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
真正吸引史密斯的是据此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新型的世界秩序,保证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并构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保证所有的主要中心国家都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他们的设想基于一种广泛传播的观念,到二十世纪初期,随着领土被纳入现代国家或帝国当中,这个世界在政治上正在成型.
这种定型的感觉在地理学家当中尤其强烈,他们那时的工作与开发地球的未知世界密切相关;耶鲁大学的探险是那个年代最后的亮点之一.
正如史密斯指出的,罗莎·卢森堡相信全球边疆的穷尽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
对列宁来说,恰恰相反,世界定型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将表现为重新分割战利品.
在伦敦《地理杂志》1904年出版的《历史的地理关键》一书中,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定型将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互助.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成型的政治体系,而且它还是世界范围的.
每一个社会力量的爆炸,不再是消散在周边未知的空间和野蛮世界的混乱中,而是会从世界的一端产生清晰的回响,而世界政治和经济机体中的虚弱成分将会随之被打碎.
对于这一事实的模糊认知也许最终将世界上的政治家的一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向努力追求更有效率的相互关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领导人考虑采用何种方式利用他们的工业资本主义来"重新分割战利品"和建立一个他们领导下的新世界秩序框架.
威尔逊时代美国国际主义者的突破在于,他们洞察到经济和那种强化了欧洲资本积累的政治地理学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被分开的.
经济扩张可以跟领土扩张脱钩,而这种结果正好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合拍.
这种观念成了威尔逊的道学式的全球自由主义的纲领性基础.
正如史密斯所说的:美国国际主义开拓了一个历史性的经济扩张狂潮,取代了对新市场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
(期待)产生一种世界经济模式,国家间领土的区隔在经济上不再重要,政治上的纷争得到约束以防干扰贸易的进行.
鲍曼绝不是世界政治定型化难题的美国方案的创立者,但他1921年的著作《新世界》在向美国商业和政治精英传授全球政治地理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世界政治可能性和他们全球领导地位面临的障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本书有助于为美国的扩张主义建立公共话语,将它的强权政治和经济前景与美国自由主义的话语结合起来.
这本著作以及他在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工作,共同奠定了鲍曼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
《新世界》的开头写道:"不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有义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掌控当今世界局势",因为美国现在卷入太深,不得不这么做.
而且因为"世界'政治空间'已经被瓜分殆尽",个体国家所必需的经济扩张已经无法再通过单纯的政治扩张来得到满足,而是应该用"经济空间"来实现.
领土扩张将被"经济扩张所取代".
但是,史密斯称鲍曼认为这个新世界不会马上实现,在转变过程中,政治地理因素仍将是世界权力的支柱.
鲍曼对经济与领土扩张相分离的松散的论述被看成是一种"权宜"的观点,是对那种认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是披着羊皮的帝国主义的指责的辩护.
然而史密斯本人在地缘政治和美国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为美国的生存空间重新组织世界经济这两方面却三缄其口.
有时候,他似乎认为鲍曼将地缘政治分解为自由国际主义经济的论述是正确的.
实际上,通过重构世界经济为美国的扩张开拓空间将一直是一种强权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战略.
那种认为这只是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状态的观点是一种思想上的逃避.
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取代欧洲势力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这完全是一个强权政治问题.
但是过渡期后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崛起的强权政治问题,在这方面地缘政治将仍然占据突出的位置.
史密斯并没有正面论述这些问题.
他也没有研究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精英关于它的大战略辩论.
因为这样做需要弥合历史学家在"孤立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之间建立的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鸿沟.
在孤立主义的标签下隐藏着几股极其不同的潮流.
史密斯认为在那些不愿面对世界的孤立主义者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立.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外交关系理事会本身包括了1920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共和党政府中的许多领导人物.
在这些人和鲍曼(他本人是个密歇根共和党人,但在1920年却"史无前例"地投票给民主党人威尔逊)这样的人之间并没有巨大的鸿沟.
罗斯福的战时联盟将这两个群体团结起来精诚合用.
毕竟,两者都致力于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
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安排,1920年代共和党政府,以及1930年代大部分时间更为孤立主义的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从大战略的角度,可以被看成是为以下局面打基础:欧亚强权在二战中崩溃,华盛顿的世界领导权因此唾手可得.
两次大战之间的精英孤立主义并不代表美国从世界政治中退出.
它只是说明了美国不愿意保障和支持现有的世界秩序.
在这方面,鲍曼与史汀生这样的共和党人区别很小.
《新世界》并不是为现状辩护,而是说明以欧洲帝国为中心的世界在历史上已经终结了.
然而这些帝国实际上仍然处在世界政治的中心,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的任务就是寻求一种改变这种现实的地缘政治策略.
这是鲍曼的威尔逊经济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视为禁忌的重大政治主题.
鲍曼面对来自德国的针对地缘政治问题的争论意见保持异常的沉默,史密斯对1930年代的论述,以及对这种沉默的评论,提供了这个禁忌区域的有趣素材.
由慕尼黑地理学家,一战中的将军卡尔·豪斯霍费尔1924年创办的《地缘政治杂志》,成为德国寻求生存空间的战略的聚焦点,启发了拉策尔、麦金德和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卡捷林的研究工作.
《新世界》被(正确地)解读为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世界大战的解决方针,而鲍曼的作用并没有被看成是划定在巴黎被遗忘的波兰边界.
这个团体的《权力与土地》一书由奥托·莫尔编辑,自称是"与鲍曼的《新世界》势均力敌的德国著作".
正如史密斯指出的,鲍曼面对这些争论的沉默是很不寻常的.
他自己的思想深受拉策尔的影响.
他不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热切地研究德国的地理辩论,维护戴维斯的"循环"地形学,还在1934年来到柏林,定期在国际会议上与德国地理学家交流.
然而,每一次当他的声望和观点受到最小程度的质疑,都免不了产生一场争论,鲍曼把为美国向豪斯霍费尔做出回应的任务留给了荷兰移民尼古拉斯·斯派克曼,他的《美国的世界政治战略》直到1942年才出版,当时战争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两端爆发.
只是到了那时,鲍曼才出版斯派克曼的著作,称赞它是美国人民急需的警告,并同意必须通过战争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
斯派克曼的战略——让美国专注于征服和控制欧亚大陆的两个边缘地带,西欧和日本——的确是美国在1940年代实施的战略.
但鲍曼本人仍然顽固地坚持那种神话,认为美国并没有操弄地缘政治和建立帝国——只有和平、正义和经济.
这给《美帝国》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叙述留下了一个缺陷.
史密斯并没有洞察孤立主义的官方神话并做出改变.
他也没有考虑鲍曼等人实际上是否遵从一个比较连贯的战略,通过战争债务和赔偿的政治手段,促使欧洲国家之间产生紧张和敌对状况.
与此同时,英日关系破裂,英国海军的支配力量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衰退了,这就使得英国的东方帝国在战略上变脆弱了.
史密斯不可能在一本已经很博大的著作中面面俱到,但是没有涉及鲍曼那些引导了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大战略的研究范围,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遗漏.
也许史密斯对我们了解美国的扩张主义所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他对华盛顿对如何为美国资本打开欧洲殖民帝国的大门的辩论的广泛论述.
这是鲍曼从早年在美国地理协会到他逝世前为杜鲁门政府工作,毕生所关心的课题.
威尔逊政府从一战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顾问团专注于保证"自治国家中的经济交流自由";"合适"的殖民地应该转变成自治,而"不合适"的应该受"落后地区国际委员会"的管辖.
非洲史专家乔治·路易斯·比尔附和顾问团,主张国际委员会管辖殖民的想法不可行.
相反,他提出了殖民国家以受托人的身份在"国际授权"下行动的概念,"首先是为了国家,其次是为了整个外部世界".
后者的利益将是"最大限度保证'门户开放'".
二战期间鲍曼再次处于开放欧洲殖民地的讨论的中心.
在六十多岁时,他成了斯特蒂纽斯1944年赴英代表团的一名领军人物,此行的任务是讨论战后计划,包括一份关于殖民事宜的提要.
鲍曼的外交大部分是不成功的,但这次他不再主张拆分不列颠帝国,而是倾向于让它与美国的生存空间合并.
史密斯说明,早在这时候,华盛顿已经在南部经济发展计划的名目下,而不是在反殖民主义政策的名目下,重新包装它渗透殖民帝国的行为.
这是杜鲁门1949年就职演说的主要主题.
他的"第四点"要求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必须伴随着在欧洲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投资和发展的计划.
鲍曼被说服负责这个项目,尽管它在第一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的确,罗斯福战时政府的美国经济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尽力为美国商业打开欧洲殖民地的大门.
正如史密斯指出的,原因在于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它大约60%的对外投资是在南半球.
而在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大众消费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占据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唯一能够为美国的产品提供大众消费市场的地方.
但鲍曼以极其敏锐和深具洞察性的眼光指出,最终南方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将体现在它不仅是原材料和战略矿产的来源,还是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与此同时,鲍曼还看到了复苏德国作为西欧的工业中心对美国的重要性,不仅是作为对抗苏联的壁垒,而且还能强化作为美国资本主义输出地的欧洲市场.
在二战开始时,鲍曼附和美国国务院,极力倡导建立一个统一和经济上强有力的战后德国.
陆军部长史汀生负责将美国的政策转向这个方向,跟随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方针,他非常倚重鲍曼的建议.
这可能是鲍曼对战后秩序所做的根本性的政策贡献.
对于很多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来说,美国的谜题之一是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制订的.
尽管史密斯没有说明这点,但他的书提供了关于美国政策制订的重要社会机制的精彩案例研究:对政治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选择和培养,让他们充当政府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同时与构成美国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私人和商业资助的机构和大学保持联系.
史密斯详细而全面地向我们描述了鲍曼如何被选中并塑造成这种角色.
虽然他出身贫寒,却具备了所有的基本素质.
首先他的种族背景是正确的——在二十世纪初期这点绝对重要.
其次,他聪明、努力、自律,并且志向远大.
第三,他准备并渴望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最后,他具备了在美国精英政治这个危险的世界中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合作与竞争技能.
史密斯生动地描绘了鲍曼的文化背景和他行为方式,包括他强烈的族群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只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任上如此;他的政治操纵和拉帮结派;他对朋友和同事的无耻背叛——包括将欧文·拉蒂摩尔推向麦卡锡的魔爪;在杜鲁门时代的动荡岁月里为了自保,他玷污了他自己将地理学发展成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理想.
在《康德主义的大学》一章里,史密斯说明了鲍曼积极主张的实证主义思想如何确保精英大学和它们的研究为国家服务.
政府来来去去,选举联盟起起落落,但是像鲍曼这样的人能够几十年不间断地担任公职,保持国家机构和它的战略路线的凝聚力.
史密斯很好地向我们描述了美国崛起时的干部选拔机制.
在结构性的要素上,它们从那以来没有什么改变.
从鲍曼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选拔出来的人具备了真正的洞察能力.
《新世界》中的一段阐述值得长篇引用:美国的扩张近年来在拉美国家中激起了某种敌意,这种敌意基于假设它们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因而在推行海外扩张政策以来首次面临着直接和强有力的政治反对.
这里我们有一个首要的问题.
美国人民不了解自己,别人也不了解他们.
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扩张政策中采用干涉手段,因为在这种扩张中,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碰到任何问题.
这种经历使他们对别人抱着和善的态度,大度地包容别人的观点,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他们不懂得在激烈的反对情绪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怒火.
这段思考写于1921年,至今依然让人觉得历久弥新.
第三篇现实主义的危机权力的解析忘掉全球化吧.
把全球"管治"这类好词儿从你的脑中清除掉吧.
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公众的监督下致力于自由与和平,丢掉这种想法吧.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国家间的体系总是要产生对抗和战争的.
要对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冲突做好准备.
简单地说,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传达的丑恶信息.
然而这本书却很复杂.
它的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一直以来在美国自鸣得意的外交政策精英中独树一帜.
他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是在大学从事学术工作,而不是担任国家安全部门的公务员(在那里他为华盛顿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感到遗憾),这并非偶然.
他的写作不仅摆脱了通常围绕着美国的世界角色的种种陈腔,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通俗易懂:有力、直截了当,没有那种常见的学术套话.
但是它在这个领域复杂而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又是博学和老练的.
它结合了历史上的深度和理论上的活力,尽管有些另类,但很可能在世界上拥有广泛的读者.
从学术传承来说,米尔斯海默是肯尼斯·华尔兹建立的战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产儿.
新现实主义典型的前提是经济的,严格的.
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组织,可以被看成是许多黑匣子或台球,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它们的互动关系的话,它们之间不同的国内政策和压力可以被忽略.
因为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必然要受国际体系结构的拉动,它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没有任何共同的司法权——迫使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极力争夺对别国的控制权.
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合理地追求霸权,最终将严重危及它的生存.
这就是米尔斯海默书名中所蕴含的悲剧命运.
但是米尔斯海默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华尔兹有分歧.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华尔兹提出的以下观念:国际关系的逻辑趋向于产生平衡,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追求同样的安全目标,任何超出这一目标从而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国家,都会招致其他国家结盟对抗它.
根据华尔兹的观点,大国在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反作用力以后,将会变得安于现状,接受权力平衡的约束并积极维护它.
米尔斯海默反对这种他称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推论.
他主张,生存的需要与任何国家之间的平衡无法相容.
因为在一个无政府的秩序下,生存的唯一保证就是控制权——不是与其他国家保持平衡,而是压倒它们.
原因是简单的,有两个方面:任何国家怎么能知道对邻居的优势的"安全"边际在哪里,然后停下脚步;它又怎么能预言对手在一二十年后的实力会怎么样呢这种国际秩序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迫使国家追求更大的势力,不管它原来有多强大:对它们来说永无休止.
因为难以判断今天和明天需要拥有多少力量,大国意识到确保它们安全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当下获得霸权,从而消除其他国家可能发起的挑战.
在这个体系中,只有受到误导的国家才会因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而放弃成为霸主的机会.
24实际上,米尔斯海默所做的就是将霍布斯的格言"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和阻碍了另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力量不过就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出来的力量"投射到国际舞台上.
因此,首先我要指出一个所有人类的普遍倾向,一种永不停歇、至死方休的权力欲.
这并不总是因为一个人希望获得比现有的更多的快乐,或者他对拥有适度的力量不满意;而是因为如果他不去获取更大的力量,他就不能保有维持现有生活所必需的力量和手段.
25米尔斯海默用这种无情的逻辑前提对华尔兹进行修正,并发展出一种"对抗性现实主义"教条.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心满意足的国家一说.
他反对采取防御性的行为,主张"一个相较它的对手具有明显力量优势的大国,可能会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为,因为它有能力也有动机这么做".
征服的记录设定了这些基本理论以后,米尔斯海默开始分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国际关系,用来说明历史记录充分证明它们的有效性.
他的书充满了对现代世界的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定的详细描述:拿破仑的法国和反对它的同盟,俾斯麦的普鲁士和威廉的德国,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野心,日本在东亚的扩张,美国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冷战.
所有这些都充满了精彩的洞察,构成了一部异常丰富的著作.
贯穿它们的是对历史证据的冷静、清醒的判断,是对他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时尚的反对.
在一片暗淡的光芒下,美国崛起了.
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
"亨利·卡波特·洛奇说得好,"他写道,"他指出美国人'有着十九世纪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和扩张的记录'.
"当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过去的:"理想主义的修辞为残酷的政策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面具,这些政策支撑了美国势力的巨大提升.
"这是构成那个时代的两面性.
为了刺破后一个神话,米尔斯海默说明美国参加二战,远不只是对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无辜受害事件的反应,而是"要将日本转变为二流强国的巨大压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主要不是由东京在东亚的扩张引发,而是因为担心在希特勒兵临莫斯科的时候,它会打败苏联,从而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
一旦战争获胜,苏联转而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核优势.
"因此将美国1950年代的核政策定义为'大规模先发制人',而非大规模报复,是更为准确的".
至于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装饰门面.
当美国决定不再让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续任,尽管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国都希望他留任,美国还是强迫他下台了.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总是在它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得其所愿.
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无视联合国的存在,根据它自身的利益为所欲为.
26米尔斯海默没有掩饰他对"克林顿公司"——麦德琳·奥尔布赖特、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其他手下——试图掩盖这种现实的种种说辞的轻蔑.
他的书可以被解读为对这位前总统的一段无懈可击的格言的盖棺定论.
他辛辣地将其引用如下:"在一个自由而不是专制处于危险当中的世界,自私自利的强权政治算计不在考虑之列,它在新时代是不合时宜的.
"27在这些方面,《大国政治的悲剧》是一本权威的启蒙性著作.
虽然米尔斯海默对自由主义混淆视听的观念的批评是清晰有力和富有预见性的,但他对国家关系的动力的描述却存在着两个核心的缺陷.
第一个存在于他的整个理论结构所赖以建立的假设中,也就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这种生存总是可能受到其他国家出于相同动机而带来的威胁.
重要的是指出米尔斯海默想要表达的:在这种竞争当中,不是国家人民的生活,而是国家的存在处于危险当中.
他的整个论述模式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
在一本像《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样具有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著作中,至少应该有一章专门论证这点.
尽管米尔斯海默写了不止一个段落来论证这一假设.
这当中,他对他的意思做了第一个说明:"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特别是那些想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假设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将失去领土并被殖民——在国家斗争当中失败将意味着没落.
这是一个可以用历史来检验的事实主张,米尔斯海默假定我们直觉地接受它.
现在当然可以想到很多国家被其他更强大的国家分裂或吞并的例子.
在欧洲殖民的数百年间和冷战期间,这发生在今天称为"南方"的世界,更不用说非洲了.
美国官员继续威胁要在这些地区发起这类灭国行动,比如,保罗·沃尔福威茨就曾宣称要"消灭"那些庇护恐怖主义的国家.
然而,米尔斯海默并不关心这类国家.
因为他在大国——他书中的主要对象——和其他国家之间做了基本的概念性区分.
区分它们的标准是军事力量.
"要成为一个大国,"他写道,"一个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
"他所讨论的国家生存指的是这些国家.
然而,一个大国的战败真的意味着对它的领土完整的破坏和胜利者对它的土地进行分赃式的瓜分吗毫无疑问,这常常是封建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在专制主义的历史中发现许多著名的例子——不止是波兰的分裂.
但如果我们观察《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期,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考察的时期的规律.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法国并没有在滑铁卢大败之后被肢解.
塔列朗说服胜利者分裂法国或者对其施以惩罚性的和平条约将是个错误.
俾斯麦的确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但保持了奥地利帝国的完整.
协约国恢复了波兰的独立并占领了莱茵兰,但没有变更德国的边界.
就连希特勒在战场上打败法国之后也没有吞并它——美国政府直到盟军登陆欧洲之后还承认维希政府.
他的领土野心仅限于东欧,在那里纳粹战争的性质是极端种族主义的,当然会导致分割苏联,但由于对苏联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敌视,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与他的理论主张无关.
一个大国在战败后被分裂的唯一真实例证是1945年之后的德国,在那里关于社会制度的政治冲突——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至少与对抗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一样突出.
总的来说,在国际资本主义时期,没有证据表明战败的国家,甚或他们的小国同盟无法作为一个领土主体生存.
这种破坏可能由发达国家加诸弱小的非核心国家——南斯拉夫的分裂就包含了这种大国行为的因素.
但即使这种趋势也已急剧减少.
通过挑动分离主义选择性地分裂南方国家可能会继续,但经常以改变边界而中途告终.
胜利的大国可以横扫其他国家的日子看来早已过去了.
那么"主权独立"又怎么样呢从1814年在法国重建波旁王朝开始,到1945年麦克阿瑟建立日本的战后宪政体系,战胜国确实迫使战败国进行改朝换代,但是战败引起的自发的动乱同样常见,在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的情况下,它催生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国的魏玛宪法和1946年的意大利共和国.
那么,一个大国的主权什么时候受到过永久的损害呢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米尔斯海默的整个现实主义理论大厦似乎都建立在一个抽象的假设上——大国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
米尔斯海默能够轻易地说服我们大国仍然热衷于强权政治.
但在这个基础上,他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要这样做——是什么让它们如此势不两立.
在他提出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定论的同一段落中,他引用了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27年宣称,"但为了这么做,我们首先必须要生存.
"米尔斯海默似乎认为斯大林在这里简洁地表达出了他自己关于国家需要保持领土完全和主权独立的概念.
但斯大林显然有很不同的想法.
"国家安全"对他意味着需要有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来保护一种特别类型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安全的核心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质.
它就是对某种特别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一种国内政治权力的结构,建立在某种经济秩序上,在一个划分阶级的社会中,围绕着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整个生活方式、体制和文化.
米尔斯海默完全清楚这些体系之间的不同.
他指出"虽然安全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国家也追求非安全目标"——可能是经济财富、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统一,甚至"偶尔"还包括人权.
对抗性现实主义不难承认这些非安全目标,"但它对此没什么可说的,除了一个重要观点:国家可以追求这些目标,只要为此采取的行为不与权力平衡的逻辑发生冲突,但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第一位的.
比如,"尽管美国承诺要在全球传播民主,但它却在冷战期间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支持了一些专制政权,因为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行为有助于遏制苏联".
至于"人权干预",既然它们不会影响权力的平衡,它们就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三心二意的愿望而已.
"尽管美国声称它的政策充满了道德主义,但索马里行动是过去一百年来美国士兵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牺牲的唯一例子"——而"在这个例子当中,仅仅十八名士兵丧命的损失就吓坏了美国的决策者们",以至于"他们在1994年春天拒绝干预卢旺达危机",虽然"制止那场种族屠杀相对容易,也不会影响美国在权力平衡中的地位.
但美国什么都没做.
"这些冷静的当代判断当然都是中肯的.
但是当米尔斯海默转向研究过去的大国冲突,他不得不做出明确的让步.
为了说明"像对抗性现实主义这类结构性理论"无法预言战争的爆发,他解释说:"这些局限性是因为非结构性因素有时候对国家是否走向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国家往往不会仅仅为了安全的原因而投入战争.
"既然《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本质上是叙述现代战争理论的,这种声明让它的主张显得漏洞百出.
然而米尔斯海默提出了预期中的辩护.
虽然"将现实简单化将会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忽视"非安全"的因素,即便它产生的后果同样严重——"对抗性现实主义就像暗室中的一把强光电筒,虽然它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大多数时候它能够出色地引导我们穿过黑暗".
这种描述很动人,但如果手电筒里的电池有故障怎么办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这么说吧,要抓住任何现代国际秩序的背后的驱动力量,我们就要超越那种把国家看成是一维的、固定的武力角色的眼光,并考察隐藏在表面制度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也和它们之前的国家非常不同,包含了一直给它们带来新问题的社会力量——特别是"自由"劳工和不断扩张的知识分子.
自1792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政治和战争与控制"国内"问题对"国内"秩序的挑战密切相关,产生一种米尔斯海默所忽略的联盟或干涉模式.
因此,对于那些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大国来说,法国将会重新追求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对抗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会认为法国将签订城下之盟.
然而塔列朗却能够成功地说服战胜国保持法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因为他的谈判者非常明白他们在镇压法国革命上共同的利益,而重建法国的君主政体看来是最安全的途径.
但是为了达成这一效果,就要把传统的领土和主权还给法国.
国际同盟米尔斯海默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协约国以如此糟糕的条件签下了凡尔赛条约.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阿诺·迈耶(ArnoMayer)的《建立和平的政治与外交》(1967年),它说明了对俄罗斯革命的恐惧多么深入地影响了战胜国的权衡,就像美国在二战后的大扩张也是受益于许多国家专注于应付共产主义带来的国内安全问题;而朝鲜和越南战争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强权政治的演练,用来展现美国有能力挫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外交政策时,不能忽视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结构.
国家的战略必须调和国内和外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而国家关系的稳定取决于主要国家内外政策之间的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的国内主流是军国和帝国民族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关系体系在国家内部运转良好,在外部却爆发了问题.
今天,可以认为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模式:一套外部稳定机制("全球化"体制)转向了国内约束并在内部爆发了问题.
在米尔斯海默的视野中这些都看不到.
根据他的观点,欧洲一战前那段时期也许提供了最有力的对抗性现实主义的例证,而他也尽量加以利用.
他提出有一种系统性的逻辑推动大国争夺地区支配权,并专注于研究新兴力量争取获得大国地位的扩张主义,比如普鲁士(后来是威廉时代的德国)和意大利.
他认为俾斯麦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与德国不同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关于谁能够统一这个国家的争论无关,是为最终争取统治整个欧洲所做的准备,1914年大战爆发了.
米尔斯海默写道:"从1862-1870年的迹象无疑可以预见到普鲁士的对抗性现实主义行为.
"国家统一力量在与其他想要代表德国的集团的内部竞争中压倒了贵族地主阶级,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俾斯麦在一个不理想的势力平衡的约束下,决心要征服欧洲其他地区,所有这些都给上述观点带来了很大的疑问.
米尔斯海默辩解说到1900年德国已经强大到足以争取霸权,而且开始认真准备征服法国、俄国,如果必要,还有英国.
但如果这是德国精英的主导思想,为什么他们不从日本1905年战胜俄国当中谋利,灭掉沙皇军队,并对孤立无援的法国强加另一个施里芬计划米尔斯海默承认如果不考虑其他解释,仅凭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对抗性现实主义的这种失效之处.
是否德国的统治者更乐于支持处于革命危险中的沙皇体制——这个王朝1905-1906年间在工人和少数民族的攻击下显得摇摇欲坠——而不是从它身上获取战略利益当然,有很多证据表明柏林在1914年相信它能赢下一场欧洲战争,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它有意引发这场战争.
这年的危机并不怎么符合对抗性现实主义的模式,因为它的根源明显存在于动摇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紧张中,这时国家正处于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期间,而刻意形成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长期以来是国内主流思潮的关键,抑制了劳工组织和普选权的发展.
一次又一次,从法绍达到阿加迪尔,这些事件已经将对立的欧洲国家引向了战争边缘,大多数事件从合理的权力政治考虑来看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某些集团来说,外交上的让步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内政后果.
总之,欧洲国际秩序严重的结构性缺陷滋生了施里芬计划和协约国的类似方案,它源自内部政治主流的去稳定化机制,在所有的竞争国家中普遍存在.
在他关于意大利扩张的有趣讨论中,米尔斯海默的"外交政策优先"的片面性也许表现得更让人惊讶.
在这里,他也是从比较不同的国内力量竞争国家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和国家间体系的逻辑开始,然后进一步给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说明意大利在各个方向进行扩张的企图,而这实际上是墨索里尼主导的.
但意大利向西巴尔干和北非的扩张,在内部分裂和紧张最终导致法西斯政权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应该被看成是罗马获得殖民地位的企图,这是那个时代成为欧洲大国的必备条件.
比起波兰精英在1930年代为了获得某些殖民地来证明波兰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可笑努力,墨索里尼的帝国主义野心无疑更严肃一些.
但是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基本战略是在中欧建立一个国家集团,首先包括与意大利连接的奥地利和匈牙利.
这个计划失败了,首先是这些国家,然后是意大利自己,受到了德国的控制.
同样,日本在世纪之交对朝鲜的吞并应该放在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在东亚渗透的背景下来看待.
大国到处争夺对弱小国家的领土和财富的控制,米尔斯海默很少注意到国际政治中的这一维度.
海水的阻隔力量那么,英国在这段时期又怎么样呢在这里,米尔斯海默关于国家间体系的论述表现出了第二个基本的异常之处.
对抗性现实主义不像表面上那样,是一个世界强权的理论.
霍布斯的生存逻辑驱使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
但不像霍布斯的"人类自然状态"抽象空间,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在地理上是固定的,由大陆和海洋构成.
每一个大国都想占据,原则上它的动力可以是无限的.
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控制全球,因为海洋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在地球上穿行.
米尔斯海默称之为"海水的阻隔力量".
它在他的现代历史论述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考察过海上入侵的记录,从英俄1799年在特塞尔的惨败到现在,他得出结论"迄今没有一个大国从海上进攻另一个大国严加防卫的领土的例子"——像诺曼底登陆和进攻冲绳这样明显和致命的反例,自有其他的解释.
如果这是海上运输的限制,那么空中力量更无法保证对一个主要海外国家进行有效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如何实现对米尔斯海默来说,当"没有其他国家具有军事力量对它发起一场真正的战争",一个国家就成了霸权国家.
海水的阻隔力量使得全球霸权绝对不可能产生.
一个大国所能现实地追求的唯一霸权是地区性的,也就是在它自己所在大陆范围内的霸权.
在这个范围之外,它的利益通过"离岸平衡者"来实现——在千里之外投其同盟所需,以阻止海外地区性霸权的出现.
在这里米尔斯海默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地区性霸权能够免于其他强权的海上攻击,它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一前景.
米尔斯海默用这样一个虚弱的推论来为自己辩解,一个地区的霸权仍然需要警惕另一个地区的霸权帮助本范围内崛起的力量对抗自己.
既然同样的后勤障碍决定了这种帮助没有多少军事价值,这种辩解缺乏说服力.
然而,这类理论上的困难,相比于他的离岸平衡论述带来的经验性问题就不算什么了.
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平衡的第一个例证不出所料,是大不列颠.
他指出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工业能力和人口构成了强大的力量,足以在欧洲进行扩张,但英国没有试图这么做.
相反,他在这个世纪里挑拨大陆国家互相争斗,克劳爵士在1907年的备忘录中对其方式做了经典的描述.
米尔斯海默对这种自我限制的解释来源于它的海洋条件说.
他认为英国领导人无疑想在欧洲建立他们的军事-政治支配地位,但是海峡阻止了他们这么做.
而且,就算他们试图跨海投放陆上力量,也会受到大陆对手组成的强大联盟的反对.
如果另一个岛国日本能够穿越朝鲜海峡在满洲半岛采取登陆行动,进而侵略中国本土,那是因为它在途中没有遇到大国——俄罗斯在远东就没有这种地位,所以它在1905年迅速失败了.
然而,米尔斯海默举不出证据说明有任何英国政治力量想过在欧洲大陆进行扩张,或者哀叹海峡成为英国力量投放的障碍.
自从打败拿破仑后,伦敦坚持它保证在斯凯尔特河自由通行的权利,因此它可以驻防到低地国家的最东端.
比利时在1830年的建立提供了另一次明显的机会,如果英国愿意,它可以在那里建立欧洲大陆的桥头堡.
法国和德国的各个政府都没有构成英国穿越海峡投放陆上力量的障碍.
但伦敦对对抗性现实主义逻辑不感兴趣.
英国政府(正确地)相信它们可以应用它们的财富和其他非军事形式的影响力来平衡(抵制)任何崛起并具有霸权雄心的欧洲国家,以及它们在欧洲没有领土野心只会增加而不是削弱它们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英国统治者比他们的欧洲同侪更为平和或更没有权力欲——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也是相反.
只是因为他们的军队有其他用途:获得和控制印度与整个庞大的海外帝国.
英国军事行动为适合工业出口、金融仲裁和欧洲之外的帝国扩张的社会经济秩序服务.
大不列颠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那种好战国家,但它的军国主义用于在历史上领土最大的帝国中征服和剥削前资本主义社会.
将这种体系的外部动力和内部结构结合在一起的逻辑不属于米尔斯海默世界中的必然类型,在那里每一个主要国家都必须在本地区设法压倒其他国家.
对伦敦来说,重要的是控制海洋.
它所追求的霸权不是地区性的,而是海军的霸权.
当然,在欧洲战争中英国会将军事资源从殖民地转移到欧洲大陆.
但它的领导人不会认为与大国相邻的地区是一个永久的紧急地带,除非它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所征服.
如果英国是一个欧洲的离岸平衡者,如米尔斯海默所正确坚持的,那就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一个源于国家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长期选择.
美国的局限性米尔斯海默的研究以展望美国的前景为结束,这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他对美国的论述将他理论结构中的悖论表现到了极致.
不像许多一般的现实主义者,他并没有试图将美国当成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继承者:华盛顿一直是大国中的一种例外.
另一方面,不像考虑权利的自由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总的来说没有对它的全球角色赋予显著的道理或政治价值.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是个大国以外,它获得了大家都追求、但别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就是,真正的地区霸权.
因为自从门罗主义的时代以来,美国成为西半球唯一的、不可挑战的大国——一种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不曾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美洲获得了两个大洋的庇护,成了华盛顿的专属领地,其他势力无法染指.
这里,似乎可以发现米尔斯海默对海水的阻隔力量的信仰的来源,它是所有现代地缘政治关键.
然而相反的一面出现了.
美国可能对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广袤土地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控制权,但同时它无法指望在海上获得同样的控制权.
全球霸权超出了它的能力.
因此在西半球之外,美国的角色一直是离岸平衡者.
今天如此,未来也将如此(除非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它获得了核垄断,而不是核优势地位).
通过在欧洲的两场大战中冷静地选择介入时机,最大限度削弱对手,最小程度付出代价,美国两次阻止了德国崛起成为地区霸权,通过冷战阻止了俄罗斯统治欧亚大陆一端和中国统治另一端.
然而,从历史来说,它只有在担心无法通过地方国家联盟来限制一个地区性的霸权崛起时,才会卷入大国冲突.
它的首要选择一直是"遏制"对方,而不是自己劳心费力地应付危险局面.
既然来自于苏联的最主要威胁已经消失了,米尔斯海默认为我们可以期待美国转向它的传统角色,从欧洲撤回驻军,允许各个较弱小的竞争者——重新统一的德国、谦卑的俄罗斯、忧虑的法国和英国——互相防备新的霸权在它们中间产生.
另一方面,在东亚情况无疑较不乐观,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催生一个真正的地区霸权,美国必须设法延迟或阻止它的崛起.
但是在这两个关键的战略舞台,美国将继续扮演它过去的基本角色.
"只有强大竞争者的威胁才会让美国有足够的动机去冒险卷入一场远距离的大国战争.
美国是离岸平衡者,不是世界警察.
"不能认为米尔斯海默论述中的这一奇怪要点是仅仅辩解性的.
他的书并没有修饰自杰弗逊以来的美国的外交政策.
像这类结论来自于他的前提,是他的理论结构中的不合理之处,而不是一般的政治盲点产生了这些结论.
关键在于米尔斯海默过度强调了"海水的阻隔力量".
两个基本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它.
第一个是逻辑性的.
如果海洋天然地造成任何霸权都是地区性的,为什么美国——在美洲是安全的——要担心在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呢海外的对手会在国内激起挑战者,因此需要在国外进行离岸平衡运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二十世纪美国在世界上进行武力干涉的大量记录无疑是太薄弱了——好像齐默尔曼的一封电报就能改变世界,而那是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唯一证据,证明外部干涉美洲事务带来的危险.
从一开始需要有一些更可信的其他动机.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建构的第二个弱点是更为经验性的.
如果自1900年以来美国或多或少在美洲享有绝对的控制权,那是海水的阻隔力量产生的作用吗实际上直到今天,南北美洲之间并没有陆桥相连.
连接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地峡都是无法通行的高山和丛林:没有陆上通道连接这两个半球.
从实际情况来看,南美洲跟北美洲被海洋分隔开,其距离比英国的海峡要远得多.
美国进攻巴拉圭或阿根廷,即使是今天,其后勤保障上的要求也跟攻击挪威或摩洛哥没有多大差别.
历史上,美国没有能力阻止庇隆在1945年重新掌权,或者对他的政权的方向产生多大的影响.
即便是在家门口的加勒比海,华盛顿受到了古巴长达四十年的藐视.
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当然是确凿无疑的——从外交来说,卡斯特罗说美洲国家组织不过是华盛顿的一个殖民部的俏皮话仍然是正确的——但它较少依靠于"岛国"的安全性,更多地依靠其相对于本区域其他所有国家的压倒性的经济、人口和领土优势:在美洲和美洲之外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优势.
通往全球支配之路正如记载中充分表明的那样,自从加入二战以来,美国追求的目标就不是地区性霸权,而是全球性霸权——现在它已经实现了.
这种野心的证据,通过美国的发言人和决策者的宣言,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清楚,无需在此一一罗列.
它足以说明华盛顿在过去十年的核心战略——不是如米尔斯海默的逻辑所设想的那样,在冷战后降低北约的作用,而是让北约首先在巴尔干采取行动,然后全力扩张到俄罗斯的边界.
当然,自从911事件以后,"军事革命"将美国的战争机器更远地推向此前无法想象的地区,在原来控制的八十个欧亚、非洲和大洋洲国家之外,又在五到六个中亚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并进而在高加索设立据点.
这个惊人的全球武力扩张范围说明了一切,这决不是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平衡.
然而,要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同样还要考察在军事战略背后创造它们的社会制度.
如果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与英国的有明显的区别,那是因为美国国内秩序的结构性发展是如此的不同.
北方在内战中获胜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变成了一股尚不为欧洲所知的工业力量,不断产生技术革新,并且稳定地吸收移民劳工,为商业阶级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让它可以指挥政府为它的无限扩张创造条件.
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尝试了一些欧洲式的殖民行为,但它的工业中心却不满足于像英国那样,投放国际力量用于征服和剥削前资本主义社会.
它追求的是向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扩张,那当然不可能是像菲律宾这样的地区.
美国制造业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国际性扩张只能通过占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市场来实现,金融业就更不用说了.
这并没有马上表现为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安全战略.
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治国手段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因为美国没有面临来自欧洲哪怕是遥远的威胁,华盛顿的战略是依靠战争债务和赔偿机制来制造德国与英国和法国的不和,并为美国的工业渗透打开大门——特别是通向德国的,欧洲资本主义特别适合它本身的积累结构.
当然,所有这些随着二战的爆发而改变,罗斯福政府——像加布里埃尔·科尔克在《战争的政治》(1968)所阐明的——制订了影响深远的重建世界秩序的政治目标,它将阻止世界回到孤立地区和相互平衡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美国可以再次从海外撤回.
这些计划在杜鲁门时期产生了明确的形式,而一些拥护离岸平衡政策的声音则边缘化和沉默了,在突然转向之前,凯南在短时间内是其中不坚定的一员.
战后美国统治的缔造者艾奇逊看得更清楚:美国能够和应该追求对西欧和日本永久的军事-政治霸权.
1945年的胜利使华盛顿可以控制整个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将它的军队部署在从雷克雅未克到东京的地带,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的国际构架复苏地方资本主义,将它们的精英团结在反共产主义的事业中.
美国在这些核心地带和南亚的前欧洲殖民地都成了地区性霸权.
从政治上来说,它的统治权采用了保护地的形式,更有效地处理资本的基本矛盾:经济积累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而政治力量是集中在竞争国家上面的.
美国当今建立的组织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个框架,让它的欧亚附庸能够以它们自己能接受和它们的保护者乐见的方式发展和繁荣.
由于苏联的存在,美国的霸权当然只是部分的,或者是多地区的.
但是在苏联崩溃以后,米尔斯海默会说,"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第一次真正成为全球性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势力是绝对的或者无所不在的.
正如米尔斯海默第一个坚持的,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其他许多较弱的国家保留着它们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它们并不总是与美国的相一致.
正如它的理论创始人葛兰西所设想的,霸权毕竟不是意味着独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它更多地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它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还依靠一种将霸权国家的形象和美化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盟国甚至对手的意识形态能力.
谁能质疑"美国梦"对八国集团或亚太经合组织的各色国家精英们的吸引力从战略上来看,美国是米尔斯海默的"对抗性现实主义"模式明确适用的国家,如果我们丢掉它那不切实际的海洋限制理论.
纳粹德国和日本在1940年代都没有真正超越地区霸权之上的野心,但是美国扩张的逻辑确实是无限的——按霍布斯的说法,"权力接着权力"延伸到地球的尽头.
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美国不只通过打压所有的对手追求它自身的利益,它还保障资本扩张的普遍条件,使之成为一种体系,而它们也能从中获益.
未来的裂痕在这种格局下,美国不只是保留而且加强了它的政治秩序的特殊性.
这是一个被它自己的保护地体制急剧改变的结构,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巨大的庞大军事部门.
当它在海外面临危险的敌人,它在国内的社会凝聚力就会达到最高,从而唤起和团结国内的人民.
总之,今天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规划都准备着争取全球支配地位.
米尔斯海默认为,虽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但美国要在欧亚大陆发动大规模的陆上战争仍然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这种障碍并不是来自于后勤保障问题.
沙漠风暴行动展现了华盛顿异乎寻常的长距离武力投放能力.
这种障碍来自于内部和社会文化.
美国人民和美国军队不愿意接受大量的伤亡,他们不想再尝到朝鲜和越南死伤惨重的滋味.
但作为补偿,美国发展了一种日益精确的独霸性的电子战技术,使它有能力在全球发挥军事影响并对别国施加非常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此米尔斯海默保持沉默),而不会产生大国间的陆上战争.
而且,它现在正狂热地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这将让它能够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核储备.
它进行低强度战争和暗中破坏弱小国家的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也有外部的障碍.
尽管它的军事和安全保障显然对南方的一系列国家富有吸引力,而它的打击能力足以打消其他国家染指美洲的意愿,但美国还需要展现它已经获得了压倒严重而普遍的政治反抗的技术手段.
海湾战争并不是这种试验.
科索沃战争的军事效益从最好的角度来说也是模糊不清的.
阿富汗战争是一场针对一个破碎的准国家的精彩电子秀.
征服、控制和改变伊拉克可能更真实地表现了美国军事技术的政治效果,这种战争方式需要投入地面部队以控制其人民.
全球资本主义是否急需美国武力的积极部署来保护它自己尚不清楚.
作为未来的保障,五角大楼的能力无疑是可贵的,但过度依赖它并不能保障证券市场、稳定石油价格,或者保护美元或外汇市场.
预期某些政权会屈服于威胁并不是总能如愿:美国可能会被拉进它没有预期也不愿进行的战争中,鸭绿江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有待展现的是美国帝国主义力量与一个大为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制度的互动将产生同样的"美国梦"的前景,经合组织国家的精英们在战后时期对此着迷不已,这一点更为基本.
从埃利胡·路特到史汀生和艾奇逊再到洛克菲勒,他们都相信美国的剩余资本能够改变世界并将其组织在一起,然而构建美国世纪的这一主导设想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一个需要操纵全球货币、金融,以及政治关系来吸收资本,以支撑它的国内消费繁荣和投机泡沫的美国经济.
一个过于专注于为美国国内利益服务的、日益适用于支撑国际社会-经济关系的美国军事方略和地缘政治,将最终在新的全球秩序中产生严重的紧张局面.
迄今为止,一个霸权总是通过塑造它的附庸盟邦的外部环境来间接地控制其他资本主义核心,它是很难直接将枪口对准它们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回避了这些.
它的分析重点完全是借助历史记录,从变化中的国家历史特征和任务中抽象出来的.
但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有害的限制,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它又给了这本书一种永久的趣味和优点.
因为这种限制也是一种节制.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那个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它们试图以两种方式丰富多彩地向我们描绘这些国家的"具体"特征.
要么是康德所想象的"民主的和平"的幻影——领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部和谐中永远放弃武力;要么是"后现代"或"市场"国家,它们将现代国家的庸俗野心抛诸脑后,共同在北半球建立一个文明的"国际社会",并且对南方的外部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施以毫不留情的战争——这是布鲁斯·拉西特(BruceRussett)和菲律普·鲍比特(PhilipBobbitt)这些作者对美帝国的虔诚或狂热的辩解.
《大国政治的悲剧》没有附和这些空洞的理论.
如果它的信息是令人寒心的——二十一世纪主要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既没有掩盖它,也没有为之喝彩.
在未来的全球管制探索中,左翼从它那里比从任何其他论文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帝国的工具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对美国势力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世界性扩张的惯常描述变得有些混乱了.
对美国海外力量投放的标准理由是出于重大的需要,首先是将欧洲和日本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是保护各地的民主免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侵害.
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一旦自由世界不再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的全球行动应该收缩.
但实际上它们扩张得更远了,扩张到华盛顿之前做梦都难以想到的地方.
随着冷战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一种具有庞大的军事和民事机构的特别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它被大量的商业组织所围绕,扩张到欧亚大陆、南美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广大地区.
这又如何解释呢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新的情形在社会主义者和西方机构的演讲撰稿人宣传的"全球化"迷雾下仍然有些模糊.
然而,世纪之交以来,它越来越难以忽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著作试图解释它.
在这个领域,《美帝国》表达了异常鲜明的观点.
它的作者安德鲁·巴切维奇以前是一名军官,他的一些观点反映了他的军方背景:他印在书本封套上的照片看起来像一个比较和蔼与好看的奥利弗·诺斯.
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一点军人的味道.
《美帝国》是一本令人振奋的读物:干脆、生动、尖锐,带着一种冷幽默和强烈的虚伪.
巴切维奇是一个保守派,他解释说他相信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正当性,而且还会继续相信,但是美国的扩张超出了冷战的逻辑,因此这种正当性需要放在一个更长和更有连续性的历史时期中来理解.
为了从理智的角度理解帝国力量的动力,这位军队上校穿越政治轨迹,在两个(不同背景下)与左翼相关的研究工作中找到了答案——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著作和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ApplemanWilliams)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著作.
与官方的自由主义神话相反,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扩张性国家——它不是在高尚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推动下进行慷慨的海外行动,而是在深植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力量的推动下在世界上进行无休无止的外交和军事干涉.
1920年,因为对宪法和内战的解读而已然成名的比尔德,将他的注意力转向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得出了结论——与他研究中的重点一致——"当国内市场饱和,大量的资本等着投资,美国商业帝国扩张的压力随之剧增.
"由于害怕这种动力产生的后果,比尔德提倡另一种发展路线,与霍布森在英国的精神相似:更好的发展方式是通过提高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投资于社会发展计划来深化国内市场.
这种路径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美国商业阶级担心这种深化可能会释放出某种政治力量,破坏美国自己的有产阶级的固有特权.
对这个集团来说,如果要在不牺牲经济统治集团的情况下保持国内的繁荣,资本积累就要恢复对外扩张.
战争与征服作为国内社会和平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比尔德说:"如果政治家了解利益所在,国家就受利益的驱使.
"在美国,国家的首要事务就是商业.
银行和公司是将美国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政策的真正动力,而且正在将它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此比尔德曾激动地加以警告.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虽然与比尔德有许多共同的政治本能,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学家,他没有那么关注美国扩张动机背后的物质利益,而是更多地关注竞争性的理想,他将它的冲突当成理解这个国家历史的引导线索.
起初,英国清教徒将基督教联邦的理想带到了新世界——一个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平等社会,他们的价值观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后来就表现为一种伦理社会主义形式.
自独立战争以来,另一种美国未来的蓝图产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建立一个广阔的大陆性的,最终包括海外版图的帝国,在悦耳动听的自由贸易和竞争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口号下,大量的金钱和自负的野心生机勃发.
威廉斯的主要著作《美国历史的轮廓》,在这些不相容的观点之间寻求对照,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
对抗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是美国试图在海外逃避威廉斯所认为的它在国内真正的、道德上的自我召唤的一种最新做法.
巴切维奇认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弄错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首要的政治议程.
比尔德的错误是反对美国参加二战,那是打败法西斯所必需的,正如威廉斯没有看出挫败共产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但他们认为在这些冲突中存在着一些长期的因素却又是正确的.
找出这些正当的理由是一项庞大和枯燥的工程,他们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
巴切维奇自己作为比尔德和威廉斯的传人,从一个方向进行了研究.
他在论调和判断上的务实继承自比尔德.
但他的方法重点在许多方面更接近威廉斯.
《美帝国》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于内部社会利益与外部力量投放之间的联系.
它也没有像加布里埃尔·科尔克那样研究大战略的机制.
他的名字没有在巴切维奇的引用中出现过,但他的研究——从《保守主义的胜利》到《战争的政治》到《权力的限制》——代表了帝国主义美国的关键历史和理论另一种最大的主要门类.
这可能有文化上的原因:科尔克是加拿大人,对流行的美国的价值观从来没有像比尔德和威廉斯那么感兴趣.
在所有情况中,可以争议说巴切维奇从他的前人的研究中所选择的遗产限制了他做出自己的分析性叙述.
特别是,这里没有包括所谓的战后美国帝国战略的艾奇逊原则.
因为,正如卡明和其他人所揭示的,在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和大量军费的刺激下,美国转向大规模的力量投放,并在NSC-68号文件中得到明确,这一转变发生在美国经济1949年出现严重衰退以及工会斗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
然后,正如艾奇逊所说的,"朝鲜救了美国".
冷战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国内利益:战争凯恩斯主义阻碍了福利凯恩斯主义并取代了它,一股用于反对激进异议的强大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种向广大的美国工业界提供研发和其他支持的方式,与帝国扩张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强大的、跨阶级的美国社会选民.
有人会认为美国在冷战后的金融、商业和军事行为的稳步扩张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从老布什的海湾战争开始,克林顿持续扩张,而现在小布什变本加厉,美国武力和压力的结合强化了华盛顿对更广泛的土地和海外人口的控制,而这时随着邪恶帝国的灭亡,国内巨大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压力本可能引发国内改革和再分配的压力.
巴切维奇并没有追随比尔德的分析线索,而是专注于研究新的、后冷战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手段.
巴切维奇追随威廉斯,坚持认为这个帝国并非无序形成的:它是一种特别的世界观的产物,由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合理战略所建立.
两者的关键在于"自由国际主义"这一美称——在美国势力支持下强迫世界向美国企业开放的暗语.
但如果形势是威廉斯所想的那样,前景就更黯淡.
他对"全球化"这一当下最响亮的颂歌的论述是典型的.
可以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学者将后者视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曙光,让大部分社会科学都变得过时了,巴切维奇认为它更偏狭也更长久.
美国的经济扩张过去被表达为"相互依赖",现在却被重新命名了:"全球化"不过是那个旧名称的激进化的同义词.
这是一些面向内部和外部的概念:对内要说服美国人民对外经济扩张比国内社会改革更重要,对外要把为美国商业开辟国外地盘和市场的行为合法化.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彼此都离得很近.
现代发明使得距离遥远的人们联系更紧密,互相更了解……距离被抹去了……世界上的产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交换……孤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安东尼·吉登斯不,这是麦金莱1901年9月份说的.
或者,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个世纪以后所表达的:"全球化就是美国.
"《美帝国》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清楚地指出美国霸权的理论一直以来是如何严丝合缝地继承下来.
那些轻信随着共和党最近入主白宫,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人看了这些论述免不了大吃一惊.
在阐述帝国主义扩张的关键的组织概念和表达它们的凌乱的法典时,巴切维奇有力地指出它们被美国历任共和党与民主党领导人和总统所共同采用.
巴切维奇毫不留情地引了两党在各种关键事务上的言论,指出两党政治的实质是两党之间的区别其实很小.
反对"孤立主义"的危险的咒语,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市场开放的重要性,不可或缺的美国对世界安全的"领导"——凡此种种,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不厌其烦,重复再三,没有任何区别.
在这种思想中,在客观或主观形式的合法性之间会有一种典型的前后反复.
全球化是一种应该接受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麦德琳·奥尔布赖特解释说,美国是"历史的书写者",没有它的保护力量它将会处于危险当中.
巴切维奇正确地强调,实际上美国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使命的最完整和最虚伪的版本正是出自于克林顿政府,它追随其前任的蹩脚努力,将内部和外部、经济和军事-政治的理由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他一眼看出,虽然布什现政权抛开了克林顿年代的一些华丽修辞,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并没有改变.
《美帝国》不只提供了任何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感兴趣的人必读的异常丰富的重要演讲记录.
在一章又一章中,巴切维奇记录了1990年代扩张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是通过必须的文化诱惑开辟海外经济和改变金融机构,使之有利于美国;另一方面是投放军事力量以保障或恢复海外秩序,伴随着约束其他主要国家的外交战略.
在展现这个整体架构的同时,巴切维奇更多地关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
他对我们理解帝国行为的最原创和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他对其军事组织和目标的分析.
在一处精彩的论述中,巴切维奇说五角大楼今天的主要任务更接近英国十九世纪的炮舰外交,而不是如法德那样的大陆传统的陆上战争.
对于在外围地带进行的干涉行为,国防部发展出了一套二十一世纪的"炮舰和廓尔喀"战略,也就是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和地面上的代理人或雇佣兵相结合:导弹、无人飞机、B-1轰炸机在空中飞,科索沃解放军、北方联盟和库尔德人在地面上作战.
这种两面性战略是为了减少美国的伤亡,因为那样会招来国内的反对,但它并不排除在需要的时候出动美国地面部队:一个怕死的帝国主义武装力量无法胜任后现代帝国哪怕是小型的任务.
值得记住的是美国军队和伊拉克抵抗力量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要大于十九世纪英国军队和祖鲁人之间的差距.
在这种不平等的战争中承受一些损失甚至是一种目的,因为它有利于美国政府让人民重新接受一定程度的战争伤亡.
在这些风险达到一个很低的上限时,空中力量就会出动荡平一切.
今天,这种帝国的限度在于它不愿意承担起在任何时间内直接管理被征服的殖民地的责任.
他需要代理人的帮助,在联合国或同盟的伪装下,履行日常的职责,而它自己的作用是战略控制和指导.
这种委派越是需要,炮舰政策的行动就越频繁.
在1999年,巴切维奇指出美国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起了接近50个军事干预行动……而在冷战期间只有16个".
当然,炮舰外交不是美国军队的唯一作用.
他们必须保持"全面的统治地位",也就是,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的决定性的优势,以防它们试图对抗美国.
这种范围的武力戒备织成了一张跨大陆的网络,巴切维奇称之为"地方总督"权力,由四个大区司令部组成,"每一个司令部统治着一大片土地、天空和海洋":太平洋总司令(东亚)总部设于夏威夷,南美总司令(拉丁美洲)总部设于迈阿密,欧洲总司令(欧洲、非洲、以色列)总部设于布鲁塞尔,中央总司令(中东、中亚)总部设在坦帕.
巴切维奇表明,这些地区的总司令行使着比任何美国文职官员大得多的政治和外交权力,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权力,并且希望被当成全球帝国的地方总督那样对待.
"欧洲、中欧和太平洋司令部的职员人数都超过了白宫.
四大司令部中最小的南美司令部,职员总数大约1100人",在1990年代"他们的预算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从1.
9亿美元上升至3.
81亿美元".
美国的这种全球军事化无法免于自相矛盾,而它对塑造美国对它的政策的长期效果有待考察.
巴切维奇披露了负责巴尔干战争的饶舌而不称职的欧洲总司令威斯利·克拉克被其华盛顿上级解职的方式,退休后他受到了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恭维,并曾出任CNN的评论员.
巴切维奇的书是一本头脑冷静、条理分明的著作.
它不像时下许多关于美国的著作那样,试图提供一些关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大众文化、电子技术奇迹或者变化中的国内政治体制等不成熟的理论.
它小心地限定自己的重点:展现美国帝国权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延续,以及它在冷战后新的军事部署.
在这些方面,它获得了值得钦佩的成功.
它冷静而简洁地打破了当前围绕着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种种神话,并有望很快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激进的现实主义在越南的长期失败催生了大量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和根源的著作.
今天,布什政府在伊斯兰世界陷入的僵局引发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第二轮学术探讨.
克里斯托弗·莱恩的新作《和平的幻想》是这种对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源进行理性探究的一个杰出的范例.
初看起来,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骚动和当前的骚动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于越战时期最犀利的分析来自于左翼,并且常常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像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的《战争的政治》.
虽然科尔克的著作日渐被边缘化而威廉斯被诋毁为准共产主义者,后者尤其对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甚至一度相当沉闷的《外交历史》杂志的编辑也写道,威廉斯学派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提供的范例"构成了上世纪对我们这个领域也许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并构成了对美国外交历史形成大师级的叙述这一独一无二的贡献".
与此相反,今天的许多最有意思的研究来自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在欧洲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权力政治联系最为紧密(除了E.
H.
卡尔的研究).
美国现实主义的战后创始人,诸如乔治·凯南和汉斯·摩根索,与被概括成"强权政治""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等术语的早期欧洲右翼现实主义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摩根索公开承认他受益于卡尔·斯密特,而凯南则沉浸于他所崇尚的德国保守主义传统.
但美国学术界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历程是独特的.
虽然国际关系学的学生被引导参加"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大辩论",但是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中,现实主义者往往更为关键,而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被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者所压倒.
的确,当今的现实主义论调主要是越南战争期间形成的.
第一代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不管他们有多保守,总体上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因为它转移了追求美国关键的安全利益的焦点.
下一代现实主义者从这里出发,认为美国大战略的任务是确保领土安全和美国及其人民的生存.
在这方面,只消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美国在过去一百年来没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真正的安全问题:没有来自西半球的权力挑战,也没有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直接领土威胁.
美国对苏联集团崩溃的反应让这些现实主义者的批评更尖锐了.
许多人把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扩张看成是一种遏制苏联挑战的典型的反霸权主义战略,但传统的现实主义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崩溃以后美国并没有收缩它的势力.
许多现实主义者也不赞同老布什设立,并由克林顿和小布什向前推进的一系列国防政策指导方针.
因此,这些现实主义批评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分析变得激进化了.
但是不像越战时期的知识界叛逆者,今天正统观念的反对者主要是知名大学国际关系院系的一些头面人物:哈佛的史蒂芬·沃尔特、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巴里·波森.
一位四星将军的著作,阿德鲁·巴切维奇的《美帝国》是这一转变的典范.
巴切维奇拒绝了旧现实主义的共识,即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是对苏联势力的被动反应和一种力量平衡政策的实践.
相反,他重启了与威廉斯这些学者的研究相关的视角,将1940年代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扩张解读为一种争取全球性霸权和帝国的行为.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是当前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行血腥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他们认为是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力量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偏离了更为合理的方向.
克里斯托弗·莱恩的《和平的幻想》对这一趋势做出了重要贡献.
莱恩本人是布什公共政策学院中的一名年轻学者.
他是一个不同凡俗的自由主义者,有时在主张自由市场的卡托研究所的影响下支持共和党,他写了一系列强烈主张退回离岸平衡政策,并批评自由普世主义的文章,常常发表在本杰明·斯瓦茨的《大西洋月刊》上.
我们看到,莱恩的著作的结论远超一般的美国现实主义范围,然而它深深地根植于这一传统的语言和概念当中.
莱恩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传统,并希望他的读者也这样.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的研究包括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学界的种种论争,有些累赘;但是那些有耐性读完他的200页正文和80页精彩尾注的人,将会在这个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思潮上获得可贵的知识.
这本书充满了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抗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反霸权主义大战略和超地区霸权主义理论,阐述现实世界事务的重要争论.
莱恩努力著述,不仅致力于在后1990年代普世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猛烈攻击下维护现实主义,还致力于解决它自1970年代以来的主要表述——肯尼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智上的矛盾.
华尔兹写作的时候正是系统理论最时兴的时候,他在解释国际政治的动力时随意地将国家间关系体系置于优先地位.
他声称这个体系是一个无政府体系,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比它更强大的国家的致命威胁,因而为了生存它们就必须把外部安全放在首位.
这就要求他们在所有的军事力量中,分析变化中的权力资源的分布,确保他们能够制约系统中任何足以威胁他们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能用集权体制,也就是全球性帝国,来取代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其他国家的制约将会挫败这样的企图.
华尔兹认为冷战就是这样一种权力的平衡.
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得以宣称美国战后时期的大战略是出于防御的动机:阻止苏联将它的霸权扩张到整个欧亚大陆,并且形成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力量.
美国的这个"反霸权主义"大战略可以被认为符合更宽泛的"离岸平衡"概念:作为一个海上强权,就像十九世纪的英国,美国可以被动地保证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在这个范围内投入力量阻止任何力量(也就是苏联)建立大陆性霸权.
华尔兹的冷战理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权力的分布格局,它在历史和分析的角度上都是蹩脚的.
但它对现实主义者却很有用,让他们在决策层当中很有影响力.
然而,当苏联在1991年崩溃以后,这一理论陷入了危机,因为它预言,作为一个意在维护防岸平衡的国家,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华盛顿就会从欧洲、东亚和中东撤回.
当然,美国并没有这么做.
米尔斯海默作为后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头面人物,一开始试图宣称美国没有撤回是出于惯性.
但莱恩指出这一解释的分量不够.
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主导北约扩张,以及后者重结美日安保同盟,或者小布什政府决定插手海湾和中亚,这些行为的动机很难用惯性来解释.
《和平的幻想》引人注目,雄心勃勃,试图克服美国现实主义在1991年后的危机.
莱恩的出发点是提出华尔兹关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受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安全威胁的推动的法则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美国自己.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至少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它没有面临外部对它的生存威胁.
它的南北两端都是些弱小的国家,东西两边的大洋保护了它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产业经济——米尔斯海默称之为"海水的阻隔力量",因此美国在现代国家当中独一无二,基本上可以根据自主的选择决定它的大战略.
所谓的选择,莱恩意指国内政治,而非华尔兹的防卫需要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扩张;这一观点到目前为止由所谓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主张.
这一相当明显的真相具有重大的含义,其结论是美国对于欧亚大陆的大战略与它对这个地区产生的威胁进行防御性制衡无关.
莱恩用扎实的档案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他指出威尔逊1917年决定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既不是对安全的担忧,也不是"离岸平衡".
同样,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罗斯福政府并不是非常担心德国在1940-1941年在拉丁美洲建立桥头堡:德国缺乏制造这种威胁的军事实力,原因除了海洋的阻隔力量还有美国的海军实力.
如果美国对欧洲采取离岸平衡的大战略,它应该对纳粹占领法国采取行动;但是,正如莱恩所指出的,罗斯福政府坐视法国的沦陷而不顾.
的确,这一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在1940年5月到6月,英国社会产生强大的压力,要求哈利法克斯与德国媾和,华盛顿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罗斯福关心的是确保英国的舰队在投降时驶往加拿大.
租借法案是英国与德国1940年和谈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如果美国没有在1940年代的重要转折点选择离岸平衡战略,那么它采取了什么路线呢莱恩的回答是明确的: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它创立了条件,美国的战略就是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工业国家当中建立霸权.
冷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美国选择利用欧洲的混乱建立全球霸权势力的一个后果.
莱恩承认米尔斯海默关于海洋以及地理的重要性的观点,但补充说它还取决于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力量投放能力.
德国和日本都无法在1940年代向美洲大陆投放力量,而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却可以很好地做到这点,并且在后来成功地使德国和日本屈服于它的霸权之下.
莱恩引用档案资料,表明这并不是冲突产生的偶然结果,而是美国战争的核心目标产生的结果,同时它还篡夺了英国世界经济组织者的角色.
这些争论并不太新奇.
莱恩引用科尔克的分析来论证美国的优先政策是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同时为美国资本打开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市场.
它利用威廉斯的研究来说明美国战后将打开欧洲市场和支配欧洲政治结合起来的行为.
他关注一个关于美国决策者所声称的大战略概念的非常特别的问题:它们是反霸权的离岸平衡战略,还是在欧亚大陆追求霸权的行为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这段历史,答案是美国早在冷战开始之前就追求后一个目标.
因此罗斯福在1944年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电报中宣称:"这场全球大战中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的,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
"在1945年出使莫斯科时,哈里·霍普金斯向斯大林坚持美国对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事态的关注是正当的,因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而不仅限于南北美洲和大西洋".
美国参谋部长乔治·马歇尔重申:"满足于将区域性防御作为我们的安全基础已经不合时宜了.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和平.
"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确保西欧国家在战后时期没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上采取独立的行动.
《和平的幻想》通过一些细节表明美国如何针对英国和德国追求这一目标.
关于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莱恩引用一份战略情报局的报告,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有三个关键的利益:"石油、空军基地和未来的市场".
因此美国在这一地区将会有"安全问题","这尤其意味着来自我们当前盟友的安全问题,它们几乎都在染指穆斯林世界这块大饼,并且想将美国排除在外".
内部报告表明华盛顿与苏联的争斗归根结底是要莫斯科接受美国全球性的领导地位.
后续的章节说明美国的大战略如何将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纳入霸权同盟,华盛顿在其中对它们的地缘政治行为发号施令,从而压制它们之间的强权政治.
虽然莱恩的论述局限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但他正确地主张这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关系,并且也是它在东亚的进行类似努力的典范.
他对这些事项的论述基于对美国直到1990年代的历史关键时刻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研究.
莱恩的霸权概念并不是关于定量的力量资源的,而是关于政治权力的:一个国家宣称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政策行使权力.
用美国政治世界的术语,更好的说法是"领导权".
当然,作为回报美国承担起保护它的附属同盟的实际军事责任.
另一种方法是让安全同盟成为完整武装的主权国家,但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目标是接管欧亚大陆两大工业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安全防卫.
莱恩的论述解决了造成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危机的认知谜题:为什么美国没有撤回.
他说明华盛顿只是持续了它意在保持霸权的战后战略.
克林顿政府在1990年代操纵巴尔干局势就是为了确保它在欧洲地区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破坏欧盟获得这一地区安全事务自主权的努力,同时在美国控制的前提下满足了德国在那里的利益.
然而,《和平的幻想》并不只是一本历史著作.
它还包含了对当代美国战略的强烈政治主张.
莱恩声称,美国的霸权行为将这个国度变成了一个具有庞大军事工业的军国;投向军事的庞大资源本可更好地用于造福美国人民.
它的扩张破坏了美国的社会制度,造成了总统的专制,削弱了国会的权力.
尤其是,它导致美国为了主导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介入对它本身无关紧要的战争.
这是一个有力的观点,显然适用于朝鲜、越南(即使获得东南亚的原材料在1950年代似乎对日本很重要)和中国台湾地区.
莱恩牵强地解释说,同盟国家有理由怀疑当它们的安全利益对美国自己并不重要时,美国不会为此而战,这迫使美国不断展示它的决心以避免产生信心危机.
正因为美国不愿与朝鲜开战(它的导弹,也许还有核弹头能够威胁日本),因此它选择在其他地区拣软柿子捏(阿富汗、伊拉克),来证明它有意愿和能力制服朝鲜这样的国家.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示威性的战争代价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此莱恩提出了另一种美国外交政策——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能赞同的要更广泛得多.
美国应该撤出北约,让欧盟国家发展自己的安全体系;在东亚它应该放弃对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义务.
美国将保留在这两个地区的基本协议,以确保它能影响在该地区产生的转换中的多极势力.
但它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准备面对这些地区发生大国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承诺制止或加入这种战争.
它应该在海湾保留海军力量,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但是应该撤出中东;在美国撤离这一地区,只是偶尔插手的情况下,这里的主要地方势力——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也应该互相竞争.
为什么这种谦逊的提议不应该在国内受到热烈的欢迎呢莱恩解释说,对这种离岸平衡战略的顽固拒绝将产生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一般害怕出现的情况:对美国内部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改变.
莱恩再次利用威廉斯的研究,将美国霸权扩张背后的动机定位为美国精英们对"门户开放"的追求——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在经济上,让美国的货物和资本能够渗透;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将它们稳固在民主-资本主义阵线上.
莱恩把这总结为输出"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书中用它来解释美国的战略.
但这把原因和结果混淆起来了: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门户开放是美国战略的目标,而不是原因;它们与莱恩严格定义的军事-政治霸权目标并驾齐驱.
两者有何联系莱恩只是在《和平的幻想》的最后一页阐述了两者更深的根源.
他的答案是,美国的精英"就是国家".
他引用托马斯·弗格森1984年关于1930年代围绕罗斯福形成的商业联盟的杰出论文《从常态到新政》——甚至对一个离经叛道的共和党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资源——莱恩分析美国的社会实质是:"在核心中……是寻求海外市场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公司和寻求对外拓展的投资银行",在这个核心周围聚集着"国家级媒体、重要的基金会、华尔街的大律师事务所以及诸如外交关系委员会这类机构".
他认为这个资本主义联盟,是过去六十年来门户开放/全球霸权政策的动力,今天依然如此.
它构成了对莱恩的大战略改变的强大反对.
他写道:除非在心智上发生重大的改变,否则只要现有的外交精英继续掌权,美国将会继续钟情于霸权主义大战略.
它可能会通过重大的国内政治重组——也许由国外的挫败或国内的经济危机引发——来改变美国的大战略.
可惜的是这种社会结构的探讨只是作为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在《和平的幻想》的结尾出现,并没有提供完整的历史分析.
当然并不只有美国现实主义者才感受到资本主义下政治和市场的模糊关系.
自由主义者和韦伯主义者同样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身的逻辑,政治考虑只是一个外部的制约因素.
在这里科尔克对国家政治行为对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法律和行政安排所起的作用的把握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他的《铁路与管理,1877-1916》对从铁路管理到所谓的进步时代以来由政治商人、政治商业律师和政治投资银行形成的混合集团统治社会的独一无二的美国模式提供了一个阐释性的分析.
科尔克表明,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经济或资本逻辑决定了对国内或国外的市场的法律性或制度性的塑造.
它们是被特定的资本的特殊利益所塑造的,这需要政治权力的运作.
因此美国海外商业的力量并不是由经济,而是由特殊的社会权力逻辑所推动的,它的目标在于重构其他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和组织制度.
美国政治霸权的力量对此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莱恩的重要著作对我们理解美国自1940年代以来外交政策的关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对于最近研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学者之间的论争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引导.
《和平的幻想》是对过去六十年来大战略正统的剧烈转变的最清晰老到的分析.
它还指出了在美国政策的新论争中意识形态标签漫天飞舞的情况,它本身就是美国知识分子对于它们的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普遍失去方向的一种症状.
从这个角度来说,莱恩的书也可以被解读为一本关于美国现实主义思想危机的著作,它的非正统结论可以对其进行深化.
它打破了这一传统长期以来对讨论美国战略的政治-经济目的的抗拒(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是一个可贵的例外),它被现实主义者或多或少视为一种禁忌.
莱恩正确地洞悉开放经济的动机和在安全领域争夺领导权的动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如果他对美国商业阶级的实际社会结构的关注是受欢迎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它是有些过时的.
自1930年代新政联盟形成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内工业基础的衰落,制造业的外迁,美国产业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的扩张,金融部门异乎寻常的成长和全球扩张,商业和金融服务输出的新集中:这些变化伴随着美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强大的食利者利益的复苏的显著波动.
对莱恩关于这一结构的另一种大战略(从欧洲、东亚和中东撤出)的含义进行探讨将会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
美国商业阶级的大集团现在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海外财富资源不但取决于美国重塑其他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的能力,还取决于美国确保它们继续开放的能力.
美国这样做的能力直接取决于它所扮演的这些国家的保安队长的角色.
有人可能会认为《和平的幻想》是讲述国际劳动力自由分工的,但并非如此.
它讲述了一种垂直的等级结构,就如美国的政治商业阶级在198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似乎在战略高科技部门获得支配地位的时刻的行为所展现出来的那样.
如果没有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政治安全环境的控制,美国能否实现它过去二十年来在政治经济上的转变是个问题;这也是美国精英对于转向离岸平衡大战略保持戒心的另一个原因.
英国的历史先例能否向美国的资本主义领袖展现这种转变带来的可能优势通过将力量投放局限于海上,并且把自己变成一个金融中心和食利的外国投资者,英国在它的制造业优势被德国和美国超越很久之后,还能在资本主义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的确,在工业上和军事上的克制实际上加强了英国继续作为一个可信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领袖的能力.
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可以追随类似的路径,像英国那样,在外围和半外围地带建立一个严格限定的纯美国控制的国家阵线作为一个宝贵的支持体系,它不会威胁其他主要资本主义中心在安全领域的发展.
莱恩并没有考虑他建议转向离岸平衡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但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掏空美国的工业基础,并且深化富裕的食利者和其他人之间的贫富分化.
维多利亚时代向北美和其他领土大量迁移人口的安全阀在今天这个业已成型的社会不再可行.
莱恩希望他的战略能够让美国的资本投资于祖国本身的产业.
如果别的地区关上大门,这的确适用于工业资本和服务部门,但这却未必适用于货币资本主义食利阶级.
《和平的幻想》的另一个有趣主题是美国精英对于国内资本主义政权的脆弱性的焦虑,伴随着一种信仰,认为它的模式应该在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传播,以便阻止它在国内被推翻.
虽然莱恩引用了很多证据证明这种恐惧,但它乍一看显得很怪诞.
如果"国内政权"意味着资本主义或宪法,它们面临的威胁当然很小.
但如果我们把国内政权看得狭窄一些,这种焦虑有着坚固的基础.
美国的制度或多或少是独特的,它在历史上有一种理想,认为国家对于公民的福利应该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一种强烈的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人应该在市场中竞争,为他们的命运承担个人责任.
这种意识形态在1930年代面临着挑战,它的遗产至今还没有完全抹去,对社会保障的持续追求说明了这点.
在冷战期间,霸权战略的反共产主义动机支持了国内对再分配实验的反对,而准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是对福利国家的有效解毒剂.
大战略式地回撤到离岸平衡会激发新的改革要求,让国家投资于社会福利吗在冷战之后,"和平红利"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希望,虽然并不一定现实.
今天,人们应该感谢莱恩帮助美国思考美国在大战略领域的选择.
至于他的第二目标——回顾知识分子通过改革重要的分析性信条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书事实上更可能加深了美国现实主义范式的危机,而不是克服它.
但是在把华尔兹的关键定理变成一种可试验的假说,并发现它们不适用于美国的同时,莱恩面对的现实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矛盾.
在敦促我们把美国看成一个关心经济和意识形态扩张和强权政治的资产阶级控制下的结构的同时,莱恩又给现实主义添加了许多问题.
我们只剩下两个有根据的担忧,一个是分析性的,一个是伦理-政治的.
美国现实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分析性担忧是国际关系中武力和强权政治的作用.
现实主义的重大优点就是突出这些方面的持续重要性,特别是当它们被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官方言论所隐藏和遮盖的时候.
现实主义学派提供了宝贵的阐述性概念用于研究这些现象.
但它没能将这些洞察落实为关于强权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更深刻的理论.
在与美国大战略的斗争中,这种不确定性表现无遗.
莱恩有勇气面对这种不足,并且试图从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寻找答案:越南惨败期间出现的非正统挑战者,那些对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做出不同寻常研究的人.
我们可以期待,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第二次辩论出现之际,这一历史学派和新激进现实主义批评家之间建立的联系将会加深.
美国现实主义的其他遗产乍一看是出乎意料和反直觉的.
这是一种敦促限制美国海外军事政治行为的政治倾向.
的确,这是自1945年以来诸多论著之后重新出现的主题.
凯南是这种倾向的最著名例子,但它在越战期间许多美国现实主义者当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布什现政府的征服冲动面前,它变得更尖锐了.
莱恩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引用了伯克的一句格言:"我必须公平地说,我担心我们自己的权力和野心;我担心我们过于招致别人对我们的担心.
"斯蒂芬·华尔兹的《驯服美国的权力》的开头也引用了这句话.
第四篇前景美国之后在世纪的曙光来临之际,美国成了全球政治的主人.
华盛顿的军事预算目前占据了全球军事开支的三分之一,比它后面九个国家加起来还多.
五角大楼的武器系统自成体系.
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任何敌对国家联盟都享有不可挑战的优势.
批评者指出美国的战略优势绝大部分建立在海空力量上面:美国已经失去了在地面上控制人的能力,因为它大量增加的杀伤力伴随着承受士兵伤亡的意志的突然减弱.
在某种程度,这是真的.
对人的控制一般都委派给其他国家.
美国军事力量通过提出它们无法拒绝的条件来达到控制:他们要么合作,要么"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一种现代式的围困——封锁,伴随着摧毁经济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地面部队的毁灭性的轰炸.
一旦做完这些,美国一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内有一些团体准备投靠它推翻现政权.
塞尔维亚就是一个例子,阿富汗也是.
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欧国家,甚至包括英国,都可能不满美国的"单边主义".
但是当美国敲响国际军事行动的战鼓,那些小国家一般都选择跟着摇旗呐喊,而不是冒险结成联盟与之对抗.
从1989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利用这种强制力量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政治统治.
麦德琳·奥尔布赖特以独特的方式抓住这一目标.
她宣布,美国是今天"不可回避的力量".
布什用这种逻辑推出结论,撕毁了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武器控制框架,将美国打造成后核武器强权,它能够用导弹防御系统压倒那些仅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同时在阿富汗,五角大楼成功地展现了它摧毁一个国家的能力.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
但新世纪的重要现实是否与美国势力的表面现象相符呢吉奥瓦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和比弗利·西尔沃(BeverlySilver)在他们的新书《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乱与治》中列举了大量而有力的相反例证.
他们认为,尽管处于史无前例的军事支配地位,美国正经历着它无能为力的长期"霸权衰落".
它能够暂时保持"剥削性的支配地位"(借自戴维·卡莱欧的用语),但这将给它带来加速的无序与混乱,可能导致产生一个灾难性的世界秩序.
与此同时,阿里吉和他的合著者认为东亚是一个有(非军事)能力建立这种秩序的新中心.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远不能说明这一地区的脆弱,他们认为正如华尔街在1929年的崩溃,通过它的国际后果,揭示了美国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1997-1998年的全球性冲击表明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东移.
正如他们的书名所显示的,阿里吉等人通过理论方面的追根溯源,大致从世界体系理论当中发掘他们的主题.
这一论调强调了一系列核心国家中的霸权的兴衰循环.
在一篇介绍性的章节中,他们采用沃勒斯坦式的视角,试图修饰一种系统决定论的趋势——尤其是认为霸权不是统治一个不变的体系:当它们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它们经常改变这种体系本身的结构.
因此,他们认为每个霸权都会陷入某种路径依赖,这样它们就无法应对新的系统性的问题,最终被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霸权所替代.
《乱与治》以扩大的视野观察这种剧变,超越纯粹的经济竞争,观察了跨国竞争、跨企业改造、社会冲突以及新的权力结构的出现,从而进一步修正了沃勒斯坦关于霸权危机的理论.
有了这些理论工具,他们就试图对四个不同标准的霸权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地缘政治和金融的,商业企业的改造,跨国社会冲突,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
他们从这四个标准的探讨中推导出关于美国战后霸权的未来命运的结论.
阿里吉和西尔沃坚持认为,一个霸权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系统性的挑战和其他国家在整个体系中面对的问题.
如果它不能应对,当对手在其他地方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它控制事态的能力就会受到破坏.
在这期间,系统本身将产生各种程度的混乱.
这就是本书对当今现状的诊断.
阿里吉和西尔沃认为,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社会集团和集体发展稳步制度化的国际秩序.
这种混乱体现出美国的结构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跨国力量的稳定平衡.
他们引用沃勒斯坦的研究,认为美国的霸权没能提供一个整合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基础,并为核心之外的稳定资本主义提供足够宽广的社会基础.
因此美国没有能力维持最低限度的国际社会稳定.
因此,《治与乱》对未来的世界政治展开了全面的分析.
它的许多理论观点源自阿里吉的经济之作《漫长的二十世纪》.
但这本新书不那么专注于探讨过去,而是对霸权秩序建立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冲突提出了更多的假设,而《漫长的二十世纪》实际上从中世纪中期开始讲起.
它尤其提出了关于当代现状的一系列面向未来的广泛问题,并就世界的未来得出一系列大胆的结论.
从任何标准来说,《乱与治》都是一本高屋建瓴的著作.
它的中心论点否认这样一点观点,伴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的建立,美国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为资本的积累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基础.
"新经济"只是被提了一下.
阿里吉和他的同事同样摈弃任何关于我们面临"即将到来的全球市场主导"的观念.
他们坚持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金融扩张,《漫长的二十世纪》对此做了深度的分析——也就是,生产和贸易的长期增长放缓,在发达国家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剩余货币资本和财政紧缩.
阿里吉认为,这种金融扩张一开始加强了衰落中的霸权,因为它努力占据最大份额的剩余资本.
但长期来看,新兴地区出现了比过去的霸权国家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在日益增长的国际无序状态中,当垂死的霸权体系因为无法应对新的趋势而破裂,很小的事件就能促成整个世界体系的轴心向新的霸权转移.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过去二十年所目睹的那种金融扩张是霸权危机的典型症状.
阿里吉和西尔沃预言这种金融扩张"将有一个或重或轻的灾难性的结束,取决于衰落中的霸权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性扩张阶段在国家和国际上流动并且减慢,而这个减速的阶段以金融扩张为标志,这种观点无疑是有根据的.
毫无疑问1970年代初以来的时期显然是以这种金融化为标志的.
比较不确定的是那种认为金融扩张必然伴随着霸权危机的假设.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荷兰看成十八世纪的一个衰落中的霸权,这种说法就有道理,但如果我们不这样看(我想我们不能),那么这一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历史模式也就不存在.
如果我们要考虑现代霸权的矛盾,最好关注支配性资本主义产生资金剩余的固有趋势,资本家会将它投资于新的,增长稳定的地区.
以英国为例,这些地区是美国和"白人领地".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争相在东亚和东南亚新的增长地区——中国和东盟——进行投资.
显然,存在于核心国家的强盛的金融扩张时期强化了对新的增长地区的拉动,从而造成资本积累的重心从过去的支配性资本主义地区移走.
正是在这一当代趋势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注意到阿里吉和西尔沃所忽视的过去二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开放司法制度,确保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经济资产,并确保在这些地区所创造的价值成为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财富阶级的财产.
这是美国财政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对韩国的战略目标,无疑也是美国政策在接下来十至二十年对中国的首要目标.
当然,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东欧和拉丁美洲观察到.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行为并不是支配国家单方面努力,它对被支配国家的财富阶层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美国和它的同盟所推动的资本自由流动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国际金融中心获取利润,而不是冒险将他们的身家系于地方性的发展战略.
今天的阿根廷就是这种社会工程的一个范例.
对于阿里吉和西尔沃来说,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和无序就是他们所诊断的霸权危机的最好证据;但它们也可以被解读为另一个原因——霸权的持续剥削所产生的症状.
阿里吉和西尔沃正确地强调了他们追随波拉尼所命名的"高级金融"的力量.
正如他们所说,对于想要成为霸权的国家,两个必要的条件是它们必须"比它们的前任更有力量,不只在军事上,在金融上也是如此",也就是,"加强对全球通用的武力方式和普遍接受的金融结算方式的控制".
然而如今他们认为,我们目睹了这些核心能力的分裂,而不是聚合:对全球通用的武力方式的控制比过去更为集中在衰落的霸权手中.
但是对普遍接受的支付方式的控制日益集中在政治军事力量不强大的跨国商业机构或者(主要是东亚的)政府机构手中,远离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传统(欧美)权力中心.
阿里吉和西尔沃对这一发展做了历史性的陈述,他们尤其关注金融力量运作的一个方面,信用创造的作用.
他们认为,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荷兰在军事力量减弱之后,继续通过向大国,特别是英国提供信贷,来支配主要的国际力量.
他们还说明了华盛顿在二战后将西欧国家纳入美国秩序的长期努力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称为"钱柜"的东亚,比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未来将占据重要的地位.
衰落的期限是多长,美国在多久之后会发现自己处于法国和英国在1945年之后的地位如今美国本身的信贷能力的确有限,而大西洋外围许多国家拥有大量的储备.
信用创造的确能够提供重要的政治杠杆,因为有那么多的国家渴望获得新的资金来源.
一个新的例子是德国在1989-1990年间贷款给苏联,当时美国自己处于紧缩的状况,没有能力靠自己采用信贷政策.
但低估美国在金融领域持续存在的力量将会是个错误.
因为通过继续控制它在经济鼎盛时期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美国仍然能够依赖它的国家金融支配时期的制度性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治与乱》一书中很少被提及.
美国通过保持它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公共信贷中心的领导地位,能够控制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储备,并且将其用作自己的信贷创造力量.
我们不应该认为军事和金融资产是孤立存在,互不相干的.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当日本威胁要打破现状,建立自己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这一地区的受困国家时,华盛顿不费吹灰之力就挫败了东京,维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美国财政部)的地位.
想到自己要依赖美国的安保条约,东京灰溜溜地打了退堂鼓.
最后,金融力量也不能和工业上的互相依存相分离.
理论上,日本政府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它可以通过抛售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来威胁美元.
但这样做不仅会使日元大幅升值,损害它的制造业,还会损害它的主要海外市场美国的购买力——这样做两败俱伤,日本自然不会采取.
"高级金融"的变迁当然不只是影响国家间的关系.
国内信贷体系也容易受到变化和危机的损害,对此阿里吉和西尔沃不太关注.
美国金融体系的垮台,如果是通过银行崩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和弱化财政资源的严重经济衰退一起发生,将会严重影响美国对外操纵的能力.
老布什遇到的麻烦是这一情形的一种预兆,它不能被完全排除.
在1990年代,华盛顿还有能力发动海湾战争并且要求日本和德国支付大部分费用,而美国自己坐享战争的利益.
这种发号施令的能力如今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美国的军事行动在未来可能要依靠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
但这种可能性不应该被夸大.
相比于它压倒性的战略优势,美国战争机器的成本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美国如今的军费预算不到GDP的4%——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低的.
还有应该注意到,美国一直在它的海外军事行动收获大于支出,这说明美国发号施令的能力仍然强大.
因此如果美国国内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允许大幅加税,这个体系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在"高级金融"的领域,美国真正的弱点在其他地方——巨大的贸易逆差和极低的国内储蓄率.
只有美元继续作为世界性的结算和支付单位,允许美国通过发行钞票来弥补贸易赤字和其他债务,这种情况才能维持下去.
如果它必须用其他货币来支付债务,它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
如果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政治力量来维持美元的支配地位,它就必须在国内采取激进的社会变革来应对这些破坏性的后果.
对美元的这种挑战当然可能来自欧元或一些东亚国家的货币.
但这当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在金融领域之外动用政治力量.
阿里吉和西尔沃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研究,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体系的顶端引向商业网络的新兴形式,他们认为这些新形式会挫败与美国的霸权相关联的公司组织形式.
他们关注企业的形式,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关心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从荷兰和英国在十七世纪的军事-经济贸易公司到主要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跨国公司,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非正式网络,他们对各种模式的商业组织进行了一番历史性的巡视.
从这个轮廓中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们追随查尔斯·蒂利,不太令人信服地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最近的过去,通过"离岸"运作和避税,实际上弱化了美国的能力.
但是,正如罗南·帕兰的研究所表明的,美国本身大力鼓励离岸操作,而欧盟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试图对其进行阻止或管理,却遭到华盛顿的抵制.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美国雇员必须遵守美国的税法,而新技术不断发展,确保他们所在的公司在全球产生的利润受到美国国税局的监控.
本书更有趣的观点是日本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区性网络具备了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杠杆和牢固的壁垒,能够阻止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
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贬称的"裙带资本主义"对于这一地区的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它们取代大西洋世界的公司却是一个大问题.
阿里吉和西尔沃认为正是这些地区化的网络的非正式性让它们如此的抵制美国的资金,任何建立一个更为正式的、有规章可循的地区性体系都可能削弱它们防止渗透的能力.
但他们对于探究这些网络的内部机制的兴趣却不大,而是更热衷于将它们放在西方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虑.
他们展现了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如何严重依赖于它们利用军事优势,在没有任何文化优势的情况下,从东亚和南亚文明中攫取财富.
按葛兰西的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向亚洲的扩张一直是一种"统治"——武力强迫——而不是"引导",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
因而他们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解读为对西方向东亚扩张的颠覆,因为美国无法挫败中国或越南的共产主义,而如今又面临着这一地区日益严重的经济挑战.
《治与乱》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挑战现在可能无法阻止并且最终导致美国的统治地位被取代,尤其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但阿里吉和西尔沃向我们保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崛起不会对大西洋世界的繁荣和安全造成威胁,因为它的经济体在结构上仍然向世界开放.
因此他们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和平地接受它从世界霸权的地位的衰落,并且适应东亚的兴起,或者它是否做出破坏性的反应,用新的"剥削性统治"来寻求反击.
然而他们所预言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霸权的社会和文化实质在《治与乱》一书中仍然付诸阙如.
因为阿里吉和西尔沃认为这一地区不仅是对西方进行文明挑战的中心,还最有可能是下一轮反对资本统治的社会运动的中心——这是他最后和最有力的主张.
他们追随霍布斯鲍姆,强调二十世纪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农民阶级死亡"的时代——最后的农村人口无产阶级化在今日的中国大规模地上演.
他们就此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弱势地位最终将会被逆转.
他们向我们保证,一波新的跨国劳工激进主义,由于妇女劳动力的增加和世界劳动力的多种族构成,比过去表现得更为强烈,将会从底层呼应这种挑战.
《治与乱》呼唤人们从狭窄的、令人困惑的全球化讨论中摆脱出来,将美国表面上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考虑.
它以典型的清晰和简洁,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令人振奋的假设.
但是在赞赏它的眼光大胆的同时,也应该对它的观点保持警觉.
因为它的独到之处,这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美国的衰落和东亚对它的强有力的挑战——还有待证实.
因为对美国霸权的持续性这一问题的回答,阿里吉和西尔沃忽略了两个关键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很简单.
像其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家,阿里吉和西尔沃正确地强调了权力在大范围的地理单元凝聚和集中的普遍历史趋势.
因此他们强调了美国(和苏联)在二十世纪中期所能够动员,用于压倒零碎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资源的范围.
然而,要在二十一世纪取代美国的单边主义统治,两个主要地区要进行某些联合才能有力地挑战美国的地位:欧洲(也包括俄罗斯)和东亚(包括中国和日本).
这种发展,不管今天看来多么遥远,却不能被排除.
然而,阿里吉和西尔沃却没有加以考虑,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象东亚的单独崛起.
在这里可以察觉到一种东方浪漫主义.
关于东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地区缺乏欧盟所拥有的那种程度的统一和凝聚力,尽管它本身有不少缺点.
三十年来,中日之间的关系一直比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更紧张,并且随着贸易冲突的增加,当前更是急剧恶化.
韩国与它的前殖民宗主日本的关系则冷得不能再冷.
而且,正如陈光兴在《美国在东亚》(《新左翼评论》)一文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强制性的——如今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在北京和上海可能比在巴黎和柏林来得更深.
俾斯麦说过,"东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美国有许多方法可以让它保持这一状况.
目前为止美国仍然不太费力地保持着它所中意的与地方政权的轴心辐射模式.
东盟加三(中国、日本与韩国)的确努力想要通过中央银行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金融支持体系以防止美国财政部在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行为再次出现.
这个集团还试图建立一个地区性互惠贸易区.
但由于中国和日本竞争地区性政治经济领导权,以及美国操弄地缘政治以阻止这种集团的出现,这些努力效果不彰.
《治与乱》整体结构的第二个缺点更为深刻.
二十世纪初社会力量之间的跨国冲突如何与全球霸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契合或者它会破坏它们认为对美国的霸权挑战和对资本霸权的社会挑战将同时发生在东亚,好像这里没有这些方面的紧张关系,这种惊人的巧合意味着什么在这种双重预测的背后隐藏,可以察觉到一种希望——美国的至上权威和资本的秩序将被推翻.
但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方面,而阿里吉和西尔沃好像是在两面下注——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东亚的中产阶级战胜他们的美国同侪,以及东亚的无产阶级同时推翻东亚和美国的中产阶级.
这是否是对共产国际大约1925年的两阶段战略的一种遥远的呼应然而,《治与乱》对于它的两个愿景并没有设立明确的时间顺序.
政治希望和历史真实并没有被区分开来.
在中国,仍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级的消亡"远没有实现.
社会反抗在农村比在城市常见得多,虽然同样受到剥削,但是城市劳动力享受着一系列的特权,这使他们区别于农村人口,并让他们保持安分.
有理由相信这会改变,虽然日本劳工的顺从是一个应该警惕的例子.
但如果这种改变发生,《治与乱》的双重政治乐观主义的真正矛盾将会完全体现出来.
为什么来自劳工阶级的有力挑战不会促成东亚的有产阶级采取他们的欧洲同侪早前的模式,并且依附美国呢不管美国在其他方面主张什么,它在维护不受限制的资本产权方面出类拔萃.
中心地带的危机新华尔街体系的后果大西洋世界始于2007年8月的长期信贷危机在其异乎寻常的广度和强度上都令人惊讶.
主流话语称之为"次贷"危机,暗示了信贷危机由实体经济泡沫所引起,而不是触发.
这往好里说是天真:毕竟,西班牙同样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国内银行体系破裂.
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将会在数月内使美国的所有借贷损失一半——不只是按揭,还有汽车贷款、信用卡账款、商业票据、商业资产和公司债务,这种想法不靠谱.
从数量上来说,高达两万四千亿美元的信贷缩水几乎是美国GDP的两倍.
过去的出借人很快将不仅仅逃避次债投资,而且逃避被认为是所有债务中最安全的"超高级"类投资,它的价格在2007年底跌到一年前的十分之一.
要理解这场信贷危机,美国就必须超越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观念,即所谓的实体经济的改变对一个假定的金融上层结构产生影响.
要做出这种"认识论上的突破"并不容易.
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发现危机临近,多数经济学家即使在危机来临时也没有预料到它的规模,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模式认为金融体系"起作用",能够有效地帮助实体经济的运作,而金融趋势本身是第二位的.
因此他们认为2007年秋和2008年夏期间的那场石油价格大泡沫是由供需关系引起的,而不是由金融炒家引起的,他们一手制造了这个泡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每桶石油的价格从70美元炒到140美元,然后让泡沫在去年六月破裂;在这过程中"实体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同样的解释适用于同一时期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这主要是由从华尔街银行撤出的国际投资者、资金市场和养老基金引起的,它们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投入到商品指数基金当中,而它们背后反对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则爆炒咖啡和可可28.
突破"实体经济"操作者引发危机这种正统观念将产生政治上的代价:这意味着不能再指责按揭出借人制造了信贷危机、中国制造了商品泡沫或者阿拉伯生产商的限制措施造成了油价的突然飙升.
然而它却可以让美国理解这场危机舍此无法解释的特征,尤其是我们将看到的次级债本身异乎寻常的增长.
因此我们将对过去二十五年来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变的研究作为我们的起点.
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华尔街体系,它产生了新的作用、新的行为和新的动力.
由此产生的金融结构和机构是当前危机的幕后推手.
在这过程当中,美国最富有的集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金融部门是美国和英国经济中最赚钱的部分,创造了最重要的"出口"收益.
在2006年,不少于40%的美国公司利润来源于金融部门29.
但是这一新的结构必然会产生泡沫的破裂.
这种分析并不是要用单一原因来分析这场危机.
新华尔街体系之所以能够成长和繁荣,一个基本的条件是有支配性的美元体系、汇率风险的私有化和扫除外汇管制——所有这些都被美其名曰"金融全球化".
而且,如果不能给美国资本主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问题提供答案——不管是多么病态的——这一体系就无法生成和繁荣.
因此在金融上层结构和美国"实体"经济之间的表面区别中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辩证的内核.
接下来,我将要首先勾勒出新华尔街体系的主要因素,并简要地揭示它的危机是如何以这种庞大的规模发作的.
我将要说明,要明白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我们需要探究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五年来所发展出的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特性.
最后,我将考虑当今危机释放出的国际力量和它们对我在别处所描述的美元华尔街体制的意义.
1.
新华尔街体系华尔街银行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在1980年代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新体系的主要特征包括:(1)出借方-贸易商的兴起;(2)投机性套利和资产价格泡沫;(3)杠杆最大化和财务扩张;(4)通过伦敦的控制,影子银行伴随着"金融创新"而兴起;(5)资金市场表现突出,成为投资泡沫资产的发起者;(6)信贷衍生产品的新中心.
这些改变互相强化,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然后在2008年解体.
我们将分别探讨每一点.
交易模式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华尔街投资银行除了替客户交易外,自己很少投资证券;大的储蓄性商业银行回避这种行为.
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和其他资产投资开始成为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许多商业银行也是如此.
这一转变首先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外汇市场的变化无常有关,也与国内金融自由化创造的机会有关,尤其与争夺资本控制和争取其他国家金融体系向美国炒家开放有关.
这些变化给华尔街的交易行为提供了大规模的扩张机会,成为投资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30.
向投机性资产交易转变的先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它的套利集团建立于1977年,1980年代在约翰·梅里韦瑟的带领下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除了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之外,华尔街银行日益卷入出借资金给其他机构用于它们的交易业务:对冲基金、所谓的私人股权集力(以公司的方式进行交易),或者投资银行自己创立的特别投资工具(SIV)和渠道.
这种借贷,术语称之为一级经纪业务,对于华尔街银行也是一种利润极为丰厚的业务:对许多银行来说,是它们最大的单一利润来源.
这种由出借方向交易者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投资银行停止了它们的传统投行业务,如经纪、资金管理等等.
但是这些业务通过向银行提供大量对于交易具有重要价值的实时市场信息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交易行为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像渥伦·巴菲特那样,对某些证券进行长期的投资,而是买卖金融和实体资产,通过(尤其是主动创造)价格差异和价格变动获利.
这种"投机性套利"成为一个重点,不只是对于投资银行,对于商业银行也是如此.
因此,相关的努力也产生了资产价值泡沫.
一次又一次,华尔街进入一个特定市场,制造价格泡沫,获取巨大的投机利润,然后撤出,戳破泡沫.
这种行为在股票或债券市场容量小的所谓的新兴市场很容易得手.
华尔街银行1990年代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股票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它们吹大了泡沫,然后戳破它们,获取巨额利润.
美国的网络泡沫说明了同样的运作可以在中心地带进行,而不会给华尔街银行带来重大损失(欧洲的炒家则相反,特别是一些保险公司,它们渴望从泡沫中获利,却遭到泡沫破裂的打击).
华盛顿的立法者和华尔街显然都认为他们能够一起对付泡沫的破裂.
这就意味着不需要防止这种泡沫的产生.
相反,立法者和炒家们显然有意让泡沫产生,并且相信对付泡沫的措施会在另一个部门制造出另一个生机勃勃的泡沫:在网络泡沫之后,是房地产泡沫;之后是能源泡沫或新兴市场泡沫,等等.
这似乎意味着在这些市场的中心进行强有力的集中化金融运作.
的确,新华尔街体系仅仅由五家投资银行控制,支配着超过4000千亿美元的资产,能够从它们背后的机构再调动数以千亿计美元的资金,比如商业银行、资金市场基金、养老基金等等.
这一体系与拥有数以千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被动参与者的非集中性市场相去甚远.
的确,这种格林斯潘-鲁宾-保尔森式的炒作信仰体系似乎是后明斯基的.
他们了解明斯基的泡沫和破裂理论,但是相信他们能够策略性地用它来制造泡沫,戳破泡沫,通过制造另一个泡沫来应付泡沫的破裂.
杠杆最大化套利和制造泡沫的过程除了最大限度地收集市场信息之外,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金融运作;它还要求有能力调动巨大的资金投入特定的套利运作,以便根据投资者的意愿改变市场的动向.
新华尔街体系商业模式的一个惊人特征是无情地追求财务的扩张,使资产和负债最大化.
投资银行把它们的杠杆率当作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必须通过留住剩余资金以便尽可能减少的外部的风险.
最近的一份联邦储备报告表明这种方式在资本市场泡沫中是如何强烈地依赖于周期性,驱使银行在资产价格上升时扩大它们的借贷.
在他们的说明中,这份报告的作者托比亚斯·阿德里安和申铉松假定银行积极管理它的资产负债表,使杠杆率一直保持在10.
假定一开始的资产负债表如下:银行通过价值为10的资本和价值为90的债务来持有价值为100的证券.
资产证券100负债资本10债务90银行的证券股本杠杆率是就是100/10=10假设证券的价格上升了1%,达到101.
比率将变成:证券101,股本11,债务90.
因此它的杠杆率现在是101/11=9.
2.
如果银行仍然盯准10的杠杆率,那么它就必须额外增加债务(d),在资产一边购买相应数量的证券,因此资产/股本的比率为:101+d/11=10,也就是d=9资产证券110负债资本11债务99因此银行增加了价值为9的额外债务,用这个资金购买价值为9的债券.
在购买之后,杠杆率又回到10.
因此,证券价值格上升1导致增加持有价值9:需求曲线向上.
这一机制在相反方向也同样起作用.
假设证券价格跌落,持有的证券价值下降为109.
在负债一栏,股本承担这种调整,因为债务的价值大致是固定的.
资产证券109负债资本10债务99但证券值为109,资本值为10,债务值为99,杠杆率现在太高了:109/10=10.
9.
银行可以通过出售价值为9的证券来支付价值为9的债务,从而调低它的杠杆率.
这样证券的价格下降,导致出售证券:供应曲线向下.
投资银行能够应对资产价格上升的核心机制是从"证券回购协议"市场借贷.
投资银行希望购买证券,但需要借贷资金.
在约定的日期,银行获得证券,并用它作为所需的贷款的担保.
同时,它向出借人承诺它将在一个约定的未来时间回购证券.
这样,银行将偿还贷款并获得证券.
但是,用于从出借人手中回购证券的资金是通过将证券出售给其他人获得的.
在约定的时间,原来借贷给投资银行的出借方得到偿还并交出证券,它马上被转交给新的买家以获取现金.
这种回购协议资金运作预选假定资本价格上涨.
根据同一份纽约联邦报告,它占了华尔街银行43%的杠杆增长.
在2007-2008年,回购协议还是投资银行财务报表上最大的债务形式.
问题在于为什么华尔街银行(其他银行也跟进)这么系统性地促使它们的借贷保持在杠杆率限制水平上.
一个解释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股东的意愿保持一致(一旦它们变成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价值"资本主义要求资产和资金的比率最大化.
剩余资本减少了股东股本的回报,降低了每股收益.
但对于借贷到杠杆限制水平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争取市场份额和争取在交易活动中最大化价格控制能力.
如果你是一个投机套利者或一个资产泡沫制造者,金融运作的规模对于通过操纵价格影响市场走向至关重要.
在评估这些压力中——股东力量或价格控制——哪一个影响了形势,我们应该注意财政部、政府官员和华尔街经营者如何在信贷危机中破坏了股东的利益,以及他们在泡沫中是如何坚决地保障华尔街超大型投资银行的杠杆水平.
大家认为,花旗银行转向财务报表最大化和交易杠杆扩张并不是因为股东压力,而是因为罗伯特·鲁宾卸任美国财政部长以后去了那里.
影子银行追求规模和增加杠杆率给新华尔街体系带来了另一个新的特征:建立和扩张一个影子银行部门的行为.
它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新的、完全不受规则限制的银行,尤其是对冲基金.
它们没有特定的功能——它们就是交易性的银行,在套利投机中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不具备透明度.
私有资本集团在本质上还是影子交易银行,专门购买或出售公司.
特别投资工具(SIV)和渠道也是这个体系的类似部分.
按西班牙中央银行行长的话说,这些特别投资工具和渠道"就像没有资本,不受监管的银行".
然而,就像《金融时报》的报告指出的:"在过去的二十年,大多数监管人员都鼓励银行把它们账上的资产投向特别投资工具和渠道.
"影子银行体系并没有与受规则约束的体系竞争:它是后者的一个发展.
受规则约束的商业和投资银行作为影子银行运作者的一级经纪人,从它们的业务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正式银行的这种日益重要的特征实际是一种大规模扩张财务规模和杠杆的方式.
要利用华尔街银行筹集资金,对冲基金就不得不提交担保;但是通过一种叫做再抵押权的运作,这些抵押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被一级经纪人用作它自己的担保,用于筹集自己的资金.
结果就是华尔街银行自筹资金从事大规模的利润丰厚的一级经纪业务,而不需要扩大自己的资金:一个大幅扩大杠杆率的巧妙方法.
自从1980年代以来关于是否在金融部门取消监管或恢复监管的争论似乎忽略了这点,受监管的和不受监管的影子体系结合在一起,有力地共同运作.
影子银行业务不单指机构性代理,像对冲基金,还包括允许投资银行扩张杠杆的运作和产品.
自从1990年代末以来,影子银行在这方面日益重要的部分是"场外交易"信用衍生市场,主要是担保债务凭证(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
它们最明显的吸引力在于可以进行监管套利,使得银行可以扩大杠杆.
传统上银行必须保证他们信贷操作的安全,这种保险需要提供担保.
CDS的好处就在于,作为"场外交易"影子产品,它们不需要提供一定份额的资产作为担保,因而能够提供更高的杠杆.
CDS在JP摩根大通的衍生交易专家1998年说服世界贸易集团为他们的CDO保险后,CDS开始在主要范围内扩张.
CDO也是针对杠杆问题的一个巧妙解决方案.
通过获得大量的证券化贷款并大大扩张财务规模,银行可以扩张它们的资本规模.
但CDO将数十种或数百种良莠不齐的这类贷款捆绑在一起,使得银行可能扩大它们的杠杆率.
CDO一般由评级公司进行保险并收取费用,然后评级公司给它3A的评级,并再次收取费用.
这种评级允许银行的资本最低化.
这些证券化债务——主要来自于房产市场,但也来自于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向投资者提供远高于资金市场的回报率.
这些所谓的"结构性证券"的关键并不在于它们是证券化的债务:它们在原则上是完全安全的;毕竟,在现实中债券就是证券化的债务.
但是债券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来源,它们的运作者的信用价值和现金流能力可以评估;它们在二级债券市场还有一个明确的价格.
而CDO所捆绑的产品出自成百上千种不明确的来源,它们的信用价值和现金流能力未知;它们通过"场外交易"出售,没有任何二级市场来确定价格,更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市场来减小对方的风险.
总之,它们往好里说是风险极大,因为它们对购买者几乎完全不透明;往坏里说是一个圈套,因此在2007年底的几个月里,CDO中这些被认为是超级安全的高级债务被降级至垃圾状态.
杠杆限制也通过公共政策被移除了.
汉克·保尔森2004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为高盛的首脑,他引领了华尔街的活动,争取证券管理委员会同意放松限制大投资银行杠杆的所谓的"净资本规章".
此后,公司实际上可以根据它们的风险模式决定自己的杠杆率,结果导致了大银行的杠杆率急剧上升.
这让它们可以将自有资本投向新的业务,比如CDO,使之成为它们交易业务的重要因素.
伦敦的角色所有这些改变都被冠以"金融创新"的美名——制度安排、产品、监管结构等方面的改变,使得华尔街银行可以逃避监管,扩大它们的业务和利润.
有几十种这类变化可以描述.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伦敦建立一个巨大的新影子银行体系,以及"正式"的监管部门.
在1990年代早期,美国投资银行打败了它们的英国同行,统治了那一平方英里的资本市场,在新华尔街体系中,伦敦的角色日益"温布尔登化"31.
戈登·布朗在1997年通过建立统一的金融服务局将这种新的关系制度化,它声称将根据"原则"而不是约束性的规章来运作:一个核心原则是华尔街银行可以自行其是.
伦敦之于纽约,就像关塔那摩之于华盛顿:在国内不能做的事,在那儿可以做;伦敦就是一个可以进行监管套利的地方.
因此,"华尔街"这个词应该被理解成包括伦敦,作为这些美国投机客的卫星32.
伦敦和纽约一起,支配了新的股票和债券的发行.
它们是外汇交易市场的中心.
更重要的是,它们支配了场外交易衍生产品的出售,它们占据了衍生产品出售的绝大部分33.
2007年,英国占据了全球42.
5%的利率和货币衍生产品份额,美国占据了24%.
至于信贷衍生产品,美国在2006占据了40%,伦敦占据了37%(2002年为51%).
支持投机华尔街银行和它们的影子体系的大规模扩张行为需要巨大的资金.
这种资金一般来源于小额储蓄的周转,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商业银行,它们提供了巨大的信贷资金.
但在后1980年代的美国,这种小额储蓄很少——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而来自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虽然重要,但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在这些情况下,交易性银行转向了大额的资金市场.
这种市场的核心是银行间市场,其利率相当于美联储的利率,或者只是比它高出几个基点.
在过去,这些市场一般确保银行能够在一天内顺利清偿,它不是一个新的、大规模资金的来源,更不是投机性资金的来源.
还有商业票据市场,一般是大公司用于短期资金的拆借,为它们的业务运作提供资金.
但是在新华尔街体系中,这些资金市场改变了.
它们的重心仍然是短期拆借,但它们日益为投机交易提供资金.
在供应端,借给华尔街的资金急剧扩大,特别是通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养老金扩张.
通过修正401K法案,税法中的一个小改变以一种典型的美国方式为这种发展打开了大门.
这一修正打破了员工参加养老金计划的金额限制;结果就是大量的员工收入流向了这个计划,至1980年代末总金额接近4000亿美元,至1990年代末攀升至接近20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等在通过短期拆借成为投资银行的债务的主要来源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华尔街出售资产担保证券的重要目标,特别是CDO.
因此新华尔街体系试图将基金方和资产方的基金管理人都拉入投机泡沫行为中,实现财务扩张的不断扩大.
2.
危机的原因原则上,我们称之为新华尔街体系的相互增强的一系列创新是对美国自2001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反应.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经历一个与房地产相关的经典的明斯克危机.
实际上,在泡沫开始之前,所有重要的创造已经产生了.
的确有很多证据表明华尔街银行有意策划房地产泡沫,并花费数十亿美元做广告,说服美国人增加他们的按揭债务.
花旗银行在1990年代花了十亿美元宣传"富裕生活"的理念,设计出让房产所有人通过二次按揭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东西的方案.
其他华尔街银行采取类似的措施,并大获成功:二次按揭债务在十年内攀升至超过一万亿美元.
但是产生2007年信贷危机的泡沫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存在于房地产市场,而是在金融体系本身.
危机并不只是由债务的规模触发,还由它的形式触发.
在一个正常的过度借贷危机中,当银行遇到坏账(就像日本在1990年代那样),它的问题发生的地方和规模不难发现.
但是在2007年金融系统债务泡沫集中发生在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它体现为没有市场价格或价格机制的单独CDO——不受评级机构的评估——并且在金融体系的顶级机构和它们的卫星比如结构投资工具之间大量分销.
在帕里巴斯银行的两个案例中,一旦这套债务累积运作变成垃圾,信贷资金的供应者,比如资金市场和养老基金,发现它们无法知道还有其他多少CDO是没有价值的.
于是它们逃跑了.
它们拒绝向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它们的衍生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以保持CDO市场的运转,这就是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投资银行一开始声称它们的债务证券的效力会驱散众多机构中的风险.
但这看起来是虚假的:华尔街顶级机构本身紧紧抓住成千上万的CDO中的所谓的超高级债务部分.
它们在资金市场中借了数十亿用以购买这些工具,获得比它们从资金市场的借贷成本高出10个基点的利率.
为了持续获得这种利润,它们必须回到资金市场借钱以流动它们的债务.
现在资金市场关上了大门.
当资金市场的投资者在2007年逃离短期借贷的周转,以CDO为核心的整个金字塔就轰然倒塌了.
华尔街银行试图将它们的CDO脱手,却发现没有市场了.
那些为带CDO的CDS保险的保险公司也发现它们的市场崩溃了.
信贷危机在2007-2008年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其确切机制仍不清楚,主要是因为华尔街的操作者本身想要搅浑他们的困境和他们的生存策略的性质.
但我们可以追踪危机发生的不同阶级.
首先,美联储和财政部通过充当最后的出借人,试图保护作为体系顶端的投资银行模式.
其次,随着雷曼兄弟的倒台,这种努力的失败和投资银行模式的消失,产生了一种全能银行的模式,投资银行的交易行为将与储蓄型全能银行共同进行,并受其保护.
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取代信用体系中的债权人机构,提供贷款、"资金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为银行提供资金.
在2008年4月和10月之间,这个大规模的中央银行资金运作涉及大约5万亿美元的信贷,来自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大约相当于14%的全球GDP.
在这个政府基金能够持续运作而不引起严重的信贷价值问题的范围内,应对危机的最困难和最危险的阶段可能以一种严峻的方式来临.
这可能包括大银行的去杠杆化,现在它们正处于日益加深的不景气的恶性循环中.
这一切如何以及何时实现将使我们对信贷危机的整体的轮廓有一个了解.
主流理论许多关于危机起因的主流观点采纳了"意外事件"理论,将这场灾难解释为格林斯潘的美联储、银行、监管者或评级机构的偶然行为的后果.
我们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称之为新华尔街体系的一个相对连贯的结构产生了这一危机.
但是除了以上观点,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过去二十年的另一个惊人特点:华尔街经营者与华盛顿监管者之间非同寻常的和谐关系.
在美国历史上,不只是在华尔街和国会之间,在华尔街和行政机构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
比如,在1970年代的很长时间内和1980年代早期确实如此.
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交集,这是一个相当一体化的机制的迹象.
另一种解释在社民党圈子更受欢迎,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受制于一种虚假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这让它们误入歧途.
右翼巧妙地将这种不牢靠的意识形态歪曲为"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不要监管,只需"自由市场思维",就会产生某些规则.
两种版本的后果都产生了关于"多少"和"何种"监管能够生效的漫无目的的讨论.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当新华尔街体系被自由市场、自由放任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等表象所合理化,这些对于它的运作者来说并不像是具备可操作性的意识形态,不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华盛顿的.
菲利浦·奥加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详细研究之作《贪婪的商人》认为他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有意识的卡特尔方式进行运作——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
显然,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银行负责人们没有把这个信条当回事:新古典主义金融经济.
格林斯潘并没有主张金融市场是高效或透明的,他完全赞同它们可能产生泡沫并且破裂.
他和他的同事意识到了严重金融危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不得不投入巨额的纳税人的钱款,以拯救这个体系.
他们还认为华尔街银行所使用的所有风险模型都是有缺陷的,即便他们预先假设了金融市场稳定的大环境,其中一个银行在一个市场可能面临突然的威胁;他们的解决方案原则上是将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市场中去.
因此这些模型排除了格林斯潘和其他人意识到的系统风险,也就是所有市场突然性的负面转变.
格林斯潘的两个主要说法颇不相同.
第一个是,在泡沫破裂的间隔,金融部门赚大钱的最好方法就是扫除监管,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部门赚得少得多.
这个说法当然是真的.
他的第二个说法是,当泡沫破裂发生时,受到政府强力援助的银行能够应付其后果.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的威廉·怀特指出的那样,这也是伯南克的信条.
3.
系统性选择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的真正论争并不在于监管的方法和模式.
它是系统性选择之间在两个水平上的论争.
一个用于为生产性部门积累资金的公用信用和银行体系与一个将其他经济行为置于其自身利益之下的资本主义信用和银行体系.
一个国际多边合作控制下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与一个由大西洋银行和国家共同控制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体系.
我们可以简短地考察这些方面的对比.
一个公用模式所有现代经济体系,不管资本主义与否,需要信用机构来促成交换与交易;它们需要银行发行货币,提供结算体系来促成债务的清偿.
这些都是关键的公共服务,就像保健服务一样.
它们也是天然不稳定的,毕竟,一家银行实质上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持有足够覆盖其所有储户储蓄额的资金.
要确保系统的安全就要抑制银行之间的竞争.
而且,信用应该如何引导的政策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都是重大问题.
因此民主控制下的公有的信用和银行体系是合理而必须的.
一个具有上述要素的公用模式原则上可以在资本主义下运作.
即使现在大多数德国银行体系仍然通过储蓄银行和国家银行掌握在公众手中.
中国的金融体系压倒性地集中在几个大的公有银行上面,而中国政府的确掌控着这些银行的信贷策略.
可以想象这种公用模式在私有化银行下运作.
战后的日本银行体系可以被认为具有这种特征,它的所有银行都通过"窗口指导体系"受到日本银行的政策控制.
战后的英国商业银行卡特尔也可以被看成大致按这种框架运作,虽然从客户那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推论,以银行为中心的一个私有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将会在货币资本的逻辑下运行,钱生钱:把钱借给别人,赚更多的钱.
一旦这个原则被当成银行的金科玉律,这个功能性逻辑就指向了格林斯潘神话.
这是美国和英国自1980年代以来采用的模式:货币资本为王.
它使得信用体系的公共功能完全服从于自我膨胀的货币资本.
的确,资本主义行为的整个范围都受到货币资本的支配,因为后者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所有其他部门产生的利润,这就是控制我们所谓的新华尔街体系的模式.
它通过金融体系产生了巨额的财富,并且实际上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的阶级形成的过程.
这一模式现在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第二个论争集中在对金融体系的保障上.
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在任何一个市场中输出必须受制于产出的体系中,银行和信用系统天然就是不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系统必须得到能够征税和发行钞票的公共权威机构的保障和控制.
由于它们在最小程度上是公共性的机构——没有完全被货币资本的私有利益所控制——这些权威机构将通过把金融体系的行为与广泛(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目标大致整合起来,力图阻止危机的发生.
当前,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
像《巴塞尔协定》这样的规章起不了作用,欧盟委员会或欧洲中央银行也不行.
有趣的是,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独尊的美元体系、结束资本控制、大西洋国家经营者自由进出其他金融体系)的名义下聚集,确保了大多数国家被剥夺了保障和控制它们自己的金融体系的能力:造成了过去三十年来在南方不断发生的泡沫破裂.
大西洋商业利益从这些危机中受益,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损失完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补偿——由受害国家的穷人支付——还因为它们被用于为大西洋的渗透在这些国家打开产品和劳力市场.
但是现在泡沫破裂打击了这些中心地带本身.
显然大西洋经济体想要保持这个体系的运转:"金融全球化"所包括的业务仍然构成了它们利润最高的出口部分.
但是不清楚世界其他地方是否还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系.
可能的改变是其中一些回归公共控制,受到公共保障.
只有每个国家通过即便不是在国际范围,也是在地区性范围实施的,可与1971之前存在的体系相比较的新的多边合作体系,重新获得有效控制,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华尔街体系与美国资本主义结合,能够在过去数十年来获得如此完全的霸权.
这最终将我们从金融领域带回美国1970年以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
在这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我们能够开始了解新华尔街体系崛起并控制美国如何能够被看成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一个战略.
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控制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复兴工业经济的战斗,部分通过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的转变进行,但是主要是通过与国内劳动力的对抗,减少他们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
这是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这类领袖的看法,这些措施被认为可以将美国的工业带回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期望中的广泛的工业复兴并没有发生.
至1980年代中期,非金融性美国公司受制于短期金融工程策略,以实现加强直接"门槛价值"的目标.
接下来是金融运作者一波又一波的兼并和收购,他们受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鼓励,因为它们从这类运作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关于这是"加强行业效率"的辩解似乎并不可信.
一个更可信的理由是这些趋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下受到金融部门新的集聚行为的驱动34.
我认为现在还无法对这种发展做出全面解释.
但这种趋势产生了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
一方面,受到保护的军事工业部门仍然完好,从联邦和国家预算中获得资金.
一些高级科技部门,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部门,在1980和1990年代也通过政府补贴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并且进行了真正的新兴行业投资,但是还没有在整个经济中扮演转变性的角色:信息通讯技术带来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部门和零售业.
但增长所依赖的美国整体经济在多数人当中却陷于停滞甚至衰退,没有从新的投资中获得增长的动力,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投资.
除了信息通讯技术的部分例外,美国的GDP增长完全不是由新投资拉动的.
正如广泛认识的,它依赖于对消费者需求的刺激;但是这种家庭消费本身受到大众收入增长停滞的抑制.
这个循环由两个方面组成.
首先和最重要的,刺激消费者需求的问题通过来自金融体系的持续的信贷提供来解决.
其次,可以尽情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购买便宜的商品,因为在其他国家允许用美元支付它们出口产品的情况下,美元的支配地位使得美国可以保持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
金融体系通过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其他贷款以及按揭等一般的机制向消费大众提供的信贷,却是通过一种特别的资产价格泡沫实行的,它在一个相对广泛的层面上产生了所谓的财富效应.
1990年代的股市泡沫提高了美国大众私人养老金的账面价值,因此让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可以消费更多(并负更多的债).
房地产泡沫具有双重的效应:它不但让美国的消费者相信他们的房产的价值在上升,使他们可以消费更多;它还被银行的竞争所强化,银行鼓动他们进行二次按揭,把新的贷款用于消费性支出.
因此新华尔街体系直接促进了1995-2008年的消费导向的美国繁荣,它确保了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
这得到了一种全球性思潮的支持,大意是美国的繁荣不是金融体系高度破坏性趋势所助长的债务支撑的增长结果,而是美国自由市场机构的结果.
华尔街起而支配的美国资本主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它在确保债务支撑的增长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基于消费者债务的积累:它今天的增长由明天增长的预期来支付.
它并不是基于强化相关经济体价值产生的方式.
总之,它是一种虚张声势,由一些创造性的国家会计方法所支持,夸大了美国繁荣的程度和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增长.
中国和其他亚洲出口型经济体在这个增长模式中的作用体现在它们对美国的大量消费品出口盈余.
这些出口盈余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又再循环回到美国的金融系统,从而通过大量扩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降低了债务成本.
这些趋势的结果可以通过以下数据来概括.
美国累计债务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63%上升到2007年的346%.
造成这种上升的两个因素是房地产债务和内部金融部门债务.
房地产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50%上升到2007年占GDP的100%.
但是债务的急剧增长发生在金融部门本身:从1980年占GDP的21%上升到2000年占GDP的83%,再上升到2007年的116%.
4.
含义这个危机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将是显著的,当然其影响远不如那些相信金融体制是智慧的典范而非权力关系的产物的人所想象的为甚.
然而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的说辞已经失效了.
美国式的金融体系模式现在被认为是危险的.
欧盟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框架同样危险,在危机上它就像纸搭的房子,虽然在当下还没有倒塌.
欧盟的指导思想是银行体系受良好的法规保护,而不是受具有征税大权的国家的保护.
这成了一个危险的笑话.
整个欧盟-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鼓励银行扩张得太大,以至于它们的国家政府无法救助它们,因为在欧元或欧元区层面上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荒谬的是,金融部门的单一市场和银行间竞争法则不惜代价地坚持银行间的自由竞争,并且禁止任何国家帮助它们;如果尊重稳定标准,任何全面的信贷危机都会转化为1930年代那样的衰退.
显然这些法则很荒唐,但它们却是欧盟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
美国和欧洲的这场危机无疑在文化上带来两个影响.
首先,它将提高中国以国有企业和银行为中心的模式的影响力.
这对大西洋世界的信用模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保持资本控制和货币不可兑换——像中国那样——对于这个系统的安全至关重要.
其次,随着危机的展开,关于公用模式的广泛讨论看来将回到政治领域,重启一场1991年以来就停止了的辩论.
一些预言更关注短期的变化,比如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被代替或西方领导机构在世界经济中垮台.
如果奥巴马政府让美元完全没落,可能会导致它在全球被抛弃,并退入地区性或狭小的帝国主义贸易集团.
但也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对美元使用会得到短暂的加强:美国长时间的经济停滞可能会产生非常低的利率和美元低汇率.
这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美元转移贸易,每个人都借入美元,把它们置换成高价值的资产.
这将产生一个强烈的趋势,使得其他货币的汇率与美元脱钩,但这不一定会破坏美元统治的要素: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用美元支付它们的货物和债务.
我们还可能看到长期信用债务的两个基本的结构性趋势在世界经济中得到加强.
首先,大西洋世界和它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传统南方世界之间的债权人关系将历史性地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控.
这种关系在过去十年来受到削弱,但在当前的危机下可能得到加强.
其次,美国和东亚新增长中心经济体之间的债务人关系,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也可能变得深化和紧密.
这是一种权力关系,中国(和其他债权国)可以对华盛顿施加真正的政治杠杆.
我们可以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重新国家化的时间和形式上看到这种运作.
我们在美国财政部兜售它那数额巨大的国债时还会再看到这一幕.
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可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趋势会变得更重要,而美国过去的中心地位会随着它的长期停滞而被削弱.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影响力的加强会通过向南方提供另外的金融支持,侵犯大西洋世界和南方之间旧的帝国主义信用债务关系.
这种威胁已经在大西洋世界发出警告,要求美国软化它传统上施加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掠夺态度.
但这是否意味着东亚将开始为世界建立新的市场机制,挑战英美世界,仍然是不清晰的,因为两个原因还不清楚:首先是东亚的内部的分割,其次是中国当前的战略优先问题.
因此,东亚显然有合理的利益需求去建立它自己的集中化的商品和石油市场并把它们提升至领导世界的水平,终结伦敦和芝加哥的统治地位.
这种新的市场框架已经发芽,但它们是分开的:一个在中国香港,一个在日本,一个在新加坡.
至于中国,它目前压倒性的任务是保持国内的增长以及将资本积累从沿海地区引向内陆地区.
目前,它对于挑战美国的在形成世界经济制度上的领导地位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
因此美国还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但这是华尔街的社会和政治优势,也是社会力量的弱点,它本该推进工业复苏,看来美国资产阶级很可能浪费这个机会.
如果是这样,它将会满足于另一轮由中国和其他国家供应资金的,由债务支撑的GDP增长,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将变得更边缘化,更无法主导规则,并日益被拖入来自东亚信贷阵营的债务中.
第五篇访谈前言以下采访展现了彼得·高恩对于一系列极其广泛的事务进行富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的分析的非同寻常智慧.
了解本次采访的背景和目的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它.
在2008年秋天彼得被诊断出患有间皮瘤之后,我们马上就他的政治生涯和他感兴趣的主要话题进行记录性的采访.
他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起初非常不情愿,认为没有人想要听他发表自以为是的高论.
我们争辩说以后的学生能够从记录下来的他在所授科目上的观点受益,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教师,对于他在伦敦都会大学一手创办的国际关系博士课程尤其负有责任,他这才回心转意.
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塑造了这门课程,突出了南-北关系和相关的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和法律,作为一个完整的组合.
由于它的主要理论和它的多国和多民族研究主体,这个角度对他极其重要,而这些采访(只选编了部分出版)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2009年1月和6月之间,我们对他做了九次采访.
我们将预备的问题提前发给他,并说明这只是建议,但他从来没有提出修改.
有时他会为我们的采访做一点准备,但他常常身体并不太好,或者把时间花在其他工作上,因此只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
他经常不满意自己的表现,特别是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构成主义思想的采访之后,当他忘记一个关键人物的名字,亚历山大·韦特.
我们总是想要重新记录这次谈话,这样忽略的部分就能得到修正.
他经常在关掉麦克风以后大笑,说他的回答没有什么重要之处.
实际上,毫不奇怪的是,这些采访是对他智慧的一个重要证明.
它们还披露了他作为一个不断反思自己从政治生涯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中所学,并且渴望将他的理解与分析与他人交流的学者的素质.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导师,其影响超越了研究主体本身.
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对一个不久于人世的朋友和同事进行采访,但在彼得·高恩身上却不是这样.
我们不但在采访的时候学到很多,而且他的热情和幽默使得我们的访谈非常的愉快,令人满意.
我们相信他也能从采访中得到一些乐趣,并且乐于见到他的思考现在可以呈现在比我们当初想象的更广大的读者面前.
除了他的洞见的丰富而广泛的性质外,也许在这些采访中最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政治生涯和他的知识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研究方法的独立性.
在他对他的政治推演的讨论中,理论和行动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帮助他做出了选择.
在采访中有几个自传性的片段值得注意,它们表明高恩的理论思考与它早期的政治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十八岁的时候,彼得,一个工党爱国主义者,发现他的思想受到了一个年轻的瑞典共产主义者的挑战,他告诉了彼得英国在非洲扮演的真正角色.
在意识到《时代周刊》关于英国在刚果的目标上撒谎之后,他变得激进了,他沉迷于阅读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料,很快变成一名反越战抗议行动的积极分子.
这类经历伴随着他加入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一直想要理解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性质.
同样,一旦他投入东欧社会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中,他在这一地区的实际工作也成了他关于这个体系的性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改变的可能性以及现存的共产党对这种改变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的思想的一种试验.
他的方法因此同时具有独立和实际参与的性质.
自传性部分表现了他对苏联集团的鲜明态度,因为认为通过共产党实现转变的可能性大于通过第四国际.
当大多数人把1968年8月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扼杀了共产党发起这种运动的可能性,高恩对于布拉格之春的结果的分析却远为复杂,他仍然强调共产党人在十年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
部分因为他在波兰的直接经验说服他改变由党内和党外的工人同样推动,他还拒绝相信1989年的解体仅仅是这个体系中一般成员的联合造成的,他再次就内部和外部力量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他也认识到苏联和东欧体制的严重缺陷和不正当性,因此他致力于创办《东欧劳工聚焦》,并积极参加这一地区的秘密工作.
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个体制中仍有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这使他在1989年的解体之后很快对西方的支配产生警惕.
和许多其他左翼人士不同,他毫不怀疑1990年代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发起的战争的最主要动机是美国捍卫自己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野心.
他能够迅速有力地提出这一主张,因为他在1989年之前很久就对苏联集团和美国做出这样的判断.
他对这些发展的思考渗透在后面采访中所讨论的理论观点.
这种渗透性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他的政治使命根植于他的写作和他的教学方式.
他说"让年轻人抛弃愚蠢的国家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工作中我一直在促进这一切".
但这一目标不只是反映在课程本身,也反映在他的授课方法上.
在一次没有公开的采访中,在提及一门关于"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的课程时,他解释说他的选题标准是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对主流正统观点的挑战性.
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主张他的分析都是正确的,而是要"把学生们从正统思想的惰性中惊醒".
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惯用方法——通过提出思维惯性以外的分析,促使人们用自己的角度思考.
这种方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他对跨学科性的强调,在这一方式中他的经历和思考影响了他的学术成果.
他谦虚地说他的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万金油特性",但他也强调在惯常划分的学科之间进行思考的重要性,特别是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这不但让他在广泛的论题上获得了杰出的建树,还意味着他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法研究特定的问题,因为他对事务的洞见跨越了一般的学科界限.
例如,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强调的是从历史角度理解,而不是拘泥于正统的教条.
因为总是渴望学习并将他所学与他人交流,他授课极其努力.
每一个夏天,他都为新的阅读感到兴奋,并且调整他的课程以吸收新的观点.
这种品质在采访中表现得很明显.
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非常枯燥,学生们经常被告知要分清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理论(以及它们的各种支派)之间的不同,同时如果他们要精通本科目,还要领会各种新的方法,像结构主义等等.
许多人"学习"了这一切,除了一些狭隘的应用之外,对其重要性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高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如他所解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企图将这一学科限制在安全的问题之中,因而将任何对于建立国际体系的力量的思考排除在外,据说常规的理论已经对此做了解释.
马克思主义方法(根据他的看法,部分由贾斯汀·罗森伯格和贝诺·特斯科所提出)所急切需要的是:对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探索,或者换句话说国际体系背后的社会学以及……对宏观社会、政治、经济随着时间变化的探索;以及认识到国际政治和经济被社会结构和体系的变化所急剧改变……高恩也许并没有提供这一切,但他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个方法却提出了这些问题,有效地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义这个学科的方法.
作为这种方法的一部分,对于每一种理论,他还通过分析其历史起源、它所提供的利益、他自己的关键评价、它与其他理论的关系,把它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学生和读者们并不需要接受他的每一个论断:他的研究的惊人特性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富于启发性、挑战性和原创性的视野.
高恩可能会把采访看成是一个向学生提供素材的方法,但其他人也可以从中深入了解他的方法和理论.
在其他场合,他不常谈论他的学术立场或他如何得出某种结论.
他的写作犀利而专断,但他很少披露关于他的思想历程,或者他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的线索.
他对于本体论和因果论的区别的解释,对于(关键的)现实主义哲学所提供的解释的重要性的信念,的确透露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
从根本上来说,他认为将理论和研究建立在可观察的社会特征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对无法严格观察的真实客体(也就是,多维度的资本主义)的假设上,两者同样重要.
但是如果由此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他的研究根植于其中的本体论,那么他反对这种认为他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的确认为我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我也希望马克思所提供的思想对我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
但我一直遵循不同的方向.
他对于某些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很严厉.
他尤其对那些只相信理论,轻视经验性研究的人不以为然,对于那些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副产品,从而不需要专门学习的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他认为自己处于与杰瑞·科亨(GerryCohen)相反的另一极上,他形容后者的研究是经济-技术决定论.
实际上,他对资本主义本体论的重要性的坚持与他反对机械因果关系和崇尚详尽的经验性研究有关.
但他对于那些能使他以惯常的方式发现危机的事件特别感兴趣,这些事件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结果经常是我发现自己起初使用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研究方法.
有时处于异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时采取较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但重要的是在事实面前持开放的态度.
发现他反对将他的思想归类为"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令人吃惊.
但这远没有他对自己的方法的总结重要——寻求以一种相对折中和开放的方式理解关键问题.
从高恩过去的成果中寻找这样的例子并不困难——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寻找某种社会主义组织来转变苏联集团,到1990年代他分析美国的力量和外部政策的性质,或者从他对于建立新自由主义背后的驱动力量为何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探索性研究中.
令人惊叹是几乎可以确定是他那创新的方法使他获得突破性的答案.
也正是这种品质使得他的研究如此的独立,让他可以挑战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的一般假设,并且将我们从习以为常的地带中赶出来,促使我们思考.
马尔科·布吉坎与麦克·纽曼(MarkoBojcunandMikeNewman)彼得·高恩访谈录马尔科·布吉坎与麦克·纽曼您能够跟我们谈谈您早期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吗我1946年出生于格拉斯哥,然后跟我母亲和姐姐一起搬到贝尔法斯特,我在那儿住到八岁.
(我们的父亲是一名苏格兰裔加拿大人,他在战争服役期间跟我母亲一起生活,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他在加拿大的妻子和家庭身边.
)我在九岁时上了英格兰的预科学校,然后上了黑利伯瑞和帝国后勤学院.
这是老东印度公司办的学校,用来培养治理印度的殖民地管理人才,它是边沁主义的温床.
它具有你可以称之为工党帝国主义的传统:艾德里和其他许多工党内阁成员在那里待过.
那是1950年代,那时不列颠不但拥有一个帝国,而且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因此我们对于世界发生的一切比当今的许多学生要了解得多,而且也更了解英国的决策意味着什么.
学校与帝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小教堂的墙上挂满了纪念死于开伯尔山口的毕业生的名牌,同时保持着关心穷困阶级的传统.
我把这看成是一种米尔勒勋爵所倡导的米尔勒主义,虽然这种思潮可以回溯到更早:国家应该由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来治理,以及帝国应该促进全球进步.
那么您是否受到了这种校风的影响当然.
我是校刊的编辑,我的社论充满了这种精神.
我是一名坚定的工党支持者,非常支持国有化.
我非常敬爱的姐姐是一个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我非常看重她的想法.
此外我还变得非常倾向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
在学校我对帝国的终结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尤其是在非洲.
但是我的重大经历发生在中学和大学的间隔期.
我搭便车游历了欧洲和北非,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境遇见了一个瑞典青年.
我们一起游历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班牙.
迪克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他只有十八岁,是哥本哈根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也是一名共青团员,很有政治素养.
我们对英国在刚果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我坚持认为英国的政策是要支持联合国阻止加丹的退出,它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支持.
迪克告诉我我上当了:英国试图破坏刚果独立,并且在军事上积极参与比利时人一方.
他们从北罗得西亚派遣军队到加丹.
在联合国上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
我不相信他的看法.
我一直以无比信任的态度阅读《时代周刊》,对自己的立场深信不疑.
但是当我回到英国并阅读托马斯·霍奇金和科诺·克鲁斯·奥布赖恩所写的关于刚果危机的回顾,我意识到迪克是对的,我是错的.
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不是因为刚果的详情,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时代周刊》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意图刻意说谎.
这让我开始认识到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964年您到南安普敦大学学习现代历史、政治和经济.
您在校期间在这些方面的思想有何发展在南安普敦我的专业是爱尔兰1780-1820年经济史,我的老师是米里亚姆·戴尔.
辅助资料很少,因此我们专注于学习基础教材.
米里亚姆引导我们考虑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农民问题的方法.
我开始发现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这类研究提供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我还阅读了一些关于非洲的资料,不是非常系统性的:肯尼亚的茅茅党人运动和加纳的恩克鲁玛主义.
从1965年我们开始追踪越南的局势.
美国兵役逃避者开始出现在英国,他们跟美国的民权运动一样,对我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名马来西亚学生,非常反帝国主义,引导我阅读《新左翼评论》,它让我感到兴奋.
我对古巴革命也很感兴趣.
最后,我还上了欧洲1870年以来的历史的课程,并因此阅读了关于俄罗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资料.
这对我来说是情感和知识上的一个重大经验.
所有这些兴趣伴随着对威尔逊政府的一般性的左翼社会民主看法.
我参加了大学工党俱乐部并出席了工党学生全国大会,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英国极左翼:共产党、国际社会主义者和一些组织在一份叫《周报》的报纸周围的第四国际人士.
后来他们组成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
我在那时没有加入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我喜欢他们,因为首先他们很欣赏工党的工作,我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就该是这样的:英国的劳工运动的中心就是工党和工会,我们必须加入到其中——这是一种责任.
其次,他们非常投入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在越南.
打动我的第三点是他们对于苏联的看法的两面性,也就是,在这个令人惊骇的、极其扭曲的政治制度下,它的确隐含着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我曾经在1966年作为学生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生当中的气氛还是相对开放的.
他们自由地向我述说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开始的压制,以及他们为作家辛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遭受审判感到难过.
我那时觉得在那里有可能发生运动和改革.
我反而相当同情共产党,但是对国际社会主义却完全不是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听了克里斯·哈曼在古巴革命中的演讲.
我为他演讲中的憎恨和对卡斯特罗的敌意感到震惊.
其中包含着一些非常狭隘和阴险的东西,完全脱离了伟大的古巴运动的现实.
1967年你到伯明翰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攻读苏联方向的博士学位.
是的,我研究内战时期的坦波夫.
这是战时苏联唯一粮食盈余的城市.
然后,内战一结束,坦波夫就发生了一次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强有力的暴动,与喀琅施塔得叛乱大概同时发生.
它被称为坦波夫暴动,一次由农民、教师等人领导的反对苏维埃的君主主义暴动.
没有人写过这件事,因此我的任务是研究原始资料;它部分是我对爱尔兰农民的研究的延伸.
我逐渐欣赏中心的许多教职员,它是一个精彩的地方.
但我日益投入政治工作.
我在1968年春末在伯明翰加入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
我们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我们请到了加勒比海的马克思主义者C.
L.
R.
詹姆斯来向我们介绍他.
1969年我搬到伦敦为塔里克·阿里编辑《黑矮星》,并且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层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放弃了博士学位.
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如何影响你对苏联的态度我开始试图探究它为什么发生.
当然,可以用托洛茨基运动来解释,它说这些社会中掌权的官僚集团拉开了自己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利用政治压迫来获得特权和权力.
因此这导致了布拉格之春等镇压事件的发生.
但这些观点并没有完全说服我,因为它们没有解释布拉格之春本身,我认为它同时来自于上层和下层的有力推动.
富于争议的是,顶层的冲突产生了结束审查制度的动力.
当然,我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春天发生的变化感到鼓舞,我们领导了那年8月份在苏联大使馆外反对入侵的抗议活动.
但奇怪的事,入侵起初并没有打击我们的士气,因为我们认为它很快将会被打退——我们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
令人吃惊的是杜布切克的领导层没能动员群众,它在1969年春被挫败和清除.
你那时在第四国际的经历如何1969年我在里米尼参加了第四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
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拉丁美洲、远东、欧洲.
那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当中,皮埃尔·弗兰克对我影响最大.
他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在战争期间是国际左翼反对派.
他的方法一直是对可靠的情况进行可靠的分析,政治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清楚.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他在政治分析上不见得非常可靠,在他的演讲中有很多浪漫主义的因素.
1970年代我参与了第四国际的"安全工作",包括帮助需要假证件的拉丁美洲人和其他人,我在东欧也非常活跃.
因此我做了很多旅行:为了安全问题几乎每个月去一次巴黎,安排将被禁物品送交到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最初的接触是通过吉里·佩利坎领导的杜布切克流亡反对派进行的,它与布拉格的左翼反对派有着密切的联系:约瑟夫·斯马科夫斯基、泽坦尼克·米利那、杜布切克本人和其他人.
我在1970年代负责这一工作并且在那里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
我们开着货车穿过边境,把书籍和读物藏在伪装的隔间里,然后把东西带出去.
交接东西总是非常紧张的,穿越边境也是.
每一次我们都带50到100本书,很多是非常反共的.
它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我们的一个小组在边境被拦了下来.
其他人接手,而他们被拘捕并被关了两三个月才释放.
对我来说,政治前景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组织运动改革与革新东欧.
我认为西方的左翼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我在中东欧的经验是这些国家绝对是独裁主义的,但它们并不是以恐怖手段统治人民的极权主义强盗政权.
我还相信执政党具有改革的因素,包括在苏联.
当然,我在这点上太天真了.
但我只是在时机上天真.
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布拉格之春的冲突让那些改革力量产生了深刻挫折感.
存在于1960年代的非常实质性的制度改革随后大规模减少了.
你涉及最多的是哪些国家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主要访问的国家.
但我对苏联内部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
哈尔娅和我在1975年在那里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实际上那算是度蜜月吧——我们游历了乌克兰,这对于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有用.
在1970年代末我通过两个有趣的团体,深入地参与了在波兰的工作.
一个是工作于全国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心理学家组织.
在1970-1971年的动乱后,它在组织的领导层的支持下建立,旨在改善工作环境,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等等.
我与一名在什切青的船厂工作的心理学家保持特别密切的接触.
通过他,我了解了船厂工人的生活.
在1980年,当团结工会开始组织罢工,我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在船厂,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
第二个组织是华沙大学的一个半地下团体,被称为西格马俱乐部.
它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构成——包括教师和学生,探讨他们所关心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危机.
通过他们我获得了社会学家提供的非常详尽的关于1976年各船厂以及罗德姆和乌苏斯的大拖拉机厂发生的动荡的报告.
我还帮助1970-1971年什切青罢工的流亡领导人埃德蒙德·巴鲁卡和他的罢工委员会成员重新建立联系.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波兰产业工人的生活,而让我震惊的是船厂工人生活的质量之高.
我住在一个专为船厂工人居住而建的公寓街区,从西方的标准来看他们也住得很好.
那里有一家很好的护士学校,一家综合性医院,一家超市——配备齐全.
这巩固了我的偏见,因为我认为这些东欧国家由某种工人贵族所统治;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工人阶级——往往是第一代工人,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在工厂里工作,并且进入国家权力机构.
他们往往相当专制,让你想起西方工会的那些领导——完全不是自由个人主义者.
但是为了让这个体制有效运转,他们必须得到产业工人阶级的支持.
到了1970年代末这个体制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危机.
经济领域大幅度向西方开放,市场化和社会差距不断增长.
在那里取代典型的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是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领导,什么也没有改变,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持不同政治者,对吗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1980年发生的最大的罢工运动的最大原因是党内的动乱.
在1980年代初的党代会上,产生了来自底层的强烈反抗;代表大会一开始事先指定进入高层的人选在最后都落选了.
而这种反抗来自于产业工人阶级,来自盖莱克的红色堡垒:下西里西亚的矿场,还有船厂.
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波兰政府这一结构性的危机.
到了1981年12月13日,当雅鲁泽尔斯基发动政变,我相信——而且我一直没有改变观点——团结工会和共产党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交易.
在党内有一股强势的潮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党和工人之间都不应该存在对抗;军事干预是另一回事.
其次,还有另一股潮流,在底层特别明显,要把波兰联合工人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先锋党,而是一个具有不同趋势的民主党派.
这是一个或多或少被西方忽视的潮流,但并不排除它起作用的可能性——它在党内高层具有代表性,并且与团结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1981年12月13日之后,我第一次看到了苏联集团瓦解的可能性.
在政变之后,塔玛拉·多伊彻有一次安排与玛利亚·诺维奇共进晚餐,后者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资深自由主义者.
她在1940年代早期曾经是哥穆尔卡在卢布林政府中的秘书,直到1960年代她还是一名波兰共产党员.
她与哲学家亚当·沙夫的关系密切,是一名极其成熟的思想家.
她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它不应该被当成是外部一小伙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果;也不应该认为是波兰社会在极权主义重轭下的呻吟,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实际上那里的社会和政治非常透明和复杂.
但是她质疑波兰社会主义发展计划的力量.
她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政变可能是这一切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堕落、腐败和各种天主教潮流的兴起.
我对此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我反复思考她所说的一切,并认为她是对的.
道德堕落的概念一直纠缠着我.
在198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和知识分子无疑是堕落了.
那种认为1989年是人民的春天的想法是对波兰的实际情绪的一种歪曲,情况恰恰相反,你可以从1989年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可笑结果中看到这一点.
它是一个极其道德堕落的社会,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这点在1989年后表现得特别清楚.
我们能不能回头谈谈您在1977年创办的《东欧劳工聚焦》这本杂志创办《东欧劳工聚焦》的想法很直接,是为了捍卫民主开放,不是基于资本主义重建,而是基于持续的经济国有化,虽然这并不排除经济改革.
我们呼吁民主改革、言论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自由主义政治要求,但是来自于一个显然是极左翼的团体;我们试图将东欧的共产党人联合到这条战线.
我们还尽可能出版来自于极左翼异见者的记录性的材料——尤其是来自苏联的——以及关于底层运动的信息.
各种有趣的人物来到我们这儿并且承诺提供金钱上的利益,如果我们灵活一点,在行为上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我们就不会缺钱.
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叫罗伊·戈德森的人——我不记得他是哪一家情报机构的,中情局或者别的什么——我和他在东伦敦斯坦福站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
他向我许诺五位数的金额,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我只需要在《劳工聚焦》的社评栏目中清除掉任何实质性的共产主义内容!
您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和1985年以后的时期泽坦尼克·米利那曾经告诉我如果戈尔巴乔夫掌权,苏联的自由和民主阵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老朋友,在1950年代早期他们曾经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室友.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党代会上的讲话证明了米利那的分析.
但是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证实了多伊彻关于大力推动民主的想法,然而,戈尔巴乔夫无法迈出必须的最后一步,通过民主选举的胜利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
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最初实际上相信,叶利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做好了这个准备.
不幸的是,叶利钦推出了不同的计划,并且最终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政客.
您认为什么是戈尔巴乔夫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呢需要建立一个法治政府,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苏联的情况下它显然应该是一个联邦体制.
然后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显然是一团糟.
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享受着一种日益腐化和安逸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见得都是巨富,但生活腐化.
戈尔巴乔夫就成了眼中钉,可能坏了大家的好事,因此他们的反应是一不做二不休:保护他们新财产权,通过成为私人资产阶级捞取更多财富.
这种趋势的力量非常强大.
换句话说,1968年以后,苏联党内高层的道德堕落非常严重.
另一方面,认为倒向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完全是胡说.
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令人震惊的外部事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他们对此无法理解.
1990年代的后苏联社会意志消沉,人们最大的希望是下一瓶酒.
这就是那里所发生的,不是什么伟大的解放运动.
在您的政治思想中,您如何描述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哦,那当然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巨大震撼.
我的世界观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而苏联集团实际上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进步.
我从来没有轻信苏联领导层;但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在欧洲看到的那种种族帝国主义——以及美国政府,如果你看看太平洋战争,更不用说黑人的待遇——它是一种进步.
我认为苏联集团和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不只加速了帝国的崩溃,而且在西欧促成了福利国家的产生.
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震撼.
但除此之外,我的两个其他观点并没有改变:第一,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再度猖獗,所以我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比其他许多人更有准备.
其次,我在根本上仍然相信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就是,人类的努力是为了走向自由.
这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一些很世俗简单的东西:它意味着空闲的时间;它意味着把人类从需求的领域中解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当然,资本主义也有很多的自由人道主义因素:一周40小时工作制、养老金——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
然而,资本主义当中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力量,阻止了这个方向上更深远的进步,因为它总是制造不稳定和匮乏,并且总是设法最大限度剥削劳动者,获取最大的利益.
谈谈1990年代,您怎么看欧洲一体化进程您的观点是否随着时间的改变产生重大变化直到1990年代初,我对欧盟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看法.
我发现自己分裂了.
我喜欢汤姆·奈恩反对英国对欧共体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论争,我在原则上不是反对货币联盟的主张——为什么要反对呢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于单一市场的某些方面相当惊恐,对于欧盟政权持批评态度.
通过对它在1990年代对中东欧的行为的研究,我的确产生了对欧盟的看法:通过研究欧盟所谓的技术援助计划.
实际上,当我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感到震惊.
我总是喜欢沉浸在我想要弄明白的事情的经验性细节上;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幸的趋势,认为不需要进行经验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本人对经验性调查的巨大兴趣完全相矛盾,他认为这对于理论至关重要.
但是当你了解细节,事情实际发生的方式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枯燥无味.
实情是西欧采取了一种无情的政策,把中东欧变成西欧跨国公司的一种被动的、支持性的后方.
是否可以说,在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您确实认为欧盟具有某种潜力,在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下,保卫和提升欧洲社会模式,抵抗美国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趋势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但是主要的想法有点不同,也就是,美国的精英极其担心这种可能性.
美国担心法德合作的潜力,而不是它的现实性,从而带来了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
美国忧心忡忡,害怕失去对重点政策——也就是安全政策——的控制,因为德国或者法德努力在联盟中让欧洲在这些事务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一点在美国的南斯拉夫政策中曾岌岌可危.
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欧盟关键在于哈耶克的欧盟理念是一种消极的一体化:它的功能是阻止国家行使它们的经济主权并自由决定它们如何组织自己的资本主义结构.
它并不是一个旨在建立积极、统一和联邦的欧洲的联盟.
哈耶克的欧盟保留了民族国家,保留了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却剥夺了它们的经济主权.
当然,在经济危机下,对于自由竞争、私有化、严格控制国家援助等方面的强调都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它们都是建立在英美金融体制能够有效运作的观念之上.
当它不起作用,大量的国家援助被投入,而竞争政策被抛开了.
货币联盟的设置完全没有能力应付危机.
银行实际上事先假设那些有权征税的政府机构会保护它们,而在欧盟的层次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因此它们转向了国家层次.
当然,危机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了——那就是在冷战后将两个欧洲整合在一起的方式:把中东欧当成西欧资本主义的一个便利的支持体系.
欧盟能否成为一个半独立的角色,一个制衡美国的力量,或者这种可能性只是过去的一种幻象可能的趋势是欧洲国家将会愿意和美国进行非常紧密的合作,并且不会对中国或伊朗等国家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
我不认为欧洲能够扮演更独立自主的角色.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在冷战期间坚持严密控制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中让西欧国家扮演了管理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角色.
现在,随着东亚、印度和中国的崛起,这些机构面临着改革,西欧的影响和投票权将被大幅削减.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联合国安理会.
欧洲将如何反应对于英国来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问自己:我们如何让自己继续为山姆大叔效劳您将如何概括美国今天的地位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在现实中是否将保持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措施能否逆转美国的经济形势并且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它的答案将对接下来的二十年产生重大影响.
我觉得这些措施不会起作用,因为美国内部的政治障碍太大了,包括奥巴马和盖特纳对自己所做的限制.
如果华盛顿不能改变局势,世界其他国家就要自己做出安排了,包括废除一些对美国非常重要的东西,以及一些对欧洲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后华盛顿将会面临真正的战略危机——在这些情况下该怎么做但这是未来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是否失去霸权地位并不由我们的思想活动所决定,它将由现实世界决定.
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精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资源和想象力来适应这一切我的印象是在政治经济战线,他们可能不具备这些.
外交政策领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拾布什政策.
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一般精英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
但是在一些头痛的关键问题上,如美国是否有权利采取所谓的先发制人战争,或者其他非同寻常的行动,奥巴马对于这种共识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您对于理论有什么期望,特别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我认为理论非常重要:每个人利用理论来理解世界并且指导自己的方向.
我们确定一些事情是重要的,另一些是可以忽略的,从而简化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将一些事情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而将另一些忽略——而这种简化过程就是理论的本质.
我们的简化提供了指导,理解发生的事情,并且做出评价——好或坏——并且指导行动.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列出我们实际上使用哪些简化性的假设,以便于直接面对它们,并且集中问自己:它们有道理吗它们与事实告诉我们的世界相符吗它们内部之间相一致吗它们从各种角度看都是合理的吗等等.
我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它对于外交关系领域很关键.
特别复杂的是,外交关系包含了国家间的关系,并且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受到国家内政的影响.
是否有一种关于国际体系的整体理论首先,当我们谈及国际关系,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遍布世界各大学和机构的大量职业性研究和教学——特别是在我们这些英语国家.
没有理由期待这些研究有一天会统一在一个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普遍的理论上.
在这个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元化和竞争.
其次,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进行的,因此,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
你不可能说,啊,我们终于写出了一部巨著,我们解决了所有重大问题——事情不是这样的.
然而,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雄心,找出合理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发生的一切.
我们在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雄心的范围应该有多广是一个重要问题.
也就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界限在哪里什么问题是适合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以及什么问题更适合其他学科解决基本上,你所认为的国际关系主流研究的是一系列范围狭窄的问题,它把更广泛的问题留给了其他学科.
比如,国际关系学不应该关注为什么存在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国际关系主义的来源是什么.
既然国家存在,既然在国际关系学之外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状态做出了种种假设,那就让我们在国际关系学中考察国家之间如何互动,我们在这种互动中能够发现什么模式,以及如何根据某种标准改善国家间的互动.
我个人支持那些希望拓宽这些问题的范围的人,特别是在苏联集团瓦解以后,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样的人很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克服狭隘的学科界限并且认识到,为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超越国际关系并且就国际关系体系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与经济动力的性质提出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你可以认为我欣赏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除了马克思以外,您有没有特别认为哪些二十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对于理解国际关系有帮助,即便他们并没有专门撰写国际关系的文章既然理解国际关系就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那么任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写作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一个二十世纪前的理论家能够解释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不是这样.
因为真相总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我要指出一个例外,就是那些试图探讨宏观社会学理论的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
这些人对于思考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基础仍然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并没有真正被超越;全球化理论试图宣称它已经被超越,我认为这已经被证明失败了.
您认为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对理解国际关系有多重要它们是否有某种有效性那种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始于一战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争的观点是一种英美观点.
这是一种基础非常狭隘的观点,它抽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俄罗斯革命和随后的左翼在国际上的兴起,以及左翼运动对帝国主义等等的批评.
实际上,只有在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的英美现实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贡献,我不确定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理论比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将我们引向更远.
当然,自由主义本身包罗万象,包含了极其不同的派系.
其中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科布登和布赖特的经济自由主义仍然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
但是随着新古典主义国际经济理论及其影响的出现,它的经济理论自科布登和布赖特和李嘉图以来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正.
第二股自由主义理论潮流我们可以称为伦理自由主义——而其指导思想来自康德,因此人们高呼"回到康德".
现在我对这两种传统都相当不以为然.
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拥护的价值观抱有敌意,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对于世界及其运转方式的认识极其错误.
因为对于世界运转方式的认识非常错误,导致他们的理论与世界的实际的运转互动,产生了与他们的主张非常不同的后果.
我可以用一个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老话题很轻易地解释这一点.
在它的基本现代模式中,经济自由主义预先假设没有规模经济,相反,公司面临着规模效益停滞或衰退.
这种假设形成了为自由贸易辩护的基础.
但不幸的是,所有的实际证据表明,在大多数经济部门和工业部门,公司并没有面临规模效益停滞或衰退,而是享有更大的规模效益.
因此简单地说:我是一家公司,你是另一家公司,我们都生产电视机;你一年生产10万台电视机,我一年生产1000万台.
我的单位成本是比你更高还是更低自由经济理论说因为我生产得更多,我的成本更高;经验的、实际的证据压倒性地表明,我的单位成本比你的更低.
现在,转换到国际经济体制上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你和我竞争,而我的经营规模比你大得多,那么,在不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下,我将在市场上消灭你:我将通过价格战打垮你.
因此,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将带来全球经济平等,因为贫穷地区将会被富裕地区带动,实际上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现实与自由主义描述的相反.
因此自由贸易的效果将是以强凌弱,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关于康德:康德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我们必须把人本身当成目的而不是工具.
好吧,这的确是很高尚的理念,但是它在现实世界中到底有多少希望我不认为有.
因为我们所知的经济体系的整个性质全球皆然,包括需要让一个人操纵另一个人,确保后者为前者的目的服务.
这就是资本主义.
在2月份,6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为什么他们会失去工作因为他们被当成雇主实现目的的工具,同意吗康德可以在坟墓中尽情呼喊这不应该发生,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不应该被当成实现别人的目的的工具,他们本身应该是目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我的观点——我没有发现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它们预先假设了一个不存在的现实——同样适用于一般的学习和进步的观念.
我发现想法非常可疑:我完全不相信在最发达的国家里,我们比起一百年前具有更高的行为标准.
我的意思是,比如像越南的凤凰行动,涉及杀害南越的教师、医生等等,比起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行为,它的道德水准更高吗我不确定,我看不出来.
我对于诺伯特·伊利亚斯这些人的观点感兴趣得多.
他们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带有其野蛮之处,在观察一种文明时你不能忽略其野蛮之处:两者相伴相随.
我认为这对于洞察世事管用得多.
这种观点假定我们作为人类仍然处于相当原始、不文明、未真正解放的状态,我们的文明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始的状态.
我总是觉得,当你一般来说更喜欢某种自由主义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现实主义更有说服力,即便最终不是如此.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您认为现实主义有何益处首先,问题是:我们说的现实主义的含义是什么我想现实主义有三个具有说服力的含义.
第一个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并不是由自由主义准则推动的,想象它们如此就会在理解现实上犯下一个大错.
这一点,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第二点,现实主义意味着认识到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的压迫,这一点我也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第三,现实主义意味着,在政治理论上——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人们不应该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特别是不应该从抽象的一般原则出发;人们应该从分析现实开始,尽可能以一种无情诚实地面对它.
但是,尽管说了那么多,现实主义的正面意义并没有让我们取得多大的进步.
人们必须做一些跨越,研究某种实质性的强权政治理论,以及推动它的力量,它的目的,一般性的政治、观念和信仰在强权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等等.
这样,你就会接触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它们大多数非常缺乏吸引力.
在欧洲,它们大多来自最糟糕的欧洲反革命传统: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天主教反抗力量,等等.
美国的现实主义在它当前的形式,以及过去二十五年来——是一种新现实主义方式——接近一种因果关系抽象系统理论,它极其脆弱、混乱,甚至是费解,试图通过将国际政治如何运作简化成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解释一切事情.
因此,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关于国际关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极其脆弱;更不用说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它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
美国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完全是支离破碎的.
那么您是否认为像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这些人,以及所有的各种新现实主义者,对于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毫无益处如果这个思想学派处于危机之中,它能贡献什么呢我认为,人们显然能够从阅读这些人的著作当中得到文化上的益处.
但是我并不认为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有什么贡献可以作为了解国际政治的动力的指导,除了我在开始讲到的那些非常一般的常识.
他们对于权力关系的重视具有某些重要性和用处.
问题是他们关于权力的概念极其粗糙,非常具有误导性.
权力基于国家的物质资源,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一名美国军队的中级军官可能没错,但是对于想要理解国际政治动力的人来说毫无用处.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现实世界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我在一开始并没有谈到:它为国家所做的辩护,因此它表现为一个辩护性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在考察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或主流现实主义时,人们不应该忽略理论的这一方面:它们都是非常美国化的,人们于这点有很多可说的.
您说到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单一主流模式的论争,它们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
您能再解释一下新的意思吗我想人们经常想象主流正统理论通过一系列关于世界的积极观点把它自己强加给我们.
但是实际上,正统理论经常通过让我们专注于某些在两个主流理论之间进行论争的问题把自己强加给我们.
我觉得主流国际关系正统理论通过说服我们存在着一个我们都应该参与的巨大论争来吸引我们,这个论争就是美国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而我们就此可以理解每一件事.
实际上,这两股潮流所争论的问题都非常狭隘,或者说非常天真.
好比说,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政治中起作用的是物质资源和强制力量,另一些人认为在政治中起作用的是观念性的资源.
他们要我们选择一边.
这不是很荒谬吗难道任何一种中庸的政治理论不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吗可是我们却把它们割裂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此争论不休.
这提醒了我在欧洲研究中关于欧盟的论争让我们自问:它是新功能主义还是跨政府主义好像当你讨论欧盟的性质时这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现实中大部分这类论争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解决: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两者兼顾让我们丢弃这些论争,研究一些更为实质性的话题吧.
这就是我对关于国际关系的论争的看法.
但是更有道理的想法是把这两种潮流合并成一种单一的正统理论.
我认为约翰·鲁吉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经常被称为建构主义者,虽然他在建构主义出现之前就开始写作了——他把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合称为新功利主义理论,并且基本上使用同样的理论基础.
金伯利·哈钦斯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思想流派在关于什么是政治的核心要素的理论基础基本一致,只是在不同要素在框架中的构成比重上有所区别.
在考虑如何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映射理论时,我认为这两种思想流派形成时共同的重大缺点是它们将我们对于国际关系所提出的问题大大地狭窄化了,并且去掉了那些想要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所关注的大多数真正重要的问题.
您能否谈谈这个主流的一些分支——比如,所谓的英国学派和构建主义——以及您认为它们有何贡献它们是这个主流的分支吗从历史角度来说英国学派是跟美国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实证社会科学理论非常不同.
在它成型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它是所谓的一般政治哲学和克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粗糙的两极化的企图的混合物.
它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尽量涵盖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所需要的所有领域.
但是这个旧式的,前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在巴里·布赞的著作中.
布赞的批评,以及他重建这个理论的企图,有很多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他对给国际经济理论,甚或是某种能够提供经验性基础的资本主义理论建立一些空间的关切.
但英国学派不是一个大学派;它现在在布赞的领导下只有几个人,努力想要找到建立所谓的大理论的方法——它的抱负比美国自由主义和美国新现实主义要大——同时从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界的极度狭隘的、正面博弈论的方法中摆脱出来.
所有这些都很有意思.
至于建构主义,我认为你无法谈论一种叫做建构主义的理论.
你可以谈论一种叫做建构主义的标题,或者一种叫做建构主义的标签;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些标题下有一些非常不同的理论.
但是我认为对建构主义理论最好的理解是把它当成对于戈尔巴乔夫主义和苏联集团的瓦解带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一系列反应.
为什么苏联的改变和崩溃会产生这种危机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国家的优先利益是固定的,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并且把这种观点当成它们的出发点和预先假设.
这显然很难与苏联在优先利益上的巨大改变相符,特别是关于解体.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主张——一开始尤其是在美国——认为国家的优先利益会改变.
我们应该探查这些优先利益从何而来,并且承认国家的优先利益不是上帝规定的或者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人为设定的.
这可能让我们许多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你从小接受了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灌输,相信国家的优先利益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它就不是老生常谈.
下一个问题是国家的优先利益是如何设定的——也许90%的社会学理论同意行为者的优先利益是由社会决定的!
马克思断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就是,他们设立自己的优先利益;然而他添加了一个条件,这使他超越了天真的建构主义,也就是他们并不是在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包括了一些辩证法.
在美国的建构主义者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不同的方法.
例如,克拉托奇威尔涉足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根据他的观点社会进行的是文字游戏,并据此产生优先利益.
奥努夫在努力建立一种独特的建构主义时采纳了另一种社会学理论流派.
还有许多理论家试图建立一种关于国家优先利益的起源的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但它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
这三个例子之间确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们的理论路径完全不同.
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这些理论家们想要把他们的工作简化为对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修正.
他们唯一的抱负就是在国家的优先利益如何能够被改变方面建立一些灵活性.
建构主义在另一个背景下也大行其道,那就是在欧洲,在那里作为一种直截了当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理论大受欢迎.
我们看到建构主义大放异彩,欧盟和它的官员正式宣称:欧盟是由某些特定的价值观所推动的,而它具有某种由上述价值观所推动的一致性——政治上的一致性——而这些价值观完全是欧洲的,但奇怪的是它们又是普世的并且适用于全世界.
因此我们有了这种观念,如果你要理解欧洲政策——比如说在贸易领域——那就不要接受那种肮脏的假设,认为它与赚大钱的社会角色有关.
哦不!
它完全是由某些基本的价值观所推动的,它们支配了我们的优势考虑.
这是一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我认为它比任何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种更有活力.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进入了外交关系的舞台.
它们有多重要,您认有它们有什么可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影响经历了几个阶段.
在1980年代有阿什利等人的著作,他一开始是名重要的理论家,后来成了一名后现代主义者.
然后很多人加入了阿什利的阵营,像沃尔克,他对于整个国际关系学主流发起了不遗余力的攻击,以及从许许多多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科学和它的整个传统发起更普遍的攻击.
这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反应,特别是在美国.
各种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杂志开始禁止刊登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章,因为他们的观念否定了所有文明人都遵从的理性思想的传统等等.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个阶段在英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这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很不光彩的时刻,但是在英国却没有那么严重.
接着,其他三个趋势涌现出来.
在第一个当中,后现代思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那些能够轻易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的方面,被一些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所采用,作为第一波影响,向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发起了挑战.
你会发现人们采纳,例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模式,或者福柯对于权力-知识连结的强调,并且把这些观念整合进他们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往往是关键的研究)当中.
这些人当然包括女权主义者,你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在不少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作者身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得这些作者成为把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想引入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渠道.
第二个趋势是有些人企图用后现代主义做后现代主义思想不能和不应该做的,也就是,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变成一种积极的政治和国际政治社会科学理论.
第一批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整个积极的科学建构理念:在他们看来,即使是企图这么做都会把人们推回他们之前所批判的老一套谬论中.
但是随后就产生了这个强大的趋势,特别明显地在政治科学领域,但也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试图建立一整个关于政治运作的积极的思想学派.
第三个趋势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与政治论述集中化和研究与分析集中化的主张有着紧密的联系.
你可以发现在国际关系学中对论述的兴趣大大加强了,尽管说这种兴趣完全源自后现代主义者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在形成这一新的阶级上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
除了它们对一般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您是否发现您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趋势中列举的那些学派提出一些有用的新见解或新问题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特别是在那些不完全成熟,但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一些后现代主义分析技术或角度的哲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研究中,有不少我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了大量研究的人受到德里达的解构方法的影响.
其中一个例子是金伯利·哈钦斯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
我认为她剖析所谓传统的、常规的、主流的政治理论和它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两面性的方法受到德里达很大的影响.
我还非常欣赏大卫·斯莱特的《地缘政治和后殖民时代》.
它分析了第三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北-南关系,并且表现了解构方法在深入了解总结大西洋世界中的南北关系的意识形态中的价值.
还可以认为福柯的某些见解也很有价值.
我认为福柯对权力-知识的连结的强调和他对细节和虚假的关注,能够让人得出一些有趣的见解.
最后,我要说在话语理论领域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拉克洛的研究,管用而且有影响,特别是关于霸权主义话语的概念——为什么某些概念得到霸权的提倡,作为人们组织他们关于世界的思想方法,可以说一旦你接受了这些概念,你就落入了霸权的偏见.
关于霸权话语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包括那些不会把自己当成后结构主义政治学家的人.
实际上,很多自称的新葛兰西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这种霸权话语的莫菲/拉克洛概念——虽然它跟葛兰西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有一些有趣和成熟的尝试,想要提出一种完全积极的政治理论,比如艾塞克斯大学的格利诺斯和豪沃斯的新作,包含了拉克洛和莫菲的思想.
我个人对于他们的积极理论计划并不欣赏——我认为它是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计划,因为它假定所有的政治从根本上都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只是没完没了地重复偶然性的安排,不会向前推进,只能不断推倒和重建.
我不认为豪沃斯和格利诺斯会自认为是右翼,更不用说是极右翼,然而,这个研究的某些方面提醒了我他们的许多概念的来源.
这个来源显然包括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和其他战争间隔期间的极右翼.
虽然我对这种方法没有任何好感,但是看到他们清晰地说出一个积极的理论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一件好事.
更普遍地,您谈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主流思想的批评;但是否可以说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评是的,绝对是这样.
而且我还认为当我们回想这个运动来自何处时,我们应该记住这点.
它来自1960年代中晚期的法国,来自法国学术界的精英.
德里达和福柯绝不是法国学术界的边缘人物,相反,他们高居学界的顶端,对法国知识界的统治性思潮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它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萨特主义的,等等.
然而这点经常被忘记,而且不断出现一种趋势,这一流派的支持者把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表现得相当左倾.
德里达本人的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声称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种宣言在他的思想中却没有任何痕迹.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整个后结构主义方法将被归纳为一种强烈的唯心主义趋势,因为像拉克洛认为,话语在政治中就是一切:话语塑造了政治.
这种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去甚远.
当你考虑到我们自己缺乏塑造我们自己的话语能力时,我们处于怎么样的困境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对任何解放性计划感兴趣,我们就陷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话语当中,但它却支配了政治领域中的每样东西.
在它与批判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
您怎么理解批判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真实回答是批判理论由马克斯·霍克海默1937年成为法兰克福学派领袖并写出他开启批判理论的著名论文时提出的.
但你也可以说关于批判理论的标准解释是,从十八世纪以来——从启蒙时期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明白他们的任务是批判所有不必要的压迫、蒙昧主义和偏见,以便让这个世界美好,西方思想的这一传统是西方和现代性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这种光荣的传统是什么呢你可能认为是从康德开始,然后经过黑格尔,再到马克思.
因此这是一个包含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统.
这种关于批判理论的定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变得非常受欢迎.
马克·诺伊菲尔德关于批判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支持这种观点;你还会发现它受到哈贝马斯和其他德国批判理论家的极力推崇,像阿佩尔等人,他们自1970年代以来就是诺伊菲尔德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个圈子包括自由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以及某种程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国际关系学本身,我想你可以把批判理论的出现相当精确地回溯到加拿大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他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在基奥恩任编辑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中的文章.
这是建立批判理论的标志性文献并且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了一场丑闻.
认识到国际关系学在1980年代中期仍然完全受到这种美国观念的支配非常重要,你作为一名学院派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一般问题时并没有介入这种观念.
一般问题被与所谓的"认识问题"区分开来,而学院派被认为是研究后者的——在世界的本来面目中进行,而不是认为世界应该或不应该如此.
考克斯在他的文章里迎面挑战这一法则,首先是认为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实际上严重受到一般问题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他们自己不承认.
他那著名的陈述——所有的理论都是由于某种目的为某些人服务的——不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陈述,也不是宣称不存在社会科学和客观性,而是说我推动我的政治主张,反对你推动你的政治主张.
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却在大多数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中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那就是你为之寻找答案的问题的性质.
考克斯呼吁我们检验我们所研究的、人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它们将揭示特别的社会利益——以及它们的一般关注、忧虑和希望——决定了人们所问的问题.
考克斯说他可以大致把这问题分成两类.
其一是解决问题的那类——实际上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其"问题解决者"是那些试图解决特权阶级问题的人,其目的是支持这种权力并保护它免受各种威胁.
但是还有另一类研究者,他们的抱负是通过研究特权阶级的矛盾和紧张关系来发现一条人类的解决之路.
他们就是批判理论家,而批判主义就是我们所应该致力的.
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的作为却相反——投身于问题解决者的阵营.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而考克斯的文章很快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掀起了整个批判理论潮流.
显然,其他人在英国也起了一部分作用——比如林克莱特,在其后不久撰文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自那以后,整个批判理论发展的环境急剧改变了,而这种改变给批判理论的定义带来了一些真理的问题,我讲到过这点.
美国主流的这个急剧变化发生在1990年代,人们改变了那种认为国际关系学应该避开一般问题的想法.
相反,在大西洋国家出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复苏,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中,在国际关系学理论家当中也是如此,而且还出现了传播某些基本观念的强大呼声,人们认为学术界应该讨论它们、拥抱它们,并且着手提倡它们,这使得自由普世主义成了主流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主流自由主义者反对这种趋势,而有一些批判理论家却对它非常着迷,结果是批判理论反对者发现自己被不容分辩地卷入一个他们在1980年代还不习惯的主流,并发现自己在1990年代处于中心位置.
这种经历让很多批判理论家觉得非常不舒服,并且政治理论家当中产生了分裂.
这种分裂可以用几种方法解读.
其中之一是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一小部分)和其他批判理论家之间的分裂:前者的基本目标是改变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而不仅仅是改变政治秩序;而后者认为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的改变至关重要,因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显然是乌托邦,或者更糟,可能产生可怕的意外后果.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分裂,一方是普世自由主义批判理论家和主流自由普世主义理论家的奇特结合.
另一方则是主流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主流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于自由普世主义者废除国际体系的努力不屑一顾.
一种新型的保守现实主义产生了,它宣称重要的是保持政治制度和国际文化的多元色彩,避免让它被傲慢的启蒙主义鼓吹者的独断所摧毁.
我相信这个理论对批判理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流派的一致性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起始点吗我认为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起始点,那就是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由一战及其劫难所引发,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切,以及高度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的国际政治动力的理论做了分析.
可以说他们有一种关于战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种关于强权之间的国际对抗的帝国主义理论——它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必须把英美国际关系理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出现看成不仅是对一战暴行的反应,也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联的挑战的反应.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论辩并没有被布尔什维克所垄断.
在布尔什维克和考茨基,以及考茨基关于终极帝国主义的观念之间也存在着论辩:帝国主义势力有可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集团来管理世界事务的,作为它们从一战中获得的教训,以及在它们之间瓜分蛋糕的结果.
这种观点由希尔弗丁提出,它影响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
由此产生了三种马克思主义路线:列宁的帝国主义对抗论,考茨基的终极帝国主义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超级帝国主义"论.
第三种路线认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将支配其他国家,并且把它们整合在一个阵线中.
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这种论辩——有时被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辩"——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并没有被真正代替.
只是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才看到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论辩的出现,它把原有的论辩置于严格的批判性审查下.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有什么重要意义它在左翼思想发展史上是否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我要说"是的".
我认为列宁的理论很重要,而且我认为它被接下来二十五年的事件所加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看成,也的确被看成是对列宁的观点的证明,也就是,在强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和矛盾.
我认为问题在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对于二战后所发生的情况给出诚实的答案,也就是联合国作为支配性的西方力量的出现,以及它如何改变国际力量.
苏联无法理解联合国的出现带来的新形势.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大林在1952年第十九次党代会——斯大林进行讲话的大会——宣称德国(他还应该加上日本)资本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崛起并挑战美国的统治,并且将会产生另一轮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基本的现实.
这里斯大林所说的是列宁主义的传统,但是当然他错了.
斯大林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做的就是建设它的军事力量并且做好准备,然而一切都会如愿.
对于美国的挑战这说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反应.
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在随后的年代试图理解这一切.
葛兰西的思想特别突出,因为葛兰西虽然写作于两次大战之间,却感受到他所谓美国主义具有某种特别之处,他认为与东方,包括俄罗斯对立的西方的特别之处相联系.
相关的理论又如何呢比如世界体系理论它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1970年代,西方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大西洋世界的危机.
在危机时期,人们开始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复苏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
在英国,我认为最重要的后果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中产生大规模的论辩,延续到1980年代.
但是它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出现所谓历史社会学,它试图理解历史中的宏观变化和宏观动力.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他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和演进的三卷著作是首屈一指的贡献之一.
沃勒斯坦的研究是宏观历史社会学的一个伟大的例证,因为它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架构在全球范围中解释几乎所有的事情:经济、政治、文化,等等.
但它决不是当时历史社会学中唯一引人兴趣的东西.
人们还会想到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起源的杰出研究,以及佩里·安德森的《从远古到封建之路》,以及他对极权国家的起源的研究.
人们还应该把西达·斯科克波等人从1970年代末对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研究包括进去,它打开了所谓的新韦伯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还有其他许多这类思想.
沃勒斯坦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学派,聚集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校区中,以及美国的其他学术中心,它如今仍然重要,但已经有些没落.
沃勒斯坦本人保持着惊人的高产,撰写了大量的著作.
他并没有花时间去仔细地将他过去的研究加以系统化,并将它整理成一套井然有序的概念,相反他宣称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社会运动!
其他人开始自称为世界体系理论家,尽管他们的立场和沃勒斯坦相去甚远.
我个人认为克里斯托弗·蔡思-邓恩的研究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真正核心,因为他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把沃勒斯坦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在牢固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转换成一种系统性的、严谨而精确的理论.
沃勒斯坦显然遭到了来自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攻击.
这些攻击当中最著名的来自1970年代末的罗伯特·勃伦那,他指出沃勒斯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出现在十六世纪的概念,适用于资本主义商业理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理论——不适用于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沃勒斯坦是荒谬的.
除了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外,他在十六、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社会动力上错得离谱.
在《全球形势》中,蔡斯-邓恩回复说勃伦那的攻击太过分,而且完全不准确,因为他们都赞同沃勒斯坦的观点.
蔡斯-邓恩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吸收勃伦那的批评,以便修正和加强沃勒斯坦的理论.
这并不能让很多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意,但我认为在他们匆匆批评沃勒斯坦时,他们忽视了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见解.
其中之一是世界体系的概念——他的观念是,你不能简单地设想孤立的自主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治;相反,你必须认识到它们被整合进全球劳动力部门,以及全球帝国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部分引申自布罗代尔,但也引申自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研究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方法.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他对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集中的坚持,以及他由此对帝国主义造成南方国家统治阶级的腐朽以及买办关系的出现的认识.
这种见解对于理解帝国主义历史,包括不列颠帝国主义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不了解在这个体制中大规模地起用印度社会精英,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英伦小岛如何能够统治像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最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来自他对于世界体系结构性差异的关注:在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在核心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
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成就.
在国际关系中用"国家"这个概念来思考是非常误导的;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需要对此加以分析.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很多漏洞.
最明显和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一两个逻辑推动的:它是由政治逻辑,或者经济逻辑,或者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逻辑推动的两个学派因此出现了,其中一派宣称世界政治由世界政治产生,它使得各种美国现实主义者和面目模糊的地缘政治家能够采纳沃勒斯坦的见解,对于来自中国或其他地方对美国强权的威胁进行宿命的、施宾格勒式的沉思;另一派赞成经济逻辑.
我认为沃勒斯坦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然而,我总是发现要接受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困难,其中之一是说有一段时间,荷兰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霸主,或者英国在十九世纪的霸权与美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霸权属于同一类型.
这些概念非常成问题,只有在假设经济逻辑的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有道理,即便是这样,我也认为是一面之词.
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当然对左翼针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批评,以及针对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探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针对国际体系理论的主要批评集中在它的核心-外围分析和它关于外围永远受到核心的抑制的论断,对它的指控是它没有考虑到东亚和东南亚的崛起.
我认为这些批评有一些根据,但是它们只是建立在对世界体系理论的非常刻板和绝对的理解上.
人们同样可以认为核心国家的领导人在东亚和东南亚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利用这些地区作为核心国家的支持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区面临着非常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特别是来自民族主义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区产生了确保经济强力增长的政治动机.
的确,如果你看看美国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你会发现美国在1980年代对待它们的方式和对待其他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和地区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韩国尤其能够保持一个特别的商业经济模式——一个受保护的商业经济模式,它享有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权.
然而,世界体系理论还有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它没有真正了解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这是一种不足.
其次,它没有真正提出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计划,尽管像沃勒斯坦等人在语言上将它表现得像一种社会运动,这种政治计划如何能具有可操作性从来都不清楚.
存在着某种与世界经济脱离的观点,但它没有被恰当地表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种考克斯式的、新葛兰西主义的方法更适合产生政治计划,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弱点.
您所发现的有趣和重要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自贾斯汀·罗森伯格和贝诺·塔斯切克.
您能否谈谈他们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有两个方面是国际关系学迫切需要的.
其一是对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际关系背后的社会学.
另一个是对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研究,以及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动力被社会结构和制度变化急剧改变的认识.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历史的视角.
贾斯汀·罗森伯格和贝诺·塔斯切克在这两方面都很有吸引力.
在他的学术著作《公民社会帝国》中,罗森伯格问道:资本主义为什么对国际关系重要他的提问是历史性的,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当然,他的整个观点基于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但我认为可以把这个基点去掉,因为他在积极的探索中所做的远比批评现实主义重要.
罗森伯格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但是因为他没有将其中的许多进一步发挥,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完全得到重视.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的独特性的观念.
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和个别的,这是理解现代世界政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独特性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认为贝诺·塔斯切克的研究与罗森伯格的存在同样的问题.
塔斯切克首先关注的是了解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然后他向我们精彩地描绘了封建世界、极权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政治的巨大差异.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像贾斯汀一样,不只是在写历史.
他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
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所谓的主权概念和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的建构主义分析方法的批判.
回过头来看,能否说有一套固定的主题能够反映出您的研究的性质我的研究工作的独特性也许就在于它的全面性,也就是跨学科.
我总是喜欢在政治和经济之间,以及在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
哈耶克说只懂经济学的人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我对政治学的观点也一样.
这些分类——经济和政治——在一般观念中是完全独立的,但实际上绝对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互相关联的.
其次,我在总体上没有勇气在一般理论领域进行写作;相反,我以一种分析模式写作.
分析性研究具有明确的界限——它局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并且不宣扬任何永恒的真理;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当代性的.
但我也发现当你进行这类研究,你会发现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独特的关系和动力的特殊性.
最后一点,我认为自己的观点与杰拉德·科恩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的观点相对立,因为我不认为经济和技术决定论能够解释一切.
这种经济-技术决定论,我称之为"机械决定论",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比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
让我吃惊的是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它,马克思本人毕生致力于他所谓的政治经济批判,也就是对这种机械方法的批判.
我认为区分构成和原因非常有益:资本主义和这种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的重要性,是理解现代政治和现代经济的根本.
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你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着手去发现冲突和改变的原因.
您能够进一步解释一下吗好吧,我说的"本体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关于世界——人类的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理论.
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方法是原子式的,是韦伯所用的方法,但它成了一种就像人们呼吸一样自然的意识形态.
此外,个人可能受到某种动力的驱使;韦伯会说这是经济领域的理性动力,或者是政治领域的非理性动力.
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存在着非原子的重大客体,比如,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结构,时时刻刻改变和塑造着这个世界.
当我们观察当代发展——比如国际政治——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本体论假设,它们对我们的分析意味着什么.
您的写作内容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历史性的思想家——施密特、康德、格劳秀斯、德·梅斯特尔——以及政治机构,比如联合国等等.
有没有您最喜欢的研究领域从研究的主题来说,我认为没有.
当我认为一般的方法存在危机而又没有人提供明确的答案时,我就会开始进行研究.
结果我经常在第一时间发现自己采用了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研究成果.
有时我被推向非正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时被推向更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但非常重要的是对研究材料持开放的态度.
您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相关联问得好.
在1990年代什么是金融全球化是个热点问题.
这个观念在整个政治光谱中得到拥护——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它,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是如此.
这些观念的共同问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或者说功利主义者)的机械唯物主义: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世界经济的有机的发展,它从国家开始,然后国际化,然后迈向金融领域的全球化.
假装自己能够逃避这种发展于事无补,你必须接受它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运作.
现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对我来说,所谓的金融全球化似乎极端违反直觉,即便是根据资本主义逻辑.
比如: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大幅波动.
这种波动与跨货币区域投资的效果是反向的:作为一名德国人,当你在下一个五年投资于美元区,你却无法计算你的收益,因为你不知道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会上升100%或下降100%.
"金融全球化"所包含的风险的私人化似乎是从国际化向更为原始和帝国主义的状态的一种退步.
我发现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研究——一种大胆的韦伯主义——以及一些其他非正统的思想家的研究在这方面很有帮助.
从斯特兰奇那里我了解了许多关于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解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大意义的深刻见解.
我的立场处于全球化理论阵营的对立面.
我不接受那种国家资本主义被超越的观念,任何这种观念我都认为是假的.
所以,那种国家资本主义曾经是独立的观念也是如此:自从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以来,一直存在着全球市场.
我得出结论,人们所谈论的金融全球化在真实世界中无不打上星条旗的烙印:它是一个美国体系.
那么人们必须询问,它为何以及如何适应我们所知的其他美国事物.
在1970年代,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我认为在曼德尔的影响下,它对于美元和美国的统治是致命的一击;现在,我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它是对美国对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的一种惊险的维护.
伦敦证交所的罗伯特·韦德正确地评价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当然,自从撰写《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之后,我在这方面的思想有了修正,特别是,正如我几年前在《亚洲关键研究》中所承认的,我对于这个美元支配体系对东亚的合作的依赖重视不够.
但是它对于主要观点没有太大的影响.
您说自己的研究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您如何回答这种看法,就是您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特别是美国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您通过这个视角解读国际发展您如何评论那种认为您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性质的看法首先,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的确认为它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且我希望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见解能够真正影响我的研究工作.
但是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其次,我对于权力关系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因为它们普遍地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否认,有时由于天真,有时出于虚伪;而且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低估国际政治的作用范围.
但我的一个具有理论性贡献的观点是我对美国新现实主义的批评,特别是针对米尔斯海默的.
我的批评围绕着新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假设,我认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完全虚假的:在世界政治当中,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这个假设对于整个新现实主义架构至关重要.
从经验上来说,我认为这对于二十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虚假的.
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一边获胜了.
因此,如果国家之间是为了生存而战斗,根据假设,失败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抹去.
但是日本仍然存在——远不是那样;你会说德国的情况复杂一些,因为它被分裂了.
的确如此,但对于它被分裂的原因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两大强权的社会制度区别造成的.
德国资本主义和德国在二战后的废墟中复活了.
因此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能认为他们是为了生存而战.
当然,在资本主义兴起和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国家消失了:非洲和美洲原有的国家全都被摧毁了.
但是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传播和巩固的过程中,主要的强权越发不愿意介入对不同国家在世界上的划分.
看看美国在伊拉克所做的:他们并没有赶尽杀绝.
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动机并不是要消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改变其内部政权,而现实主义者却不关心这点.
资本主义不断地为价值流而奋斗,为不同地区产生出恰当的价值流创造社会条件——如果其他国家建立了势力范围并且切断了它们的价值流,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变得非常不安.
因此存在着大量重构内部政权的努力,当然还有重构外部政权的努力.
这么多正统经济讨论的一个荒谬之处是人们谈论市场的方式:"市场"这样,"市场"那样.
市场就像衣服——只是款式和尺寸.
而市场如何形成——谁是赢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
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谁是特定的国家政策的幕后推手——政府如何决定它的政策首先,美国在当前面临着很多困难.
我刚才谈到政权重塑的重要性,发达国家以一种有益于其自身繁荣的方式解决其他地区资本主义问题的能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就是向其他地区提供一种发展前景的能力.
我认为,美国的这种能力现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至于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当然有很大的差异.
但我认为马克思的方法仍然非常重要:政府作为一个委任机构,尽力找出自己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存在着一种颠覆资产阶级概念的趋势,代之以政府是大公司的CEO们的集合的观念.
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
这些CEO中的某些人可能介入政治,可能进行综合性和战略性的思考,其他人则不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一个CEO应该具有整个阶级的战略眼光这种考虑及其实施是政府官员的职责.
当然,政府官员在这样做的时候与其他领导者进行对话,他们来自于资产阶级,具有影响力与说服力.
但是在努力采取战略视角的"委任机构"和各大公司(个别资本)的CEO之间必须存在某种距离和紧张关系.
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是它异常全面的中产阶级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资本的权力和财富控制政策制定的每一个方面.
而且几乎没有障碍可以阻止个别的美国资本家拉帮结派,建立影响,阻挠或控制政策.
政府机构并没有独立性.
这是反常的,这是一个弱点:当华盛顿要做出一个战略性转变时,它很难做到这点.
人们现在看到了这点,美国真的需要考虑改变它的金融部门和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
它要这么做特别困难,因为从历史上来说,美国获得战略视角(概括性地思考其问题的能力)的方法是从华尔街招募投资银行家,以及从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招募律师.
结果是华尔街在华盛顿扮演了异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因为投资银行家具有世界眼光.
但是,身处华盛顿的权力中心,一个人就会开始谋求自己的利益,因为这就是美国的方式.
在欧洲有不同的方式,更为精英化:职业官僚,最典型的是在英国和法国.
从历史上来说,这些官僚有能力整合思想,为国家的前进道路提出战略性主张.
在英国,它受到撒切尔夫人的整顿,之后又受到英国政策制定体系美国化的冲击.
其中一个结果是,财政部以及其他高级社会服务部门被剥夺了在任何事情上有所作为的能力.
因此在英国既没有官僚阶层,也没有任何特别成熟的私有商业集团能够作为资本的委任机构.
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前景苏联集团的没落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
共产主义的整个象征性秩序和话语都崩塌了,而社会主义作为一套理念在国际范围内失去了共鸣.
现在很少有左翼理论家继续研究对资本主义秩序进行积极的左翼改变.
但是过去二十年来大西洋世界的资源并不能真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发展潜力,全球化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世界改革的新动向将会产生,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些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它们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
其中之一是麦克·戴维斯所描述的贫民窟现象:千百万人民生活在大城市中,被排除在国际劳动力分工之外,经历着可怕的社会和经济恶化.
另一个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民族国家,因而只能在两个选择之间不断摇摆:自由贸易,它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强烈地支配着市场;或者保护主义,它是一种重商主义,导致政治冲突.
因此我认为需要寻求激进的变革.
这些激进的变革是否会由部分抛弃阶级利益和逻辑的资本主义内部知识分子推动呢在没有受到非常大的社会挑战的情况下,历史上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例子.
当前的危机不会产生激进的变革;从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一点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很清楚.
在斯大林格勒之后产生了一些相当激进的变革,在1940年代,对如何组织西方世界的事务进行真理的反思.
三十年的增长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这种观念,在西欧有必要建立一个多阶级的民主制度,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中产阶级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它在西北欧实现了.
但是一旦苏联解体,这一切都烟消云散.
这是不幸的,因为西欧多阶级社会民主模式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的任何事物相比,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回想您所做的研究,哪些方面最让您感到骄傲,为什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我努力从一个不偏狭的角度探索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尽量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角度去理解它.
这不但体现在我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我的教学中——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摆脱民族主义偏见和谬误非常重要.
让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在我的研究中,我一直能够做到这一点.
至于说在知识界提出创见,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我在这一点上非常谦逊.
但我认为左翼曾经从我所参与的论辩中获得某些益处.
我不想夸大这些论辩在改变世界运行方式上的重要性.
但我的确认为,最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世界改革的新动向;在这个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肯定很重要——我希望我所写的一些东西至少在几个问题上将会帮助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运动中行进得更为顺利.
[1]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1945年大选带领工党意外击倒丘吉尔当选英国首相.
任内大力为公用事业和主要工业进行国有化,并设立国民保健署,使英国逐渐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
——译注[2]左翼,在政治中是指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
该词最初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议会中坐在左侧,支持共和制、群众社会运动和世俗化的人.
在当代政治话语中,"左翼"通常是指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
——译注[3]戴尔的父亲与麦克尔·科林斯一起参加了内战,后来他回到了爱尔兰,参加了一个共和社会主义团体.
她在1980年被统一派射杀,有人说这是与英国的情报机构合谋进行的.
高恩在《社会主义挑战》上为她写了一篇动情的讣闻.
[4]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古巴革命胜利后,任政府高级领导人.
后来却辞职去第三世界进行反帝国主义游击战争.
他曾为古巴带来了苏联核武弹道导弹,也在1962年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
后来在南美洲玻利维亚,他被当地由美国中情局协助的军队逮捕,并遭处决.
自他死后,其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
——译注[5]即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自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他的政治信条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认为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永久革命.
他否认可以在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断言苏联的建设离不开外部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的援助.
他也主张工业专政,依靠剥削农民获得工业建设资金的积累,提高工业品价格.
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对国际主义等原则的坚持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左翼.
——译注[6]彼得卢屠杀,又名彼得卢之役,指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英格兰曼彻斯特的镇压示威事件.
事件中,一队骑兵冲进人数最高达80,000人的、要求改革议会的人群,造成15死650伤.
取名彼得卢是为了借四年前的滑铁卢战役加以讽刺.
此次屠杀被人评为英国历史中最应补上纪念碑的重大事件之一.
——译注[7]其间发生了几段悲喜剧式的插曲,一度捍卫南斯拉夫统一的人厌倦了用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文章来为自己的失败辩护,并参加撒切尔夫人(轰炸塞尔维亚的坚定支持者)出席的晚会寻求安慰,然后一头倒向赞成美国设立安全区.
其中不少人后来支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8]他的观点被社民党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1999年在萨尔布吕肯的五一节讲话所证实,那时他刚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德国不应该自行其是,但我要提醒你,从一开始,德国就自行其是,推动对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正式承认,反对巴黎、伦敦、华盛顿的抵制.
自由和自决与民族和种族排斥格格不入.
自由和自决只有和团结与人类友爱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承认这种小加盟国基于种族差异的谬论是错误的.
北约的轰炸也是个错误,它让克罗地亚将塞尔维亚人逐出克拉伊纳.
"《宇宙的主人:北约的巴尔干东征》,阿里编,伦敦,2000.
[9]特里格夫·赖伊:联合国首任秘书长.
——译注[10]贾斯廷·罗森博格,《市民社会帝国》,伦敦和纽约,1995年.
[11]塞缪尔·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世界政治》,第25卷,第3部分,1973,第344页.
[12]在南斯拉夫,世界银行对工业部门实施了粗暴的破产机制.
在关键的1989-1990年,这造成了270万产业工人中,有60万人没有得到补偿就被裁员,还有50万名工人在1990年的头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
这场社会动荡主要冲击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
见世界银行,《产业重组研究概述》,华盛顿特区,1991年6月;另见MichelChussodovsky,《瓦解前南斯拉夫》,研究报行,渥太华大学,1996年4月.
[13]这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创伤.
[14]米洛舍维奇虽然被当成一个特有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地区政治类型的一分子,它包括像伊利埃斯库和梅恰尔这样的人物,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
[15]"一位负责旧金山会议的监听和破译工作的军方人员说起他自己的成就感:'工作的压力最终消失了,一天24小时变短了.
theBranch的感觉让人觉得大会的成功多亏了它的贡献'".
施莱辛格,《创造的行为》,331页.
[16]"后来,'这些人到了斯特蒂纽斯的家,吃了自助晚餐,欣赏了黑人四重唱灵歌表演'".
希尔德布兰,《邓巴顿橡树园》,82-83页.
[17]《创造的行动》,243页.
洛克菲勒接着推销联合国大会会址所在地曼哈顿的地产.
[18]《创造的行动》,243页.
这并不是唯一的外交意外.
杜鲁门到场参加仪式的时候,斯特蒂纽斯在他的费尔蒙特阁楼里举办了一场美国人的宴会,以一种导游议论观光客的愉快口吻叙述五大国会议和席位安排的种种轶闻.
美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代表,高尚的弗吉尼亚·吉尔德斯利夫——她好像J.
K.
罗琳笔下的人物——抱怨这种"国际性的恶劣举止"和"可耻的失礼".
弗吉尼亚热衷于教育和人权,因为她,我们应该对联合国宪章大唱赞歌.
[19]安理会,2003年10月16日:"欢迎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管理委员会";"支持管理委员会发动伊拉克人民的努力";"确认管理委员会和它的部长们是伊拉克过渡政府的基本主体,这并不会限制它的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授权跨国军事力量在统一指挥下采取一切措施保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并且"要求美国代表这一跨国军事力量向安理会报告它的行动和进展".
签字:法国、俄罗斯、中国、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保加利亚、智利、墨西哥、几内亚、喀麦隆、安哥拉、巴基斯坦、叙利亚.
相比之下波尔布特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在他的政权被越南推翻后还保留了十四年.
[20]德黑兰反应堆研究所(TRR)曾经进行铋辐射实验以提取钋,它与铍结合能够用于生产核武器.
实际上伊朗不需要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这种研究.
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引进铍.
实验记录记载在德黑兰反应堆研究所的日志上,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保存了30年.
[21]苏珊娜·戴利,"法国部长称美国政治为'幼稚'",《纽约时报》,2002年2月7日.
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公开指责布什的演讲是为了实现国内的目的,说它"显然是为11月份的中期国会选举服务的".
当然,他很快就改口了.
[22]根据国际原子能组织1990年代末的"附加协议"草案,伊朗应该在开始建设之前六个月向它提交计划(而不是在开始建设之前).
直到2002年,伊朗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还没有批准这项协议.
[23]瓦拉达拉赞,《波斯谜团2》.
纳坦兹的一些离心分离机有浓缩铀的痕迹,但检查员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来源于巴基斯坦.
[24]《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5页.
[25]托马斯·霍布斯,《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因素》(1650年),剑桥1928年,第26页.
《利维坦》(1651年),伦敦1988年,第161页.
[26]《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64-365页.
[27]《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3页.
米尔斯海默有多不同流俗,可以从他对克林顿在戴维营的巴勒斯坦计划的评价看出来:"这个计划设想了一个分为三个部分的巴勒斯坦,每一个都被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分隔开来.
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将被犹太定居点和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谷的道路分成两半.
而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在地理上已经被以色列领土分隔开了.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地带将成为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但这些地带中的两块将成为以色列领土包围中的孤岛——从它们的故土中分割出来的据点.
克林顿的计划允许以色列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约旦河谷保留军队.
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控制巴勒斯坦国的东部边境.
以色列说它可能愿意在六年后撤走武力,但没有保证它将会这么做.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约旦河谷对以色列的重大战略价值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而且,巴勒斯坦人不能建立保护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当以色列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时,他们还得允许以色列军队进入他们的新国家.
这一苛刻的条文可与臭名昭著的1901年《普拉特修正案》相比较,后者给了美国干预古巴的权力,但也在其后三十年里损害了美国-古巴关系.
最后,以色列还能完全控制巴勒斯坦的水源和领空.
很难想象巴勒斯坦人会接受这样的国家.
世界上当然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有限的主权.
即便克林顿的计划被接受了,这个新国家无疑会充满怒火.
"(《纽约时报》2001年1月11日)这种真相,绝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和禁忌:人们可以在《大西洋月刊》或《纽约书评》这类启发性的刊物上找到许多这样的线索.
[28]哈维尔·布拉斯(JavierBlas),《大宗商品是投资者的可取目标》,《金融时报》,2008年3月6日;克里斯·弗鲁德(ChrisFlood),《投机者搅乱咖啡和可可价格》,《金融时报》,2008年2月5日.
这些金融炒家之所以能够制造和挤破这些泡沫,当然是因为石油和大宗商品的市场由伦敦、纽约和芝加哥操控,它们的规则符合美国和英国资本的利益.
国际交换(ICE)是一个伦敦的市场机构,它的规划容许制造石油泡沫.
它的首席执行官杰夫·斯普雷彻对《金融时报》解释,市场机构的组织者不理解为什么国会议员想要关闭ICE,从而放弃对这一部门的控制.
《俯瞰》,《金融时报》,2008年8月6日.
[29]劳伦斯·萨默尔,《钟摆摇向管制》,《金融时报》,2008年10月27日.
40%的数据实际上低估了金融部门产生的利润,因为通过转化成巨额的员工奖金,它们被部分隐瞒,以减少账目上的利润值;奖金体制的这一目的经常被忽略了.
[30]过去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主要利润还是来源于替客户买卖证券的固定收费,直到1975年,法律做出了限制这种收费的改变.
在1980年代初,投资银行的这种费用收入仍然高于它们自己进行交易的利润.
到了1990年代,交易收入已经比交易佣金高出三分之一.
一些大银行超过一半的利润来自这类交易.
见约翰·盖帕尔(JohnGapper),《经纪人-交易商的最后一口气》,《金融时报》,2008年12月16日.
[31]每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至少是在英国)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球赛事,但是几十年来却没有英国选手打入决赛.
[32]有一些很大的英国商业银行,但它们应该从伦敦城中区别出来,因为其中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华尔街体系,另一些,像汇丰银行,从某种标准来看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还有渣打银行,它们的主要业务在东亚.
[33]然而,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支配了交易所买卖的衍生产品的出售.
[34]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工业生产消失了,它仍然庞大,特别是在与国防预算有关的部门,还有汽车、飞机、通讯技术和制药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