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盐商大盐商和大清盐商是同一部电视剧吗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所有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及其简介

弘治年间的六部尚书，前后共有二十五人： 　　吏部：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

　　户部：李敏、叶淇、周经、侣锺、秦纮、韩文。

　　礼部：周洪谟、耿裕、倪岳、徐琼、傅翰、张升。

　　兵部：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

　　刑部：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

　　工部：贾俊、刘璋、徐贯、曾鉴。

　　在这二十五人里面，除了屠滽、徐琼、白昂、徐贯以外，其余的二十一人皆在《明师》有传。

其中比较差劲的，惟有周洪谟而已。

周是宪宗遗留下来的礼部尚书，到了弘治元年十月便退休了。

　　建树最多，是王恕、李敏、马文升、刘大夏、何乔新、贾俊、曾鉴。

　　王恕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历官大理寺左评事、左寺副、扬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阳荆襄，巡抚河南，升左副都御史，内调为刑部右侍郎，外调以本官总督河道，转任南京户部左侍郎，又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改任南京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于成化二十年复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回京师，任为吏部尚书。

次月，加官太子少保。

　　他在巡抚南阳荆襄之时，帮助了白圭打平“大盗刘通”；在总督河道之时，疏浚了高邮湖与邵伯湖，修理了雷公塘、陈公塘与勾城塘的水闸；巡抚云南之时，对镇守中官钱能一点也不客气，一连参了钱能很多次，“直声动天下”；在巡抚南畿(南直隶，江苏安徽两省)之时，以常州的羡米(积馀的税粮)六万石代补当地人民所缴的夏税的不足之数，又用其他各府的盐钞积余之数，“补”了六百万贯(？)。

南畿有些地区这时候有水灾，他奏准宪宗，豁免了秋粮六十万石。

宦官王敬，带了一个妖人王臣，到南畿来采买“药物珍玩”，又叫苏州的秀才抄写妖书(炼丹术之类)，并且诬控了常州知府孙仁，把孙仁抓下牢里。

王恕上疏救孙仁，告王敬、王臣。

结果王敬坐了牢，王臣被斩首，孙仁被释放。

　　他回任南京兵部尚书以后，又上疏救林俊。

林俊是刑部员外郎，因反对妖僧继晓而下狱。

王恕在疏中向宪亲说：“天地止一坛，祖宗止一庙，而佛至千余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数百家，费内帑且数十万。

此舛也。

俊言当，不宜罪。

”结果林俊被打了若干棍，从轻发落。

全国人心大快，流行了一句话：“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 　　王恕在孝宗朝中担任吏部尚书，从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弘治六年五月。

他悉心整饬吏治，在弘治六年一举而罢黜了全国大小官僚两千人左右。

当时的大学士之一邱浚，颇不以为然，选了其中的九十人，请孝宗特旨保留。

理由是，这九十人“非贪暴有显迹者”。

孝宗准了邱浚的奏。

王恕因此而一再辞职，孝宗准他退休。

继任的耿裕、屠滽、马文升，均能遵守成规。

　　户部尚书李敏，是河南襄城人，进士出身，历官御史、巡抚、漕运总督。

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四年的户部任内，也作了不少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把北方的北畿(河北)、山西、陕西，这三省的夏秋两税，以银折粮，按照每石一两计算。

山东、河南二省的输边之饷，亦已在他巡抚大同之时，实行了这个以银折粮的办法，省掉了公家的浮费，免除了运卒的劳苦。

此外，他又请准了孝宗，把充公的罪人庄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

他颇想把当时所有的在北畿的皇庄(皇家的庄田)一万二干八百顷，与勋戚及宦官的官庄三万三千一百多顷，一概革除皇庄的名目，斥逐鱼肉农民的“庄头”(管庄)，改为官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官庄由政府代收租银，转交田主。

这一个建议，孝宗由于缺乏魄力，未肯接受。

　　继任的户部尚书叶淇，是山阳(淮安)人，干到弘治九年，改变了“盐商开中”的办法，准许盐商用银子交到京师的太仓库，代替米粮。

这件事，利害参半。

所谓“盐课”是增加了，但是边军所需要的粮食却受影响。

本来，在明朝初年，边军有所谓“军屯”供应粮食，此时的军屯业已腐化。

叶淇以后的户部尚书，周经、侣锺、秦纮，均想有所作为，可惜都斗不过外戚宦官的恶势力，整顿不了明朝的财政。

外戚，是孝宗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与张延龄；宦官，以李广为最坏。

孝宗对张皇后专爱，连带地也姑息了鹤龄、延龄，准他们滥请“官地”与民地为庄田，准他们擅请长芦场的盐引(运盐的执照)十七万引之多，每引只出价银五分，以致后来的“奸商”纷纷援例，请去了两淮的所谓“旧引”一百六十万引之多。

这是孝宗一生，最令人惋惜的美中不足之处。

两浙的盐引，孝宗也准许管织造的宦官，每年拨走五千引。

李广在盐的方面所获得收人，传说有一万万两以上。

他常常矫旨发表“传奉官”，接受文武百官的馈赠，使得孝宗的政府几乎重蹈宪宗的覆辙。

孝宗以为他深通画符念咒与风水之术，听他的话，造毓秀亭在宫城内的厅岁山，却死了最小的一位公主；不久，太皇太后周氏所住的清宁宫又失了火，太皇太后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出事!”李广畏罪自杀，孝宗却颇想替他立一个祠堂，赐匾。

大学士刘健竭力反对，才作为罢论。

但是，孝宗仍隆重地祭了李广一番。

　　礼部的尚书，从弘治元年十月开始，到正德二年闰正月，先后为耿裕、倪岳、徐琼、博瀚、张升。

耿裕为人方正，劝孝宗驱逐番僧，孝宗虽则未能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却也只准一百八十二人留下，把成千的番僧逐走。

倪岳于继任礼部尚书以前，先作了若干年礼部右侍郎与左侍郎，对明朝的制度典章十分熟悉。

当了尚书以后，他奏准孝宗规定王府建筑的格式，不许僭越，略为纠正了当时朝野的奢侈之风。

礼部奏陈“灾异”一向是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倪岳把这些灾异按月按日排列，博引经史，让孝宗知道警惕。

徐琼，不是一个正人，全靠与张皇后有亲戚关系，而获得了尚书的位置。

傅瀚很好，但在任不到两年，于弘治十五年死在任上。

张升是成化五年的状元，他位卑职小，仅为詹事府庶子之时，便敢于上疏直指大学士刘吉之奸。

当了礼部尚书以后，勇气不减当年，终于在孝宗死后斗不过刘瑾，在正德二年告老回家。

　　兵部的三位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厦，最了不起。

关于余马二人，笔者已经写了专节介绍。

余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马文升在兵部王持了十二年又八个月，到弘治四年十月转任吏部。

刘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马文升才兼文武，历任封疆，对当时兵政的症结，了然于胸中，颇想大有作为，虽由于明朝积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却也保住了边界，整饬了军队。

达延汗对他无可奈何，吐鲁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许进、彭清等人申讨，予以膺惩。

他对于培养民力，十分关心，劝孝宗节用薄税。

　　刘大夏也是出身进士，他在兵部先当小官，由职方主事(管地图等项工作的科员)做到郎中(司长)，被余子俊倚为左右手。

其后，由于一时气愤，打了宦官阿九，被宪宗关下诏狱，几乎送命，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怀恩所救，罚打二十棍了事。

再其后，历官福建参政，广东布政使，于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职，到河南治河。

那时候，黄河在张秋镇决口。

他先疏浚了贾鲁河，孙家渡与四府营的上流，分掉水势，然后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间，造了三百六十里长的河堤。

在明朝的历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

孝宗升他为左副都御史，转户部左侍郎，又兼左佥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饷。

最后，于升任兵部尚书以前，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

” 　　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施一番改革。

他坦白地告诉孝宗，天下已经民穷财尽。

孝宗大为惊讶，问他说：“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谓不尽有常耳。

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岁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

”孝宗又问他军人的情形。

他说，“穷与民等。

”孝宗说，“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回答，“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

” 　　于是，孝宗下旨严禁军帅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赖以跋扈的御马监，养着四个卫的“勇士”。

这四卫的“虚额”最多，刘大夏便从这四卫下手，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的“织造”与“斋醮”。

他向孝宗上疏痛陈“兵政十害”，把漕军、番上(轮流入京侍卫的兵)、边军，各方面的积弊一一报告。

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议。

不过，凡是牵涉到权贵与近幸的，大都“留中”(搁在宫中，没有批示下来)。

　　他主张把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

孝宗不肯。

武宗即位以后，他参劾最贪残的几个镇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让，在苏州的刘琅，在陕两的刘云，在山东的朱云)，碰了武宗的大钉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书是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

何乔新是一个正人，不见容于刘吉，被刘吉的党羽御史邹鲁诬告受贿，而孝宗竟然准他辞职。

这是孝宗糊涂的地方。

彭韶也是一个正人，也是被刘吉挤走的。

白昂在《明史》之中无传。

闵珪敢于向孝宗犯颜直谏，执法不阿不苛，倒始终获得孝宗的优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还多。

　　工部的尚书是贾俊、刘璋、徐贯、曾鉴。

贾俊很知道节用，也敢于反对当时动辄调用京军作工的陋例。

他认为政府的大工程，应以修造仓库与城池为限。

诸王的府第与坟墓，应由诸王就自己的收人担负费用的一半。

过去，全部是由政府担负。

刘璋继任，对贾俊颇能萧规曹随。

徐贯在《明史》中无传。

曾鉴的作风，与贾俊、刘璋相仿，也是一个替国家省钱的人。

宫内的针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对，向孝宗说：尚衣监、军器局、司设监，都已经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现在针工局又来援例，这样下去，“其流无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针工局招收五百名。

(其实，五百名依然太多。

)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还所有的“织造中官”，不久却又听了邓镕的话，恢复这些中官的织造使命。

曾鉴拚命反对，孝宗才勉强减少了织造的名额三分之一。

明朝的商税真的很低么

明朝是个农业社会，所以主要商业是围绕这个的，所以主要商业活动，首先是粮食与盐，但明朝中后期是实行 开中法的，商人要将粮食运到边镇 ，然后可以得到盐引，再去买盐，而我们都知道以当时的运输能力，这就导致运输成本特别的高，而粮商的主要对象一是边镇，二是城镇人口，前者成本太高，后者城市人口太少，所以消费群体有限，所以粮食与盐虽然价格不低，但是其实效益有限。

并且盐不仅要在开中时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运输中要经常给各个关交税，所以这方面的税收并不低，甚至到了盐商不走私就要亏损的地步。

而盐场生产本身也是成本很高的。

清朝的盐商多土豪，这才叫富可敌国，看乾隆怎么说

清朝的盐法沿用了明朝的制度，实行引岸制度。

盐商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获得盐引后才能卖盐。

领取盐引时又必须凭引窝，引窝是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的特权凭据。

有引窝的盐商世代获得这种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食盐，赚取丰厚的利益，尤其是扬州的两淮盐商最甚。

在清朝扬州盐商的资本最多时达到白银七八千万两，而这相当于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扬州八大总商江春，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

乾隆六次下江南，都由江春接待，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题写“怡性堂”匾额，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有一次乾隆在扬州瘦西湖游玩时随口一说这很像北京的琼岛，可惜唯独少了座白塔。

江春听到后，贿赂大臣得到一张白塔的图纸，连夜赶制出来一座白塔。

次日乾隆见了，不得不感叹盐商的雄厚财力和巨大能量。

乾隆朝盐商黄均太吃一碗蛋炒饭，成本是白银五十两。

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记，光禄寺承办满席最高规格每桌仅白银八两，一般用于皇帝或者皇后死后的宴席。

这碗扬州炒饭可是一般人吃不上的，要求太高了。

每一粒米都要完整，粒粒分开，包裹着蛋汁，外面金黄里面雪白。

这鸡蛋还不能是普通的鸡蛋，母鸡每天吃人参、黄芪、白术、大枣。

配饭的汤为百鱼汤，包括鲫鱼舌、鲤鱼白、鲢鱼脑、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

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描述了很多扬州盐商的奢靡生活。

为了比谁有钱，在金箔上刻上名字，在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撒金箔，看谁的第一个飘到扬州。

选美玩腻了就选丑，越丑越好，脸上涂了酱油在太阳底下晒。

盐商们的奢华生活也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出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淮扬菜，“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方式。

虽然盐商们挥金如土，可日子也没那么好过。

清朝政府知道盐商们有钱，皇帝太后寿辰，出兵的军费都要盐商们捐款。

大小官员也是吃拿卡要，收受贿赂。

虽然家底丰厚，也经不起层层盘剥。

到了清中后期，私盐泛滥。

道光朝开始了盐法改革，允许其他商人经营，打破了盐商的垄断，盐商往日辉煌一去不复返。

古代盐商为什么那么富有，甚至也都有权有

中国古代盐铁官营，盐商多为不法之徒，绕过官府税收直接套利，而食盐是民生之本，没有人不需要它，因此盐商的买卖是稳赚不赔的，古代很多名人都是走私食盐起家，如程咬金就是贩私盐起家。

盐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需品。

既然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在只有一家商号出卖的情况下，他想卖多高的价就卖多高的价，买家是没有还价能力的，卖家就可以从容予取暴利，这就是盐商暴富的来源。

明朝为什么会被满清镇压了

明朝灭亡过程中就有大量汉奸带路党给“太君"满清八旗带路外加开路 明朝是被自己阵营的叛徒给搞垮的 吴三桂、范文程、李永芳、洪承畴、祖大寿、姜镶...大明叛徒太多，清朝皇帝修明史有一本《贰臣录》写他们的传记

大盐商和大清盐商是同一部电视剧吗

电视剧《大盐商》和《大清盐商》不是同一部电视剧，电视剧《大盐商》讲的是清朝末年，天府之国的自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庞贝城”，一座特殊的手工业城市：盐的城市，由何政军、周莉、郭凯敏等主演的，电视剧《大清盐商》以大清盐商以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布衣上交天子为故事蓝本，讲述了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张嘉译、张志坚、俞飞鸿、莫小棋、倪大红等主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