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大明盐商

17【论文】壮汉族群互为融合与同化和中华民族认同韦玖灵1[摘要]历史上汉人大量移民广西,导致壮汉人口比例有较大的变化,壮族接受汉人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通过长期交往、接触,族际通婚,风俗改变,从而达到两个族群的互为融合与同化.
这是一种自然的融合与同化,促使壮汉两个族群互相吸收对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因而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着对方的文化因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不可分割,甚至在许多方面出现彼此难以区别的状况.
壮汉融合与同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即促进了广西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和商业经济初步形成;推动广西文教与中原文教接轨;提高壮族的人口素质;有利于巩固祖国南疆的安全;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实现.
[关键词]人口迁移交往接触融合同化民族认同引言在当代,必须用创新理念去审视一切问题.
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对过去的一切理论进行审视.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曾这么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有可能对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很值得用新的理念去审视的.
这也关系到能不能认识到中国各族群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问题.
要认识这个问题,可以从壮汉两个族群互为同化说起.
人口迁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个国家乃是全世界,由于战乱纷争,疾病流行,环境恶化以及其他原因,人口迁移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历史上或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一方面有利于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
不管哪一种形式,都要导致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民族和文化适应或冲突关系结合在一起.
马戎先生在他所著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在研究民族关系时,一定要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时间、移民的形态、移民的职业结构、移民收入跟当地居民的差异等进行研究,这对当地民族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2本文试就历史上汉人入桂对壮汉族群人口比例的变化,谈谈壮汉两个族群的互为融合与同化问题,求教于方家.
一.
历史上汉人迁移广西及壮汉人口比例的变化本人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成果《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3一书中,对历史上汉族移民广西进行了阐述.
1作者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61页.
3韦玖灵,《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气象出版社,2000.
18汉族移民最早进入广西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
但从秦代开始,汉族人口持续性地迁入广西,除个别时期外,都有文字记载,可资佐证.
据《史记·主父偃列传》、《淮南子·人间训》、《汉书》卷六四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南拓五岭,把中原文化强移到南方来,实现秦朝一统天下.
逾五岭进入南方的秦军,号称五十万,而随军转运粮秣的"罪人",更不计其数.
五十万官兵和"罪人"南戍五岭,"与越人杂居"1,这是为数众多的中原汉人进入两广地区定居的最早记载.
西汉元鼎二年(前112年),汉武帝发五路大军征南越,《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载,"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这次出师,分别由江西、湖南直驰广东,又沿湘水而入广西,至梧州,循西江至广州会师.
前两路大军攻陷广州之后,广西境内的越人闻风归降,苍梧王赵光降,桂林监越人居翁率瓯骆三十余万口属汉.
汉武帝在秦始皇建立的南方三郡之基础上,建置了南方九郡.
汉成帝时,京兆王被杀,"妻、子皆徙合浦"2.
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趾,平定后戍边士卒数以万计.
南方九郡的建立和戍边士卒定居不归,进一步加强了百越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百越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内地人民向南方的迁徙移居,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促进壮、汉两个族群出现杂居的新局面.
民国《钦县县志》记载,马援平定二征之后,"以随带青州(今山东青州地区)人禤、黄二姓有功,留守邕、钦二界.
初后裔居休河,辗转分支派别,各村落多有二姓之人.
"新编《富川瑶族自治县县志》记载,该县唐姓一支原籍浙江江山,始祖德隆,于唐末(860-907年)自永州(今湖南零陵)迁徙富川.
与此同时,唐王朝平定西原"黄峒蛮变",诏令数十万大军南征,平定后,戍边士卒数以万计.
从宋代开始,汉族移民几乎渗透到整个广西地区.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广西定居,以宋明清三个时期为最,魏晋南北朝和元朝相对较少,清朝尤其为盛.
清嘉庆年间,梧州、浔州、郁林三府中自广东等省"贸易往来及寄居入籍者,几占土著之半".
据学者推测,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上三个地区的清代移民及后裔,大约有95万人左右.
从移民类型看,若以职业划分,主要是军籍人口和农工商籍人口.
从军籍人口看,历代封建王朝出于军事目的,出兵广西,后落籍转兵为民.
如前所述的秦统一岭南时发兵五十万,留戍广西者不计其数;汉武帝发五路大军征南越,后留戍落籍的也以数万计.
唐中叶时,西原黄峒(今左江一带)壮人不堪封建统治的横征暴敛,在黄乾曜、黄少卿等人领导下,反抗斗争历时一百二十余年.
唐王朝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调重兵前来平定,事后于邕宁(今南宁市)等地留兵耕守.
北宋皇祐间(1049-1053年)壮族首领侬智高率众反宋,立国称尊.
宋朝廷派遣狄青领数万大军南征侬智高,事平之后,留下的戍兵"踰二万四千人,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宾州(今宾阳县),五百人屯贵州(今贵港市)"3.
此后,赵宋王朝为加强对壮族地区的控制,在今桂西、桂中的左江、右江、柳江流域一带设立山寨这一军事行政机构.
每寨管辖若干个土州、县、峒.
各寨修筑城堡营盘,由汉官提举领官兵屯防.
左、右江一带屯兵五千人,分驻横山(今田东县城)、太平(今崇左县城)、古万(今崇左县江州)、湖润(今靖西县湖润圩)、迁隆、永平(均在今宁明县境内)等寨.
柳江一带兵八千人,分驻武阳(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融州(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寨.
钦州一带屯兵五百人,分驻如昔、1《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资治通鉴》卷7.
2《汉书》《王章传》卷七六.
3《南宁府志》卷21.
19抵棹二寨1.
元代初,在静江(今桂林市)设宣慰司元帅府,并在宾州等地设万户府2.
明代在广西设卫、所、巡检司等各级军事机构,以旗军驻守.
这些旗军"子孙世及",世袭为屯兵.
仅据洪武年间统计,前后发往南宁卫的旗军就达20,146名3.
此外,明代时,广西壮人瑶人先后发动了八寨起义、古田起义、大藤峡起义,朝廷调集各省大军围剿镇压.
事后留军戍守,如明"永乐初,调湖广、贵州军征广西蛮,遂留戍其地.
……留楚军万人,分戍桂林、柳州、平乐诸邑.
……其戍守梧州,则粤东军,原以万数.
"4从农工商人口看,主要是拓殖垦荒者、工贸商贾者落籍广西.
广西历史上地广人稀,荒地特多.
固有的生活传统和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广西这样一个农业地区.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广西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农业土地开发,而人口总量开始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农业土地的同步增加.
宋代以前,广西人均田亩数只有0.
2亩,列全国倒数第一5.
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广西的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原有的居民及政府本身缺乏对农业土地开发的投入.
另一个数字可反证这一点,那就是当时的广西与夔州路(辖今重庆、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地区)一样,人口密度最小,都是每平方公里仅4.
4人6,因此,汉族人口移入广西后,最能施展才能的领域就是农业.
明朝戊午年间(1318年或1378、1438、1498、1558、1618年),罗城县发生大荒,死亡过半,于是"湖南、广东各处新民承耕荒田"7.
整个明清两代,由于大量外地汉族农业人口迁入广西后,披荆斩棘,开山垦荒,广西实际农业耕作面积得以迅速扩大,"至清代中叶,原来荒凉而产出微弱的广西,已成为每年向广东远销粮食二百多万石的重要商品粮基地.
"8自古以来广西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工商极不发达.
特别是桂西壮族聚居区,工商更为落后.
而内地及沿海各省如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工商业相对较为发达,通商贾之道,精技艺之工的能人所在多有.
因此,沿海及内地各省的工匠、商人纷纷进入广西经营工商获利,继而落籍城市、县镇、乡圩.
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历代史不绝书.
明清时期,梧州"盐商木客,列肆当圩多(广东)新顺、海南人"9.
宣化(今邕宁县及南宁市)"盐槟丝枲之利,陶渔珍错之息归客户".
永淳县(今属横县)"隶籍市廛,或贾或艺,多粤东人.
"10柳州"城厢内外……凡荷戟从戎之士暨四方宾旅商贾之流多异省人,终鲜土著"11.
思乐县(今属宁明县)"殆清初广州人至本县经商,因而落业不归者"12.
龙州"自清光绪中叶中法战争,大军云集,粤东商贾喁尾而来……及龙州为通商口岸,粤商遂争相积极投资,始成巨埠.
以故商场牛耳执于粤人之手,而土著之人皆迷于贱商"13.
来宾县"县境商民,强半必广东籍.
……凡绘画、丹漆暨雕刻结构稍涉于钩心斗角者如屏窗、几塌之属皆桂平、贵县或广东、湖南外来之匠为之.
裁缝之工,道光以前县城西门列肆而居皆江西人,多至二三十家,咸丰后来者多湖南或广东人.
……石工亦多湖南人.
"14据解放后的调查材料,南丹县月里街于解放前有行商27家,他们全是外省外县的汉人.
其中广东、湖南、贵州籍各占3家,四川籍5家,广西宾阳籍13家.
月里街解放前经营车衣、1《岭外代签》卷3.
2《岭外代签》卷3.
3(明)嘉庆,《广西通志》卷155.
4《粤西丛载》卷24.
5《岭外代签》卷1.
6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
7《古今图书集成·文舆汇编》(职方典)卷四0九.
8《客家文化历史纵横》,第120页.
9(清)嘉庆,《广西通志》卷88.
10(明)《南宁府志》卷13.
11(清)乾隆29年,《柳州县志》卷13.
12《思乐县志》(1948年)卷4.
13《龙州县志稿》,第70页.
14《来宾县志》(1936年)下篇,第104、221页.
20铁工、理发、弹棉、染布等手工业的共15户,全是湖南、贵州、广东和广西宾阳等地的汉人.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壮族居民,虽远在百年之前已开设铁厂,炼铁铸锅.
但铁厂里的技工,从清咸丰间直到1956年高级社成立之前,都是由外地汉族担任的1.
此外,移民广西的汉人还有流民和谪犯.
流民系汉族难民.
因历史上中原一带战乱频仍,灾祸尤多,而广西地处边陲,相对安定.
故每逢战乱灾荒时期,中原难民便举家、举族、举村南逃入广西,寻求生计,占籍为民.
早在汉代就有流民进入广西,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评论当年交州太守士燮2说:"汉季中国,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干戈扰攘无虚日,民之死于锋镝及饥疾者,不可胜数,故我国史上以三国时代人口为最少,生民之苦于斯为极.
独交州一区为当时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之福者四十余年,则士燮之赐也.
中原士人亦以为乐土,往依避难者百数"3.
陈寿撰《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云:"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百数.
"4"士人"即知识分子.
在汉代,知识分子避难岭南就有数百人,其他的流民更是不计其数了.
汉以后历代都有流民避难岭南,其中一部分来到了广西.
如宋朝末年,元军南下伐宋.
当时江西广丰人张天宗组织义民投文天祥抗元,后为元军所败.
张天宗便率部众及一部分难民退入广西西南边陲的归顺州(今靖西县)落籍.
他们垦荒种地,自组峒官,继续使用宋朝德祐年号,经数十年后方知宋朝已灭.
汉族难民流入壮族地区,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见于记载.
从史籍记载看,谪犯进入广西的人数也相当可观.
如唐代时,"自贞元(785-804年)已来,衣冠得罪流入岭表者,因而物故.
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
凡在封境者,钧(笔者按:卢钧,时任岭南节度使)减俸钱为营槥椟.
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儿稚女,为之婚嫁.
凡数百家.
"5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广西按察使袁守侗向刑部上言中称:广西每年解到军遣,"每府多至二三百名".
可见谪犯人数之多6.
汉人大量迁移广西,使壮汉族人口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
秦至五代时期,壮汉人口比例没有确切记载.
但从一些别的记载可知壮族人肯定占绝大多数.
如前所述,汉武帝征南越时,苍梧王赵光降,桂林监越人居翁率瓯骆三十余万口属汉.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元),时任郁林太守的谷永一次便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
唐代中叶,今广西左江一带的黄峒人民发动起义,历时120余年,斗争极盛时,占地数千里.
从这些记载看,汉唐时期,壮族人口及势力是相当众多而强盛的.
宋元时期,壮汉人口比例有大致上的记载,如《清史稿》载:广西壮瑶"多于汉人十倍"7.
壮汉人口比例悬殊颇大,壮人仍占绝大多数.
明代至清初的300多年,汉族人口虽然较宋元时期增加不少,但其人数只占广西人口总数的20%左右.
据明代史料记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广西岭徼荒服,大率一省俍人半之,瑶僮三之,居民(指汉人)二之.
"8到了清代,从湖南南移、广东西移的汉人日益增多,致使壮族地区各族人口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般来说是瑶壮民杂居.
据《广西通志》载:"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什一而已.
"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9.
清代广西东至湖南道州(今道县),西至贵州普安(今普安县),南至博白、太平,北至湖南1《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第199-237页.
2士燮为汉时交趾太守,交趾治所在广信,即今广西梧州.
3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士燮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第170页.
4《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5《旧唐书》卷117.
6《岭外代答》卷1.
7《清史稿》卷516.
8《明嘉靖录实》卷312.
9谢启昆,《广西通志》(與地略)卷87,第8页.
21城步(今城步县).
领府11,直隶厅2,直隶州2,厅8,州15,县49,土州24,土县4,土司13.
宣统三年(1911年)有1274544户,8746747人1.
僮族如按二成计算,约为174万人,再加上云南省广南及广东省连山,壮族人口当在200万左右2.
二、从壮汉人口比例变化看壮汉互为同化按照上述统计,广西壮汉人口的比例,到清末汉人为700万人,壮族为174万人.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呢众所周知,自宋至清朝前期,汉族进入壮族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多.
在宋代,北方中原地区战争不断,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汉族进入壮族地区的人口较前代大量增加.
当时广西各地大博易场,重要城镇的商业活动,基本是汉族商人.
特别是军事上,宋初,在广西设20个指挥,每个指挥军士500人,共1万多人常守广西各地,由土兵充任.
皇祐年间,侬智高起兵,宋将狄青、余靖领兵3万余人平定侬智高;后交趾经常侵扰广西边境,宋朝加强防御,戍兵很多.
熙宁年间(1068-1077年),郭逵率官兵民夫30余万到广西抗击交趾,事后很多人留在广西各地.
至明代,王朝对壮族地区统治更为加强,所设卫、所遍布壮族各地,屯兵数十万.
广西又是王朝流放罪犯的主要场所,发配来的犯人也很多.
来广西经商、开矿者遍布广西各地.
明末清初,福建、广东大量汉族居民流入广西东南部.
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的大批汉族因战乱而逃到广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汉族大量移入广西,从而加速了桂东的壮族同化于汉族的进程,以至清初时形成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局面,人口大约600余万,到清末就增加到700余万,而广西的壮族则170多万,加上云南及广东的壮族人口,也只有200万左右.
壮族同化于汉族,在时间、程度、人数、地域上是各不相同的.
东部、北部的玉林、梧州、钦州、桂林等地,壮族汉化的时间最早,人数亦最多.
中部的柳州地区次之,西部南宁、百色、河池等地区再次之.
首先,我们从史料记载中看各地壮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形.
桂东地区:容县一带,唐以前为"瓯骆杂处","俚僚所居",宋时"夷多民少",其俗"鼻饮跣足,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市,不习文学,呼市为圩,人性轻悍,重死轻生".
明永乐时,已"今则衣冠礼乐并同中州,试艺之士科不乏人".
再至清光绪间更"絃歌成俗,蚕织偏兴.
问以跣足吹芦诸事,虽白首亦复茫然.
盖渐染熏陶,日新月异,炳焉与中土同风矣"3.
梧州一带,宋元以前尚有"川俗(男女同川而俗,古代壮族习俗之一)山讴,手搏鼻饮","椎髻跣足,婚聘多用槟榔,男多出赘"等壮族陋习存在.
而至清代时,这些陋习已不复存在,"今虽僻远乡落,亦知以陋习为耻,彬彬日变矣"4.
岑溪县一带,在清"乾(隆)嘉(庆)以前,蛮汉各族犹分畛域",而至清末时,蛮汉"则完全同化矣"5.
桂平县一带,明代以前,"民蛮杂处",清代时,蛮人"或以礼族同化,或遁迹林箐"6.
桂东北地区:全州县僮民"自宋元以来,喁喁向风".
至明末清初时,已"入编户,亦为赤子,安问僮与民也.
且僮之奏贡赋垂七十余年,夷尽变而夏矣……夷汉同风,是在司牧者哉"7.
灵川县"旧时多僮居,青衣绿绣,"明清以后,"僮渐与汉民同,且有读者入庠,与汉民同婚姻者.
1张声震,《壮族通史》(中),民族出版社,1997,第585页.
2(清)光绪23年,《容县志》卷4.
3(清)光绪23年.
《容县志》卷4.
4(清)嘉庆,《广西通志》卷88.
5(清)《岑溪乡土志》.
6(清)《桂平县志》卷31.
7《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60.
22习与汉处,久而同化,与旧日所记迥珠矣"1.
贺县、昭平、平乐一带,明代以前,僮人犹多,"其俗重鬼,常以鸡骨卜,鸣铜鼓,削竹筋为箭".
清代以后,僮人"风声气习,视源湘(湖南)以南犹伯仲".
桂东南的合浦县一带,隋唐时期尚多俚僚,但至明代时已"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2.
桂中地区:柳州市在唐代前为峒民所居,"异服殊音","重译乃通".
自"柳子厚(柳宗元)出守是邦,一振文教,翕然向风,駸駸然有诗书礼乐"3.
象州县到清同治间,"僮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则已通矣"4.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自宋以后,桂东壮族已开始自然同化于汉族,到清代基本完成(明清时又从桂西土司地区调俍兵到桂东耕守,后来也同化于汉).
桂中地区到清代,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同化于汉人之中.
这种同化的具体人数无确切统计.
有人在民国时作了粗略的估计,认为"大体城市平原之蛮多整个同化,其人数约占全蛮十分之五"5.
依据这个估计,今天广西的汉人中有上千万是从壮人同化进来的.
这个数目相当可观.
然而,历史总是在辩证中前进的,壮汉关系的历史也是如此,就是说,汉族同化于壮族也同壮族同化为汉族一样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壮汉互为同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壮汉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那种认为汉族先进,少数族群落后,只有先进族群才能同化后进族群的思想观念是不正确的,至少广西的情况可以作证.
汉人同化为壮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汉人完全同化于壮族,变成了壮人;一种是部分同化,即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等某方面接受了壮族的特点.
关于汉人同化为壮人,史籍亦有不少记载.
地处左江流域的新宁州(今属扶绥县),"本诸苗地,然遍问土人,其远祖自外来者,十之八九.
初至多在城市,渐而散处四方,与土民结婚,通声气.
数传后,岩栖谷隐,习惯自然,人人得以僮瑶目矣.
非瑶而瑶,非僮而僮,其居使之然也"6.
可见,今扶绥县的壮人中有一部分是由汉人同化进来的.
地处西南边陲的思乐县(今属宁明县),"本县在秦汉时代,皆夷僚所居,至宋始有汉人来此居住……惟居留代远,言语均为土著"7.
壮族学者黄现璠先生也曾考证自狄青镇压侬智高起兵后,有大批汉人移入桂西,"绝大部分"是狄部留下的官兵及屯守客户.
这些士卒"随地屯戍,因而婚娶生育,成为土著"8.
有些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部分汉人已同化为"土著"了.
分布在左、右江一带,包括南宁、邕宁等地的操平话的"蔗园人",大多是宋代狄青征侬智高留戍桂西的汉人.
据实地调查发现,蔗园人在壮区多操双语(兼说平话、壮话),有的已改操壮语,习俗多从壮.
这些讲壮话的蔗园人中,有的已报壮族,成了壮人.
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说得更为清楚:"狄青讨伐侬智高之乱,事平之后,即以从征将士为土官,此等土官,世职相供,今已八百年余年岁.
其人原自中原南来,尤以山东人居最多,此辈不化于瑶,不化于苗,而独与僮人同化,鲁人口腔,早已夷为废调,不可复闻"9.
在壮汉杂居区,会说壮话的汉人很普遍.
解放初期,费孝通先生考察广西民族情况时曾著文论及:"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
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
土语又称为壮语……"10.
综上所述可知,壮汉族群关系的历史特点:主要表现为壮族和汉族在长期而频繁的文化交流1(民国)《灵川县志》.
2《大明一统志》卷83.
3(清)乾隆29年,《柳州府志》卷32.
4(清)同治9年,《象州志》,第233页.
5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页.
6(清)《新宁州志》第44页.
7《思乐县志》,1948年,卷4.
8黄现璠,《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91-93页.
9刘锡蕃,《岭表纪蛮》,第2页.
10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民族史论文集》(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第1页.
23中,彼此互学互补,相兼融合,相互促进,族群的差别日益缩小.
壮汉两个族群的频繁接触与长期交往,既丰富、发展了各民族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传统文化,又增进了壮汉两个族群的文化认同,逐步汇聚融合进以传统儒学为主干、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系统,使壮汉两个族群形成了十分稳定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并由此产生一种举世罕见的坚韧凝聚力与向心力,为防止民族分裂,捍卫民族团结,巩固祖国南疆的安全,维护国家的统一,产生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作用.
三、壮汉互为同化的原因美国学者戈登在《同化的性质》一文中,旁证博引,认为"同化是一个相互渗透和溶合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它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与他们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
"并概括为是"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1.
又认为:"同化是一个社会过程,通过它,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与群体相互接受或履行对方的行为模式.
我们常说一个人或一个少数民族被同化进另一个群体或社会,但此处再不能将其理解为一个单向过程.
这是一种互动关系.
其中尽管有一方对于对方的影响可能会远远大于另一方,但双方的行为是相互的"2.
经过引证分析之后,戈登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
他在考察蒙多维亚人与西瓦尼亚人相互同化时说:"在蒙多维亚人同化到西瓦尼亚社会中去时,发生了七个基本的亚过程(subpro-cess).
这些亚过程可以进行如下的排列.
我们可以说,蒙多维亚人已经:1.
将他们的文化模式(包括宗教信仰、礼仪习惯)改为西瓦尼亚人的文化模式;2.
与西瓦尼亚人建立起大规模的基层群体关系,即完全进入西瓦尼亚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网络或社会结构之中;3.
与西瓦尼亚人通婚,并在血缘上完全混合;4.
发展了西瓦尼亚民族意识或民族性,并取代了原来的蒙多维亚的相应意识;5.
不再遇到当地人的歧视行为;6.
不再面临当地人对他们的偏见态度;7.
当他们提出有关西瓦尼亚公共或世俗生活这类性质的要求,不会引起任何与本土西瓦尼亚人发生价值冲突和权力冲突的问题(如生育控制问题).
"3戈登关于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也很适合与分析壮汉族群互为同化的原因.
由于汉人入桂,与壮族通过长期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促使壮汉两个族群互相吸收对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因而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着对方的文化因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不可分割,甚至在许多方面出现彼此难以区别的状况.
篇幅所限,只能选取某些方面举例说明.
首先,从语言文字上看.
壮族先民以汉语代替了母语.
壮族先民原操越语,现代的壮语乃是古越语的继承和发展.
相当部分壮族先民在接触汉文化特别是作为汉文化主体和核心——儒学之后,学习了汉文、汉语,随着壮汉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交往的频繁,封建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汉语便逐渐代替了母语.
就是说,壮族过去只有族群的语言而没有本族群的文字,秦汉以后一直都是使用汉字.
也就是就,讲的是壮语,写的是汉文.
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古壮字(又称土俗字),主要通过摹仿汉字"六书"的形、音、义结构方法创造出来的,大多数以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作为造字要素,其中也有不少为创造字.
1988年由张声震4先生主编的《古壮字字典》收入流行于壮族地区的古壮字10700个,其中使用较普遍、结构较合理、被列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
唐以来的千余年间,这种古壮字被用于民间契约、碑刻、师公经诗唱本、抄录民歌、神话传说等.
但是,古壮字无统一规范,使用面不广,历代壮人多用汉字.
1955年创造了一种1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出版社,1997,第92-93页.
2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出版社,1997,第95页.
3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出版社,1997,第98-99页.
4张声震,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现组织编撰壮学系列丛书.
24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至今尚在推行阶段,壮族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仍然是汉字.
可以说,汉字是壮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通行的文字.
有相当一部分壮族人,除了讲壮语外,兼操汉语.
汉语也是壮族占主导地位的通行的语言之一.
由于壮汉文化交融在语言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所以壮语中融入了大量的汉语借词.
周光大先生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1一书进行了粗略统计,这种借词在壮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在10%左右,而在叙述现代政治等内容的文章中,借词的比例则高达50%左右.
汉文化对壮族影响之巨大,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壮语对汉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费孝通先生曾考证壮语对汉语的影响.
费老先生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一文中指出:"吴、湘、粤、闽的几种汉语方言还保留着壮话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说明在这些早年曾为越族所居住的地区,有一部分越人已同汉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来民族的语言特征,特别是发音的习惯.
同时也助证了现在的壮族和古代曾居住在东南沿海诸省的越语在语言上是相同的"2.
在历史上,清代以后,也有学人对汉文古籍中保留着壮语的问题作了研究.
广西横县人李毓杰曾著有《中国元音》一书,专论古代汉语中的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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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今人继续加以研究,提出自先秦两汉时期,在中国不少古籍中保留着大量壮语,并考证以《诗经》所含壮语为最多3.
从费老先生及一些学人的考证可以说明,既然壮语一直保留着对好几种汉语方言的影响,因此,壮汉两种语言是可以相互融合吸收,互为同化的.
而语言同化又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族群间的相互同化.
其次,从经济生活上看.
众所周知,壮族和汉族有着以农耕为基础的共同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农耕文化是壮汉互为同化的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多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两河流域之于西亚如此,尼罗河之于埃及如此,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民族也是如此.
当黄河流域在出现以粟、麦为主要标志的旱作农耕文化时,长江、珠江流域也在出现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文化.
岭南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稻作文化在壮族地区又以"那文化"为物质形态表现出来.
正因为壮汉两个族群是共同以农耕文化作为基础,因而就提供了在经济活动中广泛接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在岭南的传播和影响已尽人皆知,而岭南农业生产技术向中原地区传播也不乏其例.
宋代,壮族地区培育的一种被称为"长腰米"的箭子稻品种享誉全国,这种稻种直到明代仍在全国各地种植.
此外,岭南壮族地区培育籼稻中有一种叫鼠牙黏的优质品种,"米小,香软,色如银,价常昂,客争贩往四方,京都称为广西细米.
"4可见,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珠江流域的稻作农耕文化与黄河流域粟作麦作农耕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
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
由于壮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部落,是稻作族群.
所以,壮语称村落为"板"、"版",称水田为"那"、"纳",称一片水田为"峒"、"洞"、"都",称水牛为"怀"……这属壮族人的原始语言,说明他们没有接触汉文化以前,就长期过着分散定居的农耕生活.
牛耕技术是由中原传入岭南的,如史籍记载:东汉建武年间(25-26年),任延任九真郡太守,看到当地"俗烧草种田","不知牛耕"的落后状况,于是"乃令铸造作田器,教之垦辟",推广铁器牛耕,使其地"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裕.
"1壮族正是在这时候才学会用牛犁田和使耙碎土的.
比如,有关犁、耙、锄、镰、铲等铁制农具的称谓,壮语和汉语几乎同音.
壮语称犁田为"垒那","垒"即"犁"的转音,而"镰"、"铲"等,壮音与汉音则完全同音,这说明壮族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铁制农具和耕作技术,主要是从汉族那里传进和学会的.
壮族和汉族有着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社会经济生活.
所以到东汉光武帝派马援南征交趾时,"所过辄为郡县治,穿渠1周光大,《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
2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民族史论文集》(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第9页.
3范宏贵等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72-73页.
4(清)光绪17年,《郁林州志》.
25灌溉,以利其民"2.
说明这时广西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已和中原差不多,这是秦汉以来在广西建立郡县制的基础.
到了宋代,陈尧叟任广南西路(今广西)转运使,看到岭南农民除耕种水田之外,"地之博者,惟麻苎也",于是倡导"广植桑苎",一时岭南"树艺之民,相率竞劝,杼轴之功,日以滋广"3.
由此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地区已赶上了中原的水平.
如宋时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民醇事简,谷阜物廉,……尽事农桑.
墟市所集,白黑相半,前辈诗云:箫鼓不分忧乐事,衣冠难辩吉凶人.
工于织布,煮练如雪,缜蜜可爱"4.
宋时象州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多膏腴之田,长腰玉粒.
为南方之最"5.
宋人陈藻过桂平诗云:"岭南大半尚鸿荒,城壁空坚草莽长,忽到浔州江上饮,喜他风物正吾乡"6.
这是对宋代桂中桂南等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描述,它反映了当时广西农业发展的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共同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壮汉两个族群,在社会活动中必然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历代封建王朝出于"同化"以增加编民的要求,虽然对民间的这种广泛接触提供条件不多,但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干预和禁止过.
这样一来,壮族通过各种渠道,接受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与经验的影响,就比其他少数族群面广度深,这是壮汉族群互为同化加快的原因之一.
第三、从接受儒学方面看.
汉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儒学,自秦至隋,在岭南壮族与中原汉人的交往过程中,儒学随着中原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南传而逐渐传入壮族地区.
这个时期不少壮族弟子接受儒学,并成为如陈钦、陈元、士燮那样精通儒学要义的儒生文土.
在他们及南下士人的教育下,壮族先民接受了儒学.
唐宋至明清,封建王朝重视教育,实行科举制度,兴办官学,并把文化教育列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广西地处边陲,一向被视为断发文身的"蛮荒"之地,风化未开,中原来的官吏都把兴办官学、传授孔孟之道列为施政要务之一.
广西先后创办一大批府学、州学、县学、书院以及为数众多的社学、义学等,培养了一大批知书达礼、精通儒学的壮族学者.
如唐代有韦敬办,韦敬一;宋代有冯京、区革、韦安、韦经、韦民望、韦安雅、区文焕、韦文虎、韦弥高、覃良机、覃光佃、覃庆元、覃昌、谢泽、谢洪、韦旻等;明代有岑瑛、韦昭、韦广、李壁、李文凤、袁衷以及周文父子、叔侄、兄弟五人.
清代有壮族学者一百余人,比较著名的是韦景儒、篮方、黄定宜、张鸿慧、刘定逌、张鹏展、黎建三、郑献甫、韦天宝、张友朱、韦丰华、黎申产、黄君钜、谢兰、黄焕中、韦险云、韦麟阁、赵荣章、曾鸿燊、韦杰三等等.
这些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壮族文人学者.
他们大都先做朝廷大官,然后或致仕返乡,或辞职归里,办学教书,传播儒家思想的.
由于有这么一大批壮族文人学者对儒学的精通、推崇与传播,儒学就能深深插根于壮族地区,并且广泛流传,世代相承,永不枯竭.
如果说,封建王朝和朝廷命官在壮族地区开坛讲学,灌输孔孟思想是一种文化统治之术,那么,壮族文人学者在壮乡办学教书,培养知书达礼、忠孝仁义的壮族子弟,就是壮族接受儒学的自觉行动,也是壮族社会对儒学的客观需要.
由于壮族接受了儒要,儒学便对壮族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政治思想、哲学观点、伦理道德观念、民族心理素质、文化艺术、风俗习尚诸方面.
约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壮族民间伦理长诗《传扬歌》,共329首,2920行.
《传扬歌》的内容涉及壮族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它全面地阐明了壮族关于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当遵守的道德和规范,提出了道德教育和修养的途径与方法.
对恪守优秀伦理道德的行为给予热烈的赞扬和歌颂,对社会上种种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鞭挞,反映了壮族人对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鲜明态度和思想观1《后汉书》《任延传》卷76.
2《后汉书》卷24.
3《宋史》卷284.
4《岭外壮族汇考.
方舆胜览》,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5《岭外壮族汇考.
方舆胜览》,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6《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976.
26念,是壮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之集大成者.
《传扬歌》很多思想观点,明显地受儒家的影响.
壮乡历来被看作"礼仪之乡",壮族自古及今保持着睦邻友好、热情好客、谦抑重礼的民族风范和性格,助人为乐、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尊师敬长的风俗习尚和品格,甚至在普通民众家庭吃饭的座位和次序上也有一定的规矩.
这些,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宁明壮族文人崔毓著有《崔氏省身百咏》一书,以诗歌形式专门阐述儒家的修身之道,共有正心、修身、齐家等一百题,于1917年由大同印书馆排印出版,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而对壮族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是儒家大一统理论,它成为壮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思想基础.
壮族自古以来不断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具有强大的内聚力与向心力,自认为本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本族群聚居区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而,壮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族群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不闹分裂,不搞"独立".
从史籍记载,找不出壮族闹分裂、搞"独立"的理论主张,人物事件.
相反,壮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族群共同合作,生死相依,并肩战斗,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人物事迹,却是史不绝书.
明代田州土官妇瓦氏夫人率领数千壮族土兵奔赴江浙抗击倭寇、杀敌致果的英雄事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证.
东兰州土官韦天宝、韦虎臣、韦起运、韦应龙祖孙四代,相继率领"俍兵",前往闽粤江浙一带抗击倭寇,为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贡献.
在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壮族人民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百折不回,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壮族的民间文学和文人著作中,爱国主义是它们着重阐发和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
如清末赵荣章、黄焕中等人,一腔热血,许身报国,不仅写下了大量爱国诗篇,而且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法战争和抗日战争.
赵荣章直至晚年还喊出:"只因报国身先卒,杀贼雄心事未完"1的诗句,壮怀激烈,不忘忠悃.
黄焕中的"异日倘能容羽化,愿将精卫填海平","剩有雄心销不尽,一腔热血大刀头","未酬壮志频磨剑,欲立勋名万世垂.
"2这些诗句,气贯长虹,爱国情感,生死不渝,足以传诵千古.
壮族文人的爱国诗篇,比起同时代的所谓"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来,其思想价值要高出一筹.
这充分说明了儒学对壮族社会的深入渗透和广泛影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壮汉两个族群的相互同化.
第四,从宗教方面看,儒家在壮族地区广泛深入传播的同时,佛、道也不断扩展自己在壮族地区的影响.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大盛的时代.
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即由南、北两个方向,经水、陆两条途径,陆续传入壮族地区.
到了唐代,佛教在壮族地区的影响逐步扩大.
佛教在壮族地区的影响增大,是因为有人把儒、佛相互揉合,变成壮族容易接受并有利于改造壮族原有的巫师教的一种宗教文化.
在这方面,柳宗元的巨大贡献足以说明.
我们知道,柳宗元于唐元和年间到柳州任刺史时,壮族聚居的柳州当时还是"断发文身"的"蛮荒"之地,鬼神信仰极为流行,巫教观念相当严重.
"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
'因不食,蔽而死.
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
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
"3柳宗元对壮族这种信鬼好巫的陋习非常不满,因而企图通过传播佛教来抑制这种陋习.
他认为,佛教经籍浩博,规模宏大,理论高深,而仪轨简便,容易吸引壮族民众信服.
同时,佛教的大慈大悲、"众生平等"、"戒杀生"等教义,可以辅佐儒学的教化.
柳州原先有官建佛寺四座,河北三座,河南一座.
河南的大云寺因火灾被毁已近百年,人们无处拜佛.
于是,柳宗元用行政手段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主持复修大云寺,并四方搜罗僧侣,住寺讲经布教,以感化壮族群众,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4佛教深奥玄远的义理,简便易行的崇拜方式,终于征服了当地壮族民众.
人们纷纷皈依佛教,佛寺中香火旺盛.
巫鬼迷1欧阳若修等编,《壮族文学史》(第三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077,1049页.
2广西科委文史室,《广西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1959,第186,188页.
3柳宗元,《柳州复修大云寺记》.
4忠肃集,《左师郎中李公墓铭》卷12.
27信,滥杀牲畜,轻忽生命的诸种现象大为减少,儒家的仁爱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这说明柳宗元利用佛教宣扬儒学,把儒、佛相互糅合,才能被壮族民众接受.
而佛教在广西的影响又往往和道教以及壮族固有的巫教相结合,才得以传承下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上,道教和佛教几乎同时传入壮族地区.
由于道教教义和壮族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的信仰十分相近.
所以,道教传入广西并普遍为壮族所接受.
从壮族地区道教的神职人员道公所从事的法事活动,也足以说明壮汉的互为同化.
道公的法事叫开道场,要念的经书主要有《太平经》、《灵宝经》、《玉皇经》、《阴符经》、《太上感应经》等.
这些经书都是用汉文抄写而且中间常杂插不少用古壮字写成的壮族民间歌谣,如孝悌歌、恩义歌、道德歌等.
这些歌谣,又杂有佛教的内容.
道公在开道场时,都要悬挂其神祗画像.
道公的神祗,除了正宗的道教神祀和佛教神祀,诸如太上老君、三清神、玉皇大帝、如来佛、莲台观音等之外,还有壮族的土著神,如布洛陀、布伯、莫一大王、社王、土地公等.
从壮族道公的神祗可以看出,儒、佛、道和壮族的巫只有相互结合,才能被壮族民众接受,也才有生命力.
佛、道都是汉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而儒学本身就是汉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壮族接受儒、佛、道并和巫教相结合,才能生命旺盛,影响扩大.
这就更能从深层次上看到壮汉的互为同化.
第五、从社会交往与族际通婚上看.
汉人移民广西,促使壮、汉两个族群出现杂居局面.
族群杂居,文化互通,语言无障碍,宗教上彼此相容,必然要出现很多社会交往的机会.
族群成员之间的频繁交往,必然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认知、熟悉.
相互了解、认知和熟悉,族群部分年轻成员之间必然产生相互爱慕的心理,于是,族际之间的通婚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马戎先生所说:"我们假设有两个民族集团,他们的文化能够互通,语言上没有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不绝对排斥,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之间没有偏见与歧视,群体与家庭对于民族通婚也不反对,惟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通婚.
当两个民族集团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他们的民族关系可以说是比较良好的.
"1汉族大量移民广西,也必然要与土著的壮族女子通婚.
在这方面,史籍也有记载.
《宾阳县志》说:"与贵县、迁江接壤之乡间有操壮语之村庄者……大率乃汉人久居其地,自先人与土人通婚姻,语言遂变,而实非原有之土.
"2《武宣县志》也说:"(汉人)凡居乡间,因与壮通婚,遂多操壮语……与土人杂居通婚,率效其风俗言语,非尽昔时之土人也"3.
《新宁州志》亦载:(汉人)"初至多在城市,渐而散处四方,与土民结婚,通声气.
"4壮族学者黄现璠也认为,"侬智高失败后,许多汉人进入桂西地区落户,与壮族妇女交亲","汉人娶壮女为妻者日愈增加"1.
从以上史籍记载可知,族群杂居,必然要相互通婚.
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通婚,是和睦族群关系,增进族群间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也是族群融合同化的最有效形式.
从汉族移民广西的类型来看,大量的军籍人口中,也有充军、罪谪和商人.
最初的"开桂"者,想必都是男子,不会有眷属随来的.
进入广西的汉人,既然回不去了,无论是用兵而来,还是其他途径来的,都会走向婚配,与当地土人结婚,这是不可抗拒的道法自然的规律.
汉族与当地壮族婚配的后代可仍是汉人,也可变为壮人.
在文化交融中,婚姻结合下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力量最大.
壮汉婚姻结合而产生的壮人,是融进了汉文化的壮人,超越了原来的土著壮人生活,承袭了华夏的风俗礼仪.
譬如,汉文化的婚姻习俗就很自然地融入当地壮族及其他少数族群中.
《礼记》中记载的汉家从议婚到完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证、请期、亲迎,如今在汉族地区已经不完整了.
但在桂西边远山区一些壮族村子里还保存着.
当然,壮汉族群的同化是相向,不是单向的,既有汉族融入壮族中变为壮族人的,也有壮族融入汉族中变为汉族人的.
这是符合广西实际的,比譬1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56页.
2(民国本)《宾阳县志》.
3(民国本)《武宣县志》第10章.
4(民国本)《新宁州志》卷4,第360页.
28说,广西的大姓——李姓、黄姓、韦姓、岑姓、覃姓等等,既有汉族的,也有壮族的,这是壮汉族群相互融合同化的最好例证.
汉族是中国社会的先进族群,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原文化.
儒学就是这种文化的主体.
汉族长期接受儒学教育,熟知孔孟思想.
汉人移居岭南,与壮人杂居,除了文人开坛讲学,传播中原文化之外,大量的是通过民间交往,沟通思想,通婚和亲,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孔孟之道潜入默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就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壮族人也耳懦目染,不学而能,熟悉孔孟儒学之精要,特别是伦理纲常方面的内容.
据笔者调查了解,许多目不认丁的壮族农村老太太,城镇老公公,也能用伦理道德思想来教育子女;同样,许多文盲的农村壮族中年妇女,也很懂得孝道及其他礼节.
这不能不说明儒学对壮族民间社会的深入渗透和广泛影响,也说明壮汉族群融合、同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四、壮汉互为同化的意义壮族是我国南方悠久的土著族群,绝大部分壮族人长期居住在祖国的南疆.
研究壮汉互为同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1、农业经济发展迅速.
历史上汉族移民广西,不管是军籍人口还是其他方面的人员,最终都必须与农业打交道.
由于广西历史上农业经济较为落后,比可能为驻军提供足够的粮食等日常生活急需品,因而,留戍广西的军籍人口都必须屯垦.
这就为广西的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人力上的保障.
文献记载,宋代的时候,广西的土地大半贫瘠.
明末清初,广西大量可耕地仍在沉睡.
以客家人为主力的汉族移民,首先向荒山进军.
在桂西的宜州,从乾隆至道光近百年间,昔日的"蛮溪山岗"皆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楚、粤、黔、闽"汉民"所耕垦,产粮竟"岁获(数)千(数)万石"2.
汉族移民还将原居地的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带到广西,有效地增强了农作物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改良了土壤的肥力,改善了农业的生态条件.
汉族农业人口的迁入,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西农产品类型单调的现象.
光绪年间的来宾,汉族农民已开始种植甘蔗、芝麻、花生、绿豆、烟叶等,并将它们逐步商品化.
在左江沿县,汉族移民"树艺五谷或种苧、桑麻以收地利".
经济林的种植也因汉族移民而首次出现在广西地区,如昭平县恩来里,曾种植甘蔗、绿豆和烟叶等经济作物.
2、商业经济初步形成.
严格来说,广西商业活动开始的时间并不算晚,自汉代就开始,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地方"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机布之凑".
唐宋时期广西各地出现的草市就极富个性,如南宋与金对峙时,北方战马无法南来,于是在广南西路的邕州设立提举司,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置博易场,开展与西南少数族群的贸易,南宋每年从广西购买的战马达数千匹3.
明清时候,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广西的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批相当规模的商业贸易中心已初步形成.
如广西的四大城市——南宁、梧州、柳州、桂林以及龙州、宜州、百色等城镇的兴起,除了政治军事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商业贸易而日渐繁荣的.
明嘉靖时桂平"商舟辐辏".
万历间的横州,成市之日,"荷担贸易,百货塞途".
清雍正间,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
苍梧、荔浦、昭平、北流、宁明、大新、百色等地,均有商人的活动足迹.
另一个足以证实明清广西商业兴旺的证据就是各地兴建的会馆:桂北的灌阳县,嘉庆十八年(1813年),湖南人在该县建立湖南会馆,后又设立江西会馆.
桂中的鹿寨县,乾隆、嘉庆年间,1黄现璠,《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
2清嘉庆,《广西通志》卷88.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
29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相继成立会馆.
桂东的钟山于1777年由粤籍商人集资兴建英家粤东会馆.
桂西的百色,于1721年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粤东会馆,该馆遗址至今还是百色最大的砖木石结构古建筑.
桂南的大新,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在该县先后四次修建粤东会馆.
会馆的修建,除了方便商人经商,还起到了一种联络感情的作用.
一方面是维护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域观念对这些汉族移民的影响.
也就是说,从古代到近代,通过壮族及其他少数族群与汉族之间的长期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即壮族和苗瑶等少数族群以土特产品及畜类换取汉族的盐、纱、布、铁制农具等日常生活生产必需品,彼此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
(二)推动广西文教与中原文教接轨汉族移民广西,壮汉族群同化,推动了广西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是全方位的.
早在西汉时,就有山东宁阳人举家南迁广西,至东汉末已传六代.
第七代士燮是个知识渊博的经文学家,他董督岭南七郡时,邀请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人士到广西讲学.
建安初,经学大师刘熙南来苍梧,设馆授徒达数百人.
汉唐至明清,汉族移民的知识分子与非固定性的流寓文人合力改造广西的文教事业,广西的文教与中原地区的文教完全接轨.
教育的目的不再限于教人识字,而是包括了一整套儒家伦理道德的灌输.
《孝经》已被列为官学首课,就连民间的蒙馆、塾馆对幼童进行启蒙教育时,也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作为教材.
设置在广西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各类学校——官学、私学、义学、路学乃至书院,无一不是科举取士制度的附庸品.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接轨给移民广西的汉人带来自身发展的机遇,当然也给壮人提供学习汉文化的机会.
公元895年,广西出现了第一个状元.
公元1049年,广西出现了第一个"三元及第".
期间,全国只出现两个"三元及第",广西就占了一个.
两宋间广西进士计有279名(文科),明代计有239名,清代有585名.
大量科举中式的数字,不但在中国所有边疆省区名列第一,而且个别数字与文化发达地区相比也丝毫不逊色.
在汉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广西土著居民特别是壮族居民,不仅接受了汉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就连他们自身的习俗也随之放弃而改用汉族习俗.
发式、服饰、饮食方面,渐渐汉化.
许多原先"不束发"的壮人逐渐"学束发".
乾隆间,许多男性壮人的衣着已与汉族相同,"惟妇女服饰稍别",其饮食也"与齐民无异".
婚嫁方面,清初,桂林府的壮人"婚嫁亦凭媒约".
抛绣球择夫的习俗在一些地区也有下降趋势.
民国《荔浦县志》卷三说:"抛绣球,北僮昔年相思山以此选婿,文明进而廉耻萌,遂变而为儿女戏具.
今日并此无之矣.
"住房方面,壮人的"居处"也"尽变华风,区逾百年".
刘锡蕃也称桂东壮族的房室"大半汉化"1.
(三)提高壮族的人口素质人口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两个方面.
汉族人口迁入广西,壮汉两个族群的融合同化,促进了广西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广西既属于边疆地区,又属于少数族群集居地.
在正常情况下,汉族人口不会主动迁往边疆地区和周边少数族群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上层和文化程度高的人士.
但在非正常情况下,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成为移民的一员.
汉族迁入广西,大都属于后者.
这类移民对迁地——无论是汉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还是少数族群地区的文化水准的提高,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广西历史上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除了前面提到的一批高中级人才脱颖而出之外,还体现在广西社会风气的积极向好.
如清代时期,灌阳县"负饭者莫不能具字,龆龀之童,皆知读书",宾阳县"莠良子弟,读书习礼.
冠婚丧祭,近于中州".
汉族移民广西后,壮汉族群融合同化所引起的广西人口身体素质的变化,前人极少论述,这1刘锡蕃,《岭表纪蛮》.
30里只做简论.
对广西人口的身体素质,宋代的周去非评价说:"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1.
宋代募兵有统一的身高标准,南方人多达不到.
移民对避免近亲、同族间的通婚和在很小的地域内通婚,无疑是有利的.
地方文献称鹿寨"壮人久与汉同化,婚姻互通"2,灵川"壮族渐与汉族……通婚姻者,习与汉处久而同化"3.
唐代卢钧担任岭南节度使时,发现两广地区"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
明朝时期也有"军官土官,姻联瓜葛","土官军官,联姻一体"的记载.
说到族群间的通婚对于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所起作用,恩格斯曾经有过间接的论述.
他在谈到婚姻对体质的影响时引用摩尔根的话:"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
"4进入广西的汉族人口与其他少数族群通婚后究竟对提高广西的人口素质起到多大的作用.
由于资料匾乏,只能留给后人去继续研究.
(四)有利于巩固祖国南疆的安全汉族人口进入广西,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可以使壮族统一思想,防止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巩固祖国南疆的安全.
在一个多族群并存的国度里,总要有一种学说作为各族群团结统一,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又是团结各族群在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紧密相连、不闹分裂的纽带.
壮族在历史上从总体上来说没有闹过分裂,其主要聚居地广西在历史上比较稳定,没有出现企图脱离祖国而闹独立性的现象.
秦汉以后,壮族地区一直在封建王朝的管辖下,过着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
这与儒学的深远影响及壮汉族群长期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
由于壮汉两个族群在长期交往中已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壮族人民不愿闹独立性,分裂祖国,而是愿意在祖国大家庭中,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壮族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族群,在历史上较早地与汉族互相交往,逐步实现壮汉族群的融合.
壮族居住在祖国的南疆,是重要的国防前哨.
不论过去和现在,壮族在保卫边疆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事业中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只有认真研究汉族移民广西和壮汉族群的融合,把南疆的民族问题解决好,加强壮汉两个族群及其他族群的团结,才能使我国有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南疆边防阵地,有效地防御外部敌人的侵略与颠覆.
从历史上看,民族问题解决的好坏,民族团结能否加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
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剥削,造成了无数的民族冲突和纷争,使国家经常处于动乱之中.
而壮族地区,由于较早地接受汉文化,逐步实现壮汉族群的融合,使祖国南疆在历史上社会比较稳定,边防安全有了保障.
今天,我们研究壮汉族群的相互融合,就是要继续处理好壮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之间的族群关系,加快发展壮族和其他族群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以促进各族群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可能给国外敌对势力造成煽动民族纠纷,大搞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以可乘这机,带来边疆的动乱与纷争,从而危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安全与统一.
(五)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实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研究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兴起.
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认同,是指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的自觉意识和感情依附.
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统一民族国家,由56个族群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当下多元复杂的文化与族群关系使得当我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认同时,我们必须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
2(民国本)《柳江县志》卷三.
3(民国本)《灵川县志》.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2页.
31兼顾到所有的族群,即便汉族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92%,但它只是中国56个族群之一,这个多族群的统一民族国家需要一个建立在56个族群之上的国家认同,如何实现呢就是说,必须在思想意识上和实际行动当中承认,在当今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汉族、壮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白族等56个族群都是中华民族之中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成员.
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现实,除了中华民族之外,不能再析出什么其他民族.
只有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才能实现,我们才有可能不給子孙后代留下任何导致国家裂变的隐患.
从历史上壮汉族群的相互融合与同化可以看出,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族群——汉族经过长期的文化交往,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一员,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依存,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人们共同体.
壮族和汉族除了语言之外,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
正如壮族开国上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20年、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韦国清当年在审查彩调剧《刘三姐》时认为给男演员扎包头不好.
他说:"这是古老的打扮了,我从小到大,很少看到壮族男人这样扎包头.
壮族和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们经过多少世代交流,在生活习惯和穿着上以及其他方面实际没有多大区别了.
壮族和汉族相比,除了语言以外,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
……对于一个民族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以及其他方面,要向前看,已经前进了的就不要拉回头了"1.
可见,壮汉两个族群自然融合与同化的程度.
这种自然融合与同化产生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坚韧凝聚力和中华民族认同感,为防止民族分裂,捍卫民族团结,巩固祖国南疆的安全,维护国家的统一,实现国家认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1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