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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书名:护士的故事作者:【英】克里斯蒂·沃森译者:王扬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是否完结:2020年4月1日ISBN:978-7-5561-2389-6目录CONTENTS作者手记序:值得悬命一生之事1静脉之树2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3世界的起源4呱呱坠地后5生存之战6我左肋下的某处7生活处处惊奇8小事大爱9人之骨10于是我们奋力前行11日暮之时12死亡总有两种13孩子的身体渐渐温热致谢献给护士诗人是一只栖身黑暗之中的夜莺,用曼妙的歌声慰藉自己的孤独.
听众看不见这位音乐家,却为这旋律倾倒.
他们感动,身心舒畅,却不知这歌声源自何处,又何故如此.
——珀西·比希·雪莱作者手记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来自我身为护士的亲身经历.
为保护患者和同事们的隐私,我对人物及相关的地点信息做了变更,同时将一些情况和描述进行了合并处理,以进一步保护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
本书中若有任何与现实雷同之处,实属巧合.
序值得悬命一生之事护理工作是留给"那些因为太衰老、太虚弱、太爱醉酒、太肮脏、太愚蠢以及太笨拙而无法胜任其他任何事情的人"来做的.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护士并不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工作.
关于职业,我设想过许多种可能,这常常惹得我那破落中学母校的就业顾问大为恼火.
"海洋生物学家"是我列出的职业选项之一,当时,我脑中浮现出自己在阳光充沛的天气里整天穿着泳衣,跟海豚一起游泳的场景.
不过,当发现海洋生物学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威尔士的海岸边研究浮游生物时,我便重新考虑起这件事来.
某个夏天,我在斯旺西花了一段时间观察我的曾姨祖母在厨房的大水槽里对付鲶鱼;还有一次,我上船出海,船上那群穿着黄靴子的男人毛发旺盛、身材魁梧,一边朝大海里撒尿,一边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
我还在早餐的时候吃了鸟蛤和紫菜面包.
海洋生物学彻底没戏了.
"学法律吧,"当同样被我搞得有些恼火的父母问老师我适合做什么时,一位老师评价说,"她能跟人争论一整天.
"但我并没有集中精力学习的本事.
我转而把目光投向其他动物和环境保护事业.
我梦想成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这样就可以在炎热的异国他乡旅行,在赤日炎炎下整天穿着泳衣和人字拖生活.
我参加游行和反活体解剖运动,在斯蒂夫尼奇灰色砖块搭建的镇中心散发传单,上面印着惨遭折磨的狗、被用来做化妆品实验直到眼睛变红的兔子,以及鲜血淋漓、瘦骨嶙峋的猫.
我戴着在露天市场很便宜就能买到的政治徽章,结果那徽章越戴越松,直到某个晚上在胸前看到一小串针刺瘀痕时,我才发现它扎伤了我.
在家里,我拒绝走进客厅,因为妈妈在汽车后备厢集市[1]上买了一个填充小鸡标本,还把它放在她的装饰品行列当中.
我坐在台阶上,吃素食晚餐以示抗议,并说:"要我还是要小鸡我可不想和谋杀扯上关系.
"我那拥有无穷耐心的妈妈,始终谅解我的青春期焦虑.
她送走小鸡,又给我做了份奶酪三明治,还给了我一个拥抱.
是她教会了我"善良的语言",尽管我当时并不领情.
第二天,我从学校生物部把一只小老鼠偷拿回家,救它逃脱被解剖的厄运.
我给它取名弗特,希望它能跟我的宠物鼠弗兰克和平相处.
弗兰克过去常常坐在我的肩膀上,长尾巴摇来荡去,就像一条宣言项链[2].
不用说,弗兰克把弗特吃掉了.
游泳运动员、爵士乐小号手、旅行中介、歌手、科学家……天文学家也是可能性之一,爸爸曾教给我每一个星座的名字,但十二岁那年,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编出来的.
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还是让他指着夜空,继续带着直冲天际的热情,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
"那个——像河马一样的,你看到了吗那个叫作奥里尔之肩.
还有那个,是蓝铃花.
你看得出那个形状吗,那些近乎银蓝色的星星渔民们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地仰望星空,星星们就会悄悄说出地球的秘密,就像可以从贝壳里听到大海的秘密一样.
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
"我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盯着星空,想要听清地球的秘密.
夜深人静时,我会拉出床底的硬纸板箱,里面装满我的宝贝:旧信、破损的钥匙环、已逝爷爷的手表、一枚希腊德拉马克银币;从书桌底下抠下来的口香糖,它是我喜欢的男生嚼过的;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石头,还有一个大大的贝壳.
我会站在自己的小屋里,抬头望着星空,一边把贝壳放在耳边.
一天晚上,小偷来我们家,打算偷放在后院储藏室冰箱里的肉.
那个年代,人们常常趁后备厢集市大减价时,从绑着大喇叭的卡车上那些脏兮兮的男人手里一口气买一大堆肉.
那个年代,警察们常常会在夜里出动,捉拿偷鸡(冰箱里的冻鸡)贼,我的观星活动也经常被他们的大呼小叫打断.
宇宙已经对我的贝壳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素食主义事关重大.
我不确定那天晚上哪个情景更为诡异:是几个年轻人偷偷摸摸从别人家的冰箱里拿走一只冻鸡以及一大包冻羊排,还是一个瘦巴巴的小姑娘站在铺满月光的卧室里,正用一个大贝壳捂住耳朵.
我要做什么——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操碎了心,但我的朋友们似乎并不为此所动.
那时,我还没想明白自己其实想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找到我正在追寻的事业(除了泳衣和明媚的阳光):护士工作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
从十二岁开始,我就一直打零工.
我在一家咖啡店工作,负责清理烤箱——那工作很恶心,我的搭档是一个抠门的女人,经常用一袋茶包泡三杯茶.
我还做过送奶工,在冰天雪地里带着奶瓶走街串巷,直到感觉不到自己手指的存在.
我也干过送报纸的活儿,直到有人发现我把报纸扔在一条烂巷子里.
我没在学校花太多心思;家庭作业从来不做.
我父母劝我放宽眼界,给我出主意,跟我讲大道理:"教育是通往所有地方的门票,你脑子很好使,可你却不想用.
"我确实天生聪明,而且尽管我父母给了我这么好的天赋,也向我展示了生活的意趣[3],可我的学习成绩仍然糟糕,人也依旧轻狂.
他们鼓励我多读书,结果我被哲学吞噬,开始苦心孤诣地寻找我诸多问题的答案:萨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加缪——他们让我丢了魂儿.
对书籍的爱是父母赠予我的最佳礼物.
我喜欢四处闲荡,但范围总是离我读的书不远;我把书藏在住宅区的各个角落:《小妇人》在黑巷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兹威尔的垃圾箱后面;狄更斯在补锅匠的破车底下.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学校,搬去和我二十多岁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四个二十多岁的男室友一起住.
那时的生活简直混乱不堪,但我愉悦又满足地在录像店工作了一段时间,拿家用录像带从隔壁的中国外卖餐馆换鸡肉炒面吃.
我的素食主义信念开始动摇,同时开始专心在店里放成人电影,朋友们坐满房间.
我还想成为农民,就报名上了农业学校,坚持了两个星期.
工商及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的旅游课程我坚持了一周.
委婉点说,我找不到方向.
我真正感到崩溃,是有一回因面试迟到,错过了必胜客餐厅儿童游乐区演艺人员的工作机会.
而且尽管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全然懵懂无知,但恋情告吹还是让我格外震惊.
我的骄傲意味着我不能再回家了.
我没有工作,无家可归.
于是,我成了一名社区志愿服务者.
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给年满十六岁而不是十八岁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的工作.
我被安排到一个由麻痹症协会(现在叫麻协会)运营的社区,每周可以赚到二十英镑的零用钱.
我负责照料那些身体严重残疾的成年人:帮助他们上厕所、吃饭、穿衣服.
那是我头一回觉得自己似乎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我把素食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开始拥抱更远大的事业.
我剃了个光头,穿着从慈善商店淘来的衣服,把零用钱统统花在苹果酒和香烟上.
我一无所有,可是过得很快活.
同时,那是我头一回跟护士一起工作.
我看着那些训练有素的护士,就像生病的孩子看着父母.
对于她们在做的事情和她们的工作本身,我羡慕得无话可说.
"你应该去当护士,"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会给你一笔助学金,还有住的地方.
"我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发现整栋楼里都是像我这样的流浪者.
我去过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在年纪更小的时候还去过斯蒂夫尼奇的图书馆很多次.
但这里的图书馆不只是个借书和学习的地方,它还是一个避难所.
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着了,管理员便由着他睡下去.
一个男人帮一个坐在机械轮椅上的女人拿了本放在书架顶层的书,那男人脖子上戴着一个标记,那个标记表明他是个孤独症患者.
还有孩子们在里面跑来跑去,一伙稍大一点的孩子挤在一起,放声大笑.
我发现了玛丽·西戈尔(MarySeacole).
和弗洛伦丝·南丁格尔一样,她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照护许多士兵.
她从小玩给洋娃娃打针吃药的游戏,然后发展到宠物,以此尝试护理工作,最终真正去帮助人类.
我以前从没把护理当作一种职业,但那时,我回忆起,小时候,我和哥哥那时经常故意把洋娃娃里面的填充物弄出来,或把它们的眼睛扯下来,这样我就能动手让它们恢复原本的样子.
我还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们会排成一队,让我来检查他们有没有贫血;我一定先向他们吹嘘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等放学后,我会让他们排成一队,挨个儿翻他们的眼皮,看他们是否需要多吃洋葱和肝脏;还有数不清的嗓子疼的小伙伴,我会用手指轻轻按在他们的脖子上,像按在单簧管上一样,检查他们的"淋巴结".
那些书里没写太多关于护理或如何从事这份职业的内容,所以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
我发现护理工作早在史书记载之前就已存在,在每种文化中都历史悠久.
最早谈及护理工作的书面文字之一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印度医书《阇罗迦本集》(Charaka-samhita),书中说,护士应当同情每一个人.
护理工作还跟伊斯兰教关系密切.
公元七世纪初,虔诚的穆斯林会成为护士——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护士鲁法伊达·宾特·萨阿德(RufaidahbintSa'ad),便因她的同情与共情,被描述为一位完美的护士.
同情、怜悯、共情: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造就一名好护士的品质.
我时常回忆这次去白金汉郡图书馆的经历,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品质似乎总是匮乏的——这些我们已然遗忘或不再珍视的品质.
但十六岁时,我精力旺盛,心怀憧憬和理想主义.
而到了十七岁,我决定去追逐这一目标.
我不想再变换职业选择,任自己游来荡去;我要成为一名护士.
此外,我知道当了护士后,派对自不会少.
几个月后,不知怎的,尽管比官方规定的准入年龄十七岁半小几个星期,我还是误打误撞报上一门护理课程.
我搬进贝德福德的护士总部,它位于医院后方,是一片很大的公寓区,充斥着砰砰砰的关门声以及不时传来的尖叫和笑声.
在我这一层住的大部分是工作头一年的新人护士,还有几个放射专业和理疗专业的学生,偶尔还会有轮班的医生.
学护理的学生几乎都年轻又狂野,第一次离家在外.
爱尔兰女生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们有两条路可选,"她们对我说,"护士,或修女.
");男生很少(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基佬).
洗衣房在楼下,旁边是通风不良的电视房,里面的扶手椅是塑料涂层的.
在暖气片二十四小时持续高热的作用下,只要坐在里面看一会儿电视,我的大腿后部就会粘在椅面上.
漫不经心地脱口说出"我被粘在椅子上了",我就这样与一位精神科见习医生相识,他后来做了我好几年男朋友.
我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闻起来总是湿乎乎的,我有个朋友还在地毯上种过水芹.
厨房很脏,冰箱里塞满过期食品.
其中一个橱柜上贴着字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别动别人的食物.
我们知道你是谁.
带回声的走廊里有部电话一直在响,昼夜不停.
走廊里还经常回荡着吵架声、高跟鞋快速跺过的声音以及音量很大的音乐声.
我们通常抽香烟,但大麻的气味就像某种持续存在的低分贝背景噪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对它浑然不觉.
我们自由进出彼此的房间,从不锁门.
在我的房间里,床铺的正上方贴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脏解剖图,还有一个搁架,上面放着护理学教材和翻烂了的小说,床边还有一堆哲学书.
房间里有一个热水壶、一台没法调小的电暖气和一扇打不开的窗子.
有一个可以洗东西的水槽(洗身体或杯子),可以掸灰,可以呕吐,还可以在厕所堵塞的几个星期里解决小解的问题.
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这条件算不上优越;但我长期在社区公用房和别人共居一室,在那之前则和男友还有他的男室友们住在一座房子里,所以这地方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堂.
不过,头一个晚上总是最难熬的.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护士,自己该做点儿什么,于是开始后悔没有向那个鼓励我做护士的前辈请教更多问题.
我害怕失败,害怕看到父母在听到我再一次改变心意之后的表情.
他们已经因为我要当护士的决定受够了惊吓:我爸爸竟然真的放声大笑起来.
我的工作要我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可他们依然觉得我是个没法照顾别人的叛逆孩子.
他们没法想象我会全身心投入这样一桩事关善良的职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法入睡,听邻屋的女孩和她男友争吵.
她男友是个身形瘦长、喜怒无常的保安,似乎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和她住在一起.
即便他们消停下来,我也没法入睡.
我脑袋里的疑惑不住翻腾.
我知道自己至少要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一下,才不会失手让人送命,或不得不去做清洗老人阴茎之类的恐怖事情.
但我还是满心焦虑.
我起身上厕所,厕所是整层楼共用的;看到厕所门上粘着一条用过的卫生巾时,我开始干呕.
除了因为那玩意儿本身就很恶心,我记得我当时只要看到血就会犯晕.
第二天早上的职业健康检查确认了我易犯恶心的体质.
我们每个人都要被采集血样.
"完善你们的档案,"采血师宣布,"在你们有人被针刺伤,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时有用.
我们能够检查出你是否已经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
"那是一九九四年,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和恐惧四处弥漫.
采血师给我的手臂绑上止血带.
"你是学护士,还是学医的"她问我.
我看着针头,鲜血正渐渐充满针管,房间开始变得模糊.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克里斯蒂,克里斯蒂!
"醒来时,我正躺在地板上,腿还搭在椅子上,采血师出现在我正上方.
她笑了:"你没事了"我慢慢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眼神重新聚焦.
"怎么回事""你晕倒了,亲爱的.
真不幸,看来你得重新考虑一下职业规划了.
"在二十年的护士生涯中,我付出许多,但收获更多.
我想同你分享这桩非凡事业中的悲伤与喜乐.
跟我一起穿过病房,从出生到死亡;穿过儿童特护区,推开双扇门来到内科病房;响应电铃敲击的哔哔声,奔跑着穿过走廊,路过药房和职工餐厅,来到急诊室.
我们将探索医院本身,以及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我刚开始时以为,护理工作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药物学以及解剖学;而我现在知道,护理工作的真谛在于哲学、心理学、艺术、伦理以及政治.
我们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这些人: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你可能早已熟识这些人,因为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受到照护.
我们每个人,都是护士.
[1]汽车后备厢集市(car-bootsale),980年9月,英国人巴里·佩维特(BarryPeverett)在肯特郡一个农场组织了全球首个汽车后备厢集市.
那时,十几辆汽车一字排开,车主从后备厢取出自家的闲置物品,摆出阵势叫卖.
此后,这个汽车后备厢集市越来越红火,持续至今.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2]宣言项链(StatementNecklace),起源于欧美,设计夸张大胆,带有浓烈的舞台感和装饰感.
[3]原文为法文(joiedevivre).
1静脉之树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亲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这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和医疗服务.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我经过桥上,朝它边缘呈锯齿形的阴影走去,注视着桥下淡蓝而近乎绿灰色的光摇曳在水面上:黄昏已至.
万籁俱寂,圆月当空.
几个女人突然变换方向,从我身边走过.
她们穿着派对服装,化着烟熏妆;一个躺在睡袋里的男人蜷缩在墙边,脑袋旁边的咖啡杯里有几枚硬币.
除了偶尔驶过的黑色出租车,以及零星的夜班巴士,路上空空荡荡.
但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要去医院:一律穿着磨破的平底鞋,背着帆布背包,面色苍白,体态佝偻.
我进入医院地界,走过院子里那座总敞着门的小教堂.
小教堂里黑漆漆的,只有微弱的灯光和几点烛火.
教堂里有一个本子,上面写满各种留言和祈愿.
那绝对会是你读到过的最悲惨的文字.
医护人员正从大门涌入: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努力避开任何携带信件和旅行袋的人焦急求助的目光,这些人手里往往牵着哭闹的孩子,或用轮椅推着双腿盖着毯子的年长亲属.
到早上九点,会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志愿者出现,身上还挂着条幅,上面写着:需要帮助吗那是肯,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的孙女曾因败血症入院,接受卵巢癌的后续治疗;"我想帮帮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举手之劳.
"他会派发医院的平面布局图,给人指路,附送一个微笑.
医院地图上的涂色与地板上的彩色条纹相对应,方便人们分辨方位.
每天都至少有一回,会有一个人沿着黄色条纹边蹦边唱:"我们要去找巫师了……"[1]我走过候诊大厅,这里聚集着更多的人:富人和穷人,残疾人和健全人,种族、文化和年龄各异的人.
我常常看到一个女人在喃喃自语,她穿着拖鞋,身上散发着尿味,坐在一个装满塑料袋的手推车旁.
她有时会大呼小叫,好像很痛苦,保安的头会从窗口突然探出来,看看有什么异常,但瞬即又不见了.
不过,她今天不在这里.
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尽管医院里有暖气,她却依旧裹着厚厚的红外套.
她抬头看了我几秒,眼里满是惊恐和悲伤.
她似乎完全迷失了方向,就像孤身一人,尽管她身边人流汹涌.
她的头发,曾经是卷发,现在因为不事打理而显得凌乱;这让我想起奶奶生病时的发型,以及她是如何愤懑于没法拥有一台完美的吹风机.
她闭上眼睛休息,额头靠在双手上.
我喜欢穿行在医院里.
医院向来都是庇护之所.
斯里兰卡国王潘杜卡巴雅(前四三七—前三六七)曾在他的王国各处设立产房——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用于照护患者的机构.
公元八〇五年,巴格达建成一所精神病医院.
当时的法律禁止这些早期的医疗机构将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拒之门外.
十三世纪时,埃及的嘉拉温(Qalawun)医院就规定:"无论患者远道而来或居于此地,来自本邦还是异国,体格强壮还是虚弱,身份高贵抑或卑贱,贫穷抑或富有,有业还是无业,视力健全抑或残疾,身染恶疾抑或心智抱恙,学富五车抑或目不识丁,所有医疗费用均由本医院承担.
"我继续走着,路过医院的礼品商店,看到"祝贺""早日康复""深表同情"的卡片依序分开陈列.
礼品店旁边是一个小服装店,没什么人来买衣服,但店主很擅长讲故事,且了解医院里发生的大小事情.
再旁边是公共卫生间,里面会有患者崩溃晕厥,或注射海洛因,偶尔还可能遭到攻击——有一次还发生过强奸事件.
卫生间对面是书报摊和二十四小时咖啡店,那儿的破咖啡机中流出来的酸腐牛奶,曾经淹没了正下方地下室里存放的急救除颤器.
我转过拐角,回头瞥看那个穿红色厚外套的女人,她差点撞到一个帮厨推着的大号手推车,手推车散发出漂白剂、霉菌和飞机餐的气味.
咖啡店左手边是电梯,总有一群人在周围等待.
医院建在十分昂贵的地块上,垂直生长;于是大部分病房都位于不断扩大的医院建筑的主静脉和动脉上.
不过这些拥有许多窗户的长病房仍遵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医院建筑布局方面的建议:要意识到良好的建筑和医院设计对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作用.
她建议病房应当设计成狭长的形状,同时配以高高的窗户,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鲜空气与阳光.
在她于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同曼彻斯特建筑师托马斯·沃辛顿(ThomasWorthington)的通信中,南丁格尔也强调了护士们的实际需求:"如有必要,可否拓宽厨房空间,以供护士小憩片刻"我想象着她曾走过的足迹,同时盯着自己的步子,走过患者转送区,那里有一屋子的人等着回家.
他们都病弱得没法坐公交,也没钱打车;他们也没有能来接他们的亲属.
这些患者坐在轮椅和塑料椅子上,穿着外套,或披着晨衣、盖着毯子,盯着自动门外出现的一张张陌生面孔和天空,眼神茫然.
成排的椅子后面,无人触碰的自动售货机嗡嗡作响.
我想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上了年纪,身体虚弱——是不是饿了,身上痛不痛,有没有觉得害怕.
我其实是知道答案的.
我离开医院时,候诊室比我进来时还要满.
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患者们来说,突遭疾病或事故的打击,在急诊室中为生命而战绝不是什么幸运的事,但能有亲朋好友陪在身边,他们也许已算足够幸运.
护工室的门打开,传来一连串空氧气瓶持续相碰的叮当声,仿佛一盘巨型撞柱游戏.
同时出现了一位头发卷曲、眉头紧锁的女人,她戴着麦当娜式的听筒和麦克风,手拿大号记事簿.
她是那种我想花时间与之交往的人,但尽管我很努力,她还是会在我跟她说"你好"之后问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仿佛我是个陌生人.
好吧,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护工室隔壁是药房:一个面向成年人的大型糖果店.
里面有抽出来的托盘,还有无穷无尽的各类药片,排起来足有几千米长.
药房内部就像华尔街的一个交易大厅,沿着灯光昏暗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各种药物,分类收纳在急救箱中,每次开启时都需要做好标签,以免弄乱,方便之后重新补充并加以密封.
在英国,投入使用的许多药物都未得到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的许可,这并非特例.
比如在美国的儿科用药里,也只有二到三成的药物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
医药代表即销售人员,曾经是医院里的兴奋之源.
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和药剂师一样,穿得比医生体面.
他们穿着由设计师量身打造的套装,散发出汽车销售员的风度,外加博得顾问医师青睐的能力(要越过医师助理们的阻碍),这些都意味着他们是一支由二三十岁的英俊毕业生组成的卧底队伍,成绩没够上医学院,现在却天天来医院报到.
病房里医药代表的到来,在过去通常意味着比萨、钢笔、记事本和其他小礼物.
"透明性"意味着现在没办法让医药代表请客吃大餐了,医生们也不被允许收受贿赂而让医院采购或指定某种药物,来取代另外一种同类药物.
尽管如此,医药代表们还是会到医院来,派发宣传材料(所有医生和护士家里都有印着药名的钢笔和杯子,我的小女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家里的一只泰迪熊玩偶情有独钟,而小熊的T恤上印的是一种抗抑郁药物的广告).
药房有一个小窗口,实习护士们来来回回,负责取"外卖"(给患者带回家使用的药物,就像餐馆里的外卖);还有一扇门,只有蜂鸣器响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去,领取一些特定的药品或药剂.
我的办公室在药房上面三层,里面酷热而拥挤,铺着地毯,门外管道裸露,捕鼠器散放,但我们待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
我在几秒钟内环顾房间,眼睛扫过桌子.
桌子上面放着过期的气管插管和坏了的除颤器垫("这些玩意儿用起来火花四溅,但这只是传闻,所以用不着惊慌!
");还有一袋从医院食堂偷拿的褐色酱汁.
在跟当值的执业护士——负责在夜间管理医院,处理从床位安排到重大事件、安全措施和恐怖袭击等各类医院事务的高级护士——交完班,我们偶尔会在这里小歇,吃点儿吐司或煎炸食物作早餐.
桌上还有一份厚厚的死者病例,等着被送到丧亲办公室[2];另外还有一大罐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得知它在那里,但多年来从来没人碰过.
作为一名复苏专员,我扮演的是一个奇怪的复合型角色——一名专门负责复苏术的护士.
我们的团队主要由经验丰富的前重症监护护士(比如我),或是急诊科护士组成,但有时也会有护理人员和见习医生(训练有素的助理手术师)参与进来.
我们指导护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复苏术的相关内容,同时携带着应急信号器(或呼叫器),它会带着我们奔赴医院的各个区域:病房、手术室、咖啡店、楼梯井、精神科门诊、停车场和老年病房.
我们团队作业,协助队伍处理各类急诊和心脏骤停.
我在一面临时用的屏风后面换衣服.
办公室没有专门换衣服的地方,我们也没时间去卫生间换;于是多年来,这面屏风便一直承担着这个功能.
紧急呼叫器响起来,一边闪光一边发出警报:"成人急救,大食堂.
"呼叫器可能一整天都默不作声,而换个日子,它又可能一天叫上五六次.
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拨打"2222"来发出呼叫,同时说明急救类型:成人、儿科、产科、新生儿或外科创伤.
在医院里,这种急救呼叫并不多见,有时可能意味着发生了很可怕的状况,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惊一场:比如患者单纯晕倒或假装癫痫发作;还有一回,是有人被马蜂蜇了.
"我的建议,"一位同事在我第一天上班时告诉我,"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慢地往事发地点跑.
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事情,而在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时,你也肯定不想成为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但我现在已经驾轻就熟,所以一听到"复苏专员"的呼叫声,我便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下楼,穿过立着巨大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医院中央大厅.
大厅里有台钢琴,每次弹钢琴的人都让人惊讶.
今天出现在钢琴前的是一位建筑工人,他穿着一件很扎眼的夹克,正在弹莫扎特.
我从一个步履缓慢的女人和一个喜气洋洋的男人身边跑过,他们推着一辆崭新的儿童车,里面坐着一个小宝宝,车上还系着个气球,上面写着:"祝贺:是个男孩!
"由于收发室门口的人很多,我不得不放慢脚步.
收发室的窗口不断传出咒骂声和收音机声,偶尔伸出一只手,把邮件扔到外面排队的人手里.
我飞快地走向那台从来都很难用的提款机以及医院食堂,迷迷糊糊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吃他们的煎炸类早餐.
那个身穿红外套、眼神悲伤的女人,看上去既瘦小又虚弱.
脱下外套时,她显得更瘦小了.
她在里面穿了件花衬衫,却把扣子扣错了.
她的皮肤皱巴巴的,很干,头发花白;眼睛湿润,嘴唇却干裂;她凌乱的头发闻起来有一股酸味.
一只婚戒拴在一条银链上,挂在她锁骨稍稍靠上的位置.
她的眼睛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身子不停颤抖.
她坐在食堂里,意识清醒,身边已经围了几个急救小组的成员:一位高级医生,一位初级医生,一位麻醉师和一位当值的执业护士.
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紧张.
执业护士苔芙是我的朋友,她做急救科护士已经很多年了.
看到她总会让人感到心安:她一如既往地平静.
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条毯子——你或许会觉得这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正跪在患者面前,把一个小传感器连在后者的手指上,以记录她的含氧量.
"早上好!
"苔芙说.
"嗨——抱歉,我刚才在换衣服.
"一个搬运工推着急救推床过来了.
紧急呼叫发出,急救床也会收到呼叫,通常情况下,它会随急救团队一起到达.
推床上安放有大量设备,简直是一间带轮子的病房.
除了氧气瓶、吸出器、除颤器、急救药品,还有一大堆其他设备,从血糖检测仪到呼吸机,应有尽有.
"贝蒂有点胸痛,所有的指标都还正常.
她觉得很冷,能找个体温计过来吗"苔芙转向医生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带她去急诊室.
""她需要做一个十二导联心电图.
"说完,高级医生便转身离开,并没有注意到初级医生转了转眼珠,嘴里咕哝着,低声说:"你觉得呢""我可以把她交给你吗"他边跑边问我.
他们的本职工作和急救队一样忙,每当呼叫器响起,他们就要放下一切跑过来,有时甚至会把手术台上的患者留给见习医生.
我点点头.
"嗨,贝蒂.
"我握住患者的手,感到冰冰凉,"我是克里斯蒂,我会找张推床过来,带你去急诊室.
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我们最好先做个检查.
我觉得我来医院的时候见过你,在问诊台,对吗""贝蒂今天早上是来见患者联络人[3]的.
但她来得太早,所以就去喝了杯咖啡,然后就感到胸闷.
她的指标都正常,但还是感觉很难受,是吗,贝蒂"我注意到她的表情.
恐慌.
"贝蒂的丈夫最近刚刚因心脏病过世.
""我很抱歉.
"说着,我把她的毯子裹得更紧一点.
她的体温确实低到有些危险的程度.
"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疼吗"她摇了摇头.
"我不想麻烦你们.
"她说,"并没有太难受.
可能是我自己吃了什么坏掉的东西.
"贝蒂看上去并不像是心脏病发作(心肌梗死),尽管上了年纪的女性在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总会表现出你预期中的典型症状——胸痛、麻木、胸闷,带有刺痛感,像针扎一样——有时甚至不会感觉到疼痛.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缺血性心脏病是最常见死因,也是导致患者入院的主要原因.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在医院时心脏病发作,虽然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医院的.
他们可能只是来做牙科治疗预约,或探访亲属,或只是采个血样,而医院环境的压力似乎足以将人击垮.
心脏病发作不同于心脏骤停.
心脏病发作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液向身体各组织的供血受到了限制,同时各组织因缺少氧气和葡萄糖的补充,无法继续保持活力.
心脏骤停指的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但贝蒂并没有出汗或面色发灰,她的脉搏尽管微弱,但仍很有规律,清晰可辨.
在我和搬运工的帮助下,贝蒂慢慢爬上推床,我帮她坐起来,并用毯子尽可能裹住她瘦弱的肩膀.
我还在她脸上戴了一个非换气氧气面罩——面罩底部有一个柔软的袋子,可以保持高氧气浓度.
在心脏病发作的治疗中,氧气会成为潜在的危险,因为它可能会对已经收缩的血管造成挤压.
但在对生命垂危的患者进行紧急治疗时,氧气是必不可少的.
你要是宿醉,吸点氧也有好处.
但它的气味实际上很恶心,很干,而且面罩会模糊你的视线,令恐惧加倍.
我试着安抚贝蒂.
"这能让你舒服一点.
"搬运工推着床,我则走在她旁边,我们就像在医院的动脉里流动,微小的阻塞都会迫使我们停步,直到人们让开,我们才能通过.
在历史上,人们对动脉和静脉一直有着诸多误解.
公元二世纪,古希腊生物学家、哲学家,同时还曾执业行医的盖伦(他是格斗士们的外科医生)认为,"动物全身的动脉与静脉相互混合",他还认为静脉当中含有自然的灵气,而动脉中则有动物的灵气.
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动脉中含有精血——生命的精气.
尽管我们现在的理解已经超越这些结论,但历史观点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研究中,盖伦发现了对于动脉而言时至今日依然正确的认知(也可用来比喻医院):"它很有助于滋养动物身体的各个部分.
"我们右手边的走廊里藏着一间医院放映厅,那里专门为患者和家属放映最新影片(工作人员显然也可以去看,但我从没见过哪位相识的工作人员有闲暇去看电影).
放映厅里还有由慈善机构买单的护士专用座椅,以方便护士在场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放映厅旁边是性健康门诊(总是繁忙,只有人站着的空间).
贝蒂和我继续前进,经过门诊部,有一群人正围在一个坐着轮椅的人周围,那人嘴里叼着根没点燃的香烟,耳朵后还夹着一根,正在大声咒骂.
他身后有一个吊瓶架,吊瓶架连着一个装着带泡沫的透明液体的大圆筒.
透明的液体流进一根白色的细管,这根细管的末端像是搞错位置的脐带,插进他的胸腔.
"快到了.
"我说.
这些人,这混乱的场面,堪比医院的精血.
枝杈纵横的大小动脉和静脉,最终指向同一个中心:急诊室.
急诊室很可怕.
它提醒我们生命是脆弱的——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可怕呢急诊室让我们明白:即便付出十二万分的小心,我们也无从预知有谁会在人行道上摔一跤,导致大脑严重出血;谁家的屋顶会突然垮塌,导致某人不得不接受创伤性截肢、脖子折断、后背折断,甚至失血致死;或是一对夫妇结婚六十年,最终妻子却由于痴呆症造成丈夫重伤.
再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一个男人被一个小混混刺了一刀,刀子直插心脏;或一个孕妇遭人殴打,被踢中肚腹.
急诊室也很美丽.
人们患难与共,一切冲突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一天中,急诊科护士肯定没有任何余暇来恍神,每一天都在强烈的感知和省察,以及真切的生活中度过.
但每次推开这扇门,我的手总是不由颤抖——即使是现在,在我做了这么多年护士之后.
尽管我断断续续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终成了一名复苏专员,但我从没在急诊室做过全职工作.
护理工作需要流动性,即便置身于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中,你也需要适应同事和患者对你的需求,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他们需要的地方.
尽管如此,急诊室还是让我害怕.
不像食堂工作人员发现贝蒂稍有异样就可以拨打2222,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在情况极度紧急或需要专业医生到场救治时,才可以向急救小组求援.
急诊室不可预测.
不过这里也有一些惯例可循.
一周当中,早晨来的常常是那些整晚照顾孩子的母亲,她们在清冷的晨光中感受并未更好,反而更糟.
白天经常会有事故伤者,夜间则属于那些既约不到家庭医生、又不肯请病假的上班族.
工作日夜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只有病得严重时,人们才在夜里挂急诊.
但从周四夜里一直到周一早晨,从派对现场来的姑娘小伙会挤满整条走廊,眼神迷乱、浑身抽搐;而周日早上的人流量很稳定,来得越晚的人,情况就越严重:姑娘和小伙们以各种方式吞下安非他命,瞳孔会变得像月亮一样大;还有些酗酒的海洛因使用者,他们的瞳孔会变得像针眼一样小,什么都看不见,一点光线也透不进.
急诊室里经常挤满警察和大呼小叫的患者家属,只能用一层薄薄的窗帘把他们跟患者隔开.
患者们也挤在一起,中风的老人身旁是个酒鬼,再往旁边是高血压的孕妇、手部受伤的木匠、多发性硬化症首次发作的患者、患有镰状细胞危象的年轻人,或身患败血症的孩子.
心脏病发作、脑动脉瘤、中风、肺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脑炎、疟疾、哮喘、肝功能衰竭、肾结石、异位妊娠、烧伤、被殴打以及精神崩溃……被狗咬伤、折断骨头、呼吸衰竭、被东西卡住、服药过量、被马踢伤、精神病、被钉子钉伤、枪伤和刺伤.
还有一次,一个人的脑袋被锯掉了一半.
贝蒂一脸痛苦的表情.
当我们穿过候诊大厅时,她伸出手,想抓住我的手.
候诊的患者有的坐在塑料座椅上,有的站在墙边排队,靠着宣传海报.
没人看她.
他们的目光从她身上穿过,仿佛她是个看不见的人.
我经过时,看了眼墙上的海报,上面写着:如果您在过去的48小时内持续呕吐或发生腹泻,请告知主管医生.
如果您是年龄在12—50周岁的女性,请告知放射科医生您是否有孕在身.
弄伤了自己被人伤到了病痛发作请拨打国民健康专线.
胸口痛喘不上气请拨打999.
海报旁边有一个水槽,墙上固定了两个容器.
一个里面装着洗手液,另一个里面是空的:酒精消毒液已经不再使用.
以前有一些酒鬼经常来医院偷酒精消毒液喝,以满足他们摄入酒精的需求.
那些对酒精渴望到如此程度的人显然需要救治,但当务之急,只能是先把酒精消毒液拿走.
没人有空从水槽下面抬起一个无家可归的酒鬼,为他们给自己身体造成的任何损伤提供治疗.
肝硬化导致的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我见过的最痛苦的情况之一——喉咙里的血管会爆裂,鲜血喷涌而出.
而且就像酒精依赖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一样,它可能会由比你想象中少很多的酒精诱发.
在我们身边,坐在小椅子里的候诊患者大多有人陪伴.
此时已顾不上争吵,他们两手相握,轻抚彼此的发丝.
有些患者在哭泣.
候诊大厅里的场景,让我想起霍加斯[4]在《金酒小巷》[5]中对伦敦的描绘.
贫穷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随处可见喝得醉醺醺的母亲和瘦骨嶙峋的父亲.
整个房间弥漫着汗臭和陈血的金属味.
自一二一五年以来,急诊室的变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当时在伦敦经营一家医院的修女和修士便把它看作给穷人、患者以及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
一八六〇年七月九日,有一家这一类医院的第一批护士开始接受培训.
学成毕业的时候,她们将有机会去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家里拜访她本人——对于一些人来说,私下跟她见面肯定是个难得的机会,但这事也有点吓人:南丁格尔对学校里的每个护士都做了笔记,记录的内容包括她们的"性格".
她会怎么记录我呢尽管护理行业在那时已相当正式,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医院一直都给穷人留了一块空间.
护理工作本身回荡着历史的余韵:倘若没有这份工作,护士们只能想方设法嫁作人妇.
当然,现如今有很多已婚护士;而身为一名初级护士,我在行业内认识很多未婚护士,其中一些住在"斯宾塞府邸"的护士之家,我们经常把那里称作"老处女之家",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需要为出色的护理工作付出多少.
护理是一份每天都需要你付出灵魂的职业,然而,能用来关怀那些正处于最脆弱状态的患者的精神能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和大多数护士一样,在很多日子里,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掏空,没办法再付出更多能量.
我很庆幸,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如此包容我.
贝蒂咳了几声,随即用手捂住嘴.
她瘦弱的肩膀在颤抖,伸出手想够我放在床尾的手提包.
我帮她把包拿到腿上,她从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擦了擦嘴,然后放回去.
她仍然把包拿在手里,紧紧抓着,像个孩子.
我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就快到了.
"我们从大门口经过,室外停着一队救护车:当患者们还躺在坚硬的急救推床上时,医生便会时不时挤进去对他们进行治疗,同时为暂时腾不出床位的状况表示抱歉.
有一个清洁工正在不停拖地,偶尔会抬起头,冲上面的空气大喊:她患有长期的精神疾病,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雇主.
这里的医护人员来自任何可能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身份背景,这些特点在他们所服务的患者身上也如出一辙.
和我共事的护士们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她们中有人无家可归;有人在为学业赚钱;有人的家人正生命垂危,甚至本人正罹患癌症;有人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小孩;有人是同性恋,有人是异性恋,有人是酷儿,有人是变性人;有人是难民,有人家境殷实,有人则来自警察结队才敢出巡的那些街区.
无疑,很少能有一种职业,其从业人员的组成是如此多样.
护理工作具有流动性,护士们流动于病房和特殊护理工作之间.
在伦敦,医院之间护士的流动率很高;而在英国其他地区,护士们可以在一家医院里待得更久,扎下根来.
"我要是想升职,也只能等有人退休或去世.
"一个搬去坎布里亚郡乡下的朋友对我说.
但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医院,都会有一群人受雇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满足各类需求:比如给新生儿做衣服或在商店工作的女人、餐厅员工、被服间女工、药房助手、生物医学工程师.
急诊室里,语言门类繁多,口音南北有异,接待处后张贴的翻译人员名单一直在变长,实际中却很少派上用场.
患者们经常有年轻亲属做伴,或可以在医院的搬运工和清洁工里面找到自己的"老乡".
非专业翻译经常引发争议:医生和护士会怀疑词不达意、翻译不准,但这总比专门去找个翻译更高效.
我推着贝蒂进门,经过单独隔出的儿童急诊室,那里是一排病床,最末端放着一条长长的长方形桌子,桌子的一边堆着几摞文件:未复苏表格、观察图表、入院记录.
还有架子和玻璃门,玻璃门后的抽屉柜里装满设备,门口还备有急救推床,上面配有处理心脏骤停需要用到的所有设备.
贝蒂环顾四周,脑袋从一边轻轻摇到另一边.
她紧紧把手提包抓在胸前.
不过,在我们经过时,每个人都在看我,而没有看贝蒂.
她仍然是隐身的.
在复苏区[6]的尽头,有一个男人躺在推床上,旁边是两个医护人员,一个狱警站在一旁.
还有几位警察在场——不过他们站在护士休息室那边,所以可能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从一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些异物,"曾经有一个医护人员告诉我,"给异物套了两层袋子.
"医护人员说话很有意思,即便在非工作场合,他们也会使用一些相对正式的措辞.
我经常好奇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突然笑出声,还是以免在交班后哭起来或干呕.
我问她"套了两层袋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因为那些东西太脏了.
"他把那些东西放进了屁眼里,手机,还有充电器.
"一个创伤小组穿着绝地武士袍[7](一种罩袍),围在下一个患者周围:首席顾问医师、护士一、麻醉师、整形外科医生,以及护士二.
我把贝蒂推到一边.
"你和这位搬运工——他叫杰米——待一会儿,好吗我马上回来.
"急诊室的主管护士桑德拉很显眼.
她是那种看上去最难应付的女人,走路带风,眼睛不停扫视四周.
我不清楚医生和护士为什么突然都围到急诊室来,但很显然,他们都是冒险家.
他们看上去娴熟而镇定,动用他们简单直接的智慧,站在那里思考着.
我认识的每一个急诊室护士都令人惊异地擅长嘲讽,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在这里工作的先决条件.
桑德拉正站在一个床位前,那里也围了一群护士和医生,中间是一个正在哭泣的患者.
我走过去.
"嗨,桑德拉.
我有个患者,贝蒂——食堂刚才发出紧急求救,她胸口痛.
你看该把她送到哪儿"桑德拉朝我点点头.
"我们这里满员了,很明显.
需要现在就给她安排床位吗"我看了贝蒂一眼,她在房间另一边,仍然紧紧抓着她的包.
不过搬运工在和她聊天,她还睁着眼睛.
我很高兴她没有往这边看.
"三处刺伤,"桑德拉说,朝哭声的方向示意,"整晚都没消停.
"我突然明白,她上的是昨晚的夜班,一直到现在:十四个小时,一直站着.
人们好奇护士们是如何负担住在伦敦的成本的,但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住在这里.
大多数护士和桑德拉一样,从郊外赶来,路上两三个小时,再上十二个半小时夜班.
两个护士正在检查几小包红细胞上的标记信息,其他护士已经把除颤器贴在患者胸口,大家分配任务.
身前的机器突然警报大作,桑德拉立刻扑向那个被刺伤的伤者.
我从床位前走开.
"去一床.
"她反复说.
搬运工帮我把贝蒂的推床推到隔间的另一边.
我们经过一个患者,她正在来回摇晃,看上去很可能会伤到自己:她躺在一张临时床铺上,一个安全的地方,地板上放着一些枕头.
她需要暂时待在这里,直到被送进没有尖锐边角和物品的特殊病房.
急诊室为精神疾病患者设立了特别房间,尽管特别房间总是不可避免地满员.
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紧急状况下是没办法等待的——普通患者可以等待十二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急诊室的环境并不适合已经极度脆弱、神志不清的患者.
急诊室里负责精神障碍患者联络的护士通体文身,穿着一双鞋带磨损的马丁靴.
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责任的重负让她喘不过气,制度本身也在失效,但她仍不得不始终保持冷静.
这个患者显然非常痛苦,正在费力地喘气,护士就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温柔地跟她低声说着话,偶尔还会遭到踢打.
我不知道她要在这里坐多久.
根据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的资料,一年内上报的针对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达六万八千六百八十三起,其中百分之六十九的攻击者都存在精神障碍.
"上报"这个词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据估计,针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暴力侵犯行为,每年将导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损失六千九百万英镑.
如果每个护士把每次袭击事件都上报又会如何据我所知,这位坐在地板上的护士,根本不会为自己今天承受的拳打脚踢写什么报告.
她只会一直坐在这里,不去计较患者做了什么,同时忽略自己身上的瘀伤.
"看看这位可怜的护士,"当我们经过她身边时,贝蒂开口了,"他们给你们这些小姑娘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我们离开复苏区,经过急诊室隔间的门口,桑德拉仍然在忙碌.
我们穿过主治区,经过走廊里一排躺在推床上的患者,他们在等待被送进病房.
这些人都病得很重,急需床位,但病房已满;或他们已经经过分诊——病情的严重性已经得到评估,需要在四小时内获得进一步诊治,所以他们正在等待医生,但在这样的日子里显然需要等待更久.
或始终无人问津,直到在推床上死去.
搬运工把贝蒂推到正在清理的空床边.
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正忙着收拾床铺、椅子,把显示屏和手推车擦干净,一边还冲我笑了笑.
墙上有一块白板,白板旁有一个水槽,水槽上放着一包手套,还有一小块放罩袍的地方.
水槽上方备有洗手液和"希必洁"消毒液,以取代酒精消毒液,尽可能降低传染风险.
我穿上罩袍,帮忙把贝蒂移到床上.
还没等我开口说话,那个护士就冲了出去.
"我去拿十二导联心电图.
"她说.
贝蒂的状况比之前更糟了.
她的脸似乎凹陷了下去,人在发抖,牙齿打战.
她的面色跟她脑袋下面的床单一个样,整个人看上去仿佛要消失在云层里.
我帮她把毯子盖上,动作尽量小心:她的皮肤就像纸一样薄,胳膊上带着深浅不一的瘀伤,仿佛一枝夏末将枯的玫瑰.
毯子是蓝色的,有点扎人,盖好之后,她还在颤抖.
我给她又量了一次体温——把一个小小的仪器放在她的耳朵里,测量完毕后,仪器会自动发出哔哔声.
贝蒂的皮肤倒不像之前那么冷了,但老年人的体温往往不易判断.
有时,一个体温很低的老人——而不是很高——却可能患有败血症: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感染.
我一直对体温,以及它得以维持人的生命正常运转的微小区间很感兴趣.
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核心温度控制在相当严格的系数范围内.
但我们却可以在严寒中生存:在冬天的户外濒于冻死的人能够有效关闭自己的大脑,由此形成一种保护机制.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恶性高热症,它是对麻醉药的一种罕见反应,会导致患者体温升高,直到大脑在颅内沸腾.
贝蒂的体温还算不上极端,但仍然很低,有些危险.
我怀疑她家里一定没有暖气.
在英国,数百万人缺乏生活燃料,付不起暖气费.
"贝蒂,我去给你拿一个加温熊抱器过来,它能够吹热风,让你暖和一点,用起来可舒服了.
刚才出去的那个护士去拿检查心脏的仪器了,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是否正常.
""谢谢你,姑娘.
不过我觉得还好.
我不想麻烦你们.
我看见你们都特别忙.
我知道那个检查心脏的机器……""一点都不麻烦.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的.
"我对她笑了笑,握住她的一只手,轻轻捏了一下,"我去给你弄个三明治,再来杯茶,好吗"贝蒂笑了.
"你人真好.
"她说.
"我去看看我能搞来点什么.
"我在旁边的小隔间里找到一台加温器,一个护士从旁边的帘子后探出头,朝我笑了笑.
"这东西别的地方可没有.
"他说.
"五号床那个小姑娘,脸色是荧光黄的.
"弗朗西斯科,一个我在护士学校时认识的西班牙护士解释说,一边朝我们走来.
他站在我身旁,双手比画着说:"跟霓虹灯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叫了儿科急救小组.
我们西班牙可见不到小孩栽倒在水沟里,只有一只脚穿着鞋.
但在这里,这种事儿太平常了.
我们觉得她是自杀.
肝损伤,扑热息痛过量,你知道的.
我们开始给她治疗,把血样拿去做毒物检验.
但等她醒过来,我们问她,她自己倒乐了.
'我没自杀,'她说,'脸上是我自己涂的.
'"弗朗西斯科钻到他的床位旁,把帘子猛地拉上.
我把机器拿给贝蒂,在路上买了个鸡蛋水芹三明治.
三明治看起来干巴巴的,边缘是机器切的整齐弧形,看着让人没什么胃口.
我很想给贝蒂切一片厚厚的新鲜面包,再涂上真正的黄油和果酱.
等我回来时,床边的护士已经连好心电图仪器,并且在贝蒂的胸前贴上月牙形贴纸.
"他们说看起来还可以.
"她告诉我.
我并不惊讶.
贝蒂的丈夫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她现在胸口发痛.
尽管直接下结论绝不明智,但我敢肯定她会这样是因为惊恐发作.
"好消息,"我说,"现在我可以让你暖和一点了.
"熊抱器是用类似织物的白色波纹纸制成的.
把它盖在贝蒂身上,接通电源,它就会把她包围起来,仿佛一个热气球.
她的体温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升高一度,而她同样很低的血糖——毫无疑问,是因为没怎么吃东西——在吃过三明治、喝过茶后也应当回到正常水平.
找一个可以拉过来用的电源插座并不容易,所以我挪了挪椅子和一些可以移动的设备,也包括贝蒂本人.
熊抱器终于启动了.
"这真的像是拥抱.
"她说.
她看上去立马就开始有些好转,还把手放在胸前的戒指上.
"熊抱器就是这样.
我先走开一会儿,你在这儿休息,贝蒂,刚才那个护士待会儿就会回来,好吗"她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
"这个材料,"她说,"让我想起我的结婚礼服.
"我看向熊抱器,又转向贝蒂的眼睛.
她的眼睛正泛着光.
我停住脚步.
贝蒂没有病,没有动脉增厚,不需要借助手术、药物和医疗技术进行治疗.
但她的确需要一些东西,一些护士可以给予她的东西.
我又握起她的手,机器的温暖使我们两个人的体温同步.
很难讲什么时候我的手开始变凉,她的手开始温暖我.
"我们当时找不到做礼服的布料,"她说,"但是我们有一些降落伞绸.
那时我们也吃鸡蛋水芹三明治,我记得这味道.
我们还吃加冕鸡[8],不过斯坦把葡萄干都挑了出来.
我那老头子太可恶了,从来不吃水果蔬菜.
"她笑了,"你知道吗,我以前经常偷着在他的炖牛肉里面'加料'——捣一点胡萝卜和甘蓝放进去.
但每次他都能吃出来.
他会假装被噎住了,让我拍他的后背.
这老傻瓜.
"如果一对夫妻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当其中一位撒手人寰,那么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另一位也会随之辞世.
我们当然没法在死因一栏里写"死于心碎",但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心碎的人不会再费心照料自己.
他们不吃东西,不洗澡,不睡觉.
他们一个人身处两个世界,因悲恸而全身发冷.
我发现贝蒂的家人没有陪在她身边,不像我祖父去世后我奶奶有人照料.
没有人看着她好好吃饭,给她安慰的拥抱,让她生活在温暖的房子里,给她服适量的安眠药和热水.
悲伤过度会引发生理反应,而一杯甜茶,实际上就能帮到休克的患者,让血糖回升到无危险的水平.
甜茶可以防止癫痫、晕厥,甚至救人一命,而由严重疾病、悲伤过度或休克引发的血糖过低,要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发生.
它并不一定跟糖尿病有关,而且很容易解决;但一旦没能及时解决,便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贝蒂独居在自己的公寓里,这比任何科学仪器都能够更确切地解释她的健康状况和引发胸痛的原因,还有她为什么会狼吞虎咽地几口解决掉那个干巴巴的三明治.
再次开口说话时,她脸色好了不少,身体也更加灵活,身子坐起来了一点.
我站在原地,听她说话,握着她枯瘦的手,手上的皮肤跟波纹纸一样皱纹遍布.
她说话时,渐渐停止发抖,最后身子平静而温暖.
我没法在她身边待太久.
在病床的帘子后面,其他患者的家属正生着气;他们可能正盯着我,轻轻地来回踱步.
我得赶快回到复苏办公室,填好今天的表格,送到相关部门.
还有培训要进行,还有仪器要检查,而且我的上司肯定想知道我死到哪儿去了——他说我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太多事要做了.
但我还是又留了一会儿,闭着眼睛,听她说话.
贝蒂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只要我听得足够认真,我就不会再看到那个虚弱的老妇人,独自躺在医院的推床上.
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身上穿着降落伞绸做成的裙子,正跟丈夫斯坦一起翩翩起舞.
[1]939年电影《绿野仙踪》中的插曲,按照故事情节,主人公多萝茜只要沿着"黄砖路"(yellowbrickroad)走,便可以找到巫师奥兹.
[2]丧亲办公室(BereavementOffice),医院中一个专门负责为过世者亲属提供咨询建议、移交遗物及办理各种手续的机构.
[3]一种"中间人",通常受雇于医院,负责医患双方的沟通,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更好地选择医疗方案,同时将患者的意见反馈给院方,以优化其服务.
[4]威廉·霍加斯(WilliamHogarth),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和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
他的作品风格跨度极广,从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到连环画系列都有.
其现实讽刺风格深入人心,后来这种风格被称为"霍加斯风格",他也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
[5]《金酒小巷》(GinLane),霍加斯的代表作,描绘贫民烂醉街头的场景,其中最著名的细节,是一个孩子从一个女人的怀中跌出,而女人因醉酒浑然不觉.

[6]复苏区(theresuscitationarea),英国医院急诊室的一个特定区域,为昏迷患者(尤其是被救护车送来的)提供复苏治疗.
大多数地区综合医院都具有这一功能区.

[7]绝地武士袍(tabards),《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绝地武士的装束,亦音译作"塔巴德式外衣".
[8]953年,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加冕,当时伦敦蓝带厨艺学院的院长康斯坦丝·斯普赖和罗斯玛丽·休姆发明了一道特别的菜式,取名"加冕鸡"(coronationchicken),以白切鸡肉为主料,佐以蛋黄酱、葡萄干和咖喱粉做成的酱汁食用.

2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善良是一种语言,聋人能听见,盲人能看见.
——马克·吐温事实证明,我做护士这一行,是受很多经历综合影响的结果.
十五岁时,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到我家的客厅里挤了一大堆人,他们都身患唐氏综合征或其他残疾.
其中一个穿着霓虹粉色上衣的女人,胖得出奇,她挤靠在我爸爸身边说:"我爱你.
"爸爸使劲把眼镜往脸上推了推,一脸惊恐.
一个站在他们身边的男人笑得很大声,还有个女人在一旁来回摇晃,发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声音.
我满脑袋疑问.
但就在我开口提问之前,妈妈出现了.
她端着我哥哥的星球大战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罐橘子汁和一些杯子,还有一包卡仕达奶油饼干.
那时候,妈妈正在接受社工培训.
她被安排在一个专门接收严重学习障碍人士的集体社区,这些人中的一些甚至还有攻击行为.
我怀疑她就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了.
这给我那保守派老爸惹上了麻烦,他的脸越来越红,正努力摆脱那个胖女人,但后者不依不饶,一直重复着"我爱你",像是个坏掉的玩具.
"哦,娜塔莎,"我妈妈说,"放过他吧,我可怜的丈夫都快喘不上气了.
""呃……这都是怎么回事"我问.
妈妈向爸爸伸出援手.
"哦,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喝点冷饮,但现在看来,要准备一起吃个晚饭了.
"我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眉毛已经抬到额头上,只好向我认识的所有神明祈祷,希望他们保佑不会有同学突然上门来找我.
我可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那天的晚饭很不赖,让我的想法和偏见有所改观;到最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由优越感和偏见导致的理解力低下感到羞愧.
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妈妈就是在那天教会了我护理工作中的势力均衡:"为什么我应该了解他们的一切,整天待在人家家里,而他们却对我一无所知这似乎并不公平.
"我老爸从娜塔莎身下挣脱出来,去给大家烤羊羔肉.
他那晚也过得很愉快.
不过他们要离开时,娜塔莎不肯上小巴车.
她磨蹭了很长时间,直到约好下次还来我家吃饭,她才肯跟爸爸分开.
"真抱歉,我爱上了你的丈夫.
"离开时,她对妈妈说.
"没关系,"妈妈回答说,"我完全理解.
"我和爸爸挥手跟他们告别,然后在路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盯着空旷又安静的路口,一言不发.
一年之后,我就追随了妈妈的足迹;在接受护理训练之前,我就开始与身患不同程度学习障碍或身体残疾的人打交道.
我发现这份工作挑战性很高,但成就感也十足.
安东尼并没有学习障碍,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我在他的厨房里花了很长时间,帮他做饭,帮他吃饭,听他讲故事,讲他如何在试图买三十台电动车之后病情得到确诊.
受脑瘫的影响,他讲话并不清楚,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去听,但每次我让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他并不会感到受挫.
还有一位住户,总要用带小孔的板子阅读,先单独看每一个字母,然后再拼出单词.
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
虽然技术的发展伴有很多负面因素,但我经常想到,像她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身患严重残障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已经因为技术进步而大大改善.
安东尼经常发生身体抽搐,全天都要有人照料.
药物可以稳定住他的情绪,但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脆弱.
即便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们在一起还是止不住地开怀大笑.
安东尼的姐姐经常来探望他,但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身体或精神疾患的人,她却似乎永远愁云不展.
"她总是抱怨个没完.
"安东尼有一回在她探望之后评论道.
"幸福的本质很复杂.
"我说.
安东尼咧着嘴笑起来,跟我说我真是个怪人.
我们的这段友谊很奇怪.
他是个五十八岁的男人,而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护理者,我的任务之一是帮他上厕所:要么把他从轮椅上抬到马桶上,在他完事后给他擦干净,要么协助他尿到瓶子里.
还有其他住户需要类似的个人护理:给一个大小便失禁、年纪更大的男人更换卫生护垫,或帮他把安全套式的护套连在尿袋上.
我现在没法想象自己当时是如何在让双方都不感到尴尬的状态下完成这些私密任务的.
安东尼身体残疾,精神上也不太稳定,有些时候相当难对付.
但我从没遇到过其他受我护理的人,可以让我笑到从鼻子里喷出茶来.
我是说,有谁需要他妈的三十台电动车在英国,有四种不同的护理培训:成人护理、儿童护理、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学习障碍护理.
但这些分支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像你没办法把身体和心灵分开一样,我不觉得这种早期专业主义会对护士或患者有什么帮助.
比如你完全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既有精神健康问题,又有学习障碍,还不小心遭遇车祸,落下了残疾.
我认真考虑了学习障碍护理培训课程,想起了娜塔莎,想起我妈妈是多么喜欢她那份照顾学习障碍者的工作;她在帮助别人独立生活时是怎样满怀成就感,以及这种残障是如何不单单与社会建设相关,还关涉其他方方面面.
但我最终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护理培训.
部分是因为想到安东尼,同时我也想尽可能少跟血液接触.
鉴于之前因为看到自己的血液被抽走而晕倒的经历,我现在还心有余悸.
每次看到血——甚至包括在电视上——我都感觉后脑勺似乎正离我而去,随后整个房间都旋转起来.
即便是读书,血腥的场景或关于可怖谋杀的描述也会让我读不下去.
突然患上一种恐惧症还挺荒唐的,但我已经陷得很深;而同时,内心的骄傲又让我没法承认做护士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听上去,照料心灵似乎比照料肉体更容易.
于是,当我发现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JohannChristianReil)在一八〇八年定义的专业名词"精神病学",以及它的意思是"对灵魂的治疗"(他跟我意见一致,即公民化的进程会催生更多疯癫)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投身此道.
在十八、十九世纪,在精神健康场所工作的护士通常被称为"看守"——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的可怕历史,以及护士在当时作为控制者和约束者的角色.
经历数周的培训,还有每周跟医学生一起参加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考试,再加上充斥着学术语言而让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的关于"护理的本质"的漫长讲座之后,我终于迎来自己在病房的第一天.
我已经学过自杀与自残的风险模型,以及痴呆症护理的流程;还学了早期干预、伤害减轻、分类体系、精神药理学、护理计划、边界、病征、区分、倡导、势力不均衡、法律法规、伦理以及政策批文等知识.
我也读了很多精神健康护理历史,这段历史有一种病态的迷人.
但和同龄人坐在教室里,终究和在病房中担任护士相去甚远.
我太紧张了,早上五点就醒过来;我的胃缩成了一团.
精神健康护士没有统一的制服,导师说我们只需要穿"便服":简单、休闲即可,不要穿牛仔裤.
"你的便服有点太随便了.
"看过我的衣柜之后,一位导师对我说.
我有一张身份卡,光办它就花了一上午:沿着医院蜿蜒的地下室走廊一直走,经过散发出氯气味、足以让你热泪盈眶的水疗池(失禁的患者并不少见);穿过医院中庭,经过设备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会直视你,他们管理着几面高墙一般的库存,整个弹药库大小的房间就像是一个杂物抽屉的内部空间.
我经过医院综合实验室,那里有双层大门和门禁,工作人员面色苍白、神情紧张.
"我吸干酵母花了六个月时间,"在把大学专业从生物医学化学工程转到商业研究之后,朋友对我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的是特殊人才——非常特殊的那种.
"我继续向前走,经过排队去牙科楼层的人群.
这是一列肿着脸、弯着腰、哭着央求牙科大夫给他们解除痛苦的人.
最后,我找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通体文身的大块头保安.
他给我打印好身份卡,把它放在一个卡片夹里.
当我看到上面的照片——很可怕(不知怎的,我的两边脸颊鼓了起来,活像一只花栗鼠)——我问他可不可以重新做一张.
他没说话,只是低下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倒退着走出房间,差点撞翻一把椅子.
"对不起对不起.
"我慌忙为自己不知怎么就触发了他那种表情而连声道歉.
我把那张糟糕的照片夹到衬衫上,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一口气.
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心脏真的要跑到嗓子眼去了.
我都知道些什么我看着自己太随便的便服.
我的T恤皱巴巴的,裤子有些长,裤脚还磨破了.
为了省钱,我的头发还是自己剪的.
我问镜子:"镜子啊镜子,谁是今天最美丽的人"停车场后面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护士宿舍,但窗户上有许多脏兮兮的白色板条,板条纵横交错.
那就是精神病区:跟医院的其他部分完全隔开.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
在英国,贝特莱姆(贝特莱姆皇家医院,过去常被叫作"疯人院")是欧洲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已持续运营六百多年.
目前,国家精神病治疗中心仍然坐落于这所医院当中.
一些医院会在主院区设置精神科病房或门诊,而像贝特莱姆这样的一些医院,则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
但无论怎样布局,在外观和气氛上,精神科病房和其他病房都有很大不同.
我按了门口的蜂鸣器.
我又按了一次,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女人放我进去,把我带到电梯里.
她并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看我身份卡上那张可怕的照片.
急诊病房的门也是锁着的,我于是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
每层楼都是一个二级分区,精神科分很多类:入院办、女性、男性、混合性别、器质性精神病、老年精神病、青少年专区、饮食失调组、药物及酒精戒断组、精神失常、刑事精神病鉴定、精神医学、母婴区、电休克疗法专区.
这里还有一类病房,是专门给那些患有躯体疾病,例如无法行走、失禁之类因情绪障碍产生身体症状的患者使用的.
"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普遍,"南伦敦及莫兹利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基金会信托基金的一位护士表示,"病房里挤满了卧床几个月、无法自主行走或上厕所的患者;或是失明的,伴有持续疼痛、麻木和癫痫的患者.
而检查往往显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
情绪的力量是巨大的.
"杰出的神经学专家及相关问题的专家苏珊娜·奥沙利文,同样对这一问题的发生频率感到震惊:"每周,我都会告诉某些患者,他们的身体障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
但这样的诊断经常会遭到他们愤怒的拒斥.
"你没法将身体和心灵分而治之.
我们都是灵魂,寓居于肉身之中.
终于找到并走进员工室时,我已经迟到了.
我没想到自己等开门等了足足二十分钟.
主管护士并没有抬头看我,他正在写一本大开本的黑色日志.
"你错过了交接.
"他说.
他胡子拉碴,还穿着条牛仔裤.
这一身便服真的随便过头了.
"我很抱歉,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
"去找苏,"他说,"她是你的导师.
"我站在原地,没法动弹.
胃还没消停,神经系统此时也开始蠢蠢欲动.
员工室里有一个文件柜,文件柜上面放着一盆枯死的吊兰.
我盯着吊兰卷曲的、早已发软的棕色叶尖.
主管护士靠着的桌子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印记和半褪色的咖啡渍;桌上还有个摩托头盔,上面贴着贴纸,有个小小的凹痕.
房间里弥漫着金枪鱼和香烟的气味,极度燥热,巨大的散热器发出工业式轰鸣: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
他再次抬起头,露出微笑,然后又迅速收敛笑容.
在跟我对视的同时,他的手仍在纸上继续写.
"苏,"他说,"去找苏.
她是你的导师,没事的.
""我才十七岁,"我想说,"而且我在培训头一周就晕倒了.
"但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深吸一口气,去了主病房.
我经过护士休息室,那是一个小小的方形区域,由餐柜和桌子隔开,像是家里的开放厨房.
休息室最后面放了个上锁的柜子,大概是药品柜.
此外,还有一个咖啡室,人们围坐一圈,再旁边是吸烟区.
谢天谢地,那之后的精神科大多在态度、治疗和基本设施上都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进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进步,而且进步得还远远不够.
但这时是一九九四年,吸烟区坐满了人.
穿过让这里有种深夜爵士俱乐部氛围的重重烟雾之后,我看到十几个人,有男有女.
病房在我前面伸展开去,两边都是床.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苏,而且我连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分不清.
我站在那儿,看着在病房里转来转去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头绪.
"苏"我询问每个女人——护士或患者——有谁认识她吗我穿过病房,匆匆瞥见两边墙上那些褪色的画:达利、伦勃朗、凡·高.
没有罩玻璃罩的画凄惨地挂在墙上,边角已经卷起,就像用了多年的啤酒杯杯垫.
我走过没有多少书的阅览室,里面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直视着前方.
"苏"我问了一声,没有回应.
这里有一台开得很大声的电视,放着白天的电视节目,没有人在看.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令人既困惑又不快.
我完全想象得出当有人因精神不适而被迫住在这里时,会有怎样的感觉.
一个小个子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
她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笑得很灿烂.
"你在找苏那你一定是新来的学生吧"我点点头,松了口气.
"克里斯蒂.
"我说着,伸出自己湿漉漉的手.
"好的,我先找地方给你安顿下来,让你好好读读注意事项.
"她压低声音,"在见患者之前,一定要把那些东西一读再读.
"她的语气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往脖子上蹿,头重脚轻.
一个高个子男人在走廊里踱步,走在我们面前.
"他们还把我的肾偷走了,"他说,"都挖了出来,还有我的心脏,也让他们给换了.
他们还在我身上放了个仪器,那东西能把一切都录下来.
他们把我的心切开,把里面的心房心室换成了监狱.
他们还惦记着我的肝,还有肠子.
"苏没搭理他.
"德里克!
"她喊了一声,后者便回到房间里去了.
门砰地响了一声,又有一个女人出现在我们左边,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跟着德里克进了房间.
我盯着她看,直到苏拿着钥匙在我面前晃.
"员工室,记得上锁.
药柜也是.
文具柜也要一直上锁,里面有设备,可能会造成伤害.
"我跟着她,努力记下她说的每一个词.
"而且人也会故意找罪受.
这是个急症收治中心,"她说,"所以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精神分裂的、精神错乱的、抑郁的,还有什么边缘型人格障碍,"她压低声音,往我这边靠了靠,"只要你相信有这种东西存在.
总之你刚才已经遇见德里克了.
他昨晚刚回来,如你所见,他拒绝服药.
楼上有个养老院,那里收治有器质性疾病和相关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
精神变态、人格障碍和刑事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大多都在法医区,"她微微一笑,"但也不一定都在.
"我跟着苏四处转悠,她不停挥动手臂,把各个病房介绍给我.
我回想着所有可能导致紧急入院的精神障碍,把它们和这些患者在病房里的实际表现一一对应.
虽然有很多钥匙和紧锁的门,但这里的病房是开放式的,这意味着患者随时可以离开,尽管我知道根据《精神卫生法案》(MentalHealthAct)的某些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患者需要被强制收治至多六个月时间.
一位在社区工作的精神科护士朋友跟我讲过收治这些脆弱的人的故事.
"在经过适当的训练并获得精神健康执业资格之后,护士有时需要履行职责,剥夺患者的自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精神科强行收治患者的伦理问题,经常让我夜不能寐.
《心智能力法案》(MentalCapacityAct)和《精神卫生法案》构成一个法律框架,让护士可以合法地代替患者本人做出决定.
把护士看作"看守"的想法是可怕的,《精神卫生法案》的五项原则也明确了:在正式诊断完成之前,护士必须考虑治疗决定可否在最小限度限制患者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实现.
但当这种可以剥夺一个人自由的权力落到仅仅一个人手中,至少在一开始,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责任.
幸运的是,我告诉自己,我距离达到这一级别还有很多年时间.
尽管如此,在知道我可以离开,但一些由我照料的患者却因病得太重而无权回家时,我还是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不平衡.
我感受到一种促使我做好工作的巨大的责任感.
"员工洗手间,"苏说,"手工室.
"我顺着她胳膊的方向,看到两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正在做手工.
"神经性厌食症,"苏说,"你得多看看她们.
我们最近给她做了入院调查,"她用脑袋指了指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女人,"她告诉我们她身上没有违禁品,然后又递给负责她的护士五片剃须刀片,都是她藏起来的.
'你们忘了这些.
'她根本没想自残,只是想给那个替她办入院的护士找麻烦.
"那两个女人看上去很古怪,你很难不盯着她们看:她们瘦得惊人,几乎就是皮包骨了.
我用手支住下巴,免得自己嘴巴大张.
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被人盯着看是很糟糕的,尤其对方还是个护士.
我有个邻居,病得很厉害,看上去就像每天早上的跑步都可能让她的骨头折断.
我总是会跟她打招呼,同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盯着她看,那真是无比艰难,就像现在这样.
我想知道她——像这样的女人——会不会因此有生命危险.
厌食症是精神疾病致死的一种主要类型,而且发病案例数量仍在增长.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厌食症——"健康食品症":过度摄入所谓的健康食品.
美国精神病协会目前还没有把健康食品症列入进食障碍,并写进《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写了所有和精神健康问题相关内容的那本书)里,但我很确定这一天迟早会来.
随着照片墙(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时代来临,以及人们对不可能实现的完美的渴求,这样的进食障碍肯定会逐年增加.
"这些女孩都是超级挑剔的高成就主义者,我们见过很多.
"一位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护士评价说,"厌食症通常发生在女孩身上,但近三年,男孩患上进食障碍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是女孩患病增长率的两倍.
这年头做青少年也这么艰难!
压力太大了.
"我们来到整个病区的另一头.
"休息室.
"苏说.
有些人正在喝茶,电视换成另一档白天节目,但还是没人看.
"十点钟的艺术治疗通常会吸引一大群人.
音乐治疗在一点钟——通常只有基思参加,因为他拒绝洗漱.
然后是小组治疗时间,自愿参加,但我们总是努力让大家都加入进来.
"苏笑了笑,"都清楚了吗"我点点头.
"谢谢你.
"但我对于自己要做什么还是一无所知.
我在这里做护士到底该做什么是只需要陪患者坐着,还是要想办法和他们聊天,或盯着他们我要去了解后面药柜里有什么药品以及它们的副作用,还是要去捏个陶罐我要去鼓励那些得厌食症的姑娘多吃点,还是只需要监视她们在吃什么皇家护士学院在"预注册文件"中写明:"精神健康护士要以多种方式为患者提供帮助;以促进积极关系为目的展开工作,重点在于社会包容、人权和康复;也就是说,需要让人们在无论是否患有某种症状的状态下,过一种自觉自主的生活,并让他们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
"我喜欢自己能够帮助他人获得生活的意义这个想法,同时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意义.
但我不知怎样才能做到这些.
"没关系.
"苏说,"吃过午饭后,药劲儿就会上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迷糊到晚上.
然后会放《东区人》[1],外加一部电影.
肯定不是恐怖片或讲外星人的.
尤其现在德里克回来了.
他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然后肾被取走了.
"她摆了摆头,"永远别和他讲他说错了.
我是说,我们说了他也不信,对吧反正试都别试.
这个宇宙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
但也别和他说他是对的.
还有,帕姆喜欢《加冕街》[2],而且我们不想让她再自杀一回.
""迷糊"我注意到那个明显患有厌食症的姑娘正一边看着我一边笑,"自杀""因为那些药.
化学抑制.
而且谁能确定我眼中的现实比德里克的更真实外星人说不定真的存在.
我们的工作不是反驳他的说法.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了质疑另一个星系里有外星人活动的可能性.
"她笑了,一阵短促的咯咯声.
我感觉胃更沉重了,嘴巴一直滑稽地张着,同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正在皱缩.
"当然,"苏靠过来,小声对我说,"患者不知道药里都是砒霜,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好吗他们还把氪石[3]放进水里.
别喝这里的水.
"我慢慢转过头,看着苏的脸和她空洞的眼睛.
"你不是苏,对吧"她又笑了,突然从一边蹦到另一边.
"你以为——你以为我是苏!
她休假去啦.
"我有几秒钟呆呆站在原地,感觉一股热流升到脖子和脸上.
我的面颊热得发烫,烫得让我足以想象出自己赤红的脸.
我觉得自己蠢透了,地面在我脚下摇晃.
我刚努力记住她告诉我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我电影看太多了.
我告诉过她什么事情吗我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条例我是不是还没注册报到就要被炒鱿鱼了我看着她的脸,两人的目光相遇.
她笑得不能自已,抱着肚子,而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
我的笑声和她的交织在一起.
我后来知道她不叫苏,叫海莉.
尽管我觉得自己很蠢,还有点胆怯,但从那天开始,我经常会和海莉一起聊天、大笑,她会天天给我(还有所有她能见到的人)讲我第一天上班的经历.
"患者和医护人员显然没什么区别.
我们都可能生病,而且我们几乎一定会在某个阶段生病.
精神疾病和哮喘或骨折没什么不同,所以没必要太担心.
我怎么就不能是苏呢"然后她就会接着和我讲砒霜,还有其他护士根本不是护士,而是政府派来控制她的思想的.
海莉显然病了,但她教会了我很多.
最早的精神科护士被称为"灵魂之友",每个护士会和一位患者配对,建立起以友谊为基础的治疗关系.
这种做法现在又流行起来,医院会雇佣有精神疾病经历的人进康复学院——一种遍布全国的教育中心,而非治疗机构——以探索和精神病患者合作的治疗方式.
我很高兴能和海莉配对.
她能逗我笑,就像安东尼之前做的一样.
我有一次听到她跟丈夫通电话,说不要再每天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是休个假,"她说,"精神病假.
六个月以后,我就回家.
"苏,我的导师(真正的那一个),来自斯凯格内斯[4],这个女人手指被尼古丁染了色,还涂着亮紫色眼影——并没有拿着一大串钥匙.
我和她说起海莉的事情时,她乐了半天.
"振作点儿,"她说,"我们都有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至少她不算特别爱玩恶作剧!
"我(看过她戴在身上的身份卡之后)跟着苏去了临床室,她和另一个护士正在清点管制药品的库存.
从十九世纪起,药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当时有很多镇静类药物被用于患者,目的是用化学方法控制他们,而非治愈疾病.
水合氯醛具有高度成瘾性(现在有时还会被用作约会迷奸药物)和很严重的副作用;尽管它已经不再被用于治疗精神疾病,但直到最近,它还是治疗儿科重症的常规药物,用以保持儿童镇静.
苏继续说:"药物实际上并不能治愈疾病,它们只能缓解症状,而且还被用于控制患者.
我们这里的医生都很优秀,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仍需要时刻提醒他们,患者自己的选择在药物治疗,甚至是否采用药物治疗这些方面至关重要——只要他们还没有被正式确诊、收治.
这里就是患者早上、午餐时以及晚上排队领取药物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情况稳定,但有一些仍需要很多鼓励和支持.
"她说话时会散发出淡淡的烟味.
"你必须准备好所有的图表,确保医生不会开错剂量.
然后我们要开早会,你必须参加.
会上要讨论每个患者、各种状况、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
然后会有一大堆有关病情评估、病症审定、治疗进展的文书工作需要处理.
别忧心忡忡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很有意义.
"如果药物只能缓解症状,那么靠什么来治愈疾病呢美国社区精神病学教授德雷克博士说:"精神病医生的工具箱里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帮助人们重获一份带薪工作.
"苏教会了我精神健康护理工作中的很多"可以"和"不可以".
每一位实习护士都会被分配给一位导师,导师负责监督、支持和评估学生.
有时实习护士会和精神健康医护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工作:艺术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社工以及职业治疗师;但他们大多数时间还是和导师一起工作.
具体的安排完全是随机的,而且就和所有事情一样,有些导师会很和蔼,理解像我这样的实习护士可能会很害怕,年轻又天真,而另一些导师似乎很享受这种碾压学生的权力感——层层倾轧.
我很幸运,苏是个很温暖的人,会不时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捏捏.
"你会长大的.
你为什么不先从德里克开始,做一套检查你已经见过他了.
你需要在他的表格上完成身体检查的记录:血压还有其他数据.
"我长舒一口气.
我一直在练习做身体检查,自觉轻车熟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没能了解精神健康护理的其他方面:促进活动和治疗小组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而在表格里填写体温、饮食状况和呼吸频率,对我来说是实际且相当容易上手的任务,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第一次笑出来,感觉下巴终于放松,朝德里克的房间走去.
德里克有六英尺两英寸[5]高,嗓门大到在医院外都能听见他喊话.
他是从精神病重症监护室[PICU(PsychiatricIntensiveCareUnit),不要和儿科重症监护室搞混了,它的缩写也是PICU(PaediatricIntensive-CareUnit)]转到普通病房来的.
照看他的是一位个子小小的菲律宾女护士.
我经常看到她在PICU护理一些超过六英尺高的大块头男人,有时候还是酒精、药物成瘾的患者.
他们经常病得很重,可能还有暴力倾向,但这位菲律宾女护士告诉我,相比那些男护士,她反倒更不容易招致攻击.
"患者没感到威胁,当然就不会感到害怕.
很多疾病都是由恐惧造成的.
有时候,如果男护士的患者表现得很暴力、很有攻击性,他们就会呼叫我们过去,帮助那些患者平静下来.
"德里克看上去一点都不害怕.
不过他的枕头边放了本厚厚的《圣经》,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用手抚摸它.

"嗨,我是克里斯蒂.
"我进屋时跟他打招呼.
房间里配置齐全,有一个内嵌衣柜,一个抽屉柜,一把椅子和一张床.
在他的正对面,有另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椅上.
"嗨,我是维克,精神病医生.
"他站起来.
我和他握了握手.
德里克没有站起来,但朝我点了点头.
"嗨,德里克,我需要给你量一下血压——可以吗"我看见门外有一台机器,伸手把它拉进来.
"不.
"他说.
维克坐下来.
"德里克,克里斯蒂是来这里帮忙的.
她想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就像我们每天做的那样.
一个快速的检查:昨晚你的血压就有点高.
"没有任何征兆,德里克突然站起身,握住自己的手腕.
他大声尖叫起来:"他们想从我身上偷东西.
把我的灵魂从鼻孔或眼窝里挖出来.
他们打算吃掉我的眼珠,吸干我的脑袋,在我的脖子上打个洞,塞一个衣架进去,再把衣架钩出来,直到把我剩下的脑子都弄出来.
然后他们会替换掉我的神经元,给我重装系统,把酸涂在我的脑细胞上,溶掉它们.
等他们再把我的脑子放回来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他们一伙儿的了……"维克依然坐着.
"好啦,德里克,你很安全,我在这儿呢.
"他朝门口点了点头,我慢慢退出去,其他人正冲进来.
我站在门口,看到他们突然把德里克围住,而后者则叫得越来越大声.
我觉得眼泪充满眼眶,正在向下滑落.
我没能让他的状况变好,反而更糟了.
我一定说错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
我没进去之前他还好好的.
苏笑了.
"跟你没关系.
德里克的状况并不稳定,而且不幸的是,就和我们这里所有的患者一样,他也是不可预测的.
维克很厉害,但有时我们没法缓解局面,就必须要控制他们,让他们安静下来.
"她递给我一杯茶.
"可怜的德里克.
在社区里,他经常受到攻击.
精神病患者才是社会中承受危险的群体,而不是他们周围的人.
"我们在员工室里,我看到交接室里那个穿便服的男人.
班只上了一半,但我已精疲力竭——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迷迷糊糊,一团混乱.
"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反思性实践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
每天都要反思发生的事情,如果可以,就把它们写下来.
"我们已经做好反思性实践关键部分的一个模块,但这是我头一回觉得这项活动饶有意义.
苏是对的,当然,反思性实践和所有护理理论一样,由许多模式和思维方式组成,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理解现实情况的一种程序.
在大多数时候,反思性实践都被看成给那些付出心力照顾脆弱患者的护士建立的某种情感保护机制;它同时有助于护士理解自己的性格、生活轨迹和回忆,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现实情况.
反思性实践的一个模型,由护士兼助产士贝弗利·泰勒(BeverleyTaylor)建立,该模型承认"一些问题可能仍然令人困惑".
但我能够理解苏的想法:找出问题的意义会起到一些帮助.
为什么德里克会有那样的反应为什么他的反应会让我如此沮丧"记一本反思日记,能让我保持健康.
"苏说,"在难熬的日子里我也会那样做.
这样当你动摇时,你就能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
记日记,还有每天结束之前来一大杯金汤力……"德里克并不是这里唯一一个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种会影响人们思维方式的严重疾病——的黑人.
实际上,精神分裂和"分裂"或多重人格并没有关系.
有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把它描述成"看到世界四分五裂,想把它们拼到一起,但没法让碎片严丝合缝;而我的经历跟其他人的又完全不同".
不过,精神病重症病房里的患者倒是有一些共同之处.
那个年代,每一个入住此处的患者都属于"BAME"[黑人(black)、亚裔(Asian)或少数族裔(minorityethnic)],且大多数都是工人阶层.
他们——据我所见——表现出的症状并没有比帕姆,一个从未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更严重.
而且,尽管这只是我二十年前的记忆,但类似的情况今天依旧存在.
多年前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案》,并没能创造性地评定整个社会的文化成见和种族成见.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坚持认为,疯癫取决于它所存在的社会,是该社会的文化、知识和经济结构组成了其自身的疯癫经验.
关于这一点,人们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来加以论证.
位于英国的欧洲规划学院联合会对英国三个地区(伦敦、伯明翰以及布里斯托)同时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考察,这是迄今为止对第一线接触、照护的精神病案例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对照分析.
研究表明,无论任何性别及年龄组,精神分裂症在加勒比黑人及非裔黑人中,其确诊率都要大大高出其他族群.
加勒比黑人更容易得到这样的诊断.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有许多研究都对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进行了分析,所有研究都表明黑人男性的发病率明显较高,相对其他族群高出二到十八倍不等.
最近的一份报告则指出,非裔黑人及加勒比人的心理治疗效果明显低下,同时宣称这一族群的平均精神治疗时间要高出其他族群五倍之多.
虽然个人及机构层面的种族主义倾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思考着这对德里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想到,我身为精神健康护士的职责就是去挑战这种不平等.
皇家护理学院认定,对那些可能由精神健康问题引发或反之引发精神健康问题的不平等和歧视发起挑战,是精神健康护士的一项重要使命.
人权法为精神健康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打下了牢固基础.
然而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却如污水般浑浊不堪.
很多精神卫生保健都在社区里进行,但长期的资金不足以及对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服务的削减,对我们国家[6]整体的精神健康造成了致命影响;在我看来,这也是造成自杀率上升的一大原因.
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层层累加,精神健康从业人员对此难于启齿,有时甚至难于认同,这也直接促成了许多精神障碍的发生.
我经常观察伦敦的生活:几乎全是黑人的队列排队等候最早一班的公交去上班.
我坐在麦当劳或健身房里,再或大英图书馆里,观察打扫卫生的人.
我注意到保健助理都是黑人,而医院的管理者都是白人.
我还注意到,在伦敦南部的街区那些最肮脏的窗户上,挂着色彩艳丽、做工精良的捕梦网[7].
照料德里克,让我开始思考黑人较高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以及这些统计数字多样的层面.
我开始深深思考.
我被分配对德里克进行定期护理.
渐渐地,我发现他的情况有所改善.
他已经可以毫无障碍地让我给他量血压,而且维克告诉我,德里克已经被允许在"放松日"外出——维克称之为"积极的冒险".
德里克现在肯定更平静了,而且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当精神错乱状况不那么严重时,他的性格便显露出来.
平静的时候,他对艺术和国际象棋很有兴趣;他努力想教会我这两样东西,可惜都失败了,他嘲笑我把象棋的卒子叫作虾子.
他有一个古老的棋盘,棋盘散发出大海的气息,他告诉我这个老家伙已经在全世界旅行了几个世纪了.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后来我才发现,那气味来自他吃鲜虾味薯条之后的手指,结果他又笑到直流眼泪.
他跟我讲弗里达·卡罗[8],还经常引用她的话:"他们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
我从来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你知道,她理解,"德里克对我说,"我是说,她真的理解现实吗'我不画梦.
'你理解吗""一点点吧.
"我说.
而且我确实理解一点.
我开始理解精神健康护理是什么了,尽管它很难定义.
"精神健康护士就是装饰在绝望之窗上的捕梦网.
"我说.
德里克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我说了一些极度准确或全然无稽的话.
"这是一个不断权衡风险/收益的过程.
"维克后来说,"很多精神疾病疗法要求在患者发病时剥夺他们的力量,然后在他们好转时一点点归还给他们.
"尽管我是个菜鸟,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疗法,但我没有信心——或知识——去反驳维克,告诉他我觉得被精神疾病折磨的患者本身就已经脆弱无力了.
我联想到其他护理领域,比如重病特别护理:病重时,生命维持机器会接管患者的身体;随着患者的器官逐渐复原,机器也逐渐撤下.
像维克和苏这样的精神健康专家就像生命维持机器,会在必要的时候接管德里克的头脑.
苏对我说,护理有时候只是听患者说说话,安慰他们,给他们安全感,直到他们自己安定下来.
捕获那些噩梦,直到人们醒来.
德里克即将出院,苏的大部分工作就成了她口中的"愈后沟通"和"出院计划"——精神健康护理领域中涉及多学科的复杂事项.
"入院之前,患者可能会因病情发作而变得情绪不稳,表现出暴力倾向;他们可能还会通过酒精和药物进行自我治疗;而且他们几乎肯定会有就业和金钱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所以把患者送回家是很复杂的事.
他们可能已无家可回,或家已变得不再宜居.
"随着一场全国性的社会住房危机,精神疾病在英国的发病比例正在迅速增长.
我可以想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患上精神疾病,就像身体上的疾病一样.
我本人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感觉或好或糟,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都有.
但我们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病得很严重,已经到了可以被确诊为精神疾病的地步.
现在有十分之一的孩子患有可被诊断的精神疾病.
自杀率在增长,而人们为诊疗精神疾病所付出的等待时间足以令人蒙羞.
一个政府工作组最近谴责了多年来对精神健康资源的投入不足,他们发现社区精神健康团队预约的平均最长等待时间达到了三十周.
精神科病房往往超负荷工作,不断打破各类规定.
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May)承诺将对精神健康服务进行巨大变革,并宣布新增两万一千个精神健康行业工作岗位.
但随着精神健康护士的助学金被取消,很难想见以后如何才能招到人来做护士.
皇家护理学院的总经理兼秘书长珍妮特·戴维斯(JanetDavies)宣称:"劳动力规划和问责的缺失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在这届政府治下,精神健康护士少了五千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患者为何如此失望.
"精神疾病的破坏性极强.
和病房里那些身处恐惧而脆弱无助、时而长时间严重发病的患者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同意苏的观点了:"我宁愿得癌症,也不愿得重度精神疾病.
"但并不仅仅只有英国在艰难应对精神健康问题.
联合国将精神健康问题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
在这样一个我们几乎拥有一切、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健康和教育水平总体提升的年代,我们却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
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接近帕姆,德里克就会感到害怕.
他会来回踱步,流露出意味着恐惧的肢体语言:牙关紧咬、眼神向下、身体尽可能缩紧,把世界拒之门外.
我特意找了个机会跟他在餐厅里聊起这件事.
帕姆——一个面色苍白、瘦削、患有抑郁症的女人——正规规矩矩拿着托盘排队,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餐厅里挤满正在吃午餐的患者和医护人员.
有人狼吞虎咽,有人细嚼慢咽,因为在精神科,被食物呛住的频率一直很高.
有时,患者会故意用食物噎住自己,试图自残.
人们尝试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伤害自己:把绷带缠到脖子上;性自残,比如尝试用剪刀剪自己的命根子;灼烧皮肤或拔头发;吞刀片、针、发夹或电池;喝漂白剂或防冻液;剥皮、割皮.
自残事件时有发生,仍无法厘清确切的原因,虽然在有的患者看来,自残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语言.
一个人把自己饿死,或撑死,没有什么方式比这种事更能表达痛苦了.
过度肥胖也是一种自残;成瘾也是.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自己,以表达情绪上的苦痛.
在作品《皮肤上的灵魂:一部自残史》(PsycheontheSkin:AHistoryofSelf-Harm)中,任职于皇家护理学院的莎拉·钱尼(SarahChaney)将精神疾病的叙事与自残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叙事建构在一起.
不过,自残和自杀未遂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弗里达·卡罗在四十七岁时自杀.
"德里克说,"每个人都说她死于肺部血栓,但本质上是因为服药过量.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自杀.
苏正坐在他对面.
"你想过这事儿吗"她问.
"自杀"他眯起眼睛,"不是人人都想过吗"她摇了摇头:"不,我想不是.
"德里克戴着一顶帽子,帽子前面有个耐克的标志.
"在嗑药的时候我会想.
我真蠢.
""不过你现在已经不那么做了.
"她说.
"如果可以足够努力地集中精力,即便身在梦境,你也能改变你梦到的那个地方.
我是向后退入这个梦里,而不是向前走进去的.
"我搞不懂德里克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我只听不说.
他似乎很平静:他的身体很放松,笑容也很自然.
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但苏却皱起眉头.
"我觉得今天不能放他出去.
"她稍后对我说,"他需要复诊.
精神治疗就好比一个盲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寻找一只并不在那里的黑猫.
我想这话是奥利弗·萨克斯[9]说的.
要么他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洞见是很危险的.
"我不知道德里克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苏在说什么,更不明白这个奥利弗·萨克斯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们说的好像都很重要.
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
德里克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血从胳膊里喷出来,形成一道美丽而奇异的弧线.
鲜血比你想象中的要鲜红.
他还睁着眼,但皮肤已显得灰白.
我在一旁站了很久——太久了——一直没法挪动双腿或合上嘴巴.
大海的气味,还有那张古老的象棋棋盘,以及他的笑声,全都消失了.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和德里克在一起,在别的某个地方.
恍如隔世.
海莉在门外尖叫起来.
一把小剪刀落在距德里克一尺远的地方,在他伸出来的那只手旁.
然后,鲜血仍在汩汩涌出,蜂鸣警报即刻响声大作,房间里塞满比我更有资格应付这种紧急情况的人.
医生们一个接一个跑来,而当主院区的急救小组赶来时,我正跪在地板上鲜红的血泊中.
鲜血像油,形成了某种图案.
不知是谁给了我一只手套.
"按住他的胳膊,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德里克的胳膊上满是鲜红的印记,一片斑驳,很难看清他是从哪里成功划开皮肉,找到静脉——或动脉的.
鲜血不断涌出,仿佛一股洪流.
他的胳膊上全是伤口,有的很深,皮肉绽开;有的很浅,但流血更多.
有一个伤口正在喷血.
我只按了几秒钟,手里的纱布就被浸透.
不过最终,我还是找到了正确的位置,手指用力,紧紧压住,但一股细细的血流还是旁逸出来.
我恍惚听到有人在喊:"止血带!
""直接去手术室!
""调血过来!
"我记得我那时还在想鲜血的颜色:红得多么不可思议.
它跟你想象的大不一样.
它多么暖,几乎是热的.
我试着估算他流了多少血,但发觉血流得太多,算不出来.
慢慢地,德里克开始咳嗽,同时动了动另一只胳膊.
一切都很缓慢.
"没事的.
你会没事的.
"有人说.
他转头望着门口站着的一个护士.
"呼叫复苏小组——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到他们那边.
"他说.
我讨厌鲜血.
而这里遍地鲜血,我的手上、胳膊上全是血.
到处是血,最鲜红、最温暖的血——我最避之不及的东西.
然而,我的后脑勺这次并没有离我而去.
我没有晕倒,也没有感到眩晕.
我非常用力地按住德里克的胳膊,按到手指发麻.
我死死盯着他的脸,看到他的五官紧缩在一起,如此害怕,小小的泪珠出现在眼角,仿佛玻璃碎片.
德里克的脸上写满惊恐.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用毯子裹住他,给他安全感.
我想与那些看不见的力量,那些让他生病、确诊、被收治的概率大增的力量展开战斗.
德里克看着窗外某个遥远的地方.
我看到苏把手放在他身上,对他轻声耳语,直到他的表情有所缓和.
我想知道她耳语的内容,尽管听得不是很清楚,我还是从中了解到一些有关精神健康护理的内容.
优秀的精神健康护士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
然而,随着政府正在最大限度地削减国民健康服务和社会保健的开支,精神健康护理和精神健康护士群体都处在濒临崩盘的局面.
精神健康护理成了没有拉环的手榴弹.
这世界上的捕梦网还远远不够.
[1]《东区人》(EastEnders),英国的一部经典肥皂剧,在20世纪80、90年代颇为流行.
[2]《加冕街》(CoronationStreet),英国历史上播放时间最长的电视连续剧,自960年开播,一直播放至今.
[3]氪石(kryptonite),DC漫画《超人》系列中的一种假想矿物,是超人的家乡氪星爆炸后的碎片,也是超人和绝大多数氪星人的终极弱点.
[4]斯凯格内斯(Skegness),英国林肯郡的一个海滨小镇,面向北海.
[5]约.
88米.
[6]指英国.
[7]捕梦网(dreamcatcher),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装饰物.
印第安人认为,装饰在窗户上的网状饰物,使人避免受到负面梦境的影响.
伦敦南部为相对欠发达地区,在该处居住的多为少数族裔.
[8]弗里达·卡罗(FridaKahlo),墨西哥画家,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画家.
她更愿意称自己为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画家.

[9]奥利弗·萨克斯(OliverSacks),英国神经病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纪实文学作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
3世界的起源我们自虚无中兜转而来,如埃尘般四散的星辰.
——贾拉鲁丁·鲁米就像后来冲向恐怖分子的医生和护士一样,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当年也奋不顾身地迎向危险.
她离开中上阶层的特权家庭,而她的家庭本希望她能够与人结婚,过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然而,南丁格尔却选择进入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新教女执事训练所,学习基本的护理技能.
她先是在一八五〇年七月学习了两周,而后又在一八五一年七月继续学习了三个月.
一八五四年,她来到当时属于土耳其的斯库台[1],参与救治克里米亚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在那里的第一个冬天,共有四千零七十七名士兵死去.
其中,死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和痢疾的士兵数量超过死于战斗创伤的士兵十倍.
南丁格尔放弃客厅游戏和针线活,转向"骇人听闻的恐怖……我们的脖子都仿佛浸在血泊之中".
回到英国后,她对于在圣托马斯医院培训护士及发展产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参与了那里的产科培训学校的建设.
历史上对助产士的要求,在今天看来相当令人反感.
一七二四年,约翰·莫布雷(JohnMaubray)在《女医生》(TheFemalePhysician)中写道:"她不应当太肥胖或粗壮,尤其手和胳膊上不能有太多赘肉,手腕太粗也不行……"随着助产士行业的发展,英美两地产妇受到的照料与护理,较之以前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
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四十岁以上人群的生育率增加了两倍;到今天,四十多岁女性的生育率比十几岁的女性更高.
即使没有生育能力,人工受孕的成功率也越来越高.
根据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的一份报告,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通过医疗辅助(体外受精)来获得属于自己的宝宝.
女性的生育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二〇一四年,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NICE)的指导方针更新,更新的重点在于让女性可以拥有更大自由来决定宝宝在何地出生;有证据显示,对于那些预计可以顺产、风险不高的产妇,专业的妇产机构比普通医院更加安全.
社区医院与家庭的出生率也在缓慢上升,而且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几年内还会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剖宫产的比例也在上升——目前英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宝宝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人间.
生产前后的具体做法,在世界各地有很大的差异.
分娩与卧床期或说坐月子的联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尽管在西方世界已经过时,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仍被广泛应用.
在中国,女性在预产期前的三十天里什么也不做,就在家中卧床.
而在美国,这唯一一个没有强制规定的带薪产假、且有四千三百万工人没有带薪病假的工业化国家,四分之一的新妈妈在分娩后不到两周就要重返工作岗位.
这样的做法,对于需要通过依恋母亲获取必要安全感的宝宝们会有什么影响四分之一的美国宝宝会因此产生依恋障碍吗在欧洲各地,医院服务也千差万别.
在法国,产妇生育之后至少需要住院三天.
而在英国,产妇生育后几小时便可以出院.
"分娩是自然过程,不是疾病.
"我一直跟随她实地学习的助产士弗朗西丝告诉我.
学习精神健康护理的学生不是必须要接触产科学,但我的第一年小组实践被安排在产科病房,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弗朗西丝的声音很轻快,跟她在房间里走动的方式如出一辙.
她一边四处走动,一边整理房间,把沾满血迹和其他液体的卫生护垫放进黄色的简易垃圾桶,再洗手,然后整理床铺.
弗朗西丝带着我四处看看.
我跟着她走过产前病房:"我们在这里护理那些孕期二十周以上且感到身体不适的产妇";每日评估专科:"检查怀孕期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使用超声波、血液——诸如此类的方法".
我们经过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产妇正用胎心监护(cardiotocography,缩写为CTG)仪测量胎儿的心跳以及子宫收缩频率,对死胎的恐惧悬而未决.
我们经过一些饱受妊娠剧吐——严重的晨吐——困扰的产妇,她们在日夜不停地呕吐之后,急需补充体液.
还有几位患上妊娠期糖尿病的产妇,她们可能会产下巨大婴儿.
另外几个出现在这里的产妇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由于之前已失去了一个(或更多)宝宝,她们感到焦虑不安,对于重蹈覆辙的恐惧格外严重,她们因此陷于极度的痛苦中.
还有一些妇女在怀孕的同时患有其他疾病,比如心脏病、哮喘或免疫系统紊乱等,必须服用不允许在孕期使用的药物,所以不得不权衡利弊.
弗朗西丝告诉我,有证据显示,在助产部门接受护理的无并发症产妇更可能正常分娩,且不需要太多缓解疼痛的手段.
一位产妇正在旁边的某个房间里大声尖叫.
我们经过引产室,来到交接室.
在那里,我看到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列出产妇的名字:房间号、孕期、胎数(她们已经有了几个宝宝)、情况概要、进展、疼痛状况以及对应助产士的名字.
我右边有一个带泳池的房间,随后是七间产房,最末端是多胎产室.
泳池房间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泳池,上面挂了一个类似秋千的装置,产妇可以用它来拉伸自己.
男人也可以进去,弗朗西丝说,尽管每次都会弄得一团糟,"有点像《大白鲨》".
泳池后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网兜,助产士可以用它来打捞粪便或呕吐物.
还有个扬声器,可以放音乐.
我曾无意间听到助产士们谈论第一次生产的妈妈,她们当时在吃夜班工作人员留下的一大块不怎么新鲜的生日蛋糕.
"她们来到产科病房,拿着一沓一厘米厚的生产计划书,要求给她们放轻松的音乐,用香薰油,拒绝任何痛苦缓解措施,直到真正疼起来.
然后她们就会开始大吵大嚷,要我们药柜里的所有东西.
带导乐陪护(Doula)的常常最难伺候.
"但弗朗西丝格外支持导乐陪护——受过专业分娩培训的有经验的女性.
"我觉得导乐陪护成为分娩计划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
"和十八世纪以前的传统助产士一样,导乐陪护是产妇生产时的陪伴者,也是她们生产后的支持者——她们是女性分娩时的后盾.
我读过的研究表明,那些得到导乐陪护支持的女性——在整个分娩过程中一直有导乐陪护陪在身边——分娩时间更短,剖宫产的更少,婴儿出生后在新生儿监护室中停留的时间也更短.
我了解到,虽然是同一专业,但助产士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助产士分为医学助产士和传统助产士:前者对新生儿生命支持这类先进技术感兴趣;而除非绝对必要,后者排斥一切医疗技术的干预.
助产领域的内部冲突始自外部.
自十八世纪起,外科医生和助产士之间便开始发生冲突,前者断言,与助产士使用的民间医学技术相比,现代的科学技术更有利于母婴健康.
在英国,助产士已经与传统民间医学分离,这也可以看作现代医学对这一角色的接纳.
但在其他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在农村地区找到传统的接生婆仍是很平常的事.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
产科医师(医生)主持全局,助产护士从旁辅助.
然而,美国妇女越来越多地选择由助产护士而非产科医师将她们的宝宝带到人间.
有很多种可以既做助产士又做护士的方式,而对医学或传统的偏好往往取决于个人,而非专业本身.
例如,当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经营综合医院时,玛丽·西戈尔创立了一家膳宿公寓兼商店,向上门客兜售治疗方法.
她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怎样的治疗方法,也许她明白这无关紧要.
弗朗西丝站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工作方式中间.
她是一位助产士,而用她的话说,她"前世"还是个科学家.
生过孩子之后,她接受了再培训,现在在兼有医学顾问指导与助产士引导的混合型产科病房工作,就像今天这样.
"我做这份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接生了几百个孩子,"她对我说,"可能是几千个.
这份工作永远不会过时.
"她穿着深蓝色的罩袍和木底鞋,这意味着即便走得很快,她也会显得很放松.
她特意用熨斗把短袖上衣的领子熨得挺立,让自己显得时髦又精神.
她脸上的妆容也始终恰到好处,头发一丝不乱.
而我,只跟着弗朗西丝在这里走了一圈,就已经大汗淋漓,头发也走了形.
产科病房很闷,湿气很重.
我能感觉到自己急匆匆涂到脸上的化妆品正在慢慢掉落.
我们准备去看看斯嘉丽,一个正在分娩早期阶段的年轻女人.
"年轻妈妈,"弗朗西丝说,"第一胎.
说不准会怎样.
有些女人看上去很脆弱,弱不禁风,可生起孩子却像剥豆子一样干净利落.
另外一些表面坚如磐石,最后却不得不用上辅助手段:药物、硬膜外麻醉、手术钳、剖宫产.
这事说不准.
"我们走到门口时,斯嘉丽坐了起来.
我在门口踱步.
"进来吧.
"弗朗西丝挥了挥手,示意我进去,"这是克里斯蒂,她是个学生,今天跟着我实习.
要是你同意,她就过来看看"斯嘉丽点点头.
"带一群人来我都无所谓,"她说,"我现在只想赶紧生完.
"她大笑起来.
她穿着一件曾经是白色的胸罩,胸罩现在被洗得有些发灰.
她胳膊上有个文身,上面文着"Rocket"(火箭)的字样.
这个Rocket是孩子的爸爸吗她的乳房很大,上面布满蓝绿色的静脉血管.
她的肚子又大又亮,样子令人难以置信.
她看上去年纪很小,小到不应该有孩子.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十二岁就怀孕了,十三岁时把孩子生了下来;有天放学她来我家喝茶、玩游戏,怀里还抱着孩子.
我记得爸爸当时那一脸"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表情.
斯嘉丽是单身母亲——"他走了,不过感谢上苍的这小小恩惠"——没有导乐陪护,不过她妈妈陪着她,她妈妈正紧紧攥着双手.
斯嘉丽笑着看向我:"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只想把这个小东西从身体里弄出来.
"她一头红发,脸上长着雀斑.
"很容易撕裂,她的皮肤太薄.
"弗朗西丝稍后对我说,"而且她这么年轻,就要留下可怕的妊娠纹,不过肌肉会很快恢复.
"房间沐浴在阳光里,实际上很热,但不能开窗.
弗朗西丝发现一架坏风扇,即使固定在一个方向上,这台风扇也会朝三面吹风.
她把风扇朝向斯嘉丽的脸.
虽然有风扇,但她脸上还是在不停出汗.
妈妈拿着一块灰色的毛巾,轻轻擦了擦斯嘉丽的额头.
"这下好了,凉快了.
我还有葡萄糖片,斯嘉[2],你可以吃.
都准备好了.
"斯嘉丽的妈妈穿着一件胸前印着"Mexico"(墨西哥)的T恤衫,T恤衫上面还有一棵棕榈树的照片.
她注意到我在盯着它.
"我们四年前去的.
真是再好不过的假期.
食物棒极了!
吃了太多奶油玉米卷,我怕自己都要变成玉米卷了.
"斯嘉丽翻了个白眼,然后把毛巾推开.
"我要吐一下.
"她说.
弗朗西丝推开我,及时把一个纸板做的病号小碗塞到斯嘉丽的下巴底下.
"别担心,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好了.
"为防万一,她身边一直备着病号碗我先前并没有注意到.
一个巨大的沙滩球,就像没有把手的弹跳球[3],在斯嘉丽的床边来回滚动.
后来,我发现那是专门给产妇用的气球,她们可以坐在上面,练习良好的分娩姿势.
窗户旁边的摇篮上放着一套衣服:一件维尼熊图案的婴儿连身服,还有黄色的小帽子和小靴子.
麦当劳外卖的残迹留在窗台上:一个大纸杯,还有一些汉堡包装纸和薯条盒.
厕所旁是一个放着大号垃圾桶的小浴室,旁边还有一块指示牌,指示牌上写着:"不要把卫生巾扔掉,我需要检查血块,看生产后一切是否正常.
放在垃圾桶上面就好.
"当助产士告诉斯嘉丽是时候看看情况,并让她张开腿时,我差点栽了一跤.
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维纳斯的诞生》(TheBirthofVenus)完成于十五世纪八十年代,描绘的情景是女神维纳斯从海边的贝壳里降生,以贝壳——自古典时期就开始使用——象征女性的外阴.
我喜欢那幅画.
斯嘉丽的外阴可一点也不像贝壳.
看到那肿胀的、撕裂的皮肤,看到它拉伸到就像一个即将爆掉的气球一样透明时的震惊,让我回到童年时的卧室里,我再次变成那个瘦巴巴的小女孩,把贝壳捂在耳朵上.
我几乎能感觉到它冰凉的触感.
我回想起爸爸的话:"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
"但我听到的只有尖叫.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婴儿降生.
斯嘉丽刚开始用力推,我就陷于惊愕,不停地哭,相信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预先提醒过我脐带是蓝色的,婴儿脑袋的形状会像一个冰激凌筒,但生育时激烈的推挤还是把我吓坏了.
我初来乍到,是个彻头彻尾的菜鸟护士.
虽然已经学习过理论知识,但我还没经历过课本外的任何事情.
护理理论家帕特里夏·本纳(PatriciaBenner)把我的这一阶段描述为"了解知识",但还没有"了解做法".
但在这个房间里,看着斯嘉丽挣扎在生命的边缘,而她的孩子正在向那个边缘爬来,我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所知.
我一直在哭,哭个没完.
弗朗西丝皱着眉头瞥了我一眼,可我停不下来.
尖叫了许久之后,斯嘉丽变得非常安静.
而后,她开始低声呻吟,那声音听起来不像人声.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有时把生孩子叫作"呻吟"(groaning)或"大叫"(cryingout).
为了庆祝孩子降生,人们甚至会给来访的客人、朋友和家人提供"呻吟啤酒"或"呻吟蛋糕".
我知道这回事,但还没有做好聆听这种声音的准备.
我数着覆在斯嘉丽脸部雀斑上的汗珠,努力不去想她的皮肤.
紧绷的皮肤.
撕裂.
"我想要一个硬膜外麻醉.
"她尖叫道,"我受不了了,使不上劲了.
"弗朗西丝一开始很冷静.
"我们再等一次宫缩,然后我来给你麻醉,好吗"呻吟变得更响亮,和斯嘉丽的正常声音相比越发遥远和陌生,仿佛来自别的地方.
那声音就像来自大地的声响,来自古早时代和遥远之处.
斯嘉丽用力推挤、喘息,在床上扭动身体,仿佛正遭受火烤.
这显然不正常.
同时,弗朗西丝已经把半只手探进她的身体里,手套上覆满黏液,她几乎能看到斯嘉丽的胃.
"我要死了.
"斯嘉丽喊道.
斯嘉丽的妈妈也哭了,哭得停不下来,直到泪水浸透衣服,让"Mexico"里的字母"M"的颜色变得和其他字母不同.

弗朗西丝抽出手来,伸到床下,打开一个白色的无菌包裹.
她的声音变得很强硬.
"你不会死.
你要接着用力挤.
你能做到.
很好,你现在做得很好.
"斯嘉丽停止尖叫,身子也停止扭动.
婴儿露出头时,头上包着羊膜——就像某种纸袋——包覆着胎儿的羊膜,通常会留在母亲体内.
弗朗西丝把它从婴儿头上解下来,就像摘帽子一样简单.
"好的.
好姑娘.
我想你现在要喘口气,然后等我告诉你的时候再轻轻用力挤.
"婴儿的头已经出来,然后,身体其余的部分也随着一波血污、粪便和黏糊糊的白色物质一起出来了.
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液体,病房的墙壁仿佛都随着斯嘉丽的尖叫颤抖起来.
弗朗西丝像用毛巾擦干头发那样,擦了擦婴儿的后背,然后把她放在斯嘉丽胸前.
"是个女孩.
"她说.
斯嘉丽啜泣起来.
"一个女孩.
"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摇晃,"一个女孩!
""别担心这个.
"弗朗西丝指了指胎膜,"有人说这预示着孩子注定要功成名就.
"她表露惊喜,仿佛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这事儿.
斯嘉丽凝视着新生宝宝和母亲时,我盯着她的脸庞.
她们之间的目光流转让我哭得更厉害了.
斯嘉丽女儿的哭声是我听过的最美好的声音,就如奇异而美妙的音乐.
弗朗西丝还有事要忙.
在取出胎盘、剪断脐带之后,她拿出一套缝合工具,准备修复斯嘉丽薄弱的皮肤.
"严重撕裂甚至可能会导致女性失禁,而且这种状况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常见.
"《英国妇科杂志》(BritishJournalofGynaecology)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生育第一胎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妇女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皮肤撕裂.
幸运的是,斯嘉丽——尽管皮肤很薄——并没有遭遇"严重的"撕裂:产科医师会将这种严重创伤称为"产科肛门括约肌损伤"(因为整个组织的撕裂伤会延伸到肛门,造成肌肉和神经的损伤).
她无须进手术室修复创伤.
虽然她也有轻微程度的撕裂,但只能算是"二级",那意味着弗朗西丝自己就能把它缝合好.
不过在动手之前,弗朗西丝在斯嘉丽身边跪了一会儿,欣赏着这个孩子.
"她很完美.
"她说.
她摸了摸孩子的小脸颊,然后又伸手摸了摸斯嘉丽的脸颊.
"你很幸运,孩子也是.
干得好,妈妈.
"我不得不离开房间.
我靠在外面的墙上,身旁是红色灭火器和贴满婴儿照片的软木展板.
我崩溃了.
分娩是件血淋淋的活儿.
我感到脑袋轻飘飘的,双目昏眩.
但让我昏眩的并不是生育现场的血腥.
空气不同,世界也不同了.
我实习护士服的领子已被泪水浸湿,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
我陷入对女人、助产士和人性彻头彻尾的惊异中.
随后,在肮脏的杂物间里,弗朗西丝教我如何检查胎盘.
她把它放在一个塑料托盘里.
胎盘比我想象的要大.
"要是从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气泡,"她说,"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先天性心脏病的征兆.
"她一边说一边检查手里的胎盘.
它就像是你可以在随便哪家肉铺看到的动物肝脏,不过要轻一点:呈深紫色,黑皮诺葡萄[4]的颜色.
"脐带周围是沃顿胶质——眼球里也有这东西.
"我看着这种胶状物,努力不吐出来.
"它看上去有点像猪肉馅饼的馅儿.
"我说.
"确实.
"她回应说,没有笑.
"这太兽性了,"我对弗朗西丝说,"她呻吟的时候就像一头动物.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那声音是不真实的、非人类的.
就像一头奶牛!
"弗朗西丝瞥了我一眼,然后重新注视着胎盘.
"这很正常.
"人类的分娩和其他物种的分娩有很大差异.
大量研究表明,母亲、胎儿与胎盘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生化对话.
人类的胎盘缺少酶CYP17,这种酶在动物分娩时起刺激作用.
人类的分娩更多是一种语言——一种母亲和胎儿之间的对话,担任转译工作的是胎盘,比如弗朗西丝拿在胸前的这一个.
女性的秘密语言.
"生育是最自然、最人性的事情.
"她说,"没有比它更能体现人性的了.
"她总能把事情解释通透,却又让我在某些层面依然迷惑.
"出生与死亡携手而至,"她告诉我,"在同一时刻,我们迎来新生,也走向终结.
"一九九八年,我终于成为一名拥有正式资质的护士.
由于难以承受其中的悲伤与压抑,我决定不再做精神健康护理,而将专业转为儿科护理.
尽管孩子们病情加重得很快,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恢复得也很快,这令我宽心不少.
我和三个最好的朋友搬到伦敦东南部的一套公寓里,她们都是助产士学徒.
我追忆往事,和她们讲起目前为止我唯一的一次接生经验:"斯嘉丽很勇敢,也很年轻.
这事儿很平常,但也绝不寻常!
"我的朋友们眼含笑意,彼此示意.
成为助产士需要经历四十次分娩现场,而她们已完成一半.
她们买了塔罗牌——"以前给人接生的都是女巫"——到了晚上就给我讲我的未来.
教堂蜡烛映亮罗比·威廉姆斯[5]的海报,它被蓝丁胶粘在刷了阿泰克斯漆[6]的客厅墙上,还映亮一个放满软木塞的架子,软木塞上用圆珠笔写着各种场景:"周二晚上,屎一样的一天""周五派对前""尼克的生日——伏特加果冻之夜".
"你会遇到一个帅气的陌生人,一个黑人,"我朋友说,"还会周游世界,你能活到一百岁.
"还有一回,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搞出太多噪声,而她第二天上的是早班,她到晚上就告诉我:"我看到了厄兆,你可能命中有难,还有把刀子插在你背上.
"她们害怕排到满月那天的班.
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满月那天出生的婴儿会比其他时候多,但和我一起住的可是三个接生婆:科学必定谬误.
满月夜班之后的那个早晨,她们回来得总是很晚,焦虑又疲惫:"一晚上都没坐下来!
工作满满当当,还要加班.
难怪大家都在抢既是新月又赶上周末的班.
"她们积累下的接生故事数都数不清,但当我试着向她们描述我在早期训练中目睹的那个奇迹时刻的感受时,她们还是听得很用心,即便这对她们来说就像每天吃的面包和黄油.
"很难描述你的经历,我是说,你正处在我们的生命之谜——即一切的生命状态——中心的某处.
"而在她们经历了糟糕的一天,但发誓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之后,我也会倾听她们的故事.
"胎儿已经死了很长时间,她说她几天前就发觉胎儿不动了,可又害怕告诉别人.
她分娩了十个小时.
我们想帮她快一点,可她拒绝一切辅助手段.
她说她想把自己的儿子生下来.
她生了一个多小时.
""肩膀卡住了:肩难产.
麦克罗伯茨操作不管用,医生不得不在产妇体内折断婴儿的锁骨.
婴儿像个足球一样射出来,飞到房间另一边.
""婴儿出生时脑膨出——就是大脑长到了脑袋外面.
妈妈抱着他,但爸爸走开了.
他不敢看.
说实话,我也不敢看.
"为了应付这种种局面,我们经常开派对.
我们住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
这栋房子位于城市的一个偏僻角落,被划分成数间公寓.
还有一些助产士学徒住在楼上,我们住在中间一层.
底楼还没人住,我们时常为此担忧:有谁受得了我们的噪声我们有朋友自带巨型扬声器过来,加上卧室里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DJ)设备,经常轰得整栋老楼彻夜不得安宁.
当我们看到两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男人跟着房屋中介走在路上时,我们还穿着睡衣在喝鸡尾酒.
时值正午(我们刚刚连着上了五个夜班).
我的助产士朋友们把身子探到窗外.
"嘿!
你们是来看楼下的公寓吗"还没走到门口,其中一个男人就对房屋中介说:"我们就租这里了.
"和所有的护士、助产士还有医生一样,我们遵循着一份古怪的时间表.
周四有时候会充当周六,而我们很可能会在周一早上快活逍遥,就像大多数人周六晚上那样.
在连续的休息日里,我们喝便宜的葡萄酒和烈酒,从厕所的窗户爬出去,坐在一栋危楼的屋顶上抽烟;或在一次家中分娩之后,吸光剩下来的一整罐笑气.
尽管笑气的使用在英国很常见,但在美国它却很少出现在处方中.
美国注册助产护士朱迪斯·鲁克斯(JudithRooks)指出个中关键:"让产妇用笑气,大家都没什么赚头.
"虽然笑气被用作火箭推进剂中的氧化剂,但英国国民医疗体系仍把它列为用于分娩妇女的一种安全有效的镇痛剂.
我们也不是第一批为了享乐而滥用它的人:从一七九九年开始,英国上层阶级人士就开始举行笑气派对了.
我们很快就开始又笑又叫,看着伦敦的夕阳,天空中一片红光斑驳.
但美好的派对难以长久.
我的朋友们通过塔罗牌和巫术看到的厄兆最终完全应验.
六个月内,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大变化.
我们中有人的母亲因癌症去世,另一个人有个朋友死于亚利桑那州的一次洪灾.
而我最好的朋友,和我一起长大的卡勒姆,自杀了.
当卡勒姆在新年夜上吊时,我的整个世界都处在斑驳的红光中.
我想到抑郁症,想到自杀,想到自由,想到德里克.
我回到十五岁时和卡勒姆一起学习的那间小教室,当时,我们两个被认为太古灵精怪而和其他同学隔开,他们鼓励我们自学.
我们抛开书本,谈起加缪;我记得我们抽带金边的俄罗斯香烟,因为我们全然相信那样会让我们显得有智慧.
我想起我朋友的头发,还有斯嘉丽的头发;卡勒姆也是一头红发,皮肤很薄,很容易受伤.
可我当时完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些.
在另一种生活里——顺着我在学生时代诸多的职业抱负发展下去——我本该成为一位超声检查医师.
但我身为一名护士,没去研究心脏扫描成像;我是作为一名作家,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切.
心灵之声的感官体验,未充氧血液与充氧血液红与蓝的美丽色彩,我们身体内部运作所呈现出的图像,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最美妙的风景.
我们的血液流动——我们在自己体内的舞蹈.
我把心脏扫描的咝咝声记在脑海中,就像有人时刻记着自己最爱的那首歌的鼓点.
我记得节拍.
婴儿越小,咝咝声就越大.
婴儿们为了生存而疾速律动,他们的心脏扫描提醒我,生存是一种本能,在刚出生时或许最为强烈——那事关新生、种群和生存的意志.
我们由此奔向生命.
心脏扫描成像大都令人惊叹,但有一些让人惊惧.
有的心脏节拍与众不同,蕴藏危险.
有一种相对常见的心率,通常主要是出现在儿童身上,叫作"室上性心动过速"(supraventriculartachycardia,缩写为SVT),这意味着求生的意志迅速滑入危险的速率,婴孩的心脏搏动太快,无法将血液全数送到身体各处.
但照护发生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婴儿,会让我记起我们从何而来.
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是先将婴儿的脸浸入冰水中;如果没有效果,则需要在他们的脸上敷冰块.
人类的婴儿,以及海豚、水獭和一些海鸟(包括企鹅)的宝宝,在六个月大之前都有潜水反射.
这是一种足够盖过其他反射的反射,可以使婴儿在水下停留比正常情况下更长的时间,而不至于溺死.
这就是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是我们求生的意志.
如果潜水反射没有效果,医生们就会使用一种叫作腺苷的药物,这种药可以刺激心脏.
他们盯着显示屏,观察在正常的QRS波——表明规律性心电活动的心波——出现之前,心律扁平持续的那几秒仿佛最漫长的时间.
冷水不会有什么负面效应,但腺苷需要用大号注射器,以使药物迅速注入静脉.
腺苷在血浆中无法存在太久:它会被肾脏和肝脏迅速代谢,因此需要让它迅速发挥作用.
使用它的患者会因此有一种厄运来袭的感觉;更准确地说,在这种药物使心脏骤停的片刻间,他们会感觉自己像是死了几秒钟.
当心脏受到刺激,他们的心律会变平,即心搏停止,然后就指望心电活动能以正常的方式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可怕的停顿.
"把它想象成一支管弦乐队,"一位医生告诉我,"长笛在吹一个调子,大提琴则奏出另一个调子,谁都不听谁的.
那样演奏出来的音乐一定相当糟糕.
腺苷或心脏同步复律这样的干预措施,就像是乐队指挥拿起了指挥棒.
在几秒钟的沉默后,大家就会重新开始演奏,重新找回调子和节奏.
"我想这可真是生与死之间的停顿.
几秒钟的静默.
每一千例正常妊娠中,大约会出现八例先天性心脏病.
心脏病往往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而心脏病发作经常是因为老年人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喝了不该喝的饮料、吸烟,或久坐不动.
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发现,随着近年来肥胖儿童的增加——很多小学生甚至已经开始"发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患上心脏病.
但先天性心脏病意味着基因在怀孕时就已出现问题,因此孩子的心脏出现孔洞,或产生结构异常.
一位婴儿心脏病学家曾对我说,如此多的孩子发生先天畸形并不奇怪,一些孩子能够逃过此劫才更让人惊讶.
在这些孩子中,有八分之三最终无法存活.
他们的生命可能只有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活到成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们是迷途的孩子.
这些家庭生下来外表完美的宝宝,却得知他们的体内有一颗残损的心脏,他们的生命于是只能昙花一现.
有故障的钟会停下来;他们的全部人生,只是片刻的静默.
我现在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工作,这里有很多普通患者,但也在其他楼层给心脏病患者留出了专门的区域.
在手术室外的拐角处,有一个包含四张床位的小隔间,小隔间没有窗户,灯光像某种奇怪的人造霓虹灯发出的.
孩子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这里是手术室和心脏病病房的过渡区,某种意义上也是生与死的中间地带.
病床放在一起,排成一排,中间没有间隔.
沿着房间后侧的墙壁,摆放着一个个收纳设备的抽屉柜:注射器、生理盐水、普通纱布、无菌纱布、微型剪刀、弹性绷带卷,还有用于固定插管的白色长胶带.
儿童或婴儿大多在这里接受术后处理,由外科医生和麻醉师用推床直接从手术室推过来;这里足够近,便于必要的时候再返回手术室.
每个患者身上的配件各不相同:有一种看上去像是便携式扬声器的盒子,连着细细的电线.
如果孩子的心律不齐,这种扬声器就可以给它"定调"——接管心电活动.
患者身体两侧通常连着粗粗的管子,尺寸相当于大号蚯蚓,另一端连接床下地板上的矩形水箱,用于将多余的血液排出来.
护士们需要定期查看管子仍在摆动和冒泡,以确认它们在正常工作,没有堵塞.
患者偶尔会排出大量血液,排血过满的导管会提醒护士,在患者失血致死之前,需要立刻把他送回手术室和外科医生那里.
我照护一个肺部僵硬(肺动脉高血压)的婴儿,她的心脏泵得太用力,而且持续太久,瓣膜中心有个洞,已经不起作用.
她无法自己摄入氧气,需要通过一氧化氮维持生命.
一氧化氮和一氧化二氮——我和助产士朋友们一起吸入的笑气——是不同的物质,不能混淆.
一氧化氮常用于新生儿、儿童和成人重症监护室,在有通风回路的富氧环境中,有转化为细胞毒性氮氧化物的危险——它和核试验所产生的气体是相同的,这也是蘑菇云会略呈红色的原因.
医院里使用的另一种气体——氦氧混合气——消耗得很快,人们经常要带着空的气瓶在医院里东奔西跑.
在拔掉呼吸管之后,氮氧混合气有改变婴儿声音的副作用.
声音本身没有变化,但由于氮氧混合气质量更轻,会使得声调比往常更高.
话语在更轻的气体中传播得更快.
"氦气球里面的气体就是氦氧混合气,"我告诉小宝宝,在她的氧气面罩发出的咝咝声中和她说话,"而且这就是我们知道海豚并没有在吹口哨的原因.
人们在空气和氦氧混合气中分别对海豚的口哨音进行了测试,在氦氧混合气中海豚并没有吹口哨.
"宝宝抬头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笑着把她抱到我的膝盖上,给她讲了个关于海豚的故事.
但并不是每一天都会有空讲故事和拥抱.
刚开始从事护理工作时,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会比照顾生病的宝宝更让人沮丧的了.
但我后来照护了一个无明显病因的心肌病——一种心肌异常增大的疾病——患儿.
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我盯着她的脸,细细的氧气管插进她鼻子里.
她看着医生手里的X光片,上面显示她的心脏占据了太多空间.
她没办法活下去了.
"我的心脏太大了吗"她问.
所有的分娩都是一种极致,触及我们生而为人的经验的边缘.
很久以后,当我自己的女儿降生时,我明白了这一点.
我躺着,腿放在马镫式的支架上,人们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和孩子的爸爸握手寒暄.
孩子的爸爸是个医生,跟所有人都认识.
他们也跟我的阴道(我敢肯定它看起来绝不像贝壳)打招呼,但我无暇回应.
我感觉自己正仿佛被一辆卡车碾过,缓慢地.
在这一屋子的警报、医生和仪器中,我完成了一次医学化的分娩.
我的女儿一开始被卡住了,用了工具才被从我的身体里拽出来.
发生了一次体内大出血,但这一切仍属正常.
就连斯嘉丽的分娩——一次完全正常的生育——也让我觉得全然超现实.
亲眼看到分娩的过程是一回事,而所有分娩都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父母已经知道孩子患有严重到危及其生命的疾病,看到孩子出生又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体验.
一次不再正常的分娩.
墨菲宝宝可能没法回家了.
克莱尔·墨菲把下巴抵在胸前,我能听见她牙齿打战的声音.
她的助产士普丽蒂是个小个子女人,穿着深紫色的罩袍和围裙.
房间里有很多人:儿科医生、新生儿学专家(新生儿医生),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助产士,正在复苏器周围徘徊.
复苏器是一种有架空加热器和刻度盘的恒温箱,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让氧气和空气通过一个小袋子注入,帮助新生儿呼吸.
克莱尔的丈夫理查德站在她身边,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和脸颊.
他看上去仿佛就要栽倒在地,另一只手紧紧抓着塑料椅子的靠背,肩膀随着喘息不停起伏.
复苏器旁边的助产士正在和医生讨论机器的设定.
除去房间里的这许多人,真正身处其中的,只有克莱尔和她的助产士.
"听着我的声音,"普丽蒂说,"你这样做,我们一起来.
我能看见宝宝的脑袋,有不少头发了.
"她正在床尾抬头看,戴着手套,分娩包已打开,毛巾也已就位——一条用来给宝宝擦干黏液,另一条用来保暖.
克莱尔穿着件T恤衫,下半身什么也没穿,但盖着被单,还穿了袜子,是那种你在冬天经常看到的毛绒袜,紫色和粉色的条纹相间.
她环顾四周,脑袋从一边扭转到另一边.
她并没有因为疼痛而大哭,也没有用力推.
她身边有一台机器,机器以波状图显示出婴儿的心跳,同时发出哔哔声.
警报一直在响.
"别管它,"普丽蒂说,"你只要听我说话.
下次宫缩时我希望你可以稍微用力推,不要太用力——宝宝就快出来了.
但要用一点力.
"医生们相互看了一眼.
"要不要去叫克劳德特"我知道克劳德特是高级产科医师,可以做剖腹产手术,也可以用吸罐或手术钳把宝宝拉出来.
普丽蒂抬头看着,换了一种语气说话:"这里不需要帮助.
克莱尔自己能生.
"助产是一门奇怪的艺术,它和帮助分娩的各类设备的技术细节无关,更多关乎判断.
普丽蒂跟我说过:"有经验的助产士了解女人的一切:她是否会用力推挤以让宝宝生出来,是否无需硬膜外麻醉就能承受痛苦,以及应该在什么时机询问她要不要做麻醉.
因为我们了解一切.
"这和弗朗西丝多年以前告诉我的完全不同.
和护士一样,助产士也风格各异.
但克莱尔却并不像是能用力推挤的样子.
普丽蒂半蹲着身子,直直盯着她.
"要是你现在不用力,我们就只能用其他手段帮忙.
我们之前讨论过,我知道你不想那样.
所以你需要去做自己想做的.
你可以办到.
"克莱尔深吸一口气,哭了.
"我受不了了,"她说,"我办不到.
怎么办"她抬眼望向理查德,后者同样在哭.
房间里安静下来.
甚至机器的警报也安静下来.
最后,克莱尔把脑袋顶在胸前,咬紧牙关,发出一声尖叫.
我们在十号产房,这里和斯嘉丽分娩时的房间很像.
房间一边是一间浴室,几张易于擦拭的椅子放在高窗下面,房间里相当热.
医院的所有病房都配有可伸缩桌子,桌面是木制的,桌腿设计成可以放在床下的高度.
桌子上现在放着一大罐水和几个杯子.
我站在床尾,离孩子很近,一旦需要进行复苏工作,我即刻就可以接手输气.
我无法判断眼下的局面有多严重,我还只是个新手.
但我觉得手里的气体罐似乎比以往要重一些.
我的胳膊麻了.
我对这一家人,或即将降生的这个孩子没有什么了解,但我知道这个孩子患有一种被称为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的疾病,即左心室和主动脉太小,心脏无法向身体各处泵送足够的血液.
婴儿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我们称之为"发育不全症")的症状意味着氧气——我们在医疗急救时常用的救命药——可能会致命.
有一根细细的导管可以保证胎儿存活,维持他们的水下循环.
这根导管通常会在婴儿出生后几天闭合,但墨菲宝宝的导管却需要保持开放.
氧气会加速导管的闭合.
如果这些宝宝哭闹,他们就会吸入更多的氧气.
护士的大部分工作是负责在诺伍德一期手术——治疗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的三种主要重新置管手术中的第一种——进行前,确保孩子不要哭闹:这个任务相对容易,让我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墨菲宝宝出生时需要辅助呼吸,我的工作就是把气罐递过去.
克莱尔被人们围住.
她的黑头发呈扇形披散在枕头上,T恤衫也卷了起来.
我注视着她紫色和粉色条纹相间的毛茸茸的袜子,她看着理查德,我观察着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
恐惧.
恐惧到达了极点,他紧盯着妻子的脸.
克莱尔正在不停地推挤、尖叫.
"听着我的声音.
"普丽蒂说道.
新生儿学专家、另一位助产士和儿科医生全都站在设备附近.
我尽可能站到门口,确保没人把氧气输送进来.
一个氧气大门的看门人.
这工作微不足道——一项谁都可以完成的任务.
但我屏住呼吸,祈求孩子顺利降生.
克莱尔的脸变了颜色.
她在不停喘息.
我看到墨菲宝宝突然出来了.
顷刻间,一阵着急忙乱.
普丽蒂解开缠在宝宝脖子上的脐带,把他放在克莱尔的肚子上,肚子现在像一个泄了气的旧气球.
"你生了个儿子.
"她说.
他在哭,哭声很微弱.
宝宝的第一声啼哭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但这一次我希望过程可以简短一些.
墨菲宝宝哭了一阵,然后停下来.
我松了口气.
普丽蒂把双手向后撤,示意医生们不要靠近.
每个人都很紧张.
我们注视着宝宝,等待着.
另一位助产士拿出一条热毛巾,递给普丽蒂.
医生们还是往前凑了一点.
普丽蒂用眼神示意他们退后.
"再等一会儿.
"她说.
理查德啜泣起来.
他松开抓着椅子的手,双手捧着克莱尔的脸.
他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亲吻着克莱尔.
"一个儿子.
"他轻声说,一边看着宝宝,"我觉得我没法剪断脐带.
你能吗"克莱尔低头看着宝宝.
"我们可以让他待着吗"她望着普丽蒂,"再待一小会儿"普丽蒂的声音镇静而清晰.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从墨菲宝宝三场大手术的第一场就开始照护他.
第一场手术通常被称为诺伍德一期,这个说法显得它好像规模不大.
但实际上,这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手术,除了其他步骤,还要切断大动脉,然后插入一种叫作分流器的连接装置,来分流血液.
他还没有名字.
和很多即将接受心脏手术的婴儿一样,他的小胸膛还不够大,无法承受心脏的胀大,所以需要在手术中让他的胸腔完全敞开.
他核桃大小的心脏在我面前疯狂跳动,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纱布.
我记得,当时病房里果蝇横行.
开胸手术和果蝇.
果蝇像尘粒一样,在空中盘旋.
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病房已彻底清洁过,所有东西都被移走了,地毯、摆设都是.
后来,我们意识到,果蝇是从员工休息室过来的,我们在那里做咖啡.
"只能到休息室里,用咖啡机做咖啡.
"主管们告诉我们.
最后他们发现了果蝇的巢穴:就在咖啡机里面.
我们有好一阵子一口咖啡都不喝.
经过多次讨论,墨菲宝宝的姐姐,六岁的西沃恩可以到重症病房来探望他.
他身上连接着许多机器,眼睛有些肿,起搏器的电线从他的身体里伸出,胸腔引流管和其他管线插进他的体内.
所有人都担心西沃恩的反应,但更为她见不着他时的反应忧虑.
西沃恩并没有害怕.
她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我弟弟像个机器人(robot).
"她说,好奇地看着这一堆机器和设备.
就这样,罗伯特(Robert)·墨菲有了自己的名字.
在第一份重症监护工作中,我进步很快.
"这就像是经受火的洗礼,"一个高级护士告诉我,"其他科室人手充足,而在我们这里,初级护士就常常得处理病情很严重、很复杂的患者,而且我们这边连帮工都没有.
"帮工即预备护士,可以帮忙顶班、运送设备、检查药物.
这被看成一种奢侈的安排,但在重症护理中,它应当成为一种必需.
当时,我只有二十出头,学识不足,理解力也有限,却要照顾患有危及生命的心脏疾病、需要进行高风险手术的小宝宝.
但让我受益最多的不是患者.
我自己身为一名护士的"出生",来自一个我突然明白的事实:就像母亲和孩子永远不会远离,护士和患者之间无论相隔多远,也永远彼此联结.
而且有时候,脐带里的血液会倒流.
我并非生来即为护士,是其他人的出生让我成为护士.
护士由喜悦和悲怆共同造就,我们无法预知何事将会发生.
小宝宝罗伯特·墨菲活了下来,健康成长,尽管我们都曾为他忧惧万分.
但还有另外一个宝宝,一个在显示屏上看来健康而完美的宝宝,一个我们自己的宝宝.
我的同事斯图尔特,一位出色、体贴的护士,曾经照护过数以千计的婴儿和儿童.
他有了一个健康而完美的男婴,孩子却突然情况恶化,被送到我们科室:斯图尔特自己工作的地方.
我没有负责护理他的孩子,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护士和医生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
他们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国际公认.
他们拥有许多年的临床经验,见多识广,对大多数状况都了然于胸.
大多数护理理论家都认为,对临床经验的反思,可以帮助护士从自身经验中创生出新的意义.
大量经验成就一位老练的护士;但深入思考临床经验并寻找意义的能力,是一名优秀护士与生俱来的禀赋.
这一队跟我合作的护士和医生,既拥有专业知识,又拥有出色的自我反思能力.
能够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合作并熟知他们,是一种荣幸.
他们拥有最可靠的双手.
可是那天中午,领班护士卡特琳娜从斯图尔特的病房里出来时面色苍白,眼睛红肿,一脸挫败.
所有的护士都在病床末端站成一排,一起望向她.
一阵可怕的停顿,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她缓缓摇了摇头.
有时候,即便身为新手的我也懂得,有些事情我们永远反思不出任何意义.
【更多书籍添加vxbooker113】[1]今属黑山共和国.
[2]斯嘉丽的昵称.
[3]一种20世纪60、7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玩具,通常是一个直径60—70厘米的橡胶气球,上面有一对把手,孩子可以骑坐在上面蹦跳.
[4]黑皮诺葡萄(PinotNoir),也称贝露娃、黑品乐、黑匹诺,果实呈紫黑色,品质十分适合酿酒.
种植区主要分布于法国勃艮第、德国和美国加州、俄勒冈州等地.

[5]罗比·威廉姆斯(RobbieWilliams),英国歌手,生于974年,代表歌曲有广为传唱的《更好的人》(BetterMan)等.
[6]一个涂料品牌,其产品用于墙面和天花板,刷完后摸上去有纹理.
4呱呱坠地后生命中没有什么值得惧怕,一切只待理解.
——玛丽·居里我是通过一种很难理解、枯燥无味的学术语言来学习护理理论的.
我试图通过现实中的患者将病房护理哲学形象化,但每次我一走进病房,护理哲学和护理理论就变得意义寥寥.
我读了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环境理论,她认为环境对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她宣称"护理的绝大部分工作内容就是保持清洁.
"我尝试记住这一点,尽管只做清理体液这一种护理工作时,并无多少舒适可言:我花时间清除墙壁上的血迹;通过浸泡除去婴儿后背和脖子上坚如磐石的干粪便;用泡了米尔顿消毒药片的肥皂水擦洗仪器和设备,光是这种液体的浓度就让我泪流满面.
另一些日子里,护理只是简单的案头工作:我写下一份又一份护理方案,记录观察结果和编号,一千次签下名字,以确认我检查过的药物准确无误,患者一切正常,时间恰好合适.
还有一些日子,护理意味着清点:清点库存状况、药品有效期、设备的设置是否正确、办公用品柜里的用品是否充足.
而在特别的日子里,护理意味着跑步把孩子从手术室领走,还有在病房里处理紧急事件、安抚家属、告知坏消息并做出解释等诸多事项.
这些我实际在做的事,和护理理论并没有多大关系.
护理专家希尔德加德·佩普劳(HildegardPeplau)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先提出人际关系理论,把护理定义为一门疗愈的艺术:护士与患者协同合作,令双方在这一过程中一同变得成熟、增长见识.
然而,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成熟了.
大多数日子里,我都觉得自己要被压垮了;有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已到极限.
另一些日子里,我会觉得恶心,偶尔会单纯觉得厌倦和疲惫.
护士兼护理研究者弗吉尼亚·亨德森(VirginiaHenderson)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护士.
我曾经读过她的需求理论,试图理解她对护理工作的著名定义:护士的唯一职责,是帮助患者或健康人完成有助于健康或康复(或安详地去世)的活动.
患者拥有足够的力量、意志或知识的情况下,本可以自行完成这些活动.
护理他人,意味着替他们去做正常情况下他们本可以做、但现在却没有意志去做的事,直到他们再度有意志做这些事.
我的邻居觉得身体不舒服时,我帮他去买东西.
我给刚刚生了宝宝的朋友做饭.
我去邮局给我奶奶跑腿,或帮我爸爸买彩票.
但这些并不像是护理.
后来,我又读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二〇〇一年由多萝西娅·奥瑞姆(DorotheaOrem)和其他护理理论家提出的各种理论.
到奥瑞姆这里,她又认为人们应当依靠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结果就是,我脑袋里各种护理理论对什么是护理的论断吵成一团.
我研读各种有关儿童发育、健康与疾病的文本.
我学到很多有关依恋的理论,也研究了心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Bowlby)有关儿童发育的作品,还陶醉于哈利·哈洛(HarryHarlow)探讨依恋的作品中的伦理表述.
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小猴子自出生后一年里都被独自关在黑暗中,这样就能快速培养出心理状态严重紊乱的猴子,它们被用作研究人类抑郁症的样本.
哈洛把猴子们受囚禁的那个坑称为"绝望之井";后来,他受自己的"绝望之井"的折磨,因罹患重度抑郁症而接受电击治疗.
我的书架上堆满大部头的学术书,很多都是从二手书店搜集来的,它们让我崭新的公寓房间里弥漫着古旧图书馆的气味.
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科学课本》《黄氏婴幼儿护理》《儿童皮肤病学色彩词典》(不推荐给胆子小的人,还有我妈妈.
有一天她随手把它捡起来,翻了几页,结果一晚上没合眼).
安·凯西(AnnCasey)是一名英国护士,在儿童肿瘤科工作时发明了凯西护理模式.
她的理论在儿科病房很受欢迎,所有资料都提到这种模式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即在护士的支持下,护理患病儿童的最好人选实际上是父母、家人或被护理者自己.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她认为一个优秀护士的必要品质是本性善良.
但这里的"善良",实际上和我们一开始以为的概念相去甚远.

过往的儿科护理理论不鼓励家人探访,因为这会让孩子感到极大的不安.
患病儿童被限制在病床上,独自承受病痛.
现如今的理论则鼓励家人在孩子患病住院期间全程陪护.
儿童病房的病床旁有临时用的行军床,以便家人们在病房过夜.
医院甚至还为长期住院的儿童病患家庭设计了专门的家属住宿区,费用通常由慈善基金支付;护士和医生们经常会在休息时参与相关活动,通过一万米步行、爬山和大型自行车骑行活动来募集资金.
如果专用住宿区满员,我们会把患病儿童的父母送到近旁有优惠价的酒店.
但不幸的是,这里是伦敦市中心,而当地的性工作者显然也可以享受酒店的优惠价.
"有个可疑的男人一直敲我的房门,说要找帕奇,"一位家长跟我们反馈说,"晚上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嘈杂声,我都没法向你们描述.
"当然,教我学会护理的并不是书本或学术理论.
我闭上眼睛,努力想回忆起我从课堂、书本、图书馆,以及护理讲师那里学到的一切.
然而,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小时候我患上肺炎住进医院时的情景;还有随后我因抗生素而出现的过敏反应,和当时医院里的我唯一留存的记忆——那时我八岁,对其他事情的记忆都很清楚——护士喂给我吃橘子酸奶,一小勺接一小勺.
我没有记住那些把我治好的医生,只记得那一勺勺橘子酸奶的味道.
伦敦的护理学生都有一个带连字符的姓,以及一头飘逸的长发.
和我们同年就读的只有一个男生,而且还是唯一一个非白人护理学生.
男护士从来都有.
在公元三世纪的亚历山大港,男性护士被称为"帕拉巴拉尼"(parabalani),意为"敢于冒生命危险做护士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接触传染病患者(女性护士未得到这样的头衔).
在欧洲瘟疫横行的时期,男性护士是主要的护理人员.
在美国,为男性开设的护理学校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还相当普及,但到一九三〇年的时候,男性护士仍只占全体护士的百分之一.
有争取增加和促进医学领域女性工作机会的运动,但并没有类似针对护理领域男性的运动.
在一些亲法的非洲国家——比如乍得、喀麦隆、几内亚、塞内加尔和卢旺达等——男性护士的数量要多于女性护士.
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这些欧洲国家,有百分之二十的护士是男性.
然而,截至二〇一六年,英国的男性护士占比仅为百分之十一点四.
针对这个问题,人们提出很多潜在原因,并指出体恤和关怀的特质并非女性独有.
但与其说是这个行业在排斥和歧视男性,倒不如说它一直被视为最低级的(女性)职业.
因此,即便能够去除性别标签,护理行当也依旧被人低看.
我们的俱乐部很欢迎女医生,但作为女护士,我们不欢迎男护士加入我们的聚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欢迎男人,而是因为一些更深层次的忧虑.
就我的经验来说,和我一起工作的男护士很快就会晋升到管理层.
同时有研究表明,尽管女护士的数量远多于男护士,但男护士的薪资待遇更优厚.
护士生伊斯梅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一同生活,他经常会谈起他们.
我想他应该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儿科护士.
我们班剩下的二十多个女生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家境殷实,受过高等教育.
这和我在贝德福德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在那里,我的同学们年龄、种族各异,而且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尽管两地相隔不远.
这是头一回,我在伦敦的一小块区域内,看到不同医院护理文化间的差异.
每一家医院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从基础设施到营业理念都和别家医院不尽相同.
在我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里,护士们大多有些傲慢,穿着古板,总喜欢发号施令.
不过我格外期待在这里的工作经历.
这里的儿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护理儿童,这里是绝佳选择.
一九一八年,玛丽公主(PrincessMary)在大奥蒙德街的儿科医院接受了培训;一九三六年,赛海伊公主(PrincessTsahai)——海尔·塞拉西皇帝(EmperorHaileSelassie)的女儿——也在伦敦完成了护士训练.
她和其他实习护士一起,每周工作五十六个小时,年薪二十英镑.
她本想学习如何帮助他人,但在二十二岁时就不幸死于流产,没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
我想象着赛海伊公主(历史上,她被描述成一位优雅而高贵的女性)怀抱远大的理想,发誓不仅要充分利用类似我在培训的后半段所经历的职业训练,还要充分利用在伦敦市中心生活的机会,去接触文化、高档餐厅、戏剧、歌剧、芭蕾和艺术.
但我做不到像她一样高贵优雅.
我们这些二年级护士生通常只会去附近的廉价酒吧,喝电气蓝鸡尾酒或火焰圣勃卡利口酒,聊聊各种男女绯闻.
我们喝了太多酒.
我爸爸和他的邻居过来帮我搬剩下的东西时,我坐在面包车副驾上,吐在他的鞋里.
"这帮死学生!
"他咒骂道,一边帮我解开护士斗篷、帽子和皮带扣,我抗议说自己只是吃坏了肚子.
我的第一次儿科实习是在哈克尼路,我们经常把那条路称作——因为前嬉皮士时代的酒吧和它们的重生——"谋杀小径".
东伦敦的这所医院归当地管理,尽管附属于我度过大部分培训时光的那家三级儿童专科医院,这所医院仍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把制服熨得整整齐齐,带扣擦得熠熠发亮,怀表链别在衣领上,口袋里还插了几支精致的钢笔;我的鞋子崭新,走起路来吱吱响、闪闪亮——一切齐备.
在那里待了两周,我就收获了疥疮、脓疱,外加几只虱子.
我还被一个孩子咬了,不得不打了一针加强剂量的肝炎疫苗.
还有在我正更换尿布的婴儿突然一泻千里、溅了我一脸之后,我不得不"洗眼睛".
我本期待可以见识尖端的儿科护理技术,却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便秘的孩子,需要给饮食欠佳的他们清洗肠道;因缺乏维生素D而患上佝偻病的孩子;用婴儿奶瓶喝了两年可口可乐、不得不把所有牙齿都拔掉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茁壮成长")或正在节食减肥的孩子;或因为没有接种MMR[1]疫苗而得了麻疹,又因为麻疹而引起其他并发症的孩子.
我了解了"FLK"这个字母缩写代表的是"长相滑稽的孩子"(funny-lookingkid).
这就像是生活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而实际上,狄更斯曾在伦敦另一家儿科医院的一次财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一次节日晚宴上发表演讲,并公开朗读《圣诞颂歌》.
"抱歉,"交接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确定我看没看懂这个诊断.
"我们挤在员工休息室里,疯狂地把信息抄在纸片上.
墙上列出各种过时的信息.
房间里的一切都很陈旧:椅子中间下陷,有些破损;另一间咖啡室里的一株植物早已枯萎;角落里的垃圾桶里塞满薯片包装袋和一次性咖啡杯;所有东西闻起来都带着一股脚丫子和牛肉酱的气味.
护士长眯着眼睛盯着我.
她是个雷厉风行的爱尔兰女人,骨瘦如柴,传说她会半夜里在医院四处走动,用手掌摸电视机.
上帝保佑让电视机发热的那些护士.
我有一次看到她干这种事情,看上去还有几分虔诚——她的胳膊伸在身前,五指张开,手按在屏幕上,人蹲在电视机前,像在做祈祷.
"不好意思,"我又说了一遍,"他们是糖尿病患者吗"我想了一下我读过的所有材料,不记得任何关于减脂治疗的内容.
我在脑海里搜索有关儿童疾病的信息:腺热、发热性惊厥、多尿病、细支气管炎、阑尾炎、肠套叠、血友病、囊性纤维化.
我挠了挠头.
虱子已经被驱逐干净,但即便我现在经常用茶树油清洗我脆弱干枯的头发,那些失去的头发还是没有回来.
全身都很痒,我的前臂上还长了癣——一个圆圈,中间有白色的凸起,像一个微型的麦田怪圈.
"减脂餐,"她说,同时把眼镜拉到鼻梁末端,从镜片上面凝视着我,"是给那些肥胖孩子吃的规定食物.
"我记得我在书里读过一种叫作普拉德—威利综合征[2]的疾病,于是准备再次询问她.
我刚准备张嘴,她却摆了摆自己骨瘦如柴的手.
"现如今,这和医学关系不大,整个社会都是这样.
"她说,"孩子们都胖,很危险的那种胖.
非常胖.
所以减脂餐有必要.
不然他们因为饮食不良还会便秘.
再不然他们会有情绪问题、精神健康问题,或长期尿床.
焦虑、厌食症、强迫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症——一堆名目.
"她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两片薄薄的嘴唇紧抿在一起.
"在儿科病房,我们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坏习惯.
不止这里,各家医院都是这样.
你已经不在堪萨斯了[3],亲爱的.
"她说.
实习期间,我照护了相当多只是单纯有肥胖问题的孩子.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二〇一五年,全球范围内五岁以下超重儿童的数量预计已超过四千两百万.
在英国,肥胖儿童占儿童总数近百分之十,而且肥胖儿童还在增加.
我在这里的第一天,把一整天都用来密切关注偷带进病房的肯德基食物,或悄悄藏起来的汉堡包装纸,还有一个叫杰罗姆的男孩乱扔的东西.
他有挑衅行为,同时患有镰状细胞病,正在借助吗啡减轻痛苦.
我照看一个患有哮喘的肥胖宝宝,他穿着霓虹绿的网眼背心,一直在笑的嘴巴上挂着一条毛毛虫似的鼻涕.
"快乐哮喘宝宝,我们这样叫他.
"领班护士说,"嗯,接着干活儿,给他擦干净.
"儿科护士必须学会和孩子说悄悄话,和受到惊吓、陷于痛苦的孩子们交流.
他们让我们想起弗洛伦丝·南丁格尔领悟到的一些东西:痛苦,甚至痛觉,都可以通过善良减轻.
她发现,给患者一扇能看到风景的窗户或一束花,都可以显著地影响他们的患病体验.
孩子们在医院里需要玩耍.
玩耍是童年时期的工作,也是治疗,所以有一个可以陪他们玩耍的治疗者至关重要.
在我学习护理孩子期间,我妈妈正在学习成为一名治疗型社工.
她给我看她的游戏室、沙坑以及孩子们做的艺术品的照片,和我讲她是如何像占卜师解读茶叶渣一样解读孩子们的画,或是如何通过观察他们在沙坑里制造的一片狼藉,预测他们的未来.
但有时,一扇窗户或一束花,甚至不过是玩耍的机会,都很难给予.
四岁的男孩罗恩患有严重联合型免疫缺陷症.
这是一组可能致命的罕见遗传状况,其特征是患者对感染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免疫反应.
这使得患者无法抵抗感染、病毒和细菌.
我们管这些孩子叫"SCID[4]儿",但他们所患的疾病也被称作"泡泡男孩综合征",这得名自一个叫戴维·维特尔的患儿:直到十二岁去世前,他一直生活在无菌的塑料泡泡里.
四岁的时候,维特尔发现他可以用不小心忘在房间里的注射器在泡泡上戳出洞眼;后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他设计了一套可以让他走出家门的特制服装,但他只穿过七次.
长大一些穿不进原来的衣服后,他也没再穿过新的特制服装.
得益于层流洁净病房和先进科技,罗恩不必生活在泡泡里,但他的全部生活也只限于一个密闭房间,外加极少的访客和有限的几件玩具.
生活异常孤独,他只能通过玻璃窗欣赏外面的世界,同时偶尔朝路过的护士挥挥手.
他挥手时热情不足,手臂缓慢而笨拙地摆动.
他发育缓慢,相对于年龄,身材瘦小许多.
罗恩的父母——和很多有残疾孩子的家长一样——已经长期分居.
他们会轮流来探望罗恩.
他的妈妈总是在病房外待很久,跟护士了解罗恩最新的病情进展.
他的爸爸则会大步穿过气闸门(罗恩的房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域,空气在这里得到净化),洗净双手,然后冲进房间,把罗恩抱起来,微微抛起.
每当爸爸来探望时,我都尽可能站在附近,因为我知道这一天里最重要的事,就是看被爸爸抱起来时罗恩脸上的表情.
他短暂地振作起来.
他这也相当于用留下来的注射器戳他的泡泡.
究竟哪些事物会变得正常,这个问题令人惊异又悲伤.
罗恩需要频繁接受血液检查,但他从没哭过.
他会把胳膊伸出来,由着医生抽取血样.
护士们都很忙,来给他换尿布时光洗手就需要很长时间,再加上他经常腹泻,所以没时间跟他玩耍.
他那双干干的眼睛,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物.
不过,身患重病并没有成为他不上学的理由.
这家医院有一所功能齐全的学校,孩子们推着点滴架,或坐在轮椅上,由老师推到教室去上课.
当然,这里的老师也是很特别的.
如果孩子们病得太重,无法离开病床,或身体正连接在透析机上,依靠各种各样的管子和医疗技术维持生命,老师们就会来到他们的病床前坐一会儿,同时给他们布置功课.
"教育和健康是一回事,都是基本人权.
而医院里的孩子,应当更大程度地享有人权.
"一位医院里的老师告诉我.
罗恩的妈妈正在和一位老师争论有关细菌的问题.
她觉得就和护士一样,每天有不同的人在罗恩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可能会对他的健康不利,况且他很快就要做骨髓移植了.
无论多么仔细地洗了手,每次有人进去都意味着一次风险.
"这风险太大了,"她说,"他不能再等几个星期了,那可能意味着他要错过一切.
看在老天的分上,他才四岁.
不上课也没什么关系.
"罗恩的妈妈现在就像一头母狮,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保护她的孩子,这我能理解,这是她的天职.
然而,这又很难不让人想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戴维·维特尔设计的特制服装.
这本是为了给他自由,但随着时间推移却越来越不堪用.
罗恩可能会因为在塑料泡泡里生活,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但同时只能和极少数的人接触.
那样做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后来,我听说罗恩的骨髓移植手术成功,他回家了.
我喜欢想象他在公园里骑着自行车的样子,阳光和微风浮漾在他脸上.
"我的脑袋里有一只蜘蛛.
"蒂娅今年五岁,说话时,嘴里还衔着一只毛绒玩具兔的耳朵.
她的姨妈卡洛琳正坐在她身边.
和医生谈完之后,她的父母已经离开病房.
他们两人都在哭.
"蒂娅,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蜘蛛.
"卡洛琳朝我勉强笑了一下,但眼睛里并没有笑意.
我跪在蒂娅身前.
"你脑袋里的肿块看上去很像一只蜘蛛.
"我说,"我懂你的意思.
"蒂娅已经被诊断出患有浸润性星形细胞瘤,一种位于大脑危险区域中的脑瘤.
她将接受手术,随后接受化疗和放疗.
"她之前每天早上都呕吐,"卡洛琳对我说,"喷出来那种吐法.
她还抱怨自己的眼睛不好了,所以我们觉得她可能是视力出了问题.
诊所的医生提醒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就来这里了.
""肯定是蜘蛛,"蒂娅说,"小兔子也这么觉得.
"她把自己咬过的兔子耳朵拿出来.
她的眼睛比月亮还大.
她直直地看着我,小声说:"他们想把它拿出来.
"我努力想笑一下,努力想让我的声音保持镇定.
但卡洛琳用手捂住嘴巴,发出可怕的声音.
我最终成功取得儿科护士的执业资格.
那时我二十岁,在护士实习第一天用的那块闪闪发光的怀表我还在用,但鞋子已经不再吱吱作响.
由于免疫系统长期暴露在各种感染源里,我的身体已经建立起足以抵御各种细菌、病毒和真菌的铜墙铁壁.
我很幸运可以拥有比罗恩更为健全的免疫系统,它们一直保护着我.
我的身体状况很完美,然而我还是胆战心惊.
我作为执业护士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儿科病房,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地方.
婴儿和儿童要在这里接受脊柱手术、神经外科手术和颅面手术.
一边抱着卡洛琳,一边给蒂娅放完一部迪士尼电影之后,我去查看我的另一位患者约瑟夫.
"他出生的时候,一张贺卡都没收到.
同事们没寄,亲戚们甚至也没寄.
你能想象吗"约瑟夫的妈妈黛博拉抱怨说.
黛博拉瘦得吓人,指甲咬坏了,头发很乱,在头顶上绾成一个结,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我不记得她上次好好打理自己是在什么时候.
约瑟夫患有纳赫尔面骨发育不全综合征,一种罕见的遗传病,现在整个下颌几乎已经不见了.
他今年九岁,正在接受下颌重建手术,这已经是第五次手术了.
"耳鼻喉科那边也查出了一些问题,但我不想再让他做气管切开术了.
"她的话里不时夹杂着医学用语,这样的语言本不会也不应出自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医学外行,一切只是因为她在医生身边待太久了.
这些词混在一起用难免出错,就像是她略过基础部分,直接上了高级语言课程.
"我不记得他做过气管切开术.
他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吗""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她说,"他需要我全身心陪着他.
我做过兼职,但根本忙不过来.
嗯,你知道有多忙.
"但我并不知道.
这是我作为拥有正式资质的护士第二天上班,我觉得自己似乎一无所知.
但我并没有告诉她这一点,我不想让她的紧张加剧.
有太多东西要学了,除了纳赫尔综合征,这所医院还收治了许多患有各类遗传异常和奇怪综合征的患者.
有一个实习护士朋友评价说,在这里,我们满眼只有"怪异和惊奇"的状况.
我在第三中心,这里负责提供当地医院无法提供的专业护理和罕见病症治疗.
这意味着这里的患者来自全国(有百分之五十来自伦敦)以及世界各地.
想要了解所有病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夜以继日地学习伦敦地区近亲婚姻(表亲结婚)造成遗传异常发生的概率,还有那些病症的名称和症状:颅缝早闭或颅缝骨化症、阿佩尔氏综合征、扁头综合征、发否氏热综合征、纤维性结构不良、卡朋特综合征.
我有一本收录了一些颅面状况照片的书,我发现弗里曼—谢尔登综合征以前被称为"吹口哨面容综合征",因为孩子出生时嘴巴发育不全,嘴唇皱起,看起来像是在吹口哨.
我把那张照片给我的一个医生朋友看,他说:"在埃及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我们会把这种孩子丢在野外,任他们自生自灭.
"我发现我的朋友渐渐都成了医生、护士和助产士,而我的非护士朋友在逐渐变少.
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总抱怨她这一天过得有多么艰难;另外一个朋友则抱怨他小孩的哭闹让他忧心忡忡,以为孩子可能有什么问题.
"真正生病的宝宝不会哭.
"我说.
我对日常难题的同情心在降低.
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询问我有关护理的事.
"这很难讲.
"我告诉他们.
"你变了.
"他们对我说.
"克里斯蒂,你能过来看看加护病房的床位吗"老大姐安娜把头伸进房间,她穿着一件老款的深蓝色护士服,两条袖子的侧边折痕浆得笔挺.
"我待会儿再来看你,"我对黛博拉说,然后转向约瑟夫,"还有你,小家伙.
"我意识到自己盯着他看的时间有点久.
他有一张不同寻常的脸:很尖,很狭窄,五官都挤在一起,让人很难不去盯着看.
我想象不出因为这张不同寻常的脸,他自己和他妈妈各自会有怎样的感受.
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这让他的脸即刻变得迷人.
我跟着安娜走在走廊里.
随后,我还要跟随安娜实地学习,给约瑟夫做术后护理.
新病房和新职责的相关训练,意味着在几天甚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要跟在经验丰富的护士左右,随时待命,以掌握规范,经验丰富的护士据此判断何时放手让我自己护理患者.
"我们准备做一个紧急的气管切开术,那边有口咽导气管,在床边.
"我看了看床边的三根管子,比正常尺寸小很多,适合约瑟夫的面部.
"如果他停止呼吸,不要用力压面罩,不然他的脸会塌下来.
先插一支导管.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瞪大了眼睛,一股灼热的恶心感涌上喉咙.
我使劲吞了口唾沫,尽力放慢呼吸.
她说"不然他的脸会塌下来"时声调丝毫未变.
她没给我时间停顿或做次深呼吸,也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只是就事论事.
安娜笑了.
"没问题的,"她说,"有我在.
"她在儿童神经外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她是从老式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一丝不苟,镇静而威严,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戴着怀表,说话时还注意着时间.
她正在攻读某个学校的神经外科学位,办公室里摆满各种科学论文.
她还鼓励大家在病房工作不忙的时候读读她收集的论文,少读一点堆放在桌子下面的杂志.
她今天本来休息,但有一个当值的实习护士去参加家族朋友的葬礼了.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获准得到一天假期,毕竟那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她之前这么说,但安娜对此回应说,如果护士们都没法相互同情,那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没关系,你需要多久都可以,我来替班.
"我跟在安娜身后,就像一只迷路的小狗,同时努力记下一切.
所有事情她都亲自上手:她不是等清洁工,而是自己刷洗厕所,"万一患者要用";她也会拿着扫描图,指着那些对我来说意义不明的奇怪漩涡,和神经外科医生争论治疗计划,认为仅凭令人担心的扫描结果就决定施行大孔减压手术是不合理的,这种手术只有在孩子出现进一步的呼吸问题时才有必要.
她后来跟我解释说:"我们治疗的是患者整个人,甚至包括他的整个家庭,而不是一张扫描图.
我们不能为了增加收入就去做不必要的额外手术.
"她叹了口气:"无论如何都犯不着,我们还有国民健康保险撑着呢.
"初级医生都喜欢跟在安娜身边,聆听她说的一切——就像我此刻正在做的一样.
她的见识在整个走廊里回响.
但安娜更感兴趣的还是护士.
负责病房的医护人员流动率很低,不少护士在这里工作多年,有的人甚至是一辈子.
"检查床位,过会儿还要复检.
我会在这里,但我想看着你自己来完成.
"她走在前面,对我说时没有转头看我.
她知道我一定会跟随她的脚步.
我努力跟上她的脚步,模仿她笔挺的姿势,走路时头左右摇动,扫视每一个房间,检查清洁程度、潜在危险,以及让她感到病房井井有条的种种细节:储药冰箱轻微的嗡嗡声、她的鞋子摩擦光亮地板发出的吱吱声、每一间病室中父母和孩子的宁静.
厨房的对面是一间浴室,里面有一个供孩子用的浴缸,还配备一台小起降机,方便无法站立的孩子进出浴缸.
不过通常都是由我们把他们放进浴缸——让我后来深感后悔的一项操作.
护士站在拐角处,是一个由桌子隔出来的方形区域,桌子后有一块X光板、一台放笔记的推车、一组放着厚厚参考书和塑料文件夹的架子.
桌上有一台电脑和两部电话,还有一个小小的白色方形警报器:患者家属按了呼叫铃,橙灯会闪烁;按了紧急铃,红灯会闪烁.
还有一小块地方用来放我们上夜班时吃的零食:有一碗患者家属留给我们的糖果,一些薯片,还有一盘鸡肉——据一位来自捷克的护士说,这是她照着她奶奶的家传食谱做的.
护士站对面是特护病房区,然后是一排又长又窄的单人病房,所有病房都配有浴室和折叠床,父母可以陪孩子一起住在医院里.
护士站的另一边是治疗室,里面摆满设备,医生在那里给孩子们打点滴(插管),护士给孩子们解头上的绷带,从头骨中拆下钢钉或缝线,游戏治疗师玛琳则跪在他们面前吹泡泡.
隔壁有一间医务室和一间医生办公室,那里会举行多部门小组会议,决定治疗方案,讨论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当有医护人员的宝宝降生,或有人被调去其他科室或医院时——也用来喝茶和吃蛋糕.
药品室在隔壁,也是一个又长又窄的房间.
药柜的高度与眼睛大致齐平,柜子里摆放着各类药物,每天会由一位带着笔记板和检查表巡查每个科室的药剂师进行查验.
房间尽头是码成堆的透明塑料托盘,就在我们用于准备静脉注射、偶尔还有鞘内注射(药物直接注射到脊髓液中,不需要穿过血—脑屏障)的水槽旁边.
我们在护士站对面摆着四张床的加护区停步.
每个护士照护两个孩子,同时,尽管这里不是重症监护区,但麻醉师有时会把孩子送回加护区病房,即便他们需要插管通气.
他们认为,由于神经外科护士和医生的专业性,对这些孩子来说,这里会比一般的重症监护室更加安全.
尽管还是菜鸟,但我已经意识到这个区域对于一个刚刚获得正式资格的护士而言有多么可怕.
我看着白板上的患者名单,努力压制惊慌,思考着导致这些孩子需要在我们科室接受神经外科手术的各种病症.
这个科室接收从新生儿到十八岁以内的所有孩子:顽固性癫痫、脑积水、脑肿瘤、脊髓损伤、微动脉瘤、中风、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脊髓栓系综合征.
这让人很难不感到焦虑.
因为每天频繁用酒精洗手液洗手,还用酒精湿巾和消毒液擦拭床铺,我的手开始脱皮,又痛又干.
在儿科病房,由于手术的特性,孩子们感染脑膜炎的风险很大.
我已经接下任务,要做一个腰椎穿刺检查,用以评估一个孩子的感染情况.
这个检查要让孩子像逗号一样蜷起身来,并保持完全静止,同时医生会将一根大针直接插入脊髓腔,收集脑脊液,检查感染标记物并评估压力状况.
医生的工作仰赖极致的专门技术,护士的工作则不太明确.
让一个幼儿或小孩完全保持静止和镇定,蜷缩着接受一个痛苦的检查显然是很困难的事,而任何微小的活动都潜藏危险.
这完全要靠对每位儿童的细致了解.
两岁的艾哈迈德喜欢唐老鸭,所以能够模仿唐老鸭的声音,所以懂得用正确的方式讲故事——在检查的关键时刻用故事的高潮部分吸引他,分散他对自己后背的注意力——这是很有用的.
然后是十一岁的莎莉妮,她患有严重的残疾,会毫无缘由地突然抽搐起来.
在我和她的家人相处几天后,她妈妈告诉我,莎莉妮会在普林斯的《红色克尔维特小跑车》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时保持纹丝不动,所以在做腰椎穿刺之前,我找来一台激光唱片播放机,把唱片停在正确的位置,确保音量调在合适的大小,然后在医生揉搓双手准备动手时,我的大拇指也在播放键上准备就绪.
在这类事情发生的全程,安娜一直保持镇定.
儿科病房中会有一种时刻——仿佛暴风雨前的平静——孩子们即将进入手术室,而我正再一次用肥皂水擦洗一切用品,然后用酒精擦拭;检查氧气瓶、吸入器、监视屏;确保阀门口罩和口咽导气管都在手边;然后安静地祈祷约瑟夫不要在手术后停止呼吸.
"去给自己倒杯茶,烤片面包,"安娜说,"没事的,有我在呢.
"我走进科室的小厨房,里面有一个大水壶,我们每天早上一来就烧水,确保水是煮沸的,这样就无须花费宝贵的时间等水烧开.
厨房里还有一台洗碗机,一大桶雀巢咖啡,有时候冰箱里还会有新鲜牛奶.
烤面包机也有,即便有人说该把它拿走,因为每次面包烧焦的烟气都会触发消防警报,惊动消防队大驾光临.
我正在泡咖啡时,清洁工博拉走了进来.
她是个充满活力和欢乐的女人,每次见到她,她都面带微笑.
"克里斯蒂,今天是第二天啦.
做正式护士的感觉怎么样""很吓人.
"我说.
"啊,好吧.
我有一些干虾给你.
"她打开柜子,四处翻找,拿出她那只破旧的棕色手提包.
她递给我一个箔纸包,从外面看上去像一包干辣椒,实际上是一包鱼干.
我笑了,尝了一个,咳了一下.
"谢谢.
"我离开时博拉正在刷碗.
她不信任洗碗机,她说,同时回到水槽边,唱起一支教堂里的歌.
我真想一整天都跟她躲在厨房里,吃辣辣的食物,听她唱歌.
约瑟夫回到病房了,还裹着绷带.
他妈妈站在他的床边,而我正在写他的观察报告,一边看着安娜给他注射止痛药.
他的情况很稳定,也没用到床边的管子.
几个小时后,他坐了起来,用吸管喝了点水.
"我的小男子汉.
"他妈妈说.
我跟着安娜去了主病房区,来到八号床.
安娜让我在那里给一个刚做完脊柱手术的十五岁男孩注射磷酸可待因止痛,这是我第一次给患者做肌肉注射.
我学着她给约瑟夫注射时的动作,找到男孩大腿外侧的标记,把针头插进他的肌肉,然后抽出一点点,确保没有血液回流到注射器里——这表明我找准了静脉;看清之后,我把液体推进去.
我紧张得双手发颤.
做学生时,我们练习过各种注射技术,但对象都是假肢和橙子.
有一次,我们倒是拿彼此做起练习,操作插管和插入鼻胃管.
"你们要是仅仅想到在自己身上插管都受不了,也就能想象出你们要护理的那些孩子会有多可怜了.
"给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患者,一个孩子——注射,是非常可怕的事.
安娜一直在我身后.
每次回头,我都看到她在向我点头.
我等了很长时间才往外拔针管,结果手臂一阵剧烈抽搐.
针头折断了,一半在我手里,和注射器连在一起,另一半还在他的大腿肌肉里.
"我的天啊,"我说,"我的天啊!
"我感觉到安娜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后背上.
"冷静.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几秒钟后,她就穿上围裙,戴好手套,然后用手指把针头取了出来,扔进尖锐物垃圾桶,就像在男孩的套衫上取下一段线头或一根头发那样.
男孩笑了,安娜也笑了,我却大哭起来.
我们走进咖啡室,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
安娜伸出胳膊搂住我.
"你没法避免错误,"她说,"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但你不可能在第一份工作里做到完美,甚至永远都不可能.
"她笑了.
"我就一直免不了犯错.
我知道有个护士把人家孩子的脑室外引流管都给切开了,你知道吗想想吧!
脑脊液都滴了出来,真的相当严重.
但我们还是搞定了.
还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法预测的,菲利普上周咬破了他的希克曼导管(即中心静脉导管),结果差点在床上失血而死.
要不是我又去查了一遍房,谁知道结果会怎样.
"她捏了捏我的胳膊,"但他没有落下任何毛病.
"法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执迷于探索人之为人的意义.
他说医生具有这样的优势:"阳光照亮他们的成功,大地掩埋他们的失败.
"我已经知道人们对犯错的护士与其犯错的医学搭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像医生那样捍卫彼此.
"在一个孩子接受鞘内注射而非静脉注射,药物直接进入椎管或蛛网膜下腔,结果导致病情恶化之后,一位同事说.
事情很简单:正确的药物,正确的患者,正确的计量;错误的操作方法.
"我敢打赌,最后被注销资格的肯定是那个负责注射药物的护士,而不是给药的医生.
"但我也看到,安娜对护士和医生一视同仁.
她不会掩盖他们的错误,反而承认我们终究是凡人,只能不断学习,有时难免感到抱歉.
我的身体免疫系统可能强大,但我的情感免疫力极其脆弱.
"这是我第一次注射,"我说,"我要成为一个废物护士了.
""胡说,"安娜说,"我带的护士都很优秀.
"夜班的时候,护士通常会少一些,因为要做的工作相对较少.
但在神经外科病房,我们要定时给患者静脉注射药物,还经常要叫醒孩子们,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检查他们的神经.
这个度量表专为检查患者的反应能力和意识水平而设计.
如果孩子对声音没有反应,护士必须挤压孩子颈部和肩部之间的斜方肌,看孩子的反应是否正常,以确保医生们不会用上疼痛刺激法:在疼痛刺激法被认为可以接受的年代,医生们学会了用指关节摩擦孩子的胸骨,把钢笔压在孩子的指甲上,或拧他们的耳朵.
"孩子可能会感觉到疼痛,但无法做出反应,"安娜说,"所以如果看到有医生用古老而野蛮的方式折磨孩子,应当立即制止他们.
"她告诉我,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很重要,但还有一些神经信号和体征,表格上没有明确标示,但她带的护士必须注意:孩子经常打嗝、声音变调、身体僵硬或松弛、囟门[5]紧绷或凸起、呕吐、出现落日眼[6],或由父母或看护者报告的情况.
"始终要相信孩子的妈妈,"她说,"孩子的妈妈比我们更了解孩子,比世界上任何顾问医师都更了解.
如果妈妈说她的儿子或女儿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相信她.
当然,另一个要注意的情况是打哈欠.
"我察觉自己伸手捂住嘴巴试图阻止,但哈欠还是打了出来.
病房里忙得要死,我却派不上用场:紧张又疲惫,不适应夜间工作,上下眼皮止不住打架.
"你可以打个盹儿,稍微休息一下,但有一个急诊马上就要来了——疑似分流管阻塞——我需要你去做一个十五分钟的神经观察.
"无论有没有空间,科室总会接收分流管阻塞的患者.
他们会腾出空间.
这种患者都被归到神经外科急症.
脑室腹腔分流术是治疗脑积水的一种方法,脑积水会让患儿头部变得巨大,看起来像外星人,眼睛也会因脑部的巨大压力而凸出.
我的任务需要我在手术室里待一段时间,也必须在分流手术的过程中离开.
这种手术很残忍,内容繁重而混乱.
我了解手术的流程,不过实际上颅骨钻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有个同事警告过我,那气味闻起来就像面包烤煳了.
但我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感受:看见一根导管被压入并穿过大脑,另一根导管从耳后被压入胸部,然后到了胃部,多余的液体会被孩子的身体再度吸收.
我没想到外科医生会用力把一根管子穿过一具那么单薄的身体.
每五个月中有四个月,患有"疑似分流管阻塞"的孩子会因出现分流问题而来到这里.
手术的失败率很高,但无疑很重要.
不做手术,孩子就会死去.
她终于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
神经外科医生和手术团队被从家里喊了过来.
等不到早晨了.
与此同时,我去检查了蒂娅,她很快就睡着了,怀里抱着她的紫色小兔子.
我没有叫醒她.
虽然脑袋里有肿瘤,但她还不用接受定时观察.
关于患有脑瘤的孩子,有一点特别可怕:可能是因为看起来完好无缺,在治疗过程中,病情的恶化会很迅速;也可能是因为这种疾病提醒我们生命是全然随机的,我们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令人恐惧.
任何为人父母者都不该面对蒂娅父母正在面对的磨难.
我坐在护士站里.
安娜经过,看见我在坐着.
"睡会儿吧,去医生办公室躺一会儿.
""不用,"我说,"我没事.
很抱歉——我只是一晚上都没坐下了.
""听着,我们都会睡一会儿的.
你现在最好……"话说了一半她就走开了,一群正在排队的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他们要向她询问药物剂量、入院情况或人员安排的事情.
我在办公室门口,输入我写在手上的办公室密码.
里面是一间小而整洁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一幅挂历,还有一张小沙发.
我应该不是第一个睡在这张沙发上面的人.
沙发的扶手上有一个垫子,还有一张叠起来的床单.
大衣架在门后,有一个挂钩.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裙子,浆挺、整洁.
我花很长时间,用淀粉浆熨衣服和衣领.
我甚至把银色的带扣也擦得锃亮.
我可绝不能把这身衣服弄皱.
于是,反复检查门已锁好后,我脱掉衣服,把它挂起来,还掸了一遍灰.
然后我爬上沙发,把自己裹在被单里.
我是被笑声吵醒的.
三四个男医生出现在我的上方.
"呃,早上好.
"他们中的一个说,"我是巴恩斯医生.
"他穿着细条纹制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拿着一个看上去很重要的公文包.
我一时间没法动弹,也说不出话.
已经是早晨——明亮的光线和白天的声音闯了进来:厨房里盘子的叮当声、孩子们的哭闹声、人们的谈话声,还有广播声.
我渐渐想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同时看到自己的制服裙还挂在门后.
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在某部"XX也疯狂"系列电影[7]里.
"十分抱歉,"我说,同时把床单拉到下巴下面,"十分抱歉.
"我把头扭开,努力藏起我知道已经红得不像话的脸.
"我很抱歉,他们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我是新来的,我只是不想把衣服弄皱.
"没过多久,我就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
尽管知道自己学习的事物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但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们.
护理只关乎最微小的细节,以及不同细节如何产生巨大的差异.
今天我要护理四个孩子.
第一个要做一次室外引流,以检查脑脊液.
旁边的床位上是蒂娅,今天稍晚的时候她要去做放疗.
不久前她刚刚做完手术,但癌症又复发了.
现在她需要进行第二轮化疗和放疗.
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是八岁的男孩,患有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和自闭症,另一个是十岁的女孩,患有重度癫痫,要在明天做手术.
我和孩子的父亲谈了一会儿,他的孩子即将被切除一半大脑——一种被称为半球切除术的手术——用于治疗顽固性癫痫.
在手术之前,有许多文件需要准备,包括护理计划以及血液测试结果.
"这就像是弗兰肯斯坦.
"她爸爸说,他是个矮壮的卡车司机,手指上有文身.
他喜欢谈论足球(阿森纳队的死忠),为了抽烟,每天要在医院进进出出.
"也就是要切掉她的一半大脑,来防止发作.
"用脑外科手术治疗癫痫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
在南美,前印加文明时期的人们就在用青铜和尖锐的火山岩制作的外科手术工具在人的脑袋上钻孔并移除颅骨碎片,来治疗心灵和附魔问题,包括头痛、癫痫和精神疾病.
当然,这种手术到今天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成为治疗癫痫的一种常规手段.
大多数患有重度癫痫的人可以通过抗癫痫药物来成功控制病情.
但是,仍有少数患有重度癫痫的人需要接受危险的手术——这种手术的成功率至多为百分之七十——因为药物无法控制他们的病情,只能通过手术来根治.
而对于百分之七十手术成功的幸运患者而言,他们中的一些可以不再受任何癫痫发作的困扰.
但癫痫有很多种,就像自然界的风有很多种,病因、病征与结果也都不一样.
采取她爸爸描述的那种大脑半球切除术,意味着她将会陷入偏瘫状态,就像中风后的人那样;尽管她的那类癫痫,即"跌倒发作"将会停止(意味着她不必戴头盔,也不必承受头部撞击后造成的损伤),但她有可能出现更加频繁的其他类型癫痫的发作.
手术可以改变"天气",但只有大自然可以改变气候本身.
虽然蒂娅是我护理的孩子中病情最轻的一个,但她是占用我时间最多的.
我找她做神经观察时,她正在游戏室里.
一开始我以为她在玩"培乐多"彩泥,但游戏治疗师玛琳告诉我,蒂娅在玩的是模具室那边用来给她做放疗面罩的材料.
她的紫色小兔躺在桌上.
"她整个脸和头都要戴上护具,他们会在做放疗的过程中利用这个护具,把它固定在推床上,这样她就不能动或说话了.
激光器必须精确,不能有分毫偏差.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仍对这个勇敢面对一切的孩子心怀敬畏.
我试着想象自己的脸覆上一张坚硬的面具,面具把我固定住,让我无法动弹.
单是想想都很困难.
"她怎么能忍受呢他们无疑应该给她做一个全身麻醉.
""她现在六岁,还不好说,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做.
游戏治疗是最佳选择.
"玛琳不是护士,工资很低,工作技能经常被外科医生忽视,然而她能够陪一个接受脑癌治疗的六岁孩子做游戏,帮助孩子从极度痛苦中抽出身来.
她对儿童成长的理解和见识,能够用来大大减轻孩子遭受的痛苦,改变他们对这段经历的记忆.
孩子们不会记得挽救自己生命的那位主刀医生,但一定会记得给他们吹泡泡的玛琳.
孩子们会记得来看自己并表演魔术的小丑医生;会记得宠物慈善机构带到医院来的黄色拉布拉多犬;会记得一位姐姐通过医院广播大喊"七号病房十号床的米莉";还会记得那个用小推车送来《哈利·波特》的志愿者.
但蒂娅并没有笑.
她手里拿着培乐多彩泥做成的面具,好一会儿没做其他东西.
她面色凝重,像个老奶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尽管她只有六岁.
"勇敢点,兔兔.
"她对兔子说,把面具反复放在它脸上,又迅速拿下来,抱起兔子亲了亲.
"勇敢点.
"到了带蒂娅下楼去试戴面罩的时候,她的尖叫声仿佛穿透了我的骨头.
蒂娅身体强壮,但免疫系统因她急需接受的治疗已经受损.
难以想象她在上次放疗之后的状态:虚弱,没法动弹或说话,嘴里满是感染引发的溃疡,她受损的免疫系统无力抵抗感染.
也难以想象她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不愿去想她的癌症复发,以及这对她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
到目前为止,她的身体仍在战斗.
同时,我的情感免疫力也在增强.
我听到她的尖叫声似乎从远处传来.

我有工作要做,哭嚷对我毫无助益.
蒂娅弓着背,身子僵硬,没法抱起来.
我们不得不推迟试戴面罩,让她妈妈过来抱着哄哄她,直到她的哭闹平息下去.
因为升职,我要离开儿科病房了:去一个社区担任重度残疾儿童疗养中心的副理.
护士们都来祝贺我,医生们也是.
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也都向我表示祝贺.
离职那天,我们在大办公室吃蛋糕、喝茶,墙上挂着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各式各样的脑瘤扫描图.
我努力不看蒂娅的扫描图,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那上面打转——在图片的中心,有一只大得不可思议的白色蜘蛛.
同事们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他们对我说话,给我卡片和拥抱.
但有点不对劲,每个人的笑容都挂得有点久.
一些同事在我护理的孩子的病房进进出出.
安娜早早就离开了.
离开之前,她紧紧抱住我,但很快就松开了.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只想紧紧抱住她,再也不松开.
"感谢你做我的导师.
"这是我挤出来的唯一一句话.
我想对她说更多,更多更多.
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像她一样.
她让我懂得善良、团队协作和专业精神,让我明白如何做到在同一时刻既温柔又坚韧.
这让我永远对她心存感激.
安娜教会我如何做一名护士.
在三年的培训之后,我从获得资格的第一天真正开始学习成为一名护士.
但我仍然无法用语言描述我从安娜身上学到了什么,而她已经跑去工作了.
"跟我来,克里斯蒂.
"她说,"你今天的班还没上完,你还是我团队的一员.
六号床得多留神.
"我的同事从浴室冲出来喊人帮忙.
我冲过去,以为有孩子癫痫发作或心脏骤停.
但等我过去,大家都笑了.
他们把我扔进浴缸里,里面盛满蘑菇汤.
真让人讨厌.
蘑菇汤的气味让人干呕,我身上立刻变得黏黏的.
我想跳出来,但又跌了回去.
我永远没法知道这些家伙是从哪里搞到了足以装满一浴缸的蘑菇汤.
我的鼻子、头发、嘴巴上全都是冷蘑菇汤.
周围安静了几秒钟,浴缸里的冷汤冲击着我的身体.
随即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浴室外聚了一堆人,都在朝里看.
我从没听过像这些坐着轮椅、推着点滴架的孩子们发出的笑声这般美妙动听的声音——六七张孩子的笑脸,每个都努力探着头,希望可以多看我一眼.
蒂娅就站在前面.
她用手指着我,笑声不断涌出身体,在浴室里回响.
她笑啊,笑啊,笑啊.
她躺到了地板上,在门口不停打滚,笑啊,笑啊,笑啊.

其他人也都跟着笑起来.
医生们走出办公室,站在孩子们后面.
博拉也从厨房过来,还有护士从相邻科室过来.
他们盯着满身蘑菇汤的我,也看着蒂娅.
我发现自己也在笑个不停.
这是很久以来,可能是卡勒姆自杀以来,我第一回开怀大笑.
护士与患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就像蒂娅的笑声感染力如此强大,足以冲破任何我加诸自身的情感免疫枷锁.
她的笑让我感觉良好.
我们都可以哭,也都可以笑.
这是一种美妙的声音.
蒂娅的妈妈站在蒂娅身后,微笑地看着我,双手不停拍打,仿佛要捉住这美妙的声音,永远拥有它.
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记住,要记住,永远记住.
"我在心里说.
护理工作需要建立起对悲伤的免疫力,但面对孩子,偶尔犯蠢出洋相也必不可少,比如被困在一缸蘑菇汤里,让孩子开怀大笑.
护理意味着,要意识到,当孩子的扫描结果上出现一大朵白云,孩子的母亲需要一些可以紧握不放的重要东西.
[1]MMR为measles,mumps,andrubella的首字母缩写,指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
[2]普拉德—威利综合征(Prader-Willisyndrome),一种儿童疾病,患儿经常食欲旺盛,极有可能变成重度肥胖儿.
[3]此处用了《绿野仙踪》中的典故:当主人公多萝茜来到奥兹国后,她发觉周边的环境与自己在堪萨斯的家大不一样,于是便对小狗托托说"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了"(We'renotinKansasanymore).
作为固定用法,该表述通常表示眼前的情况处于某人的舒适区或理解范围之外.
[4]SCID,"严重联合免疫缺陷障碍"(SevereCombinedImmunodefciencyDisorder)的首字母缩写.
[5]囟门指婴幼儿颅骨结合不紧所形成的颅骨间隙.
[6]婴幼儿脑积水时的特殊征象,眼球下旋到眼睑下方,巩膜露出,形似落日.

[7]"XX也疯狂"系列电影(CarryOnflm),主要由3部英国喜剧电影(958—992年)、4部圣诞节特辑、3集电视连续剧及3部西区和地方舞台剧组成,往往是表现发生在某一特定人群,如护士、教师、贵族等人身上的闹剧.
5生存之战让我把一个孩子从小养到七岁,我会让他真正成人.
——亚里士多德做儿科护士最棒的一件事,是我经常可以怀抱小宝宝.
我喜欢在特护病房工作,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里也设有特护婴儿病房(SCBU),该区域负责接收早产儿和刚刚出生的婴儿.
这里的大多数宝宝都是很小的小东西,只是出生得太早了.
其中一些要经受各种各样的早产并发症,在这里待上几个月.
我曾经护理过的一个婴儿,在特护病房里待了一年多之后,还是新生儿大小.
所有特护病房的门都装有密码锁:有女人会跑到医院偷小宝宝.
咖啡厅的墙上贴着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被认定为嫌疑人,旁边是安保部门的配文:"如果你看到这个女人,请立刻与保安联系.
她是危险人物,会乔装成护士进入病房.
"早晨喝咖啡时,我经常盯着这张照片,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不择手段我输入门禁密码,用力把门推开;一阵母乳的酸味,外加一股热浪,即刻扑面而来.
这个病房一年四季都处在保暖状态.
我很高兴自己穿了一身宽松的棉罩袍(而不是在其他病房里穿的面料更厚的护士裙)和木底鞋,木底鞋让我的脚保持透气.
我走过主要装着药品的冰箱,还有盛放消耗品的透明抽屉柜:绷带、针、标签纸、一次性托盘、气管插管、吸入导管、伤口敷料、羊毛小帽(主要是那些退休的志愿妇女织的,她们中很多都是前护士,来自"护士联盟"之类有名头的组织).
有一块公告牌,上面写着研究员和医生的值班信息,还有一大块墙板,上面贴着各种感谢卡片:我们在这间病房里待了五个月.
这是最漫长的五个月,但感谢护士的幽默和善良,我们挺过来了!
感谢卡罗尔、莫和医护团队的大家忍受我丈夫的笑话(还有救了我家双胞胎儿子的命).
感谢特护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们.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致麦蒂,产科丧亲办公室的负责人.
你帮助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我们会珍惜你帮我们留下的对于安娜贝尔短暂生命的记忆.
言语有限,谢意无尽.
感谢卡片旁边立着一只上锁的柜子,一本红黑相间的册子放在药品推车上.
那是《管制药品手册》,监管吗啡这类成瘾药品的取用情况.
柜子里的药品只有在两名护士签名的情况下才能取用,以免被盗.
成瘾问题在护士和医生中很常见.
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和结论性的调查结果,但酒精及毒品问题研究所对全国医疗系统工作人员滥用酒精和毒品问题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六十的医护人员存在酗酒问题,而毒品问题则占到百分之二十七.
在我看来,这个比例现在肯定升高了.
当然,主要是低级派对和饮酒过量的情况.
有一个准则:努力工作,就要更努力玩乐.
在伦敦的大象与城堡酒吧搞一次医院版"内阁之声"大联欢,是一线工作人员放松身心的一个办法;由五所医学院校组织的俱乐部之夜,让学生们有了和一线工作人员一起开怀畅饮的机会——而且我可以想象,即便没有更疯狂,这些医学生和护士生嗑药的劲头和夜总会里的其他年轻人至少也有的一拼.
但对于在全国医疗系统中工作多年的医护人员来说,这类问题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认识的一个开业医生(generalpractitioner,缩写为GP)告诉我,她经常见到医护人员同成瘾和抑郁问题斗争.
"我一周和他们见一次面,"她说,"医生是自杀风险相当高的群体.
他们的压力很大,同时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接触到.
而且他们从不会自杀未遂,只会一次到位.
"虽然很容易搞到某些药品,比如镇静剂和麻醉剂,但我知道一些医生和护士有更严重的成瘾问题,他们不会服药自杀,而会选择更加戏剧性、更加激烈的方式.
现在有一条二十四小时热线,由全国医疗委员会运营,专门为那些需要心理求助的医生开通.
但我没看到护士有任何同等待遇.
人们经常说医院会在医生和护士身上做一些随机药物测试,但那都是无稽之谈——不然全国医疗服务体系早就崩溃了.
我走过病房办公室和主病房区,那里有六个小宝宝正在生命维持机里,呼吸机用来代替婴儿发育不全的肺部.
各种哔哔声响起,护士们在他们身边穿梭忙碌.
特护婴儿病房的育婴室在我左边,那里的孩子没有生病,所以护士的数量相对少一些.
两边的对比很明显,它们之间的通道仿佛一条分隔两国的边境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政局动荡,而特护婴儿病房则要稳定和安宁许多.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边的所有婴儿都需要通气——也就是需要生命维持机和呼吸管插管,即气管内插管.
这种技术第一次出现,是在希波克拉底(前四六〇—前三七五)的叙述中.
尽管护士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仍然很吵闹.
长期以来,感官的超负荷一直被认为对婴儿未来的发育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暴露在噪声和光线下会对孩子日后的感官处理和学习能力造成障碍.
尽管如此,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还是需要天花板正上方的电灯照明,垃圾桶还是会时不时传来一声巨响.
护士们也需要通过振荡器的嗡嗡声、吸气声和警报声来判断情况.
但宝宝并不总是会受到惊扰:这表明他们病重,不自主的基本反射无法实现.
护士们会通过压低声音说话来控制噪声,还会把灯光调暗一些,或是在一天的某些时间里把毛巾罩在保育箱上面.
但这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早产儿的听觉皮层正处于发育的关键阶段,需要通过听觉来学习语言.
但这里的大多数环境噪音都是白噪音:咕噜声,砰砰声,吸气声.
这些宝宝分外脆弱,正处在生命的边缘,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某个地方.
他们的肺还不成熟,表面缺乏活性物质——让肺泡维持开放状态的物质.
他们还没有形成可靠的免疫系统;肾脏还没有开始正常工作,胃肠系统也很脆弱.
宝宝们还有很大的脑出血风险.
新生儿护士有组织地应对工作.
如果宝宝们在这套日常程序和安排下茁壮成长且乐于此道,那护士们也会有相应的表现.
如果做过很长时间护士,你完全可以说出一个陌生护士的专业和工作科室.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长期指导医院各部门的复合型护士团队,而且我总是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够把急诊科护士、手术助理护士和新生儿护士分得很清楚.
我总能分清.
有一次,一个房间里坐满学习复苏术的护士,我和一个朋友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根据她们选择的座位判断出她们来自哪个科室.
坐在后面,面色慌张的是手术助理护士:她们主要负责完成指派的任务,很少和患者接触;她们的培训失败率很高,经常要从头再来.
坐在前排的通常是重症监护和急诊科护士,她们会准备好问题向讲师提问,而不是等着被提问.
专科护士会坐到两侧,靠在椅子上,显得很无聊.
不幸迟到的往往是来自内科病房和老年护理病房的保健助理,或那些看起来气急败坏的医生,他们接受护理培训往往是迫不得已,并且总会不顾一切地要求早退,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每次都会有护士睡着,然后被叫起来站着听.
但即便站着,有的人也能睡着.
新生儿科护士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她们大多身材矮小、手脚麻利、身体健康.
她们从一个婴儿飞奔向下一个,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心多用.
掌握局面和时机是重中之重.
她们是这里的负责人,所以无论婴儿们病得有多重,从来都是护士引导婴儿,而非相反.
她们决定何时给婴儿做护理(擦洗眼睛、清理口腔),何时换尿布,何时阻止医生给婴儿插管或阻止理疗师像敲迷你定音鼓那样轻叩他们小小的胸部.
新生儿科护士都有成为出色的婚礼策划人的潜质.
她们能以盛大的方式护理一大屋子的小宝宝,同时还要给两三个插管呼吸的宝宝吸痰,让他们逐渐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照顾他们做理疗或转诊、观察状况、用鼻胃管喂食和给药.
她们还要随身带着强心药物:用串联法把一个注射器替换成另一个,小心地减少一种强心药物的含量,同时给另一种加量,并始终密切关注宝宝的动脉血压是否有波动.
一个错误就可能引发高血压,让宝宝陷入中风的潜在危险.
而且这里没有固定模式可循,每一个婴儿对敏感药物的反应都不一样,护士只能凭经验——往往只是一种直觉——行事.
其他时候,她们的工作需要严格遵循既定模式.
新生儿科护士数学要好,以便准备药物、计算剂量.
这种对于数学计算能力的要求,在护理行业并不新鲜.
"阿育吠陀"(印度传统医学)方面的梵文文本《阇罗迦本集》是印度在这一领域最基本的两个文本之一,自公元前一世纪流传至今.
它提出护士"必须知识渊博,擅长配药和计算剂量,对所有人都心怀同情,个人身心洁净".
在复杂的药物计算过程中,一个小数点算错就有可能导致婴儿丧命.
毫微克和微克的符号看起来相似,实际相差千倍.
我的一个同事就曾给婴儿误服是应服剂量一千倍的某种强效药物.
那个婴儿活下来了,但我的同事——和我一样,那时也入行不久——备受打击,信念逐渐丧失,背负的愧疚像身后的斗篷那样如影随形.
我和一些拒绝使用计算器的护士共事过,她们信不过那东西.
她们一直靠自己的脑袋计算,在紧张、嘈杂、忙碌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大声念叨复杂的运算结果.
她们要在连续五晚都没有睡觉、每天都上十二个半小时夜班的凌晨四点,计算如下问题:婴儿体重1.
697千克,需静脉注射40毫克/50毫升的多巴胺溶液,那么静脉注射的速度设置为多少,才能使注射速率为12.
5微克/千克/分这让我觉得非常恐怖.
我考普通中等教育证书[1]的时候数学得了D,数字在我脑袋里永远像无头苍蝇那样飞来飞去.
不管算什么东西,我总得检查无数遍,演算无数遍.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同事们:虽然工作堆积如山,但她们仍能搞定计算工作,并把各类时间表安排得井井有条.
即便如此,这些一丝不苟,满脑子想着感染控制、精心安排和优先事项的护士,也会在凌晨四点大呼小叫,惊得我从特别护理室一路跑到重症监护主病房.
她们会摆出一条长长的桌子,铺上白色塑料桌布,上面备有自助餐品:香肠卷、奶酪、三明治、果汁、鸡腿、乳蛋饼、比萨,甚至还有酥皮馅饼——就像是我奶奶准备的圣诞大餐.
纸盘堆放在一边.
如果没有房间里的婴儿、机器的声音和护士制服,你会以为自己是在某场家庭聚会或婚礼上.
"十分钟.
"主管护士说.
我们一起吃东西、聊天、喝饮料,然后把所有垃圾收进一个黑色的垃圾桶里,然后洗手,回去继续工作.
我已筋疲力尽,而一顿加餐是广受欢迎的放松方式.
我日复一日地加班,为的是攒够钱,休个假,去印度背包旅行.
为省钱,我和一个朋友在护士宿舍合用一个房间,她上夜班的时间跟我正好相反.
我们根本见不着面.
她上班的时候我在补觉,反之亦然,所以我们才可以把已经很便宜的租金再一分为二.
短暂的休息和夜宵让我能继续保持清醒.
稍后,夜班上完,我和一个新生儿科护士一起走到电梯旁.
我问起加餐的事,她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们的加餐都雷打不动.
有时候,会有医生带炸面包圈来,护士们则轮流带零食来.
"在这里工作太棒了.
这十分钟是给自己——我们这些护士——的护理,对孩子们毫发无损.
实际上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吃饱喝足,身心都得到放松.
当然这么做可能违反了医院的一堆规定……"员工休息室旁的冲洗池,是一个用来丢弃临床垃圾的斜槽,气味跟厕所差不多.
有一回,一个婴儿夭折了,装尸体的篮子就放在冲洗池里,等着勤杂工拿走,送到太平间去.
看似死亡一段时间后,婴儿竟然哭了起来,这时她的父母在办公室里,在一扇贴有"保密会议进行中"字条的门后,坐在一张掉色的沙发上,抱着一大堆纸巾痛哭流涕.
在我身旁的医生正在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女儿是因为早产而无法维持生命.
这时,一个实习护士来敲门,她已经看过冲洗池的哭声是怎么回事了.
她探头进来,语气严肃:"只插一句,不好意思.
情况紧急.
"宝宝还是没活下来,她的父母经历了两次悲恸.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医生对他们说,"具体原因很难向你们解释.
"他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希望".
有时你会闻到冲洗池那边的黑粪味——一种混着血液的肮脏排泄物,意味着婴儿腹部出血——而你正在吃三明治.
不过今天休息室里只能闻到咖啡和汗液,以及一个护士正当早餐吃的怪物蒙克牌腌洋葱口味零食的气味.
房间里没空位,我便坐到芭芭拉身边,她是那种能够止住整个房间小宝宝哭嚷的角色.
交过班后,我走向负责的床位.
小宝宝伊曼纽尔被裹得像一件珍贵的小礼物,不过裹着他的不是包装纸,而是超市里装三明治的袋子,看起来就像迷你温室.
他也是一个早产儿:二十四周就出生了,刚好超过英国法定的堕胎孕期限制.
孕期少于三十七周被定义为早产,这是新生儿夭折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第二大致死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每十例分娩中就会出现一例早产,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
人们生育的时间越发推后是一个原因,而体外受精产生的多胞胎也提升了早产发生的可能性.
伊曼纽尔的头大得不自然,眼睛睁得很大,眨动缓慢.
一根又短又细的进食管被胶带固定在他的鼻腔里,他太小了,还不会吮吸.
他的皮肤呈灰白色,头皮上蓝灰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虽然他被裹住、放在透明的恒温箱里,看起来很舒适,但一切因素都在与他为敌.
他的生命有一个极其艰难的开端:由于出生得太早,他比预想的还要小,只有九百克重,而且脑部出血.
来到伊曼纽尔的床位,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氧气和附在墙上的抽吸器.
导管今天一切正常.
打开墙上的抽吸器时,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检查了压力状况,看了一眼长支架上尺寸合适的导管,确保氧气浓度适宜、工作正常.
旁边还有一个尺寸合宜的袋阀面罩,以应对孩子的气管插管脱落这类情况.
各种事情都可能出错,而看上去很小的检查——如果没有正确完成——也有危及生命的可能.
如果氧气浓度设置得太低或太高,宝宝就可能会在其他并发症之外再患上早产儿视网膜病,还会有失明的危险.
如果宝宝的氧饱和度始终波动(这些孩子得到的绰号是"摇摆儿"),就有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导致多重破坏性损伤.
如果抽吸器无法使用,宝宝气管阻塞,就有可能窒息而死;或袋阀面罩不能用,宝宝就有可能因含氧量过低而死于脑损伤,或肠缺血,再或心搏过慢;如果将尺寸不对的口罩装到袋子上,并且压在婴儿脸上,即便只是略微大了一点,它也有可能会冲击迷走神经,造成心搏过慢.
错误无处不在,在医疗系统中屡见不鲜.
"永不发生的事件"(neverevents)——严重的临床医疗失误——在最近四年里的发生率达到最高值.
这些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都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甚至导致死亡.
在确认所有应急设备都在正常工作后,我给伊曼纽尔做了一个快速检查:ABCDE.
Airway(导气管):检查置管装置,确保伊曼纽尔的导气管没有问题.
Breathing(呼吸):检查他的氧气水平,听胸,看是否对称,叩诊胸部是清音(正常)、鼓音还是浊音(意味着有严重问题).
Circulation(血液循环):听他的心跳,检查动脉血压,感受皮肤温度,按压足部并放手,查看颜色多久会恢复,然后在胸骨处重复这一操作.
Disability(障碍):检查他的呼吸声调、身体姿势、囟门、瞳孔反应以及意识水平.

Exposure(异状):检查他身上的其他所有痕迹:肿起、出血、伤痕、瘀伤,从前到后,从头到脚.

无论患者是一岁小孩还是百岁老人,这都是全世界的护士和医生评估危重患者的方法.
但婴儿的身体构造有所不同,对于操作评估的护士来说,一切线索都很重要.
婴儿(以及幼儿,但程度较轻)会进行代偿[2],来尽可能长久地维持重要器官工作,比如婴儿会在心脏骤停前一直将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而百分之八十的成人会在心脏骤停前二十四小时就出现临床的恶化迹象.
这意味着看护儿童,尤其是婴儿的护士,观察力必须敏锐.
婴儿的一些异常生理症状是可以通过解剖学解释的:比如由于婴儿的肋骨是与脊椎垂直的,所以他们无法深呼吸,只能快速呼吸,随时利用辅助呼吸机吸入空气,甚至会上下摆动头部,张开鼻孔.
但有一些高级代偿机制无法完全用解剖学来解释.
处于严重呼吸衰竭状态的婴儿会发出呼噜声,用这种方式把空气吹出来,迫使自己肺部的肺泡像机械呼吸机一样张开,形成他们自己的呼气末正压(PEEP),这本是医生需要借助生命维持机来完成的一种复杂操作.
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肺部最小部分的开放,他们得以避免靠自己去吹开生命最初的难关——就像孩子在生日派对上要求父母帮他们吹气球.
只有婴儿拥有代偿能力.
他们还可以使血压保持正常,以确保灌注(输送含氧血液到)大脑的时间比成年人长许多.
他们的头上有一个特殊部分——囟门——使大脑膨胀成为可能,成年人若出现这种状况必死无疑.
他们有柔韧的骨骼,很难折断.
即便在许多方面是那么脆弱,但他们的本能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
成年人失去了这些保护性的能力,失去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的意愿.
体格日益强壮,生活却将我们的情感磨蚀得越发脆弱.
伊曼纽尔的妈妈乔伊,一个面带微笑的乌干达女人,坐在恒温箱旁,手里捧着自己硕大的乳房,正把乳汁吸取出来,这些乳汁最终会进入伊曼纽尔的导管.
她和我闲聊起来.
先是讲了乌干达,她说那里的人们很善良,可政治却很复杂.
然后她又讲起儿子的未来.
"他爸爸六英尺四英寸[3]高,"她说,"所以这孩子可能会去打篮球什么的.
虽然我是个搞学术的,我爷爷是个医生,我爸爸也是医生.
我学了法律,大多数时间都和寻求庇护的难民打交道.
"她是个谦逊的女人,当我说她一定帮助了很多人时,她开始自谦,显得尴尬.
"你无法想象他们是从怎样的恐惧中逃脱出来的.
"她说.
我不时向她微笑,同时忙着给她儿子准备许多种药物.
他需要定期通过鼻胃管摄取咖啡因,以确保记得自己要呼吸.
咖啡因是一种重要的呼吸兴奋剂,广泛应用于有呼吸暂停问题(长时间屏气)的婴儿.
"和我每天早上时一样.
"当我对她解释这个的时候,乔伊对我说.
但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忧虑:透过吸乳器的声音、监视器的警报声、黄色的临床垃圾桶的砰砰声、鞋子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发出的摩擦声,我听出了一点变化.
"你想认识一下他吗给他个拥抱"她看着我,眼泪突然从眼角涌出.
"这会伤到他吗我害怕.
""当然不会啦,这对他有好处.
什么都比不上拥抱.
"我知道乔伊还没有抱过她的儿子.
交接班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我们担心他们的亲子关系还没有建立.
护士们明白,除了手术和技术干预,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会对婴儿的认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伊曼纽尔不会成为篮球运动员、医生或人权律师.
我觉得乔伊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
从出生到现在的十天里,他的心脏已经骤停过多次.
他的肠道也无法正常工作.
能够长大成人,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幸运.
他可能会失聪或失明,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并伴有同样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
他可能一生都需要他人照顾.
有乔伊在他身边,伊曼纽尔的状况多少有所好转,正在努力求生.
想把他从恒温箱里取出来很难,而且有一定风险.
呼吸管很容易被碰掉.
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再保留在无麻醉状态下把管子缝合在婴儿嘴上的做法:医学曾认为早产儿不会有痛感.
谢天谢地,伊曼纽尔的管子使用白色胶条固定.
但尽管有胶条固定,我还是担心一旦移动他,会让他的呼吸管脱落.
但如果伊曼纽尔没有被母亲拥抱,他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危险其实更大.
乔伊的精神健康也同样会受到威胁.
研究发现,女性早产后患上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是足月生产的两倍.
分娩就像灵魂一分为二:这是它产生的痛苦如此剧烈的原因.
倘若没法拥抱他,乔伊的另一半灵魂就仍旧处于迷失的状态.
在得到母亲的拥抱前,他既不真实,也不完整.
对母亲而言同样如此.
花了很长时间,我才把伊曼纽尔从一堆管线中解放出来,把他放到乔伊手里.
在恒温箱外面,他看起来更小了,但并没有哭.
他看着自己的妈妈,久久没有眨眼;她也望着他.
短短几秒间,他们就建立起了情感纽带.
"他真好看.
"她说.
我点头,抬起眼对同事笑了笑,她正站在一边,手捂在心口.
一切都在与他为敌,但在这一刻,我想到一切皆有可能.
和伊曼纽尔一样,艾萨克·牛顿也是个早产儿,当时人们预测他的生命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在新生儿监护室里见到一位母亲殊为特别,而婴儿身上的奇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神奇.
乔伊看着伊曼纽尔,在他身上,一切皆有可能.
"他会好好的,对吧我有这个感觉.
""你们都会好好的.
"我回答说.
今天,我待在婴儿特护病房里.
我在这边特别忙,有四个孩子要照顾.
我大部分情况下都喜欢待在这里,孩子们几乎个个可爱,情况也越来越好,很快就能回家.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父母们的镇静,感受到他们对孩子能够从生命边缘安全着陆的信念和希望.
然而这里现在可能要面临床位危机.
在忙碌的冬天,传染性疾病导致整个医院患者数量激增,我们经常会把没有地方安置的孩子放在盆里,把他们放到我们称为"水槽空间"的水槽下面.
这种时候我们通常只拧开一半水龙头,以防孩子被水打湿.
关于新生儿病房的建筑结构,关于每张床周围要留出多少空间来放椅子,以便父母跟孩子交流,都订立有严格的保护性指导原则.
但很多时候,医院会"见缝插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不过今天,这里又暖和又安静,这里的孩子也不像重症监护室的孩子情况那么严重.
此刻,病房里没有一个妈妈,这多少有点不寻常.
护士们会尽一切努力让妈妈和宝宝待在一起,这一点与私人医院有所不同.
在一些私人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孩子出生不久就会被从母亲身边带走,交给育婴室里某个能干的陌生人来照料.
但那毕竟仍是个陌生人.
这家医院新生儿科的员工更衣室柜子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让我把一个孩子从小养到七岁,我会让他真正成人.
"而一个护士在下面写道:"让我把母亲和她的孩子放在一起十二个小时,我会让孩子真正成人.
"大卫的妈妈曼蒂,一位来自兰贝斯[4]的性工作者,已经生了九个孩子,他们全被送去收养中心了.
大卫是特别护理室里最安静的宝宝,不太爱动,截然不同于我照顾过的由染上毒瘾的母亲生下的其他孩子,这些母亲大多都有抽搐或癫痫的病.
他戴着一顶蓝色的针织帽,一台名为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系统(CPAP)的设备通过他鼻孔里插着的两个叉齿给他输送空气.
他的尿布虽然已经是最小号的,但仍然把他整个人包了起来,他嫩树枝似的小腿露在外面.
他的皮肤像是老年人的皮肤,松弛而布满皱纹,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那样撑在他的骨架上.
他有长长的脚和长长的手指——我们经常对父母说这种话,为的是缓和局面,让曼蒂可以暂时把眼睛从刺穿他皮肤的医疗设备上移开.
"看看他的手指——他长大后肯定能弹钢琴.
"大卫的脸,虽然有一部分被叉齿和鼻孔里的鼻胃管,以及贴在脸颊和耳朵周围的管子挡住,但很好看:眼睛大大的,上面是长长的、弯弯的睫毛.
然而残酷的是,这么漂亮的孩子却病得如此严重,命运殊为不济.
但这是事实.
大卫今天戴了眼罩,很像我在阳光充沛的早晨睡觉时戴的那种.
他有黄疸,眼白(巩膜)是黄色的.
这并不罕见:百分之八十五的早产婴儿临床上都会表现出黄疸,需要通过光照疗法治疗,同时进行定期的血液检查,监测他们的肝功能是否正常.
作为在两千多年里一直都是中医学核心著作的古代文本,《黄帝内经》将肝脏描述成体内军队中的将军.
中医认为,肝脏中寓居着人的"魂",也就是轻盈的或云朵似的灵魂.
西方人用太阳光治疗肝黄疸.
除了眼罩和尿布,大卫身上没穿其他东西.
他一直躺在一盏日光灯下,像是个在享受日光浴的迷你小人.
他头顶的荧光灯洒下频闪得像夜店里那样的光线,促进光氧化作用,向胆红素——红细胞分解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中添加氧气,令它更容易在水中溶解.
这使得婴儿的肝脏更容易将大量胆红素分解并清理掉,而胆红素正是让婴儿得上黄疸的原因.
大卫在荧光灯下显得很放松,就像虫胶美甲沙龙灯箱里的那只手.
我读了大卫的病情记录,计算出他的给药时间,查看他的观察模式和护理计划.
有关他妈妈的信息少之又少,而他爸爸则完全不存在.
有人怀疑大卫在出生前接触过可卡因、香烟和酒精,而曼蒂没有做任何产前预约.
我可以假定,她的饮食中没有维生素或营养素,叶酸更是不会有.
大卫早产,身体很小,虽然出生时状况不佳,但从医学上讲他似乎又很强壮.
尽管可能有胎儿酒精综合征,但他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
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ASD)在英国的发病率未知,任何形式的产前酒精接触都可能成为引发它的危险因素.
这种疾病无法治疗,对于孩子大脑和器官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有人认为,患有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的儿童往往会被误诊为患有自闭症和多动症.
酒精通过母体进入胎儿体内时,会导致胎儿体内氧气和营养物质的缺失,使得他们的大脑和器官无法正常生长.
大卫的未来充满未知,一切都与他为敌.
他的大将军可以通过特护病房的光照疗法治愈,但他妈妈的大将军——她自己的肝脏,混乱指挥官——却触发了大卫体内的一场恶战.
护理的功能与肝脏相似,后者在伤口护理中负责控制感染,使酶和蛋白质参与到血液凝固和组织修复当中,还负责身体的营养,通过消化、吸收食物来保持肌体健康.
护士无法像肝脏一样排除毒素,但我们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带来希望、慰藉和善良,以尽力改变厄运的焦点.
格蕾恩让我先休息一下.
她是新生儿科的高级执业护士,已经在伦理责任和早产儿生理学方面做过大量教学工作.
她对设备也很在行,任何呼吸机的问题、复杂管道的安置,甚至血气分析仪的故障,她都能自行解决.
她对应用物理学很着迷,多次试图解释和压力变化相关的动态和静态顺应性的复杂公式之类的问题.
而每次我听不明白,需要她再重复一遍时,她也不会生我的气,还会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再解释给我听.
虽然理解物理学也是护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从来不是我的强项.
"可怜的小家伙.
我真想把他带回家,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打算"我们凝视着大卫的脸,摘下他的眼罩,看着他弯弯的睫毛微笑.
"怎么回事他妈妈究竟有没有来过"她摇了摇头.
"从没来过.
我照顾过她的其他几个孩子,最近照顾的一个没活下来.
有一对被收养了,还有几个被安置在长期寄养中心.
""她为什么一直怀孕这样肯定对身体有害.
她为什么没有长期避孕"格蕾恩再次摇了摇头.
"我知道.
但大卫的生活会成什么样呢"然而,曼蒂来了.
她不大站得稳,胳膊上伤痕累累,头发没洗,语速快得像时速一百六十公里的汽车,身上混杂着酒味和汗味.
"他怎么样了好点了吗他还好吗我得去洗个手,但我不想把他弄醒.
"她一边说话,一边挠胳膊.
"嗨,"我微笑着,告诫自己不要评判他人,然后做了自我介绍,"他现在很好,大卫很强壮.
"他身上的儿童保护令已经生效,但监督下的接触是被允许的.
我评估了曼蒂的风险系数.
她有没有过分沮丧她会不会抓起大卫撒腿就跑我看着她那张凝视着大卫面孔的脸,每当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系统机器的警报响起时,她就会皱起眉头.
我点了点头,她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洗手池边.
我注意到她洗了很久很久,擦干之后又洗了一遍.
"我相信你的手现在已经是全医院最干净的了.
"我说.
"哦,我不想传染什么细菌给他.
虽然我不会把他弄醒,但细菌这东西可是无孔不入.
"她坐下的时候,我注意到乳汁浸透了她的T恤,在胸前留下两块湿湿的印记.
我递给她几张纸巾,但她耸了耸肩.
"我的身体认识我的宝宝,"她说,"我都生了九个了.
"大卫喝的母乳来自其他妈妈.
作为护理(nursing)这个词的起源,乳母喂养(wetnursing)今天仍然广为存在,其概念依旧是护理工作的核心,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房间里非常安静,非常热.
我要开始给旁边床位的孩子做鼻胃管喂食,用二十毫升的注射器缓缓输送她妈妈的乳汁(如果婴儿们需要同时进食,有时候我会用橡皮膏把注射器粘在婴儿床的一边,这样乳汁会缓缓滴进他们的小管子里).
然而,我却拉了一把塑料椅子,坐在曼蒂身边.
我怀疑她没什么可以说说话的人.
我想象不出有朋友、家人或其他什么人支持她.
她和社会福利无缘,格蕾恩说她和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虐待狂有一段断断续续的情感关系.
他有可能是大卫的爸爸,也可能不是.
"九个宝宝,"我说,"我确定我承受不了九次分娩.
"她看着大卫,然后抬头看着我.
她自己的眼睛边缘也有点发黄.
"他们和你说过我不收留他们吗我的宝宝们.
全都被人收养或送去寄养了.
"我点点头.
"你的记录上写到了.
一定很难过.
""我会做一个真正的好妈妈的.
"她说,"但他们不会给我机会.
他们总是让我用避孕药,或干脆做绝育.
你能相信吗,就像纳粹那样但我想现在不一样了.
我可以抚养大卫.
我现在有地方住,情况挺好.
"曼蒂似乎没有想到自己对孩子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她不会谈及这些孩子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她一直在和我讲她的感受,以及她如何做才能让孩子们回来,社工们是如何草率地对她下结论,没有人愿意给她个机会.
但想要怨恨她是不可能的.
曼蒂也不想过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不是她的选择.
我们没有讨论她的童年经历,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孩子,我觉得很空虚.
但我不会再生了.
"她说,"我只想留住大卫,他是我的心肝和灵魂.
不过我会怀念怀孕的感觉.
我喜欢怀着孩子,尤其是他们在我肚子里开始动的时候.
那种感觉,像是你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活着,这东西有心跳.
怀孕让我感觉自己活着.
"旁边床位上是索菲娅,她出生时便有先天性椎管闭合不全,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会导致她脊髓脊膜膨出,脊柱和脊柱的保护层都被推到身体之外.
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感染以及严重的脊髓损伤.
换尿布的时候我非常小心,想起自己在做实习护士时,给连体双胞胎换尿布和宝宝服的情形.
那件简单的工作当时显得相当困难,我的双手一直在抖.
我害怕按扣或魔术贴会伤到他们.
他们两个腹部连在一起,相对蜷着身体,一起看着我.
就像一对小小的单引号.
我的导师让我给他们换尿布,说这对我来说会是非常好的实践学习.
我记得我向她抱怨说我从没护理过这么复杂的婴儿,单换尿布和宝宝服就用了半个小时.
她摇了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说.
索菲娅的双亲——艾玛和海伦——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通过恒温箱的小洞握着她那小得不可思议的手,看着她的脸,对她唱歌,努力不看她露出来的身体内部.
各种事她们都做得很好:叶酸、定期检查、新妈妈培训班;她们读了所有相关的书,给她准备好漂亮的婴儿室.
艾玛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我们去了城里,有个朋友是艺术家,我们让她帮忙画了画.
看到这些蝴蝶了吗我们知道她会是个女孩.
我很高兴她是个女孩!
她已经有一个衣橱了,比我的还大!
想想吧.
"索菲娅的未来——像大卫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她可能无法走路,可能会失禁.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生活将与医院息息相关,道路上是各种治疗和关卡.
我带索菲娅去了手术室,那里一切准备就绪:她人生的第一道关卡.
她的双亲一路上牵着手.
还在产后恢复中的艾玛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搬运工拿着索菲娅的恒温箱.
海伦走在我们身边,握着艾玛的手.
我注意到她们的手握得有多么紧:指节都变白了.
[1]全称为"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CertifcateofSecondaryEducation),是英国学生通过第一阶段中等教育会考后获颁的证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毕业考试.
[2]代偿(compensate),指由原器官的健全部分或其他器官代替补偿功能或结构发生病变的器官.
[3]约.
95米.
[4]兰贝斯(Lambeth),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
6我左肋下的某处我深吸一口气,听着自己心脏陈词滥调的吹嘘.
我在,我在,我在.
——西尔维娅·普拉斯,《钟形罩》手术室里的情景对患者来说一定很可怕,但我已习以为常.
能习惯这种事情其实挺让人惊奇的.
生活并不总是这样.
我亲眼看过的第一个手术是一场心肺移植.
那时候我十九岁,还是个实习护士.
手术格外漫长:超过十二个小时.
它需要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表现得像一支接力队;但他们手里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人类的心和肺.
我一直在护理的是一个在等待一组新肺的患者:一个名叫阿伦的十四岁男孩,患有囊性纤维化症,只能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整日疲惫而虚弱地咳嗽,皮肤灰黄.
我帮他做术前准备,把可可油涂在他干干的膝盖上,拿走他的"游戏小子"(GameBoy)游戏机,并发誓会用生命保护它.
我用一块三文鱼粉色的、浸过无菌水的海绵润湿他的嘴唇,不想冒一丁点让他接触任何细菌的风险.
星星和月亮形状的光源围绕着阿伦的病床,微微照亮他的房间.
在他的床边,继父用蓝丁胶帮他把一个小小的软木公告板固定在墙上,上面是他和朋友们的拼嵌式照片,每个人都在微笑.
儿童病房里的个性化装饰很常见.
除了穿墙而过的氧气管道和带厚厚透明管子的抽吸器,病房可能就是一间最常见的儿童卧室.
我们聊着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但当搬运工进来帮我把他送去手术室时,他紧紧抓住他妈妈.
"我睡着之前别走.
"他说,然后望着我,"你会一直在那边吗""我会的.
你准备好了吗"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
但我还是朝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把他的床推出病房,推到走廊上.
其中一个搬运工是个活泼的小姑娘,一直在吹口哨.
儿科病房的走廊墙壁专为孩子打造,上面画着动物和花朵.
孩子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推着点滴架,他们的父母或护士在他们身后微笑.
搬运工吹着口哨,阿伦又摇了摇头.
他妈妈握着他的手,快步跟在床边.
我用眼睛的余光注意着床尾的显示屏,上面呈现的是阿伦的血氧水平.
我不会让它掉下去的.
"不是现在.
"我在心里说,"稳住,稳住.
"我听说有孩子被困在坏掉的电梯里,情况越来越糟,等有人找到电梯工程师时,氧气已经耗尽,孩子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我很焦虑,但已经学会摆出护士最常流露的表情.
我放慢呼吸和动作,专注于表现随和的肢体语言和温柔的微笑.
在解释临床实习对我们积累经验有何益处时,一位护理讲师告诉我们,患者如果看到有经验的护士表现得很焦虑,他们就会以为自己差不多万事休矣了.
手术室是一个由走廊和推床构成的迷宫,各处覆着蓝色的无菌罩布,放着除颤器片和难对付的导气管组件.
手术室护士的脚步很快,木底鞋在走廊上吱嘎作响,半系半敞的手术罩袍飘动在身后,仿佛魔法师.
手术室里有很多设备间,其中一间需要护士跪在地上,拿着检查表,每天早晚各清点一遍:有效期、套数、新订批次的日期.
角落里有一台高压灭菌器,一些设备正在那里接受消毒;动脉血气仪可以告诉护士麻醉师进展如何,患者是否充氧或二氧化碳气体潴留.
蜿蜒的走廊里光线暗淡,空气似乎格外浓重,似乎承载着记忆的气味.
如果听得足够认真,你就能听到它讲的故事,关于被误摘的肾脏,关于停电而发电机没有启动的时刻;再或是关于正在接受除颤的患者氧气还没被移除,继而发生一场爆炸,那声响不输炸弹,最后导致麻醉师头部受伤,进了重症监护室.
如果墙能讲话.
大多数人都不会留下关于手术室的记忆.
我们睡去,然后醒来,没法计较这中间发生的事.
手术室护士看到了一切.
有些事情很滑稽:医生和护士被人发现在被单毛巾柜里,没穿衣服;做小型手术的男子因麻醉剂而勃起,阴茎随着医生的手术刀上下摆动,很有韵律感.
后来,我和一个外科医生一起工作时,关键时刻,他的手术服裤子突然掉下来,而他那天刚好穿了条巴特·辛普森[1]图案的内裤;一个护士笨手笨脚地想帮他把裤子提起来,他却大喊:"放着,别去管它!
"但手术室又确实是个"生死掌握在他人之手"的地方.
大多数时候一切平安,然而一旦出了差错,便会引发一场灾难.
当患者状况突然恶化时,原本有条不紊、安静平和、一尘不染的环境就会变成战场.
麻醉师会尽最大努力预测哪些患者可能会出问题——肥胖的、吸烟的、怀孕的,等等——但总有意外发生.
有的患者声称自己在手术中醒了过来,却动弹不得.
这种现象可由患者对麻痹剂和同时施用的镇静剂反应不足来解释.
有些患者对麻醉药物的反应很激烈,血压会下降到危险的地步,少数患者还会心脏骤停.
我照顾过这样的患者:他们在术后得知手术时情况有些不稳定,但医生设法稳住了局面.
护理的语言有时候很难表达.
一个心脏细胞在培养皿中跳动.
单单一个细胞.
另一个人的一个心脏细胞在另一个时间里于另一个培养皿中跳动.
不过它们碰到一起后,就会以和谐的频率一起跳动.
医生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但护士知道科学的语言是不够的.
手术室护士会把"你丈夫/妻子/孩子在这里死过三回了,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通过大量电流和可能会把肋骨搞断几根的胸部按压,我们已经把他/她救了回来"翻译成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语言.
一种奇怪的诗歌.
我尽量不去想手术室里会发生什么,不去想所有可能会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摆出一副"外表淡定,内心慌张"的姿态,直到我们抵达麻醉室,里面都是令人心安的设备和表情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的麻醉师.
"好啊,女士.
你好,阿伦.
"麻醉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阿伦对视着,手术助理一直在近旁忙活,准备监视器和贴了标签的注射器.
我站在床头,离阿伦的妈妈很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比如阿伦在麻醉气体的作用下睡着后,需要带她出去——几秒内就够到并拉她出去.
我们不希望她看到患者被麻醉的下一个阶段:眼睛被胶带封住,头被尽可能向后掰,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针头扎入静脉,剩下的衣服全被脱掉.
然后我们还会在他的皮肤上涂一层浑浊的铜与必妥碘溶液,直到他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块肉.
一八〇〇年,议会成员瑟洛勋爵在谈论术前准备时说:"外科手术不比屠宰科学多少.
"外科手术向来被看作比较低级的职业,在中世纪时妇女都可以做.
直到十八世纪,女性才退出这一行业,因为要进入大学才能接受外科手术训练,而当时的女性没有上大学的资格.
针对外科手术的态度和公众观念的发展,现在已远远超过针对护理的,而后者似乎还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咬紧牙关,等待着那个糟糕的时刻:孩子即将接受麻醉,父母要和他/她吻别,把他/她交到陌生人手中.
我对麻醉师心怀敬畏;尽管就要独自负责一个病情复杂的高危患者,她依旧冷静、镇定,令人心安.
后来有一回,我去手术室和护校同学杰茜一起观摩手术.
当时,我同样对麻醉师印象深刻、心怀敬畏,直到杰茜告诉我他们俩有一腿.
在手术过程中,我发现杰茜慢慢把口罩往上推,直到口罩把眼睛都罩了起来.
"你干吗呢"我问她.
"这里的所有人我都睡过.
"她说,"除了躺着的那个.
"我陪阿伦的妈妈到手术室外面走了一会儿,抱了抱她,搜肠刮肚想要说点什么来安慰她.
"刚才是我这辈子最惨的时候,"她说,"最惨.
"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小看把自己孩子的性命交托给陌生人的艰难,无论那些人有多专业.
在任何一家医院,你都能看到护士在手术室走廊里用胳膊搂着患者家属,轻声安慰他们,或分享手术进展顺利的喜悦.
离开白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陪着阿伦的妈妈走回病房,她哭了起来.
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最后她看了眼时间.
"这个手术需要很长时间,"我说,"一整天,所以你得找点事做.
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去阿伦那边.
""我去找我妹妹,"她说,"我得找点事做.
"我对她微微一笑.
我没有说她想听的话.
我已经有过教训了.
上周,我照护的第一批婴儿中有一个要接受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来修复他的心脏.
"他会没事的.
"我反复对他的父母说.
但他并非没事.
他没能从手术室出来,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让事情变得一团糟,他的父母极度错愕,接近发疯.
我告诉主管护士是我的错,还哭了很久.
"他们不会记得你说过这些话的,"她说,"你的话对手术没有影响.
你没做错什么事.
"但我知道我说那样的话是不对的.
我还能记得那个宝宝的黄色小毛衣.
我没有告诉阿伦的妈妈阿伦会没事.
我永远不会再对患者家属说那种话:我已经得到教训了.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忙起来,"我说,"时间会过得很快的.
"时间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家人做手术的时候等待,它会变得慢吞吞的,每秒钟都像是一分钟,每分钟都几乎是一小时.
如果是我们自己接受手术,时间就过得飞快:我们倒数十个数,然后事情了结.
大手术室里挤满人,但你还是能够听到一根针掉落的声音.
外科医生脑袋后面有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台收音机,但它也很安静.
手术顺利时,没人会注意到舒缓的音乐.
"把音乐关小点"往往意味着事情出了岔子——动脉割伤、出血、血压下降或心脏骤停.
但今天根本没有音乐,说明情况不容乐观.
我跟一群医学生和初级医生一起站在观摩台上:大手术室里挤满人是一场引人关注的或具有开创性的手术的标准配置,而在手术过程中进行教学是通行做法.
现如今,为实现教学目的以及获取其他各国医生的建议,全世界的外科医生都对日常手术进行拍摄和流媒体传播:洛杉矶的手术细节专家再也不需要离开洛杉矶去别的地方.
手术室里有许多屏幕,但它们首先是为手术室里的人架设的,而且跟实际的手术还存在一定距离.
很多人研究着屏幕上的影像,观看外科医生的手在患者体内上上下下,仿佛舞者一般翻转扭动,以完美的同步性与正在一旁搏动的心脏共舞.
我想我从没见过什么东西,能像阿伦在我眼前跳动的那颗心脏这样美妙.
当然多年以后,我见到了一些更加美丽的东西,比如通过超声波看到的我自己孩子的心脏,它在屏幕上轻轻跃动.
阿伦在房间中央,身体就像一条独木舟.
医生的手正在他的身体里.
把手放进别人的身体,用手指触摸心脏,与此人短暂地融为一体,这是一项多么奇怪的特权.
我一边看着手术一边想:外科医生和患者,多么像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孩子,都在一段时间内共享一具躯壳.
房间里散发着氯、漂白剂和汗水的气味.
还有一种奇怪的刺鼻金属味,可能是血液的气味.
墙壁很干净,但我知道体外循环膜氧合器[2]——在某些手术中,会带动一个人全身的血液参与循环的机器——一旦裂开,墙壁、天花板,以及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都会浸在血海中.
好一场恐怖片.
我颤抖着,专心盯着阿伦的一绺头发.
它提醒我阿伦并不是一具待宰的尸体,而是一个热爱天文学的男孩,他破旧的"游戏小子"游戏机已经被我安全地锁了起来.
一位外科医生的身体完全伏在阿伦的身体之上,只有他的手和胳膊还在动.
其他外科医生(我数了,一共是四位)围绕在手术台边,面对着他,其中一个拿着抽吸导管,吸净医生手边的血液,以便他更好地进行观察.
另一位外科医生只是负责举着一盏大灯,照亮阿伦的身体内部.
到处都是灯光,即便只穿着一件薄罩袍,手术室里仍然很热.
但灯光永远不够用,我看着整个手术团队——大多数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只有几个女人——想象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从举灯的工作开始:他们是如何从负责举灯到抽吸血液,再到让手在患者体内起舞.
那一定是一段需要用一生去注视的时光.
外科手术令我着迷,尤其是在这家三级护理教学医院.
这里没有枯燥的例行公事,即便有,也是对有复杂和重大就医需求的儿童施展手术.
但今天我到这里并不是来看主刀医生的.
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身材宽大的女人,帽子前面露出稀疏的头发,戴着双层手套的手放在身前,手指呈海星状伸开,手掌向下.
她身前是一张放着各种金属器具的长桌,金属器具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反射出钻石般的光泽.
通常,主刀医生或辅助医生会在不抬眼的情况下说些什么,她就会拿起一件器具——手术刀、缝线、镊子或动脉止血钳——递给他们,把把柄那端放在他们手里,就像递剪刀那样.
有时没等医生说话,她就把器具递过去.
他们之间十分默契.
她是手术助理护士,当一种器具用完,手术助理护士就会转向站在她身后的护士,向她眨眨眼,这一位护士端着放着器具的托盘,将托盘放到手术台后面的桌子上.
房间里的一切都不会被带出去,并要再三清点.
"以免外科医生不小心把棉签留在患者身体的某个洞里,或把手术刀留在肺里,纱布留在肠子里.
"第二天,手术助理护士告诉我,声音严肃:"我们还有更严重的丢失情况.
有时手术进展不顺,我的器具就会被他们扔掉,然后就找不着了.
""扔掉""被外科医生,有时还会是护士.
"她看着我,挤了挤眼睛,露出微笑,"这份工作的压力真的很大.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实情,也不知道她是说外科医生还是她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但我不敢细问.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只有靠近她时才看得见.
我以前没注意到.
她鼻子上有个洞,是戴鼻环留下的,而且后来我知道她对摩托车很着迷.
她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护士.
我了解到的情况已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不适合当手术助理护士.
今时今日,手术室护理发展到需要护士跨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包括外科住院休息室、主手术室、康复室和日间手术室,但那时候手术助理护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做手术助理,就像夜班护士一辈子都要上夜班.
现今所有护士都是日夜轮流上班了.
我知道自己做事不大有条理,而且没法站太久,难以忍受手术室的温度.
但在几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我经常盯着手术助理护士那双坚定的手:这双手完美地静止着,而后突然有了目的,即刻声势浩大地动起来,然后再次静止——动作的方式与医生那美妙轻巧的双手完全不同.
我注视着这位护士的眼睛,想象她目光所及的事物.
她的目光偶尔会落在这场我们共同见证的手术上,而后在房间里四处游移,落在医生身后的监视屏上,我看到她的眼睛注视着生命体征的读数;然后她又看向执业医务技术员(血气分析仪专家),后者头戴彩色扎染大手帕,坐在心脏转流机旁边的凳子上,在一块书写板上疯狂地写着什么.
这台转流机看上去非常科幻,插满各式各样、七扭八拐的管子,仿佛水上乐园里复杂的水滑梯.
这位护士转过头,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手术助理护士,然后是器官捐献协调护士,后者手里正端着装有另一个人心脏和肺的盒子.
那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盒子,上面写着"人体组织"字样.
手术助理护士的眼睛在那只盒子上盯了很久.
然后她又抬眼看了看器官捐献协调护士,两人似乎交换了眼神,交换了某些我在当时还不明白的东西.
但我很感激面前这一切的重要意义,整个房间遍布奇迹:科技、外科医学、科学与运气,还有护士们能够看出的悲伤与失落.
器官捐献协调护士是站在生死中庭的人.
他们要和家属探讨捐出他们刚刚去世的挚爱亲人的器官,好让其他人活下来.
阿伦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多年来,我听说了很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事情——他们都是护士,背景各异,专于心脏移植、活体捐献,或与不同类型器官捐献相关的其他各类角色.
他们负责协调捐献者与获捐者的时间进程: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呼叫器随时都可能响起.
尽管如此,在英国,每天仍有三个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死亡.
这本该是强制性的,除非有人拒绝捐献.
人们可以选择退出,而不是选择加入——就像在其他一些国家那样.
如果一个人希望在濒临死亡时获捐器官,他就必须先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
有谁会拒绝接受器官,而宁愿去死呢但任何人都不应该眼睁睁看着一个可以救人性命的肾在地底下缓慢分解.
被宣布脑死亡后,人的心脏仍可跳动七十二小时.
这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和家属沟通,努力让他们理解,尽管他们所爱之人的心脏仍在继续跳动,但他/她已经去世.
如果他们选择不捐赠,或希望心脏彻底停止跳动,护士也会支持他,即便那之后他们仍可捐献心脏瓣膜.
一个选择捐献器官的人可能会帮助到很多人:一个肾可以给某个在南安普顿接受透析的患者,另一个可以给布拉德福德某个肾衰竭的孩子;肝脏可以给邓弗里斯某个正在康复的酒鬼;骨头、肌腱、软骨组织、皮肤、角膜、胰脏、肺、心脏——所有这些都可分别给予那些身陷绝望中的患者,他们中的一些除非接受移植手术,否则就只能一直在等待名单上苦等,直到死去.
有什么礼物能比这个更伟大还有人在健康地活着时就捐出一个肾,只为挽救另一个生命.
那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善良.
很少会在获捐人身边看到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影.
医疗运送员通常会把器官放在富营养液中运送——看上去就像融化了一半的小狗雪糕.
当一个家庭同意捐赠器官时(在许多国家,患者在死前就可以选择同意),在进行接下来的工作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用来测试和道别.
器官捐献协调员将尽其所能减轻逝者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
比如在美国,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制作逝者的手部模型,甚至会把他们家的宠物带进来.
然后他们会和捐赠者待在一起,进行死后护理,在捐献者被挖空成一具骨架时陪在家属身边——捐献者的一部分,会继续活在其他人的躯壳之中.
我一直站着,直到感觉不到脚趾的存在,而整个团队——包括手术助理护士——已经换了三班.
所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清醒.
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手术结束已经几周了,阿伦看上去判若两人.
他的皮肤变得更有光泽,不再需要用氧气管呼吸,撕心裂肺的咳嗽也完全消失.
他的卧室里现在堆满书、游戏和卡片.
"我超爱草莓冰激凌,"他说,"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但现在可以吃一整天.
早饭、午饭、晚饭都吃.
还有零食.
"阿伦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他深信,不知怎的,自己也从捐赠人那里获得了他的性情和癖好.
肺才是治疗他的囊性纤维化病的关键,但他更关心他的心脏.
此外,他还坚信他的心脏绝不只是一个由肌肉、细胞和瓣膜构成的器官.
布里斯托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布鲁斯·胡德(BruceHood)教授考察了潜在捐赠者的信息,并测试它是否会对受捐者产生影响.
他发现,某颗心脏来自一个杀人犯的想法,对受捐者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琢磨,自己会不会接受一个杀人犯的心脏如果我接受了,而这颗心脏确实改变了我的个性,那么这种改变是否真的与心脏的来源相关医生们对大多数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包括心脏保存记忆的想法,而实际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心脏只是由一堆神经、肌肉和化学物质构成的器官.
一项针对四十七名像阿伦这样的器官移植接受者进行的研究表明,尽管有百分之十五的患者认为自己的个性在移植器官后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且将此归因于这次危及生命但生命最终幸存的事件,但认为自己现在的心脏储藏情感或与情感有所联结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艺术、文学和哲学却一直在苦苦追寻心脏蕴含的更为宏大的意义.
四千年前,古埃及人便认为心脏象征着真理;他们会在人死后把他的心脏和一根"真理的羽毛"(featheroftruth)放在天平上,如果天平不平衡,就意味着此人的心脏会被魔鬼吃掉,而他的灵魂也将永远不得安宁.
而在这个"后真相"[3]时代,我倒很好奇我们的灵魂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和心脏一起放在天平上了.
护士并不执意寻找意义,但意义是她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她们自然会用一种心灵的语言,会理解并形容某些患者是"心碎了".
很多护士都见过心碎,而且最好的护理也出自心灵,而非头脑.
阿伦找我帮忙,替他给那个去世后把心脏捐给他的男孩的母亲写封信.
这封信不能直接寄出去,但器官捐献协调员承诺会去询问那个男孩的母亲愿不愿意读这封信.
如果她愿意,这封信会在适当的时机匿名送到她的手上.
从那封信写下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仍然记得那封信的每一行,它让我乐不可支:"您儿子喜欢吃草莓冰淇淋吗"然后又痛哭流涕:"您儿子去世了,我因此还能活着,这不公平.
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我想起我当时注意到,器官捐赠协调员和手术助理护士交换了眼神.
我在想护理是什么.
有时候,护理是洗净双手,在手术台前传递手术工具,清点棉签的数量.
有时候,护理是整理外科医生手术袍的系带,是在医生开口之前就把需要的工具递给他.
而另外一些时候,护理是察觉失落与悲伤,还有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一封不大好写的信.
到我下班时,阿伦的妈妈对我说,阿伦其实一直很喜欢吃草莓冰激凌,但他们之前不给他吃乳制品,因为乳制品会加重他分泌黏液的症状.
他妈妈笑得格外灿烂.
"现在,这孩子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了.
"[1]巴特·辛普森(BartSimpson),动画《辛普森一家》中的主要角色.
[2]体外循环膜氧合器(ECMO),一种充当患者心脏和肺的机器,将血液运送到患者身体外,使其充氧并恢复到鲜红色,宛如最后一抹残阳.
[3]"后真相"(post-truth),形容的是与客观事实相比,公众的意见更容易被自身情感所支配的状态.
206年,由于当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词汇.
有学者认为,这个词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7生活处处惊奇有爱的地方就没有黑暗.
——布隆迪谚语《护理与助产专业行为守则》列出了护士必须遵守的规则.
我非常认真地遵守着这些条条框框.
但理所当然地,我发现自己曾经多次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规则.
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嘴巴",保密条例是行为守则里最棘手的部分.
不过作为一名护士,我受条例管制,也乐于守住护士及助产士委员会(NMC)提出的专业精神和行为规范:5.
1尊重个人在护理中各方面的隐私权.
护士和助产士对所有接受护理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
这个义务包括确保他们充分了解自己要接受的护理,并确保他们个人的相关信息只会被以恰当的方式分享.
我总是很小心地分享有关患者的信息.
但有一回,我在另一家医院实习,同时还在准备专科资格考试.
我照顾的那个患者刚接受了肝脏手术,我很快就了解到,肝病患者的出血方式是你无法想象的.
情况可能突然陷入紧急,我于是整天如临大敌,而其他护士却都轻松惬意.
"太放松了.
"一天上夜班时,我在心里想.
她们中的一个正在翻看阿果斯(Argos)的商品目录,另一个正在打电话叫外卖.
我是一个道德标准更高的人,于是整晚都和患者待在一起,并拒绝了她们递过来的零食.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当注意到患者的记录上有血迹——整份记录上都是——我吓坏了.
我把痕迹擦干净,然后叫来主管护士.
"这里有人流血了,"我说,"要是让患者家属看见了怎么办!
"她过来看了一眼,然后乐了:"哦,那不是血,是千层雪冰激凌.
我们的首席顾问医师查房的时候正在吃那个,然后滴到病历上了.
"我站着愣了半天,说不出话.
我当时肯定没法知道,这个一边吃冰激凌一边查房的家伙后来成了我老公和我孩子的父亲.
轮班的时候,来了一个看上去更靠谱一点的顾问医师.
谢天谢地!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大褂,看上去很认真,四处走动,检查所有的患者.
他看到我的时候,护士站里的护士还在埋首苦读商品目录.
"需要我陪你转转吗"我说.
他点头:"那再好不过了.
"我走在病房的患者中间,向他描述他们的情况和治疗计划,把档案里他需要了解的必要信息讲给他听.
他看着病历记录,然后看看一位患者,接着走向下一位患者.
最后,我们来到我护理的患者的病床前.
我对他抱怨说,之前有个顾问医师竟然在查房的时候吃冰激凌,太不像话了.
这时主管护士突然冲我大吼,她看上去很害怕.
那个医生说了句谢谢,然后就走开了.
我不怪他.
主管护士冲到我面前,眉毛在额头中间拧成结.
"你跟他说什么了"她说.
"唔,你们都忙得很,所以我跟他介绍了情况进展.
带他简单查了一下房.
"她呻吟了一声.
"哦,老天啊,我得去写一份事故汇报了.
""什么意思""他不是医生.
"我望着他在身后关上的门.
"他是医生,他穿着白大褂呢.
而且他不是医生的话,那在这里做什么"她指了指护士站.
护士们正在打开大塑料袋:鸡腿和鸡翅桶.
"他是来送外卖的.
"我惊得张大嘴巴,就像塞了太多冰激凌没法合拢.
"他来送炸鸡的.
"我爱上了那个吃冰激凌的家伙,但跟外科护理"不来电".
事实证明,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护理类型,原因有很多.
我不喜欢工作量忽多忽少,工作速度忽快忽慢.
从我在神经外科工作,到照顾复杂心脏手术后的婴儿,我从没有完全习惯过工作情况的极端性:手术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对患者进行重症护理,紧接着却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恢复期.
我有时候觉得外科护理很无聊.
但在外科护理中,状况可能随时有变,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患者可能很快就失血而死,而且,接受任何手术后,他们都可能出现内出血,需要立即返回手术室,由外科医生来解决问题.
外科患者的治疗结果几乎完全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尽管护士可能会对患者的就医体验产生重大影响,但决定治疗结果的终究还是手术本身.
但凡事总有例外.
我的朋友加比是外科病房的高级护士.
护士的分级是基于一个叫作"带子"(bands)的薪级表.
新晋的有资质护士是第五级,而第八级就是顾问护士或类似岗位.
加比现在是第六级,但毫无疑问,用不了太久她就会升入管理层.
作为平时负责安排轮班的人,她是那种可以成为高瞻远瞩的军事家的人物.
她全面了解病房里的大事小情,精心安排每一天的工作,也会根据所有的结果和意外事件进行重新规划.
外科护理需要应对潜在的并发症和不可预知的意外事件.
外科护士是风险管理者、战略家和一丝不苟的计划者.
外科护士需要精于评估——对任何变化进行长线观察.
例如,很多患者出血的现象都发生在身体内部,起初很少会有外部表征.
一名外科护士需要提早发现患者的肚皮发亮,并有自信让外科医生从手术室移步过来评估状况.
经验丰富的护士善于谈话和上报情况,以正确的语言让外科医生意识到问题,从而挽救生命.
韦伯先生六十八岁了,在外科病房接受结肠部分切除术,通过切除部分结肠治疗肠癌.
这个病房里挤满和韦伯先生情况类似的患者.
在这个病房同加比一起工作的护士,看上去也都精明干练.
关于病房工作的领导能力和"传帮带",有很明确的传统:要了解某个护士的工作风格,只需要了解她的主管护士和同事即可.
手术很重要,术后同样需要.
病房里有一位专门负责造口护理的护士,对于那些接受结肠造口术的患者来说,她的存在非常重要.
她的工作很实际,包括演示如何护理造口,更换袋子,处理事情,但远不止于此.
她为患者提供咨询和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应对这种注定非常艰难的体验.
不过韦伯先生并不需要造口护理护士,他的恶性肿瘤在不需要造口袋的情况下就完成切除,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但手术第二天,他的妻子就喊人来帮忙.
"他不太对劲.
"她说.
加比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值得注意的异常状况,她知道这位患者家属很靠谱,她的意见应当得到重视.
她于是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直接去了韦伯先生的病床旁.
她看了他的腹部(没有发亮)、引流管(没有满)和脸色(没有异常).
在做评估之前,她让床边护士去办公室叫外科医生过来.
韦伯先生的呼吸很奇怪,有一种古怪的节奏,忽快忽慢.
同时,他的腿不停地动,就像在蹬自行车.
加比试着跟韦伯先生说话时,发觉韦伯先生的脸有些不对称,他只能发出声音,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应.
在医生过来之前,加比对韦伯太太说:"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可怕,稍后床边可有的忙的.
但如果他需要,我们要重新评估病情,尽快给他安排治疗,这相当重要.
"韦伯太太迅速问起她丈夫的脸的问题.
"现在还不好说.
"加比说.
她轻轻搂住韦伯太太,然后调高韦伯先生的氧气水平.
"你能发一个紧急呼叫吗"她告诉旁边的另一个护士.
复苏小组到达时,韦伯先生的身体呈现出更加令人担忧的状态,呼吸也更加不稳定.
他的妻子站在床头,边哭边打电话.
我在她的啜泣声中听到她说的话:"但他还好,他们说他还好.
"一位医生将鼻咽管插入韦伯先生的鼻子,以保持呼吸道畅通.
韦伯先生没有反应,也没力气下意识地把它扯出来: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
加比把韦伯太太带去办公室,向她解释,同时也避免让她看到她丈夫即将被插入针头以及接下来一系列扫描检查.
扫描结果显示韦伯先生中风了,治疗选择很难:一些治疗中风的药物可能会引发出血,用在刚接受手术的韦伯先生身上风险更大.
然而,他还是被送到一个超急性中风病房,等待治疗或保守干预,那里的专家将会做出决定.
他很幸运.
超急性中风病房会降低他死亡和长期残疾的可能.
大约有一半的中风患者病发后活不过一年.
中风协会最新报告显示,英国每年有十万次中风发作的病例,相当于每五分钟就有一次中风发作.
在内科病房,患者要么病去如抽丝,要么每况愈下,这和外科病房的情况完全不同.
病房的模样倒是一样:中间有一个长房间作为护士站,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厕所位列两边,一间有红色紧急呼叫铃的浴室,紧急推床在大文件推车旁边,一间设备室,里面有便桶、升降机和点滴架,一个肮脏的备用间,一间治疗室,还有一个家属房间.
但是普通外科病房在四楼,靠近手术室、康复中心和重症监护室,而内科病房则在十楼.
坐电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
几乎每一层都会停一下:一个孕妇要去五层的产房;一家人在六层神经科鱼贯而出;一个医生拿着文件夹要去七层心脏病房;一位女士在八层下,要去呼吸科;还有个人在九层下去看耳鼻喉科;而一个戴着形似果冻的眼罩的男人,显然是要去上面的眼科诊所.
内科病房是一家医院必不可少的部分.
外科病房是可能发生中风等并发症的地方,而内科病房是进行长期康复的地方.
内科护理可能紧急也可能长期,但全在于细节.
正如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大不相同,内科护士也不同于外科护士、保健助理和复苏护士.
基本原则当然是一致的,但护理是一门有着多种口音的语言.
我很喜欢复苏护士的工作,它可以让我见识到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可以让我在医院里四处穿行.
我现在的工作时间很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正常的工作时间,在护士中就显得很短.
这并不是一种传统的护理角色,尽管护理的传统部分正越来越多地交给一些不够格的护士.
护士和初级医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级护士角色正受到一个政治议程的影响,这个政治议程并不一定关注如何正确对待患者,而更专注于削减经济预算.
此前需要更高资格的医护人员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却交给更"廉价"的护士.
护士们打点滴、采血、分析血液结果,甚至还负责插管和动脉灌注;她们有自己的麻醉清单,而且在一些地区,医生的轮值表上也会出现护士的名字,由护士来对患者进行检查.
有很多护士主导的门诊,由实习护士负责护理需要使用体外膜氧合器的成年患者.
护士们正在承担诊断、治疗、开处方、领导心脏骤停团队工作等任务,同时负责教授高级生命支持课程,并且充当评估顾问,但她们获得的仍只是作为护士的报酬.
所以真正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原本属于护理工作核心的内容:换床铺、例行观察、帮助患者喝茶和上厕所,或是听他们讲故事.
这会导致一种危机,即人们可能会忘记护理是什么、护理的意义何在,会忘记护理的重大价值.
护士通常所做的工作正被转移给保健助理.
因此在这间病房里,除了像我这样的非常规护士、感染控制护士、药剂师和理发师,我能看见的只有保健助理:不具备正式资质的护士,时薪仅七点八七英镑,而最低工资标准是时薪七点五英镑.
医院建议的护士或保健助理的工作内容包括:给患者做清洗和穿衣、帮助进食、上厕所,让他们感到舒适.
这些任务是大多数病房护理工作的核心,也是患者护理和体验中最重要的方面.
善良、移情、同情和保障尊严,这些是成就一名好护士的品质.
格拉蒂丝躺在内科病房的床上,每隔几分钟就要喊一次.
她先前拒绝使用便桶,现在又开始尖叫,"我拉了,我拉了",保健助理飞奔而来,边跑边卷起袖子.
"能帮我们一下吗"法蒂玛问我,同时拉开窗帘.
换床铺真是个艰巨的任务,那气味让我涕泗横流.
作为一个护士,你要习惯各种气味.
但作为一名儿科护士,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法习惯成年人呕吐、腹泻和流血产生的可怕气味.
有一回,我不得不中途离开房间,并且永远没法忘却那个可怕的情景:由于肠道堵塞,一个男人吐出了自己的粪便.
有的患者需要更换结肠造口的小袋子;还有回肠造口术(小肠造口);还有气管造口术患者喷出的黏稠的绿色分泌物;黄色的阴茎分泌物或灰色的阴道分泌物;从直肠中取出黑粪,由于胃出血的缘故,那是最难闻的东西.
他们的胃造口感染,腿部溃疡;拳头大小的褥疮里,能看到白花花的骨头.
他们渗出绿色的脓液——囊肿术后伤口会裂开——散发出陈年蛋黄酱的气味.
或像我自己经历的,之前长了一个保龄球大小的肿瘤,上面长着头发、牙齿和骨头,最后和我的卵巢一起被切除了——妊娠细胞生长变异实在令人作呕.
而所有的清洁、清洗、换衣服、清理体液、打开窗户、喷洒空气清新剂的工作,全都要交给护士或护理助理来做.
尽管我需要去触摸、去闻这一切,但这个场景中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感到艰难,那就是身处其间的患者,害怕又尴尬.
护士都是优秀的扑克玩家,明白屏住呼吸的重要性;暗自屏住呼吸,让患者无从察觉,除了例行公事的面孔,不让患者看到任何表情.
我们身体的恐怖之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血肉——都是护士需要承担的,以免患者胡思乱想,毕竟丧失尊严会让一个人变得无比脆弱.
当然,正是脆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面对疾病,保全患者的尊严,是护士能够给予的最佳礼物.
我记得,《护士及助产士职业行为规范》的最开始,也就是条例1.
1写道:护士必须"善待、尊重、同情患者".
从哲学的角度写的有关尊严的书已经有许多.
比如,伊曼努尔·康德就描述过每个人内在的平等价值.
尊严是大多数宗教信仰的核心.
新教和天主教都认为,依上帝的形象缔造的全体人类都拥有尊严.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被认为和亚当一样,是依神的形象创造的.
而人类尊严(kevodha-beriyot),也同样是犹太教的关注核心.
尊严和荣耀是每个人生而拥有的权利的一部分.
尊严也是政治的.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所有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
而丧失对人类同胞的尊重、剥夺他人的尊严所导致的人性泯灭,是昔日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核心因素.
"我拉了,我拉了.
"格拉蒂丝还在念叨.
她显然十分痛苦,身体蜷曲,不断扭动,同时继续扩散脏污与气味.
她浑身沾满大便.
记得一开始做护理的时候,我研究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表,那是一组展示不同类型的大便并评估大便异常情况严重程度的图表.
但图表、参考资料和量化评级并不能让你为现实生活做好准备.
格拉蒂丝一次排出的大便涵盖图表里的所有类型.
它们呈结块或滴状,边缘粗糙不平,渗出失禁垫的液体沾到她的后背和枕头上.
她的头发沾上绿色的斑点,块状的粪便到处都是,威胁我们的脸.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抑制干呕的冲动.
"格拉蒂丝,我们来帮你.
"法蒂玛盛了一盆温热的肥皂水,用手肘测试水温,像在准备给婴儿洗澡.
格拉蒂丝看着,安静下来,仿佛突然触发了某段回忆.
和很多人一样,格拉蒂丝得了痴呆症.
据估计,到二〇二一年,英国痴呆症患者的数量将达到一百万.
痴呆症是一种残忍的疾病,会导致记忆力丧失、性格改变、行为混乱和幻觉频发.
那一定像活在噩梦里.
格拉蒂丝一直在找她的老朋友多菲.
她的记忆被困在各个地方,在生活中进进出出,顺序混乱.
法蒂玛后来告诉我们,多菲现在住在澳大利亚,六十年前,她和格拉蒂丝一起在一家学校食堂工作.
格拉蒂丝越伤心,她的记忆就越往回走.
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到原点,因为每移动一步,都有新的经验引发改变.
但如果患上了痴呆症,你就可以轻易地回到原点,重新体验旧日时光.
在这噩梦般的体验中,这是一种古怪的安慰.
"多菲来了吗我们要迟到了,现在几点"我把格拉蒂丝的一条腿叠在她的另一条腿上,然后把手放在她的臀部和肩膀上,轻轻地把她朝我的方向翻过来.
护士都会有背痛的困扰.
在国民医疗系统中,背部受伤和疼痛占所有疾病的百分之四十,仅仅因护士病假就会造成四亿英镑的额外开支,如果算上保健助理,这个数字将达到十亿.
抬起或移动患者经常会造成肌肉与骨骼损伤,护理可说是重体力劳动.
当然,信托基金现在会对护士进行更广泛的培训,配备更好的装备,以尽可能减少直接搬运患者的操作,同时一旦出现差错,以避免医院被起诉.
但如果遇到像今天这样人手紧缺的日子,就没人来帮忙移动患者,也没人能找台升降机过来,因为这边的升降机都坏了,还没时间报修.
当一个人的肌肉由于疾病、药物或损耗而不能工作时,护士必须成为患者的肌肉,但经常重复一些小动作,会让自己的肌肉骨骼系统陷于风险:在法蒂玛注满水的过程中,我一直抱着格拉蒂丝.
当格拉蒂丝发生抽搐时,我没有撒开手,就像我们训练时被要求的那样.
她的脸上满是羞愧和痛苦.
尽管我的后背也在痛,但想起这个可怜的老人再次掉进粪便中所受到的伤害,我即刻决定去承受这点痛苦.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格拉蒂丝.
你也一样.
格拉蒂丝的皮肤很脆弱,我得小心不把它弄破.
最小的未愈合伤口都有可能变成褥疮、瘀伤和创口.
她的脸悬在我肚子的位置,法蒂玛在给她擦洗身子,她则看着我.
法蒂玛拿了一个大大的黄色临床垃圾袋和一大包软纸巾,现在纸巾已经用了一半,塞满垃圾袋,盆里的水变得浑浊.
"你还好吗,格拉蒂丝"她问,"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会让你舒舒服服地躺下.
"她消失在厕所,去把盆里的水倒掉,又换了一盆干净的肥皂水回来.
她再次用手肘试水温,第二次给格拉蒂丝擦洗背部,接着抻平床单,以免任何小小的褶皱引发皮肤问题.
我们把格拉蒂丝轻轻翻回床上,重新放好枕头,再稍稍把床调高.
我看了眼时间,待了一会儿.
格拉蒂丝还是紧紧抓着我的手.
她看向窗外,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
她不叫了,呼吸也变得均匀、平稳.
她笑得像个小宝宝.

几分钟后,格拉蒂丝似乎清醒过来.
她向我表示感谢.
"我感觉好多了,我们没迟到.
多菲马上就来了,我们先准备准备.
可不能让那些孩子饿肚子.
"她的视线略过旁边的空床,又向积灰的窗户和天空望去.
"现在几点她要来了吗"我告诉她快五点了.
"真的吗已经这么晚了.
时间不等人啊.
"她看着我,"时间不等人.
"我在外科病房、内科病房、精神科病房、婴幼儿科病房和妇产科病房都护理过患者.
但事实证明,我最喜欢的护理是各种专科的综合:外科、内科、儿科、成人以及精神健康.
最终,我在重症监护病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在那里遇到了汤米.
汤米不想看到太阳.
"风景真漂亮.
"我说着望向窗外.
我们在九楼病房中央的一间侧室里,在雾气缭绕的伦敦,看到日出是件稀罕事.
但无论我何时打开窗帘,汤米都会闭上眼睛,五官拧在一起.
汤米今年九岁,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摔断了脖子和骨盆,脖子以下瘫痪了.
因为气管切开术,他口中说出的话和发出的声音都无法被人听到,人们只能看着他一次又一次急促的吸气和泪流满面的模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连续很多个晚上照顾汤米.
一连十二个半小时,常常就只有我和他在一起.
汤米有一头刺猬式的黑色头发,他的爸爸每天都会给他涂发胶,搞得汤米的枕头上沾染了黏黏的斑点.
他的床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汤米和他爸爸、妈妈以及亲戚们度假时的照片,他们正用又长又弯的吸管喝椰子汁.
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只戴着饰钉衣领的小猫.
一台小收音机,固定在动感音乐调频.
一摞书,每本上都盖着"格雷斯通小学图书馆"的印章,而且每一本都超期了.
他的妈妈看到我在留意那些书.
"那是一所很棒的学校,"她说,"而且汤米这孩子特别聪明,科科都得A.
不像我,我连普通级考试[1]都没过.
他的目标是牛津大学,对吧,汤姆他还是个球迷,这点随他爸.
"我看她紧张地吞咽了一下,先看了看丈夫,又望向汤米.
汤米慢慢地眨了眨眼,然后哭起来.
我好奇他以前是什么样.
我总是试着想象我护理的患者过着怎样的生活,从中寻找有助于护理他们的线索.
我试着想象眼下的困境会对他的整个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
汤米的爸爸需要一连几个星期外出,在石油钻塔工作.
汤米的妈妈支撑着整个网络:他们的关系、适应力和期望.
护理汤米意味着我需要找到所有我能找到的线索,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
这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工作.
每个小时,我会准时记录他的观察结果和呼吸机设定,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一张海报大小的图标上做标记.
我描好点,寻找规律:体温上升,血压上升.
像汤米这样脊柱损伤的患者有患上自主反应障碍的风险,这是一种对受损脊髓神经的异常生理反应,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
它可能会由便秘或导尿管扭结等原因直接引发,所以良好的护理必不可少.
我仔细地观察着他,捕捉可能的迹象,以避免这一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发生.
照护汤米也需要做贴身护理,我给他擦洗、翻身,确保他不会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否则他会有长褥疮的风险.
尽管现在全身仍被无数的金属器械固定,而且未来还要接受多次骨盆手术,汤米的身体总算稳定下来.
一切都很脆弱,细节决定一切.
比如,我要定期确保他的袜子不会起褶.
这是件小事,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目前,他对诸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之类的感染毫无抵抗力.
我要给他输送食物:汤米还不能用嘴吃饭,我要用大袋子装起牛奶状的食物,倒进一根直通他胃部的管子,这种方法被称为胃造口术.
给药的时候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然而,尽管我为汤米做了全部的身体护理,他的心灵才是最需要得到照护的部分.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是身体护理,我为他做的其实是精神健康护理.
其中最有益处的任务是和他建立起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并倾听他说话.
真正去倾听.
我们通过感觉对话.
"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当他做口型表示他要回家时,我告诉他,"我想我也会有一样的感觉.
你一定很想念事故发生之前的生活.
"他把嘴合上,愣了一会儿.
之前没有人和他说过这种话.
他们都会跟他说,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很快就能回家,看到他的卧室,等恢复得足够好,他就可以和朋友们见面了.
但我听出了他真正的意思.
我明白他想回家,是想要回到以前的生活.
他谈论的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家".
"但我想你不会一直有这样的感觉的.
实际上,我很确定.
这件事很可怕,我甚至没法想象你的感受.
但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我会每小时都陪着你,每一秒.
"说话的同时,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我陪着你,就在这儿,整晚都在.
"光说这些话并不够,但这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
那晚,我一直在给汤米读书听.
在其他很多个睡不着的夜晚,他的眼睛在近乎完全黑暗的夜里睁得大大的.
我们读《哈利·波特》,随着故事深入,他的眼睛会微微合拢:他摆脱了一点痛苦.
他需要呼吸机——脖子折断意味着他可能无法再独立呼吸了——所以尽管情况已经稳定,他还是要留在重症监护室里.
汤米的情况太过复杂,他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院——也许是很多年,他才能够回到他实际意义上的家.
他感染了假单胞菌,这让他的脖子闻上去有下水道的气味.
他的气管造口渗出绿色的脓液;他咳出了绿色的痰;他还需要使用结肠造口和导尿管.
我坐在他的房间外面,听着机器的轧轧声.
汤米现在成了混合人,依靠科技生存,只有脑袋可以动.
整个世界都让他感觉痛苦.
我听着他妈妈讲话,想知道她会如何应付.
在汤米的爸爸大部分时间外出工作的情况下,她就相当于一位单身母亲.
汤米的妈妈得了抑郁症.
"她情况不稳定已经有很多年了,"他爸爸告诉我,"我们的处境很难.
但或许诸如此类的事情,会让一切都明朗起来.
这类事情会让人们彼此靠得更紧.
在事情发生之前,你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我想点头表示同意,但已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汤米的车祸不可能让他妈妈恢复,孩子的重病只会让她脆弱的精神状况压力倍增.
同样不堪重负的还有他们的经济和家庭关系.
孩子生重病,往往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汤米的十岁生日是在病房里过的.
护士们用圣诞节时剩下的金丝银线装饰他的病床,它们之前被放在员工厨房底层的橱柜里.
她们把卡片贴在他的金属床边上,用手术胶带把呼吸机固定住,一个护士带来她在休息时买的气球,里面充满氦气.
但在重症监护室的强光下,气球也成了伤感的东西;太鲜艳了,太塑料感了.
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似乎都因人工的痕迹而显得脆弱和虚伪.
儿科重症监护室最有经验的护士特蕾西带了一束自家花园里种的花,它们颜色驳杂,造型自由粗放,插在一个小塑料杯里,放在呼吸机顶部.
"这下就好多了,"我说,"多好看的花啊,汤米,多漂亮.
"汤米望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
今天的主管护士走过来.
"你不能把花放在这里,特蕾西,这绝对不允许.
"特蕾西哼了一声,把呼吸机上的花拿到旁边的桌子上.
我看见她朝汤米俯过身去.
"好孩子过生日,就应该有鲜花.
"她说,亲吻自己的手指,然后摸了摸他的面颊,"两位数啦,十岁的孩子,知道心碎的滋味了.
"她爱他,我们都爱他,他和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但特蕾西是最爱他的.
她整天和他说话,伴着收音机里的足球赛或欢快的舞曲,给他擦洗、涂油,给他的腿做拉伸.
她还给他跳舞,跳得很差劲,双手在空中挥个不停.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汤米露出笑容.
汤米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礼物,很多都是护士送的,但他爸爸进来的时候也带了一大包礼物.
"过生日的小家伙!
"他吻着汤米的面颊,父子俩相视微笑,"这一年你干得不错.
"他开始一件一件地拿出礼物,把它们堆在床上,直到汤米眼睛圆睁.
汤米睡着之后,他的父母留在病房里.
"他想要辆自行车,"他妈妈说,"我一直和他说,等他十岁生日到了就给他买.
这么多年他都一直想要自行车.
我不想宠坏他.
我告诉他那会是一个特别的礼物,所以只有等到特别的生日才能给他,只有等到他很乖的时候.
"她弯下腰,捂住肚子.
我摸摸她的肩膀.
"我很抱歉.
"我说,泪水夺眶而出.
任何人都没办法体会她此时的痛苦.
汤米的爸爸伸出胳膊搂住并抱了抱她.
"这都是暂时的,反正我这么觉得.
儿子可是个男子汉.
"他说,"我知道他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就是知道,亲爱的.
医生经常会出错.
而且你听说过美国那边的各种治疗手段吧,不行我去上两个班,攒够钱就去.
他很快还要去球场上踢足球的,不是吗"他望着正在一堆机器设备中间熟睡的汤米.
汤米的妈妈直直地盯着我.
这时,他爸爸也转过头,向我点头.
这是那种很慢的点头,你希望某人对你的说法表示赞同时的点头.
但我能做的,只有把扎人的眼泪往两边抹,同时露出假笑.
我挪开视线,盯着特蕾西采的野花.
大自然的色彩.
[1]普通级考试(Olevels),即英国普通水准教育证书考试,是每年在英国和世界大约00个国家为中等学校学生举办的毕业会考,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初中会考.

8小事大爱生命忙于延续自身,亦忙于超越自身;倘若所做的一切只是维持自身,生命便只限于不死.
——西蒙娜·德·波伏娃我注视着那位母亲的脸,注意到之前我未能察觉的细节:眉毛倾斜、牙关紧咬、眼圈泛红.
但蕾哈娜的爷爷看上去承载了大多数悲伤.
他的脸仿佛一张未经熨烫的亚麻布,折叠起来,皱成一团.
蕾哈娜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歌手、舞者和演员.
她两岁起就在当地的一所戏剧艺术学校上学,大部分时间都和她住在附近的爷爷欣赏音乐.
放学后,她经常去看望他,他们会一起赶完家庭作业,然后坐在一起,欣赏猫王早期的电影,或《南太平洋》《窈窕淑女》《欢乐满人间》这类电影.
她妈妈说,蕾哈娜的卧室里全是爷爷送给她的纪念品,来自他那些"踢踏板"的日子:他看过的演出的票根,挂在她卧室墙的钩子上的一双旧舞鞋,用磨损的鞋带拴在一起;他在博格诺里吉斯的一季哑剧演出中戴的大礼帽;镶框的舞台照明专业证书;电影《雨中曲》里的原版雨伞——他告诉她,这是很多把中的一把.
蕾哈娜有一个大大的衣橱,里面装满旧时的演出服,来自爷爷陪她参加的每一次演出:闪闪发光的紧身连衣裤,在她的地毯上留下一层金色细屑;翡翠色的美人鱼连衣裙;白色的多层芭蕾舞裙.
她被子上的图案是一个跳舞的小小芭蕾舞演员,床边放着她最珍爱的宝贝:一个小小的发条音乐盒,上面有一个跳舞的小人在旋转.
蕾哈娜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给它上发条——这个小仪式变成了她父母起床的背景音.
某一天,音乐盒没有响起,她妈妈意识到出了问题.
那个早上异常安静.
通常迎接他们的,都是从蕾哈娜的房间里传出的叮当声.
他们走进小姑娘的房间,发现她还在熟睡,睡得很沉,显得很疲惫.
他们把这归因于蕾哈娜起夜太多次.
"睡觉之前不要再喝那么多牛奶了.
"她妈妈告诉她.
但她还是很担心.
蕾哈娜一直是个瘦巴巴的小姑娘,现在她连衣服都要撑不起来了.
一天早上,蕾哈娜开始嚷叫肚子疼,还觉得恶心.
父母去上班后,爷爷过来陪她.
等他们下班回家时,蕾哈娜似乎糊涂了,认不出他们.
她妈妈的脑海里乱成一团.
蕾哈娜今年七岁,房间里有指甲油的气味.
她是不是偷偷把指甲油从浴室拿出来玩了她可能因为涂指甲而反复吸入指甲油的气味.
或者她在学校里受欺负了她最近好像不那么喜欢唱歌了,对表演和跳舞也兴趣缺缺.
作为一个活泼而自信的小姑娘,她这段时间有些沉默.
他们怕自己再也没法在音乐盒的乐音中醒来.
我想到自己女儿的音乐盒:也是一个迷你芭蕾舞演员.
她很喜欢看着它,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入迷.
蕾哈娜的病情迅速恶化,现在她的呼吸已变得异常,又浅又急.
急诊室的医生工作利落,检查了她的病史和血液.
"她得了糖尿病.
"他们告诉她的父母.
确切来说,这是一种叫作"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疾病.
他们把她转到儿科重症监护室,于是我和特丽莎第一次见到了蕾哈娜.
特丽莎几个月前刚从菲律宾来,正在接受护士培训.
我是她的导师.
从接受高级护士指导的初级护士,到更有经验的护士导师,这一转变我几乎未曾察觉.
尽管等级的提升,意味着要承担指导学生和辅导新人的责任,还要指导国民医疗系统在印度、欧洲或菲律宾等其他国家招募来伦敦的护士,但这一切似乎是悄悄发生在我身上的.
指导来自别的国家的护士和指导本国护士是截然不同的经历.
大多数和我共事过的菲律宾护士在她们本国都是高级护士长,经验远比我丰富.
但无论如何,当我认真地讲起她们已经烂熟于心的常识时,她们还是会报以微笑.
我们都知道,对于医生和护士来说,学习团队协作并非在课堂上,而是在实践中;康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好:"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始自经验.
""糖尿病在我国越来越常见了.
"特丽莎告诉我.
"哪里都是这样,"我说,"反正2型糖尿病越来越多.
"公元前一五五〇年左右,人们首次发现糖尿病.
古代的治疗者发现,蚂蚁经常会被一些消瘦且尿频的患者的尿液吸引.
据统计,仅英国就有三百九十万糖尿病患者,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上涨.
在治疗2型糖尿病方面,人们获得了一些有趣的进展,比如使用巨蜥的毒液.
二〇〇五年,一种叫作艾塞那肽(exenatide)的药物获准开发.
它是一种合成物,不过主要成分是从毒蜥的唾液中提取出来的.
然而,蕾哈娜患上的是更加罕见且危险的1型糖尿病.
蕾哈娜的父母难过极了.
"我们没注意到.
我们怎么会没注意到呢这孩子喝了那么多牛奶,总是口渴.
吃得很多,却越来越瘦.
""这不是你们的错,"我反复告诉他们,"并不是你们害她这样的.
"蕾哈娜是我正在护理的唯一一个患者.
通常,儿科重症监护室里都是一位护士对应一位患者.
蕾哈娜需要接受多种治疗:胰岛素输注、液体复苏、钾素补充以及严格的监控,治疗时机不当也可能会造成伤害.
她的爷爷没有说话,眼睛里满是痛苦和内疚.
他频繁摇头,注视着蕾哈娜急促的呼吸.
"我们正在严密监控她的体征和血液,检查她的血压.
她呼吸很急促是因为她想要释放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好现象,她正在和疾病做斗争.
"当一个患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孩子发生代偿失调时,她的身体没法维持生理机能,比如血压不再正常,这意味着她自身的机体要停止战斗了,生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蕾哈娜还在进行代偿,虽然她爷爷对她急促的呼吸感到恐惧,但我倒因此松了口气.
她的pH值是我见过的最低的.
酸碱平衡神奇得令人难以置信;太多的酸或碱都会让我们濒于死亡,而身体会通过代偿对此进行纠正——让我们活下来.
如果酸的水平太高,我们会产生氢离子来中和它,就像用海绵擦洗和吸收溢出物.
于是,我们一开始可以通过产生"海绵"的多少来判断患者的病情;他们如何在细胞水平上呈现或未能呈现体内平衡.
人类很脆弱,我们需要让自身的pH值维持在极小的参数范围里:应当在七点三五到七点四六之间.
如果患者的pH值是六点八,生命肯定无法维持.
最终,我们无法再产生"海绵"——我们会代偿失调.
我们已在体内做过艰辛的斗争.
从任何角度来看,蕾哈娜的pH值都处在危机边缘;她的pH值只要再下降一丁点,她必死无疑.
但她的呼吸正以比技术手段更好的方式,维持着小数点后的平衡.
生命维持机可能会让她丧命.
治疗哮喘患者也有同样的风险.
我曾旁听一次小型教学会议,高级顾问医师杜桑告诫初级医生:"一旦我们插管,就会有双侧气胸、皮下气肿、过度膨胀的风险,需要高级麻醉师和早期干预介入.
"我瞅了站在旁边的特蕾西一眼.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小声问她.
她耸耸肩:"我们能送气进去,但没法排出气来.
"与哮喘一样,治疗患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孩子需要医学和专业知识,同时也需要对自然的信仰.
我们习惯在总体上大致检查患者的状况,再简单地对异常数值进行纠正.
在我们意识到这种侵略性的治疗会使儿童的大脑肿胀,加速——如果不是导致——昏迷和死亡之前,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治疗通常包括强行修正数值,补充液体、胰岛素和碳酸氢盐.
现在对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治疗更柔和,也更缓慢.
我们记得薄冰之下的海水寒冷彻骨.
我们任由蕾哈娜呼吸加快,让她的数值看上去令人胆战心惊,放任自然,让她自己慢慢稳定下来.
我站在一旁,提防着希望进行多余干预的人.
特丽莎和我今天在特蕾西旁边的床位工作.
特蕾西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但从没想过要去坐办公室或去学校教课,甘愿保留目前的薪水等级,想要在第一线一直干下去.
她拥有二十年的重症护理经验,比最资深的顾问医师杜桑经验还要丰富.
杜桑现在正和一个护士站在一边,边吃牛角面包边看X光片.
一位新来的医生正在开处方.
他走到特蕾西负责的患者们的呼吸机旁,开始摆弄压力设定.
他调整了潮气控制量,结果呼吸机响起警报,患者的胸腔比之前胀得更高了.
特蕾西快步走过去,先把医生的手打到一边,然后把控制盘转回之前的设定,接着检查患者的呼吸.
菜鸟医生一脸困惑.
"这个患者的二氧化碳值在升高.
"他说.
"我看得见.
"特蕾西用身体挡住呼吸机,不让医生靠近,抱着胳膊,"我准备待会儿给他拔管.
""查房的时候我们可没讨论过这事儿.
"医生看上去很困惑,"医疗记录里没有这个计划.
"特蕾西笑了.
她什么都没说,示意医生走开.
他换了种方式.
"我要把这个上报给顾问医师.
""你去吧,"她说,"你们的顾问医师就在那儿.
"在英国,医生——但通常还是护士——负责让儿童从生命维持机上撤出.
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工作由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注册呼吸治疗师负责.
特蕾西没有任何资质变动呼吸设备.
但对于大多数护理工作,我会依据我希望由谁来照顾我的家人这一点,判断一个人的护理技巧:特蕾西总是位居榜首.
菜鸟医生哼了一声,走开了.
我看到他去找杜桑,后者刚把最后一个牛角面包塞进嘴里.
杜桑把手放在新来的医生肩膀上,摇摇头,然后看着特蕾西,对她露出微笑.
他们是老朋友了,共同经历的事情比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经历的都多.
他们彼此信任.
特蕾西摇摇头.
"如果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不伤害他人',那么护士的誓言就应当是确保医生履行希波克拉底誓言.
"她笑着说,"我觉得初级医生都该先做一个月护士,那样我们这辈子都不用清理落在水槽里的咖啡杯了,我保证.
"蕾哈娜的呼吸变得缓慢而深沉.
她的呼吸正转变为库斯莫尔呼吸.
阿道夫·库斯莫尔是十九世纪的一位医生,他把深沉而费力的呼吸定义为昏迷和濒死的征兆.
看起来很可怕——人们称之为"氧饥饿".
蕾哈娜几乎没有知觉,吞咬着面前的空气.
我想到我第一次看到的正在分娩的女子.
我们如何出生,我们便如何死亡.
正常生活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微不足道的时候.
蕾哈娜翻着白眼,吞咬着空气,每怪异地呼吸一次,身体就随之收缩.
"她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想她可以.
"我撒谎了.
但她妈妈不知道该说什么.
爷爷开口了.
"你得赶紧好起来,"他说,"年终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她能好起来吗"她妈妈问,"她还要在重症监护室待多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可能导致脑水肿(大脑肿胀)、昏迷和死亡.
如果脑水肿发生在儿童身上,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概率痊愈,百分之二十一的概率伴随一定程度的脑损伤存活,还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概率死亡.
蕾哈娜的妈妈一直在问我有关蕾哈娜痊愈的问题.
蕾哈娜可能不会痊愈,但我并没有对她说这些概率.
我不想撒谎,但我能看出现阶段谈论这些毫无益处.
我希望她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数字.
对于蕾哈娜,我现在没什么护理可做.
唯有时间能帮到他们,但时间也有可能无济于事.
然而护理意味着要提前设想,即便前路不可想象.
我把设备移到屋子这边,确保手推车就在附近;当蕾哈娜的父母说想要一杯咖啡时,我让特丽莎代我去准备.
我得留在这里,等着医生来查房.
房间里氛围凝重,空气黏滞.
我能做的最好的护理,就是确保一旦蕾哈娜去世时,她的家人们依然在她身边,同时我要给予家人们精神上的支持,让他们在面对最坏的情况时也可以向她好好道别.
孩子的去世难以想象,但更可怕的是孤零零地死去.
"还有什么人是你们希望让他过来陪陪你们的,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我问,"任何家人,或社区里的什么人,还是教会的朋友之类的"蕾哈娜的哥哥来了.
他今年八岁,眼睛瞪得很大,步子很慢.
我注意到他的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特丽莎也注意到了.
她有一个同样年纪的儿子.
她把他留在菲律宾,和她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她才能来英国做护士赚钱,再把赚到的钱寄回家里.
这并不少见:我合作过的所有菲律宾护士都把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到英国来工作.
特丽莎蹲下来和小男孩说话:"不用怕,你可以摸摸她.
只要洗过手,你就可以握着她的手.
我来告诉你这些管子都是干什么用的.
"她把他带到水池那里,帮他洗手.
他们回来时,他的眼睛瞪得已经不再那么大了.
特丽莎笑了.
"她的样子确实有些奇怪,不过她现在已经有些好转,多亏这些了不起的医生.
说不定你长大了也可以当医生呢.
""我想踢足球.
""那也很棒.
"她说.
她的目光在地板上停留了几秒钟.
"和我儿子一样.
"等我休了几天假回来时,蕾哈娜已经不在特护病房.
她的空床位被打扫干净,等待着新的患者.
休假回来的护士往往会面临一些可怕的时刻:你想找到自己之前负责的重病患者,却一时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
护士们永远不会知道,当她们下班回家后,第二天早上还能否再见到自己之前护理的患者.
这种事情不能多想,不然就没办法做好这份工作.
"她去普通病房了.
"杜桑说.
他正在显示器上观察心电图.
我很庆幸蕾哈娜的家人们用不着得知我脑袋里的那些可怕的数据.
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蕾哈娜,还有她的爷爷和父母了,但我总是会想起她:在旧音乐盒的旋律中起床.
我想象着听到这久违的音乐时她的家人们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喜欢想象她在爷爷家里匆忙完成作业,然后和爷爷一起看老电影,梦想成为大明星.
我很庆幸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医学理解帮助人们开始尊重人体生理学和代偿机制的自我治疗,我们开始关注身体的整体状况,而不是简单地对单项数据进行调整.
蕾哈娜的大脑恢复了正常,没有受到损伤.
她真正地活了下来.
其他留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要么会死去,要么会活下来,但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活下来.
在这里,不能单就患者的病情进行护理.
在这里,护理还意味着要照顾到患者父母的心理障碍,他们的心理障碍会由于孩子的严重疾病加剧;同时还要在术后照顾患者的潜在疾病和学习障碍.
一切都需要护理,而每一天的任务都不尽相同.
我工作的儿科重症监护室在医院九层,在侧楼"熊猫楼"里.
它看上去非常科幻,有一位家长评价说:"这里就像'进取号'星舰.
"这里异常安静,只有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吸机有节律的响动.
幸运的是,医院里的重症监护区域大多数人都不会经过.
孩子们需要生命支持,往往是在危重疾病恢复中出现器官衰竭的时候.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和急诊室完全不同.
一切都在计划与控制当中(重症护理护士——比如我——经常是控制狂),每个床位都被先进的仪器围绕:控制患者呼吸的呼吸机,有时还会用上体外膜肺氧合器.
孩子们躺在这些机器中间,失去意识、沉沉入睡,有时会接受药物性麻痹.
各种管子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嘴里或鼻子里的是食管气管联合导管;鼻胃管通往胃部;颈静脉中的中心静脉导管,像孔雀的羽毛一般从患者的脖子向外散开;动脉管测量血压,同时对常规血液样本进行检查,将一切信息反馈给医疗团队.
经验丰富的重症护理护士可以在血液进入血气分析仪之前预测数据.
仅仅凭血液的鲜红程度,她就能告诉医生血氧水平如何.
护士站的桌子上方有灯箱,可以显示X光和中央电脑屏幕,护士能够从这里详细监测儿科重症监护患者的所有生命体征.
但没人这样做过.
没人有时间在护士站坐下来.
如果必须要在电脑上输入观察结果或做笔记,她们也会坐到患者身边.
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细线把她们拴在那里,让她们永远待在数不尽的可能出错的事物旁边.
大多数时间里,她们都站着,检查各种机器,确保患者还活着,整理床铺,做电脑数据记录、处方表格和处方本身;清空排水管,更换注射器,检查呼吸机设置,和患者的家人们交谈.
有时候也会有护士助手:每个患者都需要有专门的护士进行二十四小时护理,而护士助手可以取来设备或药物,或协助照顾患者,给患者翻身、换床、换衣服、检查输液、复查输血状况或控制药物摄入.
然而,随着儿科重症监护室不断扩大以及资金的削减,再也没有护士助手了.
当床边的护士需要上厕所或休息一下时,邻床的护士必须照顾两个患者,这使得出现错误或紧急状况的可能性大增.
护士们必须仔细计算自己的休息时间.
因此主管护士就需要精于决策,尤其要知人善任:把哪个护士安排在哪位患者旁边;哪个孩子情况更加严重、更加不稳定,需要拥有更好技术和更多经验的护士来照顾.
护士们专于预测病情是否会恶化,并非基于数据,而是依靠直觉.
一种奇怪的心灵感应.
这里总是很忙,但今天连整理病房的时间都没有,到处都是成堆的物品和洗到一半的东西:方格纱布堆在地上,空纸板托盘堆在垃圾桶旁,几箱手套,箱子撑开,里面的手套冒出来.
有一间厕所堵了,门上挂了通告,白板上写着一个维护工作编号.
医院的主要维护人员也会对工作进行分类.
他们会优先考虑可能涉及风险的紧急工作:比如赶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先对通风口出现的烟进行处理.
儿科重症监护室出现火灾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
医院尽其所能进行防范,护士们每年都会接受消防培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如果无法移动患者该怎么办""把他们留在原地.
""如果你只能移动患者,无法移动相应数量的呼吸机和氧气瓶该怎么办""先救病情相对轻一些的患者.
""其他人怎么办"治疗室中有一排呼吸机,正在等待安装管道并接受技术人员或护士的检查.
血液过滤机会从患者的血液中滤除废物,加入补充液,让血液返回患者的体内,承担的是肾脏的工作.
乔瓦尼·阿方索·博雷利(GiovanniAlfonsoBorelli)是一位那不勒斯数学家,代表作品是《论动物的运动》(DeMotuAnimalium).
他认识到过滤的机制:"有赖于血管的狭窄和结构特性,肾脏中的尿液和血液通过物理性方式得以分离.
"即便理解肾脏的机理,在今天,护理需要接受血液过滤的儿童还要用到数学.
大袋的过滤液以特定标度放在机器底部,仿佛自助超市结账的称重区,以保证患者循环血容量的平衡.
护士填写的流体平衡图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
废料袋的颜色介于稻草和过期芥末之间.
抽出来的必须依样返回.
然而,并不是每次都能万无一失.
我曾和一名护士共事,她不小心把手提包放在机器底部的特殊平台上,结果机器迅速开始通过血管导管排出大量血液.
血管导管是置于患者颈内静脉的一个大导管.
"拔掉血管导管,快——拔掉血管导管"是所有护士都不希望在病房里听到的一句呼喊.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工作让人得到目睹一生悲喜的视角.
艰难的一天意味着有孩子去世,那些护理孩子的人就想,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是不是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结局——或更糟糕,他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造成了这个孩子的死.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并不是有孩子去世,而是你不小心导致一个孩子去世.
"一位医生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照护过的孩子会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就像自己的错误一样如影随形.
人人都知道,和医学专业人士共进晚餐意味着得经历可怕的对话,还得体验他们病态的幽默感,而这正出自他们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应对机制.
日常生活需要这样的出口.
但是,尽管我们付出最大努力去应对,一些患者仍然会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我敢肯定,一些病例——尽管从未有护士承认过或接受过相应治疗——会导致护理人员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
护士和医生就像患者一样,有时候没办法痊愈,只是活下来了而已.
瑞典麻醉师戈兰·哈格伦(GoronHaglund)在一九五五年开设了第一家儿科重症监护室,他认为保持医生和护士的信念是儿科重症监护室的一大难题.
弗洛伊德认为,信念根植于群体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成员们将共同领袖置于指挥地位,以取代他们的自我理想(一个人期望实现的自我形象).
我曾经跟杜桑讨论过我们另一位顾问医师的"上帝情结":"如果你在一个等级体系当中掌控一切,那么你自己的信念会怎样呢如果你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所有的决定都由你说了算,那么你该怎么处置你的自我呢"信念对护士和医生的影响似乎有所不同,和我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共事的医生似乎更有能力——或发展出健康的机制或怎么样——来抑制情绪的影响.
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护士尤其容易受到精神苦闷的影响.
我对此倒感到庆幸.
一个人若痛感全无,迟早会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但我也在开发自己的应对机制.
大多数时候,一回到家,我就让自己忘掉在医院照顾过的孩子.
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一样,我将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但今天将会是艰难的一天.
十七岁的马赫什患有肌肉萎缩症,需要靠生命维持机来呼吸.
马赫什和我并不只是患者和护士的关系,我们成了朋友.
他是个有意思的人,给我们所有人都起了外号——他没办法叫出来——用颤抖的笔迹写下来.
我是"邋遢鬼"(我总把圆珠笔插在头发里,穿着磨破的鞋子,病房密码和时间都被我胡乱写在手背上).
马赫什正处在生命的尽头.
我在侧室给他做护理.
他和家人已经做出痛苦的决定:他将不会接受气管切开术,不再插管或在气管里安置呼吸管.
马赫什的身体结构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气管窄小得前所未见,几乎无法通过生命维持机维持气体进出.
他的家人正在和他做临终道别,将会陪他度过这最后几个星期.
我的工作是保持马赫什舒适,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不稳固的呼吸管不要掉下来.
由于家人已经决定不再给他插其他管子,呼吸管一旦掉下来,他将会立刻死去.
我必须时时小心.
于是我死死地盯着管子,不允许任何人动它,也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我固定它的情况下转动它.
每天早上我都会更换固定胶布,保证管子的干燥清洁,确保它被固定好.
管子一定不能掉出来.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护理任务:更换胶布,保持固定.
就和很多其他护理任务一样,就和善良本身一样——简单,却至关重要.
有一天,我剪掉旧胶布,准备换上新的.
然而我剪掉的不是胶布,是管子本身:固定管子的管口.
我剪穿了塑料.
这就像你扎到了自己,而后血流出来的一刻.
一开始,我甚至没意识到发生了糟糕的事情.
我愣了几秒.
但就在几秒钟之后,警报响起,空气泄漏的呼啸声,马赫什面部扭曲,想要呼吸的表情.
他眼神游移,疯狂地眨着眼,嘴巴无声喘息.
医疗团队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冲进房间,一片混乱.
我呆呆地站着,手足无措.
管子——维持马赫什生命的东西掉了.
他生命的最后机会.
我愚蠢的错误杀死了他——至少加速了他的死亡.
和所有护士一样,我带着太多记忆生活,其中一些总会格外突出.
我记住了马赫什的每一次眨眼,记住了他脸上默默淌下的泪珠,记住了他父母冲进来看到发生了什么时的表情.
他们都是医生,尽管专长不同,但一下子就明白了眼前的情景意味着什么.
他们很镇静,看着我的脸.
儿科重症监护室里背运的一天有多难熬,只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才知道.
马赫什被救了回来,那个吃冰激凌的顾问医师以高超、迅捷的技术重新接好插管.
直到今天,我仍对那个男人心怀敬意;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各种分歧,遭遇过许多困难,尽管我们在共同生活十二年后关系破裂、家庭离散,我对他的敬意也不曾改变.
我还记得马赫什,也记得我的前夫日常做的事.
他会给我一张字条,一面写着去哪里接孩子,另一面写着前一晚交班时的信息:五床不进行复苏,不要重新插管.
即便有那么多艰难的日子,我还是原谅了我的前夫.
我对个中况味格外清楚.
我希望他也能原谅我.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是看着一个孩子由外到内身体变紫,然后变黑,然后失去手指、脚趾、胳膊或腿.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是看到血液检查的数据,知道它们意味着一个生命即将终结;同时一位母亲问你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关掉生命维持机.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是护理一个大脑严重损伤的孩子,必须要在他的颅骨上钻一个洞,让多余的液体流出,同时注意不要让肿胀的大脑一起流出来.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是护理一个无法停止运动的运动障碍儿童,他一直在抽搐和持续紧张,伴有严重的肌肉痉挛;同时了解到这种障碍将伴随他终生,且是由于麻疹感染造成的——他的父母说孩子没有接种MMR疫苗,问你这是不是他们的错.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一天是撤除护理;也就是说,主动拿掉让婴儿继续存活的那些东西.
移除生命.
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艰难的一天是得知那个在幼儿园被一块肉噎到后心脏骤停的孩子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但由于大脑缺氧,在接下来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内,孩子的大脑将会肿胀起来.
几乎可以肯定,孩子将大脑永久性受损,无法再走路、说话或微笑.
艰难的一天是护理一个感染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的孩子,孩子的皮肤会异常脆弱,即便在上面敷上一层保鲜膜,再贴上纸板温度计,且无论你多么小心,再触碰到,皮肤依然会剥落.
孩子的皮肤剥落了一层,护士的心也剥落了一层.
办公室里的艰难一天,是怀里抱着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
他孤身一人,因为他的新领养人无法离开其他孩子,而他的生母又下落不明.
三个小时前你才刚刚见到他,可现在你抚摸着他的头发,看着他在你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意味着要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和儿科重症监护室一般悲惨的所在.
我们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的孩子——所有孩子——也会在其他地方死去.
在和前夫分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哭到肺吸不进足量空气,大脑仿佛被一片雾笼罩,还会脱皮和骨头痛.
那是最让我心碎的一段时光.
持续的胸痛,脖子上的抽痛,麻木.
我的消化系统——在古希伯来的文本中,消化系统被理解为人类情感的中心:悲伤、快乐和痛苦——让我生了一场彻底而持久的病;我吃不下东西,也尝不出味道.
我的肾也痛,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这也许是一种保护性反射(《圣经》中有很多处都提到上帝会察看人的心灵和肾,或"reins"[1]).
当然我认为这完全是瞎扯.
消化系统,虽然受到情感体验的影响,但并不由它决定.
肾脏只是一个机械的过滤器.
然而,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我都会感到一阵难受,下背部会一连疼几个月.
"我们分开,然后各自幸福,总比在一起不幸福要好.
"我对女儿说.
"不,不是这样的.
"她一脸真诚地说,"在一起不幸福对我们来说更好一点.
"她大概宁愿一直待在重症监护室里,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进手术室.
就像决定移除生命维持机、对护士和医生提出质疑的孩子父母,她宁愿我们活着受苦,因为我们的死亡对她来说是一个糟糕得多的结果.
护理成了我的生命维持机.
除了出色的同事、良好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保障,这份工作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之一就是每天提醒我,总有人比我情况更糟.
一份可怕但重要的礼物.
时光飞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护理工作不同以往,变得更加紧张.
我需要把自己的胃打成结,把自己的孩子从脑子里暂时移开,移出儿科重症监护室的窗户,移到这家医院之外.
但每天晚上,当我回到家里给孩子们送上晚安吻时,无论内心多么痛苦,我仍心存感激.
和当时的许多同事一样,我偶尔会去地区综合医院察看并收治生病的孩子,设法帮他们稳定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回儿科重症监护室,让他们接受必要的专科护理.
大多数医院没有能力为重病儿童提供生命维持.
这促成了专门医疗(转移)团队的发展,他们能够去任何地方,诊断身患重疾的儿童,并将他们带到有条件进行救治的地方.
但目前,转移团队还处在初始阶段,这个专业小组只能由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组成.
而在这份工作中,我为应对极端事件而培育出的应对机制并不总是有效.
有一回我和杜桑去一家地区综合医院察看,当我们抵达时,孩子已经去世了.
我们尽力抢救,但仍然无济于事.
结果我和杜桑第一次跟她的父母见面,就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已经不在了.
我们解释说我们来得太晚;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没有说她走得很安详,或没有受苦.
我们说不出口.
回医院的路上,我在救护车里告诉杜桑,我感觉很奇怪.
"我应该有更多感受的,应该更难过.
崩溃.
但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可能我的情感已经耗尽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根本不认识那一家人,"他说,"还有那个孩子.
这只是一份工作.
"但我很担心.
我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工作,不只是为了接触某种专科护理;我想接触一切:体验人类生命的极端状态,始终睁大眼睛生活.
然而现在,我感觉自己正在封闭起来.
感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有时——尽管是可怕的磨难——我没有任何感觉.
到了中午,我终于吃下一片吐司,准备休息,这时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
我把剩下的吐司扔进垃圾箱:没机会吃完了;离开咖啡厅,沿着走廊向左,走到护士站红色电话机所在的地方,一位医生正在接听.
特丽莎跟了过来,她的影子让我想起自己以前追随安娜身影的时候.
那位医生——本,正在做记录.
当然是他,本是那种总喜欢在红色电话机旁徘徊,时刻准备接听一级警报的大冒险家之一.
他接听电话后会走向病房,同时概述自己听到的一切:插管后高热惊厥,在达特福德;脑膜炎患者,四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在绍森德.
即将入院:呼吸衰竭;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严重烧伤;早产儿,房室间隔缺损(AVSD),现在患有肺炎;脑炎;疟疾;镰状细胞病发作,严重水痘——状况不大好.
本不会告诉我们孩子的名字,只会说可能的病情,以及他对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
护士站里有一台装满病历的手推车,考虑到儿童只不过几岁年纪,这个手推车上就有这么多档案,这实在令人感到压抑:主要是婴儿.
电脑屏幕和X光显示屏展示出患者小小的骨架:气管内置呼吸管;脆弱的骨头;患病的肺部,看上去已经有些支离破碎,仿佛游乐场里小摊上卖剩下的棉花糖.
这个电话关涉一个名叫夏洛特的两岁女孩,她目前在一家地区综合医院,体温和心率都很高,还生了紫色的皮疹.
听上去不太严重.
她意识清醒,可以说话.
但我们了解败血症的特性.
我所在的医院专门治疗脑膜炎双球菌性脓毒病,这是一种严重的儿童血液感染——最为危险的感染.
几小时之内,患儿就会有生命危险.
败血症是一种每年在全球造成八百万人死亡的疾病,每三点五秒就有一人因其丧生.
它是由细菌、真菌、病毒或寄生虫进入血液引起的感染所引发的免疫反应.
败血症最先被希波克拉底描述为"有机物的衰变或分解",我想这个解释已经再贴切不过.
我护理的孩子们由外而内死去,他们的四肢像过度烹煮的香肠,发黑、胀开,即将爆裂.
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重视败血症:认识到它是一种重要致死疾病.
败血症现在被认为是英国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转移小组抵达时,夏洛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
特蕾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让我在儿科重症监护室把一切准备好.
"她需要很多液体来治疗休克,要把整个肺都浸在里面.
她在口吐白沫,就像只得了狂犬病的狗.
"败血症发作时,循环血容量仍在儿童体内,但却在错误的位置——在细胞外,而不是细胞内.
我们需要不断把液体注入败血症患者的静脉中,希望它能够留在里面,直到抗生素起作用,但此时孩子的全身都会充满液体、血液和血液制品.
夏洛特需要通过呼吸机来撑过我们造成的肺水肿,同时还需要注射一些强力药物——肾上腺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来帮助她的心脏更有效地泵血.
当夏洛特抵达儿科重症监护室时,我们都等在门口.
她躺在推床上,全身插满管子,一台呼吸机在她头边,脚边有一台显示器.
特蕾西边走边向我们交代细节,同时把推床推到空出来的床位旁边,杜桑已经准备就绪.
夏洛特完全没有血压.
由于她还太小,很难找到静脉,所以无法给她插管.
我把她的一条腿放在面前——它冰凉而苍白,仿佛枯树上的一根小树枝——然后把骨内钉拧进她的腿里,通过突然的吱嘎一声来判断骨内钉的位置.
护士和医生们经常用巧克力棒来练习这项技能.
特丽莎在我身边看着,一脸惊恐,但没有时间照顾她的感受了.
我给她交代一些简单的任务:排出液体、检查药物表格、准备生理盐水、把垃圾箱挪走.
我们成功让夏洛特苏醒,给她连接上更多仪器,用机器完成她衰竭肾脏的功能:一种名叫振荡器的更加先进的维持机,可以在她氧气水平超低时提供帮助.
振荡器发出的声音就像发电机,一种持续不断的咕噜声,它不会影响夏洛特肺部的自主吸气呼气,只是产生轻微的抖动.
乳酸代表一个人血液中酸的水平,它的数值是预测败血症死亡率的可靠因素.
我记下她的乳酸数值.
像夏洛特这种血压低、同时乳酸数值高于四克摩尔/升的败血症患者死亡率很高(超过百分之四十六).
而夏洛特现在完全没有血压,乳酸数值高达九.
紫色皮疹开始扩散.
我明白等我加班到很晚、去交班时,她应该就不会在这里了;她至少需要三个护士来照顾,并且可能会失去已经完全坏死、变紫的双腿,还有她的胳膊.
像夏洛特这样患有重病的孩子会产生严重的生理代偿反应,他们会放弃身体上任何非必需的部分.
夏洛特为她的重要器官保留了血液,并从四肢获取她所能得到的一切.
她的四肢便会因此坏死.
我们用圆珠笔在夏洛特身体的紫黑色线条上做记号,观察死亡是如何迅速蔓延到重要器官的.
成人不会出现相同的状态.
这样的生存意志——死亡的压倒性优势与身体的顽强抵抗——是我一直喜欢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原因之一.
一种向着生存的狂奔.
夏洛特的战斗还在继续,她的身体内部激战正酣,就像我们在外部借助机器继续奋战一样.
不过在交班之前,我们讨论了她的乳酸水平和四肢的坏死.
"我们可能需要在这里做截肢,"一个医生说,"把手术小组叫上来,这样做可能会救活她,也可能没用,但她肯定没法再走路了.
"我看着来和我换班的护士.
等截肢手术做完,她很可能要抱着夏洛特的残肢.
她刚入行没多久,这周就不得不把一位母亲从孩子身上拉开.
孩子去世了,当医疗团队放弃抢救时,母亲还在拼命按压孩子的胸部.
她还带另一位母亲去了太平间.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哭出眼泪.
这份工作是如此消耗她.
我注意到,特丽莎已经哭了.
我想知道,对护士而言,做这些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微小外科医生会来移除夏洛特的腿,然后离开.
了不起的儿科重症监护室医生会用十分钟来向家人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离开.
截肢之后,护士要拿着她的腿.
然后她要和夏洛特的父母待在一起,坐上十到十二个小时,整夜监视夏洛特的状况,完成她的护理任务.
在这段时间里,她的父母会抛来无数他们觉得无法向医生启齿的问题:她在痛吗她能活下来吗她能听见我吗她为什么会这样她会怎么样你觉得她能挺过来吗她要死了吗夏洛特应该已经死过上百次了.
她失去了双腿和手指尖.
她的病非我们的技术所能治疗,但她还是活了下来.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写过:"求生意志比疾病更强大,这是个奇迹.
"夏洛特的求生意志让我们所有人为之动容,也值得我们为她拼尽全力.
为像她这样的孩子工作更加容易,更容易寻获和善与关切的力量;所有为人父母的护士,都会优先考虑病床上的孩子——一个陌生人——而不是自己的孩子.
两年后,夏洛特戴着假肢蹒跚着回来看我们,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牵着妈妈的手,还给护士们准备了巧克力.
我们全都放下手上的工作,围了过去.
杜桑走过来,站在夏洛特面前.
"瞧瞧!
哇,你真了不起!
"他和我对视一眼.
我们同时流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
我想到我们关于团队成员信念的谈话,想到这一时刻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都更让我们的团队信心爆棚.
特蕾西从小房间走过来.
她抱了夏洛特很久,直到夏洛特开始咳嗽.
"淘气的小家伙,"她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可让我忙坏了,而且你一直不老实.
"夏洛特把巧克力递给她,害羞地笑了.
特蕾西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好啦,我原谅你了.
"我想象着夏洛特将会看到的所有日落.
天空金碧辉煌.
"谢谢你们,"她的父母再三说道,"谢谢你们.
"我突然被感动了,感动如此之深,我不得不屏住呼吸.
我终究还是没有耗尽自己的情感.
我的生命里还有很多夏洛特.
夏洛特真切地活了下来,我也是.
[1]西方文化中曾把肾看作人的良心和反省所在之处,故《圣经》中多处提到上帝会察看人的肾.
"reins"源自拉丁文"Renes",在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中作为肾(kidneys)出现.
9人之骨我坚持我的信念,即便经历了这一切,我仍坚信人性本善.
——安妮·弗兰克当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
我现在已经是资深护士,但仍有很多东西要学,仍有很多东西不懂.
我一直在思考死亡,被它包围.
我不明白为什么善良的人会遭遇如此可怕的事.
"如果茉莉的心脏不跳了,心脏复苏也没法救活她.
我们会为她做一切,但我们不会为了尝试重启心跳而按压她的胸部.
"杜桑坐在茉莉的姨妈身边,和她说话,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他温柔而缓慢地解释说,茉莉大脑缺氧,是一种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氧气水平太低,结果导致大脑的一部分死亡.
因为受的损伤太严重了,她很可能不会醒来,我们必须让她的生命顺其自然.
"我们的努力只会是徒劳,"他说,"我很抱歉.
"护士必须对患者家属的性格进行判断.
如果信息以难以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了患者家属,很有可能会引得错误百出:家属没能理解他的至亲即将死去;有时候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欺诈.
我很高兴是由杜桑把有关她外甥女的消息告诉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他是个很棒的医生.
但他没能说出在我看来患者家属需要听到的话.
"'不能复苏'就是让死亡自然发生.
"他说.
"这和自然不自然有什么关系"茉莉的姨妈转向我,"什么叫顺其自然""她快不行了.
"我说.
茉莉的姨妈很震惊,现在的她听不进任何转弯抹角的话.
她需要直截了当的、快速的信息来冲破这种震惊的状态.
她啜泣起来.
她现在哭了出来.
她靠在杜桑的肩膀上,杜桑抱住她.
"我很抱歉,"等她终于坐起来,杜桑把纸巾递给她,"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什么人吗"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能给牧师打个电话吗"茉莉是儿科监护病房的一个十二岁女孩,经历过家里发生的一场火灾之后,只能通过生命维持机维持生命.
她的头发有一股浓烟味,在掩盖这股气味之前,我们不愿让她的家人看到她.
茉莉的弟弟跟她隔了几张床,同样用了生命维持机,不过我们正在撤除机器.
他的情况稍好一些,即将恢复.
他们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茉莉接受了镇静剂注射,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她的姨妈正等着见她一面.
病房里惯常的消毒液气味已经被烟味取代,护士们用纱布捂住口鼻,一些人去要了手术室面具.
我们没办法缓解这个可怜的家庭的痛苦,但闻到那场火灾残留的烟味一定会让茉莉的姨妈感觉更糟.
有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避免让悲剧更加悲惨.
茉莉的情况很糟,稍微移动她都可能会造成危险.
但我只能小心地抱着她的头,让我的同事娜蒂娅在一个小小的透明塑料盆里盛上水,用手给她洗头.
那股气味将陪伴我终生;它进入了我的鼻孔,随后在我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驻留下来.
抱着茉莉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丝变化.
显示器上毫无动静.
她的心率、动脉血压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全都没有任何变化.
呼吸机也没有警报,提醒我们需要进行抽吸.
但茉莉变了;她在我手里变轻了——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她的头轻得像一根羽毛.
我抬头看娜蒂娅,她也在看着我,我们都意识到茉莉那一刻不在了.
我们愣了几秒钟.
一切都停下了.
然后我们继续自己的任务.
娜蒂娅拿着一把粗齿梳子(那是她女儿的梳子,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找到的),梳过茉莉打了肥皂的头发,轻轻地用水冲洗.
我抱着茉莉的头,让黑色的水流从我的手指间流进我们放在下面的塑料桶里.
我把那桶黑色的水倒进水槽,结果又闻到那股烟味.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那栋公寓:茉莉和弟弟共用一个房间,他们的妈妈绝望地想要接近他们.
我听到尖叫声,闻到火的气味.
我把眼泪挤回去,努力让胃容纳它们.
现在不是我哭的时候.
牧师还有半个小时才来.
我们没时间等了.
我问茉莉的姨妈我们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她没有询问我的信仰,而是问起我的经历.
"你以前做过这种事吗"茉莉并不是第一个由我施洗的孩子.
我们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存放了一些圣水,以防发生孩子去世时父母没来得及为他们做洗礼,而牧师又来不及到场的状况.
我把自己的手指放在水里,然后在茉莉的头上画了个十字架.
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对自己说.
像茉莉这样的患者会永远萦绕在我心头.
我忘不了那股烟味.
但对我来说,她的故事并不是这份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
无论有多么可怕、多么悲惨、多么荒唐的事情发生,护理这份工作让我知道,生活里还会有更糟糕的事.
护理受到虐待的儿童和成人——以及他们的施虐者——是我的阿喀琉斯之踵.
确保安全是护士的主要职能之一,《护士及助产士委员会职业行为规范》第十七条写明,护士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易受伤害或处于危险中的人免受伤害、怠慢或虐待".
医院里有一支保安队伍,主要负责保护患者免受伤害.
这里也有儿童保护护士和医生、安保助产士、家庭暴力护理专家,以及在社区里为脆弱的年轻母亲提供帮助的家庭护士.
但是我们在医院里能够看到的人,大多并非处在危险中.
在火车站,我们会从无家可归的孤单少年身旁走过.
我们穿过马路,是为了躲避睡在桥下的罗马尼亚人.
当邻居家再次传来吵闹声时,我们会把电视打开.
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都是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暴行发生.
斯恺是一个初级护士,发觉自己怀孕时,她声称生病,开始定期休假.
但她回来工作时,脸上出现了瘀伤,厚厚的粉底也没能盖住瘀伤,她的呼吸也很急促.
"出什么事了"我在咖啡室的角落拦住她.
她一只胳膊环在自己的胃部.
"没什么.
周末打扫了一下阁楼,我太笨手笨脚了.
"她看向别处,眼神游移,然后朝我笑了一下.
然后又出现了其他迹象.
晚上,她从来不和其他同事一起外出;当我们提议在她休产假前最后一个夜班上完,一起吃个早饭告别时——这样也许更加可行——斯恺也坚决表示自己做不到.
"加文需要我在家里.
"她说,"他现在保护欲可强了.
可爱得很.
"加文坐在车里,在医院外面等她下班.
他控制着斯恺的积蓄,只给她日常需要的零用钱.
我很担心斯恺,但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我怀孕的时候也笨手笨脚的,我告诉自己.
而且加文那么爱她.
但过了三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斯恺联系我,告诉我她那时候的生活有多么恐怖,那一切是如何从她怀孕之后开始的.
她觉得加文可能会杀了她.
"我很抱歉"是我唯一能说出口的话.
我发誓自己再也不会对暴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
斯恺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在欧洲,家庭暴力是十八至四十四岁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排名比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还要靠前,比癌症还致命.
我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看过太多家庭暴力的案例;我的三个护士朋友都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各种形式的人身安全问题在医院系统中很常见,因为它们无处不在.
在医院里可以看到老年患者从指尖到整条小臂擦伤.
无法解释原因的肋骨骨折,或头部受伤——有一次,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破碎的颧骨上出现了一块马蹄形的伤痕.
年幼的患者同样面临危险.
有学习困难的患者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而那些光顾生殖诊所的患者往往会带着另一种与性相关的疾病再次光临.
一个性健康护士在培训的时候告诉我,有一个男人经常到他们诊所,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了虐待.
"他不会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但每个月都会带着新的毛病过来.
上个月,他的生殖器上有咬伤的痕迹,是人留下的,他却说是他家狗啃的.
"所有护士都要接受人身保护方面的培训:如何发现虐待行为,向谁转诊,以及如何沟通转诊.
但护士们并不会像社会工作者那样,经常接受心理督导.
那些不得不经常默默忍受受害者故事、目睹受虐者身体创伤的护士,得不到什么建议与帮助.
随着一次次目睹残忍的案例,护士们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硬,也越来越脆弱,而这样的残忍案例太多太多了.
我自己的骨头也变得过于坚硬了.
二〇一五年,大曼彻斯特郡警方为他们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〇年罗奇代尔儿童性虐待案中的失败道歉——他们没能对指控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同时与受害者沟通不当.
对于这一事件,性健康护士莎拉·罗博坦在真相大白之前,就提出过一百多次有关受害者的关切.
面对暴行,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尽可能谛听一切凄惨的呼喊,可她的行为被看作多余.
即便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后,当初无视她警告的官员们,也没有一个面临不当行为听证.
谁来保护护士们的人身安全在职业生涯中,我获得过两次心理督导的机会.
一次是一个护士发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她去找孩子的父母来认尸,结果尸体在太平间的冰柜里腐烂了,于是我们小组有了一次心理督导的机会.
另一次是体外循环膜氧合器电路断路,患者全身的血喷溅到墙壁、天花板、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患者身上.
这两次心理督导我和同事们都拒绝了.
我分外希望相关情况现在在护理行业有了改善,在危重病护理或急诊等极端情况下工作的护士能得到定期的心理咨询的机会.
但我的同事们告诉我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况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咨询.
对经历创伤的护士缺乏理解或支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两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士兵都因为弹震症——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治疗.
但在战区工作的护士无人问津.
尽管有数百名女性在士兵旁边做护士,关于战争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却几乎全是针对男性.
在日记和信件中,这些护士描述了她们在无人区的感受:遭受骨折、截肢和毒气的折磨,照顾身体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士兵的煎熬;她们近距离目睹的东西,她们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
从没有人将弹震症和她们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战地护士得到过诊断或治疗.
在职业生涯中,我学到了很多.
一些教训真的让我痛苦,另一些则让我震惊.
护士必须像人类的骨骼一样,提供坚定的保护.
我知道,想要折断孩子的骨头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骨头既柔又韧:即便面临强大的力量,它们也不会轻易折断.
然而对有的孩子来说,骨骼、护理、善良和庇护统统不存在.
伤害是注定的,而且不可挽回.

在职业生涯中,我学到了你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折断孩子的腿.
我学到了,仅仅通过摇晃,不必用多大力量就能够让婴儿的大脑出血.
那些应付不了婴儿,只能通过摇晃让他们安静下来,结果可能造成孩子严重脑出血的父母和看护人,未来还会做类似的事.
我学到了准领养家庭都不想要有脑损伤的孩子.
我学到了领养也不一定意味着安全,那是在护理过一个被养母勒伤的孩子之后.
我学到了孩子脚上和屁股上的印痕意味着什么,还学到了可怕的真相:"这些印痕表明,孩子曾差点被放进滚烫的热水中.
为避免被烫伤,他们本能地抬起双腿.
屁股上的烫伤表明,他们还是沾到了热水.
"真的是宝贵的知识.
孩子腿上的烫伤.
我学到了当时所谓的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现在叫作捏造或诱发疾病),即照顾孩子的人(百分之九十是孩子的母亲)捏造了一种疾病让孩子入院治疗,并让孩子接受了不必要的,有时是痛苦的、侵入性的检查.
我在儿科病房护理过一位患者,他的母亲欺骗了医生,给他做了不必要的手术.
每次我到侧室,看到卢克在他的小床上,我都会让他安静下来,满足他的要求,让他自己玩耍起来,然后我才会离开.
可当我一回去,他的妈妈总是站在他身边,看到我就往后缩,而卢克正在尖叫,那种尖叫会一直钻到你的骨髓里.
我在他的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错过休息时间,直到饥肠辘辘,才确定是他的母亲不知怎的伤害了卢克.
后来,他的母亲被确诊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接受了强化治疗并康复了.
医院里有一支社工队伍:提供儿童保护、精神健康服务,还为老年人服务.
儿童保护社工和一名健康联络访问员每周会在儿科病房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潜在的或可以确定的虐待案件——那些有需要和处于危险当中,或已经受到虐待的孩子.
有一位学校护士有时也会过来,她在伦敦市中心的几所学校工作,时间很紧张.
每个学校都配有专门的护士,定期给孩子们检查是否有寄生虫、测量身高体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她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学校护士.
"我怀念扭伤的脚踝,"她说,"还有哮喘泵.
学校护理现在处理的是轮奸、用钥匙进行的帮派加入仪式——也就是刺伤前臂,用钥匙在上面留下特定形状的永久性疤痕.
还需要处理孩子们的自残行为和焦虑症,预防他们在网上接触恋童癖和毒品信息.
我还得处理性传播疾病和怀孕问题.
这些状况在小学就有了.
我有个十二岁的孩子,她正在采取避孕措施.
现在学校护理的大部分工作——和健康访问一样——都是儿童保护.
"在担任儿科护士期间,我学到了儿童保护中最艰难的一课:如果你把一个孩子扔到墙上或楼梯上,那将会对他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孩子会终生遭受痛苦——难以控制的癫痫无休止发作,婴儿的身体会变得非常僵硬,换尿布会变得十分艰难.
我记得自己就给这样的孩子换过尿布.
凯蒂只有八个月大,在儿科病房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出生时,她很健康.
可是当我见到她时,她的肌肉已经僵硬了,这是由于在身体连续经受严重损伤后,她的大脑受损了.
医生给她小小的身体做了十九次X光,骨骼检查发现了多处骨折.
她被认为"发育停滞",尽管在病房里她的体重增长很快,我们认为她之前的发育状况应当是饥饿所致.
她的肚子上布满烟头烫疤.
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让她平静下来,但她仍处在持续的痛苦中.
我长时间抚摸她的小脑袋,想给她换尿布,可她的臀部僵硬异常,两腿绷得紧紧的,几乎不可能办到.
她尖叫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努力不想她经历了些什么,她的父母都做了些什么.
通过各种媒介,我们学到了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陌生人会伤害小朋友.
但我的护理生涯让我学到了别的:家人也会伤害小朋友,而他们的伤害是致命的.
父母,看护,亲属,那些我们最信任的人.
人性中有善良的部分,也有残忍的部分.
护士必须保持同情心,以非评判性思维,设身处地去思考.
但虐待儿童的残忍只会让我感到恐怖.
我想不出除了凯蒂的家人,我还曾对谁有过如此多的怨念.
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每次都要屏住呼吸.
我努力直视他们的眼睛,不评判他们的行为.
我帮不了凯蒂.
但我自己要收养一个孩子.
收养的程序包括接受护士为期两天的培训,讨论希望收养的孩子的类型和导致收养人产生收养意愿的经历.
但我无法谈论凯蒂,无法谈论那些我护理过的受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我比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孩子为什么需要被领养.
社工并非试图吓唬准收养者,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重申,在英国,几乎没有父母会放弃抚养权,让自己的孩子被人领养.
相反,这些孩子是因为遭到虐待或有受虐的风险,才会脱离原生家庭.
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存在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学习困难、酒精或毒品问题,或所有这些问题的综合.
而虐待可能是性虐待、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漠视虐待,或这些虐待的综合.
"我们讨论的不是那些早上不给孩子洗脸的家庭,"社工告诉我,我们正在讨论漠视如何成了最具破坏性的事,"我们说的是那些从小就被扔在家里几个星期,不得不从垃圾桶里找吃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吃自己呕吐物的孩子.
"这并没有让我退缩.
人性的至善与至恶我都已经见识过,而且尽管我见识过了这一切——我相信所有的护士都同意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人本性还是善良的.
那些虐待自己孩子的原生家人,大多数情况下自己就应该被收养.
我想起婴儿特别护理病房里的曼蒂.
无论是孩子出生前还是出生后,她都算得上是一个虐待孩子的母亲,尽管那并非她的本意.
但我们从未谈起她自己的童年,以及在她出生前她母亲的童年.
我们的儿子在十八个月大时来到家里,我一直抱着他,抱了六个月.
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宝宝,但并不是我亲生的.
于是我把他当成是我亲生的,有意识去弥补我们都错过了的东西.
我选择倾注关怀,或更确切地说是为他做任何事,以让我们产生联结,就像我们早该如此那样,同时也让他在我的内心里成长.
他感觉到了.
差不多两岁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自己拿奶瓶,但他不拿.
相反,他蜷缩在我的身边,仿佛只有两星期大.
我把奶瓶放到他嘴边,盯着他.
这是他唯一一次回应我的眼神,也是唯一一次他觉得安全.
我喂了他很多瓶奶,直到他像"无敌浩克"一样,婴儿服都穿不上了:我想在那样的时刻,眼神交流比什么都重要.
我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我还要通读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的校样.
我累到睡眠都无法消除疲惫,除了四岁女儿的需求,我还要努力弥合小儿子的创伤.
每天晚上,我都坚持给女儿读故事,有时会抱着《来喝茶的老虎》和《好饿好饿的毛毛虫》昏昏睡去.
有一回醒来时,我发现房间已经黑了,我女儿已经合上我在读的故事书,还给我盖上了毛毯.
尽管如此,我的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我的孩子.
他是个陌生人,我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想法相同.
他会亲吻我,但总要爬到玻璃门的另一边才行.
我的玻璃门底部满是吻痕,但我从不去清理它们.
我想起多年前我照顾的男孩罗翰,他患有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只能待在玻璃房里.
我的儿子也把自己放在玻璃门的庇护之下.
他太过害怕,没法爱我.
不过他爱他的姐姐.
第一眼就爱她.
她也爱他.
无论弟弟去哪里她都会跟着,像一个护卫护着他的影子.
我发现晚上的时候她会轻轻抚摸弟弟的头,而弟弟会睁大眼睛望着她,眼神闪烁.
她对弟弟很温柔,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能够理解他很脆弱.
在我接受收养培训时,有人告诉我,有亲生子女的家庭在收养过程中可能会有家庭破裂的风险.
亲生子女可能会产生极度的嫉妒情绪.
然而我的经历截然相反.
我的女儿非常爱他.
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女儿会朝我发火.
如果我训斥了他,她会站在我们中间,站在他身前保护他.
她有无穷的耐心,给他反反复复无数遍读同一本书:一本讲孩子们的表情和情绪的图画书.
有人告诉我,被收养的孩子很难有同情心,但我的儿子能感受到别人能感受到的一切.
看到图片上的孩子在笑他也会笑,人家在哭他也会哭.
每次都是这样.
我女儿撕掉了画着哭脸的那一页,我发现时很生气,但她坚定地反驳我:"我不想让弟弟不开心.
"他喜欢在我身上爬上爬下,钻进我的针织衫里,然后从我屁股的位置钻出来.
他想爬到我的肚子里,从我身体里降生,这几乎和我想的一样.
但护理教给我耐心.
每天,我都会给他安全感,他也会让我感到心安.
就像慢慢愈合的骨头,我们延长病程,但我可以等.
我们的骨骼,与善良、理解和玩耍嬉戏融为一体.
护理让我和我的儿子免受收养带来的二次创伤.
我们不曾拥有共同的血缘,但我们拥有共同的骨骼:易碎、外表坚硬、能够愈合.
而且和护理一样,最终并不是我拯救了他,而是他拯救了我.
我坚硬的骨骼变得柔软.
我找回了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真切感觉.
他让我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一个更好的母亲.
一个更好的人类.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我们这样幸运:有百分之二十被收养的孩子最后又回到领养系统中.
"所有需要被领养的孩子都有特殊的需求,"一位社工告诉我,"他们需要的不是所谓正常的或如何优秀的父母,而是一个可以治愈他们的环境,以及没有特定期望的成长.
""无论如何粉饰,领养都是灾难性的.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四十年前被人领养,"帮助他不意味着拯救他.
你必须接受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振作起来,并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无条件地爱他.
"领养很像护理:有能力去爱陌生人.
而且就像护理一样,领养总是悲伤的,因为每个孩子本该在自己的亲生母亲身边茁壮成长,也因为护理某人意味着他正在承受某种痛苦.
但领养也是美妙的.
我的儿子健康成长,而且长成了你能够见到的最善良的人.
他的善良涤清了我身上的污痕,让所有人变得清白.
一生之中,我最自豪的两件事,便是我儿子的善良,以及我女儿对他的爱.
他和姐姐的情谊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东西.
我的儿子收获了世界上所有的善良,而我的女儿则以世界上仿佛前所未有的方式爱着他.
成为他们的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10于是我们奋力前行所有拍碎在海岸悬崖上的波浪,都以为自己是为了大海殊死一搏;它永远不会想到,就像它身前与身后的成千上万道波浪一样,它们不过造就自席卷而过的一阵风.
——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癌症,和怀孕一样,一开始在你或你的挚爱身上隐匿无形,然后突然就变得不容忽视、举目可见.
你会注意到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走步而非跑步.
你会看到你孩子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个空座位,老师们窃窃私语,暗自垂泪.
癌症就像春天空气里的花粉.
我们都在这空气中呼吸,但只有风能够控制花粉的去向.
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癌症总是赢家.
我们中半数的人都会罹患癌症.
在英国,每两分钟就会有一个人确诊癌症.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它波及.
肿瘤病房总是十分忙碌.
肿瘤门诊部、肿瘤科日间病房和化疗室也是如此.
在肿瘤门诊,一些初次来做检查的患者在等待结果时只能一直站着.
一排排的人倚墙而立,瘦骨嶙峋、不停流汗,承受着暂时来历不明的痛苦.
房间里挤满人,都在等待肿瘤医生的诊断结果和治疗计划,同时暗自祈祷全科医生出了错;技术人员花了很长时间进行重复扫描检查,没有抬眼看患者,只是说他有一点担心扫描的时候可能出了纰漏;还有人在祈祷自己的第六感纯属庸人自扰.
一屋子的人,他们的一生可能就此转折.
这间屋子仿佛没有地板,患者们都悬浮在半空,随时可能坠入深渊;患者们手里紧紧握着号码纸,等待护士站上方的闪光屏从七十三跳到九十八.
饮水机边没有杯子,里面也没有水,空水桶排列在一边.
日间病房总是满员;由于患者在第一次化疗后往往会出现过敏反应,紧急呼叫时而响起.
这是一间没有床的病房,摆着一排躺椅,护士们在每个患者之间来回走动,把化疗药物贴在希克曼(中心静脉)导管上,为那些绝望地想挽回自己稀疏头发的乳腺癌患者戴上防寒帽,为严重口腔溃疡的患者送来冰块,缓解他们因治疗而产生的痛苦.
护士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具有细胞毒性的癌症药物.
最早的癌症治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当时美国军队研制的氮芥子气被发现能引起骨髓细胞的毒性变化.
日本医学界观察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骨髓被完全破坏.
波兰裔美籍犹太人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和当时的其他犹太人一样,被美国的医学院拒绝录取.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进入德国的一所医学学校,不过很快就返回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还同诺玛结了婚.
诺玛后来成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多产的诗人.
二战后不久,法伯发现氨基蝶呤这种药物可以通过阻断与一个细胞复制有关的进程,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
这种细胞分裂阻滞的发现,引发了现代化疗药物的诞生.
我想无论是法伯还是他的妻子,都在不停地寻找着意义.
简·库克·赖特(JaneCookeWright)也在追索意义.
她的父亲是哈佛医学院最早的非裔美国毕业生之一,而在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后,她也追随他的脚步,进入医学院学习,并于一九四五年毕业.
简·库克·赖特发现了甲氨蝶呤,这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化疗药物.
凭借这一发现,她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随后,她还同另一位科学家朱厄尔·普拉默·科布(JewelPlummerCobb)合作,进一步发现甲氨蝶呤对某些皮肤癌、肺癌和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同样有效.
但就和法伯还有赖特一样,作为一个自由奴隶的曾孙女,科布也遭受了极端的种族歧视.
一开始,由于她的种族身份,她被拒绝给予纽约大学研究生院的奖学金.
但对她、他们以及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她在经过面试后得到了奖学金.
然而,在密歇根的经历让她始终耿耿于怀:"烧烤店和椒盐卷饼酒馆都不欢迎黑人学生,所以我从没获准进入大学校园的主流生活.
"化疗药物具有细胞毒性,即对细胞来说有毒.
英国癌症中心形容化疗就像是用大锤砸榛子.
细胞毒性药物通过消灭、破坏或阻断细胞周期中特定节点的细胞活动,以起到治疗作用,但它会粉碎一切.
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它也会导致癌症.
化疗护士会在化疗病房门口贴上"请勿进入"的标志,确保非医护人员无须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护士们会穿上防护袍,戴上双层手套、口罩和眼部防护装置,确保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要小心对待,轻拿轻放,化疗药物仿佛是刚出生的婴儿.
化疗药物的溢出是医院里的一大重要隐患,一些化疗药物是需氧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吸入人体.
如果发生药物溢出、吸入、摄入,或渗进皮肤的状况,医护人员患上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这就是我们要直接放进患者血液中的药物.
这就是为什么接受化疗的患者在两天内便无法走路,会呕吐胆汁直至干呕,甚至身体变色、散发异味——他们中毒了.
玛丽·居里,一位侨居法国的波兰移民(在波兰,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大学就读),因发现钋和镭两度获颁诺贝尔奖.
在她的指引下,世界上第一场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治疗肿瘤的研究得以开展.
放射疗法诞生了.
如今,癌症的治疗通常是化疗、放疗和手术相结合.
当然,随着化疗药物、放疗以及医生对它们的使用理解的进步,癌症的治疗和生存率都在逐年改善.
现在,我们明白了谨慎处理化疗药物的重要性和放射物的危险.
而在当年,玛丽·居里自己也患上一种名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癌症;她随身携带着镭试管,试管在她实验室外套的口袋里闪闪发光,就像晚上孩子床铺顶棚的点点星星——美妙的化学.
除了治疗,还有一些因素可预先降低个人患上癌症的概率.
政府的健康警告建议不要使用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的物质:香烟、酒精、烤焦的面包、清洁产品、杀虫剂、作为学校教室建筑材料的石棉.
但医生有时无法找出一个人罹患癌症的原因.
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我有一个素食主义的朋友,平时只吃有机食品,烟酒不沾,却患上了癌症;而另一个天天吃肯德基、喝苹果酒、抽大麻的朋友,却安然无恙.
为什么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朋友四十岁便英年早逝——一个用自己全部时间去帮助他人的女人,最后却留下一个比我孩子还小的儿子撒手人寰.
随着年龄渐长,看到身边患上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提醒自己,要活得幸福快乐,要珍惜那些支撑我们一路走来的东西:不是物质上的拥有,而是爱、善良与希望.
我努力记住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掌握风吹去的方向.
玛丽·居里的父亲"享受一切可以解释大自然和人类行为方式的答案",但我们谁都没办法真正解释大自然(居里的丈夫在大雨中滑倒,跌在一辆马车下,因撞碎头骨而丧命).
有时癌症是无法解释的,就像命运发到我们手上的牌.
但到最后,癌症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事.
我做了二十年护士.
但直到我自己的父亲因肺癌猝然辞世,我才开始对善良的重要性以及更深层次的人性与哲学有了理解.
当所有其他疗法——化疗、放疗和药物——都失败了,希望就随着肿瘤专家、放射科专家、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一起离开房间,只有床边的护士能够给他提供一些东西——尊严、安宁,甚至是爱.
玛丽·居里的工作在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
每年有大约四万名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接受玛丽·居里肿瘤研究所护士的帮助——他们已经无法接受积极疗法的治疗了.
我爸爸的护士谢丽尔正在做的是我非常熟悉的护理任务.
她依据处方,准备好药物.
在彻底清洗过双手后,她戴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盘,确保托盘清洁,以防感染.
然后,她轻轻拨开一个小小的玻璃针剂瓶的末端,插入针头,将糖浆状的液体吸进注射器.
她把注射器垂直拿起,直到泡沫从底部消失,然后再把多余的空气挤出来.
她很小心,会在注射前先检查患者状况,然后再次检查剂量.
我爸爸的肿瘤医生在考虑到技术变量和患者本身的情况——药物代谢与肝转移、血浆浓度峰值、阿片类药物受体结合谱的差异——后,决定采取眼下这种疗法.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来之前,她会有预感,观察到他的身体语言,倾听他说话的声调,注意到他说话的间隔: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我很好.
"他说.
他的声音只是比平时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她已经跟他谈过话,听他说过很多次话,所以完全觉察到了.
她给完药便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等了十五分钟,直到止疼药生效后才打开窗帘.
她知道如果在痛苦发作之前就给药,药物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她知道需要在他能够忍受光线后才能拉开窗帘,这样他就能够合上眼睛休息几个小时.
她知道他剩下的时间有多少,他有多需要睁开眼睛看看我的妈妈,以及我妈妈有多需要见到他,而见到他会让我妈妈的情绪有多大的缓和.
然后我学到,护理不是完成任务,而事关每个护士如何在细节上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宽慰.
能见证人们生命中最脆弱、最重要、最极致的时刻,并努力去爱这些陌生人,是身为护士的荣幸.
护理就像诗歌,是跨越隐喻和实际含义边界的所在.
心上的残缺就是心上的残缺;护士站在其间,站在外科医生修补实际残缺的技能与患者焦虑且失落的隐喻性残缺之间.
护理是——或应该是——一种恣意的关怀、同情与移情行为.
它应当提醒我们,我们有能力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对待最弱势的人的方式是衡量我们社会的尺度,那么护理本身就是衡量我们人性的标杆.
然而它又是所有职业当中最被低估的.
不过,所有和癌症搏斗过的人都能够理解并重视护理的价值,也许也能够理解,到最后,治愈——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J.
迈克尔·毕肖普(J.
MichaelBishop)和哈罗德·E.
瓦尔默斯(HaroldE.
Varmus),"表彰他们发现了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
瓦尔默斯是一位科学家,后来被巴拉克·奥巴马提拔为美国癌症研究所所长.
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他引用了《贝奥武甫》,而他援引的内容让我想到了谢丽尔,想到了癌症患者护理是什么,以及一个护士散发的光与热有多么重要:"一千多年以前,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贝奥武甫便教会了人们斯堪的纳维亚式大殿的重要性——光、热与生命力汇聚于此,让这些建筑在冬天无边的黑暗、寒冷与死亡的迫近中给人们提供舒适.
"姑息性放射疗法就像用勺子往棺材板里敲钉子.
肉身正在分解,被困在黑暗的棺材里,但还没到入土为安的时候.
姑息性放射疗法有时也被用于症状控制.
肿瘤可能压迫气管,导致患者窒息死亡,姑息性放射疗法可以压制肿瘤,使死亡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死法.
比顺其自然要好一些的死法.
"自然死亡"这个词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好像自然死亡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癌症所导致的自然死亡就一点都不自然,可能会十分可怕.
人体开始分解,散发出腐败的气味,慢慢腐烂,静脉肿胀扭曲,身体不停流汗直到渗出液体,仿佛野餐后被阳光晒化的奶酪.
自然死亡可能是最残酷的折磨,姑息性放射疗法虽然也很折磨人,但相对不那么残忍.
我爸爸已经来到生命的边缘,但步履十分缓慢.
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能够多拥有一小时、一秒钟的时光.
他服用了太多曲马多,视力已经模糊,而且很难长时间保持清醒.
但当他清醒时,他会和妈妈去海边看浪花、阳光和鸟儿.
在行将就木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看到的日出和日落比他在前六十三年生命中看到的加起来的都要多.
日出日落变得很重要.
他接受了姑息性放射疗法,而我忧心忡忡.
我想让他的眼睛里始终充满落日的余晖,让他可以一直和我妈妈十指紧扣.
我想闻他的气味,想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埋进他的套衫,感受我们彼此的气息——千万段记忆和似水流年.
坐在即将去世的爸爸身边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可我又回到了四岁的时候,靠在他的肩膀上,让他指星星给我看,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然后是十四岁,我和男朋友分手,他在我埋头哭泣的时候抱着我.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抱着自己的女儿给他看,他乐开了花,无论那之前还是之后,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过.
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海边.
通常,在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把原本要玩的棋盘推到一边,在沙发上美美地睡一觉,放着杯盘狼藉不管.
但这是爸爸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我们知道,因为化疗、姑息性放疗和类固醇都已经不起作用.
我们知道.
海边很冷;爸爸的嘴唇接近蓝色.
他怕冷.
有一次,他在撒哈拉沙漠里穿了件针织套衫,虽然那衣服"有点扎人".
而且现在是冬天,这里是爱尔兰海,来看它的人又是一把老骨头.
但我想再拍一些照片.
我故作镇定地摆弄着大相机,假装寻找贝壳,偷偷拍下他的照片,捕捉他眼睛里的颜色.
随着光线的变化,他的眼睛也由灰变蓝,再变绿.
我想捕捉他眼睛的颜色,捕捉更多的时光.
姑息性放射疗法可能会再多给我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
但我不想用勺子给他钉棺材,那太慢了,他的眼睛会失去光彩.
他会失禁,会痛不欲生,会渗出体液.
我见过太多,而我没法避而不见.
我们不需要战争或惨烈的交通事故来提醒我们生活有多可怕.
癌症足矣.
"上来.
"我爸爸拉开床帘,向谢丽尔示意.
她笑了,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然后继续低头写她的日志.
"臭不要脸.
"他们相视而笑.
这是我爸爸在人世的最后一天,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但谢丽尔知道.
当他选择回家时,她也跟了过来,在卧室附近守着,偶尔会下楼喝茶或打个电话,再或是当我进去探望时给我们空间;但当我哥哥或妈妈进去时,她也会一起进去.
她没有和我讨论任何有关护理的事情.
今天,我是她的患者的女儿.
她经常搂着我的肩膀,在帮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时候让我先出去.
在走廊里,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和笑声.
我坐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和谢丽尔,以及他们的互动,努力思索我做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的意义.
妈妈和哥哥都在楼下.
我想象妈妈一定正在哥哥的怀里哭泣.
谢丽尔护理我爸爸的时间比以前更久.
我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忍看爸爸.
他从来算不上高大,癌症让他变得小了更多.
他的皮肤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个人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并非黄色,而是蜡黄,凹陷的眼眶周围一片灰蒙蒙.
他听不见了,现在需要用助听器,说什么都大喊大叫.
他尝不出味道了,这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可能已经死了,晚餐是什么味儿我都不知道.
"他很喜欢看美食杂志,虽然从来不会照着上面的菜谱做菜:摩洛哥蒸羊肉、芝士舒芙蕾、骨髓浓汤康沃尔多宝鱼配芹菜、法式洋葱汤.
"你知道,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酒焖仔鸡,一顿都没做过.
"他大声说.
"但你做过法式鲜橙鸭,"谢丽尔回应说,"少放黑莓,所有菜都一样.
你跟我说过你的手艺.
你做过好多了不起的菜.
"我跟谢丽尔讲起我们的童年,回到我们在斯蒂夫尼奇的简易住房,找到我爸爸打回来挂在门框上的野鸡,或带朋友回家玩,发现我爸爸正在煮羊心杂碎,再或是他每天晚上去配菜点挑选我们晚上吃的蔬菜.
哥哥和我小时候很讨厌擦洗胡萝卜上的泥,渴望有一天能够在家里看到更干净、农药含量也更高的塑料袋装胡萝卜.
我说话时,爸爸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但他有意思的睡觉姿势还是一如往常:胳膊悬在半空,手放在额头上,尽管手每次落下来他都会惊醒.
他在喃喃自语,呼吸变得平稳.
我说完话,谢丽尔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
"我想我们该让你妈妈上来了,到这边来.
"我不想点头.
我不想知道谢丽尔暗示的是什么.
爸爸已经快要不行了.
我能看到他的呼吸正在变慢,他变得躁动,然后一动不动.
但我还没准备好让他走.
我没准备好.
"这里真舒服,"她说,"天气真好.
"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会让爸爸的眼睛不舒服.
但我能看到太阳沐浴在金色的天空中,一群鸟儿在云层里翩翩起舞.
我能听到海鸥在屋顶上的声音.
爸爸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就要走了.
妈妈抱着他,哥哥抱着他,我抱着妈妈.
现在没有痛苦了.
只有尊严.
只有慰藉.
我想象不出更好的退场方式.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话说完,也可以对说不出口的闭口不谈.
妈妈有时间看着他,他也有时间注视妈妈.
我们哭了,然后笑了.
直到最后一秒,他都把握着自己的生命.
事实证明,在去世这件事上,爸爸干得不赖.
是妈妈教会我如何充实地度过一生:带着喜悦、情感、宽容和真实.
但爸爸教会我如何优雅地退场.
他以幽默的、富有尊严的、完全没有恐惧的方式离开了.
尽管身体萎缩,但他的灵魂却随之慢慢扩散开来,直到充溢在世间的所有空气中.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害怕.
我看着爸爸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徒劳.
我想把妈妈和哥哥推开,按压他的胸骨,想要让他的心脏重新搏动,想要像我接受的训练那样去做,用尽全部力气,让他像我帮助过的很多人那样苏醒过来.
但我不能帮我的爸爸.
因为今天,我不是复苏护士.
我连护士都不是.
我是个女儿.
这很痛苦.
一切都很痛苦.
我看向窗外,尽我所能紧紧抱着妈妈,直到她站起来,哥哥抱着她.
此刻,天空已由金色变成最深邃、最不可思议的蓝.
天上没有月亮.
我把头靠在爸爸静止的胸膛上,努力想听到他的心跳.
什么都没有了.
爸爸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写第二部小说《女人为王的地方》的最后一段.
合同已经签完,我需要校阅草稿,而由于满怀悲伤地照顾爸爸和妈妈,我已身心俱疲.
我和孩子的父亲十二年的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破裂,我没法想象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刻.
但我想写下我需要说的话,那些必须说的话.
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怎样工作的,但我无法把自己和作品或角色分开.
我就像《外星人E.
T.
》中的小埃利奥特,和主角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们的感受.
我的角色会变得很真实,以至于我可以梦到他们,和他们说话,而他们甚至会和我吵架.
但今晚正好相反:我的角色需要体会我的悲恸.
日后我会和编辑吵架,关于结局必须如何修改,以及没人会买一本主角会死在结尾的书.
但编辑会感觉到我有多需要这样来书写.
我的第一部小说《远方的小小太阳鸟》从根本上说是关于生存的:有的家庭能够挺过各种难关.
但这一部小说关于午夜.
蓝黑色的、狰狞的、无月的午夜.
有的家庭就是无法挺过去.
没过几天,我就回去工作了.
我麻木了.
浑身发冷.
"如果我现在不回来,那可能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我向主管解释,她担心我回来得有点早.
但那天我接到的第一个紧急呼叫就是去肿瘤科.
肿瘤科病房比医院的其他地方都要安静.
护士们动作缓慢、周到,说话都压低声音.
这里的患者家属更多,三五成群,眼睛肿着,外套一直穿在身上.
走廊两侧有大约十间病房,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护士站,各种专业医护团队的成员可以在里面翻阅内容多得不可思议的病历记录.
在这里忙碌的有疼痛缓解小组、感染控制护士、组织活性护士、理疗师、丧亲护理专家、血液科医生、肿瘤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医院的牧师在病房进进出出,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穆斯林、基督徒,为所有过着好日子和坏日子的人祈祷.
护士站的左边是另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主病房区,这里的病床被床帘隔开,患者家属坐在塑料椅子上,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大多秃顶,身体随着癌症的发展而萎缩,身上连着点滴架和输送吗啡的注射器驱动装置.
走廊尽头有一个患者家属房,医生和护士会到这里告知坏消息.
他们在这里尽可能表现得专业,他们明白,直截了当的语言是人们在麻木和浑身发冷时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
"你的丈夫昨天晚上去世了,我很抱歉"从来都不会被替换成"他在睡梦中走得很安详".
护士们打电话,催促患者家属到医院来,同时评估他们在路上出车祸的可能.
"今天上午你能赶过来吗她现在情况稳定,但我想你应该过来了.
"无论观察结果或临床血液检查的结果如何,他们总能依据经验判断出时间到了.
他们依据自己和成千上万患者家属谈话的经验,判断自己该如何说话,以便让家属安全而迅速地到医院来.
如果发觉家属办不到,他们会请当地警方当面传递消息,并让他们协助患者家属到医院来.
一位资深护士曾告诉我,在肿瘤科的所有文件里,最重要的文件不是血压记录、诊断书或治疗计划,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
"永远别忘记把电话号码写清楚.
"无法及时联系到某个人,恐怕是最让人心碎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持续胸压:两分钟以上.
"罗纳德说.
他是主管护士,知道患者的家属最少还要两分钟才能赶来,同时很了解患者的丈夫,知道患者去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到她的身边,这件事无比重要.
尽管高级医生已经建议停止,但罗纳德还是告诉初级医生继续按压.
"再来一轮吧,"他说,"她丈夫马上就来了.
"罗纳德知道,在那一刻,"她快不行了"比"她去世了"更让人感到宽慰.
他知道对于他的许多患者来说,尽管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一个小小的善良之举可能会让活着的亲人好过一点.
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
丈夫不会记得医生坚持不懈进行的胸部按压.
随着几周、几个月、几年时光的流逝,他会忘记复苏治疗的残酷,忘记血液,忘记针头,忘记对如此脆弱的身体进行按压的暴力.
但他会永远记得在妻子弥留之际,自己一直握着她的手,轻声对她说出了自己需要讲完的话.
我在病房里忙前忙后,尽量不细看患者,但那是不可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太像我爸爸了:同样的病号服,同样的干咳,放在床头的同样无人触碰的水果,还有妻子们勉强的微笑.
我咬紧牙关,跟着医疗小组来到侧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床上,脸上戴着氧气面罩.
一个医生走出来,脱下手套.
"虚惊一场,"他说,"他们觉得是过敏反应,但他没什么问题.
"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离开,但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患者身边.
他拉下氧气面罩,对我微笑.
"你有空吗"他问.
"当然.
"我坐在他身边,把他要的报纸从旁边的床位上拿给他.
"你能把战况念给我听吗"他把报纸翻到赛马版,我还有堆积如山的案头工作要做,而且马上有一节培训课要上.
"简单念一下就好,我不想麻烦你,但不戴眼镜我一个字都看不见.
"我把马的名字和排名念了出来.
他边听边在空气里比画.
"那家伙.
"他说.
我没有从报纸里抬起头.
我能够闻到化疗药物在他皮肤上留下的金属气味,听到他吊水的滴答声.
让我难受的是拖鞋,它们整齐地摆在床下.
和我爸爸的拖鞋一模一样.
我抑制了几天的泪水突然爆发了,泪水来得太凶猛,我一不小心打翻他床头的一杯水.
"对不起,"我说,"太对不起了.
"我起身准备离开,但他抓住我的胳膊.
他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后我哭了.
他把我拉向他的臂膀,抱着我,让我紧紧挨着他吱嘎作响的胸口.
他的肋骨紧贴着我的颧骨,我的泪水迅速肆意地流下来.
不过几秒钟时间,但我觉得更久:他成了我的护士,而我是他的患者.
"哭出来吧,姑娘.
""对不起,这一点都不职业.
我是来帮助你的.
""胡说,"他说,"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
同时,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希望,这位抱着我的患者,这位因癌症而生命垂危的患者,是我的爸爸.
谢丽尔参加了我爸爸的葬礼.
她站在后面,靠近门口,远离亲朋好友,努力不引人注意.
但当我站在前面,搂着我的妈妈,孩子们在我身边哭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了她眼睛里的泪光.
我哥哥在致辞的时候向谢丽尔表示了感谢.
"她让爸爸走得有尊严,没有痛苦,如他所愿.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满足了妈妈的要求,让爸爸住进临终关怀病房.
她把威士忌带到病房,让爸爸如愿以偿.
无论我何时从伦敦给她发信息,她都会回复.
当她知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她也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她当然是一位职业护士,但她所做的又远远超出职业.
对我们家来说,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护士.
对爸爸来说,她是朋友.
她爱爸爸,而爸爸也爱她.
"到我站起来时,我两腿打战.
我走到讲台上,努力不看妈妈,或不去想象爸爸躺在我面前棺材里的样子.
我从没有词穷的时候,但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我读了爸爸的话——谢丽尔帮我找到了他写的东西.
谢丽尔支持他计划自己的葬礼,想想自己想要点什么.
她也帮妈妈做了计划.
她告诉妈妈,正式地讲,海葬是需要得到官方许可的,不过我妈妈说她认识一个大块头的渔夫,可以不管什么规矩.
"伊恩会喜欢那种男人的.
"谢丽尔说.
念我爸爸的话时,我没有看妈妈.
但我一直看着谢丽尔的脸.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的声音哽咽了.
但她最微小的点头给了我力量,让我把讲稿拿起来,站直身子,读了出来:"爱是唯一重要的事.
我说的是你我所有人:你和妻子分享的爱,或和丈夫、爱人、儿子女儿,还有——也许所有爱中最珍贵的——和孙辈——分享的爱.
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深的爱,为了捍卫它你可以放弃生命.
一种高耸入云的爱,循着它你能够看到天堂,它高得足以让你相信它的存在.
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已经见识到它了.
也许你们中有一些人幸运如我.
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要去爱.
到最后,爱是唯一重要的事.
要爱彼此.
"11日暮之时如何对待它最弱势的成员,是衡量任一社会的真正标准.
——圣雄甘地死亡并不总是最糟糕的事.
长命百岁却晚景凄凉,是等待着我们许多人的可怕命运.
我们都会生病死去,或者变老.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照顾我们的人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而且无私.
但这些品质可以后天习得吗它们是本性,还是变化的呢自达尔文认为道德先于宗教以来,科学家、神学家、数学家、进化论者,甚至政治家都曾研究过利他主义.
但善的起源仍然是个谜.
达尔文本人认为,适者生存,也许包含着让那些最善之人生存之意.
为了让任何文明得以成为"适者"并幸存,它的成员必须是集体善良的——他们愿意为群体的更大利益做出个人牺牲.
科学记者乔治·G.
普莱斯进一步发现了一个公式,证明无私是更广阔生存前景的一部分;利他主义不是无私和道德的,而是自私和遗传的.
但他不愿接受这种想法.
他想坚信我们天性善良,我们都是好人.
于是他一生都在践行善举,最后却剪断颈动脉自杀,跟德里克的做法近似.
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我很难搞明白很多事的意义,但我最终理解了护理的意义.
我以最难的方式学到了这一课.
我像猎鹰一样盯着谢丽尔,就像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护士时那样专注.
而这一次是为了我自己.
我需要站到栅栏的另一边,才能理解善良的重要性.
我爸爸的死让我明白,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宝贵,又是如此脆弱和易受伤害——不只是医院里的患者家属,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而且终有一天,我们需要依赖陌生人给予我们的善良.
这些,也许当你遭遇和我一样的经历,或当你成为格拉蒂丝、德里克或茉莉的姨妈的时候,你便能体会.
护理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并不需要理论化的知识.
护理不过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和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也有一些护士并不善良.
护理及助产委员会的网站上列出不少护士的不当行为,其中很多都与护理老年人有关:令人震惊的不良护理案例;虐待行径;受护士伤害或限制行动的患者;对患者大声呵斥、咒骂、拳打脚踢.
老年人护理是护理最纯粹的形式.
护理老年人时,技术变得不那么重要.
医学变得意义不大,甚至药物也是如此.
重要的是护理的核心:尊严、支持、关怀、温柔和尊重.
但我们正面临危机.
英国老年人的增长速度让我们疲于应付,卫生部预测未来十年老年人的数量将会增长百分之二十.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院相应的科室出现爆满,而由于财政支出的削减,老年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基本的医疗护理.
于是他们只好待在医院里,占用其他可能需要医学治疗的患者的床位.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每年花费八点二亿英镑,让老年患者在不需要紧急治疗时继续住院,而社区卫生保健资金却继续面临缺口.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整个卫生系统正在崩溃.
住院的老年人恶化得很快;比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们每天会损失百分之五的肌肉力量.
住院的时间越长,他们出院的机会就越小,而身体会越来越脆弱.
医院对老年人的护理正在发生变化.
医院正在成为对老年人进行综合治疗,以保障或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地方.
"不做复苏"的要求在老年病房现在仍时有出现,但已经很少(以前很常见)会有医生在原因框里写:"年老体弱,抢救可能不会有效果.
"相反,除非患者患有晚期癌症、终末期肾衰竭或心力衰竭,否则无论他是六十五岁还是九十五岁,他们被给予了同等资格,继续质量相近的生活,医院也会对老年人进行风险更高、过程更为复杂的治疗.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这种文化转变对任何卫生系统都有极大的影响.
护理老年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要把失禁患者抬到椅子上,为他们更换床铺,同时还要一直跟他们聊天;帮他们清洗、如厕、穿衣、刷牙、梳发,帮他们拿勺子或杯子、换枕头或握着他们的手.
许多老年人长期住院后,在不适合出院的情况下提早出院,没能得到需要的护理,结果在状况恶化后又回到医院.
护士们要在患者中奔波穿梭,完成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任务,仿佛在流水线上作业:清洗、给药、翻身、换床铺,给他们送去你都不想给自己家的狗吃的病号饭,以及偶尔(像某个护士经常做的那样)偷偷给他们带去家里做的千层面.
光给药就需要很长时间.
人手经常不足,尽管在《弗朗西斯报告》[1]之后,政府公开声明:"老年人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倾听,以及怀着同情、尊严和尊重的对待.
"我共事过的大多数护士都善良、周到和富有关怀.
但是,和任何工作一样,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护士也会有表现糟糕的一天.
这可能是受到她个人生活中的琐事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她经受着外部和人事方面的压力.
当你被社会、老板和媒体低估或轻视时,你很难表现出善意.
当你精疲力竭,持续在无法获得安全感的环境下工作时,你也难以全力以赴、和蔼可亲.
倦怠——即长期无法解决的工作压力——很常见且影响严重: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引起精神健康问题和冠心病.
做护士还有另一个风险,它有时被称为继发性创伤应激障碍,或同情疲劳.
护士最早被诊断出同情疲劳是在一九五〇年,它可能会导致患病护士持续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并对他们提供患者所需和应得的优质护理,还有他们的善意和同情的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项研究表明,急诊科护士患有同情疲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这与精疲力竭不同,精疲力竭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会表现为抑郁.
同情疲劳通常出现在护理创伤患者的时候.
护士需要反复消化患者创伤带来的碎片——就像护理传染病患者的护士,自己也会有被传染的风险,护理负面情绪也有让她们染上负面情绪的风险.
即便每次积累的只是一点点的悲剧和哀伤,以及孤独和悲恸,但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这样的积累也将带来危险的后果,直到将人掏空.
但糟糕的护理是没有理由开脱的.
不可原谅.
一旦看到糟糕的护士,我会感到害怕.
我很庆幸在自己的护理生涯中,恶劣的护士所见不多,绝大多数护士都善良、富于同情心,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够关怀患者.
幸运的是,善良也是一种可以传染的品质.
但我也看到过很多善良的护士面临糟糕的日子,而且其中还有更广阔的政治背景需要研究.
老年病房里可能有三十张床位,但只有两位正式护士负责.
老年病房的护士长告诉我,这个星期的人员安排实在太糟,很多护士一整天都没有休息.
一个我认识的护士在老年病房工作时,口袋里需要装着葡萄糖药片,以免血糖过低:她已经在上班的时候晕倒过好几次,而这几天她根本没时间吃午饭或晚饭.
另一个护士则饱受膀胱炎反复发作之苦,有人告诉她,这是因为她没有在需要的时候去上厕所.
有时你根本没时间上厕所;那些日子你故意不喝水,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时间.
【更多书籍添加vxbooker113】这个世界在一刻不停地改变:有关老年病房可怕的人员配置状况,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人与人越发疏离,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
我们赞颂年轻,老年人不会——像在西非或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一样——被看作社群中睿智而重要的一员.
我们的老年人被看作社会的负担.
我们惧怕衰老,而这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尽管老年人为经济贡献了六百一十亿英镑,但根据英国老年人协会的数据,近九十万老年人的社会护理需求目前还没能得到满足.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没有多少善意.
我筋疲力尽.
我和孩子的爸爸分手,我们卖了房子,我一个人勉强负担着房租.
我的工作时间长得有些荒唐,我忙着护理、写作、教书,而这还不够.
我还没像其他护士那样申请发薪日贷款或去食品银行,但也快了.
我发现女儿会用透明胶带粘补她的鞋子,她看见我的时候会立马把鞋子藏到背后.
而我看见她上学穿的鞋子上破了个大洞时,她搂着我对我说:"没关系,妈妈.
"她说:"我都粘好了,这样下雨的时候就不会漏水了.
"她才十岁.
我是个失败者.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
我好想我爸爸.
我终于知道,也理解了什么是护理.
我学到技能和经验,成了一名资深护士.
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能量.
我沮丧、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我想我大概是同情疲劳了.
你在外面就可以闻到老年病房的气味.
失禁是很常见的.
由于病房人手不足,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清洗、如厕和保持尊严就会被首先舍弃.
我穿过那片让我眼泪直流的气味,来到一群人围拢着的一张病床前.
一个医生正在进行胸部按压,床上的患者身形小得可怜,你仿佛能够听到他胸骨碎裂的声音,仿佛走在雪地里的那种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病床四周围了太多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必要待在这里.
于是我应答了众多呼叫铃中的一个,去了另一个显然也很痛苦的男人身边.
穿行在老年病房护理室的患者当中,往往会为生活带来宝贵经验.
《约伯记》将人类的生活描述为与生俱来的约束.
但即便身体停下脚步,我们也会继续前行.
老年病房里的所有患者都仿佛处在半分解状态,似乎真的已半截入土.
病床似乎把某些人整个都吞没了.
老年患者遍布医院:在内科与外科病房,在门诊部、肿瘤科、精神健康科.
但老年病房可以让你见识到真正的衰老和不可思议的虚弱.
患者可能在家里摔了一跤,然后就要来这里康复,或神志不清,承受着胸部反复感染的痛苦.
我的两边有四张床,四张床围成一个半闭合区域,病床上躺着的是几个非常衰老的男性患者.
女性患者在走廊另一边.
一个面颊凹陷、皮肤薄如纸的男人正把颤巍巍的手伸向一个托盘,托盘上有一个盛着茶水的成人吸管杯,吸管口有咬过的痕迹,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
他没有,或没法说话.
他的信息写在头上的一块大白板上,字迹很难看.
护士站里也有一块类似的板子,上面写着:"记住,说英语.
"这个患者白板上的字是用绿笔写的:"吉尔德先生,无过敏反应.
"下面写着:"探访时间:下午三点到五点.
"但这里没有访客要来的迹象,无论是在他这里还是病房的其他人那里.
没有亲属来探望这些年迈的患者,这让我的国际同事们大为惊讶:"其他国家不会这样.
老人身边没人陪伴,一个人住,被陌生人照顾.
"我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试图找到一些可以帮助我的力量.
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由于精疲力竭而不停流泪.
但我不能一走了之.
这间病房里的护士都在忙碌,看不到任何人,但我能看到一扇开着的柜门,一个装着脏东西的亮黄色垃圾袋被从里面扔出来.
我看了眼时间.
我不能误了去幼托所接儿子和女儿的时间.
我想象着他们坐在那里,和还没有人来接的小朋友们坐在一起,就和每天一样,眼神渴望地盯着窗外,直到看见我的身影才喜出望外.
"我很抱歉.
"我说.
他们通常都会说"别担心,妈妈".
他们从不抱怨,这让我更加过意不去.
但我而后望向床上的那个男人,他的表情和孤独.
我想起妈妈,她做了很长时间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周末在工厂工作赚学费,还帮人排忧解难,上夜班.
她一定也精疲力竭,但不知为何,她一直都保持着善良.
我想起谢丽尔,想起她对爸爸有着怎样的意义,她如何把自己的生活放在次要位置,为我弥留之际的爸爸送上了善良.
"你好啊,吉尔德先生.
"我把将他和病房里的混乱、横冲直撞的医护人员和此起彼伏的警报铃隔开的床帘拉开一半.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没顾虑太多这椅子上的湿痕.
我伸手去拿温热的茶,把茶放到他面前.
他的手抖得很厉害.
"我来帮你吧.
"我用一只手扶着他的头,轻轻把吸管口放在他干裂的唇上.
他十分急切地喝起水,我克制自己不要想他上一次喝水可能是什么时候.
这不一定是护士的错,今天这里人手不足.
但没有人来帮吉尔德先生.
喝到水后,他脸上的表情缓和不少,手抖得也不那么厉害了.
喝完后,他向后靠在床上,只是活着就让他精疲力竭.
他微笑着,整个人平和了一点.
不过他还在发抖.
盖在他身上的毯子几乎和他衰老的皮肤一样薄.
"我再给你拿条毯子过来.
"我告诉他,"今天有点冷.
"我走过药柜,穿过双层水槽和大白板,白板上有患者名单、顾问医师姓名和一大块空白区域,护士们要在那里写:"上个月摔倒的次数""上个月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病例数""褥疮次数",以及其他可怕的、本不该在医院里发生但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走过患者厕所,来到织物笼,里面有床单和枕套,但是没有毯子.
主管护士匆匆走过来.
"晚些时候才能送过来,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
需要的话你得去其他病房借了.
"沿着走廊分布的是私人病房,私人病房在不断扩大.
那里是另一个世界,似乎什么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们小组需要时常检查心脏骤停用的紧急手推车,以保证所需的东西始终齐备,同时保证没有额外的东西(多余的手套、废止使用的老式鼻咽管、旧电池、过期的除颤器垫,还有一次出现了一个装满纽扣的珠宝盒).
手推车上有,或应该有低血糖用品盒,以防患者出现血糖过低的状况,其中包含一瓶葡萄适运动饮料.
很多时候饮料都会不见,护士们经常把原因归咎到上夜班的初级医生身上,因为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后他们需要补充能量.
跟旁边的主病房不同,私人病房只有输入门禁密码才能进入.
英国国民医疗系统下的医院里,这类病房在不断增多,有时国民医疗署的患者也会被送到私人病房,因为普通病房的床位不够用了.
这对国民医疗系统是有害的.
现场开业护士苔芙曾说:"很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事情,人们反而毫无察觉.
现在,私有化正在发生,就在我们眼前.
"我按了门铃,等着接待员响亮地喊"进来".
我走过一尘不染的走廊,经过患者和家属,其中大多数是穿着名牌裤子和拖鞋的中东男人.
当然,还有很多人选择待在家里,让西方护士和医生去中东照顾他们.
许多护士都会去沙特阿拉伯等地工作,在那里赚一两年钱,就可以还清债务,或存下一笔钱买一套公寓.
你可以更容易地赚钱,其中大部分还免税,并且是在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
但我永远做不到.
一个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作为一名女护士,你会被那里的男人视而不见,无法得到尊重.
他们根本不会听你讲话,有时他们还会朝你吐口水.
那里和这里不一样,工作、性别和文化都很复杂.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但不是什么有益的教训.
"我的医生朋友穆罕默德来自阿曼.
他对中东地区的护理和医学有不同看法.
"时代在发展,中东人对女性的态度在改善.
人们会尊重护士.
钱是好东西,但那边天气太热了.
我很喜欢英国的绵绵阴雨.
"他收集各种尺码、颜色的雨伞,欢迎牌上没有他的笑脸照片,而是他的名字和一把黄色雨伞.
在私人病房,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单独的浴室和一台电视机.
一切都完美无瑕、干净整洁,还有大办公桌、舒适的椅子以及一面大镜子.
床边的桌子上有一份菜单,菜品丰富,主要是犹太食品和清真食品,背面是菜单的阿拉伯语版本.
菜单旁边是一小包透明的莫顿·布朗洗漱用品套装和一些装在塑料袋里的毛绒拖鞋.
床上有额外的毯子,还有两个枕头,枕头套在干净柔软的白色枕套里.
如果没有抽吸器和氧气机,你会觉得这里是五星级宾馆套房.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静静地眺望窗外,想着旁边老年病房里那位老人够不着的那杯热茶.
我找到放被褥的柜子,没人帮忙,我自己找了两条毯子,夹在胳膊下面,准备拿给吉尔德先生.
我回去的时候,医院的理发师正在给吉尔德先生旁边床位的患者梳头.
我对他们报以微笑.
这工作太重要了.
有时我们会谈到皮肤饥饿——老年人可能缺乏与他人的身体接触.
想象一下从未被触摸过的感觉.
研究明确表明,拥抱之类积极的身体接触,能改善成年人的血压和心率.
吉尔德先生睡着了,就像死了一样,嘴巴大张,喘息着.
但老年人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入睡.
我离开他,去女性病房找一位叫琼斯太太的患者,她让我想起我们家族里的很多女人:尤其是我妈妈的奶奶,她是个威尔士女人,心直口快,有一头完美的卷发,眼睛里流露出幽默感.
而且和我们家族里的很多女人一样,琼斯太太活得很真实,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很坚强.
她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需要二十四小时供氧才能呼吸.
她的肺使她无法动弹,肌肉萎缩到无法行走,她只能依靠轮椅.
她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问题,包括心力衰竭和糖尿病,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她享受生活.
她今年九十二岁,还能够迅速解出一个复杂的纵横字谜.
"今晚多给我些胰岛素吧,护士小姐.
"琼斯太太微笑着对我说,"我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站在她身边,看了她的病情记录.
昨天晚上她有一次紧急呼叫,但没有心脏骤停.
"又喝杜松子酒了,琼斯太太"琼斯太太突然大笑起来,咯咯地笑.
她用手捂住嘴巴.
岁月的沧桑仿佛在她身上褪去,让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岁.
"一点点,"她说,"他们拿给我的.
"患者们会把各种东西带进医院:酒、毒品、雅芳产品,然后卖给其他患者.
更糟的是,有的患者和家属还会把医院里的东西运出去:护士的手提包、药品、电视机、其他患者的违禁品、甚至还有一座一点八米高的落地大摆钟.
替换大摆钟的时钟现在用链条固定在地面上.
"太可悲了,"我的同事说,"没有什么事比用锁链把医院里的东西锁起来,防止被人偷走更可悲的了.
"但偷窃是司空见惯的行为.
圣诞节时,一家慈善机构为那些在重症监护室里为生命而战的孩子准备了很多礼物,结果礼物被洗劫一空.
有一天晚上,一个护士的钱包被偷了,她当时正靠在床头打盹儿.
护士们小心翼翼,不带现金上班,而且总要确保把包锁在办公室里,以免他们工作的时候有人从钱包里偷钱.
"不过比杜松子酒糟一点,"琼斯太太说,"是哈根达斯.
"我扬起眉毛.
一位保健助理早些时候告诉我:"她肯定有一个塞满了甜食的柜子.
我们永远也没法知道她又从哪里搞来了糖果和巧克力,但我怀疑一个患者,他以爬错床,还跟人家睡在一起著称.
"但是冰激凌是怎么回事真不可思议.
除了屡屡犯下有关违禁品的"罪行",琼斯太太还很擅长逗其他患者开心.
她总是很快活,尽管我知道随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恶化,她一定承受着痛苦.
但她脸上的微笑突然凝固了,我看到有一群人朝我们走来.
罗伯逊医生来查房了.
和护士一样,医生有时也不友善.
而罗伯逊医生则饱受护士和患者诟病.
他查房的时候装模作样,还会对身边的任何人大喊大叫(有一次他跟一个清洁工要血液检查结果,还在她说自己要去准备下午茶时大发雷霆:"什么你找不着那你就去给我找一个能找着的人过来!
")他是我共事过的人里对待患者最恶劣的一个.
而且这些人里还包括乱扔东西的外科医生,以及每次传递坏消息都嬉皮笑脸的医生.
但我合作的大多数医生都是善良的、出色的,虽然通常性情古怪.
但罗伯逊医生不只古怪,他不善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避免让他找麻烦,我们可能还会耍一些花招,让他对我们公平一点.
然而并不只有罗伯逊医生一个人对患者不尊重、不友好.
"琼斯太太,九十二岁,患有多种疾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我们要给她做检查,你们可以给我你们的鉴别诊断.
"他对围在他身边的医科学生说,但自始至终没有看琼斯太太一眼.
当班的病房护士长杰恩皱着眉头.
医科学生里既有表情严肃的年轻印度男人,也有穿着高跟鞋的白人女性.
医科女学生似乎经常穿着铅笔裙、低胸上衣和高跟鞋来医院上班,我搞不懂为什么.
在积累着陈年的体液和经常需要跑来跑去的医院里工作,穿平底鞋和不那么隆重的衣服似乎是更明智的选择.
"琼斯太太,我们要给你做个检查.
"杰恩大声说,"坐起来一点吧,乖乖的.
"我闭上眼睛.
我很惊讶琼斯太太没有照办.
但我睁开眼时,看到她在微笑.
"怎么了,姑娘""是罗伯逊医生,"杰恩大声回答,"他要给你做检查,老太太.
"她快要把肺吼出来了,但琼斯太太装作没听见,还把手环在耳朵上.
杰恩俯下身子,医学院的学生们靠在她身后,仿佛粘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医生们要给你做检查,老太太,让你好受一点.
"杰恩大喊大叫之后,保健助理从办公室跑出来,邻床的患者开始喘粗气,然后也开始大喊大叫.
"让我睡会儿,让我睡会儿!
"琼斯太太把手放下来.
"我他妈又不聋,"她说,"而且你们别想整我.
我他妈也不傻.
"医生带着学生们溜走了,杰恩满脸通红.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看到护士对待患者时表现得趾高气扬、轻蔑、冷漠无情,有时甚至是残忍.
我认识一个护士,坦白地讲,我家的仓鼠我都不敢交给她照顾.
她对所有的患者都很粗暴,做什么事情都会弄出噼里啪啦的动静,坐在护士站里只会一个劲儿地翻杂志,任由红色警报不停闪烁.
她的患者深受其害,有人甚至会因她病情加重,或至少是不会很快康复.
就像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曾总结的那样:"如果患者冷了,如果患者发烧了,如果患者晕倒了,如果患者在进食之后生病了,如果患者生褥疮了,这通常不是疾病所致,而是护士的责任.
"我不知道在未来,情况是否会更加糟糕,医生和护士对待患者的态度是否会越来越恶劣.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戴上了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昔日的护理时光.
我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正在经历集体性的同情疲劳.
"Hiraeth"这个词,在威尔士语中表示怀旧,或一种对于你永远无法回到其中的状态的渴望.
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善良之中,如果它真的存在过.
而倘若人类从来都不曾善良,我希望我们可以像琼斯太太一样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
[1]2009年3月,英国斯塔福德医院曝出丑闻:该医院因刻意削减医疗成本,导致医院药物、设备及人手均出现大量短缺,直接造成几百名患者受到怠慢、贻误治疗,致使病情加重甚至病人死亡.
为此英国卫生部委托律师罗伯特·弗朗西斯对该医院进行调查.
弗朗西斯在203年公布了最终调查报告,即文中提及的《弗朗西斯报告》.
该报告在揭开斯塔福德丑闻的同时,也对英国国民医疗体系进行了反思,推动了后来的一系列改革.
12死亡总有两种除却此刻与现世,一定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此刻太短暂了,现世太破败了.
我们一无所知,包括对我们自己.
——弗吉尼亚·伍尔夫高产作家、护理理论学家希尔德加德·佩普劳曾写道,护士与患者关系的最后阶段(处于护理意义的核心)是一种解决与终止.
只有当患者出院或去世,护士同患者之间的关系才算结束.
"与社会关系不同,护患关系的关键在于它是暂时的.
"佩普劳写道.
她是错的.
护理不会停止于医院中的工作结束之时,也不会在死亡发生后结束.
一口小小的白色棺材:又是一场孩子的葬礼.
六个月来,我和同事一直在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他.
塞缪尔出生得太早了,肺还没有发育完全,需要大量的通气支持,这致使他患上了慢性肺病:一种使肺部僵硬、难以充氧并容易感染的疾病,其严重程度足以需要生命维持机.
每年冬天,儿科重症监护室都会爆满,到处都是塞缪尔这样的孩子,他们在第二十三周或二十四周就早早降生,不幸地无法在母体中继续发育.
护士们深知发育不完全的可怕之处:家庭在经历早产带来的无数创伤后,又需要在一年后将孩子送进儿科重症监护室,让他们已经更加深爱的宝贝再次为生存而战.
塞缪尔妈妈的脸一直痛苦地扭曲着.
她的眼睛似乎在寻找什么,但眼神茫然无措.
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家人们沉浸在痛苦中,脸上挂满泪水.
我环顾整座教堂,看着哀悼者们.
我们都爱着塞缪尔,我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共来了六个护士:其中三个刚下夜班便花了两个小时赶到这里,还有一个已经连续二十一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其中一个护士,乔,是照顾塞缪尔最多的人.
乔是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初级护士.
塞缪尔由于可能会发生交叉感染,因此被单独安排在了侧室,远离主病房.
乔在侧室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几个月:白班的十二个半小时里,她坐在塞缪尔和他妈妈身边;夜班的十二个半小时里,她陪着塞缪尔,塞缪尔的妈妈在附近的家属休息区休息.
我偶尔去替班,让乔可以稍微打个盹儿;我帮她检查药物时,经常会看到她在给塞缪尔唱歌,或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
塞缪尔黑溜溜的眼睛跟着乔的身影转来转去,对她微笑,仿佛真的是有意为之,尽管他一定处在痛苦当中.
乔会在口袋里准备吹泡泡的工具,轻轻把泡泡吹向塞缪尔,一个接一个地吹出来,直到塞缪尔兴奋地蹬小腿.
一位医生告诉塞缪尔妈妈坏消息后,乔一直陪着她,并且在上完班后还留在那里很长时间,把医生的话翻译成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
当塞缪尔即将去世的时候,她把塞缪尔的小手画了下来,还用卡片留下他的指纹.
她还从塞缪尔的后脑勺上取了一绺头发,给了塞缪尔的妈妈.
投入这么多情感是危险的.
只有在反复吞咽悲恸之后,人才会感受到悲恸的伤害.
对于护士所承受的情绪重担,相应的心理督导太少了;对于她们所看到的、所做的事,如何影响或不影响她们的生活,人们鲜少谈及.
然而优秀的护士,总会心甘情愿来承受这样的风险,给需要帮助的人最好的帮助.
乔深深地鞠躬,后来我看到塞缪尔妈妈来到她的身边,她们在教堂中间拥抱,弥漫于周遭空气中的悲伤笼罩在她们身旁的白色小棺材之上.
《护士及助产士委员会职业行为规范》这样写道:20.
6要保持客观.
始终与你护理的人(包括曾经护理过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保持清晰的职业界限.
但好的护理是无法客观的.
乔是个出色的护士.
她明白护理意味着要去爱.
即便是在患者去世之后.
"临终服务"——也就是在一个人死后提供的护理——是护士的任务.
安置好一个人的尸体,是你能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事.
整个过程是隐秘的,和大部分英国人对待死亡的方式一样,而且你永远无法在课堂上学到相关知识.
我见到第一具尸体是在普通内科病房.
我正在实习,等待被分配工作.
我的同事都是烟鬼(其中一个临盆在即,还在抽烟),身上戴满饰物,留着糟糕的发型.
这个病房的患者往往有各式各样的病症——糖尿病和痴呆、心力衰竭和慢性肺病、腿部溃疡和髋骨骨折——需要有人喂饭、喂水,帮忙上厕所.
日常工作是周而复始的.
我们轮流照顾患者,不是根据他们需要使用便桶的迫切程度,而是根据床位号:一号床是头一个.
如果一号床在睡觉,我们会把他叫起来.
但今天,一切都迟了.
患者们坐在床上,似乎很高兴没有被强迫坐到椅子上,或在病房里四处走动.
当我来到侧室,两个护士正在按摩死者的关节.
我正推着茶具车,推车猛地一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我愣在原地看着,直到其中一个护士凯莉抬起头,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张着嘴巴.
"哦,亲爱的,别担心.
这人这辈子不亏,过得挺舒服.
家人都会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很抱歉,"我重新掌握好手推车,"我以前没见过.
"我倒退着往外走,走得很慢,几乎每走一步都要鞠一个躬,感觉需要时刻保持正式与庄重.
我注意到护士们按摩他的手和手腕的方法,好像他还活着,但他显然已经死了.
他的皮肤是灰色的,嘴巴完全张开,他完全不像人类.
"把手推车放下,过来帮我们一下.
"凯莉说.
我想说不.
我想找个理由逃掉,再也不去见那个灰色的死人.
但我知道我需要坚强一些.
我在门口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走进来,放下手推车,穿上罩衣.
"你可以从手肘开始,"凯莉说,"已经很僵直了,但我们可以设法让它恢复.
"我感到胃部一阵涌动,赶紧使劲咽了口口水.
我努力不把这个男人当作一个人去想: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下来的办法.
我专注于他的手肘,他的手肘现在已经变成味噌汤似的颜色.
我轻轻地按摩它,让它不那么僵直:去掉他身上的一点死亡气息.
我努力不去看放在床头的孩子们的照片.
孙辈曾孙辈在用枕头把他的手臂支起来之前,凯莉解释了她们按摩关节的目的.
"这样他的手臂就不会褪色或泡水.
"她说,"对于家属来说,没有比泡水更糟糕的事了.
然后我们要给他戴上假牙,再用东西把下巴撑起来.
接着要给他清洗身体,给他打扮打扮.
最后给他贴上标签,把他裹在被单里.
现在是夏天,要避免苍蝇进到他的嘴巴里,不然很快就会长蛆.
那绝对会吓死家属的.
"我望着另一个护士,她怀有身孕,嘴里嘀嘀咕咕:"是裹尸布,不是被单.
"我不敢问"泡水"是什么意思,努力把一具苍蝇钻进嘴里、最后头部长满蛆的人类尸体的图像从脑海里清除掉,回避人类普遍的恐惧.
晚些时候,大概四点左右,我趁休息时间出去透口气.
"想什么呢"一个坐在我旁边长椅上的男人问我.
"生活,与命运.
"我说.
他笑了:"听上去很严肃.
"他转头面向太阳,闭上眼睛.
"天气真好.
"我叫上初级护士萨维.
我们要给一个在外公家池塘里溺死的六岁女孩做临终护理.
尽管我们尽力拉上所有窗帘,但房间里还是太亮了.
房间沐浴在深黄色的光线里.
女孩弗蕾亚躺在中间,她太小了,头枕在枕头上,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她的眼睛还是半睁着的.
我一直把手指温柔地放在她的眼睑上,试着让她合眼.
但那双眼睛依然执拗地睁着,仿佛女孩正要从一个噩梦中醒来.
她的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两个稍大一点的哥哥——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选择在我们进行临终护理时,不留在房间里.
他们在病房入口附近的家属室里等着,我努力不去想他们在里面等待时的样子——他们彼此默默无言——以及外公外婆会有怎样的感受.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出小小的悲剧,但弗蕾亚的死尤其让人痛苦.
她身上有一根导管,一根气管内插管,一根中心静脉插管,两根外周静脉导管,一根仍插在骨头里的骨内针,一根胸腔引流管,一根鼻胃管.
"我们没办法把所有这些都移除,"我对萨维说,"我们要把它们都放进去,塞进去,或捆起来.
我会把她嘴里的气管内插管剪断,然后捆起来,这样看上去稍微好一点.
当然,这对她的家人来说还是很糟糕.
"萨维紧紧站在我身后,虽然房间很宽敞,没有大机器占据空间,床周围也站得开.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
"她说.
我深吸一口气.
我总是会忘记.
现在我年纪大了,这份工作也做了很久,我不再记得那个年轻的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情感.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感情充沛.
除了家人,总有其他人会因为医院里的患者离世而备受打击:医生,护士,每天给患者送茶和饼干、跟他们聊天的志愿者女士,帮患者阅读菜单的保健助理,病房里的理发师,检查药物表格并且停下来聊了会儿天的药物助理.
但初级护士总是感受最强烈的;高级护士往往已经找到保持冷若冰霜的方法,可以使她们的心不再受伤.
但发展出这层厚甲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见过多少尸体,但数量一定非常可观.
护士们会花很长时间和垂死的患者待在一起——这些患者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两种语言之间——和那些刚刚去世的患者待在一起,当他们还没有被移去太平间,肺里还留有空气,房间里还留着他们睡衣的气味,还回荡着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微粒还飘浮在空气中,在光线下化作尘埃.
"有时说出来会好一点,大声讲出来吧.
"我对萨维说,"就当这个孩子还在.
"萨维从我身后走出来,她已经泪流满面.
"这家人太可怜了.
"她说.
我伸出手,轻轻抱了抱她.
"哭出来也没关系.
实际上哭出来很好.
这表示你真的关心那家人.
"我也希望自己能流出泪水,但它们已经被深埋在我的心底.
"哭吧,"我对自己干干的眼睛说,"哭吧!
""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不能随便哭的.
印度教相信,哀悼应当持续十三天,同时应该由家人而不是护士来为死者清洁尸体.
""在这里,有时也是这样,"我说,"但并不总是如此.
最好是问问家属想要怎么办,他们有什么需要.
父母会深受打击,几乎站不起来……"我看着弗蕾亚,她的身体肿胀,布满瘀伤,皮肤灰白,被各种设备覆盖.
"我们干活吧.
"我对萨维说,然后又对弗蕾亚说:"没事的,小姑娘,我们会让你干净一点.
"和很多同事一样,我也经常跟死者说话.
不知为何,这会让死亡的感觉有所减轻,让护士可以在悲伤不至于将她们压垮,或不再感觉到她们自己终有一死的厄运撕咬着空气的状态下,完成最后的工作.
和死者说话可以让他们仿佛活着一般.
死者所在的房间里会有一种氛围,如果你经历过,也会有相似的感觉,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争论——总有什么东西悬在半空中.
我认识的大多数护士都很现实和实际,相信尸体就是尸体,我们自己也不过是在空气中起舞的尘埃.
但当然,每个护士也都有自己的鬼故事.
"你去把水接满,我来做.
"她接了一盆温水.
"加热一点,"我说,"在家属进来之前,需要让弗蕾亚的身体暖和一点.
"萨维哼了一声,移开视线.
"慢慢来.
"我补充说.
我的脸干得有点发痒.
我用酒精把一个塑料托盘擦干净——习惯大于一切:弗蕾亚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受到什么感染了.
但这些习惯还是让一切一如往常,就像我在接触一个活着的孩子的中心静脉插管.
插管上没有血,但插管周围的身体组织中有液体渗出.
我尽量用纱布盖住液体,然后解开插管,把新的敷料放在她的皮肤和管子上.
她的腋下也出现了积液.
我慢慢移动她的胳膊,轻轻按摩,让它们可以在她父母进来的时候显得正常一些.
现在我知道"泡水"是什么意思了.
太了解了.
"坠积性充血"之类的秘密词汇我也不再陌生.
萨维开始擦洗弗蕾亚的皮肤;她动作很慢,很温柔,嘴里还哼着歌.
她从头到脚为弗蕾亚擦洗一遍之后,把手放在小姑娘的胸口.
"引领我们从不实走向真实,"她说,"从黑暗走向光明.
""你看起来好多了.
"我对弗蕾亚说.
她的眼睛终于合上了,而且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
擦洗过后,萨维给她涂上婴儿润肤露,还给她换上睡衣.
弗蕾亚似乎距离死亡远了一点,更像是睡着了.
"最后一件事.
"我在她床头的抽屉里翻找,找到一把套在恐龙套子里的粉红色小牙刷.
我拿出牙刷,把弗蕾亚豌豆大小的泡泡糖牙膏涂在上面,给她刷牙,直到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泡泡糖的气味.
在英国的医疗体系中,工作人员和患者有一点是一样的:护士、医生、搬运工、保健助理、餐饮人员、清洁工和技术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可能来自各种各样的生活背景、种族、文化和宗教.
我和无神论者、佛教徒、福音派基督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天主教徒都共事过.
有一些护士同时还是修女,还有些人信仰着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宗教.
"我信仰水晶疗法和天使.
"一个护士同事曾经告诉我.
"我的宗教是伏特加.
"另一个说.
但无论同事们信仰什么,她们的信仰在平时是怎样地秘而不宣,当患者去世时,这些信仰就会变得十分重要.
从很早开始,基督教就鼓励信徒照顾患者.
而从人类早期的历史开始,许多文化中也产生了基于宗教原则护理患者的护士.
现在的很多护士并不属于某个宗教,或拥有彼此不同的信仰和精神背景,她们必须尊重这些差异.
最优秀的护士,在对待每一位患者时都会像对待亲人或爱人一样.
而护理临终的患者是护理最需灵活变通的方面.
精神性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把不理解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
我们所进行的仪式可能种类繁多,但共同的人性正体现在对这些不同个性的尊重当中.
护士必须尊重患者的精神性,无论它会以怎样的方式表达,有时护士必须压抑自己的信仰.
比如有的护士曾经因为替患者祈祷而被开除,医院声称他们的责任是提供护理,而不是主动提供自己的宗教观点.
我曾经和一些难以掩饰自己信仰的护士共事,让他们隐藏信仰比让他们假装自己是小飞象还要难.
因为那是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为何要成为护士的部分答案.
和所有的护士一样,我选修过有关所有宗教的实用知识:那些与疾病、痛苦和死亡有关的信仰.
但教室并不是学习精神关怀的地方.
我并不是从护理教科书里了解伊斯兰教的,而是通过一位患者,他在临死前要求我把他的脸转向右边,因为那是圣城麦加所在的方向.
我还通过他的家人了解了伊斯兰教——不断有人来探望他——他尽管很痛苦,但显然很高兴见到他们.
我学到,比起医生的建议,有些患者更相信神的旨意;我还学到,无论患者宗教信仰为何,和他们谈撤除维持生命的装置总是最艰难的.
有关"耶和华的见证人"[1]的一课是最让我痛苦的.
一位年轻的母亲,即将在急诊室里失血而死.
她拒绝了可以救命的他人的鲜血,而我们只能让她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护士对患者精神信仰的尊重程度,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意味着患者必须死亡.
护理本身是,也应该是一项越发全面的工作,但偶尔对患者精神的护理,却可能要以葬送他的肉身为代价.
我女儿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回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工作.
她爸爸每天早上八点把她送到托儿所(我六点半就要出发上班),我在晚上六点接她回家.
不能时刻陪伴她让我每晚都从内疚的冷汗中醒来,但成为母亲也让我的护士生涯变了模样.
我开始注意到那些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小事.
病房里的丧亲护士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但突然之间她变得格外重要,我开始以难以言喻的方式尊重她.
她也有自己的孩子,而在白天,她要帮助那些即将或已经失去自己孩子的家庭.
她也会帮助医护人员,从无法在病房里克制自己情绪的初级护士萨维,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医生.
她是一名天才译者:"医生说,对于莎拉我们无能为力,但实际上他说的是我们救不了孩子的身体.
他已经尽力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不过我们还可以做点事情.
为了莎拉,也为了你们.
我在这里,我会和你们在这里,用几天时间来留住记忆.
我们会确保莎拉不再受苦,得到慰藉与安宁.
在她去世前和去世之后,你们都可以抱着她,给她陪伴.
而我也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们.
"太平间是我们所有人的归宿,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屏住了呼吸,穿过一扇又一扇门,站在一排排白色的冰柜前面.
白色长条灯、白色冰柜和白色墙壁让这一切显得荒凉而不真实.
太过临床,与自然完全不同.
这里什么气味都没有——根本没有人们在医院里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气味:漂白精、汗水、血液、茉莉香精、尿液、须后水、薰衣草护手霜、薄荷糖、没洗的头发里的烟味、酒精、粪便.
太平间里什么气味都没有.
它是你能想到的最不恐怖的地方.
就算世上真的有鬼,它也不会待在太平间里.
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一片虚无.
"我们只在这里待一会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太平间里的技术员耸耸肩,"然后就结束了.
"患者来到太平间的流程在各个医院不一样,但有共同之处:如果不能直接推进去,搬运工要把尸体搬到冰柜抽屉里,然后贴上标签,做好记录,最后把柜门关好.
对于越来越多的肥胖患者,会有特制的冰柜和运输机器,不需要人工搬运和安放.
对于婴儿,会有专门的小冰柜,婴儿一般由护士或助产士带过来.
如果胎儿去世时未满二十四周,则不会被登记为死亡.
"我们该怎么哀悼呢——连死亡证明都没有.
"我不会再为这些事感到局促不安了.
我已经习惯了生与死,以及一切处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但从太平间里取出的尸体皮肤上的冰冷很难描述,也很难忘记.
死——和生一样——是一个过程,通常结束于把尸体从太平间里取出来交给家人,由他们埋葬或火葬,或(在医院里很常见)解剖.
解剖过的尸体和那人生前大不一样.
容貌会改变,皮肤也会变色.
人的尸体会比生前更小,更蜡化.
不过太平间也是我见证过最无畏的爱的地方.
那一周我过得很糟,作为英国医疗系统的一名职业护士,我正面临着破产的风险:我没法支付即将到来的账单,也没法付这个月的车贷.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感冒了,喉咙疼,我把他们分别送去幼儿园和学校,给他们吃了扑热息痛和布洛芬,同时等着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接他们回家,但我是一名正在医院忙碌的护士,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班上到一半,我送一位母亲去看她死去的儿子.
我记得我们进去的时候,扎卡里躺在一口放在推床上的棺材里,裹着一条柔软的毯子,而扎卡里的妈妈在我身边一直发抖.
我记得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烦恼是多么自私和不值一提.
那个房间很拥挤,就在太平间旁边.
她伏在儿子身上,我没听见她低声说了什么.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我站在房间里尽可能远的地方.
但她朝我走了过来,把我拉到身边,紧紧抓着我的手.
她没有哭,只是看着儿子,用大拇指抚摸他脸的轮廓.
扎卡里似乎变小了,他温暖的深色皮肤变得暗淡.
我很了解他.
我护理了他几个月,最后花了几天时间给他做临终护理.
在他弥留之际,我们和儿科丧亲护士一起,剪下他的一绺头发,在他的脚上涂了金色的颜料.
我取了他的脚印,给他和他妈妈照了合影,然后昼夜不停地播放他喜欢的音乐.
"你现在看起来平静多了,我的好儿子.
不疼了,对吧不用再做手术了.
不用再看医生了.
"她注意到我哭了,哭得浑身发抖.
她把毯子从他身上拉开,轻轻抚摸他的身体、他的肚子、他的膝盖、他的脚.
"我还没问过你呢,你也有孩子吧"我点头,努力想要止住泪水.
我冰封的心裂了一道口子.
她低头看了许久,抚摸着他的脚掌,金色的颜料还在.
"那我们都是有福的.
"[1]一个独立的基督教教派,信仰千禧年主义与复原主义,不承认三位一体,因此与主流基督教派别有很大区别.
该教派根据《圣经》原文,认为在上帝眼中血代表生命,人要禁戒血,所以不可接受输血治疗.
13孩子的身体渐渐温热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坚定的心.
——埃德娜·阿丹·伊斯梅尔[1]这是我做护士的最后一天.
我走在通往医院的桥上,看着桥下的水由绿变蓝再转黑.
我还是对颜色很着迷.
我已经四十岁,不再是那个把贝壳放在耳朵上的瘦巴巴的女孩了.
但护理让我听得更加用力,最终我什么都没听到,但又真的听到了一切.
我的影子在水面上参差不齐,不停跃动.
我想让时间延长,让我上的最后一次班的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但我一到办公室,紧急呼叫铃就响起来.
我跑去寻找一个在运送过程中意外发病的患者,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正坐在他身上,两条腿横跨在他宽大的身体上;她在按压患者的胸部,用尽全力——他的肋骨会断的.
大量汗珠顺着她的脖子流淌,在罩衣上留下一道V形的痕迹,腋下也出现了新月的形状.
我的同事璇跪在患者身边,把身上的挂牌甩到背后,打开便携式除颤器,掀开红色电击盒的盖子,同时开始喊话:"把除颤器垫贴上.
"把垫子插到闪光灯旁边.
"读数值.
"加压.
"站开.
"璇对着机器大声喊话.
她知道人们听不到机器的声音.
"从他身上下来——我们要读数值.
好的,站开一点:要电击了.
氧气不够了,人群散开.
"在喊话的同时,璇看着患者,用身体和声音同时保护同事不会被电击误伤.
最近在伦敦的一家教学医院,就有一个护士不小心电到另外一个护士.
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如果有人在进行电击时触碰到患者的身体,或仅仅触碰到跟患者相连的液体,他都会有心脏骤停的危险.
在医疗急救的过程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工作人员,都需要对陌生人抱有信任.
从语源上看,"信任"(trust)一词和护理的原则有很多共通之处.
它来自中古英语中的"保护"(protection),以及古挪威语中的"帮助"和荷兰语中的"安慰".
患者必须信任他们的护士;护士必须信任医生;每个人都必须信任彼此.
但护士也必须信任自己的能力,同时了解自己的局限.
护士必须了解自己.
经过多年的工作,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可以信任自己的判断.
我信任自己见过的——无论那个东西是什么——并且已经思考过它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把规则手册抛到脑后(正如本纳所说,资深护士"不再依赖原则、规则或指导方针来判断情况,决定行动"),同时也可以信任自己的直觉反应.
我信任自己——脑中的那个声音.
但这份工作需要的不止于此.
我还需要把对陌生人的信任置于同样的高度,完全信任他们.
心脏骤停小组的很多成员在紧急集合之前不曾见过面.
复苏委员会的建议是,医院的应急小组应在轮班前开会讨论成员角色,以便确定各自的经验水平,适当分配任务.
心脏骤停小组里有许多角色:团队的领导应该站在床头,监督小组成员工作;然后要有人分别负责按压胸部、除颤、抄写数据和准备给药.
但在一家每天面临千百种情况的大医院,随身携带心脏骤停小组紧急呼叫器的各位还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要做,事先开会讨论是完全不可能的.
信任是一切,但通过直觉和经验,我们也可以快速判断同事的专业水平.
一个年轻医生双手插袋并不意味着他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感到害怕.
一个医生如果抓住患者的手腕——而不是大动脉的中心——来感受脉搏,那此人的命令根本不可信,而且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应付不了这里的工作,会选择调岗或被调走.
一个麻醉师,虽然一直在患者头部忙着应付气道,但他一定值得信赖,而且很有可能技艺精湛.
而一个冷静的医生(有时是护士)不大喊大叫,站在床头先观察情况——尽管情况紧急,但还是会做自我介绍并跟大家打招呼,还会询问团队里每个成员的名字——这种人最值得信赖.
我合作过的最出色、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也一定最冷静,而且越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而越发沉着.
我曾见过一位顾问医师自己没有动手,而是给初级医生安排了很多任务,因为他知道初级医生的水平足以应付,同时这也是一个锻炼初级医生的宝贵机会.
我很乐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位医生——还有我孩子的生命.
作为医生和护士,我们允许眼前的情况迫近危险的边缘,同时允许新手多花一点时间好好固定袋阀式氧气面罩的密封,看着患者的胸部一动不动,没有氧气进入他的肺部,也没有氧气供给到他的大脑,然后再手把手教初级医生或护士做调整.
正是对自己的信任,让我们敢于直接走到悬崖边,并且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介入:在患者死亡之前,或在他们比预想的更快死亡之前.
尽管搬运工找来了一个屏风,用它随意地挡住聚集在患者周围的整个团队,但患者运送区还是人满为患.
一个护士从另外的病区出来,把在患者运送区里坐着轮椅的患者移到别处.
"你们不用管这个.
"她说.
璇在心里计着数,三十次按压,两次呼吸.
她一定在脑子里唱着歌,就像我们培训新人时教的那样:"嘎嘎小姐"(LadyGaga).
现在唱"大象内利"乐队(NellytheElephant),有些慢了.
在候诊区的一个患者正在用手机拍摄我们,还有一个在大喊大叫,他已经等了四十分钟,出租车还不来.
人们似乎对眼前的灾难性事件麻木了,这是此前不曾有的状况,直到差不多五年前我才开始注意到.
当紧急呼叫器再次在璇的口袋里响起来时,她没有停手:不停的胸部按压已经让她大汗淋漓.
"分成两队.
"她说,知道这次可能是放血部门有病人晕倒,或主病区有人心脏病发作,或某个对花生过敏的患者家属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这次呼叫可能来自我负责的五个心脏骤停小组中的任何一个:创伤、新生儿、产科、儿科和成人.
我拿着我的紧急呼叫器跑出去.
原来是一位高级医生栽倒在电梯里.
已经有足够的人手帮他稳住病情,并把他送进了心脏病房.
几个小时之后,我听说他活了下来,那个在运送过程中出现意外的男人也被救了回来.
"你好像很惊讶.
"璇说.
"我对你的胸部按压技术毫不怀疑,只是这太不容易了.
"英国医院里心脏骤停的存活率低于百分之二十;由于医院中的心脏骤停往往伴随着缓慢的衰老、并发症以及各类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可能——尤其是完全康复的可能——低得可怕.
而且,尽管我们在技术和人员培训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在这一数据上似乎一直没能取得多大进步.
这一现状似乎是一声警钟,告诉你时间到了,一切该结束了.
孩子的生还概率更低.
如果他们出现心跳停搏——心电图平线——心脏骤停,同时产生"平坦波"(一种常见的心脏骤停节律,包含在儿童可能出现的四种节律当中),那么他们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五.
而在这百分之五里,只有百分之一可以保全神经系统——即不会遭受无法挽回的脑损伤.
然而,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心脏骤停存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有很多假设可以作为解释:那里的人通常身体健康(要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们个个胸痛,你大概不会同意去那里度假);安保人员都接受过胸部按压的急救训练,他们的这一专业每四个月就会接受一次评估;为了防止作弊,每个赌徒都会受到严密的注意,于是一旦有人心脏病发作也会立刻得到救治,胸部按压以及电击——如有必要都可以迅速就位.
而且据我的同事说,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有专门的供氧管道,可以保证在场的所有人保持清醒.
大多数复苏专家证实,胸部按压的质量是影响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的关键.
拉斯维加斯的保安每四个月就要接受一次培训,这是因为研究表明,我们的临床技能经常会被遗忘.
在医院,护理人员每年都要接受基本的生命支持培训,有时是每两年一次.
在某些信托医院,尽管有复苏委员会的指导和建议,但培训的频率还是会降低到三年一次.
为了节省资金,我们的学校不会向有关人员提供心脏停搏的急救训练,尽管在提供训练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出现心脏停搏后的生还率为百分之三十,而我们只有百分之十.
也许更多的训练能够让这一数字有所提高,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这就是拯救生命的代价.
患者转送区的那个男人是幸运的.
快要换班的时候,在我们破败不堪的办公室里那扇屏风后面换衣服的璇,跟我讲了后来的细节.
她的头伸到一边时,我看到她身上的文身一闪而过.
这时警报又响起来.
"我去吧,你要交班了.
"我说.
我跑向医院的连廊,穿过丧亲办公室,一步两级下了台阶.
跑到儿童门诊区的时候我就喘不上气了,一个戴着厚眼镜的小男孩把脸贴在玻璃上.
我跑过眼科,穿过一片空气清新剂的气味;经过心脏诊所时,我可以看见里面的机器排成一排靠在墙边;有一个身穿牛仔裤和厚套衫的男人从我身边经过,恍惚间,我觉得他长得像我爸爸.
我在各种地方都见到过他.
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绪波动,仿佛身处手术室——不同世界之间的某个地方.
但时间不等人,格拉蒂丝是对的.
几天变成几个星期,变成几个月和几年,孩子们跟我一起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
而护理和孩子们一起,给了我足够多的善良.
有时脐带血会双向流动.
时间总是周而复始,最终将由黑夜走向白昼.
跑过精神科病房和需要呼吸机的长期患者病房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是不断扩大的私人病房和痴呆病房;中风科、整形外科病房、烧伤中心、心脏中心、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性健康科、乳腺癌门诊.
我跑过验血室和牙科手术室.
太平间在我的正上方,产房在上面.
一切都变得模糊,我听到有婴儿在哭.
紧急呼叫器把我带到急诊室外面的停车场,救护车排起长队,医护人员正在处理严重受伤或濒死的患者,他们的情况非常紧急,已经来不及送他们进医院.
每个医院周围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医院内的应急小组在这条线内做出反应.
而在这条线外,就得叫救护车.
医院的停车场在这条线之内,而在公交车上出现心脏骤停的患者理论上在这条线之外.
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的同事爬到患者身上,努力让他苏醒过来.
"不然我该怎么办等八分钟,或二十分钟,等来一辆救护车,确保这人脑死亡"这条界线并不能阻止医生和护士冲向恐怖分子.
我来到停车场,找到一辆黑色的出租车,司机站在车外,脸色铁青,表情扭曲,指着敞开的车门.
一个腿粗得像树干的女人正在奋力把婴儿从两腿之间向外推.
我的同事、急诊室的护士比蒂还没来得及戴手套,便赶紧伸出手,差点就要够到已经滑出来的婴儿.
"快过来帮忙!
""我不想惹麻烦.
"司机站到我身后.
他车上的计程表还在走,血液和粪便到处都是.
女人闭上了眼睛,呻吟着,发出我认得的那种非人的声音.
吼叫.
就像一辆汽车穿过一个大坑洞时发出的闷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但她已经失去意识.
我转头问比蒂.
"她叫普莉希拉,"她说,"搬运工跑去拿毯子了,但现在来不及了.
"她的声音支离破碎.
她并不是助产士,我也不是.
这超出我们的经验范畴.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我看了出租车司机一眼.
"把你的外套给我.
"他脱下外套,我把它垫在我同事的手下面,她的手上现在已经沾满各种污物.
孩子静静地掉了出来.
普莉希拉一声尖叫.
人们围了过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
人的一生都在这里,在停车场里,在医院里.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虚弱的、残缺的,以及太人性的.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一个谢顶的年轻男人推着点滴架赶过来.
他穿着住院服,一条中心导管从胸前伸出来.
他太瘦了,一排肋骨仿佛一架木琴.
他是个癌症患者.
"需要帮助吗"他问.
"是个孩子.
"出租车司机喊道,"生孩子了.
"然后孩子发出一声美妙的啼哭,从一件死物转变成正在呼吸的生物.
毯子拿来了.
我检查了孩子的肤色、音调和身体姿势,用听诊器倾听她奔腾的强壮的心跳.
非常快的节奏.
奔向生命的节奏.
我把她递给她的妈妈.
"恭喜,你生了个女儿.
"她稍微坐起来一点,双腿仍然张开着,一片血污.
脐带仍然把母亲和孩子连在一起.
她的身体在颤抖.
她笑着看着婴儿,然后又看看司机.
"上帝真伟大.
"我们找来一台轮椅,帮助普莉希拉和她刚出生的孩子从车上下来坐到轮椅上,用毯子把她们盖好.
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笑得如此开心.
我走在她们的旁边,比蒂推着轮椅.
宝宝睁着大眼睛,望着她的妈妈.
她的眼睛比天空还要大.
就在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紧急呼叫器又响了.
"创伤呼叫.
急诊室.
""我先过去.
"我对普莉希拉微笑,不过她正忙着看自己的女儿,没注意到我.
事情本该如此.
我跑开了.
我的心跳加快了.
急诊室是很可怕的.
它会提醒我们生命如此脆弱.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急诊室会告诉我们,我们很渺小:尽管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们还是无法预知谁会失去丈夫,谁会心脏病突发或突发中风,谁会生下一个患有复杂心脏问题的孩子,谁又会因为感染或早产失去一个孩子.
我们也不知道谁会罹患精神疾病或自杀.
我们也无法预测谁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而我们中又有谁会生活无法自理,大小便失禁,需要有人来给我们更换床铺,而谁又会来为我们做这件事.
我们不知道谁会患糖尿病、哮喘、脓毒病;谁会死于一场火灾.
我们不知道谁会患上癌症,那股风又会吹向何方.
即便到现在,我也害怕推开急诊室的门.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进去吧.
我需要先深呼吸.
如果你可以陪着我,那么一切都还可以忍受.
握着我的手吧,握得紧一点.
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找到我们需要找到的一切,直面生活里的所有可怖与美丽.
让我们一起真切地活着.
我们握在一起的手永远不松开.
[1]埃德娜·阿丹·伊斯梅尔(EdnaAdanIsmail),索马里前外交部部长,曾在索马里创办妇产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同时还是反女性割礼及反酷刑组织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