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爱影评《最爱》：中国电影容得下艾滋病人吗？

《最爱》和《非诚勿扰2》影评

《非诚勿扰2》的奇怪之处在于，这虽然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喜剧，但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在里面跑了个龙套，而且还是为死亡跑了个龙套。

其实这也没什么错，爱情与死亡在艺术中的关系就如同涮羊肉和芝麻酱一样，同时出现时是为了给彼此添味儿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而《非2》中的爱情与死亡就如同一个包子中分别包了两种馅，只是各自占据了时间轴上的物理存在，虽然有交叉的人物，但其间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说，这是硬捏合到一起的两个本质上毫不相关的故事，而且在内容和主题上对彼此都没有影响。

　　 影片中承担爱情内容的人物是葛优扮演的秦奋和舒淇扮演的梁笑笑，这是延续自上一部的人物（此外还有冯远征附体的廖凡）。

这里的爱情戏有两个很致命的问题，首先是没有成型的故事，全是各种情境的堆砌，人物性格和关系没有任何的发展，开始什么样结束还是什么样，这就导致了叙事动机不明确，观众期待落空，甚至可以说是无从期待，因为根本看不到两个人关系的走向，影片所给出的两个人不适合在一起的理由甚至还多于他们在一起的理由，这就让我产生一个疑问，这段爱情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吗？其次一个问题是其中试婚的情节设计实在是太过无聊，试婚从七年之痒开始试我勉强可以接受，但在双方都知情的情况下弱势的一方用装残废来考验对方的耐心实在是荒唐了，这种自我催眠式的抖机灵已经完全无视观众智商了。

　　 面对这样的情节，葛优和舒淇这两大主演的状态十分例行公事，表演毫无激情，真正挽救了《非2》的是孙红雷，他所扮演的李香山是这部电影中唯一有意义的角色，我也相信这种谢幕式的人生感悟是王朔作为编剧真正要呈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整部电影就是为了那一场追悼会而拍的，虽然这种成功者的沧桑告白不免矫情，这场戏的长度和调度也十分非电影化，但总算是有点东西能让这两小时不算完全虚度了。

其实以上一部《非诚勿扰》的素质，本不该对这部续集有什么高于正常水准的要求，王朔的表现是本片唯一让我期待的。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冯小刚与王朔在《非2》中并没有做到合体，看来还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毫无默契可言了。

　　 但是，我毫不怀疑《非2》的票房将继续在岁末掀起票房狂潮，敢于拍这么一部反电影的电影来考验观众的承受底线，也只有冯小刚敢这么干，而且他一定知道自己会成功。

看片时我旁边的一个女观众，看到银幕上葛优晃晃脚丫子都乐不可支，冯小刚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被审美惰性和接受惯性所占领和驱使的观众，满足这些人的需求的难度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可以毫无压力地炮制一部各方面都毫无追求可言的被称为电影的视听产品，无论是《唐山大地震》的催泪还是《非2》的搞笑，冯小刚使用的都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视听语言和情节逻辑，特别是到了《非2》，我看到的冯小刚已经全然没有了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信用额度被透支的担忧，只要在电影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只要让葛优如约出现的银幕上，就不怕没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来为他买单。

　　 如果拿现在的冯小刚作品做个类比，我想最恰当的就是脑白金，明眼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个言过其实的东西，但没关系，你不是这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广大的二三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才是它大行其道的地方。

而且年复一年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口号甚嚣尘上，其宣传早已经回避了产品实际品质的诉求，转而塑造一种建立在民间礼俗之上的风俗文化，于是脑白金潜移默化为健康长寿的象征和期许。

过年串门送什么不是送，这东西也吃不死人，有疗效没疗效的就图个吉利而已。

冯小刚也是如此，从前的亲民如今已变成了现在的愚民，这是一个他吃定了的市场——别跟我谈什么艺术创作，哥拍的也不是电影，是冯氏贺岁片，你不喜欢那是你心理阴暗自绝于人民，哥也不缺你那一张票，现在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什么我就得拍什么，而是哥拍什么老百姓就得喜闻乐见什么，姜文是站着把钱挣了，那多累啊，哥是躺着就把钱挣了,你还别不服，这本事，全中国也就我冯小刚一人有！

最爱这部电影讲的什么

《最爱》 改编自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由顾长卫执导，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等领衔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而被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人们在恐慌中展现出人性百态。

身染绝症的男女主角从相怜、相依到相爱，在这段不被祝福的感情中两人用生命证明了爱情的尊严 。

电影亲爱的影评范文

《亲爱的》大概看哭了不少观众，但看过电影后，却会发现，那不仅仅是一部苦情催泪片。

有些悲，不一定让人落泪，但那种沉重会直戳心灵；有些希望，不一定让人开怀大笑，但总会有一丝阳光不经意地落在眉梢。

《亲爱的》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就像黄渤说的，“这个电影有一只手，是深深地伸到你的胸膛里，会触碰到你的心灵。

” 《亲爱的》当然不是一个普遍发生的故事，但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这部电影看到社会的群像，看到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对亲情的漠视，而那种丢失的深沉与悲痛，其实是每个人从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理解到的。

然而这不仅不是一个普遍发生的故事，它也不单纯在讲述孩子的丢失和寻找，还折射出了社会中人们内心某种东西的丢失和寻找。

人来人往，我们迷惘，我们失去，我们的“家”究竟在何方？ 《亲爱的》是一部好电影，但它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接受故事的牵引。

我们都太焦虑了，以至于无法意识到自己丢掉的是什么。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电影里面那些人物的经历，但是光影的魅力，就可以让我们在两个多小时内，去感受另外一场人生，然后审视自己。

电影的深度不在于导演或编剧将细节挖得多么深入，而在于，它落在我们的心头到底有多重。

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不会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也不会给予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就是一个旁观者，铺开了一切的问题，让我们自己去寻找“回家”的路。

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回家的路只有一条。

希望我们都在那唯一一条路上。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最喜欢的电影影评呢？说说理由～～要简短，不要复制的～回答一个问题也可以～

我喜欢《碧海蓝天》，喜欢男主角那种对大海的深入灵魂的热爱。

喜欢它里面的传说： “你知道怎么才会遇见美人鱼吗？要游到海底，那里的海更蓝，在那里蓝天变成了回忆，躺在寂静中，你决定留在那里，抱着必死的决心，美人鱼才会出现。

她们来问候你，考验你的爱。

如果你的爱够真诚，够纯洁，她们就会接受你，然后永远地带你走……” 男主角最后潜入深海，回归生命最初的宁静之地。

寻找那些同他一同追逐嬉戏的海豚，寻找他少年时就消失的爸爸，他的朋友恩佐。

也许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属于海洋。

虽然它里面没有精彩刺激的场面，却给人一种淡淡的感动，看完这片子后，只想这么躺着，在大海里，那么地希望永远就这样躺着，希望这份安谧没有止境。

《最爱》：中国电影容得下艾滋病人吗？

文/加书亚　　　　《最爱》这部电影最早进入我的视野还是在它的拍摄初期。

那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它被描述为一部“讲述一群艾滋病人的故事”、“敢于直面真实”的现实主义电影。

它的题材让我印象深刻：上世纪90年代，一个贫困村子的农民因集体卖血而导致半条村感染了艾滋病。

在死亡和贫困面前，村民的人性逐渐展现，愚昧落后的意识让村里人在面对死亡时显得丑态百出。

那时候，电影的名字也不叫《最爱》，而叫《魔术外传》。

　　刚看到那些报道时，我的脑海里立刻联想起了一些西方电影里的麻风病人形象。

他们由于身染恶疾，被迫居住在中世纪城市外的一些洞穴里，禁止与人接触，饱受凄楚与流离之苦，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看完报道后一个下意识的疑问是：在今天喧哗而浮躁的中国电影中，容得下艾滋病人的形象么？有多少人愿意去看这些呢，毕竟把它真实地表现出来，就如同撕裂了社会良知的一道血淋淋的伤疤啊？ 　　这样的疑问一时找不到答案，久而久之，便渐渐淡忘了。

　　直至《最爱》上映前夕，媒体的宣传已经换了套策略，我一厢情愿当成的“苦难”仿佛也找到了新的卖点——“一部传奇绝恋的故事，讲述身染恶疾的男女主角在绝境中从相怜、相依到相爱，直到用生命证明了爱情的尊严和伟大的悲伤故事。

” 　　这种转变往往暗示着导演需要在艺术和商业，自我表达和迎合观众之间作一种取舍和权衡。

从结果看，在一取一舍之间，电影的主题早已四分五裂。

　　在我看来，《最爱》是莫名其妙的。

它把背景放在了一个最富乡土气息的中国农村，村民们讲着方言，有独特的风俗，但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却有一个章子怡和一个郭富城，我说的不是商琴琴和赵得意，而就是那两位演员本人。

他们以出场，观众立马感到一个是国际女星，一个是港台明星，他们浑身都是他们自己。

这样两个人扎眼的存在把这个地方的地气完全打乱了，那个村庄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场所，一个商业演出的舞台。

而原先这个舞台是打算留给悲剧和苦难的。

　　《最爱》究竟是想表现疾病（一群艾滋病人的故事）还是想表现爱情（一部传奇绝恋）？对于这个问题，你或许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最爱》讲述的是两个身患绝症的人的爱情故事，讲述必然来临的死亡和分别给爱情带来的悲剧感，讲述身患疾病的人同样具有追求爱的勇气和权利。

如果导演的想法确实和这个答案相一致，倒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先例：高端一点的如加西亚61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低端一点的如韩剧中无数段以相爱中的一方罹患白血病去世而告终的爱情。

但是这两种例子无不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它的社会背景色彩相对淡化；二是它把全部重心集中在爱情本身之上。

《最爱》从一开始的题材选择，到导演篇幅的表现比重都显示出它有着另外的企图。

片中的艾滋病村（尽管在最终上映的片子里只是模糊地把村民的病称为“热病”）并非一个上演空中楼阁般爱情的虚无缥缈所在，它是一个真实的村庄。

在《孔雀》和《立春》中顾长卫那种专注于表现生活细节的特点也延续到了《最爱》中。

但是，这些原本是优势所在的地方却加重了电影的重心失衡。

很难搞懂，在一个真实的罹患艾滋病的村庄，苦难、贫困和死亡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个现实被黑暗照亮的地方，一对男女的缠绵（尽管是死前的缠绵）有什么重要，值得电影用压倒性的时间进行表现。

　　仿佛是为了调和现实的苦难和爱情的欢愉之间的不相称，顾长卫有意通过某种风格化手法去弥补。

他以往的风格，有影评人称之为“造作”，我的理解是将某种情境、表演或台词极端化，使之完全不自然，以取得戏剧性效果。

《最爱》仍旧是“造作”的，但已不完全是出于风格的考虑，商业的因素已变得很重要。

拿章子怡出场时穿的那件大红袄袄来说，确实“造作”无比，但我总觉得不如《斗牛》中闫妮穿的那件暗红、褪了色的棉袄来得朴实，尽管它们都是“万黑丛中”的一点红，在突出人物方面的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闫妮的棉袄穿在章子怡身上，那影片的格局就会大不一样，观众对片中爱情的接受方式也会很不一样。

同样造作的还有电影中人物喜剧色彩浓厚的表演和对话方式。

按照常规的理解，顾长卫使人物这样对话和表演，是为了取得一种“笑中带泪”的效果，或者尝试一种喜剧中的悲剧。

但鉴于片中关于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虚无的场面是那么短暂，跟喜剧部分完全不相称，整部电影几乎就是一部“准”喜剧，我们几乎可以推论出导演为了商业考虑，已经放弃了最初的表现原则。

　　《最爱》中最精彩的既不是它在道义方面对现实苦难的关注或者娱乐方面对死亡和爱情的调侃，不是它的故事也不是导演的风格，而是濮存昕和蒋雯丽这两位配角演员的表演。

他们再次证明了好演员从来不惜扮丑否定自己的形象，不惜牺牲自己以成全一个真实的角色。

他们也再次证明了演员的价值与明星的身份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刚从网上看到消息说，《最爱》并不就是《魔术外传》，而只是为了配合上映而推出的一个剪辑版，之后还有有一个两百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但愿以后看到导演剪辑版后能解答本文中的疑问，推翻其中的一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