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简介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亲生的孩子吗？

魯迅何時去世？

在“爱国”青年表演各种反日闹剧的时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医生须藤谋害鲁迅的“逸事”，以证明日本人的阴毒，可见鲁迅“死因之谜”至今仍是“悬案”。

在鲁迅冥诞（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时辰，有必要说说这件“公案”。

二零零一年，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里旧事重提，介绍周建人和许广平生前怀疑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可能谋害了鲁迅，有以下几个疑点： 一、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 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

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

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

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

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

鲁迅死因早有定论 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死。

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

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死亡。

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死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

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

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死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

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死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

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

” 鲁迅笔下的须藤 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 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死》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

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

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

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 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

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死”；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 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

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最关键的是，鲁迅死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死，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

须藤的医疗过失 那么，须藤有问题吗？有的。

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

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

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

”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

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

“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

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

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须藤，全名叫须藤五百叁，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国，在上海行医，并不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军医。

“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团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证明，须藤确实是“乌龙会”成员， 但无法证明“乌龙会”敌视鲁迅。

周海婴怀疑的失据和矛盾 即使不从医学角度断言，周海婴的怀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其中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鲁迅之死因”（《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鲁迅的‘病’与‘死’”（粤海风2003年第一期），都对周海婴提出的“死因之谜”作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通观《鲁迅与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婴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文字朴素平实，感情真挚动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须藤有谋害鲁迅嫌疑时，措辞强烈，明显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

不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蔌渝告诉记者，自己曾受周海婴之托发表过一个声明，说鲁迅死于政治谋杀是没有根据的。

但周海婴回应说已经忘记那个声明的内容了。

周海婴忘了自己曾作过的声明是可能的，甚至在发现新的证据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结论也是允许的，问题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还在，白纸黑字上写着他和须藤的关系，周海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而且在陈述时表现得那么主观呢？ 强调“谋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鲁迅与我七十年》写作于九十年代末，成书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这段时间正是国内第二波“反省”鲁迅的时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指责鲁迅“偏执”“激进”“缺乏宽容”；到了可以更自由发挥的网上，有人干脆袭用或重复三十年代小报的手法，写各种贴子攻击漫骂鲁迅。

其中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就是，怀疑鲁迅和日本关系暧昧，他们例数鲁迅的一系列“罪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机关，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十九路军在浴血奋战，鲁迅却躲进了内山书店；鲁迅连看病都找日本医生，这样的鲁迅几乎不写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虽然愤怒也无法正面反击，因为这种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来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顾的沉默，但潜意识里还是接受了这股无形的压力，所以写回忆录时“不知不觉”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须藤谋杀鲁迅的嫌疑，只要这个嫌疑成立，任何诋毁鲁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连鲁迅的研究者和传人都受这种舆论影响。

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回答询问时说：“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

”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说，周海婴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老实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话。

周海婴的看法值得注意。

这些鲁迅的坚决捍卫者，为撇清鲁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实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原文和日记了。

他们毫不犹豫地附和周海婴，因为周海婴怀疑的对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间舆论的主流，凡是针对日本人的事，即使过火些也没人说他们错，也不用讲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实和历史。

原载《动向》2004年第十期 补叙：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段话：“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

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

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

周海婴父亲的教育方法是怎样的?先简述,再表达你的感想（《父亲对我的教育》 周海婴）

那本六年级上册的《同步阅读》,我已经看完了,印象最深的,还是周海婴写的《父亲对我的教育》. 　　我万分赞同鲁迅先生的教子方法：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想让子女当上大官,当上个什么什么家,好光宗耀祖,有大把大把的钱花,就让子女不停地写作文,背论文,读科技文,把课余的时间全部塞的满满的,子女一点儿自由也没有.有时,写累了,想放松一下,但又很快被父母责骂,自己又得开始写写写、背背背、抄抄抄、读读读了.而文中,周海婴的父母就不是这样,是真正的让海婴顺其自然的长大,相信海婴一定比其它的一些人有更好的技能,更健壮的身体.关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鲁迅的儿子的资料

周海婴 　　【简历】 　　周海婴,男，1929年9月生于上海，现有80岁高龄，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1个儿子，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

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

曾任全国人大第四、五、六、七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等职。

著有 [鲁迅与我70年] ,[鲁迅家庭大相薄][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集]等著作。

.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

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

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

”结果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

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

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海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

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

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

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

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现在情况】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从台湾探亲归来，向记者透露了许多人们广泛感兴趣的话题，包括他的儿子周令飞的近况…… 　　年初，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已退休)和夫人马新云从台湾探亲回来，我在北京城西一幢高层公寓访问了他，闲话家常。

面容清癯、额骨略高的他，待人和善诚恳。

　　周海婴正用家中的业余电台与海外业余电台爱好者通话。

我注意到，他家客厅里的陈设大都与鲁迅有关，室中的显著位置还有一尊鲁迅沉思的半身塑像。

　　第二次赴台 　　1994年底他以大陆广电部专家身份，参加在台湾举办的无线电台国际学术讨论会。

此次探亲，是他的第二次台湾之行。

去年，台湾放宽了大陆直系亲属前往探亲的政策，6月，在台湾的儿子周令飞替父母向当局提出探亲申请。

当时只是批准周令飞的母亲(中学教员、现已退休)马新云入台，几经波折，周海婴夫妇才得以双双赴台探亲。

周海婴说：7月12日我们抵台的那天，台湾有关方面派专人拿着牌子在关口迎候，引导我们从优待通道顺利入关。

　　关于周令飞接待双亲前往探访的心情，周海婴向我转述儿子的话说，“父母为我操劳了几十年，十几年前又因我出走台湾的风波备受牵连，我欠他们太多了!此次能和父母在台北相聚，是15年来的第一次，机会实在难得。

” 　　周令飞是周海婴的长子，1982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台湾女子张纯华，并随她赴台结婚、定居，一时间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

周海婴受鲁迅思想教育的影响对孩子一向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婚姻无门户之见，也是由孩子自主决定。

因此，当坠入爱河的周令飞决定赴台，周海婴是予以理解和接受的。

周海婴说，1982年令飞在台湾结婚，他就准备赴台参加婚礼，北京方面当时有侨办主任廖承志担保，无奈过不了入台这一关。

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自去年7月中旬抵台至今年1月回京，周海婴夫妇在台北儿子的家住了半年时间。

他们不接触传媒、不参加任何活动，闭门谢客，用周海婴的话讲，是“全身心地放松、休息”，与儿孙们共享难得的相聚。

闲暇之余，周海婴只拜访了鲁迅生前好友台静农的后代和知名作家李敖。

周令飞夫妇每天忙于公司事务，只有节假日才能陪伴父母游览风景名胜。

　　周令飞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11岁，幼女9岁。

谈到这两个孙女，周海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他说，她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很懂事，姊妹俩从学习到生活总是自己管理，很少要父母操心。

在台湾，小学生就学着写报告。

她们曾背着相机，由老师带领到故宫博物馆参观，事后竟能交出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

　　问及孙女对她们的太爷爷鲁迅知道多少?周海婴说，在台北家中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鲁迅的油画像，她们对太爷爷是尊敬和理解的。

学校老师曾出了一道作文题《尊敬的伟人》让她们思考。

大孙女开始想写太爷爷鲁迅，终因了解不多，改写了另外的名人。

据周海婴介绍，在台北仅四家书店公开出售鲁迅的著作，台湾民众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有限的。

　　说话间，周海婴的夫人马新云打开一盒橄榄请我品尝，说是从台湾带来的。

马新云介绍说，台湾朋友非常热情，左邻右舍看见他们都主动上前打招呼，还向他们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各种小吃。

她特别夸赞台湾的儿媳是一位旧传统与新思潮兼而有之的贤慧女子，极尽孝心。

　　不愿在鲁迅光环下生活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

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极外小心谨慎。

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他感叹道：“在别人的眼里，我做得对了是理所当然；做得不好是大逆不道，甚至还故意中伤。

人无完人，谁能无错呢?做名人的后代不易呀。

”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

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家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相互之间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语气平和地插话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

”鲁迅曾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后代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

海婴小时候，很喜欢一种叫积铁(也叫小小设计师)的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总在一旁予以鼓励。

鲁迅去世后，家境曾一度困难，但周海婴热爱技术的兴趣不减，他用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

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严谨的科研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生涯。

　　周海婴表示，不愿在鲁迅的光环下生活，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

向亲友赠送《许广平》纪念册 　　为了照顾母亲许广平，1950年周海婴夫妇调到北京工作。

马新云回忆与婆婆相处18年的日子，颇觉许广平待人和蔼，没有架子，婆媳相处感情融洽。

去年底出版了《许广平》纪念册，其中收集了许广平生前未有结集出版的文稿和亲朋好友的怀念文章。

“文革”初期的1968年，许广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很不情愿地辞世了。

周海婴说，“今天我们将这本集子送给那些和母亲有缘的人，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轻轻地呼唤一下母亲的名字，告诉她：我们怀念您!” 　　1949年以后，许广平、周海婴母子将鲁迅的遗物、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周海婴指着客厅墙壁上用镜框镶嵌的鲁迅手迹对我说，“这是仅存的两幅，而右边那幅诗句中辕字的一撇因着墨过浓写坏了。

当时父亲想丢掉，母亲却收了起来。

”他说：“父亲从不在意自己的手迹，而许多手搞都是母亲背着他偷偷地收起来的。

有的甚至是从纸篓里发现后藏起来的。

” 　　在周海婴尚未懂事时，鲁迅曾将他与许广平传达爱意、遥寄思念的《两地书》重新工整手抄一遍送给年幼的周海婴。

今年适逢鲁迅逝世60周年，周海婴把珍藏多年的鲁迅手迹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周海婴夫妇每年都要去上海为父亲扫墓。

今年10月，上海将举行鲁迅逝世60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海婴已被邀请参加，他强调要重实效来纪念鲁迅。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亲生的孩子吗？

展开全部 周海婴（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生于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着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中国资深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工作者，使用过的呼号有C1CYC、C1CY和BA1CY等。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在北京医院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于同年4月11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