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下的经济新趋势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课程前言我们近十年,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预计到今年年底,也没有几天了,如果今天我们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超过前四年的平均水平,不超过千分之五,那么整个"十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
1%,比原来规划的7.
5的目标高出2.
6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会达到10.
6%,比原来规划的6.
6%的目标高出了将近3个百分点,这样下来,今年年底我们的GDP有可能达到39万元人民币,折成美元的话人均能够增长4000美元,也就是达到当代中增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对世纪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目标的规划,我们当时第一步是十年,就是到今年,比公元2000年GDP的总量按不变的价格计算翻一番,那么现在这十年下来,我们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其中经历了03年到07年,连续五年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二次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出现四次,一次是60年代的日本,一次是70年代的新加坡,另外两次就是在中国,尤其是03—07年,因为我们92到96也是每年都在两位数,但是通货膨胀率非常高,而03—07通货膨胀率相对是比较低的,这样下来我们原来到今年年底实现的发展目标我们提前三年就完成了,到2007年,中国已经完成了新世纪提出的第一个十年翻一番的目标,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门槛上,现在要进入第二个十年,恰好又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起始年,那么会有什么趋势、什么特征、什么变化,我想在这个起点上做一点点讨论,我想了想大概有这样五个方面的大的转折和变化.

一、从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向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及约束性指标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二五",甚至更长一点时间里,从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要转向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预期约束性指标的完成.

我们原来制定速度目标的时候是预期目标,比如说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多少人均水平达到百分之多少这都是预期性指标.
恐怕我们下一步更多的要关注所谓的约束性的指标,比如说能耗、比如说单位GDP的环境承载力等等.

也就是说,从关注增长的速度转移到重点去关注增长的质量;从关注增长的收益转移到重点关注为实现增长而付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第二个目标也就是新的十年的目标,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增长目标我们是这样提的,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们的GDP总量,到17大我们加入了人均GDP的指标,将比公元2000年增长4倍,就是翻两番,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十年比公元2000年增长了一倍的话,下个十年要在这个十年的基础上再增长一倍,但是我们刚才讲了,由于这十年的高度发展,我们到07年就完成了预定的翻一番的目标.

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我们时间表不变,到2020年比公元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这个时间表不变的话,我们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十年,这十年的GDP的总量增长,只要不低于4.
8%,我们就能实现总量翻两番,人均的增长速度不要不低于5.
7%,就能实现比公元2000年翻两番.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预定的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2020年这个目标不变的话,其实我们今后十年的速度不用很快,不用保持到两位数以上,我们在百分之五、百分之六这样的总量和人均的增长速度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够实现.
对中国经济稍有了解的,我想就不难得出一个认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十二五"规划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5%-6%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地可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从容的一件事,所以说,从目标来讲,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质量,而不是过分地强调高速度,我想这是一个转变.

二、宏观调控追求目标从更关注总量问题转向更关注结构问题第二个转变,宏观调控控制的对象、追求的目标可能要从更关注总量的问题转为更关注结构问题.
我们讲总量,现在大家都在讲内需不足或者说存在通胀或者是存在滞胀等等宏观经济总量层面的不同类型的失衡.
这些失衡有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新问题.

如说中国98年5月以前,宏观经济失衡基本上是通胀,需求大于供给,所以紧缩.
98年5月以后,我们当时有人讲进入了通缩时代,连续3年物价上涨率在通缩警戒线2%以下,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什么呢一种结构性的失衡.
投资领域里过热,消费领域里过冷,消费品产能过剩.

然后到了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内需不足,外部的经济危机的打击,所以全面反危机.
那么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是什么特点呢有人讲是不是有滞胀的威胁,既有通胀的压力,同时也有箫条和衰退的挑战,总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改革开放30多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它的特点,新阶段的新特点解决起来有它的难度,但实际上总量的问题再有难度,不如结构问题难!

中国真正形成可持续增长或者是其他宏观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源于结构问题,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结构问题,包括我们所说的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结构失衡问题,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严重的分配不均衡、发展不均衡,导致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约束,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公平问题,不仅影响着社会公平目标,现在开始影响效率目标.
那么再有产业结构当中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工业制造业发展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
再有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些问题都不不仅仅是失衡,不仅使公平受到伤害,更现实更直接的是它开始影响增长,中国的内需不足如果说与其说主要是需求不足的话,那你分析一下这些需求不足导致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实际上是在于供给方面,在于种种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而这些矛盾的解决,恐怕是"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边要考虑的重点,这就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主要从克服一般的总量失衡重点转向关注结构性失衡,这是我想第二个方面的变化.

三、宏观政策实施方式从关注短期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长期供给管理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宏观政策,它的实施方式可能要从重点关注短期的需求管理,同时开始转向重点兼顾供给管理.
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内需不足很多问题的根源实际上由于供给的质量不行,我们很多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它有需求效应,比如加税或者是人民币升值,或者加息,它的总需求会有影响,但是它同时也有供给效应.
不同的是什么呢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在短期里是比较明显地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引起人们的注重和运用上的更首先的选择,但是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这方面,它是在长期里能够体现,但是在短期里边它容易被忽略.

但是我们说关注需求效应的同时,关注宏观调控的供给效应对中国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很多问题还没有超出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很长时间是有一个供给制度创造需求的,为什么有的人不买人们为什么去买就是看你的东西好不好.
你只要生产出好东西,就能够激发人们的需求,它只是到后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或者经济危机开始周期性的发生之后,这个定理就不再存在了,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是供给创造需求,中国在目前很多方面,我觉得并没有超越供给创造需求,你说这个餐饮业过剩,看你做得很不好,你做得好的话,门前排的队很长;你说纺织业,服装制造是传统落后,看你做得好不好,你做得不好,一样一大堆人抢,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市场,中国的生活空间不过如此,可以提升的空间非常大,关键是什么呢你供给行不行成本低不低确确实实是物美价廉,我相信在中国这个大的市场和成长的过程中是有它的巨大的空间的.

所以强调供给管理在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当中不仅有它的必要性,同时也有它的发展优势和体制优势.
因为供给管理它实际上是影响了厂商和劳动者的成本、效率以及积极性,在中国,我们这个机制有这个优势,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进一步地推动深化改革,通过市场来激发人们的,影响人们的厂商行为和劳动力的积极性,这样使得供给效应更大.

刚才我注意吕所长特别强调一个降税,其实我们知道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的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减税,减税的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成本,激发企业的生产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供给管理在中国现阶段要总结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减税或降息,降低成本来刺激经济,有可能会刺激出泡沫.
低成本,也就意味着低门槛,低门槛意味着低效率,低效率下刺激起来的巨大投资的需求,可以火爆一时,但是当需求把资源的价格稀缺性拉起来的时候,资源、资本的加息,各种资源禀赋的价格上升的时候,低效率、低成本刺激起来的巨大的需求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泡沫.

因此我们现在的供给管理的政策重点不应当仅仅集中在降低成本,更要紧的是提高其技术创新的能力,提高其效率,这是新时期中国兼顾需求管理和政策管理的重要的政策的聚焦的地方,就是要提高创新力,我们现在叫努力转变发展方式,没有人怀疑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到2020年甚至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保持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或者这种可能性,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质疑中国人将怎样实现趋势,将怎样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变成现实的过程当中,你要付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中国人能不能承担承担不了的话你会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转嫁给全球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现在要真正地提高我们国民经济的创新力,而这个创新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高竞争能力的要害不仅是宏观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更要紧的是从供给方面采取一系列更深入的政策调控.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之外,我们现在突出"十二五"期间一系列的任务,我们突出了很多方面(供给方面)调整的方针和战略,比如说我们提出了十大产业.

重点支柱产业,比如我们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高科技的产业.
比如我们给出了将近20多个地区性的国家战略,我们从东北数起,吉林长吉图,辽宁的沿海城市带,河北环渤海、曹妃甸,天津滨海新区,北京中关村科技开发模范示范区,再往下江苏连云港,连过去的面向长三角,现在面向什么面向沿海经济带.
安徽皖江经济带作为长三角的转移承接区,江西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武汉——大武汉城市圈,再往下福建、海西、广东不用说,海南岛整个岛变成一个旅游的特别区域,我讲的这些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我讲的这些是什么呢这都不是地方战略,是根据地方自然禀赋和优势,国家把它上升为了国家战略,包括今年可能马上要批的山东半岛的海洋经济区,所谓蓝色海域经济,这都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这些区域政策再加上刚才前面讲的产业结构政策,这都具有什么还有一系列的技术政策,教育、人力资本投入等等这些方针的确立,这都具有深刻的供给管理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刺激需求,而是在国民供给方面,我们要采取办法,因此我们说在新的时期一个重大变化.
我讲的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从宏观调控关注短期的需求管理,可能同时要兼顾中长期的供给管理.

四、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速度、总量以及管理的政策的着眼点的变化的相适应,我想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恐怕面临着巨大重大的转折,当然这是一个讨论.
比如说货币政策,可能我想要从我们前边,特别08年6月以后所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转向什么我觉得标准的说法就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词,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没有听说经济学上有积极的,就是扩张或者紧缩,我们没有用积极,大家也都知道当时的背景,为什么用这个.
货币政策,我们当时叫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对应的就是冒险,我不知道哪个国家采取冒险的货币政策,从经济学语言要么就是紧缩,要是就是扩张,所以我想可能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明确的转变.

中国货币市场的失衡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货币这次金融危机从金融发生,影响到实体,所以金融部门资金链有问题,没有钱,流动性缺乏,收紧银根,导致实体部门资金缺乏,因此它的货币市场的失衡的特点,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缺钱,所以它要求美国的财政和美国的货币当局给钱,也就是说它货币需求大而供给少.

中国这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从外边来的,首先是冲击中国出口企业,他们或者停产,或者破产,停产破产的企业都不需要钱了.
人死了就不需要血液了.
那么中国的银行呢,他们有一个防火墙,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充裕,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大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央企化,央企不缺钱,他们垄断地位,有国家资本金的注入,有直接上市的通道,然而中国老百姓又要存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和美国资本市场,失衡方向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货币的供给怎么样是非常充分的.
去年我们银行的存贷差19万亿多,它有钱都放不出去.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市场需求弱呢创新力低,关键是在这儿.
没有创新,就没有新产品的开发,就没有新的投资领域发现,因此有钱你投不出去,这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力低,所以中小企业即使有投资需要,制度上不能保证它公平地运用融资上,形不成有效需求,所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水平低,使得我们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相对有效需求不足,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充裕的,因此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反方向的,它是增大货币供给,我们是应当培育货币需求,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货币政策恐怕要有一个根据中国现在失衡的特点要有一个转变,这是货币政策.

五、财政政策的转折问题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财政政策很有意思的,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大家注意到没有呢美国的主要动的是财政政策,它的货币有一点作用,但是作用是配合的,中国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大家注意到没有呢我们主要动的是货币政策,我们的财政政策其实没有太大变化,至少没有方向性的变化,我们从03年到07年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08年6月以后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它方向没有变,这个很值得人们去关注.
就是在新的情况下,配合货币政策的紧缩,财政政策要不要有一定的调整,甚至是方向性的调整,这个恐怕是让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政策等等,我想今年的宏观政策是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这种转折期和我们新世纪新的机遇有关系,这种机遇和我们面临的发展以及约束的条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