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影响研究

颜克高,马丽(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选取2013年中基透明指数网的553家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管对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作用,以及政府监管对于媒体治理效应的影响.
研究发现:(1)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数量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2)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力度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并在一程度上能增强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应.
本文的研究为媒体监督治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广泛的经验支持,扩大了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影响.
关键词:媒体监督;政府监管;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中图分类号:F275.
1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我国非营利组织在过去十年中有了"跨越式"发展.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的非营利组织总数已达到54.
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
9万个,民办非企业组织35.
5万个,基金会3549个,社会捐赠总额由2003年的4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66.
4亿元,总额增幅超过13倍,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强,社会公众的慈善热情高涨.
非营利组织特有的社会公益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关心弱势群体、开展公益活动、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影响力日趋增强.
然而,近年来一些非营利组织出现挪用善款、滥用公共资源、追求"政绩工程"等现象,特别是2010年以来一系列非营利组织慈善丑闻的接连曝光,导致社会广泛诟病,非营利组织陷入诚信危机.
而监管体系薄弱、财务报告不规范、信息不公开透明等是我国非营利组织陷入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的范畴,而财务治理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核心.
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如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指标、财务报告治理、信息披露机制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1-3]以期对现实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特别是财务治理提供一些线索和方向.
但以往的研究大多从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出发,涉及外部治理方面的也通常是对于加强非营利组织监管提出建议,鲜有见到专门研究媒体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影响.
近年来,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媒体监督已经成为社会民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作用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
Dyck等(2004)认为,媒体报道通过触发声誉机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约束,管理者通常为了长远利益和自身形象而不得不收敛其违规或不当行为.
[4]李培功、沈艺峰(2010)认为媒体报道能够引发行政机构介入违规公司,迫使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公司收敛其违规行为,改善组织治理.
[5]但是,以往媒体的治理角色的研究大多以营利性组织为研究对象,中国媒体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特别是财务治理是否也能发挥监督作用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社会日常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在非营利组织治理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监管是否会影响媒体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基于此,本文搜集2013年中基网透明指数在60分以上的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并通过查阅中国慈善发展指数报告,手工收集各省市慈善发展指数等数据,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对媒体的监督作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开阔了媒体治理作用的研究视角.
随着媒体力量的崛起,媒体治理作用备受关注,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但国内外学者多关注媒体的公司治理角色,对于媒体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治理作用研究较少;第二,http://www.
sinoss.
net-2-丰富了政府监管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学者们的研究多注重于理论方面,实证研究非常少见.
为此有必要对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管如何发挥非营利组织治理职能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更好地提升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一)合法性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最早研究"合法性"的学者之一,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
韦伯认为,合法性即和规则性,包括正当性和认同感两个方面.
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被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后,通常被用来讨论国家政权和政治秩序等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合法性理论讨论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并逐渐把合法性引入到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
[6,7]潘罗(1961)认为合法性是指某个行为主体或者某种行为获得的社会认同.
[8]高丙中(2000)也提出"合法性"就是在现有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条件下被认可、被接受的程度,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将社会团体的合法性从政治、行政、法律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社会团体与这四个方面的合法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9]本文借鉴以上学者的观点,把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理解为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程度,认同度越高,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越强.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对非营利组织合法性评判主要根据所接收到的有关组织的相关信息,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披露的信息越全面、及时、准确,公众对组织的合法性认可程度越高.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公众与组织沟通的桥梁,信息披露在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0]因此,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的工具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进而更好的进行合法性管理.
非营利组织通常是披露公益支出和总支出等相关的财务信息来保证财务透明度,改善其财务治理水平.
随着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水平受到更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组织合法性受到威胁,面临社会质疑时,非营利组织组织通过财务信息披露来维持和增强合法性,维护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二)媒体监督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由于媒体监督所具有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及其在新闻角度的独特优势,媒体已经成为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在西方国家,甚至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
媒体主要通过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制约监管者的不当活动,承担"打抱不平"的社会角色,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符合法律法规或社会道德的行为进行报道.
媒体报道一方面基于事实,另一方面放大事实,把个人舆论拓展为社会舆论,形成"放大效应",迅速提高事件的可知度,通过舆论动员增强其社会监督的作用.
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媒体监督作为社会民主监督机制中重要的监督形式,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通过传播毁誉信息对监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监督者收敛、改善其行为以达到监督的目的.
[11-13]目前国内外对媒体的公司治理角色进行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得到的广泛的认可与接受,但由于有关媒体治理角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利性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媒体监督治理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针对性研究有待丰富.
因此,媒体报道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特别是财务治理水平的实证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认为,由于非营利组织社会使命的公益性和资金来源的特殊性,非营利组织必须对社会负责,受社会监督,同时必须在组织管理和运作的过程中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
然而由于政府监管缺位、社会公众监督意识薄弱、第三方审计等监督力量缺失,因此,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制中,媒体的监督作用愈显重要.
早在1920年代初,沃尔特·李普曼在其传播学经典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媒体报道引导人们关注更大世界中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变化,能够影响公众对媒体报道的注意力.
李普曼的理论开创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1972年,McCombs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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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3-和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
[14]该理论认为,在媒体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
"媒体能够形成一种'盯住效应',使被媒体关注较多的事件能够很快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15]同时,媒体作为社会公众快速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那些比较隐蔽个人较难直接接触、可能有损组织信誉的信息传播方面,议程设置的作用尤为突出.
[16]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然符合这一特征.
近年来,随着现代媒体的监督作用不断加强,媒体报道能够有效披露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媒体报道越深入,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越大.
为了有效地应对合法性压力,非营利组织将通过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增强信息透明度,提高财务治理水平.
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数量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
(三)政府监管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在非营利组织中,由于委托代理双方利益不一致、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三权分离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问题突出,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对非营利组织捐赠资金的透明性要求提高,加上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的"官民二重性"及其承担的公共责任,政府作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有必要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
Lrvin(2005)提出,社会舆论呼吁政府通过出台系列法律法规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等手段,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合规性监管,保护捐赠者和受益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17]耿玮(2011)认为要解决非营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务报告编中和信息披露不规范、不透明等问题,除要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外还必须加强政府监管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18]朱光磊、陆明远(2004)[19]和祝建兵、陈娟娟(2009)[2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但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关于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政府监管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治理水平.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度问题.
随着公益慈善基金的发展壮大,各类基金会组织对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促进基金会的公开透明,我国政府相继施行了《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04年)、《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2005年)、《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2011年)、《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2012年)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基金会的财务治理行为作出规定,有效地加强了基金会日常活动的监督,提高了基金会的可信任程度.
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和财务监管政策的不断出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财务透明化要求越来越高.
财务透明是社会公信力的基础,严格、透明的财务制度是非营利组织廉洁的制度保障.
由于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特殊的利益关系、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级管理制度以及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各地区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的财务监管压力不同.
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要求越高,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力度越大,反之亦然.
以往的经验研究证实,政府必须而且能够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特别是财务治理进行良好的监管.
[21]来自地方政府的监管不仅能有效促进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还能促进媒体监督进而引发行政机构的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顽固性组织"的违规行为.
同时,政府的公开执行营造的一种鼓励信息披露的氛围,对媒体治理作用的发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力度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
研究假设3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监管能显著增强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作用.
三研究设计(一)样本与数据收集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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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4-1.
非营利组织样本.
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机制相对更健全;此外,基金会作为一种资金中介组织,受到社会及大众的关注也更大,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网(FTI)2013年透明度指数为60分以上的基金会作为样本.
由于2013年中基网数据的采集主要依照基金会向登记主管部门提交的2012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故本文选取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手工检索并整理出这一年度各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净资产、捐赠收入和基金会性质,同时剔除公益支出和捐赠收入为0以及没有财务信息的基金会.
我们经过严格细致的筛选,最终选取了553例基金会样本.
2.
媒体监督数据.
本文的媒体监督数据来自新浪网对以上基金会的所有媒体报道.
选用新浪搜索引擎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1)国际互联网市场数据分析表明,网站访问量80%以上来源于搜索引擎,新浪网作为业内领先的搜索引擎,目前日访问量已达数百万,拥有庞大稳定的用户群,保证了数据收集的权威性;(2)新浪网有集众家之长的多种搜索功能,将网页、网站和新浪自己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能找到比较多的结果,保证了数据收集的全面性;(3)新浪网的新闻搜索速度快,提供丰富的高级搜索功能,而且准确性很高,保证了数据收集的真实性.
由于基金会样本信息是2012年的,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收集新浪网前一年内有关该基金会的所有新闻报道,来衡量基金会的媒体监督程度.
因为不同方面的报道同样表示外界媒体对于基金会的关注,所以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所有有关基金会各方面的报道都已收录.
3.
政府监管数据.
为了与媒体监督数据保持一致,通过查阅2012年中国慈善发展指数报告以及统计年鉴,手工收集各省市2011年度相关数据,研究政府监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对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
(二)检验模型及研究变量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本文构造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检验:1.
因变量: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Nonprofitorganizationsfinancialgovernance).
本研究采用"公益支出/净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衡量指标.
必须承认,用"公益支出/净资产"来替代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本身并不十分精确,但是由于理论界还没有就如何衡量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达成一致.
为此,本文通过寻找替代指标来实现研究的目的.
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以实现社会公益为使命的组织,财务治理的目标是资金的获取和有效利用,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使命.
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通常是收入和支出的两方面.
组织收入根据组织性质的不同,收入来源和金额大小会有区别.
而非营利组织支出按用途分为公益事业支出、员工福利支出和行政支出.
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财务中通常缺乏利润这一可量化的财务治理指标,相对来说,其公益事业的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衡量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水平.
但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根据计算得出,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支出与总支出的比值非常接近,导致数据分析结果不具备可研究性.
一般而言,净资产与组织规模呈正相关,净资产越大,组织规模越大.
"公益支出/净资产"表明在不同规模的组织中,公益支出相对值的大小,值越大,表明财务治理水平越高,反之相反.
因此采用"公益支出/净资产"作为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测量指标.
2.
自变量.
各自变量的定义如下:(1)媒体监督:本研究中,媒体监督指标的设置参考徐丽萍和辛宇(2011)[22]的做法,使用"1+媒体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非营利组织的媒体监督程度.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报道次数越多,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越多.
由于媒体报道能够迅速提高事件的可知度并形成"盯住效应",特别是对于有关非营利组织存在问题的报道能够迅速成为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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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5-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具有放大效应.
而被报道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出于对社会声誉的关注,通常积极解决组织内部治理问题特别是财务治理的改善,以维护公众形象.
因此媒体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报道次数越多,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应越大.
(2)地方政府监管:本研究采用"中国慈善发展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监管力度的指标.
中国慈善发展指数由北京师范大学慈善事业研究中心开发,按照《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和各地方政府的慈善事业发展规划,并根据当地政府慈善捐赠数额、非营利组织数量两个指标进行测算,同时考虑各地方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政策法规、志愿服务和慈善文化等,对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省域为单位进行比较,因而,中国慈善发展指数能反映我国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监管情况.
值得说明的是,样本中包含了少数全国性基金会,按规定它们由民政部直接监管,但由于没有独立的监管数据,在本研究中,用北京的政府监管水平代替.
(3)媒体监督变量和政府监管变量的交互项:本研究采取对构成交互项的媒体监督变量和政府监管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来衡量地方政府的监管对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以克服交互项引发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政府在非营利组织治理中出现的监管越位和缺位等失灵现象,一方面媒体能够通过声誉机制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面对非营利组织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政府需要呼吁媒体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和监督,全方位的监督管理能够更好地使非营利组织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
3.
控制变量.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设置三个控制变量,组织规模、组织捐赠收入、组织性质.
由于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据是对前一年年报披露的信息的反映,因而,控制变量也采用相同年度的的数据.
所有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表1研究变量的说明变量名称变量符号计算说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NFGLn(公益支出/净资产)媒体监督LNMediaLn(1+非营利组织年度媒体报道的次数)地方政府监管LNGovLn(慈善发展指数)组织规模LNSizeLn(净资产)捐赠收入LNIncomeLn(捐赠收入)组织性质Public虚拟变量,若公募为1,否则为0四检验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2是通过对553个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的结果,媒体对非营利组织报道量的最小值为0篇,最大值为1730篇,说明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不平衡,某些非营利组织并没有得到媒体关注,曝光程度不高,而关注较多的可能的原因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组织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或者发生了财务丑闻.
媒体报道的平均值为31.
951,说明从整体上看,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不充分,媒体的监管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地方政府监管变量的最小值为0.
105,最大值为1.
722,平均值为0.
391,说明我国各地方政府之间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和监管有差异,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同,各省域之间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状态,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表2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数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NFG553-7.
5563.
554-1.
2291.
302http://www.
sinoss.
net-6-Media5530173031.
951137.
140Gov5530.
1051.
7220.
3910.
193LNSize55311.
35221.
42616.
5301.
582LNIncome5537.
00320.
76915.
4112.
155(二)回归结果分析表3的结果显示,各模型中媒体监督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
109、0.
095和0.
088,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媒体报道披露的有关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能够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媒体报道的范围通常是围绕非营利组织主动披露的信息和未披露的信息,未及时披露的财务信息"被披露"通常形成财务丑闻.
媒体通过声誉机制和行政介入机制迫使非营利组织收敛、改善其行为,特别是有关财务治理方面.
由此,随着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全面而深入,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越多,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越高.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即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数量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
模型(2)和模型(3)检验政府监管对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和对媒体治理效应的影响.
在模型(2)、(3)中,政府监管变量的系数为0.
169和0.
357,且分别在1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作为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在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理论假设2的预期,即政府监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的影响是正面的,地方政府监管力度越大的地区,非营利组织越注重财务方面的治理.
模型(3)的结果显示,媒体监督变量和政府监管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0.
094,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监管对媒体监督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地方政府自身对非营利组织加大投入的同时,其呼吁社会各界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信号被媒体有效接收,媒体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监督效应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简言之,在地方政府监管力度越大的地区,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应更强.
该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
此外,表3最后一列报告的是回归模型(3)中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所有的VIF都在1-3之间,远远小于10的临界标准,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模型(1)~(3)的检验结果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多重共线性检验VIFConstant1.
848***(0.
517)2.
199***(0.
553)2.
389***(0.
563)LNMedia0.
109***(0.
032)0.
095***(0.
033)0.
088***(0.
033)1.
453LNGov0.
169*(0.
096)0.
357**(0.
146)2.
707LNMedia*LNGov0.
094*(0.
056)2.
448LNSize-0.
688***(0.
042)-0.
697***(0.
042)-0.
702***(0.
042)2.
144LNIncome0.
517***(0.
029)0.
516***(0.
029)0.
519***(0.
029)1.
985Public0.
328***(0.
095)0.
348***(0.
096)0.
345***(0.
095)1.
116Adj_R20.
4550.
4580.
460http://www.
sinoss.
net-7-F(p-value)0.
0000.
0000.
000N553553553注: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了回归系数异方差检验的标准差;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双尾检测).
五稳健性检验1.
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通过查询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网,手工收集各基金会2013年的透明度指数.
用"透明度指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
中基透明指数主要依据各基金会向登记主管部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财务信息、捐赠信息、项目信息等指标,从公开性、科学性、发展性等方面,按照德尔菲法对不同指标附不同权重,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透明标准评价系统.
由于透明度指数主要用来衡量各基金会财务透明度,即报告披露的财务信息、捐赠信息等越真实、全面.
透明度指数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财务治理水平越高.
然后同样采取对构成交互项的基础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的方法,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表4列示了检验结果,模型(3)的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的财务透明度受到了媒体监督的显著性影响,即媒体监督所体现的非营利组织财务合法性压力,能显著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政府监管力度也能有效地促进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并强化媒体监督的作用,检验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2.
此外,本文使用"民间组织管理支出除以非营利组织总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政府监管的研究变量,各地方政府的民间组织管理支出除以非营利组织总数表示政府对每个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所耗费的平均费用,费用越高,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投入的人财物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力度越大.
然后也对构成交互项的基础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表4模型(1)~(3)的检验结果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多重共线性检验VIFConstant3.
823***(0.
094)3.
842***(0.
101)3.
889***(0.
102)LNMedia0.
045***(0.
006)0.
045***(0.
006)0.
043***(0.
006)1.
453LNGov0.
009(0.
017)0.
056**(0.
027)2.
707LNMedia*LNGov0.
024**(0.
010)2.
448LNSize0.
011(0.
008)0.
011(0.
008)0.
010(0.
008)2.
144LNIncome0.
019***(0.
005)0.
019***(0.
005)0.
020***(0.
005)1.
985Public-0.
055***(0.
017)-0.
054***(0.
017)-0.
055***(0.
017)1.
116Adj_R20.
2660.
2650.
272F(p-value)0.
0000.
0000.
000N553553553注:系数下面括号内报告了回归系数异方差检验的标准差;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双尾检测).
六结论与启示本文以2013年中基网透明指数为60分以上的553家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对媒体监督、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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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8-政府监管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第一,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报道数量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媒体对非营利组织报道数量越多,表明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度越高.
非营利组织担心过高的媒体关注度会引起政府等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同时为了维护组织自身的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非营利组织通常会更加注重组织内部的治理特别是财务方面的治理,从而提高其财务治理水平.
第二,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力度与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同时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监管能显著增强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作用.
地方性的非营利组织要接受所在地方政府的监管,地方政府监管越严格,一些具有"财务漏洞"的非营利组织会在一定程度上收敛其行为.
地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不同方面的监督管理也给媒体提供了有效监督的线索,为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特别是财务治理方面的监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要有效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水平,不仅应该努力完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还应考虑组织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结合组织具体存在的问题,综合运用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管的手段.
要加强政府的公开执行力度,利用政府强制力促使我国非营利组织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地方政府的公开监管不仅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规范性作为提供了有益指导,通过行政介入机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严格监督,还能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中,特别是媒体以其独特的新闻视角,非营利组织治理特别是财务治理的监督作用尤为显著.
这种全方位的社会监督使得非营利这组织不得不主动披露相关信息,透明化组织的资金运作过程,改善组织内部治理状况,切实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从而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良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1]WilliamJ.
Ritchie,RobertW.
Kolodinsky.
NonprofitOrganizationFinancialPerformanceMeasurement[J].
NonprofitManagementandLeadership,2003,13(4):367-381.
[2]MichelleH.
Yetman,RobertJ.
Yetman.
TheEffectsofGovernanceontheFinancialReportingQualityofNonprofitOrganizations[J].
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atDavis,2004:1-41.
[3]倪国爱,程昔武.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J].
会计之友,2009,(4):11-14.
[4]Dyck,A.
,Zingales,L.
.
Privatebenefitsofcontrol:Aninternationalcomparison[J].
JournalofFinance,2004,59(2):537-600.
[5]李培功,沈艺峰.
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10,(4):14-27.
[6]Ruef,MartinandW.
Richard.
Scott.
Amultidimensionalmodeloforganizationallegitimacy:Hospitalsurvivalinchanginginstitutionalenvironments[J].
AdministralScienceQuarterly,1998,43(4):877-904.
[7]Atack,Iain.
FourCriteriaofDevelopmentNGOLegitimacy[J].
WorldDevelopment,1999,27(5):55-64.
[8]CharlesPerrow.
Organizationalprestige:SomeFunctionsandDysfunctions[J].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61,66(4):335-341.
[9]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100-109.
[10]沈洪涛,冯杰.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2012,(2):72-78.
[11]BesleyT.
,PratA.
HandcuffsfortheGrabbingHandMediaCaptureandGovernmentAccount-ability[R].
CEPRDiscussionPaper,2001,(3132):20-68.
[12]李焰,秦义虎.
媒体监督、声誉机制与独立董事辞职行为[J].
财贸经济,2011,(3):36-41.
[13]卢碧.
研究盈余管理的新途径——基于媒体治理的视角[J].
财政监督,2012,(14):8-10.
[14]McCombsM.
,ShawD.
,Theagenda-settingfunctionofmassmedia[J].
PubilcOpinionQuarterly,1972,36(2):176–187.
http://www.
sinoss.
net-9-[15]戴亦一,潘越,刘思超.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11,(11):121-144.
[16]McCombsM,CarrollEC.
Agenda-settingEffectsofBusinessNewsonThePublic'sImagesandOpinionsaboutMajorCorporations[J].
CorportReputationReview,2003,6(1):36-46.
[17]RenéeA.
Lrvin,StateRegulationofNonprofitOrganizations:AccountabilityRegardlessofOutcome[J].
NonprofitandVoluntarySectorQuarterly,2005,36(2):161-178.
[18]耿玮.
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问题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2011.
[19]朱光磊,陆明远.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二重性"及其监管问题[J].
理论与现代化,2004(2):14-19.
[20]祝建兵,陈娟娟.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路径[J].
商业时代,2009(21):68-69.
[21]董楠.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政府监管问题研究[D].
黑龙江大学,2010.
[22]徐丽萍,辛宇.
媒体治理与中小投资者保护[J].
南开管理评论,2011,(6):36-47.
TheMediaMonitoring'sImpactsonNPOFinancialGovernanceKegaoYan,LiMa(LawSchool,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2,)Abstract:Selecting553foundationsformTheChinaFoundationTransparencyIndexasasimple,weusestatisticalanalysisandexaminetherelationshipbetweenNPOfinancialgovernance,mediamonitoringandgovernmentsupervision.
Theresultsshowthat:(1)thetendencyofmediareportsonNPOsignificantlyimprovestheleveloffinancialgovernanceofNPO;(2)localgovernment'ssupervisionimprovesNPOfinancialgovernanceandenhancesthemediamonitoring.
Thefindingsoftheresearchprovidesempiricalsupportforplayingthemonitoringroleofmedia,aswellasexpandtheinfluenceofthemediamonitoringandgovernmentsupervisioninNPOfinancialgovernance.
Keywords:MediaMonitoring;GovernmentSupervision;NPOfinancialgovernance作者简介(可选):颜克高,男,博士.
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
马丽,女,硕士.
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