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与被写:古代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文化诗学透析

张晓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摘要:古代诗歌作品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这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
本文以男性创作的"怨妇诗"为例,分析阐述了"男子作闺音"两个方面的内容,并对这种独特现象进行了诗学的和文化的解读.
关键词:怨妇诗;男子作闺音;比兴寄托;文化传统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作品,自三百篇以来屡见不鲜.
其中绝大部分是"怨妇诗",描写的大都是:美人被弃,征夫思妇,倩女怀愁,妾身薄命的悲叹,色衰爱弛的抱憾……,哀怨感伤色调极为明显.
翻开诗经乐府,检索唐诗宋词,无论是描绘贫家女子,商人、征人妻子,还是抒写闺中名媛、青楼歌妓,传达的皆是女子对于爱情的执着与期待,乏人怜爱的寂寞苦闷和失望失宠的哀怨自怜.
按说作者应是闺中女子,才显得自然真切,但发人深省的是这些诗歌绝大部分却是出自男性之手.
几乎都是文人士子们代怨妇,借怨妇立言立心,而且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为她们书写内心的离愁别怨;一是"托志帷房","写怨妇思妇之怀,寄孽子孤臣之感".
那么,为什么会有又如何解释"男子作闺音"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男性作者又是怎样处理自己与抒情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的呢本文试图以"怨妇诗"为切入点,对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诗学的和文化的考察.
一、代替与摹拟:男子作闺音的无"我"之境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诗歌创作中的"男子作闺音"就是一个明证.
有学者将这种男子代替和摹拟女主人公的创作体式叫做"代言体".
这种体式的特征是:多是用第一人称,完全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代她们发言、代她们喜怒哀乐,笔触细腻,含蓄委婉.
单就怨妇诗来看,诗歌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由民间向朱门与青楼的转变.
早期闺怨诗大量涉及的是民间女子.
《诗经》里写弃妇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写思妇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都是经典之作.
汉魏晋南北朝比较著名的有汉乐府《怨歌行》、《白头吟》、《上山采靡芜》、古诗《行行重行行》、傅玄《豫章行苦相篇》、南北朝乐府《子夜歌》等.
但在词兴起以后,描写对象发生了变化.
毕竟文人士大夫更熟悉的是贵族女性和青楼女子.
这类题材的诗作,无论是描写身居高门或宫廷的贵族女子,还是栖身青楼的风尘歌妓,内容都不过是思念远行的爱人;抱怨三心二意的丈夫;抒发团扇见捐、金屋泪冷的寂寞绝望;描述幽居深院、哀伤孤独、百无聊赖的生活状况.
李益的《江南曲》、李白的《玉阶怨》、王昌龄的《闺怨》、金昌绪的《春怨》、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秦观的《浣溪沙》、李重远《忆王孙》、陆游的《采桑子》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值得指出的是:对歌妓的爱情是士大夫尤其是唐宋士人情感世界中一个特殊而又突出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论及"才子"和妓女的关系时说得很精彩:"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
尤其在唐宋歌妓制度下,游妓蓄妓、买笑青楼、沉酣酒色成了唐宋士林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创作中就自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歌妓情结".
温庭筠、柳永、姜夔在唐宋词坛上的地位与他们游青楼中产生的情爱之词密切相关;号称婉约之宗的秦观,周邦彦的诗作也往往是以青楼为背景和内容;而南唐冯延巳,北宋晏殊、欧阳修、张先、苏轼乃至南宋的张孝祥、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大家的"妩媚语"也主要以与官妓或者家妓的交往作为创作内容.
行文至此,我们要探究的是:这种男子作闺音的无"我"之境的心理机制、心理动因是什么我们试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分析:第一,"换我心为你心"的心理机制.
既然"代言体"是男性代女性立言立心,就要求男性作者能够以心灵去体验怨妇们那隐忍难言的内在世界,要求诗人与怨妇之间要形成一个心灵对流的"内摹仿"过程.
"它既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揣摩和体验代言对象的心理,又是从角色转换的形式,把诗人的体验加以间接化、或对象化的表达.
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是诗的艺术,另一方面又是心的艺术.
"[1]第二,同情心理与艺术追求的心理动因.
在古代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是男性的陪衬和附庸.
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创作的权力,而且彼时女性的爱情生活多是很不幸的,或远人长期不归,或遭薄情郎之弃,凄楚哀怨,抑郁愁闷是其感情生活的主旋律.
故而这"半边天"的生活与情感只能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才能得到反映.
历代男性作家不乏以第三人称形式忠实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而当诗人们感到完全用第三人称描绘妇女生活,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于是就在揣摸女性心理的基础上,模仿其声口,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代言体诗.
"[2]这种男人扮女人,最进入角色的是以女性口吻进行内心独白.
兹举浪漫豪放的诗人李白的诗句为例.
李白的《闺情》:"恨君流沙去,弃妾渔阳间","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
";《代赠远》中"织锦作短书,肠随回文结.
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见察.
焚之扬其灰,手迹自此灭.
";《春思》中"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长相思》"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都是极其恰切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男扮女妆"一方面自然出自对思妇、怨妇和弃妇同情,而另一方面,又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关怀了社会上一个被冷落了的心灵群体,宣泄了女性一种被压抑而郁积着的情感.
此外,命运不幸而又兰心蕙质的女性自然会赢得男性的怜爱与渴慕,模仿其情态抒发柔情哀意,也是不少男性作家一种常见的创作追求.
第三,理性力量的压制与角色变换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能成功地写下为女性言情的诗歌,是以诗人自己秉赋的阴柔气质为基础的.
人生而降,无不具备阳刚、阴柔两种气质,只是两种气质在不同人身上各有偏重罢了.
像李煜、柳永就是情感细腻而"长于妇人之手"的,他们的作品也就明显带着"女性化"的色彩.
然而,在男权社会的古中国,阳刚之风得到社会肯定,阴柔之气却常遭贬斥.
男性应担当"兼济天下"的道义,"马革裹尸"的责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价值追求.
男人要压抑自己的情感,对儿女情长是不能介意的,个个都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硬汉".
晋人张华的诗被批评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宋人秦观的诗被嘲为"女郎诗",柳永被戏称为"浪子班头"都是很好的证明.
男女社会性别的不同使得男性是不便直接表达他们的情感的.
而男性作家既本具阴柔之气,千千心结又不能不有所渲泄,借女性言情,既可一吐心中柔情微意,又不失男子体面,可谓一举两得了.
第四,复杂幽深的心绪与不吐不快的情感.
虽然士大夫们所写的词是一种"为女性代言"的笔法,实际上他们创作的怨妇诗却往往存在着两个意义系统:一个是字面上的怨妇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的系统;一个是潜在的诗人内在情感的凝聚,"意有所触,情有所激,如骨鲠在喉,不能不吐"的感情(张伯驹《丛碧词话》),尤其见于那些描写"歌妓"的诗作.
士大夫能冒着社会上"有玷令德"之类指斥的风险而为歌妓代言,无疑首先取决于作者自身与歌妓"相思似海深"的感情阅历.
但由于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社会法律的束缚,这就注定在他们交往之初就定下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悲凉基调.
不仅歌妓不堪别后寂寞相思,而且文人骚客,官僚士子也难以释怀.
借女子之口对这种"哀态萦怀"的诉说实在是"别有幽愁暗恨生".
第五,人生价值的多元追求.
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里,士大夫的不朽追求是着眼于事功的辉煌与德行的完备,然而,倘若说'三不朽'涵盖了士大夫人生哲学的一切,不免失之偏隅.
因为,"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且多层面多质素的,铁石心肠者、生性勇猛者并非彻头彻尾的一味刚峻,他也可以具有细腻缠绵的一面,也应该有对所爱的人的温馨情思.
"[3]就拿辛弃疾来说吧.
辛稼轩素以抒写政治情怀的词作见称于世,其主体风格豪放悲慨,富有阳刚之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对优美、阴柔之美的理解与追求.
而且他还是刻画女性深长绵邈的心理,传达自身委曲细腻情致的高手.
如《鹧鸪天》中的"困不成眠奈夜何,情知归未转愁多.
"《满江红》中的"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
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
"《鹧鸪天·代人赋》"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其高处不减晏、秦.
二、比兴与寄托:男子作闺音的有"我"之境古代诗歌作品的"男子作闺音"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
这类怨妇诗的创作者主要是那些仕途坎限与政治失意的文人.
通常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较上文所述的无"我"之境的作品显然又多了一层曲折.
对于这点古人有诸多论述:朱彝尊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于离骚变雅之意,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4]陈沆在《诗比兴笺》也谈到"放臣弃妇,自古同情.
守志贞居,君子所托".
可以说,凡是钻进儒家入世道路的文人,无论自觉不自觉,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其文学创作都会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这种特点以屈赋中以男女而寓君臣为滥觞,对后世诗文影响深远,俯拾即是.
曹植的《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托辞于男女相思相悦之情,寄寓对君国的钟爱缠绵之意;罗隐《赠伎云英》:"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寄托的是才高命蹇的哀怨与悲凉;张藉的《节妇吟》"还君明珠泪双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是以烈女不事二夫喻忠臣不择二主;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是以美女能否取悦于人问卜仕途通蹇;黄升的《清平乐·宫怨》:"当年掌上承恩,而今冷落长门",夏完淳的《卜算子》:"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是以男女情变隐道君臣关系的变化等等.
这里我们要追问的首先是:男性为何不直言其事却要用女性形象的凄婉哀怨来宣泄自己的焦虑和郁闷其次:男女悲欢离合之感何以能够寄托政治浮沉的寓意呢我们先试着解读第一个问题.
黄庭坚为晏几道所做的《小山词序》,指出了词的寄托的第一要素:必须是难以言说的苦衷,必须是不能直吐的怨愤和不能直抒的怀抱.
第二是寄言托意,一般都采用诗骚以来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5].
细细想来,"大抵感触所及,可以明言直抒者,固不必务为玄远之词以寄托,只有不能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才使用这种词在此而意在彼的表现方法.
"[6]试举几例证之:庾信这个南朝才子,他后期的以女性为题材的诗作,多以他亲身经历的亡国之痛为背景,以女子伤嫁的闺怨心态来抒写他的羞惭悲愤和惆怅自怜的感情.
"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之类诗句寄托的分明是不便明言的不幸身世及彼时生存环境的艰难.
晏几道曾自道其创作心理,说是自己小心翼翼、委屈求全,有时还不免获罪于人,如果直接渲泄内心的苦闷不平,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只有把自己辛酸不平的身世之感曲折地寄托在男女间的悲欢离合和女性的失意苦闷之中,既能一吐为快,又能不获罪于人.
这的确证明迫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压力,诗人有时不能直言,否则就会惹祸上身.
苏东坡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就是一例.
因此,即使"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之词锋的辛弃疾,他的《摸鱼儿》之类词作也极尽沉郁顿挫之致,纵使这样寄慨遥深之语,据闻"寿皇见此词,亦颇不悦".
他能幸免遇难,实属幸事.
可见对于重大而敏感的政治内容若不吐不快,只能采用委婉寄托的方法,从思妇、怨妇、弃妇的心理和命运中,寻找自己命运和情绪的契合点和共鸣点,从而把自己的某些隐秘的心理体验借"化妆"的、或间接的方式宣泄出来.
那么,男女的悲欢离合何以能够传达政治的寓意呢这就涉及到古代中国士人的生存境遇.
《说文解字》说:"臣,事君者,象屈服之形.
"中国经籍中有"臣妾"并称的老例,旧题孔安国传曰:"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
封建帝王即使喜好文辞者,对文学之臣也以倡优畜之.
[7]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就愤慨的指出封建帝王视文士为倡优的事实.
唐宋以降这种士大夫认同怨妇的文化心态随着后期封建专制的加强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增添了几分沉重和悲凉.
袁宏道的《丘长孺》云:"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
表示了对所处羞辱地位的愤激.
[8]因此,"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正如妻妾必须从丈夫恩爱与否中获得和失落价值一样,中国旧时代士大夫文人一样具有不由自主地地位和处境.
生理上的男性与心理上的女性的矛盾和臣妾处境必然会诞生"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的怨妇表达.
即使狂放不羁,磊落不群如李白者,作《妾薄命》"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寒女吟》"妾欲辞君去,君心便相许.
","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
"等众多诗篇也只能为自己受压抑的生存处境和受挫折的政治生涯进行一番隐喻性的解释和宣泄.
从《诗经》开始,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描写,就被纳入儒家理想政治的价值体系,开创了以美色来喻比德政的先声,使人生与社会的最敏感主题--爱情与政治的双重理性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得到深层的契合.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并不是任何一篇以女性立言的作品都有微言大义,我们必须客观地公正的看待这类男子作闺音的创作,避免牵强附会、穿凿比附的"过度"阐释.
比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描写贵家妇女晨妆的情形,并未流露任何失意的情绪,张惠言却断定:"此感士不遇也",有"离骚初服"的意思;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写妇女因其夫冶游而产生的闺怨,张惠言又臆测此词深寓了北宋庆历新政的失败,同时,对苏东坡的《卜算子》也极力于每句中,像猜谜一般找寻其政治寄托.
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批评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
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这种现象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反思的.
三、"男子作闺音"的文学、文论传统的诉求翻开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的漫长诗卷,清丽婉曲,凄楚哀怨的女性书写是我国文学的传统题材.
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历来就存在着感伤的传统,其中抒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闺怨相思,感春怀人的词作数量最为众多.
从《诗经》中《氓》、《谷风》弃妇的哀怨,《柏舟》中刻画的誓死不变心的痴情女子形象开始,这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心态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以后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文人士大夫们都大量涉及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内容,其缠绵悱恻,情真意挚的情愫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缩影.
历代诗家词人无不涉猎这一领域,即使爱国主义激情笼罩下的南宋词坛,也不乏其例.
其中尤其以柳永、苏轼、晏几道、张先、欧阳修、秦观、李清照、周邦彦、史达祖、朱淑真、吴文英、王沂孙、姜夔等词人的作品最有代表性,其深刻性、含蓄性、曲折性和细腻性叹为观止.
同时,自屈原以美人形象来寄情言志之后,女性比兴和寄托遂成为文人诗歌的传统.
文人诗歌中女性形象比兴世代相袭,大都表现为从艳情芳思中发微知著.
清人张惠言有一段关于词的特质的名言:"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也足以能表述士子创作中以女性形象"感幽发微"的艺术特征.
同时,我们反观古人的文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人着重论述的情感,大部分是抑郁低沉,悲哀愤懑的"阴性情感".
文学批评上也重视刻骨铭心的悲剧意识和情感体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陆机评诗的"应、和、悲、雅、艳"的标准,钟嵘的"怨绯说"与"滋味说",刘勰的"隐秀"说,韩愈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的论断都很具有代表性.
此外,"男子作闺音"还受"温柔的敦厚"的诗教传统的影响,作诗著文要力求含蓄蕴藉不直露.
《易经》以阴阳刚柔来区分天地、男女,而女子正是阴柔的象征,以女子作为描写对象,自然就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艺术追求的最佳选择.
四、"男子作闺音"的社会文化传统解读现在,让我们跳出纯艺术纯审美的圈子,拓展到文学-文化现象的视野.
我们要发掘的是:男子作闺音是中国文学独特的现象,那么,是何种文化孕育了这种现象呢首先,从哲学层面上说来,中国的哲学是阴阳哲学.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
中国文化讲究阴阳和谐,天为阳,地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阳刚阴柔,这就注定了中国文人,进而中国文化的"阴性"特征.
就象西方图腾多为太阳,中国崇尚月亮一样.
大体上说,中国的文化是静态的、阴柔的、消极的,西方文明则是动态的、阳刚的、积极的.
这种特点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
儒家内在精神是崇阳的:崇尚进取,崇尚功名,崇尚气节,崇尚人生的价值意义,崇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贡献等.
但儒家哲学同时又是重阴的:"儒"的本义就有"柔"的意思.
东汉郑玄说:"《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
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
[9]儒家讲道德,讲礼仪,崇文治,"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克己复礼"、"温良恭敬",所推重的无疑又是一种"阴性情感".
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国古代政治、道德、军事、审美等各个方面,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流程,建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尽管在理智上人们更多地肯定阳刚之美,但是在情感上人们却更多地依恋阴柔之美.
单就日、月两种审美对象比较,翻阅中国自古至今讴歌日月的篇什,咏月之作远胜咏日之作.
而古代诗篇也满纸都是游子思妇、佳人怀远.
即使古代诗歌的女性形象比兴,也绝非只是少数谁人流露的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是代表了古代文人的普遍心态,是儒家哲学向文学的深层结构投射的社会关照.
透过这些作品,古代士子的深层文化心理依稀可辨.
其次,从社会结构,伦理秩序、价值追求方面来看,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为"男子作闺音"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
首先,中国古代政体结构乃是家国同构,正因为"家国一体"、"忠臣孝子一体",所以用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来形容国家政权机构的人际关系便具有贴切可比性.
因此,历代诗家词人常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其次,从伦理秩序来看,儒家的宗法伦理秩序的核心是三纲五常等人伦规范,胡安国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夫妇,人伦之大本也.
"社会中一切人际关系皆从男女开始,而夫妇之伦乃在"父子、君臣"诸伦之前,视为人伦之大本.
所以"夫为妻纲"必然延伸扩大为"父为子纲""君为臣纲",[10]三者在实质上是乾坤不易的"异质同构",故可以以小托大,妻妾对夫主的钟敬之情可以寄寓人臣对君主的钟爱,才能够产生叶嘉莹说的"爱的共相",才会有"闺怨"和"放臣之感"这种伦理关系在文学中的反映.
最后,从价值追求来看,中国既是一个皇权社会又是一个男权社会,君权和夫权在实质上是等同的,在国家这个大"家"里,士大夫本身不具备独立性,依附于皇权生存,"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心理定位与男权家族中的妾妇趋向一致.
"忠臣不事二主"与"烈女不事二夫"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样的一种伦理关系中的男子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除了在女子面前可以表现出阳刚之性外,其心灵深处,无不是一种阴柔的心态.
他们既要为人子又要为人臣,自然会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其实与女子一般无二.
特别是他们在政治上失宠而成为"放臣逐子"的时候,自然会更加意识到自己"闺中怨妇"的地位.
所以当士大夫书写这种悲怨而又钟爱缠绵的政治情思时候,托于弃妇贱妾之口表达自己的感情,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虽然政治情思的寄托还可以有其它的载体,但毕竟是这种模式最多也最富有魅力.
综上所述,"男子作闺音"必须在中国古代这种独特的文学、文论、文化的互参中才能产生.
而一旦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起了质的变化,则这种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也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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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eeThroughthePhenomenonof"WomenWrittenbyMen"intheAncientPoemsFromtheViewofPoeticsandCultureZHANGXiao-mei(TheResearchCenterforLiteraryTheory,BeijingNormalUniversity,100875)Abstract:ItisaspecialphenomenoninChineseliteraturethatmostofthepoems,whichdescribewomen,arewrittenbymen.
Thisarticletakesthepoemsaboutsadwomenwrittenbymenforinstance,analyzedandexplainedthemaincontentoftwoaspectswith"thewomenwrittenbymen",andseethroughthespecialphenomenonfromtheviewofpoeticsandcultureatthesametime.
Keywords:poemsaboutsadwomen;womenwrittenbymen;metaphor;culturaltradition收稿日期:2004-04-22作者简介:张晓梅(1970-),女,汉族,河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与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