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人救援队法国街头制服歹徒

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述论池子华阎智海[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成为中国战时救护的重要外援力量.
这一时期,对中国进行人道援助的国际红十字组织包括各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中,又以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等国家红会的人道援助最为有力.
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涉及国家众多,援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援华时间贯穿抗战始终,尽管其人道援助行动因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不无缺憾,但却为战时中国的伤兵和难民带来了福音,也推动了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关键词]全面抗战;国际红十字组织;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人道援助[中图分类号]K265.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67-08近十余年以来,关于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界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相关研究综述已有多篇,在此不再赘述.
在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系统考察的过程中,学界对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道援华活动已有所论及①,但是,限于研究主题,并未对其人道援华活动作集中深入的探究.
就笔者检索所及,迄今为止,关于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的专题文论仅有三篇,其中有两篇从整体上对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背景、内容、特点、成效、影响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②,另有一篇对美国红十字会人道援华的个案进行了梳理③.
红十字组织是抗战时期一支独特的国际援华力量,其援华举措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人道援华之举虽系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却不难从中窥见多重势力在战时中国的交织和碰撞,对于这段历史有进一步挖掘论述的必要.
本文拟结合相关资料,对其人道援华的史实进行重新梳理,以期探究其人道援华的特点和规律,以求教于方家.
一抗战初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对华人道援助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推动抗战救护工作,但是,抗战初期,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就国内环境而言,日本肆意扩大侵华战争,在战争期间并未遵循国际人道法,而国民政府对战争救护工作准备不足,中国军医制度落后,医务专门人才短缺,医药材料极端匮乏,仅仅依靠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力量,势必难以周全应对;就国际环境而言,欧美诸国对战争初期的中国消极观望,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侵华的气焰,同时也制约着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步伐.
随着战事的持续扩大,在中国争取外援的努力和国际援华声浪的推动下,国际红十字组织克服重重困难,陆续加入人道援华的队伍中来,从而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战地救护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现有史料来看,美国红十字会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先对华人道援助的国家红会.
早在1937年8月3日,美红会即宣称已委托国防部转交美驻华大使詹森1万美金,用于救济华北战区难民④.
八一·76·①②③④详见孙柏秋主编,池子华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92页;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425页;张玉法主编,周秋光等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北,致琦企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3~341页;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8~254页.
董晓航、高翔宇:《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会对华援助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13期;阎智海:《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1年.
阎智海:《全面抗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对华援助简论》,郝如一、池子华主编:《红十字运动研究》2011年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美红会捐款万元救济华北难民》,《申报》,1937年8月5日,第6版.
三事变爆发后,战火迅速延及上海及周边地区,中国的局势更加危殆,在华外侨亦处于危险之中.
为援助中国并帮助撤离在华美侨及他国侨民,美红会多次捐款援助中国.
9月底,美红会捐助10万美金救济在华外侨;10月初,美红会又向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捐赠15000元(法币)作为其运作经费;同月20日,美红会续拨8000美金救济上海难民;11月6日,美红会又捐赠4万美金救济中国伤兵难民①.
此外,美红会尚于11月初在广东率先成立分支机构,并筹设财政、医务、救济、防疫四个委员会,以便开展援华工作②.
美红会之外,英国红十字会亦较早对华进行人道援助.
1937年10月初,在英国坎特白里大主教、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及伦敦市长的吁请下,中国协会、英国传道会联合会、英红会等团体共同发起募捐运动,"以作救济中国伤兵军民之用"③.
10月21日,伦敦市市长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全国捐款以救济中国战区难民.
为推动募捐工作的顺利进行,英红会、中国协会以及英国传道会联合会共同筹组委员会,以接受捐款,委员会主席为前任陆军部次官诺穆尔勋爵,所捐款物则由委员会汇交中国,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及香港总督诺斯考特主持分配.
11月11日,英红会特举行会议协商捐款进行事宜,据会议主席史丹莱爵士称,伦敦市市长救济中国伤兵难民基金已募集7万镑,所募款项已汇交中国者15000镑,用以购备药物器具者2万镑,用以购置绒毯衣物者2000镑,第一批援华医药物资重20吨,已于11月7日运送赴华,第二批物资则于是日运华④.
11月30日,杜里美琪、史密士、汉基博士三人从英国希斯顿飞往中国.
抵达香港后,杜里美琪希望和有关方面商妥红十字医药用品空运至华办法,汉基博士和史密士则拟为中国红会效力.
德国红十字会也于1937年加入人道援华的队伍.
10月底,当中国政府向欧洲各国发表救济伤兵难民呼吁后,德红会迅即募集大量医药器材、痘苗、绷带等救济用品,并表示将"在最短期内运往中国,捐赠中国红十字会,以助救济之需"⑤.
据《申报》记载,德红会所募救济中国受伤军民之大宗药品可供十万人之用.
12月下旬,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会也向中国捐赠10万美金,以便中国购买医药用品,救济"因战事而蒙伤害者"⑥,为此,苏联驻华代办梅拉美德氏专程拜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代表苏红会接洽捐款事宜.
为办理中国战区伤兵难民救护事宜,比利时红十字会曾为上海组织委员会筹集款项,而比利时政府则捐款20万法郎协助该会,"成绩颇为可观"⑦.
自1938年以来,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队伍在不断壮大,其援华力度也随之加大.
以美红会为例,随着美国国内援华声浪的不断高涨,美红会援华之举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首肯.
1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美红会,呼吁其在国内募捐百万美金,用以救济中国受难民众.
美红会会长戴维斯也吁请美国人民踊跃捐款援助中国,"须知美人捐洋一元,即足以维持中国难民一人一月之生活"⑧.
为顺利推进人道援华事宜,在美国国内,美红会3700个分会组织积极开展劝募工作,募捐进行甚为顺利;在中国战区,美红会组织成立了中国难民基金委员会,并聘请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为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思为名誉副主席,另聘请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德等为委员,具体负责捐款的接洽和后续处理.
1月27日,菲律宾马尼拉贸易公司捐助中国2000比索,以示对中国受灾民众之同情.
菲律宾红会干事长华尔夫则声称,罗斯福总统订定之募捐总额系1000万美金,而非如电传之100万美金.
在美国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下,美红会援华募捐工作卓有成效,在募捐开展的三星期内即·86·①②③④⑤⑥⑦⑧《美红会续汇捐款》,《大公报》,1937年11月7日,第3版.
《粤美红会成立,分设四组开始工作》,《大公报》,1937年11月6日,第3版.
《英教会红会募捐运动》,《申报》,1937年10月2日,第5版.
《伦敦救济我难民最近捐款》,《申报·临时夕刊》,1937年11月12日,第1版;《伦敦市民捐救济金》,《申报》,1937年11月13日,第3版;另见《英伦各界捐款救我难民伤兵》,《大公报》,1937年11月13日,第3版.
《德国红会助我医药》,《申报·临时夕刊》,1937年10月31日,第1版.
《苏联红十字会与红半月会救助我战区难民》,《大公报》,1937年12月24日,第3版.
《比国红会在沪救护受伤兵民》,《大公报》,1937年12月30日,第3版.
《美红会会长呼吁募捐救济我伤兵难民》,汉口《申报》,1938年5月21日,第2版.
收到捐款50万美金.
截至6月15日,美红会共收到各界救济中国难民捐款75万美金.
在募集捐款的同时,美红会时有捐款助华,4月18日,美红会汇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顾问委员会10万美金,指定用于购买药品.
从相关史料来看,国际红十字组织在抗战初期对华物资援助并不多,就医药援华方面而言,德红会较其他国家红会的援华表现更为突出.
1938年2月中旬,在筹备援华物资完妥后,德红会派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子运送来华,偕行者包括医师浦革斯、苗尔亚、巴度等,中国驻德大使馆特于2月8日开会欢送.
3月10日,德红会援华物资运抵香港,中国红会特派秘书长庞京周以及驻港专员伍长耀前往欢迎.
为表示谢意,3月11日晚,中国红会在香港大酒店设宴欢迎陶氏一行.
德红会此次捐赠中国医药用品21箱,400包,共重200吨,另有一半物资因舱位关系,将由下班轮船载运来华.
3月17日,陶氏一行抵达广州,并在德领署派员随同下拜访了广州市市长.
3月19日,陶氏一行乘欧亚机抵达汉口,赴机场欢迎者有陶德曼大使夫妇、卫生署署长颜福庆代表马家骥医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冯子明等,陶氏一行决定日内即谒见国民党当局并商洽举行捐赠药品典礼事宜.
据3月20日《大公报》记载,德红会此次捐赠药品价值2万金镑,需40列车装载.
5月初,德红会所赠400余箱医药用品转给前方,而另一部分不日亦将运抵汉口.
5月中旬,华北红十字会接到德红会所捐助之药品33箱,约值8000元①.
德红会所派代表团除负责接洽医药物资运华外,在中国尚服务4月之久.
7月下旬,该团乘德邮船"朴资丹号"启程返国,德红会代表团在华时间虽然短暂,但所至各地均受到政府及民众的热烈欢迎.
1938年夏,中国各地先后发生霍乱,医药成为战时救护最紧缺的物资.
国民政府一方面安排卫生署推行预防注射,一方面请求国联转请各国捐助疫苗.
美国政府在接到国联会卫生组的来电后,决定筹划捐助霍乱预防血清100万毫升,由美红会先行订购三分之一,购齐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转交中国.
7月下旬,菲律宾红会亦响应援华呼吁给予中国医药援助,为协助中国救治霍乱,该会特廉价售予中国霍乱预防针100万剂,价格每剂较美国货便宜两分半.
8月2日,菲律宾红会所捐赠之马尼拉所制霍乱预防药苗50万剂运抵香港.
8月3日,"亚洲皇后"船又运到50万剂,并于8月5日由港汉车运赴长沙.
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与国联的合作下,600万剂防疫药苗全部运抵中国,而第一次运送疫苗者为土耳其,菲律宾红会所运100万剂则属于最后一批.
国际红十字组织除对华进行实质性的援助外,还多次借助国际红十字大会的舞台,公开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声援.
1938年6月20日,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斯对日军的残暴行为予以谴责.
会议决议慰问中国,并以人道主义名义向世界各国呼吁,"要求分别制止飞机轰炸,或加以相当之限制"②.
就现实角度而言,道义援助并不能有效制止日军的野蛮行径,但是,国际舆论向中国一边倒的情况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
二抗战相持阶段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对华人道援助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中日之间陷入长期的对峙状态.
这一时期,尽管二战的爆发阻断了部分国家红会的援华之路,但从整体上看,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力度却在不断加大,除继续募集款物援助中国外,各国红十字会还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推进援华工作,美、英等国家红会均设立了驻华办事处,协调处理援华事宜,同时还协助组织医务人员来华从事战地救护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进程.
这一时期,医药和粮食成为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最主要物资,而美红会的援华表现尤为突出.
1938年年底,美红会决定依照救济西班牙难民先例救济中国难民.
据当年10月11日电文,美红会将捐赠中国救济难民之麦粉6500担,药品、罐头食品7000包,该项物资将于年底运抵上海,第一·96·①②"简讯",汉口《申报》,1938年5月18日,第2版.
《国际红会慰问我人民,并吁请制止滥炸》,汉口《申报》,1938年6月25日,第1版.
批援华物资于12月中旬即可运到,美红会表示将"续为中国难民捐助各种必需品"①.
但是,从美红会声明捐赠中国到麦粉真正运抵中国历时整整三月.
1939年1月9日,第一批美麦运抵上海,计重1600吨,此外,还有罐头、肉类、乳制品、婴儿食品、药材及医学器械等,皆系美国慈善团体与学生捐款所购,用以救济中国难民.
3月中旬,美红会又捐赠中国金鸡纳霜200万片.
同时,美红会分别于4月7日和14日将所捐药物分批运华,包括药物、裹伤绷带12000包和避瘟药物及牛痘苗10万剂.
同年4月,美红会续捐小麦12000袋启程来港,用作救济难民之用.
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夫人代表美红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民众捐助战争救济金,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慷慨解囊,爱邻如己.
同时,美红会决定由缅甸转运价值500万美金之医药用品援助中国.
10月5日,美红会职员贝克博士偕同美国赈济处主计员费笏赴港接洽医药捐赠事宜.
10月22日,贝克一行抵达陪都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及社会各界协商医药运输及分配办法.
11月2日,为接应美红会所捐医药用品,在中国红会秘书长潘小萼及国民政府代表屈映光等陪同下,贝克一行乘中航机飞赴仰光.
其时,美红会早已委托美轮"柯林斯威士"号,自西雅图运载米麦共500吨赴华,美轮"华盛顿"号亦于10月19日驶远东,"快运"号则于10月25日离美,"该二轮均系运载药品衣物至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路运华西"②.
首批运华医药用品共重200余吨,约值30万美金,于12月17日运抵仰光,并将由滇缅路运来华西.
而华东方面,将由美国运粮食至上海,并由上海美军青年会裘篑干事主持分发.
为顺利接应美红会援华物资,中国红会总会特指定由潘小萼协调负责,而中国红会代表陈朝俊则于10月9日拜访了缅甸红会主席,与该会商谈美红会物资的转运问题,并得到缅甸红会的应允帮助③.
此外,印度红会亦致函缅甸红会主席,询问捐赠寒衣运华办法,经双方商谈,结果颇为圆满.
1941年3月,美红会捐赠之医药用品陆续运抵昆明.
美红会除援助中国医药、粮食等物资外,尚以其他物资捐赠中国.
1940年12月,美红会捐赠中国圣诞节玩具3000匣,中国红会将500匣留香港,1000匣寄重庆,贵阳、上海、昆明三地则分别寄500匣.
同年,美红会还捐赠中国红会昆明办事处救护车两辆.
与此同时,美红会还陆续捐款援助中国.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3月,美红会直接汇寄上海之救济款达80万美金④.
1940年秋,美红会又捐款1万美金救济重庆难民,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裴克、《纽约时报》特派记者宾奏安、基督教公谊会傅明德三人组织委员会,协同重庆当局办理救济事宜⑤.
这一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加大了人力援华的力度.
在对华人力援助的过程中,不仅有美国、英国等国家红会的大力参与,挪威、瑞士等国的红十字组织亦尽心尽力.
据史料记载,1939年4月中旬,瑞士红十字会表示愿援助中国,并派遣医师伯尔乐等人来华服务,拟先赴贵阳与当地红会商洽一切,而随行携带的一批药物,均系瑞士方面热心人士所捐集者⑥.
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红会驻华办事机构的设立,美、英、法等国红会组织均设立了驻华办事机构,以协调其援华事宜.
如1940年以前,美红会对华援助主要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及上海市美国顾问委员会来协调处理,随着援华力度的逐渐加大,美红会决定在中国设立正式的办事机构,以便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络.
1940年4月,美国顾问委员会一度停止活动,9月,美国顾问委员会改称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
美红会先后在中国设立两处分会,一处在华东服务,其总办事处设于上海;一处在华西服务,其总办事处设于重庆;美红会还在缅甸腊戍设立一运输处,管理援华医药物资由缅运华事宜.
此外,美红会尚于1941年设立昆明办事处,该办事处于1942年1月迁往重庆.
1941年6月,美红会又组织救护队,派遣美籍医师杨固伯尔等人率队启程来华工作.
美红会还多次派代表来华考察.
7月初,美红会代表·07·①②③④⑤⑥《简讯———中央社上海十一日路透电》,《大公报》,1938年10月12日,第3版;另见《美红会捐赠医药品救济我国难民》,《中央日报》,1938年10月12日,第2版.
《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五百万美金药物援华》,《会务通讯》1941年第1期,第6页.
《缅甸风光》,《会务通讯》1941年第1期,第17页.
《美红会米麦两万包运沪救护平民》,《申报》,1940年11月25日,第7版.
《美国人士捐款救济渝被炸难民》,《申报》,1940年8月27日,第4版.
《瑞士同情我抗战派两医生携药物来华》,香港《申报》,1939年4月19日,第5版.
史美夫抵港并赴上海考察;10月下旬,美红会又派代表格尔氏来华调查中国医药救济的现状,并以此作为美红会捐赠物品之根据.
至于英红会驻华办事机构设立情况,虽然相关文献记载不详,但这一机构的设立却是事实.
另外,国际援华医疗队赴华救护也和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推动有关.
如1939年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西班牙大夫"①,他们能顺利赴华工作和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呼吁和协作是分不开的.
英红会为促成"西班牙大夫"来华做了一定工作,据1939年英红会的报告指出,英红会"经与医药援华会联系,十七名欧洲避难医生已派往中国,并将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②.
而据史沫特莱记载,"西班牙大夫"来华援助的过程中,挪威红十字会设法从法国集中营将其营救出来,并且支付其来华的旅费,负责其在华志愿工作期间的生活费③.
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力援华,从1938年以来持续不断,1942年达到高潮,来华服务的医护人员达百余人,包括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受印度国大党派遣援助中国的印度医疗队和"西班牙大夫".
其中,"西班牙大夫"在华参加救护工作时间最长,其成员也最多.
在红十字的旗帜下,外籍医疗队队员与中国红会救护队队员甘苦与共,有的甚至为人道救护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④.
国际红十字组织除接济中国难民外,对外国在华侨民亦曾施以援手.
二战爆发前夕,因希特勒在欧洲大肆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残酷迫害犹太民族,时为自由港的上海成为犹太难民避祸的天堂.
1939年年初,在沪犹太难民人数已达3000人,"食宿困难,悲惨万状"⑤.
数以千计的犹太难民涌向上海,给原本已不胜负荷的上海难民救济问题添加了新的负担.
为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致电美红会,呼吁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给予帮助,美国教会援华会与当地犹太委员会则建议美红会提请纽约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关注此事,并设法筹资以满足上海之需要.
5月1日,贝克致电美驻华红会秘书居特,并就动用美国小麦救济犹太难民问题进行了探讨⑥.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对华人道援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也陷入战争的泥淖,但是,美红会对华援助并未因之停止和减少.
这一时期,美红会除致力于本国救济事务及大力援助欧洲外,中国也是其人道援助的重点区域.
12月9日,美红会发起了募捐五千万元赈济美国兵灾的号召,借以救济因日机空袭而受灾的平民.
1942年3月,为救济四川各县市被炸城区小学生,美红会特捐赠蓝布40吨作为衣料.
同年,美红会续捐重庆市社会局布匹10吨,重庆市府专门组织了赠布分配委员会进行分发.
1942年以来,中国红会因海外侨胞捐款锐减而经费支绌不堪,美红会驻华代表伊文思、李德为此电商美红会捐款协助中国红会,以便维持中国的伤兵救护和平民救助等工作.
为此,美红会除捐助中国红会10万美金作为其运作经费外,另赠予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及战时儿童保育会5万美金,均由中国红会收转,美红会甚至表示"将来对中国红会经费尚有源源接济之希望"⑦.
为协助中国发展童子军事业起见,美红会尚捐赠童子军总会1000美金,指定该款项作为办理中国女童子军事业之用⑧.
1943年3月23日,美红会又捐赠中国红会5万美金,用以救济伤兵和难民.
抗战胜利前夕,为救济广州、贵州、湖南等地灾民,美红会还慷慨捐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2000多万元(法币).
尽管战争屡屡阻碍着国际红·17·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西班牙大夫"其实并非西班牙人,因其来华之前曾参加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共和国派国际医务纵队,因而被称为"西班牙大夫"(池子华:《国际援华医疗队抗战救护纪实》,《钟山风雨》2005年第2期,第17页).
席雄(G.
E.
Sichon):《回忆与见证———记1936年在西班牙和1939~1945年在中国两场战争中的医生》,张至善编译:《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514页.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419~420页.
《犹太难民又有二百赴沪》,《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第3版.
文俊雄译:《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二)》,《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第41页.
《本会外捐之先声》,《会务通讯》1942年第7期,第13页.
《教育消息:美国红十字会赠款办理我国女童子军事业》,汉口《教育通讯》第5卷第19期,1942年7月,第6页.
十字组织医药物资运华的进度,但其人道援助中国的步伐却一直在继续.
仅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半年间,美红会援华医药用品已有235吨以上运到中国.
至抗战胜利前夕,美红会在华工作人员已达70余人.
另外,美红会还先后在中国设立战地服务所7处,从而成为中国战地救护体系的重要外援力量.
至于英红会捐助中国的情形,从1939年起至1941年间,史料记载相对较少.
从1942年起,英红会多次捐款援助中国,而且捐助的对象主要为中国红十字会.
如1942年4月,英红会向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捐赠6000镑,同时,英国救济中国难民募捐委员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2500镑①.
1943年6月1日,英红会决定拿出25万镑,"以备在中国从事红十字会工作"②,同时,克利浦斯夫人所主持之联合援华委员会又以2.
5万镑充实是项经费.
而在1942年间,为响应救治中国伤兵的号召,英红会特派遣医务人员来华协助,当年10月,英籍医师一行计22人抵长沙,队员包括医生8人,看护12人,X光技术员1人,会计1人.
该队除准备在长沙设立后方医院1所外,还计划在湘潭设立医院,以便在前线附近工作③.
经过短暂筹备,至迟12月初,英红会救护队在长沙所筹设之医院已开始正式应诊伤兵及难民④.
英红会援华之举值得赞赏,但是,其在华工作开展并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积极支持,国民党当局对外部来华力量的紧密控制遭到了英红会在华救护队的反感,从而减缓了其援华的进程,这未免不是一种遗憾.
这一时期,英红会对华援助颇为有力.
据1944年2月21日电文称,英国红十字会战时委员会和耶路撒冷圣约翰教团,应中国红会的请求和英红会的建议,捐赠中国红会3958762元(法币),供云南前线救护之用.
4月初,英红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续捐188万元(法币),作为其运作经费.
同年,英红会又向中国红会捐助2.
5万镑用于帮助办理西南灭虱站和运输所需,其时,英红会自身收支尚且不敷,其经常开支已达每月700万元(法币)上下,在这种情况下,英红会依然对中国慷慨捐输,其援华情谊是值得中国人民铭记的.
此外,英红会还和伤兵之友社合作组织伤兵服务队四队,并每月资助其经费30万元,而该社及救世军则负担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更为关注国际性战争状态下战俘和平民的处境,二战期间,委员会积极访问战俘营并在日内瓦设立中央情报所,"在战俘和他们的家人之间传递信息"⑤,并试图为被占领区的被拘留者和平民提供保护与帮助.
抗战开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派代表来华调查,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为战俘及难民传递信息成为其在华人道救助工作的重点,据其驻沪代表依格尔称,"该会之日内瓦总会担任以远东平民所发之函件,转寄予欧洲、美洲、非洲与澳洲之平民",此外,尚担任"查询香港、菲律宾、昭南岛、荷印,及日军其他占领区内之平民情况"⑥.
在为战俘及在华侨民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中国红会积极配合,《申报》也多次刊载招领信件的启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则充当起该会及日、美等国红会之间的联络员,从而更好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需指出的是,抗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多次派代表来华视察,并敦促日本军事当局善待战俘,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1943年11月,该委员会代表培斯泰洛齐曾视察位于奉天的俘虏收容所,据其报告称:"俘虏均受有适正之待遇,居住于很好之建筑物内,即一切家具床褥等亦均具备,衣类则冬夏两套,至于食物亦称良好,卫生设施极为完善,如医院、齿科治疗所、传染病防预注射等均皆具备.
"⑦结合抗战的具体史实来看,这一报告和日军侵华期间野蛮屠杀的真相明显不符,红十字的宗旨和原则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战俘,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和工作原则所限,其人·27·①②③④⑤⑥⑦《英助我红会共达五万镑》,《新华日报》,1942年6月20日,第3版.
《英国红十字会拨款廿五万镑在我国从事救济工作》,《新华日报》,1943年6月8日,第2版.
《英籍医师来华服务,一行廿二人已抵长沙》,《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5日,第2版.
《长沙英红会医院开始应诊》,《新华日报》,1942年12月4日,第2版.
汉斯·侯格:《时间证实了杜南的设想》,亨利·杜南著,杨小宏译:《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国际红会代办平民海外邮件》,《申报》,1942年4月21日,第3版.
《红会代表报告日善待俘虏》,《申报》,1944年2月6日,第1版.
道工作并未能给兵灾的受难者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四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的特点及成效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红十字的宗旨和原则决定了其援华的内容和特点.
全面抗战期间,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特点鲜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援华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援助的对象特定.
就援华的主要内容而言,国际红十字组织在道义声援中国的同时,始终以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援助中国,援华物资种类繁多,不仅有医药和粮食等战时稀缺物资,而且有布匹、罐头、牛奶、儿童玩具等生活用品.
就援华的形式而言,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不拘一格,或者捐款援助中国,或者捐赠物资援助中国,或者派遣医护及工作人员援助中国,或者居中协调,为援华事宜而奔波.
如缅甸红会在抗战初期虽未直接以款物援华,但是,"许多支援抗战的物资,是通过缅甸红十字会运回国内的"①,这同样是对中国抗战的一种贡献.
就援华的对象而言,国际红十字组织所援助者为特定的群体,或为伤病士兵,或为战俘,或为受灾民众,在对华援助的过程中,尽管有多笔款物是经由中外官方机构来处理的,但是,款物的最终流向则是指定的,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最终惠及的是伤病兵、战俘和平民.
第二,援华的国际红十字会众多,援华时间持续到抗战结束.
作为国际性的组织,红十字会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自红十字运动兴起之日,其人道足迹便已跨越国界.
抗战初期,尽管各国红会因救济欧洲战事而经费难以为继,但是,在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呼吁下,"计响应者有十二国,其中有两国红会,更形努力,募捐结果几两倍于救济西乱之捐款"②.
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八年间,积极响应援华呼吁并付诸实际行动的国际红会组织多达20余个,遍及世界各地.
从1937年抗战烽烟初起,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几乎每一年每一月,国际红十字组织都有援华之举,从而为中国的抗战救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援华的态度由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援华的过程艰难而又曲折.
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受诸多因素影响,就国际方面而言,红十字组织受本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约,人道援华的背后难免搀杂着本国政府的政治意图,红十字外交似乎成为抗战初期国际政治变幻的晴雨表.
随着二战全面爆发,部分国家红会的援华之路也被阻断,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变得更为曲折艰难.
就中国方面而言,人道援华也受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尽管国民政府对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一事上积极争取,但是,国民党当局希望其援助的对象是国民党军队,而不愿人道援助使中共统帅下的抗日军队受益,由此延缓了红十字人道援华的进程.
此外,在对华援助的过程中,国际红十字组织力图避免中日纷争,以此来换取日本当局对其合理行动的许可和支持,其人道诉求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各方面的配合,再加上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并无一部战时保护平民的国际公约作为其行动的依据,由此加大了其人道援华的难度,而其在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援助也便屡屡遭人诟病.
然而,纵观全面抗战八年,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兹仅以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捐赠情况为例,以窥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成效之一斑.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37年8月30日至1938年3月21日止,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入国币448443.
98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内迁重庆后,其经费来源虽有部分为政府之补助,但多数依赖于国际援助,1942年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入2000万元,1943年共收约2500万元,1944年共收约14000万元,1945年共收60000万元,而国际社会之捐助,"以捐款数目最大,占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强,而向(国)外捐款又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其中以英国红十字会与援华会等经常捐助及美国医药助华会捐助为最多"③.
至于物资接受情况,则中国红十字会"卫生材料之来源,仰赖于欧美友邦之捐赠,及国外侨胞之慨·37·①②③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林康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参加第十六届万国红十字会大会报告书》,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18期,第11页.
助者为多.
八年以来,先后接收外援材料,为数颇巨……依太平洋战争为阶段,前半期之材料,百分之七十捐自美国医药助华会;后半期百分之七十捐自美国红十字会.
其中百分之六十为药品,百分之三十六为敷料,百分之四为器械"①.
据史料记载,截至1945年11月,仅重庆市卫生局接收外国捐赠的医药器材、药品、布匹共计24批,重庆市民医院接收计16批,重庆妇科医院接收2批.
1947年5月15日,经重庆市卫生局清点,自"1940年以来接收使用的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各种药品、器材及其它物品共538种(件、套)"②.
正如潘小萼所指出的,"(中国)红十字会得自海内外各团体与个人协助甚大,苟无此种有力的协助,红十字会之整个救护事业,势将无由进行"③.
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惠及受难民众及伤病士兵是不争的事实,其人道援助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红十字组织的人道救援不仅仅是中国红会战时救护物资重要的国际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红会开展救护工作的强有力后盾,而国际红十字医护人员赴华参与救护不仅成为中国红会人员开展工作的动力,更成为战时中国向侵略者进行抗争的一种精神鼓励.
收稿日期2015-03-15作者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苏州,215123;阎智海,无锡博物院助理馆员,江苏,无锡,214023.
OnHumanitarianAidsofRedCrossInternationaltoChinaduringtheAnti-JapaneseWarChiZihuaandYanZhihai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full-scaleAnti-JapaneseWar,theimportantforeignaidstoChinacamefrominternationalRedCrossorganizations,suchastheRedCrossofeachcounty,theLeagueofRedCrossSocietiesand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RedCross.
Infact,muchmorehumanitarianaidswerefromtheAmericanRedCrossandtheBritishRedCross.
TherichandvariousaidsfromRedCrossInternationalthroughouttheAnti-JapaneseWarbroughtgreatwelfareandhappinesstotheChinesewoundedsoldiersandrefugees.
Thehumanitarianaidspromoted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andco-operations,thoughtheywerenotperfectbecauseofmultiplefactors.
Keywords:full-scaleAnti-JapaneseWar;RedCrossInternational;AmericanRedCross;BritishRedCross;humanitarianaids【责任编辑公羽】·47·①②③秦孝仪主编:《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五)》,《革命文献》第10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72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外事志》,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22页.
潘小萼:《创刊赘言》,《会务通讯》1941年第1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