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成美国史上最富总统

69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孙兴杰〔提要〕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
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
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
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关键词〕美国战略收缩、多元权力中心、复合三角关系、中美关系〔作者简介〕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图分类号〕D871.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8832(2021)1期0069-17[1]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整体呈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国崛起复兴交汇,中美关系的重构与国际秩序重塑共振,二者加速大国关系分化组合和国际秩序变革.
准确研*本文是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疫成效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2020MYB072)的阶段性成果.
70判美国战略调整所引发的大国关系重组和国际秩序演变,对运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特朗普主义: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二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用一种所谓的"主义"来标识其外交观念、主张和政策.
特朗普主义重新界定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重构了威胁的排序,进行了持续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动员,调整了美国外交战略.
从美国对外战略周期来说,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持续.
进入21世纪,美国遭遇了两场重大危机的挑战,反恐战争持续了近20年,未有终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模式的神话破产.
从小布什后期,美国就开始了战略收缩.
[1]奥巴马上台之后,以"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为主基调,"外交整体收缩",调整重点,优化资源,在出兵干预上慎之又慎.
[2]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的"亚太再平衡",从整体战略来说,是"收缩性战略"格局之下的战略重心的调整.
[3]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实力地位相对衰落背景之下进行的战略调适,降低成本、减少承诺,着力提升本国实力,如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乃至以后的岁月里,不断上升的国内经济压力将日益压缩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空间.
"[4]奥巴马主义可以视为战略收缩的温和版本,而特朗普主义则是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特朗普政府关于战略收缩理念的直白表达.
特朗普2016年大选演讲论述自己外交政策时提出了"美国优先"的理念:"我的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美[1]杨成:"从'战略收缩'到'伙伴能力建设'——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进入新阶段",《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
[2]何亚非:"美国实力变化与对外战略收缩",《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9月18日,A13版.
[3]蔡佳禾:"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之遗产——大战略视角的研究",《南大亚太评论》2017年第1辑.
[4][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穷酸超级大国:美国在拮据时代的全球领导力》,刘寅龙译,海天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71国优先将是我施政的重大和首要主题.
"[1]"美国优先"意味着维护国际秩序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内利益,尤其是硬实力的增长才是首要的目标.
特朗普主义比奥巴马主义的"不做蠢事"更加直白,就是"不做吃亏的事情".
特朗普认为,美国被沉重的国际义务绑架了,需要从中解脱;美国没有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利益,对贸易伙伴让步太多.
特朗普政府从多边贸易协议中退出,从多边转向双边,依靠相对优势,通过双边谈判,实现相对利益的最大化.
具体表现在:从奥巴马着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退出;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取代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投资、劳工待遇等议题进行升级,以保护美国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对韩国、日本等盟国进行"敲诈",重签美韩自贸协议,韩国向美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日本则被迫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
特朗普政府大幅减少了海外义务和承诺,尤其是对盟友的安全承诺.
美国与其军事盟友是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是美国主导权的基础.
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从"性价比"的角度看待结盟问题,将与盟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作为获取利益的筹码,迫使盟友承担更多的军费开支.
比如,修改了美韩防务经费分担磋商的规则,每年进行一次磋商,大幅增加了韩国承担的份额.
在战略收缩期,大国同盟管理面临的问题是成本和风险之间的权衡.
[2]降低了成本,承诺可信性会受到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让盟友花钱"购买安全",特朗普首次访问沙特时双方签署上千亿美元的军火合同,便是非常鲜明的例证.
通过"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威胁重新确认并进行了政治动员.
所谓"安全化",就是将某一威胁贴上最高优先的标签,从而以超常规的手段予以应对.
[3]巴里·波森认为:"如果特朗普真贯彻竞选时的想法,那么他就可能会聚焦于现在世界安全的各种问题.
克制的大战略,[1]"TrumpGives'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Speech,"GlobalTimes,April28,2016,http://www.
globaltimes.
cn/content/980533.
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5日)[2]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
[3]BarryPosen,"TheRiseofIlliberalHegemony,"ForeignAffairs,March/April,2018,p.
26.
72始于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假设,而且极少事情可以损害这一安全.
"[1]特朗普主义对于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从关注海外事务转向国内实力建设,重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特朗普优先照顾的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蓝领是其主要支持者.
在全球产业调整中,很多产业工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薪水,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特朗普将就业岗位、产业发展、贸易赤字等问题贴上"安全"标签,并进行了安全化的动员.
在2016年11月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特朗普提出了执政的"百日计划":清除华盛顿的腐败和游说集团;保护美国的工人,此外,还要进行中产阶级减税、离岸外包、能源和基建、教育、医疗、养老、非法移民、国防等十大领域的立法.
[2]为兑现对白人蓝领选民的承诺,特朗普四年任期中倡导"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通过对非法移民、贸易失衡等议题进行安全化动员,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贸易伙伴进行限制和打压,试图扭转美国贸易赤字,实现产业、资本回流美国.
2019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5G等高技术产业进行了高强度的安全化动员,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行严厉打压,同时动员美国盟国加入所谓"清洁网络倡议"中来.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支柱性议题则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
这些议题在"美国优先"框架下的优先性被大大降级,比如多边国际组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
特朗普执政四年从一系列国际组织中"退群",本质是对多边主义进行了"去安全化"动员,尤其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退出.
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阴谋,妨碍了美国的化石能源的开发,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对于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他在竞选期间就有一问:为何我们花钱保护日韩这样富裕盟友的安全特朗普追求的是有性价比的军事同盟,而北约的盟国很少能够达到防务支出占GDP2%的标准,因此,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了",此言一出,引起了北约的震荡,副总统彭斯和时任防长马蒂[1][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37页.
[2]AmitaKellyandBarbaraSprunt,"HereIsWhatDonaldTrumpWantsToDoInHisFirst100Days,"NPR,November9,2016,https://www.
npr.
org/2016/11/09/501451368/here-is-what-donald-trump-wants-to-do-in-his-first-100-days.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2日)73斯在参加北约会议时极力安抚盟友.
即便如此,特朗普还是决定从德国撤军.
另外,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收缩"态势,加速了美国从中东"撤出"的步伐.
特朗普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退出伊朗核协议,强化美以关系,推动以色列与中东国家和解并建交,这些举动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的"默契"和共识,也打乱了中东秩序,其目标是让美国的中东盟国"抱团"遏制伊朗,为美国从中东"撤退"创造条件.
特朗普主义具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风格,如对等交易、结果导向、极限施压等.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纯粹的商人总统,其在商业丛林中沉浮兴衰的经验被腾挪到华盛顿的政治场域中来.
特朗普主义具有强烈的结果导向:"开始我决定做什么我就会勇往直前.
但最后,我们总是以结果论英雄,而不问过程中的付出.
"[1]他大幅调整美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对等"贸易,2018年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全世界发动了几乎无差别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
特朗普自诩为"谈判大师",在其任上,"对等"(reciprocal)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高频使用的词汇.
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从一系列多边组织中退出,转而倚重双边谈判,发挥美国相对优势,伴之以极限施压等谈判手段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特朗普的谈判法则中有一条便是,"比谈判对手多一点竞争优势"[2].
特朗普将美国的相对优势以及与盟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作为武器,以"对等交易"的原则迫使盟友承担更大的防务成本,做出更大的让步.
"对等交易"是特朗普主义的鲜明特征,其意味着美国不再情愿"白白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而更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各种政治周期"汇合"和"共振"的产物.
美国进入亨廷顿所说的"信念激情"政治长周期,种族矛盾和阶层政治激化,海外扩张过度带来沉重负担,二者相互叠加,造成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1][美]唐纳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尹瑞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
[2][美]唐纳德·特朗普、梅瑞迪丝·麦基沃:《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刘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73页.
74特朗普主义.
二、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与灵活三角外交关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地位,其追求海外利益的野心也随之增长.
美国对全球化的想象以及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野心都是基于"历史终结论"的误判.
但历史没有终结,而"历史终结论"的确终结了.
进入21世纪以来,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造成了战略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心脏地带出现了紊乱.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庞大的生产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力量构建了霸权,但其生产能力已经在1970年之后被赶超,其金融实力也在被赶超,现在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只剩下了军事.
美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将决定新帝国主义的最终面貌.
"[1]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拒绝接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标志着单极时代的最后一声叹息.
[2]特朗普主义是对自由国际主义霸权战略的刹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包括库普钱、哈斯、米尔斯海默等人的呼吁,从过度的海外责任中回撤,关注本国的利益,夯实美国的实力基础,顺应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到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修复美国霸权秩序的漏洞.
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角度来说,世界正回归"多元权力中心时代".
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世界权力中心多元化,不只是新兴大国崛起,还有非国家组织力量的兴起,无人机、病毒、机器人等技术革新赋予了非国家组织巨大的破坏能力.
[3]罗伯特·卡根认为:"替代世界新秩序的是,利益的冲突与大国的野心重新产生了联盟与敌对联盟,还有19世纪外交官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的伙伴关系的苦心经营与分化组合.
同时,这还产生了大[1][英]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23页.
[2]DaronAcemoglu,"TheCaseforaQuadripolarWorld,"ProjectSyndicate,December3,2020,https://www.
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quadripolar-world-better-than-new-us-china-cold-war-by-daron-acemoglu-2020-12barrier=accesspaylog.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7日)[3][美]本杰明·维特、加布里埃·布鲁姆:《未来的暴力与国家治理》,万岩、潘煜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第7页.
75国雄心重叠与冲突的争议性地缘政治断层线,未来的灾难性事件很可能在这里爆发.
"[1]"历史的回归"意味着世界不会沿着美国设定的方向和路线演化,没有线性的历史进化,而是"多线程"、不同步的演变.
与19世纪欧洲协调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各个大国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明标准、意识形态,如伊恩·布雷默所言:"冷战的胜利既没有恢复国际和谐状态,也没有出现美国君临天下的局面.
相反,它只不过是加快了新一代越来越自信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速度,而且每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脆弱性.
"[2]每个新兴国家最终都需要寻求一种与自己历史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身份.
19世纪欧洲大国政治的主题是霸权竞争与转移,而当下的大国政治的主题是美国的霸权护持与其他大国"复兴"之间的竞争以及在不同的节奏和频道上进行的博弈.
其他大国的复兴是恢复历史上的"应有"地位,但是会被美国理解为权力转移或者是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因此,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大国政治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美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也使得"帝国式"的金字塔结构难以维系,而具有了系统性特征和全球性影响.
"历史的回归"对于美国来说是重新认知自身的优势和挑战,美国正在经历从威尔逊式的扩张民主到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本土优先和杰斐逊主义的小心翼翼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回归.
哈斯认为:"夹在'我们仍然是世界老大'和'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牵动感情的看法之间的美国仍然拥有其他任何一国无法比拟的实力.
"[3]基于美国实力和优势,"美国衰落"可能是一种选择,未必是一种宿命,美国需要选择和界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衰落,而是美国回归自身实力建设.
当然,这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威胁对美国影响较小,而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国内.
历史的回归或者"报复"是美国霸权秩序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国际秩[1][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2][美]伊恩·布雷默:《零国集团时代》,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3][美]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胡利平、王淮海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第9页.
76序的时空调整.
从19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扩张,将非西方世界"卷入"其中,并且将空间"时间化"了,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序列之中,在地理上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分野,而与之对应的是在时间上形成了"文明-野蛮"之间的区分.
市场经济、技术创新突破了农业文明的局限,将欧洲带入了技术文明时代,工业革命赋予欧洲巨大的能量.
通过殖民的方式,欧洲人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等级性的国际秩序.
二战结束之后,工业化、城市化向全球扩散,现代化进程也全球化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20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
"[1]"他者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西方主宰之下的时空结构,发展时序的差距被消弭,"中心-边缘"结构趋于瓦解.
多元权力中心的国际格局是"中心化"国际秩序的终结,能否回到历史上的多元权力并存的格局,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与以往历史不同的是,多元权力中心是在一个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化基础上的演化与重建.
"地球村"的概念以及"世界是平的"代表着全球化的乐观主义看法.
与"时空压缩"并行的是现代国际体系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与结构重组,以金融货币、贸易、技术、知识为代表的媒介实现了全球体系广度和密度的极大扩展,甚至说"消灭"了空间.
然而,"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个是政治的分裂.
前者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均衡.
后一个趋势主要与内战和政治动乱有关,它们是导致世界上较为贫困的国家更加贫穷的重要因素.
"[2]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发展速度,造成了治理的难题,技术、资本、知识等经济发展要素在全球市场中进行配置和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和范围大为滞后,市场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未能实现财富公平分配.
多元权力中心的兴起与一个更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市场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入到这一市场体系之中,才有可能冲破"边缘"的束缚,跻身"中心"之列.
全球化的进展并不是平滑的,[1][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386页.
[2][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
77也并非线性的,它是源于类似"现代化"的主导过程,它总是不平衡、不连续、可逆转以及充满矛盾,促生了赢家和输家,并非自然之力而是人为推动.
[1]多元权力中心回归与"身份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
一方面,多元权力中心引发新兴大国对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寻求和确认;另一方面,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政治日渐凸显,文明的边界在国家、城市、社区内部出现.
在广度、密度的冲击之下,国际体系的"深度"(认同)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进展,从而造成了体系内部结构的失衡.
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的提升并没有带来"深度"的融合,也就是利益、权力、认同的融合,而是进一步凸显了"边界"的重要性.
在涌动的全球化潮水面前是脆弱的政治堤坝,要解决这一悖论和矛盾,要么对全球化"刹车"减速,要么整合与巩固政治信任的基础.
特朗普主义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在美国内外寻找和建立了一系列"边界",重建利益、权力和身份的边界,比如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颁布新的移民法,建立美国"产业堡垒",强调白人被"反向歧视"等.
全球化背后的"速度革命"压缩了时空,但是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反,在拥挤的时空之下,确认和放大了差异和分歧,造成了愈加严肃的"身份政治"的难题.
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一是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内生的恐怖主义,文明冲突发生在欧洲大都市内部,而不是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二是欧亚大棋局的调整,特朗普加速了欧亚大陆的地缘调整,从中东、欧洲向亚太转移.
特朗普重建美国的海权优势,对欧亚大陆进行"离岸平衡".
当然,他的战略调整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强制外交的色彩,对美国的同盟体系进行了"紧缩",虽然遭到多方批评,但是盟国也难以反制美国.
"美国可以在不招致制衡、制度内在合作能力衰减、全球化收益不稳或者其国际角色的整体合法性崩坏等约束的情况下,强硬甚至单边地推动国际体系的修订.
"[2]特朗普以其乖张的[1]PhilipOltermann,"AngelaMerkelandtheHistoryBookThatHelpedInformHerWorldview,"TheGuardian,December29,2016,https://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6/dec/29/angela-merkel-jurgen-osterhammel-the-transformation-of-the-world-book-germany.
(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2][美]斯蒂芬·G·布洛克斯、威廉·C·沃尔夫思:《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潘妮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1页.
78执政风格,将美国的权力用到了极致,以极限施压、对等交易等方式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特朗普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来临,美国从自由国际主义霸权体系中"后撤",留下了灵活外交的空间.
已故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全球政治觉醒"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格局,"所谓全球政治觉醒,它具有反帝的历史向度,反西方的政治向度,以及日益反美的情感向度.
在此过程中,它推动了国际政治中心的重大调整.
"[1]从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向多极世界的转型过程中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合三角外交体系"的过渡和中介,以此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基础.
毫无疑问,这对于各个大国的外交智慧是巨大考验,而大国之间的竞争、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可能会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从外交过程的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可以化约为三角关系,换言之,三角关系构成了外交研究的基本单元.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从有关体系的基本概念中得出的最明显而重要的陈述认为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任何一对国家间的现存的、潜在的和期望的关系,都会影响每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而且也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
"[2]三角关系构成了外交的系统,任何两方都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同盟关系,围绕议题形成了灵活的互动关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不仅来自实力资源,还来自于本国在互动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灵活三角关系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静态的"极"的冲击,换句话说,是外交活动,而不是对"极"的分析,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从国际关系的"结构"转向了"过程".
从全球层面而言,中美俄欧四方形成的复合三角关系构成了国际格局的基础,四方互动的性质和频度决定了国际秩序的走向,为各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四方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容量",彼此关系越紧张,合作越少,国际体系就越"紧缩".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2][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79中美俄三角关系影响全球战略平衡.
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核大国.
特朗普任内,美国从一系列军控条约中退出,还要求中国也加入到全球核军控谈判中来.
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核心议题就是全球战略平衡,尤其是核威慑平衡.
二战结束以来大国战略平衡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之上,美俄在核威慑议题上的博弈,动摇了全球战略平衡.
中美欧三角关系主要决定全球经济秩序,包括自由贸易、技术合作、市场秩序等.
中美欧三方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到全球贸易、投资、技术等各个领域.
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到了新的历史高点,但全球经济的结构失衡也处于临界点.
全球市场的铁律是走向更加统一的大市场,但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成本如何分摊、市场规则的制定成为中美欧三方争论焦点.
围绕5G问题,中美欧三方形成了频繁而紧张的互动,美国不遗余力地推销"清洁网络倡议",对中国企业进行严厉的封锁和打压,以技术"脱钩"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对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欧推动产业回归,构建"产业堡垒".
在香港国安法问题上,美欧采取了更加一致的立场和做法,拒绝承认和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欧洲国家对印太地区的兴趣升高,法国国防部于2019年5月发表《印太防务战略报告》,德国外交部于2020年9月发表有关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
北约于2020年底发布《北约2030》,声称"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还首次将中国议题列入首脑联合声明.
北约这一文件基本延续了欧盟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的判定,"中国最好被理解为全光谱的系统性对手,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玩家或者只是亚洲地区的安全行为体"[1].
从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而言,中国越来越成为美欧关系的议题,尤其是成为北约战略转型的动力,进而成为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纽带.
欧洲大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可能导致两个重大而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从全球经济向地缘政治延伸,欧盟可能更多介入地缘政治议题,中欧美关系更加复杂(2020[1]"NATO2030:UnitedforaNewEra,"November25,2020,https://www.
nato.
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
pdf.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2日)80年12月,中欧宣布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下一步将开展文本审核、翻译等工作,力争推动协定早日签署);二是北约的"全球化",北约的关注点延伸和扩大到印太地区,很可能会使欧盟卷入印太事务,增加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
维持中美欧灵活三角关系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至关重要,应避免中美欧三角关系退化为阵营化对垒.
就全球化秩序的图景来说,"美国提供军事支持和技术,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和出口市场,欧洲派出救援和治理顾问,企业供应链理顺连接流程,这才是地缘政治的最优明星组合.
"[1]美欧俄三角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已经成为欧亚大陆西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这一战略三角关系是冷战后欧洲秩序重建的继续,中东变局以及难民危机将这一战略三角关系扩展到西亚、北非、高加索等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
从中长期来看,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运转的前提是欧美关系的松动以及欧俄关系的适度缓和.
中欧俄三角关系还在演化之中,这一关系框架影响超级欧亚大陆秩序的磨合与重建.
从国际关系史而言,欧亚大陆的分野是近代才出现的,英国脱欧之后的欧盟更具有大陆属性,中欧俄三方互动关乎欧亚新陆权秩序的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来临,既是历史回归,也是"历史报复".
灵活三角外交关系既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外交形态,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更为中美关系的演化设定了基本的背景和框架.
三、中美关系共同进化的战略框架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频繁对华极限施压,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2].
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从一开始,中美关系的前景就已经超越了它们能给我们[1][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38页.
[2]"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中贸委会2020年视频年度晚宴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0年12年10日,https://www.
fmprc.
gov.
cn/web/dszlsjt_673036/t1839124.
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0日)81两国带来的双边利益.
我们的互动推动了整个世界向前发展.
"[1]推动中美关系止跌回升,构建起比较稳定的互动框架,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美国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在于对竞争的控制,避免使之发展到冲突的边缘,同时真正地扩展合作.
"[3]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来临使中美关系处于新的时空框架之下.
最近几年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但多数说法依然局限于西方历史的经验之中——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新冷战"等皆是西方典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论.
对于中美关系的论述,需要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
中美关系是复合三角外交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嵌套在全球与区域的各个层次与议题之中,而多元、灵活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为中美关系的演化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也为国际秩序演化创造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4]基辛格所设想的中美关系"共同进化"并非冷战式的阵营对垒或霸权更迭的竞逐,而是两国在多元权力中心框架下基于议题和利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集合体.
中美关系既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同时又在这一秩序中互动,由此形成了中美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
对于中美关系的演化来说,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体系性特征的国家.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既是美国作为体系性大国的特权,也折射出美国外交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特征.
从美国战略周期而言,拜登政府依然处于这一长周期之中.
美国急需摆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且依赖债务"的困境,要"加紧推进与[1][美]傅立民:《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王柏松、王在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6页.
[2]"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华网,2020年11月25日,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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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0日)[3][美]沈大伟:《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等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4][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82欧盟及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建立起以北美为中心、横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单一贸易区";同时,美国也要巩固战略威慑能力,包括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优势地位.
[1]虽然外交政策学者已经看到了美国霸权战略面临的问题,但是美国大概率仍将继续秉持霸权护持战略.
中美关系共同进化的焦点在于双边关系的界定,而美国如何界定中国的身份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特朗普政府击穿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底线,打破了竞争框架,使中美关系滑向对抗与敌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对华政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焦点从贸易摩擦延伸到多个议题,甚至形成了议题绑定的态势.
2020年初,对特朗普的弹劾案结束之后,反华几乎成为华盛顿的第一战略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之后,特朗普放任蓬佩奥等人的反华言行,尤其是蓬佩奥提出所谓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
更为重要的是,蓬佩奥打破了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形成的战略默契,也就是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两个危险的趋势:一是对华关系呈现出"全领域对抗"的特征,从贸易、技术等功能领域延伸到人文交流、意识形态等价值观领域,从军事战略到外交报复等各个层面;二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白宫与国会的联动,不仅有各项行政令,还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一系列涉华法案,尤其是涉及香港、台湾等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法案,这些法案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跨越了总统任期以及党派之争.
第二,中美关系的性质在"竞争者""对手""敌手"之间徘徊,战略竞争的框架受到冲击.
目前中美关系的焦点是,美国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将美国的遏制视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美国是地中海文明的现代形态,霸权更迭是地中海文明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权力中心在地理空间的竞争;而中华文明是在同一空间的兴衰,是周期性的更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间上的更新,而不是空间的转移.
可以说,美国对华误解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这也是中[1][英]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
83美实现"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所在.
第三,从战略周期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特殊节点,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与战略收缩周期与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周期的交汇.
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使美国软硬实力受损,金融危机使美国雪上加霜.
而与之对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经济快速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GDP已达美国总量的70%.
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在两国力量对比和发展阶段处于关键节点之际,中美需要认真审视和定位对方.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中美关系又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呼吁双方"总结两国建交以来互利合作的经验,反思近几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的教训,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1]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系统性效应.
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中美关系演化的战略框架是基于中美俄欧四方之间的灵活三角关系,中美关系的灵活性和韧性有所增加.
中美共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全球市场,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同一市场体系内的竞争,而不是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
"一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市场之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离开.
无论哪个国家,只要离开了全球的唯一市场就会落后,离开的时间越长,落后的速度就越快,到最后还是不得已会返回这个市场.
"[2]特朗普政府对华大搞贸易摩擦及技术脱钩,本质是要制造两个市场,但是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体系,让世界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在美国大选之后,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1]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在2020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20年12月12日,http://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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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4日)[2]李录:《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56页.
84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不可否认,全球市场并非扁平化的,而是具有等级性的,商品贸易处于市场的"基底",技术、金融处于市场体系的顶端,随着市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劳工、环境等议题成为市场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市场是中美关系进化的基础,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的"市场"议题会从基底向上攀升,议题也会从关税向技术、市场规则等议题转变,越来越集中体现在中美欧三方关于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之中.
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基础在于"共存".
"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平衡,仍是中美"共存"的基本逻辑.
中美战略关系内嵌于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之中.
除此之外,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逻辑也内嵌于世界陆权与海权的变奏之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推动跨区域经贸合作的重大倡议.
而美国对其进行对冲围堵的印太战略,因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充满冷战思维,与时代潮流相悖,无法取而代之,二者亦将呈共存之势.
从历史传统和文明形态角度来看,中美都是具有文明传统的大国.
美国建国时间不长,但是传承了西方两千五百年文明秩序的因素.
[1]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未有中断,在欧亚大陆东端演化出了独特的文明.
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文明的"中心-边缘""东方-西方"的界限不复存在,中美两国在探求各自文明身份的同时也需要相互镜鉴并承担创造出新的全球文明的使命.
市场秩序、地缘战略以及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化的基本框架和底线.
实现中美关系止跌需要构建两国关系进化的底线和战略框架,穿越"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夯实中美战略竞争的"底线",为双方竞合创造空间.
"两国在发展相互合作关系方面应该'上不封顶',除了不结盟,能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但一定要做到'下要保底',就是绝对要避免冲突和对抗.
"[2][1][美]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7页.
[2]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
85四、结语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更具可预测性.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以及各种"退群"行动大概率会被拜登政府终止.
然而,拜登极可能面对"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沉重遗产,其根源在于拜登将与其前任一样处于美国战略收缩周期,国内议题具有优先性,特朗普主义"美国优先"中的某些成分或将得到延续.
拜登已经表示会全面评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遗产,其对华政策很可能会呈现出相当的延续性.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经历了"极限施压"之后的"探底",但也表现出具有相当的韧性.
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之下,中美关系已经内嵌到国际秩序结构之中,成为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一环.
诚如基辛格先生所言,"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1].
中美关系的共同进化需要"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两国政府需要就双方之间的议题进行甄别,形成竞争与合作的清单,而对于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分歧则要"搁置"或"冻结".
中美两国终归要在同一市场体系之下竞争与合作,"再全球化"是必然选择.
"技术脱钩"以及经济议题的"泛安全化"是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冲击和扰动,无益于增进美国的技术和商业利益.
中美在关税、贸易平衡和市场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需要进行磋商以求达成双方皆可接受的协议.
在诸如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美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强化"增量合作",拓宽两国关系共同进化的框架.
【完稿日期:2020-12-26】【责任编辑:曹群】[1][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