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存罗伦佐娜

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邵会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摘要: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欧美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遗存,本文对这些遗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揭示了它们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千纪后段,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张到了新疆的西部地区,而新疆西部地区的安德罗诺沃系统遗存与境外的七河类型文化特征最为相近.
关键词: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文化联合体中图分类号:K871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欧美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新疆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遗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梅建军先生就曾对这些遗存进行过初步的分析[1].
近年来又有一系列的相关遗存资料发表,这些资料既包括部分遗址和墓葬,还包括窖藏青铜器以及一些零星采集的青铜器.
那么这些遗存文化属性是什么它们与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正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安德罗诺沃文化最早是由前苏联考古学家C.
A.
捷普劳霍夫提出的,他当时是根据1914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而定名的[2].
但此后在十分广泛的地域内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遗存[3],学者们逐渐发现米努辛斯克盆地仅仅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的东北边缘,而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围内各个遗存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已经很难用一个单一的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盖,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联合体或文化区(Unity[4]或是Community[5])的概念.
之所以要将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归为同一区或者一个系统内,是因为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能与其他遗存明显的区分开,而他们所组成的这一文化联合体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动态系统,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组成的持续不断的链或网络[6].
安德罗诺沃文化就属于这样的文化联合体,在其分布区内的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大都拥有平底缸形器陶器系统、形制相近的铜器和发达的冶金业、轻便辐条式车轮的马车和大量的驯养马匹等相似特点.
目前可以确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是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天山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原苏联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地区,但北部的界限还比较模糊,可能到达了北方森林地带(图一).
图一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分布与扩张[7]从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初发现命名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多国外的考古学者都对这个文化现象进行过分析和讨论[8].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9],我们可以将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BC17-16世纪,以彼得罗夫卡类型(Petrovka)为代表,分布范围仅限于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地区,这一时期是文化联合体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BC15-13世纪,以阿拉库类型(Alakul)和费德罗沃类型(Fedorovo)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与之相联系的阿塔苏类型(Atasu)、七河类型(Semirechye)等多个类型,分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草原、叶尼塞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天山地区以及中亚的南部地区,这一阶段是联合体的最为繁荣阶段;第三阶段,BC12-9世纪,阿拉库和费德罗沃类型等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都已经衰落了,在西部东欧草原的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的扩张使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与前一阶段相比大大缩减,而且联合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此时主要以中央哈萨克斯坦的阿列克谢耶夫卡类型(Alekseevka)以及七河地区[10]的七河类型为代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联合体的衰落期.
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广、类型众多,但地域上与新疆地区最为接近的就是七河类型.
境外七河类型的主要分布区是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盆地,大多数墓葬都没有高出地表的封堆,墓葬周围一般都有石围栏,长方形墓室位于围栏的中央,土坑竖穴,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存在多个墓室共用围栏的现象.
主要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年代在BC15-13世纪,发现的遗存数量较少,主要体现了费德罗沃类型特征,陶器器表纹饰比较丰富,一般器物器身通体都有纹饰(图二,1-8).
晚段年代在BC12-9世纪,遗存数量多,墓葬土葬为主,少量的火葬,陶器装饰仅在口沿或肩部,很多陶器都无任何装饰(图二,9-18),另外在晚段还发现了许多窖藏青铜器,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斧和铜铲是最主要的几种器物(图三).
图二七河类型墓地出土的陶器1、Prigorodnoe2、Issyk-Kul3.
4、Arpa5.
6、DzhaylyauIII7.
8、TamgalyI9-14.
15-18、UsunbulakI15、Tegermen-say图三七河等地出土的部分窖藏青铜器和其他采集的青铜器A组:ShamshiB组:SukulukC组:Issyk-KulD组:IvanovkaE组:Novo-PavlovkaF组:SadovoeG组:BeshkekH组:其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1、Kairak-Kumy遗址2、楚河流域3、Preobrazhenka4、Tup5、锡尔河上游河谷6、Kant7、Ringitam8.
9、Tashtube10.
11、DunBei)二、新疆发现的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从已有的资料看,在新疆地区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系统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区,另外在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图四).
以下我们将逐一对这些遗存进行分析.
图四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分布示意图1、塔城卫校遗址2、托里萨孜墓地3、温泉阿敦乔鲁遗址4、霍城大西沟遗址5、尼勒克穷科克遗址6、塔什库尔干下坂地1、塔城卫生学校遗址塔城卫生学校遗址位于塔城市西北角,乌拉斯台河东西两岸的台地上,墓葬区位于河东岸.
资料没有发表,据介绍,墓葬的墓室由卵石或石板构建而成,分火葬和土葬两种形式,其中火葬的数量较少.
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均为火候不高的夹砂灰陶,以各种无耳直口、斜腹或折肩平底罐为主,有少量的圜底小钵.
陶器器表纹饰较为丰富,有三角形划纹、篦纹、指甲纹等纹饰.
遗址区位于河西岸,遗址和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基本一致,应属于同一时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这处遗存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11].
从介绍的资料看,墓地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形式,且火葬数量少,陶器质地、形制以及纹饰等特征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的费德罗沃类型和七河类型的墓葬一致.
从这些情况看,我们认为这处遗址应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而且从陶器器表纹饰丰富这一特征看,可能存在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第二阶段的遗存.
由于资料未发表,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2、托里县萨孜村古墓[12]托里县萨孜村古墓地共发掘墓葬4座,墓葬地表都有大小不等的砾石和沙土堆成的低矮石堆标志(图五,1),墓室分为竖穴土坑和石室(图五,2)两种.
发掘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数量非常少,该墓地M3出土两件灰褐色缸形器,其中一件敞口,假圈足,通体饰有锥刺纹,上部为水波纹,其内填饰斜线纹,中部在正倒三角纹内填饰两周折线纹(图五,3),从器表纹饰看,很明显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假圈足的做法在七河类型中也出现过(图二,1、2、6).
因此萨孜村古墓也应该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
图五托里县萨孜村墓地M33、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另外有人认为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3],该遗址位于额敏河支流喀浪古尔河左岸的二级台地上,西距塔城市约3公里.
遗址未经过发掘,但从调查的情况看,遗址中有房址和墓葬遗存.
出土的器物除了一件四口壶外,多为夹砂红褐陶片,很多陶片上有压印或戳印的纹饰,有小三角纹、十字形纹、窝纹和叶纹等纹饰(图六),在喀浪古尔遗址中还采集有石磨盘和石杵等石器.
从陶器的质地和纹饰上看,与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差异较大,而且完整陶器四口壶也不见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因此无法将喀浪古尔遗址划归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
但由于目前该遗址发表的资料还非常少,所以还无法明确这个遗址的具体性质.
图六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4、塔什库尔干下坂地墓地下坂地墓地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辛迪村和下班迪村境内,西南距县城约40公里.
200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调查和发现13处墓地[14].
2003年对塔什库尔干北岸的五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150座[15].
其中AII号墓地大部分墓葬被认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
AII号墓地共发掘墓葬118座,大部分墓葬地表都有明显的石堆或石围的标志,墓葬都较小,从分布图看布局很不规整(图七,1).
墓穴以竖穴土坑为主(图七,2、3),一些墓葬使用木板或木棍封盖墓室口部(图七,3).
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葬俗,其中土葬87座,火葬18座,从随葬品看,两种埋葬方式无明显的差别.
土葬墓中绝大部分墓葬为单人侧身屈肢葬,尸体腿部弯曲幅度很大,存在少量的双人葬.
图七下坂地AII号墓地墓葬分布图及墓葬形制举例1、墓葬分布图(局部)2、M20平剖面图3、M25平剖面图墓葬中的随葬品较为匮乏,以陶器为主,多为生活实用品,均为手制,素面,多为夹砂灰陶或红陶,部分陶器内盛有羊骨等食物.
器形一般不规整,器类简单,主要是无耳平底陶罐(图八,1-6)和陶钵(图八,7-12),其中陶罐一般侈口,束颈,部分器物存在折肩的现象(图八,4-6).
除陶器外,该墓地还出土一定数量的金属手镯和耳环,手镯均是用一条铜片弯曲成环形的,铜片的剖面呈月牙状弧形(图八,13-16).
耳环有铜制和银制两种,系用一根细铜丝弯曲成圆环形.
耳钩较尖细,耳坠呈喇叭形口(图八,17-23).
图八下坂地AII号墓地出土的典型陶器和金属器1、AIIM001:12、AIIM052A:13、AIIM030:14、AIIM042:15、AIIM005D:16、AIIM041:17、AIIM059:18、AIIM035:19、AIIM113:110、AIIM062:311、AIIM062:412、AIIM062:713、AIIM032:614、AIIM032:515、AIIM042:216、AIIM004:1②17、AIIM032:418、AIIM032:319、AIIM004:2②20、AIIM004:2①21、AIIM005A:122、AIIM042:523、AIIM039:3(1-12为陶器,17、18银器,其余均为铜器)从下坂地AII号墓地的墓葬地表形制、土葬为主火葬为辅的埋葬方式以及陶器形制来看,无疑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
另外在下坂地AII号墓地中出土的一定数量铜质和银质的喇叭形口耳环也值得我们注意,这种器物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墓地中大量的出现,类似的耳环在中国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以及大沱头等文化中都有发现,这种器物也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林沄先生曾提出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喇叭形口耳环可能是来源于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16].
这种喇叭形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数量少,也不见明显的演变轨迹,而在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发现数量多,分布广,形制也相对多样,因此二者存在联系的结论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北方地区流行喇叭形口耳环主要都是扁口的,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虽存在扁口的,但绝大多数的喇叭形口耳环是圆口的,对于这种现象原因,我们推测安德罗诺沃系统的这种耳环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可能不存在着固定的形制,种类比较丰富有管状口的,也有扁喇叭形口和圆喇叭形口的,由于相距较远,中国北方地区人群只是在这一时期借鉴了这种耳环的和制作方法形状,在自己在当地生产制作了喇叭形耳环.
而境外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在发展过程中最终更青睐于那种圆喇叭形口的耳环.
从具体的形制对比来看,下坂地AII号墓地中的喇叭形口耳环就属于这种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典型器物.
综合下坂地AII号墓地的葬俗和随葬品等特征来看,这个墓地遗存应该被纳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
下坂地AII号墓地的陶器均为素面,器表无装饰,这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早期和繁荣期的陶器装饰差别比较明显,应该是属于衰落期的遗存.
而与之特征最为相近的就是七河类型的晚期遗存(图二,9-18;图三,8-11).
5、霍城县大西沟墓地[17]霍城县大西沟墓地位于县城西北32公里处,大西沟口以南的山前开阔地带.
在文物普查中清理遭到破坏的墓葬一座,采集陶罐1件(图九,1),陶杯2件(图九,2),均为夹砂红陶,手制,大口平底,形制与下坂地AII号墓地出土的陶器形制一致.
另外还出土了石球8件(图九,3)和一些口沿有锥刺纹或乳钉纹的陶片.
从出土的陶器形制看,与下坂地AII号墓地的陶器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推测大西沟墓地也存在着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衰落期的遗存.
图九霍城大西沟出土的部分器物6、尼勒克穷科克遗址[18]、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等遗址[19]穷科克、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遗址都属于吉林台遗址墓葬群,位于尼勒克县东喀什河两岸,所有资料均未发表,但根据有关穷科克遗址情况的介绍[20],该遗址不仅规模大,而且在文化上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出土文物表现出明显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基本特征,发掘中发现有墓葬、居住址,出土大量的陶片、石器和骨器,其中陶器为夹砂灰陶,器形单一,绝大多数为缸形器,平底,个别器物器底为小圈足,多素面,有少量陶片器表面有刻划纹或压印纹.
阿克不早沟和萨尔布拉克遗址也发现有相似的遗存.
而分布在穷科克遗址上的穷科克一号墓地则属于更晚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21].
该文化陶器均为圜底器,基本不见平底器,彩陶比较发达.
从各种特征比较来看,穷科克遗址和穷科克一号墓地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考古遗存.
穷科克一号墓地有两个碳十四数据,一个是用M11,经过树轮校对,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984—前830年,另一个是M52,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40—前906年.
这年代被认为是穷科克一号墓地年代的上限[22].
这也应该是穷科克遗址的下限.
另外虽然资料没有发表,但从介绍的情况看,以穷科克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文化面貌比较单一,基本陶器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这些遗存纳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而且可能大部分遗存都与下坂地AII号墓地属于同一时期,但不排除可能存在稍早的遗存.
7、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23]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新疆西北边陲温泉县境内,南面越过天山支脉与霍城县相连,遗址没有经过发掘,根据调查遗址内分布多个古墓群,这些墓群的墓葬都有明显的地面标志,有石围墓、石堆墓和土堆墓三种,根据调查其中石围墓的数量超过一百座.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方形石围墓,分布非常分散,也有3、4个连成一体的,大小差别明显,最大的一座面积近100平方米(图十,2).
另外一种类型墓葬地表标志象迷宫一样,石围既有方形也有圆形,有单圈、双圈和多圈等不同形制(图十,1).
两种类型的墓群之间相距大约800米.
在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中存在着与阿敦乔鲁遗址石围墓类似形制的墓葬,尤其是与七河类型的墓葬地表结构最为相似,据此可以推测阿敦乔鲁遗址可能存在着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
但由于这些墓葬未经过发掘,还无法得出更多的结论.
图十温泉县阿敦乔鲁墓地的地表石围8、窖藏青铜器和零星采集铜器除上述遗址和墓地外,在伊犁、塔城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区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24],这些铜器主要有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斧、铜铲、铜刀和铜剑(图十一).
类似形制的铜器在境外的东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也多有发现(图五),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9世纪[25],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三阶段.
对比境外的考古发现,新疆地区的这些青铜器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但阜康发现的两件铜镰,镰身较长,弯曲弧度很大,年代应该偏早(图十一,12、13),可能与塔城市卫生学校遗址属于同一时期.
图十一新疆地区出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铜器5、托里县沃雪特乡6、吉木萨尔12.
13、阜康24、乌鲁木齐板房沟34、乌鲁木齐农科院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塔城市下喀浪古尔遗址外,其他遗存大都可以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与境外的七河类型情况一致,这些遗存大致也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遗存数量较少,陶器主要器表刻划纹较为丰富,塔城卫生学校墓地可能属于这一阶段遗存.
晚期遗存分布的相对广泛,除了伊犁和塔城地区外,在喀什的塔什库尔干也有发现,类似的遗存可以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地区.
在所发现的青铜器中,仅有阜康出土的两件铜镰可能属于早期阶段,其余铜器大多属于晚期阶段的遗存.
早期阶段相当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二阶段,年代在公元前15-13世纪.
晚期阶段相当于境外安德罗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三阶段,年代在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9世纪.
三、新疆地区同时期其他相关遗存除了上述遗存外,新疆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焉耆盆地的新塔拉遗存[26]、库车哈拉墩遗存[27]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28].
新塔拉遗存存在着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来源于东方的彩陶文化因素;而另外一种因素是压印或刻划的短折线纹、点纹等陶器遗存,这种遗存在东部甘青地区非常少见,但在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中较为流行(图十二,1-3).
这一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已经扩张到了新疆的伊犁和塔城等地区,而焉耆盆地与伊犁地区虽然隔着天山山脉,但两地的直线距离非常近,而且中间有开都河等许多山间河谷,伊犁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很容易传播到焉耆盆地.
因此新塔拉遗存中的压印或刻划纹陶片因素很可能就是来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影响.
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中陶器的弦纹折棱纹非常具有特色,这种纹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也较为常见(图二,5-8;十二,4-6),由于库车哈拉墩遗址与伊犁地区的直线距离非常近,因此这种弦纹折棱纹陶器很可能就来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影响.
虽然新塔拉、库车哈拉墩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都可能存在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的因素.
但是,这三类遗存都有自身特色,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将它们与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直接联系起来,更不可能将它们纳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之中.
图十二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对新塔拉、尼雅北部类型和哈拉墩遗存的影响1-6、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五、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新疆地区的扩张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扩张是一个世界性的考古课题,这个文化最初形成于南乌拉尔和哈萨克草原地区.
第一阶段分布范围较小,到第二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5-13世纪,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向外迅速扩张,向北分布到了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向南到达了中亚南部地区,对伊朗东北部的锡亚尔克文化和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29]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向东扩张到了七河流域和新疆西部地区.
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此次扩张的原因,杨建华先生认为,在畜牧业发达的安德罗诺沃部落中,牛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而草原是低能量的生态环境,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7头牛,在20-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
而一个草场的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
人口的增加与肉乳食品结构导致草场的匮乏,这种局面迫使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地向外迁徙[30].
同时,发达的冶金业、轻型战车和大量驯养马匹的应用[31]使得安德罗诺沃人群拥有着大规模扩张的能力,而反映在考古发现上就是这一时期遗址数量多,文化分布范围大,但地层薄、发现的墓葬数量少.
从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相关遗存的分析结果来看,这一区域内属于公元前15-13世纪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数量还非常少,而发现大量的遗存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最晚期(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9世纪).
晚期遗存不仅数量多,分布范围基本上遍及整个新疆西部地区,在南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也出现了该文化的遗存.
而且遗存种类不仅包括遗址和墓地,还包括数量较多的窖藏青铜器,其中管銎斧、铜镰、铜凿、空首斧和铜铲是最主要的几种器物.
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第三期是整个系统的衰落期,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阿拉库类型和费德罗沃类型遗存已经非常少见了,在继续保持原有的传统特征同时,各地区的不同类型也都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
而无论是墓葬形制和埋葬方式,还是随葬的陶器和金属器以及窖藏青铜器等文化特征,新疆地区这些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遗存与境外的七河类型的文化特征几乎是完全一致,而且早期遗存少,晚期遗存数量多也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另外考虑到分布区域相邻,我们认为新疆西部地区发现的这些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大部分遗存也应归属于七河类型.
其实现在虽然有国界相隔,但从地理上看,境外的七河地区与新疆的伊犁地区之间交通无任何障碍,两地文化一致也非常容易理解.
而且不仅仅在安德罗诺沃时期,在之后的索墩布拉克文化阶段,两地的文化特征也是一致的.
一般文化的扩张通常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相似的铜器,包括铜器形制和制作技术,这种现象在境外草原以及中国北方地区非常常见,铜器的传播可能是远距离人群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或者是通过某种中间人群辗转获得的联系,也就是说拥有个别相似铜器的文化之间可能没有大规模的人群接触,林沄先生就曾用"漩涡理论"来解释欧亚草原各地出现相似青铜器的原因[32],中国北方地区套管式铜锛和喇叭形耳环等器物的发现[33]则是第一层次的体现;第二个层次是相似的陶器,陶器与铜器不同,属于易碎品,不适宜长途运输,因此陶器的相似则表明两个文化人群之间直接的联系,双方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大大加深,新疆的新塔拉、哈拉墩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存在着部分具有安德罗诺沃系统特征的陶器,这暗示着安德罗诺沃系统人群与上述三个遗址的人群存在着直接联系,这也是第二层次的体现;最后一个层次则是相似的埋葬方式,包括墓葬形制和葬式等内容,这是一个人群最不容易改变的特征,而当这些特征出现了,则表明该地人群完全被同化,或者被完全取代了,新疆西部出现的以下坂地AII号等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大都比较单一,从墓葬形制、土葬为主火葬为辅的埋葬方式以及随葬品特征看,完全体现了第三个层次的特征,这也就表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在新疆西部地区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由于在伊犁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土著,因此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对新疆的扩展应该是人群的迁徙,这些安德罗诺文化人群到达新疆地区后,迅速占据了新疆西部的广大地区,同时继续向东渗透,新塔拉遗存、库车哈拉墩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中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则是最好的证据.
虽然安德罗诺沃人群在新疆的扩张势头很强劲,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进程也遭到了顽强的阻击,而阻击他们的就是来自甘青地区的具有东方传统的文化和在其影响下的新疆本地文化.
在焉耆盆地的新塔拉遗存中,存在着一类彩陶文化因素,这类文化因素的出现很可能与东部巴里坤地区的南湾类型遗存的扩张有关.
另外新塔拉出土的马鞍形石磨盘、石磨棒、穿孔石斧、石环等器物也都是与南湾类型遗存有关[34].
而在尼雅北部类型中,虽然存在着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但该遗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双大耳罐、溜肩罐和铜刀等更多的卡约文化因素的器物[35].
卡约文化和南湾类型遗存这些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的西渐可能也就是安德罗诺沃的东扩止步于新疆中部的原因.
从现有的遗存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向新疆地区扩张的路线可能存在着三条:第一条是从七河地区经伊犁河谷这一天然通道进入伊犁地区,这也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通道;第二条是从东哈萨克斯坦地区进入塔城等地区;第三条是通过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到达了塔什库尔干地区.
由于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都属于最晚期的遗存,因此第三条路线可能出现的年代也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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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1.
[8]在这些学者中以俄罗斯学者为主,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可参见以下文章:a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35-53页.
b阿科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史》第一卷(俄文),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68年.
c爱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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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zmina:TheOriginoftheIndo-Iranians,Boston,2007[10]七河地区,突厥语称Yati-su,俄语称Semirechye,在哈萨克的东南部,在北起巴尔喀什湖与伊塞克湖和东北至阿拉湖、东南到准噶尔阿拉套山脉、南达天山北部之间.
因发源于这一地区的七条主要河流而得名,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卡拉塔尔河、比延、阿克苏、列普萨、巴斯坎、萨尔坎德等河流.
[11]李肖:《新疆塔城市考古的新发现》,《西域研究》1991年1期;李肖:《塔城市卫生学校古墓群及遗址》,《中国考古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328-329页.
[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托里县萨孜县古墓葬》,《新疆文物》1996年2期,14-22页.
[13]于志勇:《塔城市二宫乡下喀浪古尔村古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98年2期,35-38页.
[14]郭建国:《塔什库尔干下坂地水库区文物调查》,《新疆文物》2002年3、4期,67-68页.
[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4年3期,1-59页.
[16]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2年,1-12页.
[17]张玉忠:《伊犁河流域的文化考古新发现》,《文博》1991年6期,44-49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伊犁地区文物普查队:《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0年2期,5-6页.
[18]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4期,106-108页.
[19]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林台遗存发掘的意义》,《新疆文物》2004年1期,80-82页.
[20]刘学堂、阮秋荣:《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台地第二次考古发掘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2003年4月4日.
[21]郭物:《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77-90页.
也有人称为"伊犁河流域文化"见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1-35页.
[22]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4期,106-108页.
[23]李金国、吕恩国:《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存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新疆文物》2003年1期,20-27页.
[24]这些铜器主要来自以下资料:a、王博:《新疆近十年发现的一些铜器》,《新疆文物》1987年1期,45-51页.
b、王博:《新疆巩留县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9年8期,95-96页.
c、李肖、党彤:《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新疆文物》,1995年2期,40-49页.
d、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66-375页.
e、李溯源:《新源县出土一组青铜器》,《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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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5期,399-476页;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县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6年1期,1-5页.
[27]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93-118页.
[28]张铁男、于志勇:《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6年1期,16-21页;岳峰、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4期,11-17页.
[29]桑栎:《解读里海沿岸社会复杂化进程-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39页.
[30]杨建华:《辛塔什塔:欧亚草原早期城市化过程的终结》,《边疆考古研究》(第五辑),2006年,216-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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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沄林:《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1-12页.
[34]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269页.
[35]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270-271页.
AnanalysisoftheRelatedRemainsofAndronovoCultureinXinjiangShaoHui-qiu(ResearchCenterforChineseFrontierArchaeologyof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Abstract:AndronovoCultureisoneofthemostimportantarchaeologicalculturesofBronzeAgeinEurasiaSteppe.
IthasattractedwideattentionoftheEuropeanandAmericanArchaeologists.
SomesimilarremainsalsoexistinXinjiang,China.
AdetailedanalysiswascarriedouttorevealtherelationbetweentheremainsinXinjiangandAndronovoCultureinthisassay.
ItindicatesthatAndronovoCultureexpandedintothewestofXinjianginthesecondhalfofBC2ndmillenniumandthereisahighdegreeofresemblancebetweenthecharacteristicsofthoseremainsandSevenRivertype.
Keywords:Xinjiang;AndronovoCulture;culturecommunity收稿日期:2009-03-05基金项目:作者简介:邵会秋(1979—),男(汉族),辽宁普兰店人.
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