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空间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57国际新闻界2016.
02社会政治议题网络讨论之认知失调与选择性修正王喆摘要本研究探究社交网站为社会政治议题互动讨论所提供的话语空间,尤其是使用者在此空间中的人际互动动机及网络公民参与,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交网络异质性与认知失调之假设关系,尝试通过选择性修正来回答社会政治议题网络讨论中何以出现"友人'辩'成路人"之现象.
通过对微博用户(N=287)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人际互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对网络讨论的异质性有正向相关,而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也会导致更多的认知失调.
在社会政治议题讨论中发生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来进行人际关系的修正.
关键词人际互动、社会政治议题、异质性、微博、认知失调作者简介王喆,浙江传媒学院媒体创意系讲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邮:thethe.
wang@gmail.
com.
CognitiveDissonanceandAttitude/RelationshipChangesinDiscussingPoliticalSocialIssuesonSocialNetworkSitesWANGZheAbstractThisstudyexploresthediscoursespaceprovidedbytheInternettechnologyespeciallyforthesocialissuediscussion,andthechanged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duringthoseonlinediscussions.
Basedonliteraturereviews,thisstudyproposesacausalrelationbetweennetworkheterogeneityandcognitivedissonance,tryingtoexplaintheemerging"unfriend"phenomenon.
ViaanalyzingtheresultofquestionnairedesignedforWeibousers(N=287),theresultrevealsthatinterpersonalinteractionmotives,onlinecivicparticipationsarepositivetonetworkheterogeneity,andhigherheterogeneitywillresultinhigherdegreeofcognitiveincongruity.
To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58国际新闻界2016.
02一、绪论社交网站诞生后,人们发现其功能不仅不止于社交分享,同时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该平台传递讯息、发表意见.
一旦重大事件发生,社交网络将成为临时议题传播平台,发挥快速凝聚群众与传递信息的功能.
当社交网络和议题网络碰撞在一起时,会有什么新现象产生在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社区上,很多人发帖时也会意识到"掉粉"(unfollow)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争论性很大的议题,在讨论这些议题时微博使用者往往会从友人"辩"成路人.
这一行为内嵌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中,但针对社交网站的研究大多围绕"社交性"(sociality),很少关注"非社交性"(unsociality)这样的人际交往终极阶段(Sibona&Walczak,2011).
美国研究者曾对此进行初步研究.
在2012年关于社交网站和政治的报告中,皮尤中心的研究员指出,"如果朋友间对政治议题有不同意见,往往会求同存异;38%的社交网站使用者在朋友的发帖信息中发现他们的政治倾向和自己原以为的完全不一样"(PewResearchCenter,2012).
而既往研究亦显示,意识形态对于网络上的人际交往有很大影响,根据2014年10月皮尤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坚定的保守派更喜欢看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而相对来说自由派更容易处于政治分歧而与对方"友尽"(PewResearchCenter,2014).
皮尤整体研究情境较简单,只询问了"你是否会因朋友对于政府和政治的观点而与其友尽-是/否",本研究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有更复杂的讨论潜力.
社交网络上的社会政治议题讨论所带来的冲突是否造成网际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政治议题网络讨论是否会带来开放、多元的结果由于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网络公众意识形态倾向也是悬而未决、隐而未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非常重要,可以探讨中国互联网公共领域形塑及公民网络参与的潜在困easecognitivedissonance,peoplewithaconservativeinclinedideologyaremorelikelytoadjusttheir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
Keywordsinterpersonalinteraction,socialandpoliticalissue,heterogeneity,Weibo,cognitiveincongruityAuthorsWangZheisanassistantprofessoratZhejiangUniversityofMediaandCommunications,andaPh.
D.
studentattheCollegeofCommunication,TaiwanChengchiUniversity.
Email:thethe.
wang@gmail.
com.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59国际新闻界2016.
02难与可能性.
二、文献探讨新浪微博模仿Twitter,作为社交网站和信息平台而诞生.
大多数在微博上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只与社会政治相关,正如电视内容也不仅仅是娱乐.
人们会利用社交网站来塑造他们的认同、打造社会关系和享受娱乐,也会用这个平台来制造和分享信息,这是公共领域的本质(Hilbert,2009).
然而,社交网站是否真能被视为公共领域就此议题逐渐分化为两派主要论述——乐观派和悲观派.
比如,乐观派往往会援引哈贝马斯的民主公共领域规范理论的基本要求,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言说情境(Papacharissi,2002),能提供非强制性的传播、自由表达、无限制的议题(Buchstein,1997,p.
250).
至于悲观派,则从实际的经验调查中发现破碎、分散、片段的论述——圈内审议(deliberativeenclave)和团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使得公共领域形成物以类聚、四分五裂的回音室(凯斯·桑斯坦,2002;Dahlberg,2007).
目前而言,针对新浪微博的相关研究极少分析使用者的认知行为(刘立刚、李威,2013;刘艳婧,2014).
以下本研究拟从认知失调切入,进行相关文献探讨.
(一)社会政治议题讨论与认知失调在微博的信息主页上,使用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信息,有些是朋友自发贴文,有些是转引,在贴文和转文中都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在微博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上,每个人进行谈话时,都携带着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性别、种族和代际等),会对同一社会政治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同时,人们在微博中的社交圈子亦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正如赵高辉(2013)所总结的,微博交往圈子的核心是使用者现实生活的社交网络,除此之外则是基于学缘、业缘和趣缘的圈子拓展,更有基于事件推动的偶然圈子.
在一个充满了自我揭露的信息、虚拟与现实社交圈子夹杂的平台上,使用者会通过他人的"信息"完成对信息传递者的认知,或会主动加入讨论.
然而,也很有可能与网友意见不合,而随之产生认知失调:"我应该调整自己的观点还是应该调整和好友的关系"这一失调发生在心理认知层面,后续彰显出来的行为则可能有多种实践形式.
比如,在调整好友关系的行为上可能会有拉入黑名单、取消关注、主动忽视该好友的微博或注销账号等等.
极端的"友尽"行为是少数人的举动,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上非常谨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0国际新闻界2016.
02慎,并不会因为意见不同而采取决然的措施.
所以对好友态度的转变不见得会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来,比较难以测量.
考虑到关系修正的形式多样性大,而每种行为所占比例甚微,因此本研究将把研究重心放在行为发生之前的、认知的选择性修正上.
很多理论可以解释信息接收者类似这一拒绝接受信息的心理认知,经典的"一致性理论"(congruitytheory)由Osgood与Tannenbaum(1955)提出,探讨并预测接收新信息后为保持内部协调性而调整原有态度的行为.
这个理论强调人对不同人和不同事情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态度,譬如,当人发现他们有正面看法(比如喜欢)的人对于自己有负面看法(比如反对)的事发表了正面看法(比如支持)时,就产生了态度不一致的状况,会体验到冲突、不安或不快.
为了达到心理上的一致与和谐,人们会从内部产生驱动力,或者改变对于人的态度,或者改变对于事情的看法,以肯定其中一个,并否定另一个.
如此"改变认知"是减少失调的方式之一,其余还有增加新认知、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及改变行为.
Festinger(1957)针对媒体讯息提出了选择性接触(selectiveexposure),亦认为人们会倾向于接触与他们已有态度和信仰相一致的讯息中.
在Tannenbaum、Macauley与Norries(1966)的后续研究中,发现当信息来源对自己重视的理念给出强烈的反对意见时,拒斥攻击、削弱信息源和预先巩固理念会极大减少说服效果.
本研究旨在细化异质性碰撞下造成的人际关系变化或议题变化,而在认知失调的理论框架下,"改变态度"和"修正关系"是两个极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回音室"的条件.
具体说来,从认知失调到选择性修正的调试过程可以使得人们保持内心更多的平衡和协调.
在信息超载的时代此理论更具特殊性和重要性.
一个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从社会中取得信息,但是如果将社会上所有的信息都照单全收的话,我们将会淹没在杂沓的信息汪洋中.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发生认知失调的过程之中,会需要通过"意义架构"(framingofmeaning)来将某些认知作为锚定"意义的区隔线",形成"信息的过滤系统"(佐佐木俊尚,2012).
选择性修正的协调尝试中的意涵框架可以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信息的发送者,一个指向信息本身,是一种为人们的"自我界定"(self-categorization)起作用的机制.
这也恰好呼应了一致性理论后来的发展.
针对态度的转变,有学者提出了态度的强度和抗拒的过程,发现人们调整态度的过程是迅速完成的,在调整中,虽然对于信息源、信息对象以及信息源关于信息对象所作的断言的态度都会有变化,但一般不会去改变自身评价最强的因素.
更进一步地,Pomerantz、Chaiken与Tordesillas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1国际新闻界2016.
02(1995)发现对于某因素的强烈认定会增强选择性认知阐释,并造成态度极化.
考虑到社会政治议题的特殊性,讨论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之倾向恐怕会成为调节变量.
接下来,本研究将更细致地从认知失调之源(社交网站的异质性)与认知失调之解(意识形态倾向所带来的选择性修正)两方面来探讨使用者在社交网络和议题网络产生碰撞及冲突时所面对的境况.
(二)失调之源:重新探讨社交网站的异质性在网络社会政治议题讨论中,参与对象愈多元、公民参与程度愈高,则网络异质性(networkheterogeneity)愈高,接触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也越高.
根据Krassa(1990)的研究成果,异质性网络增加了与该网络中其他人的冲突机率,而由于他们会更习惯观念的冲突,所以异质性网络中的人也会更愿意将自己的观点讲出.
Krassa对于异质性的研究之中其实有两层含义值得再深入探究,一层是社交对象的多元性,另一层则是公民参与的程度.
大多研究者在讨论网络异质性时,往往都注重探讨网络异质性对参与对话的频率和质量的影响(Lee,Choi,Kim,&Kim,2014),而在探究网络公民参与时,之前的研究却又忽略了异质性这一面向(Moy&Gastil,2006;Zúiga,Jung,&Valenzuela,2012).
事实上,异质性高虽然能够带来多种多样的观点,但它并不会保证网络上更高质量的民主对话和互动的实现.
特别对于极少发表自己意见、内秀的中国人而言,即便通过异质性网络接触到新鲜信息,恐怕也并不会真正参与到信息的讨论和再传播的过程中.
就社会政治议题的传播与讨论而言,类似的"噤声"的情况更加严重.
考虑到之前对于"异质性"的探讨不够丰富,本研究希望在传统的"异质性"测量之外再添加与社交网站更为相关的"人际互动"和"公民参与"这两个面向,使得"异质性"的概念更具动态性.
1.
人际互动作为微博的使用动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使用者会主动选择和使用媒体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或兴趣(Rubin,2009),这驱动了媒介的消费和暴露.
大多数微博用户希望通过微博来获得的满足不尽相同,在使用动机上也有重要差异.
张卿卿(2006)整合了Norris与Jones(1998),Shah,Kwak与Holbert(2001)以及Shah,McLeod与Yoon(2001)的分类,将探讨网络使用动机的三个面向,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使用动机即为"人际互动".
对于微博使用者来说,"人际互动"之行为大致包括发布微博博文、进行评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2国际新闻界2016.
02论、实时聊天、发送私信等等,这样的互动过程可以增进圈子的形塑.
以"人际互动"为使用动机所形成的网络,往往会强调人际关系,形成的是以弱连接为重点的关系网络.
美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1973)在其成名作之中发展出弱连接这个概念,主张具有"桥接"作用的弱连接是链接系统中各强连接网络的重要桥梁,而弱连接也将会提供人们接触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以外信息的机会.
2.
公共连接与网络公民参与之前研究者在讨论网络政治参与性时,也往往会将政治信息的获得、政治意见的交换、政治意见的表达列为政治运作的核心元素.
如,张卿卿(2006)曾归纳出与上述三种面向相关的网络公民参与模式:其一,网络可让人们更方便地搜寻到政府政策信息;其二,网络提供与他人讨论社会政治议题的管道;其三,网络提供人们表达意见的管道.
此外,公民参与模式的范围并不只限于政治层面,故不能以"政治参与"涵盖之,而是涵盖了"政治参与".
公民参与涉及的面向有可能是文化的、社会的各个层面.
特别是在中国,往往以柔性的公民参与更为普遍,网络成为了公民参与的另类平台.
这种柔性和另类性正彰显了Couldry,Livingstones与Markham(2007)所提出的"公共连接"的概念.
公共连接之界定说的是:身为公民,我们分享某种对于公共世界的关注,此种共享关注即公共连接,而这种连接之所以可能系依赖多样的媒体消费.
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传播有潜力成为一种公民参与:作为兼具个人用户、媒体用户和政府用户的平台,它形成了沟通对话空间,其评论、私信、粉丝等功能都在呼吁使用者的意见交换和意见表达.
结合本节的文献和研究问题,本研究推衍出假设如下:H1:对新浪微博而言,网络异质性对认知失调发生率有正向相关.
H2:对新浪微博而言,愈以"人际互动"为动机(H2a),网络公民参与度愈高的网友(H2b),其异质性愈大.
(三)失调之解:意识形态倾向与选择性修正从前文的文献探讨中,可以看到将社交网站视为"公共领域"的两难,它孕育有乐观的潜力,即人际互动和公民参与所带来的异质性;然而人类认知行为模式又有可能导致只倾向于与意见相同的人进行交流.
即便是乐观的土壤也恐怕长出悲观的果实.
换言之,参与者自身的实践将对形塑公共论域之形态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与郭讲用(2013)以微博约架为例探讨公共领域的实践困境相互呼应.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3国际新闻界2016.
02就社会政治议题而言,在选择性修正中实施意涵框架纳入/驱除机制之锚定作用的恐怕是微博使用者自身既有的意识形态.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留意到中国互联网中逐渐浮现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彭兰(2008)观察到在强国论坛中存在着"左派"与"右派",他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形成对立.
乐媛与杨伯溆(2009)对中国互联网出现的意识形态取向曾进行类型化研究,将其分为五个政治派别:"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以及"激进右"(见表一).
这五个政治意识形态派别均为描述性,得以一窥目前中国网民各类纷呈的想法.
此外,Tang(2005)在"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Survey)1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调查问卷也具参考价值,该问卷应用在1999年中国六城市居民之政治态度的大型调查之中.
Tang主要将政治态度指标分为了(1)政治体制;(2)官方意识形态;(3)民族主义;(4)西方国家评判倾向;(5)政治效能;(6)公民价值.
若将这六个政治态度指标对应于乐媛与杨伯溆(2009)所分类出的五个政治派别,则可看出,能体现意识形态自由化现象的指标是(3)民族主义;(4)西方国家评判倾向;及(6)公民价值,本研究将以这三个指标对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进行评测,并考察其对认知失调的影响.
依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3:对于新浪微博而言,当讨论社会政治议题与好友发生认知失调时,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会影响关系修正的发生率.
综合以上文献及研究问题,本研究的架构图如图一所示:表一:中国网民的政治派别与意识形态政治派别意识形态激进左支持强大统一之中国(民族),反对目前中国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强烈批判传统文化,并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表示反感.
温和左支持强大统一之中国(民族),支持目前中国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崇传统文化,并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表示反感.
中间持中立或无明确态度.
温和右支持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反对过分强调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立场,主张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提倡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借鉴.
激进右反对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反对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立场,强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极力推崇效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4国际新闻界2016.
02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一)抽样方法1.
抽样过程本研究对新浪微博的活跃使用者进行便利抽样,将问卷放置于Qualtrics问卷网站上,通过微博分享与传播,邀请微博使用者填写,时间段为2014年12月23日-2014年12月29日,共有297人填写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为287.
网络问卷投放及回收具有相对较大的困难度,其数量实难控制,287份有效问卷已是在时间限制下所能搜集到的最多数量,未来或可采用其他方法搜集更多问卷.
2.
抽样代表性本研究抽样较能代表微博整体活跃使用者的情况(N=297).
据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对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的研究报告,指出微博用户呈年轻化、高收入、高学历的趋势.
本研究73%的受测者年龄在30岁以下(N=297,SD=1.
15),学历上本科以上的占了94%(N=296,SD=0.
71).
符合微博整体活跃使用者年轻化、高学历的情况,但由于涉及到的学生样本较多,月收入大体呈平均分布(N=294,SD=1.
11).
2013年新浪微博对其用户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男女用户比例大体相等,但就活跃度而言,女性用户要远多于男性用户(新浪微博,2014).
因此,本研究虽然在男女性别上差异性过大(M=1.
66,SD=0.
47,N=297),但也能够反映活跃的微博用户之人口特征.
研究者尝试去除部分女性受访者样本以达到男女比例平衡后再进行回归分析,但分析结果并没有太大区别.
(二)变量的定义与测量为避免数据集中到"没意见"的选项,本问卷中所有的变量测量均采用正反四点量表,测量方法为1(从不发生/非常不同意)到4(经常发生/非常同意).
图一:网络社会政治议题讨论认知失调之研究架构图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5国际新闻界2016.
021.
因变量:认知失调,观点修正,关系修正通过"讨论社会问题时,微博好友会和我有不同的意见"来测量认知失调发生的频率,通过"讨论社会问题时,与微博好友意见不和,我对该问题的看法会改变"来测量观点修正发生的频率,通过"讨论社会问题时,与微博好友意见不和,我对该网友的友爱程度会改变"来测量关系修正发生的频率.
2.
因变量/自变量:异质性社交网络的异质性由一系列问题来测量(Brudidge,2010),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和不同群体进行交流的频率,如和不同性别、激进右派、激进左派、不同种族及不同信仰的人的交流情况.
根据微博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设问:"我会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网友进行交流;会和不同政治倾向的网友进行交流;会和不同地区的网友进行交流".
3.
自变量:网络公民参与度在张卿卿(2006)归纳出的网络政治参与的三种形式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其中的"政治意见交换"及"政治意见表达"对网络公民参与度进行测量:"政治意见交换"以"我会通过网络和网友讨论社会政治话题"来测量,"政治意见表达"以三个题项来测量:"我会通过网络向媒体表达我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我会通过网络向政府机构反映我对社会政治议题的意见"与"我会在网络上表达我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
4.
自变量:人际互动作为使用动机在张卿卿(2006)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亦将"人际互动"以四个题项测量:"想要参与讨论"、"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想要说平时不敢说的话"与"想要扮演与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身份".
5.
调节变量: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经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受测者将回答六个问题,如:"个人应该参与中国社会的公共事务"、"社会多元化会导致社会混乱"等,用来测量意识形态倾向自由开放的程度.
6.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学历与收入.
综上,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分为六个部分,共计29题,问卷各题项的Cronbach'sAlpha值请见表二.
问卷各题项的设计均基于既往的成熟研究,测出的Cronbach'sAlpha值显示题项具有内部一致性,较有可信度.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6国际新闻界2016.
02四、研究结果在2014年12月29日24点整关闭问卷后,用IBMSPSSStatistics20软件对样本量为297(有效样本量为287)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一)描述统计从回收数据可以看出,在样本数为287的情况下,75%的受访者同意使用微博是为了找有用信息,65%同意使用微博为了学习新事物,更有92%的人同意使用微博是为了获得娱乐,而58%的人不同意使用微博是为了参与讨论.
对于微博使用者而言,即便是进行人际互动,也更多同意微博的使用目的是发表自己的意见(66%的受访者同意),而不是参与讨论(42%的受访者同意).
这与整体意识形态自由开放度分数飘高形成了不对等,意识形态分数平均数达2.
640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自由开放度的问项中,"照搬西方的言论自由会使得中国社会失序"一题与其他几题的分布有明显反差,63%的人同意照搬西方的言论自由会使得中国社会失序.
一般而言,在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整体平均数极高的情况下,"照搬西方的言论自由会使得中国社会失序"一题也应呈现类似的状况,即更多的人会倾向于西方的言论自由.
但显然问卷受测者并不如此认为,这说明中国自由化倾向的意识形态也有其一定特殊性,特别是对网络言论参与持有特殊的见解,该特殊性恐怕也与目前网络公民参与情况和微博使用状况有相关性.
另外,在个别问项中也有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如在网络参与的几个问项中,56%的人偶尔使用或经常使用网络向媒体表达其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而仅有31%的人偶尔使用或经常使用网络向政府机构反映其对社会政治议题的意见,亦即媒体而非政府在网络上成了民意汇聚的渠道.
(二)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对异质性有正向相关在以"异质性"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式中,两个自变量"人际互动使用动机"和"网络公民参与度"可以预测因变量32%的变异量.
其中自变量"人际互动使用动机"之β值为0.
238,p<.
001;自变量"网络公民参与度"之β值为0.
495,p<表二:问卷各题项之Cronbach'sAlpha值变量题数Cronbach'sAlpha人际互动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异质性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44490.
850.
790.
860.
75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7国际新闻界2016.
02.
001,两者均达到显著水平,即人际互动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对异质性之回归检定达显著,人际互动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对异质性有正向相关,假设二得证(见表三).
(三)异质性对认知失调有正向相关在以"认知失调"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式中,自变量"异质性"可以预测因变量10.
3%的变异量.
其中自变量"异质性"之β值为0.
349,p<.
001,达到显著水平.
即异质性对认知失调之回归检定达显著,异质性对认知失调有正向相关,假设一得证(见表四).
(四)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对关系修正频率有负向相关,与观点修正则无线性回归关系在以"关系修正"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式中,自变量"认知失调"和"意识形态"可以预测因变量3.
8%的变异量.
其中自变量"认知失调"之β值为0.
153,p<0.
01;自变量"意识形态"之β值为-0.
286,p<0.
01,两者均达到显著水平.
即认知失调与意识形态对关系修正之回归检定达显著,意识形态对关系修正有负向相关.
在以"观点修正"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式中,自变量"认知失调"之β值为0.
260,p<0.
001;自变量"意识形态"p值未达到显著水平,即意识形态与观点修正无线性回归关系(见表五).
表三: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与异质性之回归分析(N=287)因变量自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T显著性异质性人际互动公民参与度.
238.
4953.
680***8.
891***.
000.
000调过后的R2=0.
320,F=66.
799,p=0.
000*p<.
05,**p<.
01,***p<.
001表四:异质性与认知失调之回归分析(N=287)因变量自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T显著性认知失调异质性.
3495.
815***.
000调过后的R2=0.
103,F=33.
810,p=0.
000*p<.
05**p<.
01***p<.
001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8国际新闻界2016.
02以上统计结果显示,当从民族主义、西方国家评判倾向及公民价值这三个指标来考察微博使用者的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时,意识形态自由化程度越低,在认知失调中越容易进行关系修正,但不会影响观点修正的发生率.
五、结论与讨论本研究结合网络人际互动与网络公民参与所形塑的异质性之讨论,对微博使用者的网络社会政治议题讨论可能出现的认知失调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通过对微博用户(N=287)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人际互动作为微博使用动机、网络公民参与度对网络讨论的异质性有正向相关,而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也会导致更多的认知失调,并且,在社会政治议题讨论中发生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受到个人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来进行人际关系的修正.
社交网站可以令使用者接触不同观点、不同社会阶层者,因而看到社会多元性,更多的人际互动则会使得社会政治议题讨论参与的异质性扩大,这与国外对互联网的研究情况有一致性(Brundidge,2010).
网络技术带来的异质性让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声音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平等、互动的对话产生;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异质性增加了更多不同观点的曝光度,但又极容易引起认知失调的产生,这在高异质性网络中是不可规避的现象.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映照,必须将技术以外的社会及人的因素纳入考量,由此也可发现我国互联网人际关系遇上社会政治议题时的特殊迹象.
其一,社会政治议题并非微博上的日常话语.
本研究发现,使用者更多利用微博进行信息和娱乐搜寻、浏览,较少微博使用者会主动"参与"到议题的讨论和对话中,特别是对于社会政治议题,往往更倾向于自说自话,而非进行有来有往的讨论.
因此,是否互联网新科技给人们赋予了更多的话语权仍值得进一步商榷.
人们自身的意愿、动机和认知(如是否有交友意愿、是否愿意参与)是比互联网技术更表五: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作为调节变量(N=287)因变量自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T显著性关系修正观点修正认知失调意识形态认知失调意识形态.
153-.
286.
260.
0042.
525**-2.
565**5.
010***.
038.
012.
011.
000.
970在"关系修正"的回归模式中,调过后的R2=0.
038,F=6.
539,p=0.
002在"观点修正"的回归模式中,调过后的R2=0.
075,F=12.
551,p=0.
000*p<.
05**p<.
01***p<.
001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69国际新闻界2016.
02具主导性的参与动因.
其二,本研究发现,一旦认知失调产生,更多的人会倾向于调整人际关系,并改变对友人的看法,而不是调整自己的观点.
所谓的"调整人际关系"往往是柔性的印象管理,微博的信息屏蔽技术让其更易发生.
本研究继续讨论了意识形态在这一认知协调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发现越保守的微博使用者越容易在讨论社会政治议题时调整人际关系以捍卫自我观点之正确性.
这一点虽然存在解释力度不高的问题,但已显现出在我国整体的社会政治议题讨论和参与的情况与西方国家并不一样.
如前文所言,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美国,自由派相对来说更容易处于政治分歧之中进而与对方"友尽",但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我国的情况恐怕恰好相反.
原因许是与现实生活相比,保守的微博使用者在互联网上受到的冲击更大.
其三,中国公民的身份想象与认同具有特殊性,应根据此特性进一步培养理性对话和讨论的可能性.
要准确梳理清楚中国人民目前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涉及中国人对公民身份的想象和认同的特殊性.
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在质疑声中努力构建自己的公民社会,而非照搬西方的模式,如问卷结果所示,中国公民并不类似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想公民.
在社会政治议题讨论中应特别重视类似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将社会的基本德行引导到身份的想象与认同中,如:对差异的包容、理性的对话和讨论、以及不同价值理念者间的相互尊敬等(Kymlicka&Norman,1994).
虽然知易行难,但确是建立公共论域的着力方向.
六、研究限制与建议多数量化研究均存在一定限制.
虑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本研究仍缺乏一个较好的测量政治意识形态的量表,且受限于网络问卷的长度,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清楚、深入的界定.
虽然本研究在问卷设计和问卷数量上尚有不足,但就验证结果而言,其信度和效度检测出来仍然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调查问卷作为量化研究方法的一种,无法进行精准测量往往被诟病,笔者就此在研究限制与建议中做出说明,期待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认知失调到人际关系调整的整个过程还应有其他的调节变量,比如议题涉入程度、关系亲密程度等等,但限于篇幅,本研究未继续进行探究.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在人际关系解体模型(LeFebvre,Blackburn&Brody,2014)的基础上来单独处理网络人际关系调整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社会政治议题在中国仍属于比较难以触及的议题.
为了避免敏感性,本文虽然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70国际新闻界2016.
02探讨的是社会政治参与中的公民网络使用行为,但一直在避免使用政治二字.
尽管如此,该问卷放置在国内"问卷星"网站上时仍因含有敏感内容而被锁定.
而放置在国外问卷网站Qualtrics上时,却又由于中国部分地区的网络监管屏蔽了国外网站,而导致部分接触问卷的人反映说打不开网站.
这些原因恐怕也会使得测量不够准确.
(责任编辑:何睿)注释[Notes]*作者感谢台湾政治大学苏蘅、臧国仁教授以及本刊匿名评审所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1.
"世界价值调查"定期对大约70个国家进行政治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调查,其问卷及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引用文献[Reference]郭讲用(2013).
微博约架:传媒公共领域的实践困境.
《当代传播》,(9),65-68.
[Guo,Jiangyong(2013).
ThrowingdownthegauntletonWeibo:practicalplightofmediapublicdomain.
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9),65-68.
]凯斯桑斯坦(2002).
《Republic.
com——网络会颠覆民主吗》(黄维明译).
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著出版于2001年).
[Sustein,C.
(2002).
Republic.
com(Trans.
).
Taipei:TheJournalistCulturalEnterprisesCo.
Ltd.
(Originalworkpublished2001).
]乐媛,杨伯溆(2009).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
《二十一世纪》(香港),112,22-34.
[Le,Yuan&Yang,Boxu(2009).
IdeologyandpoliticalclansofChinesenetzens.
Twenty-FirstCentury(Hongkong),112,22-34.
]刘立刚,李威(2013).
微博传播对公民意识形成的负面影响分析.
《新闻知识》,(9),3-5.
[Liu,Ligang&Li,Wei(2013).
Micro-blog'snegativeeffectsonformingcivicconsciousness.
NewsResearch,(9),3-5.
]刘艳婧(2014).
2013年我国微博研究综述.
《国际新闻界》,(1),45-56.
[Liu,Yanjing(2014).
ReviewofChina'sMicro-blogCommunicationStudiesin2013.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1),45-56.
]彭兰(2008).
强国论坛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信息网络安全》,(6),14-16.
[Peng,Lan(2008).
Theinspirationsfrom"QiangguoForum".
NetinfoSecurity,(6),14-16.
]新浪微博(2014).
2013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
检索于http://data.
weibo.
com/report/reportDetailid=76.
[SinaWeibo(2014).
2013Weibousersdevelopmentreport.
Retrievedfromhttp://data.
weibo.
com/report/reportDetailid=76.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71国际新闻界2016.
02张卿卿(2006).
网络的功与过:网络使用与政治参与及社会资产关系的探讨.
《新闻学研究》(台北),86,45-90.
[Chang,Chingching(2006).
Therelationshipbetweeninternetuse,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socialcapital.
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Taipei),86,45-90.
]赵高辉(2013).
圈子、想象与语境消解:微博人际传播探析.
《新闻记者》,(5),66-70.
[Zhao,Gaohui(2013).
Circle,imaginationandcontextdigesti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nWeibo.
ShanghaiJournalismReview,(5),66-7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
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检索于https://www.
cnnic.
net.
cn/hlw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
pdf.
[CNNIC(2014).
ThebehaviorresearchreportofChinesesocialnetworkingappsusers2014.
Retrievedfromhttps://www.
cnnic.
net.
cn/hlw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
pdf.
]Brundidge,J.
(2010).
Encountering"difference"inthecontemporarypublicsphere:ThecontributionoftheInternettotheheterogeneityofpoliticaldiscussionnetworks.
JournalofCommunication,60(4),680-700.
Buchstein,H.
(1997).
Bytesthatbite:Theinternetanddeliberativedemocracy.
Connstellations,4(2),248-263.
Couldry,N.
,Livingstone,S.
,&Markham,T.
(2007).
Democracyandthepresumptionofattention.
InN.
Couldry,S.
Livingstone&T.
Markham(eds.
),Mediaconsumptionandpublicengagement:Beyondthepresumptionofattention.
NewYork:PalgraveMacmillan.
Dahlberg,L.
(2007).
Rethinkingthefragmentationofthecyberpublic:fromconsensustocontestation.
NewMedia&Society,9(5),827-847.
Festinger,L.
(1957).
Atheoryofcognitivedissonance.
Evanston:RowPeterson.
Granovetter,M.
S.
(1973).
Thestrengthofweakties.
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13(2),1360-1380.
Hilbert,M.
(2009).
Thematuringconceptofe-democracy:Frome-votingandonlineconsultationstodemocraticvalueoutofjumbledonlinechatter.
JournalofInformationTechnology&Politics,6(2),87-110.
Krassa,M.
(1990).
Thestructureofinteractionandthetransmissionofpoliticalinfluenceandinformation.
InJ.
A.
Ferejohn,&J.
H.
Kuklinski(eds.
),Informationanddemocraticprocesses.
Urbana,Il.
: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Kymlicka,W.
,&Norman,W.
(1994).
Returnofthecitizen:asurveyofrecentworkoncitizenshiptheory.
Ethics,104(2),197-203.
Lee,J.
K.
,Choi,J.
,Kim,C.
,&Kim,Y.
(2014).
Socialmedia,networkheterogeneity,andopinionpolarization.
JournalofCommunication,64(4),702–722.
Lefebvre,L.
,Blackburn,K.
,&Brody,N.
(2014).
Navigatingromanticrelationshipsonfacebook: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72国际新闻界2016.
02extendingtherelationshipdissolutionmodeltosocialnetworkingenvironments.
JournalofSocial&PersonalRelationships,32(1),78-98.
Moy,P.
,&Gastil,J.
(2006).
Predictingdeliberativeconversation:theimpactofdiscussionnetworks,mediause,andpoliticalcognitions.
PoliticalCommunication,23(4),443-460.
Norris,P.
,&Jones,D.
(1998).
Virtualdemocracy.
HarvardInternationalJournalofPressPolitics,3(2),1-4.
Osgood,C.
E.
,&Tannenbaum,P.
H.
(1955).
Theprincipleofcongruityinthepredictionofattitudechange.
PsychologicalReview,62(1),42-55.
Papacharissi,Z.
(2002).
Thevirtualsphere:Theinternetasapublicsphere.
NewMediaandSociety,4(1),9-27.
PewResearchCenter(2012).
Socialnetworkingsitesandpolitics.
Retrievedfromhttp://www.
wininsights.
com/wp-content/uploads/2012/01/PIP_SNS_and_politics.
pdf.
PewResearchCenter(2014).
Politicalpolarizationandmediahabits.
Retrievedfromhttp://www.
journalism.
org/files/2014/10/Political-Polarization-and-Media-Habits-FINAL-REPORT-10-21-2014.
pdf.
Pomerantz,E.
M.
,Chaiken,S.
,&Tordesillas,R.
S.
(1995).
Attitudestrengthandresistanceprocesses.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69(69),408-419.
Rubin,A.
M.
(2009).
Uses-and-gratificationsperspectiveonmediaeffects.
InJ.
Bryant&M.
B.
Oliver(eds.
),Mediaeffects:advancesintheoryandresearch.
NewYork,NY:Routledge.
Shah,D.
V.
,Kwak,N.
,&Holbert,R.
L.
(2001).
"Connecting"and"disconnecting"withciviclife:patternsofinternetuseandtheproductionofsocialcapital.
PoliticalCommunication,volume18(2),141-162.
Shah,D.
V.
,Mcleod,J.
M.
,&Yoon,S.
H.
H.
(2001).
Communication,context,andcommunity:anexplorationofprint,broadcast,andinternetinfluences.
CommunicationResearch,28(4),464-506.
Sibona,C.
,&Walczak,S.
(2011).
Unfriendingonfacebook:Friendrequestandonline/offlinebehavioranalysis.
Paperpresentedat201144thHawaii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ystemSciences(HICSS2011),Jan.
4-7,Hawaii,USA.
Tang,Wenfang.
(2005).
PublicopinionandpoliticalchangeinChina.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Tannenbaum,P.
H.
,Macauley,J.
R.
,&Norris,E.
L.
(1966).
Principleofcongruityandreductionofpersuasion.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3(2),233-238.
Zúiga,H.
G.
D.
,Jung,N.
,&Valenzuela,S.
(2012).
Socialmediausefornewsandindividuals'socialcapital,civicengagementandpoliticalparticipation.
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17(17),319–336.
佐々木俊尚(2011).
《キュレーションの时代つなかりの情报革命か始まる》.
东京:筑摩書房.
本期话题/网络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