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81岁琼瑶近照曝光

《芳草地》第五期目录本刊消息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在呼市举行怀人之什追忆杨朔/林绍纲温馨的回忆/李纳《赵慧深遗札》的解读和一些补充/王景山父亲周楞伽绝交冒舒湮的一篇骈体文/周允中徐铸成与京剧/李伟想念启功爷爷/刘莐沧桑人事《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创作始末/君理镌刻青春的闲章/吴岳添附:吴岳添给本刊编者的信闲章琐忆/王东年附:王东年给同学吴岳添、正清的信王铁成探鸟(太平歌词)/黄宗江茅盾题《随笔》封面刊名/黄伟经《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二十年文坛亲历记/柳萌红楼故旧/石湾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陈子善我在藏书中所遭到的厄运(三)/陈梦熊光复时期戏剧家钟声、木铎二烈士照/贾俊学人物剪影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在"李景端新书及出版理念讨论会"上的讲话/季羡林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本书/段怀清玫瑰和钻石/叶梦议论风生读叶两题/高信从"芳草地"说起/丁朗闲说"儿化"/郭启宏书呆子能否咎书论/吴元栋汉语的奇迹/桂向明清风一束巴金星(外一首)/沙白序与跋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后记/屠岸书香袅袅一本可爱的"小书"/陈乐民选家眼光与作家文采——读《谢大光序跋》/李世琦读木斧《瞳仁与光线》/张大明新诗书刊叙录(一)/刘福春散落在画报上的凌叔华/赵国忠开卷有缘/桑农草原文明的薪火不灭/葛筱强朝阳文化拾萃本刊消息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在呼市举行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暨全国读书型作家学者2006内蒙古草原笔会,8月26至30日在内蒙古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位民办报刊编辑和来宾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呼市内蒙古大学桃李湖宾馆举行.
《清泉》报主编张阿泉主持了会议.
龚明德、陈学勇、古远清、敖德斯尔、许淇、特·赛音巴雅尔、贾才、曾宪东、邓九刚、蔡玉洗、董宁文、自牧、陈克希、李传新、萧金鉴、谭宗远、冯传友、邹农耕、于晓明、黄岳年、吴昕孺、武德运、郑少如、魏建、肖永钐、童翠萍、尹亚娜、韩晓辉、李惠、徐凤兰等在会上发了言.
阿泉对民办报刊有一形象譬喻:这是时代火车的车厢连接处,虽晃动、噪音大、没座位,然可以抽烟,可以自由交谈.
近年来,几家有影响的民办报刊确实越办越好,这些报刊不计得失,只问耕耘,默默做着明辨事理、散播书香的工作,许多知名作家,特别看重这些报刊,愿意为它写稿,即使无偿,也甘心情愿.
会上,有人言道:"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这更使民办报刊的编者感到肩上的责任重,要尽心尽力地坚持把工作做好.

会议参观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昭君墓、蒙牛乳业集团和林生产基地、绥远将军衙署、伊斯兰一条街、大召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以上皆在呼市).
29日,会议移至召河草原举行,"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风情令人沉醉.
内蒙古卫视《蔚蓝的天空·顶极探访》节目组,还对代表们进行了现场采访(节目已播出).
这一系列活动,大大增广了与会者的见闻.

会议有两件礼物最为抢手,一件是《清泉》报2003至2004年二十四期线装合订本,据云只装了一百册,且已编号;一件是自牧主编的《日记杂志·半月日影》(《日记杂志》第四十一卷),收二十四位作者2005年的接力日记,每人半月,合起来正好一年.

会上还讨论了明年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在何地召开,来自江西进贤县农耕笔庄的邹农耕希望由他们主办(他们办了一份文化含量颇高的油印刊物《农耕笔庄鱼素》),在南昌举行.
怀人之什追忆杨朔林绍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同杨朔共事交往将近十年.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坦诚的人,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他不幸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离开我们已经近四十年了.
我常常想念他,崇敬他那高尚的人品和文品.

我已是进入望八之年的人了,回忆五十年前的人和事,是不容易的.
我知道我写不出杨朔的全貌,同时,别人写过或早为读者所熟知的内容,重复既无意思,掠美更不容许,所以,我只能从我与杨朔的一些独立的交往着笔,一件事或一个印象,甚至一刹那间还值得记叙的际遇,这就构成了这篇小文的内容.

一杨朔(1910—1968)是山东蓬莱人,在海滨长大,从小就喜欢海,对海的眷恋之情很深,他到海边拾贝壳、海螺,跟着渔船闯海.
"九一八"后,流浪到哈尔滨,学英文、自修诗词、古汉语,颇有功力.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解放军,踏遍了太行山及陕北;解放战争期间,转入晋察冀野战军,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五十年代初,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他还穿过印度洋、地中海,奔波于亚非欧三大洲,多次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他凭借深厚而广阔的生活阅历,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优秀小说和散文,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五十年代后期,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在萧三(作协党组成员、外委会主任)、杨朔(外委会副主任、后任主任)领导下,任办公室副主任.
他们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萧三早年参加革命,是毛泽东的同乡、同学,又在苏联长期学习工作过,俄文很好.
而杨朔去延安之前就当过翻译,英文也很流利.
这期间杨朔还兼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副主席、党组成员、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与朱子奇轮换担任常驻开罗的中国代表,并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活动.

作协外委会工作,可归纳为:研究、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执行"中外文化协定"(国家文化部同建交国之间签订双边文化往来协定)中,有关文学交流的项目;中外作家互访;以及"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等活动.
任务相当繁重.
同时,由于他身兼"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的秘书长工作,就需要紧密配合并开展"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工作.
这方面的工作特点是政策性、时间性非常强.
那几年,杨朔的工作太重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常向我们抱怨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简直无法创作.
但他毅然挑起了那副沉重的担子向前走.

杨朔对工作严肃认真.
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强调请示汇报,纪律第一.
由于他不坐办公室,我和林元(散文家、办公室主任)常去他家,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他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每到他家,就匆匆敛起摊放在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地说他近来又睡眠不好、头痛,离不开安眠药.
边说边无可奈何地指指脑袋.
接着,正襟危坐地同我们谈话,倒茶,请吃糖果.
听汇报时,他注意力有时不够集中,眼神发直,边点头,边哼哼作答,给人感觉他脑子里似乎在想什么.
等我们说完,他离开谈话主题,说出他想要说的问题.
这可能是某些爱"走神"的人的一种习惯.

杨朔在工作中,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派作家出国访问,或参加某一国际会议,他对人选、任务(包括发言稿的准备)考虑甚多,要做好充分准备;另一个是很重视"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通过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著作、影响,进行认真研究和准备.
如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关汉卿、杜甫或其他人,影响和知名度较大,纪念的报告稿就容易写;如果是外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名人,也比较好办;但若是外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太大的文化人,那就困难了.
譬如,有一年要纪念亚洲某国一位古代名人,我们找了几个文学团体,才找到一位了解这位作家的学者,请人家写出报告稿来.
后来,在北京文化知识界纪念该作家的大会以后,该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古代作家都有研究,向我们表示感谢.
这说明杨朔工作态度的认真.

在外事活动中,宴请外国作家,是为在轻松的气氛中便于互相交流和做工作.
这些场合,杨朔表现了灵活的姿态.
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爱开玩笑,在一次宴请日本作家时,他对几位女作家说,"你们看杨朔先生Handsome,而且身材魁梧,眼大有神,风度翩翩,可是到现在,他还是位单身汉,请你们给他介绍一位日本漂亮姑娘好吗"大家哈哈一笑.
杨朔面不改色,笑迷迷地说:"好啊,好啊!
我愿意……"席间一片笑声.
这样的调侃,我遇到多次,而且碰到哪国女作家,就找哪国的姑娘给他作妻子.
所以,杨朔的单身,成了玩笑的把柄.
据我所知,他在年轻时,曾有过山盟海誓的恋人,不知什么缘故,恋爱未成,终身未娶.
据一位熟悉他的东北籍作家五十年代这样说过,"杨朔已经四十多岁了,鬓角上露出丝丝白发,眼角出现了皱纹,每天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好像分不开心,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朋友们都很替他着急.
有一次我和他谈心,他提到有一位女同志常来找他,给他写信,信里有这样两句惹人注意的话:'一个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为别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我妄加评论地说:'我看这个女同志很有思想,她很了解你.
'杨朔笑笑说:'她也许了解我,也许不了解我.
'半个月后,我又到杨朔家里去,他伏在桌子上写《洗兵马》,捏着钢笔,正在冥思苦想,精神非常集中,好像怕什么事情干扰他的样子.
我关心地问他:'那位女同志来了吗'杨朔放下钢笔,表示歉意地对我说:'那位女同志来是来过了,可是来的不巧.
那天我正在写长篇,写得筋疲力尽,刚一打盹儿,她就走掉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但我也听说过一个故事,约在1954年,他调作家协会工作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此人年轻但不貌美.
这位小姐去看他,谈话间,杨朔竟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弄得这位小姐十分尴尬,不欢而散.
这个故事我仅是听说,不敢保证是否可靠.

杨朔没成家,却非常喜欢孩子.
他弟弟杨玉玮说:"杨朔爱孩子,对孩子感情热情.
小学生们送给他的红领巾,他都珍藏着.
在家里一有空,就同我的几个孩子玩儿.
我的第三个女儿生下来不满周岁,他就抱去作自己的女儿,喜欢得不得了,食必同桌,女儿吃不完的饭,他不嫌赃,拿过去自己吃掉,说这是爸爸应该做的……"我们到他家时,经常看到有个小女孩儿在他身边嬉戏玩耍.
他每次出国回来,都给娇生惯养的爱女带来好玩的洋玩具.
我们也常常带她到机场去接爸爸,父女一见面,抱着就亲,女儿接过玩具爱不释手.
可见杨朔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不愧是一部歌颂英雄的诗篇,曾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该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断再版,几乎同丁玲获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畅销.
因此,稿费也相当可观.
杨朔用稿费买了一幢平房小院——在东城禄米仓胡同,小院呈长方形,共约十来间房,他占了卧室、起居室、书房和客厅,其余给弟弟一家用,独门独院,环境幽静.
雇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为他做饭、洗衣、照看房子.
弟弟(军人,弟媳是医务工作者)一家另起炉灶.

杨朔的字很难认,说不清是什么体,不如他的文章漂亮、潇洒.
他写的稿子、批改的公文、往来信函,乍一看,你真念不下来,慢慢看多了,也都认识了.
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个看法.
杨朔说普通话,带有浓厚的胶东口音,说英语,语音也带有山东味儿,比如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学他打电话称呼对方"MrAuAand……",尾音拖得又高又长.
不过,他英语还是很流利的.
二我和杨朔共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1年春,在日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前后.
这是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前的筹备和会后的总结工作都非常繁重.
杨朔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熟悉并掌握会议的种种情况;我作为他的助手,被指定负责会议筹备的具体事宜,包括资料、经费、前后方联络等多项工作的准备.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六一年春节后不久,由于处在经济物资困乏时期,工作又繁重,我忽然患了肝炎,病得不轻.
领导安排我到西山八大处的第八处(一座古刹,名"证果寺",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创作之家")去休养.
在那里巧遇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夫妇、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文艺评论家)和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等人也在休养.
茶余饭后,读书消遣,听他们议论文艺问题,受益匪浅.
那里每人每天还供给牛奶半磅、鸡蛋一个和少许肉类,这在当时已属上等享受了.
然而,我呆了不到半个月,杨朔打电话来,抱歉地说:"工作太紧了,还是需要你赶快回来一块儿筹备东京会议,等忙过这阵子,你再去休养好吗"我只好以工作为重,第二天就匆匆返回办公室上班了.

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是亚非国家一次非官方的民间性会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作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派出了以巴金为团长、刘白羽(中国作协副主席)、冰心为副团长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还有沙汀、杨朔(秘书长)、林林、李季(副秘书长)、叶君健、杜宣、韩北屏、李芒(秘书兼日语译员)和随团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学文以及高级译员刘德有、李淼等人,同亚非作家代表欢聚一堂,唱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会议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因故未能与会,4月初,会议结束,与会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分三路去日本各地参观访问.
我收到电报,嘱我迅即去杭州,安排代表团回国在杭休息并总结.
于是,我连夜乘车赶赴杭州,在浙江省作协的帮助下,住进了西子湖畔的花港饭店.
次日下午,忽接北京来电,命我转去广州,代表团改在那里作总结.
浙江省作协的朋友为我办好当晚赴广州的火车票,我急忙赶去广州.
广东省作协安排,把离广州市不远的从化温泉疗养院,作为代表团休养和作总结的地方.
省作协的同志送我到从化,陪我参观疗养院驻地,幢幢别墅式小楼建在青山绿水之间,古朴雅致,环境优美,确是个疗养胜地.

到达温泉的第三天,出乎预料,杨朔匆匆到来,他面带倦容,精神萎靡不振.
住下以后,他说:"开会紧张,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早回来几天……"言犹未尽,似有难言之隐.
第二天,一起用过早餐,外出散步,杨朔同我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奔腾怒泻,令我大吃一惊,至今难忘.
大意是:东京大会期间与***共事十分不愉快,***作风专横跋扈,处处压制人,又时时利用他……大会结束后,多国作家去外地参观游览,他没有去,途经香港先回来了……我感到他受到了压制、打击,心中窝火,气愤已极.
他一股脑发泄出来后,脸色青白.
我安慰了他几句,要他保重身体.
他的怨气似乎也已发完,接着对我说:"算了,按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可我心里实在窝得慌,难以忍受,才把你当朋友一样说给你听.
希望你知道就完了.
反正我也不想再留在作协了……"这件事使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我尊重杨朔的嘱告,采取不打听、不传、不核对的不介入态度.
但是,谁又能保证代表团里那么多人不外传呢过了两天,代表团全体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杜埃,省作协主席欧阳山等人陪同下来到从化温泉.
巴老和大家的精神都好.
老前辈谢冰心精神抖擞,爱开玩笑,听说我从杭州赶来,笑着对我说:"你辛苦了,一个人下雨天还游西湖,碰见白娘子了吗人家向你借伞了没有"把大家都逗笑了.

两天的总结会轻松度过.
杨朔在会上少言寡语,避开矛盾.
会后,巴金回上海,沙汀回四川,其余人员回到北京.
从此,我感到杨朔和某某的矛盾渐渐深化,彼此避免接触.
不久,作协外事单位又调来新的领导.
1962年初,杨朔离开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
1962年,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开罗举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间的交流非常频繁,遗憾的是,作为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的杨朔,却没有被邀参加,也就是说,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不再找他了.
这难道是一个领导人的坦荡胸怀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南大行政区文化部工作时,曾对文化交流工作有所接触,但正式搞外事工作,是在1959年后.
杨朔对我和林元经常进行外事工作任务、纪律和礼仪等方面的讲解与指导,因为他有经验,很重视外事工作人员该具备的条件和素质.
他常常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政策,讲策略,也讲工作方法.
譬如,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没有建交,所以派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
民间外交能起到官方外交起不到的作用.
杨朔说,我们所搞的一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围绕着民间外交任务而展开的.
根据国际形势,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同黑暗势力做斗争.
根据不同对象,多做工作,但要注意策略和工作方法,不可生硬地灌输,不可强加于人.
要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接触外宾要落落大方,礼仪、着装、宴请外宾的座次安排都马虎不得.
我做外事工作多年,在工作方法、守纪律等方面,都习惯地沿袭杨朔的言传身教,他对我影响很大.

三1962年杨朔离开中国作协后,在一些外事场合我们见过几面.
后来,他作为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书记,在开罗驻过几年.
直到"文革"天下大乱,他遭冲击,受到残酷斗争,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有一次我去台基厂对外友协,碰巧杨朔在办公楼一层扫厕所,他猛抬头看见我,脸庞微红,尴尬地悄悄同我说:"他们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无中生有……"我说了两句安慰他的话,为避免麻烦,迅即离去.
第二年(1967),在一个外事场合,我又见到他,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了,彼此相见,甚是高兴.
但是,谁会想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1968年盛夏,"四人帮"搞"清理队伍",忽然有一天,在我们办公楼——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杨朔!
"我感到杨朔又要倒霉了!
过了两天,就听说8月3日晚,杨朔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他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直性汉子,不能容忍对他人格的污辱.
可惜,只走了五十八年的人生历程.
令人悲痛万分.

一个好人,一个好党员,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明的:"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
"我坚信,他那纯洁的诗魂,仍然活跃在深深的大海之中.
温馨的回忆李纳文井同志走了.
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好老师、好朋友、好邻居.
我与文井同志是在延安认识的.
那时,他是鲁艺文学系的老师,我是鲁艺第四期学生.
他虽为教员,但不讲课,主要辅导学生写作,帮他们看稿子、改稿子.
1940年,他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写了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及《南南同胡子伯伯》等九篇童话(一篇从延安到东北过封锁线时遗失),所以有些学员对他印象不深.
当时文学系讲课的是系主任何其芳,讲"创作实习",还有周立波,讲"名著选读".

因为是学生,所以我与他接触不多,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与跳舞.
他舞跳得不错,有节奏感,这与他喜欢音乐有关.
何其芳也喜欢跳舞,但不大会跳.
文井同志跳舞时喜欢邀请我,他说我跳得轻盈,好带.
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李叔华一起来跳舞.
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自己带着两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却从不让文井为家务事分心.
当时去延安的女青年都很有抱负,想干一番大事业.
叔华同志也很有上进心,不甘落后,所以压力很大.
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时常看到年轻的母亲们,在寒冷的冬日里,用一双冻得通红的手,在未燃尽的煤里挑捡煤核,以补燃料不足.

文井与叔华的感情很好.
我曾听文井讲过,他是在抗日前线山西赵城与她认识的.
他们分属战地服务团不同的慰问队,平时排练些小节目,慰问抗日将士,有时还刷刷抗日标语,编编宣传材料,写写传单和通讯.
一天,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在指挥唱歌.
她剪着齐耳短发,说一口北京话,美丽纯真,不由地对她产生了好感.
不久,他们就相爱了.
文井讲的另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在延安的时候,敌机常来轰炸.
每逢轰炸,李叔华就用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护住严文井的头,以为这样敌机就炸不到文井了.
一个多么单纯的人啊!

1945年秋,严文井与舒群、公木等人一起到达了东北.
我是跟新婚不久的丈夫朱丹等人,身背背包,足登草履,踏上东北的征程的.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东北日报资料室工作.
文井同志来东北日报后,担任了副刊部主任、副总编,就把我调到了副刊部.
那时副刊部还有陆地等人.
我们随东北日报辗转于沈阳、本溪、海龙、通化、佳木斯、哈尔滨等地.
他工作很放手,经常亲自领着我们组稿,是他和同志们给了我勇气,我才敢上阵采访抗日联军和铁路工人,为英雄们画粗略的像,开始在《东北日报》发表作品.
文井很恋家,那时李叔华还未带着孩子来东北,他很忧郁.
一天,朱丹对我说:"李叔华还没过来,文井心情不好,咱们接他到家里玩几天吧.
"我欣然同意.
这样,文井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大家每天一起天南地北聊艺术、聊创作,很快活.

在东北日报时,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严一个".
这缘于他写的几部作品恰由"一个"开头(《一个人的烦恼》《一个钉子》《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因而被"老夫子"胥树人戏谑起了这个外号.

1947年,我离开了东北日报,到东北画报工作,离开了文井同志.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我因在东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小说《煤》,受到重视,成为代表.
我与井岩盾跟文井同志一起去了北平.
我们被安排在前门南河沿的小旅馆住下.
我从未到过北平,却早已倾心于北平的文化古迹.
文井抗战前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过,对北平很熟.
第二天,他就带我和井岩盾去游了北海、故宫、景山、颐和园.
记得我们三个人站在景山顶上,眺望北京时,但见四周红墙金瓦,城阁巍峨,水清树碧.
激动得井岩盾张开双臂,高声喊道:"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啊!
"游完景山,文井又带我们去了北平图书馆.
尽管他离开这里有十多年了,竟还有人记得他,过来围着我们问长问短.
到了中午,大家的肚子都饿了,文井对我们开玩笑说,:"今天不能请饭,只能请你们每人吃一碗面.
"那天,我们玩得非常高兴.

1954年,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与一些老作家同在一个支部,称为"作家支部",受文井同志的间接领导.
在反胡风、反右等运动中,文井同志虽是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却从未主动整过人.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显得力不从心,想紧跟以刘白羽为首的党组,却又因整人与自己做人的宗旨不合拍而跟不上,只能尽量保护自己不挨整.
因此运动中他不大出头露面,也不大积极,于是有人说他滑头.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他的批判发言却是"陈明配不上丁玲.
"下面人听了哈哈大笑.

他不喜欢周扬.
在延安时,是周扬调他去的鲁艺,"文革"后,又是周扬不让他回作协.
周扬不赏识他,他也反感周扬整人的那套东西.
解放后,"文革"前,政治气候宽松时我们来往得多一些,紧张时基本上不来往,但见了面仍很亲热.
1986年夏,他的家也搬到了红庙,我们就结成了邻居,两家经常来往,一起闲谈.
这样,我知道他除了喜欢西洋音乐,还喜欢古老的京剧,特别是余(叔岩)派.
1988年10月,我的老伴儿朱丹连续发高烧,急得我束手无策,还是文井同志两口子帮忙叫的车将朱丹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文井同志待人诚恳、亲切,我的母亲、妹妹,都愿意去看他,听他说话.
他每次光临寒舍,我母亲都会从她的房间艰难地步入客厅.
她说:"我喜欢听有学问的人谈话.
"然后专注地坐在一旁静听.
文井同志将作品送给她,她爱不释手,终日透过阳光读它.
母亲去世后,我们将她生前喜欢的物品随她火化,其中也包括文井同志的书.
文井想问题很周到细致.
那年我妹妹因眼疾要开刀,他知道后,特意劝我要慎动手术.
他说:"这个手术部位既敏感又危险,你们姐妹感情很好,不动手术顶多是病人自己看不见,但你们姊妹还能互相说说话.
万一手术不成功,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前年,我妹妹到北京来时去看望他,他行动已经很吃力了,勉强站了起来,却不说话.
我们问他,知道谁来看你了吗他突然大声说:"是爱源嘛!
"他脑子一直是清楚的.

一次,我的小孙女来看我.
我听见她做作业的时候在背诵《小溪流的歌》.
于是我问她:"你知道这篇作品是谁写的吗"孩子说:"当然知道,是严文井爷爷.
"我又说:"这个作者我认识……"孩子一听立刻激动起来,非让我带她去看严爷爷.
那是一个雪天,我带着孙女,磕磕绊绊地来到文井家.
见到我们,他很高兴.
尽管他行动吃力,还是一步一挪地到里屋找出一本他的童话集,为孩子题字签名,郑重地把书送给了小孙女.
孩子回来后,当即就在日记上记述这件事.
后来,她又把这件事写成作文,得了满分.

文井的晚年很寂寞,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
他经常对我说,:"要多读些书,多懂得些真相.
"后来,他把这些意思写进了《我仍在路上》.
文井老师,你的确仍在路上,一路多保重吧!
《赵慧深遗札》的解读和一些补充王景山读了本刊徐重庆先生作《赵慧深遗札》,引起我许多回忆.
赵慧深这个名字,今天可能是鲜为人知了.
但我是知道的.
不仅因为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还因为她是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赵少伟的大姐.
赵少伟就是《遗札》文里提到的"小弟毅深".
少伟生于1924年6月29日,小我半岁.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我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和北京大学西语系两度同学,我们同为当年两校文艺社的主要成员.
我们于1948年毕业,并由系主任朱光潜先生介绍投考中国航空公司,我考取了,后去南通通州师范教书,他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
北京解放后,少伟在新华社做英语翻译工作.
中间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回国后又成为新华社的俄文翻译骨干,工作认真负责,有口皆碑.
不过"文革"期间,他因曾留学苏联,并在那里入党,"反右"时喜爱独立思考,又和沈宁结婚,成为"四条汉子"之一夏衍的女婿,都是罪状,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文革"结束,他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室,担任党的工作多年.
挤出时间翻译过海明威、乔伊斯、劳伦斯等名家名作.
对劳伦斯有深入研究,发表过独到见解,得到同行好评.
1995年9月18日,他因癌症复发去世.

他记忆力特强,谈到国际国内的某项事件,何时何地何人,旁征博引,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他的中外文水平均高,精通英、俄、法语,受到朱光潜、吴达元诸教授的器重.
他的书法很具功力,字如其人,一丝不苟,字迹秀丽,柔中有刚.
现存于云南师大的一二·一运动殉难四烈士墓园的悼诗碑、刻在墓园前两柱火炬上的闻一多先生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都是他书写的.
他在音乐、美术方面,造诣亦深,真是多才多艺.
他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是他的优点,他的才华却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可惜了.

五十年代他侍奉老母亲住国会街新华社宿舍,母子二人居一斗室,我常去.
他母亲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已是古稀之年了吧,但精神极佳,一口桂林话,风趣而且幽默.
在那里,我见到了少伟的三姐赵琼,后来我一直也喊她三姐.
少伟的二姐赵瑗,没见过,她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去世了.
赵慧深和他们的小妹,我也没见过,那时她们都不在北京.
小妹名叫赵琳,一直在上海,任儿科大夫.
不过少伟是和我多次提到他这位大姐和小妹的.
少伟非常喜爱这个小妹妹,喊她"细妹".
他临终时我在他的病床前,一起回忆过去,还听到他微弱的声音,念叨着"细妹……细妹……"我和三姐熟悉起来,是"文革"结束,我厕身于北京师范学院鲁迅注释组,参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时候.
当时王仰晨同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具体领导和安排这项工作,赵琼同志则管起了有关这项工作的一切繁杂事务.
他们二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难忘.
三姐退休后,还承担过《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的译名统一工作.
现在她和老伴李湜同志住在方庄,安度晚年.

最后,我想破解一下《遗札》的收信人那个"哥"是谁徐重庆文中已经指出是赵慧深的"上海堂哥",这是不错的.
但这"堂哥"又是谁呢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是当年的著名作家赵景深.
少伟多次给我说过,他和赵景深是堂兄弟,而且是同一个祖父的,很近.
注释鲁迅书信的时候,我和赵景深先生通信,曾提到此事,也得到他的肯定.
赵慧深在信里喊他"哥",详细告诉了"父亲死了"的事,"瑗瑗嫁了一个军校毕业生"、"而且生了一个儿子,才满月"的事,自己"已于去年同陈鲤庭同居"的事,"现住七表叔家"的事,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全是亲人口吻,就一点不奇怪了.

特别是赵慧深还要这位"哥"打听好友殷扬和阿英的情况,希望得知由张善琨代保存的箱笼、书籍、铺盖等物现在何处……如果这位"哥"不是赵景深,恐怕是很难和殷扬、阿英、张善琨这些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有什么友谊和联系的.
阿英,即钱杏村,当年的左翼作家,知名度很高,不必介绍了.
张善琨这名字很生,他是当年上海新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赵慧深和他们当然都是熟悉的朋友.
赵慧深称之为"很好的朋友"的殷扬是谁其实他就是咱们开国第一大冤案"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角之一:扬帆.
扬帆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
我在北京师院(现首都师大)的同事施无己老先生,生前多次和我谈到他和扬帆是北大同系的同学,很熟.
施无己先生原名施普氓,当年曾任北大学生会组织干事.
扬帆原名石蕴华,时任北大学生会执委、常委,扬帆好像还为施先生写过证明材料.
石蕴华于抗战开始时在上海入党,改名殷扬,参与领导和组织戏剧电影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和能力.
1939年进入新四军,再改名扬帆,从文化战线转到了情报、保卫战线,又立下了不朽功勋.
解放后蒙冤二十五年,1983年彻底平反.
1999年逝世.
以上种种,也许可以作为徐重庆先生文的一点补充.
2006.
9.
27父亲周楞伽绝交冒舒湮的一篇骈体文周允中上海"孤岛"时期,影剧界前辈冒舒湮和当时的话剧演员冷静,曾有过一段未公开的恋情.
对于这段生活冒先生曾经在他生前撰写的《微生断梦》中有过沉痛的追悔,这样写道:"我做了一场荒唐梦,没想到廉价的感情会赚取一个女性的眷恋,以至使她产生误会.
爱情不是施舍,施舍的爱情只能同野麦子那样随播随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事在白发苍颜的老人记忆中逐次消失,而每当我想起这件内疚的事情,我有好多天揪心悔恨,不能自安.
"1941年秋,上海《小说日报》的老板毛子佩(国民党三青团地下宣传部长)因主编陈蝶衣患病住院,在陈的极力推荐下,力邀我父亲担任《小说日报》首版的主编.
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528房间编辑小报的那段日子里,有一天演员冷静来到《小说日报》编辑部,向我父亲哭诉冒舒湮始乱终弃的荒唐行径.
我父亲闻讯大怒,在《小说日报》上用华严的本名发表了一篇骈体文,指责冒舒湮,并声明与他断交.
现将全文再次披露,以飨读者.
其中莲娘是冷静,施某即冒舒湮.
文章的前面还有一段序文,说明事情的经过.

莲娘来,为道施某负心,始乱终弃事,闻之怒不可遏!
施某亦吾友,其人恂恂儒雅,饶有书卷气,初不料乃属登徒流亚,暗室欺心,至于斯也.
惜其人今远在韶关,乃不能唾其面而数之,送莲娘去后,余怒犹未尽平,遂以治稿余暇,试为骈体文,作与施某绝交书曰:"施某足下:握别以来,倏又数月,缅怀往昔,感慨良深!
始仆以足下为知己,是故薄游羊城,追踪旧雨,披肝沥胆,俨然管鲍之交,置腹推心,再订缟苎之雅,两心相契,一无间言.
迨夫申江返棹,重契苔芩,倾盖言欢,班荆道故,慨遭时之不造,忧家国之多艰.
孤岛索居,形同禁锢,海隅寄迹,莫奋孤忠,爰借酒以浇愁,效刘伶千日之醉,复瀹茗以解闷,生卢仝七碗之风.
等是涸辙之鲋鱼,江湖难得,遂谋煦濡以沫湿,勉竭驽骀.
借着以进一言,旧藁半交剞劂,前席而介片语,新着尽付梓人,此仆之于足下,不无微劳足录也.
原夫朋友相交,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同辈互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此乃为人小节,原难期乎苟同,纵令荃察中情,亦未望夫报答.
然而亢口所以建文明,革命所以求进步,作百川之屏障,挽狂澜于既倒,同属时代之宠儿,敢辞艰难之缔造,仆所愿与足下同勉者此也.
何图足下貌似圣贤,行同狂且,采兰赠芍,惟思桑濮之行,握雨携云,竟赋高唐之梦,窬墙而搂处子,色胆包天,巧言以欺蛾眉,斯文扫地.
不思矢一不二,宋弘不负糟糠,竟而蛇尾虎头,韩寿窃偷香泽,始乱终弃,王魁竟负桂英,送旧迎新,登徒原具别抱.
剧怜伶仃弱质,负屈难伸,薄命青鸾,谁呼将伯等齐妇之含冤,类西子之蒙垢,绮情重忏,泣残杜宇声声,庚癸频呼,难诉愁肠乙乙.
凡属含生负气之伦,畴无披发撄冠之慨足下名门之后,阀阅世家,不思作扬名显亲之图,乃为此蹂玉躏花之举,正义之感何在战士之风何存遑云名士风流,实属作奸犯科!
仆自束发受书,粗知礼仪,弱冠橐笔,欲靖时艰,惟求人类之光明,不辞微躯之尽瘁,今足下所行所为,乃与仆背道而驶,此非仆之绝足下,实足下自绝于仆也.
嗟乎!
知音难得,徒羡伯牙之摔琴;志趣不同,惟效管宁之割席.
愿移孔稚圭北山之文,刊刘孝标绝交之论.
而今而后,浮沉异路,永离绝矣!
横竖为书,不复求文.
华严谨白.
"书虽成而未寄,盖一则施某远在韶关,二则下走宅心仁厚,实不欲予人以难堪.
昔人诗有"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之句.
予以为此实绝交之妙法,今予与施某,亦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永无后期而已.

对这篇骈体文需要解释的是以下几点:"薄游羊城,追踪旧雨",指的是因抗战爆发,上海已沦为"孤岛",受当时环境的逼迫,大批文化人,去了武汉和广州.
1938年春,我父亲和新钟书店老板李铁山,光明书店老板王子澄,编辑邱韵铎等南下广州,寻求发展的生机.
到达广州以后,我父亲找到了当年一起为《晨报`每日电影》写稿的影评人冒舒湮.
俩人经常出外交游,一起冒雨去新华电影院观看《血战台儿庄》的影片,还一起去永汉南路逛书店.

"迨夫申江返棹,重契苔芩",指的是冒舒湮后来从延安采访考察归来,回到上海,见我父亲经常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写文章,就从主编柯灵处打听到我父亲的地址,前来拜访.
于是俩人又经常出外交游.
他们时常去的地方是毛子佩开设的貂禅茶室,品茗饮酒,畅谈古今.
还一起去辣斐剧场观看上海剧艺社排演的话剧《原野》.
并认识了女演员冷静.
冷静当时还在电影演员姜克尼办的一家广告公司兼任秘书,维持比较穷困的生活.

"旧藁半交剞劂,前席而介片语,新着尽付梓人,此仆之于足下,不无微劳足录也",讲的是我父亲介绍他认识了光明书店老板王子澄,王邀请冒编辑了一套《光明戏剧丛书》,我父亲还介绍冒舒湮认识了巴人(王任叔)及《译报》经理赵邦嵘.
冒采访考察延安的一书《边区见闻记》就是在《译报》出版部出版的.

"足下名门之后,阀阅世家",指的是冒的祖先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辟疆,其父冒鹤亭也是当时的名士.
冒鹤亭先生曾手书一联"在家爱国书生事,临水登山节士心",赠送我父亲.
冷静后来患病,于1943年忧郁而终.
徐铸成与京剧李伟1987年,徐铸成八十庆寿后,感叹韶光易逝.
由于长期熬夜,事务倥偬烦杂,报人的生命都极短促.
据他研究,报人的存年都不长.
年龄最长的王韬是六十九岁,梁启超五十二岁,戈公振四十五岁,邹韬奋四十九岁,张季鸾五十四岁,胡政之六十岁,他们都仅享中寿.
有些报人敢于秉笔直书与当局抗争,因而被害的,生命就更短.
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黄远生三十二岁,史量才也不过五十六岁.
还有当代许多优秀报人,如邓拓、金仲华、范长江、浦熙修、杨刚、储安平等在"文革"中被迫害离开人间时,有的刚年近六十,有的还不到五十,正才华焕发时,就成了古人.
他自己和这些报人比,幸而是年高了.

徐铸成一生坎坷,经受了超常的磨难,最后能享高龄(故世时八十五岁),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他生性达观,富有生活情趣.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徐铸成就说:"我自从离开学校后,经常总保持一种运动及一种娱乐,以调剂身心;二十年的记者生活没有毁掉我的健康(这是1948年所说,铸老从事新闻工作有六十年——笔者),主要就是靠这个习惯.
"①事实确是如此.
他在天津和汉口时期(当时供职于《大公报》),就玩留声机、收音机,随张季鸾拍昆曲,再就是打乓乒球.
1938年,在已沦为"孤岛"的上海,进了《文汇报》.
他的三寸毛锥发了神威,刺中敌人要害.
《文汇报》被炸,一死两伤.
就在这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生命悬于俄顷之机,富有生活情趣的他,还偷偷溜出层层防护的报馆,到附近一家小书场去听苏州评弹——夏荷生的《描金凤》和沈俭安、薛莜卿档的《珍珠塔》.

徐铸成迷恋上京剧,那是在抗战时期的桂林.
1942年,徐铸成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
当时整个报社在他领导下,上下一心,报纸蒸蒸日上,发行数达桂林各报的总和,无疑工作是紧张的.
但职工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远比重庆馆正常、严肃,从来没有人以打牌为消遣.
天晴的日子多半打板羽球,或去附近游览山水,也有人学唱京剧,其中就有徐铸成.

徐铸成沉浸于京剧的由来,他自己说:"那是因为抗战这几年,什么都玩不起了,而偶然又遇着一个在北平很有名的'老票友',吸引了我的兴趣.
"②这位票友是莫敬一,正宗余派(另说是谭派).
和徐铸成一起学戏的,还有话剧明星路明(她曾在郭沫若的《孔雀胆》中任主演)和她的姐姐徐琴芳、姐夫陈铿然,三人笑称徐铸成是大师兄.
从莫敬一学艺,徐铸成整整花了一年功夫.
先研究京剧的基本组织如音韵、格律、锣鼓等等,再学唱和做.
唱与做费了很大的精神.
这位正宗"余派"票友,教起来一丝不苟,一字一腔,都要学得丝毫不变,而且考究神态和境界.
他一度曾有悔意,但既经犯了瘾,也就迷了下去.
他说:"要不是湘桂大撤退这一幕惊涛骇浪,冲破我苟安的环境,我也许竟变成'票友'了.
受了这个教训,'复员'回到上海就再也不敢提这捞什子.
"③话虽那么说,他毕竟学会了几出戏,如《打渔杀家》《洪羊洞》《武家坡》等,在一定的场合他曾多次献艺.
1945年抗战胜利,《大公报》欢庆胜利的晚会上,他唱《托兆碰碑》赢得不少掌声.
1949年2月,应中共之邀,徐铸成秘密从香港乘轮北上,同船二十余人都是民主人士.
船行途中,每晚都有晚会.
徐铸成大显身手,唱《打渔杀家》《洪羊洞》,"自感嗓子高扬,并有韵味.
"柳亚子的日记中,称他唱得好.

3月到北平后,他独自看了场京戏,还闯了个"祸".
有一天,他到珠市口散步,看到张贴的戏报,杜近芳、杜近云姐妹在开明大戏院演出.
她俩是剧界新人.
抱着试看心理,他看了个日场.
感到杜氏姐妹的扮相、嗓音、韵味都不错.
翌日,在与李济深的闲聊中,谈及此事,着实使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羡慕不止,萌生看京剧之愿.
他当场许诺,次日即请任公看戏.
他在大栅栏厚德福豫菜馆定了一席,开明戏院定了包厢.
次日,李济深、蔡廷锴、陈劭先、龚彬与吕方子一行赴约,吃饭与看戏都极满意.
这就闯了"祸".
负责接待的同志埋冤他:"目前北平城多么不平静,要出点漏子怎么交代"他后悔自己的孟浪,没有考虑那么多.

仍是1949那年,9月,他从上海去北京,参加开国典礼.
在京四十二天,除开会,酷嗜京剧的他,平均不到四天,就看一场京戏,大大满足所嗜.
他说这是会程倥偬中的休息.
先后看了程砚秋的《红拂传》、李少春与袁世海的《野猪林》、荀慧生的《香罗带》、谭富英的《定军山》、梅兰芳的《宇宙锋》等名家名剧.
然而他认为最难得的倒不是梅、程、荀等,而是萧长华与尚和玉演的《普球山》《打面缸》《会稽会》这三出,"无一不佳,而且滑稽中带隽永,不流俗气.
"当时萧与尚都年逾古稀,"老辈典型,令人有'看一回,少一回'之感.
"徐铸成不仅爱京剧,还虑及京剧前途.
1948年,他曾游历台湾.
台岛虽曾沦陷五十多年,各处仍有票房和京剧演出,和孔庙一样成为保存的"国粹",足见植根之深.
他发论道:"平剧(即京剧)的兴起,当初本来也是一种戏剧的革命,把各地的乡土戏,冶为一炉,成为通俗易解的平民艺术,推翻古典而贵族化的昆曲等等.
可惜后来经所谓骚人墨客的改进,把它粗犷的泥土气全消蚀了,活泼可爱的农村艺术慢慢的又变成了庙堂和贵族的点缀品,而且种种人为的格律把它捆得死死的,不再有多少生气……"他的结论是,京剧要改进,必须"重把它解放回农村去.
"④黄裳写过一本《旧戏新谈》,既是剧评,又是优美的散文.
很少为人作序的徐铸成,写了一篇清新洒脱的序,最妙的是一段结尾,用神来之笔,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作了绝妙的讽刺.
笔者当年反复诵读,多次忍俊不禁,录之如下,妙文共赏:"黄裳兄这个尝试,这一年来给我苦闷的生活以不少安慰.
譬如,平剧中即使是夫妻对坐'叙叙衷肠'的时候,涉及一点秘密,马上就'禁声'不语,要做一番警戒的场面.
以前我看了,只觉得是多余而不近情理.
现在想来,这竟是最深刻的表现.
足见言论自由是'古已有之',调查统计,也并非'于今为烈'了.
"⑤注①②③④⑤均引白黄裳《旧戏新谈》,徐序,开明出版社.
想念启功爷爷刘莐2005年6月30日凌晨两点二十五分,启功爷爷走了.
那天中午,爸爸发来短信,告知我这一噩耗.
我抬头望望天,灰蒙蒙的一片.
我知道,中国的上空,有一片天缺了一角.
启功爷爷和爸爸认识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爸爸很崇敬他,又把这份崇敬传给了我.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了爸爸和他的相识,我也曾登上过爷爷的"浮光掠影楼".
那时我才七岁,却早已爱上了启功爷爷那笔规整秀润的铁画银钩.
他的字清秀淡雅,饱含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的书卷气,平常而耐人寻味.
那年春天,我和爸爸去北京买书,绕道北师大,拜访启功爷爷——他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小红楼里.

一进门,启功爷爷就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你几岁啦""上几年级啦""学习还好吧"……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有趣的是,我每回答一句,他就连连说:"好,好,好.
"让我觉得这位声名显赫的老爷爷原来这么和蔼,可亲可近.
他又从里屋找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葡萄干给我吃,真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啦!

在他和爸爸聊天的时候,我观察了他的书房——爸爸早就和我说过,启功爷爷的书房叫"浮光掠影楼",在中国可是大名鼎鼎呢!
这书房不大,东西很多,到处是文物、字画、纸张、书籍,中间一个大案子,上面也很乱.
我想:可能这样的大家的书房都是这个样子吧,他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收拾.
其中书柜是最显眼的:玻璃门里面放满了毛茸茸的小动物.
我记得启功爷爷说过:"我不爱看电视剧,我就喜欢大白兔!
"书柜前一张放大的照片上,启功爷爷正抱着一个兔爷笑得合不拢嘴呢!
玻璃上还贴着一张小纸条,走近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只许看,不许拿!
这老爷爷,真有意思!

那天,让我感动的是,启功爷爷和大人们聊天,却没有忘记我.
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他又问,你会写么"当然会啦!
"我都上三年级了么!
"繁体字你会写么"这下把我问住了.
现在谁还会写繁体字呀我只好羞涩地一笑,低声说:"不会.
"爷爷乐了,好像终于获胜了一样:"我来教你吧!
"于是撕下一张便签纸,提笔写下了我的名字——刘莐.
旁边的伯伯悄悄对我说:"小朋友,赶紧收好,这是爷爷给你的珍贵礼物啊!
"临走,又取出一本《启功三帖集》,送给我,哄着我说:"我给你签名,不给你爸爸签!
"说完,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几个字:刘莐学友留念启功.
又盖上了印章.
我捧着书满意地回家了.
从此,这本字帖就一直放在案头,成为我读、临的日课.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启功体字来.
后来,上中学,又读了启功爷爷的《启功口述历史》,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知道除了书法之外,他还留给我们很多东西,尤其是老一辈谦虚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
现在,爷爷走了.
我觉得失去了一位可亲可近的祖辈老人.
我想说:爷爷,您安息吧,您的不朽遗业,我们会接替下去的!
我不会辜负您所题"学友"两个字的!
2005年7月5日编注:本文作者为初中学生.
沧桑人事《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创作始末君理抗日战争中,解放区诞生过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如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一样,在绘画领域内还有彦涵1943年创作的木刻《当敌人搜山的候》.
这幅作品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写照,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战场的重要物证,因而为国外许多重要博物馆所收藏.
同样的,这幅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没有像《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这样的作品,近代的中国美术将会黯然失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和特殊的艺术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幅作品,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力.
人们渴望了解其创作的整个过程.
事实上,在这幅作品的背后,隐藏着作者残酷的血与火的战斗经历.
解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还要打彦涵从前方回到延安说起.

1943年,彦涵终于回到阔别四年的延安.
当时的"整风"刚刚过去,政治空气开始平息下来.
在这种相对平静的环境里,对于彦涵这个刚刚离开战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来说,反而感到不适应,似乎他的精神世界还留在前方的战斗生活中.
一种强烈的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在他的心中涌起.
在桥儿沟,彦涵住在简陋的窑洞里,虽然已是深夜了,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仍手持一块刚刚找到的、刨平后比巴掌大些的杜梨木板仔细地端详着.
他思绪万千,眼前浮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
彦涵又回到了他终生难忘的太行山.

1942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在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冈村宁次的指挥下,2月和5月,两次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其残酷程度是空前的.
二月初"扫荡"开始,彦涵的鲁艺分校在隘峪口,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
他所领导的木刻工厂分成两个小组突围.
当队伍行至桐峪时,三架老式的日本双翼飞机迎面俯冲下来.
彦涵眼见飞机来势凶猛,大喊一声:"向两侧卧倒!
"队伍立即分散隐蔽起来.
六颗炸弹顺序一字排列地投掷下来,猛烈的爆炸震得人五脏六腑都翻转过来.
就在他们冲上山头的一瞬间,看见罗瑞卿和总政治部人员在一起,他高高的个头,手持望远镜对战局进行观察.
罗瑞卿见到他们大喊一声:"彦涵同志,赶快离开!
"彦涵迟疑了一下问道:"向哪里"罗瑞卿指着南面喊道:"朝黄崖洞去.
"彦涵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告诫大家不能休息,不能停留,他带领着几个人拼尽全力翻过了光秃秃的山岗.
敌机从后面俯冲过来,对来不及翻过山岗的北坡大队人马进行扫射,一时间硝烟弥漫,部分掉队人员伤亡惨重.
正当彦涵他们冲下山去时,发现日本人已从侧面包抄过来,彦涵手持一只土造步枪,带着古达和妻子白炎率先冲进了弹痕累累的黄崖洞(黄牙洞曾有一个八路军的兵工厂,每日生产步枪四百支,曾被日军破坏).
落在后面的几个被沿途解救的朝鲜"慰安妇",又被日本人抓了回去.
最令人痛心的是青年摄影记者白馥元,因体力不支掉了队,日本兵为了节约子弹,用刺刀将他挑死在黄崖洞外.

穿过黄崖洞来到南水泉一带,没等彦涵他们喘息过来,飞机再次出现,扫射、轰炸又开始了.
另一支突围的队伍中有六匹骡子被炸死.
在敌机的引导下,日本人又围了上来.
危机时刻,彦涵一行在路过一个小村庄外边的土洞时,将身上带的文件掩埋起来,以防不测;同时,他们还带领着一群百姓转移.
到了另一个村子,他们刚将老百姓转移上山,敌人就闯了进来.
彦涵的战友、戴眼镜的朱洁明,因为走错了路,不幸与敌人遭遇,立即被敌人包围住.
同志们在山坡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无法相救.
尽管是孤身一人,为了不当俘虏,朱洁明仍然英勇地与敌人拼刺刀,身中十数刀,壮烈牺牲("文革"时某地方专案组还来调查他,彦涵斩钉截铁地说:"没错,他就是一个烈士!
").
在另一个村庄,彦涵的四名同志——从事文艺工作的严僖、李士忠和副区长、村长四人,为了将一个病得不能起床的老大娘转移出去,用门板把她抬到了安全地带,因而也就耽误了撤退的时间,在山岗上不幸与敌人遭遇.
其中一人跳崖;另一人甩出一颗榴弹后,正准备跳崖,鬼子用机枪扫射,他腰上中弹六颗,摔下悬崖;另两个同志没有武器,赤手与敌搏斗,被敌人从下面用刺刀插进胸膛.
两个鬼子将他们的肚子划开.
收尸时,地上全是凝结的血块,大片草根都被他们疼得用手抠起.
从一个同志的口袋里,找到了彦涵借给他的一本《铁流》,原书已被鲜血凝固成了一块血砖.
(牺牲得如此惨烈,每当彦涵忆起这一幕,就会咬着牙说:"一提起日本人,我就特别的恨!
")二月扫荡结束不久,更加残酷的五月大扫荡又开始了.
从5月1日开始,日军在冈村宁次"三光"政策的指使下,对我太行山根据地又实施了一次空前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他们见村就烧,见人就杀,从正太、同蒲、平汉三个方向合围八路军总司令部,形势非常危急.
彦涵所在的129师由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突围.
在穿越黎涉封锁线的前夜,后续部队与刘邓失去了联系,陷入了四面大山的重围之中.
彦涵所在队伍几乎和敌人遭遇,黄昏时在山坡上甚至可以看到戴着白手套的敌人.
他们拼尽了体力,终于摆脱了眼前的敌人.
在极度饥渴下,他们发现岩石缝隙中有一丝清水流出.
口渴的人多,这点水极为宝贵.
一个战士将半杯搀和着泥水的杯子递给彦涵,只说了一句:"发扬阶级友爱.
"彦涵被深深感动了.

在突围过程中,身为艺术家的彦涵依然对现实生活进行体验.
他加入了仅有的一支战斗队伍——侦察小组,目的是为部队探寻道路.
几经周折,大队人马难以突出去.
为了轻装前进,彦涵眼见笨重的电台被捣毁并被推下悬岩.
天黑之后如仍不能突围,第二天就有被围歼的可能.
天黑下来了,师政治部主任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彦涵身上仅有一支盒子枪和五发子弹,他与另外六个人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后来在山民的指引下终于穿越黎涉公路,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与刘邓接应部队会合.

如果说彦涵的突围是值得庆幸的,那么他爱人白炎就没那么幸运了.
白炎所在的三人小组,游动在十字岭上寻找突破口,争取在天黑之前突围出去.
就在即将翻过山梁时,突然发现日本人沿山脊包抄过来了.
小组被迫迅速后撤,转身分散向山下跑去.
敌人的机枪从后面泼风一样扫来.
白炎沿着梯田奔跑,飘动的衣服被一颗子弹打穿.
她摔倒后被梯田的土塌下来盖住,才免一死.
此后白炎孤身一人,从山间小道遇难者的尸堆上跨过.
村庄在燃烧,到处是尸体腐烂的气息,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村里的妇女们被剥光衣服集体关在屋子里轮奸,一个老大娘唯一的儿子被鬼子捉住,头朝下塞进粪坑呛死.
第二天,白炎终于在荒山里找到了失散的同志,躲过了敌人"梳篦"式的搜索.
在饥渴难忍的情况下,战友们用军衣从很远的山沟里,蘸上水带回来拧给白炎喝.
这次"五月大扫荡",仅彦涵十几个人的木刻工厂就牺牲了四个人.

回到根据地以后,有人告诉彦涵:白炎牺牲了.
彦涵强忍悲痛只说了一句话:"革命就是要付代价的.
"但是,他心中始终抱着一线希望:白炎还活着.
一天,终于在麻田县沁泉村的山颠上,又见到了白炎.

同样危险也发生在他们寄养在武乡县的儿子身上.
1941年,他们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为"白桦".
因为战争,白炎不能随身带着孩子,只好把白桦寄托在武乡县北上合村一户老乡家.
在日军扫荡中,奶妈李焕莲带着白桦躲进山里.
搜山时,她的丈夫与弟弟被敌人捉住并杀害了.
最终奶妈还是被汉奸带着日本人从山洞里搜了出来.
日本人咬定这是八路的孩子,抢过白桦就要摔死.
奶妈拼死抱住白桦,大声喊道:"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在她仇恨的目光下,汉奸害怕了,对日本人说:"这是她的孩子.
"敌人放过了白桦,却抢走了衣服和被褥.
解放后,电影剧作家张海默就是根据这个故事的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四嫂子》.
为了纪念白桦在太行山老乡家四年的养育之恩,他改名为"四年".

彦涵在太行山整整四年,生活是那样艰苦,战争是那样残酷.
每当回忆太行山,他就热血沸腾.
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年轻同志.
夜深了,在简陋的窑洞里,彦涵拿着梨木板,一个画面在他的脑海里显现出来:首先是正三角式的构图(这是一种典型的英雄主义构图),它几乎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勾画了出来.
如果没有对于那场战争的深刻感受,这样的激情是不能想象的.
彦涵要表现一个与队伍失散了的八路军战士,孤身一人与敌人作战.
为了表达出战争的人民性,在作品中又加入了民兵和老百姓的支持.
随着构思的深入,人物形象犹如汹涌的潮水在他的指间流出.
战士俯身射击的姿态如同绷紧的弓弦,气氛紧张而富于顽强不屈的精神.
民兵的跃跃欲试,加强了军民并肩作战的气氛.
仅仅如此彦涵还不满意,他又将非战斗人员加入到画面中,这在作品的表现上是一个创举.
根据太行山的特殊地貌,高高的土崖没人头顶,彦涵考虑到战斗中有过人托人的情况,就利用浪漫主义手法,让老百姓用肩和臂膀托起战士进行射击.
完成了这一稿后,彦涵感觉还需要一个孩子,如何安排这一角色确有困难,但他还是描绘了一个孩子在递手榴弹,超越现实的表现手法使艺术的真实取代了生活的真实.
这就使作品艺术上得到升华,明显的带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并表达出全民抗敌的英雄主义本质.
画面人物呈现出群雕式的"金字塔"结构,再创造的特征十分明显.
这与同期的解放区版画有所不同,那些作品多数是用客观的眼光表现解放区的生活.
除了手法的不同,解放区版画直接表现与日军作战的作品也比较少见.

今天看来,《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表现上虽属"朴素主义"风格,但已经具备了伟大作品的气质,其浪漫主义的激情几乎可以和法国谢理科的《梅丢沙之筏》相媲美.
作品完成后,彦涵征求作家华山起什么名字.
当他说明画的是敌人搜山的时候,华山就叫好道:"好,就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彦涵顾虑这个名字是否太直白了,华山说这个题目切中了作品的本质,很好.
诗人艾青一见此画极为震惊,并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说:"彦涵,你这幅《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有浪漫主义色彩.
"版画家古元看到这幅画也连声叫好,并说:你表现的战士,放在画面的上线上非常好,构图别致,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敌人的形象,但是这种暗示更好.

整整六十三年过去了,连彦涵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幅作品竟成为了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不屈的民族气概,作品如同那些在反扫荡中牺牲的同志们一样永垂不朽.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原作现藏连云港市博物馆彦涵美术馆.
镌刻青春的闲章吴岳添1967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到军垦农场劳动了两年多,1970年分配到沈阳飞机厂里当铆工,其间还曾到辽中县农村公社的大队里挂职,照料本厂下乡的知识青年.
直到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止,我在东北摸爬滚打了八年之久,命运把我这个南方人造就成了一个闯关东的汉子.
除了写文章的本行之外,其余需要细心的事情都是三脚猫,什么棋子都能走上几步,有些乐器也能吹出几个曲子,就是没有一样算得上精通.
董宁文先生邀我以闲章为题作文,我对刻章一无所知,自然是无话可说,不过倒是提醒了我,我确是有一枚闲章的,而且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枚.

说起来正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1966年6月2日,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揪出来批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于是就熊熊燃烧.
我是贫农出身,没有共产党怎么可能进大学因此有人要打倒党委,我当然挺身而出,结果不久就沦为"保皇派",被造反派打得东躲西藏,最后逃回老家.
我们班是法语专业四年级,一共三十人,有二十二位同学参加了红色造反队,一时"法四二十二人"的大名不仅威震南京,而且成为江苏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先锋,大有重振山河的气概.
把"保皇派"打倒之后,按照"一分为二"的真理,造反派内部又大打出手,另外一派是1967年8月27日成立的,就以"八二七"为名,与工总司争权夺利,打得昏天黑地.
最后无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统统被赶到农场去劳动改造,大家才似乎明白上了一次大当,而且造反派比"保皇派"更倒霉,大多被当成了"五一六"分子发配原籍,有的甚至被迫自杀,不过这是后话了.
话题不要扯远,还是说说我的这枚闲章.

当时幸亏农民还在种地,所以还有饭吃,造反派打得热闹的时候,无暇顾及"保皇派",我们得以平安返校,而且吃饱了无所事事,倒也落得清闲.
后来造反派也打累了,眼看再打下去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不少人就把革命热情收了起来,开始过起逍遥的日子,这就是逍遥派的由来.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男生一共三个宿舍,一个打扑克,一个下围棋,一个绘画刻章.
班里有个张一沂同学颇有朗诵天赋,每次从外面回到宿舍,往往先要在楼下喊上一句:"美丽的秋天,这是逍遥派的秋天!
"其实我在文艺方面的三脚猫水平也不能怪东北的环境,主要还是自己悟性太低.
逍遥的时候有的是时间,但我认为打扑克是浪费生命(其实是我不懂桥牌艺术的缘故),所以决定学习围棋,好像还买过围棋的小册子,学会了几个开局的定式,可是就像程咬金的三斧头,走了头三步,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班里有个程树民同学是足球运动员,身体极棒,本来是造反的,后来逍遥了就和我一起学围棋.
他很刻苦,经常到棋摊上去向别人请教,时间不长就能让我两个子,到最后让我九个子还绰绰有余.
我看自己学围棋是没指望了,于是改学绘画.
我自己手抄了一本唐诗,想在空白处画点花草,结果画了几笔显得不伦不类,自己看了也泄气.

现在说到正题了.
我有个好朋友叫王东年,为人诚实忠厚,也是"保皇派",不过他学什么会什么,尤其擅长古典诗词,还会瘦金体的书法.
我这个手抄本被他拿去用画笔勾勒一番,果然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了一件艺术品.
反正闲来无事,他说要为我刻一枚图章,几天以后拿给我看,除了一些花草之外,他还用我的名字刻了一首小诗:吴越佳地岳川秀丽添翠飞红春色无际我生在江苏常州,后来到浙江余姚住过多年,所以他说我的家乡是"吴越佳地",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意思.
短短四句小诗,包含着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秀丽山川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朋友的诚挚祝愿,实在算得上一件艺术精品.
这枚闲章虽然是闲暇时刻出来的,却在无意中留下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从此将它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转眼四十年过去,往事不堪回首.
2002年是南京大学校庆一百周年,我们全班同学决定重聚南京,一共到了十六个人.
聚会时大家在三位同学的遗像前悼念,其中就有程树民.
据说他后来被派到非洲工作,不料有一天在银行取款后被自己的同胞抢劫,杀死在异国他乡.

老友王东年后来成了一家负债一千五百万元的国营小企业的老总,从事粮油进出口贸易.
他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大展宏图,在长江边上建了三个万吨级的粮油码头,不到六年时间就使资产增至五亿元以上,跻身于国务院评价中心颁布的中国最大的五百家商业服务企业之列.
无奈时运不济、树大招风,他竟然因此惹祸上身,被关在看守所里四年多还无法定案,最终身陷囹圄达六年之久,只能靠背诵诗词来熬过孤独的时光.
如今他以前的手下大多成了富翁,而他重获自由之后却一无所有,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我虽然吃过不少苦头,总算平安退休,也就谢天谢地,别无所求了.
闲来无事,把玩闲章,还会想起过去的青春时光.
由于蜗居狭小杂乱,终于下定决心装修一番,不料装修之后,许多零碎东西不知到哪里去了.
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分门别类,所以我家的东西有个特点:要用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这枚闲章不用的时候总是在抽屉里,现在要用却无处可寻,好在要说的话基本上都说了,也就到此为止吧.
最后我要感谢董宁文先生,如果不是他编书的机缘,关于书房和闲章之类的话题,恐怕这一辈子也没有说的机会了.

附:吴岳添给本刊编者的信谭宗远先生:你好!
刚才给你发了一封回信,就在另一个邮箱里看到了为我刻章的老同学王东年以书信形式所写的散文,一时感慨万端.
你看了他的文章就会知道我所言非虚,他在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修养确实胜我多多,只是命运把我造就成了所谓的学者,而他尽管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文章,却恐怕从来没有能发表过一篇东西.

像王东年这样文采斐然、又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竟然连发表一篇文章的机会都没有,命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不公正了.
他的书信不是一般的调侃,而是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如果能够发表(哪怕是经过删节后的摘要),对他来说都会是永生难忘的纪念.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本人并未表示过这个愿望(因为他自己可能是心如枯井,已经看破红尘了),而是我自己有这个想法,原因有三:一是他的文章以切身经历揭露了文革的惨痛现实,具有社会意义;二是发表后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们当时的同班同学以及同一代人都会是一个震动;三是他的文章文笔优美,配在我的短文后面,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贵刊篇幅珍贵,我不敢妄提建议,只是谈我的一点感想,供你参考.
如何处置当完全由你酌定.
顺颂暑安吴岳添闲章琐忆王东年岳添:1968年的春天,我在离南京大学南园不远的一家书画店里花一角钱买了一小方青田石为同窗好友刻了一枚粗糙的习作章,在经过三十八年时光的沉淀后居然变成一篇优美散文的主题,而我也成了文章中的一个角色.

无言的青田石一经你妙笔点化便有了生命和价值.
你的文章笔锋老练,亦庄亦谐.
昔年琐事,信笔写来,诙谐中蕴藏沉重,轻松里透出酸楚.
读着你的文字,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
往事遥远如梦,又清晰如昨.
随手写下一点文字,边收拾被烈火烧焦的青春残片,边品味岁月苦涩的遗韵.
闲章的内涵你诠释得已十分到位,在此,我不惮噜苏,再补充一点催生那首小诗的背景,或许可作为你大作的注脚.
"吴越佳地"脱胎于无锡太湖鼋头渚的摩崖石刻,"包孕吴越"四个大字气势恢宏,震撼人心.
当年的太湖是很美的,春和景明之日,三万六千顷波涛连空,远岛隐约,水光帆影,鸥翔鹭飞,气象万千.
无锡的小吃也美味可口,曾记否,1966年初冬,为了躲避造反派的追击,我们悄悄在半夜里乘火车离开学校,我回老家,你去苏南投亲.
大清早我们就到了无锡,天亮后,你的一位亲戚在崇安寺的小摊上请我们吃了一碗汤团,那洁白香糯、滑凝爽口的滋味令我难忘.

1967年夏天全国发生武斗,南京也不例外,我又一次逃回故乡.
那天下关挹江门城楼已被头戴柳条帽的造反勇士占据,石头不断从城上飞下,公交车已停开,我只得狠心花了五角钱搭一辆三轮车冲过古老的明城墙赶到下关乘火车.
我在乡下种菜、养猪、游泳,书被禁光了,好在还有法文和英文的《毛泽东语录》,每天背几条,既应了景又复习了专业.
现在想来,因祸得福,那是我离开故乡出外求学后回到母亲身旁最长的一段时光.
子欲养而亲不待,1979年我远涉重洋到西非援外,从此慈母就永远离开了我,为我留下了永无报恩的心情和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现在每年清明我都回故乡到她的坟茔上磕头,平时在她老人家的遗像前燃炷清香,唯以此寄托人子无尽的思念.
前年我到京城在你家见到你母亲身体尚健,思维清晰,说真的,我好羡慕你呀!

你生于吴,长于越,有幸受到两种江南文化的浸濡.
浙江余姚文脉深厚,文人学者辈出.
七千年前那里的先民创造了河姆渡文化,二千年后,先民们又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一脉相承的两种文化开启了江南文明的先河.
余姚土地上诞生的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等前贤先哲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明亮的光彩.
当代学者余秋雨为生于这块土地,他在散文《乡关何处》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故乡的山川和人文,并引援了梁启超先生的话:"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到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被全国及海东……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你长于斯邦,曾于斯闻风汲流,得其文脉一绪.
我想,你能在法国文学研究圈中卓然自树与你在吴越佳地的成长不无关系.

如果说"吴越佳地"得之于游览,那"添翠飞红"则来自于阅读.
1962年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那年春天我还在江阴乡间一所中学的高三班读书,正准备报考大学,大饥饿的阴影还未褪去.
有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诗人故里的报导,文中用"点翠飞红"来描写洛水河畔的春色,我觉得"点""飞"两字用得十分传神,即勒于心碑.
后来在为你刻闲章时,这两字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只是把"点"改成了"添",这样既不太失神韵,又与你大名相符.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急切盼望动乱能早日结束,政治能变得比较清明.
心中的向往不敢说出,只能用春天来隐喻.
我们盼望着人生春天的来临,盼望着能早日为祖国的山河添翠加红.
小小的石头就是这样在无意中承载了我们那代学子的梦.

然而这个梦做得实在太长太苦.
那场史无前例运动的参加者,无论是保皇还是造反,无一不"触及了灵魂",不少人还"触及了皮肉".
我们法四班同学后来大部分发配到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我在那里当了两年多伙头军.
参加过"红总"的同学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先后遣返南京受审,蔡福星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记得批林批孔那年春天正清到南京出差,陪着福星来看我,我发现福星的腿明显有点瘸,走起路来一高一低.
他告诉我,从城西湖押回后一直被关在南大政治系的那幢小楼里(在校园的西南角,楼前有几棵中国梧桐,清影婆娑,我曾在桐阴下读过法语),房间四周糊满了"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等警示标语,严不通风,暗无天日.
专案组的朋友们不断在思想上和肉体上对他摧残.
有次他趁人不备,直奔阁楼,窜出窗户,头朝下跳,追赶他的人一把抓住他的破棉衣,衣被扯破,结果腿先落地,保了生命,伤了腿骨.
后来他又伺机逃跑,用跳河、投井等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命不该绝,河水太浅,井圈太狭,结果被人发现抓回.
在关押了三年后,当局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托辞将他释放并发配到镇江一个人防工地.
这种欲死不能、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曾出现在大仲马笔下的伊夫堡地牢中,我们在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大师出神入化的想象力礼赞时,也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演绎的真实情节感到深深的悲哀.
福星后来到了深圳,前几年我去看他时,他精神很好,走路似乎也不颠了.
有天晚上,我们行走在著名的深南大道上,看着两旁流光溢彩的摩天大厦和穿梭如飞的车流,忆起在那些地狱里生活的日日夜夜,恍如隔世.

从城西湖遣返回宁的还有"南京二程"——程树民、程嘉杬同学.
程树民不但会踢球、下围棋,还会编剧,在农场里编了不少节目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嘉杬雅号"南园居士",不仅会画画,变魔术,而且是个真正的冶印里手,他为我刻的一枚私章,至今还在使用.
他的祖父是晚清举人、金陵名士,二十岁时写了《金陵赋》而扬名文坛,后来成为语言学家,一生著作甚丰.
他居住的城南大百花巷故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报载,嘉杬的父亲今年九十九岁,依然一往情深地守望着摇摇欲坠的旧居.
我想嘉杬的才情多半是继承了祖父的遗传基因,不幸的是在当逍遥派时,和同宿舍有朗诵天赋的张一沂同学一起发了几句牢骚而定为思想反动,毕业时受到批判,"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不断受到冲击.
南大百年校庆,嘉杬参加了同学的聚会,岁月的风霜还未全部抹去他昔年的风华.
对那段不幸的遭遇他只字未提,事如春梦了无痕,看来昔年的南园居士已悟出了东坡居士名诗的禅意了.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没有文章、更无小小的活动来祭奠在那场浩劫中冤死的亡灵.
巴金老人生前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无人回应.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文过饰非、不善于反思、不敢正视造过孽的民族是无法受到尊重的,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自嘲起来:你既非中央领导,又非治史专家,芥末小民不知为何昏头懵懂说出如此这般话来.

似乎扯得没有边际了,还是回到那方闲章上来吧.
那首小诗借用了绝句一、二、四句押韵的形式,算不上是四言诗.
四言多见于先秦上古时的诗歌中,如《诗经》所选的三百零五首,还有帝尧之世那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的《击壤歌》.
我想,先民流传的诗歌都是刻在甲骨和金石上的,刻字很费力,所以文字极其简约.
到了魏晋,四言再次复兴,曹孟德的《短歌行》和《步出夏门行》就是代表作,毛泽东曾抄录其中《龟虽寿》一首送给日本人.
到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五、七言蓬勃兴起,四言才逐渐退隐.
你说我擅长古典诗词,否也,我仅仅是爱好而已,它和法语一样,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伴侣.
孩提时代,母亲用唐诗对我启蒙;长大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诗词总是陪伴着我.
人生在世,痛苦多于欢乐.
痛苦是人生的一种毒素,对我而言,吟诗是很灵验的排毒方法.
我就是靠吟诗和读书度过了人生中最孤独的时光.
在那些吹不到清风、见不到阳光和绿色的岁月,每当我觉得意志阑珊、身体不适时,就会背起文天祥的《正气歌》,说也奇怪,背后便觉神清气爽,六年缧绁居然百沴辟易,阴阳不贼.

有诗歌作伴,逆境不再可怕,痛苦不再难堪,孤独也变得有了诗意.
对六年创业生涯赤诚而艰辛的付出,我无悔无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我们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改革开放的春天添了翠、加了红,更重要的是我栖守了民族先贤的节操、坚持了做人的良心,从未向任何邪恶低过头、向任何权贵折过腰.

获得自由后,从物质上来说我确实是失去了一切,但却得到了此生最淡泊的时光,侣诗书而友山水,做做家务,读读法语,上上网,和老同学们互发Email,这种淡若秋水的人生况味非历劫之人是无法品尝得到的.

现在我每天都乘着同一路公共汽车回家,傍晚时分,汽车载着从工地归来的打工者,年老的、年少的都有,他们满脸灰尘,神情疲惫,想着他们在这么炎热的伏天依然在脚手架上劳作,挣来菲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在极其不公正的社会里依然坚持着生命的意志,能和这些人一起挤车同行,我的心变得格外宁静.

时光如水,四十年光阴弹指声中,而今昔年法四同学都已到了退休年龄.
检点人事,不胜苍凉.
同学中真正学以致用者唯你一人而已.
如你所说,你虽然吃过不少苦头,总算能平安退休.
更令人欣喜者,近年来,写书、译稿、做学问颇有建树,退休后仍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文章面世.
而我学的法文除了在非洲用了两年三个月外,几乎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法国文学这个美好的旧梦早已成了迢递风雨中的落花.
不过感谢上苍的垂怜,我还没有把这门美丽的语言忘掉.

走笔至此,夜已深了,白日喧闹的城市已寂静下来.
窗外不远处是秦淮河和青溪河的交界,那是东晋大书法家、诗人王献之迎送爱妾的桃叶渡.
他写过三首有名的《桃叶歌》,收录在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中.
那条载着历史兴亡、盛满感伤文化因子的秦淮河依然在流淌.
2001年一个暮色渐起的傍晚,我和正清一起去寻访过桃叶渡,感受六朝的烟水和楫声,后来我们在秦淮河边的曲廊里买了雪菜面,我还到外面小摊上斩了一盘盐水鸭、炒了一盘正清喜欢吃的猪肝,席间一位衣衫不整的流浪艺人拉起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
可惜那夜无月,淮水也不清,艺人的技艺实在蹩脚,否则夜坐秦淮水廊,对着秦时月色,沐着晋时清风,吟着南朝吴歌,听着江南乐曲,触摸白门柳的清凉,那该是件多么富有诗意的事啊!

岳添,一方不值一提的小闲章竟然扯出了这么多废话,似乎意犹未尽,我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怀旧症,不能再写下去了,就此搁笔吧.
祝秋安东年于8月7日立秋日附:王东年给同学吴岳添、正清的信岳添、正清:岳添写的《镌刻青春的闲章》一文牵惹起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我撷取片云缕烟以书函形式写了《闲章琐忆》一文,发给你俩,聊作饭后的谈资.
孔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西哲爱默生说:"Writeitonyourheartthateverydayisthebestdayoftheyear.
"让我们记住哲人之言,珍爱生命,珍惜自由,平静愉快地度过每一个日子.
东年于立秋后二日王铁成探鸟(太平歌词)黄宗江中国人来外国人,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北京城.
也还有不知道的,这北京城里有个王铁成,可是一位大能人!
(如王铁成自唱,可夹谦白)这可是歌词作者我师哥黄宗江——(转唱)给我加的封!
(白)他说的——(唱)能能能就是能!
能吃能喝能睡能干,干起来就没个停!
能画能写能说能唱,画宗李苦禅,唱宗杨宝森;能跟魏喜奎对唱杨乃武,能为关学曾伴奏洋琴,读书万卷破万卷,读破万卷更来神.
四部备要家里存,经史子集常来温,孔、孟、老、庄、荀、儒、法、道、杂,家家各自有圣经.
马恩列斯毛,读得更认真.
琴谱棋谱画谱更食谱,阴阳八卦也有门.
这灶上的功夫更无论,川粤淮扬炒肝爆肚,山珍海味烩一盆.
功夫在诗外,诗内功夫存.
从来就好客,客爱登我门.
豪门有来往,往来多白丁.
结交满天下,天下挤进门.
您说这门里有天下,此人能不能能能能就是能!
忽然间天塌又地崩,电闪又雷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筹莫展,万般无能,王铁成半点也不再能!
原来是来了这史无前例,来了这文化大革命啊!
王铁成一能也不再能,一能也不再能!
家里家外抄干净,图书文物抄的清,曹禺夏衍和巴金,莎士比亚还带安徒生.
马恩列斯也当成了大洋古,归里包堆一块趸.
这抄家的主儿,也真是上海人讲话"拎弗清"!
只剩下宏文四卷外带红皮小本透着有点孤零零.
落下了一本《共产党修养》赶紧就往火里焚,这已然扣上我文艺黑线一条根,是少奇同志,不,同而不志,志而不同,不同不志刘少奇的徒子徒孙.
家里的老太太早就把佛经圣经一道焚,就供上了一张就一张格外的恭敬;可还是怕人论成份,带着傻孙子就往她娘家二姐、三妹几家来回奔.
王铁成他老婆早就在学习班里批斗念经文,这家里只剩下王铁成独自一个孤家寡人窝里蹲.
空荡荡地板上一倒倒干净,家徒四壁只望见天窗高处还吊着一根绳,一根绳来孤零零来孤零零.
不见这绳还罢了,一见此绳杂念生,倒不如悬梁自尽,一了百了,了此残生.
这根绳却有灵来又有哏,像是有个活物挂在上头轻轻召唤王铁成.
哦,那就是他养的鹦鹉,俗名八哥,小字盈盈.
自打她进了这王家门,只听得铁成的老娘连名还带姓管他儿子就叫王铁成;少夫人关上门叫他什么夫君、郎君,还有达令,一概都不论(读另),开开门,当着人,也就叫他王铁成;他傻儿子开口头一句,也是尊称王铁成;那八哥学的快来学的准,一个劲地也叫他王铁成.
忽高忽低忽刚忽柔,一声又一声,王铁成啊王铁成!
这自古就有养鸟的人,也就统归四旧,没说的——这鹦鹉也就连鸟带架子被红卫兵提溜出了门.
如今晚,王铁成空望着拴鸟架子的绳,心想我不能那么不明不白去见那我不认识的阎王君;我还得听一听咱们盈盈一声声,再叫我一声王铁成.
对,赖死不如好活着,我王铁成活得就得像个人.
这一日在剧场方开过一次批斗会,全武行来人斗人.
回家来和衣而卧,又眼瞪着那根晃晃悠悠、悠悠晃晃那根绳.
晃晃悠悠入了梦,这梦里雨打芭蕉小鸟淋,狂风雷电小鸟震,小鸟,小鸟,盈盈,盈盈,我的小盈盈!
这一夜尽梦的是小盈盈,直到天明天不明.
往日里这一早练功最要紧,如今练功也练不成,喷气式腰酸背又疼.
出门走走也算是遛早散散心,(道白)"出得门来,好一片——""天气也"可也难出唇.
只见乌云密布,北风吹,西风紧,想借东风缺孔明,分不清的半阴又半晴.
家家户户紧闭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留下大字报残红似落英.
这脚步迈出可也得谨慎,还得看写的是什——有的能踩有的可万不能!
出得门来四下无人就想喊个嗓,往常这一遛弯唱不停.
(二黄原板)"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冒犯了太师爷的府门庭!
"别别别,这穷儒原就是知识阶层,更不可太烈性,冒犯什么门庭.
别自找倒霉亮身份,知识就是粪,知识分子就是吃屎之人.
改来一段样板戏,调调嗓子找调门.
(二黄导板)"狱警传似狼嚎迈步出监!
"不,不,不,他能唱来我不行,造反派要说我把家门当牢门.
就只有闭嘴闭口闭着眼睛往前奔,黑咕隆冬撞上了人!
原来是好朋友,动物园的老把式,外号叫老鹰.
这老鹰,叫老鹰,他性情可温存,可称得是群鸟首领,一个个小鸟都像是他十月怀胎自己生.
如今晚他也成了动物园里反动权威一大鸟人,只让他喂食扫鸟粪,这也叫废物利用,谁叫他有这一专门.
这年头见面不能问:您好我嫂子好您的鸟儿好只能够瞪着大眼心里分.
那老鹰却开言道:我可找着了你王铁成!
有个红卫兵,可干了件好事情,把只八哥送来园里存.
这八哥开口就叫王铁成,我一听就是自家人,王铁成的闺女叫盈盈.
王铁成一听泪滚滚,拽着老鹰上了无轨就往那动物园奔.
王铁成在车上就急着问:盈盈她吃食不吃食还得是干净水她才饮,她挑肥拣瘦赛个人!
老鹰说:还当她还在你王家门,吃的是资产阶级自由食,三高又三名,这贫下中农的五谷杂粮她就不认.
可也是,那鸟儿通人性,不吃不喝就叫着王铁成,就像是立志绝食,断肠又断魂!
王铁成这些日子也学会了爱检讨:这鸟儿也讲鸟道主义,是我爱读那托尔斯泰,还有谢冰心,种下的孽根.
她想为主一死,有它封建主义的流毒讲报恩;这一捧雪来天九更,都怪我总听那旧京剧,也把她熏陶成了精.
怪不得江青旗手,旗手江青,要把封资修一网打尽,她样板戏才能够高举红旗,惟我独尊!
王铁成念念叨叨踉踉跄跄把动物园扑进,直奔百鸟林,只见盈盈面前存.
那盈盈一见亲人她就认,上下翻飞乱扑腾,就是哑了一般不出声.
老鹰头说:你们爷俩慢慢说着,还得背着点人,我还得去早请示,愚公移山还带白求恩.
这王铁成湿润着眼睛,轻声说:盈盈,盈盈,你说呀,你说呀!
你会说!
你一教就会,甭教就会,你从来有如阿庆嫂,听话就听音.
那盈盈果然张了嘴,把早请示晚汇报的词集中往外趸,一连气地打倒,打倒,打打倒……王铁成忙说:别别别,咱们爷俩可别来这个阶级斗争!
你就说:王铁成,王铁成,王铁成!
那盈盈,慢慢地,轻轻地,唤了声:王铁成!
王铁成泪盈盈,恨不得把八哥的小嘴亲.
那盈盈也泪盈盈,新词老词往一块拼,喊了一声:打倒王铁成!
别别别,咱爷俩人鸟不能一块论,没什么阶级界限非得分!
盈盈你说,不倒,不倒,不倒!
那盈盈噘着小嘴,蹩足了劲,说出了一句:不倒王铁成!
王铁成泪盈盈,盈盈为我,我为盈盈,从今后,不倒不倒王铁成!
这老少人鸟正温存,不料想狼叫鬼号一声声,动物园要静园,闲人一概赶出门.
王铁成踉踉跄跄出了南门,就赶往工人体育场奔.
这一天批斗的是戏剧界老领导,四块头牌有他一块的阳翰笙,王铁成也算是个龙套扯四门.
斗罢回家伸了伸弯了一天的腰,还拿了个大顶,我还得活下去,我还得"不倒,不倒,王铁成!
"这一夜合眼又睁眼,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明,赶紧就往动物园奔.
一眼就瞧见,老鹰哥守在那南天门.
看起来浑身缺根筋,说起话吐吐又吞吞:自打昨日你走后,太后老佛爷——不,不,打嘴,打嘴,我说走了嘴,是江青同,同,同同志,大不同地忽然大驾驾临.
颐和园早就百花独赏不让人进,还要把这三贝子花园动物园来巡一巡.
想当年慈禧太后曾在畅观楼头畅观景,她江青同志更要深入研究进化论来还是阶级论,这人性、鸟性、兽性怎么分进得园来只听得百鸟争鸣,比那百家争鸣听得顺,这百鸟朝凤自古有云.
江青一见这鹦哥长得是格外出群,金口玉言,问了一声:你会说什别害怕,我对人对鸟都温存.
那八哥一见江青脸贴近,还当是来了只怪鸟大妖精,那小鸟不知哪来的一股子劲,高喊着:"打倒,打倒!
"把她迎.
那江青火冒三丈三尺又三分,手里的宝书就往鹦鹉身上扔,叫喊着:打倒,打倒,老娘打倒你,你也有反党反我的黑线根!
这人和鸟展开了阶级斗争啊,阶级斗争!
那鸟儿一下子挣脱脚镣,叼起了江青的假发冲破乌云,冲破了乌云.
高空奔腾无踪影,大自然中还我小鸟自由身!
王铁成听罢连声叹:罢了,罢了,她小鸟造反也算完成了她的革命!
这世上只剩下我不倒的王铁成,不倒的王铁成!
到后来,史无前例,生正逢辰,王铁成扮演了周恩来,四海扬名!
观众简直分不清,王铁成周恩来,周恩来王铁成,种种的表演理论不去论,他二人相不同,位不同,人不同,性不同,首先是息息相通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各有各肚子里一段又一段难言的隐,这隐隐相通通百姓,这百姓相通一个根.
这一段文化大,大革命,又过了三十年正,不倒的王铁成也多活了三十春.
我就把这小人小事小鸟,真人真事真鸟,唱给大家听一听.
这一切都是真,除了江青的假发是传闻.
咱们都是小小,小小老百姓,盼只盼这样的小事可别再,这样的大革命可不行.
太平年来年太平!
小鸟不知何处去大地仍留北京城!
太平年来年太平!
此稿写于1996,文革始三十年终二十年.
时客居美尔湾,寄返祖国.
是年大陆不发纪文革之作.
今又若干年,且隔世纪矣,得再发之于《芳草地》,以志不忘.
2005年清明时节.
茅盾题《随笔》封面刊名黄伟经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1981)所题的《随笔》封面刊名,延用至今不觉已有二十六年.
那么,《随笔》创刊后,封面曾经用过哪几种字体怎样约请到茅盾为《随笔》封面题字茅盾的题字,又是什么时候才固定下来,成为《随笔》封面刊头字的呢作为当年《随笔》责编,我不妨说一说.

《随笔》是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它于1979年春夏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三两个人在完成既定编辑任务之余"筹办,当年6月出版创刊号即第一集,由新华书店发行.
正如主持创刊的编者在开篇序中所言,当初它还只是个"不定期"印行的"笔记文学丛刊",类似书那样的十六开本.
那年9月,我在"文革"中被迫搁笔改行十二年之后,"归队"调到出版社,开始成为《随笔》的一个专职编辑.
当时出版社美编和一些编辑同仁及我都认为,需要改进《随笔》的封面装帧设计,尤其是应当将刊名题字尽快选定下来.
我是从第四集起,接手刊物的组稿等编务的.
而《随笔》第一集创刊封面,由有关编辑从鲁迅的墨迹中选取"随"与"笔"两字辑成刊名;第二、三、四、六集的刊名,则是美编绘制的美术字;第五、七两集封面刊名,又用回辑鲁迅的字.
总之,显得尚未有章法.
于是,我与有关同事商定:约请几位毛笔字写得好的知名老作家为《随笔》题封面刊名,试用若干集之后,从中再择出一个大家都认为比较满意的,固定下来.

最先应约给我们寄来挥毫写出的《随笔》刊名的,是老作家唐弢.
我们把他题写的刊名,加上画家邵宇作的一幅乡村节日速写,合在一起设计组成《随笔》第八集封面.
刊出后,读者反映不错,社里编辑也觉得朴素雅致、美观大方.
《随笔》也就从这一集起,不再选用美术家和鲁迅的字做封面了.

1979年冬,我到北京组稿.
一天,我同当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姜德明谈到,我们想约请一起名家为《随笔》题刊名,不知他可否帮帮忙他是《随笔》的热心支持者,除为我们撰稿,还在编辑工作上给我出过点子,为我介绍过好多位老作家.
他听罢就问,你们怎么不请茅公给《随笔》题刊名呢我答:要是能请到茅公为《随笔》写刊名,那再好不过.
可是,我同茅公不相识,跟他从未联系过.
"那好办!
"德明老兄当即表示:"我同茅公熟识.
这几天我就同茅公联系,请求他给《随笔》写刊名.
"就这样,他爽快地应承帮助我们.

那年12月尾,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就收到茅盾的儿媳陈小曼迳寄来茅盾题写的《随笔》刊名.
茅公按照姜德明所说的《随笔》三十二开本要求,用毛笔在一张小宣纸上直行写下"随笔"二字,笔迹遒劲、秀逸.
陈小曼还给我们写来一封信:《随笔》编辑部:寄上《随笔》题签,请收.
顺便告诉您们,请不要寄稿费来,任何题签,沈老都不收稿费的.
另,给《花城》编辑部的信,麻烦您们转交一下.
致敬礼!
陈小曼12.
26〔1979〕得到茅盾为《随笔》写来刊名,我们非常高兴.
随后即把它按原题字制版,作为《随笔》第九集封面题字刊载.
当时,我们还陆续收到艾青、黄药眠、臧克家等应约写来的《随笔》刊名.
我们又将这三位老作家所写的刊名,分别作为《随笔》第十、十一、十二集的封面题字.
从第十三集(1980年12月出版)起,我们就将茅盾的刊名,在《随笔》封面上固定下来,一直延用至今.
我于此还应提及,也是从第十三集起,《随笔》的装帧设计,一直由画家、花城社美编室主任苏家杰一手负责,所以也就很快形成并保持《随笔》与其内容相适的,有自己刊物个性特点的封面、版式等的格调.
从1983年第一期起,《随笔》成为逢单月出版的双月刊,茅盾题写的封面刊名,就固定延续下来了.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二十年文坛亲历记柳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一阵子,在北京时兴看内部电影.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会员活动,最受欢迎的就是看这类电影.
那时北京还没有出租汽车,到了看电影这一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从四面八方赶到电影院,那种热闹宽松的气氛,如同当时人们的思想,显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经历过的人,今天说起来,依然津津乐道.

其实,除了来看电影,人们还另有目的,这就是借此会会文友.
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些九死一生的文化人,能够好歹地活下来,而且赶上还算开明的年月,谁不想向朋友倾诉些心声呢难怪有些年高体弱的作家,就是叫儿孙们"保驾"也要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主要是想来见见朋友,过去那么多年,谁也不敢跟谁来往,这会儿可以说说心里话了,年龄却又不饶人,见一面少一面啦.
"说得凄凉点,却也是实情.

那时中国作协组织看电影,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后圆恩寺团中央礼堂,一个是首都剧场,因为这两个地方距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沙滩比较近.
有时小范围的观看就在小西天,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的放映厅.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有一次,是在西四的人民剧场,观看白桦的《太阳与人》.
为什么改换地方,详细情况不知道.
听别人说主要是这里座位多,可以容纳更多的会员观看.
许多不常见的作家,那天都曾不期而遇.

电影《太阳与人》根据白桦剧本《苦恋》改编.
因为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文艺界内部已经传说,要组织对它进行批判.
大概是思想先入为主吧,所以从剧场里走出来,就听到有的人在议论,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
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运动,按理说人们对这部电影说说看法,绝对不应该再成什么政治问题,只是有的人多少仍心有余悸,生怕万一弄不好又被整一顿,总不如看个热闹平安度日.
我当时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未过多久,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的阵势,只能算是透出一点批判的信息,一般人也不会关心和关注.
直到二唐(唐因、唐达成两位先生)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这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
普遍感到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又要搞政治运动.
尽管这只是人们的猜测,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但是人们从多年的经验中,都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从批判作品开始的.
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信件",批判费孝通文章《早春天气》,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等等,跟随而来的都是一场整人运动.
这次人们也必然要担心.
何况过去靠政治运动起家的人,此时好像闻到了点什么气味儿,在言语中开始流露出杀气,如那天看完电影从剧场出来,恰好跟文化部的焦勇夫一起走,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老焦的熟人,其中一位说到《太阳与人》电影,不是谈作品本身的得失怎样,而是破口大骂白桦如何如何.
我听了觉得十分不对劲儿.
因为,此时中央有关领导一再表示,对事情的处理要实事求是,批评倾向不好的作品,目的不是要整作家,而是要健康地推动文艺创作.

可能是类似情况社会上颇有人在,有关部门不想造成搞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在宣传媒介上加以引导.
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加花边的小消息,由白桦所在单位党支部谈白桦现状.
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任时事政治组组长,凭着多年从事报刊编辑的敏感,我觉得这样的报导并不太有力,如果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似乎更令读者相信和有力量.
恰好这时主编戈扬出差,杂志社由副主编杨犁主持工作,我就给杨犁和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建议,约白桦自己写一篇文章谈他的近况.
这二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就让我负责找白桦约稿.

我跟白桦认识始于《工人日报》时期.
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何处.
因为白桦有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他的责编李硕儒是我多年好友,从硕儒那里知道白桦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我就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白桦当即答应写一篇文章给《新观察》.
我把白桦答应写文章的事情,跟杨犁、张凤珠二位汇报后,他们都很高兴,并立即叫来美术摄影组组长潘德润,让他跟我一起在北京采访白桦,给白桦拍一张近照放在封面上.
事情决定后我再次给白桦打电话,约他到北京后在东单公园跟我见面,在那里先给他拍一张封面用照片.

白桦从长春到北京那天,如约来到东单街心公园,我和白桦并坐长椅聊天时,老潘给他抓拍了一张生活照.
随后我又陪他去了《十月》杂志社,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是之家,他跟他们商谈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出版和演出.
我便趁此机会跟他具体商谈所约文章.

白桦从北京回到武汉所在部队后,很快寄来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经过我和凤珠、杨犁认真三审,刊于1981年第十四期《新观察》杂志上,只是没有在封面刊登他的照片,领导主要考虑声势太大容易招事.
在《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篇文章中,讲述完自己近年生活和创作情况后,白桦说:"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地读着那些陌生人们的函电,想象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
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六月中旬接摄制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
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
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这样长!
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白桦在文章最后说:"……我情不自禁地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的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
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白桦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打电话,让《新观察》编辑部向白桦转达他们的关心、问候和担心,更多人都能给予正面理解.
不过也给《新观察》杂志社,招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不久,一天傍晚,我正在家中洗菜准备做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主编戈扬,我马上意识到有什么急事,不然,老太太(《新观察》同仁对戈扬的通称)不会亲自登门,再说明天我就要去北戴河休假,没有急事她何必这样急忙找我呢我马上请她坐下,并给她端上一杯水,希望她能静下心来说事.

稍停了一会儿,老太太告诉我,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的文章,老太太让我看过后,问我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很坦率地跟老太太说:"您和我连1957年的事情都经历过了,现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您不在家的时候,经我提议组织了这篇文章,当时是想廓清社会上的传言,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您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可以这样办,一是请乔木找人写文章阐述他的意见,二是咱们派人采访他,让他说看法.
"老太太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妥.
我说:"那就不好办了,我明天要跟徐法新(《新观察》文艺组老编辑)去北戴河,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吧.
"老太太见事情已经如此,就再也没有说什么,显然,由于我的提议给杂志社招来了麻烦,这是事先谁也不曾预料的.
不过我心里并不是十分害怕,一来是大的政治环境不似二十年前,二来是我自己有了应付情况的经验,三是我的初衷绝对没有恶意,只要自己不乱了方寸就好办.
惟一感到有些愧疚的是,觉得对不起杨犁、凤珠,在老太太出差之际给他们建议,结果他们二位要代我受过.

我和徐法新在北戴河住东山宾馆,同住这里的还有老作家陈登科.
陈登科一见我们就急着问我:"怎么,是不是又惹祸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登科说:"白桦昨天才从北戴河走,你们住的这个房间,就是他住过的.
是他告诉我的.
"那时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就连电话都不普及,所有的消息,除了听广播,就是口口相传.
可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消息,传播起来却非常迅速,因为那时人们非常关心政治,从传播的消息中判断局势,考虑自己的政治命运,好像是那时候人们的普遍心理.
陈登科跟白桦是好朋友,思想倾向又比较一致,我就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
陈登科说:"不要管它,既然来北戴河了,你就好好休息,咱们一起喝酒吃螃蟹看海潮.
"这时中国作家协会正组织作家休养,大批作家住在北戴河中海滩,我和徐法新迟来了几天,就跟陈登科住在较远的东山,考虑不再招惹是非,整个休养期都未敢去中海滩,每天除了跟陈登科聊天,就是跟陈登科女婿观海,一时价还真的把事情忘记了.
但是暂时的忘记不等于不存在,我跟徐法新回来到杂志社上班,就听有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如何跟上边周旋,杨犁、凤珠如何承担责任,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当天下午就去秦兆阳先生家,想去他那里散散心,同时想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

秦兆阳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他的为人和处事态度的豁达,是许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
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卧室的北房,刚一落座他就先开了口:"听说,白桦的一篇文章是你处理的,上边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新观察》领导的态度,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
听了以后,他有所思,然后对我说:"咱们都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组织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好的,就要坚持,无论多大的人物怎样说都不要怕,更不要去应合,应合的结果,对自己对解决问题都没好处.
就如同人家说你脸上黑,连镜子都不照照看,就去用手抹,弄不好反而成了'三花脸'".
秦兆阳老师的这番话,是长者的经验之谈,更是老作家的肺腹之言.
所以,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除了觉得对不住三位领导,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坦然.

那么,此事的另一位当事人白桦如何呢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给他所在的武汉部队打电话.
刚接通部队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就对我盘问不止,我捉摸不太对劲儿,就是真的接通白桦电话,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索性就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吴祖光先生,请祖光先生给白桦打个电话,祖光先生跟白桦通过电话,白桦的近况由祖光转告给我.
知道白桦平安无事,我也就完全放心啦.

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从那时开始,类似的事情很少追究当事人,然而单位领导却仍然难逃干系.
1981年第十七期的《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属名冯明的读者来信《也谈春天的"厚爱"》,对《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进行温和的软性的批判.
文章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提到《苦恋》受批评的事,但是勿庸讳言,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件事引发出来的.
……我们无从推测这些(给白桦)函电的内容,不知道它们对《苦恋》是褒是贬.
只是从周围人们的议论中听出,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在少数,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很严厉.
我个人觉得,人们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值得白桦同志重视.
"这封读者来信还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里提及的近千封函电,如果褒贬扬抑兼而有之,而白桦同志也不以臧否定取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择其善者而从之,那自然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值得称道.
如果是一片褒扬赞美之辞,白桦同志却不加分析地统统视为春天的厚爱,那就不能不说是陷进了盲目性.
"事后中国作协有人告诉我才知道,这封读者来信是作协一位领导,化名冯明写的,"冯明"就是"奉命"的谐音.
不过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作协领导层,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稳重,他们既要应付上级指责批评,更要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真也难为他们啦!
当然,更有着此时还算宽松的政治环境,不然起码也得让我这个当事编辑,至少像过去那样写份书面检查.

此事的真正转机是在一次国际笔会之后.
当时中苏两党论战正酣,巴金先生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国际作家笔会,会上苏联代表借白桦之事,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据说机敏的巴老在发言时说,怎么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一本发行百万份的杂志《新观察》,就发表了白桦的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不就是让白桦说话吗情况是否属实我不清楚,更不便跟别的与会者核实,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大误.
此事后来再无人追究,就是个最好的证明.
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

2006年8月18日红楼故旧石湾去年年末,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一座设计新颖、气势恢弘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在京开馆,我有幸在开馆的最初几天,去看了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展览.
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像一条星汉璀璨的银河,在观众的面前潺潺流淌,令人目不暇接.
蓦然间,一张似曾相识的明星照,跳入我的眼帘,着实令我一惊!
细一看照片说明,呀,果然是她——姚向黎!
从1950年到1952年,她主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无形的战线》《一贯害人道》《新儿女英雄传》等故事片,出镜率如此之高,这在当时的青年演员中,极为少见.
尤其是她在我国首部惊险反特影片《无形的战线》中饰演的崔国芳,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特务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与我妻子是同事,二十年多前,曾是我家的邻居.
那时,我们都住在东单三条56号院.
说是小院,其实只是一座家家都挤在楼道里做饭、共享一个水笼头的二层小红楼.
自从1986年我搬进中国作家协会的住宅楼后,就再也没见过姚向黎.
猛一见到她年轻时代的倩影,不禁使我回想起那座已经消失的小红楼……记得很清楚,我家是1969年春天住进那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法式小红楼的.
尽管我们最初住的一间楼下阴面的小房间仅八九个平方米,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是寸土寸金之地啊!
当时我妻子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小红楼就坐落在东单与王府井的中心位置,她到剧院上班,仅一二百米路,近便之极.
最为有利的是,小红楼就在协和医院的西南角上.
女儿出生的头天晚上,我正在应约为《北京日报》赶写一篇剧评,因答应第二天上班时就得交稿,妻子的腹痛虽已明显加剧,我还直劝她再忍一忍,等我把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完.
好在协和医院近在咫尺,急就章搁笔,我就让妻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把她送进了协和的产房.
拂晓时分,女儿就顺利降生了.
也就是说,我女儿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那儿度过的.

那是一段极不平静的岁月.
女儿出生才三个月,我就下放去了五七干校.
有一天早晨,妻子尚未起床,正给女儿喂奶,突然有一男青年破门而入,痴痴地盯着她袒露的胸部不走,她怕他行无礼之举,便惊叫起来.
幸好住对门的剧场经理王明仁闻声而至,才为她解了一难.
妻子后来告诉我,那闯进我家的男青年就是姚向黎的二儿子,因高考落榜而受刺激,患了精神病.
姚向黎当时住在小红楼的半地下室,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丈夫过世之后,大儿子又因患血癌而亡,小儿子因在"文革"中失去求学机会而四处游荡,误入歧途……在住进小红楼之前,我从没见过姚向黎,只听说她毕业于延安鲁艺,是个名演员,建国初期她主演的多部影片公映时,我还在江南农村读小学,尚不知电影为何物.
加上"文革"剥夺了她再登舞台的权利,我就失去了一睹她展现艺术才华的机缘.
只感到她是一个待人谦恭温良的长者,与邻居们和谐相处,总是面带微笑地问寒问暖,叙说家常.
邻居们对她的遭遇也都十分同情,多有体谅.
因此,每当她二儿子在院子里闯了什么祸,往往都瞒着她,免得她伤心落泪,又得真心实意地挨家去赔不是、道感谢……我1973年春下放归来,母亲从江南来京帮我们照看女儿,搬进了王经理腾出的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子.
未料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睡梦中,只听我母亲惊呼:"啊呀!
天摇地动啦!
"所幸小红楼只是被震掉了东北角的一个房檐,没有坍塌.
但在人人都成惊弓之鸟之日,就谁也不敢在这危楼里住了.
我家先是在长安街头住了两个月的防震棚,后又在院部暂住了两三年,等我们再回到已修缮并加固后的那座小红楼时,原先的住户少了好多家,我才搬进老演员姜祖麟腾出的两间房子,结束了祖孙三代长年挤在斗室的困境.
我只知姚向黎后来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教表演去了,但不知她在地震之后把家搬到了何处,前些年却突然听到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不幸消息:她那不争气的小儿子,刑满释放后逼她交出所有积蓄不成,竟一怒之下把她杀害,自己随后也畏罪自杀了……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展出的姚向黎的明星照是那么风姿绰约,光彩照人,谁会想到她生命的结局竟如此血腥和凄惨呢从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归来,我就从姚向黎说起,向妻子把当年老邻居们的近况打听了一个遍.
说也巧,没隔几天,正好老邻居小毕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玩牌,而邀来的新牌友,竟是大名鼎鼎的杜高先生.
杜高和小毕的丈夫老程不仅建国初期在青艺共事,而且也是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难兄难弟.
杜高得知老程1979年落实政策后回京,搬进东单三条56号院时住的就是我家地震前的那个房间,便饶有兴致地说:"那座小红楼可有故事啦!
解放初,那里东西两部楼梯,楼上楼下只住四户人家:金山、孙维世夫妇,石羽夫妇,张正宇夫妇和张逸生夫妇.
"我告诉他,当我住进去时,已变成十几户人家,他说的这四对名艺术家中,就剩张逸生夫妇还在,但只留有一间大房了.
杜高问:"张逸生成名也很早,你一定知道吧"我答:"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郭沫若曾尊他为'一字师'.
"说起"一字师"的由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1942年4月3日晚,郭沫若的名剧《屈原》在重庆柴家巷的国泰剧院首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郭老很感振奋,天天亲临剧场,不是在台下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的人物一同欢笑和流泪.
4月5日晚,他在后台与张瑞芳说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狠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郭老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儿,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
"正在旁边化妆的演员张逸生插了一句,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
'那就够了.
"郭老一听大受启发,高声呼好.
当晚的演出,饰婵娟的张瑞芳就照此改了,果然赢得了预期的效果.
后来,郭老特地为此写了《一字之师》的文章,随之传为文坛佳话……由此,杜高先生感慨道:"有关这四对夫妇的文坛佳话可多啦!
那座小红楼拆得太可惜了.
如果能保留至今,很可以当成中国话剧的一座纪念馆.
"我应和他说:"是啊,前些年我在南京见到曾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老诗人化铁,他托我回京后打听一位老导演的下落,我就先找到张逸生家去问的.
没想到仅两三个月后,他夫人金淑芝就去世了.
"由张逸生,杜高又和我说到曾在东单三条56号院住过的姜祖麟、常大年、陈永倞、冀淑平等老邻居.
我告诉他,这几位都是长寿的老艺术家,且后继有人.
常大年是化妆大师,活到九十多岁,他临去世前夕,我还见他骑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一生都活得很自在,是个乐天派.
他儿子蓝天如今已是知名的影视演员了.
陈永倞、冀淑平夫妇的二女儿小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现当代文学.
前年她回国探亲时,特意约请老邻居们聚会了一次.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她是小院里最好学上进的女孩,在"读书无用"的"文革"年代,经常向我借书看,一起侃文学.
赴美之后,她一直把精力用在学问的钻研上,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生子.
她的美国丈夫比她小三岁,是个汉学家,谈起中国的戏剧,也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仿佛他也从小在东单三条那座小红楼里受过艺术熏陶一样.
小梅告诉我,他俩正在合写一篇题为《青艺对中国话剧的贡献》的论文,此次回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收集更多的资料,包括向尚健在的张逸生、姜祖麟等老艺术家们请教,因为他们毕竟都已入耄耋之年,再不把活在他们记忆中的珍贵资料挖掘、抢救出来,就太可惜了!

1986年,为建东方广场,东单三条56号院的住户们全部动迁,各奔东西.
这些年来,随着旧城的改造,仓促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名人故居被拆掉了,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虽说在我如今住的高层商品楼里,也住着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家家都安装了防盗的大铁门,除偶然在电梯里会照上一面外,几乎都老死不相往来,再也找不到在东单三条56号院住时芳邻间那种亲如一家的氛围了.
因此,尽管那座小红楼已经消失,但从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见到姚向黎当年的明星照后,便就激活了我的许多记忆,令我久久回想……2006年6月2日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陈子善舞文弄墨三十多年,如果说没有笔名,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署的笔名.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还是个在江西峡江县插队落户的"知青","林彪反党集团"突然爆炸,中央文件下达到穷乡僻壤,我和同学们着实吃惊不小,万没想到"亲密战友"也会落得如此下场.
那时又正好在读鲁迅的书,义愤填膺之余产生写作冲动,写下了平生第一篇文章投往《江西日报》,很快被看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我的"出身"有点问题,幸好所在公社"知青"办公室打了"包票"),才被召到南昌改稿.
这就是刊登在1972年3月28日《江西日报》的六千多字的《学习鲁迅批判反动的天才论》,署名"智洪",其时我二十四岁.
为什么会使用"智洪"这个笔名现已不复记忆.
但这个笔名带有时代烙印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还不算太激进.
当时的御用写作班子不是使用了"罗思鼎""丁学雷""初澜""梁效"这样的集体笔名吗个人有幸发表文章也大都使用笔名以示革命,我的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行前辈当时就使用过"魏格铭"的笔名.
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使用笔名不仅是普遍现象,而且是风气使然,很值得探究.

到1974年5月返回上海时止,短短两年时间里,我用"智洪"笔名在《江西日报》发表了七篇文章.
到了九十年代,在"盛世修志"的名义下,峡江县编纂县志,还记载了我这一阶段的写作,作为上海"知青"在该县插队落户所取得的"成绩"之一.
这当然令我啼笑皆非.
用"智洪"笔名发表的这些文字幼稚浅薄暂且不说,"左"的影响是如此明显,"文革"话语的影响是如此明显,我现在简直不忍卒读,不能不"悔其少作".

七十年代末踏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行后,写作风气变了,我编订研究资料,发表研究心得,就大都署了本名,颇有"坐不改姓,立不改名"的气概了.
但偶尔也有例外.
1979年前后在香港《文汇报·笔汇》发表整理、研究郁达夫旧体诗词等文时署名"单黎",这是与王自立先生合用的笔名,合并两个姓名最后一字的谐音而成.
这也与刚刚改革开放,在海外发表文章,尽管是左派报刊仍心有余悸,不敢迳署真名有关.
后来在《新文学史料》等刊发表考证短文时则署名"善文",含意自明,不必多说.
还有没有别的呢记得1990年3月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谁驱熊罴噬生民——略谈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挽联》一文时署了新名,因刊物不在手边,记不真切了.

我没有长期使用的笔名,不会出现本名反而鲜为人知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举不胜举,鲁迅、胡适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例子.
笔名中的学问大得很.
虽然笔名是古已有之,却是于今为烈.
知堂走人当年为袁涌进编《现代作家笔名录》作序,就认为"怕招怨""求变化""不求闻达"和言论不自由状态下的"化装"导致三十年代笔名的盛行.
而今《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朱宝梁编着,2002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第三版)这样的大书也已问世,但我仍然认为发掘笔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
因为许许多多笔名已随着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谜,换言之,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这实在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我的笔名》亡羊补牢,编得真及时,应该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至于我的笔名之类,微不足道,聊供谈助而已.
我在藏书中所遭到的厄运(三)陈梦熊三藏书被窃后的遐想窃书事情也发生在"文革"期间,是我邻居中临近毕业的几个初三学生所为.
我爱好买书、藏书在社内和邻居中是出了名的,加上我儿子又喜欢向小朋友们宣扬.
当时看书是十分困难的事,无处购买,也无处可借,那些初中学生求知欲又强,个别几个与我较为接近的同学,有过想借阅的表示,我曾借给他们一些适合的读物.
当时,传闻他们毕业后很可能离开上海,甚至去农村.
这意味着日后找书更加困难,由此他们开始打我藏书的主意.
我居住的是上海著名的二万户老式工房.
每幢上下两层,共十户人家,厨房、厕所十户共享,设在楼下.
我住在楼上九室,六室、七室和另一幢工房内有四五个就读于村后一所中学即将毕业的初三学生,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行窃方法.
经过分工部署,乘我妻子去楼下厨房洗衣时,一人潜入室内,将床底下的藏书取出,先放在西窗下的屋面或楼梯旁公用的储藏间内.
故意派人与我妻子搭话,分散她的注意力.
当她即将上楼时,他们以大声唱歌或吹笛子作为暗号,立即停止行动.
当时我正在干校劳动,不在家.
我的住房仅十七平方一间,大部分藏书,尤其是整套的期刊都放在床底下.
由于同情我住房的困难,著名书法家、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蘧常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旧体诗作,戏称我为床书家,指书只得藏在床底下的藏书家.
一天,妻子见床沿处有遗落的书刊,她移去床口的书堆,发现床下空了一大片,书刊不见了,大吃一惊.
又检查放钥匙的抽屉,虽有翻动,钱物并无缺少.
她立即通知我回家相商,我回家后根据情况,认为不是窃贼所作,可能是邻居同学们所为.
此时另一幢有位姓王的年轻语文教师与我友善,便商之于他.
他说村后中学有一位姓李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可以请他相助.
他介绍我认识了李老师.
原来李老师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他的大学老师我大都相识,谈得很投机.
他嘱我不要声张,说他自有办法.
当时班主任权力很大,他对学生印象的好坏,会影响毕业生分配的去向,所以学生非常听他的话.
事情发展确是如此,经他劝导,窃书的学生纷纷将书归还,我的藏书大部分有了着落,少部分如《人民文学》《文艺报》和若干文学作品则已无法收回,只能作罢.
李老师这么做,是瞒着家长的,为的是避免发生意外,等到藏书基本追回后,才通知了家长.
尽管行动如此周密,可同楼六室学生的家长,还是制造麻烦,竟去我单位诬告,谎说自己的孩子所以会有偷书行为,是我借给他们孩子看了坏书后造成的.
幸亏单位接待同志要她讲出我到底借了什么坏书,要讲出具体的书名、作者和出版单位.
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怎么瞎编得出,只得就此罢休.
至于存放钥匙的抽屉为何也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经学生交代,他们事先准备了肥皂,打算找出房门钥匙后压印在肥皂上,再去翻配,开门偷书,因钥匙没有找到才罢手的.
这种办法据说是从警匪片中学来的,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怕呀!
由于学生们基本归还了我的藏书,他们的毕业分配没受什么影响,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

经过这场风波,这位班主任李老师也成了我所熟悉的朋友.
为了答谢他,我曾将魏绍昌先生赠我的康有为、林琴南的两幅国画转赠于他.
魏先生是上海汇中银行经理魏晋三的独子,家底十分富裕,此时这类书画都作为"四旧"处理,没有现在这么值钱.
后来,我从二万户旧工房搬迁去肇嘉浜路时,李老师自告奋勇来帮我搬家,我表示欢迎.
谁知他也会演出类似学生的那一幕,趁四下无人之际,将放置在皂箱内的香港出版的曹聚仁的《北行二语》和《新事新办》等三本小书,偷偷装入宽大的外套里,被我小姨看得一清二楚.
事后,小姨向我诉说此事.
为了照顾情面起见,我没有追究.
当时香港出版的书刊,大陆不易见到,十分新奇.
我所以藏有港版图书,全靠郁华遗孀郁陈碧岑老太太(即郁达夫的大嫂)的帮助,她应我的请求,转请在香港中华学校当校长的黄苗子胞兄购后寄来赠我,书费和邮资都从她在美国定居的大儿子汇来的生活费中扣还,真是十分不容易啊!

我一生搬过七次家,每次搬家,书刊都有遗失.
最严重的一次是从唐山路迁往梅陇十一村,被窃大约有一二大纸箱之多,估计是邻居中无赖小人所为,因为我有部分书籍装入纸箱后放置在楼梯下的储藏室内,只加了一具小锁,形同虚设.
搬迁时,搬运工人都是外地来沪的勤杂工,对书刊十分好奇,曾询问我是否有黄色书刊,我回说绝对没有,他们却不相信.
当时仅我一人,照料不周,他们也会乘机行窃.
近来书友老瞿告诉我,他曾淘得盖有"熊融"藏书章的四本旧书,但不知"熊融"就是我的笔名,并且出示大江版《毁灭》和《古巴谚语印谱》两书.
经检视,这些确是我的藏书,能得以重见,还得感谢书友老瞿的购藏和出示呢.
搬家时,我整理后放入塑料袋内的为祝贺钱学森先生荣获美国科学奖而寄去其父钱家治的遗札后,钱先生向我表示感谢的复信,和楼适夷先生晚年写于医院里的一些信件,以及一些其它重要信札都在忙乱中丢失了.
尽管非常惋惜和懊悔,却也无可奈何.

从以上学生、老师的窃书过程看,尽管他们的手段不可取,但发生在"文革"这段混乱时期,应该是可以谅解的.
因为他们偷书并不是去卖钱,而是自己酷爱读书,最终消化成为自己的文化营养,增长了知识,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那些无赖和勤杂工的偷书所为,则是为了蝇头小利,这才是无耻和可恶的呢!
我们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恰如长江黄河,永远不会断流和干枯.
无论什么行政命令、焚禁手段,都无法消灭它.
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只肯定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大业而已.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应当为能拥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而骄傲不已,这就是我由此而产生的遐想了.

四一封"绝交信"这也是"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
一位孙姓老友,高中毕业后入部队当文化干事.
复员返沪,进工厂当文化教员.
平时喜爱看书,妻子是小学教员,亦爱看书,因此与我有较长时期的交往.
由于我爱书,又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他经常会向我借书.
但这位老友性格粗鲁,又常常自说自话,不大顾及别人的感受.
这毛病,他家中父母、兄嫂、两位弟弟也很清楚,故称他为丑老二.
他以为我借书方便,借期不受限制,藏书又较为丰富.
因此,常有使我为难的要求,还书期限也时有延误.
他更会自作主张地介绍一些工人来我这里,说是爱书,实则只是玩玩而已,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其中也有与我相投的书友,例如一位姓姚的干部,是真正爱书读书之人,自己也有些收藏.
他为人正派谦和,与我很谈得来.
然而孙姓老友却又误认为我对待朋友有贵贱之分亲疏之别,时有讽剌不满的言语,我也听之任之,不予计较.

"文革"开始之后,全国各地都大张旗鼔地横扫"四旧",知识分子首当其中.
我因长期搞鲁迅资料搜集,收藏有三四十年代的书刊.
出版社内的掌权者便认为我在搞江青、张春桥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于是抄去我家全部藏书,勒令我将所借出的书籍开单上报,限期收回.
无奈,我只得向这位孙姓老友索还被借去的书,一时找不到他本人,只好请他妻子转告.
没想到这就触犯了他的自尊心,认为我不够朋友,抱病专程将书送到我的单位,并附上一封绝交信.
从信的内容看,我也没有什么劣迹可以揭发,只认为我急着促他还书,是对他的不信任.
信的结尾写道,今后大家还是"客客气气分手为好".
可见他根本不管我急于索书的背景和缘由.
他的这一举动,不管主观上作何考虑,客观上是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或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怎不令人寒心据说,最近他设家宴,邀请姚姓干部和另一位与我有交往的他的同学去他家相聚,乘机对此事作了一番辩解.
事后,他的同学来我家,又向我妻子提及此事,我只好将那封绝交信的复印件寄给两位友人,藉以说明事情真相,并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后都明确表示友好如常,这样也就没有后遗症了.

读完本文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觉,藏书会产生这么多可怕的经历这里必须说明,藏书与厄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即使遇到厄运,也不能把婴儿与污血一起抛弃,更不能因噎废食.
厄运是特殊年代和环境所造成的,应该诅咒的是那个特殊的年代.
至于藏书,我仍持肯定的态度,这是一项十分有益的活动.
我国文化积累深厚,典籍众多,从数量上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要珍爱这份宝贵的遗产.
除了各级政府设立的大型图书馆,以及大专院校、中等学校设立的图书馆外,在民间应该提倡读书和藏书,藉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事实上,私人藏书与公家藏书是有很大区别的.
公家藏书因经办人员只是职责所在,主动性不够.
而私人收藏是自己所爱,是带着感情去淘觅的,感受全不一样.
再则,公家藏书尽管数量多、门类广,但在某一专业领域,往往不及私家藏书齐备.
例如在鲁迅研究的书刊方面,某些图书馆或纪念馆是不能完全替代我的,个别书刊还要向我借用呢!
前面提到的那位瞿姓书友,他专门收藏中国新文学书刊,数量达三万多册,被上海市评为十大藏书家之一.
他的稀见书刊数量远远超过综合性的公众图书馆.
又如许姓书友,专门收藏散文、报告文学的专集和评论,也是很有特色的.
这些都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件值得倡导的大好事,为我所敬佩.
我自进入初中校门起,历经了牢狱、批斗,甚至一度处于死亡的边缘,但对于藏书的兴趣丝毫未减,真是积习难改.
现在我已年入古稀,且行动不便,已很少外出购书、淘书,虽少了那份甘苦感受,可我仍有坐拥书城的自得其乐,欣然怡然,岂不快哉!
(续完)二六年元宵后一日写毕于阜新斋南窗阳光下,二月廿日增补和修改于南窗雪花隐现阳光中.
光复时期戏剧家钟声、木铎二烈士照贾俊学在读郑逸梅先生文章中我知道了一个钱化佛先生.
郑与钱交往过从,两先生有合集《三十年来之上海》.
钱化佛(1884—1964),江苏常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军中立过功,后从事戏剧活动且善收藏,凡有历史价值文献一概收集,藏界有一佳话.
如在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偷偷撕揭)日寇侵略军的各种告示,你说他胆子大不大.

我介绍读者的这两枚照片是化佛先生的旧藏.
我是在京城旧书摊淘到这两枚照片的.
由于照片年代久远,已经脆黄,不敢用力触摸.
当时喜不自胜,相信读者诸君能体会到.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宝贝呀.
让我们回到两张照片上来.
先说王钟声.
王钟声(1884—1911),字熙普,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八年后回国加入同盟会.
1907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任校长,并成立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
武昌起义后,任沪军参谋,1911年8月赴天津,12月2日被捕遇害,时年二十七岁.

再说刘艺舟.
刘艺舟(1875—1936),又名木铎,湖北武昌人.
年轻时曾上书张之洞言变法,后留学日本.
回国后与黄兴友谊,从事反清运动,通过戏剧宣传爱国.
辛亥革命中组织革命军占领登州(今蓬莱).
袁世凯窃国后,以演文明戏蜚声剧坛.
二次革命后,以名字在被捕的名单中,逃往日本.
两年后回国,下狱,袁死黎继,始得出狱.
因编《皇帝梦》一剧,被湖北督军王占元逮捕,出狱后自编自演《石达开》,因剧情针对官场,为官场所不容.
1936年逝世.

从以上两位革命者、戏剧家身上看,他们和他们时代的艺术家,在舞台上顶上千军万马,他们把包罗万象的社会搬上了舞台,又把舞台还给社会,作用太大了!
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起来了,要做主人,不知有多少人走上了社会,走上了真正的大舞台、世界的大舞台.
试想想,舞台几人带动台下千人,千人带动大众,那是觉悟,是号角;我常想,那时的舞台真精彩,彩中有红,红的是鲜血,是烈士的血,就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鲜血才有了今天.

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且看当时辛亥革命文物文献报载.
此是一张小小的报剪,不知是何报刊刊登,想必是化佛先生剪下,报章上登有小标题:《一钟一铎、伶界烈士》:此次辛亥革命文献展览会中有二张伶界烈士的照片,一曰王熙普③,是浙江绍兴人,长发西装,精神奕奕,有侠士之风度,演剧时别署钟声,舞台上之有布景,是由他一人发明,辛亥光复天津时,被清吏所杀,尸身沉于直隶府衙门之井内.

二曰刘艺舟④,山东人,穿长衫马褂,坐于凳上,双手捧书而诵读,宛如一老学究,演剧时别署天铎.
斯二烈士当年演剧时,均激昂慷慨,而宣传革命,钟与铎,均是警醒世人之物,观其名,可以知其人矣.
感谢时光能留下这样的藏品,与大家同飨!
谨将此短文献给明年话剧百年.
人物剪影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在"李景端新书及出版理念讨论会"上的讲话季羡林李景端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心曲浪花》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题目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
现在的出版人,尽管有一些淡忘了职业道德,做出了有损出版人声誉的事,但多数出版人,应该说都是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这个职业精神的.
而李景端,就是这多数人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个.

这几年我虽身在医院,但通过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信,对他近些年的作为还是有所了解.
总的印象是,他退休后依然很勤奋,常常透过自己对出版、翻译乃至其它文化现象的观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很快又结集出版第三本散文集.
好像上海有篇文章把他比喻成"文化渔人"又要收网了.
李景端的"网"中收获了哪些"鱼",我不大清楚,但这几年他做的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不断为翻译事业叫喊.
李景端是搞翻译出版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翻译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于是,他积极写文章,曝光劣质翻译表现,分析翻译质量下降的症结,提出治理劣质翻译的远景处方,联络著名翻译家公开发表恪守译德的六条倡议,还促请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加强翻译工作的提案.
2004年,他更用通信形式,就翻译问题在报上发表了与我的长篇谈话,一时被许多报刊及网站转载,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翻译事业的关注.
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姑且暂不置评,但至少他为改进翻译工作而不断叫喊的这种执着精神,无疑是应当嘉许的.

第二件事,热心从事文化公益活动.
这主要反映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上.
例如,他呼吁老年文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尽量捐赠给中小学或相当的图书馆,以免藏书"老"掉散失.
他吁请一些名人遗属,不必热衷攀比建铜像,不如省下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用途上.
针对常州一些名人故居徒有保护虚名的尴尬局面,他呼吁要发挥智慧,多几种保护选择,让保护名人故居落到实处.
他认为老是重复出版名家旧作的做法不可取,呼吁出版界别去一再"炒冷饭".
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替香港举办的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充当内地的义工;最近,他又在协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出版社募集图书,捐赠给贫困农村中小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事,李景端本来可以不去做,但他主动做了,而且做得挺卖力,这就很难得.
值此李景端出版新书《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之际,希望他再接再厉,永远做一名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2006年9月16日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本书段怀清对于李治华先生在自己的祖国出版的第一本、也可能是最后一本着作《里昂译事》(李治华着,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出版),我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写点什么.
倒不是因为自己的一篇文章也被收录在了这部弥足珍贵的文集中,而是因为我与李先生曾经有过的一段往来.
关于这段往来,我曾经在《春秋蘩露——李治华先生侧记》一文中作过交代,此不赘述.
这里说说上文中没有写到的一些事.

那次与李先生在法国中部一个叫白浪集的小镇寓所里留连一个星期,临行前与李先生在客厅叙谈.
李先生拿出他的部分《红楼梦》法文译稿原稿给我看.
翻看着这些不知道被反复修改过多少遍、凝结着他们夫妇及铎尔孟先生多少心血的译稿,我当时产生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要是这些译稿能够留存在中国,将给以后的海外汉学史研究者提供多么珍贵的文献资料.
所以我当即询问李先生,这部译稿是否已经有最终安放处.
李先生回答说,他计划将全部译稿手稿赠送给里昂图书馆.
我知道里昂图书馆有一位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业的中文部主任,而且那里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将译稿原稿存放在那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但我还是试问到,是否有可能将《红楼梦》译稿手稿捐赠上海图书馆或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承诺可以代为联系.
不想我的询问得到了李先生干脆的回答:"可以".
这自然让我欣喜不已.
回国后,我随即跟北京现代文学馆舒乙先生联系,让我同样高兴的是,我的关于这部译稿原稿回归祖国的提议,得到了舒乙先生的积极响应,他问明了李先生在白浪集的联系方式,甚至还让我推荐了在巴黎比较适宜的落脚旅馆,便于届时去李先生那里.
我遂推荐了去白浪集比较方便的巴黎火车东站旁边的一家东方大旅馆.

此后不久,我就获悉这部整整一箱、一共四千二百一十三页的《红楼梦》法文译稿原稿,被舒乙先生带回了北京,并将永久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2002年9月,现代文学馆还专门隆重召开了"李治华·雅歌文库"的剪彩式并邀请李先生在馆演讲.
一个"流落番邦五十年"的游子,一个让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感到陌生的名字,《红楼梦》第一个法文全译本的译者,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汉着法译事业的老人,在晚年其毕生努力的方向与成就终于得到了祖国文学界、知识界的承认与尊重.
这对李先生,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对中国文化界,则是一件幸事.
我也为自己在其中所作的一点穿针引线工作而感到欣慰.

现在,蒋力先生收集编辑的李治华先生文集《里昂译事》一书得以出版,尽管文集中不少文章我已经读过,但现在翻看着书中的一篇篇文章,心中依然不时生发出阵阵涟漪,不时为李先生的那一颗中国心而感动.
读到李先生回忆其母亲的文章《追忆母亲》结束处"我连她的一张照片也没有,可是她那慈祥、恬静的音容笑貌却清清晰晰地呈现在我泪花闪烁的眼帘里"这段文字时,我的眼前也是一片模糊.
据我所知,李先生1937年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是在近三十年后的1966年.
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异国他乡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是如何排遣心中的乡愁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与李先生谈起过.
但《里昂译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吸引了我:在一个青田小贩的床头发现了一个旧账本,上边抄写了四五十首中国古诗,小贩闲时就读几首以解乡愁.
法国有许多浙江青田人,这几乎人所共知,但关于青田小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故国之思,却是我第一次看到,并因此而感到震撼.
对于李先生来说,几十年的岁月流逝中,《红楼梦》似乎就成了他以解乡愁的枕边书,当然还有其它中国文学作品,而他迄今未改的乡音,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2006年7月14日杭州华家池玫瑰和钻石叶梦在我的眼里,身居陋室的彭燕郊是一个最富有的人.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有了金钱和权利,都不能算富有.
他们憧憬的是:在自己所追求的领域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也被世人认可的高度.
昨天,我们全家到博物馆看展览,照例先去看看彭燕郊和夫人.
没想到,被书柜包围的小小的客厅里全是热热闹闹的玫瑰.
大红的大朵的玫瑰.
清代的粉彩白菜坛插了一大束.
珐琅蓝花瓷坛里插了一大束.
所有的花瓶都被火红的玫瑰所占领.
我带来的细如蔷薇的粉色的康乃馨已经没有瓶子可插了.

我有点奇怪:怎么这么多的玫瑰是不是学生表达的心意可是,那也不至于要送玫瑰呀!
还是兰欣老师说出了原委.
原来3月25日是彭燕郊和张兰欣六十年结婚纪念日.
六十年,是钻石婚呀!
我惊讶!
玫瑰是远在广州的女儿丹丹送的,六十朵,很大一朵的,都在争相开放.
天鹅绒似的花瓣,每一朵玫瑰都暗示着彭燕郊、张兰欣携手走过的或艰难或平静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女儿丹丹的六十朵玫瑰代表一种生命的灿烂和精神的华贵.

我无意中撞见了这个庄严的生命纪念日的尾声,看到了这如火如荼的正在盛开的玫瑰.
见证了钻石婚的常态.
因为历史的原因,彭燕郊的生命到了晚年才真正开始他创作的高峰,并且是高峰迭起,他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是中国现当代无人可以企及的颠峰之作,在他进入八十高龄之后,创造力日见旺盛,依然一步一个高峰地前进.
这在中国文坛,实在是一个奇迹.
我在网上看见过一个教授在2000年写的文章,他以为若是中国诗歌为诺贝尔奖提名,他会认为首推彭燕郊.
我认为他的说法有道理.
生命之花越老越开得灿烂,真是不可思义.
彭燕郊拥有了"钻石",他拥有了他在诗歌界的一个个丰碑.
还有,他在民间文学和美术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都十分的了得.
那些,都被他的诗名掩盖了.
我今天在买花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钻石婚纪念日的事.
前几年,我住在河东,离彭燕郊老师家近,常常去聊天,他们家种的花开了,兰欣老师为我剪来插瓶.
兰欣老师是一个爱花的人.
我买的花是想可以让兰欣老师做写生的花,我以为细细的蔷薇一样的粉色小花好作画.
我喜欢看兰欣老师画的油画静物花卉.
兰欣老师的陶做的好,我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说,有一画家收藏了一个长沙窑的瓶,极为珍贵,被多个收藏者看好.
,据说,这个藏品是个复制品,是彭燕郊夫人早年为博物馆复制过的.
我没有忘记把这事情告诉兰欣老师,她想了想,竟记不得了.
我也喜欢做陶,早几年,张老师曾经邀我到她家玩泥,可惜我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

在彭燕郊的成就的背后,有作为画家的兰欣老师全方位的呵护.
去年5月,我陪北京来的李辉拜访彭燕郊,当时彭老师正准备去省文代表会报到,会见之后,我和彭燕郊老师坐李辉同学曾果伟派的车到了蓉园.
在文联讨论会上,有人在激动地发言.
我就在悄悄地搞地下活动,请艺术家在我的速写本上画自画像.
我把本子递给彭燕郊老师.
他毫不迟疑就画了一幅.

我把画像拿给兰欣老师看,她笑咪咪地对彭燕郊说:"你把你自己的眼睛画这么大哦!
"七十四岁的兰欣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她又回到了六十年前,就像一个温柔又有点调皮的少女.
当年,十六岁的兰欣老师因为崇拜革命者,和在新四军的彭燕郊结为伉俪.

彭燕郊说他从来没有画过自画像,这是第一幅.
彭燕郊为我画的他的自画像,是我在文代会的收获.
被玫瑰和"钻石"环绕的彭燕郊,作为革命家,他是老革命;作为艺术家,他是诗坛泰斗;他和他的作品,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
他的作品和人格精神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营养.
作者注:我有一本名为《百美图》的速写本,我请与我认识的作家、艺术家在上面画他们自己的自画像.
如今,一个本子快画完了,我就根据这些画像,为他们一人作一文.
议论风生读叶两题高信叶老遗墨《叶圣陶遗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已经十有三年,近日才从书店购得.
暇时摩挲,几不释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这泛书法家时代,"书法家"这顶曾经令人仰视的桂冠,已经颇有点像作家、教授、院长、院士一样,可以自戴,也可以不需回扣地白白送人了.
似乎老一辈胆子最小,即使真的有书有法,名副其实,他也轻易不敢挂起书法家的徽号,别人也不敢轻易给他强戴此帽.
有人说这是自尊自重,也有人说书法一道,博大精深,没有几十年的修行,难进堂奥,这恐怕都有道理.
拿叶圣陶先生来说,作家、编辑家甚至教育家,这些都是他立身的根本.
而以他的书法来说,又怎样呢其篆书,早在二十年代就为有名的《小说月报》题写过刊名,为茅盾《野蔷薇》《春蚕》题过书名;其楷书,四十年代为《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欧游杂记》,七十年代为《辞海》题过书名,我相信,这些都不因为他是知名作家的缘故,套用郭沫若咏《鲁迅诗稿》中的句子就是:"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
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
远逾宋唐,直攀魏晋.
世人宝之,非因人而奖也.
"对了,叶老是根本"无心作书家"的.
"无心作"并不是不成家,起码在我,是视叶老为书法家的.
想来,如我者也不会少.

我爱叶老的书作,不是因为他属于哪家哪派,也不因他"博采众家"(这可是时下许多"书法家"的小传上的夫子自吹.
能把一家学像,已不简单,众家皆采而成一家,不是在吹弥天之牛),我喜爱他的字如其人.
叶老为人宽厚慈和,从几十年间文艺界的阵阵炮声中,极少听见叶老违心的声音.
当说真话不行时,他起码不说假话,因而他心无愧祚,正正堂堂;他学养深厚却不尚喧嚣,总是默默地做他要做的事;他写小说作童话,现代文学史上绝然绕不过他,然而他没有作家常见的那种张扬和矜持.
他的字,正如老百姓评字的那四个字:有骨有肉.
有骨,指劲健有神;有肉,指丰腴润泽.
《叶圣陶遗墨》中收有他的题词、题款、书简、日记、诗词数百件,短者二三字,长者十数万言,几乎可以一一诵读.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也许是并不科学的说法.
然而,在叶老这儿,却是严丝合缝,分毫不爽.
多年前读过董桥论字论人的一段话.
董桥说:"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
而台先生(指台静农先生)的字则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
我天天夜半回来,走进书斋,总看到他独自兀坐,像有话说,又不想说.
台先生一直在那里.
"说得真好!
我读叶先生的字,往往生出董桥读台先生字时同样的感怀和情愫.
1978年3月,叶先生有一信给我,毛笔恭楷竖写,就写在一张红格信笺上,百余字的叙事娓娓动心,百余字仿佛有无尽的温柔敦厚和关爱期许.
读他的信,赏他的字,总能想到这位白发前辈的音容笑貌,如同面聆謦欬,心气平和.

大家有道.
道在谦逊平和,亦在端严静虚.
曾有一位次圃先生携古笺纸拜谒叶老,求其写字.
叶老作诗二首略叙写字心情,其中有句云:"从未勤练习,吾书安得好.
自观只摇头,书兴何其少.
乃有命之者,雅意奚容藐.
黾勉以从事,罔敢任草草.
不惬则依然,致之愧萦抱.
出门不认货,见嘲吾不恼.
"真性真情,是谓性情,叶老的坦然恬淡和风趣幽默,从诗从字鲜活地入目入心了.

写字也好,当书法家也不坏.
恐怕第一要着则是先毋叫卖,先练硬功,水到自然渠成,实至自然名归.
如叶先生这样,连一厚本书法集也仅取名"遗墨",然而,谁又能小看或无视其书法的品格呢2006年1月28日叶老遗言人活百年,终有一死.
无论是高官显宦,抑或平头百姓;不管是志得意满者,还是失意蹭蹬者;无论腰缠万贯者,或是一文不名者,无论你留恋或绝决,情愿或无奈,在谢幕退场这一点上,真正是做到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一律,绝对,人人平等.
在生老病死这客观铁律面前,你想讳言也无用.
诚如古人所言:"死至人所同,此理何待评"出于对死的平静平和的认知,遗嘱遗言之类就出现了,而且受法律保护,这当然纯属私秘,无可厚非.
但遗嘱倒也看得出一个行将告别这个世界的人的境界来.
笔者已过花甲之年,虽然身体健朗,不觉其老,似乎距"万事休"和"走人"尚远,但毕竟少年不再,已向下一站疾行了.
一日与老友闲聊,话题转到"遗嘱"上来.
我表态说:我无权无钱,仅有几本破书,故无甚可留,遗嘱与我无缘.
倘硬要我留,我就写一纸条道:"按叶圣陶先生遗言办".
口气甚大,仿佛领导批示一般.
其实,这还真不是戏言,我是一直钦佩叶老其人,更钦佩他在大限已到时刻的澄观和通达.

我说的叶圣陶先生的遗言并未见报,我是从手稿上看到的.
"遗言"写于1979年,时年叶先生八十岁整,身体已经大为不佳.
而两年前的1978年3月13日,先生给我的信中就有"我耳力目力皆见衰退,又不能多用心思,故阅览只能讬他人述说大意,写信只能从简叙意"的话,两年之后,其衰颓状,不难想见.
叶老的"遗言"是写给子女、儿媳的.
抬头即:至善满子至美至诚姚澄五位.
下来就是正文:关于后事,我以为杨东莼先生处理得很好,我就照他办.
不过有一点跟他不同,我要在《人民日报》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多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
补说三句: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会也不要开.
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
务望依我,别无他嘱.
如有医学院校需要,把尸体赠与.
如果火化,骨灰不要检回.

文字极简省,极真诚,俱显叶老的品格和文格.
而且叶老在"遗言"之下,注明这虽然仅百余字而有千斤重的"遗言"的写作时间:"第一节是1979年12月11日写的.
第二节是1980年12月21日补写的.
第三节是1984年2月12日补写的.
"六年时间,三补"遗言",既非做作,更非矫情,那是屡经考虑,极为郑重的:"务望依我"四字,不留任何变通的余地.
这样斩钉截铁的句子,在叶先生著作中也少有,他表情达意往往取温婉一途,这次的使用,也足见其决绝.
四年后的1988年2月16日清晨,真正意义上的"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溘然而逝.
他生前说过:明知无效的抢救实属多事,他也说过,在老死关口,身边的亲人不要哭泣,更不要号啕,免得扰乱了死者平静愉悦的心情.
叶先生逝世之后,一切平静,安祥,低调,其质朴纯净一如其人.
他仿佛仍然活着,他也的确永远活着,尽管其丧事不如别人那样大操大办,惟恐不为人知.

用唯物主义者最初级的常识看,再伟大的人物,除了贡献异于常人之外,都只能是"人死如灯灭",而且谁也免不了"灯灭",算不上什么天大的大事.
开追悼会(后来不提倡开了,就派生出变通的形式,改名遗体告别)也好,追思会(这是从东洋引进的时髦称谓)也罢,所谓丧葬文化以及周年、三年的奠仪之类,于逝者了无关涉;于生者,说是安慰罢,也无非形式而已,这形式那套路,都难起逝者于地下.
我近时到农村参加过一次对老人的三年奠仪,其别出心裁的繁复和奢糜,其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实在惊人;城市里虽然没法搞"丧葬文化",但机关团体里的此类大会小会却也不少.
有的会,即使机关兴趣索然,家属却是不依不饶,而且要对死者的评价.
我不知道这口头的或者是印出来的登了报的评价有何实际意义.
听人调侃说"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还真是切中肯綮之论.
于是,告别仪式、纪念会、追思会若有其事,一切如仪地循程序照演一遍,领导同志各方代表说一通套话假话,再哭丧着脸拉着家属的手以示鼓励化悲痛为力量,再请大众绕逝者慢步观览一遍,然后走散拉倒.
有人说是以此表达哀思,我倒怀疑这"哀"的真实与否.
古人曾慨叹:"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是写实,也是感慨.
其实,对死者的哀思和纪念(当然是值得的人物,比如叶圣陶先生这样自谦的'一个平凡的人')在心里最好.
该被后人纪住,供后人效法的,自有无言的纪念景仰和效法扬励.
死者活在后人的心里才是真正的永生和纪念,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反而有些强人所难,不太真实了.

我也欣赏"丧葬文化",我也相信"一个平凡的人"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的叶圣陶先生也不会反对.
但欣赏并非照搬或变通形式地照搬.
丧葬问题上的弊端已然演化为陋习,我相信也是人所共见且共识或感同身受的事,只是习惯势力如此,不得不然,虚应故事罢了.
也因此,在这里温习一下叶圣陶先生的遗言,特为改变陋习提供一个足以服人的实证.

2006年1月21日从"芳草地"说起丁朗真好,"芳草"之后缀了一个"地"字,生成这样一个新词,顿时,眼前就平添了一片绿色,好不爽目,好不喜兴!
"芳草地"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宋词之中.
先是张榘的《浪淘沙》:雨过暮天南,高下青峦.
小楼燕子话春寒.
多少夕阳芳草地,雾掩烟漫.
……后是陈允平的《玉楼春》:……迢迢春梦频东里,堪恨洛阳花渐已.
斜阳日日自相思,三十六陂芳草地.
到了元曲时代,使用"芳草地"一词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如刘唐卿《白兔记》第三十二出牧童唱的山歌:"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
"在汤舜民散曲《书赠王莲卿》里,也有"锁魂桥、芳草地几度离别,折柳亭、拂尘会几场宴赏,落花天、残灯夜几样思量"之句;星罗棋布,不胜枚举.

能够和"芳草地"配对的丽词,当属温庭筠、李商隐先后发明的"杏花天"三字.
如元杂剧《张千替杀妻》第一折中就有"……骑着匹驺骅骝,难把莎茵践,正是:芳草地,杏花天.
"由这两个词分别组句而配成的对联,最妙的,也许该算是"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一副.
最初,引起我瞩目这副妙对的,是《金瓶梅》.
西门庆第三房妾孟玉楼,头上有根簪子,上镌一行小字,镌的就是这两句;对仗工整,诗趣盎然,豪华艳丽,色彩缤纷,令人眼睛不禁为之一亮.
我一向认为《金瓶梅》的作者缺少诗才,因而断言,这两行诗绝非出于他自己的创作,必是从旁处抄袭而来.

抄自何处可能的源头有二:一是元初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一折里写道:"(末做骑马同张千上,云)自家郑元和,离了父亲,来到都下,举场未开.
时遇春天明媚,引着张千,且去那曲江池上赏玩一遭.
可早来到也,你看好景致.
(诗云)家家无火桃喷火,处处无烟柳吐烟.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另外一处是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其中用这四句诗作了证诗,只是小有改动而已.
两者谁先谁后,谁抄谁的,一时不好分辨.

有的专家十分看不起这些写话本、编杂剧的艺人,说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但从"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副妙对的变迁史看来,这些人确实熟读过前人的许多诗词或剧本是无疑的,并非如专家所料,总是一脑袋浆糊也.

后来发现,石君宝等二人也还不是这副艳丽对联的首创者.
真正享有发明权的,竟是杭州的一位高僧!
乾隆版《大藏经》鉅字第六三七函《五灯会元》第五十三卷,记载了临安府中天竺拗堂中仁禅师上堂说法时的情况.
这位高僧与众不同,一开口,便是描摹男女私情的说绮语:"九十春光已过半,养花天气正融和.
海棠枝上莺声好,道与时流见得么"说罢自问:"然虽如是,且透声透色一句做么生道"于是,自问自答:"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据《五灯会元》介绍:"中仁禅师,洛阳人也,少依东京奉先院出家.
宣和初,赐牒于庆基殿,落发进具.
后,往来三藏译经所,谛穷经论,特于宗门未之信(说他不信禅宗).
时,(大法师)圆悟居天宁(寺).
凌晨谒之.
(圆)悟方为众入室,(中仁)师见敬服,奋然造前.
(圆)悟曰: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速道!
速道!
(中仁)师拟对,(圆)悟劈口击之,因坠一齿,即大悟,留天宁.
"真是不可思议!
被师傅打落一颗牙齿,他就忽然信奉禅宗了.
"由是,师资契合,请问无间.
后,开法大觉,迁中天竺,次徙灵峰.
"先后在大觉寺、天竺寺、灵隐寺传道.
又说:"淳熙甲午(1174)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诏入,赐座说法.
……癸亥中,升堂告众而逝.
"按宣和初(1120)赐牒推算,假定中仁禅师当年只有十岁,到宋孝宗接见他的这年,他也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圆寂于淳熙以后的癸亥年,即嘉泰三年(1203),他大概活了九十岁出头.
不但早于元初的石君宝,而且早于写作年代不详的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

怎见得答上司:所谓西湖三塔,指的是矗立在西湖"三潭印月"处的那三座小塔.
这三座小石塔实乃北宋元佑年间苏东坡疏浚西湖时所留,话本却说,是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小说中人物"奚真人化缘,造成三个石塔,镇住三怪于湖内";还特别交待,"至今古迹遗踪尚在.
"任何事物之能够被称之为古迹,起码也当在该事物发生五十年以后才够资格.
从淳熙年间向后推演五十年,到了他这话本产生之时,也就是话本所说"至今"的"今",必在南宋嘉泰(1201—1204)之后无疑.
故知,《西湖三塔记》肯定晚于中仁禅师的弘法记录.

想不到"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一华丽绮语,竟源自于一个得道的老和尚之口,实实令人错愕不已!
出于悟"空"的本心,老和尚却能深入到如此甜腻的"色"界之中,造出这样的传世佳句来,难道会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想来,佛家倡导的"空即色,色即空"这一奇论,也还真的有些值得玩味的道理在其间,并非只是说说好玩儿的,值得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好好琢磨一番.

2006.
7.
15闲说"儿化"郭启宏查阅辞书,儿字多义.
有微小之意,也常指儿子,可以是子女的自称,甚且可以是女子的自称,如元稹《莺莺传》:"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
"还有,作语助,如慢慢儿.
最奇特的是北京话(也含某些方言)里一种语音现象,后缀"儿"字不自成音节,而同前一字合成一个音节,使前一字的主要元音起卷舌作用,音变而成卷舌韵母,此所谓"儿化".

儿化现象曾经引起许多学人的关注和研究.
有语言学家称,儿化后产生二十六个儿化韵.
儿化韵在梨园行里称作"小辙",小辙究竟有多少,论者所见不一,我参照黎锦熙、白涤洲、钱玄同、魏建功、张洵如诸家说法,归纳综合,以为其数八,即小言前儿、小人辰儿、小梭坡儿、小遥条儿、小油求儿、小江阳儿、小中东儿和小姑苏儿.

从语音转向语义,进一步探求儿化的功用.
赵元任列举五类,首项即表示微小,或物微,或量寡,或时短,如小小子儿、窟窿儿、半疯儿、坐一坐儿等,其余四项是具体字抽象化(如起头儿、挑字眼儿)、动词名词化(如约会儿、烟卷儿)、形容词名词化(如亮儿、零碎儿)和特别意义(如爷们儿、油水儿).

看来,无论字的本义,还是儿化的功用,儿字的主要义项是微小.
今举一例,名.
人皆有名,名虽符号,附体便成血肉、精魂,不可须臾剥离.
人有小名,有大名,小名可儿化,如狗儿、柱儿、板儿,大名则否.
当然,你托大,倘遇晚辈张小文李小文者,呼作"小文儿",亦无不可;设若张李者赫然部长,又属公众场合,你那儿化小辙的"小文儿"是不好叫出口的.

名,这个字在北京话里其实很有趣.
我注意到,有一些词由于儿化而简略,叫做词类简略化.
名,于是可以儿化成"名儿",这是"名声"之略、"名誉"之略,如《红楼梦》里"如今落了一个放帐的名儿","我做什么管你这些事坏你的名儿".
虽云词类简略化,却不可一概而论.
诸如周太祖郭雀儿、刘玄德大耳儿、曹彰黄须儿,不能读儿化音;克家儿、田舍儿、恶少儿、秃厮儿、小女儿,都不能读作儿化音的.
一旦入诗入曲,"儿"正经属诗韵"四支",如"打起黄莺儿"、"嫁与弄潮儿"之例;就连已经简略化的"名儿"也不再"简略",《红楼梦》有曲,"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这个"虚名儿"要实读,不可作卷舌韵处理.
不过,话说回来,仔细琢磨,就像"虚名儿"等等这些"儿",不论如何音读,或褒或贬,隐约有微小之义.

由大辙而小辙,儿化真是个好东西.
听旧京民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大姑娘大,二姑娘二,三姑娘出门子,给我捎个信儿,搭大棚,贴喜字儿,娶亲太太耷拉翅儿……"这是草根细民的田园牧歌.
感谢北京话,它让我懂得了大千世界的一切在"儿化"之后都变得微小,人变成了"人儿",那个"名"呢,也变成简略化的"名儿"了!
曹雪芹曰:"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岭南子云:"寒灰一掬风吹了!
"荒冢衰微,寒灰纤小,"名"看似连筋带骨,实则身外之物.
我想,滚滚红尘之中,不管你说不说北京话,懂不懂儿化韵,你不可能没有悟到微小,只是你和我一样,永远的"一日三省吾身".

书呆子能否咎书论吴元栋人们常常将读书人称为"书呆子",其实这种说法还是有实际生活的依据,不能一概视之为世俗的偏见.
书呆子往往是除了书本,不谙人情物理.
在清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有几则笔记,甚堪欣赏而可发一噱:华亭王文恭公(即王顼龄)宽然长者,于物情多所未谙.
一日偶至厅事,望见两犬交媾,意童子戏结其尾,连而不开,即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
"闻者绝倒.
吾邑归少詹惺崖(即归允肃)性颇浑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晓.
尝之维扬某氏,有箫笛挂壁间,少詹取笛直吹之,其仆曰:"此当横吹.
"既又取箫横吹之,其仆曰:"此当直吹.
"少方误以为一物也,骂其仆曰:"汝绐我邪!
既说横吹矣,何又说直吹邪"吾邑严孝廉闇公,相国文靖公之裔孙也.
少负才华,跅弛自喜.
尝应郡试,两艺立就,而日尚未中,纳卷而出,则深自得意,旁若无人,一路以手指作圈点状.
适过府学,有系马在焉,孝廉竟抚其腹而圈点之,遂为马蹄所伤,其阴囊创甚,仆地,几至殒命.
一时传以为笑云.

这位王大人是康熙时的进士,官至太子太傅.
这样一个累年读书求得功名出来的人却不解两性间的事,居然将两犬的交媾当作顽童的恶作剧.
那位归大人在康熙年间中进士第一,官至少詹事,但不知道箫之直吹与笛之横吹.
而这位严孝廉应试出来,得意忘形,竟然一路画圈点,画到路旁的马肚子上去了.
结果被马蹄所踹,阴囊受重伤,被人传为笑话.

也许两位进士大人长年浸润于儒家的圣贤书,以为玩物丧志,声色男女非读书人所宜,以致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常识.
而严孝廉的读书恐怕已近疯魔的状态,与《儒林外史》中那个中举的范进并无两致.
这样的人物,被人们呼之为"书呆子",不亦宜乎所幸王大人和归大人所任都是清闲之职,假如叫他们临民治事,处理地方上刑名、钱谷之类的政务,岂不要误了大事读书考取功名做了官,那真是幸运的.
世间又有多少读书人,读成"书呆子"而潦倒一生,其间是书之过欤抑人之过欤其实书无好坏之分.
有的人读书越读越明理,处事通达.
其书也读得,官也做得.
古代有多少人既是官僚,又是学者,例子不胜枚举.
但也有人读书越读越糊涂,摇头晃脑,迂腐不化,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最终成为废物.
因此书要看你如何去读,《柳南随笔》引用陈潮溪《新语》的话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
见得亲切,这是入书法;用得透脱,这是出书法.
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
惟知入知出,则尽读书之法也.
此话说得极好,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出主入奴"之意.
读书先应恭顺虚心地进去,然后又能有所辨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自主独立地出来.
读书能存此心此意,则不会懵懂不辨方向,全被作者牵着鼻子跑.
书又如药物,无论鹿茸、人参,大黄、芒硝,还是三七、白芨,全蝎、蜈蚣,都是良药,关键在如何使用耳.
药有偏性,书也会有偏性.
药能救人体内的阴阳失衡;读书倘能知"出主入奴"之法,也能救自身的学识修养之偏.
西哲培根有云:史鉴使人明鉴;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培根论说文集》)这样的读书虽不免功利性,却有补苴之功效.
书之于人的益处大矣,读书而成"食古不化"的迂夫子,可归咎书乎故曰:咎书之说,对心智未全的儿童少年而言则可;对已经成年的读书人,则期期以为不可.

汉语的奇迹桂向明很难相信,具有现代意识的亦舒如此欣赏《红楼梦》,这位香港才女作家对好生活的概括是"冰箱大堆啤酒,有洛德·斯蒂沃录音带,一套庚辰本石头记,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个有人看的专栏,哇,夫复何求"是因为小说注满诗情和智慧.
也为了不断叩问隐在爱情背后生命与宇宙的奥秘.
接近《红楼梦》的正确途径是文本细读.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我反复诵读小说二十六至二十八回,直到读出无限酸辛、无比喜悦,读出对于老年生活的些微慰藉乃至敲打.
却说宝玉打发贾芸去后,懒懒地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劝他出去逛逛.
宝玉跨出房门,在回廊上调弄雀儿,顺着沁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又见两只小鹿从山坡上跑来,后面跟着手持小弓的贾兰,闲话几句,信步来到诗意葱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忽闻得一股幽香从碧纱窗暗暗透出,耳边传来一声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从窗户往里看,黛玉在床上伸懒腰.
接着是温情脉脉和瞬息陡变的两段描写: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作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说什么"黛玉道:"我没说什么.
"宝玉笑道:"给你个榧子吃!
我都听见了.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
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
"紫鹃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
"紫鹃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
"说着倒茶去了.
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杖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
"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
我成了爷们解闷的.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
宝玉不知要怎样,心里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
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正巧袭人走来,说:"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黛玉听说贾政叫宝玉去,也替他忧虑,晚饭后去见他问问是怎么样了,想不到晴雯不开门,黛玉以为是宝玉叫她这样,气忿忿地走了.
本来是个误会,却让黛玉认真怄起气来:"如今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作饯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
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可告了我不曾教我悬了一夜心.
'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
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间的这桩公案,还打恭作揖的.
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
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像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了.
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
"读者可能觉得太琐碎太婆婆妈妈了,要知道曹雪芹是写生活的高手,用以凸现黛玉的自尊自爱,即使在心爱的男人面前,她也昂着高贵的头颅,一个低声下气,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黛玉自伤身世,一个人荷着锄儿葬花去了,并吟出感天动地的一首《葬花词》,又偏偏让宝玉听见,先还点头感叹,后来恸倒在山坡之上,仔细品咂其中滋味:"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
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
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这是对人生的感悟,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我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切都是虚妄,可贵的只是一段痴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二十八回,宝黛二人剖白心事,误会冰释,宝钗来了,宝玉要看她手腕上笼着的红麝串子,宝钗生得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见她雪白一段酥臂,不觉想入非非,串子也忘了接.
而旁观者清,黛玉蹬着门槛子,将手里的帕子向宝玉脸上甩来,宝玉唬了一跳,黛玉摇着头儿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
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他看,不想失了手.
"呆雁者,宝玉也,黛玉借此打趣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宝玉却无以自辩.

人活着为什么琼瑶答:"为了—一爱人和被爱.
"我不禁想起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普吕多姆,他年轻时爱上表妹,表妹琵琶别抱,诗人信誓旦旦地说:"我怎能吹得灭这浅蓝的眼睛,像吹灭一支蜡烛"普氏终身未娶,他实在忘不了那段情,任何别的女子闯入都可能亵渎爱.
据此,普吕多姆写出九字真言:"女人,上帝微笑的化身.
"谁又能拒绝上帝微笑呢曹雪芹创造了汉语的奇迹——一部《红楼梦》,恋曲与挽歌而已.
清风一束巴金星(外一首)沙白九十年代,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一颗小行星,以"巴金"命名.
他不是一颗新星在中国上空已经照耀了半世纪乃至一个甲子觉新、觉民、觉慧从《家》中走出以自身的命运交响曲叩击年轻人的心灵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颗新星浮尘蒙他,阴云遮他,污水泼他清光顿减,藏身阴影一角默默注视雷电风云以至一场灾难过后须得天文望远镜重新恢复他的璀璨百龄巴金从人间走向高高天庭倾洒真和爱的光辉永恒而成星辰奔马根雕全部的不羁都在于奔腾的四蹄与那一声旁若无人的仰天长嘶俨然便是当年系在树干上的那一匹或者伯乐踏破铁鞋千百度寻找的就是它是谁剥夺了你的嘶声序与跋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后记屠岸这是一本汉语语体诗(通称"新诗")和古典格律诗(通称"旧体诗词")的合集.
分四辑,第一辑为语体诗,其它三辑为古典格律诗.
谢冕主编的《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精选·诗歌卷》,就是一部语体诗和古典格律诗的合集.
在这里,诸如朱德的七绝《赠蜀中诸父老》和艾青的《鱼化石》等等同时出现.
尽管有白话和文言的区别,但都是在本质上相同的诗!
或曰:二者格格不入.
其实,只要把偏见放在一边,就会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自然.
为什么不能调和鼎鼐,互相拥抱,携手并进谢冕的编选思想,给人以启发.
我这本两类诗的合集,也就这样编成了.
还应该多说一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两类诗,不仅都是诗,而且在风格上还有着某种和谐的一致.

第一辑里的语体诗,都是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少作".
时间的跨度是四年:1941—1944.
其中,写于1943年8月的占大多数.
四十年代初,我从上海旧书摊上"淘"到一本诗集《菱塘岸》,作者是吴汶.
书出版于1932年,有平装和软精装两种版本,均甚佳美,软精装本尤佳.
当年吴汶是复旦大学学生.
书中有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的序,谢六逸称吴汶的诗属于"新感觉主义".
吴汶诗都很短,都是两行一节,一首诗四节、六节、八节,以四节为多.
这些诗多写乡村风貌、人生感受,大抵为白描,然而蕴藉,含蓄,深沉,厚重,悠远.
文字极精练,没有多余的字,而内涵丰盈,情采隽永.
常通过感觉(视、听、嗅、味、触)形成意象,透露主观感受和情绪反应.
无浅层的格律,有深层的节奏和潜在的韵律.
给人的总体感觉是classicalrestraint(古典的抑制).
我读吴汶诗,受到深的触动,并开始模仿他.
后来逐渐摆脱模仿,习惯成自然地运用两行一节,每首包含四至七、八个诗节的形式,抒写我的人生感受和情绪.
特别是1943年夏天,我十九岁,旅居江苏吕城和返归故乡常州时,写了几十首诗,进入痴迷状态.
这些诗,也大抵是白描,因classicalrestraint而凝重.
应该说,我这一时期的诗作,也是我诗歌创作的起步阶段,从形式到表现方法,以及风格,都深受吴汶的影响.
过去我曾对采访我的诗刊记者说,在我的写诗生涯中,对我影响大的现代和当代诗人是冯至、艾青和卞之琳.
这三位都是著名诗人或大诗人.
他们的确对我有重大影响.
但我不能抹去曾给我重大影响的另一位诗人吴汶.
吴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什么知名度,现在,除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专门研究现代诗的刘福春等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吴汶.
但是,吴汶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吴汶,又名吴文,字孟文,1910年生,1981年去世.
浙江黄岩金清人,1930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文学系.
学生时代即擅长写作诗歌、散文.
因举办进步的文艺墙报,被国民党警察追捕.
1936年大学毕业后去日本,在东京大学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吴汶毅然终止学业,回到祖国,为解决上海等地回黄岩避乱学生的学习问题,出任君毅中学浙江分校校长.
此后仍长期工作于教育岗位.
他不仅语体诗写得出色,写古典格律诗也有深厚的功力,同时擅长书法艺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与他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有过一面之缘,但未深谈,成为终身憾事.
现在,乘我写这篇后记的机会,向爱诗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位优秀的诗人,也是了却一桩心愿.
我曾对吴汶夫人张菱子女士说过,要写一篇评介吴汶诗歌的文章,但忙乱至今,不知何时能够自己还自己的愿.
这本集子里收入的我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语体诗,大抵是受吴汶的影响写成的.
四十年代及其后我还写过不少别样风格的作品,本书不收.
因此,这里也略含一点纪念吴汶的意思.

我写古典格律诗(旧体诗和词),开始于1938年我十四岁时.
那是在母亲的熏陶和鼓励下试着动笔的.
几十年来,陆续写了一些.
1985年,我出版了一本古典格律诗集《萱荫阁诗抄》.
萱荫阁本是母亲的画室名,以萱荫为名是为了纪念我的外祖母.
我沿用此名作为我的书房名,不是胆敢僭用,实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1985年至今,又过了十八年,其间我又写了一些.
这里收入的,是经过删汰的我的六十多年的古典格律诗作品.
讲到写古典格律诗,还须追溯到母亲教我读唐诗的阶段,那时我读小学三四年级.
我读唐诗时,书房里挂着一位老画家写给母亲的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
上联赞母亲善于持家,下联赞母亲教子有方.
母亲教我的书,固然有古文,但以唐诗宋词为主.
有的诗,母亲并未曾教,她只是吟,今日吟,明日吟,日日吟,我便听熟了,烂熟,而至于能"倒背如流".
一日,我对母亲说,"夜灯红处课儿书"可改为"夜灯红处课儿诗"否母亲笑而不答,我以为是默认了.
"夜灯红处课儿诗"这七个字,可以理解为:夜晚灯光下,慈母在教儿子读诗.
也可以这样理解:母亲在夜晚灯光下教我(儿子自称"儿")学诗.
还可以理解为:母亲在夜晚灯光下教我学写诗后我写的诗.
(我也写语体诗即新诗,但设若没有母亲教我学古诗,我也不可能有写语体诗的兴趣.
)"红"字为色彩意象,含蕴深厚.
以上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由母亲引路,我走进了诗歌的殿堂,尽管写得幼稚——到现在仍然幼稚,但痴迷的劲未减,我自觉坠入了诗的"魔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有七绝一首:早岁吟哦未得篇,年来苦索亦堪怜.
平生不识烟茶酒,只有诗魔伴我眠.
九十年代,得张菱子女士赠《吴汶古诗词集》,发现吴汶在1980年写过一首五绝:欲戒吟诗癖,无如诗鬼缠.
抽刀曾一决,枕畔又成篇.
一曰诗魔,一曰诗鬼,几乎是心心相印.
他年泉下相逢,我当与先行者吴汶额手庆同道,共吟新诗,震坍阎罗殿!
2003年8月4日付印前补数语《夜灯红处课儿诗》选编于2003年8月.
蒙花山文艺出版社李鸣生先生、王大民先生关爱,由申强先生任责任编辑,得以问世.
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自编就迄今已过三年,其间又有新作.
现选取若干连同早年编选者,增编一辑,是为第五辑,收诗、词及短歌共十二首,置于书末.
付印在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6年6月28日书香袅袅一本可爱的"小书"陈乐民此所谓"小"者,相对于如今时兴的大开本、装帧豪华、重如砖头的"大书"而言也.
此书只有巴掌大小,厚一点五厘米,宣纸线装,全部手迹印出.
这本"小书"即俞平伯先生早年白话诗集《忆》,1925年北京朴社印行.
二十年前老友钱能欣先生在无锡购得,特意送给我的.

封面是青蓝色,仔细看,才能认出套印着一只古色古香的、金色勾勒的香炉和一只修长的线条流畅的花瓶,瓶口斜出一枝认不出的什么花.
右侧一个小篆体的"忆"字.
据查出自孙福熙先生的手笔.
翻开衬页,接下来是书名"忆"字,副题:"呈吾姐".
背面正中两行小楷摘自龚定庵的两句诗:"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
再一页是"忆之目次:自序,题词,诗三十六首,附图十八,附录,跋.
"附图套色,出自丰子恺先生.

俞先生的白话诗,当然跟今天看到的诗歌在格调、用词上都很不一样了,但现在看来却别有一种清新、淡雅之感.
如:红蜡烛底光一跳一跳的,照在挂布帐的床上,照在里床的小枕头上,照在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桔子上.
丰子恺先生附图,一支红色的蜡烛,灯芯放射出红黄相间的光,题词:"红蜡烛底光,一跳一跳的.
"诗当然要回忆人,如下引的几句:已甚朦胧的中夏的薄晚上,太朦胧的三两重的碧纱窗,她,高高的身个儿,银红的彩儿,一瞥便去了.
丰先生的附图:一片绿纱窗,映出窗外的几片大芭蕉叶,旁边一个朦胧的那"高高的个儿,银红的衫儿"的背影.
不是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么,这就是了.
于是诗的下半段写道:"我若是个画家/定就这朦胧且匆匆的景光/将一件银红的衫儿鲜明地染了/我若是个诗人/定把那时所有的狂欢怨思/随她的影儿微微一掠/纸注于笔尖/融漾于歌喉了.
"这"她"是谁是当年的许夫人么朱自清先生的长篇的"跋",也是手写小行草,他说:"人若真如一场大梦,这梦倒也很有趣的.
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最后朱先生写道:"培根说,'读书使人充实';在另一意义上,您容我说吧,这本小小的书确已使我充实了!
"是的,从没有"梦"的人生是干涩的、是淡而无味的.

有一插页,重现了"题词"中的四句话:"从惆怅可以得温柔/从烦倦可以得茂盛/从感伤可以得爽快/从严肃可以得窝逸.
"下面一行是"平伯属写此题词莹环.
"小楷工整而娟秀,许夫人之手笔也.
这一切使我珍爱这本小书,从外形到内容.
我在儿时还赶上一些这样的"情调".
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波流,使人想见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片片文学身影.
从《忆》中看出这些诗分别作于二十年代初的杭州、北京和纽约.

06-6-18于芳古园陋室选家眼光与作家文采——读《谢大光序跋》李世琦书的序跋是我国传统文人很看重的文体.
所谓前序后跋,由来己久.
尤其是书的序言,多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者命笔,在作者与序者都是相当重视的,有许多序跋写得文采飞扬、情理交融,成为名篇流传至今,古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钟嵘《诗品序》、钟嗣成《录鬼簿序》;近现代的如蔡元培的《鲁迅全集序》、鲁迅为他人及自己的作品写的序跋,都堪称序跋的极品,笔者是深为心仪的.
可惜这一传统近年来渐趋衰微,颓势日显.
如今坊间图书的序跋或矫情恭维,言不由衷;或借题发挥,敷衍成篇;大略是文字粗陋,虚情假意,让人难以卒读.
而有真情、有见识、有文采的序跋却如凤毛鳞角.
古吴轩出版社有见于此,推出了《书人文丛·序跋小系》八种,笔者读了其中的《谢大光序跋》,内心为之一喜,愿和爱书的朋友分享.

谢大光是一位长期从事散文出版与研究的出版人,在三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中,编过书,编过杂志,从编辑、室主任、杂志主编一直做到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由于他的敏锐与勤奋,也由于日积月累,谢大光见证、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也见证、参与了新时期引进外国散文的历程.
与那些常见的编书匠不同,谢大光利用自己编辑文学尤其是散文书刊的便利,结识了许多作家、评论家、学者与同行,在交流中使自己不断丰富,不断进步,也以自己的学识和专长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饮佩.
有的是工作需要,有的是应作者之邀,他写了大量的序跋,收入该书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从这些序跋中,可以看出他的选家眼光与编辑的职业素养.
他的选家眼光,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
无论是中国散文,还是外国散文,他都有熟稔的了解,对中国散文,从先秦名家到新时期的青年作者;对外国散文,从亚洲、欧洲到美洲、非洲,他都是了然于胸的.
对于中外散文审美标准的流变,从一个时期审美取向到某个具体作家的个人风格,他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
其次,表现出清醒的主体意识.
对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不管是孙犁这样的文坛泰斗,还是初上文坛的青年作者,他都给予不卑不亢、热情而冷静的评论,给读者的感觉很舒服.
这在《〈孙犁散文选〉编后记》和《辽北青年散文选序》都是很好的例子.
我所说的编辑的职业素养,是他的理论思考和编辑业务修养.
大凡一个编辑要能干出过人的业绩,必须以一定的理论素养为基础,而只会埋头编稿的编辑则不会有大的作为.
在《致高瑞泉》的信中,他与读博士学位的高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我觉得两者并不隔膜.
也许,你在逻辑思维中的成果,会给你未来的文学创作带来新的突破.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汇,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的.
"这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却可以看出他平日的理论思考.

除了选家眼光,该书还表现出他的作家文采.
谢大光是一位学者型出版人,同时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家.
早在1984年就出版了散文集《流水》,至今已出版了三部散文集.
他的散文曾入选华夏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丛书.
他的作品虽然字数不是太多,却保持着相当的艺术水准.
这是和他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
以他在散文界的影响,他要出版、发表更多的作品是很方便的,但他没有这样做.
也是在《致高瑞泉》的信中,他推心置腹地说:"我觉得,散文既然是作者内心的袒露,那就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感受.
无感自然不得发,有感而不深,也尽量不发.
"他这样的创作态度,和时下那些一年出一部或几部散文集的才子、才女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天散文,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梨花楼随笔〉序》中,他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传统的散文是散其神而文其形的,即开放的思维和节制的文字的和谐统一.
"由于他有对中外散文优秀艺术传统的长期浸润,又有自己散文创作的深切体悟,所以在编选散文时不事依傍,大胆取舍,自有主见;在评论散文时慧眼独具,切中肯綮,表现出作家与选家相结合的优势.
我们来看他在《〈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编余缀语》中对新时期散文艺术流变的描述:"其时,改革之风兴起,思想渐趋活跃,眼界渐趋开阔,生活渐趋丰富,对文学的需求亦由单一趋向多样.
散文随人心而变,如江河日下,合久必分,千溪万涧,择地而流,或颂山川,或咏人生,或发哲理,或记爱情,喜怒忧乐,尽注笔端,街谈巷议,始登堂奥,以至家常情态,织成锦绣,个性气质,融入文思,文风亦随之渐深渐细,化作涓涓清泉,点点春雨,润物无声,更育出简约、绮丽、典雅、清新、雄浑、飘逸……百般文字,如百花百色,百果百味,不一而足.
这是散文发展至近年呈现的又一境界.
"以散文诗一般的文字形象、传神地写出了新时期散文的艺术精神和总体概貌,给读者的印象很深,也很美,显示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底.

《谢大光序跋》虽然是本小书,但它集纳的文章是有思想的,文字是有情致的,开本别致,配上大量的珍贵照片,颇得风雅之致,给读者的感觉很好,笔者愿向作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贺,也感谢他们向社会贡献了一套真正的好书.

读木斧《瞳仁与光线》张大明木斧最近出版的诗集《瞳仁与光线》,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不懂诗,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一本诗集呢他的诗,比较直接地展现着他这个人,有他自己.
他把自己裸呈在读者面前,毫不讳饰.
与读者交心,让读者高兴接受他.

第二辑《舞台花絮》的十三首诗我是反复读,反复咏味.
它叫人忍俊不禁,爱不释手.
我常常羡慕木斧做人的活法,尤其是离休后的生活.
他总是能够活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
活得充实,活得令人艳羡.
旁人想学它,还不一定学得会.
他离休后热衷京剧,当票友.
进而拜师学艺,专攻丑角,上台演出.
竟然爱好成瘾,乐此不疲,十多年不间断,玩到如今.
他每有演出,即将剧照寄给朋友,供大家一乐.
看他的舞台剧照,形神兼备,寓美于丑,莫不把玩数日,会心一笑.
没想到,他进而写诗吟咏丑角,把社会与人生,舞台与演员,主角与配角,丑角与正角(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以极为朴实的口水话,用川人的幽默,揭示出艺术的奥秘,人生的真谛.
他没有就此打住,不知从何时起,又作丑角自画像——名曰木斧戏装自画,并题诗于画,集戏、画、诗、书法于一体,融于一炉,探索人生,创造艺术新境界,那才叫天真,才叫老来乐.
他的《木斧戏装自画集》,是其中的精品.
本诗集选有四幅戏画,看着看着,就会笑出声.
这是对人生的新领悟,对艺术独辟蹊径的见解.

舞台上的丑角都是配角,是跑龙套的,台词很少,甚至就一两句话,木斧不但演得认真,津津乐道,还从中有所领悟,使他对人生和艺术都有了另外的看法.
他的《小丑自述》诗之一说:"咽下潸潸泪水/挤出阵阵嬉笑/泪是笑的燃烧";之二说:"不是替古人担忧/在台上又哭又笑又闹/是为了排遣人生的苦恼".
他还说丑角是人生的"恶之花":"我铺上天方夜谭里的地毯/我打开聊斋之门/我点一盏神灯/我剥你的画皮/丑恶不是你的本性/你是美的源泉美的化身".
再看他在《戏装自画集》中的说法:他在《四进士》中饰刘二混,戏装自画词曰:"木斧画刘二混,木斧不是刘二混.
木斧演刘二混,比刘二混还要刘二混.
"他在《碰碑》中饰老军,戏装自画词曰:"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老军,所谓无名小卒是也,龙套是也.
许久只有一句道白:'冷哪!
'我没有演,你来试试.
难哪!
"点到为止,有些话没说,就差一层纸,等读者去捅破,去品味.

丑角戏是审丑,挖掘丑中之美——艺术美.
丑角,在舞台上,始终是铺垫,是衬托,是冒号,正戏,主角,名唱段,是别人的,看客的巴掌也是拍给人家的.
但没有秋江河上的梢翁,陈姑怎能去赶潘必正即如本诗集的丑角诗:第五十页《夕阳梦》"抖落了身上的花甲":花甲,既指戏装,又指年龄,一词两用,何等机巧!
六十岁怎样,老之将至又怎样,舞台上水袖一甩,还不就抖落了.
分明显示老夫聊发少年狂,返老还童,童心未灭.
何等幽默,洒脱,白描,举重若轻.
第五十一页《十分钟的青春》:人演戏,戏演人.
人在戏中,戏在人中.
台上十分钟的戏,凝聚、折射了人一生的悲欢离合,全心投入,人在戏中.
第五十四页《窦娥冤》:剧中人窦娥和禁婆子,舞台上名角和丑角,在前一种的关系中,冤的是窦娥,在后一种关系中,冤的是丑角演员.
这角色和演员的关系,本来是要以一本书的分量来论证的一大套道理,木斧却用四句口水话、大实话就说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冤哪!
窦娥不冤我冤/我用凶恶衬托她的可怜/不过是摆摆姿态而已/我怎么敢动她一根毫毛呢/——人家是名角哪!
".
关键词是"衬托".
丑角在台上永远是别人的衬托,永远不能僭越主与次、正与配的界限.
尽管没有绿叶衬托不出红花的娇艳,但绿叶永远只能是衬托,不能喧宾夺主,乱了分寸.
第五十六页《断太后》:"在他们唱的间歇中才有我的戏/一个应声一串哈哈快乐人生/别看我小小中有戏/戏不离我我不离戏/要不然老包怎识李皇娘/要不然怎会有这唱工戏"找准了丑角在舞台上的位置、掂出了它的分量,其实也就是通过艺术体察了配角在人世上的位置.
严格说,在社会上,在人世间,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人当配角.
在甲种关系中你可能是耀武扬威的主角,而在乙种关系中,你又天然地沦为配角,甚至是丑角.
人只要活得清醒,哪怕仅仅是"一个应声一串串哈哈",也能"快乐人生".
能快乐人生,就是极大的满足,是对社会人生的贡献.

《瞳仁与光线》诗集中另有一些诗也是我所喜欢的.
第二十二页《宁静》:"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孩子/孩子拉着他的爸",女人、孩子、男人,组成完美的家庭,构成和谐的世界.
但"摄影家要拍母子情/把男人推出了镜头","画家只画女人/舍弃了孩子和男人",都是强行地人工组合,它无疑是对美的拆散,甚至是亵渎,更是对和谐的破坏.
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页《朝霞·晚霞》概括写诗人一生的遭遇,它告诉世人:过去的苦难,记住它,但一定要超越它;对今天的自由,要珍惜,切不可冒领.

诗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诗中要流泄诗人的真情.
对社会的精密观察,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自己的解剖,哪怕是写丑,也要寓美于丑,开一朵恶之花.
选定一种意象,装配一种形象.
诗贵精炼,最好是白描.
字字珠玑,既美沦美涣,又朴实无华.

2008年8月23日新诗书刊叙录(一)刘福春《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武汉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编印,1967年8月刊行.
诗集封面与书名页未署著者名,实际著者为白桦.
三十六开,目录一页,序三页,正文五十页.
收《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公开答话》《孩子,去吧!
》《"七·二〇"记实》等诗十九首,有编者《序》和一个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后记》.
《序》说:"这一束'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不是一集寻常的诗歌.
""她是由一个饱受带枪的刘、邓路线摧残的解放军战士,在江城最严峻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用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所写下的激昂战歌.
""她,是一枚枚投向陈再道的炸弹,是一面面在黑夜中迎接黎明的红旗,是一张张宣告敌人死亡的通牒!
""这一切,从作者白桦同志的诗歌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再道之流就以反革命的敏感性,预料到他们'小王朝'的覆灭.
因而在军内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打击一大片'的救命术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妄图达到'保护一小撮',挽回自己垂危命运的目的.
他们以'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为罪状,把许多一般创作干部打成了'黑帮',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
如白桦同志就被关押了九个月之久,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直至今年三月,他们才得到可以外出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自由.
从此,作者就用他的诗,在关键的斗争时刻鲜明地表了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与陈再道血战到底!
""然而战斗是艰难的,在陈再道爪牙的严密控制下,在那些少数不许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和'帮闲'们的围攻中,作者不得不采取地下方式.
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休息时间,在蚊帐内以代用符号为文字写成,然后辗转而出的.
""这些诗的出现,使敌人大为惊慌.
他们以反革命的嗅觉,猜测到诗作者可能是白桦同志,于是就加紧了对作者的围攻、'警告'和监视.
七月的一天,当作者和另一同志去营救一个在百匪屠刀下将遭杀害的革命干部时,被百匪绑架了.
陈再道的爪牙乘机唆使百匪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污辱,在匕首长矛下进行了九小时的非法审讯.
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了些什么'黑诗'放了些什么'毒'……然而,百匪在这两个'解放军叛徒'身上终无一获.
"《后记》说:"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出的.
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
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和散发出去的.
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百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湮没在小将的血泊中.
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
""这些诗不是艺术品,是当时急迫间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必然很粗糙.
红司(新华工)和钢工总的战友们认为可以收集起来复印一下,可能是由于这些诗从某些侧面记录了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士艰苦战斗的历程.
同时,也是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佐证.
"诗集中的诗作均作于1967年5月至7月,7月作品为多.
当时较有影响的诗作有《孩子,去吧!
》《"七·二"记实》等.
《孩子,去吧!
》曾被1967年9月25日出刊的《解放军文艺》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诗选》为总题刊载,同年10月印行的诗选《江城壮歌》选有这两首诗作.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11月20日生于河南信阳.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昆明军区、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员.
1958年错划为"右派",二十年后改正.
先后出版诗集《金沙江的怀念》(1955)、《鹰群》(1956)、《热芭人的歌》(1957)、《悲歌与欢歌》(1978)、《情思》(1980)、《白桦的诗》(1982)等.
1985年转业到上海,从事专业创作.
又出版诗集《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1987)、《白桦十四行抒情诗》(1992).
2005年6月27日白桦给笔者信说:"我在'文革'时还年轻,三十多岁.
虽然是五七年右派,盲从之心未改.
的确,那些时候我忘记了一切.
当然,其中主要是人道主义在我心里起作用,我恨暴力!
为学生的热情感染.
'文革'是暴力维持到底的!
"散落在画报上的凌叔华赵国忠这里说的画报,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晨报社出版的《星期画报》.
三年前,在隆福寺中国书店偶然见到合订一册的《星期画报》,匆匆翻阅,见里面除了文物古迹、演艺明星、画坛名家的照片,也有徐志摩与张歆海在日本时的合影及胡适题画诗的手迹等.
考虑到这与新文学作家不无关涉,便破费五十元买了下来.
毕竟资料难寻了.

《星期画报》,每周出版一期,以四开的幅面铜版纸单色印制,当年作为《晨报》的附属品赠送.
据查共出版一三六期,我购得的不全,为第三期(1925年9月20日)至第五十一期(1926年9月5日).
值得珍视的是在这近一年的画报中,时见涉及到凌叔华史事的内容.
如今这位女作家愈来愈受到重视了,不仅出版了收录较为完备的《凌叔华文存》,有的学者还为她作年表写传记,这都是好现象,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凌叔华的生平资料相对匮乏,她本人的某些回忆又存在记忆之误,有些论者根据这些不确切的回忆贸然落笔,致使出现了以讹传讹.
而画报上刊登的这些照片,或许会对凌叔华研究提供一些不易见到的资料.

凌叔华的画在现代女作家中,颇有几位工于绘画,像苏雪林、林徽因、赵清阁、张爱玲等.
凌叔华更是一生钟情于此,她在绘画上所下的工夫恐怕远胜于在文学上的努力,真不知是称她为作家合适还是称为画家更为恰当.

凌叔华的绘画颇有家传,其外祖父是粤中画坛高手,父亲同当时艺坛上的名流也多有交往,幼年时的她拜著名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习画,后又得到过齐白石等人的指点,1924年即有作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名画展,定居海外后更多次举办展览,影响不小.
按理说,笔墨丹青了一辈子,她的作品当会不少,遗憾的是在国内还难得一见,不必说那些真迹了,即便欣赏到印刷品也已不易.
可喜的是,《星期画报》上却保留了三幅,均为她早期作品.
当年在这个画报上得以发表之荣的多是陈师曾、陈半丁等画坛大家,凌叔华能名列其间,可见给予的待遇之高了.
这三幅作品,一幅是在乾隆刻画笺上绘的观音,线条简洁,寥寥几笔的白描勾勒,人物即跃然纸上.
另一幅《匡庐烟雨》,是用元方壶笔法画定的作品,画面上雾气溟蒙的山岭与隐约的溪流、树木搭配,创造出诗的意境.
有些评家论凌叔华的画为典型"文人画",总体看这是对的,但也不可忽视她受西方绘画理论的影响,比如这幅《北戴河东山落潮》就讲究透视学,具有较强的写实成分,应引起人们重视.

关于泰戈尔作画1924年4月下旬,印度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到京访问,在一次欢迎宴会上,惯于提携后进的燕京大学鲍贵思教授把凌叔华等两三个女学生介绍给了泰戈尔及随行的画家兰达·波士.
恰在这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成立,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开会地点,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借机也邀请了兰达·波士.
北大的徐志摩、陈西滢不知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也随泰戈尔一行赶来赴会.
关于这次相见,凌叔华1987年在回答记者郑晓园的采访时说:"记得当时年轻气盛,我还目无尊长地问泰戈尔说: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吗燕京大学先生在旁听到忙拉我一下,示意我不可乱说话,没想到泰戈尔竟真的坐下来,在我准备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画完了,还直谢我.
"这段回忆,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常常被拿出引用,但未必是实,如果若有此事,为什么当年凌叔华所写的《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一文中未见记载这样说来,莫非凌叔华在凭空杜撰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绘画的事确是有的,绘的同样是佛像和莲叶,但不是泰戈尔所作,而是由随行的画家兰达·波士创作完成的.
这幅作品被刊登在1926年4月18日出版的《星期画报》上,画旁的文字解释是这样的:"印度鲍司(即波士)先生,前年同诗哲泰戈尔来过北京,这图是为凌叔华女士画的.
"讲述这件事时的凌叔华已属耄耋之年,因此不免会出现记忆之误.
凌叔华的结婚照自从随泰戈尔参加了在凌府举办的画会,陈西滢、徐志摩就成了凌家常客,不时还会带一二位好友到凌家去高谈阔论,甚至近暮时也不离去.
随着接触增多,凌叔华与陈西滢渐渐产生了恋情,在秘密交往了两年后结婚.
那么他们的婚礼是在哪儿举办的具体日期又是哪天本来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必深究,意义不大,可是对想深入了解女作家的读者,尤其是想为凌叔华作传的人,这些资料就不是多余的了.
1926年7月18日的《星期画报》刊出了凌、陈的结婚照,图旁的文字对婚礼的时间、地点均作了说明,其中还涉及到胡适,也是一条有价值的史料,现抄示如后,并借此结束这篇小文:陈西滢君凌叔华女士于本月14日在协和礼堂举行婚礼,胡适之博士证婚.
陈君为"闲话"老手,凌女士为创作名家,可谓珠联璧合.
当日胡博士演说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
闻者皆谓为结婚哲学.
闻是日行婚礼后,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席未终,而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开卷有缘桑农由京返皖的当天,即收到董宁文寄赠的《我的书缘》毛边本.
这是一部主题文集,汇集当今读书界众多名家同类题材的短文,配有照片、书影和作者小传.
边裁边读,一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使我顿时忘却旅途的疲乏.

我的书缘,真是一个好选题.
对读书人而言,与书结缘,因书结缘,回忆起来,总有着莫名的感动.
看到这样的征文题目,相信每个读书人都会文思泉涌,何况一批擅写书话书评、书人书事的高手,讲起自己与书有关的故事,更是津津有味.
蓝英年的《流沙河》、黄裳的《书缘小记》、钟叔河的《不了的书缘》等等,都堪称难得的佳作.

有这么多名家应征,不能不归功于该书的编者董宁文;董宁文有这么好的人缘,又不能不提到一个叫《开卷》的小杂志.
这是一种民间的读书类刊物,三十二开,一个印张,装帧朴素典雅,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言之有物.
这份小册子,在读书界的影响却不可小觑.
据相关报道,张中行在世尚能阅读时,枕边放着的就是《开卷》.
季羡林住院后,仍坚持阅读的三四份报刊中,也有《开卷》.
《我的书缘》的作者,大都如此.
他们既是《开卷》的长期读者,更是它的热心作者.

以《开卷》为平台,聚集读书界的各路豪杰,作为执行主编的董宁文,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
从刊物每期都有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不仅要组稿、编稿,董宁文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写信、回信,联络各方的作者、读者,给他们寄杂志、寄书,交换和提供书与人的信息,甚至去异地登门拜访.
这些无偿的琐屑的工作,给他带来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丰厚回报,这就是信任、信赖、信誉.
不仅年龄差距不大者,即使长出四五十岁的老前辈,也开口闭口以"宁文兄"相称.
"宁文兄来函,约我写一篇……"在《我的书缘》中许多文章的开篇,常能读到类似的句子.

读《开卷》,在《开卷》上发点东西,与董宁文相识,对许多读书人来说,都是一件愉快的事.
《开卷》不是核心期刊,董宁文不是孟尝君,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话说回来,有《开卷》这样的杂志,有董宁文这样的人,真要算读书界的幸事.
看看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报刊亭,已经很难找到趣味纯粹的读书类期刊了.
幸好还有《开卷》,有《芳草地》等几份同类的小众读物,传承着那一脉书香,成为读书人"自己的园地".
在繁华和喧闹中,发现仅有的一点宁静的栖息地,身为读书人,又怎能不珍惜这段缘分.

合上《我的书缘》,如果说留下什么遗憾,那就是,没能从中读到董宁文本人写他自己的书缘的文章.
记得好几年前,他出过一本《人缘与书缘》,可那时《开卷》刚创办,一切才开个头.
这些年来,以《开卷》为缘,董宁文结交了全国各地读书界的老老少少,其间一定有不少有趣而动人的故事.
而他在蔡玉洗、徐雁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凭借《开卷》,为在这个浮躁时代营造书香社会的经历,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大书缘.
要是他真的来写书缘这个话题,恐怕不是一篇两篇文章,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写完吧!

草原文明的薪火不灭葛筱强癸未初春,我从邮局取回阿泉君自遥远的内蒙挂号寄来的插图本《草原文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连续读了几个晚上,深为此书的厚重内涵、短隽笔法而兴奋不已.
它不仅让我在考古学文化知识方面有了极大的收获,更在美学意义上给了我极大的愉悦,确实令我"一卷在握,清目垂注".

这本书是十二集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草原文明》的解说词集,它以考古学文化为框架和主线,"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内蒙古地区峥嵘的历史风貌和珍贵的文化遗存,描画了草原民族铁马金戈、明月天涯的气概和长年逐水草而居养成的开阔、坚忍的性格,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散落在大地上珠玑一样的"草原文明"进行多维度的钩沉、梳理,一件件"文明的碎片"被掇拾和"刮垢磨光",在人们的注视中重放出摄人心神的光彩:粗糙的石器仿佛依旧蕴着先民的体温,彩陶片碎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河,饱含伟大灵感的青铜器皿,充满自然、古拙、粗野、凝炼、童稚和残缺之美的水流云在的岩画,日出日落间兴衰的匈奴王朝、"气吞万里"走四方的鲜卑、神话般的契丹,数不尽的辽海珍奇、玉霜满地伴着的悠悠羌管、牧歌样的额尔古纳的魂魄,开一代风流的大元故都……所有这些,都在本书中漫漶而谨约地重生出来,仿佛连天碧的芳草,让人目不暇接,目驰神迷,在沉浸之中,读完了一本既有学术品位又通俗耐看的"草原文明简史".

作为电视文化专题片的解说词,写作此书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要求写作者既要占有错综复杂的素材资料,又要遣词简约,留有想象的空间,既要保持学术的严谨精确,又要化腐朽为神奇,用跳踉恣意的笔法昭示思想的锋刃.
本书的总撰稿阿泉君家藏万卷,学养深厚,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视编导,又是一位厚积薄发的散文作家.
在写作过程中,他既保留了专业人员提供的基本素材,又充分调动自己的阅读库存和情感神经,以"治史若烹小鲜"的姿态,以含英咀华的澡雪文字,把一部"草原文明简史"写得明晰通畅、情浓意重,写得洗练、素朴又诗一般的沁人心脾.
其话语风格凸现了精雕玉琢又宛若天成的隽美洁净.
如他写"化石,是远古生命的缓慢定格,是深不可测的历史的回声和遗响.
"把匈奴王朝的衰落喻作"终于走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黄昏时分.
"在《辽海珍奇》一章的末尾,他写道:"大辽王朝在'沧海横流'了二百一十九年之后,终于'雨打风吹去'.
然而,它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辽文化,它所遗存下来的大量的辽海珍奇,仍然像散落的明珠一样,熠熠生辉,玲珑四照,穿透了历史的漫漫积尘.
"阿泉君在本书中不仅追求语言的简净光润,更时时闪烁自己的思辨之辉.
在《彩陶片流成了河》一章中,他写道:"文明的精进和延续,每每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类正是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与英勇抗争之中,不断地改造和适应周围的环境,历尽千辛万苦,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额尔古纳之魂》一章的结尾他深情地写道:"水,不仅仅是生命之源.
额尔古纳河,以它接纳百川,永不停息的流淌,浇灌浸淫了两岸瀚漫博大的草原文明.
同时,也以它独具的深永,豪迈和慷慨,塑造出蒙古民族以马背为家,以风为歌,以水为脉的东方人格".
无论是优雅的文字还是丰沛的哲思都时时处处映射出阿泉君激越赤诚的诗人气质和浓醇似酒的人文关怀.

当我合上这厚厚一大册图文并茂的《草原文明》,心中仿佛依然回荡着大漠之风振起的草原牧歌的长调,长调中依稀可见历代先民手持文明的火把迤逦蹒跚而来.
这文明的火把,在我们的头顶恒久燃烧,照彻心灵宇宙的同时,也激励着我们把文明的薪火世代传承,就像这本书,在书写草原文明的同时,也成了草原文明的一部分.

朝阳文化拾萃8月17至19日晚七点半,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在文化馆广场为民工兄弟演出了街头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该剧是8月开幕的2006年大学生戏剧节中唯一的广场公益戏剧,也是本届戏剧节中的最大亮点.

8月20日,老画家杨永青国画作品展在文化馆开幕,展出了杨先生创作的三十余幅观音造像.
杨永青年近八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为儿童创作了大量精美的插图和连环画,至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暨全国读书型作家、学者2006年初秋内蒙古草原笔会",8月27至30日在呼和浩特举行,我馆《芳草地》执行主编谭宗远出席了会议.
从这期起,本刊拟分两期刊登童翠萍的《草原笔会日记》,详细记录了这次大会的情况.

8月29日,馆里召开了全区第二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
截至目前,各街乡已上报文化遗产项目近百项,文化馆初步选定妈妈树传说、程式八卦掌、罗氏正骨法、黑庄户金鱼、古甲胄修复技术、孔伯华中医世家、二闸狮子、陈氏书法碑刻技艺、双德全中幡表演等,作为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普查调研项目.

由文化馆党支部组织的为期两周的赴新疆参观活动,于9月6日结束.
馆内员工分两批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北疆的喀纳斯游览,增长了不少见识.
活动结束后,馆里还组织了一次摄影展,并进行了评奖.
9月21日下午,全国文化局长、馆长学习班一行五十人到我馆参观考察.
9月27日,由塘萍创作、文化馆选送的花板说唱《农民上楼》,参加了北京市"走进新农村"优秀节目展演,一举拿得市新农村文艺会演的组织奖、创作奖和表演一等奖等三项大奖.
9月28至10月16日,北京国际现代舞演出季在我馆"9个剧场"举行,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现代舞团,演出了精彩的现代舞.
同时,还邀请国外专家,进行了现代舞讲座.
9月30日上午,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辛燕琴,区统战部部长沈乃宏,区人大副主任孔德琴,副区长关三多、程红、谢朝斌等领导带着慰问品来到文化馆,看望了文化馆的干部员工.
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逝世七十周年,日本仙台剧团应北京鲁迅博物馆邀请,10月14、15日来我馆演出日本话剧《远火》.
该剧表现了青年鲁迅在留学仙台的生活.
10月23日,朝阳区"社区一家亲"来京务工人员歌手大赛决赛在文化馆大剧场举行.
十八个街乡地区的一百名外来工歌手,有三十名进入决赛.
最终评选出了十名最佳歌手.
11月11日,文化馆文化培训学校一百多名学员和十名老外义工,共同度过了我馆"英语角"九岁生日.
据统计,参加"英语角"活动的外国友人已达两千多人次,受训学员超过八万人次.
由黄纪苏编剧、王焕青导演的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10月27日至11月19日在"9个剧场"之TNT小剧场公演.
该剧揭示了改革三十年来的社会心理变迁,讲述了亿万人如朝阳一般出发,一路上经历了几多风朝雨夕,始终与幻灭、憧憬、希望相伴.
该剧受到了观众的普遍好评,也引发了许多争论.
本刊谭宗远亦在剧中担任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