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擅长人物采访是叶永烈先生的创作特色.本书是他采访形形色色名流人

物的特写集.
作者从众多的名流中选取众所关注的人物,而在刻画人物时又选取特殊的侧面.
这本《名流侧影》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不少文章系独家采访,富有史料价值.
名流侧影答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问——1995年7月20日播出编导:胡维捷;主持:胡健节目主持人胡健的开场白:在少儿时期读过《十万个为什么》的人们,恐怕不会料到那个早早把大家带进21世纪、带进浩翰宇宙星空的科幻作家,如今又把人们带进了变化无定的历史风云之中.
作家叶永烈这十几年里致力于纪实文学创作,在许多读者的眼里,他变成了另一个叶永烈.
叶永烈11岁开始发表诗作.
1963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和传记作品,现已发表文章两千多篇,由他编导的教育影片《红绿灯下》曾获大众电影百花奖.
胡健:你曾经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之一,成名很早的科普作家.
可是什么原因使你改弦更张,变成一个传记文学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其实我从科普转到纪实文学有一个交叉的过程.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十而不惑",开始对时代和我们人民的命运进行思索.
第二个原因是整个时代宽松了,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时代气氛宽松了.
所以能够写这样的一些涉及政治领域的作品了.
胡健:科普创作和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创作是泾渭分明的,科普创作需要非常强的想象力,越离奇越好,可是纪实文学创作要求非常准确.
我觉得这一点对你来说可能是风险要大一些.
叶永烈:我原先是学自然科学,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这种自然科学非常严格的训练,对我的写作有好处.
自然科学非常讲究事实,纪实文学很讲究史实.
我觉得这是同样的.
所以我在写作品时,查档案查文献很多,走访很多.
我非常注重真实性.
胡健:我也注意到了,现在媒介上对你曝光也很多了.
很多人对你一些纪实文学作品史实方面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是不是你在创作上有所疏忽叶永烈: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了那么多的作品,我这几年连续出了那么多的书,在有些史实上出现一点差错是在所难免的.
对于我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也非常欢迎各界专家们,尤其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我的作品指正.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在写作中一向要求自己的作品能够符合历史的事实,也尽量要求做到准确.
胡健:我们觉得你写的传记人物很多,上至毛泽东,下至何智丽.
你凭什么标准来选择你的传主呢叶永烈:我有两个标准,第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条是没人写过.
我是按照这两条标准来选择的.
比如说,我最近完成了《陈云传》,我选择了陈云,是因为我觉得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邓小平传》已经很多了,报道也很多,而陈云几乎没有.
胡健:我觉得写当代人物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很多人还是为"尊者讳",在这些方面,你对他们有一些事,比如写走麦城的地方啦、你是不是有难处哪叶永烈: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有些问题我能够在现在的条件下能够说,或能够写,我尽量做到.
也有些是在书出版以后,慢慢补充.
过几年什么问题可以写可以说了,再加进去.
胡健:你原来是在北大化学系学习的,后来成为作家.
很多人认为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学科的这种人,很容易成功.
叶永烈:这也很难说.
我觉得进行交叉,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我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相应来说,我的知识面就广些.
进行思索时,就能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思索.
另外自然科学这一套治学方法用到文学创作来,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胡健:你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书了.
可你有没有时间看书呢叶永烈: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
比如小说,比如散文、诗,我都爱看,报纸上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文章,我也爱看.
胡健:你看科普的书吗叶永烈:科普的书也爱看.
最近连续出了几本电脑的书,我都看.
我还写了一本有关电脑的书.
胡健:是具体指导操作吗叶永烈:是讲电脑的发展史和电脑的好处.
胡健: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写作的呢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叶永烈:正常的话,每天工作八到九个小时.
如果紧张的话,要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
前些日子写《陈云传》,就很紧张,因为出版社在陈云同志去世后限我半个月内交稿,以便在陈云去世一个月那天出书.
我在半个月内赶写了二十多万字.
一天就要写一万多,一万二,一万三,最高的一天就写了一万五千字.
胡健:听说你在"文革"期间还出了十本科普书呢!
叶永烈:是的,当时我写了不少书.
在1977和1978年,刚刚恢复出版工作时,我一下子一年出了十几本书.
人家都好像惊呆了.
因为我好多书当时都压在抽斗里,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在"文革"中写的.
因为当时觉得实在没事情干、实在没有劲头.
出去玩,也没什么地方玩……胡健:也没有心情.
叶永烈:是的,也没有那种心情.
想想还是做点事情吧,写点东西吧,尽管没有稿费,书也不见得能够出版.
但是,我觉得写书这事情还是有益的,所以就不断做下去.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对做衣服很感兴趣,我给爱人做了滑雪衫,还用当时很时髦的"的确凉"料子,做百褶裙啦,等等.
过春节时,孩子们的新衣服,也都是我做的.
胡健:其实,你兴趣这么广,你面前发展的机会特别多,总要走哪条路,走通了……叶永烈:我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还会吹萧,吹口琴.
由于喜欢音乐,我写了《马思聪传》,还采写了贺绿汀啦,还有傅聪、刘诗昆、殷承宗等等.
胡健结束语:叶永烈多才多艺.
他还说,如果有一天不写作了,他也不会放弃对新的事业的追求.
(杨蕙芬根据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录音整理)在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历史的使命感驱使我"加盟"传记文学(1996年12月19日于北京大学)这次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很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参加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
今天在会上有幸结识张中行教授,他说起他的二女儿和二女婿都是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如今他们都成了化学教授.
我记得,30多年前,也是在化学楼,我宣读了关于光谱分析的毕业论文.
然而,毕业后我却走入"旁门斜道",我这个"科家子弟"投奔"文学大营",加盟传记文学创作.
正因为这样,对于传记文学创作来说,我是"半路出家".
今天出席会议,我是来学习.
我只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谈谈对于传记文学的看法和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甘苦.
传记文学是写人的.
虽然一部传记写一个人,但是,在汉字中,三个人字组成了"众"字.
"众",也就是历史.
所以,写传记文学,也就是写历史.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
我写传记,主要目的倒并不是要为某人立传,而是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
我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历史的使命感,介入传记文学创作.
我希望通过某些历史地位特殊而重要的人物,反映当代历史的光辉和阴影.
所以,我平时几乎很少称自己是"传记文学作家",而只以为自己充当了时代命运的记录者的角色.
正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抱着这样的创作观,所以我只写当代的人物,不写古代历史人物.
我见到海外的一篇文章,把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分为三类:"官修"、"家修"和"私修".
所谓"官修"是指官方机关写的传记,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家修"是指儿女为父母立传,如罗瑞卿的女儿点点为罗瑞卿写的传记;"私修"是指作家们自发选写的传记.
我被列在"私修"之列,倒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我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来进行创作.
我对于当代传主的选择颇为"苛刻":第一,是当代重要的政治人物,通过传主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第二,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三,没有人写过.
比如,我写《陈云全传》,写《毛泽东的秘书们》,写《陈伯达传》,写《"四人帮"兴衰》,就是出于这样的选择.
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很大的优越之处: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
"文"是指档案、图书等文字材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材料";"献"指口碑,亦即"活材料".
当代人写当代史,可以采访传主本人,或者采访传主的知情人.
这样,你可以利用采访的优势,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充分发挥"献"的作用.
你的作品,就不是靠着演绎"文"——文字史料写成,而是以鲜活的当事人的回忆写成.
你的作品,把"献"化为"文".
比如,我采访了陈伯达,写了近50万字的《陈伯达传》.
陈伯达乃中共中央"一支笔",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回忆富有史料价值.
在他的晚年,我"独家"采访了他.
这样,采访他而写出来的作品,就具有新意,很多内容是此前的"文"中所未曾见到过的.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极大的局限:首先,我们的思想受到历史的局限.
历史像一幅油画,越近越是看不清楚,离得越远反而看得越清楚.
身在当代,无法正确地论当代.
其次,当代的历史往往掩盖着的比显露出来的更多.
这如同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只占九分之一,而九分之八被海水掩盖着.
另外,写作时又有种种顾忌和禁忌,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说,无法"畅所欲言".
你写秦始皇,你写慈禧太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痛快得多.
这次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在工作报告中把中国作家协会比喻为"美丽的林子",把作家们比喻成"小鸟".
在我看来,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图书馆和档案馆是我的双翼,而采访则是我的身躯.
我很注重采访.
我虽然是上海作家,却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北京作家.
我的采访领域,主要在北京,而不在上海.
因为我所写的中国当代重要政治人物,密集于北京.
所以,我不断一趟趟从上海来北京采访.
美国纽约有一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在我看来,真正的"百老汇"在北京.
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那里是一片白发世界.
例如,我采访罗章龙,他已是百岁老人了.
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回忆当年的政治风云.
这种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历史交谈,是一种抢救史料的工作.
今天会议的主持者还要我谈谈传记文学创作的困境.
在创作中,我力图遵循"两确"的原则,即观点正确,史实准确.
当然,要做到这"两确"是很不容易的.
就拿史实准确这一点来说,当事人在回忆中,往往有一种护短的倾向,加上事隔多年,记忆往往有误.
查档案的手续又极为麻烦.
查阅"文革"报刊也有很多限制.
有时要查清一史实要花费很多时间,仍不免陷入误区.
我所写的作品,很多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不小心就会踩着"地雷".
所以,作者的政治风险度也很大.
即使如此,我仍坚持在作品中写真话.
我不写假话.
有些话,暂时不能写上去,那就不写.
传记文学在当今受到读者的欢迎,我看是因为传记文学中有一些真实的东西.
读者已经厌烦了虚假.
今天的会议所讨论的是中外传记文学,在这里,我谈谈我最敬佩的两位外国传记文学作家:一位是斯诺,他在那样的时代能够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保安,采访了毛泽东.
他与毛泽东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深谈,度过一个个长夜,获得关于毛泽东的独家新闻.
他的勇敢和远见,使他以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西行漫记》,成为不朽之作、经典之作.
另一位则是索尔兹伯里,他写长征——那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写过的题材,而他却成功了.
他善长于采访种种花絮,用娓娓动听的故事打动每一位读者.
所以,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成为众多关于长征的著作中富有特色的一部,获得中外读者的喜爱.
另外,我也非常敬佩意大利那位泼辣的女记者法拉奇.
她的尖锐的提问来自敏锐的观察和思索.
她是一位在国际政治高层中采访的高手.
追寻毛泽东《讲话》的踪迹半个世纪前,红都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文化人,不远千里奔向那片黄土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廓清了迷雾,给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半个世纪后,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依然有着永恒的魅力.
在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前夕,笔者参加了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沿着当年上海文化人投奔延安的路线,前往那红星闪耀的地方奔赴延安的"红色通道"在一张巨幅黑白照片前,我曾久久留连:所摄的是在一条弯曲蜿蜒的山路上,一群青年男女正在艰难跋涉.
内中特别是一女学生模样的行进者,手柱木棍,裤脚卷得高高的,背着背包,敞着外衫衣襟……半个多世纪前,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历史性的瞬间,勾画了大批热血青年沿着"红色通道"由西安奔赴延安的感人壮举.
我是在西安的"八办",见到这幅历史性照片的.
所谓"八办",亦即"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其前身为"红军联络处".
我们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从上海来到西安,下塌于东城人民大厦,往北走不远,就是七贤庄——"八办"的所在地.
白墙青瓦,古朴的院落,当年人称"小延安"、"红色堡垒".
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们,差不多都是前来由此地办好手续,经由草滩、咸阳、耀县、铜官、中部、洛川这"红色通道",步行八百华里,进入红都延安.
七贤庄一号院,1936年初是以德国医学博士冯海伯的名义租下的,开设了"牙科诊所".
冯海伯是德共党员.
这样,那儿便成了中共秘密联络点.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牙科诊所"也就换上了公开的牌子"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坐镇那里,周恩来也住进那里.
前前后后,来来去去,周恩来在七贤庄住过20多次!
1937年9月,那里改称"八办",先后由林伯渠、董必武任党代表.
那时,西安与延安,泾渭分明.
"八办"成了白区中一块小小的"红区",成了通往延安的门户.
我步入"八办",迎面便是"接待室".
曾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踏入这间接待室,报考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踏上奔赴延安之路.
在这众多的青年之中,陈慕华便是其中的一个.
她是浙江青田人,出身于国民党爱国将领之家.
1938年3月,年仅17岁的她,踏进"八办"接待室,要求报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她沿着那帧照片中的崎岖山道,历尽艰辛,来到了延安宝塔山下.
半个世纪后,她成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漫画家华君武,作家柳青、欧阳山,诗人郭小川,电影演员李丽莲等等,都是由"八办"转往延安的.
最感人的是科普作家高士其,以残疾之身,发出"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誓言,从上海到西安,通过"八办"进入延安.
这里也是国际友人进入延安的"通道":1938年春,加拿大大夫诺尔曼·白求恩在"八办"住了近10天,然后前往延安.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大夫,于1939年2月住此,转赴延安.
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斯曾回忆说,1937年秋,"在西安红军办事处,我和邓颖超住在一个房间".
她在延安采访,写出了《续西行漫记》.
从"八办"到延安,一般要步行10天.
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得以搭乘装货物的卡车,坐在敞篷的堆满货物的车厢里,三天就可到达延安.
如今,我们成了新一代的"朝圣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
路上,不再有国民党特务的盯踪、阻拦,也不必徒步而行.
面包车在乌亮的柏油马路上飞驶,七八个小时就来到了延安.
由西安通往延安的西延铁路已经铺好,通车在即.
铁路就在公路之侧.
未来的"朝圣者"将会更多.
当年的红色小道,火车将呼啸而过.
来到发表《讲话》的地方刚刚跨进延安宾馆南楼,行魂未定,我朝窗外扫了一眼,蓦地,见到了一座米黄色的塔.
呵,那不是在报刊上的照片里见过多次的宝塔——延安的象征,如今竟近在眼前,抬头可见!
延安,三山一河——三座小山,即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延河蜿蜒于山间,延安市区坐落在延河两侧.
山上的窑侗里,仍住着头扎白毛巾的农民,但延河两侧已矗立起成片的楼房,形成繁华的新市区.
当年,这儿只有一辆宋庆龄送给毛泽东的中吉普,一听汽车响,人们就知道"毛主席的汽车"来了.
如今,延安市区的交叉口已树起了红绿灯,公共汽车也有好几路.
古朴的窑洞上方,已竖起了电视接收天线.
到达延安不久,我们就前往当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地方——杨家岭.
驱车离开延安市区,向西北方向约莫行驶了五分钟,就来到了杨家岭.
一片黄土地,几座小土山,好多排窑洞,那便是杨家岭的景象.
杨家岭早先只不过住着五户人家,称"五家坡".
到了明朝,这里出了个太保杨兆,死后建陵,遂称"杨家陵".
在中共中央机关迁此之后,改名"杨家岭".
中共中央机关,原在延安城里凤凰山脚下.
1938年11月20日,星期日,清早,忽地从东北方向飞来十几架日本飞机,投了上百枚炸弹.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被炸毁,幸亏他已转移到防空洞里.
陈云被埋在一口窑洞里,经七八个人扒开黄土,才救了出来.
那天、延安死41人,伤100多人.
中共中央机关当即迁往郊外小山村杨家岭.
成仿吾腾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住.
从此,杨家岭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杨家岭北边山坡上,我见到了一排三孔窑洞,外边有一个土墙围成的小院,那便是毛泽东旧居.
他在这里住了五个春秋.
发表《讲话》时,他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的窑洞里,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两把帆布躺椅,一张办公桌,如此而已.
墙上,挂着一帧毛泽东的照片.
他正在窑洞前给一二师干部讲话,他的裤子膝部,显眼地打着两块长方形的补丁.
这张照片我过去见过.
这一回,我听到了关于这张照片感人的新故事:一位来自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不久前也来到杨家岭.
他在窑洞里久久凝视着这张照片,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哦,我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
"他的这句话,令人反复回味……毛泽东旧居下方,有两幢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一是砖石结构的大型会场"中央大礼堂",那是1942年由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动手建成的.
中共"七大",就在这里召开.
一是中共中央办公楼,也是自己动手,在1941年建成.
办公楼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像一架飞机似的,人称"飞机楼".
"飞机楼"的三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
二楼是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的办公室,底层北厅是作战研究室(后改为中央图书室).
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机关会议室兼饭堂,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
当年开会时,临时搬来一张办公桌,放在饭堂里.
与会者都坐在饭堂的20多张板凳上.
饭堂外有一块平地,约摸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来人颇多,饭堂里坐不下,就在这块平地上举行.
会议进行到天黑,人们用三根木椽支起了一个三角架,挂上了一盏汽灯,毛泽东在汽灯照耀下作结论.
如今,整整50年后——1992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纪念《讲话》文艺联欢会,就在这块平地上举行.
你们是"鲁总司令"的队伍没有烫着金字,也没有印着凹凸花纹,那份请帖是那样的简朴,薄薄的粉红色有光纸上,油印着几行字:"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请帖末尾的落款,是两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凯丰.
"凯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4月27日,请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送到延安许多文艺界人士手中.
5月2日下午1时多,周扬、林默涵、陈荒煤来了,艾青、丁玲、周立波来了,何其芳、刘白羽、陈企霞来了,华君武、吕骥、陈波儿来了……文艺群星,汇聚在"飞机楼"底层南厅.
内中有30多人是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他们在延安东北郊的桥儿沟,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杨家岭.
会议室里那张临时搬来的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桌旁坐着中等个子的36岁的男子,方脸,笔直的鼻子下一张大嘴,忙着跟大家招呼着.
他便是凯丰.
他的一侧坐着速记员.
朱德总司令来了,也在桌旁坐下.
这时,凯丰说道:"大家等一等,毛主席一会儿就来.
"毛泽东走出窑洞,才一分钟,就到了"飞机楼".
他在主席台就坐不久,凯丰就主持会议,宣布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毛泽东那天所说的,就是《讲话》的"引言"部分.
不过,有些话,后来发表时作了些修改.
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指了指身旁的朱德说道:"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指的是鲁迅,引得大家笑了.
后来,改成"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说,他的"引言"在于提出问题,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他一共提出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毕,大家就展开讨论.
毛泽东不时用铅笔在纸上记下大家的发言要点.
他召开文艺座谈会,为的是统一大家对于革命文艺的认识.
他曾说,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
5月16日,"飞机楼"的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文艺座谈会继续举行,开了一整天.
何其芳曾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
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穿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丁"!
那天会上;最有趣的发言,是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
他说:"你们瞧不起我们演的《小放牛》吗可老百姓十分欢迎.
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
我们一边吃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扔了一路.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能找到我们!
"大家笑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有人接了一句:"那就啃山药蛋吧!
"顿时,爆发哄堂大笑.
也有的人发言讨嫌,一位作家居然花了一个多小时讲述"文学艺术"的定义,直至有人说了声"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才使他赶紧结束那冗长、无味的"学院式"发言.
5月23日那天下午,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出席者最多.
那天先由朱德讲话.
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历史性的合影.
拍摄者为吴印咸.
与会者共100多人.
吃过晚饭后,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手持用毛笔字写成的提纲,发表演说.
那便是《讲话》的"结论"部分.
一开始,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
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
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
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
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讲话》经反复推敲才发表离开了杨家岭之后,我来到了不远处的王家坪.
那里有一座气派的延安革命纪念馆.
我在那里的木工间里,访问了研究人员米世同.
老米正在为纪念《讲话》50周年布置《延安文艺回顾展).
他既是展览方案的设计者,也亲自参与布置工作.
他一边张罗着,一边跟我聊着.
我也"泡"在该馆的资料室里,查阅着当年的延安报刊……老米告诉我,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讲话时,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
速记员记录了毛泽东的讲话.
《讲话》是以速记稿为基础加以删节、修改而成的.
大的改动,有20多处.
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认真.
他不急于发表《讲话》,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斟酌、推敲.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下乡高潮.
于是,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讲话》的部分内容.
这是《讲话》首次公开披露于报刊,虽说不是全文.
直至这年10月19日,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全文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
这时,离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已有一年半之久了.
选择这一天发表《讲话》,《解放日报》编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
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1944年4月,《讲话》传到了国统区.
那是周恩来派出了何其芳和刘白羽随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
何其芳、刘白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出席者,他们来到重庆,向郭沫若作了详细的传达.
郭沫若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侧耳倾听.
接着,由郭沫若主持,在重庆向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传达了《讲话》.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见到了各种版本的《讲话》单行本.
《讲话》单行本的大量印行,使《讲话》广为人知,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凯丰其人其事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由凯丰组织并主持的.
为了贯彻《讲话》精神,凯丰也出了大力.
他在1943年3月10日,为动员文艺工作者下乡,作了动员报告,指出下乡要有决心有耐心,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他的报告,以《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为题,发表于1943年3月29日《解放日报》.
在《讲话》全文发表后不久,1944年11月7日,凯丰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号召全党认真学习《讲话》,贯彻《讲话》.
凯丰除了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外,当时延安宣传方面的会议也大都由他主持.
正因为这样,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著名的演讲《反对党八股》时,开头第一句话便说:"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
"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可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找到这句话.
不过,半个世纪后的今日,凯丰已鲜为人知.
得知他的长女在南昌,我去采访.
我给她挂了电话,她很高兴.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的丈夫张慈瑞派车来接我.
她叫何裕清,小名茶花,已白发苍苍,六十有七.
她向我讲述着父亲凯丰的身世.
其实,凯丰是个化名,竟以化名传世.
他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在江西萍乡县老关乡三角池村.
在三兄弟中,他排行第二.
凯丰本来家境不错,祖父何志存拥有四百亩水田.
到了凯丰这一代,由于长兄陷入赌场无以自拔,几乎倾家荡产.
凯丰靠着何家祠堂——何宾公祠的资助,才得以读完中学,并考入免除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
这时,凯丰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他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发表文章,署名"未名".
凯丰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那里他跟王明十分接近,跟博古等一起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
1930年凯丰回国,由博古介绍,加入中共.
他从事地下工作.
在广东任共青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越".
由于"开封"是地名,使用不便,遂以谐音"凯丰"作为化名.
凯丰跟博古关系密切,思想相近.
当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便"提携"凯丰,因此凯丰升迁颇快:193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任中共中央局书记;1934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凯丰一度坚决反对毛泽东.
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受到激烈的批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
会上,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只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会下,凯丰四处游说,反对毛泽东.
聂荣臻便记得,凯丰曾向他游说.
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陈云写于1935年二三月间)上便有一句"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毛张王"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会后,凯丰鼓动博古不要交权,说:"中央的大权不能这样交出去!
"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凯丰公然站出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便改,承认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
如他后来所说:"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二个月光景).
"他对毛泽东,迅速地从"顶牛"转为拥护.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凯丰担任团中央局书记.
1937年春,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他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写出了三万言的长文声讨张国焘——《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
毛泽东善于团结犯了错误并承认、改正错误的同志.
他与凯丰愉快地共事.
正因为这样,从"飞机楼"发出的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帖,是由"毛泽东、凯丰"两人一起具名的.
凯丰在解放后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55年3月23日,他死于肝穿孔,终年49岁.
他的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
由于凯丰曾反对过毛泽东,去世又较早,他的名字渐渐被遗忘,以至后来有些文章中把他与王克全混为一谈.
也很巧,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中,有一个王克全.
他跟凯丰(何克全)同名异姓,职务又相同,被当成一个人.
其实王克全是上海人,后来叛变,自杀而亡.
另外,值得提一笔的是,刘少奇用过笔名"凯风",也用过"凯丰".
凯丰早年由父母作主,娶妻孙素真,生下长女何裕清.
后来他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时,与廖似光结婚.
入延安后,与王茜结婚.
除长女外,他还有一女两子,即何淑英、何明、何亮.
凯丰文笔不错,确实擅长"宣传".
至今仍在传唱之中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便是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周恩来一眼识故人我在1990年2月28日《团结报》上发表的《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一文,提及我曾在陈新桂先生离世之前与他作了一番长谈.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谈及一则关于周恩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最初是1985年在四川成都拜访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先生时,听他说起过,但是,有些细节他语焉不详,因为他是从陈新桂那儿听来的,"原版本"当属陈新桂.
这样,我在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一开始便请他回忆此事,将这段差一点被他"带走"的珍贵史料记了下来.
那是在1955年左右,民盟中央的宿舍在北京太平胡同原徐世昌公馆里.
一天深夜12时,陈新桂正在办公室里赶写一份急稿.
在万籁俱寂之中,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陈新桂抬头一看,原来是民盟上海副主委彭文应先生.
他出差来京,住在民盟中央宿舍.
"这么晚才回来"陈新桂跟他是老朋友,便问道,"有人请客.
"彭文应答了一句.
"谁请客"陈新桂追根究底.
这时,彭文应无法回避.
才说:"陈老总请我.
"陈新桂有些吃惊地追问他跟陈有什么交情,彭文应无奈,只得挤出一句:"周总理介绍的.
"陈新桂越听越惊讶,要彭文应坐下来,从头讲起.
在老朋友的"逼迫"之下,彭文应才说出原委.
那是在30年代初,彭文应正在上海.
有天去看望一位朋友,谈话间,有一西装革履的英俊男子进来,见有客人,退至屋外过道,与那位朋友低声"咬耳朵".
过一会儿,那位朋友进屋,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无奈之下,朋友只得对彭文应说:"老彭,我急需点钱,可是太太上街了,把钥匙带走了,我开不了放钱的抽斗.
"彭文应当即把身边带着的钱都掏出交给朋友,朋友把钱交给那位男子,那男子把钱往衣袋里一塞,朝彭文应点了一下头就匆匆离去了.
后来,彭文应向朋友问起那位男子是谁,朋友笑道:"说出来,会使你吓一跳!
"原来,他便是蒋介石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许多报纸上刊登启事,悬赏数万元要缉拿的周恩来.
据云,当时有一位中共地下同志被捕,周恩来正忙于营救,需用钱打通关节而手头拮据……20年过去.
建国以后,周恩来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召集一个座谈会.
彭文应也参加了.
周恩来曾十分注意他,彭文应感觉到了,但又以为是自己多心,因为他与周恩来只不过见了一面.
散会时,彭文应已走到门口,忽地听见背后喊"彭先生",回头一看正是周恩来在喊他.
彭文应大为惊讶.
周恩来紧握他的手,重提30年代初之事,说道:"彭先生,你帮过我们的忙!
"就在这时,陈毅走了过来,周恩来把彭文应介绍给陈毅,说道:"彭先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支援过我们,是患难之交.
你在上海多多照应彭先生.
"这样,陈毅认得了彭文应.
此后,陈毅在上海跟彭文应见过几次面.
后来陈毅调往北京当副总理,举行告别会,又见到彭文应.
陈毅对他说:"你到北京,一定要找我,一起聊聊.
"这一回,彭文应到北京开会,他试着给陈毅打电话.
陈毅一听,马上请他去家里吃饭.
那时陈毅住在北京正义路一幢旧的原外国大使馆房子,两层楼,住两家,其中一家便是陈毅.
吃晚饭时,陈家分两桌,小桌上是陈毅、张茜和彭文应,大桌上是陈毅的亲戚及孩子们.
菜很简单,四个碟子,有鱼、有肉丝之类.
陈毅说他家人口多,好在还有点稿费收入.
吃过晚饭,陈毅踉他聊天,请他谈上海的近况,一聊,就聊到深夜.
彭文应告辞,陈毅一定要用车送他回去.
彭文应与周恩来、陈毅的交往,以及30年代初那件事,平日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过,就连在子女面前也未曾说过,由于陈新桂那天步步追问,而当时彭文应又正值心情兴奋,才在老朋友面前说出了这段故事.
走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夏初的中南海,绿树蓊郁,碧草如茵,翠色可餐,令人赏心悦目.
1995年6月26日下午之时,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前去访问陈云夫人于若木.
红墙之外,车水马龙,一片喧嚣,而一入红墙,便感到分外安谧宜人.
虽说我曾多次去过中南海,但是去陈云住处,还是头一回.
陈云自1949年5月从东北来到北京之后,原本住在紧挨中南海的北长街71号(现为58号).
在那里住了30年.
直至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搬进中南海.
陈云同志是上海人.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自然地关注着他,希望为他写一本书.
但是,在陈云同志生前,除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
我曾先后赴陈云青浦老家以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文革"中的"下放"处所……另外,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及陈云的战友.
不过,我只是作写作的准备,并没有着手写作.
我曾打算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甚至采访陈云本人,但是,据陈云秘书告知,陈云同志健在的话,几乎不可能出版有关他的生平的书,更不可能为写这样的书接受采访.
这样,直到1995年4月10日陈云同志去世之后,我才从上海飞往北京,采访他的夫人于若木.
在中南海,我见到一幢长方形的平房,中间一条走廊,两侧是一个个房间,一律土黄色的房门.
那便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处.
工作人员领着我来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挂着一幅巨大的陈云遗像,遗像前放着鲜花.
在那里我见到了陈云夫人于若木.
她与陈云自1938年3月在延安结婚,共同度过了漫长的56个年头.
76岁的于若木,穿一件黑色夹白圆点的上衣,头发灰白,中等身材,待人谦恭而亲切.
她用一口普通话慢慢地谈着.
从她的谈吐中可以感受到,她颇具文化修养.
谈话时,习惯性地略微低着头,回忆往事时不时陷入沉思.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思路清晰,记忆力很好.
笔者注意到,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亲切地喊她"于阿姨".
她记得我在1978年曾访问过她.
那时,我在采写20万字的《高士其传》.
高士其忆及,在延安时,陈云曾称他为"红色科学家".
为了核对此事,我在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拜访了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她.
她说,可以回家问一下陈云.
翌日,她便告诉我,据陈云回忆,说他记不清楚是否说过那样的话……她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这一回,她又提起高士其.
她说,陈云其实是很关心高士其的.
在延安时,陈云去看望过病中的高士其,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为高士其买药.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关心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我把在香港出版的新著《陈云全传》一书,送给了于若木.
我说,我在前几年已经着手关于陈云生平的采访以及收集有关陈云的资料,只是没有动手写.
因为我听陈云秘书说,陈云不同意发表关于他的生平的文章,更不用说出版他的传记.
谁把文稿送到他那里审阅,他就压下.
没有他的同意,出版他的传记是不行的.
加上我的写作任务又多,所以,我一直没有着手写作陈云传记.
直至陈云在今年4月10日去世之后,翌日,香港明报出版社打电话来,要我赶写陈云传记,我这才动手赶写……于若木笑道,陈云确实是这样的脾气,陈云秘书所说的话没错.
她举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为例.
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
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
曾经担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
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这位校长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
此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未曾报陈云同意.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听新闻广播——他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
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
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
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觉地不向陈云透露.
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却不知道要对陈老"保密".
她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到《陈云出川》,很精采!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秘书来,了解情况.
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给他看.
看罢,他以为不能放这样一部片子.
他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这部电视片……陈云很谦逊.
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陈云还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正因为这样,关于陈云的宣传文章,在他生前几乎极少见诸报刊.
于若木说,一篇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
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于若木又谈起,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陈云墨迹选.
可是,一直不敢冒然出版.
关于《陈云画册》,几年前我曾听陈云秘书说起,编好后送陈云审阅,被陈云锁进了抽斗.
这一回,于若木告诉我,这本画册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直至去年陈云病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同志再三劝陈云"点头",以便在陈云诞辰90周年时出版.
他们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
陈云还是一个劲儿地"拖".
后来,他勉强"点头".
可是,等画册出版时,他已经离世了.
于若木还说及,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
练塘镇政府要修聋他的旧居,他不同意.
后来,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旁修建了青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收集他用过的物品作为展品,他很坚决地说:"不能给!
"这一回,在采访中,她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
每当回答完一个问题,她总是问我:"你还有什么问题"由于我事先草拟了采访提纲,也就一个一个问题问,她逐一给予答复.
由于她过去几乎从不对外谈陈云,也几乎不谈她自己的身世,这样,她这次对我所谈的许多内容,成了"独家新闻".
我很感谢她的鼎力支持.
采访非常顺利.
我除了把她的珍贵回忆写入《陈云之路》一书中之外,还写了两万多字的专访.
我用电脑写完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
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
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
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
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
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
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
"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
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在7月17日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
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作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
"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她都很细心加以斟酌: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写及去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
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
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
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这三封信,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
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
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
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得以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
她回答了我一些新的问题.
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我很感谢于若木同志的热情帮助,使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采访.
1995年8月27日陈云四次遇险记在陈云一生漫长的90个春秋中,有四次遇险……陈云正是在出生入死的艰难之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着.
在故乡差一点落入敌手1927年5月,陈云突然从上海回到了青浦练塘老家.
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一时间,上海笼罩着恐怖气氛,中共党员大批遭到屠杀.
陈云在1926年至1927年参加了中共发起的、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陈云受上海总工会的派遣,和中共代表一起来到龙华,跟当时驻扎在那里的北伐东路军谈判,要求他们支持工人的起义.
谈判未获成功.
由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云被列上通缉名单.
陈云无法在上海立足.
陈云化名"陈明",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回到了家乡,他从工人运动转到农民运动.
人熟地熟,陈云在练塘镇鲁国荣家中召开了中共党员和农会骨干的会议.
他开始做农民运动的发动工作.
练塘镇不远处,有个小蒸镇.
小蒸地处黄浦江上游,紧靠沪杭铁路北端,是金山、青浦、松江三县的交界处.
陈云来到小蒸,和那里的中共党员吴志喜、陆铨生取得了联系.
这样,陈云在那里附近二十多个村子,都建立了农会,还发展了二十多个中共新党员.
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0月25日),按照当地习俗,四乡农民汇聚小蒸进香,举行庙会,人头济济.
陈云出现在小蒸镇东台基头,向数千农民发表演说,进行鼓动.
1928年1月初,"沪杭路(松江段)农民革命军"成立,陈云出任党代表.
正、副总指挥为吴志喜和陆龙飞.
这支农民革命军的军旗,上角为镰刀、斧头,中心为犁耙图案,含义为"犁尽天下不平地"之意.
小蒸地主汪倾文、地保胡祖文带领地主武装,要消灭陈云的农民革命军.
1月13日,陈云获知枫泾地主丁育甫、张金龙在土地堂一带收租米,把米装上了船,当即派农民革命军夺船,得到七八石大米,分给了贫苦农民.
此事惊动了枫泾大地主吴进澜和自卫团团总周怀青.
他们连连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以及松江县政府报告,并向驻在加兴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周凤歧求援.
于是,周凤歧派出一个加强营向陈云的农民革命军发动进攻.
1月19日,在跟敌军作战中,农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双双被捕.
1月26日,农民革命军17岁的总指挥吴志喜在被拔掉十个手指甲后,被枪杀于松江小校场.
也就在这一天,农民革命军副总指挥陆龙飞在枫泾文昌阁被枪杀.
正、副总指挥双双死于刑场,陈云处境非常危急.
他转入了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
1928年9月下旬,陈云在练塘镇东胡秉钺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有许多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
翌日,陈云行踪被敌人察觉,面临着被捕的危险.
干钧一发之际,他的老同学刘国桢把陈云藏进一艘小船,悄悄离开练塘,前往上海……从此,陈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直至1954年底,陈云在阔别26年之后,这才回到故乡探望.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上海不断吃紧.
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
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机关.
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网中.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人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生三人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这位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被捕之后,也与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
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他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
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
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内中的秘情.
*1991年7月3日、7月5日两次采访卓雄于北京.
笔者颇费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
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
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
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
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抬的前夫)把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
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
幸亏毛泽罩(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
王稼祥说:"笑话!
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
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
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
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
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
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
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
"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
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
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
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
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
聂荣臻也是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
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
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
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
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
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
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
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
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
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
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
"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爪和苦菜.
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
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
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卓雄记得,当陈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
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差一点丧命于日军炸弹之下1938年11月20日这一天,对于陈云来说是难忘的,对于延安人来说,也是难忘的.
这天是星期天.
清早,太阳尚未从延安的清凉山露脸,便从东北方向传来一阵轰鸣声.
谁都没有在意.
这时,天空中出现十多架来历不明的飞机.
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大作,延安人这才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日本军队飞机第一次袭击延安.
由于延安被空袭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所以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当时,毛泽东住在延安城里凤凰山脚下的窑洞.
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就在那一带.
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附近.
大抵日军细作事先摸清了延安城内的情形,所以首次空袭延安时,那炸弹便一古脑儿朝凤凰山一带倾泻.
炸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院子里爆炸,气浪震得槐树枝噼哩啪啦往下掉.
陈云招呼大家往防空洞里躲.
正在这时,一架日军飞机俯冲下来,掷下两颗炸弹.
陈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躲进附近的一孔土窑洞里.
陈云前脚跑进窑洞,那两颗炸弹便落在窑洞的洞顶上.
炸弹爆炸了、掀起铺天盖地的山土,一下子把整个窑洞都埋住了.
所幸,有人见到陈云躲进那窑洞,就大声呼喊:"陈云同志被埋进洞里了,大家快来救他!
"于是,已经躲进山腰防空洞里的人们跑了出来,赶紧用双手扒黄土.
七八个人扒了好一阵子,这才算扒出一个小洞口.
大家连忙朝里呼喊:"陈云同志,你在哪里陈云同志,你在哪里"终于从洞里传出陈云的声音:"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们不要着急.
"听见陈云的答复声,大家放心了,齐心协力总算扒开了窑洞,把陈云拉丁出来.
这时,陈云浑身是黄土,简直成了一个泥人.
陈云一边拍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窑洞真不错,也算得上是防空洞.
要不,我今天可要去见马克思去了!
"陈云的话,引得大家大笑.
陈云连声向大家致谢:"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说罢,陈云赶往其他轰炸现场,去处理空袭的死伤者.
笔者在1992年4月前往延安采访时,当地的朋友介绍了陈云当年的遇险经过.
另外,笔者还从当地所编的(延安精神)第四十九期上,查到徐少慧所写的《陈云遇险》一文.
关于日军这次空袭延安,笔者从当年延安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文中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记前后敌机共来卅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我问起,既然延安对日军空袭毫无准备,怎么会有防空洞呢当地朋友说,那些防空洞,原本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空袭而挖的.
日军首次空袭延安那天,还把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三孔窑洞全部炸塌.
由于毛泽东已被警卫引入防空洞,所以安全无事.
我在延安见到那三孔窑洞,门口挂着"毛泽东同志旧居"红色牌子,据告是后来重建的.
那天被炸的,还有延安的光华书局,尤以西北旅社前后最为严重.
在这次轰炸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侗被严重炸毁,只得连夜迁往延安北门外原中共中央党校的两排窑洞里.
笔者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起日军大轰炸那天傍晚一桩难忘的事:毛泽东和江青请她和王观澜一起赴宴.
宴会在凤凰山下的一孔窑洞里举行.
徐明清记得,她和王观澜走向凤凰山时,沿途有许多倒塌的房子,还有死人,她心里有点害怕,所以印象很深.
徐明清还记得,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客人们坐满了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
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
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夹菜……笔者得知,徐明清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乃陈云部下,便问陈云是否在座徐明清说,那天没有见到陈云.
不过,毛泽东那里只有一个厨师,每一次只能招待一桌客人,所以毛泽东是分批请客,陈云可能是另一回受请.
在飞往东北时遇险1945年9月17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
由于油箱里的油不够用,不得不在山海关机场临时降落,以便加足油,再飞往沈阳.
这架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事故.
由于苏联驾驶员的失误,飞机竟在跑道中段降落,一下子就冲出了跑道,栽进了跑道尽头的稻田.
顿时,机头埋进泥里,而整架飞机竖了起来,飞机的尾巴直翘蓝天,机身几乎垂直于地面.
陈云就坐在这架飞机里!
据同机的伍修权(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忆:飞机出事故时,"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列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伤.
"一顶红星帽——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那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
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光.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准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1米50,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帽子下方,露出两络灰白色的头发.
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
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
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留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
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老太太戴上了红星帽,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
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
"然后,她从容厅进卧室去了.
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
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
她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她是从北京来到上海.
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
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
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46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
如今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
她说,那是"娃娃亲"哪.
原来,任粥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
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琼英.
陈琼英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
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当17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琼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琼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
这样,陈琼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踪英赶去营救.
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
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3月,陈琼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
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琼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琼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于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陈琼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
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
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
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
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星岛日报》上……京华访王光美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
1991年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70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
时值盛暑,她理着短发.
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
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THELONGMARCH—THEUNTOLDSTORY》(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
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的,征求她的意见.
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她的英语很不错.
1945年,当她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获科学硕士学位,翌年便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翻译.
她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了少奇同志.
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20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
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
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
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
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
直到进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
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48公斤!
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
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
他陷入沉思时,皱起了眉头.
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
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夭大笑.
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
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
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
正因为这样,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
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
"刘少奇同志固然常吸烟,她跟他一起生活处于"被动吸烟"状态.
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
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
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在"文革"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
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历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们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
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
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她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
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重庆巧遇童小鹏原本就打算采访童小鹏.
在北京,打电话到他家,家人告知,他如今和夫人一起长住福建,忙于写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因为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40年.
也真巧,1992年10月中旬,我前往重庆采访,刚在一家招待所住下,当地的友人便告诉我,隔壁房间前几天住着童小鹏!
于是,我打听童老的去向,赶往另一处部队招待所,访问了他和夫人紫非.
虽说已经七十有八,童小鹏仍很硬朗,思维反应很快,言谈幽默风趣.
他只穿一件衬衫,外套一件米黄色茄克衫,夫人紫非倒是穿上了毛背心.
童小鹏出生于1914年,福建长汀人氏,比紫非年长7岁.
我问及他的本名是否叫童小鹏,他大笑起来,说他原名"童大鹏",只因小时候个子小,人们都喊他"小鹏".
久而久之,"童大鹏"变成了"童小鹏",他居然也就以"童小鹏"为名.
如今,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本来叫"童大鹏".
童小鹏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作为中共代表的搞译电工作的随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此后,他长期与周恩来共事.
1959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
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他跟周恩来"风雨四十年".
已经离休的他,亲自执笔写回忆录,把他记忆仓库中的周恩来化为文字,留给后人.
据云,现在己写至1938年的周恩来……我跟童老正谈着,他的夫人拿着照相机在一旁"咔嚓"拍照.
看来,摄影己成了他们夫妇的共同爱好.
童小鹏有着"红色摄影师"的美誉.
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爱好摄影的并不多,他是一个,张爱萍也是一个.
比起摄影记者来,童小鹏要方便得多,因为摄影记者只有得到允许,才能参加某些场合,拍摄照片,而童小鹏作为高级干部,能够拍到许多记者无法涉足的历史镜头.
童小鹏不仅举行了他的摄影作品展,而且由文物出版社印行了他的摄影作品集《历史的脚印》,他还主编了大型图片集《第二次国共合作).
我问起他是怎样爱上摄影的童老说,他的"老师"是李克农.
西安事变时,李克农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
李克农喜欢摆弄照相机,"感染"了他,教会他怎样拍照.
童小鹏迷上了摄影,到了"机不离手"的地步.
他抓住历史的瞬间,拍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他颇为"得意"他说起他的几幅佳作:一是1946年,他和周恩来同住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
一天,知道周恩来要出门,他事先在门口摆弄好照相机.
周恩来出门时,他"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那幅照片拍得很自然,周恩来也很喜欢.
如今,很多关于周恩来的书上,差不多都印着这帧照片.
二是开国大典之际,童小鹏从香港弄到了一点彩色胶卷.
那时,彩色胶卷是非常稀奇的.
就这样,他居然拍摄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照片,成为很珍贵的史料.
三是1959年夏日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好多位中共中央委员都站了起来.
"机不离手"的他,意识到这一场面非同凡常,当即拿出照相机拍摄.
在这样严峻的场合,他不便用闪光灯,就开大了光圈,悄然拍摄,没有惊动会场.
这些照片,如今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镜头.
他身处历史漩涡的中心,用照相机拍下了"历史的脚印".
因此,他的摄影作品集弥足珍贵.
童老回忆说,他最初拍照时,胶卷是自己冲洗的,照片也是自己放大的.
因为这样可以省钱,而且有些照片又不宜于拿到外面印放.
他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尽管南征北战,他一直非常细心保管底片.
"酒越陈越香".
如今,这些几十年前的照片,凝聚着时代风云,已是千金难得的了.
童小鹏对于山城重庆,有着特殊的感情.
据他的秘书小戴告诉我,童老把重庆视为第二故乡,近年来到重庆去了十多趟.
这是因为童老当年在雾都重庆,曾度过难忘的岁月.
他说起了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情景.
他记得,毛泽东来重庆后,乘坐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轿车,连司机也是他们的.
很多人替毛泽东主席担心,因为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毛泽东却很坦然,他料定蒋介石不敢对他下毒手.
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了形势,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国内和平,蒋介石也做出跟共产党和平谈判的姿态,不敢冒天下的大不韪暗害他——正因为这样,他从延安飞到重庆,也就不在乎坐上蒋介石派来的汽车.
张治中在重庆市中心有座公馆,叫桂园,他安排毛泽东主席在那里休息.
不过,毛泽东只是中午在那里休息,晚间仍回红岩村.
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
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时创办了"大有农场".
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思想进步,对中共有好感.
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建了一幢三层楼房——红岩嘴13号,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
于是,红岩村成了重庆的"红区".
毛泽东住进了"红区".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
童小鹏最初在秘书处任秘书,后来任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领导机要、电台、文书3个科.
电台设在三楼,重庆谈判时的机密电报,便是经童小鹏之手,由三楼秘密电台发往延安.
毛泽东住在二楼右手第一间.
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
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休息.
童小鹏和紫非是在红岩村结婚的,那时已经有了孩子.
他们把孩子放在底楼,尽量减少干扰.
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足,这样走路无声.
那时正值重庆酷暑,三楼阁楼式小屋气温高达40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们日夜坚持工作.
童小鹏谈起了周恩来.
周恩来的睿智、镇定、机敏、周密,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童小鹏说及了"李少石事件".
那是在1945年10月8日,那天《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已经定稿,双方商定在10月10日签字.
毛泽东将在签字后的翌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为了庆贺会谈成功,也为了给毛泽东饯行,8日晚,张治中举行隆重的宴会.
数百人出席了宴会.
宴会毕,文艺演出开始.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在看戏.
突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人找周恩来.
周恩来见来者神情紧张,知有要事,当即离席.
周恩来从来人的报告中得知,出了大事:李少石的汽车在红岩村附近,受到国民党士兵枪击,李少石中弹,现在生命垂危!
李少石,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的女婿.
他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与廖仲恺之女廖梦醒结婚.
眼下担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周恩来的助手.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狙击,中弹身亡.
如今,会不会是20年前惨剧的重演会不会是蒋介石破坏重庆谈判的一个阴谋特别是此事发生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字前夕,发生在毛泽东离渝前夕……周恩来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显得异常镇定.
他没有惊动正在看戏的毛泽东和张治中,马上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找来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问他是否知道李少石事件,张镇摇头,周恩来告知了大致的情况,严词要求张镇立即办两件事:第一,详细调查李少石中弹的原因,弄清真相;第二,晚会结束后,张镇务必用自己的汽车并亲自送毛泽东主席回红岩村,绝对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
张镇答应照办.
周恩来又与张镇一起,于晚8时50分赶赴重庆市民医院,探望李少石.
李少石已于一个小时前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周恩来闻讯泪如雨下!
李少石的死讯,于翌日见报,震惊了山城重庆.
很多人以为是国民党特务下的毒手.
有人说,李少石也是两道浓眉,国民党特务一定把他当成周恩来,开枪暗杀!
周恩来很冷静.
他除了责令张镇进行调查之外,也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事件经过.
很快地,他弄清了真相:8日下午5时,李少石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汽车,送柳亚子先生由曾家岩周公馆回沙坪坝住宅,然后返回红岩村.
因有紧要公务在身,司机熊国华行车甚快.
经过红岩嘴下土湾时,正遇国民党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台率30余人在那里休息.
内中一等兵吴应堂正在路边解手,被汽车撞倒.
司机熊国华没有停车,该连下士班长田开福情急,朝汽车开了一枪,那枪弹自车后工具箱射入,正中李少石,由左侧肩胛部射入肺部……周恩来经过调查,排除了国民党特务暗害李少石的可能性.
他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起草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在10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钱之光处长谈话》名义发表,说明了事件真相,平息了这起突然爆发的风波.
钱之光的谈话还表示,那位正在市民医院医治的国民党士兵吴应堂的医药费,"我们愿负担".
当天的《新华日报》一售而空.
重庆市民纷纷称赞中共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周恩来曾说:"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
"周恩来也曾跟童小鹏谈起张镇,他说:"我要张镇办的几件事,他都一一去办了.
应当说,在处理李少石事件时,张镇还是做了好事的.
"那几天,周恩来非常忙碌,他正在为毛泽东如何安全返回延安而操心.
毛泽东从延安去重庆,是由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陪同,乘坐赫尔利专机,当然安全.
但是,赫尔利己于1945年9月返美.
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怎样才能绝对安全呢正巧,张治中在跟周恩来谈话时,说及在重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委员长将派他前往兰州,处理新疆问题.
周恩来非常机警,当即抓住这一机会,说道:"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后转道前往兰州"张治中当即答应:"我向蒋委员长请示.
"蒋介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于是,在10月11日那天,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登上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由重庆飞往延安……童小鹏以敬佩的心情,说起周恩来的这些往事.
他的《风雨四十年》一旦问世,必定会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童小鹏的记忆力不错,阅历又那么丰富,而且他又善于捕捉那些感人的细节……"珠珊"的来历记得,大约四年前,香港一位朋友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
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
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丈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不久前,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
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虽说她头发已经花白,但穿了一件玫瑰红连衫裙,步履轻捷,仍显得年轻.
她带着湖南口音,非常健谈,从上午9时一口气谈到下午1时多,毫无倦色.
一边聊着,一边嗑几颗瓜子.
她跟毛泽东主席是世交.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
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
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
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
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
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
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件事发生在N38年六七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
他带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30万美元,又带着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取道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回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后,途中突遭土匪拦劫.
王稼祥镇定地打开装满书籍的箱子,土匪毫无兴趣.
他又打开自己随身的皮箱,取出衣物及一些国民党政府纸币,又摘下了手表,送给土匪.
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
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也就放行了.
王稼祥长长舒了一口气,那30万美金现钞从土匪眼皮底下滑过去了.
此后,一路上不敢逗留,夜以继日行车.
车返延安时,王稼祥那辆卡车的司机打瞌睡,车子翻进沟里,玉稼祥的眼镜摔坏了,人倒居然无恙……他抵达延安,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企图夺毛泽东的权,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
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因为在此之前,王明长期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回国后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牌子吓人.
第二件事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
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70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博古从错误中走出来24岁成为中共总负责"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
"1931年10月18日,当一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时,船上一位五短身材27岁的男子,哼出这么两句诗.
此人便是陈绍禹,安徽六安县人氏,后来以化名"王明"著称于世.
此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的诗中"国际",指共产国际;"四人行",是指他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
王明此行前往苏联.
11月7日,他抵达莫斯科,不久便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虽说王明名义上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他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他去苏联之前,由他提名,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但、李竹声、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负责.
就这样,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跃升"是罕见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瘦长的个子,戴一副那时流行的黑框圆形近视眼镜,粗硬的头发集中在头顶往上长,像板刷似的.
他喜欢大笑,大声讲话,配以大幅度的动作.
他的口才比王明好得多,王明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楚.
百家姓无"博".
博古是个化名,却以此名传世.
通常,人们以为他从《孔子家语·观周》中"吾闻老聘博古知今"一句中取此名.
其实,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中国学生都得取一个俄文名字.
他取名EOryHOB,音译为"博古诺夫".
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
博古即"EOT",俄文的原意为"上帝"!
同样,张闻天常用的化名叫"洛甫"也源于他的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
博古本名秦邦宪,字则民,乳名长林.
1907年6月24日,他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青英里(今中市桥巷23号).
父亲秦肇煌,在清朝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
后来,曾在上海当过律师.
他在38岁时得长子邦宪,后来又得次子邦礼,女儿邦范.
1916年他病逝,那时秦邦宪,亦即博古,不过9岁.
最初,他在无锡"秦氏公学"就学.
14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
他显得早熟,加入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负责人.
1925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这年5月,正患肺部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在政治活动中已相当活跃.
这年7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
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也就在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
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
1922年10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
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茅盾)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
博古入校不久,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翌年——1926年10月,19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奉联军总司令部逮捕.
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
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曾是王明的"铁哥儿们"当人们笑称博古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时,王明往往会正色道:"你们别瞧不起年轻人,要知道,米夫同志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时,跟博古一样的年龄——也是二十四岁!
"1926年底,当博古来到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担任副校长已经一年,王明则是比他高一班的同学——一年前,王明由中共湖北省委选送进入该校.
张闻天、王稼祥,也在那里,他们与王明同时入学.
历史的机遇,把米夫、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拧在一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致力于培养中共干部,米夫也就成了中国问题专家,由此在1928年3月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主管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顶头上司"——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王明呢此人聪颖,既用功,又精于心计.
他成了米夫的高足和心腹.
博古、张闻天则成为王明的密友.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总策划者便是米夫.
作为米夫的翻译,24岁的王明第一次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领导.
米夫曾提议王明为中央委员,只是由于代表们认为这小伙子仅在苏联读过三年书,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否定了米夫的提议.
过了两年半——1931年1月7日,在上海静安寺北面僻静的武定路上,忽地有许多人陆续进入那里的修德坊6号.
当年,那儿是英租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那幢花园洋房里举行.
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主持,批判了瞿秋白,扶植王明上了台: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名义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领导实权落到了王明手中.
王明上了台,也就"提携"博古.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核心,曾形成一个包括28个中国学生的小宗派,自命"布尔什维克",人们也就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内中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李竹声、凯丰(何克全)、何子述,以及王明之妻孟庆树等.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逐批回国,也就成了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的基础.
博古在苏联学习了4年,于1930年5月回国.
那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
王明找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商议反对李立三.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掌握在李立三手中.
几天之后,由总书记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四人谈话,宣布给他们以纪律处分: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党内严重警告.
博古这回跟王明同受处分,使他跟王明贴得更紧了.
5个月后——1930年12月10日,米夫从莫斯科到达上海,王明立即得势.
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作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陈韶玉是王明当时在党内用的名字.
博古在被撤销处分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过了半个多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了台.
曾与他"同患难"的博古,受到王明重用,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就在王明上台不久,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当即叛变,居然带人去搜捕周恩来、翟秋白,扑了空.
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向忠发.
尽管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6月24日他还是被押上刑场处死.
向忠发之死,使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空缺.
早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的王明,此时此际,完全可以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可是,血腥之风吓破了他的胆.
他和妻子盂庆树,时而隐居在上海的尼姑庵里,时而躲在上海郊区的疗养院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王明决定远走高飞,到莫斯科去.
王明不当总书记,第一人选理所当然是周恩来.
因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三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此时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了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唯一常委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他说中央已决定他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不能担当总书记之职.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自告奋勇,表示自己愿当总书记,却被王明"婉拒".
王明希望由一个绝对忠诚于他的人,留在国内,牢牢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名义上却又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宁可让此职空缺,因为一旦有了新的总书记,意味着在党内的地位高于他.
他选中了博古.
后来,在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及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经过:王明出国前,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四人,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
"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王明还安排张闻天作为博古的副手.
为照顾卢福坦的情绪,王明定下博古、张闻天、卢福但三人为政治局常委.
当时,不仅博古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连张闻天也不是.
博古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从1931年9月下旬当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一当便当了将近四个年头!
从秘密通道进入中央苏区王眼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
博古有个外号叫"黑面木偶",这是由于他动作幅度大、显得有点僵硬得称的.
此时,他也确实有点"木偶"的味道,受着王明在莫斯科遥控,因为王明临别再三叮嘱过他"不得听信于他人".
在早期中共党史上,有过"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反右倾之后相继出现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博古所执行的,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越来越感吃紧,难以立足,遂决定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1932年冬,张闻天先走一步.
接着,博古和陈云离开了上海.
博古走的是"奉星社"的秘密通道.
所谓"奉星社"是当时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秘密组织,在地下交通线沿途设立"奉星社"接应站.
这条秘密通道是从1928年起逐步建立起来的,沟通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
当年在秘密通道往返接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现今仍健在.
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他.
据他回忆,博古、陈云是他去接的.
他们从上海坐船来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改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
再转入闽西,经永定、上杭、汀州,进入江西红都瑞金.
在博古、陈云之前,项英、周恩来、张闻天都是经这条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
卓雄带着小分队去接博古、陈云时,差一点出了大事: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入夜,他安排博古、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
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
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啪啪鸣枪,一下子就把敌军吸引过去.
那天夜色如黛,大雪飘扬,另一批队员掩护着博古、陈云乘机疾行,摆脱了险境,终于在1932年1月19日平安到达瑞金.
博古前往中央苏区时,妻子刘群先正怀孕,不得不留在上海.
刘群先本名刘琴仙,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
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
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缫丝厂的工人.
她投身于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她改名"群先",便原于此.
1927年,她加入中共.
后来,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
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
异国遇同乡.
无锡乡音,一下子使两颗心的距离大为缩短.
他俩深深相爱.
1928年,博古和刘群先在莫斯科结婚.
不久,刘群先生下一男孩,取名秦钢.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曾用专门一节,以《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刘群先》描述她,"身材短小结实,样子很精干","说话的声调不高,悦耳动听.
往往闪动睫毛,睁大了眼睛,带着几分稚气望着你".
回国后,刘群先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
她再度怀孕,生下一女孩.
她把女孩送回老家无锡抚养.
女孩名叫秦摩亚.
如今是北京某学院副院长,笔者不久前访问过她.
在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半年,刘群先也离沪前往那里.
刘群先此行,担负着重任:陪同共产党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一起沿秘密通道进入中央苏区,一路上由她作翻译.
李德是德国人,会说俄语.
英语.
刘群先在苏联生活一时期,已会讲俄语.
李德那瘦高的个子,特别是大鼻子、蓝眼珠、金头发,在穷乡僻壤,太招人注意了.
他们从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中共特科派了胖胖的陈泮年护送.
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说是到广东考古,刘群先则装扮他的妻子.
这一回,又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去接应.
进入闽西时,李德穿起紫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
刘群先则换上黑长袍,用黑丝中遮脸.
他俩装扮成神甫和修女,说是到汀州天主堂传教.
如此这般,在卓雄护送下,总算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
把李德捧为"太上皇"瑞金城郊的沙洲坝,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经过用石灰水粉刷,成了中央苏区第一位外宾——李德的"公寓".
那是博古跑了好多地方才最后选中的房子:一是那座庙孤零零的,便于警卫,保证李德的安全;二是那房子跟夏肖(中共中央所在地)、元太屋(政府所在地)、白屋子(中央军委所在地)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便于跟党、政、军机关联系.
那座庙,人称"独立房子",李德也就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
一时间,"独立房子"成了中央苏区中枢神经的所在.
庙里挂着军事地图,一道道作战命令从这里发出,指挥着红军作战.
博古把毛泽东搁在了一边!
毛泽东是中央苏区的创建者,是红军的创建者.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
不久,朱德带着南昌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
这星星之火,在赣南蔓延,逐渐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可是,在王明、博古看来,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去进攻中心城市,不去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虽然毛泽东领导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而第四次反"围剿"也在毛泽东游击战略影响下取得胜利,但毛泽东还是被剥夺了军权,只是担任政府首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后来,博古又让张闻天担任政府总理(即人民委员会主席),掌握政府实权,架空了毛泽东.
博古毕竟只在苏联念过四年书,一介书生,不懂军事.
他请来了李德,坐镇指挥.
本来,共产国际规定,李德只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博古却把他捧成红军的"太上皇"!
李德此人,在德国打过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号称"街垒战专家".
王明路线主张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于是共产国际派出李德来中国作为顾问.
然而,在江西那山沟沟里作战,哪里用得上"街垒战经验"让李德来指挥红军,等于让一个国际象棋棋手来下中国象棋!
风声紧.
蒋介石在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又卷土重来.
1934年初,尚是寒风呼啸的时候,江西那红土之下忽地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春笋".
蒋介石改变战略,采用步步为营,广建碉堡,稳扎稳打,重兵逼近中央苏区北部大门——广昌.
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指挥,号召"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双方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乞丐"跟"龙王"比宝,红军怎能跟蒋军硬拼呢从4月10日至28日,血与火在广昌翻腾.
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以红军伤亡5500多人而告终.
彭德怀拍着桌子,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
湘江惨败威风扫地广昌之败,使博古、李德心慌意乱.
蒋军"稳稳推进",向瑞金逼来.
他们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进行"西征"(后来叫长征).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成立了"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军悄然踏上西征之路.
西征的红军,像一支负重的象队,在山林中缓缓向前.
全军共86000多人.
另外,还雇了5000多名挑夫,把沉重的印刷机、兵工厂机械等等都搬上了征途.
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前堵后追,欲一举消灭红军.
广西东北部,高山林立.
大山丛中,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进入湖南.
这条大江,便是湘江.
博古、李德欲带领主力红军与位于湘西黔东的贺龙、萧克所率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洞悉博古、李德的战略意图,集结大军于湘江之侧,待红军半渡而击,大败红军,史称"湘江之战".
11月28日,酷烈的战斗打响.
红军血染湘江,碧绿的江水变成红色!
这一仗,主力红军死伤数万,兵力锐减,不足4万,成为红军作战史上罕见的大败仗!
一江鲜血,激起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满腔愤怒.
"崽卖爷田心不疼"的李德对惨败无动于衷,而博古对此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博古拔出自己的勃朗宁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着想自杀,被聂荣臻见到,劝阻了.
大败仗促使了大彻大悟.
红军怀念毛泽东,都说在毛泽东领导下,从未打过这样的大败仗,要求让毛泽东来指挥全军.
毛泽东此时,也尖锐地指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就连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形成毛、张、王"三人核心"与博古、李德相抗衡.
"最高三人团"也分化了,周恩来支持毛泽东.
博古作为党内总负责的地位,猛烈地动摇了.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外一个村庄里,一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他家的厢房却被中央军委借来作为举行扩大会议的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打破了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两年多以来的沉默,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
毛泽东坚决反对与贺、萧部队会合的原战略意图,因为蒋介石早已知道这一意图,已经布好"口袋",坐等红军钻进去.
博古、李德坚持原计划.
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决定采用毛泽东的建议——向贵州进军,向遵义进军,打到敌军势力单薄的黔北去!
这是毛泽东头一回战胜博古和李德.
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摆脱了困难,进入贵州势如破竹.
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的"双枪兵"(另一枝是鸦片烟枪),岂是红军的对手12月14日,红军轻而易举攻下黔东繁华的黎平县城.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天主教堂附近一幢白墙青瓦的房子里开会,通过正式决议,同意毛泽东的西进贵州的战略方针.
从此,李德"靠边站"了,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原先被李德排斥的刘伯承,重新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
红军春风得意,1934年岁末便长驱疾进至乌江江边.
元旦那天,一举冲破天险乌江.
在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在1月6日夜诈开遵义城门,不费吹灰之力,便在1月7日凌晨占领了这座黔北第一大城!
胜利的消息传来,军心大振,上上下下拥戴毛泽东,博古的领袖地位完全动摇了.
毛泽东在遵义尖锐批判博古披着从苏联带回的斜纹呢大衣,双脚打着绑腿,博古骑着马,在警卫员吴振英等的护卫下,进入遵义.
他被安排住在遵义老城一座地主的四合院.
李德住在跟他相邻的一座四合院.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被安排住在遵义新城古寺巷一幢豪华的两层花园洋房,那里原本是国民党旅长易少荃的私宅.
在长征途中,每到一地,向来总是把最好的房子分给博古住.
这一回进遵义全然不同,毛泽东的住房比博古好多了——虽说是小事一桩,却十分形象地反映出博古地位的衰落.
在行军中,女干部们集中在休养连里.
进入遵义,刘群先跟博古住在一起.
她在瑞金曾第三次怀孕.
长征前一个月,国民党飞机掷下炸弹,弹片击中她的头部,她流产了.
长征途中,她担任休养连妇女队队长.
十分有趣的是,贵州档案馆收存的贵州旧档案中,有一份王家烈部将蒋在珍1935年1月11日呈报"遵湄军情"的电报,内中有一句"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此处的"毛泽东当主席",自然不是指毛泽东当政府主席,因为毛泽东早在1931年便担任此职;此处是"毛泽东为领袖"之意.
蒋在珍所获得的情报,相当准确.
他发出这一电报时,遵义会议还没有召开呢!
晚霞染红遵义老城中心,子尹路上一幢两层花园洋房,大门上方黑底金字"柏天顺"显得耀眼.
那是王家烈嫡系柏辉章师长的私邸.
柏家开酱园,沿街三间是铺面,所以遵义人笑称柏辉章乃"酱"门之子!
红军进城后,柏家闻风逃往贵阳,那里成了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1月15日晚,柏公馆二楼的客厅里,那盏煤油吊灯早早就点亮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了三天,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总结.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博古强调了客观原因,认为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周恩来与博古不同,他对"三人团"的领导失误承担了责任,尽管主要责任在博古和李德.
在"主报告"、"副报告"之后,张闻天奋起作"反报告",对博古痛加批驳,严厉批评了李德.
张闻天发言时,手中拿着事先拟好的提纲,那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多次讨论起草的.
张闻天发言之后,毛泽东一改过去"后发制人"的习惯,作了长篇讲话,激烈、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
接着,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
这便是遵义会议的大致轮廓.
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为史家所注目.
然而,遵义会议留下的原始文献不多.
据周恩来回忆,遵义会议是有记录的,是邓小平记的.
周恩来说,邓小平"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只是会议记录后来不知去向,无从寻觅.
笔者在访问博古家属时,得知博古也曾作了记录!
博古有个习惯,开会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别人的发言要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成了受批判的对象,他认真地记下别人的发言是合乎情理的.
这个笔记本曾保存在博古亲属手中——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遗憾的是,博古的这位亲属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为了免得惹事生非,把博古的笔记本付之一炬!
所幸,当时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一份手稿,被辗转保存在苏联.
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苏联运回一批中共档案,内中有这份手稿.
1982年,这份手稿经陈云亲自辨认,确定是他所写的.
陈云手稿全文4000余字,写于1935年二三月间,手稿第一次透露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定,其中两项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
原先只知"三人团"中博古、周恩来是常委,陈云手稿中提及遵义会议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到各军团传达,可见张闻天、陈云也是常委.
这样,就把过去一直未能弄清的遵义会议所作组织调整查明了:除了原先的博、周、张、陈四常委外,增加毛泽东为常委.
陈云手稿还写及:"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A同志",亦即李德.
博古不得不向张闻天交权遵义会议使博古的"总负责"的地位摇摇欲坠、但是他仍是"总负责".
博古下台毕竟已是大势所趋.
周恩来后来这么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
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
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
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人总是要帮嘛.
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张闻天接替博古,是在红军长征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时间是1935年2月5日.
经考证,这个小村子,也就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在那里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
博古当即向张闻天移交工作.
所谓"交权",不过是把几副装着中共中央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
从此,张闻天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担任这一职务达八年之久,直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当然,在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那些年月,中共的实际领袖是毛泽东.
博古在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之职以后,仍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之职.
在1935年2月至7月,还曾担任红军代总政治部主任,7月后任主任.
凯丰虽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毛泽东,但他很快就转弯,转为支持毛泽东.
博古呢虽说他"顶牛"的时间比凯丰长一些,但也很快地想通了,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转了弯.
正因为这样,他后来说:"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觊觎党中央大权,曾企图拉拢"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的博古.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时,博古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批判张国焘.
正因为这样,10月5日,当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时,曾发表"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这清楚表明,博古站在毛泽东一边.
博古本来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直是毛泽东的反对者,经过遵义会议之后,能够知错改错,拥戴毛泽东,这是不容易的.
因此,遵义会议不仅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博古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
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对博古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促成了博古的转变.
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如陈云手稿所载:"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也就是说,点名批判的范围严格限于"团以上干部",坚决摒弃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左"的做法.
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1935年10月19日,博古随中央到达陕甘边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长征最初是由于广昌战役败北而被迫西征引起的,博古曾内疚地说:当时,在他的领导下,"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
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幸亏"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延安之后,博古仍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
只要查看一下当时的电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末尾常署"洛、恩、博、泽",亦即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四人均为常委.
另一位政治局常委陈云当时在苏联.
代表中央军委的电报,除以上四人外,另加彭德怀.
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五天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出现在西安.
紧接着,博古和叶剑英到达西安,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
39岁的博古,作为周恩来的副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了大力.
斯诺前妻所著《延安采访录》一书中,用数千字篇幅记述了《博古谈西安事变》.
刘群先在延安仍从事工会领导工作,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秦刚.
1937年,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呼声日高.
7月17日,博古和周恩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在庐山谈判.
这年11月29日,博古当年的"密友"和"上司"王明,从莫斯科飞抵延安.
博古面临着新的考验: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分,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博古究竟是回到王明的怀抱,还是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毕竟是摔过跤,吃过"左"的苦头,这一回博古比六年前显得成熟,他跟王明保持着"距离".
王明回国不久,迁往武汉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要与中共谈判.
1937年12月18日,受中共中央派遣,王明、周恩来、博古来到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与蒋介石举行谈判.
这个中央代表团,亦即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博古为组织部长.
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竟然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武汉召开!
就在这时,王稼祥从莫斯科抵达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毛泽东.
1938年6月,中共七人新选为国民参议员,即毛泽东、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吴玉章.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批判了王明,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新设中共中央南方局.
受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来到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组织部长并负责社会部和国际问题研究室.
"博古善于鼓动.
"毛泽东曾这么说.
确实,博古用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以宏亮的声调发表演说,会使听众热血沸腾.
他的一支笔,能著能译,文思快捷,又通达马列理论.
正因为这样,当延安筹备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时,毛泽东点将点到了博古.
1940年10月,博古从重庆返回延安,和杨松(即吴绍镒)一起筹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
博古又担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据温济泽告诉笔者,当时《解放日报》社论很多出自博古笔下.
博古把整个身心扑在报纸上.
有一回,温济泽跟他说起自己做了一个梦,博古大笑道:"你还能做梦,不错.
我一倒下去就睡着,连做梦的功夫都没有!
"刘群先因病去苏联治疗,1939年后无音讯,不知所终.
这时,博古和张越霞结婚.
由于报社没有房子可住,他只是住在杨家岭,每日清早走好几里路上班,风雨无阻.
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1942年10月,博古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讨论.
作为曾是党内四年总负责、执行过"左"倾路线的博古,深刻反思,严于解剖自己.
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博古作了长篇发言,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他用二十个字形容自己在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造成的严重后果:"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此处的"右倾",指他当时动不动给人扣上"右倾"大帽子.
博古真诚而又沉痛地说自己"没有兢兢业业之心,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严重的责任感.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
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
""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
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代表们的赞许.
他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开幕.
中共代表七人出席会议.
这七人是周恩来、王若飞、博古、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实际上就是把原中共七位参议员中的毛泽东、王明、林伯渠换成周恩来、王若飞、陆定一,其余四人如旧.
2月14日,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
23日,博古和周恩来等七人一起致函蒋介石,抗议暴徒日前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
4月8日,王若飞和博古由重庆飞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他们乘坐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由美军兰奇上尉等四人驾驶.
同机赴延安的还有刚获释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子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邓发,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及其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
飞机起飞后,半途中阴云密布,大雨滂沱.
中午,飞机途经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处,竟一头撞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黑茶山上!
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此时此际,博古年仅39岁!
4月18日下午1时,当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遗体由两架专机运抵延安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万余人在机场迎灵.
翌日上午,延安举行隆重的公祭.
博古等遇难于4月8日,从此被称为"四八"烈士.
重庆亦举行万人大会,追悼"四八"烈士.
郭沫若作挽歌《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在追悼会上万众传唱:"滚热的眼泪无法阻挡/于人万人的眼泪流成了长江/这天大的损失啊,怎样补偿!
/……你火中的风凰/领导着争取到全人类的解放/我们要把法西斯魔鬼灭亡/让人民安乐在红光明亮的土地上.
"他的亲属的命运博古猝然离去,留下七个孩子.
他是个喜欢孩子的人,这么个大高个,居然在家里俯下身子跟三岁孩子"打架",直至"打败"了孩子,才鸣金收兵,大笑不已,孩子说他是"母鸭子"——那笑声像鸭叫一样响亮!
可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他的好几个孩子都未曾享受团聚的欢乐,长女秦摩亚甚至未见过父亲的面——她在上海出生后被送往无锡老家,无缘见到父亲.
博古也很孝敬母亲,思念母亲,可是自1932年以后,无缘再见老母一面.
他死后,子女散落各地,有的在老家被拐卖到重庆,有的在苏联孤儿园,有的在香港,直至1950年党中央派人寻找,才团聚在他的遗孀张越霞身边.
长子秦钢在1957年死于肺病.
如今,老三秦刚是海口市某公司总经理;老四秦新华学医,是李铁映夫人;老五秦铁是天津的远洋船长;小女儿秦季玛则在北京工作.
她和李海渊相爱.
"文革"中,李海渊之父李诗受迫害而死,李海渊被逐往佳木斯,秦季玛随他去那里,当了八年工人.
博古遗孀张越霞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下放,不幸中风,1979年病逝.
博古的一生,是大起大落、错综复杂的一生.
虽然他早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但他知错改错,坦率、诚恳,最后以身殉职,又为我们树立了勇于改正错误的榜样.
1992年2月11日于上海罗亦农烈士之死1928年4月16日,上海各家报纸刊出令人怵目惊心的消息:"首要已擒,共祸可熄!
"报道说,共产党的"首要"罗亦农,已于昨日被捕.
6天之后——4月22日,上海报纸又醒目报道,罗亦农于21日在龙华刑场枪决,年仅26岁.
……罗亦农,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确实是"首要".
他的被捕、处决,使中共中央为之震惊.
一个月后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悼罗亦农同志》一文,指出:"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战士.
"半个多世纪之后,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罗亦农遗孤罗西北.
如今,罗西北也年已花甲.
他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
他说父亲罗亦农本名罗善扬,又名罗觉,后来参加革命,改名罗亦农——发动农民群众之意.
至于他的名字,原叫罗西伯,是父亲给他取的,"西伯"是周朝的圣君文王姬昌.
后来,他要前往延安,为了避免麻烦,改名罗西北,竟一直沿用至今.
罗西北说,父亲罗亦农擅长宣传鼓动,有着如簧之舌,雅号叫"大口".
"工友们,农友们",每逢集会,罗亦农便登台演讲,激情如沸,使听众深受感染.
罗亦农是湖南湘潭人,跟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相距不远.
他在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是介绍人之一.
罗亦农自1920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五年后回国,出任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不久,他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罗西北说,父亲罗亦农当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呢——红色政权的首任上海市市长.
罗亦农在上海的名声很大,成了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重要目标.
他们悬赏光洋五万,捉拿"匪首罗亦农".
这巨额重赏,买去了一男一女的灵魂.
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
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
朱德一生,有过五次婚姻:1912年,26岁的朱德和18岁的萧菊芳结婚.
她是师范学校的学生.
1916年,萧菊芳生下一子,取名朱保柱.
不久,她死于类似于赤痢的热病.
1919年,朱德和陈玉贞结婚.
她是朱德朋友的妹妹,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
1922年,朱德赴德国留学时,和何芝华生活在一起.
何芝华漂亮,善交际,能讲德语.
1926年,生下女儿朱敏.
但是何芝华不久跟朱德分手,爱上了从法国来的贺家兴.
这样,她和朱德短暂的婚姻也就结束了.
此后,朱德直至上了井冈山,才和伍若兰结婚.
伍若兰在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了,砍了头,高悬于城头示众.
1929年底,朱德和康克清结婚,共同度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何芝华跟贺家兴同居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住在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望志里.
他们的住处,也就成了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不过,贺家兴、何芝华不愿在上海做这种非常危险的工作,期望着前往法国,却又苦于囊中羞涩.
1928年4月,他们听说罗亦农要来他们家中与山东来人秘密会面,不由得一阵狂喜——因为出卖了罗亦农,可以得到巨额赏金,也就出国有望了.
4月15日上午,当罗亦农来到贺家不久,英国巡捕就包围了贺家.
罗亦农落入英国巡捕之手.
罗亦农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便随英国巡捕走了,以使等一会儿要到达此地的山东同志免遭毒手.
3天后,罗亦农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中共中央得知,曾由周恩来组织特科设法营救.
罗亦农在狱中坚不吐实,特科原以为要押解南京,在火车站附近准备劫车.
不料蒋介石于4月20日下达了"就地处决"的命令.
次日,他就倒卧在龙华刑场的血泊里,特科晚了一步,已无法营救他了.
特科迅速查明,出卖罗亦农的是贺家兴、何芝华,并得知他们躲进了一家旅馆.
入夜,旅馆门外忽地鞭炮声大作.
就在这鞭炮声的掩护之下,特科人员的枪口对准了贺家兴、何芝华.
一阵枪响,贺家兴被击毙于床上,何芝华急忙躲入床下,被打成重伤,瞎了一只眼,从此得了精神病.
这一消息又一次轰动了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郑超麟先生,曾这样记述:"黄昏时候,邓希贤(引者注:即邓小平)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
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
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
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将报纸送给他.
"罗西北在1938年来到延安.
后来被送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技术工作.
在"文革"中,他被康生点名,诬为"苏联特务",关了5年零8个月.
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托朱德之女朱敏转去,朱敏想方设法把信转到了周恩来手中.
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使罗西北的冤案得以解决,罗西北曾笑着对朱敏说:"你母亲出卖了我父亲,如今你却救了我!
"访田家英夫人董边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
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
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
新娘24岁,叫董边;新郎20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
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
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
"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
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
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
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田家英没吭声.
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
"说罢,照旧看书.
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
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婚礼虽然那样的简朴,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诚,是真正的爱情.
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条"夫妻公约":第一,一切为了进步;第二,两个人的事,由女方作主;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在战争岁月中夫妻分在两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下来.
他和她从此都烙守这"约法三章",可谓"一诺千金".
虽说双方谁也没有签字画押,也没有"信誓旦旦",他们的爱情全然是由于"真诚"两字变得坚如磐石.
爱情之中倘若掺了假,如同醇酒之中掺了水.
真诚胜过一切.
此后,他俩确确实实"一切为了进步",并肩携手于共产主义大旗之下.
那第二条"两个人的事,由女方作主",婚后不久就实行了.
这"两个人的事",指纯属他与她的事.
1944年,董边怀孕,"由女方作主",决定不要孩子.
因为那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女同志生孩子,组织上就让她不工作,在家带孩子.
董边不愿放弃工作,宁愿不要孩子.
虽说田家英很想要个孩子,可是已有"约法三章"在先,只得"由女方作主".
那时候不大时兴人工流产,只好等生下孩子送人.
这年6月,董边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只看了一眼孩子,就送给了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这个媳妇一连生了4个孩子都未成活,刚生第五胎,一生下又死了.
董边把一个胖小子送给吴桂花,吴桂花心中乐开了花.
生怕董边日后反悔,村长似乎疑虑重重.
董边当即立下"永远不要"的字据,村长一家欢天喜地抱走了孩子.
很快的,"约法三章"的第三条,也发挥效用了.
那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党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各地去,开辟新的红色区域.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决定报名上前线.
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第二天,蔡畅便复信董边,同意她的要求.
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离开延安,融入了浩洁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谁都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三个漫长的年头!
董边来到冀东工作,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担任区党委书记.
田家英呢,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冀东根据地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只有派人前往延安开会时才能捎上一封信.
"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
"三年之中,两人只通过两三回信,可谓"家书抵万金".
一天,田家英正在给理发员们上课,忽地听得窗外喊了一声:"田老师,信!
"田家英接过信封一看,是董边的笔迹,顿时泪水模糊了眼眶.
他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喜怒哀乐极为强烈的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今天不上课了!
我没办法上课了!
"田家英对学生们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
好,下课!
"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笑谈.
董边在对笔者回忆此事时,也笑得前合后抑.
其实,这桩小事折射着田家英对妻子深沉的爱,也反映了他鲜明的直进直出的性格.
1948年5月,田家英随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这年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去西柏坡,路过冀东.
组织上考虑董边和丈夫别离已三载,让她搭乘那辆大卡车去西柏坡.
可是,到了西柏坡,董边才知道田家英奉命到东北去执行任务了.
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在中央妇委工作,住在东柏坡.
半个多月后,忽地两个20几岁的男青年一起走进董边所住的院子.
前边的一个见了董边,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娘"!
董边平生还是头一回被人称为"师娘",顿时很不好意思,羞得脸红.
这时,后边那男青年哈哈大笑起来——正是久别了的田家英.
田家英一解释,董边才明白:原来,他调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个叫"师娘"的便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虽然与田家英同龄,但是在苏联学习多年,对中文及中国历史不很熟悉,毛泽东便叫田家英教他,成了他的老师.
这样,董边当然成了"师娘".
三年长别离,双方都恪守"约法三章",重逢使田家英和董边笑逐颜开……婚前,田家英烟瘾颇重.
由于董边患气喘,闻不得烟味,田家英婚后就戒烟了.
进京之初,田家英随毛泽东主席住在北平西郊香山双清别墅,董边则在城里工作.
每逢星期天,她赶往香山;总是帮田家英写信封——田家英替毛泽东主席处理人民来信,每星期几十封,忙不过来,董边"自动"帮忙.
人们笑称董边成了田家英的"秘书".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
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不久,董边生下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如此恩恩爱爱度过24年春秋.
"文革"浩劫乍起,不幸夺去了田家英年轻的生命,终年不过44岁!
董边迄今深深怀念着自己心爱的丈夫.
她整理他的遗稿,编印《田家英文集》.
她还在其他同志协助下,编出《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她的三个女儿都已成人,可惜的是次子夭亡.
年逾古稀的她与笔者长谈田家英,女儿、女婿、外孙女不时进出于客厅,家中和睦、欢乐……林默涵访问记1992年11月底,北京,隆冬气温已降至零下.
我去看望林默涵,年已八旬的他只穿一件毛线衣,客厅里的水汀很旺,暖洋洋的.
两鬓花白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谈吐、思路仍很清晰.
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有着丰富的阅历.
我的一系列提问,把他的思绪带到那往昔飘逝的岁月……他是一位文艺理论家.
事先,我从《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三册上查明"默涵"是他的笔名,便问起了他的本名.
他说原名林烈,福建武平人氏.
那是福建西南、与江西相邻的小县.
初中毕业后,他考入福州高中师范科.
他是个喜爱文学的活跃分子,跟同乡们在省城办了个名叫《新武平》的刊物,发表了一首诗——这是他平生头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署本名林烈.
这首散发着进步气息的诗一发表,作者林烈就受到学校当局的注意.
从此,他再也不敢用真名发表文章,知道在那样的社会中署真名会带来许多麻烦.
早年他用得较多的笔名是"雪邨",为的是有点诗意.
至于"默涵"的来历,说来有趣:那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他回到上海,经柳湜介绍,他去香港帮邹韬奋办《生活日报》.
在从上海到香港的船上,他想及去香港要写文章,最好取个新的笔名.
于是,他闭着眼睛翻字典,先是翻到个"默"字,又翻到个"涵"字,也就用"默涵"作笔名.
后来,觉得这"默涵"笔名不错,一直沿用下去,以至如今成了他的名字——"林默涵".
至于他的真名,只有填履历表时才提及.
他于1938年进入延安,常为《解放日报》写文章,署笔名"禾乃英".
为了解释这一笔名的来历,他招呼夫人进来.
夫人名唤孙秀英,把"秀"字拆成"禾乃",便成了"禾乃英".
夫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林默涵早在1929年,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才16岁.
他在福州、厦门从事地下工作.
从厦门来到上海,进入《中华日报》,当小职员,每月工资才20多元.
就连这么一点工资,报社也拖欠着,几个月发不出来.
那时,他每天早上吃几个生煎馒头当早点,中饭也胡乱对付,只有晚饭才是"正规"的——报社包了两桌夜宵,同仁们免费吃一顿.
20岁的时候,他在上海花钱"买"了一张文凭,居然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的新闻学院.
在那里,他参加了读书会,研究哲学.
读书会的成员之中,有后来成为左翼作家的任白戈、邱东平以及木刻家黄新波等.
内中还有后来成为凯丰夫人的王女士.
此后他辗转于报界.
他为艾思奇、柳湜主编的《读书生活》写稿,在邹韬奋的《生活日报》任副刊编辑,与张仲实一起编《读书与出版》,协助钱亦石编《世界知识》,协助谢六逸编《国民周刊》……1938年,他在武汉见到凯丰.
凯丰即何克全,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向凯丰表达了希冀进入延安及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愿望.
凯丰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闻天.
就这样,他来到红都延安.
那时,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便安排他"免试"进入马列学院——当年延安的最高学府.
艾思奇在马列学院教哲学,很快的,林默涵跟艾思奇结为密友.
1940年1月,当艾思奇主编新办的《中国文化》杂志时,他就成了艾思奇的助手,一起编辑这份杂林默涵记得,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是他经手编辑的.
《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毛泽东在马列学院所作的讲演.
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时,用的是很长的标题,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印刷厂那时在离延安六七十里地的安塞县.
林默涵赶到那里去校对.
他不属"骑马阶级",没有马.
艾思奇有马,说借给他,可是他不敢领情,那匹马太厉害了,见了生人会发狂.
他只得借了一匹"老老实实"的老马,慢慢地朝安塞进发.
排出清样后,只能由林默涵就地校对,无法送延安交毛泽东亲自校对.
林默涵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反反复复校了许多遍,做到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排错.
《中国文化》创刊号印出来之后,毛泽东看了,表示满意.
林默涵跟我说起了他的老朋友——去世不久的胡乔木.
1940年5月3日,在延安城北的大砭沟(又名文化沟),成立了一所新的、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陈云任校长,胡乔木任教务长.
这所学校的校歌,由胡乔木作词、洗星海作曲:"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坚定意志、艰苦传统、革命精神、民主作风,我们学习虚怀若谷,我们奋斗浩气如虹……"一天,胡乔木忽地来找林默涵,请他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讲哲学课.
林默涵答应了.
彼此算是认识了.
那时,林默涵还没有讲过课,他仿照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风格,用许多日常的事例去说明哲学道理.
据胡乔木说,学员们的反映还挺不错呢!
1942年4月底,林默涵收到一份请柬,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的,在当时算是"豪华型"的了.
请柬上是"毛泽东、凯丰"共同署名,说是即将召开文艺座谈会,请林默涵出席.
林默涵感到意外,因为他那时在延安文艺界还算不上是"头面人物",后来才知道是胡乔木点的"将".
从1941年2月起,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
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加以批驳.
记得,胡乔木的话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给林默涵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过了差不多一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
那时,林默涵在《解放日报》社协助艾思奇编副刊.
他知道,《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速记稿加以整理写成的.
另外,他也知道,《解放日报》几十篇社论,均出自胡乔木手笔.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许多中共中央文件,也是胡乔木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下起草的.
他对胡乔木越发敬重了.
当红旗飘扬在北京城头,林默涵和胡乔木都来到这座古城.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种资历的人们也争着在北京做"京官".
那时,在政务院之下,设立了文教委员会,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
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
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文教委员会下辖一个计划委员会.
最初,拟安排林默涵担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待上报、批准就行了.
就在这时,一桩令林默涵永生难忘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胡乔木跟他一起散步.
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你要当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
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了.
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老,你当副主任不合适……"在林默涵听来,这番话颇不舒服,但他还是接受了胡乔木的意见.
后来,林默涵看到了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觉得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也面临着分配新工作.
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
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教工作.
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从此她一直从事幼教工作,如今是全国幼教学会理事长).
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10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上发生困难.
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
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
谈起这些往事,林默涵动情地说:"胡乔木直率、热情.
他不让我当副主任是爱护我,这跟要我住到他家一样,出于对我的关怀,他是我的老领导,我非常怀念他.
"林默涵还记起,有一回他和胡乔木、胡乔木夫人谷羽以及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王中一,四个人在中南海划一条小船.
中南海分甲区和乙区.
他们由乙区进入了甲区,划着划着,只见胡乔木站了起来,朝岸上招招手.
林默涵望去,原来毛泽东独自坐在"海"边(通常他们把湖边称为"海"边),朝他们也招招手.
胡乔木便告诉大家,把小船划过去,上了岸.
毛泽东见到他们四个人很高兴.
看得出,毛泽东对胡乔木像自己家人一样.
毛泽东拿出香烟请他们抽烟.
林默涵、王中一都说不会抽,胡乔木、谷羽也不抽烟.
毛泽东独自抽了起来,笑道:"你们都不抽烟,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人抽!
"毛泽东跟他们聊天,问起了中宣部的情况.
"海"边的谈话无拘无束,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他们不断大笑.
正说着,警卫员前来报告:"彭老总来了!
"毛泽东一听彭德怀来看他,马上站了起来,向他们道声再见.
胡乔木从1941年起,一直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
解放后,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也出自胡乔木之手,不过,在林默涵面前,他一句也不提及.
他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博览群书,他的学问使林默涵折服.
在"文革"初期,中宣部作为"阎王殿",遭到狂斗猛批.
胡乔木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也受到冲击、批斗以至抄家.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从中南海去天安门前,车子途经胡乔木家门口.
毛泽东嘱令停车,要去看望胡乔木.
只是警卫们不知胡宅的那朝东、临街的大铁门已多年不用,敲门无人答应,而四周围观毛泽东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的车只得走了.
翌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胡宅,说要来看望.
据传,江青跟毛泽东大吵,坚决反对毛泽东去看胡乔木.
毛泽东没有去成.
林默涵听到人们传言,毛泽东说:"人没看到,心到了!
"从此,胡乔木得到保护,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这表明即使在那样的岁月,毛泽东对胡乔木还是怀念的.
林默涵说,胡乔木是埋头为党工作的人.
他从起草毛泽东的许多文告,直至起草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到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在"幕后"做了大量的、至关重要的工作,而他绝少抛头露面.
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5个年头.
而在他逝世后,人们为了寻找一张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却费尽周折.
最后找到的一张是他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一起走路时被记者抢拍的照片.
林默涵记得,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他说起胡乔木:"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着过,发下去才放心.
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林默涵也记得,周扬曾这样跟他谈起胡乔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对党、对国家起这么大的作用,作出这么大的贡献,我看只有胡乔木了.
"胡乔木去世前几天,林默涵赶到医院看望,两位老友抱头痛哭,涕泪横流.
斯人去矣.
林默涵向我追忆着挚友胡乔木,他的眼眶中闪耀着泪花的折光.
死了两次的胡愈之胡愈之先生在1986年1月16日去世,终年90岁.
然而,我在查阅41年前——1945年9月21日出版的第三期《周报》时,吃惊地看到一篇署名金枫的悼念文章《光荣战死的胡愈之先生》!
胡愈之先生怎么会早在41年前就已经"死"去金枫的文章写道:"日本投降消息正式宣布后的第五天——8月19日,下午6点多,上海市开始发现了巨型飞机.
此后,每日都有飞机轧轧的声音.
从大后方来的熟人,一天天的多起来了.
他们带来各种使人兴奋、失望、可喜、可悲的消息.
最使我们震惊和悲痛的,是对我们进步文化事业有着丰富而伟大的贡献的胡愈之先生,已在南洋病死了.
……胡先生的死,是我国战后文化重建声中无可比拟的损失,是胜利的欢笑所不能掩盖的伤痛.
"这篇文章列举了许多事例,称颂胡愈之是"大众文化的导师"、"文化事业的组织者".
作者痛悼道:"处身在与大陆遥隔3000多里的孤岛上,经过了3年8个月长久的时间,没有一点生活的条件,时时还要防备着敌人的搜索和奸侨的陷害,虽然有许多热心的侨胞的帮助,恐怕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和力量都已使用尽了,怎么会不病又怎么会不死呢这还不等于被敌人杀害一样吗胡先生是死了!
他始终在他的岗位上坚决向敌人战斗,战斗到不能战斗的最后一刻,他的死是光荣的"!
当我查到这篇追悼文章时,胡愈老尚健在.
我给他去信,告知《周报》曾悼念过他.
1985年11月2日,他托家属给我复函:"你给胡愈老的信,他已看过,因他年事已高,提笔困难,故命我代复.
胡愈老1940年11月去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与新加坡一批文化界人士共同流亡到苏门答腊,隐姓埋名,历经艰险,共3年又8个月,其间和国内完全隔断了联系,故国内一度传说他已在南洋'牺牲'……当时国内对胡愈之纷纷作了'悼念'.
1945年7月第八十九期《中学生》曾出了'纪念胡愈之先生特辑',茅盾、叶圣陶都写了文章.
直到1946年郭老发表了愈老和沈兹九寄给郁达夫儿子的一封信,大家才确切知道胡愈老下落.
你查到的《周报》,不知是哪一期的有哪些人写的文章……"我接信后,又细查了《周报》,发觉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第五期上,便已刊登消息:《胡愈之无恙郁达失失踪》.
我还在1946年1月12日出版的第十四期《民主》杂志上,查到胡愈之和夫人沈兹九于1945年12月22日寄给郑振铎、夏丐尊、金仲华等人的一封信.
这封信讲述了胡愈之夫妇当年在新加坡的艰难生活:"……我们住过树皮为壁、树叶为盖的鸟巢似的高脚小屋.
……逃难是困苦的、恐怖的,然而因此我们得到了平常得不到的见闻.
起初我们在苏岛(即苏门答腊岛——引者注)中部,为了生活,学习做手工业,我们有的做灰水肥皂,有的做纸,有的卷烟.
居然就此自给自足生活了下来.
……"胡愈之在劳苦困顿之中死里逃生,又继续战斗了41个春秋.
当年《中学生》杂志"纪念胡愈之先生特辑"的编者叶圣陶先生,不久前又写了《追悼愈之兄》.
他说:"作文悼念愈之兄,在我是第二回了".
在世界上,被追悼过两次的人是鲜见的.
胡愈老的传奇经历,正是他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鲜明写照.
寻访沈之瑜《红色的起点》一书印出后,我翻查当年的采访记录本,给每一位曾予帮助的同志分寄样书.
可是,当我翻到访问沈之瑜笔记时,心中却产生遗憾、歉疚之感:我已经无法给他寄了!
沈之瑜是上海博物馆名誉馆长,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不幸于1990年12月2日凌晨在上海病逝,终年74岁.
《红色的起点》是从1950年初秋中共上海市委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写起的,当年负责寻找工作的便是沈之瑜.
我是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介绍,在1989年9月前往上海闹市中心——淮海中路一幢大楼里,叩响了沈之瑜的家门.
他的家人开了门.
他见到我,头一个动作便是戴上助听器的耳机,这才踉我寒暄.
他看上去已经有些老态,走起路来拖着脚底板,眼镜后边则拖着一根金属链条.
知道要跟我长谈,他倒好开水,先服了一些药片,这才慢慢地说着.
他的书屋里,摆着一排排厚厚的甲骨文、青铜器专著.
他已是这方面的专家.
完全出乎意外,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忽地问我:"你认识茹志鹃吗"我点点头.
他马上说:"她是我妹妹!
"我感到不解:他姓沈,她姓茹,怎么会是亲兄妹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这才不得不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本姓茹,名志成,祖籍杭州,他是长兄,茹志娟是"老五".
他1935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校长是刘海粟.
他指着床头挂着的一幅油画说,那便是他的作品.
1937年毕业后他在上海美专当了3年助教.
那时上海地下党的活动影响了他.
他于1940年到浙江遂昌县从事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共.
1942年11月,他进入苏中根据地.
考虑到"茹"是很稀少的姓,怕牵连弟妹、亲友,他改姓"沈",名字也改成"之瑜".
从此他竟一直叫"沈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
后来,茹志娟是受他影响参加新四军,进入苏中根据地.
他在根据地编过报纸、教过书,当过参谋,后来担任华中雪枫大学文工团团长,又任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宣传科副科长.
1949年他随夏衍一起从丹阳进军上海,成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翌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忽地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趟.
他当即从张家花园前往海格大楼——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今静安宾馆旧楼.
姚溱告诉他,为了明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这位处长负责寻找工作.
另外,还从市委宣传部调来杨重光同志,配合他一起工作.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
原来,杨帆手下有一副科长,名叫周之友,中共党员.
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
只是他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大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
周之友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
召开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与杨淑慧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内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沈之瑜出了海格大楼,便奔往上海图书馆.
他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关键性的,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
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前来上海市文化局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李公馆",以求"以功赎罪".
于是,沈之瑜跟杨淑慧一起,来到"贝勒路",慢慢地踱着.
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杨淑慧竟找不到.
沈之瑜着急,杨淑慧更着急——这关系到她能否"以功赎罪".
她自己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细细寻访.
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是当年李公馆……经过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同志确证那座石库门房子果真是李公馆.
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铲去"恒昌福面坊"招牌,露出底下的青砖嵌着红砖,这才恢复了李公馆的本来面目——这便是中共"一大"会址的由来.
感谢沈之瑜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如果不是他细述往事,我很难完成《红色的起点》的《序章》……三访王会悟自从1987年8月5日清晨85岁的刘仁静在北京死于车祸之后,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全部离世了.
创作《红色的起点》时,当我得知尚有一位中共"一大"当事人在世,便赴往北京采访.
此人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
她虽然并非中共"一大"代表,但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在博文女校召开中共"一大"预备会议时,她在外间的凉台上;在大会受到法国巡捕破坏时,当晚代表们聚集在李达家商议,她在场;中共"一大"闭幕式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进行,是她的主意,是她领着代表们去南湖……采访王会悟,很不顺利,出乎我的意外.
记得,1989年9月11日上午我抵达北京,下午便按照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的地址赶往远僻的她家.
接待我的是她的儿媳余国膺,告诉我王会悟已经迁往城里新居,和女儿李心怡住在一起.
余国膺当即与李心怡通了电话.
李心怡说,明天母亲要检查身体——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就改在后天谈吧.
谁知当我按约来到李心怡那里时,王会悟却不能见客!
原来,91岁高龄的她平时足不出户,那天坐轿车去医院检查身体,回家后便发高烧,如同上了岁数的红木家具一搬动便会散架.
家里忙得团团转,护士日夜轮流值班照料,子女也守在床前.
李心怡对我说,倘若我早一天到达北京,或者到北京后立即到她这里,也许就已完成采访.
无奈,过了些日子,我二访王会悟.
她仍在重病中.
李心怡向我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
一边谈,一边不时回到母亲床前照料一下.
王会悟病了多日.
直到1990年6月,我给她家打电话,耳机里传出嘹亮的浙江桐乡话——原来是王会悟自己接电话!
她要我赶快来,她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可以"三顾茅庐"了.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我得以三访王会悟.
那天,我穿着短袖衬衫,她却穿着棉衣、棉裤和棉背心,而且门窗紧闭.
我以为,她最多只能谈半小时,意想不到,她越谈兴致越高,竟一口气谈了四个多小时,声音一直保持着那般宏亮!
她说起了茅盾,从小一起在浙江桐乡县乌镇长大.
茅盾比她小一辈,叫她表姑母.
她的父亲王彦臣是茅盾的塾师.
她生于1898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日).
母亲擅长绣花,在当地颇有名气.
她在13岁就走父亲的路,当小学教师,人称"小王先生".
她是勇敢的新女性.
后来到嘉兴师范读书,喜欢读《新青年》,曾写信向陈独秀、胡适请教.
她也喜欢写文章,取了个笔名"王啸鸣",气派倒不小.
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成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
徐宗汉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
李达从日本回国,参加上海学联,常与徐宗汉有着工作联系,也就与王会悟结识,从而相爱、结婚.
筹备召开中共"一大"时,李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书记陈独秀当时在广州),跟李汉俊一起负责发起工作.
当时,李达和王会悟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带着孩子也住在那里.
王会悟帮助李达做些"跑跑腿"的事.
王会悟对于中共"一大"的重要贡献,在于1921年7月30日子夜.
由于法国巡捕闯进了会场——李汉俊家,大会闭幕式已不可能再在李公馆举行了.
代表们汇聚在李达家,意识到上海不可久留.
有人建议转移到杭州西湖.
这时,王会悟出了个好主意,到嘉兴南湖去!
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南湖.
南湖确实比西湖好得多:第一是近,当天可来回;第二是静,游人远比西湖少.
理所当然,她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赞同.
于是,这位23岁的王小姐挑起了重担:带领代表们从上海来到嘉兴,安排代表们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歇脚,租了一条"单夹弄"的画航作为中共"一大"闭幕式的会场,订了一桌中饭,坐在前舱为会议"望风"……她办事还挺细致.
比如,去嘉兴时,她把年岁较大的董必武、何叔衡等排在头等车厢里,其余代表分散在各车厢,以防"一网打尽";租船时,她又同时借了两副麻将,以遮人耳目,她还关照代表们"统一口径",说是"玩了西湖之后来此玩南湖",不说是从上海来如今的她,一头银发,说到高兴处脖子往后一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嘴里露出尚存的两颗真牙.
虽视力稍差,但听觉甚好.
她送我20多岁时的照片,还亲笔在照片背面签上"王会悟"三字.
我庆幸能够拜晤这位历史老人.
我把她的回忆,详尽地写入了《红色的起点》中.
走访罗章龙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前夕,我在北京看望了97岁高龄的罗章龙老先生.
在早年,罗章龙跟毛泽东有着颇深的友情:早在1915年5月,22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贴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繁体字共28画),第一个前往应征的,名曰"纵宇一郎".
这"纵宇一郎"便是罗章龙.
笔者问起罗章龙,这别名"纵宇一郎"的来历.
据告,纵宇一郎乃日本古时候的著名学者.
他那时崇拜纵宇一郎,便以这个日本名字作为别名,与"二十八画生"相对应.
笔者又问,为什么要取"纵宇一郎"、"二十八画生"这样颇为奇特的名字他笑道:"那时候的风气如此,总要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年事已高的他,对往事的记忆远远胜过近事.
好在我所感兴趣的正是他的往事.
跟这位世纪老人长谈,我仿佛在历史中漫游我在1989年9月曾访问过他.
那时,他正住在北京医院.
这一回,我去他家拜访.
事先给他挂了电话,约定吃过晚饭见面.
可是,我在晚上6时多到了他家,家人却说他正在睡觉!
原来,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吃过晚饭后要睡一会儿,到了10时多反而要起床,看书,写信——他迄今仍能用毛笔亲笔回信!
我看过他写的信,那遒劲的字,看不出是年近百岁的老翁所写.
正说着,里屋的门开了,罗章龙披着一件棉大衣,拄着手杖,戴着一顶罗宋帽,踱了出来.
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跟我慢慢地聊了起来.
他说他小毛泽东3岁——生于1896年10月20日,湖南浏阳人.
乡音难改,如今他讲话仍是一口湖南腔.
我问起他的身体近况,他不无自豪地说:"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慢性病!
"罗章龙早在1920年便加入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亦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说他后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现在像他这样在1920年加入中共的健在者,已是绝无仅有了.
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致罗章龙信中曾写及:"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
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
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
"后来,翌年7月,"全国总组织"——中共"一大"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全国性组织.
罗章龙跟我说起,前些日子在一次会议上,曾见到易礼容.
易礼容也是位健在的历史老人.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时,途经武汉,便特邀武汉明德大学的易礼容一起去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罗章龙建议我去看望易礼容.
罗章龙问起我在采访中,见到哪些历史老人.
我说起了96岁的李达夫人王会悟,91岁的郑超麟……他显得很有兴味,很详细询问这些他的同时代人的近况.
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
他知道我也毕业于北京大学,忽地问了一句:"你参加五四运动了吗"他的话,惹得我大笑.
我说:"五四运动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我!
"他听罢,也大笑起来.
在他的眼里,我当然是晚辈,但是这晚辈晚到什么地步,他似乎已分不大清楚了——他毕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
罗章龙跟毛泽东在早年有过不错的友谊.
毛泽东曾与他互相酬答诗篇.
如今收入《毛泽东诗词选》中的写于1918年的《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是写给罗章龙的.
在毛泽东早年的书信中,有好多封是写给罗敖阶的.
罗敖阶便是罗章龙在北京大学时的学名.
不过,后来他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1971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毛泽东历数这十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
毛泽东说:"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分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
从一九三零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
""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很风趣,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说笑归说笑.
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变得严肃起来.
平日,他很少涉及这一敏感话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李立三是在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结束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这时,中共尚处于不成熟时期.
不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没有成熟的领袖:从中共创始时的领袖陈独秀,到瞿秋白,到李立三,迅速地更换着.
不论李立三未倒台,还是李立三下台,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都是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不论组织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够不上作为中共领袖.
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才使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的下台,引发了中共的领导权的一场新的争夺战——王明要夺权,罗章龙也想成为中共领袖.
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
局势颇为严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得不非常短暂,只开了一天——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召开.
可是,这一天的会议,却对中共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议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共委员为22人(内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其余15人为列席代表.
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
尽管王明、博古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成了米夫筹谋安排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在列席代表中,也包括全国总工会、海员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一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
罗章龙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大为候补中央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为候补中央委员.
罗章龙说,王明是米夫的心腹.
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副部长,曾任莫斯科东方大学校长.
当时正在那里学习的王明,被米夫所看中,当上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
王明在那里拉帮结派,成了米夫的嫡系.
米夫把王明这一小宗派的中国留学生逐批派回中国,以这一嫡系控制中共.
罗章龙回忆:"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
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中流露出来……"王明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曾被工部局逮捕.
贪生怕死的他居然托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至中共中央宣传部李求实,报告自己已经被捕,请求保释.
王明这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径,令李求实极为震惊,迫使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迅即转移.
后来,在米夫的营救下,才使王明得以保释.
罗章龙说,他当时跟李求实一起在上海办中共地下报纸《上海日报》,从李求实那里知道王明的卑劣行为.
那时,罗章龙的用名为"文虎",担任中共工委书记及全国总工会主席.
王明出狱后,由罗章龙安排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私下里,王明曾对罗章龙说:"我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
"言外之意,他的背景非同一般.
自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显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和瞿秋白.
王明散发了《两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订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和瞿秋白,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实行"调和路线",没有彻底批判李立三.
王明提出召集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
罗章龙当时也很活跃.
虽说他与王明存在尖锐矛盾,但是他在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这一点上,是与王明一致的.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
他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而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在上海分别会见了王明和罗章龙,提出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右倾".
就这样,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1931年1月7日召开了.
但是,米夫支持的是王明,而不是罗章龙.
于是,在会上,罗章龙和米夫、王明之间,发生了激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
这"扩大",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都"扩大"进来了,而且他们居然跟中央委员们一样拥有表决权!
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了瞿秋白,批判了李立三,补选王明等为中共中央委员.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出九人为政治局委员,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寿、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
这样,王明一跃进入了政治局.
一个月后,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从而控制了中共中央,成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
罗章龙强烈地反对王明及其后台米夫.
除了罗章龙之外,反对米夫、王明的还有很多人,内中包括:何孟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求实(共青团中央书记)、林育南(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史文彬(中共中央监委主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主席)、吴雨铭(中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兼中共顺直书记)、张昆弟(铁路总工会北方办事处主任)、袁乃祥(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萧道德(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主席)、徐兰芝(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沈先定(上海总工会主席)、徐渭珊(上海纱厂总工会主席)、张保全(上海纱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谭寿林(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可前(少共江苏省委书记)、文林如(满洲铁路工会特派员)、唐宏锦(中共南满书记)、陈郁(海员总工会主席)以及余飞、王仲一等,不少人是中共中央委员,还有的是工会负责干部.
另外,反对米夫、王明的,还有王克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凡一等.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成了米夫、王明反对派的领袖.
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系统干部的支持.
但是,罗章龙斗不过王明——因为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富有权威性.
因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胜利而告终.
会议刚结束,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们便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否定四中全会.
他们散发了一份题为《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文件,公开亮出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旗帜.
这份文件指出:四中全会"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共产)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共产)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
"文件还要求:"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共产)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
"文件还称王明,亦即陈绍禹(虞)为"投降分子",指出:"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共产)国际'……"罗章龙站出来领导反王明,反米夫,但同时又犯了一个大错误,那便是筹谋成立第二中央.
在当时,中共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章龙的行动,显然又给中共带来更大的困难.
为此,中共中央由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以及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的王克全谈话.
周恩来明确指出:"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罗和王不服.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限令他们在三五天之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对于周恩来的警告,置之不理.
于是,中共中央在1931年1月21日发出第二零四号通知《关于与党内右派小组织斗争问题》,称罗章龙、何孟雄、王克全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认为"罗章龙王克全两同志已经走上了反共产国际反党的道路,不肯服从共产国际与中央的决定".
紧接着,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认为:罗章龙"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共产)国际".
罗章龙"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注:即全国总工会)党团机关作为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罗章龙被称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一刻也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
这样,他也就被开除出中共.
从此,罗章龙从他的政治生涯的巅峰跌了下来.
五年后——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及了罗章龙.
毛泽东仍不忘当年他和罗章龙在湖南长沙时的交往,但是毛泽东在说及罗章龙加入共产党之后,又说罗章龙"接着又转向了".
罗章龙在脱离中共后,改名罗仲言,到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任教.
除了教学之外,他开始写作回忆录.
特别是他1947年在湖南重游秋收起义之处,感触颇深.
于是,重访许多当年从事过革命斗争之处、补充回忆录.
解放初,罗章龙给毛泽东去信,报告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致函中共湖南省委,要求派人调查、了解罗章龙的情况.
1953年,湖南大学解散,罗章龙调往武汉中南财经学院任教.
罗章龙告诉笔者,毛泽东1958年来武汉时,曾约见他.
世事沧桑,罗章龙见到毛泽东,不胜感慨.
罗章龙在"文革"中,遭到批判.
他的回忆录手稿被抄走散失,他的多年辛劳毁于一旦.
所幸他的记忆力很不错,在"文革"后又重新回忆,终于写出《椿园载记》一书.
他喜欢写诗,赠我《椿园诗草》一书.
他在诗集中,写下了这样的序诗:笔底波澜三百篇殷忧二万八千天漫山红叶秋容健喜见黄花岁晚妍他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
好在他是个豁达的人,所以他如此长寿.
他回首当年,他仍对米夫和王明充满着愤懑……陈云笔下的女红军李小侠1936年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曾流传一本小册子,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为"廉臣".
在书中,据作者自述,他本是军医,"服务于南京军前四年",后来"被俘于红军",也就随着红军进行了长征(亦即"随军西行").
这位"廉臣"记述了长征的所见所闻,记述了他所认识的毛泽东、朱德……这位"廉臣",其实就是陈云.
在1935年初遵义会议之后不久,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失去上海,然后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长征情况.
在莫斯科,陈云又化名"廉臣",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
他故作曲笔,说自己乃一名"军医",为的是能使这本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流行.
《随军西行见闻录》先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然后在莫斯科印出单行本.
不久,便传入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
在这本小册子中,有如下一段记述:尤有一事可记载.
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红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
我来到遵义采访时,便打听这位李小侠.
当我得知李小侠仍健在,赶去拜望.
一到她家,她的儿子正在那里忙着编织草鞋.
如今在遵义,几乎没有人再穿草鞋了,这草鞋是作为旅游纪念品,名为"红军鞋",供外宾们选购.
据她儿子说,李小侠随遵义市政协委员们一起,到郊外踏青去了.
年逾古稀的她,仍颇为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回,由于事先约定了见面时间,我来到她家时,她已换了一件新衬衣,胸前别着政协纪念章,坐在客厅里等我了.
她颇为清秀,虽然头发已经花白,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仍可看出她20来岁时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
李小侠来了个"倒叙",先从1985年2月22日说起.
那天,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在陪胡耀邦前往云南边防慰问之后,来到遵义.
杨尚昆是当年遵义会议的出席者.
那时,李伯钊也在遵义.
如今,故地重游,颇为感慨.
他们向遵义市委领导问起:"有个叫李小侠的,还在遵义吗"当地领导答不上来.
当地领导马上派人查问李小侠,总算在郊区找到了李小侠,急急送往宾馆.
杨尚昆、李伯钊一见到李小侠,马上认出这是当年遵义最活跃的女学生,兴高采烈地回忆起往事.
杨尚昆夫妇盛情邀请李小侠到北京去.
当李小侠说及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时,李伯钊马上说:"你的历史,我清楚!
"这年夏天,李小侠应邀来到北京.
杨尚昆派秘书到车站接她.
这时,当李小侠问起李伯钊,才知李伯钊已于4月17日去世!
李小侠还是平生头一遭来北京.
杨尚昆派人陪她游览北京名胜.
用李小侠的话来说,"天天出去耍".
"耍"遍了北京,杨尚昆还派人陪她到南昌"耍"……回到遵义,李小侠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她迁入了老干部休养所,境遇大为改善.
她还被安排到遵义市政协,担任常委.
她的脸上,出现了年轻的笑容……在"倒叙"完毕之后,李小侠这才说起她的不平常的经历.
她是遵义本地人,出生于1916年,父亲是当地的土律师,靠着替人起草讼词糊口.
15岁那年,李小侠考入遵义县立女中.
中学里一位地理课教师余正邦,思想进步,常借《北斗》、《列宁传》等进步书籍给她看.
她念初二时——1932年冬,发生了一桩令她终生难忘的事:她家买了一担煤.
按照遵义的习俗,卖煤人不仅要挑煤上门,而且还要挑走一担煤渣.
那天来的卖煤人,长得挺斯文.
他进入灶间扒煤渣时,见到李小侠丢在桌子上的美国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
这是一本描写工人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书.
卖煤人瞟了一眼书名,便对李小侠说道:"密斯,你能把书借我看一夜吗"李小侠很吃惊,这个卖煤人怎么会讲英语,而且喜欢看《屠场》这样的进步书籍他说自己本是读书人,学过英语,只是时运不济,不得不靠卖苦力为生.
李小侠同情他,不仅借书给他,而且又买了他一担煤,要他明日送来.
翌日,李小侠的父亲听说卖煤的是书生,也动了怜悯之心.
他要卖煤人写几个字看看,那卖煤的居然写得一手顶呱呱的小楷!
于是,李小侠的父亲劝这小伙子不要再卖苦力,不如替他抄写状纸.
抄两张状纸,便可得一块大洋,比卖煤的收入要高得多.
从此,那位小伙子便成了李家常客,成了李小侠父亲的助手.
他叫周司和.
后来,李小侠才知道,周司和是四川大足县城关人,1928年加入中共.
1930年10月,周司和参加铜梁县的"土桥起义"而被捕.
翌年,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无法在当地立足,于是前往成都,后来又进入遵义.
自从周司和在李家落脚,也就不断给了李小侠革命影响.
1935年初,红军长征,临近遵义,周司和组织了"红军之友社",发动群众欢迎红军.
李小侠也参加了"红军之友社",写传单,贴标语,好不忙碌.
红军进城时,"红军之友社"组织了五六百人到南门丰乐桥欢迎红军,李小侠领呼口号.
顿时,李小侠成了遵义的"新闻人物".
人们用当地土话这么形容道:"县门李家,出了个飞天大王的儿马婆了!
"在欢迎仪式上,李小侠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见到了许多"女兵"——邓颖超、蔡畅、李伯钊、康克清、李坚贞等.
活泼的李小侠,很快就跟"女兵"们相熟.
"女兵"们非常喜欢这位遵义姑娘,喊她"小妹妹".
那时,李伯钊是红军中的活跃人物.
她在苏联学过戏剧.
在红军中,她组织演戏、教歌等等.
她看中了李小侠.
她教会李小侠唱很多红军歌曲,李小侠又去教遵义的青年学生们唱.
笔者访问李小侠时,她放开喉咙,深情地唱起了当年的《红军战斗歌》,唱起了当年的《送郎当红军》.
当她唱到"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乌龟壳"指碉堡),哈哈大笑起来.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在1929年结婚的.
杨尚昆通过李伯钊的介绍,也结识了李小侠.
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李小侠唱歌、跳舞、领呼口号,还多次发表演讲,号召人们支援红军.
这样,19岁的她,成了遵义的知名人物.
1935年1月12日下午,遵义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人头攒动.
这里在举行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发表演讲.
人们高呼"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口号.
大会选出了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其中有周司和,也有李小侠.
李小侠担任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妇女委员.
陈云也出席了大会,李小侠给他留下根深的印象.
这样,当他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时,也就写了李小侠.
也就在那些日子里,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继续长征.
李小侠坚决要求参加红军,跟"女兵"们一起走.
她找到邓颖超大姐,说道:"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跟着你们走!
"她的要求终于得到批准.
李伯钊给了她一套红军军装.
她向父母各磕了一个头,告别了乡亲,踏上征途.
红军一走,遵义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
李小侠的父母,双双被杀——因为他们的女儿,在遵义已是人所共知的"赤化分子".
得知父母的死讯,李小侠泣不成声.
李伯钊劝慰她:"血债要用血来还,你要牢牢记住这笔血债!
"李小侠毕竟是小家碧玉,一时难以适应红军的长时间行军.
她向大姐们学习,坚持行军.
后来,当红军回师,再度攻下遵义时,组织上决定李小侠留下打游击.
李小侠洒泪告别众大姐,留下在黔北游击队当副队长.
在艰难的游击生涯中,李小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李小侠被捕、脱党.
此后以教师为业.
解放后,她在贵州湄潭鱼泉区一家合作商店里工作.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李小侠几度申诉,她的历史问题才初步得以解决.
杨尚昆、李伯钊的到来,使这位红军老战士受到遵义市领导的重视,终于彻底改善了她的处境.
她说毕自己曲折的传奇经历,走出屋子,来到小院,坐在花丛之中,让我拍照……追寻搜查中共"一大"之谜——访薛耕莘先生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采写《红色的起点》时,我的一次偶然的发现,引起中共党史专家们的兴趣.
那是一桩历史悬案:19921年7月30日晚8时许,中共"一大"正在李公馆举行闭幕式,忽地闯进一个密探,说是"找社联的王主席".
陌生人的突然光顾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高度警觉,当即决定中止会议,马上疏散.
果然,没多久,法国总巡带着一伙侦探闯进了李公馆……那个首先闯进李公馆的密探是谁70年来未曾查清.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一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
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很偶然,我的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
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耕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
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60来岁,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
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
他生在上海,9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流利.
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
"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
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
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
此人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他与黄金荣结拜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
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政治探长.
薛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回民)三人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
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拍摄的.
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
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
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
解放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
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70年前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详况.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
薛先生说,解放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
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
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
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
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
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
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
"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年近九旬,他仍在所不辞.
下"笨功夫"的中共党史专家1991年夏,我抵达北京不久,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便来看我.
刚坐下来,她就十分兴奋地问:"新版《毛泽东选集》你看了吗"她如此关心《毛泽东选集》,是因为选集中有一条关于梁实秋的注释与她休戚相关.
过去的注释写道:"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
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这条加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之后的注释,多少年来,成了她的沉重的政治包袱.
如今新版《毛泽东选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删去了旧版中那些失之偏颇的注释,客观地评价梁实秋,使梁实秋亲属如释重负,为之一块.
梁文茜还告诉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修改这一条注释,曾几次找她,核对梁实秋生卒年月及有关史实,工作态度极端认真,使她深为感动.
修改梁实秋条目,仅仅是新版《毛泽东选集》大量修订工作中的一项而已.
很巧,我这次去京,有好几天"泡"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里.
在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谈工作时,他聊及了《毛泽东选集》新版浩繁的修订工作.
头发已经灰白的金冲及是一位历史学家,近年来致力于主编《周恩来传》.
他说,新版《毛泽东选集》修订工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的,新版一至四卷虽然只比第一版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看上去工作量不大,但是背后那大量的查核工作鲜为人知.
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卷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内中提及湖南特委第二届委员中,有一位名叫"圆盘珠".
在百家姓之中,是没有"圆"的.
经向当地了解,才知那儿有姓"盘"的家族.
细细查询,终于查明"圆盘珠"系"盘圆珠"之误,甚至还查出了盘圆珠的小名.
经过反复调查,这才决定在新版中改正.
又如,此文中有两处提及井冈山出产"木材和茶、油".
经了解,井冈山那时虽有种茶的,但数量极少,看来文中有误.
作了多次调查后,才查明"茶、油"应为"茶油".
为了删去一个顿号,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查明讹误之处时,他们还查明了产生讹误的原因: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他当时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报告极为机密,写毕,请人复抄三份,分别通过湖南省委、江西省委等途径送交中共中央.
在抄写的过程中,产生了笔误……金冲及说,新版充分尊重毛泽东原著,只有在反复查核、确证原文笔误、排误而加以改正之外,其余一律悉照原文.
语句、修辞方面,他们请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把关,凡可改可不改的则不改.
金冲及笑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下"笨功夫"进行《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工作.
一字之易,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字体现,是数以亿计的读者认真学习的经典著作,所以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加以修订.
在核对史料时,有一次查出第一版所据是《新华日报》某日的报道,而数日后《新华日报》曾登一更正却被忽视了,这次得以勘误.
他们正在准备出版一本书,一一列出新版的更正之处,更正原因以及更正的依据.
他们的"笨功夫"感动了我.
我想,不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下这样的"笨功夫".
一个特殊的人物多次出现在电视片《邓小平》中一位96岁的老人,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
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
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他便是郑超麟先生.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
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
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旱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
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曾被"冷冻"了多年.
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这一回,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笔者跟郑超麟先生有着多年的交往.
当年,虽然他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
1984年,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曾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深巷家居鲜客尘,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
我去采访他,事先还是去有关部门办理了手续,获得批准.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
过去,"托派"在中国是等同于"反革命".
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正因为这样,当我拿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采访介绍信,出现在"深巷"郑家时,郑超麟大力惊讶,连声说:"哟,你来采访我呀!
"当时,我虽然采访了郑超麟,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
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
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
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
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
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
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
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
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
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导!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
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
"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服力、有魄力的杂志.
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此后,我仍采访他.
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
那时,他已经95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
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
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一个南腔北调人"郑超麟,至今尚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
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
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
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
我在13年前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
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沿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
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
近年来他因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
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
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
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
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
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忆尹宽等等.
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
他的住房共两间,24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
本来他独自鳏居.
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
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
如今,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12点睡,上午8点多起床.
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
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
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
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
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
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
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
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
下文中用双引号标明的话,即摘引于他的回忆文章,是他的原话.
他曾是中共早期活动家1922年6月18日早晨,18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21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
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3小时便可到达.
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
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
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周恩来.
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
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
会议十分热烈.
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
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
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
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该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
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
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
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
兄弟4人,他为长兄.
1914年小学毕业.
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
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
他考取了.
先到广州学法语.
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
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橡胶制品.
那里,有20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
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
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
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等.
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
会议开了4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
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学习.
周恩来同行.
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
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这年夏天,"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
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
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
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
'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
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
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7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
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
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
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
"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
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
""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
"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
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
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
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
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主编《布尔塞维克》杂志.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
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
关押40多天后出狱.
6月,他参加托派.
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
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
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
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1929年被驱逐出境.
193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
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1928年6月、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这样谈及自己由中共党员转为托派分子的思想过程:"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
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
这里提及的尹宽,在20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忆及自己是怎样读到托洛茨基文章的.
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
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
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
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
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
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
"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
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
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
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
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
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
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
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郑超麟说:"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
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1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
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他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
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互相倾轧.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
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
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
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
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
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
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
郑超麟属于这一派.
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
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
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
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120人,"陈独秀派"100人,"十月派"50人,"战斗派"30人.
四派总共300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
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
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
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
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
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
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来当上.
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
'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
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
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
……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
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
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
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
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
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
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
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
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
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
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
"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
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
……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
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
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
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
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诸神复活》和《玉尹残集》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6岁,穿西装.
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
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
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
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
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
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
"这部译著,有50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译评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7岁!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
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
"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
"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现在的新居,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分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正因为这样,我初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一定要去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
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
监狱供应他笔、纸.
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100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3卷政治著作,4本音韵学著作,8卷诗词,1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4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
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
可惜,在'文革'中,狱中也不安宁.
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
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80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
他和妻子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
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人新楼房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
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
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
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
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
——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
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
终莫补!
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
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
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
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
因为在狱中写了400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
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
只忆出84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
如《清明》:元花无酒过清明,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祭盘徒羡足三牲.
《郑超麟回忆录》"历险记"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2000元稿费,即可出版.
1986年1月,《郑超麟回忆录》终于由北京现代史编刊社印行.
我在北京买到了此书.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6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
这些40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
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12章.
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10章,共20万字.
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
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
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
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
"文革"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
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
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另外,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
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40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
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作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
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7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
他仔细阅读了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
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
我发觉他的消息颇为灵通.
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
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
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即将结束跟他的长谈,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
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读者自会评说.
陈独秀的秘密私恋总书记哪里去了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
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
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
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
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
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
中央和他往往单线联系.
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
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
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
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
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所,也不见他的踪影.
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
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委书记).
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
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陈独秀的下落.
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
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
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
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
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人暗中抓去.
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
高尔柏是松江人,而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
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络暗号).
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
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的样子.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
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事".
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
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事情过去60多年,我因写作长篇《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密友郑超麟先生.
郑先生已90岁高龄,记忆力仍很不错.
他用一口福建话向我透露了陈独秀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患伤寒病住进医院,这固然确有其事,但是生病照理并不妨碍他与任作民取得联系.
任作民是一个非常细心、谨慎而又可靠的人.
早在1920年,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赴苏联学习,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迁居后,为什么住处对任作民也保密"因为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
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任作民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
他的先后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乳名大众.
结婚那年陈独秀17岁,高晓岚20多岁.
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
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把陈独秀过继给陈衍庶).
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
不过,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
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
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
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
1909年,31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
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又名和年、哲民)、陈子美.
高晓岚于1930年8月去世.
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20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
1930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
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分.
直至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政治面目.
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
陈独秀出狱后,她一直与陈独秀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
友人来访,陈独秀从未让夫人回避.
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
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
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
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
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1922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625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
4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
他在这里也只住了一个月.
5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
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
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
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笔者在1989、1990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
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
她是谁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
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
9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
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
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
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
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
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
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
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
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
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
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
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1924年2月15日.
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
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
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当化妆品保管员.
她是很普通的职员.
自1962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
"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
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
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
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
1969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45岁……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
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另外,陈虹生于1924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
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
陈虹在1960年3月及1965年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
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
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
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
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
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
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
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
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
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
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
于是,拨开60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
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
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
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
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
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
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
据户籍记载,她生于1901年12月25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
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
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
陈独秀生于1879年,比她大22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1898年1月6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
1957年3月12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
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
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照出生年月计算,施芝英今年该89岁,王蔚如92岁.
他们是否还在人世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1965年1月4日迁往上海会稽路.
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
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1969年11月3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71岁;4年之后,施芝英于1973年12月23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72岁.
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1927年2月16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
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
王美珍不知去向.
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
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在晚年仍常常怀念"老陈"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
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
在门口,遇见一位30来岁的男人.
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
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
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
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
能看书报.
待人和气,很有礼貌.
她住在二楼.
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
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
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
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
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
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
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
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20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26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
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
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
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
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
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
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
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
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
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
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
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
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
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
"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
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
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
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镜框里藏着陈独秀的大照片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
她记得,施芝英死于1973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年的冬至为12月22日,翌日即23日,与户籍档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
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
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
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
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
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
门反锁着,推不开.
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
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
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
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185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
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
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
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
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12时.
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
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
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
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
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
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
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
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
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
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
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
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30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
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
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
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顺便带一笔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
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
"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
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在即将结束本文时,顺便带一笔——我曾请郑超麟先生回忆陈独秀的习性.
他的答复颇为有趣.
他说,没有任何采访者向他问及这些细节.
记录于此,也将有一定史料价值:陈独秀讲话,安庆口音很重,差不多是一口纯粹的安庆话.
陈独秀脾气暴躁.
有时骂人,简直骂得没有道理.
烟瘾很重.
不过,不抽普通的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是低廉、劣质、很凶的雪茄.
不大穿西服.
平时常穿中装,长袍马褂.
不爱戴帽子.
陈独秀的习惯动作是遇上惊喜之事或麻烦之事,用手拍打前额.
他中等个子,不算十分漂亮.
不大讲究衣着,但干净、整齐.
如果他的衣服很挺阔,则表明家中定有女人服侍.
不喝酒.
因为他患胃病及十二指肠溃疡.
偶尔兴致来了,喝一点酒.
不爱看戏,不看电影,喜欢看书,喜欢写诗.
一次尴尬的采访——第一次访问访陈伯达我的纪实文学,来自采访.
采访是一种很特殊的交际艺术.
通常,在采访那些成功的名人或者蒙受冤案的人物时,总是很顺利.
面对我的录音机,被采访者侃侃而谈,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或喜不自禁,或感叹万分……在我的采访生涯之中,也有难度很高的采访.
内中,要算是头一回去采访陈伯达最为尴尬.
陈伯达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
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
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
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早就注意到陈伯达.
我在公安部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完成丫长卷《"四人帮"兴衰》.
"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姚文元是组员,而陈伯达则是组长.
我在完成《"四人帮"兴衰》之后,也就着手于《陈伯达传》的写作准备.
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
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
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
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很快就被陈伯达知道了.
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
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
我甚至还听他跟他的老朋友说了这样的话:"公安部提审我,我作为犯人,不能不答复提问.
对于采访,我可以不接待,不答复.
我不想接受采访.
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
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
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对于"文革"史的采访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
陈伯达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前三号人物,即毛、林、周都已去世,唯他健在.
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
我并不着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
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要写的《陈伯达传》,作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并不求急功近利,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
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作了充分的准备.
就连称呼,我也作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分: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革"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
陈伯达虽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
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
陈伯达毕竟曾是显赫一时的要人,所以他的安全仍受到公安部的关注.
他跟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已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门上装有"猫眼",但是他的儿子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
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
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不错.
如今出狱,生活待遇仍然不错.
陈伯达已经84岁.
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
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
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
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
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并且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
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
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
"我答道.
于是,我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
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
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
"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
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
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
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
你是历史的当事人.
你慢慢地说,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
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
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
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十分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他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他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
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现有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
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
我请他谈他的笔名"陈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
他都很乐意回答.
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
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
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
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
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
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
他终于同意了.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问题时,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
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PLAy"键.
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
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必拍照.
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
我说,"随便拍拍"吧.
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
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
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
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
"我也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
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
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
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革"的问题……他托我回上海帮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
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
他显得非常高兴.
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
他听得很仔细.
一边听.
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为他拍照.
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七天,正值中秋节.
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
想不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唯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最近,我的45万字的《陈伯达传》,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通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七卷本中的一卷出版了.
这已是离第一次采访陈伯达六年的事了.
书的开头,印着陈伯达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说的一段话,算是全书的卷首语:"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容易自己护短.
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
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
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踉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
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
'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陶勇将军遗骨之谜1977年夏,在陶勇将军遇害10年之后,一架"安——24"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机上坐着陶勇将军的老战友、老秘书和他的七个子女.
专机从北京机场降落时,一大群臂佩黑纱的军人已经在那里静候.
舱门打开来了.
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陶勇的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走下舷梯……将军当年被推上"风波亭",不仅死后受到鞭尸之辱,而且在送去火化时,林彪一伙还批了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
"是谁,在将军涂炭、身蒙恶名之际,勇敢地保存了将军的遗骨都说"文革"使人变成了刺猬,用刺彼此提防着,用刺彼此攻击着.
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血变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到上海龙华火葬场采访,却见到了一颗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热的心.
在一条僻静、狭小的弄堂里,幸亏有他的女儿带路,我才找到他的家.
小屋里,他正坐在残疾人专用的轮椅上,1979年一场车祸,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总算好了些,他在妻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五十来岁的他,头发已经黑白参半.
冒着生命危险,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正是他——蔡其家.
如果说陶勇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只是一棵小草.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原先,他是农民.
1954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
他的一生的历程,用这么两、三句话就都包括在内了.
我请他追忆保存陶勇遗骨的经过.
慢慢地、慢慢地,他用凄切的语调诉说着……1967年夏日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押送下,驶入龙华火葬场,直奔焚尸间,从吉普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散了开来,严密监视着现场.
从接尸车上抬下一具已经冰冻多日的男尸,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
那天,在炉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
递给他的焚尸牌上,赫然写着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陶勇"!
牌上还注明"不要骨灰".
他的心中一怔.
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是东海舰队功勋显赫的司令.
望着陶勇那由于冰冻过久已经变形的尸体,望着那脸如凶神的三个公安人员,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
看着陶勇遗体被推进了焚尸炉,三个公安人员自以为完成了任务,跳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出灰时,蔡其家不动声色,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
中午,趁别人不注意,他把将军遗骨装入一只铁畚箕,顺手拿起铁锹,悄悄来到附近的假山上.
为了日后便于寻找,他在三棵冬青树间,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土坑,倒入骨灰,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含泪埋好……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谁也不告诉.
他明白,万一走漏风声,马上就会把他投进监狱.
好在他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秘密行动.
我问他为什么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敬佩这位老将军.
"他随口而答,说得那么诚朴,却又那样深刻.
陶勇将军死了.
他活在人民心中.
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墓碑,大理石的、花岗石的、嵌瓷像的、镶金字的,但弥足珍贵的是心碑.
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心碑无法用权势树立,无法用金钱购置.
为人民奉献自己一生的人,人民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矗立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
心碑比不锈钢还不锈,比花岗石还坚硬,比大理石还瑰丽多采.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
陶勇冤案,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
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刚刚走马上任,邓小平就抓了为陶勇平反的工作.
他写下这样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要为陶勇同志昭雪.
"这批示震动了东海舰队.
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东海舰队工作,听说陶勇平反,在闲聊时透露了这一信息.
"真的吗"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听说,要给陶勇开追悼会.
可惜,陶勇的骨灰没有了……当年,陶勇的遗体被公安人员押来火化,不留骨灰,曾使火葬场的工人们也都为之叹息.
"陶勇的骨灰在这里.
我知道.
"蔡其家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消息飞快地传到东海舰队、传到陶勇的儿女们耳朵里.
东海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来到龙华火葬场.
蔡师傅讲述了那天公安人员押送陶勇遗体前来火化经过,与舰队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
蔡师傅带领陶勇子女来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树.
轻轻挖,细细挖,那一堆白骨终于重见天日.
在遗骨中,找到了锈迹斑斑的焚尸牌,上面"陶勇"两字仍依稀可辨.
紧紧地,久久地,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滚烫的泪水滴到了他的手上……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也敬佩这位普通的工人.
是的,是的,大海以它的波澜壮阔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纯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
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是同样令人生爱.
中国的天空,在1975年春天,刚刚从云眼里透过一缕金阳.
转瞬之间,又乌云如泼墨,"四人帮"的发难,使邓小平不得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下台,为陶勇开追悼会也就告吹.
1977年夏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将军英魂昭雪,派出专机,从上海把蔡师傅保存的陶勇骨灰,运往北京.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许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在会上说开来了.
李先念说:"我出席陶勇追悼会去,陶勇将军是我军一员战将!
"陈锡联、粟裕、苏振华等老战友也都说去.
陶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咐,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裁判:机关算尽的林彪,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陶勇十年沉冤,终于彻底昭雪.
历史也有令人遗憾之处.
时过境迁,谋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
虽然来自中央的调查小组曾查获不少重要线索,但是破坏了的现场和当时的混乱,给重新侦查带来了许多困难.
我久久地观察着陶勇生命的终点——那口浇花小井.
这口井,竟已被人挖宽、挖深,砌上井台,还加了个铁盖,面目全非!
照现在这个模样,是会淹死人的.
可是,那儿的老同志都说,原先的井又小又浅,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强按在井里,淹不死人的.
现场,竟被严重破坏到这样程度.
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
"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
"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去不返.
但是,陶勇英名已永驻青史;他的生,给历史增辉添彩;他的死,给后人留下了沉思.
孙铭九临潼扣蒋亲历记如果把1976年中国的那场"十月革命"上溯40年,在1936年"双十二"(即12月12日)爆发的另一震撼世界的事件,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抓了"四人帮",一次是抓了蒋介石!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是中坚人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西安事变中,叶剑英也是重要人物,功垂青史.
笔者步入孙铭九先生的客厅,墙上挂着的3帧照片,全是他与叶帅的合影.
不言而喻,他跟叶剑英有着亲密的友情.
年已八十有四的他,圆圆的脑袋上密布着一层短短的白发,个子不高而肩胛甚宽,耳不聋、眼不花,军人气质.
当年,他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随从参谋,西安事变时的新闻人物——拘捕蒋介石的便是他.
前些日子,年已九旬的张学良将军曾表示要前来中国大陆,寻访故旧,首先要见的便是孙铭九……孙铭九,往日的报道中写作"孙铭久",我问起他怎么会改名他说,上私塾时,老师给他取名"明久",弟弟叫"明昌".
后来他去日本,改称"铭久".
解放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时,聘请他为市府参事,那聘书上写成"孙铭九",从此也就这么沿用了.
孙铭九1908年1月13日出生于辽宁新民县(今属沈阳市).
他用一口东北话,跟我交谈着.
我请他谈叶帅,起初他有点犹豫,因为他几乎不与人谈他与叶帅的关系.
我拿出《叶剑英传略》,上面提及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前夕,曾秘密地在孙铭九家住了两个来月.
这下子,孙老先生也就不再顾虑什么了,滔滔不绝他说起了往事.
他清楚地记得1936年4月9日那一天.
当时,他和张学良正在陕西中部的洛川县.
那里简陋的机场上,停着张学良专机.
早上,张学良带着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孙铭九以及一位神秘人物上了专机.
此人名唤刘鼎,而真名实姓叫阚尊民.
这般改名换姓,是由于他从事秘密工作——他是中共派往东北军的代表.
张学良亲自驾机.
他的驾驶技术不错,飞机在空中翻个跟斗之类的特技也会.
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飞机向北飞行,见到机翼下出现蜿蜒的黄浊延河和尖尖的宝塔,张学良便降低专机的高度,降落在一片河滩上.
那里就是肤施,亦即延安.
当时的肤施,在东北军控制之下.
下了飞机,一行四人步行,走了不久,来到一座天主教堂休息.
傍晚,张学良命孙铭九在门口等候.
忽地一行五人,骑马而来,为首的留着黑色浓髯,这位美髯公,便是周恩来.
通宵达旦,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跟周恩来举行会谈……从此,张学良跟中共有了密切联系.
当时中共中央在肤施之西的保安县.
9月,一行六人,着国民党军队制服,从保安出发,进入东北军驻地.
东北军用汽车送他们前来西安.
六人之中,有长官、秘书、副官,也有马夫.
张学良对那马夫最为看重,安排他住在孙铭九家中.
张学良关照孙铭九,这是一位红军代表,必须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当时,张学良住在西安城内金家巷,孙铭九家离他那儿不远.
孙铭九住的是四合院,他和夫人刘静坤住门房,上房住着张学良随从秘书应德田.
孙铭九让出了厢房.
厢房共三间,当中一间中过厅,靠里一间住着中共党员朱光亚,靠门房那间安排给新来的红军代表住.
孙铭九关照门岗,说是家中来了一位老亲戚"吴先生",可以随意进出,不得盘问,不得阻挡.
就这样,那位红军代表在孙家住下,他年近40,穿便衣,很和蔼,书生气质,风度翩翩,看上去不像是马夫.
张学良常跟这位马夫单独谈话,足见马夫非等闲之辈.
很快,孙铭九得知,这位马夫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参谋长叶剑英.
与他同行的那几位军官,却是这位"马夫"的部下——潘汉年、边章五、彭雪枫、汪锋、吴自立.
从此,孙铭九益发敬重"吴先生",关注着他的安全.
"吴先生"不在他家用饭,但洗脸水、开水,都由孙铭九夫人悉心送去.
叶剑英对孙铭九和夫人刘静坤都非常客气.
叶剑英深居简出,因为他当年曾在黄埔军校任教,怕在街上被熟人认出,暴露身份.
有一回,叶剑英到街上澡堂洗澡,被张学良知道了,马上关照他不要再去,以免危险.
孙铭九也关照部下,跟"吴先生"少说话,任他独进独出.
还有一回,刘鼎见到中共在西安城内一个秘密接待站附近,忽地出现许多警察,以为出了事.
刘鼎赶紧把情况告诉孙铭九,派汽车接走叶剑英.
后来才知是一场虚惊,"吴先生"又重返孙铭九宅内.
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跟张学良密切联系.
光是1936年10月,叶剑英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便达18次之多.
叶剑英在孙宅住了两个来月,向孙铭九告辞.
那是因为他要回保安一趟,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再说张学良慷慨拨款5万元支援红军,叶剑英要送往保安.
就在叶剑英返回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汇报之际,机要秘书送来了张学良发自西安的电报,说是形势危急,要求叶剑英火速返回西安……西安发生了什么紧急事变就在叶剑英赶赴西安途中,发生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
孙铭九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他跟笔者谈起了怎样抓住蒋介石的.
在此之前,笔者走访了西安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原住处,所以听孙老回首话当年,更具亲切之感.
1936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孙铭九奉命前往西安金家巷张公馆.
东北军众将官已聚集在那里,张学良下达了扣押蒋介石的命令,要孙铭九负责执行.
从这年9月起,孙铭九已改任张学良卫队营营长.
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
绝对不能把他打死!
"张学良意识到这一行动倘若失败,将面临着严重局面:"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
你死,我死,说不定了.
"意识到此行可能有去无回,孙铭九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
他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口袋里.
据他回忆,纸条上写着:"如果我回不来,拜托应德田把我的兄弟孙明昌送到陕北或者苏联去学习.
"孙铭九身佩两支手枪,率部出发了.
这时的他,不过28岁.
凌晨2时(已是12日了),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五等乘车,朝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进发.
孙铭九所率的卫队营,大约100多人,乘两辆载重卡车.
在茫茫黑夜中,车近华清池,便被守卫大门的蒋介石侍卫发现,枪声大作.
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又绕过第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终于摸进了五间厅——蒋介石的行宫.
孙铭九冲入蒋介石卧室,不见蒋介石,但他一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是温热的,知道蒋介石离去不远.
假牙也还泡在杯子里,表明蒋介石听见枪响,匆忙逃走.
孙铭九下令搜索.
不久,有卫士报告,在后山墙上发现一只鞋.
孙铭九判断,蒋介石可能翻墙逃往后山——骊山了,于是带兵上山.
在半山,抓住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后来才知是蒋介石之侄蒋孝镇).
铭九用手枪对着他的脑袋,要他讲出蒋介石在哪里.
他不肯说,但无意间朝山上斜乜了一眼.
孙铭九当即判定,那必是蒋介石所在处.
这时晨光裹微,孙铭九带众卫士朝那方向搜山.
果真,班长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
"孙铭九疾步奔过来,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在寒风中抖嗦(后来才知道是蒋孝镇背他上山).
蒋介石此时还懵里懵懂,不知眼前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对他发动突袭,于是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
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孙铭九所说的"张副司令",即张学良,因为张学良当时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西北"剿共"副司令,而总司令、司令则是蒋介石.
关于此后的情景,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当年曾采访过孙铭九,并写入《西行漫记》一书: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
"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
"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上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
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
"这里没有马.
"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
"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
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
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孙铭九记得,在山上,他一说是东北军,蒋介石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
"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
"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个好青年!
"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
孙铭九深深记得,下了山,上了车,在车上蒋介石又重复这句话:"你是个好青年!
"蒋介石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是在他被扣押了几天之后.
那天夜深,孙铭九奉张学良之命,到晋绥公署去接蒋介石,要他搬往条件更好的高桂滋公馆住.
蒋介石误会了,以为半夜拉他出去枪毙——他看见孙铭九腰间别着手枪.
这时,蒋介石又说道:"你是个好青年!
"经孙铭九反复解释,蒋介石才打消疑虑,上了车.
12月25日下午,孙铭九听说张学良陪蒋介石去机场,匆忙去报告周恩来.
周恩一听,跳上了汽车,跟孙铭九一起直奔机场.
但是,已经晚了一步,张学良已经陪着蒋介石飞往洛阳了,从此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孙铭九记得,从机场回去的路上,周恩来一声不吭,表情沉重.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宣布张学良为"叛徒",并下令通缉"叛徒"孙铭九——虽然他曾三次夸奖孙铭九为"好青年".
1937年2月3日,周恩来派刘鼎把孙铭九接往陕北红军.
从此,孙铭九才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对他的追捕……40多年后,叶剑英路过上海,约见孙铭九.
老友重逢,相见甚欢.
孙铭九客厅里挂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
叶帅问:"夫人好吗怎么不带夫人来当年我住在你家,多亏她多方照料!
"第二回,孙铭九和夫人刘静坤一起去看望叶帅,叶帅益发高兴,跟他们细细叙旧,说了许多感谢之言.
孙铭九呢他对笔者说,叶帅对他和他的一家的关怀,要用"天高地厚"四个字来形容.
"末代公主"难忘的往事1976年1月8日,巨星殒落,举世震惊.
如今,几个春秋过去,人们仍深深地缅怀着逝去的巨人.
1985年1月,我在北京访问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妹金蕊秀.
一提起周总理,她马上就说:"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真是永生难忘……"她生于1913年,如今已年逾古稀.
虽然头发花白,但是瘦削而敏捷,思维清晰,讲话很有条理.
她是溥仪的三妹.
她告诉我,她姓爱新觉罗,在汉语中称为"金".
她的号叫"韫颖".
她有四兄弟六姐妹:溥仪、溥杰、溥倛、溥任、韫娴、韫和、韫娴、韫馨、韫娱、韫欢.
她在1949年回到北京居住,做过街道工作,担任过居委会卫生组长、治保委员.
1950年,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196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金蕊秀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到叔父载涛家里集合.
到了那里,见到了溥仪、溥杰和姐妹们.
他们一起来到政协.
哦,原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他们一家吃饺子,欢度春节.
金蕊秀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显得十分拘柬.
周恩来一见到她,便问:"你行几"她答:"行三.
"周恩来马上风趣地说:"喔,老三哪!
"她笑了,不那么紧张了.
周恩来告诉她,关于她的工作安排,是毛主席的意思.
周恩来说:"你在区政协,我在全国政协,我们是同事哪!
"她又笑了.
周恩来看着她,说:"满族的脸,一眼就能看出.
像舒舍予(老舍),一见面,我就问他是不是满族.
果然是的!
可是,你看上去不像满族.
大概是小时候吃汉族人的奶,吃多了,就像汉族.
"她忍不住又笑了.
就这样,周恩来很亲切地跟她聊天,使她忘了坐在身边的是国务院总理,仿佛是在跟一位老朋友唠家常.
1962年2月12日,周恩来邀请溥仪一家到中南海做客.
周恩来、溥仪、金蕊秀同桌.
周恩来谈起了溥仪的工作问题,问溥仪愿意做什么溥仪说:"愿意当工人.
"周恩来马上问:"你的算术怎么样"溥仪摇头:"我没有学过算术.
"周恩来说:"工人看图纸,要懂算术才行.
你还愿意做什么"溥仪答:"我在战犯管理所学过针炙,我可以到医院里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你愿到医院工作,当然好.
你给别人治病,治好了,没事儿.
如果治坏了,那就不合适啦!
"话音刚落,大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周恩来又关心起溥仪的婚事,说:"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
要找个对象,要有一个家.
"接着,周恩来又问起溥杰的生活情况,知道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子在日本,周恩来说:"可以把她接到中国来嘛!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不久,溥仪成家了,溥杰的妻子也来中国团聚.
兄弟俩都非常感激周恩来的关怀.
当嵯峨浩子来华以后,周恩来又特地接见金蕊秀谈起了她的近况.
他说,除了腰疼之外,别的都好.
政府很关心她,让她迁入新建的楼房.
她的丈夫郭布罗·润琪,是全国政协委员.
老郭虽也70多了,兴趣仍很广泛,养金鱼,做盆景,自己装电灯,外出时还亲自驾驶摩托车哩!
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再三说,她出身于封建皇族,今天能有这样美好的生活,感激周恩来,感激党和政府!
北大三位老校长未名湖的湖水是平静的,北京大学却从来不平静.
每当我回忆起母校,脑海中常常浮现三位命运坎坷的老校长的形象,而北京大学的历史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记得、那是1981年.
我步入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看望高士其.
病房里是那样的安谧,使高士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语"显得格外清晰.
突然,从敞开的窗口,传来一阵尖厉的痛叫声、我为之一惊.
"是谁"我问高士其夫人金爱姊.
"是马寅初,得了直肠癌,住在隔壁.
"金爱娣答道.
虽然我知道高干病房是不许随便串门的,但是我在看望了高士其之后,还是向值班护士提出:"我要去看看303房的马寅初先生.
""你是他的什么人"值班护士问道.
"我是他的学生.
"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我的工作证.
"他正病重.
你看一下就走.
"值班护士终于同意了.
白被单拥簇着一张圆脸,光秃的头颅上只有几根稀疏的白发,虽然20多年没有见过他,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位年已99岁的老校长.
病魔正折磨着他,他的脸还显得往日那般和善.
可惜,他已耳聋目眩,无法交谈.
我大声地在他耳边喊道:"马老,我是您的学生!
"他,微微一笑,颌之而已.
我向老校长深深一鞠躬,轻轻退出病房,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时,领到《迎新手册》,首页便是校长马寅初写的《热烈欢迎新同学》.
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矮矮胖胖的个子,非常结实.
他用一口"绍兴官话"向同学们讲话,他的脸像弥来佛似的,总是笑嘻嘻的.
宿舍的走廊里挂着《光明日报》.
1959年,我吃惊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
不久,就连大饭厅的墙上,也贴出"批判"大字报.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大字标题,"马老,你属于哪个'马'家——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也就在这时,我读到马老的反驳文章,他"明知寡不敌众",却"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围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学生:"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此后,虽然马老被撤掉北大校长之职,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
1979年,马老的《新人口论》一出版.
我读罢,深为他的真知灼见和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佩,写了《马寅初的成功》一文,为之赞叹:"只有发现真理而又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马寅初的继任者是陆平.
我爱听陆校长的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口齿清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在我求学期间,陆平正处于一帆风顺之际.
我记得,1963年,当我们在西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拍毕业纪念照时,请来了陆校长.
他笑盈盈地坐在正中,在纪念照上留下永恒的微笑.
不料,三年之后,在上海工作的我,从报上读到那轰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惊讶地得知陆校长蒙尘!
此后,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陆校长挂黑牌挨斗的照片;此后,就连我自己挨批斗时,也被说成"黑帮陆平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
1986年夏,我因创作长篇小说《浩劫》,从上海来到北京,到陆老家中采访.
我与陆老以及陆老夫人石坚作了长谈.
我惊喜地发现,饱经磨难的老校长,心地是那么宽广,情绪是那么乐观.
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侃侃而谈,不减当年.
往事不堪回首,而我的采访话题,却正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是那般磊落,富于自制,坐在沙发上回忆20年前的风暴,跟我谈聂元梓,谈康生老婆曹轶欧,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谈"喷气式"批斗,谈他的干校生涯,谈他给毛主席去信和他获得解放的经过……我问陆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是怎么过来的不论在你的外表,或者在你的心灵,几乎看不出'伤痕'!
"他爽朗地笑了,双眼透过紫色边框的近视镜片射出坚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
自己最了解自己.
我平生无愧于党和人民.
面对种种不实之词,我坦然.
我从来没有悲观.
第二,我相信党,相信人民.
我深信,有朝一日会水落石出的.
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是坚定不移的,是充满信心的.
有了这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
"他的这段话,是他的内心世界的最清楚的曝光.
在结束采访时,他竟问起我来:"你是北大理科六年制的毕业生.
当时,我是六年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你能不能就你毕业之后的工作实践,谈谈六年制的利弊你对当时北大课程设置,有什么意见……"这时,他的夫人笑道:"你怎么还像在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一样"他大笑起来:"虽然我现在不当校长,我可以把他的意见转告北大嘛!
"哦,他的心还在北大!
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在几位校长之中,我接触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长傅鹰教授.
刚刚跨进北大校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一位个子矮胖的教授迈着八字步,走上讲台,语出惊人:"第一章,《化学的重要性》,我不讲了.
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考取北大化学系的,都是充分了解化学的重要性的.
好,现在开始讲第二章……"他,便是傅鹰先生.
我很爱听傅先生讲课.
他风趣、幽默,有着相声演员般的口才,课堂里常常爆发大笑声.
整整一年,他给我们教普通化学.
作为一级教授,由他教普通化学,如同吃豆腐一般便当,可是他竟常常备课到夜深.
那时,他住在中关村.
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也是我们的教师.
有一次劳动,分配我给傅先生家送煤,我来到他家.
在我的想象中,教授之家一定富丽堂皇,而傅先生的家却那样的朴素.
傅先生心直口快,在1957年便差一点成为"右派".
1958年"拔白旗"时,北大校刊上登载批判傅鹰的文章,那标题我迄今还记得:《白旗晃动,贻害无穷》!
……1979年11月,当我去北京出席第四届文代会时,有关部门知道我是傅先生的学生,约我为两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傅先生写报告文学.
我拿着全国政协的介绍信来到母校,却没有用过那张介绍信,因为所采访的张青莲教授、唐有琪教授、黄子卿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师,用不着"介绍".
他们异口同声称赞傅先生的最大特点:敢说直话!
傅鹰的正直,连毛主席都十分赞赏,称他的讲话"尖锐"而又是"善意"的.
可是,也正因为他敢说真话,在北大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尤其是"文革".
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依然直言不讳.
在周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人了解傅鹰的动向.
傅先生对来人说:"总理的逝世,损失不亚于斯大林.
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
"傅先生的话,被飞快地汇报上去.
"上头"问:"傅鹰所讲'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那人又跑到傅先生家里,傅先生直截了当答曰:"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我怀着对傅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1980年5期《新华文摘》当即全文转载,因为傅先生的直道而行的品格,确实感人至深.
从"五四"运动起,北京大学校史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风云与北大紧相连.
我有幸在北大度过了六个春秋,受到马寅初、陆平、傅鹰这样的师长的教诲.
这三位校长跌宕乖戾的命运和刚正不阿的人品,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也谈黄药眠1991年2月5日《今晚报》所载秦牧的《奸臣的"定场诗"》,谈及康生对黄药眠的迫害,促使我写下这篇短文.
我曾写过《沉重的一九五七》一书,在查阅1957年的报纸时,"大右派"黄药眠的大名不时闯入我的视野,他的名字,和当时著名的"六六六"事件联系在一起.
所谓"六六六",亦即1957年6月6日北京六教授聚会,对时局作了一番议论.
这六教授后来都成了"右派",内中便有黄药眠,也包括费孝通、钱伟长等.
那时,黄药眠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成员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我在翻阅《党史资料》时,偶然在王哲然写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的一些情况》一文(载1983年三期),见到一段谈及关于黄药眠的不平常的经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现名黄药眠)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时间给大家作报告……"如此说来,这位"番茄"的革命资历颇深.
几个月前,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余暇时信步踱到中文系,问及黄药眠教授,得知他已于1987年9月3日病逝.
系总支说,他的儿子黄大地在校内工作,我便去拜访他.
黄药眠是广东梅县人,而黄大地则操一口纯正的京腔,已听不出广东口音了.
黄药眠生于1903年1月14日.
早年的他,既是文学青年,又是革命青年,早在1928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出生入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时又写诗、译诗、译小说.
1929年冬,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
这时,如同秦牧所忆,黄药眠曾跟他谈及:"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黄大地也忆及,父亲生前跟他说起这一段经历——后来,在1957年,康生便借机把黄药眠打成"右派",以"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焰".
1933年,黄药眠回国,在上海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也就成了王哲然所说的"番茄".
1934年秋,"番茄"被捕,判刑十年.
后来,于1937年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他来到了延安.
此后,他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编报纸,写长诗,写小说.
解放后,他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受康生的迫害,黄药眠在1957年蒙尘.
他受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查到了厚厚的"批判"黄药眠的"右派言论"汇编……成了"右派"之后,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他受到"监督劳动",干着扫厕所之类的"劳动".
在"文革"中,他又受冲击.
好在他早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资派",只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他终于走过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迎来了明媚春光.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那位迫害他的康生,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虽然他已死了,仍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步入晚年的黄药眠,回顾自己漫长曲折的一生,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在夫人蔡彻的协助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晚年多病,他常住医院.
他患心脏病,常服西洋参汤.
他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终年84岁.
晤戴安澜将军之子不久前,我接到寄自安徽无为县的一个特殊的纪念封,上面既贴着大陆发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邮票,又印着台湾发行的戴安澜将军纪念邮票.
另外,还印着戴安澜的长子戴复东的题字.
戴安澜将军是抗日名将,1942年5月26日在远征缅甸、抗击日军时以身殉国,时年38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题赠挽诗、挽联,蒋介石、林森、李济深、杜聿明也隆重追悼他.
直至今日,海峡两岸仍共同怀念他.
追思华章,不时见于大陆和台湾各报.
在戴安澜之女戴藩篱的陪同下,我前往上海同济大学拜访戴复东教授.
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他的一系列职务: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及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级建筑师……在戴复东那里,我见到台湾出版的《安澜遗集》,内中收入戴安澜将军的诗文、日记及军事著作.
这位被周恩来誉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将军,乃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既会冲锋陷阵,又能妙手著文章.
戴复东告诉我,戴安澜将军壮烈牺牲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授予他军团功勋勋章,并颁发荣誉军功嘉奖令.
我记得,前几年报刊曾报道,戴复东作为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来到美国时,给里根总统去过一封信,说明当年授予他父亲的勋章、嘉奖令遗失,能否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及嘉奖令复印件.
不料,里根总统决定重铸一杖军团功勋勋章送戴复东,还补发了荣誉奖状,一时传为佳话.
不过,当时的报刊都未曾透露,戴复东视为家珍的勋章、奖状,是怎样丢失的见我问及此事,戴复东顿时神情黯然.
他告诉我,在"文革"中,他家成了同济大学红卫兵冲击的对象.
先父所遗留下来的军团功勋勋章及嘉奖令,在当时被视为"变天帐",万一被红卫兵查抄出来,那将成为他的滔天大罪.
他曾想把这至为珍贵的纪念品放进墙洞或埋在地下,可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紧张,藏在哪里都躲不过红卫兵的眼睛.
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销毁!
戴复东说,父亲留下的奖章、勋章有好多个,当他敲碎这些珍品然后扔进河里时,热泪扑簌簌地滚下来,他的心碎了!
可是,在那种年月,他不这么做,就要横遭大祸……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
如今,戴复东和他的弟弟、妹妹个个生活安定,埋头各自的事业之中.
里根总统重颁勋章,使戴复东喜不自禁,写下一首《忆秦娥》:千般憾,宝章不翼肠愁断.
肠愁断,魂荣梦绕,暮思朝盼.
"功勋"再铸光华艳,斯人惠我酬衷愿.
酬衷愿,时空纵阻,友谊长璨.
访"世纪老人"冰心冰心的年纪最好记,因为她是"世纪同龄人"——生于1900,如今已90高龄.
1990年6月22日,我在北京访问她时,她依然像我过去见到的那样清秀,思路清晰而敏捷,说话幽默.
她知道我前几日去看望过因脑血栓卧病在床的俞平伯,便笑称自己如今在作家群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俞平伯跟她同岁,但是比她大10个月.
除了俞平伯之外,她是中国作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了.
她的家门上贴着"医嘱谢客"四字.
她曾患脑血栓,又跌伤了腿,已谢绝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很少会客.
由于足疾,她坐在椅子上,双腿之下要垫个小凳子.
一头银发一丝不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出生于福州,而长于烟台,所以没有福建口音,她家是书香门第,如今她的书房墙上便挂着她祖父的楷书.
冰心笑称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误入歧途".
她原是学理科的,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小说、诗.
不久,她转到文学系学习,从此越写越多.
1923年,她前往美国留学.
她说:"我有三个弟弟,比我小得多.
弟弟们又有许多小朋友.
他们要我写信,说说异国见闻,我写了一封又一封.
正巧北京《晨报》开辟儿童文学版,向我约稿.
我把这些信在《晨报》上连续发表.
我一共写了29封信,积成了一本书,叫《寄小读者》.
后来,在1958年,又写了《再寄小读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了《三寄小读者》.
"冰心谈及她写得最为顺手的作品,是《南归》和《关于女人》.
她说:"《南归》是对我母亲病逝的追忆,写起来最不费力,一气呵成.
写《关于女人》时,我用了个别人不知道是我的笔名'男士'、写起来没有思想负担,何况我是女人,很熟悉、了解女人——虽然我是用男人的口气写的.
"冰心说,作品是她的"孩子".
她没有偏爱哪个"孩子",因此也就很难说自己对哪个作品最满意.
她以为、最重要的是,作家要讲真话,以真情实感去写作.
她不赶时髦,不说假话.
她喜欢巴金,引为知己,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巴金说真话.
她文债高筑.
不过,她不忙于应付约稿.
她总是自己有什么话要讲,才写什么.
如果约稿的题目正是她所想写的,她就应约而写.
至今,她仍在不断笔耕.
她说,她只有在为人题词时才用毛笔.
平时她写作,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
那份复写稿交给为她编文集的同志.
她的文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三集,第四集很快可以送到她手中了.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出过她的作品选集.
她很豁达.
她说:"我都90岁啦,说不定哪一天,说走就走.
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字画、书、手稿以及几千封小读者的信,送给现代文学馆.
那是巴金倡议办的,我算是给他凑'热闹'.
现在,我的家里还挂着60年前梁启超题赠我的字,还有赵朴初赠我的字.
凡是有上、下款的字画,在我过世之后都送给现代文学馆.
"她关心地问起那"一人之下"的俞平伯的病况,问起曹禺是否仍住医院.
她坦率地说,曹禺早期的作品《雷雨》、《日出》,超过了他后来的作品.
她笑道,那位导演《雷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院长焦菊隐,是她的学生呢!
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遗像.
她的子女精心地照料着她的生活.
她的案头放着的一叠手稿表明,她正在笔耕,她的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一如她那整洁的衣衫、明亮的双眸……记冰心和梁实秋的友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位南唐李后主,在流传甚广的《虞美人》一词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然而,如今我却成了一个专门追溯往事的人——因为写作人物长篇文学传记,所记述的全是往事.
最近我着手策划写《梁实秋传》.
他的漫长的84个春秋的人生旅程,时沉时浮,争议颇多.
追溯如烟似梦的往事,把它清晰地"显影"、"定影",写入长篇传记之中,井非易事.
好在我得到了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的鼎力相助,她从海峡彼岸一次次给我带来了珍贵的资料,使我对梁实秋的往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1991年3月底,她给我带来的资料之中,有一宣纸册页,多处有蠹虫蛀食的洞孔,表明这册页上了"年纪".
我细细翻阅这历经沧桑的册页.
卷首是梁实秋的老同学吴景超用毛笔题写的千字文,追溯他和梁实秋结交的往事,文未写明"民国29年1月"亦即1940年1月.
原来,梁实秋的生日为腊八(阴历十二月初八),在1940年为1月5日,这个册页是朋友们为庆贺梁实秋诞辰而为文、题诗、作画.
吴景超是著名社会学家、教授,妻子为龚业雅.
我写《梁实秋传》,要追溯《雅舍小品》那"雅舍"的由来.
《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毕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散文名著,由龚业雅作序.
《雅舍小品》首篇便是《雅舍》——那是抗战期间梁实秋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在重庆北碚合买的一栋房子,梁实秋提议"不访利用业雅的名字之为'雅舍'".
因此,考证"雅舍"的由来,不能不涉及梁实秋和吴景超、龚业雅的交往.
吴景超在册页上题写的千字文,恰恰把这一段往事清清楚楚地凝固在宣纸上:他跟梁实秋"同学清华者七年",他"在实秋处晤业雅,其后吾两人之婚姻,实秋实促成之"……虽然如今梁、吴、龚三人均已作古,这段51年前作为"秀才人情"写下米的文字,却道出三人之间的"交往史"!
我逐页欣赏着那些已经泛黄的字画,忽地见到冰心的题词,文未写着"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
冰心这么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
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据梁实秋生前回忆,当冰心写到这里,为梁实秋庆寿的朋友们(内中大都是男人)便起哄了:"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安然、坦然、泰然、徐徐而答:"稍安勿躁,我还没有写完呢!
"于是,她继续提笔,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冰心掷笔,众抚掌大笑……在这笑声逝去半个世纪之后,我读冰心题词,却有一点不解——她为什么说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呢我问韩菁清女士.
她说在梁实秋生前,未曾听他说起鸡冠花的含义.
于是,我赶紧把冰心的题词复印,函寄北京,向这位"世纪同龄人"请教.
几天之后,我便得到冰心老人的亲笔复函:"谢谢您寄来的复印件.
为什么他是鸡冠花因为那时旁边还有好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一句'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读了印件,觉得往事并不如烟.
"九旬老人的记忆如此清晰,她所回忆的情景与梁实秋生前的回忆完全一致——虽然隔着一道海峡,虽然往事已过去几十个年头.
哦,"往事并不如烟!
"正因为这样,1972年当梁实秋听见传言说冰心在"文革"中谢世,赶紧命笔写下《忆冰心),把他所记忆的冰心往事清楚地向读者娓娓道来;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之后的第十天,冰心则在北京写下《忆实秋》,写出她心目中的梁实秋——虽然隔着一道海峡,虽然往事已过去儿十个年头.
海峡无法阻断缅怀之情,岁月没有模糊记忆屏幕.
只有那个李后主,絮絮叨叨"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见李煜《子夜歌》).
不如梦,不似烟,梁夫人从海峡彼岸给我带来的300多封梁实秋书信原件,在海峡此岸的许多梁实秋老友的生动回忆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正使我充满信心投入记述梁实秋往事的长篇之中——他在海峡此岸生活了40多年,在彼岸生活了近40年,此岸加彼岸,这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
访梁实秋故居东四是北京东城一个热闹的所在.
从东四往南,过了几条胡同,便拐入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名唤"内务部街".
虽说是"街",其实宽不过六七米而已.
那儿原叫"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内务部设在胡同里,人们改口称之为内务部街.
街道两旁,一溜灰墙,一色青砖平房,门牌的号码已经改过.
不过,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梁实秋先生的故居——因为他的长女梁文茜告诉我,如今梁宅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内务部街居民委员会"木牌.
当年,那儿则挂着"梁治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梁治耀是梁实秋之弟,梁实秋原名梁治明,上小学时改名梁治华,实秋是他的字.
大门依旧.
门口那对石狮子还蹲在那里.
大约常有孩子骑在上面玩耍,青石表面泛着青光.
据梁文茜回忆,大门上原有一对铜门环,现已不见踪影,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匾"积善堂梁",无从找寻.
大门旁开了个小小的个体户饮食店,正在卖油饼.
我步入大门,里面成了个大杂院,住着19户人家.
虽然院子里搭建了许多小棚屋,但原先的老屋仍在.
我走了一圈,那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宅,分前院、后院、正院以及左、右跨院,一色平房,院子里铺着青砖.
梁家原住北京东城根老君堂,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在广东做官后,手中有了些钱,返回北京买下这幢有30多间房屋的老宅——内务部街20号.
1903年1月6日(光绪二十八年腊八),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里.
我特地来到了西厢房.
历经风风雨雨,柱子、门、窗脱尽油漆,房子还保持原样,只是几家合住在此院,廊下堆满杂物,十分凌乱.
我请住户收掉几床正晒在院子里的被子,为西厢房拍了照片.
据梁实秋自云:"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
"他的儿时,是在西厢房内那个大炕上度过的.
"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
"——步入晚年的梁实秋,仍念念不忘儿时的"窝".
住户问我为何拍照,我说起了梁实秋.
"不就是那个台湾作家梁实秋他出生在这里"住户们感到惊讶.
其实,认真点讲,梁实秋应称作"北京作家",他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我跟住户们攀谈起来,才知道这里的住户已换了好几茬.
一位最老的住户告诉我,她家是1950年迁入的,那时这儿成了《大公报》的宿舍.
后来,《大公报》的职工迁往香港,这儿由房管所接管,分配给一般的居民.
在西跨院的南房,我找到梁实秋当年的书房.
据梁文茜告知,那儿原本满墙是大书架,堆叠着许多书,如今已找不到那些书架和书,但她保存着当年书房中所用的铜镇尺、香炉,后来转送到台北,梁实秋见了旧物,欣喜不已,勾起心中无限的回忆涟漪.
书房对面的北房,是粱实秋的卧室.
文茜说,屋里原是一张很大的木床,床上搭着很大的木架子,看上去像间小屋.
这样的大床,原是当年江南农村流行的式样,不知道怎么会搬入梁府,成了梁实秋的眠床.
屋后有棵枣树,迄今仍青枝绿叶.
据文茜说,那是因为附近有个化粪池,使枣树长得格外茂盛.
后来,文茜之妹文蔷从美国西雅图来北京,从这棵枣树上摘下一棵青枣,还带着几片绿叶.
文茜把这枣子送到父亲手中,梁实秋抚爱良久,曾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
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诚如陶渊明所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梁实秋晚年,常常想念北京故居,因为那儿是他的出生地,是他金色童年度过的地方.
他曾写道:"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
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
"梁教授离世了,未曾实现他的还乡梦.
他的故居亦"不复是当年的模样".
人世沧桑,浮沉莫测.
倒是那棵枣树历尽千变万化,依然亭亭如盖,依然春华秋实.
超越春秋三十年的爱你猜猜,这首甜蜜蜜、缠绵绵的《爱别离歌》,出自谁手:爱/我愿你不要想念我/你想念我,我会难过/你跳舞,你唱歌/我要你尽情欢乐.
爱/我愿你不要忘记我/你忘记我,我会难过/你跳舞,你唱歌/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不要想念我/不要忘记我/这矛盾的心情教我怎样来解说/我宁愿你快乐,让我受折磨.
你必定以为作者是个多情的小伙子.
错啦!
写此诗者乃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头子.
那是1976年6月4日,73岁的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因事小别新婚之妻韩菁清,从台北飞往美国西雅图.
在飞机上,梁实秋心中思念着他的"亲亲"(他常把菁清称作"亲亲"),哼成了这首《爱别离歌》.
他的脚刚刚踏上西雅图,这首充满爱恋之情的诗便被装进红蓝镶边的航空信封,投入邮筒,飞向台北……当我访问韩菁清女士,请她回忆她与梁实秋先生不平常的爱情时,她拿出了"教授"(她总这么称呼梁实秋先生)的《爱别离歌》手迹给我看.
虽说"教授"已于1987年以84岁高龄故世,而她看上去仍是那样的俏丽年轻,言谈中充满着对于"教授"的深深的怀恋.
年纪相差近30岁的他和她,一个是名震文坛、著作等身的老作家,一个是在港台走红的歌星兼影星,在1974年11月27日偶然邂逅,跌入爱河.
当时,梁实秋结发之妻程季淑猝然在美国西雅图死去才半年.
梁实秋向来在台湾被尊为师表,人品受到推重.
如今,忽地跟风姿绰约的明星一见钟情.
论年纪,"教授"和她如同父女.
消息传出,台湾轰动,舆论哗然.
反对的人固然不少,猜疑的人更多,以为如此"奇恋"不会维持多久.
时间是爱情的试金石.
他和她超越年龄的爱,一片真诚,战胜了舆论;战胜了时间.
自1975年5月结婚,至"教授"故去,13个春秋,他和她恩恩爱爱,驱散疑云.
我问韩菁清女士:"你和'教授'的爱,为什么超越了年龄"她笑着答道:"因为我们是真爱!
"哦,可贵的是一个"真"字!
论差异,他和她不光是年龄相差一代,而且诸多悬殊:他是老北京,她是上海姑娘;他喜静,埋头书斋,她爱动,热心社交;他每晚8时就要睡觉,她却是"夜猫子",习惯于夜生活,他总吃面食,她则吃米饭……真爱使他和她组成一支和谐的乐曲.
十几个年头,他和她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
她操持家务,让他专心于写作.
"教授"再三说,晚年多亏有她无微不至的照料,他的最后13年成了一生的创作高峰.
他,就连赴美探望前妻所生的女儿时,仍不忘在每封给她的信中,附上几条"OK伴"——橡皮膏,担心切菜时大大咧咧的她会割破手指!
说起"OK伴",又引出韩菁清的一段有趣的回忆:新婚之初,她下厨房.
她想"露一手",做点可口的菜给"教授"吃.
"教授"先是称赞一番,然后又说她刀功不行,姜丝切得像棍子.
"你切得怎么样"她"反攻"起来.
于是,"教授"也下厨.
嗬,真想不到,这"书呆子"有一手,姜丝切得细细的.
于是,他若有空,常在家中当她的"下手"——尽管他烧菜也不错,只是没功夫.
她的字写得不错,又能背许许多多古诗.
空暇时,她跟"教授"玩文字游戏.
比如,5分钟内,写"氵"旁或"言"旁的字,看谁写得多.
胜利者竟然常常是她!
因为她脑子反应快,写得快,而"教授"呢,总是先写那些笔画很多、很生僻的字,到了后来才写笔画简单的常用字,总是不如她写得多.
不过,她不敢跟"教授"打"持久战",因为"教授"毕竟学问大,他会写出许许多多同旁的字来,远远胜过她——于是她坚持限定比赛在5分钟内结束!
他与她也有不谐和的时候.
她不当面发脾气,却躲进了卫生间,久久不出来.
"教授"呢,在卫生间外唱起了《总有一天等到你》.
她一听,尽管歌声远不及她这位歌星动听,但是气很快消了.
过了一会儿,"教授"又唱起《情人的眼泪》来.
她耽不住了,终于走出了卫生间,笑出了眼泪!
在温馨的家庭中,岁月飞逝.
"教授"心境舒畅,每天早上5时起床,一口气写到中午——此时"夜猫子"正在酣睡.
"教授"的作品写了许多许多.
中午,当她醒来,操持中饭毕,隔着书房玻璃向"教授"打手势("教授"重听),他才走出书房……"教授"不幸死于医疗事故.
要不,他还会给读者留下更多的著作.
她亲自为"教授"选择墓地,为他安葬.
"教授"去世后这两年来,她每月两回去墓地,给"教授"送去一盆盆鲜花,拔去墓上的杂草.
她送给我一张在"教授"墓前拍的照片.
我发觉,她的衣襟上怎么绣着一个红色的"雅"字原来,这是她为了怀念"教授"而绣的——"教授"写过一连串带"雅"字的书,《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她和他,爱之真,也就爱之切,也就爱之深,也就超越了年龄!
真诚才会使两颗相爱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梁文茜现象"背后梁文茜这名字,在1987年11月以前还鲜为人知,可是短短几天之内,她一下子就变成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共同关注的新闻人物.
年已花甲的梁文茜,是北京的一位律师.
她引起海峡两岸的关注、因为她是梁实秋的长女!
1987年11月3日,中国文坛耆宿梁实秋先生,突然病逝于台北.
11月5日,新华社便发出电讯《梁实秋长女梁文茜希望赴台奔丧》.
几天之后,粱文茜飞抵香港,办理赴台奔丧手续.
台湾当局拒绝了她的正当要求.
于是,大陆、香港、台湾的新闻媒介几乎天天报道梁文茜.
香港电视台不断播出梁文茜在港的镜头,弄得梁文茜外出,马上被香港居民认出,有的送她鲜花,有的安慰她……就连台湾的许多报纸,也批评当局,认为不让梁文茜入境奔丧,是"不近人情"的决定……为了写《梁实秋的梦》(1988年第6期(上海文学》),我在北京与梁文茜长谈.
我突然发现,倘若从人才学的角度来分析她,"梁文茜现象"是令人深思的.
她,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最初,她是学以致用的,在法院担任审判员,发挥着她的专长.
可是,很快地,她遇上了一个又一个麻烦:她与王立同志相爱、结婚.
王立同志曾在延安"抗大"学习,早在1937年便已入党.
仅仅因为与她结婚,竟被视为"丧失立场",开除出党!
为什么与她结婚成了"丧失立场"呢因为她是梁实秋的女儿,而梁实秋在大陆解放前夕到台湾去了,成了"反动文人".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她是梁实秋的女儿!
"右派分子"怎能当审判员她,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调往房管局当会计!
在十年浩劫中,她的境遇更惨,连会计都当不成,被取消公职、勾销北京市户口,赶到丈夫的老家——河北安国县当农民.
其原因,还是在于她是梁实秋的女儿!
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贬值".
贬为"无业游民",可算是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升值".
她不仅成了律师,而且担任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她备受统战部门的重视,因为她是梁实秋的女儿!
在梁实秋去世之后,海内外数百家报刊报道她为父奔丧未能如愿的新闻,其原因同样因为她是梁实秋的女儿!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父亲,谁也无法选择.
她是梁实秋之女,原本只是一种父女关系而已.
父亲是父亲,女儿是女儿.
然而,在"左"的影响下,"梁实秋的女儿"仿佛成了万恶不赦的罪名.
她不断地"贬值",无法发挥自己的学业专长,无法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她的命运堪称"梁文茜现象",因为她代表着一大群人.
许许多多的人,往日因为有着"台湾关系"、"海外关系",弄得臭哄哄;今日却又因"台湾关系"、"海外关系",变得香喷喷.
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
"梁文茜现象"使我联想到植物学.
光有种子还不行,只有具备空气、水份和适宜的温度才会发芽、成长.
人才的成长也是如此,除了本身具备才能之外,还要有合适的社会环境.
梁文茜感叹万分地对我说:"现在,我才进入'黄金时代',可是我年已六十!
"虽然她在发奋工作,但是毕竟年富力强的岁月已被无端的"贬值"所耗费.
"梁文茜现象"深刻地说明:清除"左"的影响,为千千万万走在成才之路上的人们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是何等重要.
一次次的"错划"、"扩大化",一批批的冤假错案,曾伤害多少优秀人才,浪费多少宝贵时光.
十年浩劫使十亿人民都"减去十岁",那失去的十年多么令人痛心,成为许多人成才史上的空白期.
要从"梁文茜现象"中汲取教训,把阳光和雨露洒向人间,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最好的"大气候".
我想,这就是"梁文茜现象"给予人们的启示.
柯灵"宝刀不老"那是在1989年10月,从报上接连读到庆贺冰心、夏衍90大寿和臧克家85大寿的消息,不由得使我记起去年柯灵八秩大寿时的一桩小事.
柯灵是上海文坛耆宿.
我跟柯灵有交往,但并不很密切.
因为当初他驰骋于上海文坛之时,我尚未来到这个世界,彼此间隔着一代.
也正由于来往不很多,所以当他80寿辰到来之际,我并不知道.
我不仅没有向他祝寿,反而在他最忙碌的日子里去信打扰他.
事情是这样的,那阵子我正忙于写"中国潮"报告文学《梁实秋的梦》(后来发表于1988年第六期《上海文学》).
在大陆,第一个为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平反的,便是柯灵.
梁实秋这桩文坛公案发生在整整半个世纪前——1938年,左翼文人曾对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发动了凌厉的"大批判".
柯灵以超人的勇气,在1986年底发表文章,澄清了历史真相,拂去了强加在梁实秋头上数十年的冤案.
柯灵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仅大陆文学界人士纷纷赞同,而且消息很快传到海峡彼岸,梁实秋在答问文章《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柯灵先生为文给我的'抗战无关论'的罪名平反,实在不胜感激.
平反也者,是为冤狱翻案,是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我写梁实秋,不能不涉及这段历史公案,于是,我去信向柯灵请教.
就在我把信扔进邮筒不久,我从报上读到了庆贺柯灵80华诞的消息.
我真有点后悔,不该在老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刻去打搅他.
我想,他大约在忙完这一阵子之后,安定下来,才会给我复信.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复信竟飞快地寄到我的手中:在3月14日,上海文学界为庆贺柯灵80寿辰举行座谈会,于伶等近20位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界领导到会向柯灵祝贺.
贺诗、花篮、蛋糕、条幅不断送往柯寓,向柯灵祝寿的人络绎不断.
可是,我收到的他的亲笔复信末端,却签着"3月15日"!
老人的极端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我深深为之感动.
在这之前,我为了写傅雷,为了写解放前围绕《周报》的一场斗争,几次向他请教,他都非常细致地给予答复.
这次,他的复函依然那样细致,字迹端端正正,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寿辰的忙乱.
后来,马思聪先生的女儿马瑞雪从美国来到上海,那些天由我陪同在沪观光.
她提出,希望拜访一位在海外有影响的老作家.
我提及了柯灵,她马上说好.
在征得柯灵同意之后,我陪她来到柯灵家.
在闲谈中,马瑞雪谈及美籍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最初在大陆颇有争议,经柯灵作序,得以印行.
这时我想及马瑞雪的一部长篇正在我手头,送出版社看了以后,有点犹豫.
趁马瑞雪去打电话的时候,我问柯灵愿不愿意为她的作品写序.
"我先看看她的作品吧.
如果觉得可以,我愿为她写序.
不过,我的序言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呀!
"柯灵回答道.
等马瑞雪回到客厅,我告诉她柯灵愿看一看她的作品,也许可以为她作序,她显得非常高兴.
几天之后,我把马瑞雪的作品送到柯灵那里.
过了些日子,柯灵夫人来电话,说柯灵的序言写好了.
我取到了序言,手稿上的字像刻蜡板似的写得端端正正.
由于这篇序言的力量,马瑞雪的作品得到出版社的认可,很快就发排了.
最近,书的清样出来了,我把序言清样送给柯灵.
等他退给我时,我发觉他在清样上又作了非常认真的修改.
作为晚辈,我跟柯灵接触并不算多,知道他的往事也并不多.
可是,通过琐琐碎碎的二三小事,却使我看到了他的品格.
耄耋之年的他,还在那里辛勤笔耕.
他的家门上贴着他的"告示":"下午四时以后接待来客.
"雪白的头发,连眉毛也白了,他仍在一个字一个字"刻"着,笔锋依然那般犀利,真个是"宝刀不老"端木蕻良和《曹雪芹》端木蕻良虽说早年出过好几部长篇小说,如《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不过他的力作当推晚年所写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
写《曹雪芹》,他写得好艰难.
6月16日,我在北京看望他.
开门的是他的夫人.
过了几分钟,他才从里屋慢慢步入书房,手中拄着手杖,走路颠颠巍巍.
他的书房古色古香,红木桌椅、盆花、根雕、字画、笔砚,错落有致.
端木蕻良在1963年便因高血压偏瘫,1967年发展成冠心病.
1973年加重.
粉碎"四人帮",使他焕发强烈的创作欲,以年老多病之身奋力前进,提笔创作长卷《曹雪芹》.
上卷28万字,出版了;中卷40万字,印行了.
眼下,他正忙于下卷的写作.
他告诉我,下卷40万字,原定今年年底完成,由于近来身体不适,看样子要到明年才能交卷付梓.
他讲起话来漏口风,因为在我来访的前日,他拔了四颗牙,内中有两颗门牙.
拔牙时,医院作了应急准备,他血压高,拔牙会出危险.
幸亏事先打了降压针,拔牙还算很顺利.
……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把折扇,学着相声演员的姿势,用折扇遮住那拔掉的门牙,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78岁倘若来个四舍五入,他已进入耄耋之列了.
夫人成了他的创作助手,帮他抄写、修改,使他能在晚年进行百万字的"大工程",把他推上一生的创作高峰.
他说,他写长篇不列提纲,在脑海中酝酿.
写出初稿后,要一次次修改,一般不下五稿.
夫人指着一只大书柜告诉我,那里面装满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资料.
端木蕻良研读了大量的史料,这才着手创作.
如今,他已是一位红学专家.
虽然由于腿脚不灵便,他很少出家门,但是为了收集创作素材,他还是尽量去实地看一看.
他告诉我,北京附近的通县,当年是很繁华的大码头.
在那里的张家湾,曹家曾开过当铺,房子迄今仍在.
至于传说北京香山有曹雪芹故居,端木蕻良以为不可靠.
他以为,那儿可辟为曹雪芹纪念馆,但没有确切的史料证实是曹雪芹故居.
不过,他以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振田、张书才在前几年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满文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可靠的史料.
他曾与高、张两位交谈,非常赞赏他俩所作出的贡献.
端木蕻良说起曹雪芹来,滔滔不绝.
也许有缘,他本姓曹,名京平,算是曹雪芹"本家".
眼下在写的《曹雪芹》下卷,是全书压轴之作,所以他格外精心下笔.
只是他的身体多病,今年元旦是在医院度过的,春节时才回家.
一般来说,上午精神较好,他抓紧时间写作.
这回牙病,又影响了他的创作.
不过,不论如何,他一定要把下卷写出来,完成这部长卷.
用他的话来说,这部书,算是他在红学研究中的"一家陈伯吹三摇头在我的印象中,大学校长必定是一副谆谆教诲别人的长辈形象.
可是,在北京车站,我见到北京大学副校长陈佳洱为他的父母送行,他在父母面前那神态完全像个孩子.
只见他双手放在膝上.
端坐于父母之前.
父亲临行前再三叮嘱:"你呀,弓不要拉得太满,要注意休息.
休息得好,工作才能做好.
"陈佳洱连连恭恭敬敬点头说:"是,是,我一定注意……"他的父亲,光秃发亮的前额,两撮灰白色浓眉,脸色红润,神色和善,讲一口上海"普通话".
一提起他父亲的大名,众多的读者、特别是小读者们都很熟悉——陈伯吹.
我跟陈伯吹先生相识多年.
这一回,他和夫人吴鸿志一起从京返沪,正好和我在同一个软卧包厢,一路聊天,时间过得飞快.
陈伯吹先生生于1906年,今年已经80有7,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挺灵便,居然还天南地北地出席各种会议.
他总是穿一身中山装,领子扣得紧紧的,整整齐齐.
上了车,他拿出两只玻璃罐头空瓶,给他自己和夫人倒上白开水——他向来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实行"三不".
乘务员对于软卧乘客的照料格外殷勤.
不一会儿,乘务员便来询问是否要到餐厅用餐,两位老人摇了摇头,然后道了声"谢谢".
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乘务员前来询问是否要买盒饭.
他们又摇了摇头,再道一声"谢谢".
窗外天色渐暗,我扭亮日光灯.
两位老人拿出手提包中的面包,一边细细咀嚼,一边喝几口白开水,就算是晚餐了.
翌日清早,陈伯吹和夫人的早餐,依然是两块面包加一杯白开水.
火车驶近上海,我问陈老,单位里会不会派车接站他说:"不必惊动单位的司机.
这班火车是上午7时40分抵沪,司机们都还未上班.
不要给他们添麻烦.
""下车,我帮你叫一辆出租轿车吧.
"我劝陈老.
两位老人第三回摇头:"我们已经通知亲戚,他们会来站迎接,坐公共汽车回家就行了!
"陈伯吹自奉甚俭,使我深为感动.
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客厅里的顶灯玻璃罩裂了,早该换个新的了,他却在裂缝上贴了橡皮膏,将就着使用.
盛暑,我陪台湾朋友拜访这位中国儿童文学元老,他拿来一只小小的旧电风扇为客人吹风,而他自己则坐在风力范围之外.
他家,两老相伴而已,不雇保姆……陈老如此俭朴,并非经济拮据.
早在1981年,陈伯吹便献出自己多年来的稿费积蓄55000元,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
在当时,55000元是偌大的一笔数字,倘若他用于养老,晚年可以过得相当舒坦.
可是,他心中装的是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
诚如冰心在一篇文章中,这么谈及陈伯吹:"他是一位恂恂长者,虚怀若谷,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都是关于小孩子的,用的都是儿童都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陈伯吹是中国共产党员.
他的克己奉公、清廉艰苦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是很值得提倡、学习的.
他的儿子在他面前那般毕恭毕敬,并不完全因为他是父亲,而且也是出于对他的人品的格外崇敬.
白桦速写白桦如今真个儿"白"了——头发已经八成花白,人们对他的称呼,已经从"白桦"到"白老师"以至"白老"了,虽说他刚刚花甲.
不过,他仍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裤,如同小青年般潇洒.
他是新当选的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算是个"头儿".
这些日子上海作家们访问工厂,领"头"的便是他.
他在电影、诗、小说这三重轨道上运行.
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本质是诗人.
正因为这样,他笔下的电影剧本、小说,总是充满诗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别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时,白桦上台了,他却念起了他一封封写给儿子的信,那充满炽烈的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在最近访问工厂时,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大印".
这倒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白"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桦"字章.
因为每到一家工厂,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墨宝",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头儿"白桦挥毫.
白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却又切合那家工厂特色的话.
写毕,端端正正盖上"白"、"桦"两章.
这么一来,他博得了"书法家"的美誉.
他却笑道:"我访问美国时,随身带着印章,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
访问日本时,我不带印章了,天晓得,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
"白桦和叶楠是一对孪生兄弟,原名陈佑华、陈佐华,白桦为弟.
他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
他外向,奔放;叶楠内向,拘谨.
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乖戾.
在1957年,这位陈"佑"华被错划,进入"右"字号行列,被开除党籍、军籍,从此蒙尘,直到1979年才终于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
虽然他的许多光阴因错划而白白耗费,但又转换为他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
他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
每当"面包车"在行驶途中,不停地跟大家神聊的总是他.
他的记忆力很好,能够一口气讲出许许多多自己亲历的故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既能写出《山间铃响马帮来》、《远方的女儿国》,也能写出《今夜星光灿烂》、《鹰群》.
对于工厂,他也颇为熟悉,车、铣、镗、刨都能说得上来——因为他在错划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
白桦挚恋着自己的祖国.
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
……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乖,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读着他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
他的诗一般的语言,浸透着他对祖国的无限的爱.
这位坦荡荡的诗人,有时出奇的"顽皮".
春节前夕,作家们聚会.
大抵是工人出身的缘故,胡万春、陈继光、张士敏三位有着超人的"海量",使我们这些人望而却步.
席间,他们三位比试着酒量.
陈继光已经喝下六茶杯那么多的花雕,看样子已难以喝下第七杯了.
这时,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对陈继光笑道:"你喝下这第七杯,我一定陪你喝下一杯!
"陈继光受此"激将",一饮而尽第七杯.
此时,他要找白桦,却遍找不见——就在他喝第七杯的时候,白桦悄悄"避风头"去了!
可敬的"文化老人"范泉电话里响起陌生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他自我介绍说名叫范泉,约我写一本书稿.
他留下他家的电话号码,我一听跟我家电话属同一电话局,便知离我家不太远.
果真,一问地址,他家就在离我家两站路的地方.
打完电话,我查了一个手头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知道他年已七十有六,兼作家、教授、编辑于一身.
他原名徐炜,上海人,40年代出任广有影响的《文艺春秋》月刊及丛刊主编,是资深的老编辑,他还出版了不少散文集和译著,活跃于文坛.
但是,在解放后,他沉寂了,以至我不得不翻查辞典,才知道他的简历……过了些天,我骑自行车去看望他.
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
他头发尚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我问起他的经历,才知道他后来沉寂的原因,他的蒙尘,极为偶然,最初只是因为某公在1954年向中央上30万言书时,内中提及他,给他加上"南京暗探"四字.
上书者后来惨遭厄运,而此公信手所写的"南京暗探范泉",却又使范泉在肃反中受到莫须有的审查.
查来查去,没有实据,范泉过了肃反这一关.
不久,在1957年的"鸣放"中,范泉就自身无端遭受审查提出意见,结果被错划为"右派","调职"青海.
如此这般,他怎不沉寂无声在"文革"中,他作为"右派",那日子当然更为艰难.
不过,偶然的机遇,使他的境遇稍得改善:那时,到处要画巨幅领袖油画像,而青海美术人才匮乏,以为劳改的文化人之中也许有绘画人才.
范泉自告奋勇,承担画像工作.
其实,他从未画过油画,急就章找来几本油画技法之类的书钻研,居然无师自通,画得不错!
居然从此应接不暇,到处邀他画领袖像,他也因此以绘画代替劳改!
1979年3月,他的"右派"错案终于得以改正.
他在青海师范学院执教,恢复了教授职称——解放初,他就已是新中国艺术学院的教授.
1984年底,当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正出差广州.
北京急电广州,邀他出席.
他来到这文坛盛会,跟当年许多老朋友重叙旧谊,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范泉还活着!
"我也出席了那次大会,只是我们没有结识.
1986年,70岁的他经中共上海市委安排,才回到了故乡上海.
不过,一到上海,他又"复出",重操编辑旧业.
他跟许多文化老人有着旧谊,着手组织《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
他到老朋友巴金家中约稿,病中的巴金已近乎搁笔,却应他之约写了几天,完成了约稿.
女作家陈学昭也重病在身,应他之约写出《可贵的痕迹》一文便离世了,成了一生绝笔.
老作家沙汀已双目失明,口授文章,交了卷……当年,范泉主编《文艺春秋》,发过许多中国文坛名家的文章,跟他们有着书信来往.
他平反后,组织上交还了这些书信,也成了文化瑰宝.
内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等写给范泉的信,如今编入《作家书信欣赏辞典》一书.
范泉痛感失去的时间太多,分外珍惜眼下的分分秒秒.
他清早5时起床,坐公共汽车到单位去,6时多他出现在办公室,在那里看稿、改稿.
他说,清早头脑最为清醒,工作效率最高.
他在为上海书店组织编纂20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全》.
其实,他也是一位文化老人.
在他面前,我是晚辈.
完成书稿,我骑自行车给他送去.
他提出要补充一些照片,我说过几天再送来,他却非要自己来取不可.
可是,他不认识小路,又不会骑自行车,步行而来,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找着我家.
我接到他的电话,再三说由我送来,可是他坚持要再来一次,说一回生,二回熟.
不几天,他真的来了,前额沁着豆大的汗珠,使我深为感动,离开我家时,我送他,他说去单位.
那天是星期日,去单位干什么一问,才知道他还要到办公室审看一本由他主编的80多万字的辞典……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想,当年如果没有那无中生有的"南京暗探"而使身为中共党员的他蒙冤,他这一辈子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可以多做多少有益的事情……徐开垒写《巴金传》他的女婿在外地办杂志,向我约稿.
我写完了,他竟上我家来,替女婿取稿.
如此热心的老丈人真不多见,他便是徐开垒.
徐开垒是上海《文汇报》资深的记者、编辑,也是一位散文高手.
眼下两鬓苍苍,已经退休,却正忙于《巴金传》的写作.
他赠我《巴金传》精装本,那是上卷.
据告,下卷也近于尾声.
我问起他怎么会写《巴金传》的他说,其实那时他正在搜集素材,打算写《陶行知传》.
广东作家萧殷在广州办报纸,约他写《巴金传》,以供报纸连载.
他深知《巴金传》是很大的工程,不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只是给萧殷寄去一篇介绍巴金的文章.
很巧,上海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巴金传》,在物色作者,也就选中了徐开垒.
出版社的领导和在该社工作的巴金的二弟李济生,向徐开垒约稿.
李济生说,愿做《巴金传》的责任编辑.
这样,徐开垒搁下了正在筹划中的《陶行知传》,着手于《巴金传》.
巴金是中国文坛巨匠,他的传记不那么好写.
不过,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已经出了一本又一本研究巴金的专论.
关于巴金的报道也颇多.
尤为重要的是,李济生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支持徐开垒的写作,在李济生的陪同下,徐开垒到北京访问了许多巴金老友,又去四川访问了巴金故乡.
李济生成了他的"顾问".
巴金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杂务又多,仍愿接受徐开垒的采访,使他得到传主提供的第一手珍贵素材.
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往往直接影响传记作品的质量.
巴金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也最能体谅作者的甘苦.
他对徐开垒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用我的材料,进行你的创作.
"因此,他只是为徐开垒提供创作素材,而对徐开垒怎么写,并不加以干预.
这样"开明"的传主,使作者有了充分的创作自由.
《巴金传》初稿在上海《小说界》杂志上连载.
徐开垒一边写,《小说界》一边连载.
《小说界》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徐开垒说,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巴金,请他审阅,然后转给李济生,在《小说界》上发表.
我问及,巴老在审阅时,改动多不多徐开垒说,巴老对初稿不大看,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一则因为巴老很忙,二则巴老以为那是徐开垒的作品,用不着他去干涉.
上卷在《小说界》连载毕,准出单行本,正巧巴金因病住院.
女儿李小林趁机把初稿读给巴金听.
她逐天读毕20多万字的初稿.
巴金也只是对十几处史实提出修改、补正.
此外,他没有再说什么.
巴金这样的尊重传记作者,为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传主提供了一个范例.
这样豁达,这般大度,平等待人,诚实真挚,其实只要读一读《随想录》,便可体会到"巴金风格".
傅雷的骨气老作家楼适夷是傅雷挚友.
《傅雷家书》的代序,便是楼适夷所作.
我还曾查看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在社会关系栏目里写着三个人,其中之一是楼适夷.
我几次去看望楼适夷,都是为了请他谈傅雷.
这一回,当我步入他家,客厅里横七竖八的摊放着旧报纸,上面写着很大的毛笔字.
原来,书法成了他晚年的爱好.
写写字,也练练身体,其乐无穷.
记得,他曾跟我谈起过,傅雷在被错划为"右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要求他改个名字,以便能够继续出版他的译著,傅雷坚决拒绝了.
傅雷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
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他宁可不出书,坚持不改名.
我在《傅雷一家》一书中,写了这个傅雷不改名的故事,赞扬了傅雷的气节.
那本书印行后,有人说这个故事不可靠……于是,这一回我请楼老详细谈谈此事.
楼适夷说:"我是当事人嘛,那个故事怎么会不可靠呢!
"他回忆道:"全国解放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宣部调令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
他没有工资.
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
我们请示中宣部(当时是周扬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
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同志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时出版.
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
这事是我决定的.
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
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
后来,他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
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楼适夷说罢,沉默许久,才说:"为了这件事,在'文革'中,成为我'包庇右派'、'阳奉阴违'的一大'罪状',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怎么可能变成'虚构'的故事呢"傅聪的无标题谈话他的琴声刚刚在台湾响过,又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响起.
傅聪穿梭于海峡两岸.
5月底,趁他从香港返回上海,我去拜访他.
他穿着浅色的西装,里面是鲜红的高领线衫,虽说已经"年过半百",却显得滞洒、活跃、开朗,不时仰天大笑.
我们无拘无束、漫无边际地聊着,姑且曰"无标题谈话".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这本是《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作.
傅聪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句诗,作为座右铭.
傅雷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
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内心生活非常丰富的人.
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傅雷"常怀干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自然而然,我们谈起了《傅雷家书》.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
《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
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
傅聪很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
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童年,留给人温馨的回忆.
傅聪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傅雷在法国专攻美术,而傅聪小时候对美术兴趣不大,"胡画"一通罢了.
傅雷注意到傅聪喜欢音乐.
收音机里一传出乐曲的声音,好动的傅聪便会安静下来,侧耳细听.
傅聪回忆道,有一天,他正在跟别的孩子玩,忽然有人传令"叫侬回来,叫侬回来".
他不知"啥事体".
回到家里才明白,父亲在跟几位音乐界的朋友在商量,让他学钢琴.
就这样,傅聪到雷桓伯伯家学钢琴.
最初,只是让他去学而已.
不久,听雷伯伯说,傅聪学钢琴学得快,钻进去了.
于是,傅雷决定置一架钢琴.
傅聪就是这样和钢琴结下毕生之缘.
傅聪记得,当他的琴艺有了长进之后,父亲让他退学,在家专门习琴.
父亲亲自编课本,教他中文.
傅聪说,父亲教我,从未采用"旁敲侧击".
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傅聪回答.
如果答不上,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
傅聪颇为感叹地说:"这样,学问就成了我自己得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COpy(拷贝),不是抄书.
父亲这种教育方法,使我永远受用不尽,那就是独立思考.
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不会停留于一,就会举一反三,在面前展现广阔的知识天地.
如果说我以后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话,那归功于独立思考.
我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傅聪说,傅雷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
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
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
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我们聊及了在京举办的"傅雷家书墨迹展".
傅聪说,那是傅雷被打成"右派"时,非常苦闷.
周煦良怕傅雷想不开,劝他学书法.
傅雷办什么事都很认真.
他学书法也是如此.
一学,就着了迷,字写得越来越好.
一说及"文革",傅聪以为只有用anguish才能表达他的心情,即内心的痛苦,而又含有控诉的成分.
"文革"是大悲剧.
有一次,外国记者问起他对"文革"的看法.
当时傅聪在音乐会上刚好演奏了萧邦的《晚年》.
傅聪当即说,中国文化在"文革"中的处境,就像《晚年》一样.
如今,傅聪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
他说自己是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愿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演奏音乐.
今后,他仍将来往于海峡两岸,向热心的听众奏献他的琴声.
他强调说,他去台湾,纯粹是为了演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傅聪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次来上海,出乎意料,上海音乐学院帮助找到了"文革"中查抄的傅雷家书底稿,还找到了傅雷分类摘录的傅聪的来信,全部送还傅聪.
其中不少信件,是现在出版的《傅雷家书》中所没有的.
另外,有关部门还把傅雷遗嘱原件交给了他.
我问及他的两个孩子.
他说,只有一个孩子学音乐.
他再三说,他是淡泊的人,与世无争,只愿把一切献给音乐.
他爱祖国,爱祖国的文化、河山、人民.
他的根在中国.
傅雷和保姆1966年9月3日下午4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前.
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送往万里殡仪馆.
他们蒙受了非人的凌辱:连续四天三夜的大抄家,非法逼供、审讯、批斗……9月3日凌晨,他们把一床浦东方格土布被单撕成长布条,悬扎在落地铁窗的横杆上.
遥夜沉沉,傅雷夫妇双双自缢于铁窗两侧,以死来抗议那席卷中国的"文革"狂风……望着远去的收尸车,傅雷的保姆失声痛哭,涕泪纵横.
她叫周菊娣,浙江镇海人,40岁,从29岁起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11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她实在不忍心傅雷夫妇这副模样离开世界,想给他们穿上一身整齐的衣服,可是衣柜被"红卫兵"贴了封条.
她只得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烫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傅雷夫妇逝世之后,长子傅聪远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都没有回来料理后事.
菊娣独自住在傅宅看家.
有的邻居吓唬她:"菊娣,当心夜里有鬼,用绳子把侬套走!
"菊娣坦然地笑笑:"才不会呢!
傅先生、傅太太生前待我那么好,我应当为他们看门.
"直到三个月后,"红卫兵"占领傅宅,她才被迫离开那里.
在风雨如晦的那些年月,每逢清明节,她总去祭奠傅雷夫妇.
当时,傅雷的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傅怒安",和夫人朱梅馥的骨灰盒一起寄存在上海远郊青浦卫家角的回民公墓.
尽管来回差不多要花一天时间,她仍年年去扫墓……为了写作《傅雷一家》一书,我在1983年曾与她长谈.
那时,她住在离傅雷故居不远的一间小屋里.
她一边向我诉说着傅雷夫妇蒙冤惨死的经过,一边不断用手绢擦着眼泪.
她断断续续地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
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
我不去,他就发脾气.
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
我的女儿住在浦东.
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8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
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
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
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他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
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
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
他心地好.
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
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在1984年,我曾多次去北京采访傅雷次子傅敏.
有一次,我刚进门,他一边领我到对面的小房间,一边说:"你猜猜,谁来了"小房间的门一开,唷,周阿姨在里面!
后来,我每一次到傅敏那里,总是见到周阿姨.
她对我说:"阿敏把我接来了.
他待我真好,就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
他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傅先生从来不把佣人当作下人,总是平等待人,所以他的儿子会这样尊重我.
"1985年6月,我在北京"傅雷家书墨迹展"见到了傅雷遗嘱原件.
傅雷在离世之际,仍在遗嘱中几处提及对保姆生活的照顾:"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手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傅雷对保姆周菊娣的尊重、关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高尚的品格.
1985年秋,周阿姨回到上海.
我去看她.
她说:"这次回来,料理一下自己的事情,还要去北京,住在阿敏那里.
"她想了一下,又说:"过几天,我要去上海烈士陵园,去看看傅先生.
今年清明节我在北京,没有去扫墓,总惦记着……"《人啊,人!
》和戴厚英戴厚英之死忽然得知上海女作家戴厚英惨死于非命,我深为震惊.
她正值盛年,在58岁便过早离开人世,令人痛惜万分!
1996年8月25日,她竟然在自己家里,突遭横祸——她中学时的老师的孙子为了谋财,把她和她的侄女一起杀害!
戴厚英之死,震撼着上海.
在上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死得像戴厚英这么惨!
上海的作家惨死于"文革",倒是不少,如博雷、闻捷等等,但都是自杀——被逼走上绝路.
可是,在今日,像戴厚英这样残酷地遭受他杀,确实绝无仅有.
据戴厚英告诉笔者,她的生日是3月5日.
所以,"1938.
3.
5—1996.
8.
25",将是她的一生的最简明的概括.
她58年的一生,充满着劫难: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起,她的家庭就开始遭难;接着,在十年"文革"中她备受折磨,经历大灾大难;在她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后,又多灾多难;她终于从"大批判"的烈火中冲了出来,女儿也终于在海外学成,已经雨过天晴,却又遭如此晴天霹雳!
笔者是戴厚英的文友.
在戴厚英生前,笔者多次采访过她,特别是在《人啊,人!
》遭到"大批判"的那些日子里.
没有(人啊,人!
》,就没有作家戴厚英.
《人啊,人!
》的催生和厄运在《诗人之死》尚在磨难之中,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
戴厚英告诉我,《人啊,人!
》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来月,就完成了初稿.
《人啊,人!
》写得这么快,是因为来了个"催生婆".
此人便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岑桑.
岑桑其实跟戴厚英素昧平生.
在1980年春,戴厚英忽地接到岑桑的电报,说是愿意出版她的《诗人之死》!
原来,岑桑从上海的文艺界朋友那里,得知戴厚英的《诗人之死》在上海的出版社遇到"麻烦".
尽管那时的戴厚英在文坛上还默默无闻,但是岑桑热情地向她伸出了支援之手!
接到电报,戴厚英还不知道岑桑是何等人物.
她向左泥打听,才知道岑桑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老总".
岑桑本人也是作家.
岑桑,本名岑汝养,广东顺德人,生于1926年.
他曾在照相材料店、灯泡厂、木材店当过学徒.
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岑桑在1950年出版了杂文集《二十世纪的野蛮人》,也曾在1954年出版过中篇小说《巧环》,还曾在一九六二年出版过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在1954年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向秀丽》.
岑桑的电报,使处于困境中的戴厚英深为感动.
可是,当时《诗人之死》在上海那家出版社正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这本书遇到了"麻烦",而出版社尚未决定不出.
她无法从上海那家出版社撤回《诗人之死》书稿.
"我决定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给岑桑,感谢他的知遇之恩!
"于是,戴厚英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小说,那就是《人啊,人!
》.
她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写作.
所以,她在短短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人啊,人!
》.
广东人民出版社立即派出两位责任编辑杜渐坤和杨亚基专程前来上海,前来取走《人啊,人!
》书稿.
紧接着,戴厚英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对《人啊,人!
》进行大修改.
她回忆说:"整整一个暑假,我没有休息.
我坐在上海的小小的书斋里,顶着从窗口射在写字台上的灼热的太阳,从早到晚,一天一天,不停地写,奋力地写.
汗水从脸上滴在稿纸上,手臂接触到稿纸,立即留下湿湿的一片.
我全然不管.
我在劳动,我在创造,我在倾吐……"在完成大修改之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又邀请戴厚英前往广州,为《人啊、人!
》作最后的定稿.
《有啊,人!
》迅速在广州定槁.
1980年9月,戴厚英在广州完成《人啊,人!
》的定稿后,心境异常愉快地登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她的心中充满愉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劳动的喜悦,创造的喜悦,倾吐的喜悦".
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排了《人啊,人!
》.
就在这时,一封来自上海的信,飞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给《人啊,人!
》浇了一盘冷水.
信是上海一位著名作家写的,劝说广东人民出版社不要出版《人啊,人!
》.
这真是"人啊,人!
"书还没有出版,已经有人发出警告了!
但是,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受干扰,不加理睬,还是坚持出版《人啊,人!
》.
这样,《人啊,人!
》从写作到出书,只用了十个月!
戴厚英说:"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种自由职业,谁都可以写,谁也无法垄断!
何况,我只是一名教师,我不是专业作家.
我用我的业余时间从事创作,谁也无法阻止.
""大批判"的炮弹朝《人啊,人!
》倾泻《人啊,人!
》写得快,出得快,横遭鞑伐也快.
就在《人啊,人!
》刚刚问世,"大批判"先生们已经把枪口瞄准了戴厚英!
戴厚英说:"我这棵路边的小草,终于长大成树了,却仿佛挡住了一些人的'光芒'!
"他们动手要挖掉我这棵树了!
其实,这充分说明,我长大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出于'左'的政治需要.
"这种"大批判"的"怒火",早在压制《诗人之死》的出版过程中,早在《人啊,人!
》的出版过程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因为能够扼杀在摇篮里当然最好;倘若扼杀不成,那就在降生后用"大批判"之火烧成灰烬!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大批判"先生们却选择了《人啊,人!
》作为靶子,并没有把密集的炮火射向《诗人之死》.
其实,这是因为《诗人之死》写的是诗人在"文革"中蒙受的灾难,很难抓住把柄.
倒是《人啊,人!
》可以从宣扬人道主义这样的命题加以"批判",有"深度",有"广度".
就这样,从1981年秋日开始,上海一家大报便对《人啊,人!
》在"百家争鸣"的旗号下,开展"讨论".
这"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
中国大陆的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大批判"的炮弹也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朝《人啊,人!
》倾泻.
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
》的高潮.
"大批判"先生"上纲上线",宣称:《人啊,人!
》"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
"大批判"先生宣称:《人啊,人!
》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
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甚至出现这样的谣传:戴厚英被抓起来了!
戴厚英对那些"大批判"先生极为反感.
她称他们"没有良心"!
戴厚英说,他们明明知道我是走过了怎样漫长而痛苦的道路,却昧着良心对她上纲上线.
连戴厚英自己都纳闷:我只是一个"平民女子",于嘛对我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些"大批判"的幕后策划,只能等到日后可以说出来的时候再说了……戴厚英回忆说,在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好紧张.
那时,正处于"大批判"的高潮中,学校不能不奉命成立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
"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戴厚英的作品,而"帮助"小组则是针对人的,帮助戴厚英"提高"思想认识.
这"一批二帮",其实是"文革"中常用的,如今用来对付戴厚英.
令戴厚英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两个小组里,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地工作,谁都在敷衍,谁都在"捣浆糊".
系里组织讨论人道主义,上面派人来听.
发言的人,不着边际.
有的甚至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
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
戴厚英说,也有极个别的人,想从中捞取点什么.
这人曾要八个学生整理听戴厚英课时的笔记.
学生们不知道干什么用.
既然要他们整理,也就整理了,交上去.
那人居然从学生笔记中,搞了一份戴厚英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但是,后来中文系一位领导特地找了学生的笔记,和那份材料一段一段地对照,得出了材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结论.
消息传出,使戴厚英深受感动.
眼看着中文系要"整"戴厚英,实在"整"不下去.
于是,有人提出,根源在系领导,中文系的领导层必需统一思想.
一位系领导针锋相对地驳斥道:"要统一思想,首先每一位领导自己要有思想!
"戴厚英说,"大批判"在学校里受到抵制,使我看到了希望.
中国的"左"的一套,在经历了"文革"大灾大难后的今日,已经没有多少市场,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民心民意,已经完全厌恶"左"的一套.
学校里"明智"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抵制了大批判.
还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
"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加以驳斥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
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戴厚英还说:"当然,形势还会有反复.
不管怎么说,我感激学校里的领导、同事和学生们,在我大难临头的日子里,他们保护了我.
只有到讲出来对他们不会带来麻烦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讲出他们的名字,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谢意!
"戴厚英又说:"在学校里,我是一名尽职的教师.
我的课是受学生欢迎的.
我每开一门课,都要花费很多时间读书,钻研有关问题,写出教案.
我对教学是持认真的态度.
常言道:'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
'备课是要作多方面的准备的.
我同时也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要写成论文.
可惜,我的时间很有限,这方面的写作,往往被小说创作所挤掉.
"她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路戴厚英的特点,便在于一个"真"字.
她认认真真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写作.
她真心,真诚,真率,纯真.
她讲真话,追求真理.
戴厚英曾对笔者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要把自己的灵魂变得纯净些.
"在《人啊,人!
》后记中,戴厚英她写下了上面这段对自己的无情、认真的剖析:"二十年前,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提前毕业,踏上了多风多浪、多灾多难的文坛.
盲从和无知,给了我自信和力量.
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人.
我站在讲台上,大声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我的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
我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满堂的掌声使我陶醉,我为自己成为这样的'战士'而感到自豪.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写起小说来了.
我要在小说中宣扬的正是我以前所批判过的某些东西;我想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
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哲学家只要用一句话就能说明我的这个变化: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我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有着正常的感觉器官的普通人.
所以,我看到的是命运.
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我自己的命运.
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
还有,我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
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
"我曾一口气读完《人啊,人!
》.
在我看来,《人啊,人!
》要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富有哲理,富有文采,不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笔者读了《人啊,人!
》,从一个新的角度评论《人啊,人!
》.
笔者对戴厚英说:"我在《人啊,人!
》中,看到了《月亮宝石》的影子!
"笔者这样说,是因为笔者曾读过希腊的侦探小说《月亮宝石》.
那部小说给我一种新颖的感觉: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与一般的第一人称小说不同.
《月亮宝石》是用每个人物以第一人称叙述一段——书中的"我",不是代表一个人.
所以,读《月亮宝石》,不像听一个人作长篇报告,而是像好多个人上台发言,"轮流坐庄".
《人啊,人!
》用的也是这一表现手法.
戴厚英笑了,说:"到底是同行,看出了'门道'.
至今,我还没有听见第二个人这么评论《人啊,人!
》.
"在《人啊,人!
》中,作者用锋利的解剖刀,剖析了许许多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作者能够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别人的灵魂,首先在于对她自己的思想的冷静剖析,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大胆否定.
真理常常隐藏在事物的内核之中.
不去壳剥皮,不驱云破雾,无法探赜索隐,无法探骊求珠.
人非圣贤,焉能无过何况即使是神仙,也有做错事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
戴厚英写道:"我是在一九六年,奉领导之命,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我的一位老师.
调子是别人定的,稿于是别人审的.
其实,那时候我对人道主义懂多少啊!
"即使这样,我在我的老师面前,我仍感到羞愧.
不久前,我在出席校友会时,当众向老师道歉.
老师并不计较往事.
但是,我真心实意地向他道歉.
"戴厚英向我说明了她在《人啊,人!
》后记中所写到的"批判我的一位老师",就是钱谷融老师.
钱谷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生于1919年,江苏武进人氏.
钱谷融教授曾写了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论"文学是人学"》,而被指责为宣扬人道主义.
当时,上海作家协会正在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便以钱谷融为"靶子".
要批判钱谷融,便在钱谷融的学生中寻找"打头阵"的"马前卒".
当时,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戴厚英,由于善于言辞,被领导选中了.
戴厚英回忆说,当时批判的选题,都是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指定的.
写完后,修改、定稿,也都是上海作家协会领导.
尽管年轻的戴厚英当时是受人指使而批判钱谷融以及人道主义,但是她仍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
正因为这样,她对自己当年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进行"否定之否定".
后来,她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上,当着那么多老同学的面,向钱谷融老师道歉.
她并不回避自己做过的"蠢事"戴厚英的可贵在于坦率.
月亮有她的背面,但是月亮一直把她的正面对着地球,人们无从看到她的背面——直至人造卫星上天.
戴厚英不遮不掩,而且勇敢地否定旧我,清除"左"毒.
戴厚英真诚地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为自己编造历史.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历史.
我在课堂上都曾说过,我做过许多蠢事.
"我说,我登上文坛,就是一根'小棍子'.
我参加过好多次'批判'.
这些'批判',虽然都不是我发动的,也不是我主动参加的,但毕竟说明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
我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的人——很多人我并不认识.
我感到很抱歉.
在'文革'中,我也受过蒙蔽.
"我为这样的幼稚、天真,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但是,我跟现在整我的那些人相比,简直是排不上号!
"其实,就是在(人啊,人!
》的后记里,戴厚英也是极其坦率而又极为真诚地向读者叙述了否定自己的过程:"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
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
年年、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然而,我毕竟是人,我的感觉还没有麻木,因而能够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见人们身上的血迹,脸上的泪痕.
这'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亲人.
虽然,我不敢也不愿意去怀疑那一条极左路线,但是,我感觉到良心的蠕动,听见灵魂的呻吟.
我常常在心底里对自己发问:我们的斗争会不会过头我们有没有冤枉好人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国土上无时无刻、无休无止地跳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两根弦……"于是,我开始思索.
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
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不知道谁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作家,首先应当是思想家.
"我在与戴厚英的长谈中,我发觉,她的思想非常敏锐,她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今天,她不再是一个盲从的人.
石灰岩不经过锻烧,不会成为洁白的石灰.
她正是经过火的洗礼,烧去"左"的外衣,她的思想进入纯真的境界.
她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人啊,人!
》中,常常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寄寓着深刻的哲理,那正是她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经过了冷峻的思索而倾注于作品之中的.
慢慢的,我理清了她的思想脉络:她,出自"右派"之家,她本来并不欣赏"左"的一套.
然而,她毕竟年轻,初涉人世,在"大批判"的火药味儿浓浓的年月,她也曾一度迷悟,把"左"等同于革命.
十年浩劫的惨痛现实,使她看清了"左"的可憎面目.
她正是怀着强烈的批"左"激情,写出了《人啊,人!
》.
《人啊,人!
》以反"左"为基调《人啊,人!
》的基调,就是反"左".
《人啊,人!
》的核心,是"人".
戴厚英声称,《人啊,人!
》以"人",亦即那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作为小说的"主旋律".
《人啊,人!
》的主人公何荆夫,曾在1957年遭受了心灵的创伤一一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这样,何荆夫人过中年,仍是孑然一身.
虽然他的"右派"问题已经得到改正,但是他在许多人的眼中仍是"右派".
何荆夫写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大胆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包容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
"何荆夫的这一独特见解,实际上是《人啊,人!
》作者戴厚英自己的见解.
戴厚英在《人啊,人!
》的《后记》中写道:"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即使从经典中找不到理论根据,我也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
"戴厚英的这一"从经典中找不到理论根据"的独特见解.
是后来遭到"大批判"最猛烈的"靶子".
何荆夫还宣称:"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人的自尊心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我们逐渐训成为这样的人:不习惯于思索人的价值,不善于形成对生活的独立见解,不喜欢培养自己成为独特的个性.
"何荆夫的这些从"人的价值"角度提出的"独立见解",使他成了"争议人物".
《人啊,人!
》中的另一"争议人物",是C城大学党委书记奚流,曾被"大批判"先生们称之为"丑化党的形象".
奚流曾用三句话概括自己的经历:"过去我有功.
十年我有苦.
现在我有权.
"所谓"过去我有功",是指有着"革命经历";所谓"十年我有苦",这"十年"指的是十年"文革";所谓"现在我有权",是指"文革"后他掌权.
何荆夫对奚流作了这样的概括:"奚流曾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当年打仗他很勇敢.
在五六十年代,他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干部,尽管他身上还有肮脏的一面,虚伪的一面.
可是现在,他的价值只在于让人们看看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思想僵化的人.
"戴厚英塑造的奚流这样的干部形象,是有着典型意义的.
然而,"丑化党的形象"这样的大帽子,却压得作者喘不过气来在《人啊,人!
》中第三个"争议人物",是女主人公孙悦.
孙悦身上,有着作者的生活经历的影子:"文革"初期,孙悦出于对党委的长期养成的信任感,本能地站在奚流一边,成为"老保".
她以为保护奚流,就是热爱党.
但是,当造反派揭露了奚流的种种丑事,她的"头要炸了".
她感到,她长期养成的思想观念完全垮掉了.
就在这时,她的丈夫又提出跟她离婚.
她被下放.
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终于又回到奚流手下,但是她的思想已经有了飞跃,摆脱了"左"的桎梏……《人啊,人!
》被"大批判"先生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其原因就在于批"左",就在于"否定之否定".
她痛斥种种对她的诽谤然而,那些"大批判"先生却不允许她进行"否定之否定",硬要说她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戴厚英所无法容忍的是那些恶意的诽谤、造谣.
中伤以至人身攻击.
当时,有一家香港杂志曾发表文章,称戴厚英或是"投机分子",或是"悔悟分子".
戴厚英对笔者说:"我既不是'投机分子',也不是'悔悟分子'.
我就是我!
"更有甚者,有人称"戴厚英在'文革'中曾残酷地迫害过上海的著名作家".
戴厚英非常气愤地说:"这是无耻的诽谤!
这是诬陷!
我听了以后,气得连血都要喷出来!
在'文革'中,我在上海作家协会没有掌过权,没有当过头头,我哪有'迫害'别人的权力,更谈不上'残酷'地'迫害'了!
"她怒斥道:"很滑稽,在《人啊,人!
》出版以后,有人把我竟说成是过去'四人帮'的'大批判'中的重要人物,甚至说我是'三种人'(引者注:'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有关部门曾规定,'三种人'不得重用).
我是什么呀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三没有写过效忠信,四没有捞取个人利益.
我和我的家庭在那十年中所遭到的灾难,比很多人都要沉重得多.
为什么把我说成那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我有什么资格!
"戴厚英说,"文革"十年,她在上海文艺界度过.
她在"文革"中的言行,上海文艺界领导很清楚.
其实,那些人也明白,她根本不属于"三种人",却故意要把她往这上面套.
戴厚英颇为感叹地对笔者说:"我很了解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
一个人不能拔尖,不能冒尖.
幸福和灾难,成功和烦恼,总是一起降临的.
如果我不写小说,或者写出来没有那样的影响,大概我也就平安无事.
"戴厚英对笔者说:"如果我不死,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说得清清楚楚.
""大批判"成了难得的"免费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
《人啊,人!
》引起的"大批判",不仅在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海外也格外注意.
向来的"规律"是:越是在中国大陆挨批遭禁的作品,在海外越是走红!
对于《人啊,人!
》的"大批判",促使《人啊,人!
》在海外走红,促使戴厚英在海外走红!
各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出版商都注意到中国大陆这本受"批判"的小说,纷纷以各种文字印行:香港先后出版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汉字繁体字版《人啊,人!
》;法国出版了《人啊,人!
》法文版,德国出版了《人啊,人!
》德文版,而且还邀请戴厚英访问法国和德国;荷兰出版了荷文版;美国出版了烫金的《人啊,人!
》英文精装本;日本出版了《人啊,人!
》日文版;苏联印行了《人啊,人!
》俄文版;韩国印出了《人啊,人!
》韩文版;美国《华侨日报》连载了这部长篇.
就连中国大陆,在"大批判"的硝烟散去之后,《人啊,人!
》不断重印.
在1987年5月,有一回戴厚英告诉我,《人啊,人!
》在中国大陆已经重印八次,总印数达55万册,成为中国大陆的畅销书!
此后,《人啊,人!
》还在不断重印.
即便印了这么多,在中国大陆一些边远的城市还是买不到《人啊,人!
》.
大批的读者来信涌来,托戴厚英购买《人啊,人!
》.
戴厚英确实无能为力.
但是一位患淋巴癌,已是生命垂危的读者,给戴厚英汇来钱,要她代购一本《人啊,人!
》.
戴厚英读了信,流下热泪.
虽然她自己手头的书,已差不多送光,就把留给自己的一册给这位读者寄去,并退还了读者买书的钱……1986年,香港致群剧社还创作、上演了话剧《人啊,人!
》.
话剧的海报上这样写着:"如果您……关心中国的明天,想了解'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心态,想探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想亲睹孙悦何荆夫的舞台形象,你不可以错过话剧《人啊,人!
).
"话剧《人啊,人!
》在香港上演,使《人啊,人!
》的影响更为扩大.
《人啊,人!
》在海内外如此广有影响,这对于那些"大批判"者来说,不能不是绝妙的讽刺!
从某种意义上讲,戴厚英应该"感谢"那些"大批判"先生.
正是"大批判",使《人啊,人!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位"大批判"者访问美国时,遇到的文化人几乎都问:"戴厚英现在怎么样"这使"大批判"者大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后悔"大批判"帮了戴厚英的大忙!
又据说,一位"大批判"者说了这样后悔的话:"早知道这样,不该在报纸上批戴厚英,应该关起门来批!
"笔者曾注意到,戴厚英在《人啊,人!
》之后所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其水准绝不在《人啊,人!
》之下.
可是,这部长篇小说自1986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以来,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如今,在读者中,知道《人啊,人!
》的要比知道《空中的足音》的起码多十倍一一尽管戴厚英把《诗人之死》、《人啊,人!
》和《空中的足音》称为她反映"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三部曲".
笔者笑谓戴厚英:"你应为《空中的足音》没有挨'批判'而深感遗憾!
"戴厚英大笑起来:"这一回可惜,他们没有给我打'免费广告.
""我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话又得说回来,"大批判"的"滋味"是难受的.
报纸上连篇累犊的"批判",而许多人又习惯于报上说的总是对的,何况她又生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里,领受了许多人投来的冷眼.
这种"大批判",你躲也躲不掉,求也求不来.
尽管戴厚英本人力求安宁.
在这里,倒可以非常确切地借助于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来比喻:"树欲静而风不止!
"本来,不过是路边一棵小草的戴厚英,身不由己被"大批判"的风云推上了众目睽暌的焦点.
我请这位曾经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心的女作家,谈谈她是怎样看待那场鏖战的.
戴厚英回答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写小说,是为了把自己、把别人的灵魂变得更纯净一些.
"她显得非常平静.
她说:"一部分人把我描画成魔鬼,很多读者却又把我当成天使.
"我说,天使也好,魔鬼也好,都不是我,全都把我跟真实的我隔开来了.
"我不是该下地狱的魔鬼,也不是该升天堂的天使.
我是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的生活够艰苦的.
我要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
我过着很普通的人的生活.
"我也有另一种烦恼——我不被别人当作一个普通的人去理解.
人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
我要讲课,要写作,要买米,要买菜,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也有的青年人给我来信,要我解答各种问题.
还有人给我来信,希望我能够说出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这些事往往使我困惑.
我希望众多好心的读者能够理解我.
"我经常收到读者寄来的厚厚的书稿,要我提意见,要我帮助修改、推荐.
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只好把这些书稿都挂号寄回原处.
"我问起在批判《人啊,人!
》之声鼎沸的日子里,她是怎样生活的.
她回答说:"我收到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热情来信.
这些信使我得到很大的慰藉.
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精神上的鼓舞.
"这些信,对于我来说,极富纪念意义.
本来,我应一一保存,留作纪念.
可是,在那最紧张的日子里,我把它们全烧了.
因为我经历过'文革',我知道什么叫抄家,什么叫株连.
我不怕死.
"我说过,'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女儿不说话'.
但是,我不愿意连累那些热心的读者.
我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这些信落到整人的人手中,会给那些读者带来麻烦.
"就连天津一位著名作家访美时见到美国《华侨日报》上连载《人啊,人!
》,特意给我寄来的剪报,我也烧掉了.
我怕万一有人追问我怎么会有海外的报纸,我当然只能说实话,那就会连累那位天津好心的作家.
我经历过各种运动,我不怕自己受苦,但是不愿连累别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闻捷的女儿特意赶来看我,安慰我.
这种真诚的感情,使我非常感动.
我心中有了希望.
"我有许多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朋友.
我对他们说,我是在采摘你们的果实.
如果没有你们的当年的牺牲精神,就没有我今天的这种奋斗精神.
你们在前面,为我作出了榜样.
"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们,都给我许多精神上的支持.
特别是出版《人啊,人!
》的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受了那么大的压力,跟我一起受颠波,对作者没有半句反悔之言,而只有鼓励、安慰,那是非常可贵的.
很不容易啊!
"我的一位老朋友,非常老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怀疑过我.
这位老朋友很注意收集关于我的任何报道、批判文章、评论,非常详细,非常全面,使我能够随时了解动态.
这是多么不容易!
"一个人处于绝对的孤独之下,有时候会缺乏勇气的.
我基本上下参加上海文学界的任何活动.
但是,那么多人给我慰藉,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在今天,一个作家只要是正直的、有良心的,就永远不会孤独.
"在那些严寒的日子里,戴厚英一度无心写作.
她每天用毛笔练字,写大楷,也写小楷.
她甚至很有兴味地织毛衣.
当年,她在"文革"中挨批的时候.
在闻捷自杀身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曾用织毛衣打发心中的苦闷.
眼下,又到了她心中万分苦闷的时候.
她居然到棉花店里买来红红绿绿的开斯米断线,很有耐心地缠成一个个线团——虽说她自己心乱如麻!
一位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时代的女作家,居然用织毛线衣打发可贵的时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倒,不垮,不降,不死!
戴厚英继续说道:"其实我是羊,在狼的面前,我是弱者.
但是,我又是一个看透一切的人,所以我连死都不怕.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也就无所畏惧了!
"人就是这样.
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
我无心于官名利禄.
我唯一的追求,就是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
"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知道,那些整人的人,要么把你整倒,要么把你整垮,要么把你整降,要么把你整死——不降又不垮,就把你整死!
"我不倒,我不垮,我不降,我不死!
"我不怕死.
但是,我对文学还有一些追求,我觉得自己刚刚成熟,好不容易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我如果光是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写不出那些作品的.
我的坎坷的经历,成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
这是我以巨大的精神苦难为代价得到的.
"我希望再给我三五年时间,让我能够再写出一两本有价值的书.
到了那时,我不管怎么死,即便鞭尸扬灰,我都无所谓!
"我的肝区一直在痛.
我知道,我是一个说倒就倒的人.
所以,我对一切都看得很透.
其实,如果我做完我要做的事,即使不自杀的话,我的身体也支撑不下去.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我安宁一段时间,寂寞一段时间.
我今天跟你谈了这些话,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在剑拔弯张的争议面前,戴厚英坦然.
"云无心以出岫.
"她无意于身外的名与利.
何况,一部作品能够在社会上激起如此强烈的回波,这种"反馈",是对作者的最大奖赏!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老庄哲理,使戴厚英深受启迪.
她说,她的一位朋友当时写来的一封信,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她在那段"非常时期"的收获.
信中这样写道:"厚英,你要珍惜你现在的机会.
这几年,别人都在那里出国呀,送往迎来呀,开各种各样大而无用的会呀,消耗了很多精力.
而你,面对着青灯一盏,在那里寂寞地读书、写作,恰好是一种幸运的时候.
不知道你的这种幸运,能够维持多久希望你珍惜这样的机会,写出几部好作品……"寂寞是一种幸运——这是充满辩证法的语言.
戴厚英非常诚挚地道出自己心中的愿望:"我宁愿寂寞,我不想成为'红人'.
我希望在创作上再来一个收获的高潮.
至于身体,随它去!
"戴厚英可谓"一生三劫":父亲"划右",在她年轻的心灵上,第一次打上苦难的烙印;闻捷之死,使戴厚英第二次蒙受人生的巨大悲痛的话;1983年严冬的"大批判"烈火,是她第三次面对严峻的考验.
然而,每一次劫难,都给她带来负面的收获:第一次,父亲被打入另册,使她懂得什么叫"左"的灾难;第二次,闻捷之死,使她思想成熟,促使她走上创作之路;这一次,使她更为坚强,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
戴厚英郑重宣称:"我保持我独立的人格!
"足迹人生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因此,在给一个人写传记时,就需要沿着他的历史足迹,追溯往事.
我在为孩子们写作长篇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出版)时,便沿着高士其走过的道路追索了一番……高士其,孩子们最初称他"高叔叔",后来叫"高伯伯",现在喊"高爷爷".
高士其则自称为孩子们的"老朋友".
在他家里,光是孩子们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一一红领中,便达几千条之多!
高士其终生从事科普创作,用科学的乳汁哺育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
高士其是福州人,今年74岁.
他的父亲高赞鼎先生,是一位诗人,出版过《斐君轩诗钞》一书,收录了他写的200多首诗,其中大都是五言诗.
高士其曾留学美国,初学化学,后攻细菌学.
23岁时,在实验时不慎,病毒传入他的身体,患甲型脑炎.
后来,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逐渐病重,以致全身瘫痪.
现在,他已白发苍苍,连胡子都是银白色.
他的脚不能走路,要靠人扶着走或背着,外出时坐上特制的手推车.
他的舌头像木头一样僵硬,牙齿不能咀嚼食物,平时吃些煮得稀烂的食物,靠人用筷子拨进食道.
他无法清楚地发音,只能"嗯嗯喔喔"说道,只有他的爱人、秘书才能听懂,所以高士其戏称自己的话是"高语".
他的手指僵直地并拢在一起,仿佛一直抓着一撮盐似的.
手发抖,不能写字.
他写作全靠口述,由秘书忠实地一字一字笔录.
偶尔遇上人名或专用名词,秘书听不懂,高士其只好用发抖的手吃力地握着6B软铅笔,写出歪歪扭扭的字,几乎只有秘书才能看懂,所以高士其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跟病魔搏斗了50多年,顽强地坚持写作.
他的眼睛颇好,至今看书不用戴老花眼镜.
他的左耳听力尚不错,能听清楚别人的话.
高士其虽然瘫痪,但颇风趣、幽默,笑称自己是一架"收报机",而发报机则差不多坏了.
我很想请高士其自述往事,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
可是,虽然我们曾长时间地交谈,似乎工作效率甚低,常常整整一个上午只谈了几件事.
于是,他就不断向我提供线索,要我去采访了解他的历史的亲属或老朋友.
谁知就连这样的工作也十分吃力.
有一次,他要我去采访一个人,连说了十几遍,才听出来是叫"侯乌潭",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我到这个学校一问,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立即写信去问高士其,高士其又踉秘书讲了好久,甚至不得不抖抖索索握笔写字,才弄明白叫"何武坦".
我又去打听,方知原来是现任校长向进同志,曾名何武坦.
向进同志在延安时,曾住在高士其隔壁的一个窑侗,了解不少情况.
高士其知道我终于找到了何武坦,滞板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意.
他笑称我的采访工作是"外调".
我最担心的是《高士其爷爷》(长篇文学传记)中的"童年"和"求学"两章,讲的是六七十年前的事儿了,很难"外调"清楚.
很庆幸的是,高士其的生母——何咏阁老太太竟还健在,已经96岁高龄了.
我专程来到福州,采访何咏阁老太太.
我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座古老的大院.
这房子前后共有7间,据说建于明朝末年.
我到那里已是中午1点半,只见走廊上放着一张躺椅.
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正在熟睡之中,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向厢房里的一位中年妇女打听"何咏阁老太太住在哪里",那在躺椅上熟睡的老人居然立即欠起身来.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她就是何老太太!
她竟站起来给我端凳子,甚至拿着热水瓶给我倒水,那利索的动作使我非常吃惊.
老人身体很好,满口真牙,居然还能咬得动螃蟹.
我很担心听不懂福州话,而老人居然用普通话跟我交谈.
她边讲边笑,沉醉在回忆之中.
她一口气向我讲了高士其小时候许多有趣的故事.
她笑着告诉我:她常教高士其写毛笔字.
一天,高士其写了好多,她说写得不好.
第二天,高士其仔仔细细又写了好多,她仍说写得不好.
第三天,高士其照着字帖认认真真写,她还说写得不好.
高士其沉不住气了,问她哪儿写得不好.
这时,她一一指出,哪几笔写得不好.
这下子,高士其服了,从此写字更加认真.
其实,她也知道高士其每天都在进步,只是不肯轻易表扬他,她以为只有"严律"方能出"高徒".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何老太太写得一手好字.
在我到福州前,曾收到一封用毛笔写的信,字字苍劲有力,我以为大约是别人给何老太太代笔的,谁知竟是她的亲笔!
她一边说,一边写字给我看.
那么大的岁数,不戴老花眼镜.
如今,她是福州市政协代表、妇女代表,不久前还去参加会议呢.
我说她一定能活到100岁,她听了很不高兴:"活到100岁那我只能活4年我要沽到150岁!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在福州,高士其的挚友马宁,热情地领着我到各家采访.
马宁也70多岁了,是位老作家,曾写过《铁恋》、《椰风胶雨》等八部长篇小说,担任福建省文联主任.
我劝他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不必亲自当向导.
他笑笑说:"老马识途哪!
"谈起高士其来,马宁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俩互为'救命恩人'.
在八年抗战时,高士其有一次遭偷,窃贼不仅把财物全部卷走,而且把门反锁起来.
高士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差点饿死.
幸亏那天我去看望他,才发现他处于险境之中,救了他.
至于他救我的命,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福州被揪斗,就溜到北京高士其家里躲起来,哈哈,谁也不知道!
"马宁是那么爽朗、健谈,仿佛是个小伙子似的.
为了写好《求学》一章,我遍访高土其当年的同班同学.
这些同学都年逾古稀,有的是教授,有的是系主任.
当我去访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汤佩松时,他虽皓首银发,但仍健步如飞,每天照常上班.
他的头一句话便说:"我深为自己是高士其的同学而感到荣幸,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汤老娓娓动听他讲述起往事,笑声不绝一一当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盖大礼堂时,他和高士其沿脚手架往上爬.
汤佩松当时是学校足球队员,颇为顽皮、好动,竟爬上了高高的黄铜屋顶.
可是,屋顶很滑,上得去,下不来.
高土其在一旁大声呼喊,叫来了建筑工人,才算救下了汤佩松.
在"五四"运动时,他俩一起拿了点国产的牙膏、牙刷到城里去卖,算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想不到一个商人指着他俩的阴丹士林蓝长衫说,你们身上穿的也是日货呀!
他俩气坏了,从此发誓不穿那"日货"……汤老还顺便讲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解放初,汤老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行李托运多日,竟找不到,心急如火.
正在这时,高士其却托人打电话来,说是在某处看到汤佩松的行李.
原来,高士其是一次坐车外出,无意中看到一堆行李,上写"汤佩松"三字,立即请人查问汤佩松的电话,告知此事.
汤佩松非常钦佩,一个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瘫痪病人,竟会如此热心助人!
为了弄清楚高士其在30年代,怎样在陶行知、李公朴、艾思奇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科学小品,我走访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戴怕韬.
我刚一坐下来,便问起他的名字究竟是"戴白桃"还是"戴伯韬".
老人笑了,告诉我一件趣事:在30年代,他曾用过笔名"戴白桃".
有一次,他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
一到那里,全是妇女,才知人家误以为"白桃"是女名,把他也请来了!
从此,他再也不用"白桃"这笔名了.
戴怕韬也是高士其的多年至友,在他所著《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写高士其与陶行知之间的友谊.
当高士其刚从美国归来时,口角常常流口水,头颈发硬.
头不能自如转动,讲话吃力,人们都说高士其患传染病,远而避之.
唯戴伯韬不怕,与高士其住在一起,照料他的起居.
有一次.
天黑了,仍不见高士其回来,戴伯韬焦急万分.
直到快10点钟,高士其坐了一辆人力车回来了,兴冲冲地告诉戴伯韬,原来他今天在城里买了一大堆书,回来晚了.
当夜,他们聚精会神地看起新买的书,把睡觉都忘了.
高士其是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奔赴延安的,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1938年底,高士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邹文宣——邹韬奋的弟弟.
可惜,他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为了弄清楚高士其入党的经过,我访问了北京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若萍.
他是高士其在延安时的老战友.
张若萍不仅回忆起高士其入党时,在党小组会上那感人的发言,而且回忆起许多高士其在延安的事迹:高士其因病住在延安中央干部疗养所,张若萍当时是所长.
疗养所里要挂一条标语,写什么好呢高士其提议,写"这里是病人的战场!
"高士其把养病当作战斗任务,傅连暲称赞他是"不倒的病号".
尽管高士其当时病倒了,吃饭要别人喂,可是,他尽可能少麻烦别人.
比如,上厕所,他怕又臭又脏,从不叫别人陪,总是自己挣扎着去.
然而,他写文章,却不伯麻烦别人.
有一次想到一句好诗,半夜里叫醒张若萍,请他代为记下,补充进去.
第二天,高士其连连向张若萍表示歉意,张若萍说:"没关系.
鲁迅不是说过,文章写好以后,至少要改三遍吗"说得高士其呵呵大笑.
高士其的一生,确实感人肺腑.
我采访了几十位高士其的亲友,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的已八九十岁了.
有的甚至在病床上接见了我,讲一句,停一会儿,再讲一句.
老人们都非常热情,很关心这本书的创作.
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是高士其的多年老朋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写好党和高士其之间的关系——没有党,就没有高士其;而高士其无限忠于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
"这话,也可以说是对高士其战斗的一生的高度概括.
当我沿着高士其的足迹,完成了"外调"任务,写出了《高士其爷爷》初稿,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可敬的老人因病住院了.
然而,他竟在病床上审看了这部厚厚的手稿,他无法翻稿子,每看完一页,哼哼起来,他的爱人金爱娣同志立即帮他翻过去.
高士其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审看了书稿,细细帮助修改.
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就连我把他小学时同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小朋友"陈龙田"错写成"陈农田",也给他看出来而加以改正.
当我拿到那本经过高士其精心订正后的稿子,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意志,的确是用钢铸成的!
高士其和他的妻子他们有家.
他们的家在北京西郊一幢米黄色的小楼里,有着可以容纳几十人的客厅,有舒适的书房、卧室.
可是,他们却以病房为家.
1984年,他们差不多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中住了一年.
1985年,他们仍住在那里.
其实,真正的病号只是丈夫——高士其.
妻子金爱娣为了照料他,日夜厮守在床前.
我到那里探望过七八次.
我常常看到,金爱娣在精心护理着高士其.
倦了,她就在床前的折叠椅上躺一会儿.
高士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已经半个多世纪.
今天已经80高龄.
他本是一个"老病号".
自去年起,无法咽食,不得不依靠鼻饲——用硅橡胶管插入鼻孔,通进食道.
每天,从绒线那么细的硅橡胶管里灌入流质食物,算是"进餐".
他只得长期住院.
1985年1月7日起,高士其的病情突然转危,持续高烧39至40摄氏度.
他鼻饲已一年,身体本来已很虚弱,怎经得起高饶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高烧如同讨厌的苍蝇、驱之复来.
高士其的痰,越来越多.
有几次,痰堵住气管,呼吸窄息,脸色青紫.
医生为高士其作了气管切开手术.
我看到他的喉头嵌上了一只金属片,上面有一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圆孔,他靠这小圆孔直接呼吸.
不过,这么一来,护理工作更加麻烦了,室内要严格保持无菌,以防病菌从切开的气管长驱直人——高士其的肺部,已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高土其是一个瘫痪的病号.
即使不住院,护理他已是够麻烦的了.
在他病危的半年时间里,几乎耗尽金爱姊的心血!
护士们日夜三班看护.
金爱娣没日没夜,"一竿子到底".
实在太累,儿子、儿媳替她分担一点重负.
高士其本来只会"嗯嗯、喔喔"地用喉音讲几句难懂的"高语".
气管切开之后,连"高语"都说不成了,发不出声音来.
金爱娣只能靠观察他的眼神,领会他心中的意思.
北京青云仪器厂为高士其特制了小小的输液泵.
金爱娣小心翼翼地往泵里加入牛奶、酸奶之类,通过硅橡胶管输入高士其食道.
那个输液泵,成了高士其的嘴巴.
我还看金爱娣往泵里慢慢倒入煎好的中药.
热的,怕烫了高士其;冷的,怕使高士其受凉.
那样的细心,那样的关切.
每天要为高士其擦身.
夜间要几次为他翻身一一他自己无法翻身.
如果老是用一种姿势睡觉,压在下面的肌肉会麻木的.
听见咳嗽声,要赶紧吸痰.
来客人了,要事先关照准备好大口罩,以防感染高士其.
此外,隔不了多久,要为高士其擦去口水,要照料他大小便……护理工作是那样的琐碎,那样的累人.
我清楚地记得,今年年初,金爱妹的头发还是黑多白少.
但是,到了四月间我见到她,头发明显花白了,白多黑少.
方毅两度来到病房看望高士其,称赞高夫人的细心护理.
康克清也来了,她见到金爱梯住在病房,连声说:"夫人亲自照料,太好了,太好了!
"千里姻缘一线牵解放后,高士其是单身汉,生活靠秘书高仰之照料.
高仰之的工作过分劳累.
特别是高仰之成家之后,终究不能日夜护理他.
许多热心人愿为高士其当月老,牵红线.
然而,好事多磨,高士其迟迟未能物色到意中人.
细究起来,其中有双重原因:就女方而言,一听说高士其是瘫痪病人,赶紧打退堂鼓;就男方来说,尽管高土其病成那样,眼界却蛮高的,差一点的还看不上呢.
当然,除了男女双方之外,组织上还要替高士其操心,希望女方忠厚、可靠,对高士其始终如一.
好不容易,热心的媒人替高士其物色到一位女工,为人老实,模样儿也可以,而且愿意照料高士其.
高士其看过照片,听了介绍,欣然同意.
媒人择定了"相亲"的日期.
到了那天,男女双方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相见了.
令人遗憾的是,高士其过分激动,眼珠子竟向上翻,怎么也下不来!
那样子自然是十分可怕的.
那女工见了,吓坏了.
于是,恋爱告吹!
1961年,高士其的老朋友、作家田海燕夫妇愿为作伐.
他们向金爱娣介绍了高士其感人至深的革命经历、坚韧毅力和杰出贡献.
金爱娣是上海姑娘,当时在安徽芜湖某工厂当保管员.
她愿去北京见一见高士其.
大媒能否成功,尚待见面后定夺.
就这样,金爱娣专程来到北京.
"相亲"之时,爱娣见到高士其连吃饭都不能自理,靠别人用筷子把饭菜拨进食道,何况高士其哼着"高语",她连半句也听不懂.
她犹豫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跟高士其有很深的友谊,而当时田海燕正巧在采写《董必武传》,向董老聊起了高土其的婚事.
董老愿良缘美成,便托夫人何连芝约见金爱娣.
何大姐对爱娣说:"照顾好高土其同志,就是干好了革命工作.
"千里姻缘一线牵.
1961年11月,隆重的婚礼在京举行.
上海姑娘金爱娣,从此成为高士其终身伴侣.
新郎新娘胸戴大红花,笑逐颜开.
高朋满座.
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诗人萧三、科学家周培源、电影导演凌之风、李公朴夫人张曼药等,都高举酒杯,向新郎新娘致贺.
爱情如同美酒,越久越醇越香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风雨的考验.
如同美酒一般,越久越醇越香.
从1966年开始,寒流袭击中国大地.
秘书调走了,护士调走了,司机调走了,高士其和妻子相依为命.
严冬,屋里居然断了暖气.
高士其得了严重的气管炎,病重了.
一次又一次,金爱娣扶着高士其上医院.
幸亏有爱娣日夜照料,高土其总算没有在严寒中倒下.
高士其的病,渐渐好了.
爱梯病倒了,一连动了三次大手术.
就在这时,有人拿着林彪的"一号通令",逼迫高士其下乡"疏散".
金爱娣据理力争,说道:"我刚刚出院,高士其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能搬家等我们稍微好一点再说吧!
"就这样,好不容易躲过了厄运.
终于迎来了和煦的春风.
在科学的春天里,高士其一下子成了"大忙人".
他忙,她更忙.
特别是她随着高士其南北奔彼,旅馆的饭菜只适合常人,无法使高士其下咽.
她总是细心地剔去鱼骨、肉骨,捣细,煮烂,慢慢儿喂给高士其.
在上海大厦,有一次我看到金爱娣把西红柿整个儿泡在开水里,然后轻轻剥去外皮,用铝匙掏成稀糊,拌上白糖,一口一口喂入高士其的嘴巴.
吃一个西红柿,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1978年,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高士其.
忽然听说高士其得急病住院.
我赶到医院,才知道出事的经过,一天晚上,高士其要去看戏.
金爱娣忙着准备外出,让保姆给高士其喂饭.
保姆心急,喂得飞快,竟把饭菜用筷子拨进高士其的气管.
高士其的脸涨成紫色.
金爱娣一看,吓了一跳,赶紧送他到医院急救.
从此,金爱娣总是亲自给高士其喂饭,生怕出半点差错.
一年三百六十天,金爱娣日日夜夜做着平凡、琐碎而又细致的护理工作.
她始终牢记着何大姐的嘱咐:"照顾好高士其同志,就是干好了革命工作.
"高士其常常向客人夸奖自己的贤内助,连说:"爱娣好!
"爱娣呢她总是说:"照料'老先生'是我的份内事嘛!
"哦,"老先生"是她对高士其的呢称.
年岁毕竟不饶人.
我一次一次见到金爱娣,发觉她一天一夭苍白、衰老,脸上出现深深的皱纹.
她常常显得疲惫不堪.
1984年秋天,她告诉我,心脏病常常发作,不断地服用"强心丹".
可是,最近医院里领不到"强心丹",她问我能不能设法托广州友人买我一打听,几百公尺附近的一间药房里就有"强心丹",便买来给她.
她大笑起来,说自己实在稀里糊涂!
原来,她整天守在病房里,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商店.
她说,"老先生"病了,她连看电影、看电视的心思都没有!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5月,我去看望高老时,金爱娣兴高采烈地说,高老的热度退下去了!
她领我到高老床前,指着他的眼睛说:"你看,你看,'老先生'的眼睛闪闪发光呢!
"她还拿出小小的本子给我看,上面是她逐日记下的高老病况.
她一边说,我一边录音,录了一盒磁带.
说罢,她长叹了一口气:"我没力气了,背不动'老先生'了!
"她的头发蓬乱,直到我给她拍照时才用手略微拢了拢.
6月,我又上北京.
她的儿子高志其告诉我极其不幸的消息:十多天前,她过度劳累,经医生检查,断定为乳房癌.
发现太晚,癌已经扩散.
现住院抢救.
高士其呢高烧已退,由"病危"减为"病重"了.
我的心中,充满对金爱娣的敬意.
她是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默默的女性.
她的心中只有高士其,没有她自己.
她为高士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许多不明情况的人猜测道:她嫁给高士其,他们之间能有什么爱情我写下我亲眼目击的一切.
我想,每一位读者都会被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献身精神所感动.
哦,祝愿他和她早日康复!
幕后的配角他是一位"写家",用笔写下许许多多作品,不断发表、出版.
可是,他从未有过"作家"的头衔,他的名字也不为读者所熟悉.
他是一位"翻译",懂得世界上一种高深奥妙的语言.
虽然来访者并非外宾,然而,总少不了他当"翻译".
不然,来访者茫然不知所以.
他当了30多年"写家"、"翻译",而他的职务一直是秘书.
比起一般的秘书来,他,格外地辛苦.
盛暑,我出差来到福州,突然得悉他因患癌症去世了.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赶紧来到邮电局,给他的家属发去唁电.
他,名叫高仰之,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老秘书.
他与高士其都姓高,许多人以为他大抵是高士其的亲戚,其实,他是河北人,高士其是福州人,两人之间井无亲缘爪葛.
他,中等个子,胖胖的,秃发,今年63岁.
30多年前,他本是一个小学教员.
因高士其需人照料,组织上调他当高士其的秘书.
据说,在他之前,组织上曾调了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年轻人担任高士其的秘书.
那位同志只工作了几天,就向组织上请求:"调我到任何地方工作都可以,只是不要再当高士其的秘书了!
"为什么呢这不光因为高土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语"很难听懂,更重要的是,高士其瘫痪了,秘书必须挑起料理他的生活的重担:给他喂饭,给他洗澡,给他洗衣服,给他擦口水.
他坐久了,要拉他起来活动活动.
夜里,他不会翻身,用一个姿势睡久了,不舒服,要别人帮他翻个身.
他不能自己走路,出门要扶着他,上楼要背着他……工作是那么琐碎、平凡而又繁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然而,高仰之挑起了这副重担,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一直到60年代初,高士其结婚了,高士其的生活由爱人照料.
但是,秘书的担子仍十分繁重.
高士其的作品,大部分是高士其"嗯嗯、喔喔"口授,由高仰之笔录.
他是一个非常耐心细致的人,慢慢地听一句,写几个字.
他很忠实于高士其的原话,绝不按照自己的思想随便写.
写罢,给高土其过目.
高士其一边看,一边改,他又得忙一阵.
改毕,他工工整整地抄一遍,署上高士其的名字,寄出去发表.
高士其拥有众多的读者.
尤其是青少年,常常给高士其去信.
高士其几乎每信必复,这些信,都出自高仰之之手.
他替高士其起草的信,总是请高士其过目之后,才发出.
我在写作长篇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时,曾访问了一位青年.
他与高士其通信十多年.
他拿出一大叠高士其的复信,我一看,全是高仰之的笔迹.
那位青年只是成百上千个得到高士其复信的一个.
可想而知,高仰之这位"写家",在30多年中光是代高士其写信,也不知写了多少万字!
在我手头,也有几十封这位"写家"所写的信件.
他与高士其朝夕相处,对高士其的"高语"以及用发抖的手所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极为熟悉.
他曾告诉我,光是凭"嗯嗯、喔喔"的语音,不一定能听懂,常常还要看他发音的口型.
这比一般的翻译工作,要吃力得多.
最难懂的是人名.
有一次,高士其谈及,上海有个人曾与他在延安时是邻居,很了解他那段经历,要我去采访.
可是,根据他的发音,怎么也猜不出那人的姓名.
高秘书拿来了纸,高士其用铅笔抖抖索索地写.
当高秘书终于辨明字迹,把名字告诉我时,我看到他的前额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他长年累月辛勤地工作,分不清"上班"、"下班"、"份内"、"份外".
他推着小车,送高士其出席各种会议,当记者们拿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闪到一边去……高士其战胜病魔,顽强创作,他的累累硕果固然由于他本人刻苦努力,但是也与高仰之竭尽全力照料、协助他分不开的.
高仰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多次说过这样感人的话:"做好高士其同志的秘书工作,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我应尽的职责.
"高仰之长期埋头苦干,不为名、不为利.
人们常说,要甘当配角.
其实,配角总还是在台上.
高仰之是幕后的配角.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多么需要提倡做"幕后的配角"!
访萧红故居在一个偌大的院子里,花草似锦,一座低首沉思的青年女子白色石雕,显得那般端庄安温.
长长的留海之下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手支着下巴,一手执一卷书,她便是著名的30年代女作家萧红.
如今,坐落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里的她的故居,已经辟为纪念馆.
我来到那里时,馆长告诉我,正在筹集资金修建萧红墓.
早年读了《生死场》,萧红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过,我所了解的,只是她的作品而已.
这一回走访她的故乡、故居,她那短暂而坎坷的人生之路,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印象.
萧红本名张秀环,乃大家闺秀.
她的祖辈曾是黑龙江最大的工商地主之一.
据云,如今开放的萧红故居,规模不小,却还只是她的故居的五分之一罢了.
她从小受到诗书薰陶.
10岁那年,她的生母离世,陡然把她推上了厄运.
这位张家小姐,进入哈尔滨读女子中学,脱开了家庭.
她喜欢绘画,期望着日后成为女画家.
她19岁那年,家中为她包办婚姻.
为了逃婚,她远行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
即便如此,仍无法甩掉那追踪而来的家中包办的丈夫.
她随他回到哈尔滨,结为夫妇.
在她怀孕之后,那男子抛弃了她,把她作为"抵债品"押在旅馆.
就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文学青年萧军出现在她面前.
两萧结为夫妇.
其实萧军也不姓萧,原名刘鸿霖,当时用笔名"三郎".
他后来才取了笔名萧军,并以此名传世.
两萧的笔名合在一起,便是"红军"!
两萧成了左翼文坛的生力军.
当萧红写出《生死场》,萧军写出了《八月的乡村》.
两萧前来上海,鲁迅在广西路梁园豫菜馆设宴招待,同席的有茅盾、叶紫及聂绀弯夫妇.
鲁迅分别为两萧的这两部小说作序,一下子便把他们托上了丈坛明星之座……此后,两萧因性格不合而发生婚变.
萧红与作家端木蕻良同居,又生龃龉.
萧红在日军的炮火下辗转来到香港,在贫病交加中,于1942年2月22日病故,年仅31岁!
作家骆宾基悉心照料她最后的那些日子.
萧红的生命历程虽短,却似一道闪电,在短暂的一瞬放出了耀目的光华.
她是中国文坛的才女、奇女.
在她离世前夕,她推出了两部长篇力著——《呼兰河传》和《马伯乐》.
我漫步在她的故居,见到玻璃柜里陈列着她的著作的种种版本,以及新出的《萧红全集》.
最使我感动的是,竟有10多种萧红传记,记述她那闪电般的一生,内中的作者既有美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台湾的作家.
关于萧红的传记片,也有好多部.
像她这样影响广泛的中国女作家并不多.
人们对她的怀念、颂扬,其实是对这一弱女子的可悲命运和光采文字的深深的同情和敬仰.
她,静静地坐在自家院子正中,一身洁白,一身正气……她是北国萧萧金秋的红枫.
九旬长者顾执中在报上常常读到顾执中老先生的文章,不久前又见到厚厚的顾执中新闻作品集.
1991年夏日来北京时,我便去拜访顾老.
那天,我吃过晚饭,按照通讯处前往寻访,却有点担心,因为事先想打电话给他.
不知电话号码,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家.
他家不好找.
在北京的胡同里左拐右弯,这才找到一座大杂院.
一打听顾先生,邻居们人人都知道,指给我一间屋子.
我前去叩门,开门的是顾老夫人程慧敏.
她说,顾老已经上床了!
我一看手表,还不到7点呢.
听见声响,一位清瘦长者从里屋走了出来,他便是顾先生.
他九十有三,是当今中国资格最老的记者之一.
他用上海话跟我交谈着,耳聪目明,思维快捷,口齿也很清楚.
他告诉我起居习惯,晚6时上床休息,10时睡觉,早上3时半起床,做"工间操".
老伴5时1刻起床,一起吃泡饭.
6时半,收听天气预报……我不明白"工间操"怎么会在清早做.
他说,那是他锻炼身体的自己改编的体操.
他多年前曾患心脏病,大夫要他住院开刀,他不干.
他黎明即起,在客堂里舞刀弄剑,居然驱走了病魔.
不光是心脏病好了,连三叉神经痛也好了.
从此,他坚持早锻炼,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把挥舞刀剑改为"工间操".
他原来戴近视眼镜,如今写稿不戴眼镜了.
他写稿,都是亲笔写的,连信封也自己写.
老伴是他的第一读者,帮他校对,改正错字,补上漏字.
这样高龄仍写作不辍,在上海只有郑逸梅能与之匹敌.
他写作时,还是老习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可谓"宝刀不老".
他每顿饭吃二两的样子,或者吃一片蛋糕.
居然尚有真牙七八颗.
平常很少外出,不大参加社会活动.
他在院子里种花,种丝瓜.
这位老报人依然每日阅报成癖.
有五家晚报赠报给他——《北京晚报》、《今晚报》、《新民晚报》、《武汉晚报》、《重庆晚报》.
赠报的还有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另外,他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
每天,他都要把这七份报纸看一遍,那是他最愉快的时光.
北京盖了那么多新楼,他仍住在老房子里——自1961年起,他便住在这一大杂院.
那时,他刚刚摘去"右派"帽子.
1963年退休.
他家没有电话,难怪我查不到他家的电话号码.
他说自己与世无争.
当年,他父亲给他取名执中,源于"汤执中立言无方".
他一辈子没有用过笔名.
不过,他说自己往往没有"执中".
正因为这样,汪伪特工总部特务的子弹从他这位进步记者的右脖子打进去,差一点置他于非命;在1957年他又因直言招祸,遭到"错划".
所以,朋友们笑称他是"固执中"!
他有三子两女,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北京.
他给子女取名,颇有意思:三子均"震",即震夷、震美、震帝.
两女均"凌".
即凌英、凌苏.
他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子女都成家,独立门户,节日或星期日来看望两老.
作为老记者,顾先生交游甚广.
不过,如今历数老友,大都已进入"冥界",他不胜感叹.
好在他向来心境开朗,乐者寿,所以他仍不断笔耕,不断向前奋进.
"我是老马,不是马老"下午4点,飞机徐徐降落在福州机场.
一走出机舱,扑面而来的便是一股炙人的热浪.
8月下旬,正是这里酷暑难当的时候.
6点多,天还很亮.
我沿着一条宽敞但并不喧闹的马路,来到一幢古色古香的平房前.
门敞开着.
我径直走了进去,穿过种着葡萄、花草的院子,来到客堂间.
一位白发稀疏、长脸的老人,穿着汗衫、短裤,正在那里摇着芭蕉扇.
他一服就认出我,连声说:"来得巧,来得巧.
"原来,他前天刚从庐山回来,而明天清早便要坐飞机到外地去了.
他领着我到书房去,说那里"有电扇,没蚊子".
果真,那间书房兼卧室的门、窗都装上塑料纱帘,茶几上有一只小电扇,墙上挂着画家黄永玉所画的肖像,画的左下角写着"马宁同志速写".
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地上堆放着几只旅行袋,显然是明天出发要带的行装.
"怎么样,我这匹'老马'还算不错哩,这一次登上了庐山五老峰!
"马宁用带有浓重的福建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道.
他,已经73岁了.
人们总是尊称他为"马老",而他则自称"老马".
在他身上没有那种老气横秋的味道,说话幽默,毫无架子,甚至还有点孩子脾气.
他很得意地拿出前几天别的同志在庐山给他写的打油诗:"马老不服老,要去会'五老',手拄三分杖,头戴黄花帽,双腿有功力,攀登胜年少……马老春常在,文章岁岁好.
"他一边用手指着诗,一边摇头晃脑念着.
念罢,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我已是第三次来福州访问他了.
在前两次长谈中,马宁回忆了自己的身世.
他1909年9月15日生于福建龙岩县赤水桥村,原名黄震村、黄真村,现名黄振椿.
笔名马宁——年轻时崇敬马克思、列宁,便从两位伟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
19岁时就发表短篇小说《船上人》.
21岁时经钱杏邨介绍参加了左联.
到了22岁,他已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处女地》、《铁恋》、《灰恋》和《新恋》.
其中《处女地》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受到冯铿女士(即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赞赏得以出版的.
解放前,他还出版了另四部长篇小说——《动乱》(又名《香岛烟云》)、《南洋风雨》(又名(椰风胶雨》)、《无名英雄传》(又名《顽固分子》)以及代表作《将军向后转》.
解放后,马宁任福建省文化处长、文联主任.
因受陈伯达迫害,自1952年起长期受审查,很难发表作品.
经过长时间沉默,马宁在1963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落户的喜剧),受到注意,被改编为电影《青山恋》.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马宁才重见天日.
现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
马宁虽然发表过八部长篇小说.
可是,在解放后未印过,而在解放前又被列为禁书,因此当今的青年读者,并不十分熟悉他.
这一次,马宁拿出一大叠海外报刊关于他的报道给我看.
这些报道最近一、两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毛里求斯以及香港发表的.
我对他说:"你在海外名声比国内大得多!
"他又仰天大笑起来.
其实,这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曾三度在新加坡从事创作,为海外读者所注意.
这几年,"老马"不用扬鞭自奋蹄,在古稀之年奋其余勇,努力笔耕.
他告诉我,《马宁作品选》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他近年所写的《左联回忆录》、解放前后的散文以及短篇小说.
他的中篇小说选也准备出版.
现在,马宁最大的心愿是写好长篇《红白世家》.
这部巨著100万字,分四卷.
算起来,他已是第三次执笔写这部反映闽西革命斗争的鸿篇.
在30年代,他己完成第一卷《土地快车》,未能出版,连原稿也丢了.
解放后重写,未能出版,在浩劫中又遭横祸,原稿不知去向.
现在,他已眼花,写着写着,连稿纸上的格子都看不清楚了,仍在奋力第三次执笔写作!
他很激动地说:"我在80岁前完成《红白世家).
不然,死不瞑目!
"说起《土地快车》两度付诸东流,使马宁如失珍宝.
不过,最近他又领略了另一批珍宝失而复得的欢乐:整整半个世纪前,他是一个热血青年,来到新加坡时,曾在一个月内发表了三个独幕剧本.
这些剧本是以笔名"静情"发表的.
计有《夫妇》、《绿林中》、《兄妹之爱》等.
马宁说,在解放前,"我时常一只手抱着小女儿,一只手从事写作.
我的生活既是如此困苦和忙碌,所以我的作品很少有机会修改".
如今,他想有计划地修改旧作,重新出版,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
马宁是在1930年9月27日入党的老党员,党龄长达52年、在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他的脸上出现幸福的笑容.
他说:"文艺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搞四化,常常会出现复杂的社会情况,作家要有分析的能力.
作家要用革命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创作.
这正像铺路要有水平仪一样.
没有水平仪,就分不清高低.
自己立场不稳,随波逐流,就会犯错误.
"正说着,一位当地的青年作者来看望他.
马宁说,他"老马识途",尽自己的力量,要带好年轻人.
他拿起桌上的《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书,希望那位青年作者好好读一读,对于他的创作会有好处的.
我要给马宁拍照,他很爽快地说:"你拍吧!
"正巧,他的夫人王斯同志来到书房,马上阻止道:"老头子,你穿汗衫拍照,像话吗快,穿衬衫!
"马宁立即服从"命令",穿上衬衫.
他一边穿,一边对我说:"听说你们上海要出一本关于高士其的连环画,其中要画到我.
请你转告画家,我这个人的相貌属于'中可'——别把我画得太丑,我并不丑;可是也别把我画得太漂亮,我并不漂亮.
我是作家,最讲究真实!
"说罢,他长时间地仰天大笑起来.
那样子,一点也不像70多岁的老人,倒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宗福先的"印刷体"1985年初,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我跟宗福先住一个房间.
我们原先在全国青联就认识.
这次住在一起,常闲谈,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本来是上海一家热处理工厂的工人.
他最初学写小说.
有一年,他在生病期间,写出一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
编辑看了,说不像小说,没有故事,但是认为有些语言很好,有生活气息.
那部长篇,迄今未出版.
后来,他投奔上海工人文化宫.
那里的头头对他说,我们这儿不要搞小说的,需要搞话剧的.
就这样,他写起《于无声处》来了.
他说起了写作话剧剧本之苦:一个剧本,不知要改多少遍.
投入排练后,往往要边排边改.
甚至公演后还要边演边改.
作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不怕麻烦的工作精神.
我没有看见过宗福先改剧本的情形.
不过,开了10来天会,我亲眼所见的两桩小事,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认真的工作态度.
我记得,召开预备会的那夭,唐达成传达了胡耀邦关于中国作协问题的讲话.
我正巧带着袖珍录音机,就在会场录下了唐达成的传达报告.
为了便于回沪传达,上海组的负责人得知我手头有录音磁带,就请人整理成文字.
宗福先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
他花了一天时间,一边听录音,一边记录.
记好之后,又把录音重放一遍,进行校对.
然后,向我要了复写纸,坐在那里端端正正地复写,一式三份.
每一个字都近乎"印刷体".
复写毕,一份交给上海组领导,一份送我,一份留给他自己.
后来:上海组又推举他在大会上发言.
他认认真真地准备,坐在房间里写发言稿,常常忙到深夜.
我看见他写了改,改了又写,最后又以近乎印刷体那样端正的字,抄了一遍.
很遗憾,大会发言那天,他排在末尾.
前边的人没写发言稿,讲个滔滔不绝.
轮到他的时候,已近开饭了.
大会主席只好抱歉地说,没时间了,宗福先就不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辛辛苦苦写成的发言稿,不念了.
他毫无怨言.
因为他写话剧,早已习惯于这样改了写,写了改——有时花费一年半载写出来的剧本,一旦被否定,也就前功尽弃了.
虽然他的《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打响了,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他在写这两个剧本之间的几年时间里,曾写过好几个剧本,都"流产"了.
他的成功来之不易——来自那认认真真的写作,来自那反反复复的修改,来自那毫不气馁的奋发.
他的成功,曾使许多青年羡慕不已——因为他本来只是个普通工人.
我给他勾摹一幅速写,为的是写他的成功背后的艰辛和他的努力.
"汪国真热"探究在我的心目中,汪国真是个谜.
虽说我并不写诗,也不是"少男少女",既非汪国真的同行,亦非他的诗的读者.
然而,汪国真的"冲击波",剧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坛,也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特别是今年汪国真来上海,在上海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那天下着蒙蒙春雨,读者排成长蛇队,从楼上一直排到楼下,其盛况超过上海"炒股票"的长队!
他在短短3小时内,签售了4000册"汪诗",用掉7支签名笔!
须知,任何上海作家签名售书,从未出现如此壮观场面.
至于上海诗人,在我的印象之中,似乎未曾有过签名售书!
这种"汪国真现象",确实令人费解.
在当今"出书难"之中,最难出的要算是诗集(与之不相上下的是剧本集).
诗集的征订数难以逾千,有时甚至连100册都不到.
诗人们不得不拉赞助,不得不"包销"诗集,惨淡经营,才勉勉强强印了干把册,算是"问世"了.
可是,汪国真的诗集,却如此走俏,如此红火,几乎成了奇迹.
我在文学圈里,听到不少关于汪国真的议论,说他的诗不是诗,浅薄得很,是"迎合"少男少女……甚至有人掀起一番"倒汪运动".
出于困惑,我曾查阅过4卷本《中国文学家辞典》,竟查不到汪国真的大名.
我也找了"汪诗"来读,我觉得别具风味,给我清新之感.
不过,这样的诗,会在中国诗坛上刮起猛烈的"汪旋风",我仍不可理解.
正因为这样,在我的心目中,汪国真成了一个谜……也真巧,在炎炎盛暑,在北国边陲的一次笔会上,我遇上了这位"汪旋风".
他,斯斯文文,俊秀的脸庞上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越发显得文雅.
36岁的他,看上去像个大学生.
他毫无锋芒毕露的那种诗人狂态,却腼腆得如同一位姑娘.
在一个夜晚,他跟我长谈,这才使我渐渐了解了他,明白了"汪旋风"最初是怎么刮起……在我看来,他不是一团稻草,不是一桶汽油,在顷刻之间腾起烈焰.
他如同煤球炉,经过慢慢的引燃,炉火渐旺,终于"红"了起来.
他是一位青年,他为青年写诗,写青年之诗.
他的诗,最初是在许多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青年杂志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他的"青春诗"渐渐在青年心中扎了根.
这样,年复一年,他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庞大的读者群.
然而,此时文学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虽说他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一些诗.
他的诗,在青年中不胫而走.
青年杂志《女友》看准了"行情",特邀他开辟了"汪国真专栏".
出于对"汪诗"的喜爱,有的青年读者收集"汪诗",抄录成册,出现了"汪诗"手抄本.
他得到了"上帝"——青年读者的认可和拥戴.
北京一家出版社正是从手抄本上发现了"汪国真热",主动找到汪国真,愿为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据汪国真透露,此前,他曾把自己的诗集交给南方一家出版社,在那里未遇"伯乐",压了很久未出书).
1990年5月19日,《北京晚报》为汪国真诗集的出版发了一条几行字小消息,王府井新华书店立即涌来大批青年读者购买"汪诗"……这清楚地表明,"汪诗"不是"自上而下"、由诗坛权威捧起来的,却是"由下而上"、由青年读者拥戴而形成"热点".
和汪国真同行的那些日子里,不论在宾馆、在餐厅以至在大街上,他常被青年们认出(因为他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露过面),要他签名.
有的青年,当场背诵"汪诗".
如今,他已成了青年中的"上帝".
论资历,汪国真很"嫩";论作品,他也不过出了几本薄薄的诗集.
然而,他已成了中国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
他的成功,道出了一个真理:不论作家还是诗人,应该真诚地贴近广大的读者.
只有和广大读者心相通、心相连,才可能使文学家走出象牙之塔.
和任大星的一次创作闲谈在我的照相册里,有许许多多照片.
说实在的,我不大喜欢照相馆里拍的照片,因为在拍照时常常摆出一副架势,头梳得光光的,衣服毕挺,脸似笑非笑,看上去很不自然.
我却很喜欢其中一张"偷拍"的照片:我正在导演舞台纪录片《驯兽》,我光着脚站在地毯上,穿着背心,额上都是汗珠,跟驯兽演员谈论着应该怎样拍摄,演员旁边站着一只狗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也在听我说戏……这张照片富有真实感、现场感.
因为当时我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注意有人在旁边偷偷拍下了这个镜头.
以上权且当个楔子.
我所以要扯起我的照相册,是因为下面的这篇采访记,也有点"偷拍"的味道.
不过,被"偷拍"的不是我,却是作家任大星,而我倒成了"偷拍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了作家与小读者见面会,任大星与我均被邀出席了会议.
见面会结束之后,承主持者好意,要用车把任大星与我送回家.
事不凑巧,主持者以为司机马上会来,而实际上司机未接到电话,于是我们俩便坐在一起等待,一等便等了半个多小时.
直到主持者发觉有点不对头,再次打电话找司机,才明白原来司机还不知道要出车.
就在等车以及一起回家的时候,我跟任大星谈起了创作中的甘苦.
当时我并没有想对他进行采访.
他也只是把谈话作为闲聊,怎么想的就怎么说,非常随便.
回家之后,我细细回味他的谈话,觉得颇有教益.
于是连忙摊开稿纸、把他的话如实地整理出来.
正因为这次是"偷拍",倒反而显得所谈内容非常真实、亲切……任大星,瘦瘦的,中等个子,头发已有点花白,生于1925年.
他讲话时操着浓重的江南口音,一笑起来便露出两颗突出的大门牙.
他是浙江萧山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弟弟任大霖也是作家,人们常称他们俩为"兄弟作家".
自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任大星的第一本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儿童故事片《哥哥和妹妹》)以来,写了中篇小说《姐姐的礼物》、《刚满十四岁》、《耐心的中队委员》、《野妹子》等六七个中篇以及《双筒猎枪》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写了不少童话.
其中《野妹子》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我们的谈话是从谈论写作习惯开始的.
任大星告诉我,他写东西,喜欢先写好结尾!
我一听,十分惊奇,便追根究底起来.
他说,一篇小说的结尾非常重要,一定要使读者感到回味无穷,所以他写小说,总是先把结尾考虑好甚至先写好.
任大星写小说,先是写提纲的.
他的提纲很详细,尽可能考虑周到,在构思成熟之后才下笔.
有趣的是,一般作家的提纲总是很简略,而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全文不到2万字,而提纲却有4万字!
不过,也有例外的,如写《野妹子》,拟好提纲之后,本来打算写3万字左右,谁知写了5万字还收不住,以为大约写10万字差不多,后来一写竟写成15万字的长篇小说.
像这样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的,不多.
任大星的特点是写完之后,喜欢反复修改.
他对我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每一篇作品,在发表之前,起码已经超过20遍!
他笑笑说,这也许是因为自己长期担任编辑工作的缘故,总爱改.
他谈起了发表在《新港》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百灵鸟》,第一稿写了5万字.
写完之后,自己看看,感到"水分"太多,结构太松.
于是,动手重写一篇,写成3万多字.
再看一遍,还感到冗长,不满意.
第三稿写成2万多字,总算觉得可以了,便寄给了《新港》.
不久,《新港》编辑来信,限于杂志的篇幅,建议他再作压缩.
任大星又改了一稿,压成了1万多字,发表了.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百灵鸟》发表时只1万多字,而他前后几稿加起来的总字数达10万字以上!
也就是说,发表稿与修改稿总字数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七!
任大星的另一篇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了3万多字,还没写完,觉得不大合适,于是推倒重来,改为第三人称,又从头写起.
任大星是个"不到火候不揭锅"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颇为严格.
他自己以为不成熟,绝对不往外寄.
他既是作家又是编辑,一身二任.
写作时是作家,写完了是编辑,他以编辑的目光从严审视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就给自己"退稿".
例如,有一个中篇小说,他早在"文革"前便写出初稿.
近年来,他又把这篇旧作拿出来,改了几遍,仍不满意、至今还作为"废稿",压在抽屉里,不肯拿出来.
向任大星约稿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颇多.
他面对那么多的约稿,心中自有主意.
他认为,应当按照自己的创作计划去写,不受干扰.
写好之后,觉得给什么报刊合适,再"按需分配".
当然,个别的重要急稿,还是要赶一下的.
他说:"我总是要写我自己熟悉的东西.
我觉得,心中有一股子压抑不住的创作热情,非要写出来时,才能写出好作品.
"他认为,真实是极为重要的.
尽管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读者读小说,不能给他一种虚假的感觉.
应当使读者感到,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是小说中的人,而是生活在他周围的真实存在的人!
他说,目前有的写爱情的小说、电影,实际上并没有爱情,太虚假了.
任大星写完小说之后,第一个读者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的话,常富有"权威"性——她说好,任大星就对作品充满了信心,她如果摇头,对任大星便是莫大的打击.
任大星还说,作品要讲究质量,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也不能否定数量.
往往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其中才有一定质量的作品.
多写作,就会提高写作水平,但对发表作品要慎重,要严格.
另外,搞创作的,最好也写点理论文章,懂点理论.
正因为这样,上海作家协会举办儿童文学讲座,请任大星主讲儿童小说,他便答应了.
他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总结的过程.
谈起年龄来,任大星深有感叹地说:"岁月不饶人.
"他说,30来岁时,他每个上午能写6000字,可是,如今上了年纪,不行了,一个上午只写千把字.
晚上几乎不能写东西,一写,就睡不着觉.
正因为这样,他希望年轻人趁年富力强,抓紧时间多写作.
不然,错过"最佳年龄",是很可惜的.
以上,是我"偷拍"所得到的东西.
老实说,当时我并没有想把它写成文章,只是想抓住机会,向老同志请教写作经验.
穿白大褂的作家——冰子冰子,女性的名字,加上这名字又常常印在给娃娃看的低幼儿童读物上,我一直以为作者是位娇小纤弱的女士.
几年前,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介绍我与一位身高肩宽、熊腰虎背的男作者认识.
一听他的名字,使我吃了一惊:他就是冰子!
我们从此建立"外交关系".
不过,虽然同在上海工作,也只在各种会议上见面、点头而已,1985年11月上旬,我应邀前往出席安徽省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
我刚刚步入合肥稻香楼宾馆,咦,冰子穿着一件浅绿色灯芯绒茄克衫,朝我伸出了粗大的手.
那几天,我们有机会经常聊天.
更巧的是,我和他都因有急事,未等会议结束,便一起赶回上海.
我们在晚上8点多匆匆踏上火车,临时买不到卧铺票,就买硬席座票.
没法睡觉,在车上聊了一通宵.
他非常健谈,精力又充沛,他谈我听,讲话的声音又颇响.
子夜,坐在对面座位上的女乘客曾指了指手表对他说:"同志,你真能讲,刚才你不停他讲了两个半小时!
"冰子笑笑,毫不介意,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一路上,他跟我谈创作,谈身世,谈家庭,谈思想.
经过这次长谈,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他……闪光的浪花,金色的童话冰子的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简直可以编成一本非常有趣的《冰子创作生涯故事集).
他写过一篇令人捧腹的童话——《猩猩理发店》:猩猩开了一爿理发店,披着"长波浪"的狮子光顾了.
狮子一边看报,一边让猩猩理发.
理完了,狮子放下报纸,对着镜子一照,唷,理了个光头!
狮子大怒,要训斥猩猩.
不料,猩猩不慌不忙,拉着狮子来到理发店门口.
原来,那里挂着牌子,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本店只理光头"!
小读者读罢,在笑声中懂得了做事不能粗心的道理.
冰子是怎么写出这篇童话的呢原来,他的创作,来自生活:他的一位男朋友在北京北海公园游览,忽然小便甚急,匆忙之中竟朝女厕所奔去,幸亏一位女同志正从里面出来,才使这位朋友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差点跑错门……冰子从这个真实的笑话中得到启示,想用童话来讽刺粗心的人.
于是,写出了《猩猩理发店》.
又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家打了个喷嚏,冰子的妻子也打了一个,最后冰子忍不住了,打了个很响的喷嚏,震得窗玻璃都哗哗作响,全家都哈哈大笑……冰子竟在笑罢进入了"角色",构思了一个童话《越打越响》:在森林里,刺猬打了个喷嚏,引起长颈鹿在"高空"打了个很响的喷嚏.
接着,大象打了个震惊森林的喷嚏.
于是,森林的动物一齐打喷嚏,那响亮的声音使树叶震落一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了《越打越响》,一下子收到几百封小听众来信.
孩子们非常爱听,从中懂得了种种动物的特性.
他的童话《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老虎的牙齿真厉害.
大家都害怕老虎,只有狐狸说:"我不怕,我还能把老虎的牙齿全拔掉呢.
"狐狸用什么绝招呢他给老虎送去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他还劝老虎别刷牙,因为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
就这样,老虎的牙齿全被糖蛀掉了,痛得直叫:"谁把我的牙拔掉,我让他做大王.
"狐狸虎口拔牙,拔掉老虎所有的牙齿.
老虎居然还感谢狐狸哩:"还是狐狸好,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我问冰子,这有趣的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原来,他见到许多没有牙齿的孩子——牙齿被糖蛀掉了,触动他的创作灵感,写了《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有一次,他读一本关于梦的医学专著.
书中说,如果做了梦,很快就醒过来,那么做梦者记得的梦境是彩色的;如果过了好久才醒过来,那么所记得的梦境是黑白的……他对这段话很感兴趣,想写成童话,一时却又没有很好的构思.
他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了"彩色的梦,黑白的梦"几个字.
后来,过了半年,他忽然有了好的构思,一口气写出了童话《彩色的梦》.
就这样,他不断从生活中撷取闪光的浪花,编成金色的童话.
如同契诃夫所说,作家是用特殊的眼光观察世界.
冰子正是这样.
他时时不忘为孩子们写作,所以他时时用特殊的眼光观察着世界.
也正因为这样,不论聊天、看书以至打喷嚏,都会引发他的创作火花.
我听了冰子自述的种种创作故事之后,向他建议道:"今后你出童话集,应当在每一篇童话后面,附一个创作故事——你是怎样写出这一篇童话来的.
"他哈哈大笑.
笑罢,居然点头道:"可以考虑!
"严医生和作家冰子冰子的童话富有儿童情趣,颇为幽默,使小读者在笑声中受到教益.
然而,他所从事的,却是极为严肃的职业——医生.
在手术室里,他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做手术,不苟言笑.
冰子是他的笔名.
他的真名叫严才楼,上海人,算起来比我大一岁——他生于1939年.
他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
198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
后来,他还被选为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小组副组长.
我问起他的笔名的来历和含义.
他抓了抓头发说:"冰子就是冰子,我也说不出有什么含义,反正是个笔名吧.
我最初用过笔名冰波,后来发现有个诗人也叫冰波,我就用冰子作笔名.
"他朗朗大笑,又说起关于他自己的有趣的故事来:他为孩子们写作已经多年,一直用笔名发表作品,而他的写作又纯属业余.
在医院里,他是"严医生"——名副其实的满脸严肃的医生.
他从不跟同事说起写作,所以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儿童文学作家.
直到最近两三年,他的作家的名声渐渐大起来,常有编辑到医院找他约稿,而且他成了上海作协的会员,有时要去开会,要向领导请假.
"严医生"的身份渐渐"暴露"了.
这时,他的同事们才吃惊地得知,"严医生=作家冰子"!
于是乎,医院常常派他特殊的"差使":本院的手术要拍录像片,找他写个脚本.
医院要写院史,又理所当然落到这位穿白大褂的"秀才"头上……他跟我聊起了他怎样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
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
他一心一意想报考电影学院,希望将来当个导演.
念高中时,他曾花了两年时间,看了一大堆电影艺术书籍.
他在谈及这段往事时,迄今仍颇为感叹:"唉,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大导演之中,少了个冰子,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高中毕业时,他又想走鲁迅的道路——从医学走向文学,他放弃导演梦,考上医学院.
从此,中国不是多了一位导演,而是多了一名外科医生.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医学院工作.
"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身穿白大褂,却对文学创作心向神往.
从1962年起,他开始儿童文学创作.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低幼童话——《骄傲的黑猫》,一炮打响.
发表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他在高中时自学的电影知识;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他为孩子们写了许多美术片剧本.
1964年,他的童话《冰上遇险》被拍成美术片.
从此,他与美术片结下深缘.
1979年,他把《骄傲的黑猫》改编成美术片《黑公鸡》,搬上了银幕……电影,甚至影响了他的创作方法.
他告诉我,在构思的时候,他常常闭上眼睛,把未来的作品像"过电影"似的,在脑海中预映一遍,满意了,这才下笔.
正因为这样,他的童话总是富有形象性、动作性、视觉性,电影导演乐于把他的作品拍成影片,画家则乐于把他的作品绘成画册.
小朋友的大朋友从晚上8点多,一口气谈到清早四五点钟.
别说讲的人该多么累,就连我听着听着,也感到吃力.
冰子却毫无倦色,反而精神焕发.
他说:"我每天5点就醒了,所以现在我一点也没有睡意.
"他告诉我,每天清早5点到6点,是他构思作品的黄金时间.
他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过电影".
如有所获,立即在小本子上记下几句话,然后在晚上写成作品.
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这么构思出来的.
他致力于儿童文学.
在儿童文学中,他主攻幼儿文学.
如今,社会上所重视的是成人文学,有的作者写了几篇儿童文学作品之后,很快就"转向",转入成人文学.
冰子呢恰恰相反,他"越写越低",转入幼儿文学.
他有一颗纯洁的心,跟孩子们的越靠越紧.
他真诚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工作之余为孩子们写童话了.
我的正式职业是医生,写童话是我的副业.
我给孩子们解除病痛,也给他们带来欢笑.
""现在搞幼儿文学的人太少了,觉得小猫、小狗的太'小儿科',实际上写好一篇幼儿文学并不容易,我很喜欢写幼儿文学而且越写越小了,我觉得给学龄前儿童看的作品应该写得更短些,音节更自然,就像他们自己的语言.
"他对儿童文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说:"真正的儿童文学,是为9岁以内的孩子写的.
""儿童文学作品应当是欢乐的,幽默的,充满希望的.
绝望与儿童文学无缘.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两个字——创新.
不能雷同于别人的作品,也不能雷同于自己过去的作品.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已发表的作品.
"他提出要科学地研究儿童文学的创作规律.
他把小读者划分为四个阶梯:3至5岁,6至7岁,8至9岁,10至12岁.
他研究了不同年龄的小读者的不同的心理、生理特点.
他写作时,读者对象是很明确的——为哪一阶梯的小读者而写.
我问他是怎样熟悉幼儿生活的他说,他有一群真正的"小朋友".
在上海,到了星期天,他常到一家幼儿园去,跟小朋友们交朋友.
那里的小朋友都熟悉这位"大块头"的冰子叔叔.
冰子呢则说这些小朋友是他的老师!
冰子写了作品,常请小朋友"指正".
有一次,冰子念到"世界"两个字时,小朋友们不懂.
后来,改成"大自然",小朋友就说懂了.
他念《小蛋壳历险记》,念到小蛋壳死了,小朋友们很不高兴.
小朋友以为,小蛋壳不应该死.
其实,冰子也没有让小蛋壳死掉,后来死里逃生了.
小朋友的话,使他明白自己的构思暗暗符合小读者的心理,不由得高兴起来.
当他知道低幼孩子爱看画,就把自己的作品改为以图画为主;当他知道低幼孩子爱念儿歌,就把自己的作品写成儿童诗,小朋友们念起来琅琅上口.
他性格随和,爱说笑话,一点也没有"叔叔"的架子.
正因为这样,他跟小朋友们挺合得来,成了一位"大块头小朋友"!
也正因为他有一颗童心,他的作品充满儿童情趣.
为培养第六梯队写作很自然的,我问起了他为什么行色匆匆他的答复很简单:"下星期的今天,我已经坐在飞往美国的班机上.
"他去美国探亲,同时也进修业务,为期一年.
当我问及他去美国探什么亲,他笑了,由此竟又讲出一连串关于他的家庭的故事……他的妻子叫林桃珍,在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
前些日子她到美国纽约州的一家研究所工作.
冰子上美国探亲,也就是看望妻子.
冰子说起了自己的恋爱故事:"文革"前,他在山东,她在上海.
冰子思念她,常常写一些关于爱情的寓言,放在信中寄给她.
她呢把这些寓言端端正正抄在一本笔记本上,还配上插图哩!
没想到,这些寓言闯下了大祸!
在"文革"中,有人悄悄从她的抽屉里偷走了这本寓言集,当成"大毒草"上纲上线.
"造反派"把林桃珍狠狠地"批判"了一遍.
寓言集上是她的笔迹,"造反派"把帐算在她的头上.
后来,"造反派"得知是冰子写的,立即派人前往山东,冰子也挨整了……冰子有两个孩子.
他非常爱孩子.
不幸的是,大孩子本来聪明伶俐,在一场大病中因注射过多的链霉素而双耳失聪……谈到这里,冰子神色黯然.
他说:"我是医生,又是父亲,我对孩子深深感到负疚.
"他尽一切力量教孩子识字、读音、发音,使孩子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讲话.
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他还以孩子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中篇童话《小蛋壳历险记》.
如今,他的大孩子已经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
尽管这样,他仍不放心.
他对我说:"我归心似箭,巴不得早一点见到我的孩子——我把孩子托付给我的哥哥.
尽管我离开上海才四天,我很想知道,这四天里两个孩子生活得怎么样.
因为我马上要远行,如果孩子们在这四天里生活很好,那我去美国才会放心……"冰子身高1.
80米,体重近100公斤,我一直以为他理所当然身强力壮.
他却苦笑:"真是飞来横祸哪——如今,我是一个没有左肺的人!
"他的体质本来很好,唐山地震发生时,他参加了医疗救护队.
在那里,几乎所有的救护队员都患痢疾,唯有他安然无恙.
不幸的是,1983年,他患肺结核.
可是,居然被误诊为肺癌.
为了防止"癌扩散",他被切除了三叶左肺.
切下来一看,才知道并非癌症.
然而,已经切下来的肺,无法再装回原处了……他大病一场,休养了一年多.
他生性乐观、豁达,竟把病假当"创作假",写了许多童话.
那篇《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就是在病中写的,而且荣获1983年的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并拍成美术片.
他勤于笔耕,不断给小读者献上精美的精神食粮.
他写的科学童话《孙悟空人体历险记》,获得1982年度文化部少儿优秀作品奖.
他写了长篇连载系列童话《猎狗利利》、《嘟嘟的童话》.
最近,他还将出版《冰子童话》一书.
他专心致力于幼儿文学,愿意写一辈子童话.
我问起他去美国以后的打算.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汽车驾驶员手册》,使我记起在合肥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他总坐在司机旁边.
他正在学习驾驶汽车.
他的手提包中还放着收音机,即使在合肥,他每天早、晚仍坚持收听英语广播.
他说,他到美国,不愿像妻子那样,老是闷在一间实验室里工作.
他希望到各处走走,开阔眼界,增加生活积累,以便将来能为孩子们写出更好的作品——屈指算来,幼儿属"第六梯队".
他愿为培养"第六梯队"而写作,为21世纪的建设者写作.
通宵坐车,通宵聊天,我们居然从合肥一直聊到上海.
我们只是闲聊.
他谈得非常随便,并没有以为我在采访他.
我呢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采访他.
正因为这样,我既没有拿出笔记本,也没有拿出录音机——虽然我的衣袋里正放着一只烟盒那么小的袖珍录音机.
不过,也正因为不是什么采访,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率真相见.
回到上海,我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细细回味他的谈话,这时才想起值得为他写篇文章——因为他是一个色彩鲜明的作家,又有着一颗纯真的心.
我趁脑子里的记忆磁带尚未"消磁"之际,动笔写下这篇文章,把他推到众多的小读者面前……他没有来得及领"茅盾奖"在1991年举行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隆重的颁奖仪式上,获奖长篇小说《金瓯缺》的作者空缺.
他没有前来领奖,因为他离开人世已经一年多了!
他叫徐兴业.
在他去世之后,《金瓯缺》先是荣获上海文学奖,接着又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名字日渐引人注意,关于他的报道、报告文学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作为他的同行,我从近日的报道中才知道他坎坷的身世:年轻时,上海巨富的一位小姐,爱上他这位穷教师,受到世俗势力的激烈反对.
婚后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由于妻子前往法国,使他陷入孤寂.
他安贫若素.
在"文革"那样严寒的日子里,他竟然埋头写起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在上海文坛上,他是个几乎不抛头露面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在《金瓯缺》出版之后,报上有过几篇作品评论文章.
在他生前,连收入2000多位现代文学家小传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家辞典》里,也查不到他的名字.
我与他平日没有什么交往.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跟他共同相处了几天.
那是在1989年11月,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组织几位作家前往浙江诸暨,难得出门的他去了,我们得以同行.
他,胖胖的,头发已经花白,言语不多,说话之前总是嘿嘿一笑.
数人之中,他最为年长,大家喊他"徐老先生"或者"徐老".
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在诸暨某处参观后,要推一代表即席讲话,还要题词,大家公推年长的"徐老先生"代而表之.
不料,他却说了一句:"我的'知名度'很低,我没写什么东西,我不能'代表'.
"他又说:"我不擅长在公众场合讲话,更不擅长题词.
"他这样力辞,大家无奈,只得另推他人.
不过,在非"公众场合",我跟他边走边聊,他的话滔滔不绝.
他跟我谈及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
他说,他非常崇敬"大史公"司马迁,然而,真正要做到像"太史公"那样忠于历史真貌,很不容易,作家要有足够的勇气,正直的品格.
他又说,历史小说的作者,既要有历史知识,又要有文学修养,他以为自己两者"都很差",写历史小说很吃力.
他很和善可亲,又很谦逊.
爬山时,他呼哧呼哧的,虽然已是深秋时节,他的前额不断沁出汗珠.
他常在半山腰坐下来,体力不济,无法登上顶峰.
那时我以为是他年迈的缘故.
后来才知他患癌症,已动了手术.
游五泄瀑布时,我给他拍了照片,他给我留下了家庭地址……不料,此后不久,他便又进了手术室,在那里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没有登讣告,发消息——跟他生前一样,安安静静,无意于名声.
然而,他的心血的结晶——《金瓯缺》,熠熠生辉.
人眼是秤.
上海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都公正地"秤"出了《金瓯缺》的份量,把殊荣授予这位生前逊称"我的'知名度'很低"的作者.
虽然他身后名声大振,"长眠"中的他亦无所知——诚如他生前无所求.
淡泊的他,只知贡献,不求身外名.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我想,"徐老先生"的品格是很值得敬重的.
世上有所谓"文以人传",或"人以文传".
他是属于后者.
显然,后者的"文"远远胜过前者的"文",是真正的"文人".
被江青下令逮捕的公盾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公盾病故.
于明.
"我十分震惊,因为前些天还收到他寄来的新著.
怎么那样快就离开人世我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夫人于明,才知详况:去年10月,他的颈部长了一个包.
经检查,是癌症,已经晚期!
不久,他住入北京钓鱼台医院.
1991年4月16日病故,终年72岁.
他姓郑,发表文章时往往只署名字"公盾",我平时也喊他公盾.
胖胖的个子,方脸,讲带有明显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待人和善.
1979年,当他听说我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论科学文艺》,马上给我来信,要我寄给他.
那时,他担任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
他很快就拍板,把我的书稿付梓……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普"老总".
后来,我收到他寄赠的上、下卷两大册《水浒传论文集》,40万字,才知他早在解放前便已研究《水浒传》.
他还出版了《后水浒传》校点本.
他笔耕颇勤,不时寄我新著,一本接着一本,对文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探索,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世.
有一回,我在北京查阅当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艺组的档案时,我惊讶地发现,有几份文件的签发者为"郑公盾",那铅笔字迹,跟他的签名一模一样!
他,当年怎么会在"中央文革"工作呢我去他家看望时,顺便说及我的"发现".
不料,我的一句话,勾起他对往事的痛苦的回忆……他,生于1919年,福建长乐人.
1936年起,他参加学生进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解放后,《红旗》杂志创办,他调往那里工作.
"文革"开始,"中央文革"从《红旗》抽调工作人员,把他也调去.
他在"中央文革"文艺组工作了才半年,1967年11月16日,他便突然被捕,投入秦城监狱.
内中的原因是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文革"的一些问题,被江青得知,下令逮捕了他.
此后的苦难生活,如他所说:"'坐飞机',断齿,'石壁光阴销岁月,铁窗灯火伴晨昏'.
何止我一人,家人皆与焉!
"8年囹圄,把他壮实的身体折磨成半残废.
1975年5月12日他终于出狱时,全身浮肿,高血压,糖尿病(高达4个"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
为了夺回失去的光阴,他加倍地工作着.
"老总"的工作担子不轻.
在本职工作之余,他埋头写作,他的几万册个人藏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这时他又开始买书、读书、写书.
每一回出差归来,行囊沉甸甸,总是装满了新买的书.
在他的书房里,我见到一个个书柜"挤"满了书.
他还"四面出击":应好几家大学的邀请,前去讲学.
他又出访外国.
他的英语不错,便于进行国际交流.
向来穿惯蓝色或深灰色中山装的他,穿起了西装.
在这般忙碌的时刻,他居然写出了长篇传记《茅以升》,写出论著《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史话》、《萤火集》……1985年,他着手把自己讲学的内容,写成一部90万字的书.
就在他写了40多万字的时候,脑血栓使他病倒,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到日本他的儿子那里休养了一年多.
在日本,他看到日本杂志译载我的作品,寄来赠我.
1987年3月,他一回国,又开始日夜工作,才两星期,再度住院.
他变得步履蹒跚、记忆衰退.
他仍坚持写作.
大约他已意识到余日不多,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对革命战友的怀念文章,结成一集,这便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寄赠我的新著《缅怀集》.
他的夫人于明在电话里对我说:"公盾是一头'老黄牛',一直到倒下去,才放下手中的笔.
"他的老朋友、作家李英儒曾在一封信中写及:"公盾这几年来的成就非常大,值得我们学习.
"他的"老黄牛"精神,是令人赞叹的.
谨以此文,缅怀《缅怀集》的作者.
洛杉矶巧遇卢新华中国文人在星条旗下,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很自然的,我在美国关注着我的文坛朋友们的命运……我和老朋友卢新华相遇,说来真巧.
飞机定于上午10时半起飞.
还早,还有半个多小时.
我正坐在洛杉矶机场的候机室里,闲着无事,打开一份《世界日报》在看着.
离我三米处,墙上挂着公用电话.
一位四十模样的中国男子,正在打电话.
我无意中瞟了他一眼,好面熟!
莫非是作家卢新华我跟卢新华已经十来年没有见过面.
我只听说他去美国了.
我不敢冒然认定眼前的此人就是卢新华.
我悄然问跟他一起的一位先生:"他姓卢"对方点点头.
"是卢新华"又点点头.
这样,当卢新华打完电话,我就大声地喊他……天下真小.
我想不到,会在洛杉矶机场巧遇卢新华.
卢新华,以短篇小说《伤痕》崛起于中国文坛.
他,参过军,当过侦察班长,又在工厂做过工.
"文革"刚结束,1977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翌年8月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勇敢地揭露了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痕",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效应.
许多作家受此感应,纷纷提笔写"伤痕",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
卢新华的《伤痕》在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他只不过24岁.
从此,他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在中国文坛升起.
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文汇报》当记者……我和卢新华相识于1980年的第三届全国文代会,我们同为上海代表.
记得,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过一张合影.
此后、我读到过他的中篇小说《魔》.
后来,我则听说,他去美国了……眼前的卢新华,该是"发福"的年龄,而他看上去依然是那般"苗条".
他还是那么灵活,一件白衬衫外套着一件没有拉上拉链的灰蓝色的茄克,随随便便,模样跟十多年前差不多,所以我仍能一眼认出他来.
在候机室,在飞往西雅图的途中,我们一起聊着.
他说,他是在1986年去美国的.
最初,他在美国读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汹涌的商潮,冲击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陆,也冲击着在星条旗下生活着的中国人.
卢新华也卷入了商潮.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他"下海"了.
头脑灵活的他,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抓住机会,看准动向,写出了《伤痕》;这一回,他又抓住机会,看准动向,在美国经商.
他的生意做得不错——虽说也曾因缺乏经验而在"海"中呛了几口水.
他对我说,美国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的法制都己很健全,想在美国企业界中竞争,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的.
在他看来,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把美国资本引入中国铺桥架路.
最近,他便要作为美国一家大公司的代表,把一大笔投资引入中国.
他当过新闻记者,和中国各界有着诸多联系.
他正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商海中"游"得不错.
他已拿到美国绿卡,在美国安家.
妻子在美国.
他的三个子女也在美国.
长女已12岁.
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儿.
他的长辈总希望他有个儿子.
于是,他的太太生了第三胎,居然如愿生了个儿子.
由于他的次女和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根据美国法律,是美国公民.
我问起他是否还写作他说,文学是他酷爱的,永远也不会抛弃文学.
他买了电脑,用电脑写些短文和诗.
但是,他没有拿出去发表.
他写这些作品,为的是不使自己的文笔荒疏.
他现在已积累了不少素材,但他并不想现在动笔.
他以为,这些素材要经过沉淀,他的思想也要经过深虑.
如果现在动手写,会糟塌那些素材.
他是一个好动的人.
他希望在"动"够了的时候,在上了年纪的时候,着手写长篇.
那时写作,已不是"为稻粱谋"了,而是把自己内心要说的话,通过作品,告诉读者.
卢新华以为,他不会是"著作等身"型的作家.
他早年写了《伤痕》;以后能再写一两部从自己"下海"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品,就满足了.
这些年来,他差不多每年回大陆一趟.
每一次回来,他总要到杭州西湖边上走一走.
那里的水,那里的风,那里的声,那里的人,使他这海外游子如同回到母亲怀抱中一样温馨.
在西雅图,他用随身带着的一台"夏普"摄像机,拍下我们这次巧遇的镜头.
他在我的小笔记本上,写下一首他的新作《长江》:"敢有豪情动地吼,亦自徜徉万古流.
朝辞西天佛家山,夕共东海龙王酒.
三江五湖月下汇,云山巫峡雾中走.
奋向月边舞惊蛇,长吐此水活九州.
"匹兹堡山城晤童恩正圣诞节前的美国,犹如春节前的中国.
人们忙着回家过节,机票顿时紧张起来.
我却正在这时接到作家童恩正的电话,希望我尽早飞往匹兹堡,因为他在元旦要飞往台湾.
我不得不临时买票,这时,只能买到清早6时半飞抵匹兹堡的机票.
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老早要童恩正来接我,可是已别无选择……所幸,飞机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想这下子童恩正可以晚一些去机场.
可是,我刚从飞机的引桥走出,便见童恩正早已等在那里.
童恩正还是老脾气,办事一丝不苟.
他在早上5点多摸黑起床,冒着风雪开车离家,6点多便抵达机场.
他说匹兹堡机场特别大,机场内既有地铁,又有公共汽车,下飞机后要乘地铁去取行李……他生怕我新来乍到,弄不清楚,便在引桥之侧等我.
我深深地为童恩正的一片挚意所感动.
当我在雪地里即将乘上童恩正那辆外号叫"大灰狼"的灰色轿车时,特地叫妻为我们合影.
不料,我的这架日本"理光"照相机从此"病"了,因为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娇气的照相机受不了这山城的严寒.
童恩正和卢新华同在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获奖小说是《珊瑚岛上的死光》.
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又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考古学教授.
他早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发表小说.
童恩正的父亲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童恩正在"文革"结束后,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
不过,他在完成访问任务后,又重返四川大学教坛.
这一回,是在1989年前往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生活在星条旗下.
机场在匹兹堡城的西南,童恩正家在城东北,他驾着"大灰狼",穿过一座长长的山洞,穿过匹兹堡市区.
一路上,他三句不离本行,跟我讲起了匹兹堡的历史……当"大灰狼"又穿过一座长长的山洞后,在山路上跑了一阵子,便进入一片安谧的花园般的住宅区.
汽车停在一幢三层小楼前,童恩正在车上一摁无线电摇控开关,底楼车库的大门便自动开了.
他笑着对我说:"这种'芝麻开门',以前,我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写到……"听见开门声,他的夫人从楼上跑了下来.
她说,在这座楼里,平常只有她和童恩正两人住,太寂寞了,所以今日有朋自远方来,她真是"不亦乐乎"!
步入二楼客厅,那里放着一个大纸箱,童恩正不无自豪地对我说:"这是组合音响,是我的三个孩子送给我和妻子的圣诞礼物.
"童恩正有两个孩子,我是知道的:女儿素有"才女"之誉.
她从四川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又从复旦进入她爷爷的母校——美国哈佛大学;儿子也从复旦考取美国博士研究生;至于他的第三个孩子则是他的"毛脚女婿",同样考取美国的博士研究生.
三个孩子平时都不在家,只有在假期里,家中才充满孩子们的欢乐声.
客厅之侧,是童恩正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架.
我浏览了他的藏书,惊讶地发现几乎全是中文史著,而且都是旧书,显然是从国内运来的.
童恩正说,他的夫人为了把这些书从成都运到匹慈堡,花了大力气!
这些书是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他的书房实现了现代化.
书桌上放着电脑、电传机……屋里开放暖气,温暖如春.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们畅叙着别后的情景.
我注意到,他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
他在美国,是以教授立足,而不是以作家谋生.
在美国当教授,要比在中国当教授付出多倍的精力.
他在美国,已开了七八门中国考古新课.
最为吃力的是,他不是用汉语向中国学生讲课,而是用英语向美国学生讲课.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靠着自学,在国内把英语学得不错.
不过,一般性的英语会话并不难,用英语上专业课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每开一门新课,就用英文详细写好讲稿.
在上课时,他几乎是在那里"朗诵"讲义.
这样,备课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他说,美国学生花钱交了学费,希望从教授那里得到知识,所以教学半点都马虎不得.
再说,作为教授,他绝不误人子弟,所以备课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他说起美国的学生给教授评分的情景:每到学期结束,系里就给学生发来教学调查表.
那表格非常详细,对教授的教学态度、质量进行认真的评分.
童恩正往往评到80多分,这分数超过了他的美国同行.
童恩正失分,总是失在语言表达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怎么能跟美国人比语言表达力如果不是这一方面被扣分,他的总分还会更高.
他即便在美国,也不愧是一位模范教师.
童恩正还说,美国很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
学校规定,教师每周从事第二职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天.
其实,美国每周休息两天.
学校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只允许教师在休息日从事第二职业.
另外,学校还规定,教师不得用学校的资料、仪器于第二职业.
童恩正很严格格守这些教师职业道德.
他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学工作.
他带着我参观匹兹堡大学,指指点点,对学校充满感情.
他说,虽然他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美国学生,但他是向学生们讲授中国的灿烂文化,中国的悠久历史.
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他是在沟通中美文化而工作.
他已四年多没有回中国大陆了.
他思念着祖国.
他说,他差不多每周有两次梦见成都!
教授的收入,在美国只能是小康而已.
他的房子是分期付款买下的,他的新车也是分期付款买的.
他的孩子尚在求学.
他必须努力工作着.
我问起他是否还写小说他摇摇头.
他叹道,"我得完成我的教学呀!
"教授的沉重的工作担子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只是给美国的华文杂志写点短文.
他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他退休了,打算完成长篇自传,记述自己一生的道路.
他如今的业余兴趣是汽车.
他订有汽车杂志,非常熟悉汽车行情.
哪个朋友要买车,他会给你出很好的主意.
他的"大灰狼",便是按照匹兹堡多坡的特点而精心挑选的大马力轿车.
他太忙.
在忙中.
他出过两回大笑话:一次是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结婚,邀请他出席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他去了受到热情的接待.
只是当婚礼开始时,他才发觉有点不对头,怎么不认识那对新郎和新娘哦,原来,他记错了日子!
由于男方家属以为他是女方亲友,女方家属以为他是男方亲友,所以对他都很热情.
事己至此,他只好参加这对不相识的美国人的婚礼,直至到了合适的机会才悄然退出……另一次,则是他来匹兹堡大学不久,该校电脑系系主任、台湾作家张系国先生约一批朋友,为他举行欢迎会.
可是,到时候,他竟迟迟未到,使张先生非常尴尬……那是他又一次记错了时间!
在美国,他深深地感到寂寞.
他指着他家对过的房子对我说:"那家门口挂着出售的牌子.
永烈,你把它买下来吧,我们做邻居!
"在匹兹堡大学,另两位中国教师的住宅跟他相距不远,他们常来.
我戏称他们是"匹兹堡三家村".
他跟一位意大利邻居也不错,当他和妻子外出旅行时,就把家门钥匙交给意大利邻居.
他跟一位美国教授也很谈得来.
为了节省汽油,他和那位美国教授常常合乘一辆轿车去学校上班.
一路上,那位美国教授总要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笑称那位美国教授是"马克思教授"……然而,跟在中国大陆相比,他的交际圈要小得多.
他很想念中国大陆的老朋友,特别是知己之友.
他说,虽然他在美国,四川省政协仍保留他政协常委的职务,四川大学也仍保留他的住房.
他希望有机会回中国大陆讲学,同时看望老朋友.
他的寂寞感,正是他对老朋友怀念之情的体现.
他既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订有台湾报系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
我在他家最大的享受,是饱览各种海外杂志.
我住的房间里,整整一书柜,全是各种杂志.
我整天价看杂志.
他对他的夫人说:"没错吧,我说过,叶永烈在我们家看书,会比游匹兹堡更有兴趣!
"他呢,则在深夜对我的十多部新著进行"高速扫描".
读毕,他跟我长谈,交换有关创作的意见.
他很认真地向我提出一项项创作上的建议,使我很受他的真挚友情的感动.
圣诞节前的傍晚,他的三个孩子驾着一辆轿车回家了.
他们的车子刚在后院停下,前门又来了一辆轿车,那是我的长子的车,几乎同时到达他家.
于是,小楼里发出一阵欢呼……他很忙,因为他即将去台湾出席历史学术会议.
他已有美国绿卡,进出美国已很方便.
孩子们回家,使他更忙.
即便在这样忙碌的时候,他仍驾车陪我和妻游匹兹堡.
我的照相机冻坏了,他用他那考古时用的高级照相机为我们拍照.
每拍一张照片,都左端详,右端详,最后才发出"咔嚓"一声.
他就连拍照,都一丝不苟张士敏在纽约亦商亦文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那像森林一般的摩天大楼,一种高度现代化的气派.
一进纽约,把车子锁进堂妹家的车库,就不敢开出去了.
这是因为纽约的治安情况不好,撬车、偷车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我们那种挂着外地车牌的轿车,更成了小偷袭击的目标.
于是,在堂妹的劝告下,我只得弃车而行,改乘地铁.
那天,我和堂妹在早上7时离家,"钻"入地铁.
幸亏堂妹常坐地铁,带着我从这趟车跳上那趟车,从这个车站转到那个车站,终于从唐人街站"钻"了出来.
迎面扑来的是寒入骨髓的朔风,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
我们在寒风中步行.
当我们来到金丰酒店时,已是8时半,真抱歉,张士敏已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他还是那样胖乎乎的.
穿一件绿色的羽绒衫,显得精神焕发.
一进金丰酒店,处处可见火红的圣诞花.
餐厅里空荡荡的,我们成了第一批饮早茶的客人.
张士敏和我曾是同事,都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
他因写作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引出一番官司,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
这场官司为文坛所瞩目.
他在刑满后,于1992年9月底赴香港.
他的父、母都在香港.
在那场官司打得最热火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香港去世.
作为长子,他申请赴港奔丧,却因官司在身不能离境.
当他终于结束了这场延续数年的官司,当他终于刑满,便决计出国.
虽说他尚未到退休年龄,向上海作家协会办理了退休手续.
从此,他离开了上海专业作家队伍.
张士敏到了香港后,探望了母亲,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部分遗产,于1992年10月中旬飞往美国纽约.
他的女儿在美国.
他一到纽约,一度成了新闻人物.
海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他的情况.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许多关于他的报道.
他在纽约住了下来.
不过,在美国,靠中文写作,很难买文为生.
他无法继续当他的专业作家.
他不能不考虑生计问题.
他开了一家干洗店.
店的生意犹可.
他却告诉我,他把店关掉了.
我问及原因.
他说,为了开这家干洗店,雇了两个伙计,一个是墨西哥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虽说有了两个伙计,他仍不得不常在店里,无法脱身.
他是一个爱活动的人,老是被"拴"在店里,叫他受不了.
于是,他决计关了那干洗店.
他说,他这几天正在忙着另买房子,另作安排.
他已拿到美国绿卡.
他准备过几个月回一趟上海.
他想在国内投资,做生意.
我问他是否在写作.
他说,他已买了电脑,只是还未熟练,目前仍用手写.
他毕竟是作家,写了一辈子,当然仍有强烈的写作欲望.
当我和他步入纽约专卖华文书刊的东方书局、世界书局,我见到他很仔细地翻阅新到的《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
他明知在海外靠华文写作难以糊口,但仍在写作.
他准备写一部以偷渡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他打算在香港出版.
他还在筹划组织人马,翻译一批美国畅销书,在中国大陆发行……他陪我游纽约曼哈顿,游自由女神.
他依然是那般健谈,总是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谈着,尽管是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他对上海还是充满深情.
我说,过几个月,我在上海欢迎你.
安琪安息吧傍晚,像往常一样,我下楼打开信箱,取出《新民晚报》.
当我的目光扫描标题时,被第五版上的一条新闻惊呆了:《安琪煤气中毒不幸辞世东广紧急调度节目无误》!
那是在1995年2月25日.
报道说,二十四日,东方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安琪小姐因煤气中毒而遽然离世,年仅34岁!
安琪,我和她最初在"空中"结识.
她驾驶着"阳光列车",在"空中"奔驶.
我从收音机里听见"阳光列车"的呼啸声,听见安琪娓娓动听的播音……终于,我的电话中响起安琪的声音.
那是在1994年5月底,她来电话,邀我乘坐她的"阳光列车".
我成为"阳光列车"的嘉宾,是因为她从新闻传媒中得知我成了蒙受盗版之祸的"重灾户",要在空中为维护我的知识产权发出正义之声.
她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江青传》,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出现八种盗版本,这是对作家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
《阳光列车》要为这件事开出一趟"专列"……我很感激她的关心.
不久,她来电话,告诉我"专列"确定在6月10日傍晚开出.
她要我届时前往东方广播电台.
"要去电台"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曾多次接受电台采访或直播,向来是打电话就行了,用不着去电台的.
我家离电台颇远.
我问安琪,能不能通过电话直播.
安琪耐心地向我解释,平常,"阳光列车"也是通过电话进行采访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因有特殊情况,你一定要来电台现场直播.
这样,在6月10日傍晚,我来到了东方广播电台"安琪工作室",第一次见到了安琪.
她是个热心人,一见如故.
她说,她很喜欢读书,所以很喜欢跟作家建立友谊.
她希望有时间细读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
她说,今后可以经常邀请我乘坐"阳光列车",在空中向广大听众介绍我的新作.
安琪得知,我的新著《星条旗下的中国人》即将在上海出版,便给我留下她家的电话号码以及她的CALL号码.
她要我在这本书出版时,打电话告诉她.
播音的时间到了.
"阳光列车"启动了.
在播音室里,我和她都戴上耳机,面对话筒,就《江青传》的盗版问题,进行对话.
我们的对话,随着电波,飞入干家万户……我跟安琪,只有这么一面之缘.
但是,她的对于事业的执着精神,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她突遭横祸.
对于她的死,我非常悲痛.
我打开我的电话号码卡片盒,从"A"字栏中抽出安琪的电话号码卡片,用红笔沉痛地在上面注明"1995.
2.
24".
就在几天以前,我从"C'字栏中沉痛地抽出程之先生的电话号码卡片,用红笔注明"1995.
2.
14".
程之先生因突发心肌梗塞,死于上海市政协元宵联欢晚会后台.
也就在几天以前,我收到"罗章龙治丧办公室"来函,告知罗章龙先生于2月3日在北京去世.
罗章龙先生享年99岁.
在短短的20来天之中,我失去了三位可敬的朋友.
程之先生70而逝,已很令人痛心,安琪却只活了34个春秋,不及程之先生的一半寿命,只相当于罗章龙先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年华,更令人痛惜不已.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我写下这篇悼文,寄托对安琪之逝的无限哀思.
安琪安息吧!
1995年3月8日上海"沉思斋"谢晋速写称谢晋为"大导演",这一点也不过分.
他实在忙碌,10月2日刚从杭州回沪,10月4日便要飞往北京.
就在这"缝隙"中,10月3日,我随日本电视台前往上海"谢晋——恒通电影公司"采访他.
他说,这天他原本想回家歇口气,却被我们"抓"住了.
年已七十有二的他,仍处于高速运转之中,忙于拍摄新片.
谢晋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办公桌,一套黑色的皮沙发,一张长条茶几,如此而已.
他很随和,衣着很随便,头发也很随便蓬松着.
他说平常很少坐办公室.
这里通常接待来访,因为他家有两个弱智孩子,所以他一般不在家中接待客人.
日本电视台的翻译邱英哲先生说,谢晋在日本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他的许多影片被译成日语.
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则称自己是谢晋的"影迷",看过谢晋导演的众多的电影.
大龙说,日本人把谢晋比喻为"中国的黑泽明".
黑泽明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导演.
邱英哲先生随手拿出昨天从东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所阅的日本报纸,送给谢晋,那报纸上便登着谢晋导演的《芙蓉镇》电影广告,好多家日本影院正在上映.
"怎么还在放《芙蓉镇》"谢晋看了,问道.
邱英哲先生是日籍台湾人.
他说,不光是日本还在放,台湾也在放《芙蓉镇》.
虽说《芙蓉镇》早在日本以及台湾首映,但是现在仍拥有观众,所以还在继续放映.
谢晋说,他曾20多次访问日本,前不久又访问了台湾.
他很谦逊,他说,他在中国电影界不是"元老",而只是"第三代导演".
在1948年,他担任了《哑妻》、《几番风雨》、《二百五小传》等影片的副导演,开始从事电影导演工作.
谢晋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1958年,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片《女篮五号》,引起广泛注意.
1961年,由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佳评如潮.
这部电影广有影响.
谢晋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谢晋说起了"文革"之灾.
在"文革"前夕,他导演的《舞台姐妹》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
于是,这部电影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谢晋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谢晋说,直到"文革"进行了许久,他才渐渐明白,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远远超出了文化范围,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所以,批判《舞台姐妹》,只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开场锣鼓"罢了.
上海电影界,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谢晋说,上影厂108名编导之中,有104人遭到迫害.
谢晋很沉痛地说,他的双亲在"文革"中因他的牵连而自杀!
特别是他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竟然也难逃浩劫.
就连谢晋导演的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也遭到批判,而根据这部电影改编的芭蕾舞剧却成了"样板戏".
谢晋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后来,江青下令要把"样板戏"、现代京剧《海港》拍成电影,考虑到谢晋与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没有什么瓜葛,而谢晋又确实是富有经验的中年导演,于是把拍摄任务交给了谢晋.
谢晋说,这是极为痛苦的工作.
他拍的《海港》,江青看后极不满意,改为谢晋、谢添这"两谢"共同导演.
拍好后,江青仍不满意.
于是,又推倒重来,进行第三次拍摄,这才终于"通过"……"文革"之后,谢晋对中国的浩劫进行了深思,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每一部影片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眼下谢晋正在全身心投入巨片《鸦片战争》的拍摄,以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
他指着茶几上一大堆从香港买来的画册说,这些都是有关鸦片战争的参考资料.
这部巨片很快就要开拍,谢晋又将忙得不亦乐乎了.
1995年10月7日贺绿汀的希望大铁门紧闭着.
门旁的电铃按钮掉了盖子,连"钮"都不知去向.
我只得敲铁门、发出咚咚的声响.
过了好一阵子,才见有人从小楼里出来,走过花园里的水泥小径,前来开门.
他抱歉地说:"贺老夫妇都病了,躺在床上!
"那是大年初一,我外出拜访友人时,顺道去看望贺绿汀——因为前些日子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病了,夫人姜瑞芝也住进了医院.
往常,他总是在楼下的客厅里跟客人聊天.
这一回,我上楼,在他的卧室里见他.
87岁的他,正拥衾而卧.
他向来畏寒,往年冬日常去南方休养.
这次生病,在医院住了几个月,眼下回家,屋里开着取暖电炉.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我问这位老音乐家对除夕电视晚会的印象如何,他却说精力不济,只看了开头,就没有看下去了.
不过,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手中拿着助听器,跟我聊着.
他依然健谈,一说起来就忘了自己正在病中.
贺绿汀以音乐家著称于世,他的《游击队员之歌》脍炙人口.
然而,他家墙上,却挂着他的绘画作品、摄影作品.
他最初学画.
他本名贺楷.
"绿汀"是他从故乡湖南邵阳来到上海时取的假名.
汀,水的意思.
"绿汀"即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他是以一位画家的眼光给自己取名.
不料,后来"贺绿汀"这名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名,而只有在填履历表时才写及"贺楷"本名.
贺绿汀为人刚直,是中国音乐界的"硬骨头".
在"文革"中,张春桥开电视大会批斗他,他竟当着成千上万电视观众的面大骂张春桥.
他被投入监狱.
次女贺晓秋受迫害而死.
他的三哥贺培真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好友.
贺培真趁去京开会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了弟弟在上海蒙冤.
毛泽东主席问张春桥,为什么要关押贺绿汀张春桥这才赶紧下令释放贺绿汀……贺绿汀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他忽地对我说,前些天收到两封信,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是上海交响乐团原指挥陆鸿恩的儿子以及难友写来的,告诉他陆鸿恩在"文革"中受他的牵连而遭迫害致死,病中的他,一时无法起身寻找那两封信,便翻查着自己的日记本.
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日不断,写得很细.
他找着了收到来信的那天的日记,告诉我来信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要我去看看他们,为陆鸿恩之死写一篇文章.
他说,陆鸿恩是他的学生,他深深怀念那屈死的亡灵……合上日记本,他说,"文革"是悲剧,但也穿插着"喜剧".
他讲起了上海那个"四人帮"的余党陈阿大,可算是个"喜剧人物".
陈阿大不学无术,做"报告"的稿子是别人代拟的.
有一回,竟把"苦干加巧干"念成了"苦干加23干"!
这般草包成了"领导",中国怎么能搞得好他敬佩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
这位新四军军长,是他的老领导,他记得陈毅说过这么一句话:"当面说你好话的不见得就是好人,当面批评你的未必是坏人.
"不久前,当他住院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前来看望他,他向朱市长说起了陈市长这句话,朱市长当即说了四个字:"至理名言!
"一头白发,瘦削,双眼炯炯有神,贺绿汀在病床上追昔抚今,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他不时朗朗大笑,像《游击队员之歌》的旋律一样清新而又轻快.
新春之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他的墙上挂着他几年前画好的一幅新作,朝霞似火,江面上一片金光.
他给这幅画取名《希望》.
秋雨中的贺绿汀冒着飘飘洒洒的滞萧秋雨,我去看望贺绿汀.
过去,我曾数度采访过他,为他写过报告文学.
这一回,由于日本电视台要采访他,托我为之联络、介绍,于是我"打前站",在摄制组到达前,先期来到他家.
贺绿汀家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会客室在底层,而卧室、书房则在楼上.
通常,他在楼下客厅会客.
由于日本电视台的客人们还没有来,我就直接上楼看望贺老.
贺绿汀还是那样瘦瘦的,精神矍铄,只是原先灰白的头发,如今变成纯白色了.
听力也变差了,要用助听器,而且你要挨近助听器的话筒说话才行.
屈指算来,贺绿汀已经九十有三.
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的头发,也明显变白了.
我刚一坐下来,贺老就问,今天能不能对日本电视台谈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
虽说我事先在电话中曾告诉姜老师,日本电视台这回是请他谈30年代电影以及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
贺老指了指胸前的红色纪念章说,这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章.
他以为,今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日本某些人,内中包括某些政界要人,发表了否认日本曾经侵略中国的言论,他作为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作为《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对此深感愤慨.
正因为这样,他听说日本电视台上门采访,倒是个好机会.
虽说贺绿汀年已九旬,仍酷爱读书看报.
他正在看一本关于潘汉年的书,说是很精彩,可惜这本书是借来的,要还给人家,他问我能否替他买一本我说,我家有这本书,可以送他.
后来,我给他寄去了.
他的夫人来电话,说已经收到书,要给我寄书钱.
我说你寄钱来,就"见外"了,她这才不寄……他的夫人也是书迷.
夫妇俩常在楼上书房,各捧一本书.
贺绿汀是湖南人,喜欢吃辣,吃咸,可是,医嘱要淡食.
他说,这么一来,吃菜没有胃口.
虽然如此,只得遵医嘱.
贺绿汀跟我说起往事.
他说,在"文革"中,他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进行"大批判"的头号靶子,还被投进监狱.
他指着楼下说,他的长女就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在家中用煤气自杀.
由于贺绿汀的哥哥和毛泽东是同学.
哥哥找了毛泽东,要求解放贺绿汀.
毛泽东同意了.
张春桥这才不得不放了贺绿汀.
贺绿汀说,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后台"是江青.
其实,他早就认识江青.
在30年代,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以艺名蓝苹主演话剧《娜拉》的时候,就曾去找贺绿汀,请贺绿汀弹钢琴为她伴奏.
姜瑞芝也说很早就认识江青.
在延安鲁艺时,江青也曾去看望过姜瑞芝,还给她写过信……可是,江青后来野心膨胀,就要整贺绿汀了.
在"文革"中,把上海音乐学院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把院长贺绿汀打成"反动音乐权威"……正说着,楼下响起门铃声,日本电视台摄制组来了.
贺绿汀赶紧站起来,准备下楼.
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穿着拖鞋,连忙换上皮鞋.
他走到了楼梯口,又回过身子,原来是忘了装上假牙.
他下了楼,日本电视台摄制组已在客厅等候了.
他的客厅里挂着江泽民的题词.
那是1993年为庆贺他从事音乐工作70周年,江泽民写了:"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尽管贺绿汀知道日本电视台并不来采访抗日战争问题,但是贺绿汀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还是先谈了一大段关于不能忘记日本侵华历史的话题.
日本电视台的翻译连忙向他说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政界头目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日本人反对复活军国主义.
像他们摄制组,前些日子来东北拍了揭露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纪录片,便受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赞许.
……贺绿汀听罢,这才接受他们的采访.
采访毕,贺绿汀得知由于汽车无法开到他家门口,日本电视台摄制组要绕远道运走灯光及摄像器材,他便说汽车可以从另一条路开到他家门口.
说着,贺绿汀竟冒着冰凉的秋雨,走出家门,为他们指点方向.
大家都劝他别出来,他却说,他每天清早进行锻炼,要在外边走好多路,这一点路不算什么.
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深深被这位耄耄长者所感动,一个个在雨中向贺绿汀鞠九十度躬,向他致敬.
1995年10月20日殷承宗、顾圣婴及其他作为中国的乐坛明星,殷承宗的名字同样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
当年,电影《钢琴伴唱》、《钢琴协奏曲》的上映和特种邮票的发行,曾使这位四方脸庞的钢琴家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然后,他在中国乐坛上消失了.
然后,他于1983年2月经香港去美国了.
正像1958年的傅聪、1967年的马思聪,1983年殷承宗美国之行,舆论哗然,猜疑纷纷.
我在台湾出版的《音乐与音响》杂志1983年7月号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为《殷承宗为何被"放"出来》.
1983年3月27日香港《快报》,则刊出特稿:《七岁通琴·七岁演奏·技惊苏京,第一钢琴明星殷承宗跳出政治污水露光芒》.
……我走访殷承宗的故乡——厦门鼓浪屿,采访殷承宗的亲友,查阅许多报刊,这才弄清殷承宗谜一般的面目和一波三折的经历.
1962年,他在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中,夺得银牌,跃为钢琴明星;"文革"中,他的《钢琴伴唱》、《钢琴协奏曲》被江青窃为己有.
他一度成为中央乐团副团长;1980年他重新在乐坛露面.
他的妻子陶宗舜在这一年获准赴美留学.
1983年,他携5岁独生女殷悦前往美国探亲、演出;他到美国后,以他的琴声获得国际乐坛的美誉.
他在任何场合,都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琴家"身分出现.
他深情地说:"我是新中国的儿子.
"他向外国记者发表了斥责"四人帮"的谈话.
他终于洗去身上的污泥浊水,又成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民的钢琴家.
这就是殷承宗的"缩影".
海外称傅聪、李名强、顾圣婴、刘诗昆、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
我又继续追索其他三位"钢琴圣手"的足迹.
我在1958年10月7日的《文汇报》上,查到在日内瓦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演奏比赛的报道,年仅20岁的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
"顾圣婴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公众和日内瓦报纸很高的评价.
《瑞士报》星期五评论说,顾圣婴是一位很有才能的钢琴家.
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此后,她又多次获奖.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钢琴家,竟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1967年天昏地黑的一天,震惊上海音乐界的事件发生了——顾圣婴与母亲、弟弟打开煤气开关,一起愤然离世,倒在寓中!
其时,顾圣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光芒四射的新中国钢琴家之花,就这样毁于"四人帮"的淫威苛政之下!
我访问了顾圣婴那风烛残年的老父顾高地.
他曾任国民党少将.
为此在青海监狱中关押多年.
当他获释返沪,家破人亡,妻子儿女已入另一个冥暗无光的世界,无从寻觅.
他孑然一身,又患重病,唯有录音带上爱女那充满青春华光的琴声,给他一点依稀的美好回忆……在上海油画展览会上,我见到一幅顾圣婴肖像画.
她身穿白色连衣裙.
双手抚琴,忧郁的目光仰望着天空,"似诉平生不得志".
她,洁如白璧,纤尘不染,真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我还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访问了刘诗昆和李名强:刘诗昆留着平头,身材高大.
他在"文革"中的苦难历程,谱成了他的"命运交响曲";至于李名强,一直忙于教学,人生道路比较平坦,如今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同是"钢琴圣手".
同样琴声震世,而傅聪、殷承宗、顾圣婴、刘诗昆、李名强命运各异,人生道路迥然不同.
他们的"画像",当然一人一貌.
马思聪寄来了照片南国春早.
3月中旬的深圳百花烂漫.
委婉悠扬的《思乡曲》,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奏响——"全国首届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赛"正在举行,《思乡曲》是比赛的规定曲目.
就在这个时候,从太平洋彼岸航空寄来的一个杏黄色的大信封,交到我手中.
哦,寄信者便是《思乡曲》的作者、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
我拆开信封,里面装着塑料袋,袋中有20幅马思聪先生的照片.
加上前些天我收到他的次女马瑞雪从美国费城寄来的一批照片,总共有30多幅了.
屈指算来,马思聪先生去美国已经整整20个春秋.
这一幅幅照片,形象地展示了他这些年的历程.
照片背面都写着详细的说明.
那些黑白大幅照片,大都是1967年他一家四口刚抵美国时,在华盛顿、马利兰州寓所的照片.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56岁,坐在沙发上看乐谱,电唱机在一旁播放乐曲,他显得很精神.
他总是穿着西装,而夫人王慕理则穿旗袍.
儿子马如龙和女儿马瑞雪都不过20出头.
摄于1972年的一帧照片上,马先生手持一把大钥匙,夫人拿着奖状和金牌.
那是在他们演出之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和华侨们赠送的.
那把大钥匙是旧金山市钥匙.
最近几年摄于费城寓中的照片,都是彩色的.
他拉小提琴,夫人坐在钢琴前伴奏.
他爱花,茶几上,沙发旁,都放着花瓶、花盆.
在1984年深秋,当金菊怒放之际,他还特地在费城远郊花店的菊花山前留影,他的身后是万紫千红的菊花.
他也爱画,墙上挂着山水、竹木国画,甚至还贴着红色的葵花剪纸.
家中的陈设,一派中国风格,几乎看不出是在异国他乡拍摄的.
他的女儿马瑞雪和一位留美华人结婚,住在费城另一处.
她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女吉家迁比她还高,小女吉家欣也已有七八岁了.
年岁毕竟不饶人.
看得出,马思聪的近影中,两鬓已花白,但精力还很充沛.
离乡背井20年,历史的误会早已结束.
从深圳传出的《思乡曲》悠悠琴声,仿佛是祖国对远方游子的声声召唤,在收到马思聪先生寄来的照片之后,我赶紧给他回信,告诉他最新消息:《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深圳电讯,报道全国小提琴赛在《思乡曲》声中拉开帷幕,郑重地提到《思乡曲》作者马思聪先生的大名……我想,马思聪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也许会拿起小提琴,在费城公寓大楼的第十八层楼上,情不自禁地奏出他的名作《思乡曲》……在费城马思聪女儿家过对诞节在1993年圣诞节那天,我告别童恩正,坐上我的长子的轿车,向费城进发.
那是因为马思聪女儿马瑞雪来电话,邀请我去她家过圣诞节.
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
高速公路上积着雪.
撒盐车在不断撒盐,以防积雪结冰.
我们不得不降低了车速.
不过,好在家家户户都忙着过节,高速公路上的车子大为减少.
特别是在走出匹兹堡山区之后,进入平原,雪住了.
这样,一路顺利.
原以为要开八小时,结果只用六小时便抵达美国历史名城——费城了.
费城曾是美国的首都,著名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发表的.
马思聪先生是在费城度过他的晚年的.
马思聪是中国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在"文革"中,他是红卫兵"铁扫帚"所横扫的重点对象.
他不堪酷虐,在次女马瑞雪的安排下,从北京"牛棚"偷偷潜往广州.
1967年1月15日,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儿子马如龙在夜色苍茫中,悄然来到广州黄埔码头,挤上一条偷渡的小艇.
他们在伶仃洋上,受到炮艇的追击,差一点葬身海中……到达香港后,马思聪一家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亲自陪同,飞往纽约,后来定居于费城.
我深深同情马思聪先生的坎坷经历,在公安部宣布为他平反"叛国投敌"冤案后,经过多方采访,为他写了长篇文学传记《马思聪传》,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出版社和台湾晓园出版社出版.
这样,我和马思聪先生一家有了交往.
75岁的马思聪先生于1987年5月20日病逝于费城.
马思聪次女马瑞雪,原本成天价沉醉于五线谱世界,多桀的命运却把她推上了作家之舟.
她写了七八本书,在台湾出版.
1988年她第一次重返大陆时,在我家度过了中秋节.
我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荐了她的《马思聪蒙难记》一书,蒙该社大力支持,得以出版,使她的"伤痕"之作终于与大陆读者见了面……在费城的郊区,在一片绿草地前,我们的车停了下来.
马瑞雪从窗口看见了,立即打开了大门.
一进门,便是客厅,一棵圣诞树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灯泡.
虽说门外正是酷寒时节,她在家中却只穿一件白色的T恤罢了.
马瑞雪看上去胖了.
她告诉我,1993年5月,她出了大车祸:那天,她驾车外出,由于太疲劳的缘故,她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她的车突然撞向别人的车.
等她醒来,已躺在救护车上了.
警察告诉她,她的车速当时高达每小时90英里(亦即将近150公里)!
她的车也撞得稀烂.
她的肠子都撞断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出院后,在家静养,人也就胖了.
正说着,她的丈夫吉承凯先生来了.
吉先生是台湾人,留美博士,为人谦和、热情.
他说,刚才"奉"女儿之命,把室外的圣诞彩灯装好.
他有两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
这天,马瑞雪显得很忙,因为圣诞节的聚餐要由她掌勺.
她的先生把《热碧亚》录像带拿出来,放给我们看.
《热碧亚》是一出歌颂新疆维吾尔族青年坚贞爱情的歌剧,由马瑞雪写词,马思聪作曲.
这是父女俩合作的作品,也是马思聪先生平生最后的一部作品.
马思聪先生未及看到这一歌剧在台湾被搬上舞台,就离世了.
然而,他写了这样一部纯粹东方色彩的作品,表明了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眷恋着那片生他育他的土地……马瑞雪一边在灶间忙着,一边侧耳听着客厅里的音乐声.
每当音乐告一段落,从这一场转到另一场时,她就从灶间跑出来,站在屏幕前对下面的剧情作一番解说.
说毕,又回到灶间.
在她跑来跑去之时,我仿佛见到了她这位作家兼主妇的特殊形象.
日落之后,圣诞之夜来临了.
几辆车子一起来到马瑞雪家门口,一下子进来十几位客人.
内中,有几位是我熟悉的,我曾在北京采访过他们:马思聪的长女马碧雪及其丈夫;马思聪的妹妹马思琚及其丈夫……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来了.
我在《马思聪传》中多处写到她.
她看上去身体还不错.
自从"文革"中冒死出逃后,她己26年没有回过大陆.
她跟我说起往事,不胜感慨.
她关注着今日大陆,向我细细问起大陆的近况.
她说看了我的《马思聪传》,勾起无限辛酸的回忆.
好在"文革"恶梦已经过去,今日中国已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她怀念那片故土.
在年轻的客人中,有作家刘再复的女儿,她已是马思琚的媳妇.
一位美国小伙子,则是马瑞雪女儿的朋友……圣诞之夜,成了马家大团圆的日子.
我作为《马思聪传》的作者,参加马家的大聚会,也深为他们高兴.
马瑞雪的烹饪手艺,得到客人们的赞赏.
我拿出摄像机和照相机,拍下这难忘的聚会.
我为没有见到马思聪之子马如龙而遗憾.
听说他有事,要晚些时候来.
在聚会快结束时,他来了.
他性格内向,为人笃厚,长相很像马思聪,颇为潇洒.
只是马思聪之弟、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宏先生,虽已退休,因事未能到来.
夜深,我因为要赶往特拉华州的纽瓦克市,向马瑞雪告别.
翌日,马瑞雪和家人要去不远处祭扫马思聪先生陵墓、我也不能参加了——本来,我想在到达马瑞雪家后即去祭扫的,无奈公墓在圣诞节不开门,只得作罢……"三毛爷爷"1982年腊月里,我迎着朔风走在上海街头,走进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
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画家正在挥毫作画.
他,《三毛流浪记》的作者.
照理,孩子们应当称他为"张乐平爷爷".
不过,也许由于他笔下的三毛给孩子们的印象太深,以致不少孩子竟称他为"三毛爷爷"!
张乐平已是皓首银发了.
我细细观看了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三分之二.
"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
今年,我73了,老罗!
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
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
""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这么问道.
"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
"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
"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
""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
"张乐平告诉我,《三毛流浪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量重印,已发行了200多万册.
去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中国少年报》连载《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
小读者们说,从《三毛流浪记》中知道了少年儿童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懂得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张乐平还很高兴地说,他应邀访问了日本,才知道三毛也已经成了日本少年儿童的好朋友.
日本举办了"三毛流浪记画展".
张乐平走进展览馆,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那是日本友人把中国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用"放大复印机"复印,制成了酷似原稿的大幅画面,举办了展览会.
他很感谢日本友人对三毛的深情厚谊.
张乐平双颊红润,我以为这是健康的象征.
他摇摇头说,这是高血压的象征!
他很风趣地说,心脏不大好,有时候血管里会闹"交通阻塞".
他走到床头,打开一个柜子给我看,嗬,放满各式各样的药瓶.
他还拿起手杖给我看,那是一根雕着龙头的"艺术手杖".
他说,老了,如今外出,要拄手杖了.
不过,他感到深为高兴的是,最近手不发抖了,能够自如地运笔画画.
原来,一位朋友劝他每天甩手1000次,他坚持了几个月,明显奏效,手变得灵活了.
张乐平告诉我,如今他每个月作几十幅画,有时还亲笔给小读者写回信.
不过,上了年纪,记性差了.
他说,身边常带着小本子,一有巧妙的构恩,赶紧记下来.
现在,老人在为《儿童时代》画《三毛新传》.
他还告诉我,《小朋友》杂志的封三,本来是他的"世袭领地",一直由三毛占领.
如今,他不愿一人独占.
他"让出地盘",让给新人新作.
他说,不这样做,老让我"独霸",新人怎么能上得来呢老人这种"让贤"精神,确实可贵.
老人已经光荣入党.
他说,要活到老,画到老,为三亿少年儿童画一辈子三毛!
1988年中秋节,我家多了一位远客——从美国费城归来观光的马思聪次女马瑞雪.
一早,我到她在上海下榻的陈家去接她.
在闲聊中我说起:"张乐平家就在咫尺之内.
""是吗!
"她双眼射出惊喜的目光,"我从小就看《三毛流浪记》,如果你能带我见他一面,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去看一下.
"说罢,我前往相距百把米的张家.
进了屋,张师母对我说:"你呀,来得正巧!
乐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今天是中秋节,大夫特许他回家一天,吃过晚饭就得返回医院.
刚才,儿子、儿媳去接他了,再过半个小时,他就来了!
"于是,我回到陈家.
马瑞雪一听说果真可以见到张乐平,高兴得直拍手.
当我陪着马瑞雪来到张家,张乐平刚刚回来.
这位"三毛爷爷"气色不错,只是步履蹒跚,行动显得迟缓.
他跟马瑞雪聊起当年听马思聪音乐会的印象,又谈起了台湾女作家三毛.
张乐平说:"台湾的三毛给我来信.
说明年春天要到上海来看我!
""我捷足先登了.
"马瑞雪笑道,"11月下旬,台湾要举行由我作词、父亲作曲的歌剧《热碧亚》首演式,我要和母亲、弟弟一起从美国飞往台湾.
我一定告诉三毛,我在上海已经见到'三毛爷爷'啦!
"马瑞雪笑罢,轻声问我:能不能请张老送她一本《三毛流浪记》,在书上为她题几个字我把她的意思转告张老,他欣然答应.
可是,当他颤颤巍巍走向书橱时,这才记起把钥匙串忘在医院里了,无法开橱取书.
"那就写几个字送瑞雪女士吧.
"因为张师母告诉过我,张乐平双手颤抖,已经一年多无法作画,我只好建议他写字.
于是,铺好了宣纸,他凝神思索,犹豫道:"唉,写什么话好呢得了,得了,还是画个三毛送她呢!
"一听说画三毛送她,马瑞雪喜出望外.
大抵是在医院里静养了一年多,何况又值他刚刚回家,简直像奇迹一般,张乐平的手没有抖!
他的大笔挥了几下,一个可爱的三毛便出现在宣纸上!
张师母连连说:"马小姐,你的运气真好!
"张乐平画完一张,余兴未尽,对我说:"再画一张送你!
"有趣的是,画这张三毛时,他多画了一条红领巾.
他说:"马小姐的'三毛'要到台湾去,所以不戴红领巾!
"他的话,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当我和马瑞雪坐车前往我家时,马瑞雪像捧宝贝似的捧着那幅三毛.
她说:"这是我回大陆的'重大收获'!
我一定把这幅画带到台湾,让他们欣赏欣赏张老的新作.
"1989年,张乐平先生成为台湾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女儿"、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本名陈平)飞渡海峡,前来上海,拜谒张老.
她称张乐平为"爸爸",因为张乐平创造了三毛这一享誉全国的艺术形象,而她正是看了《三毛流浪记》,便以"三毛"为笔名.
台湾的三毛在上海"爸爸"家住了四天,顿时成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介的热门话题.
1989年8月中旬,台湾的"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焕彰先生率代表团来到上海,他极想一晤"三毛爸爸",托我代向张老致意.
我随即给张乐平挂了电话.
尽管他正在病中,平日不会客,考虑到客自台湾来,况且又是专门研究大陆儿童文学的,也就答应了.
他在电话中说:"今天别来,最好明天来.
已经好多天没刮胡子,要赶紧刮一刮.
我的妻子也病了,家里乱七八糟,得收拾一下……为了不要过分惊扰病中的老人,翌日,我只陪着林焕彰先生一人前往张寓拜访.
一上楼,张乐平衣衫整洁,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台湾客人.
他看上去精神还很不错,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症,手抖得厉害,双脚行动也不便,步履蹒跚.
他在画家里接待客人,拿出一盆紫色的葡萄,说出内中的特殊含义:"葡萄团团圆圆,甜甜蜜蜜,请吃吧!
"张乐平今年已80高龄.
为了医治帕金森综合症,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年.
记得去年中秋节,马思聪女儿马瑞雪从美国来上海,我陪她去看望张乐平,那天正值医生"特许",让他回家过节.
当天夜里便送回医院.
今年四月,"女儿"三毛来沪前夕,他才出院.
眼下在家静养.
他说:"虽然生病,我的精神很愉快.
我的名字叫乐平、就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一乐到底,唯一使我痛苦的,是因手抖不能作画,不能为小读者服务.
今年六一前夕,为了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我在病中画了一幅新作《三毛吃西瓜》.
虽然因为手抖,画得不好,可是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使我感到工作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安慰.
我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继续画三毛.
我老了,但是我还要努力!
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天真',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不断画三毛.
"张乐平回忆当年画三毛,三毛是苦孩子,是流浪儿,那时的三毛没有欢乐.
他说:"人皆有同情之心.
解放前,三毛的苦难,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关心,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解放后的三毛是快乐的,从苦孩子变成了好孩子.
我永远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服务……在这位被孩子们称为"三毛爷爷"的老画家的画室里,挂着少先队员们送的"星星火炬"队旗.
另外,还挂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
他走向画案,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坐下,拿起了毛笔,对林焕章先生说:"很抱歉,我只能给你签名留念,没办法画三毛送你!
"林先生趁他握笔时,给他拍照.
这时,他赶紧把画案上的一堆瓶子推开.
林先生以为那是画画的颜料瓶子,说放在桌上不碍事.
张乐平却摇头道:"这些不是颜料瓶,是药瓶!
我是被迫才吃药的,不要把药瓶拍进去.
"告别时,林先生说他跟台湾的三毛很熟悉,张乐平马上说:"我病了,老伴也病了,三毛寄来好几封信,我们还没有及时回复.
你回台湾,请你转告三毛,说我们都牵挂她,祝她全家好!
"林先生一口答应:"我一回台湾,就给三毛挂电话,报告'上海爸爸'、'上海妈妈'的问候!
台湾文学界都称三毛是'小调皮',她很聪明,又很爱动,像您笔下的三毛!
""我很喜欢我这个台湾'女儿'!
"张乐平和夫人跟我们握别时,还一再提到了台湾的三毛:"欢迎她再来上海的'家'里住!
"巧遇方成在《"三毛爷爷"谈台湾三毛》一文中,我写及陪台湾作家林焕彰先生访问张乐平的情形.
行色匆匆,林先生当天就飞离上海了.
几天之后,张乐平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有些话要转告林先生.
这样,我又赶往张乐平家中.
当张乐平说完了供台湾报纸发表的一些话之后,忽地有两个人步入他的画室.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瘦瘦的、有点驼背的老人,我一望而知是上海老漫画家盛特伟;后边的那位挺胸而行,身穿红白条子衬衫,一头乌发,约莫50多岁模样.
经张乐平介绍,原来他便是北京著名漫画家方成.
"我离休啦,如今'云游四方!
…方成哈哈笑着,对我说道.
令我吃惊,他竟然已经步入古稀之年.
我很快发现,方成外貌年轻,他的心也年轻.
他用一口北京话不断地说着,不时大笑.
他的话如同他的画一样富有幽默感.
方成的漫画满天飞.
打开各种报纸、杂志,常可见到他那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含意辛辣的漫画.
他如此多学,据他说是"逼出来"、"挤出来"的.
他过去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上的是中班.
每天晚上9时,新华社的国际新闻稿来了,他忙碌起来,要为国际新闻配漫画.
到了子夜12时,他的漫画便要送去制版,翌日清晨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长年累月这般工作,他成了倚马可待的"快画家",而不是"漫画家".
漫画,是带刺的玫瑰花.
方成笑谈自己的"沉浮史":1957年,他差一点被"扩大"到右派之列,幸亏报社里右派"名额"已满,他躲掉一场政治灾难;到了十年"文革",他劫数难逃,进了"牛棚".
他身体健壮,算是强劳力,居然成了"棚长",每天"领导"着"牛"们劳动.
那时,"牛棚"里全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
他说:"好吧,我们大家就一起'反'!
……"乐观,爽朗,抹去了他眉间的皱纹.
如今,年已70的她,走起路来还是格登格登的.
妻子在深圳.
他在北京成了"单身汉".
然而,他却是"快乐的单身汉",烧饭、做菜、洗衣服,全都自己动手,算是"休操".
画画太久,脑袋"大"了,他就拎起菜篮子出去转一圈.
不过,当他到了深圳,家中的一切都由妻子包揽,他就打太极拳——只是他对此道不精,"胡打一通"罢了,借机活动活动而已.
方成"文画双全",能写能画.
他居然写了不少杂文,杂文集取名《挤出集》,那些文章跟他的漫画一样,是"挤"出来的.
他的新著《滑稽与幽默》即将问世.
他还写了关于新闻漫画的专著.
他挂着"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的头衔,主讲漫画理论.
方成编了一整套外国漫画选集,共12种.
遗憾的是,新华书店的"小辫子"不识货,征订数很少,5年才印出3种!
就连他自己的连环漫画集,也只印了1200册.
他说:"印我的书简直像'保密'似的,书店里老是见不着!
"有趣的是,从50年代起,方成便"打"进了相声界.
他以为,相声与漫画有一共通之处——幽默.
他写起相声评论来,评侯宝林,评马季……如今,每一回相声评比,他总是评委之一.
他甚至成了中国相声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相声圈里唯一的非相声界人士,我笑称他"走穴"相声界.
他大笑起来,自称是相声界的"评选专业户"——哪一回相声大赛,都少不了他这位评委!
到处讲学,到处"评选",他"云游"着.
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生活,他发觉有的工厂的推销员衣袋里总是装着高级烟,原来厂里实行香烟"供给制",以便借烟"铺路搭桥";他被拉去充当宴席上的陪客,深感"公宴"在中国成灾……他不断用犀利的画笔,讽刺着种种生活的怪事和弊病.
方成,充满着幽默感,又充满着正义感.
正因为这样,他的漫画充满着时代感……张之凡的毅力春节,我和妻出席一位友人的婚礼,偶然听说画家张之凡的家仅一箭之遥,便去看望.
他住在一幢小洋房的二楼,窗口射出灯光.
可是,我们喊了半天,没有人来开门.
过了好久,从三楼窗口伸出一个脑袋,答应了一声,下来给我们开门.
我们来到二楼,张之凡正端坐在屋里.
他见到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全身发抖.
他慢慢伸出右手和我握手,那手剧烈地抖动着.
他艰难地在室内移步,脚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步履蹒跚.
哦,怪不得他没有下来开门!
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胖胖的,身体壮实,非常健康……我们是有着20多年友情的老朋友.
早在1960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那封面的设计全是他.
"文革"前.
为了给我的书画插图.
他来过我家.
我也到他家(不是现在这个地方)去过,见到过他的夫人.
在"文革"中,我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
后来,我又见到他——他的冤案得以平反.
他虽然看上去比过去老了许多,但是每天仍去出版社上班.
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抖抖索索的模样……他艰难地朝床头柜走去.
我赶紧扶着他.
他用颤抖的手.
拿起一个药瓶.
我连忙帮他打开瓶盖.
他取出一粒胶囊套装的浅蓝色药丸,吞了下去.
我拿起药瓶看了一下,上面标明"Madeinswitzerlan"(瑞士制造),药名为"Dopar".
吃了药,他又趔趄着来到书架前,取下一个硬皮本.
我打开一看.
上面的画异常精致,是用无数墨点点成的,像绣花似的.
"这些都是我最近画的.
"他说.
"你还能画"我很惊讶.
"能画!
我天天挤公共汽车上班呢!
""上班"我和他聊着.
渐渐地,他的手不抖了,脚也不颤了.
后来,他拿书给我看,走起路来稳稳当当,跟刚才判若两人.
经他解释,我才明白:他得了一种很怪的病——左脑中缺乏某种氨基酸,造成右手、右脚颤抖.
服用特效药"Dopar"之后,过了个把小时,药物被身体吸收.
人就正常了,手脚不抖了.
这时,可以去上班,也可以执笔画画.
不过,药性只能维持三小时.
如果不继续服特效药,人就发病.
由于这种特效药要依赖进口,他很节约,不工作就不服用.
刚才,他不知有客人来,没有吃药,所以连下楼开门都没办法.
他还说,最困难的是每天早上.
醒来后无法起床,瘫在床上.
要赶紧服药.
一小时后,药力到了,这才能够起床,吃早饭,上班.
他的妻子去香港了.
他留在上海,年已花甲,仍坚持上班,仍不断地创作.
他的毅力,他的精神,使我深深为之感动……绘"小人书"的大画家贺友直乘面包车,最后一排座位最颠,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每一回上车,发觉"乔居末座"的,总是一位秃顶的老头儿.
他的雅号叫"阿秃".
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自画像,只画着鼻子以上的半个脸,益发突出那光秃秃的前额.
他的名片,保持着他乘车时"乔居未座"的脾性,只写"连环画家贺友直教授",如此而已.
虽说,他是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兼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还有种种头衔,却一概免了.
他对我说,这些头衔说不定改选时会"一扫光",到时名片还得重印,何必呢只有"连环画家"和"教授"是"永恒"的.
今年,他整整70岁.
他把一辈子的精力,奉献给了"小人书"——连环画.
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断地提高着,使他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连环画家.
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连环画,被文化部授予教授职称.
然而,他这位教授,论学历只有小学毕业而已.
他有着坎坷的经历:他是浙江镇海人,5岁丧母,8岁才上学.
小学毕业时,父亲失业,他也随之失学.
此后,他做过工,当过兵,当过小学教员.
24岁那年,跟人学习商标设计,从此跟美术沾边.
1949年,27岁的他以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创作了第一套连环画,走上了连环画创作之路.
专而一,精于一.
功夫不负苦心人.
贺友直把几十年的心血倾注于"小人书",成果斐然,卓然成家.
1957年,在全国美展上,他的《火车上的战斗》获得了一等奖,崭露头角.
接着,他两下湖南,深入生活,数易其稿,画出了力作《山乡巨变》,夺得全国第一次连环画评奖中的一等奖.
这部作品成为中国连环画的代表性作品.
20年后,他又以《白光》获中图第二次连环画评奖一等奖,意味着他的作品依然独领风骚.
贺友直全然靠着自学,成为中国名画家.
从1980年起,他登上中央美术学院讲坛.
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此刻上升为理论.
他为连环画专业讲课,他的讲槁成了开拓性的理论著作.
《贺友直谈连环画创作》、《连环画创作谈》两部专著的出版,意味着他从画家走向教授.
贺友直主张连环画应"通俗得雅"或"雅得通俗",树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
他曾赴德国、法国、瑞士举行个人连环画作品展览,他的"小人书"产生了世界影响.
眼下,在美术界,连环画画家的收入不算高,而且连环画的出版周期(特别是成套的连环画)又长.
很多人劝他改画国画,收入会高得多.
或者画"跑马书",画得快,印得快,稿酬也高.
贺友直不改初衷,仍在那里精雕细琢,认认真真地画着连环画.
他一辈子画连环画,从不朝三暮四.
跟他在一起,给我一种愉快感.
他是个风趣的老头儿,从不摆教授"架势".
他曾跟我说起,当年他当小兵时,如何巧遇蒋介石(纯属偶然),而在"文革"中又如何受审查,说得如同相声一般.
我万万想不到,这老头儿还有一手绝招:在一次聚会中,他来了个即兴表演.
他从自己的"空旷"的头顶拔下一根头发,双手拉头发,越拉越长,再把这头发绕起来,没完没了……一位女同志信以为真,上前细看,才发觉他手里并没有头发!
可是他那动作,如同手里真的有一根可以无限拉长的头发似的,演得维妙维肖!
他的幽默表演,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
他也大笑,70老汉如同17岁的小伙子般充满着青春朝气……书法怪才上海出版了书法家张森的一本字帖,我以为他大约花了好多天写成的,他的答复令我吃惊:"只用了4个半钟头!
"张森,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颇有才气、名气的中年书法家.
他给一位朋友回信时,随手用毛笔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姓名,那位朋友收到后把他的字从信封上剪下来,缩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他的字很受人喜爱!
瘦瘦的,穿一件黑灰色布茄克,他的模样很普通,衣着很随便,但那双眼睛透着灵气.
他的思维反应极快.
我头一回跟他见面时,他问我生日,我刚报出,他便说:"那天是星期五.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生日是星期几,回家一查历书,果真是星期五!
他本是一位工人.
"文革"中,毛泽东看书用的大型放大镜,就是他做的.
他受父亲薰陶,自幼喜爱书法.
年复一年地刻苦学习.
蔚然成家.
他写字很快,大笔一样,一气呵成.
他不作兴写好了改来改去.
文章越改越好,字越改越糟,失去了神韵.
写完了,他歪着脑袋,端详了一下.
如果不满意,撕掉重写.
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在家里写字,不好的撕掉拉倒.
公开表演时,落了败笔,当众撕了不好意思,不撕又绝对不行.
于是,他在盖章时,故意把印盖颠倒了,然后"借口"印盖倒了,把字扯个粉碎,重新执笔再写.
他的记性极好,打电话用不着翻通讯录.
我曾试着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只说了一遍,过了个把小时,忽地问他,他居然随口报出我家的电话号码,一点也不错!
说起什么事,他也会随口说出某年某月某日,准确无误.
这么好的记忆力,使得他在给人题写唐诗宋词时,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用不着一边看诗词一边写,那样往往会使字失去神韵.
不过,写毕之后,我发觉他常常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本只有四分之一年糕那么小的书,对照了一下,直至认为没有默错字,这才交卷.
那是一本什么样的小书呢虽说唐诗宋词之类的书比比皆是,他都嫌太大,不便携带.
他制了一本印着古代诗词的台历,切去日历部分.
把诗词部分装订起来.
再装上塑料封皮.
这本绝无仅有的"张版"书,收有365首常见古代诗词名作,可以随时从他的衣袋里摸出来.
平素无事,随手一翻,摇头晃脑念几首,日子久了,这些诗词烂熟于胸,可以随口默出.
这样,他在题写古代诗词时,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运笔、布局之上.
他在家里装了高亮度小型聚光灯,那灯"高高在上",俯照书桌.
他的裤袋里则放着遥控开关,按一下开关,灯就大放光明.
他的衣服通常比别人穿得少.
有一回深秋时节,我见到他,只穿一件衬衫,结一根领带.
他说,领带可以"扎紧"领子,减少"散热".
他长年坚持冬泳,一部报道冬泳运动的电视片里,有好多他的镜头呢.
正因为这样,他比别人耐寒.
跟他聊起书法,他滔滔不绝.
他以为,那些"双手写字"、"用脚写字"、"用嘴衔笔"等等,只能算是"杂技",正宗的书法不应提倡这些.
他也反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现代派书法",书法艺术应该走正道.
跟他同游西安碑林,他指出碑林中有好多块碑是后代伪作,应该从碑林中"请出去".
跟他一起外出,他不时指指点点,指出商店的招牌上的错别字,认为书法家笔下绝不应出错别字……直率、机灵、聪颖的他,是一位怪才.
他的为人,跟他的字一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眼中无自己的摄影记者时而踞着脚尖,时而猫着脚,时而蹲着,在各种"热闹"的场合,总是少不了他那忙碌的身影.
令我惊讶的是,这位以"咔嚓"为职业的摄影记者,年已三十有五,工作证上贴的却是19岁时的照片!
那是因为他"眼中无自己",镜头总是对准别人,几乎不为自己拍照.
他送给我的名片,也带着职业特征:黑底白字,是用照相纸冲印成的,跟常见的白底黑字名片正好倒了个个儿.
他叫刘开明,曾荣膺全国十佳青年摄影家之一.
清瘦的个子,一双明眸闪动着敏锐的目光,身上总是穿一件草绿色的摄影背心,胸前挂着好几架照相机.
他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在1992年春节,正当家家户户吃团圆饭时,他却从安徽发来一组照片,报道灾民们如何欢乐地过年——在去年水灾深重时,他曾去那里现场报道.
这一回,来了个"今昔对比"!
像他这样放弃佳节团聚,深入灾区采访,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报社给他配备了摩托车.
他即使在上海,也"屁股冒烟",把镜头对准各个社会"热点".
新闻摄影这行业最讲究时效,摄影记者必须亲临现场,而"抓"到镜头之后又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报社冲印、发稿,常常还得配上文字稿.
他练就了一套敏捷的"抓"拍功夫,眼明手快.
他的工作是够辛苦的.
上海南浦大桥通车时,鞭炮齐鸣,他戴上头盔趴在桥面上,透过噼噼啪啪的鞭炮拍摄欢乐的人群,鞭炮溅了他一身.
为了俯拍大桥,他上了高高的桥墩,迎着强劲的江风,他一只手紧拉铁架,只能腾出另一只手持照相机兼摁快门.
对于他来说,出差是家常便饭.
家里的旅行袋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
他跑了多少路,只要看看他的作品就明白了:峻岭,大江,沙漠,雪原……每一张照片,就是他留下的一个脚印.
他有着温暖的小家庭.
妻子除了对他抽烟有点微词之外,全然是甜蜜的爱.
他的镜头,却对准屋外的洪流.
他搏风击雨,在洪流中搏取那动人的瞬间.
他的作品一次次得奖,直至在日本得了大奖.
那一回,他领到奖金,报社上上下下,一个不漏,都分到他用奖金买的"小意思"、因为大家都为他高兴.
每次出差回来,马上跑进报社,冲片、印片,忙得不亦乐乎.
直至把新闻照片发排,他才回家去睡大觉.
他的名字叫"开明".
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命中注定搞摄影——快门"开"了,见到光"明".
其实,他是经过无数次"咔嚓",这才摸进摄影艺术的大门,这才见到亮光,豁然开朗.
为了登攀摄影之峰,他付了全部心血.
他捕捉着大自然美的瞬间,捕捉着时代大潮翻腾的浪花,然而,他的眼中唯独没有自己……"茶博士"许四海天天喝茶.
无非是往杯里放一把茶叶,冲上开水,如此而已.
偶然有机会听许四海先生论茶,顿开茅塞,方知"茶文化"渊远流长,乃是一门学问.
许四海是紫砂壶收藏家,又是制作紫砂壶的高手,号称"江南壶怪".
壶与茶紧相连.
他由此研究起"茶文化"这一课题来……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茶博士".
《水浒传》第十八回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将两杯茶来!
'"那时的"茶博士",乃茶楼侍者.
如今,许四海研究茶的方方面面,知识渊博,成了新时代的"茶博士".
茶是"中国牌"的饮料.
英文中的"tea",俄语中的"Haп",都是据汉语中"茶"音译.
在世界上,茶被称为"和平饮料",因为茶性温和,跟咖啡不同.
种茶、制茶、饮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唐朝,陆羽便著《茶经》一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
此后历代的茶书,竟有一百多种之多.
茶跟中国文化的关系甚深.
中国文人无一不饮茶.
文人们喜欢"饮茶清淡",称之"茶话",并诗云"茶话略无尘土杂",一边饮料,一边略备点心,则称"茶点".
在中国许多古诗、古典小说中都写及茶.
特别是《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描述妙玉对饮茶的种种讲究,诸如用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藏于瓮中,埋于地下,用来沏茶;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等等.
中国古代文人讲究茶、水,也讲究茶具.
用紫砂制作茶具,可谓中国一大发明.
许先生说,紫砂具有透气性,最宜制作茶壶.
紫砂茶壶讲究造型,壶上刻画题诗,又成了特殊的艺术品.
如今,宜兴紫砂壶大量出口,造型精美的标价万元也有人争购.
收藏家也把目光投向宜兴紫砂壶.
种种紫砂壶有高有矮,有大有小.
经许先生说明,我才知选壶也很有讲究:喜欢绿茶的,应购矮而小的壶,因为沏绿茶,水温不宜太高,以85摄氏度为宜,太高了把绿茶烫"熟",维生素受损.
矮而小的壶,容水有限,茶水温度也会迅速下降.
喜欢红茶的,应购高壶,高壶通常比矮壶大,容水量多,保温时间长.
红茶要用高温才能浸出汁液.
绿茶和红茶不同.
绿茶属"原生茶",红茶则是"发酵茶"(经过发酵加工).
这么一来,"茶文化"的话题应包括"茶科学".
许四海说,很多人买了紫砂茶壶,用口吮壶嘴吸茶水,这样不仅不卫生,而且难以品茶.
所谓品茶,要品色、香、味,买了紫砂壶,还应买一紫砂杯和一白瓷杯.
紫砂壶中的茶水,先倒入紫砂杯,以鼻闻茶香后,再倒入白瓷杯,观其色,品其味.
这样,才算把茶的色、香、味都欣赏了一番.
每一回沏绿茶,开水进壶后,一、两分钟即把茶水倒进杯中,不可久泡.
倒时,要把茶水倒干.
等到要再喝时,再往壶里冲开水,按同样程序操作.
紫砂壶易结茶垢.
有的人以为茶垢越厚越好.
许先生却主张不断洗去茶垢,因为茶垢如同水垢,于人体无益,应除掉……听许四海先生一席"茶话",颇受启迪.
天天喝茶,却并不懂喝茶之道.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岂止是"茶道"有许多学问.
事事、处处皆学问.
要学、要问,才能日渐有所长进.
许先生主张"一不二少三多",亦即"不吸烟,少喝酒,多喝茶",我很赞同,茶助文思,又有益健康,我喜欢这"中国牌"饮料.
丑星、笑星每一回外出,宾馆门口停着两辆面包车,我总是喜欢上二号车,因为车里坐着魏宗万.
魏宗万以"丑星"著称,有一股天生的幽默感.
车轮一转,他就开始说笑话.
他仿佛有一肚子说不完的笑话.
全车的人听得前合后仰,他的脸色却一本正经,一笑也不笑.
车上有了他,如同有了一台不停地播放着单口相声的收音机.
瘦瘦的他,长着一张长脸,一对招风耳朵,一个大鼻子.
他是"三栖演员",活跃于话剧、电视、电影界.
不过,他向来演的是土匪司令、恶霸、特务之类反面角色.
据他说,演过一回县委书记,算是破天荒成了正面角色.
最近,老天"降大任于斯人",在电影《我很丑,可我很温柔》中,他不仅演正面人物,而且是男主角,够露脸的了.
他使出浑身解数,把这部"丑喜剧"演得声誉鹊起,一炮打响.
1992年4月,我跟他都参加了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
一路同行一路聊.
他说及自己的身世.
他原是上海闵行的一个工人,喜欢演戏,跑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居然考中了.
因此,他属"科班出身".
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话剧演员.
1962年,他在电影《燎原》中跑过龙套,从此跟电影界沾边.
一位电影导演对他的评价是"五官比例失调",因此他演来演去是土匪之类,仿佛反面人物注定是面目丑陋的.
4月4日上午,当我们从西安前往延安时,途经黄陵,正赶上那里举行一年一度公祭先祖黄帝仪式.
我们上了山,参加仪式.
由于公祭时有来自北京的首长,公安人员警戒颇严,魏宗万入场受阻,因为在一位公安人员眼中,他看上去像"坏人"!
任凭我们同行者解释,说此人乃一级演员,著名"丑星",结果也不顶用.
那天,魏宗万硬是被排除在祭祖会场之外.
他气鼓鼓的,双目怒视,那神态更像"土匪司令"呢!
这几年,小品走红.
魏宗万演小品,也走红了,博得"北有赵本山,南有魏宗万"的美誉.
他如同有一根喜剧神经似地,一举手,一投足,都令人捧腹.
他很机灵,擅长随机应变.
有一回,即兴表演,他见到一位女同志穿一件杏黄色大衣,临时借来穿上,进行一番"时装表演",这小品引起哄堂大笑.
又如,他自己编创的《运动员入场式》小品,他模仿各国运动员入场的姿态,演绝了!
他号称"丑星",其实不算很丑.
平常,他戴一副金丝眼镜,一顶便帽(遮去光秃的前额),一身西装,披一件风衣,颇有风度呢!
在车上,他曾指着自己的脸问我:"你看看,我有没有男子汉阳刚之美"我倒觉得,他有几分.
就表演艺术而言,他有颇深的功底.
1990年,他在上海举行个人喜剧小品专场,一口气演了三小时!
"科班生"加上多年的"三栖"经验,铸就了他的表演艺术才华.
他还跟我说起,他至今仍住在上海南市区最杂最闹的弄堂里,跟各色各样的"小人物"生活在一起.
他了解社会的底层.
正因为这样,他有着许多"小人物"朋友,成了他表演艺术上的模特儿.
他的表演,来自生活.
在《我很丑,可我很温柔》中,他演修伞匠,演得活灵活现,正是他的深厚的生活底子的体现.
他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数十春秋执著追求的结果.
观众那一阵阵欢悦的笑声,正是对他多年孜孜努力的奖赏.
西谚云:"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把这句话中的"小丑"换成"丑星"、"笑星",对于魏宗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倔强的"梅"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1990年9月,我和她在上海锦江饭店晤会,深为高兴.
如今,她已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回从北京来上海视察.
她叫武季梅,电影演员向梅的妹妹.
她的母亲生了7个女儿之后,才得一子.
7个女儿是7朵"梅花"——豫梅、平梅、相梅、燕梅、季梅、幼梅、素梅.
其中第三个女儿武相梅成了电影演员,去掉武姓,把"相"改成"向",便成了向梅.
武季梅原是姐姐向梅的同行——中央歌舞团舞蹈演员.
她在1956年才15岁,便开始舞台生涯,直到1978年告别舞台,度过了22个春秋的演员生活.
退出舞台之后,她在《舞蹈》杂志当编辑.
看看汇演,编编稿子,杂志社的事儿不多,她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打发日子.
可是,她却忽然搞起创造发明来了.
她竟和拉二胡的丈夫高春林一起,废寝忘食地钻研立体几何,独创了一种新奇而先进的舞谱——"定位法舞谱".
记得,那是1984年盛暑,我正住在青海西宁宾馆.
忽地见到门口张贴"告示",说是特请北京武季梅来此作定位法舞谱讲座云云.
我这个人好奇,虽然并非舞蹈界人士,却也挤进去听.
好在我对立体几何之类是熟悉的,所以她的讲座我一听便明白:原来,唱歌要有乐谱,公元10世纪已有"四线谱",不久发展成五线谱,世界通用.
可是,记录舞蹈动作的舞谱,比乐谱难得多.
直至1928年,才有匈牙利建筑师拉班发明"拉班舞谱"——大抵是建筑师精通立体几何的缘故.
可是,拉班舞谱太复杂,有许多重大缺陷.
武季梅和丈夫花了五年功夫,居在攻克了这一世界难题……我深为她的奋斗精神所感动.
很巧,她也住在西宁宾馆.
于是,我找她聊着,我发觉她极为倔强,富有进取之心,虽然她的发明"小荷才露尖尖角",看得出会在国际舞蹈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为她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她与他》,记述她与丈夫的艰难跋涉之路.
此后,她和丈夫仍刻苦奋发,终于在1985年8月荣获文化部授予的科技成果一等奖.
她和丈夫一起出国讲学,在国际舞蹈界引起震动,使拉班舞谱相形见绌.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她和丈夫寄赠的两厚册精装书——那是1987年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定位法舞谱》中文版及英语文版.
一翻开书,扉页上便印着她和他的照片.
最为感人的是,此书不仅是妻子和丈夫精心合作之著,内中的各种舞蹈动作插图,是她的妹妹武幼梅画的,而英文版则是她的八旬老母所译!
原来,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武兆发24岁便在美国获傅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
她的母亲是学医的,本是她父亲的学生,英语流畅.
父亲不幸在1987年遭错划而愤然弃世,母亲坚强地抚养8个子女成人,而且居然在步入耄耋之年时,仍为女儿译书.
母亲不懂女儿的舞蹈专业"行语"以及立体几何名词,女儿就反反复复给母亲"上课".
这样,母亲前后花了两年时间,亲手用英文打字机打出了《定位法舞谱》英译稿.
母亲是多子女的母亲,而武季梅在一次小产之后再也没有生育.
"定位法舞谱"成了她和大夫唯一的"孩子".
我曾去北京访问过她的家,小小的屋里堆满了书和手稿——她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那唯一的"孩子"身上.
由于英文版问世,世界各国舞蹈家都知道了她和他的发明,称赞她和他是了不起的中国发明家,纷纷请她和他出国讲学.
她和他都评上研究员职称.
不久,两口子将迁入四室一厅的新居,并双双进入《世界名人录》.
她和他的牛劲、钻劲以及卓越的创造成果,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百花争艳照影坛间断了17年之久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终于在1980年6月在北京揭晓了.
我作为获奖人员之一,出席了授奖仪式和与观众见面活动.
我把这几天的见闻随手写下,把种种趣事告诉读者.
选票是随《大众电影》杂志发出的.
每份杂志夹着一张选票,总共约发出150万张选票,有半数回收.
选票由中国科技大学负责开票,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误差在万分之五以下.
在所有的影片中,得票最多的是美术片《哪吒闹海》,达40多万票.
其次是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达20多万票.
在故事片中,得票最多的是《吉鸿昌》,票数达14万多.
其实,每一张选票,并不只代表一个观众.
有的是代表一个家庭,全家经过讨论,认真填写一张选票.
有的一张选票甚至代表1000多人,如某个学校只订一份《大众电影》,只领到一张选票,于是,先在全校进行预选,然后把结果填在这张选票上.
有的观众非常认真,生怕选票在邮寄过程中被人拆看,就用缝纫机把选票四周缝上.
还有的特地装进牛皮纸信封,挂号寄出.
这充分说明观众对评选工作是何等关切和认真!
有的未婚夫妇分处两地,就来回用信件交换意见,最后把结果填在一张选票上.
最感人的是我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得知要评选电影"百花奖",但是要等夹有选票的《大众电影》送到他们手里时,评选工作恐怕要结束了.
怎么办呢他们进行了讨论,马上把意见写信告诉《大众电影》,并声明在收到选票之后再补寄.
这样,既不耽误评选时间,又符合投票手续.
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奖品是奖杯与奖状.
奖杯是北京珐琅厂和工艺木刻厂工人精心制作的,杯上饰有各种花的图案,象征着百花盛开.
杯的底座是用高级木料制作的,刻着获奖片名及获奖者名字.
奖杯分大、小两种,大奖杯高40多厘米,发给获奖集体;小奖杯则发给获奖者个人.
这次电影"百花奖"共发19只奖杯.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竟一下子获得了10个!
这次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的是在《小花》中饰小花的陈冲.
陈冲来领奖时,胸前别着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校徽,因为她还是个学生,还在这个学校读书.
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联欢会上,陈冲被外宾们包围了.
她从容地用英语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还用英语唱歌答谢观众们的热情鼓励.
陈冲是这一次最年轻的获奖者——当年才19岁.
另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是刘晓庆,她荣获最佳配角奖.
她多才多艺,在联欢会上时而演奏扬琴,时而拉手风琴、弹钢琴,有时唱歌、朗诵、跳舞.
正因为她富有才华,所以戏路子宽广,能扮演不同性格、身分的多种角色.
她谈起了去年的情况,有时上午拍《小花》,下午拍《婚礼》,晚上拍《瞧这一家子》.
《婚礼》是悲剧,她沉浸在痛苦之中;《瞧这一家子》是喜剧,她马上判若两人,充满欢乐的表情.
谢添荣获最佳导演奖.
那时他已经67岁了,精力却很充沛,富有幽默感.
在联欢会上,他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最有趣的是"变脸":他转了一个身,马上变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如从地痞流氓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再变成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者.
有一次,谢添上台时,说自己早上淋了雨,感冒了,鼻子塞了,连连打喷嚏.
后来,观众才明白,原来他是在装感冒病人呢!
他是一位"喜剧大师",平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富有喜剧色彩.
在去四季青公社访问途中,他掏出打火机点香烟,打了几下,都点不着.
大家都笑他的打火机太"老爷"了.
谢添说:"我这个不是打火机,而是点火机.
只会冒火花,要用它点着火柴,才能点着香烟.
我的手表也很'老爷',是'摇表'——摇几下才走.
我的自来水笔是'蘸水笔'——蘸墨水才能写字.
"他随便谈着,引得车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不由得细细看看他的表,呵,是一只高级日历表——那"摇表",只是说笑话而已.
最佳男演员李仁堂来到农村访问,社员们都喊他"县委书记".
有位社员感叹地说,如果所有的县委书记都像李仁堂在《泪痕》中扮演的朱克实那样,实现四化就快多了.
在座谈会上,李仁堂谈起自己的体会,认为演员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扮演出有血有肉的角色.
他正是到山西等地农村深入了解了好多县委书记,这才创造了朱克实的形象.
张瑞芳答智力题1984年国庆节下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金钥匙空中智力大奖赛".
我受聘为顾问.
当我来到赛场,很巧,旁边的顾问席上坐着张瑞芳.
大奖赛开始了.
我发觉,张瑞芳常常忘了自己是"顾问",当主持者出了智力题,她也轻声地猜了起来.
主持人出一道题:"篮子里有5个苹果,分给5个人,每人1个,篮子里还有1个.
怎么分"张瑞芳很快就悄声说道:"4个人,每人分1个.
到了最后1个,连篮子一道送,不就行了吗"主持人问:"'10钱茅台',打一个三位数.
"张瑞芳未能猜出.
主持人说出谜底:"10钱即1两,茅台是酒.
"十钱茅台'即'1两酒'——'一二九'!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主持人一忙碌,好多智力题光说题目,忘了最后说出答案.
张瑞芳马上托人告诉主持人:"每一道题都要讲出答案,这样才能使大家在智力竞赛中增长知识.
"张端芳对古诗很熟悉.
比如,主持人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谁写的"她马上轻声地说:"曹操"主持人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者是谁"她即答:"白居易.
"主持者问:"不识庐山真面目,下一句是什么"她悄悄答:"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主持人念到一句诗"何处不相遇",她摆头说:"不,不,应该是'何处不相逢'!
"主持人问:"花木兰、卓文君、穆桂英、苏小妹、西施,哪几位确有其人"张瑞芳立即说:"卓文君和西施!
"主持人问:"楚、汉、唐、宋、元,何种文体最盛"张瑞芳说出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唯有"汉赋",一时未能想出.
有一道字谜题:"去字去一笔,开字添一笔,各是什么字"张瑞芳很快猜出前面的——"去"字,猜不出后面的.
当主持人说出"卉"字,她细细一想,笑了.
主持人问:"时装表演,打一省名.
"张瑞芳没想出来.
主持人说:"四川(试穿)!
"张瑞芳不由得哈哈大笑,称赞这道题出得好,有时代气息,又有趣.
有一道电影方面的题目:"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总是春.
指出哪一个片名与其他三个不同"张瑞芳很注意地听.
主持人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与其他三个片名不同,它不是一句古诗.
"张瑞芳笑了,说这道题不错.
当沈小岑上台唱歌,请观众猜几拍子.
张瑞芳很兴趣地听着,分析着是几拍子.
四位舞蹈演员上台,表演四个西班牙舞蹈节目,主持人要大家猜是什么舞步.
主持人虽然知道四个"谜底",可是,究竟哪一个节目是哪一个谜底,弄不清楚,赶紧跑到张瑞芳跟前.
这时候,张瑞芳真的成了顾问,她一边看节目,一边说哪一个是"华尔兹",哪一个是"探戈".
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不是"狐步",她有点犹豫,跟白杨研究了一下,然后很肯定地说:"这是狐步!
"两个多小时的智力竞赛,张瑞芳一直兴致勃勃.
场内的近千名观众,场外数以万计的听实况转播的听众,也都很有兴趣.
智力竞赛,寓知识于娱乐之中,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通过智力竞赛,扩大了大家的知识面.
这种"寓教于乐"的好形式,值得多多提倡.
华三川的马虎和细致我写了一本高士其的长篇传记,出版社约请画家华三川插图.
他是上海的画家.
那阵子被北京某单位请去,在北京绘画,住在友谊宾馆.
正巧我出差北京,出版社编辑把华三川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要我去跟他谈谈插图的事.
到了北京之后,我给华三川挂了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他.
"你什么时候在宾馆里我去看你.
"我说.
"我整天都在这里.
我到北京两个来月了,什么地方都没去,天天在房间里绘画儿.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他答道.
"你住在哪个房间!
"我问道.
"你等一下,我去看一看!
"他撂下了耳机.
我的天,他在那个房间住了两个来月,整天只顾画画,连房间号码都不记得!
直到他看清了房门上的号码.
这才回到电话机旁边,告诉了我.
我来到了友谊宾馆.
推门进去,唷,桌上、地上、墙上、沙发上,全是国画!
他告诉我,到北京绘画.
真是"急煞人".
为什么呢北京天气干燥,屋里又生着暖气.
宣纸变得很干.
他用自己习惯的画法,但不能如意地控制墨的浓淡.
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总是不及在上海画的那样满意.
他作画,向来一丝不苟.
不满意的作品,绝不拿出去发表.
他把那些画扔进了废纸篓,被宾馆的服务员发现.
争着拿走了.
他足足花了一个月,才算适应了北京干燥的气候.
这么一来,时间就显得很紧迫,他足不出户,日夜赶画着……我谈起了高士其的长篇传记,送他几张高士其照片.
我想,他这么忙.
照着照片上的样子,大笔挥挥,画几张插图也就行了.
他却问我,高士其家在哪里他说,他要画高士其,就得去观察他.
按照照片来画,那是画不好的.
后来,他真的来到高士其家.
虽然他听不懂高士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语",却静静地坐在一旁,仔仔细细地观察着,看了好久好久……他,早年在上海给戏院画海报,硬是靠着刻苦努力,画出了那著名的连环画《白毛女》,引起画坛的注意.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是"自学成才"者.
我想,他能够成为一位画家,在诸多的因素之中,一丝不苟是很重要的一条.
吴金狮的幸运和不幸1987年11月17日清早,从收音机里,又一次蹦出我所熟悉的名字——吴金狮.
那是因为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通讯《圆圈运动》,报道了吴金狮陷入困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马上在新闻节目里摘要播发.
在上海的我,借助于无线电波,迅速获知这一信息.
我一直关注着吴金狮.
因为他既是我笔下的人物,又是我的朋友.
在1981年,我们开始通信.
1982年8月,他一到上海,便和儿子一起来看我.
那几天,我们作了多次长谈.
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无笔画家》,发表在《青年一代》上.
后来,又为他编了《艺苑奇葩》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很自然的,只要见到报刊上有关他的报道,我总要细看.
他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
说他幸运,因为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时代,中央领导多次关心他的处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一次又一次为他仗义执言,给予舆论支持;说他不幸,因为这几年原本是他创业建勋的黄金时期,却无端地被耗费在扯皮之中.
从30几岁被"扯"成40几岁了!
光阴不复返,盛年不复来.
人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症结在哪里.
是官僚主义吗虽然眼下官僚主义严重地存在着,但是吴金狮的工作条件问题久拖不决,恐怕还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在作祟.
吴金狮每一次向中央、省、市领导机关投诉,差不多都得到领导人的及时的批示.
国务院有关部门,甚至还派专人前往西安,为他落实有关问题.
我看症结的所在,是《圆圈运动》中所提及的两个"官儿"那样的"小国之君".
这样的"官儿",把自己所"统治"的小小的"独立王国",变成为所欲为的场所,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俗语道:"不怕官,只怕管.
""县官不如现管.
"其实,"管"也是"官",不过是小"官","小国之君".
这样的"顶头上司",压得吴金狮喘不过气来.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大气候是适宜于人才成长的,但是也有一些角落的小气候是阴冷的.
在那里,"春风不度玉门关",党的一些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还得取决于"顶头上司"的个人意愿.
吴金狮是富有斗争精神的"金狮".
他不畏"小国之君"的擅权,不断与他们发生激烈的矛盾,就在于他要不断地进取.
倘若他安于现状,原地踏步,创作几幅无笔画去展览展览,也就不会与那两个"官儿"矛盾至深.
他有一番雄心壮志,要建工作室,要办研究所,要把"油彩花纹新工艺"应用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上去……诚如物理学上的规律一样,物体前进的速度越快,阻力也就越大——除非在真空之中.
吴金狮阻力重重,在于他要前进,要高速前进.
然而,他必定会战胜阻力,呼啸向前.
《圆圈运动》中提及的那个鲁某,要求他的下属"绝对得在方方面面都不能超过自己",使我想起漫画家方成的名作《武大郎开店》:武大郎不许手下的店员比他高……鲁某,这个武大郎式的"官儿",集嫉妒与压制于一身.
为了实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我国正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
发表对那两个"官儿"的批评文章,正是实行对他们的公开监督.
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两个"官儿"该醒一醒了!
儒将李宁李宁一下子在奥运会上夺得了三枚金牌,轰动了世界.
作为运动员的李宁,记者们已经用许多笔墨勾画了;我所要寻索的,是生活中的李宁.
在北京,在运动员宿舍里,我访问了李宁.
我跟陈月芳合影,只及她的肩膀那么高.
可是,我跟李宁握手,我发觉他矮我半个脑袋.
他的动作非常敏捷.
他跟另一位体操运动员住在一起,那房子像大学宿舍.
两张普通的单人钢丝床.
墙上挂着许多水墨国画.
一幅虾图上,题着"神游"两字.
还有的画着搏击长空的鹰、挺拔刚劲的竹.
这些国画,都出自李宁笔下.
李宁谈吐不凡,很有哲理.
他这样谈及了体育人才:"在体育上,'走后门'是不行的.
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
体育比赛只承认你的成绩.
你的本事有多大,成绩就多大.
"在体育上,没有终身制.
年纪大了,成绩下降了,就得退下来,一点也不含糊.
"社会上一些弊病,在体育上行不通……"他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
我听说李宁写了回忆自己童年的文章,便索看手稿.
我发觉,他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颇有文采.
1984年5月,当全国体操比赛在南昌举行时,李宁因为身体受伤,不能参加比赛.
他居然临时改行,当起记者来了.
他为《南昌晚报》写了好几篇体育评论,如《体坛四星烁其光》、《鹿死谁手》、《孰为全能者》等.
他的口才也不错,甚至当起宋世雄那样的角色,在比赛现场向电视观众报道比赛实况……李宁是一员儒将.
他步上世界冠军宝座,不仅仅因为他的体操技术超群,还在于他善于思索……体育,不光是体力的角逐,也是智力的竞赛.
世界飞人朱建华1979年,17岁的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墨西哥的国际青年田径运动会上,跳过了225米,他的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82年,在亚运会上,朱建华一跃而过2.
33米,成为这一年度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荣获亚运会"最佳运动员"称号.
我在上海见到了这位世界"飞人".
他,个子瘦长,身高1.
94米,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尼龙运动服,戴着宽镜片的眼镜.
我很快就发觉,他坐在那里,总喜欢翘着脚——他的腿又细又长,普通的椅子对于他来说太矮了,不得不把腿"折叠"起来.
他有点腼腆.
在一次集会上,会议的主持者请他给在座的一百来位小学生讲话.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他自己事先写好的发言稿,念了两分来钟,就结束了.
在讲话过程中,他的视线始终盯着发言稿.
哦,他才20岁呢!
当我问及他怎样走上"飞人"之路,他不好意思起来,只说了一句:"靠胡教练培养,靠组织上关怀.
"胡教练,就是胡鸿飞.
他已经鬓发花白.
他告诉我,在十年前,为了培养跳高人才,他到上海许多小学里去"选苗".
他看中了朱建华,那时候,朱建华才10岁,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身高1.
45米,却非常瘦,看上去像一枚大头针.
他以为,朱建华的腿又细又长,很适合跳高.
"当时,小朱喜欢体育吗""不喜欢.
像他这样个子瘦长的孩子,一般都不喜爱体育运动.
"朱建华被胡教练选入上海南市区业余体校,进行训练.
一开始,并不练跳高,而是练短跑,推铅球,提高他的速度和力量.
过了两年,才让他练跳高,一下子就夺得了上海小学生跳高第一名!
胡教练说,朱建华很刻苦,不论是寒冬,还是炎夏,都坚持锻炼.
每年春节,朱建华也只休息一夭.
虽然他越过2.
33米,只一刹那,可是,为了创造这一成绩,朱建华不知在运动场上跑、跳,跳、跑了多少回!
我听了,深为这位世界"飞人"的精神所感动.
我想,尽管能够成为"飞人"的青年只是极少数,但是"飞人"之路却能给广大青年以启示.
成功,来自长时间的刻苦努力.
演员们常说,"台上一分功,台上练三冬".
教师常说,"要喝一杯水,先挑一缸水".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朱建华从不爱体育到世界"飞人",这也说明独具慧眼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是十分重要的.
各条战线,都需要像胡教练那样的"伯乐".
朱建华说,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向世界跳高纪录冲击,为国争光.
呵,祝他成功!
①竞走"伯乐"我路过沈阳的时候,那里的体育界正在"学王魁,赶王魁".
王魁何许人也他乃辽宁竞走队的教练.
辽宁省体委的一位同志,向我介绍了王魁为培养中国竞走人才立下的丰功:截至1984年上半年止,王魁一手创建的辽宁竞走队,共获22次全国冠军,6人28次打破全国纪录,5人9次破亚洲记录,2人创3项世界最好成绩,获3次世界冠军.
另外还有…位13岁的小队员,获少年组女子竞走3项世界冠军……我在运动场上找到了王魁.
他正忙着训练呢.
他已经54岁了.
前额的深沟浅槽,黝黑的脸庞,都是长年在运动场上拼搏留下的印记.
他,50年代的运动员,喜爱长跑和竞走.
后来,腿部受伤,在阜新市业余体校当教练员.
1978年,由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运会有竞走比赛项目,辽宁省体委把他调来,筹建竞走队.
一无所有,一片空白,王魁从零开始,建立辽宁省竞走队,从最初的3名队员,发展到现在的21名.
教练培养运动员的第一步,便是进选人才.
这是关键的一步.
良玉方可成大器.
一般的体育运动,可以通过种种比赛、角逐,择优而用.
然而,竟走运动在我国很不普及.
尤其是前几年,教练必须从一些从未练过竞走的青少年中选苗.
这样,"千里马"往往混在成群的"常马"之中.
教练必须"知马"、"识马".
王魁,正是具有一双智慧的眼睛,从"行伍"中提拔将才,从许多不知竞走为何物的人中培养出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来!
王魁选竞走"千里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83年9月24日,辽宁竞走队员徐永久以45分13秒4的优异成绩,在挪威获第三届世界杯女子10公里竞走冠军,为我国在国际径赛中夺得有史以来的第一块金牌.
她还与队友一起,夺得这次比赛的团体冠军.
徐永久是大连市金县李树屯公社的一名中学生,曾获大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女子1500米和3000米第一名.
但是,在全国来说,成绩平常.
1981年,王魁亲自把徐永久选入了竞走队.
当时,徐永久只会跑,还不会竞走呢.
王魁为什么选中徐永久呢就身体条件来看,徐永久一般.
但是,王魁了解到徐永久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做惯农活和家务活,肯吃苦.
别人嫌农村姑娘"土"气,王魁却正好看中农村姑娘能够吃大苦、耐大劳.
王魁深知,竞走一练就是几小时,怕苦的成不了"千里马".
果然,徐永久入队以后,由于肯吃苦,长时间坚持大运动量训练,成绩一下子提高了,终于在短短的三年内,从一个普通中学生跃为世界冠军.
同样,王魁选中王春堂,也是因为他下过工厂,插过队,能吃苦,把他从一个知识青年培养为男子竞走亚洲冠军的.
国外,教练们挑选竞走运动员时,很注意腿长.
个子高,腿长,当然走得快.
正因为这样,外国竞走选手大都是"长脚鹭鸶".
王魁却主张,"万万不可一味追求腿长".
他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速度=步幅*步频.
腿长的,步幅大,可是不见得步子快,频率高.
他以为,个子矮而频率高的,同样也能创造优秀成绩.
王魁力排众议,选中了阎红.
当时,阎红是辽宁铁岭体校的中长跑运动员,成绩平平.
她的个子才1.
51米!
然而,王魁看中她后蹬充分,后蹬脚合适,步频也高,认为是块竞走的"料".
入队后,经过王魁的悉心培养,阎红果真举步不凡.
1984年5月,她在挪威打破女子场地5公里竞走的世界纪录,荣获世界冠军.
紧接着,她又在丹麦获得女子场地10公里竞走的世界冠军.
在比赛场上,她是所有运动员中最矮小的一个.
她夺得两项世界冠军,使许多外国竞走教练莫名其妙!
阎红的一步步登天,充分说明了王魁独具慧眼.
王魁选中张阜新,也出人意料之外.
1980年,王魁得知辽宁阜新县开运动会,便去选才.
他很注意地观看了男子1500米赛跑.
在预赛时,张阜新名列第八.
在决赛时,一开始张阜新仍排在第八位,但接近终点时,张阜新咬牙切齿往上冲,获得第三名.
王魁舍弃了第一名、第二名,偏偏点名要第三名张阜新.
许多人不解.
王魁说:"我看中张阜新那股咬牙切齿、竭尽全力的冲刺劲头.
这是运动员毅力的集中体现.
竞走运动员就要有这点毅力.
"在王魁的培养下,张阜新在1983年就得了第五届全运会男子20公里、50公里竟走两块金牌,成为全国冠军.
最近几年,我国竞走运动新人辈出,王魁不愧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伯乐".
1984年6月,王魁荣获了辽宁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竞走训练现场会,推广王魁的经验.
王魁是一位"竞走怕乐".
但他又不仅是一位竞走伯乐.
王魁发现并培养了一批竞走"千里马",成绩斐然,举国瞩目,"竞走伯乐"是当之无愧的.
更重要的是,他不拘一格选人才,有一套独持的"相马经".
他的真知灼见,不仅适用于培养竞走"千里马",也不光适用于体育界,对于各行各业,都是不无教益的.
庄则栋写书我去采访庄则栋,最初是由于他的姐姐庄则君来访引起的.
1947年,庄则君在16岁的时候,从上海去了台湾.
她在台湾生活了近30年,于1974年随女儿定居美国.
1994年,庄则君来沪探亲,住在她哥哥家.
她哥哥家离我家很近.
她打听到我的地址、前来看望.
她告诉我,她的外祖父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犹太巨贾哈同.
她的奇特的身世,引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为她写了《庄则栋的台湾姐姐》一文.
这篇报告文学在上海的《海上文坛》杂志和纽约《中外论坛》杂志发表之后,读者颇感新鲜——因为庄则栋作为中国乒乓名将,谁都知道,可是他居然有这么一位"台湾姐姐",出人意外.
我把《庄则栋的台湾姐姐》寄给了庄则栋,从此我跟庄则栋有了联系.
我用电脑给庄则栋写信的,而庄则栋则用钢笔给我写回信.
收到他的信,我几乎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位运动员之手,因为字写得非常漂亮,够得上书法家的水平.
更令我惊讶的是,庄则栋的信富有文采而又很有哲理.
我采访过许多体育明星,但是能够写出庄则栋这样的信,未曾遇到过.
下面是他的来信中的一封.
我曾想,如果我为他写一本书的话,他这封随手而写的信,就可以作为书的序言:叶永烈先生:您好!
五月十四日来函敬收,谢谢!
很感谢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虽然先生看了我许多的资料,我却认为这些资料和我本人的距离太远.
我国是强调政治的国家,而我真正的才能是在业务上.
许多记者过去写我如何夺冠的,但写的都是皮毛.
写"文革"这段历史,又是过多强调个人的品质.
由于中国政治的多变,作者很难把握好历史的尺度.
象法国人写历史,只写到拿破仑,再近的历史留给后人去写.
因为历史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画,近处很难看清它的细节,退后几步方能看清全貌.
我想先生会理解我.
我现在每天搞写作,但由于是外行,进度很慢,估计年底"彻底"完成.
在三十万字的书稿中,我不谈政治,不评政治,因我不懂政治.
我写作水平很低,但丰富的生活可以弥补一点这方面的不足.
我想以后您见了我的拙作,您会对我有个重新认识.
国家体委过去把我吹成"神",我受不了;犯了错误又把我称为"鬼",那也不是.
我真正的面貌是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由于我不懂政治,是非辨别不清.
一个不能分辨善恶的人而有才能,他犯的错误会更大.
我的妻子对于我犯的错误能原谅,而有的人却耿耿于怀又奈何!
我现在过得是淡泊宁静的紧张生活,四十三届热闹的场面我没有去.
我现在最富有的是时间,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重温旧梦,计划将来.
看了您的不少作品,非常羡慕,受益非浅,我想今后我们会成为朋友:"肃风通道义,墨海渡深情.
"祝愿您今后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顺致夏安!
庄则栋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庄则栋有很好的文学修养,难怪他拿起笔杆,变成"坐家",写起书来了……我来到东城一座静溢的小院.
出现在我面前的庄则栋,不再是当年"三连冠"时清秀俊逸的小伙子,而是教授派头、身子发胖的中年人.
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朝后梳的"毛式"发型使得他的天庭显得越发开阔.
只是那两道浓眉,令人依然寻觅到当年庄则栋的影子.
他穿白"T恤"、短西裤,仍保留着运动员的风采.
他不爱坐沙发,而是端了张椅子坐在我对面.
他解释说,由于发胖,沙发太低,坐着不舒服.
我问庄则栋怎么会成为"坐家"他笑着说道,从1976年10月开始的四年"监护审查",对于他却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过去,他忙于在球场上东征西讨,后来又忙于在官场上东奔西走,没有时间总结自己的乒乓技术.
在"监护审查"期间,当他交代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之后,却有着充足的空余的时间.
这时,他开始细细思索自己的乒乓战术,总结乒乓理论.
他竟因祸得福!
当"监护审查"结束时,谁也没有想到,庄则栋从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上升"为乒乓球理论专家!
正因为这样,当他刚刚走出"监护审查"之门,便在友人钮深的帮助下,把自己对于乒乓球运动的思索化为文字,写出了那本乒乓球技术专论《闯与创》.
庄则栋对笔者说,这书名《闯与创》,便是他费了近两年时间才终于想出来的.
他以为:他的前半生是"闯"——他作为一名乒乓球闯将,驰骋世界乒坛:他的后半生则是"创"——他作为一名乒坛老将,把丰富的乒乓球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事于"创"立自己的乒乓球理论.
这"闯"与"创",概括了他的一生.
从此,庄则栋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从球场到官场,从乒乓名将到国家体委主任,如今又从官场回到球场,担任乒乓球教练.
不过,他作为教练,不是单纯的"教球匠",而是乒乓球理论家.
他不光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
在山西工作期间,庄则栋用他的理论作为指导,和山西的教练、运动员共同努力,使20年来上不去山西乒乓女队,在两年零四个月后,在和国家队的正式比赛中,三位山西姑娘竟胜了国家队12场!
消息传出,震动了中国乒坛.
庄则栋记得,在他学习打乒乓球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男学工,女学医,调皮捣蛋学体育.
"他以为,这样的旧观念必须扭转过来.
运动员并不应该只是成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而是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庄则栋说,他的宗旨是"教球育人".
他强调"教球要教人".
他以为,通过体育要培养人的顽强意志,培养热爱祖国的思想.
对于自己的乒乓球技艺,庄则栋从力学、数学、物理、哲学种种角度加以总结.
庄则栋经过总结,创立了"庄氏训练法".
乒乓球的打法,五花八门,各种各样.
在这方面,庄则栋以为应该百花齐放.
庄则栋自己主张中近台两面攻.
他的两面攻"左右开弓",锐不可当.
至于中近台,则是强调快攻.
这样的"中近台两面攻",攻势凌厉.
所以李瑞环为庄则栋的学生王文荣题词:"两面开攻,八面威风.
"庄则栋首创了乒乓球"制动、加速"的理论.
他说,这是"庄氏理论"的核心.
我不明白什么叫"制动、加速",他就站了起来,一边挥舞手臂,一边讲解:原来,惯常的乒乓接球动作,在接球之后,运动员的手臂要按照惯性持球拍继续向前运动,摆幅就很大.
庄则栋主张,在接球时,手臂和球拍要急"刹车",这样就把球"加速",球非常有力.
庄则栋说,这叫"小动作,大功能",是乒乓球运动的永恒法则.
最初,庄则栋把这一诀窍叫"刹车",总觉得不大恰当.
有一次他乘坐火车,见车上的刹车闸上写着"制动",一下子使他大受启发.
于是,他就在他的乒乓球理论中,用上了"制动"一词.
庄则栋在中国乒坛以至世界乒坛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但是,他以为,在1994年,他在北京被评为特级教师,这是一种新的崇高荣誉.
这表明他在教学上、在理论修养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些年来,庄则栋四处应邀讲学.
每一回讲学,他总携夫人佐佐木敦子同往.
在国内,庄则栋到了120来个城市讲学.
在国外,庄则栋到了30多个城市讲学.
在日本讲学时,庄则栋由夫人佐佐木敦子担任翻译.
"庄氏理论"中的种种学术名词,诸如"制动"、"加速"之类,由于佐佐木敦子充分理解,能够加以最妥善的翻译.
"庄氏理论"已经被乒乓球界广泛接受.
当今的许多乒乓名手,都在运用"庄氏理论"打球.
庄则栋在新加坡讲学时,当地朋友听说庄则栋写了《三十六计与乒乓》,在日本杂志上发表,非常有兴趣.
他们当即与日本联系,索去文稿,在新加坡的《联合晚报》上连载,产生很大的影响.
庄则栋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所以,他能够写出《三十六计与乒乓》这样的乒乓球理论著作.
这样,庄则栋不仅成了乒乓球理论家,而且成了我的同行——作家.
我对于他的写作,当然很感兴趣.
他领我参观他的书房.
书房里,放着成排的书架,可谓书香四溢.
他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
桌上,放着一大摞文稿——那便是他正在写作中的书稿.
庄则栋的这部书槁,据告是《闯与创》的姐妹篇.
不过,《闯与创》是乒乓球技术专著,而这本书写的却是他和佐佐木敦子的婚恋,属纪实文学.
他笑着告诉我,这本书的书名叫《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而作者署名则是"佐佐木敦子与庄则栋"!
他拿出书稿给我看,全书30万字.
稿纸上那清秀的钢笔字,一望而知是庄则栋亲笔所写.
他告诉我,这已是第七稿了!
第七稿是最后的定稿,将在年内完成.
这本书系以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从最初的结识到后来结为伉俪这段婚恋为主线.
内中,在庄则栋跟她的谈话中,"闪回"——插叙,写及庄则栋当年"三连冠"的历程,也写及"乒乓外交"的历程.
庄则栋说,他在写作时很注意遵循这些原则:第一,实事求是,写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二,写及"三连冠"时,强调集体的力量,祖国的培养;第三,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绝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更不伤人;第四,不涉及政治问题.
即便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乒乓外交",主要也是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明决策,而他只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第五,通过写他和佐佐木敦子的婚恋,歌颂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歌颂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
他很坦率地说,他仍是一个观念很"正统"的人.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
我问:"你最崇敬的人是谁"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泽东!
"我问:"既然书稿是你亲笔写的,作者为什么成了'佐佐木敦子与庄则栋'呢"庄则栋回答说,这本书是佐佐木敦子与他共同创作的.
从这本书的最初构思,到进入写作,到一回回修改,佐佐木敦子都是主要作者之一.
书中写及佐佐木敦子与他恋爱时的大段对白,都是佐佐木敦子经过认真回忆,再用录音机录下来,整理成文字,由庄则栋写入书中的.
庄则栋的写作态度,跟他打球、教球一样一丝不苟.
他的书稿改了一遍又一遍.
他的字恭恭正正,文稿干干净净.
如果写错了一个字,那一页他宁可重写.
我劝他不如改用电脑写作,这样在修改时用不着重抄,可以节省许多精力.
他摇头.
他说,他曾经想用电脑写作,不过,学电脑要花很多功夫.
他毕竟是乒乓球运动员,而写作只是偶而为之.
他这位"作家"是临时性的.
写完这本书,他并不想再写什么书.
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用电脑写作.
他说,通过写这本书,他才深深体会到当作家不容易.
他的手挥乒乓拍自如潇洒,而握笔则最初重如千钧.
好在他是一个意志异常顽强的人.
他向来是一个"不干则已,一干到底"的人.
他以世界冠军的毅力做事,无坚不摧.
庄则栋原本抽烟,已经抽了20多年.
佐佐木敦子劝他不要抽烟,因为抽烟有害健康.
他下决心戒烟,从此一根烟也未曾抽过.
他最初学书法,一开始很吃力,尤其是他作为运动员,好动惯了,坐不住.
他以顽强的毅力去学习书法,从坐不住到坐得住,果真书法大有进步.
如今又学习写作,成为道道地地的"坐家",把当年的拼搏精神用于笔尖,又攻下了难关.
他以为,书法运笔的轻重、徐疾、节奏、起落,都是一种艺术魅力的体现.
他有广泛的兴趣.
他喜欢音乐,也喜欢摄影.
他甚至还客串当了电影演员!
那是在日本导演段吉顺拍摄历史影片《紫禁城奇恋》一片时,邀请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饰演影片中的日本公使夫妇.
他俩出现在水银灯下,居然演得还不错……我送给他新著《何智丽风波》.
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庄则栋对何智丽所说的一段富有哲理的话:"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往往发射出的光辉越灿烂.
"我想,庄则栋的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
1995年9月1日兵坛元老孙梅英外出回来,母亲告诉我一个"姓孙的、男的"来过电话.
我想不起"姓孙的、男的"是谁.
母亲说是"打乒乓球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准是孙梅英!
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全国女子单打冠军豪爽如男子汉,连讲话的声音听上去都有点男性化,难怪母亲以为是"男的"打电话来.
我曾在北京两度拜访过这位乒坛元老.
虽然久居首都,她仍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1989年5月,趁她回沪治病之际,我和她作了三次长谈.
她的坦率、正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年已花甲的她,如今是全国人民代表、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她从8岁开始打乒乓球,直至今日已有52年的"球史".
她是中国第一代的乒乓球运动员,名副其实的"元老".
她不仅多次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多年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
她培养出张立、杨莹、曹燕华等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就在她退居二线、担任顾问之后,还倾注心血培养了何智丽,使小何夺得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她的一生,浓缩着一部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史,我请她回首往事,甚为健谈的她,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打开了话匣子……1947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18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3:0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
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
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乒乓名手,大都是广东人.
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入广东.
孙梅英是上海人,祖籍宁波.
自从祖父由宁波到上海双龙祥行工作以来,家住南市,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转到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
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球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她便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
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能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
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
清早,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
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
后来他们都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场……"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
她听说大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
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
她在那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
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
孙梅英到八仙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8角钱.
在那里,连男青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1946年,17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
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朝满脸稚气的小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在上海地区的选拔赛中,她把那位蔡小姐打得落花流水.
又过了一年——1948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
既然孙梅英在上海的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
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
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
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11分定胜负).
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
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19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
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
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
没多久,她还是打球去了.
1952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
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
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5分,观众大约千把人.
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了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
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
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1956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1953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初出茅芦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号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
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
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
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不好.
结果,中国女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1956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
1957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称号,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队土气大振,在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乒乓强国"的地位.
在这一次次苦役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32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1963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4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七届世乒赛!
这时的孙梅英已经34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
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
短短两个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60多公斤降到50多公斤.
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1963年4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
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
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要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34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1966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
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天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1968年5月16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份的人.
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
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
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
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
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
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300港币工资,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
1952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
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
他们三个人为新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
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个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1968年4月10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5月10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16日便含冤自杀.
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6月20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
炎夏的一个傍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
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
打手们紧追.
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
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
在那苦难的岁月,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
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1967年、1969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
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了:"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
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
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
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
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
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
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
去的时候,要带粮票.
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60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
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
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菜烧肉对孙梅英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
"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
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
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
"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1959年4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
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
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采了.
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
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1962年9月,当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
毛、刘、朱、周都来观看.
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
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党中央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
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1970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候,是周总理想到了她.
有人对周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
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1971年3月,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总理握着她的手:"你好吗"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
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孙梅英不久便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
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
1976年6月,她被调回国家队,出任女队教练.
孙梅英培养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
直至1981年,52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后来,何智丽主动求教于她,她尽心尽力地教这位"末代弟子",直至何智丽夺得世界冠军……在姜永宁去世之后,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她小时候的邻居、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的葛层云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如今,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
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奋搏的她,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在她来沪前夕,正值中国乒乓男队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
她一提起这件事,就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说成是瑞典队、韩国队.
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
许多富有经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
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教练.
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
队里人际关系紧张.
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
有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
教练呢,采取"放羊式",你爱练就练,不练拉倒.
教练之间发生矛盾,往往拿彼此的运动员出气.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130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多位世界冠军.
造成严重外流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
在德国,中国的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球一小时,便可得250美元.
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球运动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主要研究对象.
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
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
然而,如今却变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
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
一些对领导的歪风邪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
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
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何智丽和她的"知音"何智丽又引起了注意在乒乓球界,何智丽是一个多次引起注意和争议的人物.
1996年12月9日,何智丽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这天,第十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决赛在新加坡举行.
何智丽和王晨分别杀出重围,进入争夺女单冠军的决战.
身材修长的何智丽在众目腰腰下,走向墨绿色的球台.
饱经沙场的她,已经不年轻了.
在1964年国庆节的前一天——9月30日,何智丽出生在上海.
所以,屈指算来,如今她的实足年龄已经超过32岁.
作为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女性运动员,早已远远超出"退役年龄".
笔者与何智丽结识10年,有过很多次长谈,深深了解她的性格,那就是两个字:"好胜!
"何智丽正是怀着极强的好胜心,所以面对比她年轻10岁的王晨,仍勇敢地披挂上场,而且志在必得.
在笔者采访她时,她透露说,在参加这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之前,就预料到主要的对手将会是王晨.
何智丽在她的"先生"指导下,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针对王晨的专门训练.
第一局,何智丽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以21比14胜了王晨.
她笑了.
有了这一局垫底,何智丽也就愈战愈勇,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都以21比11,轻轻松松地战胜了王晨.
姜还是老的辣.
何智丽又一回登上了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宝座.
对于何智丽来说,她已经是第四次获得这一殊荣.
理所当然,何智丽被各国新闻传媒广泛报道.
何智丽是一位风波叠起的乒乓球运动员:1987年3月,22岁的她拒不"让球"而一举夺得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使她第一次引起广泛的注意;紧接着,在1988年8月,何智丽被排除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名单之外,掀起了一番新闻风波;1989年10月,何智丽东嫁日本,与小山英之先生结为伉俪,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
从此,何智丽成了"小山智丽".
此后,何智丽沉默了许久.
人们以为,她大约永远离开乒乓球台,"退役"到厨房,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何智丽"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1994年10月13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运动会上,何智丽上午击败陈静,下午击败乔红,晚上击败邓亚萍,夺得乒乓球女单冠军,一下子引起了轰动!
须知,陈静、乔红和邓亚萍是女子乒乓实力最强的三位选手,何智丽能够一口气连胜三员强手,表明30岁的她"宝刀不老".
"既比赛又旅游"此后,何智丽又走过了曲折的路:1995年5月,当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赛在中国天津举行时,何智丽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就在何智丽从日本飞往天津的前一天,上海《新民晚报》刊出了笔者为何智丽所发的独家新闻——何智丽因病不能参加天津世乒赛.
顿时,这一"爆炸性"消息传出,各报竞相转载,关于何智丽真病假病猜测纷坛.
何智丽再度成为体坛焦点,是在1996年7月,何智丽出现在美国亚特兰大.
7月29日,当乒乓女单进入四分之一决赛时,何智丽和乔红对阵,引起普遍关注.
这是因为从两年前何智丽打败乔红之后,她们一直没有机会交手.
笔者也关注地坐到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第一局何智丽先是遥遥领先,后来乔红追了上来,双方"咬"得很紧,一个球一个球地争,比分交替上升,在最关键的时刻,何智丽以19比21失利.
接着,何智丽在第二局中猛烈反扑,一度领先,后来又以同样比分输了第二局.
进入第三局,何智丽情绪不佳,以16比21败北.
对于亚特兰大奥运会,何智丽本人这么告诉笔者,她能够参加奥运会,这一点本身就使她够激动的了.
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能有机会出席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就是最大的荣幸.
八年前,作为世界女子乒乓头号种子的何智丽,被中国乒乓球队莫名其妙地"除名",正处于竞技巅峰的她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四年前,她尚未入日本籍,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苦苦等待了八年,她终于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
已经32岁的她,能够进入女单前八名,她以为已经够满足的了——虽说她曾希望夺得金牌.
体育比赛,向来严酷地以胜败论英雄.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何智丽渐渐被人们"遗忘",以为她大约从此退出乒坛.
完全出乎意料,何智丽居然在1996年岁末夺得了亚乒赛冠军!
何智丽这一胜,又使她成了"英雄"……中国乒乓球界一位权威人士曾开玩笑地称何智丽为"你松一松,她就攻一攻".
这话也颇为传神:由于何智丽多年没有"出山",在1994年的亚运会时,中国乒乓球队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却一举夺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又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再次"攻一攻",夺取冠军.
何智丽却这样跟笔者谈及她在亚乒赛上的胜利:现在,我出去比赛,越来越轻松,因为我不背包袱,胜了当然好,败了也无所谓.
我33岁了,还要参加各种世界性的乒乓球赛,就是因为我深深地酷爱乒乓球运动.
何智丽还笑着说:现在我出去比赛,全家都出动,既比赛又旅游,跑遍世界各国!
何智丽所说的"全家都出动",这话不假.
如今,何智丽到哪里比赛,她的先生必定到场,因为她的先生是她的教练;她的公公、婆婆,也总到场,因为公公、婆婆是乒乓球的热心观众,总是一起坐飞机为她捧场……在日本,他们有着"乒乓之家"的美誉.
她的先生是她的"知音".
当"翻译"结识"小小山"何智丽的先生叫小山英之.
尽管如今何智丽出场时,他总是坐在教练席上,其实他原本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对于乒乓球完全外行!
何智丽结识小山英之,纯属偶然.
那是在上海市与日本大阪市结成友好城市之后,1985年9月,上海市乒乓球队应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的邀请,前去访问.
何智丽当时虽然早已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但是由于上海市乒乓球队缺乏主力队员,就把何智丽临时从国家队调回,出访大阪.
何智丽随上海市乒乓球队乘坐"鉴真"号客轮前往大阪.
大阪府乒乓球协会在码头欢迎上海市乒乓球队.
致欢迎词的是一位绅土风度的长者,名叫小山藤兵卫,他是大阪府乒乓球协会名誉会长.
小山藤兵卫先生对于乒乓球运动并不在行.
他是大阪府著名的企业家,对于中国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曾三十多次访问中国.
正因为这样,当大阪府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时,便推选小山藤兵卫担任会长.
为了便于接待中国客人,他的夫人小山澄美学会了汉语.
他喜欢着乒乓球赛.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作为社会名流以及日中友好人士,他又被推举为大阪府乒乓球协会名誉会长.
小山藤兵卫有三个儿子:长子在美国,已经成家,有一子两女;次子在新加坡,也已经成家,有两子;唯有老三小山英之在身边,尚未成家.
小山藤兵卫担任大阪府乒乓球协会名誉会长时,小山英之25岁,不会打乒乓球.
小山藤兵卫要求儿子小山英之无论如何要学会打乒乓球.
小山英之遵从父命,果真学会了打乒乓球,居然还担任业余乒乓球教练.
这样,小山英之被选为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理事,协助父亲料理会务.
人们笑称小山藤兵卫为"老小山",而称小山英之为"小小山".
当"老小山"去接待上海市乒乓球队时,"小小山"也去帮忙,负责照料上海市乒乓球队的生活.
"小小山"身高1米78,在日本算是高个子了.
他长得很潇洒,用何智丽的恩师孙梅英的话来说,"小小山"很"耐看".
"小小山"颇为尽职,他为了随时照料上海市乒乓球队的生活,干脆搬到了宾馆里,和上海队员们住在一起.
不过,小山英之不会讲汉语,只得像哑巴一样跟上海队员们打手势,很费劲地"交谈",往往猜了半天还弄不明白.
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何智丽却能够懂得小山英之的"手语",所以队里有什么事,就让何智丽跟小山英之打"手语",当"翻译".
后来,小山英之还发现,用"手语"加上"笔谈",更容易沟通.
就这样,在无意之中,何智丽和小山英之接触渐渐多起来.
作为东道主,小山藤兵卫邀请上海市乒乓球队到他家做客.
小山家"名副其实",坐落在一座小山上.
绿树掩映中的两幢花园洋房,那便是大企业家小山藤兵卫的私宅.
何智丽第一次踏进了小山家.
小山藤兵卫的夫人能够讲汉语,这使何智丽深感惊奇,而且也感受到小山家对中国的友好之情.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王兆国、孙平化等,都曾先后到小山家访问.
小山藤兵卫是大阪府人所共知的日中友好人士.
何智丽在大阪只是逗留了一个星期,就匆匆随上海市乒乓球队回国了.
21岁的何智丽,正处于球艺黄金时代.
她忙于准备一次又一次比赛,忙于争金夺银,所以对于小山的印象,也就转眼消逝.
脱下球衣穿上和服然而,两年之后,正在北京中国乒乓球队练球的何智丽,忽然听别人喊她听上海长途电话.
她以为是父母从上海打来.
一听,却是哇啦哇啦的日本话!
没法打手势,也没法笔谈,听了半天,何智丽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不过,她从对方的声音中听出,是小山英之从上海打来的.
尽管小山英之也没有听懂何智丽的话,他却为终于能够听到何智丽的声音而高兴.
后来,笔者在采访小山英之时,他说出了内心的奥秘:"我在大阪第一次见到何智丽,我的'第六感觉'就告诉我,'我要娶她'!
"在何智丽离开大阪之后,小山英之曾给何智丽写过一封信,寄到上海市乒乓球队.
可是,很久很久,他没有收到何智丽的回信.
这使小山英之颇为惆怅.
事隔多年,小山英之这才明白事情的真相:上海市乒乓球队把信转给了在北京的何智丽,何智丽也曾给小山英之回过一封信.
只是由于何智丽粗心大意,把地址中的"二丁目"写成了"二七目",结果信被退回来了!
这一字之差,差一点使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之间中断了往来.
小山藤兵卫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有时派儿子小山英之来中国料理.
这一回,小山英之从日本来到了上海,从上海市乒乓球队那里打听到何智丽在北京的电话号码,就给何智丽挂了长途电话.
于是,断了的红线,终于又接上了.
此后,小山英之常给何智丽写信.
写信比打电话的效果好多了,因为写信是"笔谈",何智丽能够从日文中的汉字猜出小山的意思.
何智丽也给小山写回信,小山同样能够从中文中明白何智丽的意思.
中日两国在文字上的久远渊源,给他们搭起一座知音之桥.
从此,小山英之格外关心乒乓球比赛的消息,一旦得知何智丽获胜,总是要给她写一封贺信.
不过,这时何智丽对小山英之只是作为日本的一位乒乓球迷对待,而小山英之则凭着"第六感觉"苦苦追求着她.
小山英之很想再次见到何智丽.
命运之神的巧妙安排,使小山英之的这一梦想终于化为现实.
那是他们初次相识后的第三年——1988年5月下旬,第九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新泻举行.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力,何智丽来到了新泻.
何智丽正在练球.
突然,教练张燮林喊她:"何智丽,有日本朋友来看你!
"是谁来了呢原来,"老小山"和"小小山"父子专程从大阪赶来看望她,这使何智丽深为感动.
久别重逢,何智丽和小山英之都显得激动,何智丽发现,小山英之待她热情而真诚,办事细心而周到.
最使何智丽满意的是,小山英之身上没有日本男人常见的那种大男子主义.
本来,像这种事,小山英之来了就可以了,父亲陪他一起来,充分表明小山家对何智丽的看重和尊重.
小山父子善解人意,怕影响何智丽的比赛,只在新泻住了两天,就回大阪去了.
据何智丽告诉笔者,她对小山英之从一般的朋友发展到恋人,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
尽管她和小山英之都没有对两人的关系说一句明明白白的话,但是谁都心里明明白白.
新泻是个转折点.
小山英之回到大阪,马上到汉语进修学校去学习汉语.
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要把何智丽作为"知音",必须学习汉语.
不懂汉语,难"知"何智丽之"音".
此后,这对异国恋人大大加快了感情的进程:从新泻回来不久,世界冠军何智丽由于被排除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名单之外,她在1988年8月决定退出中国乒乓球队,回到了上海家中.
这时,小山英之从日本前来上海,专程看望何智丽.
此后,在这年12月,在1989年1月,小山英之一次又一次从日本前来上海,探望何智丽.
他每一次到上海,何智丽都到机场迎接.
她和小山英之的恋爱关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
这时,何智丽请了日语教师,赶学日语.
1989年2月,小山藤兵卫作为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访问友好城市上海.
上海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大阪府友好人士小山藤兵卫访问上海的新闻.
小山藤兵卫"公私兼顾",除了跟上海市政府官员会谈之外,还带着夫人和儿子小山英之来到何智丽家中.
这是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小山藤兵卫向何智丽的父母正式提亲.
何智丽父母尊重女儿的选择,也很喜欢来自东瀛的"毛脚女婿"和真诚的亲家,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门异国亲事.
这一回,由小山藤兵卫以大阪乒乓球协会名义发出邀请,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从中牵线,促成了上海市乒乓球队再度访问大阪.
就在小山一家回到日本不久,2月下旬,上海市乒乓球队来到大阪.
何智丽以上海乒乓球队主力队员的身分,也来到了大阪.
其实,何智丽这次去大阪,也是"公私兼顾"——她带去了上海市政府同意她与小山英之结婚的有关证明文件.
一个月后,小山英之从大阪飞抵上海,带来大阪府政府为他开的结婚证明.
这样,何智丽和小山英之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
1989年10月1日和1990年元旦,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分别在大阪、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
在大阪,大阪府知事(相当于市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出席了婚礼.
在上海,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出席了婚礼.
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的结合,为上海和大阪这对友好城市增添了光彩.
何智丽脱下球衣,穿上旗袍、和服,美仑美奂,跟在球台旁撕杀的往日的她判若两人.
人们仿佛第一次发现,原来何智丽有着时装模特儿一般的窈窕身材.
从此,何智丽东嫁日本.
入乡随俗,按照日本的习惯,何智丽在日本从夫姓改称"小山智丽".
乒乓成了他们的"孩子"对于何智丽的东嫁,人们猜测着她的未来.
何智丽与小山英之结婚时,已经25岁了.
体育运动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特别是女运动员,到了25岁,早已到了"退休"年龄.
当时,何智丽曾与笔者谈起,打算在上海举行"挂拍"仪式,作一次"告别赛".
谁都以为,何智丽远嫁异国他乡,从此成为她的运动生涯的句号.
何况小山英之年长何智丽10岁,急于想有孩子,何智丽一生孩子,更不可能再操球拍.
小山家的经济条件又好,何智丽在日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她的主妇生活.
何智丽在日本过着"隐居"生活,她的先生有着一副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喜爱音乐,她给笔者寄来她和她的先生一起唱卡拉OK的照片.
她的先生还驾车陪她出去旅游,购物.
她上日语学校学习日语.
她协助婆婆料理家务……这一切,都显示她在日本"刀剑入库,马放南山".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0岁的何智丽在婚后第五年打破了沉默,在1994年战胜邓亚萍、乔红和陈静,一举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显示了她仍保持强劲的实力.
我问何智丽为什么要"东山再起"她说,那是因为有了她的先生的鼓励.
小山英之成为她的"知音",内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跟她一样酷爱乒乓球运动.
她和他其实早就有了"孩子",那就是乒乓球.
共同的爱好,是她和他能够成为异国情侣的感情基础.
日本没有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不像中国有国家以及各省市的乒乓球队,运动员可以在很优越的条件下专门从事体育训练.
在日本打球,运动员要自己花钱租场地、请教练.
何智丽初到日本,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她长期生活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训练条件可以说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所幸丈夫小山英之热心帮她练球:没有场地,自己花钱到附近的体育馆租场地;没有教练,小山英之充当教练;没有陪练员,小山英之陪她练习……小山英之在25岁时才学习打乒乓球,他的水平可想而知.
他根本不是何智丽的对手,而且他作为教练水平也只是业余水平.
他成了何智丽的"学生".
他这位"夫君",很虚心地向妻子学习,这在盛行大男子主义的日本是很不容易的.
论球艺,他的水平连三流都算不上,但是他在妻子的指导下看了许多乒乓球比赛的录像片,又在各种乒乓球比赛现场细细观摩,渐渐看出门道——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小山英之的教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样,小山英之成了妻子在事业上的好搭档:妻子是运动员,丈大是教练.
笔者笑称他们夫妻俩是"乒乓夫妻档"、"乒乓个体户".
更难得的是,公公、婆婆是热心的乒乓球迷.
公公小山藤兵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能够娶中国的世界冠军,是我们小山家的光荣!
"凡是有"丽丽"(公公、婆婆对何智丽的爱称)参加的比赛,不论在哪里,公公婆婆总是尽量赶去给"丽丽"鼓劲.
比赛结束后,全家人聚在一起,那话题便是评论比赛,仿佛进行"战术总结"似的.
乒乓球,成了他们家里的"小太阳".
眼下已经步入33岁"高龄"的何智丽,仍无"退休"之意.
她对笔者说,她还要打下去!
即便将来"退休",也仍担任乒乓球教练.
对于她来说,乒乓球运动是她和她的先生的共同爱好,正是这一爱好促成了异国的婚恋,而这一爱好将伴随他们走过整个人生.
高中锋和矮后卫"高"手如林中的矮个子一张在古巴海滩上拍摄的照片,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位女"巨人"像两幢高层建筑似的矗立着,彼此的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在她们中间,夹着一个孩子似的小个子,脑袋仿佛被挟在"巨人"的胳肢窝里.
这,便是中国女篮的高中锋和矮后卫.
两位高中锋,一个身高2米08,另一个身高2米,名叫陈月芳、郑海霞.
那位矮后卫,便是丛学娣.
人们半开玩笑地说,陈月芳和丛学娣,都算得上"中国之最":陈月芳是中国所有女篮运动员最高的一个,而丛学娣则是最矮的一个.
1984年11月,全国女篮联赛在上海举行.
我在华山饭店采访丛学娣.
我觉得,她似乎并不算矮——1米66.
她笑了.
她说,在生活中,她不显矮.
可是,一上球场,她就太矮了——当今的篮球运动,把争夺"空中优势"看得很重要,世界各国都纷纷挑选高个子作为篮球运动员.
1983年第九届世界女篮锦标赛的时候,美国女篮队员平均身高1.
847米,居首位;中国和苏联女篮并列第二,平均每高1.
835米.
中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身高一米80以上的姑娘数以万计.
国家代表队的中国女篮,为什么选中如此矮小的上海姑娘丛学娣呢我走访了中国女篮教练.
王利发教练用很简练的言语,答复了我的问题:"丛学娣灵活,投篮准,敢打敢冲,推进速度快.
她用自己精湛的球艺,弥补了身高的不足.
"其实,中国女篮教练决定启用丛学娣,也曾斟酌再三……一年多以前,丛学娣还只是上海市女篮后卫,在全国并未显山露水.
1983年6月,在沈阳集训的时候,中国女篮教练杨伯镛、王利发才第一次认识丛学娣.
他们发觉小丛远投极准,是块好料子,不过,未免太矮了点.
三个月后,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拉开战幕.
杨伯镛蹲在篮球场旁,一场一场地观看.
中国女篮亟需后卫高手,然而,调谁呢他的心中还没有谱.
上海女篮频频告捷,竟然连克劲敌八一队和吉林队,一时传为美谈.
杨伯镛注意到,活跃在场上的上海队核心人物,便是小个子丛学娣.
"就要她!
"杨伯镛下定决心,调丛学娣到国家队.
"我会进国家队"当小丛得知调令,感到意外.
不是她不想进国家队.
每当她从电视屏幕上见到国家队在世界各地驰骋,争分夺球,她的手也痒痒的,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国家队的行列.
可是,一看到国家队"高"手如林,一想到自己的个子,便倏地打消了自己的奢望.
然而,如今国家队教练点将,点到了她的头上……真是喜从天降.
就这样,丛学娣从上海队的后卫,变为国家队的后卫,国家队的"12号"队员.
她不负众望,进入国家队才半年,便作为主力队员远征,打得十分出色.
"打败南朝鲜"进入国家队以后,丛学娣每天都记训练日记.
我翻开她的日记本,扉页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打败南朝鲜!
"这五个字,是她的心声,也是中国女篮的作战目标.
中国女排的亚洲劲敌是日本女排.
中国女排是在制胜日本女排之后,冲出亚洲,夺得"三连冠"的.
中国女篮的亚洲劲敌是南朝鲜女篮.
中国女篮要冲出亚洲,称雄于世界,关键的一步棋便是打败南朝鲜!
南朝鲜女篮确非等闲之辈.
她们的教练申东坡一遍又一遍观看着中国女篮录像,把中国女篮当作"头号敌人".
她们拥有朴赞淑、成贞儿这样泼辣的中锋,也拥有号称"鱼皮胶"、擅长盯人防守的曹永兰,是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
尤其是她们曾经前往各国厮杀,国际比赛经验颇为丰富.
翻开中国女篮和南朝鲜女篮的"交战史",可以发觉,两支队伍几乎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好几次仅以一分之差定输赢:1980年9月21日,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篮锦标赛的冠亚军决战中,68比101,中国女篮以33分之差,惨败于南朝鲜女篮之手!
这次惨败,促使中国女篮重组,杨伯镛领衔出任主教练.
1982年5月3日,在第九届亚洲女篮锦标赛上,中国女篮以一分之差,输给南朝鲜女篮,眼睁睁丢了冠军.
1982年12月,在第五届亚运会上,中国女篮以75比67,终于战胜南朝鲜女篮,打了翻身仗.
1983年7月,中国女篮再度险胜南朝鲜队,夺得第九届世界女子篮球锦球赛第三名.
1984年5月11日,两强相遇于古巴哈瓦那.
那是奥运会女篮预选赛,也是丛学娣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世界性大赛.
丛学娣新来乍到,南朝鲜队不知底细,尤其是见她那么矮小,不把她放在眼里.
真是"不打不相识".
一较量,南朝鲜队方知小丛的厉害:一开场,在前13分钟里,丛学梯就得了10分!
高有高的长处,大有大的好处,可是,小丛小巧伶俐,也有自己的优点.
她远投很准,连连得分.
小丛和她的队友宋晓波、陈月芳、邱晨、李晓勤、郑海霞、张月琴、柳青、巴燕等一起奋战,大胜南朝鲜女篮,72比37,净胜35分!
这是中国女篮跟南朝鲜女篮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仗.
小丛为这一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紧接着,四天之后,中国女篮迎战古巴女篮.
古巴的观众大声地为古巴女篮助威.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也亲临现场观战,给古巴女篮打气.
古巴女篮队员全是黑人,身体素质好,善跑善跳,动作敏捷.
中国女篮以73比65,战胜了古巴女篮.
第二天,古巴报纸登载卡斯特罗在比赛结束后接见古巴女篮的消息.
报道中,援引了卡斯特罗对古巴女篮说的一段话:"你们要向中国队学习,中国队有个十二号,叫丛学娣.
"丛学娣纯熟的球艺,连卡斯特罗都深为赞赏!
在奥运会预选赛中,中国女篮九胜一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胜利.
在这次比赛中,丛学娣荣获"最佳后卫".
一颗璀灿的中国球星,升起了!
新星升起的地方玻璃板下,压着好多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球赛照片.
我看了一下,哦,丛学娣在进攻,丛学娣在投篮……狭小的办公室,满柜的篮球.
墙上,排着十多面锦旗、奖状,其中一个镜框里嵌着这样的奖状:"一九七七年,上海市静安区小学女篮第三名.
"我追索丛学娣走过的脚印,来到这颗球星升起的地方——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小学.
丛学娣再三地对我说,她的启蒙教练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苏笙福.
她的成长,是与苏老师的培养分不开的.
苏老师穿着一身镶着白条的蓝色球衣,显得十分精神.
他40来岁,在小学里教体育已近20个春秋.
他本来是学医的,自幼喜欢体育.
他念中学时,是男篮校队队员.
1972年起,从上海延西小学调到常熟路小学,工作至今.
苏老师坐在那堆满篮球的柜子前,一边拿着一只特大搪瓷口杯喝茶,一边跟我聊着.
我请他回首往事,他沉思了一会儿……苏老师说,由于他从小喜欢打篮球,所以调到常熟路小学之后,便着手组建校队.
那时候,丛学娣在念小学二年级.
她爱动,机灵,善跑,被苏老师看中了,便教她打篮球.
三年级的时候,丛学娣就成为常熟路小学校队队员——这是她篮球生涯的起点.
不过,那时候她10岁,身高1米20.
在小朋友之中,还不显得太矮小.
"丛学娣的成功,在于她要学,而不是要她学.
"苏老师说道.
他领着我来到小学里唯一的一个篮球场,告诉我,当年的"小姑娘"——丛学娣,就是在这个水泥篮球场上起步的.
她爱上篮珠,迷上篮球.
汗水撒遍这块水泥地.
每天运球、跳跃、投篮.
当她明白投篮是最关键的一招,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练习投篮.
冬天,她的小手长了冻疮,还在那里一个劲儿练投篮.
别的孩子一、两年才穿坏一双胶鞋,她才穿两三个月,胶鞋便"空前绝后"、底儿朝天了.
有时她一不小心,摔在水泥地上,手掌出血了,膝盖出血了,她总是抹点红药水,又在场上厮杀起来.
一般女孩子最爱哭鼻子,可她,摔得再疼,也不轻弹一滴泪.
1500米跑,3000米跑,丛学娣都名列全校第一,在区里也数一数二.
四年级时,她挑起了校队大梁,成为"核心后卫".
从此,她总是打后卫,直至今日成为国家队的后卫.
我还采访了当年丛学娣的班主任张爱华老师.
她说,小丛是一个很纯朴的女孩子.
虽说爱运动,但从不影响学习.
小丛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我不断地采访,总算弄清了丛学娣走过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着一个又一个阶梯:1973年10岁小学校队队员1975年12岁区少体校学员1977年14岁市少体校学员1981年18岁市青年队队员1982年19岁市队队员1983年20岁国家队队员中国有句谚语:"矮子爬楼梯——步步高.
"用这句谚语来形容丛学娣的成长过程,最贴切不过了.
然而,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不是顺顺当当的.
当静安区少年体校到常熟路小学选苗,曾因丛学娣个子矮小而犹豫过.
毕竟她球艺过人,入选了.
市少体校招收新学员,又曾为她的个子而困惑.
还是因为看中她的技术过硬,入校了……是的,她的每一次升迁,都曾由于身材太矮差一点被摒弃门外,却又由于她的刻苦勤奋,终于敲开了闭上的门扉.
是的,像她这样的个子,比比皆是.
她能进入国家队,丝毫不靠天赋,而是靠着超人的努力,铸成超人的球艺.
"她只是刚刚起步"小小的阁楼,拥挤着一家子.
我去寻找丛学娣的家.
在里弄里一问丛学娣,喔,她家在那里——她显然已经是那里的"著名人士".
父亲,母亲,哥哥,二姐都在家,唯有大姐远在新疆.
一提起学娣,亲人们你一言我一语,那么兴奋,又那么自豪.
父亲丛瑞志是上海某卫生防疫站的干部,一口山东话.
他说,学娣从小就像个小男孩,爱好体育.
她喜欢打乒乓球.
最初,每逢站里值班,他就把学娣带去,教她打乒乓球.
才六七岁,她就学会打一手很好的乒乓球了,她不把小对手放在眼里,专找大人较量.
她还爱跳绳,投手榴弹.
母亲回忆说,家里当年有一只纸板箱,箱里装满了学娣穿破了的球鞋.
有的鞋底磨穿了,拿到静安寺,贴了一块胶底,没多久,又穿烂了.
她从小年年是三好学生.
姐姐回忆说,当年她在黄山插队,暑假时把学娣接去.
中午,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才十来岁的学梯,满头大汗,在球场上独自投篮呢!
哥哥丛波是一家工厂的工人,说起妹妹来,滔滔不绝.
他跟学娣有着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体育.
小时候,他学过击剑,吃不起苦,半途而废.
正因为这样,他特别佩服妹妹的毅力.
丛学娣不论暑天腊月,每天都坚持远投二三百次.
她吃得起苦.
她投"篮儿"那么准,功夫靠苦练.
她的左手容易脱臼.
在奥运会比赛中,她的左手曾两次脱臼.
她不声不响,忍着剧痛,用右手扳正左手,又投入战斗……我发觉丛学娣的父亲步履艰难,讲话时也口齿含混.
一问,才知道他因高血压导致脑血栓,动了大手术……那是在1983年12月1日,他突然得病,全身瘫痪,神志不清.
这时候,丛学娣刚入国家队不久,正在北京紧张地集训.
父亲瞳孔放大,这是病危的讯号.
华山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要家属准备后事.
要不要让学娣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母亲和哥哥十分踌躇,生怕影响学娣的训练.
不得已,他们把情况告诉了上海市女篮教练.
国家女蓝领导得知此事,立即让学娣回沪.
临走,杨伯铺教练叮嘱丛学娣,在沪期间,也要抓紧训练.
王利发教练亲自送丛学娣上火车.
12月4日中午,丛学娣赶回上海.
由于父亲病危,医生只许她看上一眼.
学娣牵挂着父亲的病,可是,她更牵挂着国家的重托,时刻着"打败南朝鲜,冲出亚洲"!
她强忍着痛苦,和哥哥来到母校——常熟路小学.
在那个熟悉的水泥球场上,妹妹远投,哥哥接球、喂球,依旧每天投篮二三百次.
她总是十拿九稳,小朋友们都看呆了!
父亲动了大手术,右边脑壳被打开,排除了血栓,总算从死神手中被救了回来.
他刚一清醒,得知学娣回来了,头一句话便说:"怎么能叫她回来快回去,不要耽误训练!
"学娣得知父亲说的话,热泪盈眶!
9日中午,学娣匆匆跟父亲见了一面.
医生只允许她父亲说一两句话.
下午3点,她便踏上北去的火车,假期未满,提前返队了,她,受到了教练的表扬.
丛学娣在1983年8月,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
1984年第十届亚洲女篮赛期间,她住在锦江宾馆.
只消花十多分钟,她便可以回到家里,看看正在休养中的父亲.
可是,队里规定,为了集中精力,投入战斗,尽量不要离队.
她,在上海住那么多天,竟然没有踏进过家门!
女孩子,谁个不恋父母为了祖国,为了篮球,她舍弃了一切.
这次参加全国女篮联赛,她住的华山饭店离家更近,但她只是在队里允许的上街时间里,回家探望过一次.
为了多看一看学娣,多知道知道她的进步,凡是在上海举行的比赛,母亲和哥哥总是每场必到,坐在观众席上,细细观战.
一回家,刚一进门,父亲便问:"比分多少"凡是电视转播的女篮比赛,父亲总是厮守在屏幕前.
一边观看,一边对女儿的球艺进行评论.
如果女儿在屏幕上摔了一跤,母亲马上会心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电视机看个究竟.
篮球,如今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丛学娣一家的心.
哥哥打开大衣柜的门,拿出一个大方盒,像捧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在我的面前打开.
顿时,金光闪烁,各种奖章、奖品叫人眼花缭乱:五届全运会女篮"最佳中远投手"、上海1983年度"五讲四美三热爱"积极分子、198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新长征突击手、奥运会铜牌、亚洲女篮赛银牌……我问:"干吗不放在玻璃柜里,陈列起来"丛学娣的父亲很严肃地说:"这些荣誉,只能收起来,放在盒子里.
她还年轻,不能骄傲.
她还只是刚刚起步……"哥哥接着说:"妹妹现在回到家里,她还是家里普通的一员,照样洗碗、扫地、做家务……"是的,丛学娣,年轻的女篮之鹰,愿你永远谦逊,永远高高翱翔!
巨人生活素描在篮球比赛时,每当陈月芳一出现在场上,观众席上马上会发出一阵惊叹声.
她,仿佛鹤立鸡群一般突出.
是的,这位身高2.
08米的女巨人,不仅是女篮的"中国之最".
而且在世界上名列第二,仅次于身高2.
10米的苏联女篮中锋谢苗诺娃.
不过,大抵由于篮球场很大的缘故,陈月芳还不显得太高.
当我去采访她,这才发觉,她是那么的高大:她坐电梯,要缩着脖子;她进门时,先要把脑袋往下一低,过了门框,才抬起头来,那姿势真像驼鸟.
我跟她握手,她的手张开来,比葵扇还大.
每一个手指,像笛子那么粗.
手大脚也大.
她的鞋,52码!
除非特制,在一般鞋店里没有一双鞋合她的脚.
她的体重近150公斤.
她不是坐在椅子上跟我交谈,因为普通的椅子对她来说,仿佛成年人坐幼儿园的小椅子似的嫌小.
她坐在床上.
双臂习惯地交叉在胸前.
哦,如果她把双臂张开,长过2.
06米!
坐在那里,仿佛一座小山似的.
她的一身球衣,是特大号、特制的.
她的床,也是特大、特长的.
她留着一对刷子辫.
讲起话来,倒细声细语,像个小姑娘.
她,生于1963年,今年才21岁.
这位中国女篮中锋,在场上生龙活虎,在生活中却斯斯文文.
她告诉我,她那高大的身材,在打篮球时有着"空中优势",一伸手便可以"篮下摘瓜",可是,在生活中却甚感不便.
尽管她转战南北,平常只是两点一线:球场——宿舍.
她几乎不上街,从不逛商店、游公园.
她没有那"福气".
因为只要她一出现在大街上,立即被成群的人围观,弄得她寸步难行.
没办法,不论到哪里,下了球场,只好闷在宿舍里.
要买什么,托别的队员代劳.
1984年11月,她来上海参加全国女篮联赛.
一天傍晚,教练说陪她出去走走,吃碗牛肉面.
她是回族,一听说吃"牛肉面",她的心果真被说动了.
她想,反正天色已黑,人家也看不清楚,不妨蹓跶蹓跶.
这位"足不出户"的大姑娘,终于出现在上海的大街上.
当她刚在小店里坐定,牛肉面尚未送上桌面,一抬头,围观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弄得她懊悔莫及……这么个身强力壮的巨人,闷在宿舍里,真够戗.
我问起她有些什么爱好.
她说,闲着没事,爱听音乐,爱唱歌,也爱玩扑克.
她还爱看小说,《译林》啦,电影剧本啦,画报啦,都常看.
她那粗大的手,还会穿针引线,缝缝补补.
她也会打毛线衣呢!
她还非常幽默,喜欢开开玩笑.
她跟上海队员在一起,居然也"阿拉、阿拉"学几句上海话.
她那么高大,饭量并不大,每顿二三两而已.
她把心,交给了篮球.
赢了,她兴高采烈;输了,这么个大个子,还哭鼻子哩!
大抵是"居高临下"的缘故,每次下场,她都清清楚楚地讲出,谁个优,谁个劣,哪个球打得精彩,哪个球打得窝囊.
她是个挺重感情的人.
头一次发工资,就拿出50元汇给父母.
她远征沙场,挺思念父母,有了假期,便回家探望.
别看她大大咧咧,倒挺爱干净、爱整洁.
她的衣服,总是用那双大手,搓洗得干干净净.
她的被子,也总叠得整整齐齐.
看见教练的球衣脏了,她还悄悄地拿去洗了.
她的特点,就是一个大字.
教练.
队友,都喊她"大陈".
大陈,究竟是怎样跟篮球结下不解之缘的本来,我以为她长得高,教练一眼便看中,于是,她凭着这无与伦比的先天之"长",轻轻松松地跨进国家女篮的大门.
经过采访,我吃了一惊:原来,大陈的成长道路也并非又平又直.
这位女巨人曾几次被打"回票",是她经过极其艰苦的训练,才成为中国女篮中锋……良玉到了巧匠手中我几度寻访大陈的启蒙教练周汉新.
他是兰州部队女篮主教练.
熟悉大陈的人都说,只有周教练最了解大陈.
在上海市体委大楼里,我找到了周教练以及兰州部队女篮队长王盛荣、教练赵洪毅.
我们聚首畅谈大陈.
从他们那里,我得悉了关于大陈的最详细的"信息"……大陈出生在宁夏银川,父亲是当地供销社的职员.
父母都是中等个子.
大陈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全家数她最小.
哥哥、姐姐的个子,也都平平常常.
唯有大陈出众,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个子就跟老师一般高了.
这么个"大学生"念小学,大惹人注目.
跟齐腰的小朋友同坐一条板凳念书,使大陈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巧,大陈有个叔叔,叫陈兆林,是兰州部队男篮队员.
他对大陈的父母说,让月芳打球去!
正巧,大陈家又住在银川市体育馆附近.
于是,便试着去报考少年业余体校.
一报名,人家问她上中学几年级,她回答说是上小学一年级,使人吃了一惊!
大陈从小爱跳绳,也爱跑跑跳跳.
可是,在报考的时候,要她跑,她不高兴跑;要她跳,她不好意思跳.
"不爱跑也不爱跳,电线杆一样的个子顶什么用"主考官把大陈"刷"掉了.
上二年级的时候,叔叔又撺掇陈月芳去报考少年业余体校.
这一回,大陈学乖了,叫她跑,她就跑,叫她跳,她就跳.
大陈终于被录取了.
除了她是一名小学生之外,其余的全是中学生!
大陈到了1976年,她才13岁,个头己达1米89了!
她再也无法在少年业余体校耽下去了.
叔叔热心地向八一女篮和兰州部队女篮推荐大陈.
八一女篮的教练来看了一下,结论是:"陈月芳根本不会打篮球!
"兰州部队呢看中大陈的个子,觉得可以考虑考虑.
1977年5月,大陈到了兰州.
当时,只是试用.
那时候的大陈,个子虽高,却面黄肌瘦,体重只有85公斤.
兰州部队首长很关心大陈,让她住院检查、打针,吃药.
经过好几个月的治疗,才算把她的病医好.
就在这时,本来担任江西女篮主教练的周汉新,调到兰州,出任兰州部队女篮主教练.
周汉新一眼就看中了大陈那高大的身材.
一试,果真如八一女篮教练所说,她不会打篮球!
周汉新想,像大陈这样的大个子,在十亿人口中也不易找到几个.
中国有了高中锋,将会使中国女篮的面目一新.
至于不会打篮球,可以学,谁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周教练检查大陈的大手,发觉手的感应很好,指尖富有力量,富有弹性.
很快,他发现大陈还有两条极可贵的优点:一是能吃苦、肯吃苦;二是好胜心强,不服输.
这两条,正是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是有事业心的表现.
良玉到了巧匠手中,才会琢磨成精品.
艰难的训练开始了艰难的三次冬训1978年冬.
南昌.
陈月芳的训练日程表:每天做25秒至30秒的滑步,50至100次;每天接球500个;每天前转身、后转身投篮600次;每天发球200个……大个子又奔又跳,比小个子吃力得多.
虽说是寒冬腊月,每天训练下来,总是汗水湿透了球衣.
天天如此,那么单调,那么吃力.
大陈是好样的.
她从不叫一声苦,不少练一个球.
经过一个冬天的训练,大陈会接球了,会运球了,会投篮了.
她的饭量大增,脸色也泛红了.
她象芝麻开花——节节高:1978年初冬,1.
91米;1979年初,1.
92米;1979年3月,1.
93米!
这年冬训,虽说辛苦,却使陈月芳尝到了甜头.
年复一年,周教练带领大陈冬训.
1979年冬.
苏州.
周教练改变了冬训的花样,让大陈练力量,练技巧;每天要冲山坡,一口气冲150米,累得她直喘气;每天要练投篮,一会儿从左边投,一会儿从右边上;每天要练30米疾奔,从六秒一提高到五秒二……周教练的心血没有白花,大陈的汗水没有白流.
经过第二次冬训,大陈有劲儿啦,投篮也准啦.
1980年冬.
广西玉林.
这一年冬训更艰苦.
周教练加大了运动量,提高了强度,要使大陈的身体素质有个飞跃,既具有高速度,又具有耐久力.
每天练30米冲刺,来来回回迅跑.
大陈跟小个子们比赛.
输了,再来一次,一直到大陈赢了,她才算数.
每天练长跑,绕着篮球场打圈圈.
周教练说,如果加上其他训练时的跑步,大陈一天平均要跑一万米到一万五千米!
一个劲儿地跑,太乏味.
为了提高大陈的兴趣,教练让小个子跟大陈捉迷藏.
大陈抓呀,奔呀,乐呀,大个子也变得灵活起来三个冬训下来,大陈变样了,她懂得了"球经",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篮球运动员.
她很幸运,遏上了周汉新这样的好教练.
巧匠终于把良玉琢磨成器.
罕见的"学费"光是一个劲儿地关门练,还不行.
实战,才是磨练运动员的最好时机.
大陈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上"战场"的情景:那是在1979年3月,全军第五届运动会青年组篮球联赛在南京举行.
陈月芳来到南京,一直忐忑不安,生怕输球.
周教练给她打气说,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
第一次上场,与上海队相遇.
上海队当时拥有一个身高1米88的中锋.
周教练对大陈说,你的任务,就是对付她.
陈月芳往场上一站,像一座铁塔似的,上海队不由得暗暗吃惊,派人紧盯.
一交手,陈月芳在场上乱奔,打得很糟糕,一分也没得!
结果,兰州部队队以六分之差败北.
下来以后,周教练没有责怪大陈,反而表扬她,说她虽然未进一球,但是牵制了对方好几个队员,起了很大作用.
接下去,跟贵州队、海军队交战.
一开始,周教练不让大陈上场.
兰部队队赢了几分,才让大陈上.
大陈一上去,兰州部队队便输.
这时,周教练赶紧把她换下.
等比分上去了,又调大陈上.
唉,大陈简直成了"扫帚星",一上去,准输!
几场打下来,兰州部队队的队员们"造反"了,说什么也不让大陈上阵.
周教练把军区首长请来,做队员们的思想工作.
首长说,大陈才16岁,前途无量,我们应该为培养她而付点"学费".
这样高大的中锋,人才难得哪!
周教练把话说得更彻底:"将来,大陈打出去了,会对提高我们国家的女篮水平起大作用.
那时候,没有你们,可以;没有她,不行!
"听了这些话,大陈心里热乎乎的.
她生性要强.
她想,不管怎么样,也要拼上去!
紧接着,兰州部队女篮跟新疆部队女篮相遇,赢啦,陈月芳得了8分——这可是她从未有过的大胜利!
这下子,大陈有信心了.
队员们对大陈也有了信任感.
4月底,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在徐州举行.
这一回,大陈有了进步,平均每场球赛她拿下十多分.
6月,全军运动会举行.
兰州军区首长下了大决心,培养大陈.
本来,应该由兰州军区的成年女篮队参加全军运动会.
为了给大陈以实战锻炼机会,首长决定派大陈所在的青年队代替成年队参战!
即使输了,也值得!
兰州部队为大陈付出了莫大的"学费":青年队毕竟不是成年队的对手.
兰州青年队惨败,成了倒数第一名!
可是,大陈确实在跟成年队的较量中,得到飞快的提高,居然每场也都能拿下十几分.
"宁可输球,也要培养大陈.
"兰州部队从首长到教练、到队员,对她倾注着满腔热忱,为大陈的成长铺平道路.
他们说,如果大陈能够成长,将来必定会为中国女篮增加光彩,为祖国增添荣誉.
大陈练球练得更加起劲了.
1980年5月,全军举行一级队联赛.
大陈为兰州部队女篮出了大力,立下大功,居然夺得了联赛的冠军!
这对于兰州部队女篮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赫赫战绩.
在每场比赛中,大陈平均可以拿下35分到40分.
最多的一场,她独得59分!
大陈不负众望,终于成熟了.
这次大胜利,大陈引起了八一队的注目.
八一队向兰州部队商借陈月芳,充当八一队中锋,参加全国甲级队联赛.
八一队在联赛中,荣获冠军!
就在这年秋天,在第八届亚洲女篮锦标赛上,中国女篮以38分的巨大差额,输给了南朝鲜女篮.
为了雪耻,中国女篮改组重建,杨伯镛出任主教练.
杨伯镛指名道姓,向兰州部队要陈月芳.
兰州部队花了那么多"学费",好不容易把陈月芳培养出来,成为球队的主将.
可是,一听说国家女篮需要,军区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们说,我们培养陈月芳,本来就是要让这稀世的大高个为国争光.
1981年3月,周汉新教练像送女儿出嫁似的,亲自陪陈月芳坐火车上北京,到中国女篮报到.
就这样,一个根本不会打篮球的女巨人,成了国家队的中锋.
角逐世界为国立功女篮国手,既是很高的荣誉,也是很重的担子.
国家队的训练是很严格的.
教练要她每天投篮200次,她总是超额完成;教练要她每天绕球场跑300圈,她也是认认真真地去跑.
过去,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
尤其是中国妇女,"三寸金莲,行不动裙".
如今,陈月芳成为中国妇女的崭新形象,她威风凛凛站在篮球场上,人们刮目相待:"哦,中国人原来也有这么高大的!
"东征西讨,角逐世界.
陈月芳对中国女篮跃向世界女篮前列,立下汗马功劳.
她那"空中优势"是一致公认的.
更可贵的是,她善于用脑子思索.
有一次,她观看中国男篮作战.
她特别注意巨人穆铁柱.
她发觉,穆铁柱在投篮时,对方队员跃起拦球,他来了个假动作,当对方队员落下时,球才从手中飞出,一下子命中篮子.
哦,"时间差!
"大陈一下子记起,不久前在一场比赛中,她的一个球,就是被对方队员遮拦掉的.
大陈一看就会.
下一场比赛,她便把"时间差"用上了,命中了!
1981年9月,大陈出师巴西,第一次在国际球坛露面,就一人拿下20多分.
中国出了个女巨人、高中锋,各国女篮立即注意起中国女篮的这个新队员.
紧接着,在第九届亚运会女篮赛上,中国女篮挫败南朝鲜女队.
大陈一面为我队"顶上摘爪",一面给南朝鲜队"篮上送瓜",忙得不亦乐乎,屡建战功.
1984年5月,在奥运会预选赛上,南朝鲜女篮派出三个队员,紧盯大陈.
尽管大陈的得分减少了,可是,她吸引了对方的一半兵力,使丛学娣和邱晨可以抓住空隙,连连得分.
那次,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女篮,大陈乐得咧开了大嘴.
大陈个子高大,脾气却像小孩.
比赛时,教练如果不让她上场,她会气得噘起大嘴巴.
遇上裁判不公,她会发火.
输了球,她会生闷气,很久很久一言不发.
是的,她好胜.
如果她不发火的话,好胜心是极可贵的.
大陈曾与苏联女篮巨人谢苗诺娃会面.
两个巨人谈得非常投机.
大陈很欣赏谢苗诺娃的球艺.
回国后,她把谢苗诺娃的照片从画报上剪下,贴在自己的床头.
大陈说:"谢苗诺娃虽然比我高两厘米,但是她比我大11岁.
我一定要超过她!
我一定能够超过她!
"当我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大陈提高了声调,对我说:"我要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1986年在汉城召开的亚运会上,我一定要为打败南朝鲜女篮出力!
"中国女篮,是一个光荣的战斗集体.
她们正在向中国女排学习,正在为夺取世界女篮的最高荣誉而拼搏.
限于时间,我未能一一采访中国女篮的巾帼英雄们.
我只是采访了中国女篮的两个"中国之最"——矮后卫丛学娣和高中锋陈月芳.
不论是小丛,还是大陈,这一对生于1963年的同龄人,都不是天生的女篮骁将.
矮子靠一步一步爬楼梯,巨人也绝非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她们都是靠党和人民的培养,靠教练的精心哺育,靠自己的不懈奋搏,这才成为一代国手.
我想,矮后卫和高中锋的成长道路,也正是中国女篮的成长道路.
向中国女排学习.
中国姑娘能够登上世界女排"三连冠"的宝座,难道就不能撷取世界女篮的金牌李四光在庐山上的辩论1934年,一个身材修长的中国人,带着一群外国人在庐山上东奔西跑.
那个像向导似的中国人,大约40多岁.
他没有带领外国人去逛风景,却专门带他们去观看山岩和石头.
他和外国人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执.
这个中国人,就是李四光.
那群外国人是何许人他们都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地质学的科学家:美国古气候学家巴博尔教授;法国生物学家德日进牧师;美国古人类学家步达生;瑞典地质学家安迪生;此外,还有法国的特茵哈兰,瑞典的那林.
他们干嘛要跑到庐山上来争论呢原来,早在1921年,李四光根据他在太行山东麓和大同盆地的考察,发现那里存在着第四纪冰川遗迹.
第四纪开始期距今已有二三百万年,在那时,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被厚厚的冰川所盖没.
如今,虽然这些冰川早已融化,但是,很多地方还留下了浸渍后的遗迹.
然而,很多到中国考察过的外国地质专家却认为,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
他们曾这样宣称:"第四纪中国无冰川发生,因为南方太暖,而北方又嫌过干之故.
"李四光认为,科学要靠事实来检验.
不符合事实的,就不是科学.
李四光亲自勘查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于1922年发表了论文《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用事实反驳了外国地质学家们作出的错误论断.
这时,李四光才33岁.
接着,李四光又在天目山、庐山、太行山、九华山等许多地方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
这下子,震动了外国的那些地质学家们.
那些外国的学者看了李四光的论文摇头不信,坚持自己的观点.
也有些中国的学者盲目崇拜洋人,说道:"李四光能超过外国人吗我们也没有看见外国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场辩论已不可避免.
于是,有人就把这些外国专家请来,与李四光一起上庐山,进行实地考察.
李四光领着外国的专家,查看了庐山的冰斗、冰坎、"U"形谷、漂砾、条痕石之类第四纪冰川的遗迹.
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
外国专家们在事实面前,有的不出声,有的不顾事实坚持己见,也有的承认了,说道:"假如在我们国家,这就是冰川的遗迹.
""这很像我在美国看到的冰川.
"事实胜于雄辩.
在庐山辩论之后,又经过多年的争论,由于李四光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越来越多,那些持相反观点的外国专家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了.
李四光对我国地质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创立了崭新的科学——地质力学.
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破除了"中国贫油论",找到了大庆油田等许多大油田.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黄冈县.
他的父亲李卓候是个穷秀才,靠私塾糊口.
李四光这名字的由来,也很有趣:14岁时,他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日本学习.
在填出国护照时,把年龄"十四"错写在姓名栏里.
如果重新换一张空白表格,得花钱买.
李四光急中生智,把"十"字加上几笔,写成"李"字.
于是,姓名变成"张三李四"那"李四"了.
他觉得不好听,又加了个"光"字,表示"四面光明".
从此,他就改名为"李四光"了.
李四光长期在野外考察,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他每跨一步,正好是85厘米.
这样,在野外就用不着带皮尺,只消数一下多少步,便可算出距离来.
竺可桢逝世前的科学记录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
一位84岁的高龄老人用颤抖的手,拧开半导体收音机的旋纽,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
然后支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气温最高零下一摄氏度,最低零下七摄氏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之后,老人正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记起一件要紧的事,又连忙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局报.
"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记录.
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这位老人是谁呢他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为什么在记录了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就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
平时,竺可桢并不记录天气预报.
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他把温度计放在院子里,然后开始做早操,做好操以后把温度记下来.
他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根据天气预报作记录.
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内容很多:"三月十二日,北海冰融.
""三月二十九日,山桃始花.
""四月四日,杏树始花.
""四月十五日,紫丁香始花.
""四月二十日,燕始见.
""五月一日,柳絮飞.
""五月二十三日,布谷鸟初鸣.
"竺可桢仿佛是一位在大自然中巡逻的哨兵,时时刻刻都在精心地观察着大自然:在一年之中,什么时候第一朵花开,第一声鸟叫,第一声蛙鸣,第一次雷声,第一次落叶,第一次降霜,第一次结冰,第一次下雪……竺可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大自然的每一变化.
他的笔记本,仿佛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
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原来,竺可桢研究着生物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的科学——《物候学》.
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
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严重的冻伤.
其实,农民们是按照与前两年同样的日子播种的,为什么在前两年却没有发生冻伤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10天,比1960年迟了五六天.
物候学的观测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适当推迟才对.
竺可桢正是深知物候学是一门如此重要的科学,所以毕生从事这一研究工作.
他每天上班,本可以坐汽车,但他宁愿步行.
一边走着,一边像巡逻兵一样扫视周围的一切.
他善于从千树万枝中发现第一片绿叶,他善于从喧闹嘈杂的城市中听出第一声蛙鸣,他善于从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看到第一只燕子,他善于从春天的风沙中辨别出第一朵柳絮……竺可桢在他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一书中,绘制出了1950年至1972年间各种物候变化的曲线.
这每一条曲线,不知凝聚着多少个观察数据,凝聚着竺可桢多少心血.
竺可桢还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摘引出古人对各种物候的记载,写出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气象学家的重视和称赞.
竺可桢为工农业生产贡献了力量,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而他的成就,正是来自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观测,来自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科学态度.
他在1936至1949年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亲自为浙江大学制订了校训——"求是".
他的一生,贯穿着"求是"精神.
他在最后一篇科学记录上注明的"局报"两字,正是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别离人世前的又一次闪光!
"贡献毕生精力"的茅以升π=3.
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058209749445923078164062862089986280348253421170679……是圆周率.
看了这长长的数字,你能背得出来吗茅以升在80多岁的时候,仍能把这小数点后的100位数字,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茅以升不仅会背圆周率,还会背化学元素周期表.
茅以升为什么有这样好的记忆力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很用功.
他认为学习靠两个法宝——理解和记忆.
不理解而光是记忆,那是死背硬记;光理解而不记忆,也学不好.
小时候,茅以升就背古诗、背古文,练就了很好的记忆力.
茅以升说:"人的头脑,人的四肢,越用越灵,越练越强;不经常磨练,时间长了,就会生锈.
"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专家.
1896年,茅以升生于江苏镇江.
茅以升11岁的时候,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年端午节,他家附近的秦淮河上赛龙船,好热闹哪!
秦淮河上有座文德桥.
站在桥上看赛龙船,当然看得最清楚.
于是,文德桥上的人越挤越多,以致把桥挤塌了,许多人掉到河里!
从那以后,茅以升深深懂得了桥梁的重要性.
茅以升20岁的时候,到美国旧金山康奈尔大学读书.
后来,他到匹兹堡桥梁工厂实习,听说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桥梁系招夜校学生,他就去报考,立志把毕生精力献给桥梁事业.
他写出一篇桥梁方面的论文,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
24岁时,茅以升学成回国,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
37岁时,茅以升担任了建造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的总负责人.
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现代大铁桥.
好多外国人都用嘲笑的眼光看茅以升,似乎离开了他们,中国人是没办法建造钱塘江大桥的.
茅以升说:"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能建造闻名世界的赵州桥.
为什么今天就不能自力更生建造钱塘江大桥"茅以升亲自参加勘察、设计、建造,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37年建成了钱塘江大桥.
1949年以后,茅以升除了忙于铁路桥梁研究工作之外,还非常热心科学普及工作,非常关心青少年的科技活动.
他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
茅以升写了许多普及桥梁知识的文章和书.
他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一书,写了《桥梁远景图》,从牛郎织女的"鹊桥"、古代的赵州桥,一直谈到武汉长江大桥和未来的桥梁,谈到"无桥飞渡".
这篇文章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很受小读者欢迎.
茅以升写的《中国石拱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茅以升从小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他利用空闲的时间研究出一种计算器,计算简便,可作四位数的乘除,算起来比珠算、计算尺都快呢!
1978年,他还为上海《少年科学》杂志写了《漫话圆周率》一文,深入浅出地谈了人类认识圆周率的历史和圆周率的知识,不少小读者读了以后,对数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茅以升经常参加青少年"我们爱科学"活动,是小伙伴们尊敬的"茅爷爷".
他深情地说:"在世界科学技术竞赛场上,我们老一代将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一代了.
"茅以升在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享年93岁.
朱洗永存的基碑1978年11月26日,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安放骨灰和墓碑.
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金色的墓志: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洗先生,浙江临海人,于一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在实验胚胎学及细胞学的理论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对蓖麻蚕及经济鱼类人工繁殖方面,也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敬立也许你会感到奇怪,朱洗是1962年逝世的,为什么直到1978年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呢原来,在1962年,朱洗的遗体曾被安葬在上海郊区的吉安公墓,墓前竖立着纪念碑,碑上刻着前面引述的墓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朱洗那时早已不在人世,竟然也不能幸免.
那块墓碑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树碑立传".
朱洗的墓被毁掉了!
在清除了那帮害人虫之后,朱洗昭雪了,人们为他重立墓碑.
墓志上的文字,一概照旧.
朱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
他那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是永存的墓碑!
朱洗说过这样的话:"搞科学工作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八小时工作制是不通的.
"朱洗的一生,就是在不停的工作中度过的.
朱洗25岁时,考入法国蒙贝利大学生物系.
靠着半工半读,在艰难之中读完大学.
他唯一的爱好是买书,节衣缩食,省一点钱买书.
他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做实验.
31岁时,朱洗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回国以后,朱洗在中山大学、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上海筹办生物研究所.
那时候,每天他忙于科学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之余,他不停地写作科普读物《现代生物学丛书》,一口气写了八本,总共120万字!
他与作家巴金合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内容丰富的生物科普读物.
1949年以后,朱洗担任了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
他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写作,每天夜里都写上500字、1000字.
就这样,他在1949年以后写了3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和各种文章.
1961年,朱洗不幸得了癌症.
他躺在病床上,还不停地工作!
他请护士拿来了一张小桌子,放在病床上,忍着剧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抓紧分分秒秒,竟然写下了20多万字的论文!
当时《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问题的争议》,就是朱洗在病床上写成的.
朱洗在生物学上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世界上第一次培育"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蛙卵人工单性生殖.
这是他不停地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从20多岁起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终于获得成功.
要说清楚"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是怎么回事,先得从"没有父亲的癞蛤蟆"说起.
朱洗毕生探讨动物传种接代的奥秘,他选中了癞蛤蟆进行试验.
在大自然中,每一只癞蛤蟆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雌癞蛤蟆的卵和雄癞蛤蟆的精子结合,才会孵化出下一代.
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就不会有小癞蛤蟆.
可是,朱洗却这样想:如果没有"父亲",光有"母亲",能不能繁殖出小癞蛤蟆呢朱洗用各种方法进行试验.
对他来说,"失败"是常客,而"成功"却是稀客.
朱洗进行了几千次试验,全都失败了!
1958年秋天,他把雌癞蛤蟆捉来,放进冷库,使它冬眠.
到来年春天,剖开母癞蛤蟆,取出卵巢,让卵巢排出卵子,在卵子外涂上癞蛤蟆的鲜血,用一根直径只有头发十分之一那么细的玻璃丝刺破卵子表面,使癞蛤蟆鲜血中的白细胞钻进卵子.
朱洗和他的助手总共刺了40140粒卵子.
不久,从这些没有经过受精的卵子中,竟孵出了一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
过了一年,这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雌癞蛤蟆排卵,经雄癞蛤蟆授精,又生下了新一代癞蛤蟆.
按辈分推算,这些新的癞蛤蟆就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培育成功,说明动物不经授精也能繁殖,叫做"人工单性繁殖".
这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朱洗还不停地工作,试验成功人工繁殖经济鱼类,试验成功樗蚕蛾与蓖麻蚕杂交,培育出了优良的杂交蚕……朱洗说:"研究工作要靠脑和手.
"朱洗的成就,来自不停地工作,来自不断地动脑和动手.
童第周的"童鱼"清晨6点,北京刚蒙蒙亮,一个70多岁的老人就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细胞研究室走去.
这么早来到实验室干什么呢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
他正在与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牛满江教授合作,用金鱼的卵做实验.
春天,金鱼一般是在早晨6点多产卵,所以童第周那么早就来到了实验室.
金鱼产卵之后,紧张的工作开始了.
金鱼的卵真小.
人们常用芝麻来形容小,金鱼卵比芝麻还小!
然而,童第周把金鱼卵放在解剖镜下,却要给这小不点儿动"手术":他用纤小的钢镊剥开了包在金鱼卵外面的卵膜,再剥开细胞膜,取出细胞核.
然后,又往里移进另一种细胞核……童第周一动不动地坐在解剖镜前,精心地给那细小的金鱼卵动"手术",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
中午,在实验室里吃几口饭,又接下去干了起来.
不久,这些动过手术的金鱼卵孵化了,长出来的不是普通的金鱼,而是一种"怪鱼":它长着金鱼般的身子,鲫鱼般的单尾!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生物之所以能够遗传,能够"子肖其父",是因为细胞核中含有遗传"基因",是细胞核起着决定作用.
然而,童第周却认为,除了细胞核起作用之外,细胞质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童第周用金鱼卵做实验,用事实来说话.
童第周先把金鱼卵的细胞核挖掉,然后,移入鲫鱼的细胞核.
于是,便长出那种"怪鱼".
"怪鱼"既具有金鱼的特征,又具有鲫鱼的特征,这说明细胞质和细胞核对遗传都起作用.
接着,童第周又进一步做这样的实验:从鲤鱼卵巢成熟的卵细胞质中提取一种"核糖核酸",用比绣花针还细得多的玻璃针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
结果,居然孵化出一种既像金鱼又像鲤鱼的怪鱼!
有趣的是,当童第周把蝾螈卵细胞质的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卵细胞中时,结果,孵化出来的"怪鱼",竟像蝾螈那样长出了平衡器.
这些"怪鱼",被称为"童鱼".
童第周的这些实验,为生物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将来,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改造"生物,按照人们的需要,繁殖性能优良的新品种.
1902年,童第周生于浙江宁波.
他的父亲是一个教私塾的穷秀才.
小时候,童第周的父亲写了"滴水穿石"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
童第周把他的每一秒钟都化为一滴水,冲击着科学之石.
童第周只念过私塾,竟考上了宁波当时第一流的学校——效实中学.
后又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毕业后,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比京大学留学.
1934年,32岁的他获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家贫.
他的夫人叶毓芬是他中学及大学的先后期同学.
叶毓芬家境也不宽裕,但是她节衣缩食,用菲薄的薪水支持童第周去国外深造.
童第周的座右铭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
他总是亲自动手做实验,扎扎实实从事研究工作.
他说:"在科学研究中,每人的工作都应该是具体的,不能由别人来代替.
动口不动手的指导,只能是漂亮的空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童第周"靠边"了,每天罚他打扫实验室.
童第周就连扫地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
人们发觉,哪一天地没扫干净,准是童第周那天生病了!
1976年初,叶毓芬副教授不幸逝世.
童第周与她相识,整整50年,一直是共患难,同欢乐.
夫人的逝世,对他是莫大的打击.
然而,童第周化悲痛为力量,更加辛勤地工作.
他说:"我现在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
"童第周更加热情地帮助青年人.
他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要用最大的努力、多为后人开些路!
"1979年3月,童第周积劳成疾,不幸逝世.
诗人赵朴初为一幅"童鱼"画题了这样的诗句: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答是童鱼.
他年破壁飞腾去.
驱遣风雪不怪渠.
华罗庚的"架子"架子,本来不过搁书放瓶子而已,普普通通.
不知怎么搞的,架子一旦跟人联系在一起,就不妙了.
说实在的,一开始,华罗庚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架子大.
为了采访他,我从上海给他寄去公函,杳无音讯.
到了北京,给他的办公室挂了电话,秘书说华老没空.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把介绍信递给他的秘书.
秘书收下介绍信,却没有定下采访时间.
"大数学家的架子太大!
"我打消了采访他的念头.
时隔一年,我在北京出席会议,偶然,在代表名册上看到华罗庚的大名.
我又动心了,试着给华罗庚住的房间里挂电话.
铃声响过,有人接电话"我是华罗庚呀!
"我提起了公函、介绍信之类往事,电话里居然说:"我不知道呀!
"嗬,架子大,还装糊涂!
我直截了当地问:"华老,我想采访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电话里又居然说:"我现在就有空,你来呀!
"嗬,这么痛快!
我上楼,找到了他住的房间.
那时大约晚上7点光景,屋里昏暗,只是床头拒上亮着一盏台灯.
华老已躺在床上,双手捧着一本破皮外文数学专著.
他让我在床前坐下来.
我这才发觉,他的鼻子里插着橡皮管,床上放着一个枕头那么大的氧气袋.
他有点不舒服.
这时,我反而犹豫起来:华老生病了,采访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情,说道:"没关系.
我晚上反正没什么事.
秘书下班了.
回家去了,这儿只剩我一个人.
"一聊,我明白了:原来,并不是华老架子大,是秘书"挡驾"!
华老告诉我一个窍门:"以后,你晚上给我来电话.
我没事儿,就让你来.
"我自从知道这个"窍门",在会议期间,差不多每个晚上都给华老挂电话,每次都得到他的同意.
有一次,他有空,甚至还主动给我挂电话!
就这样,我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确实,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大科学家,坦率而真诚.
幸亏有那次会议——不然,我会把"架子"跟华罗庚一直联系在一起,冤枉了他.
对了,关于华罗庚的"架子",还可以添上两笔.
后来,我在上海一家银行采访一位30多岁的营业员,叫沈有根,他说起华罗庚.
他手头有许多华罗庚写给他的信,我感到奇怪,他怎么会结识这位数学大师的呢原来,他本来在北京上中学.
"文革"开始的时候,听说华罗庚给贴了大字报,就跑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室里去看望华罗庚.
就这样,认识了华罗庚.
"不识时务"的他,居然拿出数学题,向华罗庚请教.
在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地方,怎么可以讨论数学华罗庚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小沈,让他在星期天或晚间上他家.
就这样,一个小数学迷成了大数学家的座上客.
华罗庚教他数学,跟他聊天.
迄今,小沈还记得华老富有哲理的话.
"华老师,我准备自学数学.
行吗""准备自学的人,要比那些上大学的人,毅力大20倍才行!
""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能搞数学研究""什么基础、学历都可以,关键在善于思索,独立思考!
"后来,小沈作为"知青",到老家浙江萧山插队落户.
临行,华罗庚题诗赠他.
小沈给他去信,他总亲笔回复,从不叫秘书代劳对了,说起华罗庚的信,"戴维逊奖"获得者、长沙铁道学院数学教授侯振挺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念中学时,听说华罗庚的大名,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教怎样学数学.
华罗庚给他写了回信.
就是那封信,决定了侯振挺毕生的道路……对了,说起华罗庚的信,我也收到过呢.
那是我查到了他最早的数学论文——发表在1930年《科学》杂志上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我曾听他说起,手头已没有这篇文章,就复印一份送他.
区区小事,他也亲笔复信:叶永烈同志:由大庆回来后,今天又将去呼和浩特,桌上见到有您寄来50年前拙作的复制品.
高谊至感,行色匆匆,聊书几行以谢.
华罗庚1983.
8.
8.
他在"行色匆匆"之际,还要"聊书几行",真令人感动.
从那有点潦草的字迹似乎可以看出,他并不光给我复信,而是一口气亲笔回复了许多封信——连信封上的地址也都是他自己写的!
是的,是的.
我们的数学巨匠毫无架子——因为他来自平民,他在名震世界之后依然保持着平民的品格.
在我的心目中,华罗庚的形象是非常崇高的——这不光因为他在数学上开一代先河,而是他那样纯朴、那样率真.
他与"架子"无缘!
"横刀那顾头颅白"在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里,趁会议空隙,我几次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
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华罗庚在电话里告诉我有点空,我就去了.
推开房门,只见华罗庚半躺在床上,背后垫着枕头,床头亮着台灯.
他双手捧着一本厚厚的米黄色的英文数学著作,正在那里攻读.
床上放着橡胶氧气袋,输气管正插在他的鼻孔里呢!
华罗庚有点歉意地说:"今天我病了,不大舒服,我就躺在床上跟你谈吧.
"我问道:"你病了,还看书"华罗庚笑了:"这些书是我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内容很精彩,怎么能不看不利用零星的时间读点书,哪来时间"华罗庚,今年整整7O岁了.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很随便地蓬松着.
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敏锐的眼睛.
他的眉宇间常常出现"川"字形的思索纹.
华罗庚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晰、幽默,逻辑严密,富有哲理.
我们的谈话集中在华罗庚最近一年里的两件大事——访问欧洲四国和入党.
话题从我们对他的称呼——"华老"说起.
华罗庚认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事.
他极力要做到"老而不松,实干、苦干、拼命干.
正因为这样,他在古稀之年仍不辞辛劳,赴欧讲学.
1979年,华罗庚应英国伯明翰大学纯粹数学系利文斯东教授的邀请,带了三名助手和一名医生,于5月6日到达英国讲学,历时近8个月,于12月29日离英回国.
其中从10月26日起,离英赴荷兰、法国、西德讲学,于12月2日返英.
华罗庚这次讲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最初与英方商定讲以下十个方面:(一)西群上的调和分析;(二)数论在数值积分上的应用;(三)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四)推广数学方法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五)体的一些性质;(六)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七)矩阵几何;(八)哥德巴赫问题的直接尝试;(九)n维空间的模群;(十)多复变数的自守函数;后来,在讲学过程中,又增加了四个方面内容:(十一)光速不变蕴含罗伦兹群;(十二)最优化理论;(十三)偏微分方程的微分几何理论;(十四)常微分方程.
华罗庚能对如此众多的数学专题作系统的讲学,是难能何贵的.
诚如国外数学学报对华罗庚所作的评价:"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以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
"然而,华罗庚却把自己这次"讲学",谦逊地称为"学讲".
华罗庚说:"在这次出国之前,很多朋友替我担心,'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多年,连图书馆都没有进过,搞统筹优选,走了22个省市,学术生疏了,这样出去,能讲什么学能不出丑!
当然他们不了解我的隐情.
当年'四凶'肆虐的时候,我们何曾停止过理论研究,但只是不敢说,晚上干.
虽然利用晚上时间做了一些,但'人贵有自知之明',比起那些全力以赴的人,到底差得远.
"正因为这样,华罗庚认为,"藏拙"不如"显丑","学习"优于"讲授",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
来到英国之后,华罗庚趁学校里有3个月的暑假,潜心钻研.
作了充分的准备.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段时间是"理乱丝"、"聚散沙".
由于华罗庚在数学上造诣很深,所以他很快就理好乱丝,聚沙成塔.
华罗庚已是第二次来到英国了.
他本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因患伤寒,大腿骨弯曲,落了个破脚的终身残疾,靠着顽强地自学,在19岁时写出第一篇数学论文;24岁时已能用外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已成为世界数学界知名的学者;26岁时他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在短短的两年学习期间,华罗庚发表了十多篇数学论文,解决了数学上的一些难题,引起了英国数学界的注意.
28岁时,华罗庚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数学教授.
这次,华罗庚故地重游,英国数学家们把他尊为数学界前辈.
东道主利文斯东教授在向全校介绍华罗庚时说:"华教授不但是当代著名数学家之一,而且在世界数学史上他也占有应得的地位.
"英国诺丁大学理学院长哈伯斯坦教授说:"我们这些人尚在念书的时候、就都已知道华的名字.
"英国伯明翰大学麦克俾斯教授在见到华罗庚时,热情地回忆道:"我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是我导师伦金教授告诉我的,他说苏联维诺格拉多夫院土关于圆内整点问题的结果,曾权威地保持了多年,那是你第一个指出他的证明是错误的.
"华罗庚除了在伯明翰大学讲学之外,还到英国伦敦数学会、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作了应用数学报告,引起普遍的重视.
英国数学教授辛马斯特听了报告之后,指出:"我希望一些数学团体能把您的榜样铭记在心,去处理一些实际问题.
""我觉得,您的经验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许多国家都是非常适用的.
"一位台湾青年听了报告,一定要华罗庚给他签名留念,说:"我们在台湾也读过您写的书.
"一位华裔数学教授则从200英里之外冒雨赶来听华罗庚的报告.
好几所大学的负责人甚至对华罗庚说,今后中国如果要向他们学校派遣进修生,只要持有华罗庚签名的推荐信,就可以接受,不必再办任何别的手续!
华罗庚这次欧洲四国之行的高潮,是在11月9日.
那天,华罗庚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来到法国南锡市的南锡大学大厦礼堂.
这时,会场上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原来,一百多名博士穿着红、白、黄飞紫各色大袍,戴着博士帽,前来参加隆重的仪式.
法国科研部长也专程赶来.
在这个仪式上,授予四个国家的五位科学家(中国一位、比利时一位、澳大利亚一位、英国两位)以"荣誉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学术荣誉,比博士学位要高.
在五位科学家之中,华罗庚第一个接受授予"荣誉博士".
当华罗庚胸披红白相间的缓带、手持"荣誉博士"证书以及勋章、纪念章时,大厅里响起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歌声意味着,授勋不仅是华罗庚个人的荣誉,而且是他的祖国的光荣!
紧接着,华罗庚代表接受"荣誉博士"的五位学者致答辞.
华罗庚讲完之后,那四位学者都点头表示赞同,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法国科学院在巴黎召开了隆重的院士大会,欢迎华罗庚.
在会上,当主席宣读华罗庚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时,全体院士起立.
当华罗庚致答辞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在这种场合,致答辞者最好用本国语言来读,以表示对祖国的尊重.
然而,那位担任翻译的院士不懂汉语.
怎么办呢幸亏华罗庚事先准备了一份用英文写成的答辞,临时急中生智:他手持英文答辞,译成汉语,一句句念下去.
那位翻译呢他按照英文答辞,译成法语,一句句念下去.
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那位翻译懂汉语呢.
其实,他和华罗庚都在充当"翻译"的角色!
在华罗庚致完答辞之后,那位85岁的老院士才和大家一起坐了下去.
他热情地对华罗庚说:"我年事已高,很少参加院士大会.
今天因为听说你来了,才特地来参加.
"还有的院士对华罗庚说:"我们为终于认识了你而感到无比高兴.
"11月11日,法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在家里为华罗庚举行别有情趣的宴会.
法国科研部部长也特地来了.
华罗庚一到那里,见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大蛋糕,蛋糕上点燃着69支生日蜡烛.
这时,华罗庚才记起,原来今天是他69岁诞辰.
他事务繁杂,把生日都忘了,倒是法国朋友们细心,惦记着他的生日.
按着外国的习惯,华罗庚要一口气吹熄这69根蜡烛.
这可使华罗庚为难了.
他尽力吸足一口气,只吹熄了几根.
正在这时,其它几根蜡烛都熄灭了.
华罗庚一看,原来,法国科研部长在一旁帮他一起吹呢!
华罗庚会心地笑了,深为法国朋友的热情、细心而感动.
那天,在宴会上,法国的老院士们居然唱起歌来,祝贺华罗庚生日愉快.
至今,华罗庚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犹感余音绕耳,记忆如新.
从国外归来之后,华罗庚深有感触地说:"最重要的差距是缺了'一代人'.
一代人的影响不仅是一代而已.
国外年在25岁至40岁的学者突出的不少,而我们则极少.
人家以百计,我们可屈指,这显示出林彪、'四人帮'为害之烈.
"正因为这样,华老更重视抓紧培养青年一代的工作.
这次他出国,他带了应用数学助手、副研究员陈德泉,纯粹数学助手那吉生,管理科学助手潘承烈,三位助手都获得了伯明翰大学授予的"荣誉研究员"称号.
华罗庚在向我谈了欧洲之行的盛况之后,话题转到了他最近的另一件大事——入党.
这时,他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双眼射出幸福的光芒.
早在20多年前,华罗庚在《我坚决和党一条心》(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就公开披露了自己多年来的宿愿:"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
"经过20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华罗庚不断向布尔什维克转化.
去年6月,正当华罗庚在英国讲学时,他经上级批准,光荣入党.
他回国后,首次参加党支部会,同志们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当邓颖超得知了喜讯,以"老同志,新党员"勉励华罗庚.
华罗庚欣然命笔,写下了词(破阵子·奉答邓大姐》: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
老同志,深愧作,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那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华罗庚虽然年已古稀,但是他正在"横刀跃马"哪!
他说出了这样感人至深的誓言:"从严从实,戒夸戒浮,为党为国为人民而鞠躬尽瘁.
"在华罗庚的故乡时光抹去了桥边的小屋.
我站在河旁,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幢现代化、豪华型的新楼,上写"新桥饭店"四个金色大字.
虽然我多么企望能看一看那座不平凡的小屋,但是连影子都找不到了.
我只记得,华罗庚生前这么说过:"我的家,就在大桥那边,现在叫南新桥,从前叫大桥.
我就住在桥东.
……"从常州往西,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便到了华罗庚的故乡——江苏金坛县.
运河从金坛县城当中流过,把这座小城分为两半.
华罗庚家原本是一爿小小的杂货铺.
入夜,上了铺板之后,瘦长的华罗庚便在黄晕的煤油灯光下,沉醉于他的数学世界.
我曾在北京多次访问过这位数学泰斗.
他对于故乡金坛、对于母校金坛县中学,有着深深的怀念.
他曾说:"在国外,人家常常问起我的学历,我就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中——金坛县中学初中毕业.
人家问我有什么文凭,我说,我有一张文凭,那就是金坛县中学初中毕业文凭……"金坛县中学坐落在河西,离华罗庚的家不过数百米而已.
我来到那里,门口挂着崭新的校牌,上写五个大字:"华罗庚中学".
步入校门,迎面便是一座雪白的华罗庚大理石雕像.
学校里正在大兴土木,一座又一座新楼崛起.
据校领导告知,自1986年获准更名"华罗庚中学"以来,颇受各方重视,得到100万元经费,兴建了一批新楼.
原先低矮破旧的老房子尚剩几间,犹可看出当年华罗庚在这里上学时的艰难情景.
过了桥,在离华罗庚家不远的中山公园里,我参观了华罗庚纪念馆.
那里陈列着百幅照片,形象地勾画出这位初中毕业生成为数学大师的自学成才之路.
华罗庚曾把他的毕生经历归结为三个字:"靠自学".
正因为这样,金坛人对他的尊敬是双倍的——他不仅是饮誉世界的数学名家,而且也是中国自学成才的典范.
当年的他,不光是穷,不光是苦,而且在19岁时得了伤寒,左腿致残,走路一瘸一瘸.
我不由得记起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
"在纪念馆,我看到华老在1980年5月回故乡时写下的题词:"树老怕空,人老怕松,戒空戒松,从严以终.
"这16个字,清楚地反映了功成名就时的华罗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力戒"空"、"松",仍不断奋击.
最使我感动的,是华罗庚一生中最后的一帧照片.
那是记者在他去世前十分钟拍下的,他正从容地站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
大抵讲得热了,他脱去西装,只穿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子,双手拿着一张纸条,正在边讲边表演.
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死神的魔爪在向他伸来.
几分钟后,他结束了演讲,说了平生最后一句话:"谢谢大家!
"日本友人向他献花,就在他手捧鲜花走下讲台之际,突然心脏病猝发,倒了下去.
这时是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下午5时16分.
他,果真"从严以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奋进……我在金坛住了三天,几乎每一个我所结识的金坛人都向我谈起了华罗庚.
确实,华罗庚已成为金坛人的骄傲.
时光的流逝,永远无法把华罗庚的光辉名字从金坛人心中抹去.
"学不偏废"的苏步青这是一首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诗:为爱杭州弄小吟不图马骨值千金每因堤柳忆苏白曾对岭梅怀陆林景物重辉新解放=溪山无恙旧登临淡装浓抹西湖面俯仰人间感慨深读了这首诗,也许你会以为是哪一位文学家重游西湖,大发诗兴而作.
其实,诗的作者竟是一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苏步青教授.
苏步青教授酷爱文学,喜欢写诗填词,他写过几百首诗、词.
日本报刊称他为"数学诗人".
苏步青教授告诉笔者,至今他还能流利地背出《左传》、《古文观止》、《昭明文选》中的某些文章.
苏步青的外语很好.
1979年,他访问日本,日本报刊在介绍苏步青时,曾开列了他所懂的外语: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
苏步青喜欢音乐,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喜欢《天鹅湖》……为什么一个数学家,会对文学、外语、音乐、舞蹈以至于电影、戏剧、哲学、历史、物理、化学都有浓厚的兴趣苏步青从小在学习上就有一个特点——"学不偏废",全面学习.
正因为他有着广博的知识,所以当他钻研数学时,触类旁通,容易深入.
1902年9月23日,苏步青出生于浙江平阳一个偏僻的山村.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很勤奋,养成了每天晚上11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的习惯.
苏步青回忆自己上中学一年级时的情形,曾这样说道:"一年级时,我用《左传》笔法写了一篇作文.
老师把它列为全班第一,但又不完全相信是我写的.
问我:'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的.
我会背《左传》.
'老师挑了一篇让我背,我很快背出来了.
老师不得不叹服,并说:'你这篇文章也完全是《左传》笔法!
'《史记》中不少文章我也会背,《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我也背得烂熟.
我还喜欢读《昭明文选》.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
'(丘迟《与陈伯之书》)我欣赏极了.
还有《资治通鉴》,共有二百多卷,我打算在中学四年级里全部读完;第一年末,我已读完二十卷……"苏步青在青少年时代好读书,好学不厌.
他读书,常常不只读一遍.
他有着一套读书的方法:"读书,第一遍可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体会.
我小时候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这样.
《聊斋》我最喜欢,不知读了多少遍.
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我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了理解.
读数学书也是这样,要把一部书一下子全部读懂不容易.
我一般是边读、边想、边做习题;到读最末一遍,题目也全部做完.
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
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即使全部读通读熟,以后不用也会忘记的.
但这样做可以训练读书的方法,精读的方法,学习、掌握一本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
"苏步青从中学起,就喜欢数学.
但是他的语文、物理、化学、史地、英文成绩也很好,真正做到了"学不偏废".
正因为苏步青在中小学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当他后来专攻数学时,进步很快.
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4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31年,苏步青29岁,在浙江大学任副教授.
31岁时,升为教授.
苏步青从1926年起,发表了150多篇数学论文;写了《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一般空间几何学》等许多专著,在数学上作出不少贡献.
苏步青在谈到自己的一生时,曾这样深刻地说过:"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很重要.
人在这个时期精神最旺盛,记忆能力,吸收能力都很强,不论学什么,进步都比较快.
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几十岁,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细水长流,积少成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数学怪人"陈景润有人曾到福州市英华中学作过调查.
他们查看了学校图书馆每本书上的借阅卡片,查出好多书卡片上有陈景润借阅的签名.
光是自然科学书籍,就有:大学丛书《微积分学》、大学丛书《达夫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以及《郝克士大代数学》、《实用力学》等等.
有的书还借过两次.
英华中学是陈景润的母校,他在这里念了高中(当时叫英华书院).
从这些借书卡上的签名可以看出,陈景润在中学时代就开始钻研大学的数学课本,准备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了.
果真,由于他的刻苦努力,终于在数学上作出了贡献.
然而,人们在谈起陈景润的时候,常常称他为"数学怪人".
比之于一般的人,陈景润确实有点怪:陈景润的衣着很随便.
他的鞋子经常忘了系鞋带,衣服钮扣也没有扣齐.
即使出国了,穿上笔挺的西装,但是常常忘了结领带,衬衫的领子也皱得厉害.
他留着平顶,从不讲究什么发式.
陈景润吃饭也很随便,常常很晚才到餐厅吃饭.
有时过了开饭时间,他就拿个冷馒头,舀点蒸馒头锅子里的开水,一边嚼,一边喝,算是一顿饭.
1979年,陈景润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中饭是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而研究所大楼里就有一个很好的餐厅,他却不去.
陈景润成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之后,仍住在那间10平方米的房间里.
领导给他分配了新房子,他不愿搬.
他说:"现在大家住房很紧张,我只有一人,这就够好啦.
"他不爱玩,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数学研究上.
他到了美国一个多月,就连近在眼前的纽约也没有去过.
他除了在飞机上看过两次电影之外,在美国五个多月,居然没有看过别的电影.
他睡得很少,每夜只睡三四个小时.
常常深夜12点才睡,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工作.
他参加会议,住在旅馆,一有空就躲在洗手间里,关起门来研究数学.
陈景润就是这么"怪".
其实,陈景润之所以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在于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数学.
他整天在"数学王国"中涉猎、登高,忙得不亦乐乎,很少有时间去考虑别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他的精神境界是很高的,是很感人的.
在美国,陈景润工作了五个月,薪金共收入10000美元.
然而,他只花了2500美元.
其中有1800美元是用于房租、水电费之类,700美元用于伙食、买药和零用.
回国后,他把节余的7500美元,全部献给了国家.
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发表后,攻克了数学上的一个难题,国外称之为"陈氏定理".
这时,陈景润怎么想呢他却认为,自己不过翻过了科学上的一座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远着呢!
陈景润如饥似渴地不断读书.
他说:"我非常想静下心来念书.
不然,我就要落后了.
"陈景润是一个高尚、谦逊、勤奋的人——那"怪",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罢了.
正当陈景润向数学高峰艰难攀登之际,一场飞来的横祸,落在他的头上:他正前往一家书店买书,一个骑自行车的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撞倒了他.
他的后脑勺砰的一声着地,昏过去了.
这样,在十多年前,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
他的手开始发抖.
祸不单行.
在陈景润出了那次车祸之后一年,他在挤公共汽车时,被人踩到车身底下,又一次昏了过去!
这一回,他的病加重了.
他从此无法独立行走.
不幸连着不幸.
1992年,他在住院期间,为了练习独自走路,又重重摔了一跤,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如今,年已花甲的陈景润长期住院,连眼睛都难以睁开.
他常常叹息自己竟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倒下,不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但是,他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他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记钱学森1979年2月23日,钱学森同志的秘书通知我,钱老在晚上接见我.
晚上,我来到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住处.
没一会儿,钱学森同志来了.
他身穿一身军装,戴着军帽.
他坐下来,摘下军帽.
这时,我看到他的头发已有些花白了,但是精神很好.
他前额宽广,双眼总是笑眯眯的,眼角皱起鱼尾纹.
他讲话声音不大,很健谈,也很随便,讲话十分幽默.
他常常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那天晚上,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不过,那天他找我是谈工作问题,很有条理地阐述了他的意见.
他很谦虚,总是说:"我是个笨人,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有机会聆听他的意见.
他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说话,从不强加于人.
不过,一谈起来,只谈工作,他从不涉及自己的身世.
我想趁工作之便,请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他摇摇头,笑道:"不谈,不谈,不谈那些事儿!
"我留意了一下,在中国当代科学家之中,关于钱学森的经历的报道可以说是最少的.
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一篇也未曾有过.
我猜想,这也许是他所从事的工作,属于保密范围,不便公开报道.
我曾向他的秘书提出:"请钱老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以及回国经过.
至于回国以后的情况,不谈.
这样采访行不行"他的秘书告诉我:"不行!
钱老一向不愿意谈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替他挡掉了多少记者和采访者.
"果然,钱学森本人的话,与秘书的"口径"完全一样:"请不要见怪.
不光是对你,对别人也一样.
我是一律对待——不谈.
你即使找我的秘书,他也不会谈的.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篇关于钱学森的报告文学.
我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从别人那里,从别的方面,了解到他的感人事迹.
下面,就是关于一个钱学森的小故事:1956年10月8日,一位5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来到广州,他的脸上浮现难以自抑的笑容,双眼眯了起来,嘴角出现了笑窝.
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
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
"他,便是著名的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
同他一起回到广州的,还有他的夫人.
钱学森的父亲当时已是74岁高龄,听到儿子回国,欣喜万分,特地赶到广州迎接.
他还买了一套复制的中国历代名画,送给儿子,表示祝贺.
在5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关系不正常,两国之国处于敌对状态.
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在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之中,钱学森那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钱学森是在1935年赴美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空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
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
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
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
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人是美国共产党员.
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犯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
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
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
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
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每隔一小时就走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
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
他们募集了15000美元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的行动受到移民及归化局的严密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讯问他.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并没有冷掉,反而更加炽热了.
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坚持斗争,仍一再要求回国.
1953年,他那些托运的书籍,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反复"审查",抓不到什么把柄,终于退还给他.
1955年8月,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开始.
不久,钱学森接到了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可以离开美国了.
就这样,钱学森于1956年9月17日,与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整武博士夫妇同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祖国.
钱伟长写歌词饮水思源.
年逾古稀的钱伟长教授,不忘60多年前就读的江苏省无锡县荡口中心小学.
1985年,他为母校校歌作词:鸿山苍苍,鹅湖荡荡,江南水乡,人间天堂.
果育、鸿模、怀芬、荡小,歌唱我校,源远流长,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
今日幼苗,明日栋梁.
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建设祖国奋发图强,天天向上!
向上!
向上!
我对科学家诗词很有兴趣,已编印出版了《科学家诗词选》一书,正在编续集.
看到钱伟长教授写的歌词,当即收入续集.
不过,其中"果育、鸿模、怀芬、荡小"一句,读者不易理解,需要注释,我向钱伟长教授请教.
没几天,他便亲笔复函:"所询'果育、鸿模、怀芬、荡小'注释事,原系现在荡口小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名称,我是20年代在鸿模读书的.
我对果育、怀芬等情况并不了然.
因此我将来函转寄荡口小学黄校长,请他给你回信作全面的介绍(说明各个名称的年代,以及培养出的人才,显示出'源远流长'),最为妥善.
"四天之后,我便收到荡口小学黄振源校长的来信,除了详细介绍荡口小学80年校史,还介绍了这所小学培养的人才,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钱临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俊瑞(已故),音乐家王莘(《歌唱祖国》作者),漫画家华君武,历史学家钱穆(曾在台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钱临煦等.
这,正如钱伟长在歌词中所写的:"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
"钱伟长教授是力学家,他居然为母校校歌作词,说明他"能文能理".
钱伟长走马上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曾大声疾呼理工科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紊养",提倡"文理兼优".
他这么主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他从小就注意文理并重.
当他考大学时,清华大学的历史试卷,出了一道题目: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
很多人答不出来,他却考了全分!
两度赴美、两度回国的傅鹰傅鹰的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俄官员,用傅鹰自己的话来说:"我父亲没做过太大的官儿.
也没有怎么太穷过.
"傅鹰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所以他父、母讲话满嘴福建口音,而傅鹰则一口北京土话.
傅鹰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傅鹰个子不高,矮墩墩的.
小时候很喜欢踢足球、游泳,1916年,他进北京汇文学校(后称"汇文中学")读书,兴趣全在体育运动上,学习成绩并不好,常常只够及格.
他曾回忆道:"那时候我父亲教训我,为人应能自立,不能靠父兄余萌.
"后来,傅鹰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成绩也明显提高了.
1919年,傅鹰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化学系.
1922年,傅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
这样,他第一次离开祖国.
来到美国后,他没有"靠父母余萌",而是半工半读.
在暑、寒假里做工,用得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
他渐渐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一开始,许多美国同学瞧不起这个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是"低能儿".
然而,不久同学们就发现,傅鹰是个"怪人":他常常只带了点面包和咖啡,钻进实验室里,一进去就两三天不出来,整天整夜地做实验,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
一直到实验做完,才从实验室里出来.
期终考试的时候,傅鹰名列前茅.
这时,美国同学们翘起大姆指说:"Fu!
Fu!
"(即傅)傅鹰在导师巴特尔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胶体化学.
在胶体化学上,有一条著名的"特拉波规则",说"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增加".
傅鹰却用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恰恰相反.
"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减少"!
这一绝然相反的结论,震动了美国化学界.
1928年,傅鹰获科学博士学位.
从此,美国同学对他另眼相待,再也不叫他"低能儿"了.
就在傅鹰醉心胶体化学的王国的时候,学校里新来了一个中国女学生.
她才18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虽然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是迎面碰上男同学,也好像没看见,她的嘴巴仿佛贴了封条,一声不吭.
这位女同学被分配在傅鹰的实验室里.
照理,同胞在异国是很亲热的,可是她对傅鹰除了点一下子头之外,一句话也不讲.
傅鹰埋头在实验之中.
这个女同学也很用功,连星期天都钻在实验室里.
可是,她新来乍到,实验技术毕竟不高明.
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慎把一瓶水银碰倒了,水银撒满了水泥地.
这时,她紧张地"啊哟"了一声.
她的叫声惊动了傅鹰.
水银是有毒的物质,极易蒸发,人吸进去会中毒的.
傅鹰见状,连忙跑过去,用滤纸把地上的水银珠一粒粒舀起来,倒回瓶里.
水泥地上到处是水银珠,仿佛雨后的荷叶上满是银闪闪的水珠一样.
傅鹰一声不响,认认真真地把水银珠一颗颗拾起,最后在地上撒了硫磺粉,以使漏失的水银变成不易挥发的硫化汞.
这位女同学看到傅鹰累得额上沁满汗珠,说了声"谢谢".
想不到,从此后,那女同学竟对傅鹰产生了好感,很快地就爱上了傅鹰.
原来,她是一位"热水瓶"式的人物,别看她平时冷冰冰的,一旦打开了塞子,却热腾腾的!
他们是在科学王国中结识的,他们的爱情始终与科学息息相关.
在熟悉了之后,傅鹰才知道,这位女同学姓张,单名锦,山东无橡县人.
张锦的父亲,清末是两广总督张鸣歧.
张锦也是个脾气非常倔强的人.
在她父亲眼里,她是个名门闺秀,只要学点女红,将来嫁个乘龙快婿,就可以享一生清福.
然而,张锦却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弱女子,她立志要像男同学那样出国留洋,学习科学,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
她挣脱了家庭的羁绊,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像她这样年轻的女学生,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当时,张锦的哥哥张锐也在美国留学.
张锦除了有事找哥哥之外,对任何男人都怀着戒备的心理,不予理睬.
加上她出身豪门,自幼养成一种矜持的态度,轻易不与别人来往.
1928年,巴特尔教授在一次化学会议上,宣读了傅鹰的论文.
马上引起了美国一家公司注意.
公司派专人前来拜访傅鹰,愿以优厚的待遇请傅鹰到该公司任职,条件只一个——长期在那里工作.
傅鹰马上找张锦商量,因为这是决定他今后一生命运的大事.
后来,傅鹰在他的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张锦商量,她说我们花了中国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如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
我听了她的话,就谢绝了那个公司.
这是她第一次挽救了我.
"这是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对26岁的小伙子讲的推心置腹的话.
寥寥数语,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
这样,在1929年,傅鹰先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
张锦则于1933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翌年归国,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
1935年,傅鹰和张锦结婚.
1941年,傅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
厦门大学七个带长字的人中,六个是国民党党员,唯傅鹰不是.
国民党要傅鹰入党,甚至让陈立夫出面找傅鹰谈话,这使傅鹰很恼火.
傅鹰夫妇决计离开中国.
于是,在1944年底,他和张锦一起飞往美国.
傅鹰在美国化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
他的一系列胶体化学方面的论文,曾使美国同行们十分钦佩.
张锦的声望则与傅鹰相当,因为张锦的论文富有创见,美国的同行们早就很注意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正因为这样,傅鹰夫妇第二次来到美国,受到盛情接待.
美国朋友们希望傅鹰夫妇从此在美国长住下去,给他们安排了舒适的住所和报酬优厚的工作.
傅鹰安下心来了.
在这里,没有人威逼他参加国民党;在这里,有着先进的化学仪器和条件完善的实验室;在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各种科学报刊,了解科学的最新进展.
傅鹰"两耳不闻窗外事",沉醉在他的研究工作之中.
他曾说:"有时想起祖国,心中也难过,但是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就死了这条心不再想了.
"于是,在美国的各种化学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署名"FuYing"(即傅鹰)的论文.
傅鹰对化学中的许多堡垒,发起了猛攻.
傅鹰研究了"液体对固体的润湿热";傅鹰发表了关于"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被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傅鹰指导三位美国研究生,深入研究吸附作用,使他们都获得博士学位;傅鹰首次确切地证明自溶液中的吸附和自气相中的吸附一样,吸附层也可以是多分子层的;傅鹰发现了"温度对自溶液中吸附的特殊效应";傅鹰研究了"胶体自气相吸附脂肪胺的热力学";傅鹰的研究成果,深得巴特尔教授的赞赏.
美国的一些教科书和科学专著,都引述了傅鹰教授的研究成果.
这时,张锦则在有机分析的领域内连连出击,不断获胜.
夫妇俩几乎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
整整五个年头,在紧张的攻关中度过了.
傅鹰夫妇在美国化学界的声望越来越高.
在1949年,傅鹰的导师巴特尔教授提出,要让傅鹰继任他的职务.
傅鹰十分高兴.
因为这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正在这时,一声炮响,震惊了在化学王国中漫游的傅鹰.
美国的报刊,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刊登了来自中国的"爆炸性"新闻:1949年4月20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作战的时候,"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打死许多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打伤了"紫石英"号.
英国首相邱吉尔为此大怒,叫嚷要"实行武力的报复".
不久,傅鹰在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这篇声明严词"斥责战争贩子邱吉尔的狂妄声明",并指出:"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
"周恩来也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傅鹰一口气读完声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他回想起父亲在外交界做过事,曾多次给他谈起帝国主义者怎样欺负中国;他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蹄践踏过中国人的身体.
……多少年来,傅鹰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总是受外国人的欺侮,受了欺侮还得赔不是!
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中国人狠狠地教训了英帝国主义,而且还大义凛然地要英帝国主义赔礼!
这件事使傅鹰相信,祖国不是"无可奈何",而是有了希望.
对于共产党、解放军,他过去只是听说过一些被歪曲了的消息,不甚了解.
这一次他深深感到,在祖国出现的新政权,是一个为中国人民争气的政权,一个自强不息的政权.
他不禁想起自己刚到美国求学时,去领化学药品,一位美国的管理员问他:"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如今,可以明确回答他了:"使中国强大起来!
""啊",傅鹰喃喃自语:"我这才知道,这次是真正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日子到了.
"傅鹰动了回国的念头,可是一想到在美国有如此优越的科研条件,又有点动摇了.
于是,他找张锦商量,张锦主张回国.
于是,他们"战胜了一切其他考虑",毅然决定归国.
傅鹰夫妇的决定,使许多美国朋友和在美国的中国朋友感到意外.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甘愿离开如此优越的科研条件时,傅鹰答道:"中国的科研条件,确实不如美国.
我回国后,主要从事教学,我要用我学到的东西,培养更多的新人,让他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比我更大的贡献!
"这时,正值张锦怀孕,很多朋友善意地劝傅鹰晚一点回去.
这不仅是为了张锦路上安全,而且为了下一代——因为按照美国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成为美国的当然公民,可获美国国籍.
许多人为了使儿女获得美国国籍,特地赶到美国分娩呢!
然而,傅鹰和张锦却恰恰为此事着急,巴不得早一点离开美国,为的是使未来的孩子不入美国籍!
傅鹰夫妇离开美国的时候,有人婉惜,有人说他们"傻",有人说他们"倔",有人说他们"中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的毒",还有人说他们去了之后还会"第三次回到美国"……傅鹰夫妇没有理睬人们的种种议论,于1950年8月下旬,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号"客轮,向着祖国的怀抱驶来.
从此,傅鹰夫妇一直为新中国的科学进步而努力工作,再也没有"第三次回到美国".
归来的"朝圣者"——汪猷他曾是一个"朝圣者".
"圣地"何在德意志!
1824年,24岁的德国青年维勒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机物——尿素,世界为之震惊.
从此,德国崛起为世界有机化学研究中心.
维勒曾十分感叹地说:"有机化学可以使随便哪一个人入迷或发生极大的兴趣.
我仿佛走进了一片密林,这密林里充满奇妙的物质.
不论你大胆地闯到哪里,它都永远无止境!
"一大批德国化学家闯进这片密林.
李比希成为农业化学开山鼻祖.
霍夫曼打开了人工合成染料的大门.
欧立希合成了"六六",闯入人工合成药物的领域……也就这样,德国独占有机化学鳌头.
谁想闯荡有机化学,谁就得前来德国领取"真经".
在众多的"朝圣者"之中,有一位来自世界东方的黄皮肤、黑眼珠的小伙子,他便是汪猷.
1935年10月,25岁的他来到德国慕尼黑,在明兴大学化学研究所,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他是在"狗年"——1910年6月7日,出生在杭州一家书香门第,于是有了一个带"犬"字的名字.
他的二哥属马,命名为"汪骘".
这种别具一格的命名法,多少反映出秀才出身的他的父亲汪知非的古典头脑.
汪猷喜欢写旧体诗,其文学根底也是部分受了乃父潜移默化的结果.
完全意想不到,引导汪猷步入化学之门的,居然也是父亲.
汪知非是"末代秀才",受西洋文化影响,进过清末上海的"理科学习班",学了两年.
结业后,他把一堆化学仪器带回家中.
这么一来,那些玻璃漏斗、烧瓶、试管、试纸、滤纸,成了汪猷小时候不可多得的"玩具"!
就是在捣鼓这些"玩具"时,他便钟情于化学.
12岁那年,小学毕业,他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系,从此正式走上化学之路.
他一级台阶一级台阶迈向化学殿堂.
16岁的时候,他步入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
慢慢地,他摸进了那片有机化学的密林.
他和同班同学丘玉池开始平生第一项化学研究,写出了毕业论文《一所大学学生膳食的调查》.
1931年,他毕业了.
一位名师深刻地影响了他.
那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教授.
他的毕业论文,是受吴宪的《中国的膳食分析》的影响而产生的.
他追随吴宪,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研究生.
从早上7时到晚上6时,他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晚上7时至10时,他在图书馆里读书.
他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
为了做动物实验,他还养鸡、养小白鼠.
居然,他硬是挤出时间学德语——他已经在做前往德国"朝圣"的准备了.
他无暇到正儿八经的德语学校学习.
正巧,一位清末翰林的德国夫人,愿收几个学德语的中国学生.
他就在那里进修德语,而且学会写德文文章,写罢请她帮助修改.
生活像绷紧了的发条.
好在他正年轻,朝气蓬勃,每天坚持洗冷水澡、打八段锦和太极拳这几门"常课".
在他看来,"朝圣"是必要的.
当时,旧中国科学落后,他前往有机化学的"圣地"德国,以求取得"真经".
这样,1935年8月,当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了四年的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时,已经与德国取得了联系.
他的运气真不错.
就在这个时节,第十四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吴宪教授要出席会议,也就提携汪猷,要他一起去开会,然后由苏联前往德国.
迢迢万里行,1935年9月,汪猷终于来到了"圣地"德国慕尼黑,成为明兴大学化学研究所里的"稀有元素"——黑头发的研究生.
他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金陵大学、在"协和",已经打下扎扎实实的化学基础,英语流利,德语也不错.
他很快就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开始在有机化学的密林中求胜探宝.
不过,就在他埋头化学之际,窗外不时响起刺耳的噪音.
一个留着小胡子、近乎疯狂的40多岁的奥地利人,居然在1933年坐上德国总理的宝座.
他是德国最大的政党——国家社会党(简称Nazi,亦即"纳粹")的领袖,名唤阿道夫·希特勒.
此人最初是在慕尼黑发迹的.
这样,慕尼黑也就成了这位"元首"的基地.
汪猷恰恰在这第三帝国的发祥地攻读博士学位.
他处于先进科学和反动政治的双重矛盾氛围之中.
这里确实是有机化学的"圣地",名师荟萃,精英云集.
一位戴着金丝眼镜、前庭开阔而两道浓眉总是习惯地皱着的德国教授,成了他的导师.
这位年近花甲的教授,是一颗耀眼的化学明星.
早在1911年、1912年,由于他对有机化合物中不同形式的氮和胼的合成与性质的研究,引起世界化学界的注目——那时,汪猷尚在呀呀学语.
后来,他由于对胆酸化学结构的研究,于1927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名字震动世界——维兰德(Heinrichwieland.
1887.
6.
4——1957.
8.
5).
在这位化学大师指点下攻读博士学位.
是汪猷的荣幸.
汪猷进入了维兰德最擅长的领域.
即研究不饱和胆酸和胆醇化学.
在浓密的有机化学之林中,汪猷找到了甾环内引进共轭双稀的改进方法……屋里窗明几净,烧瓶、分馏柱、冷凝管一尘不染;屋外却血肉横飞,战火正烈.
希特勒宣布《纽伦堡法》,视犹太人为"劣等民族".
纳粹德国东征西讨,自诩为欧洲的霸主.
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汪猷的祖国.
他的黑眼珠的同胞们在奋起抗日.
他怎能在日本的"盟国"——德国安之若素谁都挚爱自己的母亲,祖国就是加了"S"的母亲——复数的母亲.
作为祖国之子,汪猷无日不关切着祖国的命运……1937年4月,汪猷来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北郊,颇感口喝.
正巧路边有一家小酒店,便走了进去.
"日本人"酒店伙什打量着他.
"不是,是中国人.
"汪猷答道.
酒店伙计顿时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问他:"卖什么做领带生意""我不卖什么!
"汪猷脸上火辣辣的.
尽管他未曾喝酒.
虽说小事一桩,那种"优等民族",对中国人的歧视,看作"三等民族、四等公民",深深地刺伤了汪猷的心.
半个世纪之后汪猷还记得当年情景.
他颇为感叹地说:"当年在欧美人的心中,中国人还是拖小辫子,裹小脚,抽鸦片,小商,小贩,一盘散沙.
一句话,落后的民族,人家瞧不起我们.
在那种情况下,我和很多同辈的中国人一样,憋着一股气,要为国家搞一番事业.
我们的心愿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富强起来,科学、经济兴旺起来,才能扬眉吐气".
正是为了能使祖国扬眉吐气,汪猷在慕尼黑含辛茹苦勤奋学习.
1937年冬,他荣获最优(Magma,Cumlanda)科学博士学位.
这时,他年方27岁.
翌年九月,汪猷博士转到德国海德堡城威廉皇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客籍研究员.
在那里,又一位名师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
这一位新的导师名叫库恩(Ri-chardKuhn,1900.
12.
3-1967.
8.
1),虽然他只比汪猷大10岁,但是已经发现了八种类胡萝卜素并制成了纯品,享誉化学界.
就在他担任汪猷的导师才三个月,他突然成了新闻人物:瑞典宣布,由于库恩在类胡萝卜素方面的突出贡献,授予他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
然而,纳粹德国正处于与瑞典敌对状态,阻挠库恩前去领奖,一时间世界舆论大哗!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库恩才领到奖金.
)在库恩的指导下,汪猷着手研究藏红素化学,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合成了十四乙酰藏红素.
库恩十分赏识汪猷的才华,要他留在那里工作.
汪猷这么叙述当时的情景:"我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我婉言辞谢说:'我将去英伦,作短期研究工作后即回国去'.
"'但是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
你回去干什么回国去还能搞研究工作吗'库恩感到莫名惊诧.
"'回去抗日救国,并且和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有约.
'我回答道.
"'你在这里也可以为中国效力.
'"'不一样,要身临其境,回去抗日.
'"库恩无法理解这位中国青年的心意,只觉得汪猷的离去甚为可惜.
他的四年"朝圣"终于结束.
四年间,国外名师的指导、熏陶,使他受到进一步严格的训练,养成严肃、严谨、严密的科学作风.
在学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三个星期漫长的航行,上海杨树浦码头出现在眼前.
汪猷终于回到了祖国.
几年离索,一怀愁绪,顿时烟消云散,汪猷喜泪横流.
20多年后,汪猷成了新中国合成牛胰岛素的主将——这一有机化学的杰出成就,被西方视为新中国的三大科学硕果之一,即与新中国制成人造卫星、原子弹相提并论……吃了豹子胆的蔡希陶这是一种奇异的仪式.
在云南省的大凉山,一个21岁的汉族青年买了一头牛,牵到彝族头人那里去.
他们杀了牛,把鲜红的牛血洒进酒碗,然后两人把酒碗高高举起,举过了头,相视一下,一饮而尽.
自从喝了血酒之后,这个汉族青年便与彝族头人结盟,获得了进入大凉山的权利.
大凉山,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
这里,是彝族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在解放前,彝族常常受到军队的欺侮,所以他们那时很恨汉人.
一旦有陌生的汉人来到这里,便会被抓去当奴隶.
只有博得彝族头人的信任,喝了血酒,才能去那里做客.
那是一位憨厚、善良的汉族青年.
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那荒凉之地,为什么为的是研究植物,采集植物标本!
他在那里前后工作了三年,靠着一双脚走遍了云南省的高山峻岭;靠着一双手采集了一万多号植物标本.
这个青年本来对植物学并没有多大兴趣.
小时候,蔡希陶所喜欢的是动物.
他曾回忆道:我儿时最爱动物,对小鸟、虫、鱼,甚至虎、豹、狼,都十分喜爱,而且加以饲养.
记得中学时代,我的宿舍挂满了鸟笼,床底还拴着小狗.
校长来查寝室,看了大吃一惊,说我不讲卫生,不准我饲养,于是我就不得不脱离了那个学校.
后来进的那个学校,宿舍前有个走廊,我就用这个走廊,发展起我的"动物园"来了.
不久,他又喜欢起文学来了.
他向杂志投稿,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
蔡希陶怎么会爱上植物学,冒着生命危险到大凉山去研究植物呢原来,在18岁的时候,蔡希陶失业又失学,经人介绍,来到北平,暂时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里当个练习员.
所长胡先骕先生是一位植物学家,是他引导这位年轻人进入植物学大门.
这时候蔡希陶读了一本厚厚的书.
书名很长,也很古怪,叫做《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的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
作者是美国人,名叫威尔逊.
在书中,威尔逊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中国腹地的漫长旅行(其中特别描写了在云南密林中的种种见闻),竟然收集了六万多号中国的植物标本!
这件事使蔡希陶感到震惊: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万千种植物,居然要靠外国人去收集、调查、分类、鉴定难道中国的植物学,要靠外国人去创立蔡希陶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一九三二年,我由于翻阅外国人的游记,知道了云南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我想,我国的植物种类要算云南最丰富,英、法、德、美等国都多次派人来采集了很多标本,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视云南为畏途,为什么不敢去取宝呢于是我就大胆设想去云南调查植物,并得到胡老先生的支持.
要筹备出发的时候,看看地图,想想这遥远的地方,有谁和我一起去呢后来,我想出一个当时社会上常用的办法,就是登出广告,就有近两百个青年来报名,我把他们集合起来考试一下,录取了四名学业成绩比较优秀的.
谁知他们来报到以后,得知是要分配到云南这个遥远而生疏的地方去,就戴起帽子告辞了,一个都不愿意留下来.
我碰了一鼻子灰,就只好另约了二、三个青年人,一起动身向南方出发了……我在旅途中的同伴,离不了一匹马、一条狗、一只猴子,天天在深山中移动,也不感到寂寞,做了一个游动的鲁宾逊,大概有三年之久.
蔡希陶的身体非常健壮.
他能骑马、射箭、跑步、骑自行车、游泳.
他翻山越岭,手里拿着砍刀,披荆斩棘,无所畏惧.
解放以后,他接受了在云南寻找橡胶资源的任务.
蔡希陶和三个青年,赶着两匹马,从云南文山专区开始,沿着国境线向西走了几千里路,终于在深山峻岭之中找到了野生橡胶林.
一位在云南的军官知道了这件事,深为佩服,说道:"老蔡走的这段边境路线,我以前带了一团人走过,还是没走通.
他们只有几个人就敢走,真是吃豹子胆的!
"从30年代起,半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即将完成世界上最丰富的、长达80卷的《中国植物志》.
蔡希陶不幸于1981年3月9日病逝,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植物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谈家桢"两落两起"身材颀长,大胡子,前额微秃,双眼闪耀着睿智而坚定的目光,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1933年荣获诺贝尔奖金.
他是继遗传学的奠基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之后,世界遗传学界的泰斗.
就在摩尔根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的第二年,即1934年,一个中国留学生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幸成为摩尔根的研究生.
此人便是谈家桢.
谈家桢在摩尔根手下进行了三年研究,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于1937年回国.
从此,谈家桢成为摩尔根在中国的"嫡传弟子",成为摩尔根学派的一员……1952年,谈家桢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
正当谈家桢打算大展宏图、探索遗传学的奥秘的时候,却从北方刮来一阵"寒流".
这"寒流"来自苏联,来自李森科.
李森科从1929年起因搞小麦"春化"而声名显赫,逐渐爬上苏联生物学界"权威"的地位.
他拉米丘林的大旗作虎皮,"创立"所谓"米丘林——李森科主义".
其实,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同,在一门学科中产生不同的学派,是完全正常的.
在遗传学范畴中,便存在着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
然而,李森科这道道地地的学阀,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体系打成"伪科学",扣上"唯心"、"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大帽子,公然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把反对他们观点的科学家打成"科学上的反动派",轻则撤职,重则判刑以至流放,死于不毛之地.
解放初期,中国科学界受苏联影响,照搬苏联科学界的某些错误做法.
例如,当时中国化学界便照搬苏联,开展所谓对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批判",把"共振论"称为"马赫主义"和"机械主义",而在我国生物界则"批判"起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来了,谈家桢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坚信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正确的.
早在1948年,谈家桢在瑞典出席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时,他发觉原定担任会议主席的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凡维洛夫,没有出席会议.
一打听,才知凡维洛夫的理论在国内被李森科指责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遭到"批判",凡维洛夫受到迫害.
这时,许多人便劝谈家帧不要回国,因为李森科的那套学阀作风使人心寒,恐怕中国政权在被共产党夺取之后,也会这样.
谈家桢却坚定地回国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
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然而,在解放初期,在那"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浪潮中,谈家桢首当其冲.
有关部门凭借行政力量,不准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开设讲授以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观点为基础的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强令改学米丘林遗传学说.
就这样,谈家桢关于基因和染色体遗传学的研究,被迫停了下来.
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
1956年,毛主席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
这一年夏天,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
根据"双百"方针,谈家帧在会上阐述了对国内片面强调米丘林学说、压制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意见.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当晚,便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谈家桢.
一见面,毛泽东主席第一句话便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接着,毛泽东问起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问起青岛的遗传学座谈会.
谈家桢一一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后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见到谈家桢时,一眼就认出他了,说道:"谈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主席用他自己平时乘坐的飞机,把谈家帧等三位知识分子从上海专程接到杭州,在西于湖畔的一个庭园里,共进晚餐,并作长时间的畅谈.
毛泽东主席关切地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谈家桢如实地回答: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尽管在复旦大学可以开设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课了,可是大多数人仍以为米丘林学说才是"正统",让他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照顾".
正因为这样,要真正开展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困难还不少呢!
毛泽东听了,热情地鼓励他:"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那晚,毛泽东兴致很浓,和谈家桢等一直谈到凌晨3点.
临别,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西湖边.
毛泽东指着高挂在夜空的明月,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就在那年,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立了遗传学专业.
谈家桢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主席来到上海,再一次接见了谈家帧.
毛泽东主席紧握着谈家桢的手,问道:"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这时,站在一旁的上海市委领导人说道:"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毛泽东笑了,点了点头说:"这样才好呀!
要大胆搞,不要怕.
"在毛泽东主席的鼓励下,复旦大学1961年年底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谈家桢任所长.
这样,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登攀.
谈家桢学习了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遗传工作者——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等,分别从事微生物遗传学、细胞学、人类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
谈家桢"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
在谈家桢的领导下,从1962年到"文革"前夕,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共发表了论文50多篇,出版了专著译作、讨论集等16种.
外国朋友见了,都欢喜他说:"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急起直追.
"正当谈家桢及其同事们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急起直追的时候,却又被绊脚石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
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重新拉大了.
这绊脚石,就是从1966年开始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文革".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谈家桢!
"的大字标语,贴满复旦大学.
"四人帮"用尽一切恶言毒语,嫁罪于谈家桢,污蔑谈家桢坚持摩尔根学派观点,是"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宣扬'龙生龙,凤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攻击谈家桢进行人类和医学遗传的研究是搞"希特勒种族主义".
谈家桢的助手们也受牵连了.
谈家桢领导的遗传研究所被污蔑为"谈氏小朝廷"、"资产阶级土围子".
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设备和仪器也遭到破坏.
谈家桢遭到了多次抄家.
更不幸的是,谈夫人多次被斗,受尽折磨,于1966年9月自尽,含冤离开人世!
谈家桢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是,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他坚强地活了下去!
谈家桢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谈家桢一边劳动,一边仍不忘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他看到生产队的棉花遭到了严重的枯萎病害,便把幸存的棉桃种子收存起来,想来年在这块带菌的大地上播种.
看看新一代的棉苗是否仍是具有抗病能力,以便从中培育抗病的良种.
谁知这件事,竟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家桢又受到了批判.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谈家桢不仅无法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就连这种结合生产实际的试验都无法进行!
但是,他坚信,真理总会战胜强权,科学总会进步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正当谈家桢在田里锄草,有人特地找他,附在他耳边说:"你明天不要来劳动了.
"直到后来,谈家桢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了谈家桢,指名应当解放他.
毛泽东主席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谈家桢终于又回到了复旦大学.
可当时,在"四人帮"牢牢控制的复旦大学,开展遗传学的研究谈何容易!
1970年,王震同志曾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育种工作.
谈家桢欣喜地把信交给了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结果却是不予理睬.
可是不久,那些人却主动找上门来,又是"请教",又是"指点",围着团团转.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这样的报道:用微量电刺激棉花植株,据说可以使棉纤维的长度增加,从而使普通棉花转化成长绒棉.
姚文元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居然写下了如下"批示":"要通过电刺棉花走中国遗传学发展的道路"!
于是乎,忙坏了一班人,又是开现场会,又是搞展览会,又是找人写捧场文章.
但他们发现,捧场者中,唯独没有遗传学家.
于是,便要找谈家桢当吹鼓手.
谈家桢没有昧着科学家的良心去参加他们的啦啦队.
所谓"电刺棉花"热闹了一阵子,也就成为泡影.
这时,又有人远道而来,找谈家桢了:四川的某人说棉花可与蓖麻杂交,搞什么"有色棉花".
这件事又吹起来了.
谈家桢专程来到四川,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他看不出什么科学依据.
然而,那位试验者却是一位在当时不可一世的"火箭式"人物,有着"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
此人明知自己的试验没有科学根据,却硬要在自己所写的"论文"上添上谈家帧的名字.
他想,一旦加上他谈家帧的名字,在《植物学报》上一发表,这"谈家桢"三个字便是"论文"的科学依据.
这么一来,他的"政治资本"就更加雄厚了.
谈家桢是有骨气的科学家.
在科学上,他毫不含糊.
他很坚决地对那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说:"我无功不受禄,请不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谈家桢久久地感叹:如今,真科学不许搞,伪科学却在中国盛行.
谈家桢痛心疾首.
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在病中托王震同志带来了口信.
王震同志对谈家桢说:"毛主席很关心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的问话,勾起了谈家桢的满腹辛酸.
可是,当他想到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处境,到了嘴边的话不得不重新咽了下去,只是托王震同志转告毛泽东主席:"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搞啊!
"痛苦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在科学的春天里,谈家桢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
十年浩劫,给谈家桢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只是痛惜新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事业遭受到挫折.
他回顾了历史,深刻地用"两落两起"四个字来概括:解放初期,受李森科的影响,新中国的遗传学研究"落"了一次,由于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和"双百"方针的贯彻,从"落"转为"起";然而,当新中国的遗传学之花含苞待放,却又遭"文革"霜打,从"起"转为"落".
粉碎"四人帮"之后,再度由"落"转"起".
"跳蚤专家"李贵真俗话说:"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按不住;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就容易按住.
"这话不假.
"跳蚤专家"李贵真便是如此.
她花费了40多年功夫专门研究一种小小的昆虫——跳蚤,专一不二,成为中国著名的蚤类专家,为创建中国蚤类学作出了贡献.
笔者在采访这位女院士时,她一谈起跳蚤来,便滔滔不绝……跳蚤,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小.
它善蹦善跳,不易捕捉.
跳蚤是一种寄生昆虫.
李贵真院士很生动他说,跳蚤把人体和动物体当成"旅馆"和"饭店"!
人身上有跳蚤,狗、猫、鼠、鸡、麻雀、燕子身上也有跳蚤.
1937年,李贵真从齐鲁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便来到贵州、云南的深山老林之中,翻山越岭捕兽捉蚤.
捕捉跳蚤,居然也要动用猎枪!
当用猎枪将野生动物打死以后,李贵真就赶紧跑过去,因为跳蚤都有这样的习性——一旦动物尸体冷了以后,跳蚤就"树倒猢狲散",蹦蹦跳跳离去.
李贵真把动物尸体放在白布上,细细寻找着躲藏在动物毛发间的跳蚤.
跳蚤一受骚动,马上跳了起来,落在白布上,目标暴露了.
李贵真立即用蘸了酒精或哥罗仿(氯仿)的棉花把跳蚤按住.
跳蚤被麻醉了,老老实实躺在那里.
李贵真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跳蚤装在玻璃瓶或者紧口的小布袋里.
李贵真眼明手快,能够一只不漏地一网打尽动物身上的跳蚤.
李贵真拜猎人为师,还学会了挖陷阱捕捉活的动物.
捉住以后,关在铁笼里,再把铁笼放在水盆上.
这样,跳蚤一跳,便会跌落在水中.
李贵真常常长时间守候在水盆旁边,抓住那一只只掉进水里的跳蚤.
也有的时候,李贵真在山中抓住了野兽,干脆把野兽整个儿放进麻袋,往袋里扔进蘸了酒精、乙醚、哥罗仿之类麻醉剂的棉花.
没多久,野兽被麻醉了,野兽身上的跳蚤也被麻醉了.
这时,李贵真把野兽放在白布上,用梳子轻轻梳,用毛刷轻轻刷,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决不放过一只跳蚤.
她不仅从野兔、野鸡、獐子、穿山甲身上找到跳蚤,甚至在一只猫头鹰身上抓住一只"雌性不等单蚤",在一只雕身上发现一只"雌性犬栉首蚤".
李贵真认为,猫头鹰、雕身上有蚤,是因为它们常常捕食田鼠,跳蚤就从田鼠那里"搬"到它们身上居住了.
李贵真还发现,在野兽的洞穴里,常常有许多跳蚤.
为了研究跳蚤,李贵真钻在那又臭又脏的洞穴里,细心地捕捉跳蚤.
有时,从一个洞穴中,竟能捕获上百只跳蚤.
在捕获跳蚤之后,还要经过许多道手续,把跳蚤制成透明的标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
李贵真一边观察,一边在纸上一笔一划地画下跳蚤的形态图,画下跳蚤的眼、触角、气孔、臀板、爪、腿骨、触须、梳齿……研究跳蚤,又平凡又单调,既要细心又要耐心.
李贵真数十年如一日,发现了一种又一种新跳蚤,为中国蚤类学补上了空白.
就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关进"牛棚",一有机会,仍悄悄地溜进实验室,把酒精和福尔马林注入那些干燥了的跳蚤标本.
她的心中,仍在记挂着研究跳蚤!
李贵真专于蚤类学,精于蚤类学.
她的成功,就在于矢志不移地一辈子钻研一门科学.
值得顺便提到的是,她的丈夫金大雄教授则是花费了一辈子的精力,研究虱子,成为虱类学家.
研究跳蚤、虱子要专一不二,做别的工作也不可三心二意.
从一做起,专于一,精干一,锲而不舍,则金石可镂!
创造断手再植奇迹的陈中伟在绣花厂里,女工们的手飞针走线,像在花丛中飞舞着的一只蝴蝶.
在音乐会上,钢琴演奏者的手指,像急骤的雨点般敲打着琴键,而琵琶演奏者那只拨弦的手,由于动作太快,在水银灯下看上去成了一团白色的虚影.
在体操表演时,一个运动员擎起另一个运动员,那只手是何等健壮有力.
邮递员用手飞快地分信.
纺织女工用手在一眨眼间打好断纱的一个结头.
玉雕工人用手巧夺天工地雕出精美的玉石花篮.
战士用黑布蒙着眼睛,用手迅速地把拆散的零件装成一挺机关枪.
击剑运动员用手挥舞着银闪闪的利剑,刺向对手……手,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没有手,那将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和损失!
1963年1月2日,一个工人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
他的右手在腕关节以上一寸的地方被冲床完全切断了.
按照惯例,医生对于这种外伤病人,只能把伤口包扎起来,手断了也只好断了,无法挽回.
然而,34岁的外科医生陈中伟却和其他几位医生共同合作,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了断手再植的奇迹!
一年后,这个工人的右手恢复正常.
1929年陈中伟出生于浙江宁波.
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医学之家":父亲是县医院院长,母亲是药剂师.
他的姐姐、姐夫、太太、岳父、岳母以至女儿,也全都是医生!
陈中伟小时候,常常好奇地从父母那里接过显微镜观看,他开始明白什么叫细胞,什么是红细胞.
本来,他以为脓那么脏,一定是病菌,后来从父亲那里知道,脓是白细胞与细菌打仗牺牲后的"尸体".
陈中伟学着父亲的样子,拿着解剖刀,解剖青蛙之类的小动物.
他甚至不放过家中宰鸡剖鱼的机会,借机解剖动物、了解动物构造.
不久,陈中伟考上了宁波第一流的中学——效实中学.
著名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童第周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中学时,陈中伟很喜欢体育运动,是学校的篮球队员、网球选手.
高中一年级时,曾获浙江网球双打冠军,单打亚军.
在铁饼、标枪比赛中,他获宁波市第一名和第二名.
陈中伟从小把学问当作"桑叶",认为只有不断吃进"桑叶",将来才能"吐丝结茧".
在中学时代,陈中伟的生物课成绩,一直在90分之上.
他也很喜欢英语.
中学毕业后,陈中伟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
在大学里,他特别注意学好解剖学.
他认为,侦察员要对地图了如指掌,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解剖图就是地图.
他亲自动手解剖了十几具人的尸体,从此脑中有一张立体的解剖图,为医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秋天,陈中伟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始在第六人民医院担任骨科医生.
1963年,他创造了断手再植的奇迹之后,在8月7日晚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周恩来总理伸出手,紧握陈中伟那双灵巧的手.
周恩来总理鼓励他,要再接再励!
要再接再励!
陈中伟和他的同事们,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断指再植、断管再植、拇指再造、带血管游离腓骨移植……要再接再励!
陈中伟和他的同事们,手把着手,把断手再植技术教给外国友人,使这朵奇异的花开遍全球.
笔者在陈中伟教授家中采访,据他的夫人告知,陈中伟常在家中飞针走线,用他那双手巧妙地缝制衣服,做得比他夫人还好.
陈中伟还用他那双手切肉剖鱼,也十分在行.
因为他连在做家务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忘记——把手锻炼得更加灵活,以便能做好手术.
在动手术的时候,陈中伟的心比绣花女工还细,手比绣花女工还巧.
如今,他采用新技术进行断手再植,这新技术叫"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进行.
因为手的小血管非常细小,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清楚、准确地进行手术.
由于采用了显微外科新技术,现在,断指再植的成功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90%!
人们常用"明察秋毫"来形容精细,显微外科手术无愧为"明察秋毫"的手术.
陈中伟所用的针、线,只有头发的三分之一那么细,一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
那针往布上一插,针尖也会碰断!
为了使双手能够在显微镜下进行如此精细的手术,陈中伟不论在挥汗如雨的炎夏,还是在寒风刺骨的严冬,每天坚持用大白鼠做试验,缝合那纤细如丝的小血管.
练着,练着,手越练越灵活,越练越细巧.
医学界有句行话:"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要具有狮子般的心,鹰般的眼睛和女人般的手.
""狮子般的心"是指敢于下手开刀,"鹰般的眼睛"是指目光敏锐,"女人般的手"指手非常细巧.
陈中伟正是从无数次手术和试验中,才磨练出这三项.
美国科学作家赫纳汉为美国《科学年鉴》撰写的《显微手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陈中伟的成就:毫无疑问,断指、断肢再植成功病例最多的还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的显微外科医生在一九六四年首次成功地再植了断指.
最早在一只手上再植上四个断指的也是他们……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原美国医学学会主席托德说:"他们(指那些外科医生)的本领比我们在美国见到的高超得多.
""他们的技巧之所以精湛,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些显微外科中心,每个中心都为千百万人服务.
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中心就是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在那里,中国最早的显微外科医生之一的陈中伟,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再植了三百多个手指.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干手观音".
如今,陈中伟成了真正的"千手观音".
不过,神话中的"千手观音",她的一千只手长在她自己身上;而陈中伟却是用自己的双手,使成百上千人的手失而复得!
杨振宁:"我还应继续努力"1986年1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杨振宁教授新著.
这并不是一本物理学专著,而是杨振宁这些年来关于人生、治学的24篇讲演稿和文章的集子.
书名叫《读书教学四十年》.
其实,《读书教学四十年》最初是杨博士1984年12月27日在北京大学被聘为荣誉教授时所作报告的题目.
那天,北京大学典雅的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了1300多名学生.
晚来的已经没有座位,过道,走廊里挤满了好几百人.
大家都想一睹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丰采.
礼堂里突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一位西装笔挺、方面孔、中等身材的60多岁的男子,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振宁.
杨振宁开始讲话,礼堂里顿时安静下来,静得可以听见绣花针落地之声.
但是杨振宁的话机智幽默,很快便使全场活跃,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杨振宁在讲自己的故事.
按照当时的速记,把杨教授的自述摘引于下,成为这本《院士之路》中别具一格的篇章:我叫杨振宁,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安徽省合肥.
当时,我父亲是怀宁(现名安庆)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
我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
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个字.
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会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如此这般一说,听众顿时缩短了与他的距离,觉得他十分亲切.
他接着说了起来: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了美国,在纽约上岸,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米教授.
他是世界著名教授,又是主持制造世界第一座原子反应炉的人.
但令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那所大学的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一个叫费米的人.
原来,费米的行踪是保密的.
后来得知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于是我也就去了芝加哥大学,这是我成为那所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我原来是想当个实验物理学家,但我在实验室里工作了二十个月后发现:我动手是不行的!
我做实验常常发生爆炸.
那时我们实验室里流传着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一定有杨振宁!
(听众大笑)泰勒教授——后来他被称为"氢弹之父"——他建议我搞理论研究.
我考虑了几天,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是我今天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原因……杨振宁生动的自述,既道明了名师的重要作用,又说明了在科学研究上要根据自己许多特点扬长避短.
杨振宁在讲述了关于自己的许多故事之后,总结道:回想过去,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在苦难很多的时代中,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战争时期,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时候,我却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后又有机会到美国去;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蓬勃发展——粒子物理,我恰恰走进了这个方向;我一直有非常好的老师和非常好的合作者,后来又有非常好的学生.
我是集所有幸运之大成.
我给自己一个勉励:"我还应继续努力!
"他的这句"我还应继续努力",又激起了久久不息的掌声.
是的,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他仍以"我还要继续努力"作为座右铭,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还有什么可以疏懒、停顿的呢杨振宁教授给年轻人提了两点建议,十分宝贵:"第一,把自己的知识面放宽一些;"第二,不要钻牛角尖.
"运动员派头的汤佩松北京的初夏,不算太热.
上午8点,我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我注意到,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差不多都穿着长袖衬衫.
长裤.
然而,当我走进所长办公室,对一位女秘书说明要求访问杨老时,从身后传来十分洪亮的声音:"找我"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头发花白、前额宽广的老人,从摊满手稿的办公桌旁站了起来.
他穿着短袖衬衫、西装短裤、身体壮实,一副运动员的派头.
哦,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著名植物学家汤佩松.
我记得,在前一天曾打电话给汤老,约定采访时间.
他说,上班时间,我都在所里.
果真,一大早,他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精力充沛,像年轻人一样上、下班.
汤老爽朗地笑着,跟我握手,手很有力,采访的话题,就从他为什么年老而体不衰谈起.
汤老很风趣地告诉我,他生于1903年11月12日,嘿,孙中山的生日也是这一天,他为自己的生日跟"大总统"相同而感到荣幸.
他由于学业优秀,小学毕业后就考人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士其是他的同班同学.
他于1931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土学位.
汤佩松年轻时爱学习,也很爱体育运动.
他颇为得意他说:在清华读书时,马约翰教授称我是他的"高足".
马约翰是中国体育界的老前辈,当时是他的体育教师.
在马约翰的悉心指导下,汤佩松成为清华足球队的主力,而且还是清华网球队、棒球队、田径队、游泳队的主力.
汤佩松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老人,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回忆起令人捧腹的往事:"那时候,我还爱好一种特殊的'体育运动'——爬树.
我爬树爬得很快.
"有一年,清华园里在盖大礼堂,搭起高高的脚手架.
我和高士其从旁边经过时,心里痒痒的,想爬上去看看.
那时候高士其还未得病,身体健壮,也是个爬树能手.
我们俩爬上了脚手架,来到了屋顶旁边.
那屋顶表面镶着黄铜,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我想看个究竟,就爬了上去.
谁知上得去,下不来,因为屋顶表面光滑,下来很困难,我急得哭起来了.
"高士其比我'老实',他没有上屋顶,就在脚手架上大喊大叫.
"这样一来,惊动了老师和同学,好多人站在下面看热闹.
后来,一位建筑工人爬上脚手架,拆下一根毛竹,把毛竹的一头递给我,我扶着毛竹,这才下了屋顶.
"'屋顶事件'轰动了清华园,我成了那里的'名人'!
"汤佩松说罢,又朗朗大笑起来.
是呵,爱好体育,为人乐观,是汤佩松年老而体不衰的"秘密".
壮实的身体,使他有了充沛的精力,长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发表了200多篇论著,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比小伙予还长.
他经常出国访问,1981年8月21日,他去澳大利亚出席十三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作了题为《中国植物学现状》的学术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连台阶上都坐满听众.
汤佩松认为,生物学不是"死物学",学习科学不能死读书,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
没有健康的身体,是无法登上科学高峰的.
是呵,在学习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其实,从小不锻炼好身体,也会"老大徒悲伤"的.
特别是在今天,青少年们在学习上都很努力,更应注意加强体育锻炼.
亲爱的读者,愿你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像汤老当年那样,踢足球去,长跑去,游泳去!
顾功叙从村童到院士1984年12月,中国科协二届三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一夭中午,我去拜访出席会议的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教授,本想约一下采访时间.
没想到,他说自己中午不休息,马上就谈吧,下午还有别的工作.
他已近八旬高龄,工作日程竟排得这么紧.
他个子矮胖,满头飞霜,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我本是浙江农村的一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学部委员,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他回首往事.
他有着很好的记忆力,十分清楚地叙述着他的经历.
他,别名奎生,1908年7月5日(阴历5月27日)生于浙江嘉善洪溪,父亲是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
他两岁的时候,母亲便病故.
父亲每月薪金八块大洋,有时学校还发不出薪水,他生活艰难.
顾功叙小学即将毕业时,父亲已替他说好在嘉兴一家绸缎商店当学徒,以减轻家中的负担.
没想到,他的一位表弟顶替了他进店学徒.
这样,父亲只得请顾功叙的姑父、姑母给予资助,让他到嘉兴上秀州中学.
1926年,顾功叙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理科.
他的姑父、姑母的经济力量也有限,靠着"叫会",凑了点钱,送他启程.
大同大学四年制.
为了尽量早日毕业,早日独立谋生,他寒、暑假不回家,留校学习,终于在1929年前提前一年毕业.
他面临着"毕业即失业".
很巧,由于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浙江物理系当系主任,他总算来到那里当上助教.
1933年夏,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生.
1934年秋赴美,入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
1936年,获硕士学位,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地球物理专业研究生,1938年学成回国,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在当时迁往那里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所长为严济慈教授.
同年9月,他与在大同大学求学时的同学王素明结婚.
在昆明工作了九年.
1947年,他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到北平,并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处兼课.
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赵九章为所长),兼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物理探矿处处长、地质部物探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每年大半时间在野外探矿中度过.
他参加了勘探大庆油田的工作.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
周恩来总理指示,要重视地震研究.
顾功叙立即转入地震研究工作.
1974年,顾功叙多次率领地震考察团,前往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考察,进行学术交流.
1978年1月起,任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顾功叙为开创中国的地球物理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
现为TUGG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中国石油勘探地球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地震学报》主编.
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功叙领导、组织了全国金属、煤、石油的地球物理探矿普查,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目前,正在总结毕生的经验,写作50万字的《地球物理勘探基础》和20万字的《地震预报》两书.
另外,还在写回忆录.
他是我国地球物理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关在屋子里找门"的李政道每年的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得哥尔摩都要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奖金给那一年最有贡献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坐在高高的、刻有狮子头的雕花皮背的扶手椅上,接受人们的祝贺.
瑞典国王亲自给获奖者颁发诺贝尔奖章和证书.
那么多年过去了,在那高高的扶手椅上,从来没看见过中国人.
1957年,两位年轻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坐上了那尊贵的扶手椅.
这两位科学家,一个叫李政道,31岁;一个叫杨振宁,35岁.
也就在这一年,他俩还获得了爱因斯坦奖金.
在一年内同时获得两项世界性科学奖金,是不多见的.
这两位科学家为什么得到这么崇高的荣誉呢这是因为他们朝气蓬勃,敢想敢于,在1956年推翻了被人们尊敬了几十年的"宇称守恒定律",创立了"宇称不守恒"的新理论.
什么是"宇称守恒定律"呢每天,当你用镜子照自己的话,镜子里就出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影像,叫做"镜像".
如果以镜面为分界线,可以看出,你和你的镜像完全对称,只是方向相反.
在原子物理学上认为,两个互为镜像的基本粒子,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
这便叫做"宇称守恒定律".
杨振宁在所著的《基本粒子发现史》一书中,曾这样介绍了《宇称守恒定律》: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在讨论对称原理之一——左和右之间的对称.
自然是否呈现这种对称性质曾经被以往的哲学家长久地辩论过……然而物理学定律一直显示出左右之间的完全对称.
这种对称在量子力学中可以形成为一种守恒定律,称为"宇称守恒",它和左——右对称原理完全相同,宇称的概念最旱是由威格纳所形成的.
它在分析原子光谱中很快地变得非常有用.
这个概念后来又进一步被用到原子核物理、介子物理和奇异粒子物理的现象中去.
然而,自1954年起,人们却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两种介于,一种名叫"θ介子",一种名叫"τ介子".
这两种介子性质相同,质量也一样,可是,字称不相同.
按照"字称守恒定律",θ介子与τ介子既然宇称不相同,当然应是两种不同的介子.
李政道和杨振宁经过反复探索,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θ介子与τ介子是同一种粒子.
为什么同一种粒子,宇称会不相同呢1956年,李政道、杨振宁大胆地提出新理论:"宇称守恒定律"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它只适用于基本粒子的强相互作用和电磁作用,而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过了半年,美籍中国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和海华特、霍浦斯、赫德逊等人在绝对温度0.
01度的超低温条件下进行实验,证明了李政道、杨振宁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这下子,世界科学界轰动了,人们向李政道、杨振宁表示热烈的祝贺.
李政道教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他曾说过:"我每天睡得不很多,中午不休息,这倒是习惯.
"他曾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大读书,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他回忆道:我在浙大学习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
一下雨,满街泥泞.
白天就到茶馆里看书,作习题,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里再闹也不管.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物质条件也很差,住的是草房子,十五六个人睡在一间房子,过几个月就要把床搬出去灭臭虫.
那时联大的条件只有一间煮床的小房子,所以每一段时间只能煮一个床,臭虫不能同时消灭.
李政道喜欢看书.
他曾谈自己读书的体会:看书不要限于科技书,还可以看文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等等.
这样有好处,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杂得很,什么书都看.
有一本书叫《会跳舞的蜜蜂》,讲蜜蜂用跳舞划圈来表示蜜源的距离和方向,还发现蜜蜂的眼睛能感受偏振光.
还有《1,2,3,……无穷大》和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也很好看.
李政道不到20岁,便去美国留学.
他治学严谨,周恩来总理曾称赞他"李精于学".
李政道曾这样谈及自己的治学之道:要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这就好像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找门.
要找到门,你动手去摸,这里摸一摸,那里摸一摸.
这时,你的头脑必须是很清醒的,有很强的判断力.
摸得不对,及时离开,摸到苗头,就认定不收.
这样,一旦摸到了门,打开它就不十分困难了.
而打开大门之后,必然是山青水秀,一片光明.
这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探索世界奥秘的无穷乐趣.
他还说:高质量的科学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有什么规律看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年轻,二是素质好,有创造性,三是培训工作要快.
要猛,不能中途停顿.
这样,才能让年轻人保持一股锐气,创造出别人不能创造出的东西.
丁肇中和"J"粒子1974年11月10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星期天.
这一天,美籍中国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所领导的小组,在美国纽约州阿普顿的国立布鲁海文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
尽管人们近几年来不断发现新的基本粒子,然而,丁肇中这次发现的新粒子十分独特、十分重要.
这种新粒子是不带电的,寿命特别长.
它的寿命有多长呢只有0.
00000000000000000001秒!
也就是说,在小数点后面要加19个0——一万亿分之一秒.
尽管看来它的寿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与近几年来相继发现的新粒子比较,却算是"长命"的了.
了肇中发现的这种新粒子,是一种新的重光子.
丁肇中把它命名为"J"粒子,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因为"J"与中文"丁"字很相似;二是因为丁肇中小组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探索着量子和强子的相互作用,研究电磁流J(X).
也就在这个不平常的星期天的早上9点20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那里,又传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发现新粒子了!
这是美国科学家里奇特领导的小组发现的.
有趣的是,这个新发现的粒子也是重光子,寿命同样很长.
它的静止质量是质子的三倍多.
里奇特小组把这个新粒子命名为J/ψ粒子.
这两个新发现,震惊了美国科学界.
许多科学家闻讯纷纷赶到这两个实验室,详细了解发现新粒子的经过.
人们进一步仔细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J粒子和ψ粒子是同一种粒子.
为了纪念丁肇中小组和里奇特小组的功绩,这种新粒子被重新命名为J/ψ粒子.
1976年,丁肇中和里奇特由于发现了J/ψ粒子,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成为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
虽然丁肇中多年在美国工作、生活,英文、英语都很好,何况他出生于美国,一生下来便是美国公民,但是他却一直以为他是炎黄子孙,所以在瑞典国王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丁肇中用中文写了发言稿,用汉语发表了演说.
他在演说中这样谈及自己的深切体会:国王,皇后陛下,皇族们,各位朋友: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
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开发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在开发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
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在开发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物理学者是从实验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在开发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丁肇中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注意实验工作"的人.
他常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两点,才回去略睡一会儿.
他认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脚踏实地的工作,不付出艰难的劳动,就不可能前进;松松垮垮,舒舒服服,是搞不出名堂的".
丁肇中非常珍惜时间,争分夺秒.
他说:"自然界的奥秒随时都在吸引着每一个有志于科学的人,谁都想走在时间的前面,有所发现.
因此,搞科学实验,争取时间是很重要的.
"也正因为这样,丁肇中和里奇特在同一天发现了J/ψ粒子.
如果他稍微放松了一下,就会落后千里奇特;同样,里奇特如果稍微放松了一下,也就会落后于丁肇中.
就在丁肇中、里奇特发现J/ψ粒子之后几天,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们也发现了这种粒子,但已落后于他们了!
所以,在科学的征途上,犹如赛跑一样,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
丁肇中现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祖籍是山东日照县.
父母亲都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
父亲是工程学教授,母亲是心理学教授.
1936年,丁肇中的父母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安阿伯学院访问.
因母亲早产,1月27日,丁肇中生于美国密西根州.
按照美国规定,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即为美国国民,获美国国籍.
出生两个月后,随父母回到中国.
当时,他的父亲在重庆大学任教,母亲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
丁肇中在重庆磁器口小学读书.
丁肇中20岁时,远涉重洋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
当时,他"身无半文",靠着奖学金读完大学.
1962年,丁肇中获得博士学位.
丁肇中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他曾说过:"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看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事业心,这不能有丝毫的强迫.
许多人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而接连出成果,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事业心.
比如搞物理实验,因为我有兴趣,我可以两夭两夜,甚至三天三夜呆在实验室里,守在仪器旁.
我急切地希望发现我所要探索的东西.
"有人问他:"这样刻苦攻读,你不觉得苦吗"丁肇中笑着答道:"不,不,不,一点也不,没有任何人强迫我这样做.
正相反,我觉得很快活.
因为我有兴趣,我急于要探索物质世界的秘密.
"由于丁肇中是个不断努力、刻苦勤奋的人,所以在1979年9月,又一次证实了一种重要的粒子——胶子的存在.
人们曾在十年前预言过可能存在这种粒子,但十年来谁都没有找到它,却被丁肇中首先证实了!
"物理女杰"吴健雄1956年,一位体态娇小的中年华人妇女,每周都要从哥伦比亚大学去华盛顿一次.
匆匆而去,匆匆而归.
她的肩上有两副重担:她是家庭主妇.
丈夫袁家骝出国了,她必须照料好9岁的孩子——她与他结婚多年,一直处于忙碌之中.
在她35岁时,才决定生一个孩子,唯一的孩子.
她又是科学家.
她正领导几位科学家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
实验要在超低温下进行.
哥伦比亚大学没有这样的设备.
她四处打听,得知华盛顿有超低温设备,便赶往那里一次次做实验.
她所进行的实验,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李政道.
杨振宁博士提出"字称守恒定律"是不存在的,而弱相互作用中存在"字称不守恒定律".
吴健雄用精密、细致的实验,来证实李、杨两位博士的新创见.
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携手并进,她把放射性钻60放在强力磁场中进行超冷处理,观察到电子运动的方向与原子核旋转的方向相反,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字称不守恒定律".
1957年,当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也同时为世界科学英豪所瞩目.
她名为"健雄",实乃纤纤女子.
1912年5月31日,她降生在上海市附近的浏河镇上,最初名叫"薇薇".
父亲吴仲裔是一位中学教师.
他给她取名"薇薇",希望她将来像开紫花、餐风露宿于田野的野碗豆那样坚强,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她果真如同父亲所期望的那样,从小学海扬帆,乘风破浪,一往直前.
当她在苏州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便文理兼优.
国文老师曾在她的作文上批了"眼高于顶,笔大如椽"八个字,称赞她的立意和文笔,而她的数理化成绩也名列前茅.
1934年,当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毕业时,该校《第七届毕业生名册》上印着她的毕业考试成绩——总平均86.
3分,在全校30个系的40名毕业生中首屈一指!
辛勤的耕耘,必定赢得丰硕的秋实.
她在1956年对物理学进行了一次大突破,名垂青史,也正是她多年来刻苦求学的成果.
吴健雄在谈及她的成长史时,总是要提及她最敬爱的人——父亲吴仲裔.
她深刻他说:"父亲教我做人要为'大我',而非为'小我'.
"她正是毕生为"大我"而奋斗,所以她有着永不枯竭的搏击的前进力.
她是一个兢兢业业、惜时如金的人.
她全身心扑在科学之上.
正因为这样,她在物理学上屡建奇勋,成为当代"物理女杰":她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有12所大学授予她名誉物理学博士学位.
1962年,她当选当年美国"杰出女性".
1965年,台湾嘉新文化基金奖给她一万美元,以表彰她在物理学上的贡献.
1973年,她成为美国物理学学会第一位女会长,该会会员之中有40多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授予她美国国家科学勋章.
1978年4月10日,以色利沃尔夫基金会授予她10万美元科学奖金……1982年,吴健雄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仍担任该校名誉教授,常常去学校参加工作,可谓"退而不休".
她说:"我从不去想自己年龄,而且我常和年轻学生在一起.
"她非常为乙青年一代.
她说:"中国学生要多动手,知识面不要大狭窄,这不论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好处.
"她有着美满的家庭.
她的丈夫袁家骡教授是袁世凯之孙.
他出身于那样的豪门,却一心刻苦求学.
他是她的同行.
他曾说:"家庭生活,在我们是属第二位的.
做起实验来,有时几个礼拜都下见一面.
"周建人的"大自然之歌"对于"克士"这名字,我是很熟悉的.
在翻阅解放前的书刊时,我常常看到署名"克士"的科学小品.
可是我并不知道"克士"是谁.
60年代初,我在拜访高士其的时候,间及了克士.
高士其用"嗯嗯幄幄"qsqs的声音回答着.
他的秘书高仰之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说道:"克士就是周建人.
"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克士就是鲁迅之弟周建人的笔名.
我很喜欢克士的科学小品,读来如聊家常,毫无吓人的科学"架势".
他总是从身边的事情说开去,在不知不党中把读者引入科学的殿堂.
譬如,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时,主编陈望道约周建人写了篇科学小品《白果树》.
这篇《白果树》读来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
一开始,作者埋怨上海里弄的嘈杂.
打牌声,留声机声,爆竹声,馄饨担声,声声入耳,闹醒了作者,无法人眠.
忽地,作者却喜欢内中卖白果的声音:"糯糯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白果好象鹅蛋大,一个铜板买三颗!
"作者在描绘了一幅上海里弄的风俗画之后,借卖白果的叫喊声,说起了白果,读来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作者写白果树,绝不用植物学专著上那样"学名、分布、形态"之类"程式",却借用各种故事、典故、传说,娓娓道来.
比如:"它又称银杏,有些讲花木的书上又叫它公孙树,意思是说它的成长很慢.
阿公种植的白果树,须到孙子手里才开花结子.
"他借解释"公孙树"这一俗名的来历,把白果树生长缓慢的特性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作者很擅长于比喻,用读者日常熟悉的东西,诸如塔伞、"火扇"、杏子之类,来比喻白果树的枝、叶、胚株.
例如:"它幼时的树形象座塔,后来枝条散开,成了伞状的大树.
""叶身很象内地扇炉子用的'火扇'.
""胚珠长大起来后,变成一个种子.
形状很象杏子……"苏联作家伊林曾说:"不仅是诗人需要比喻.
比喻也常常帮助科学家.
"周建人正是借助于比喻,把科学小品写得通俗易懂.
周建人的科学小品,差不多都是生物小品.
要么写动物,要么写植物.
他是受鲁迅的影响,才爱上生物学的.
他在为(鲁迅与自然科学》一书(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中所写的代序中回忆道:鲁迅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生理和化学时,经常到西湖附近的山上去,做采集植物标本的工作.
他写信要我也学着做,说研究植物采集标本比较容易,对农业又有益处.
到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他把一叠一叠的植物标本带了回来.
他常常和我一起,出城六七里,到大禹陵后面的会稽山采集植物标本.
有一次,先在一座小山上采集了两种植物,后来又攀上陡峭的山岩,采到一株叫'一叶兰'的稀见植物.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镇塘殿观海潮,潮过雨霁,鲁迅见芦荡中有野菰,正开着紫花,他就踏进泥塘,采了几株,皮肤也让芦叶划破了……正是从小受了家庭中文学气氛的熏陶,后来又受了鲁迅影响,爱上生物学,开始专攻生物学.
周建人把文学与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写出一批以生物学为题材的科学小品.
他的科学小品,是文笔轻快,亲切的散文.
在他的笔下,大自然变得那样有趣、动人.
他唱着动听的"大自然之歌".
他的风格是清淡的,他的科学小品像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
为了了解周建人写作科学小品的经过,我在1980年秋曾托一位朋友代向周老询问,1980年10月1日,周建人的女儿周瑾在一封信中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最近在整理旧物时,我找到了这封信.
这封信是颇为珍贵的史料,现照原文抄录于下:"今天又和爸爸谈了一下,他简单地谈了一下写科学小品的历史,他说:"民国初年在绍兴,有鲁迅的学生等编辑出版的《越铎日报》,经常写些短文、有科学小品往往是植物学方面的东西,也写些小故事如《茶店闲话》等.
"后来到北京.
当时孙伏园办《晨报》,内有副刊,经常登些科学小品.
有时也写稿.
"到上海以后,生活书店曾有杂志《读书与出版》,也曾投稿,如写过植物分类学的文章,以及'武松打虎'等等.
"在写科学小品时,有时见信手写来,如在上海时听到楼下弄堂里炒白果,就写了一篇关于白果的文章.
但有时也是有意识写的,如在一九二九年时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曾登过一篇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大意是不同的社会适合于不同的人生存,是骂国民党的.
"访卢于道教授卢于道先生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
1983年12月26日,我给卢老寄去一封信,想约个会面时间.
好几天,不见回音.
过了元旦,我给卢老打电话.
电话通了,是卢老接的.
他说耳朵不好,听不见,叫夫人来听.
夫人也听不清.
过了好一会儿,叫来儿子,总算听清了,当场跟卢老约好1月4日下午见面.
刚吃过中饭,才12点多,我就出发.
来到远离市区的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已经两点了.
门是卢师母开的.
她一看到我就先发问:"你是叶永烈同志"她看上去虽然年已古稀,倒十分灵活,反应也快.
讲一口上海话,中等个子.
她领我进底楼的房间.
卢老是认识我的,视力还好,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墙角放着卢老的床,床边紧挨着的是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卢老正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
家具大都已很旧,只有一对红色的新沙发很醒目.
屋里点着煤气红外线取暖器,再加上是地板地,倒还暖和.
我赶紧脱掉大衣.
卢老却穿着蓝色对襟中式棉衣,戴着蓝呢干部帽,眉毛也已花白.
气色还好,讲话声音特别大.
我想,这大抵是因为他在课堂里惯于大声说话所形成的教师职业习惯.
他讲普通话.
他很抱歉他说,那天接到电话之后,再去找信,才看到你的来信.
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了.
写字20来分钟,就头昏.
最近还在生病、呕吐,大小便也不好.
说着,他给市政协打电话,希望明天上午派车送他去医院看病.
他的痰较多,说着说着,就要站起来往痰盂里吐痰.
我问他哪年出生.
他说自己属蛇.
说着,从抽斗里翻出1984年的小月历本,那上面已在属蛇一栏里的"1905年"几个字下,画上蓝道道.
他生于浙江宁波.
他说起自己的大致经历:1921年,毕业于于上海澄衷中学.
同年,人南京东南大学心理系.
1925年,毕业于心理系,又入该校生物系,于1926年毕业.
同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解剖科,专攻神经解剖学.
1930年获美国哲学科学博士,回国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前身)教授,主讲实验解剖学.
解放后,一直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我说,在1923年左右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便曾看到过他的文章.
他十分惊奇地问:"你怎么会看到那些文章"我说,我常查阅旧期刊,偶然看到那些文章,好像是整版整版的,连续刊登.
卢老很有兴致,回忆道:"那时候,我只十七八岁,还在东南大学念书.
德国的杜瑞斯(Driesch)来讲学.
由别人口译,我当笔录.
《时事新报》踉我约好,要登这些讲演稿.
我就寄给他们,在上海发表了.
如果这也是科普工作的话,那么,我从事科普工作的年头就不短罗.
"我说起在解放前的《科学画报》上,常看到他的文章.
我还把他在1950年《科学画报》第一期上所写的《卷头语》复印件递给他,卢老说,他跟《科学画报》有着多年的关系.
1932年,他就参与了《科学画报》的筹备工作.
1938年8月1日,《科学画报》创刊,他常为它撰稿,参与编辑工作.
当年,有的科学家看不起科普工作.
他不那么看.
他认为科普工作很重要,"科学救国"嘛.
他热心于科普工作.
抗战期间,他在四川,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
抗日胜利后回到上海.
原先的那位总干事不于了,他担任了总干事.
解放后,在1950年,他担任上海市科普协会主席,直至1958年.
1979年起,被选为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
他说,他虽是生物系教授,但学术专长是神经解剖学.
1931年,他写了学术专著《神经解剖学》.
这本书写得很吃力,因为许多专业名词在当时没有中译名.
一位朋友懂日文,帮助他借鉴日译名,再考虑拟出恰当的中译名.
写好之后,出版社不愿出,原因是这样的专著销路少,而书中图版多,印刷费高.
很巧,就在这时,他在法国储蓄会得奖了,拿到1000元奖金,自己再添上钱就自费印刷了这本《神经解剖学》.
那时候,自己跑印刷厂,样样事要自己干,出本书真不容易!
中国科学社是在1914年成立的.
到1934年,正好20周年.
他参加编辑纪念文集《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为此书写了文章,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
1939年,他在广西,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就写了《活的身体》一书.
这是一本5万字的科普读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生理现象.
这本书署笔名"日新",由生活书店出版.
1940年,写了《科学概论》,10万字.
生活书店不要,就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
这本书署真名.
抗战期间,讲过《脑的进化》,得过二等奖,讲稿未出版.
1950年,在复旦大学讲《自然科学史》,讲稿未出版.
1953年至1954年,曾作为中国科普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
当时,苏联科普工作者以英国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为口号,留下很深印象.
回国后,在上海办起科学画廊,搞农村幻灯,劲头很高.
他认为,科普要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普及.
他对有些科学家瞧不起科普工作,表示很不为然,他说即使在国外,博士养白鼠、学吹玻璃,有的是.
不养好白鼠,怎能做好生物实验不会吹玻璃,怎能做好化学实验中国有些人看不起科普,以为科普跟养白鼠、吹玻璃一样,不是科学家需要于的.
这是很错误的.
这些人总爱说要学外国.
其实外国科学家不是这样的.
他们养白鼠,吹玻璃,而且也搞科普.
罗素就搞科普.
科学不搞普及,怎能发挥科学的作用我谈起,有一本40年代出版的科幻小说《庞大的智星》,似乎是卢师母译的.
卢老马上点头说,是的,是的.
他拿起手杖,到外间把夫人喊来.
师母来了,眯起眼睛,笑了.
她扳着手指头,过了一会儿,说道:"那是1935年,《科学画报》主编杨孝述拿了《庞大的智星》给我,说这本书很好,叫我译出来,给《科学画报》连载.
我就译了,不断在《科学画报》上登出.
"卢老补充说,在40年代,出了单行本,销路还很不错哩!
卢老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中国科普作协"二大".
我请他谈谈对大会的希望,他说了两点:第一,科普,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
要大力培养一批"科普专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第二,科普,不能局限于知识的普及,还要重视启迪智慧,开发智力.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在科普界,那种"票友"要不得.
科普也是一种专业,要有"科普专家".
搞科普的人,最好科班出身,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
他还顺便谈及,像高士其那样,就是"科普专家".
高士其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他很早就认识高士其.
那时,他和高士其都在美国芝加哥留学.
他还去高士其的实验室里看过.
那时候,高士其还没有生病,很灵活.
最后,我问及他的家况.
他告诉我,他有一子一女.
女儿欧琳在上海文艺界工作,52岁了,是《天山的红花》的编剧;儿子宋琳45岁,去年从美国学习回来,现在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临走,卢老拿起糖盒,一定要我带走儿颗糖.
我说,糖是给孩子吃的.
他笑了.
在他这位80老人看来,我还是个孩子呢!
回家之后,我又重读了卢老为1950年第一期《科学画报》写的《卷头语》.
在文章中,卢老提出了办好《科学画报》的12个大字,即"不垄断,不关门,大家学,大家干".
他深刻地提出:不垄断——"垄断之事,是追求私人利润的资本家所干的事.
……要谨防垄断的习气.
譬如我们为了热心科学社与科学画报,有没有自大自满,自己秘藏起来,或是为了希望自己成功乐看别人不成功的想头有这种想头就是垄断的习气.
"不关门——"在这个时代里,思想上、作风上、政治认识上,以及取材内容上需要学习改变者很多.
……进步分子带了头,希望他们不要关了门,让落后分子永远落了后.
"大家学——"现在新时代来得这么快,并且转变得那么快,并且又转变得那么大,因此学习的空气弥漫了全国.
因此在科学画报园地里,非但是为了给读者学,亦希望读者回过来给编者、作者学;非但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将自然科学工作给人家学,同时自己亦学习社会科学以及工作经验.
如果不是这么互相学习、互相结合,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普及科学这个任务.
"大家干——"普及科学之事,必须要大家于.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
如今,卢老的12个大字,卢老的这些话,对于科普工作仍有着指导意义.
哦,祝愿这位毕生热心于科普工作的老科学家健康、长春!
战胜癌症的彭加木1957年初,一个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在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有人昏倒.
大家连忙把他扶进卧室,请来了医生.
他的"秘密",终于被大家知道了.
这个人30多岁,脸黑乎乎的,古铜色,看上去胖胖的,眼皮有点肿.
他是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队员,刚从海南岛赶来参加会议.
他的名字,叫做彭加木.
彭加木本来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为了开发边疆丰富的资源,他主动要求参加综合考察队,于1956年5月离开了上海.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他风尘仆仆,行程万里,足迹遍及云南密林、戈壁荒漠、海南五指山.
在艰苦的野外生活中,他渐渐感到吃力,脸浮肿起来,颈部青筋隆起,常出虚汗,睡觉时气闷,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
……可是,他咬着牙,坚持工作,不让同事知道他的"秘密".
别人发觉他的脸色不对,他总是笑笑说:"你看我胖了,这是'发福'的标志!
"当医生检查了彭加木的身体,把彭加木的严重病情告诉了考察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帧(1890—1974)教授后,竺可帧把他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交给彭加木,要他立即回上海治病.
彭加木只得遵命.
彭加木来到了上海中山医院.
医生仔细检查了他的身体.
出乎意外,医生开给他的不是药方,而是一张住院通知单,要他第二天就来往院.
彭加木生了什么病呢据医生说,是不大要紧的病.
然而,既然"不大要紧",为什么要马上住院呢几天之后,经医生会诊,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彭加木的爱人夏叔芳:彭加木患"纵隔障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
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超过两年.
医生重复要夏叔芳"保密",绝不能让彭加木知道.
一旦病人产生悲观情绪,会使病情加重.
然而,有一次医生在查病房时,看到彭加木的枕边放着一本厚厚的书.
医生拿起一瞧,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这是因为彭加木通过"观言察色",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他并没有悲观,找来了《肿瘤学》,寻找与癌症作斗争的方法.
与癌症作斗争,是异常艰苦的.
当时是用"氮芥"医治.
当注射这种药物之后,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彭加木感到恶心,一吃东西就呕吐.
打一次"氮芥",要吐好几天!
许多病人都不愿意打这种针,彭加木咬着牙,坚持下去.
他总是对护士笑笑说:"我吃得消!
"不久,彭加木发高烧,接连好多天体温达40℃,被作为"病危",送进抢救室.
彭加木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哭声.
原来,隔壁也是抢救室,一个垂危的病人死了!
然而,当彭加木透过窗口,看见远处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实验大楼,心却飞向那里,渴望着自己能够战胜病魔,重上实验室,重上边疆.
彭加木说过这样感人肺腑的话:"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
那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
"彭加木烧退了,回到病房,一边继续打那种令人难受的"氮芥",一边坚持看专业书籍.
他的床头、枕头下,放着各种外文科技书.
经过四五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几度进抢救室,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战胜了死神.
那"纵隔障恶性肿瘤",明显地萎缩了.
医生、护士们称赞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
彭加木在医院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冬去春来物侯新,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抬头西望逐飞尘.
彭加木终于出院了,在家休养.
他的视力明显减退了,戴上了近视眼镜.
他"弱不经风",整天躲着.
渐渐的,他能起床了,开始练毛笔字,进行锻炼.
后来慢慢去院子里散步.
党支部书记来看望彭加木,希望他安心休养,彭加木却要求"放虎归山".
"归"什么"山"呢归天山!
彭加木用很坚决的口气说:"我的病已经好了,让我再到新疆去!
"领导上没有同意彭加木的要求,他接二连三地写报告:"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
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
……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如果我不去,整个工作会受到影响……"就这样,在1958年3月,彭加木踏上了万里征途.
那时候去新疆,要从甘肃天水坐长途汽车.
彭加木大病初愈,经不起汽车颠簸,在途中病倒了,发了烧.
他鼓励自己道:"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能被小河沟难倒"在乌鲁木齐休息了几天,他又以坚强的毅力投入工作了.
就这样,彭加木曾先后16次奔赴新疆.
1980年6月17日,他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时,不幸失踪.
彭加木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科学家,他为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在搜寻彭加木的日子里1980年6月,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时不幸失踪.
消息传来,我匆忙飞往乌鲁木齐.
在那里只住了一夜,立即换乘越野车及直升飞机,深入到罗布泊地区,参加搜寻工作.
到了那里,我显得非常狼狈:脚上只穿一双塑料凉鞋,连草帽、水壶、墨镜都没有带去,而沙漠中最高地带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暑热逼人.
我只得临时借了这几样"宝贝",总算将就对付着.
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们在沙漠里搭起了帐篷.
由于中午太热,我们一般在上午12点以前.
或下午4点以后(在新疆,12点相当于内地10点,4点相当于内地2点)出发搜寻.
有一次,我们在疏勒河故道里找到一行单行的脚印,高兴极了.
为了避免这行脚印与搜寻者的脚印混淆,我临时想出了一条"妙计":我的腰间,挂着一袋饼干.
我便在每一只脚印中放一块小饼干,以资区别.
可惜,找到200来米,地面变硬了,脚印消失了,无法继续追踪.
经过一个多月,分三批进行搜寻,仍未找到彭加木同志的下落.
这一问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切.
彭加木同志究竟在哪里会被野兽伤害了吗那一带只有骆驼、黄羊、野兔,都不会伤人.
在敦煌一带,搜索队曾发现地上有白色的枣子般大小的粪——狼粪,但那里离库木库都克远着呢!
会陷入沼泽地吗在库木库都克一带,干旱缺水,就连偌大的罗布泊也全部干涸,结成坚硬的盐壳,我们的直升飞机曾在湖中心降落,根本不可能陷入.
何况,彭加木同志是一个富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
他曾对新的考察队员说过:"如果你陷入沼泽,切莫乱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
你应当马上卧倒,然后用游泳的姿势游出来!
"会被风沙埋掉吗如果在沙漠里,是可能被风沙埋起来的.
因为那里常刮大风,飞沙走石.
据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平均统计,罗布泊地区每年风速大于每秒10米(即5—6级)的刮风时间为150天,风速大于每秒14米(7—8级)的刮风时间为80天,而最大风速则可达每秒30米(10级)以上.
如果彭加木同志倒在沙漠中,可能会被沙埋起来.
不过,他在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离开时,曾留下字纸,明确写着"我往东北去找水井".
当时他们水不够了,用电报向新疆驻军告急,部队答应迅速派直升飞机运水,彭加木担心用飞机运水代价太大,试着到附近找水井——地图上标明疏勒河故道一带有水井.
这样,他只会在疏勒河故道找水井,不大可能跑到沙漠中去.
会被坏人劫持或暗害吗当然并不完全排斥这种可能.
不过,那里荒无人烟.
我曾坐着直升飞机在那一带上空盘旋,茫茫大地不见人迹.
何况那里非常干旱,人要在那一带生活,必须携带充足的水.
那么,彭加木的命运究竟如何他,是在5月3日离开乌鲁木齐的,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已经异常劳累.
在失踪前,因接连遇上夜里刮大风,他已经5天没睡好觉,每夜只睡3至4小时.
在失踪前一夜,他为了给队员们煮骆驼肉,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多!
他是那么劳累,又是在骄阳似火的时候外出找水,很可能在半途中暑、昏倒.
他随身只带一壶水,只能维持半天,充其量维持一天.
如果他牺牲了,为什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就我现场所见,疏勒河故道地形非常复杂.
那里沙丘起伏,星罗棋布.
在搜寻时,每遇上一个沙丘,必须绕一圈,不然的话,看不见背面的情况.
疏勒河故道最宽处有二三十公里,最窄处也有六七公里.
搜索队员只有几十个人,怎能找遍如此广宽的故道我也曾坐直升飞机参加搜寻.
飞机离地近,可以看清地面,但是可见范围小;飞得高,搜索面积大了,但不易看清地面.
另外,动的东西易被发现,不动的东西不易察觉.
我在飞机上曾亲眼看见奔跑的野兔,但是当野兔一停下来,便看不见了!
在那一带,曾发生过多起失踪案件,有的被救,有的找到尸体,有的下落不明.
例如:1979年,云南某地质队28人因汽车故障,在半途遇险,水喝光了,濒于死亡,不得不以小便止渴.
3天后,驻军闻讯,出动直升飞机.
尽管大卡车目标很大,但是飞机找了好久,在返航时才找到,28人全部生还.
几年前,某地质队3人坐汽车经过这里.
汽车水箱漏水,他们不知,以为水箱中水不够,便把水壶中的水都倒入水箱,水全部漏光,3人渴死.
空军7天后闻讯赶来,因有汽车,目标大,找到3人尸体,从遗书中得知遇难经过.
驻军某团一位战士与一位班长同去打柴.
那里的红柳根较多,可作柴禾.
回来时,战士在前,班长在后.
走了一段时间,战士回头,不见班长.
回去报告后,出动一个连,未找到,出动直升飞机,也未找到.
又有某部一战士独自外出,失踪.
出动部队搜寻,未找到.
用飞机搜寻3—4架次,也未见踪影.
彭加木为了找水井,为了节省国家的开支,为了边疆的科学事业,失踪了.
人民在关怀着他,在继续搜寻着他.
他的失踪,不由得使我记起一段往事:1958年,当他奇迹般战胜了癌症——"胸腔纵隔部恶性肿瘤",大病初愈,立即打报告支援边疆工作.
他来到新疆,咬着牙齿,克服病痛,坚持工作.
7月19日,这位当时只有33岁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写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党支部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
"在一次闲谈中,他还曾对自己的女儿说过:"我患过癌症,我又战胜了癌症,成为医学史上的特例.
我死了之后,请把我的遗体献给医院解剖,以对医学科学作出我的最后一点贡献!
"今年5月初,当他率队奔赴罗布泊地区前夕,他在与一位同志告别时,这么说过:"我要走了,实验室工作你自己搞吧.
我这次去考察,那里是艰苦的,是骆驼也要渴死的地方!
"彭加木是经历过多次死的考验的人.
不论在癌症面前,还是在牛棚隔离审查室里,他都没有向死神屈服过.
他常笑着说:"我旱就可能死了.
我现在的时间,是'拣'来的!
"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
他的献身精神,将鼓励着千千万万向科学进军的战士.
石氏伤科后继有人不久前,香港一家报纸以《伤科名医》为题,发表文章:"广府之跌打医生,上海称伤科医生,石彼山最有名……旧日上海西捕中有活根生,系足球健将,踢球伤腿,久治不愈,中国国脚李惠堂劝其随往觅石彼山,活根生终从善如流,三日即痊,第四日又活跃于绿茵矣……"这里谈到的石彼山,从1925年起在上海行医,主治伤科,人称"石氏伤科",名震江南.
可惜,他于1964年不幸去世.
然而,名医后继有人.
石筱山的儿子石仰山继承父业,又成为一代伤科名医.
1981年,喀麦隆妇女代表团访问上海,住在一家宾馆.
该团团长在地毯上行走时,不小心被翘起来的地毯绊了一跤.
摔倒时,她用手一撑,顿时感到手腕疼痛钻心,手腕很快地胀起来.
市妇联赶紧把外宾送到黄浦区中心医院,请石仰山医师诊治.
经X光拍片,诊断为筋损伤.
经石仰山诊治,她当时就感到疼痛减轻.
敷药之后,才两天,红肿消退,手腕关节完全正常了.
外宾在复诊时见到石仰山,连声说:"中医很了不起,我从此信仰中医!
"上海郊区的一位青年木匠,被汽车撞伤,当即昏迷.
经诊断,颞顶部线状骨折,严重脑震荡.
石仰山用中医调治,外伤内治,5个月后,病人痊愈.
再经调养,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如今,这位青年木匠已经成家,他非常感谢石医生妙手回春.
石氏伤料的名声越来越大.
一位黑龙江的姑娘腿骨折,倾慕石仰山高超的医术,来沪诊治,治愈后高高兴兴回去.
不久,又有一位黑龙江病人来沪,求石仰山诊治,病人手持一封"介绍信".
石仰山一看,原来,是那位姑娘写来的……如今,慕名而来的病人排成长队.
每天上午,石仰山几乎都要为50来位病人诊治,他很少能够在中午12点按时下班.
石氏伤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石仰山已是第四代了.
在清末太平天国时,石仰山的曾祖父石蓝田开始在无锡行医.
曾祖父擅长武术,懂得理伤正骨.
石仰山的祖父石晓山,也有一身好武艺.
据说,他能在八仙桌下面打一套拳哩!
石晓山继承父业,从无锡搬到上海南市新兴街开业行医.
石晓山既注意保持自己的伤科特长,又善于吸收他人的优点.
由于他对医术精益求精,治好了一大批伤科病人,在上海博得了一定的声誉.
石仰山的父亲石彼山和叔父石幼山,又进一步发展了祖传医术,形成了"石氏伤科"这一著名中医流派,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
如今,"石氏伤科"的接力棒,又传到石仰山手中.
我访问了石仰山医师.
他,身材魁梧,52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我问起他是怎样"接力"的时候,出乎意外,他并不十分强调"祖传"这一因素.
他是父亲的独养儿子.
高中毕业之后,父亲便有意让他继承己业.
但是,父亲并没有马上留他在自己身边,却要他拜著名中医黄文东(解放后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为师,每天上黄家学习中医理论.
父亲认为,伤科医师没有深厚的中医根底是不行的.
就这样,石仰山在黄文东的指导下,遍读中医著作,整整花费了两年时间.
从1954年起,石仰山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行医.
他是在行医过程中,才慢慢领悟石氏伤科的真谛的.
迄今,他行医近30年,治愈了数以万计的伤科病人.
石仰山不是躺在"祖传"的宝座上成才,而是在每天看几十个病人这样刻苦的实践中成为一代名医的.
他说,光是靠祖辈传下来的"秘方"之类,成不了医生的.
可贵的是,石仰山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石氏伤科"的继承人,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流派,达到了新的水平.
我很关心地问及"石氏伤科"第五代的情况.
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在石仰山的子女之中,有的是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有的是助产士,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
难道"石氏伤科"的接力棒,就传到石仰山为止了吗石仰山笑了.
他说,过去中医"传内不传外",为的是保住自己家族的"铁饭碗".
如今,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祖传医术不应该"保密".
如果说,"石氏伤科"是祖国医学的瑰宝之一,它不只是属于"石家"的.
正因为这样,"石氏伤科"的继承人,不一定要石氏子女.
石仰山以为,"石氏伤科"后继有人,"第五代"大有人在.
我听说,石仰山带出了好多学生.
他对外单位、外地前来实习的医生,也极热情.
他传授"石氏伤科"的宝贵经验,从不"留一手".
他愿"石氏伤科"遍地开花,为更多的病员服务.
石仰山整理了20万字的《石彼山医案》.
1982年,他还写了《石氏伤科简易手册》.
他把石氏伤科的十二字经——"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揉、摇、转",毫无保留地写入《石氏伤科手法》.
石氏祖传的"三色敷药",也已大批生产,在上海各医院普遍使用.
另外,上海岳阳医院整理了《石幼山医案》,石彼山的长侄石纯农,女儿石凤珍,石幼山的儿子石印玉、石鉴玉以及女儿石凤霞,现分别在上海几家医院伤科工作,继承祖业.
石仰山是上海黄浦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常委.
他很有感触他说:"现在,工作是忙的,人是吃力的,但心情是舒畅的.
"他每天收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常常亲自回复.
不久前,包头一位病人收到他的回信,很激动,《包头日报》上发表了感谢信,说:"我想不到,石医生会亲笔给我回信呢!
"蛇医传奇一代名医——季德胜,度过了80个春秋,不幸于1981年10月16日去世.
消息传来,我深深感到内疚.
在1966年4月,我曾专程到江苏南通采访,准备为他拍摄电影.
老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地向我叙述了自己传奇式的一生.
南通市委、卫生局、中医院和南通制药厂的许多同志,也热心地介绍了老人的情况.
回到上海以后.
当我写好了剧本提纲,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暴开始了.
拍摄电影的计划当然化为泡影.
如今,老人已经离开人间,无法再用电影胶片纪录他的形象.
在这里,我只能用文字记述老人不平凡的经历,算是对这位来自民间的名医的纪念.
季德胜,中等个子,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农民,略长的脸上留着胡须,双眼格外明亮.
当我来到南通陆家井季德胜家里采访时,那里有小院,有宽敞的住房,生活条件相当不错.
"你应当到天生港去,看看我原先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季德胜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对我说道.
我遵从他的意思,来到南通天生港——位于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
在小镇北面的田野上,找到一座又矮又小、孤零零的土地庙.
季德胜说,过去,他的一家就住在土地庙旁的一间草屋里,住了十多年!
季德胜显得有点激动,谈起了自己的经历……1901年,季德胜生于江苏宿迁.
父亲季明扬以捕蛇、治疗蛇毒为生,贫穷潦倒,人称"季生侉子".
季德胜6岁的时候,宿迁大旱,全家被迫逃难.
他的母亲和弟弟季德利死于途中.
季德胜和父亲走南闯北,从小就尝够了生活的艰辛.
他父亲摆摊卖药,光顾者寥寥无几,没办法,就叫季德胜表演活吞蛇头,招待顾客.
季德胜入深山,进密林,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捕蛇的本领.
那时候,人们称捕蛇为"玩命",稍一疏忽,便会丧生.
捕蛇者要胆大心细,眼明手快.
季德胜成天价跟各种毒蛇打交道,摸熟了它们的脾气.
比如,他看到毒蛇两腮鼓起,高昂着蛇头,知道毒蛇正在发怒,要暂时避一避;当毒蛇的两腮没有鼓起,安详地躺在地上,他就走过去,先用手轻轻抚摸几下.
毒蛇正感到"舒服"的时候,季德胜一把擒获了它.
父亲还教季德胜辨认草药,把已经传了五代的治疗蛇毒秘方,悄悄告诉了他.
这祖传秘方,是他们的"饭碗",绝不外传.
但是,父亲留下的蛇药处方非常凌乱,有几十种,要的中药味数多,用量大,在治疗过程中很不方便.
季德胜决定改革旧方,找出一种稳定、简单、效果好的处方来.
为了验证蛇药的性能,他常常用自己的身体作试验.
他拿手臂、大腿、舌头,让蝗蛇和竹叶青去咬,再将蛇药内服和外用,一味药、一味药地试验,手上的伤口有一百多处.
有一次他用眼镜蛇作试验时,蛇毒发作,昏迷过去,后来一连喝了两斤自制的五毒酒,才苏醒过来.
但左手大拇指已被眼镜蛇咬断一节,致残了.
唐代著名作家柳宗元曾写过《捕蛇者说》,记述了捕蛇者在那"苛政猛于虎"的年月里难言的辛酸.
季德胜和他的父亲,过着比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还要艰难的生活.
在季德胜25岁那年,父亲连吐鲜血,病死于去如东县岔河镇途中.
从此,季德胜了然一身,孤苦伶仃.
他浪迹江湖,走南闯北,流落到浙江、广东、云南、贵州、福建等南方备省,在海南岛捉过50多斤重的蟒蛇,金门岛、香港等地也留下过他的足迹.
在这些江湖岁月中,他破帽遮颜,衣衫褴楼,捕蛇为生,人们讥笑他是"蛇化子".
40多岁了,他还是光棍一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为了糊口,他常捕些奇形怪状的蛇,到上海、广州去卖.
有一年,当他正在苏州玄妙观卖蛇药时,偶然结识了沈根妹.
沈根妹也是一个苦命人,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1945年春,他们在苏州结婚.
然后,就流浪到南通,看中天生港那座破旧的土地庙,搭起草屋,住了下来.
一天,一个捕鱼的人被毒蛇咬伤,伤口红肿,渐渐不省人事.
人们知道季德胜是卖蛇药的,就请他去治.
季德胜在患者伤口四周敷了药,还让患者用酒冲服药饼.
很快的,那位捕鱼者脱险了.
季德胜见捕鱼者跟自己一样穷困,就分文不收,回土地庙去了.
这下子,人们都说:"想不到蛇化子,有真本事哩!
"渐渐的,四周的乡亲,都知道土地庙里住着个会治蛇咬伤的人.
不久,天生港的一个巡官的儿子被毒蛇咬伤;不得已,只好派人来请"蛇化子".
季德胜对于做官的,摆出另一副面孔,开口以一包半纱为价.
那巡官起初不肯,可是儿子病重,没有办法,只得照办.
经季德胜一治,巡官的儿子果真死里逃生.
那时候、季德胜虽然穷,穷得有骨气!
1956年3月,一辆汽车停在土地庙附近.
几个"城里人"走下车,朝草屋走去.
季德胜以为城里大约有什么人被蛇咬伤了,特地派车来接他看病.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来者竟是南通市卫生局的领导同志!
原来,当时南通市正在筹建中医院.
卫生局领导听说季德胜绝技在身,特地前往茅庐访贤求教.
这,季德胜连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热热乎乎地攀谈起来,那么亲切,那么随和.
临走,季德胜拉着他们,说是要到镇上去喝一盅.
这是季德胜对贵客的最友好的表示.
客人们逊谢了,可是,他们却常常地被季德胜的真挚的情谊所感动.
如果说季德胜是"千里马"的话,南通市卫生局领导不愧为"伯乐".
他们善于识别人才,敢于起用人才.
这年8月,季德胜正式被聘请为南通市中医院医师.
一个在旧社会低人三分的"蛇化子",如今穿上了白大褂,坐在中医院的诊室里,怎不使季德胜热泪盈眶出于对党的感激,对人民的信任,季德胜决定献出祖传秘方,这件事,又反过来使南通市卫生局的领导激动万分.
季德胜是文盲,斗大的字也不识,他说出来的秘方,只是许多土名.
中医院深知这是祖国医学的珍宝,便专门派人帮助季德胜进行整理,反复用实物核对,这才把配方确定下来.
根据这配方制成的,就是著名的"季德胜蛇药片".
自从季德胜在南通中医院担任医师以后,名声大震,各地来函索药者,数以百计.
本来,"季德胜蛇药片"是靠手工捏成的,供不应求.
1957年8月,南通制药厂建立了,用机器大量生产"季德胜蛇药片".
很快地、"季德胜蛇药片"畅销全国.
屡试屡灵,获得很高的声誉.
紧接着,东南亚各国纷纷订购此药,被誉为"最佳蛇药片"、"家庭必备良药".
不久,又出口到欧洲、非洲、美洲等13个国家,饮誉世界.
季德胜被聘为医学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全国医药卫生经验交流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如今,在飞行员、地质队员、战士、渔民身边,都常常带着"季德胜蛇药片".
据统计、印度每年被毒蛇咬伤的人达21000多人、美国为22000多人,巴西为25000多人.
"季德胜蛇药片"大量生产,把许多被毒蛇咬伤的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从国内外寄给季胜的感谢信,足足有一箩筐!
这些热情洋溢的信,是"季德胜蛇药片"最好的"说明书".
季德胜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季德胜蛇药片"将永存人世.
"季德胜蛇药",是中华民族千万朵智慧之花中的一朵.
十亿神州,人才济济.
只要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一定可以从民间找到更多的"季德胜",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大蚊"专家赵修复我在福州采访赵修复教授.
他的头发已如银丝一般.
他,花费了毕生的精力研究靖蜒,人称"靖蜒博士",如今担任福建省科协副主席、福建农学院植保系主任、昆虫学教授,是中国靖蜒分类学的权威人士.
我请他谈谈往事,谈谈青年时代.
他思索了一下,眼角皱起鱼尾纹,微笑着对我谈起一位自称"没有人比我更忙"的人.
那是他在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当研究生时的导师亚历山大,世界著名的"大蚊专家".
所谓"大蚊",样子像蚊子,个儿比蚊子大,似蚊而不属于蚊.
亚历山大常年累月地忙于研究"大蚊",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生物分类学家来说,能够发现一种生物新种,犹如化学家发现一种新元素似的,常引以自豪,认为这是莫大的学术荣誉.
亚历山大呢他竟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前进,平均每年发现200种大蚊新种,发表20篇学术论文.
后来,当他以93岁高龄去世时,人们统计他一生的业绩——发现10000多种"大蚊",发表1000多篇论文!
这么一来,他怎能不忙他没有助教,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干.
他的唯一的助手是他的妻子.
他惜时如金.
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他和妻子决定不生孩子.
亚历山大去世时,留下遗嘱,把自己数十年苦心搜集的"大蚊"标本,全部捐献给国家.
这位自称"没有人比我更忙"的导师,虽然平常言语不多,却使赵修复深为感动.
那时候,赵修复是个穷学生.
他一边求学,一边做小工,帮人看过孩子,干过杂活,或者替教授们做实验.
他也变得异常忙碌,忙得不可开交.
他终于在美国发表了论文《中国棍腹蜻蜓的分类》,获得了博士学位.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
"赵修复能够成为"蜡蜒博士",主要当然靠他自己.
然而,从他那追述往事时的神态,从他双眸中流露出的深情,可以看出,他对于那位指引他步入昆虫学之门的导师何等怀念.
"一分时间,一分成果.
寸阴必珍,寸阴必争!
"这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说过的话.
其实,用来概括那位"没有人比我更忙"的"大蚊"专家的一生,也是极为恰当的.
霓虹灯下新哨兵早年,看过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从此"南京路上好八连"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92年3月,我有机会访问慕名已久的"好八连"营地.
然而,步入"好八连"的营房,驻守在那里的却不是"好八连",而是"霓虹灯下新哨兵"——上海武警总队一支队十中队,人称"十中队".
那是1982年1月4日,"南京路上好八连"由新成立的武装警察部队接替.
"十中队"住进了"好八连"的营房,而"好八连"调往上海郊区.
"十中队"刚刚进驻"好八连"营房,领导作政治报告,不时有战士借"方便"走出会场,半小时内走开了十几个!
中队领导意识到不抓纪律、不抓思想教育不行,响亮地提出了向"好八连"学习的口号.
我听"十中队"的指导员讲述一连串有趣的故事:站队时,中队长发觉,战士们脚下花花绿绿,穿起旅游鞋.
问起解放鞋哪里去了,才知被扔进了垃圾箱!
中队长从垃圾箱里捡回这些解放鞋,向战士们讲述"好八连"当年的"草鞋精神".
战士们感动了,从此一律穿解放鞋,就连袜子也一律穿草绿色军袜,保持军人着装的整齐、严肃.
战士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每月津贴不过20元,还不够抽两包外烟!
不过,战士们的家中,往往会寄上许多零花钱.
在家长们看来,把孩子送进部队,为的是使孩子得到锻炼,至于经济上,眼下许多家庭是宽裕的.
"十中队"地处闹市中心,"大世界"、"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就在眼前,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十中队"抓艰苦朴素教育,从不抽烟抓起.
眼下,战士们都不用家中寄的零花钱,就连每月20元津贴,还要储蓄10元至12元!
战士们大都来自华东农村.
过去,总以为农村生活艰苦.
现在不一样.
一位江西农村战士的父母是运输专业户,拥有4辆汽车,仅这一资产20万元.
家长开着汽车来看他,不仅带来大量食品,还带来煤油炉,以便儿子可以自己"开伙"!
如果营房里都摆起煤油炉,这部队还像样吗那位战士谢绝了家长的好意,依然过着和大家一样的艰苦生活.
谁都有三亲六戚.
"十中队"的营房,常常被战士们的亲友所看中——那是前来上海做生意的"最佳落脚点".
不论有多大的"好处费","十中队"的营房不许外人借宿.
有人做大理石生意,开了一车大理石来,想借"十中队"营房前空地存放数日,声言给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也被谢绝了.
在营房里,我见到白布床单干干净净,草绿军被四四方方,就连鞋子也整整齐齐放在床下用油漆画好的圆圈里.
真巧,从营房的窗口望出去,恰好是人民公园的僻静处,那里号称"恋爱角",男女青年双双对对在窃窃私语.
曾有人提出"封窗".
经过一番辩论,还是决定开窗,因为这对于身居闹市的军人们来说,又多了一道考验题又有什么不好呢"十中队"进驻南京路十年,声誉鹊起.
他们学雷锋做好事.
他们坚守岗位,战香风,拒腐蚀……他们成了一支新的"好八连".
在荣誉室里,我见到墙上挂满了锦旗,玻璃柜里各色奖状、奖旗琳琅满目.
1992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了"十中队",写下了这样的题词:"南京路上学八连,霓虹灯下新一代.
"访"百万富妪"赵碧琰赵碧琰这名字,在几个月前,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是生疏的.
然而,1984年9月7日,由于赵碧琰在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的最后裁决中胜诉、一场被称为"30年来最大的遗产争夺战"终于结束,赵碧琰顿时为中外人士所瞩目.
中、日数十家报刊报道了裁决情况.
为了详细了解"赵碧琰案件",我来到北京东城一幢新楼里,拜访了赵碧琰.
她是20世纪的同龄人,生于1900年,一头直梳银发,瘦削,中等个子,穿一身蓝布衣服.
虽说已经84高龄,但是身体仍十分硬朗,唯双耳失聪,要大声地在耳边说,她才听见.
她东北口音,能讲流利的日语.
赵碧琰坐在鲜红色的人造革沙发上跟我谈话.
沙发旁边,放着乳白色的电话.
墙上,挂着著名画家范曾送她的国画.
她的丈夫叫赵欣伯,当年是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
她原名耿维馥,于1921年与赵欣伯结婚.
当时,赵欣伯前妻王碧琰突然病故.
赵欣伯为了纪念前妻,把耿维馥改名赵碧琰.
1925年,赵碧琰在日本生下儿子赵宗阳——他是赵欣伯唯一的子女.
赵欣伯在日本购置了相当可观的地产,并在东京住处地下埋藏了大批金条、珠宝.
1951年7日,赵欣伯死于北京.
遗孀赵碧琰和儿子在北京过平民生活,鲜为外人所知.
赵欣伯在日本的巨额遗产,引起日本、台湾、香港、澳门众多的骗子的觊觎.
先后有三人冒充赵碧琰,9人冒充赵氏后代,妄图冒领这笔遗产.
其中有一个骗子,打听了赵宗阳当年在日本上学的情况,得知赵宗阳左眼失明,为了冒充他,不惜挖去自己的左眼!
骗子们的种种阴谋败露,日本报界刊登了报道,引起廖承志同志的注意.
1964年,我国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了在京闲居的赵碧琰.
为了维护她——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正当权益,我国有关部门派出律师,和日本律师合作,裁决此案.
赵碧琰健在的消息传到日本,骗子们惊得目瞪口呆.
然而,要确切证实赵碧琰、赵宗阳是赵欣伯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亦非易事.
经过20个春秋的曲折争斗,赵碧琰终于胜诉.
她,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北京平民跃为"百万富妪",顿时成为新闻人物.
"赵碧琰案件"案情复杂,跌宕多变,富有戏剧性,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叙述.
在这里,仅披露赵家告诉我的一个有趣的细节:赵宗阳的左眼瞎了,这是当年赵宗阳在日本上学时老同学们都记得的生理特征.
至于他的左眼怎么瞎的,外人不知.
为了证实如今在北京工作的中国公民赵宗阳,就是当年在日本求学的赵欣伯公子赵宗阳,中国律师傅志人、马德昌等做了细如绣花、密如水银泻地的调查工作.
他们从赵碧琰的口述中得知,赵宗阳是在三岁时患急性脑膜炎而瞎了左眼的.
赵欣伯为了救治爱子,把赵宗阳从日本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诊疗.
中国律师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来到如今的北京同仁医院,该院保存着当年协和医院的病历.
在1927年4月20的赵宗阳病历上,清楚地查到了"急性脑膜炎,转移性眼炎……左眼预后不良"等记载.
在日本法庭上,中国律师提供了这一重要证据.
日本律师根据赵宗阳的日本老同学的回忆,得知赵宗阳的头皮上有个疤.
这个疤平时被头发所遮掩,很少有人知道.
在法庭上,当场查验,赵宗阳的头皮上果真有疤!
我跟赵碧琰及其亲属们交谈着.
他们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一家生活安定,心情舒畅,尤其是赵宗阳,在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在"文革"中,又被加上"历史反革命"、"特务"之类罪名.
赵家被迫从近百平方米的私宅中,迁到仅20平方米的两间陋屋.
赵碧琰被拉去扫街……1978年,赵宗阳的错案得以改正,不久又加了两级工资.
赵宗阳的长子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判10年徒刑,这一错案也得以平反,补发了工资.
1982年,政府拨给赵家新居,四室一厅双阳台,还有洗澡间.
明媚的阳光,透过清彻的玻璃窗,照得室内通亮、温馨.
赵宗阳有三子一女,都有称心的工作.
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生了两个孙子、两个孙女.
如今赵碧琰一家,总共有14口人.
在赵家的大门上,挂着"五好家庭"的红色牌子.
在政府的关心下,赵碧琰晚年享受着天伦之乐.
赵碧琰说,她的丈夫在满洲国充任伪职,有罪于人民.
如今,政府仍尊重她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权益,关心她的生活.
如果没有我国律师的帮助,她不可能胜诉.
她感激政府的关切.
赵氏地产在东京富士山下,约3万平方米.
地下5米深,便有热泉.
这在寸土尺金的东京,确是巨额财富.
据估计,折合为人民币,在6000万元以上.
称之为"百万富妪",认真点讲,还显得太不准确呢!
赵家表示,胜诉之后,愿为祖国的"四化"效力,以谢政府.
赵碧琰的孙子拿出了友人题赠的横幅给我看,上面写着斗大的四个字"依然故我".
下面的一行说明,颇有意思:"甲子中秋,宗阳兄扶桑凯归,国人惊动,赵公真元帅矣,属书此四字,是大家气象.
"这"赵公真元帅"一语双关,妙趣横生.
确实,如今赵家真的成了"赵公元帅",但又有"元帅"那样的"大家气象",在巨富面前"依然故我".
名厨大赛爆出大冷门旷古未有的大赛,1983年11月8日,在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69名选手,一色白衣、白裤、白帽.
白衣红字,印着省、市或自治区的名字.
胸前别着米黄色的代表证,贴着选手的免冠照,写着选手的大名.
一切,都那么郑重其事.
这场比赛的正式名称叫做"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人称"厨师大赛"或者"烹饪大赛".
据历史学家考证,这样的比赛在中国历史上确是破天荒的.
在大会堂的上海厅,19位裁判员已经分四桌坐定.
这些裁判,个个都是尝遍山珍海味的美食专家,有烹饪界权限人士,有大学教授.
"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也应邀担任了裁判.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用特殊的方法进行裁判:选手们在大会堂国宴厅厨房里摆开比武阵势,每人各烧四个拿手菜.
事先规定了每道菜互不相同的上菜时间,依次由服务员端进上海厅.
一个菜只送其中一桌.
四桌裁判分别评定每位选手的四个菜.
给分的标准如下:色,25分;香,25分;味,30分;形,20分.
如果一个菜的色、香、味、形俱佳,得满分——100分.
如此庄严的比赛,如此权威的裁判,如此精确的计分,使这次"厨师大赛"为全国所瞩目.
河南派出专车,把刚从开封捕获的黄河鲤鱼,星夜兼程,送往人民大会堂,条条活蹦乱跳!
驰名中外的大连鲍鱼,刚从海里捞出,浸在新鲜海水里,空运北京.
进了人民大会堂,还会张合动弹哩!
冷藏列车,冷藏卡车,从四面八方奔向首都.
各省、市、自治区都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厨师.
在送来的选手简历上,有的写着"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执厨",有的写着"曾为敬爱的周总理掌勺",有的写着"曾为国宾做过国宴",有的写着"曾多次出国传艺",还有的"曾著书立说"……真是强手如林,名家荟萃.
各路烹饪英豪,个个虎视眈眈,死死盯住那十块金牌.
原来,此次大赛规定,按得分多寡,前十名授予"全国最佳厨师"称号!
谁不想显显身手,夺得金牌要知道,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十名"全国最佳厨师".
这金牌的份量有多沉!
大赛的帷幕尚未拉开,种种私下的揣测早已传开.
人们从议论谁家高手会夺金牌,进而猜测为什么把"全国最佳厨师"的名额定为十名尽管是"非官方消息",谁都坚信这样的"形势分析":川、广、浙、鲁、闽、苏、湘、皖八大菜系,驰誉全国,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烹坛名家多.
这八家各拿一块金牌,理所当然.
北京是首都,当然要拿一块.
湖北菜系近年来发展很快,是后起之秀,也会拿一块.
这"非官方消息"合情合理,因此,不胫而走,传遍赛场内外.
大赛尚未进行,仿佛金牌属谁早成定局.
尽管舆论如此,各家选手还是全力以赴参加大赛,即使金牌无望,也要力争一枚银牌——"全国优秀厨师"称号.
个个磨拳擦掌,那紧张的心情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有的已经接连几夜服用安眠药仍未能安眠;有的一见到"国宴厅"三个字,心里就紧张,手握菜刀不由得发抖……大赛开始了.
选手还不及记者多.
拍照的,拍电影的,录像的,录音的,采访的,……蜂拥而来.
名厨献艺,举国关注,新闻界当然派出庞大的采访队伍.
雪亮的灯光,成群的记者,不约而同集中在北京高手和川、广、浙、鲁、闽、苏、湘、皖八大名家身边.
比赛在紧张地进行.
一道又一道菜,穿梭一般,由小厨房飞向上海厅,飞向裁判席.
一道名叫"兰花熊掌"的菜递上去了.
送菜的服务员从上海厅返回小厨房时,带来极为重要的消息:刚才,裁判们一见这道菜,啧啧连声,"真棒!
"这是裁判桌上从未有过的强烈反应!
"兰花熊掌"是谁的作品记者们飞快地查看菜单.
哦,辽宁特一级厨师刘敬贤!
辽宁菜会受到裁判青睐这几乎叫人难以置信.
翻开菜谱,常可见到这样权威性的评论:"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地方菜列为三大系统,而以山东菜为黄河流域的代表,四川英为长江流域的代表,广东菜为珠江流域的代表.
"就在这次大赛前夕,还有人说呢:"食在南方,食在广州.
东北人根本不会烧菜!
"辽宁是东北三省之一,自然属于"根本不会烧菜"之列.
难怪辽宁领队在大赛时曾请记者们光临一下辽宁代表队,竟没有一个记者来过!
此刻,有着最敏感的神经的记者们,一下子来了个"战略性转移",拥到那非常冷落的辽宁赛区,把刘敬贤团团围住.
刘敬贤,39岁,壮壮实实,眉清目秀,总是笑眯眯的.
他的简历上除了写明"沈阳鹿鸣春饭店副经理"、"曾去日本考察"以外,没有什么显赫之处.
此刻,只见他双脚叉开,挺胸收腹,手眼配合,思想集中,目光注视着正在烹调的第二个作品——"凤腿鲍鱼".
上菜时间到了.
服务员一秒不差,前来取菜,刘敬贤也一秒不差、交出了刚刚完成了的"大作".
信息反馈.
服务员又带来裁判桌上的重要消息:"刘师傅盖了帽啦!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快地传开.
刘敬贤像一块磁铁,立刻把众多的记者吸引过来.
顿时,蹲着的,蹄着的,站在椅子上的,"咔嚓""咔嚓"响成一片,闪光灯照得人眼花缭乱.
刘敬贤方寸不乱,旁若无人,依旧集中精力完成他的作品.
这时,一位敏感的记者发觉,刘师傅不愧是一个虑事甚细的人:他考虑到从国宴厅小厨房到上海厅的路线颇长,为了防止菜在路上凉了,事先已把菜盘放下烘箱加热.
这样,菜热盘热,就不易凉了.
第三道菜"红梅鱼肚",送上去了.
第四道菜"游龙戏凤",送上去了.
大赛爆出了大冷门:刘敬贤的第一、第二、第四道菜,俱获100分满分,第三道菜得了90多分,总分第一,压倒群雄,跃居榜首,荣获"全国最佳厨师"第一名!
他,成了中国的"厨师状元"!
新华社播发了刘敬贤一举夺魁的消息.
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鼓励.
香港《大公报》在报道中,作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要选一九八三年全国'风头人物'的话,除了体育界的世界跳高冠军朱建华之外,饮食界最出风头的人物要算是辽宁沈阳市的国家特一级厨师刘敬贤了.
"对答如流的"刘状元"夺魁之后,首都举行了多次"冠军烹饪技术表演"和"冠军记者招待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烹饪冠军"的技艺和理论水平进行全面考试.
在一次技术表演的时候,刘敬贤当着全国名手睽睽众目,亲自掌勺.
只见他左手握勺,手心朝右,拇指放在勺柄之上,稳握勺柄,运用自如.
先是小翻,后是大翻——前翻,后翻,左翻,右翻,那勺里的菜看随他任意摆布.
突然,刘敬贤猛地把大勺底儿朝天,勺里的菜肴翻入盆中,整整齐齐,全都在瓷盆的那圈金线之内!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在座的名厨们一见,不禁一致喝采鼓掌!
光是看这翻大勺的绝技,便可知这位"厨师状元"名不虚传,确有一身惊人艺.
演员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练三冬.
"刘敬贤这一勺功,岂止"练三冬"!
一次次精湛的技术表演,使同行们打心底里折服了:刘敬贤名列第一,果真技艺超群.
裁判是秤,评判正确.
更难得的是,刘敬贤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答如流,充分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他是一个有文化、懂科学、有技术、有理论,"文武双全"的厨师哩!
这在烹饪界,尤其是在老厨师之中不多见.
记者招待会那架势,如同论文答辩会.
记者们随意提问,"冠军"必须当场答复,随机应变.
"请问,刘师傅您做的是什么菜"一开场,一位记者便提出了一个怪问题.
"我做的是辽宁菜!
"刘敬贤自豪地答道.
"辽宁菜辽宁形成了自己的菜系"记者追问.
"在全国各大菜系面前,辽宁菜是小弟弟,出生晚,历史短.
辽宁地处寒带,一般人食菜较咸较浓.
辽宁菜系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刘敬贤侃侃而答.
一位记者插嘴,发了个"刁球":"刘师傅,我对你这个人的手艺,心服口服.
不过,我听说,你做的'辽宁菜',其实就是鲁菜!
"面对这么个"刁球",刘敬贤不慌不忙,作了答复:"鲁菜具有许多优点.
辽宁菜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曾受鲁菜影响,学到许多东西.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师傅王甫亭就是鲁菜师傅.
但是,辽宁菜并不就是鲁菜.
辽宁菜这个小弟弟,不光学鲁菜,而且向全国各大菜系学习,博采众长,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这有点像霍元甲,虽是霍家子弟,但是他的'迷宗拳'不等于'霍家拳'.
辽宁菜不敢自比霍元甲,不过,就'博采众长'这一点来说,倒是相同的……"刘敬贤的答话,既谦逊,又合情合理,答得头头是道.
"那么,请问刘师傅,辽宁菜的特点是什么"又一位记者发问.
"辽宁菜的特点是——一菜多味,咸甜分明,酥烂香脆,色鲜味浓,明油亮芡,讲究造型.
"刘敬贤非常流利地答道.
"刘师傅,请以您的大作'兰花熊掌'为例,说明辽宁菜的特点.
"记者连续发问.
刘敬贤马上作了如下说明:"'兰花熊掌'是以兰花对熊掌,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
兰花就是油菜心,拌以鸡茸、虾茸,上展蒸透.
熊掌用红扒加工.
"兰花对熊掌,兰花清淡,熊掌汁浓味厚——一菜多味;兰花碧绿,熊掌金红,冷色对暖色——色鲜;一素一荤,营养全面;熊掌整块,兰花切成小块分布于四周——讲究造型;两者都酥烂,易于消化……""刘师傅,请重点说明一下,什么是'明油亮芡'""明油,是指菜肴上有一层均匀的明油,光洁,有光泽.
比如,熊掌表面就上了明油,金红透亮.
至于'亮芡',那是指辽宁菜很注意'勾芡'.
芡,是用淀粉或者面粉水和各种调味品兑成.
勾芡之后,使汤汁稠厚,和厚料融合一体,达到'汤菜融合'.
这样,几种菜在同一盆中,互不混汁.
比如,'兰花熊掌'一盘两菜,就互不混汁,这样更能体现'一菜多味'的辽宁菜特点.
"经刘敬贤一点明,记者们细细回味,悟出了"兰花熊掌"的奥妙之处,弄懂了为什么这道菜会获一百分!
刘敬贤又补充了一句:"熊掌乃东北特产,所以'兰花熊掌'具有辽宁的地方特色.
"记者问及了"凤腿鲍鱼"、"红梅鱼肚"的特点,刘敬贤一一作了分析,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记者们很有兴趣地问"游龙戏凤"这道菜是如何构思的.
刘敬贤答道:"刺参,是辽宁沿海的特产,而沈阳南塔的鸡也是很有名气的.
我以黑刺参作为'乌龙',以小鸡胸脯嫩肉作'白凤',配上东北人参汤,再放入冬菇、火腿末、小油菜心,原锅上桌,下点酒精灯.
汤沸时,乌龙翻滚,白风扑水,龙凤同戏,所以叫'游龙戏凤'.
""刺参乌黑,鸡脯嫩白,加上绿色菜心、红色火腿末,色彩鲜明.
""刘师傅,为什么用酒精火锅呢""因为辽宁气候寒冷,到了冬天,很多人家喜欢用火锅.
这也是辽宁的特色.
"答辩至此,记者们十分佩服"烹饪冠军"的扎实根底.
刘敬贤在大赛中才冒了尖,然而,他有着金字塔一般宽大的基座,才会有那冒出烹饪之林的高高的塔尖!
一位记者感叹地说:"刘师傅不光是菜做得好,菜名也取得好.
"'游龙戏凤'取得多么贴切,一个'游'字把火锅里的翻腾景象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
刘师傅不愧为一个有文化、有文学修养的大厨师!
"厨艺大赛期间,传来了胡耀邦总书记对烹饪工作的高度评价:"烹饪专业是科学,是艺术,是文化.
"作为一代名厨,刘敬贤正是在具备了科学、艺术、文化的良好素养.
整整二十年前冠军之路是不平坦的.
且把时间倒拨20年……1963年,我们的冠军在沈阳念完高中.
他压根儿没想到会去当厨师.
他的理想之花,是科学家、工程师.
年轻人嘛,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前途,用彩笔抹上最艳丽的颜色.
在刘敬贤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这么写着:第一志愿,清华大学.
第二志愿,南开大学.
意想不到,他名落孙山,给刷下来了!
色彩缤纷的"理想之花",全泡汤啦!
高考落榜,对于刘敬贤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他羞于见人,特别怕见到老同学,成天价躲在家里,独自苦闷.
他长吁短叹.
唉,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再也没机会跨进你们的大门!
刘敬贤的父母,倒并没有把落第看得那么严重.
他们俩都是裁缝,希望儿子实实在在学门手艺,也就行了.
他们觉得,敬贤连做梦也想念大学,何苦呢在家里跟父母学学裁缝手艺,将来养家糊口,有什么不好儿子哪有心思学手艺在他的脑海里,崇拜的偶像仍是科学家、工程师……不过,这么个大小伙子,整天在家闲着,逛着,父母看不下去,敬贤自个儿也耽误不下去呀!
苦闷,羞耻,无聊,空虚,失望,仿佛"五味瓶"打翻了似的,撒在刘敬贤的心头.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刘敬贤:街上贴着劳动局的布告,"中西餐高级厨师培训班"招生!
刘敬贤跑去一看,果真有这么回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下子,刘敬贤的心,不平静了.
说实在的,他从小就对烧菜有兴趣.
他祖籍山东招远,爷爷是个厨师,在轮船上给海员烧饭.
八岁起,刘敬贤就跟在爷爷后边,学习炒菜.
后来,爷爷退休了,刘敬贤放学归来,总喜欢跟爷爷学烹饪.
特别是念高中的时候,刘敬贤常常上街买菜,回家摆弄,让全家充当他的"食客".
当父母弟弟夸奖他的烹调手艺的时候,他乐不可支.
不过,那阵子,烹饪只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
他并没有想去当厨师.
他虽然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不对,可是,他还是深受这句话的影响.
在心灵深处,他看不上父母的职业——裁缝,也看不起爷爷的职业——厨师.
他以为,那是"伺候人"的工作,是"下品".
如今,"中西餐高级厨师培训班"要招生,去不去报名呢布告上那"高级"两字,使刘敬贤动了心.
在他看来,"高级"两字,仿佛是一道金色的光圈!
他决心去试一试.
消息传开,亲戚摇头,邻居冷笑,同学不以为然,唯有父母双手赞成.
应试者倒也不少,300人报名.
这一回,刘敬贤一试就中,他的大名出现在18位录取者的名单之中.
经过培训,刘敬贤成绩优异,被分配在沈阳第一流的香雪饭店.
能在"高级"饭店里工作,刘敬贤满心欢喜.
可是,干了几天,刘敬贤的心就凉了!
在这"高级"饭店里,刘敬贤干什么活儿呢他被分配去剥葱,剥蒜,剖鱼,洗萝卜,刷碗,推煤,清灰……唉,刷不完的碗,推不完的煤,清不完的灰,干不完的活!
每当他下班,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中,他常常扪心自问:这一切,有什么"高级"可言一天,他遇上卖冰棍的邻居周大娘.
大娘知道刘敬贤在当"火头军",便说:"你这么个大小伙子,念了十几年书,绕着锅台转,你跟大娘差不多.
大娘没念书,也会绕着锅台转.
"大娘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刘敬贤的心.
终于,在上班时间,不见了刘敬贤.
他到哪里去了呢香雪饭店里,有的是空着的房间.
有人曾见到小刘走进一个单间,把门反锁上.
这事惊动了饭店的领导和师傅.
打开房门一看,刘敬贤果真独自躲在里面.
他在干吗在看高中课本!
哦,他在复习功课,打算再考大学……我们的"烹饪冠军"并非天生的.
他,也曾有过迷茫和失误啊!
用"特殊的眼睛"观察"考大学,我们不反对.
可是,瞧不起烹饪专业,这不应该.
'民以食为天',谁能不吃饭"饭店的领导一边和小刘谈心,一边也检查了自己对小刘的思想不够关心.
香雪饭店名师唐克明、刘国栋,手把手地教刘敬贤.
俄罗斯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作家要用自己的特殊的眼睛观察世界.
"刘敬贤发觉,他一旦把心思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中,用特殊的眼睛观察厨房,一下子便有了新的发现.
就拿炒韭菜来说,那是属于"烹饪ABC",最起码的活儿.
刘敬贤用"特殊的眼睛"一看,师傅切韭菜的时候,随手把切下来的韭菜,按根部、中段、叶尖分成三摊.
炒的时候,先下根部,再入中段,最后下勺的是叶尖,打一个滚,就装盘了.
"师傅,韭菜干吗要分三次下锅"小伙子注意到这一点了,发问.
"这是因为韭菜根部老,叶尖嫩,老的先下锅,嫩的晚下锅,炒出来一般熟.
"师傅说出了其中的奥妙.
敬贤记住了.
"师傅,我在家炒韭菜,六两韭菜炒出来才一小把,你怎么炒出来一大盘"刘敬贤又注意到另一点.
"这叫'旺火出嫩菜'.
炒韭菜,火要旺,炒出来嫩,不出水.
用慢火炒,韭菜出水了,光剩下纤维素,塞牙缝!
"经师傅一点拨,敬贤发觉,师傅炒的韭菜又干又松,盛了一大盘.
他记起在家炒韭菜,满碗是水!
"韭菜要用平盘装,不能用碗盛.
平盘散热快.
盛在碗里捂着,散热慢,容易黄,容易出水……"师傅补充说道.
喔,原来连盛盘装碗也有讲究,也有道理!
这么个最起码的炒韭菜,用"特殊的眼睛"一看,有那么多的学问.
刘敬贤开始懂得,围着锅台转,要想"转"得好,不那么容易哩!
好在刘敬贤是个肯钻研、喜欢盘根究底的人.
他弄了个小本本,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学到什么,都记在小本本上.
他从"ABC"开始学,该怎么站,怎么掌勺,什么是直刀、平刀、斜刀,怎么切丝、片、丁、块,怎么样炒、炸、馏、爆、烧、烹、烤、蒸……他一样一样地学,一个菜一个菜地学,一点一滴地记.
"冰棍儿,冰棍儿,一毛两根,一毛两根.
"一天,刘敬贤下班,遇见正在卖冰棍儿的周大娘.
"小伙子,还在饭店里干活"大娘问道.
"嗯.
"敬贤点了点头说,"大娘,您贫血,多吃点菠菜.
""高血压呢"大娘挑刺儿问.
"吃芹菜.
""头昏呢""吃'清蒸天麻鸡'.
""嗬,到底是喝过墨水儿的,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周大娘开始对小伙子另眼相看了.
在香雪饭店,刘敬贤对烹饪技术刚刚入了门道,"红色风暴"袭来了.
香雪饭店被红卫兵斥责为"老爷太太饭店",勒令停业了.
刘敬贤转到沈阳新味斋烤鸭店工作.
这是一家中型的饭店,虽然设备、条件不及香雪饭店,不过,炒菜的风格、品种不同,使好学的刘敬贤如同换了一所学校,又学到了新的本领.
在那里,他拜苏林、张春圃为师.
苏师傅擅长沈阳菜,张师傅擅长创新,无不成为刘敬贤的良师.
刘敬贤新来乍到,一桩小事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
一到那儿,敬贤跟着师傅灌了一回香肠.
没几天,在第二次灌香肠的时候,他竟然能够一口气儿背出配料单——一百斤肉该加多少糖、盐、酱油,该加多少砂仁、头蔻、丁香、茴香、花椒、肉桂……清清楚楚,准确无误!
要知道,那儿的一些青工不知灌过多少回香肠了,没有一个背得出配料单的.
其实,那是因为刘敬贤在香雪饭店已经养成了钻研学问的习惯.
那天灌香肠,敬贤随手把配料单记在小本子上.
回家之后,温习了几次,便牢记心中.
他是个有心人.
他的宏大的"金字塔"底座,就是靠平常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积累起来的.
那年月,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成为全国"烹饪冠军",但是他勤记肯学、事事用心,无意之中却在铺砌着冠军之路.
师傅们喜欢这个新徒弟.
那年月,好多年轻人热衷于挂红袖章,热衷于"夺权"、"炮轰",而刘敬贤脚踏实地,在厨房里向师傅们求艺取经.
如今,几乎没有一位同行不夸奖刘敬贤的基本功扎实.
是的,那些直刺苍穹、跃入太空的宇宙火箭,没有一枚不是从坚实的基地上起飞的.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这句格言永远闪烁着真知的光芒.
"什么是肉"的启示1970年,一道难题摆在刘敬贤面前.
那年,沈阳市和平区要举办厨师培训班,没有教师.
请老师傅上讲台吧,他们有着丰富的烹饪经验,可是十有八九缺文化.
就像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
"让敬贤去讲!
"老师傅们点将,没有一个不推举敬贤.
这下子,刘敬贤犯难了!
不错,他高中毕业,在厨师队伍中算是"高材生"了.
他又肯钻肯学,是一块好料子.
可是,敬贤掂了一下自己的份量:他,一个工资才36元、年龄才26岁的青工,有资格上讲台吗七年前,他自己还是厨师培训班的学员呢!
要他去讲课,岂不是赶鸭子上架真是"矮子里拔将军",选来选去,没有比刘敬贤更合适的人选.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刘敬贤赶紧备课.
他找来各家菜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写出讲义.
开学的前夜,凌晨两点,在沈阳北市场街刘敬贤那低矮的小平房里,还射出明亮的灯光.
这位从未上过讲台的教师,仍在那里念念有词,背诵着讲义.
他,踏上了讲坛.
他的心里忐忑不安,却尽量强装镇定.
他居然不看讲义一看、滚瓜烂熟地把菜谱背得一字不差.
"熘三样.
主料:肝一两,肠一两,肚一两.
配料:冬笋三钱,胡萝卜三钱.
调料:酱油、烧酒、醋、白糖、油、味素等.
操作方法:把油烧热以后,主料下勺,加入葱蒜,然后……"讲着,讲着,有的学生居然打起瞌睡来了!
下课之后,学生的反应很糟.
为什么呢讲义上都写了,何必再听老师背讲义刘敬贤问:"你们要我怎么讲"学生答道:"老师,你就讲讲你是怎么烧菜的!
"刘敬贤改变了教学方法,讲自己怎么学做菜,怎样在小本本上记学习心得,学生听得很有兴趣.
特别是当刘敬贤讲起自己失败的教训,怎么把菜做砸了,学生们更是听得律津有味.
就这样,凭藉着平常的观察和积累.
刘敬贤总算一堂课、一堂课地讲下来了.
刘敬贤松了一口气.
一天,在刘敬贤讲述怎样切肉的时候,一个学生冷不防问了个怪问题:"老师,什么叫肉"刘敬贤愣了一下,心想,这还用问便随口答道:"猪身上长猪肉,牛身上长牛肉,羊身上长羊肉.
猪肉、牛肉、羊肉,都叫肉.
此外,鸡肉、鱼肉、虾肉,也是肉.
"话虽这么说了.
下课之后,刘敬贤细细回味,总觉得这么答复,只不过说"肉就是肉",没有说出道道来.
怎么办翻书!
他查遍各种菜谱,查不到"什么叫肉"!
唉,整天切肉、炒肉、吃肉,作为一个厨师,居然讲不明白"什么叫肉"!
别的书上,也许能查到.
刘敬贤到图书馆里翻查,费了好多时光,终于从北京卫生学院营养学系编著的一部营养学著作,找到了答案:"组成动物有机体所有组织的总和,通称为肉.
"刘敬贤不由得拍案叫绝!
这本书,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肉".
刘敬贤又继续看下去,查到了各种肉的化学成分.
比如,猪肉化学成分的平均百分比力:水分:52%;蛋白质:16.
9%;脂肪:29.
2%;碳水化合物:1%:灰分:0.
9%.
真是灯越拨越亮,书越读越明,刘敬贤弄清楚了各种肉的化学成分,明白了烹饪与营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回到课堂,刘敬贤重讲"什么是肉",肉的化学成分,在烹调中怎样保持肉的营养.
学生们一听,都说这下子可明白啦!
这件事给刘敬贤深刻的启示:当一名厨师,光是看菜谱,光是会做菜,这远远不够.
烹饪是一门综合性科学.
厨师要具备广博的知识.
要懂得营养学、解剖学、医学、公共卫生学、化学、微生物学、物理学、美学(特别是色彩学)以至文学、地理、历史、外语……这样,才是真正的"高级"厨师!
此刻,刘敬贤才明白"高级"二字的真正内涵:那"高",不是指"高"人头地,而是指学问"高"深!
他决心做一个真正的"高级厨师".
他从答不出"什么叫肉",看到了自己知识的浅薄.
他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
看到什么书对提高烹饪业务有用,尽管他工资微薄,也要把书买下来,宁可不抽烟、不喝酒.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只有学问"高"了,眼界才会广.
厨师培养班结束了,刘敬贤"啃"书的劲头更足了.
他,在书山登攀;他,在书海倘徉.
酒锅里的白菊花十年之后——1980年.
"特级厨师"考试,正在沈阳举行.
主考官是沈阳名厨徐子明师傅.
考生,刘敬贤.
按规定,考生要宣读一篇具有相当水平的论文,然后亲自操作,做四样菜.
且不说刘敬贤的论文宣读之后,所有的评委都给了满分——优;也不说刘敬贤做的四个菜,如何受到好评.
单表一个小小的细节:刘敬贤做的菜,其中之一叫"酒锅元鱼".
元鱼,也就是甲鱼,向来的做法是红烧、砂锅或者清炖.
敬贤一反常例,独创酒锅元鱼.
最叫人惊讶的是,酒锅鼎沸,上桌之前,敬贤往锅里放了几瓣白菊花!
白菊花乃中药,怎么成了菜肴刘敬贤解释道:"白菊花可以入药,也可以入菜.
"元鱼是大补之物,配以白菊花,既能去腥、解腻、清香,更加可口,又能明目、清脑、去头风,有助健康!
"敬贤既说出了烹饪之理,又讲解了中药之道.
他是一个敢破陈规、大胆创新的人.
听罢,主考官站了起来,给予肯定:"这是一个创新菜.
敬贤,你创得对,创得好!
"在1978年,刘敬贤通过考试,已成为一级厨师.
这次,经过严格的考核,报呈上级审批,在1981年8月22日,刘敬贤被破格提升为"特一级厨师".
那时,他才35岁!
刘敬贤怎么会想起往"酒锅元鱼"里加白菊花的呢其中有一段佳话:原来,刘敬贤的弟弟刘敬辉毕业于中医学院,任东北工学院校医.
弟媳妇也是中医.
敬贤是个虚心肯学的人,在家里,他请弟弟、弟媳讲解中药知识.
边听,边联想到自己的烹任业务.
当弟弟讲起白菊花,他想起了自己的"酒锅元鱼".
兄弟俩一商计,行,好主意!
敬贤向来锐意革新,便把白菊花引入菜谱.
广采百花,方能精酿佳蜜.
刘敬贤善于博采众长,在烹饪之路上不断求胜探宝.
敬贤在1967年结婚.
妻子谢丽娟当时也在香雪饭店工作,是他的"同行",二级服务技师.
她包饺子,双手左右开弓,同时擀皮,又快又好.
敬贤也向妻子学习.
其实,妻子只是他的"大同行".
细细一问,服务技师那一行,有着许多厨师不懂的知识.
妻子说,上菜要讲究"鱼不献脊,鸡不献头,鸭不献掌".
什么是"鱼不献脊"呢原来,上鱼的时候,为了对客人表示尊敬,盆里的鱼头要在客人左方,尾在右方,腹部朝着客人——因为鱼腹的肉是最肥厚细腻的.
同样,上鸡不能把鸡头对着宾客,上鸭不能把鸭掌朝着客人,叫做"鸡不献头,鸭不献掌".
听了妻子这么说,刘敬贤在盛鱼、鸡、鸭的时候,也注意"方向性",便于服务员上菜.
妻子还说,外国人忌十三,英国人忌黄花.
刘敬贤在给外宾烧菜时,盆里的食品数目避免十三.
给英国客人做菜,盘里不放黄花……如此这般,敬贤从妻子那儿,也学到不少东西.
刘敬贤还特别注意向老师傅学习.
做学徒那阵子、不知天高地厚,敬贤巴不得离开师傅,独立掌厨.
可是,如今自己成了师傅,却反而希望多在师傅身边工作,看一点,学一点.
越学,觉得师傅越是可敬,可学的东西越多.
有一年中秋,刘敬贤跟老师傅一起到部队帮厨.
120桌酒席,订了120斤大虾.
60斤一锅,分两次下,烤大虾.
开手之后,刘敬贤把60勺鸡汤淘在一个大盆里,想往锅里倒.
师傅一把拦住了他,问:"敬贤,你要干什么""烤大虾呀!
平常,我烤大虾,一斤一勺鸡汤.
眼下60斤大虾,该放60勺鸡汤,没错.
"师傅摇头.
正说着,锅里的大虾出水了,那水竟没过了虾!
敬贤一看,明白了.
他庆幸给师傅拦住了.
要不,60勺鸡汤下去,成了"大虾汤"啦,还烤什么不一会儿,师傅烤好了大虾、分装60盘,每一盆看上去,都像敬贤平常单斤烤的大虾一样!
敬贤在敬佩师傅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之余,还明白了一条重要的"烹饪原理":小锅单炒,跟大锅一起烧,做法不一样.
这年中秋没有虚度,敬贤从师傅那里,又学得一宝!
处处留意皆学问.
老师傅成功的经验值得学,别人失败的教训也值得借鉴.
又有一次,刘敬贤到一家工厂帮厨,办150桌酒席.
厂里的一位师傅负责清炖牛肉.
只见他在前一天把牛肉切成一寸半见方,大锅清炖,酥烂适度,味道鲜美.
他把炖好的牛肉盛在一口大缸中.
第二天一看,糟了,牛肉烂成一丝一丝,成了一锅牛肉粥!
刘敬贤见了,细加分析:那是因为盛在缸中,不易散热,加上表面浮着一层厚厚的牛油,油又不易传热.
这等于又把牛肉焖了一夜,那有不烂的道理尽管事故是别人出的,刘敬贤却想,当时我也在场呀,我也有责任.
刘敬贤把这场事故及其原因分析,写入笔记.
从此,遇上用锅炖肉,刘敬贤懂得了炖好之后,要把油、汤、肉三者分开,把肉晾在案上.
上菜之前,回锅一热,就行了.
不知道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把别人的长处都学到手,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
"刘敬贤在全国大赛中一鸣惊人,一炮打响,他的成功秘决就在于此.
他善采众长,终于出类拔萃.
进军国际"中国餐馆"、"中国料理"、"北京料理"、"四川料理"、"山东割烹"、"真正的中国味"……刘敬贤漫步在东京街头,一块又一块这样的招牌,映入他的眼帘.
光是东京一地,便拥有六万家中国菜馆.
在东京的次袋地区,集中了六千家中国饭店,差不多每隔十米便有一家!
中国烹任,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曾有人风趣地说:"世界上最理想的安排是美国的工资,中国的饭菜,日本的妻子,英国的房子.
如果这四者顺序颠倒,那便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虽说是笑话,也足见中国饭菜对外国人具有多大的吸引力!
日本政府甚至规定,日本只输入中国烹任技师和法国面点师,其他厨师日本不需要输入.
在获奖前后,刘敬贤两次来到日本.
日本待他为上宾.
札幌市长还拜会了他.
刘敬贤亲眼看到了中国烹饪在日本的崇高声誉.
他为祖国感到骄傲,扬眉吐气.
中国烹饪是中国悠久文化的明珠之一,如今,进军国际,成为"烹饪王国"中的"国王".
在日本札幌,刘敬贤看到一家饮食场所,起码有足球场那么大,人头攒动,在那里吃中国式的烤羊肉.
该店门口,招牌上写着斗大的字:"成吉思汗——铁板烧!
"哦,中华民族的"天骄",如今你的大名在日本国土上跟中国烹饪紧密相连.
刘敬贤曾到许多挂着"中华料理"的餐馆考察.
店主一听是中国名厨驾到,无不毕恭毕敬,请求"多多关照".
刘敬贤一打听,店主大都是日本人,也有的是南朝鲜人.
他一连考察了好多家挂有"真正的中国味"牌子的餐馆,结果具有"真正的中国味"的寥寥无几!
他这才明白,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输入"中国厨师!
为了使日本人民领略"真正的中国味",让中国烹饪进军日本,沈阳鹿鸣春饭店决定与日本商人合资,在札幌开设分店.
刘敬贤既是分店的董事长,又是"首席大厨师".
1984年8月,该店正式开张.
刘敬贤在全国大赛获奖之后,还应香港同胞之邀,前往表演.
香港印制了巨幅金色广告,名曰:"冠军名厨宴".
每桌订价3000港币,三天140桌,一售而空.
俗话说:"演员的腔,厨师的汤.
"香港的美食专家最为赞赏刘敬贤的"游龙戏凤",那汤鲜美不可多得,足见"冠军名厨"的功夫.
刘敬贤是党的儿子.
1979年4月30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一举夺魁之后,名声大振,荣誉纷至,然而,他却非常谦逊.
在去年和今年,我两度在沈阳与他聚谈.
他再三地说:"20年前,我只是一个落榜青年.
我到饭店工作,还闹过情绪哩.
没有党的教育,人民的培养,我个人能做点什么呢"我很有兴趣地得知,刘敬贤的15岁的儿子,也喜欢烹饪,常常在家里摆弄.
刘敬贤赞赏儿子的志趣,可是,他却对儿子说:"今天,我深感做一名出色的厨师,光凭高中的那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你如果要当厨师,应该大学毕业,打下深厚的基础!
"他的话,是发人深思的.
其实,这位"烹饪冠军"本身,也是发人深思的: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他从事的是很普通的工作.
短短20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一跃而执全国烹饪界牛耳.
眼下,如果你正是20年前的刘敬贤,你在20年后能够成为现在的刘敬贤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刘敬贤".
哦,祝你成功!
理发博士书架上,放着《芬奇论绘画》、《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业余摄影实用手册》、《西洋雕塑百图》、《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文艺百论》、《电影美术漫笔》……人们常说,从一个人的藏书,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爱好.
从上面开列的书单,你能判断书的主人是干什么的"是画家""摄影师""雕塑家"不,不,虽然他喜欢绘画、摄影、雕塑,钻研美学理论、外语,他却是个理发师.
当我第一次到他家采访时,在门口地上看到许多头发,就敲响了门.
门开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中等个子,蓬松而有点凌乱的头发,胡子也似乎有好几天没刮了,很普通的样子,嘴角挂着微笑.
他的家里放满各种石膏头像,墙上挂着风景画,玻璃柜里放着工艺美术品.
他叫张学明,特级理发师,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南京理发店工作.
张学明擅长女子理发,早在1956年,他31岁时,就已被誉为上海女子理发的"四大名旦"之一,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学系担任教师.
1980年,他为故事片《小街》中的女演员张瑜设计了新颖发型,影片上映之后,新发型在女青年中流行起来,被誉为"张瑜式"理发店里的假顾客从古至今、不论男女,不分老幼,都要理发.
中国古语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
"这"正其衣冠",就包括理发.
然而,大抵由于理发是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事儿,自古以来,受到歧视.
1925年,张学明出生在"理发之乡"扬州的"理发之家".
扬州的农民生活困苦,常常被迫拿起"三把刀"流入上海,走街串巷,用薄技糊口.
所谓"三把刀",就是菜刀、剪刀、剃刀.
至今,在上海的厨师、裁缝、理发师中,扬州籍的仍大有人在.
张学明的父亲为生活所迫,到上海理发.
张学明在扬州乡下念了几年私塾,14岁的时候,也到上海理发,聊以糊口.
张学明学的是女子理发.
当时,上海有三个地区的女子理发手艺高:一是中心区,是舞女、堂子班、妓女集中的地方,要求发型新,赶时髦;二是南京路、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路),是贵妇人、阔太太、娇小姐集中的地方,穿着考究,注意打扮;三是禺园路,那里集中了九家理发店,号称"理发街",彼此间别苗头,比技艺.
到那里去理发的女人,差不多都是坐着黄包车去的.
那时候,学手艺真难哪!
同行之间互相保密,生怕看家本领被人学去,抢了生意.
那时候,同行不许进店堂门,有事只能在后门口交谈.
有一次,张学明假装顾客,到著名的理发店理发.
他坐在男子理发椅上,眼睛却不时朝女子理发部瞟.
这么看,当然看不清楚.
干脆,他让亲友充当顾客,他陪亲友一起去理发,这样,坐在一旁,看得仔仔细细.
又有一次,他陪亲友到南京路上的一家理发店烫发,他对理发师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看得那么专注,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有人认出他是同行,假装顾客,当场就把他赶了出去!
那年月,想学点手艺,难哪!
摄影·绘画·雕塑古语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张学明是个肯于钻研的人,对理发技术几乎入了迷.
他走在马路上,不时注意从踉前走过的人,一旦发现新式的发型,就走近细看起来;他看电影,不注意故事情节,却非常留心演员的发型.
他翻阅画报,一看到时髦的发型,又细细端详起来……就这样,他的理发技艺很快就提高了,年纪轻轻,在同行之中已小有名气.
他,跻身于中心臣区的理发店之中,朝着"经牌"这一目标前进.
所谓"红牌",就是技艺超群的理发师,专给高档顾客理发.
每家名牌理发店,都拥有自己的"红牌".
"红牌"的手艺高低,常常直接影响这家理发店的声誉.
解放了,同行之间那种互相保密的状态,渐渐被打破了.
1951年,上海理发行业在"红玫瑰"理发店举行理发表演,张学明的烫发技艺受到了同行们的赞许.
那时候,他才26岁,已在上海理发界崭露头角了.
表演完了,许多人围着张学明,张师傅长,张师傅短,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烫、这么理.
张学明脸红了.
他呀,只知道这么烫、这么理好看,讲不出道道来.
这件事对张学明触动颇大.
他开始意识到,光有手艺,没有理论,不行!
理发这手艺,最讲究一个"活"字.
这个人的发型好看,如果理发师死死板板照搬到另一个顾客头上,就不一定好看.
这是因为理发必须"因人制宜",理发师要根据不同顾客的不同脸型、头形、年纪、职业,灵活地塑造不同的发型.
理发,也有一套理论哩!
对于识字不多、文化粗浅的张学明来说,钻研理发理论,要比学会理发技艺难得多.
不久,雏学明波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领到了奖金,不买吃,不买穿,他添了些钱,去买了一架照相机.
每当给顾客理了个"满意之作",他就立即用照相机拍下来.
理发师学摄影,确实有点别出心裁.
张学明自己掏钱买胶卷,印照片.
照片上越拍越多,成了张学明研究理发理论的重要资料.
他用照片把顾客的发型"留"住,反复比较、分析,从中渐渐摸出一些规律来.
摄影,只能记录发型.
要想设计发型,必须学会绘画.
于是,张学明拜画家王为师,学起素描来了.
理发工作,整天站在那里,手腕悬空,够累的.
到了晚上,张学明仍不顾劳累,跟画家学画,一学就学了七八个年头,渐渐得心应手,能用笔设计出各种新发型草图.
照片,素描,毕竟是平面的"二度空间".
而发型是立体的"三度空间".
为了"更上一层楼",张学明同时又学起雕塑来.
一学,又是好几个年头.
学会雕塑,对张学明钻研理发理论收益颇大.
发型是与脸形、头形紧密相关的.
要摸清什么样的脸形、头形理什么样的发型,首先要弄清究竟有多少种脸形、头形.
在我国古代,把人的脸型分为八种,用汉字字形表示:甲(鹅蛋形)、申(橄榄形)、国(长方形)、田(正方形)、风(梯形)、由(三角形)、目(长脸)、福(多边形).
另外,头形有长、圆、阔、扁之分.
张学明以为,这样的分类法不够具体,也不够细致.
他研究起脸形、头形来了.
在理发的时候,看到顾客的脸形、头形有代表性、典型性,他就用照相机拍下,然后动手雕塑,化平面为立体.
这样,他陆陆续续塑造了40多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头象.
他揣摩着头像,捉摸着发型与脸形、头形之间的规律……闯进化学王国从1957年起,张学明闯进了化学王国.
理发师,怎么会跟化学结缘呢原来,那时候烫发,一直沿用电烫.
电烫是用电流加热头发,使头发跟电烫药水发生化学反应而卷曲.
不过,电烫操作麻烦,而且容易使头发变质,失去光泽.
张学明听说国外用冷烫剂烫发,工艺先进,头发卷曲自然,富有光泽.
可是,冷烫剂是怎么回事怎样制造他一无所知.
张学明想自己动手试制冷烫剂.
他拿着介绍信来到某化工学院,接待者一看,冷冷地把他打发走了.
那人说,化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剃头的怎么行呢张学明的心,没有冷.
过了几天,他又到那个化工学院去请教.
这一次,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他.
一看,好面熟,对方也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女同志正是张学明的老顾客,常到他那儿烫发,她听说张师傅要试制冷烫剂,马上热心相助.
她帮助张学明查资料、买化学药品,甚至借给他浇杯、试管、烧瓶.
不过,化学这玩艺儿,确实不大好对付.
有一次,要冲稀硫酸,他把水倒进了浓硫酸,酸液顿时飞溅,烧伤了他的皮肤,把他的衣服烧了一个个小洞!
后来,他请教了化学老师,这才明白:冲稀硫酸,只能把浓硫酸缓缓倒入水中,绝不可能把水倒入浓硫酸之中.
在化学上,居然会有这么许多"规矩",违反了就得吃苦头哩!
理发师,向化学进军.
什么"硫脲",什么"乙氯醋酸",什么"氢氧化钡",什么"真空蒸馏",陌生的化学符号和化学方程式,弄得他晕头转向.
他入了迷.
有一次,他急急忙忙跑去上班,顾客一看,笑了,原来,他一只脚穿棉鞋,另一只脚却穿套鞋!
在化工学院老师的帮助下,在上海第二化学试剂厂工程师费亭元的帮助下,张学明总算制成了冷烫剂.
用头发做试验,还算可以.
不过,冷烫剂对皮肤会不会有副作用,不得而知.
"来,在我的头上做试验!
"张学明对他的爱人说.
爱人跟他同行.
也是搞女子理发.
紧接着,那位化工学院的女教师,自愿充当第二个"试验品".
就这样,冷烫剂终于试制成功了,在理发店里正式使用.
不料,捅了个大漏子!
一天,张学明外出开会,回家后正在吃晚饭,理发店经理突然急匆匆赶来,见到张学明,连声说:"糟了!
糟了!
糟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学明来到店里一看,果真糟了:一位女顾客的一大半头发脱落了!
这位顾客在南京某科研单位工作,这次来上海结婚,久慕张学明大名,特地前来烫发.
正巧张学明开会去了,便由别人代劳.
本来,冷烫剂要用水冲稀好几倍使用.
他为了优待那位新娘,特地从张学明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浓的冷烫剂,用在顾客头上.
他心里想,冷烫剂越浓,发型越牢固.
不料,好心办了坏事.
冷烫剂太浓,竟使顾客的头发大片脱落,新娘变成了秃子!
他知道闯了祸,吓得脸色都发白了.
店堂里挤满看热闹的人.
有的人甚至煽动顾客,要理发店赔钱……幸亏那位顾客明理.
当张学明向她说明了头发脱落的原因之后,她倒心平气和,并不计较.
她只是很诚恳地对张学明说:"你想个办法,让我对付婚礼就行了!
"张学明记起来了,一位著名演员生了一场大病,头发落光,无法出国演出,他曾为她编织了两只假发头套.
张学明当即赶到演员家,借来多余的一只头套,戴在那位新娘头上.
新娘一看,竟比她原先的头发还漂亮,一场意外的风波总算平息下来.
几个月以后,那位顾客又来了,送还了头套,而且指名道性要张学明为她烫发.
"你不怕掉头发"张学明笑着问道.
顾客也笑了,她告诉张学明:自从那场风波发生之后,消息传得飞快,连南京的理发行业都知道了,纷纷说冷烫剂不行.
其实,这是使用不当,并非冷烫剂不好.
今天,特地请张师傅用冷烫剂烫发,回去后请南京的理发师看看,为冷烫剂"恢复名誉",为张师傅"恢复名誉".
是啊,俗话说:"虎美在背,人美在内.
"张学明深为这位顾客所感动,他想,她的心灵是多么美好!
吃一堑,长一智.
张学明认真地给大家讲授化学知识,使他们懂得冷烫的化学原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故了.
冷烫得到了普遍推广,代替了电烫.
踏上大学讲台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理发师,居然登上戏剧学院讲坛,给大学生们讲授戏剧发型的设计和操作技术,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张学明与戏剧界结缘,开始于1956年.
那时候,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请张学明协助设计人物发型.
在工作中,张学明认识了化妆副教授陈绍周(现为教授).
他们结为师生,共同探讨起美容艺术来.
陈绍周高兴地对张学明说:"你有实际经验,我们来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
"1958年起,上海戏剧学院正式聘请张学明为兼职教师.
一直至今,张学明仍为戏剧学院开课.
在戏剧学院工作,为张学明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也向张学明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戏剧中的人物,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身分不同,性格不同,发型也相应不同.
王熙凤是什么发型慈禧太后是什么发型日本歌伎是什么发型朱丽叶是什么发型居里夫人又是什么发型……张学明对于戏剧化妆是陌生的.
他常常到剧场后台,观摩戏剧化妆,钻研戏剧发型.
1960年,张学明拿着北京市服务局的介绍信,来到北京某考古研究所,要求查阅古代发型资料.
天底下的事情,竟如此相似.
就像他在某化工学院遭到的冷遇一样,某考古研究所的接待人员对介绍信不屑一顾,他心里分明是瞧不起"小剃头",嘴里却只好推托说:"我们这儿都是国家贵重文物,一般不对外接待.
"张学明没有打退堂鼓.
他知道,对方看不起理发师.
没几天,他拿着"财贸部"的介绍信,又来到那里.
这一回,大概是介绍信上那大红印起了作用,惊动了所长,亲自出马接待.
所长倒是一位很热情的学者,听了张学明说明来意,连声说:"欢迎!
欢迎!
"就这样,一个理发师,跟考古学打起交道来.
他那架照相机,派了大用场——用来翻拍古画中的发型图,拍摄古代的人物塑像.
有时,他拿起画笔临摹.
考古学家们看到理发师会摄影,会绘画,颇为惊讶.
张学明还跑到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馆,搜集了汉女、唐女、宋女发型,研究了释迦牟尼发型,描下了"喜鹊尾"、"双抓髻"、"环云髻"、"高云髻"、"三环发"、"双环发"等各种发型.
张学明还着手研究外国发型,从古希腊的塑像,到西方现代流行发型,逐一搜集.
广征博闻,不仅使张学明了解了古今中外的发型,而且开阔了他的思路,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用来设计新的发型.
不过,上起课来,大学生们爱问这问那.
当他们问及头发、皮肤的生理知识时,张学明答不上来了.
怎么办呢张学明是个有心人.
在理发的时候,他常爱跟顾客聊天,以便了解顾客的职业、爱好,使发型符合顾客的身分.
有一次,他在聊天中了解到一位顾客是著名皮肤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杨国良教授的女儿,非常高兴,马上向她吐露了求师之意.
女顾客告诉他,父亲工作很忙,不一定肯收你这个学生,不过,他最怕在理发店排队等候,如果你能给他理发,一边理,一边谈,也许会答复你的问题.
张学明喜出望外.
尽管他一向干女子理发,不做男活.
当杨国良教授来了之后,他破例为教授理发.
一边理,一边聊,杨教授知道张学明是一个肯于钻研的人,就很高兴地教他.
张学明从杨国良教授那里,学到了皮肤科知识.
接着,他又通过另一位女顾客,向著名毛麻专家朱炳荣求教,学到了有关毛发的知识,把头发分为刚发、绵发、沙发、油发、坚韧发、胎毛发等等.
他,正是利用理发业接触面广这一特点,广求贤师,虚心请教,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自学之路.
讲课,当然要有讲义.
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张学明来说,拿笔杆子比拿吹风机吃力百倍.
他顽强地学习文化.
起初,张学明会做不会讲;后来,他会讲不会写.
灯下,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着.
倦了,干脆把小板凳翻过来,屁股坐在四只凳脚上,驱散了睡意.
他终于学会了写作.
1962年,他在陈绍周老师的指导下,与刘瑞卿、金万两位理发师一起,共同写了出了十多万字的专著《理发技术》.
理发师著书立说,一时传为美谈.
然而,书中凝结着理发师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呵!
学无止境.
为了了解国外的理发技术,张学明不懂外文,只好请人代理、代译.
有一次,他花了37元译费,请人译了一篇国外理发技术文章,由于译者不懂理发业务,许多专业名词都译错了.
张学明"逼上梁山",自学起英语、日语来.
这样,在这位理发师的"知识结构"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张瑜式"的来历不久前,外国的美容专家访问了张学明.
他们听说,中国在十年动乱中,禁止妇女烫发,因此现在中国的女子理发技术十分落后.
不错,在那动乱的十年中,张学明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不再做女子烫发了!
然而,暗地里他仍在钻研女子理发技艺,在休息天跑图书馆,查资料……在外国同行面前,张学明作了精彩表演: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像变魔术似的,在同一个女顾客头上,变出好多个发型!
这下子,外国美容师们大为震惊.
拍照呀,录像呀,忙得不亦乐乎.
当他们看了张学明的摄影、素描、雕塑作品,这才明白,原来这位中国理发师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怪不得能够得心应手地给顾客理出种种不同的发型.
张学明还用美学理论,说明了如何"因人制宜":"长脸用额前遮盖的发型,看上去不显得太长;方脸用柔和的发式线条,看上去就不显得方了;对脑门狭窄的,利用两鬓蓬松的发式和向外开展的线条,使人产生脑门开阔的幻觉……"张学明技艺精湛,知识广博,成了"理发状元"、"理发博士".
多年来,他为《少奶奶的扇子》、《罗米欧和朱丽叶》、《贵族夫人》、《特高课在行动》、《爱情啊,你姓什么》、《蝴蝶夫人》等许多戏剧、电影,设计了发型.
现在,话题该回到本文开头提的"张瑜式"了.
那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影《小街》的时候,导演给张学明出了一道难题:影片中有个教授的女儿,是张瑜饰演的.
按剧情要求,这女儿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剪掉了头发.
如果真的剪去张瑜的头发,不仅银幕形象不美,而且弄得张瑜在半年内无法出门;要是不剪,又无法达到剧情的要求……怎么办呢张学明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导演:额前有淡刘海,两侧鬓发弯曲,后形似麦浪滚滚,远看像个小男孩,近看是个小姑娘,自然活泼,富有立体感.
导演同意了,就带着张瑜来了.
张学明用一双巧手为张瑜塑造新发型.
理发了,导演和张瑜都很满意,当场拍了照片留念.
张学明把这新发型,取名为"麦浪式".
谁知在《小街》上映之后,观众们称之为"张瑜式",一传十,十传百.
如今,"张瑜式"倒成了一个流行的发型名称.
哦,原来是美国女记者1983年6月5日,美国《波士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美容院的飞跃发展》.
作者为"JoaneChow"(即"周乔安",音译).
这篇文章盛赞张学明高超的理发技艺,称他为"东方最佳美容师".
周女士是美籍华人,她怎么会在美国介绍起张学明来呢这件事说来颇为有趣,周女士是经过三次实地观察,才写出这篇报道的.
原来,张学明出名以后,找他理发的人颇多,其中不少是外国人.
一天,一辆轿车停在南京理发店门前,从车里出来的是美国驻沪领事的夫人.
一位长发披肩的美籍华人,陪同领事夫人一起走进南京理发店.
美国领事夫人请张学明理发,已不是第一次了.
那位美籍华人倒是第一次光临南京理发店,她似乎并不是来理发的.
当张学明给领事夫人理发的时候,那位美籍华人只是坐在一边看.
她一言不发,眼睛却盯着张学明的一举一动.
她大约30多岁,文静、大方.
一双明亮的眸子,流露出疑惑的神态.
当张学明给领事夫人烫好了头发,她站了起来,跟领事夫人一起走了.
不久,美国领事馆又来了一位夫人,要张学明理发.
那位美籍华人第二次光临,依旧坐在一旁观看,一声不响.
张学明觉得有点奇怪:说她想来理发吧,来了两次都不理;说她陪同别人来理发吧,她那专注的目光,却清楚地表明,她对理发非常关心.
她,终于第三次光临了.
这一回,她独自来.
她用英语说要理发,可是,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
她坐上了理发椅.
张学明呢他也不问这位美籍华人要理什么式样,拿起剪刀,毫不犹豫地嚓嚓几下,把她的披肩长发剪短了!
张学明朝镜子里看了看,顾客显得惊讶,却没有不高兴的表情.
他,放心了.
剪短之后,张学明把她的头发往外翻,顾客的脸上掠过满意的笑容.
直到这时,她才开口,跟张学明攀谈起来:她姓周,在美国长大.
这次到了上海,想理发,又怕上海的理发师理不好.
一旦烫坏了,想再恢复原状,是很难的.
正因为这样,她来看了两回.
她亲眼见到张学明的手艺不错,这才上门理发.
张学明呢他成天跟顾客打交道,从顾客的目光、神态,便可揣测顾客心里在想什么.
他注意到周女士曾仔细看着一张短发型的照片,而且当短发顾客从她面前走过时,她也左看右瞧.
正因为这样,尽管周女士不说她要理什么发型,张学明大胆地对她的长发动了剪刀!
周女士对张学明的理发技艺,十分称赞.
她问起了张学明的经历,提出要到他家里拜访.
张学明在家里,友好地接待了周女士.
他把自己绘制的仕女彩盆,赠给了周女士.
原来,周女士是一位记者!
她的父亲,是《波士顿日报》的负责人.
她把自己在上海南京理发店的见闻,写成报道,告诉美国读者.
给中国女排增光1983年3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中国女排猛将孙晋芳结婚的消息,还同时登载了孙晋芳的结婚照.
孙晋芳的结婚照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她,比过去漂亮多了!
哦,孙晋芳的头发,是张学明理的!
孙晋芳的结婚照,是在上海友谊照相馆拍的.
她来到那里,摄影师建议她把头发烫一下,打扮得漂漂亮亮,拍一张满意的结婚照.
孙晋芳平时忙于拼搏,从不讲究什么"发型".
如今,当新娘了,是该打扮打扮哪.
请谁给孙晋芳理发呢请技术高超的张学明.
张学明接到电话,便带着工具,赶到友谊照相馆.
张学明细细打量了孙晋芳,对她的发型提出了以下设想:一、孙晋芳个子高,头发要与身材保持一定的比例;二、孙晋芳是运动员,头发不宜过长;三、新发型不仅使孙晋芳在平时好看,而且要在运动时给人美感,叫做"动美式"!
四、运动员常出汗,常洗澡,烫发要耐洗,不走样;五、孙晋芳的脸部大,平了些,新发型要增加她的立体感.
张学明讲了这五点设想,孙晋芳连连点头.
她意想不到,这位"理发博士"真有两下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张学明有理论,有手艺.
果然,他把孙晋芳打扮得漂漂亮亮.
孙晋芳笑了.
她刚烫好头发,便和新郎江伟光满面春风地拍摄了结婚照,作为新婚的珍贵纪念.
一传俩,俩传三,经孙晋芳介绍,1983年趁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女排的周晓兰、杨希也来请张学明烫发.
张学明精心地为她们设计了发型.
他说,把中国女排姑娘们打扮得更美,这也是为国争光呀!
张学明给著名跳水运动员史美琴理发.
史美琴在1980年英国马蒂尼国际跳水邀请赛中,曾获女子跳板跳水第一名.
张学明为她设计了"水花式".
这种发型在运动员刚刚出水时,便保持形状不变,花纹不变,看上去如一朵水花.
张学明给艺术体操运动员王秀荣理发,使她更加秀丽.
那"动美式"发型,为艺术体操之花,增添了光彩.
张学明艺高学深,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发博士".
最近一年多,他应全国各地理发界的邀请,讲学示范,传经授艺.
每到一地,人们都称他为"理发博士".
他,在大连、沈阳、丹东、天津、北京、贵阳、贵州、遵义、镇江、南京、合肥、徐州、杭州、绍兴……一次又一次地讲课.
他要创立一门新的学问——"理发学".
他的讲课,有理论,有实践.
他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数百位理发同行听得津津有味.
他在辽宁省理发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课时,讲坛上甚至放着二三十个录音机!
张学明热心培养新人.
他的徒弟郭勇伟,荣获上海市中青年理发技术比武第一名.
张学明收到数百封求师之信.
他总是尽自己的力量,解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
他花费了半年多的业余时间,写成《理发技艺》一书,也是为了培养成各上万的理发新人.
他白天站着工作了一天,回家时,甚至连上楼都抬不动腿,可是,为了写这本书,他总是忙到深夜.
张学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表彰.
他被光荣地评为1983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了《理发艺术》,编入1982年《祖国新貌》第二十一号,在30多个国家上映.
1984年,上海电视台又为他拍摄了电视片《特级理发师的生活》.
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范振玉把他的事迹改编成相声《发学博士》,中央电视台在1984年春播出.
商业部曾把本文收入《商业工作手册》,以向全国商业工作者介绍他的先进事迹.
现在,他担任了上海市理发技术中心组组长.
他正在积极努力,使自己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期望着在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我多次访问了这位"理发博士",深为张学明的执著的探索精神所感动.
他,一个普通的理发师,自学摄影、绘画、雕塑、化学、皮肤学、英语、日语、历史,懂得美学理论,懂得戏剧电影,闯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成功之路.
理发能出"状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亲爱的读者,祝愿你也像张学明那样,成为本行业的"状元".
她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不是从地下忽地冒了出来,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了下来,十个春秋,深圳人硬是凭着双手,建成了一座瑰丽多姿的南国新城.
以"深圳速度"前进着的深圳人,创造了一连串的"中国第一".
内中,有两项"中国第一"是一位纤纤女子创造的:她在深圳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美容院,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容师.
美容院不是什么稀世珍宝.
不说美国,不谈英国,就连与深圳只有一箭之遥的香港,美容院早已比比皆是.
可是,在中国大陆,在国门紧闭的那些岁月,辽阔的国土上没有一家美容院.
这倒不是因为美容属"尖端技术"、难于攻克,却是因为美容院似乎姓"资",讲究美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这种僵化的观念颇为奇怪,仿佛无产阶级就不必美容,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美容院.
如此这般,在中国大陆创办第一家美容院所需要的第一因素倒不是美容技术,而是超人的勇气.
她,成了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深圳为她的成功提供了最优环境.
作为特区,深圳敞开大门,思想解放.
她要创办美容院,马上得到了支持.
那是1984年9月18日,在深圳国际商场二楼,头一回挂起了"艺术摄影美容时装服务部"的牌子,开创了一个"中国第一".
这服务部是她和一位伙伴同开的,"艺术摄影"是伙伴的业务,而"时装"是她给自己留好的退路——万一"美容"砸锅,她就搞时装.
她永远难忘的开业的头一天:顾客们好奇地在门口伸长了脖子,瞧着她这个气度不凡的女人,可是谁也不敢进来.
她用电视广告那般的语调向顾客们宣传什么是美容.
顾客们侧耳倾听,却依然犹豫不决,未敢坐上美容椅.
她,干脆拉住一个20来岁的姑娘,强按在椅子上.
于是,那姑娘成为她的第一位顾客.
可惜,那位姑娘不知姓名,不然,也该算上一项"中国第一"——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容顾客.
这般费尽口舌地在店堂里宣传美容,这般近乎强拉硬拖地进行美容,听者众而光顾者寡,头一个月生意惨淡,每天的平均顾客不过5位、中国大陆第一家美容院濒临倒闭的境地.
绝处逢生,向她伸出可贵的支持之手的是深圳的新闻界:深圳电视台风闻第一家美容院诞生,把摄像机的镜头伸了进来,把她这位"小人物"搬上了荧屏.
《深圳特区报》等报纸也及时报道了她的开拓精神.
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来到深圳时,步入她的美容院,跟她交谈……她顿时成了新闻人物,她的美容院名声大振,顾客纷至沓来,她走红了!
她扩大了自己的美容院,开办"新安美容厅",自任经理……她,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容师.
她是"阿拉上海人",1960年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演过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等等,也当过电影演员.
阴差阳错,由于小家庭的离异,使她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84年由于父亲和妹妹到深圳工作,她随身带了儿子来到深圳.
最初,她在深圳教舞台表演、教舞蹈.
偶然见到一家外国化妆品分司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在深圳宣传美容术,当过演员,深谙化妆术的她,便下决心创办美容院.
走过艰难的创办之路,她终于打响了第一炮.
她是一团火.
她敢说、敢做、敢闯、敢开拓——具备"特区性格".
她没有任何"来头",没有任何靠山,硬是闯荡出一番不平凡的事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她创办美容院,顺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顿时一呼百应,上百成千家美容院在中国大陆兴办起来.
她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她的勇气,而且在于她是知识型妇女,受过高等教育,有着扎实的业务功底.
她一下子成为"名女人"之后,没有躺在成功的安乐椅上,却在冷静地思索着进取的方向;她响亮地提出中国的美容术,不应跟着西方美容院亦步亦趋,而应继承、发扬东方美,发掘中国悠久的美容宝库!
可不是吗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写杨贵妃"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粉"与"黛"不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容化妆品苏东坡的名句"淡妆浓抹总相宜",讲的不就是美容辩证之术唐朝诗人朱庆徐写新娘子"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用大白话来说,那就是眉毛画的深浅是否合于时髦,足见那时对画眉已有许多讲究.
再如,慈禧太后年逾古稀,脸面却嫩如稚童……她以为,中国最东方美的发源地,中国古代美容术有着丰富的内容.
中国宫庭美容秘方是当今美容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她执著于美的事业.
她已从中国祖传秘方中找到治疗暗疮的妙法,治三次便可治愈.
她也着手用祖传秘方去斑,漂白面容……她愿摆下"擂台",与外国美容师比试,与国内美容高手打擂.
苦苦的追求,不断地探索,她吃了不少苦,依然拼命向前.
她已是名人,是名女人,尝够"名"带来的甜酸苦辣.
她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为东方美发扬光大!
跌打爬滚把她练就"女强人".
她,与深圳同成长,共创业.
她去深圳成名,深圳已是她的第二故乡.
她,便是深圳市新安美容厅经理连梅痕.
香港永惺法师一席谈在香港,道教热,佛教更热.
一天傍晚,香港文艺界朋友谭仲夏先生和刘耀明先生陪我去采访香港佛教界的头号大法师.
法师的住处就在铜锣湾,离我住处不远.
沿着繁华的商业街,越过天桥,走过维多利亚公园,我来到一家灯火辉煌的戏院.
这戏院隔壁的一座高楼,名曰"湾景楼",看上去像平常的居民楼,我乘电梯上去,登堂入室,见到金佛灿然,方知乃佛门所在.
我曾访问许多佛寺,大都深藏于名山之中.
即便在城市里,也总有红门黄墙,庙宇森然.
我从未见过这样设在高楼大厦之中的佛事场所,可谓充满香港特色.
在这座大楼里的四楼,为香港佛教菩提图书馆.
我见到一柜柜佛教图书,一尊硕大的缅甸玉佛端坐其间.
五楼有一大间,为弘法活动中心,曰"菩提讲坛".
六楼为方丈室、会客室和文书会计办公室.
七楼为女众寮房功德堂.
八楼为西方三圣殿兼佛事堂.
楼里的其他房间,则住着普通居民.
在六楼方丈室,我拜见了"惺公",亦即永惺法师.
他,团团脸,两道长长的白眉,天穹开阔,慈眉善目,一派福相.
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写着"释永惺",上列16个头衔.
内中有:香港西方寺住持,香港菩提学会会长,美国德州佛教会主席,东林安老院创办人……采访永惺法师,很顺当,因为他讲一口东北话.
他本姓刘,名克勤,1926年出生于热河省(今辽宁)喀喇沁左旗,12岁出家.
如今年近七旬的他,诸事繁忙,在和我谈话时,桌上的大哥大不时响起"嘟嘟"声,善男信女也不时前来向他请示……他常在香港电视中出现,所以许多人熟悉他.
永惺法师是香港西方寺住持,而西方寺是香港屈指可数的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坐落在荃湾大帽山南麓.
佛教中传说极乐世界在西方,所谓"日落西山",西方代表归宿,代表净土,所以此寺取名西方寺.
西方寺建成于1973年,大雄宝殿十分雄伟.
只是因在远郊,众信徒来去诸多不便,于是,永惺法师便创议在闹市中心的高楼群中,购置几套房子,作为信徒的平日活动场所.
我去的那座大楼,便是香港"菩提学会"的所在地.
永惺法师告诉我,由于此处铜锣湾是香港的市中心,所以很多佛教信徒在工余前来.
这里周一晚上为念经;周二晚上为静坐班;周三为晚课;周五为法会;周六为佛学讲座.
每晚来者十分踊跃.
有的信徒几乎天天都来.
我问永惺法师,香港大约有多少佛教徒他说,大约6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
信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比信佛教更多一些.
这当然因为香港市民受英国很大的影响,所以信天主教、基督教很多.
在台湾,信佛教就远比信天主教、基督教多.
永惺法师说,香港的佛教信徒们很虔诚.
最近,在香港大屿山岛落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铜佛像——"天坛大佛",所用的经费就是由佛教徒们捐赠的.
永惺法师是建造那座大佛的策划者之一.
他说,大佛是请中国航天工业部设计、由该部所属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的,花了大约3000万港币.
加上大屿岛要修筑专用公路等等,总共花费了6000万港币.
由于大佛是露天的,航天工业部在铸造时,往青铜里加入稀有金属,所以铜佛经风吹雨打,一直光彩耀目,并不生锈.
永惺法师很赞赏中国航天工业部的铸造技艺.
永惺法师说,他们还包了一架飞机,专程前往斯里兰卡,迎来舍利.
如今,"天坛大佛"所在的大屿山岛木鱼峰,那里成了香港新的旅游景点,也是佛教徒们朝拜的新场所.
"天坛大佛"面北而坐,这"佛心向北",正朝着北京.
永惺法师告诉我,他们成立了"香港菩提学会有限公司",向香港政府注册.
这是一家"无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慈善团体,信徒捐钱可以免税.
永惺法师是1948年从内地前来香港的.
他说当时的香港,漫山遍野搭着小木棚,棚上铺着油毛毡,他当年就在这样的小木棚里生活,十分艰难.
1949年,美国救济总署把他们作为难民,给他们发面粉、玉米粉、奶粉.
很多人泡奶粉吃常常泻肚.
他把奶粉和玉米粉混在一起,做成饼,吃了倒平安无事.
不过,20个人只有10个人的口粮,谁都吃不饱肚子.
他们上山打柴卖钱,或者织"手袜"(即手套),做化学酱油,办印刷厂,努力维持生计.
有些从上海来的太太、小姐,在香港没办法生活下去,只得跳楼自杀.
永惺法师记得,小木棚里没有煤气,只好用火油炉烧饭.
一次偶然失火,引起一场大火灾,把那漫山遍野的小木棚,全都烧为灰烬.
香港政府不得不拨款建造七层的廉租屋.
在那些房子里,厕所是公用的,烧饭在走廊里……永惺法师说,现在的香港,一片繁华,其实香港走过了艰难的路.
他在艰难中创业.
香港的佛教能有今日鼎盛的香火,来自不易.
他近年来频频出访:1980年,永惺法师赴美国德州,主持了那里的佛光寺大雄宝殿落成典礼.
1991年,永惺法师率香港菩提学会佛教朝圣团前往内地西安法门寺以及四川峨眉山朝礼.
1992年5月,永惺法师曾率香港佛教联合会代表团访问内地,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的亲切接待.
他还率团访问了佛教胜地五台山.
1992年3月,他也出席了在台北召开的第四届华僧大会.
他奔走于祖国大陆、台湾和美国,联络着佛教界,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他在香港,也忙于接待各方佛教界来客.
他说,尤其是内地的佛教界朋友,近年来频频访港,总是由他出面热情接待.
我问起1997已经逼近香港,他的感想如何他答道,近年来多次访问内地,见到内地寺院翻修一新,僧人日多,这表明内地充分尊重信仰自由,佛教兴盛.
所以,他对1997并不存在疑虑之情.
过去传说所谓"拔庙诛僧",那纯属谣言.
内地佛教发展甚快,诸僧安乐,便是明证.
他以为,佛教教人改恶从善,促使社会稳定,求天下太平,所以佛教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仍会得到继续发展.
他不听邪,不信邪.
他坚信在1997之后,包括佛教在内,都会平稳过渡.
正因为这样,他对我说,尽管他身兼美国德州佛教协会主席,要去美国定居易如反掌,但是他1997年绝不会移民到美国.
他仍将在香港主持佛教工作.
他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之路》.
他相信,在21世纪,中国佛教会有着更为美好的前景.
上"双班"的香港博士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李博士.
对于他的名字,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在上海便读过他写的一本书,也在香港的报刊上见过他写的文章.
他给我两张名片、三个电话号码.
那两张名片,印着不同的工作单位,印着不同的职称,甚至连名字也不同:一是香港亚洲研究中心,印着副研究员、副教授、博士头衔,印着他的本名李国成;一是香港《明报》,印着编辑,印着他的笔名李谷城.
由于他希望能够在会后与我约一时间晤谈,特地在名片背后,给我写上了三个电话号码,又标上时间:上午,他在家,写着家中的电话号码.
不过,他说明道,除特殊情况外,最好在11时至12时给他家中打电话.
因为他早上在睡觉,直至中午才起床;下午,2时至6时,这四小时,他在研究中心上班,他写了研究中心的电话号码;夜,8时至12时,这四小时,他在报社当夜班编辑,又写了报社的电话号码.
他说,他家住香港荃湾,离亚洲研究中心不远,但是《明报》报社在柴湾,离家很远.
他去报社上班,要坐地铁,然后换乘报社班车,路上要花一个小时,来回两小时.
他说,他兼做两份工作,为的是能够拿双份工资.
他这样上"双班",已经十几年了!
一天傍晚,他代表《明报》,带着摄影记者一起来采访我.
这是他以报社编辑、记者的身分出现.
我们一起走过大街时,我发觉他走得飞快.
没一会儿,他就把我和摄影记者甩在后边.
他发觉了,收住脚步等我,笑道:"我这么快走路,已经走惯了!
"他选择傍晚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所住的铜锣湾,正好在他所住的荃湾和他所工作的报社中间.
这样,他在下午结束了研究所的工作后,可以顺路来我那里,然后再去报社上夜班;另外,选择傍晚采访,可以和我一边吃晚饭,一边聊着,以提高时间的利用率.
那天,他把采访笔记本铺在饭桌上,仿佛也在上"双班"——一边采访,一边吃饭.
当我回到上海,收到他寄来的《明报》.
他在《明报》上发表了关于我的整整一版报道,而这一报道就来自那次饭桌.
我真佩服他的工作效率.
他又寄来香港的《星岛日报》,上面也发表了他关于我的一篇报道.
他告诉我,他并非香港本地人,他是福建厦门人.
他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来到香港工作.
起初,他把注意力放在日本研究上,他曾在香港日本总领事馆日文学校研究班学习、毕业,写了《七彩日本》一书.
后来,他转向中国现代、当代史研究,在香港珠海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博士学位.
他送给我厚厚的近400页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
我翻阅了他的论文.
他很详细研究了中共"一大"至中共"七大"的领导核心.
内中,对每一届的每一个领导成员的"个人背景"、"素质"、"职权"进行分析,还从"年龄"、"地缘"、"阶级成分"、"教育程度"进行研究.
他在论文中曾多次引用我关于中共"一大"的专著《红色的起点》,所以他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在那次会上一见如故.
他的博士论文是在上"双班"的时间间隙中完成的.
他参阅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有关中共党史的大批文献,也查阅了英文、日文的有关文献,因此他的论文资料非常丰富,视角也宽广,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他是在香港研究中共党史.
他的研究态度十分严肃.
虽说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出版,他的博士学位也已得到,可是他仍对论文中的不详之处不断进行探索.
他一见到我,就希望帮助他查清朱锦棠的身世.
朱锦棠这人,如今已鲜为人知.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8年之后就不知去向.
在《中共党史辞典》、《中共党史人物传》等等书中,都查不到朱锦棠.
他注意到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中,有几句关于朱锦棠的语焉不详的介绍,也就在论文中引用.
但是,他总感到不满足.
我回沪后,向年已九旬、当年中共"四大"上的记录员郑超麟先生请教,他回忆了自己和朱锦棠的交往,朱锦棠的音容笑貌等等.
我给他复函:为朱锦棠一事,我请教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先生.
他头一句话就说,朱是安源人!
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
因为中共"四大"已过去七十年了.
我说,在中共"四大",他结识朱.
那时,郑和张伯简一起担任大会的记录.
大会发言十有八九是他记的.
我问,是叫"朱锦堂",还是"朱锦棠"他答,"叫朱锦棠,海棠花的棠,不会错.
"他记得,朱是知识分子气质,不是工农分子.
当时,约三十来岁,长得很漂亮.
开会时,朱坐在后排.
每一次开会,朱都到会.
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
郑老所记得的朱的情况,大致如上.
我查了《郑超麟回忆录》.
此书写于一九四五年.
书上写及中共"四大",朱也写成"朱锦棠",可见"棠"字可靠性大.
我已托北京的朋友查文字材料.
我又向北京的中共党史专家请教,他们帮助查阅了文献.
我在信中告诉他,查阅结果如下:朱锦棠生卒年月不详.
名字确系"棠"字,不是"堂"字.
一九二二年任湖南工团联合会副主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内主任(窿内,即井下之意).
一九二五年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候补执委.
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安源的代表(当时,李大钊派驻北京,项英派驻汉口,李维汉派驻长沙,谭平山派驻广州).
一九二六年,任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党团书记.
一九二七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也有资料称前委书记).
据告,第一任是彭述之,此后是刘伯庄.
王荷波前去整顿,撤去刘的职务,任命朱为书记.
一九二七年十月,朱领导了京东玉田农民暴动,失败.
十一月,王荷波被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蔡和森改组顺直省委,朱被免职.
此后,朱不知去向.
另外,在安源,一九二二年成立劳动组合部时,领导人为朱绍连.
朱绍连会不会是朱锦棠待考.
以上资料供参考.
当我把结果告诉李博士,他非常高兴.
他说,他将把这些新的史料,补入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每一回再版,他都尽量补入新的资料,以求不断完善.
他在工作重负下,不仅从事于研究,还写了不少著作.
他的《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焦点问题》等书,在海外曾引起广泛注意.
内中,特别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一书,收入当今中共领导层一百零二位人物的小传.
这些小传内容丰富而详实,是他多年来在广泛搜集海内外报刊、书籍资料的基础上编写的.
这本书曾多次再版.
每一次再版,他都补人不少新的资料,使这本书内容越来越丰富.
对于这位"双班"博士,我很佩服他的勤奋和钻研精神.
每当想起他,我的脑海中便出现步履匆匆的中年男子,正在香港街头奔走着.
我从李博士身上,明白了什么是香港人的"快节奏"生活……不染凡尘的台湾音乐家在我的诸多香港文友之中,我以为,最为奇特的要算是来自台湾的陈建台博士.
那是在一个夜晚,我与台湾的李登辉研究专家周玉寇小姐、政论作家金惟纯先生相聚.
经他们提议,去看望陈先生.
于是,我们便驱车前往.
车子穿过商店拥立的大街,上了山,一下子就进入一个静谧的世界.
陈先生的家在太平山的山腰.
他家的阳台正对香港灯火辉煌的维多利亚海湾高楼群.
面对如此喧嚣的闹市,这里却完全别有洞天,是一派音乐世界.
陈建台先生留着颇长的头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薄绒衣衫.
一望而知艺术家的风度.
他于1984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音乐博士,跟马思聪先生有过许多交往.
尽管我跟他是初次见面,但是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写的香港版《马思聪传》,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陈先生的音乐专长是作曲,但是他又擅长指挥和演奏小提琴.
他奇妙地把中西音乐融合在一起.
他把他的代表作《异乡人》磁带放入放音机,俄顷,空中便飘荡着充满哀怨之情的旋律.
乐曲描写的是中国人离乡背井、沦为异乡人的悲切心灵,写的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的意境,却是用西洋乐器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加以表现的.
陈先生告诉我,这《异乡人》是他献给父亲70诞辰的礼物.
父亲在中国大陆生活了数十年,后来定居于台湾,仍时时有着"无根的异乡人"的感触.
他用音乐,表达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这乐曲,勾起众多台湾"外省人"的异乡感和思乡情,在台湾乐坛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近年来,陈建台先生也为台湾的大型歌剧《西游记》作曲,为台北张晓风的现代剧《武陵人》、《和氏壁》作曲.
他的作品在台湾颇享盛誉.
陈先生的客厅里,不仅有钢琴、小提琴,也有几架古琴.
他用古琴为我们演奏.
演奏时,他熄灭了灯光,然后盘腿坐在地毯上,手指在琴弦上拢、拈、抹、挑,发出清幽醉人的琴声.
他的山下,便是一片商海,那里响着流行歌手们"我爱你、你爱我"的狂热歌声.
我真意想不到,在这半山腰,能听到这样的"仙乐"!
抚琴毕,他又播放他演奏的二胡录音给我们听.
那是在夜深人静之时,他独自手持二胡,信手而奏,并无曲谱.
仿佛灵感附身,他竟能奏出无限飘逸的乐曲.
尽管曲终,我仍陷于那"仙乐"的深深回味之中.
我感到惊讶,在号称"文化沙漠"的香港,在一切都商业化的香港,居然还有这么一位不染凡尘的音乐家.
我只能借用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来形容那个夜晚的感受:"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我忽地想起白雪皑皑的北京香山.
倘若陈先生如果住在那里,也许会写出更多的"仙乐"……台湾作家的旅美生涯在星条旗下,我走访了卢新华、童恩正、马瑞雪、张士敏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人;来自台湾的文人们,在星条旗下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在美国,如果电话号码的前三位数相同,这表明住处相距不远.
台湾作家王蓝先生的的电话号码前三位数和我内兄家相同,果真住处相距不远.
他和我的内兄相熟.
一个夜晚,在内兄的陪同下,我去拜访这位侨居洛杉矶的台湾老作家.
王蓝住在一幢花园洋房里.
他年已古稀,穿一件花格子衬衫,显得颇帅.
他是天津人,但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出语幽默.
他很细心地亲自冲洗着茶具,为我们沏茶.
王蓝在台湾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大陆则要差一些——这主要是他的作品没有在大陆印行.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蓝与黑》,完成于1954年,出版后,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他赠我《蓝与黑》.
我注意到,版权页上写明此书首印于1958年,现已是第34次印刷了.
他说,前些日子,大陆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蓝与黑》,但要作一些删节.
对于此事是否同意,他尚在考虑之中……王蓝的客厅很宽敞,铺着粉红色地毯,四壁挂着一幅幅水彩画,那都是他的作品.
客厅之侧,挂着台湾作家张佛千赠他的对联,内中有一句:"又写又唱又画.
"王蓝不仅是作家,而且擅长唱京戏、绘画.
他赠我《王蓝水彩画》(共三集),上面的作者简介印着他如下"头衔":"台湾水彩画会会长;中华学术院哲士;国际笔会台湾笔会副会长……"我发觉长方桌上,凌乱地放着许多画页,上面斜放着一个红木镜框,一看,那是"加州华人写作协会顾问"聘书.
他见我不解,说道:"这镜框的边很直,红木又硬,我用它作为裁画纸时的尺子!
"说罢,朗朗大笑起来.
他说,这几年,他和大陆文艺界的交往日渐增多.
他拿出一本签名簿给我看,上面有许多大陆文艺界人士的签名,内中不少是京剧界人士.
他酷爱京剧.
他的水彩画除了画风景之外,便是画京剧人物.
他的画,使我想起大陆画家关良的京剧画.
他俩同是海峡两岸画京剧人物的高手.
我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状况.
他说,虽然他的《蓝与黑》在台湾进入畅销书之列,重印了那么多次,但是靠写书是很难在美国维持生活.
他的生活来源是卖画.
他的水彩画颇有名气,一幅画可以卖六七千美元.
我后来注意到,在洛杉矶的华人家庭中,所挂的挂历,便是印着王蓝的画.
在洛杉矶,还住着另一位台湾名作家,离我住处也不远.
他便是有着"萧大侠"之称的萧逸.
萧逸在大陆的知名度颇高,因为他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大量印行,拥有众多的读者.
据说,流行着"男看金庸,女看萧逸"之说.
萧逸和金庸、古龙,被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的"三巨头".
萧逸的《七禽掌》、《甘十九妹》、《饮马流花河》等等,都是畅销书.
萧逸是星条旗下屈指可数的能以版税维持生活的华人作家.
我很想一晤这位奇特的"萧大侠".
当我通过洛杉矶长青书店老板刘冰先生和他联络时,刘冰告诉我,前几天萧逸早上还和他一起打太极拳,可是现在他到北京去了.
刘冰说,那是北京的出版社请他去签出版合同.
刘冰笑道:"他是我们这里唯一去'赚'人民币的作家!
"萧逸的著作颇丰.
30多年来,他写了近60部长篇小说,150多部电影剧本.
据告,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去爬山、练气功、打太极拳;上午9时开始写作,中午略事休息,然后一直写到下午6时.
晚上,他不写作.
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他不停地写着.
他原本"赚"台币、港币.
自1986年以来,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大量印行,发行量超过百万,他"赚"的人民币也可观.
正因为这样,他可以用中文写作而维持生活,成为"专业作家".
在旧金山,我受到台湾作家萧孟能先生和太太的热情接待.
萧孟能先生乃原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通讯社长萧同滋之子.
萧孟能先生在台湾曾主编广有影响的《文星》杂志,还创办了文星出版社.
他在半山腰,有一幢漂亮而宽敞的住宅.
他已退休,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他也常来上海走走,并在上海购置了住房.
台湾"光头明星"凌峰其人我最初是从电视机的屏幕上,认识台湾的"光头明星"凌峰.
记得,那是十年前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凌峰光着脑袋,穿一身黑衣,手持话筒,亦歌亦舞,使我第一次领略了这位来自台湾的"光头明星"的风采.
后来,这位"光头明星"成了"大陆女婿",与青岛小姐贺顺顺结为伉俪.
贺顺顺写了《台湾媳妇大陆妹》一书,凌峰陪着她来上海签名售书.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何国栋先生是我的文友.
凌峰和贺顺顺特地签了一本,托何国栋先生送我.
这样,我们开始有了交往.
他第一次约我见面,是在1996年12月.
很不巧,当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终于,在1997年3月,当凌峰再度约我时,我们得以见面了.
我应约来到上海南京路上一家咖啡馆.
这是一家台湾马老板所开的店,开张才四天.
凌峰是为了庆贺马老板开业,特地从台湾飞来.
我步上二楼,这位"光头明星"用不着介绍,一看那光光的脑袋,便知是他.
不过,他跟大陆的"光头明星"陈佩斯不同,陈佩斯的脑袋光而亮,凌峰脑袋那"反射系数"却远不如陈佩斯大.
他皮肤黝黑,一双眼睛闪烁着机智的光芒.
他的习惯动作是不时用手抓抓那并不痒的光头.
他的穿着极为随便,不见白领衬衫,不见领带,也不穿西装,完全是"自由装".
在屏幕上,凌峰出语幽默,一派喜剧演员的风度.
这一回跟我对谈,我发现,屏幕下的他,跟屏幕上的他,并不完全一样——虽说他也出语幽默.
他那颗光秃的脑袋瓜里"储存"着深刻的思想.
他讲话颇有哲理,喜欢比喻,能言善辩,仿佛是辩论会上能干的辩手.
凌峰已是一位"大陆通".
这十年来,特别是他跟"青岛妹"贺顺顺结婚成为"大陆女婿"以来,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大陆,所以他对大陆非常了解.
他回到台湾,讲起话来,常使他的朋友听不懂,因为他会说出"一分为二"、"十年浩劫"之类"大陆语汇"——他在大陆的时间长了,也就说惯了这些"大陆语汇".
凌峰言谈间,常会流露出一种比较感.
这是因为他在台湾生活多年,如今又在大陆飞来飞去,所以他一说起话来,常常会对海峡两岸作比较.
凌峰跟我说起,邓小平去世之后,他作为"大陆通",在台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关于"邓后"的大陆形势评论的对谈.
凌峰说,据他观察,"邓后"的中国大陆的政局,是很稳定的,绝不像台湾某些人所说的不稳定.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普遍希望稳定,只有稳定经济才会发展.
所以,谁都明白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
其实,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稳定,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乱了对谁都没利.
说起中国大陆之大,凌峰打了个比方.
他说,在他看来,12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是一只硕大无比的恐龙,身躯很大,却有着一个小而灵活的脑袋.
正因为脑袋很灵活,所以看准了、看清了之后,脑袋会"指挥"那巨大的身躯在正确的道路上稳稳前进.
凌峰的这个"恐龙理论",经过电视的传播,在台湾已经广为人知.
凌峰说,把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大陆管理得如此有条有理,老百姓生活安定,是很不容易的.
在台湾,有人说大陆的生活水平没法跟台湾比.
凌峰说,中国大陆老百姓用的是"纵向比较",他们把中国大陆的现在跟50年前比,跟20年前比,觉得好多了.
凌峰如今是"山东女婿",他说在山东就听见农民们经常这样"纵向比较".
当然,他们也用"横向比较",把中国大陆跟台湾比,跟香港比.
台湾、香港人口少,发展快,生活水平确实高.
正因为中国大陆老百姓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加紧发展经济,要追上来.
凌峰这位"大陆通",这几年致力于拍摄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介绍中国大陆各地的新景象.
这一系列片能在大陆和台湾的电视台同时播出,这在目前除了凌峰之外尚无第二人.
这表明凌峰以及他的作品能为海峡两岸所接受.
他正在拍《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温州人》专题.
他以为,在中国大陆,温州人是极有特色的.
温州这么一座本来不起眼的城市,如今不仅把生意做到北京、上海,而且做到法国、美国.
"温州模式"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
所以,他不仅已经几次去温州拍摄,而且去法国拍摄那里的温州人.
我问起他拍摄是否先写脚本.
他说,他拍摄前有提纲,但是往往在拍摄中"随机应变",而且总是越拍越多,超出提纲.
尽管凌峰对温州人经商有方大为赞叹,但是他得知一位大陆的名作家"下海",却很不以为然.
凌峰说,文人与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文人在文化上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凌峰说起台湾的某些商人,宁愿在官员身上花一个亿,在女人身上花一千万,却不愿在文人朋友身上花一分钱,因为商人讲究的是功利——在官员身上花一个亿可以赚回两个亿,在女人身上花一千万是为了追求"快乐",而对文人则以为花钱毫无功利可言,也就不花了.
他说,开这家咖啡店的台湾马老板则不同.
在台湾,马先生做过他的老板,多年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
马先生如今转往大陆投资,这家咖啡店只是他的产业之一,从开始谈判到开业,只用了28天!
这家1200平方米的咖啡店,位于上海南京路最热闹的地段.
为了祝贺老朋友的成功,凌峰从台湾赶来了.
他读过我在台湾出版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一书,说如果拍成电影将很好看.
由此我们谈起毛泽东、蒋介石的特型演员.
他说,大陆的古月演毛泽东、王铁成演周恩来,都很成功,只是大陆没有人把蒋介石演得像.
我说,孙飞虎演蒋介石,不是很不错吗他答道说,台湾人比大陆人更熟悉蒋介石.
在他看来,孙飞虎演的蒋介石,在气质、风度上不像,没有"儒雅"味.
其实,蒋介石并不完全是一介武夫.
凌峰以为,大陆演艺界实在是人材济济,台湾望尘莫及.
他在大陆见到许多很有才气的演艺界人士,尤其是一批年轻人.
台湾是个商业氛围极浓的地方,不可能那么多人献身于演艺.
凌峰的光头很惹人注意.
我和他正谈着,一位姑娘走过来,拿出本子,请他签名.
她的要求很特殊,要凌峰给她的本子前五页,都签上名,说她代表她和她的四位朋友请求凌峰先生签名.
凌峰居然给她签了五次名.
签毕,幽默地说:"我无法拒绝一位漂亮的姑娘的请求!
"台湾"《文星》案件"的主角1992年10月7日傍晚,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
一问,才知道是萧孟能先生打来的.
他从美国来沪,希望与我一晤.
他的电话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刚收拾好行装,准备明天上午飞往成都.
于是,我赶往宾馆,跟他和他的太太见面.
萧孟能,在台湾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几乎家喻户晓.
他是台湾广有影响的《文垦》杂志的发行人、文星书店的发行人.
1965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文星》月刊,曾震惊台湾上下.
后来,围绕《文星》再度复刊,再度停刊,围绕他和作家李敖对质法庭,围绕他的入狱和李敖的入狱……台湾传媒发表了数以干计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报道,使他几度成为台湾的新闻人物.
如今,他移居美国.
我写的一篇关于周佛海父子的报告文学《父子殊途》,内中提及了萧孟能.
文章在《上海滩》杂志发表后,迅即被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全文转载.
萧孟能在美国看到了《传记文学》杂志.
这一回,他来到上海,从女作家王小鹰那里得知我的电话号码,便给我打来了电话……年已72岁的萧孟能,颇为健谈.
只是在旅行中受了风寒,咳嗽不已,所以他宁可不坐沙发,而坐在凳子上跟我聊着,据说那样可以直起腰,减少咳嗽.
知道我正在写作长篇《毛泽东和蒋介石》.
萧孟能说起了他父亲跟毛泽东一段鲜为人知的友谊……萧孟能之父萧同兹,湖南常宁人.
萧同兹自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之职达20年之久.
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委.
1949年去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1964年退休,1973年病逝.
萧孟能拿出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印的《萧同兹传》、《在兹集》等书给我看,上有蒋介石为萧同兹题词:"宣劳著绩".
萧同兹早年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20年,他与黄爱、庞人栓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曾参与领导华实纱厂工人罢工.
他与毛泽东相识.
1925年6月28日,正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得到紧急通知: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他.
毛泽东匆匆离开故乡韶山,来到长沙,见到了萧同兹.
那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萧同兹把自己的皮袍送往当铺,换成8块银元,交给毛泽东作为川费.
于是,毛泽东经衡阳、宜章入粤,来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整整20年后,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毛泽东远远见到萧同兹坐在另一席上,便手持酒杯走了过来,向萧同兹敬酒,笑道:"我还欠萧先生8块大洋呢!
"旁边的人不知毛泽东怎么会欠萧同兹的账,但萧同兹会意,也笑了:"谢谢毛先生还记得旧谊!
"萧孟能说到这里,提及了他的叔叔——萧同兹之弟萧石月.
萧石月是中共党员,1927年5月死于何键反共的"马日事变".
萧石月没有孩子,妻子守寡,萧同兹便把7岁的萧孟能过继给亡弟.
这样,在萧家的家谱上,萧孟能列为萧石月之子.
萧孟能笑道:"这么一来,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国民党高官,一个是共产党烈士!
"萧孟能上大学时患肺结核.
那时,肺病乃"不治之症".
他才26岁,病情恶化.
幸亏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由著名大夫黄家驷主刀,取掉十一根肋内,动了大手术,这才使他走出死神的阴影.
萧孟能是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又名周之友)的同学好友.
周幼海是中共秘密党员.
正因为这样,我在写周佛海和周幼海《父子殊途》时,写及了萧孟能.
受父亲的影响,萧孟能于1957年11月5日在台湾创办《文星》月刊.
最初,《文星》侧重学术、文化生活,并不引人注意.
后来,《文星》注重政治、社会问题,特别是在1961年后大量刊载反传统文章,在台湾产生广泛影响.
梁实秋称《文星》"异军突起","笔下多少带有一些肆无忌惮的霸气".
女作家龙应台则说《文星》是"一个与谎言妥协最少的声音".
如今台湾的中年知识分子,在回首往事时,往往会说:"我是吃《文星》的奶水长大的!
"《文星》为国民党当局所讨嫌.
不过,毕竟看在萧孟能父亲的面上,未对萧孟能怎么样.
在萧同兹退休之后,1965年12月27日第九十九期《文星》刚刚印好,正要上市,萧孟能收到"最速件"——停刊处分通知.
从此,《文星》在台湾消失,但文星书店仍得以生存.
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妨害公务"为罪名,对《文星》主将李敖提起公诉.
1971年李敖被捕,次年被以"判乱"罪判处10年徒刑.
萧孟能也以"违反总动员法"之罪名入狱.
李敖出狱后,与萧孟能共事,两人间又发生纠葛、互告.
最初,由于李敖之妻胡茵梦为萧孟能作证,告倒了李敖,判李敖6个月的刑期.
1982年6月,李敖出狱,又告萧孟能.
1984年10月10日,台湾最高法院判李敖胜诉,萧孟能被处以6个月徒刑……"萧李官司",一度成为台湾新闻热点.
萧、李再加上名演员胡茵梦,这场官司成了有名的"名人官司".
1986年9月1日,《文星》终于复刊,萧孟能从官司纠纷中走出来,依然出任发行人,致力于出版工作……如今,他侨居美国,多次前来中国大陆.
他愿在大陆投资,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他赠我《文星》复刊号,封面上登着他的背影,注视着一期又一期《文星》,题曰"暮然回首".
他与我长谈往事,不胜感慨.
台湾女作家桂文亚的"秘密""薪水是爸爸的秘密/体重是姐姐的秘密/女朋友是哥哥的秘密/年龄是妈妈的秘密……"这是一首题为《秘密》的台湾儿童诗,发表在台湾《民生报》的《儿童天地》版上.
当我问这家报纸的儿童组主任桂文亚小姐,《民生报》的发行量多少,她却嫣然一笑:"在台湾,报纸的发行量是保密的.
"我顺着她的话说道:"这么一来,那首《秘密》应当加一句——'发行量是报社的秘密'"!
她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报纸真实的发行量在台湾严格保密,但各报又往往喜欢吹嘘自己的发行量有多大,因为发行量毕竟是衡量一家报纸的社会影响大小的重要尺度.
由于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都"号称"百万,于是自称发行量为60万份的《民生报》也就位居"第二"——不是第三!
因为分不清究竟是《联合报》多还是《中国时报》多,它俩"并列第一"!
桂文亚小姐来到上海,我发觉,我们之间的谈话如此无拘无柬,总是掺着笑声.
娟秀的她,戴一副金丝眼镜,更显得儒雅文气.
照理,年龄该是她的"秘密",可是她这一"秘密"却公开用铅字印出来——她生于40年代的最后一天,亦即1949年12月31日.
因为她是台湾著作颇丰的女作家.
她的照片、简历,差不多印在她的每一本书上,她的出生年月也就"曝光"了.
她说,小时候她在父母的眼中是"懒虫".
她唯一不懒的是写作.
喜欢写作的她,念初中时便在报上发表了两篇作文,得到10元台币稿费,成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的起点.
20岁时,她出版了第一本书.
她写散文,写通讯,写报导文学(大陆叫报告文学).
后来,她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她主编《民生报》儿童版和美国《世界日报》儿童版(《世界日报》在台湾编辑,在美国发行),又兼任儿童丛书主编,"一身三主编",而且在编余不断写作,出了30多本著作.
这"懒虫"一点也不懒!
她已经结婚,有可爱的孩子,承担着家庭主妇的重负.
好在她的先生也做家务,跟她共同治家,使她能挤出时间写作.
她说,现在的台湾家庭中,"先生"们大都分担家务,比过去大有进步.
她的"国语"(大陆叫"普通话")很不错,这是因为打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就教"国语",所以台湾人的"国语"水准远比香港人高.
一谈起创作来,她的话滔滔不绝.
她对于儿童文学的见解.
有两点给我印象颇深:第一,有一回她征求小读者意见,一位小朋友直言不讳,说她的作品有"说教味".
从此,她很注意作品的自然、纯朴、童趣、寓教于乐,不再外加、硬加一番"道理".
她也直言不讳,说大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说教味太重;第二,中国的儿童作品应该"中国化"、"中国式",要发扬中国民族的传统和特色,不要写成像翻译的作品那样.
她的这些精辟见解,在大陆作者中引起共鸣,达成"共识".
她说,她来到大陆,如同做梦一样.
她记得一桩往事:有一回,她来到尼泊尔旅游.
导游指着北面那浩瀚无涯而又云遮雾障的群山说,那便是中国大陆.
这是她平生头一回见到中国大陆.
不过,可望不可及,她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双脚踏上中国大陆.
正因为这样,她在上海,心境显得非常激动.
她发觉,与大陆同行交谈,有那么多的"共识",清楚表明海峡两岸出自同根.
她已渐渐认得简体汉字了,也渐渐消除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差",诸如台湾说"联络"而大陆说"联系",大陆说"爱人"而台湾说"先生"、"太太".
从她的总是微笑着的脸可以看出,她的大陆之行是很愉快的——这,不是"秘密".
台湾作家汪笨湖台湾作家陈信元先生来沪,我们正在东湖宾馆聊着,忽地从隔壁房间来了位中年汉子,壮实的身材,一副近视眼镜,一件玄色圆领衫,一头蓬乱的头发.
见到我,他自我介绍,从嘴里蹦出三个字:"汪笨湖!
"原来是他!
我曾在上海《小说界》上多次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又从报上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把他的小说搬上银幕的消息,因为人们通常取名字,总爱用"慧"、"聪"之类字眼,而他却用了个"笨"字.
一见如故.
他放着沙发不坐,却骑坐在一张方凳上,跟我海阔天空地漫谈着.
他生于1953年,今年37岁.
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从商,压根儿没有想到成为作家.
偶然心血来潮,写起小说来,居然一炮打响,一发不可收,从此一篇一篇写下去,成了台湾文坛上的新秀.
台湾是个商业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物价昂贵,作家是收入微薄的职业.
倘若专靠稿费收入,生活难以维持.
台湾实行版税制,印数越大则版税越多,而台湾人口只比上海市稍多,书的市场很有限.
汪笨湖最畅销的小说印过20多版,每版两千册,也只有四五万册.
他不能不一边经商,一边"爬格子".
然而,写作却成为他的追求所在,他的精神寄托.
他的哥哥在美国,很希望他去美国定居.
美国当然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他以为,到美国做做生意,跑跑码头,开阔眼界,那是不错的.
不过,他不愿定居美国,因为他要写作,他喜欢写本乡本土的人情风貌,他不愿离开台湾.
他也常来大陆走走,同是中国人,他从中自大陆也汲取创作滋养.
自从台湾当局开禁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汪湖笨结识了许多大陆作家.
不过,他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有话直说.
他以为大陆现在出版了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这当然是有助于沟通两岸的了解.
不过,大陆似乎各出版社各自为政,没有通盘的计划,而且往往着眼于是否"畅销".
这样,有的书好几家出版社同时抢着出版,而有的文学性强、格调高的作品反而没有印行.
如果大陆各出版社只是热心于引入台湾的言情小说、香港的武侠小说,这样的引入是很不恰当的,对于大陆本身的文化建设也没有多大好处.
台湾人生活节奏炔,应酬也多,显得非常忙碌.
台湾作家往往只能忙里偷闲写点东西,很难潜心于精工细琢,他发觉大陆很多城市设有专业作家,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安心创作,细心研究,这样的条件很难得.
他,时而骑在方凳上,时而在屋里来回踱着,时而在沙发上跷着脚,没有做作,没有掩饰,他的谈话一如他的神态.
跟台湾友人聊家常中午1时从台北桃源机场起飞,经香港中转,下午6时便在上海虹桥机场着陆了……台湾诗人谢武彰先生一抵上海,就向我讲述他的"三度空间"(台、港、大陆)旅程.
如今,海峡两岸的民间交往日趋便捷.
倘若不需经过"第三地"的话,从台北直飞上海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
虽说我过去跟谢先生见过面,但那是在一次会议上,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这一回在上海有机会畅叙,他无拘束地谈着台湾的生活情景,使我对海峡彼岸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在台湾乘飞机的话,常常刚刚起飞便要降落,台湾实在小.
上一回他到大陆,第一次坐卧铺——台湾的火车无卧铺,因为从台湾北端到南端,坐火车也不过数小时罢了.
上海市区向以拥挤、喧闹著称,他倒觉得上海比台北安静.
台北的人口密度比上海还大得多.
街上,小轿车成串,人行道上人头济济,可谓人满为患.
他,黑发中已夹杂着许多白发,迄今仍是"独身贵族".
虽然他属虎,曾希望"将来的太太的生肖也是老虎",因为这样可以唱"两只老虎"了,可是他的"太太"始终属"将来式".
他说台湾独身者不少.
(同居而不婚者不少,他没有与人同居.
)即使结婚,不愿生孩子的也不少.
离婚率甚高,平均四对夫妇中有一对离婚.
父母的离异给孩子带来心灵的痛苦,也造成一大社会问题.
他出过近一百种著作.
他把散文集《赤脚走过田园》送给我.
书的装帧、纸张很不错.
台湾的出版社有几百家之多,有的出版社只几个人而已.
出书甚快,几星期便可把书排印出来.
不过,每一次印刷的数量不多,印几百本或一两千本,销售得差不多了,开机再印.
因此,有的书印几十次.
台湾的版权法甚为严格.
有一回,一家电视台未经作者谢先生同意,播用了他的一首诗.
他依据版权法与这家电视台交涉,结果电视台赔款4000美元!
盗印他人著作,严重的,甚至要判处半年至一年的监禁!
对于大陆出版的图书,台湾原本查禁很厉害.
从大陆通过香港寄到台湾的书,都要开封检查,有些要没收,有些则只限收件人看,不许"传播".
但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增多,台湾已放宽了大陆书籍的进口.
谢先生收到许多寄自大陆的书时,一看邮包,都未曾拆查过.
台湾各出版社争出大陆书.
谢先生此行,便是为台湾出版社物色适宜台湾读者胃口的大陆书籍.
不过,他并不直接与大陆的出版社接触,却花了许多时间逛书店,买了一大批大陆新书.
他上一次回台湾时,和几位朋友带去300多公斤的大陆图书.
尽管大大超重了,机场工作人员一看带的是书,"高抬贵手",免收"秀才们"的超重行李费.
他们在台湾经过仔细研究,选定了要出哪几本书,然后再与大陆作者联系.
台湾的工作、稿费比大陆高,但物价也高.
台北是仅次于日本东京的世界高物价城市.
一件羊毛衫要150美元,一件牛仔裤要60美元.
谢先生的住房并不很宽敞,月租达600美元.
要获得较多收入,工作就很紧张.
出版社的总编辑号称"总编急",急于抢出新书……有趣的是,我和友人在上海美心酒家请他小宴,他一听十分吃惊.
入席后,他环顾四周,才缓缓说道:"在台湾,'酒家'必定有女人陪席的.
听说某人去'酒家',正派人会摇头.
在大陆,原来酒家跟普通的饭店一样.
刚才听说上酒家,我吓了一跳!
不过,回台湾,我只能说在上海'美心饭店'吃过饭,不敢说'美心酒家'……"说罢,他大笑起来.
然而,几天之后,另一友人请他吃饭——在上海"金龙酒家".
唉,又是"酒家"!
翰素音的家庭生活1987年6月,羊城.
当《家庭》杂志向我索稿时,我想及一个话题:不久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路过上海,曾告诉我,今年9月是她70大寿,她也许会在上海过生日……"你就写一写韩素音的家庭生活吧.
"《家庭》杂志总编李骏马上"抓"住了我,说道,"一言为定.
"果真,9月9日晚上,当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节目时,荧屏上出现了穿着鲜红色薄毛衣的韩素音女士——当天下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了她.
9月10日中午,她从北京飞抵上海.
我应约前往锦江宾馆看望她.
她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说:"我在国外,也一向喝茶.
特别是我的丈夫陆文星,最爱喝龙井茶.
我每一次来中国,总是给他带去龙井茶叶.
""你去机场接他吗"我事先已经知道,陆文星先生将在下午3点从香港飞抵上海.
"不,我不去接他.
虽然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见面了——他回印度去了.
"韩女士说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但是在事业上,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韩女士,我要向您表示祝贺——因为后天便是您的70大寿.
"我说.
"谢谢!
"她笑了.
"不过,您的计算70寿辰的方法,与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我知道,她的生日很好记,她是在1916年中秋节那天,降生于中国河南信阳周家谷.
换算成公历,也就是1916年9月12日.
按照中国的习惯,应当在去年9月12日庆贺她的70诞辰.
倘若按照中国"做九不做十"的古代沿袭,则应在前年9月12日庆祝她70大寿了.
"我喜欢准确地计算时间——后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度过了七十周年的日子,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
"她一点也不含糊地答道.
是的,她确实注重于精细地计算时间.
正因为这样,她与丈夫分别了两个月之后,一个从北京来,一个从香港来,抵达上海的时间,只相差4个小时而已.
这位古稀老人的日程,安排得像绷紧了的琴弦.
她告诉我、这次在上海只逗留30个小时:晚上,出席上海对外友协为她举行的庆寿宴会;明天上午,到上海师范大学就中国教师节发表演说.
下午,参观周恩来在上海的故居——周公馆.
晚上,飞往成都.
9月12日,在她的成都老家,和丈夫一起度过她的70寿辰……然后,她还要去兰州采访,经北京回瑞士.
她已在瑞士洛桑定居,每年却有7个月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
正因为这样,她有着非常精确的时间概念.
她的家,是个小小"联合国".
她的父亲周映彤,是中国人,四川郸县人,祖籍广东梅县,铁路工程师.
她的母亲玛格里特是比利时人.
周映彤留学比利时时与玛格里特相爱.
她的丈夫是印度南方人,一身棕黑色的皮肤,"陆文星"是她给他取的中国名字.
她自己是欧亚混血儿,原名周月宾、周光瑚,英文名字为玛尔蒂达·罗萨莉·菜恩德斯,12岁起改名约瑟芬.
"韩素音"是她的笔名,意思是"小而平凡的意思".
她的前夫唐保黄,是国民党军人,1947年死于东北战场.
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取名蓉梅,意即"成都的梅花".
她的养女到美国留学,与美国犹太人西尼·格莱齐尔结婚,生下她的外孙女卡玲.
卡玲是中国和犹太血统的混血儿.
她的丈夫陆文星则有三个印度血统的孩子,都在印度成家了.
如果把她的外祖母莱里德斯——荷兰人包括进去,她的家庭成员有中国、比利时、印度、美国、荷兰五国人,有中比、中美两种混血儿.
她,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脸庞,褐黄色的眼珠,白中带灰的头发,细高个子.
我没见过她搽过粉、抹过口红、烫过头发.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像游泳运动员的发型.
她虽已年届高龄,思维却非常敏捷,谈锋甚健,机智之中夹带着幽默.
性格开朗,外向.
他呢由于皮肤黝黑,头发显得更白了.
两道浓眉之下,一对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芒.
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
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
她会讲流利的汉语,他听不懂;他则一向讲印地语,她也听不懂.
在家里,夫妇之间讲的是英语.
在上海,在与中国人聚会时,韩素音一边用汉语跟大家谈笑风生,一边又不时充当翻译,把中国人(包括她自己)讲话的意思译给陆文星听.
她告诉我,到了印度,便颠倒过来,陆文星成了她的翻译,因为印度只有2%的人懂得英语.
她和丈夫住在第三国——瑞士,那里既不是她的祖国,也不是他的祖国.
老夫老妻住在一起.
这个特殊的家庭,怎么生活呢韩素音告诉我……瑞士是个小国.
坐火车,从瑞士的这一端到那一端,5个小时而已.
再坐,就越出国界了.
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离日内瓦很近.
她家在丽曼湖畔的一幢公寓里,环境幽雅、安静,适宜于写作.
"我不要大房子——虽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
"韩素音说,"我们家就两口子,都忙于工作,没有工夫收拾.
对于我们来说,房子太大、大多,是个负担.
我们家一共三个房间——客厅、书房和卧室.
另外,还有一间厨房.
至于澡房倒有两个——我和他各用一个.
"她说家里实行"三无":没有电视机,没有小轿车,没有保姆.
没有电视机,那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
遇上发生重大新闻,她就到邻居家看一会儿.
没有小轿车,那是因为商店就在附近,买东西很方便.
另外,瑞士的公共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很多,又不拥挤.
没有保姆,这几乎是西方家庭的惯例,因为保姆工资实在太高.
她和丈夫自己动手做家务.
丈夫体谅她写作很辛苦,就把买菜、烧菜之类事情揽了下来.
他喜欢烧中国菜,在北京,还学会了烤鸭手艺呢!
韩素音说,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做家务,丈夫则花两小时做家务,她自己倒垃圾,自己去买米、买面粉,自己动手回信、寄信……陆文星有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每年总要有几个月回印度照料孩子.
他不在家,她就自己买菜烧饭.
"我常常要给她准备许多锅子!
"文星对我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
"她写作入了迷,就忘了锅子,煤气把锅子烧坏了她还不知道!
"陆文星一说,韩素音也哈哈大笑起来.
韩素音说:"家里的重活,干不了,请一位邻居来做.
这位邻居是意大利人,每星期来干4小时,每小时要25个瑞士法郎,每个月要付给她400瑞士法郎.
每年8月,她要休假,不来干活,我还要照样付给她400瑞士法郎.
干脆,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说到这里,她又大笑起来.
"其实,这位邻居挺好,挺可靠.
"韩素音接着说,"像这次,我和丈夫都离开洛桑,把房门一锁,就行了.
我把钥匙串交给邻居,她会替我照料房子,收好我的信件、汇款,一个子儿也不会少.
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
她要的工资很高,是因为西方保姆的工资都相当高.
"她每年都去美国.
为了来去方便,她在纽约东城买了一所公寓.
她告诉我:"那房子不大,也请邻居照料.
每星期,邻居进屋,替我放一下自来水.
要不,长久不放水,水会发黄.
那房子很多年没有粉刷了,去年我请人粉刷.
'粉刷公司'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律师,却替我刷房子.
他们觉得坐办公室坐腻了,干点体力活,调剂调剂.
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丢人',大学生们去于体力活的很多.
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就跑到南方养马,成天给马洗澡,还会给马打脚掌呢!
"韩素音原本是医生,在香港、新加坡行医,业余从事写作.
从1964年起,她以写作为职业.
迄今,她已经出版了25种书,她的书在西方畅销,往往每种书印数达20万册,所以,她有着可观的版权收入,稿费成为她唯一的生活来源.
她完全可以在瑞土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是,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匆匆洗个澡,草草吃过早饭,便坐到打字机前工作.
她的写作非常认真,一部书稿起码要修改8次.
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
平常,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扰.
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
她的小说,总是出版之后.
他才成为她的读者.
她以为,要写作,一定要深入生活.
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
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
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
正因为这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捷径——那就是读韩素音的书.
他说:"我用许多小时读韩素音的书.
一小时里从韩素音的书中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要胜过我在那里生活一年.
"正因为这样,韩素音被认为是"中国通".
韩素音说:"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
"除了来中国以外,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正因为这样,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她的作品才会像喷泉一样涌出.
有一次,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留下来照料丈夫.
她说:"我既是妻子,又是医生,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
"可是,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
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嘱托别人细心护理,这才踏上远途.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
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直到听见丈夫安详的声音,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她是个大忙人.
在上海,在为她举行庆寿宴会的忙碌的时刻,我替她照料陆文星先生,她关照说:"他有糖尿病,不要给他吃甜食.
"服务员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为庆贺她的70大寿做的.
她欣喜地站了起来,用刀切成12块.
虽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
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又子叉到丈夫的碟子里,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她从伦敦来一个月前,她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4月13日将来上海.
果真,4月13日傍晚,她刚刚放下行李,便从上海花园饭店给我打电话,约定翌日上午和她的先生一起来访.
她叫张戎,一位旅英女作家.
她因为写了长篇纪实文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引起文坛的注意.
这部长篇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她自己家族的故事,两年前我是从她送给我的这本书里了解她的身世.
书中的"三代中国女人",也就是张戎的姥姥、母亲和张戎自己.
张戎选择了这"三代中国女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从而以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
张戎的姥姥生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
她是一个缠小脚的中国女人,深受封建制度的侄桔,在15岁时便嫁给北京北洋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当姨太太.
这位警察总监有一位正室和多位姨太太.
从此,她开始了苦难悲惨的一生.
张戎的母亲则在学校里成为学生领袖,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
她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差一点死在刑场上——后来才知道她是"陪毙".
她获释后与一位中共干部结婚.
这位中共干部曾在1940年步行前往红都延安.
后来,他成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宣传部长.
这样,1952年,当张戎在这个家庭出生,她也就成了高于子女.
她的少年时代在无忧无虑中度过.
在"文革"初期,她当过"红卫兵".
然而,随着父亲成为"走资派",她也就经历了下乡当农民、赤脚医生以及回城当翻砂工人和电工的曲折过程.
她毕竟有很好的文化基础,所以在1973年进入四川大学英语系.
1978年她获得前往英国的奖学金.
1982年她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在英国大学获得博土学位的第一人.
她与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结婚,从此定居伦敦.
大约是她那省委宣传部长的父亲的"遗传基因"起作用,她爱上了写作.
她从姥姥的封建人生,到母亲的红色人生,到自己的留洋人生,抓住自己家族中三个女性的不同命运,写出了中国的命运.
所以,《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出版后,成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一面折光镜……清明时节雨纷纷.
上海下着蒙蒙细雨.
张戎和她的先生JON-HALLIDAY来了.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张戎,浓密的黑发精心地高高拢起在前额,而她的先生则一头如雪的卷曲的白发随意散乱着.
其实,她的先生并不老,只是由于白种人长自发的缘故,而中国人习惯于视"白发苍苍"为年老的象征.
张戎能讲一口播音员般的普通话,而她的先生也能讲简单的汉语.
张戎直爽而敏锐.
她告诉我,自从完成《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之后,她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即从一个宏大的角度反映中国.
她选择了什么角度呢她写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的巨人,透过毛泽东的道路,可以从宏大的角度反映中国.
上一回张戎来中国.
访问了延安、北京等地.
这一回.
则前往井冈山、南昌、瑞金等地采访.
她到我家来,也为的是寻问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因为她看过我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书.
她连珠炮似的发问:"湖州会馆"在哪里东方图书馆现在还在吗当年的商务印书馆旧址还在吗看得出,她正在仔细研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蒋介石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她在中国采访,也利用她在国外工作的优势,在世界各国采访.
她拿出一本影集给我看.
这本影集展现了她为了写作《毛泽东》一书所作的一系列采访:她在美国采访了跟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的政界要人,在日本采访了原日本共产党的领袖野权参三,在俄罗斯、法国、意大利以及非洲也采访了当年跟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重要人物.
她也去台湾采访张学良和陈立夫.
她的先生还去阿尔巴尼亚采访了当年的一些领导人.
她告诉我,这一回她和她的先生一起合作用英文写《毛泽东》一书.
我送给她一根挂着毛泽东浮雕像的项链,送给她的先生一只镶有毛泽东像的领带夹,她和先生连声道谢,说这是非常珍贵而又有意义的礼品.
原本说好,去餐馆午饭后,一起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可是,吃完中饭,她一定要折回我家.
内中的原因是在吃饭时,我跟她谈起我家有一份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汪寿华牺牲经过的资料,还有最近发表的罗青长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她要看,所以又一次冒雨到我家.
她的执着的钻研精神,很使我感动.
她的弟弟张朴也喜欢文学,成为《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的译者.
张朴如今在伦敦编辑《天下华人》杂志.
她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先生过几天要从上海飞往日本,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讲座……观察力敏锐的大卫他已经满头白发,却穿着一件红色细方格的短袖衬衫,一双桔黄色的皮鞋.
他的手表戴在右腕,却用左手执笔写字.
在拍照的时候,人多了一点,站不下.
他突然以极为灵敏的动作,坐在地上,像个天真的孩子,惹得大家都笑了.
他就是大卫·珀克曼,美国《旧全山纪事报》副总编,科学作家.
1979年,他曾随美国科学记者代表团访华.
我们曾在上海见面.
这次,他与夫人再度访华,1983年7月9日上午,我在科学会堂,与李敦厚、程不时、曹燕芳、倪平一起接待了他,谈了一上午.
7月11日,他来科学会堂作报告,我主持了会议.
在闲谈中,我发觉他是一位观察力敏锐的人.
他说,这次访华,与四年前相比,有三点看得见的变化:第一,房顶的电视天线,明显增多了;第二,姑娘们的打扮,漂亮多了;第三,知识分子比过去活跃,跟外国人打交道不拘谨了.
我告诉他,上月,我在北京采访.
我在北京自来水公司听说,每天晚上,当精采的电视节目一结束,自来水的压力马上下降——用户们都开始甩水了.
可见电视在北京已很普及,电视拥有使自来水"降压"的力量.
他听着,笑了.
我还告诉他,在中国河南农村,小两口吵嘴.
忽然,丈夫说,科学广播节目开始了.
我们先听广播吧,妻子马上同意了.
小两口听起科学广播来了.
大卫笑了,问我,在广播结束后,小两口还吵不吵我说,他们把吵架忘掉了.
他又哈哈大笑.
他谈起中国的新闻报道,觉得有些地方还显得拘谨.
例如,这次他在北京,正值政协开会,选举邓颖超为主席.
《中国日报》刊登了邓颖超的简历,简历中漏了最重要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话——"她是周恩来夫人".
大卫问《中国日报》,为什么不写这一句:答曰,在中国,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不用提.
大卫说,(中国日报)是用英文印的,给外国读者看的呀!
大卫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并非学自然科学的.
1939年,毕业于大学政治系.
当时,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想来中国.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被派往欧洲任新闻记者.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他的报社里,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卫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总编要他写篇文章解释.
他花了很大力气,写了.
从此,他跟科学结缘,成为科学记者.
他笑称自己是"自学成才".
1979年,整整经过40年,他终于实现访问中国的愿望.
大卫对我谈起科幻小说.
他说,科幻小说对青少年是极为需要的.
很多青少年热爱科学,是从读科幻小说开始的.
他知道我曾与海因来因会面.
他说,他跟海因来因、阿西莫夫都是老朋友.
印度作家印象听说印度作家来访,喜悦之余,有点茫然.
对于这个西南邻国的文学界情况、除了年轻时读过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和看过电影《流浪者》之外,所知甚少.
多年来的中印隔膜,两国作家很少来往.
远客来了,谈些什么呢客人来了.
两位印度作家都胖乎乎的,已是"知天命"的人了.
一位叫克默莱什瓦,多年担任印度电视台台长,印度知名度很高的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
他用印地语写作.
他是第一个把鲁迅著作从英文译成印地语的人.
另一位叫苏尼尔,诗人,印度一家主要的文学刊物的主编,用孟加拉文写作.
苏尼尔比克默莱什瓦小几岁,但他的鬓角雪白,而头发仍乌黑.
我和上海诗人罗洛、陆萍等一起接待他们.
最初,彼此都很拘束.
克默莱什瓦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印关系在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的倡导下,在50年代是很密切的,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遗憾,两国关系很久处于冷漠之中.
我们彼此都很少联系.
现在.
我们来访,就是寻求、重建中印作家之间的友谊……"他的这番话,使我们的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他说,最近几年,印度出版了好多种鲁迅著作,也翻译出版了老舍、丁玲、艾青的作品.
印度几个大城市都建立了研究中国的中心.
这次他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见到邻近的国泰电影院门口贴着印度电影《魂归故里)的巨大海报,感到非常亲切、高兴.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正日趋密切.
两个国家加起来的人口近20亿,差不多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这两个文明古国的友谊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
印度是世界上的电影大国.
印度电影的年产量居世界前茅.
据克默莱什瓦说,近年来电视剧崛起,与电影展开激烈的竞争.
而电影、电视的发展又使长篇小说的读者下降,纯文学受到了冲击.
现在印度的出版社,大多数是私营的.
文学作品印数下降,出版陷于低谷.
这时,诗人苏尼尔笑道,诗集的印数更少.
印度文学界有句夸张的话:"诗人比读者还多!
"诗的稿酬本来就比长篇小说少,而诗集的出版又异常艰难,所以只有那些心灵纯净又热情洋溢的人,才会从事诗歌创作.
苏尼尔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是最可贵的.
他以为,诗人历来有两种,一种是靠天才与灵感写诗,另一种则是以丰富的知识写诗.
他不属于前者,而是后者,即在不断的学习中丰富自己的学识.
热衷于名利者,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屑于当诗人;安贫乐道者,把心中的一切都奉献给诗歌的,那才是诗人.
印度嗜辣,在川菜风味的锦江餐厅宴请印度客人,他们非常高兴,正合口味.
这不由得使我记起韩素音说过的话:"我是四川人,我的丈夫是印度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爱吃辣!
"一回生,两回熟.
通过交流,跟印度作家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
他们再三说,中印文化有悠久渊源,中印作家手携手,共同创建东方新文化.
日本的多产作家在上海只逗留两天,日本作家村石利夫先生就匆匆回国去了.
村石利夫是一位多产作家.
他告诉我说,1996年1月,将在东京举行仪式,庆贺他的第150本著作出版.
65岁的他,虽说头发已经灰白,但是却很有精神.
他戴一副秀郎眼镜,一脸斯文,一表学者风度.
他的习惯动作是听人家讲话时,总是不住地点头.
这一回,他从东京飞来上海,为的是跟上海一家出版社签订他的著作中文版合同.
他的这部新著是历史小说《范蠢与西施》.
我看到过这部小说的厚厚的手稿复印件.
当时,我感到奇怪,因为一般都是根据日文版的书进行翻译,这一回怎么是用作者日文手稿进行翻译呢一问,才知道这部小说的日文版要到明年二月才在日本印出,所以中译者赵苍率先生只能依据村石利夫的手稿复印件来进行翻译了.
一个日本作家,居然写起中国的历史小说!
村石利夫先生告诉我,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所以写了许多中国历史小说.
他不仅写出《范蠢与西施》,而且正在写《秦始皇》.
我问他,在日本怎么写中国的历史小说呢他说,主要是查阅大量的中国古代史料.
在日本,有丰富的中国古代史著——有的古书虽然来自中国,但是如今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
当然,他也利用中国的藏书.
比如,他在宁波的天一阁,就查阅过许多中国古代史著.
在日本,作家如果没有别的职业收入,光靠版税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村石利夫先生却以写作为业.
他说,就文学作品而言,日本的畅销书有两大类,即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
他写的历史小说能够畅销,所以他的版税收入不错.
我问起他的作品的印数.
他说,一般的总能印上一万册,也有的可以印到3万册,倘若能够印5万册,那算是极为畅销的书了.
由于日本读者的生活节奏很炔,他的每本书大体上在12万字左右.
不像中国,一本书二三十万字以至五六十万字.
他现在每天差不多都花七八个小时写作,大约写四五千字.
日本人喜欢历史小说.
他告诉我,在日本,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最受人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而销路最差的是《红楼梦).
他兼学者和作家于一身.
他是日本语研究所所长,不仅对日语,而且对汉字也颇有研究.
他告诉我,他可以随口说出几百条中国成语、中国谚语,如"破镜难圆"、"覆水难收"等等.
他还说起,日文中有许多汉字.
中文中容易写错的汉字,如"侯"与"候","晴"与"睛",在日文中也常被写错.
他原本是英语系毕业,所以英语也不错.
他既著又译,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
他的150部著作,既包括著作,也包括译作.
这一回,他的小说要译成中文出版,他非常高兴.
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译成中文.
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写的中国历史小说,不知道中国读者是否喜欢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走.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必须在星期六赶回日本,是因为星期天他要主持麻将大赛!
他笑着告诉我,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
他曾译了一本关于高尔夫球的书,从此爱上打高尔夫球.
他搓麻将,始于40年代.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军飞机空袭日本,常常拉警报,他不得不常常躲进防空洞.
在防空洞里闲得无聊,学会了打麻将.
不过,他竟由此深入钻研打麻将的技巧.
在日本,打麻将跟下围棋、打桥牌一样,成为一种智力运动.
他居然获得麻将的"十段"资格.
他去香港,那里的麻将馆,越是往上走,赌注越大.
他总是到最高的四楼.
他坐下来之后,每一回必胜,大把大把赢钱.
打完了,他却出乎意料把赢的钱全都送还别人!
因为他搓麻将不是为了赌钱,而是为了研究麻将技巧.
他每天忙于写作,搓麻将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他当上了麻将协会的会长.
正因为这样,当麻将在星期天举行大赛之际,他这个会长不能不从上海赶回东京主持比赛……与日本摄制制级共事的日子十月,金风送爽,秋云多巧,原本是上海最好的季节.
一连晴了一个多月,可是,就在日本电视台(HNK)的摄制组到达上海的翌日,就在他们刚刚拍了第一个镜头之后,滞蒲秋雨便下了起来,竟然一连下了整整四天.
所以,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各买了一把雨伞.
他们一离开上海,雨也就住了.
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这雨是他们从日本"带"来的!
虽说我在电影厂于过18年编导,但是跟日本的摄制组合作还是头一回.
他们要我协助拍摄.
这样,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工作.
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
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人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
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
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
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现场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
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他们能够如此默契,也真不容易.
在十天的拍摄过程中,我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任何争执——在摄制组里,摄影跟导演"抬扛",本是"家常便饭".
记得,在上海武康大楼拍摄时,导播要求拍一个"跟摄"镜头,即沿着楼梯一级级往上拍摄.
为了拍这个镜头,佐佐木手提着摄像机一次又一次从下往上奔跑,跑了一趟又一趟,跑得满头大汗,直至对镜头运动的速度、节奏觉得满意了,这才进行实拍.
他那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很使我感动.
和他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往往一早就响起电话铃声,催促起床.
7时或者8时便出车.
中午大都1时才能吃中饭.
从无午睡.
至于晚饭,常常是在晚8时之后.
有几天,晚饭后还要工作,一直拍摄到夜11时.
这种近乎"拼命三郎"式的拍摄,人人都成了"工作狂".
邱先生体弱,工作又最累,因为那三位日本人都不会说汉语,事事要他联系,而拍摄时又要他在现场翻译.
拍摄结束后,他还得写出明日的摄制计划.
他从上海飞到青岛后,便感冒、头痛,到了北京,他发烧了,累倒了,却仍一直坚持工作.
在现场,他干脆席地而坐,靠着墙,斜着脑袋,用沙哑的声音,仍在一句句翻译.
直到夜10时多,拍摄结束了,他这才坐车到中日友好医院挂急诊……翌日清早,又照样工作.
他为人很真挚、诚恳,又十分谦恭,上车时他往往最后一个上去,吃饭时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这才坐下……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
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
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
他们录下全部谈话,有时采访三四个小时,也全部录像——尽管用于片子里可能只有几分钟.
他们以为,这些采访很珍贵,即使现在的片子里用不了多少,但是可以作为资料保存,以后会有用处.
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
看猖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
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荀言笑.
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
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
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
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
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
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
他喜欢盘根究底.
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
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
拍完了,已是下午1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
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鹤鸦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在离开上海的那天,他们把行李装上了车,退了宾馆的房间.
这辆车从早上到下午,冒雨到了七八个拍摄点.
直至天快黑了,才拍完上海的最后一组镜头.
这时,汽车直奔机场,使他们赶上晚8时飞往青岛的班机.
至于晚饭,是在到了青岛才吃!
在北京,我曾劝大龙先生安排一点时间,去看看长城或者故宫,因为他从未来过中国.
可是,在北京的三夭,他仍是日夜连着拍摄.
在去机场前的一小时,还在拍摄!
我送他们去机场.
临别,大龙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这一回,我们是第一次在一起工作,在工作中变得熟悉起来,合作得很愉快,可惜却要分手了.
希望以后有机会"第二次握手"!
他们在下午2时从北京飞往香港,当天就转飞到台北.
据翻译邱先生说,在台湾还要拍56个镜头.
如果加上大龙先生的"现场发挥",工作量也很大,绝不会比在中国大陆拍摄轻松.
这几位"拼命三郎"在到达台湾后的第二天清早,又要开始"拼命"了……日本文坛"女强人"栗本薰1984年10月7日上午,我应日本著名女作家栗本薰的约请,来到她下榻的海欧宾馆.
栗本薰很年轻,一头披肩长发,一件白色套衫,一双热情的眼睛,个性活跃.
我们在底楼大厅相见时,便有一位日本青年请她签名留念.
她领着我来到七楼.
刚坐定,她便像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一大堆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
一直等到她问得差不多,我才有机会反过来向她提问.
她,本名中岛梓,生于1953年,今年才31岁.
这回,她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来到中国.
她已是第二次来华了.
她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
最初,她从事文学评论,曾研究过中国鲁迅的作品.
她发表文学评论,均署真名.
1977年,她的文学评论文章获得日本第二十届"群像新人文学奖".
后来,她开始写小说.
1978年,她的小说《我们的时代》荣获第四十二届"江户川乱步奖".
1981年,她又获第二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
她的小说,均是笔名栗本薰.
在读者中,她以"栗本薰"知名.
她是日本文学界的一位"女强人".
在短短的七年间,竟出版了90多部小说!
正因为这样,她拥有众多的读者.
她说,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作品的故事性强.
日本文坛一度受西方影响,写"无情节小说".
她不以为然,坚持写富有传奇色彩的《魔界水浒传》,已出8卷.
她还写了类似于中国《三国演义》的《豹人英雄传》,也写三国纷争,已出版30卷,打算写100卷.
我问她,在日本,一卷书的字数多少她说,她用400字的稿纸写作,一卷为400至500页,亦即日文16万字至20万字.
她的著作,放在书架上已是一大排了.
她写了许多历史小说,也写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
我问她,每天是怎样写作的她微微一笑,答道:我已经结婚.
日本妇女在结婚之后,一般不再去上班.
因此她算是"专业作家"了.
她的丈夫是一家杂志的主编.
他们有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她是作家,同时又是妻子、主妇、母亲.
每天一早,她做早饭,照料丈夫、孩子.
丈夫去上班以后,上午,她总要忙于家务.
吃过中饭,保姆来了,照料她的孩子.
这时,她才坐下来写作,一口气写五六个小时.
晚间,丈夫回家了,她又要做些家务.
她说,她的创作是在家务的空隙中进行的.
她还担任了日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经常在荧光屏上露面,正因为这样,她在公共场合常被人认出,要她签名存念.
我们刚刚结束谈话,她一边说来不及下楼送我,一边开始弯腰收拾东西.
只见她把衣服、用物迅速地扔进皮箱,要准备上飞机回日本了.
她这时才说,昨夜忙到很晚,今晨一早就跟我谈话,还没吃早饭呢(怪不得她在谈话时不断喝咖啡),她的工作节奏,一向如此紧张.
这次一回国,她马上要动手写一批文章,向日本广大读者报道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动人场面.
她,又多了一个"兼职"——记者.
日本的"中国之家"虽说我曾收到过许许多多电报,可是接到本市打来的电报却是头一遭:那是从上海和平饭店发来的,告知电话号码、所住房间,落款为"池上".
哦,"池上",不就是日本的池上正治先生吗我按电报上的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才知他为什么给我发电报:原来,他身边带着我的名片,只是因上海电话号码从6位数改为7位数,老号码打不通,而他在沪又只逗留一天,写信来不及,所以急急发电报来.
我当即去和平饭店看望他.
他依然留着长长的络腮黑胡子,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他,197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科,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
他曾把我的作品译成日文出版,跟我有着文学之交.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中国照片档案馆参观时,在馆长办公桌上见到他的一本新著,一问才知是他一小时前赠给馆长的——只是由于他没有留下他当时在北京的住址,我们失之交臂.
池上先生穿着一双蓝色的高统袜子,在宾馆的地毯上飞快地来回奔走着,转眼之间给我送来饭料,又递上他写的新著.
他体格壮实而又兴趣广泛,这几年他跑遍中国大地——30个省市(包括新建的海南省)全都去过.
他告诉我,他三度参加日本的探险队,前来中国探险.
有一回,他加入日本车队,从内蒙古出发,长驱万里,来到西藏.
这一回,他参加长江源头考察,要前往青海.
正因为这样,他在日本出版了《中国旅行全书》、《中国西域探险日记》等书.
在探险队里,他总是担任秘书长的角色.
这除了由于他精通汉语又擅长组织工作之外,还在于他有很好的酒量!
他笑道,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时,当地居民总是向队员们敬酒,可是,司机喝了酒无法开车,摄像师喝了酒没法工作,于是秘书长站了出来,代表全队,喝下一杯又一杯酒.
他爱好摄影,在中国探险时拍了大量的照片.
他的关于中国的旅游著作中,配上许多他自己拍的照片.
也真怪,他居然迷上中国的气功.
这一回,他送我的新著便是《不可思议的气功》.
在书中,他追溯了中国甲骨文中关于气功的记载,一直写到当今中国大陆的气功热.
他对中国的针炙也有兴趣,翻译出版了《针炙学》一书.
他告诉我,眼下正在研究中国的道教,准备写一本道教方面的书.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写不尽的主题,他要各角度挖掘中国文化宝藏,介绍给广大的日本读者.
他送我全家彩照,介绍道:妻子贞子是他的同学,也是中文科毕业生.
他的两个儿子巨太郎和百会,曾在天津、北京生活,连当地的土话都能说上几句.
四口之家,都会讲汉语,都喜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之家".
45岁的他,正年富力强.
他每年的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国考察,三分之二时间在日本写作介绍中国的书——他说,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
我称他是"中国通".
他谦逊地说,目前他还够不上"中国通"的美誉,但他要努力奋斗,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
德国汉学家马丁教授李渔,号笠翁,清朝的戏曲理论家、作家,著有《闲情偶寄》及短篇小说集《十二楼》等.
这位300多年前的古人,在当代中国读者中的知名度并不高.
1966年,联邦德国一个名叫海尔默特·马丁(HelmutMartin,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马汉茂")的人,却因写了研究李渔及其作品的论文,获得了汉学博士学位.
1984年2月,马丁博士来上海讲学,我们有机会多次交谈.
他,细高个子,一头如霜银发,高而直的鼻梁,浓而密的胡须却是黑色的.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非常健谈.
当我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研究汉学的经过以及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情况,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就从他的博士论文说起.
他笑着告诉我,当他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哑巴"呢!
因为他只能看懂中国的古文,却不会讲现代汉语!
当时,不仅他如此,不少联邦德国的汉学家,也都不会讲汉语.
怎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马丁博士追述了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
他说,德国是在本世纪初开始研究汉学的.
不过,当时德国汉学界只重视研究中国古代孔子、孟子等儒家著作,认为那样的研究才有学术价值.
德国有位著名的翻译家库恩(Franzkuhn,1884—1961),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子夜》等12部中国文学名著译成德文出版,对中德文化交流作出很大贡献,可是,在德国汉学界却没有地位,认为翻译这些小说没有学术价值.
有一次,库恩经济困难,向德国研究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也遭到拒绝.
马丁很风趣地说,那时候的德国汉学家,把汉学看成像考古学一样的学问——越古越有价值,越难懂则学问越深!
马丁是在1961年考入大学开始学习中文的.
全班只5名学生,"中文系"——在一般的联邦德国青年心目中,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学科.
在他们看来,汉学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
实际上的确如此.
马丁一入学,老师不教口语,不教白话,一下子便教老、庄之类古文.
马丁的老师提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名教授,熟悉中国古文,但是他受条件的限制,没有到过中国,不会讲汉语.
马丁在他的指导下,花费五年功夫,终于学会看懂中国古文.
马丁把李渔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读了李渔的选集《一家言》,写出了博士论文.
马丁回忆说,那五年,他感到非常吃力.
他整天埋头于故纸堆中,跟中国古人打交道,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感,有时甚至觉得空虚.
同学们是用功的,有人甚至上厕所还在看书.
马丁钻研着李渔的著作,他发觉中文往往一词多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光靠字典弄不清楚.
他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留学,以便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建交,马丁无法到中国大陆留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他的一个过去的同学,到中国台湾去了.
马丁借助于这个同学的关系,于1967年到台湾留学,总算学会了讲汉语.
在台湾,马丁仍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上.
他编纂了《李渔全集》,分16册,在台湾出版,他为这套全集写了序言.
他还与人合作,根据清朝何文焕的《历代诗话》等资料,编印了《历代诗话索引》.
马丁博士说起他在台湾的有趣的见闻.
那儿有的出版社,实际上是"皮包公司",登个记,印几部书,赚点钱,就关门了.
出版商知道大陆的书在台湾不易见到,就翻印这些书,卖得很快.
不过,出版商常常把书改头换面,遮人耳目.
例如,翻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删去了著者的名字;翻印费孝通的著作,把著者改为"费通"……马丁在那儿买到不少中国大陆出版的书.
马丁在一位台湾朋友家中,看到20多封鲁迅等人写给郁达夫的信.
他把信件拍照,出版了影印本,引起了中国大陆学者的注意.
马丁在台湾认识了英语系的一位中国姑娘——廖天琪.
1960年,他们在台湾结婚.
不久,廖天琪女士随他到联邦德国定居,加入联邦德国籍.
从此,马丁身边有了一位"汉语家庭教师",使他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7岁的女儿.
廖女士对我说,她生在南京,解放前夕随父母去台湾.
如今,她全家都不在台湾.
她懂英语,到了联邦德国之后,马丁成了她的"德语家庭教师".
夫妇俩互相帮助.
现在,她的德语也讲得不错,适应了那儿的环境.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和德意志联邦政府代表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
联邦德国外交部急请汉学家帮忙,然而,当时在汉学家中会讲汉语的不多,便找到马丁.
于是,马丁出任德方的翻译.
马丁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紧张得汗水湿透了衬衫.
外交谈判中,一些政治名词务必非常准确地译出.
例如,究竟译"西柏林"还是"柏林西区",便很有研究.
这位"李渔专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完成了任务.
这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交,马丁为中德建交出了力.
建交之后,新中国在联邦德国影响日益扩大.
联邦德国人民关心新中国,很想了解新中国.
马丁博士深感,作为一个汉学家,不能再埋头于故纸堆,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在建交谈判中,使他产生编纂《中德政治经济词汇》一书的念头——因为他当时急于要查找一些中德政治、经济名词的准确含义,而手头没有这样的工具书.
他与妻子一起,编了《中德政治经济词汇》.
这本书在联邦德国出版不久,便被中国翻印.
从此,马丁转向中国当代政治的研究.
那时,他到联邦德国的亚洲研究所工作,办了《当代中国》杂志.
这家杂志是月刊,每期80页到100页,刊登中国新闻和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
他也为联邦德国各报刊撰写介绍新中国的文章.
不过,他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只能从阅读中国报刊中得到一些资料,进行编写.
有的文章篇末要附"作者简介",他生怕读者嘲笑他未到过中国大陆,便含糊其词地写上:"作者在东亚工作、学习过三年.
"研究政治问题,终非他的专长,她擅长文学,想翻译、介绍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
但是,那时的中国文学受"四人帮"的禁锢颇深,他看了一些,觉得很难介绍给联邦德国读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新中国当代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
马丁读了话剧《于无声处》剧本,读了短篇小说《班主任》……他的心被打动了.
经过他多次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中国大陆.
几年间,他先后来过6次.
1979年,他成为联邦德国鲁尔大学东亚部中文系教授,决定把研究新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的新的课题.
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正好,我在这时候当上中文系教授,遇上中国文学最活跃、最兴盛的时期.
真巧哪!
我太幸运了.
"他很注意阅读中国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还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作品与争鸣》、《读书》等杂志.
他读了大量的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如《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沉重的翅膀》等等,也很注意中国报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
他说,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对中国文学作品发表评论,首先应当了解一下,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些作品的.
他除了写作许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外,还支持、组织他的助教、学生研究、翻译新中国的文学作品.
眼下,他正在翻译中国的微型小说选,已译好王蒙的8篇微型小说.
他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电影与中国小说之间的有趣联系:许多中国优秀的小说,往往被改编为电影,而影响较大的电影又往往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以1983年举行的第六届电影"百花奖"来说,最佳故事片《人到中年》、《牧马人》和《骆驼祥子》,全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就连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也都出自《阿Q正传》、《骆驼祥子》、《牧马人》和《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影片同样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他打算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他的夫人则打算探讨如何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看中国对青少年的教育.
马丁很敬佩中国学者钱钟书教授渊博的学识,从1970年起便研读钱仲书的论著.
现在,马丁的助教杜新博士(Dr.
CharlotteDunsing)正在研究、翻译钱钟书的作品.
2月29日,马丁教授在联邦德国驻沪领事馆内举行报告会,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
近百位在沪的外籍学者、留学生以及中国的德语学者,出席了报告会.
会场上椅子不够,好多人站在那里听了两小时.
马丁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作家王蒙、刘心武、蒋子龙、黄宗英、张洁等以及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新作.
讲完后,会议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许多人当场向他提问,他从容不迫地逐一即席答复,因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比他对李渔更为熟悉了.
有时,他还引述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见.
马丁教授向我讲述着他从研究李渔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再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历程,讲述着他的志趣的转变.
他说,这只是他个人走过的道路.
他丝毫没有贬低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的意思.
在联邦德国汉学家中,现在有人正从事研究中国南宋严羽著《沧浪诗话》等古典文学理论.
他并不反对别人这样做.
但是,他自己的志趣,已经完全转向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当代文学.
最后,他告诉我,1984年4月,他在联邦德国科隆和一位友人一起将主持举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文学"讨论会.
预计有40来位联邦德国汉学家出席会议,此外,还邀请法国、瑞典、苏联的汉学家出席.
他要在会上发言.
他这次中国之行,将给会议带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信息.
骑车来访的"洋教授"在中国电影里,凡"洋人"说中国话,总是怪声怪气、发音不准.
然而,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博士,却能讲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话,甚至比许多中国人讲得好.
我最初是从上海《文汇月刊》上见到金介甫的大名.
他写的《沈从文传》(节选)发表了.
我当时以为他是美籍华裔作家,他的名字是道地的中国名字.
不久前,我接到通知,说金介甫先生已经来到上海,要求一晤.
我在上海作家协会会见了他.
一见面,吃了一惊,原来他是黄发碧眼的"洋人"!
那中国式的名字是他在中国发表文章时特意取的.
对于"洋人"来说,学汉语、识中文如同论证歌德巴赫猜想一般艰难.
大抵用脑过度,他步入不惑之年已明显谢顶了.
他是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据他自我介绍,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汉语,然后留学台湾.
在那里,结识了台湾大学经济管理系学生康楚楚小姐,组成异国家庭.
康楚楚成了他的汉语"家庭教师".
我们见了一面之后,他便打来电话,希望到我家访问.
当我告诉他该坐几路公共汽车时,他说他有车.
我以为他有小轿车,谁知他竟骑了一辆自行车来了!
他说上海的公共汽车又挤又慢,而出租小轿车又贵又少,唯有自行车自由自在.
他的挎包里带着一张很大的上海地图.
尽管上海有几千条马路,他说只要地址准确,他必定能找到.
所以,这位"洋教授"颇能适应中国国情,成了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中的一员.
他掏出一张卡片给我看,那是一张日程表,上午、下午、晚上甚至中午,都排满了活动.
他靠自行车,迅速而自如地东奔西跑,如鲫鱼过江一般灵活.
他是一位"记者型"的学者.
当初,他为了写《沈从文传》,也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东拐西弯,寻访了一位位沈从文的友人.
他的这种钻劲,使沈从文也大受感动,不仅接受他的采访,而且还陪他到北京天坛、中山公园等处去.
不过,他的写作计划,最初差一点告吹:1980年,他选定沈从文作为传主,着手收集许多资料,得到美国一家基金会的赞助,准备飞往北京——这是他头一回前往中国大陆.
就在这时,忽然传出美国邀请沈从文访美的消息.
那家基金会收回了赞助,理由是既然沈从文要来美国,你就不必去中国了.
他为失去了访问中国大陆的机会而万分遗憾,何况写《沈从文传》不光是要请沈从文本人谈,而且还要访问丁玲等数十人,要到中国查阅大批资料,亲身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幸亏沈从文当时没有成行.
于是,他拿到了那笔赞助,如愿以偿,兴高采烈地飞往神往已久的中国大陆.
《沈从文传》的出版,使他为中国文学界所注意——一位美国人,能为一位中国历经坎坷而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立传,是很有眼力的.
他的妻子如今在美国一家电话公司"作战部"工作.
我很奇怪,电话公司怎么有"作战部"原来,美国电话公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设立"作战部"是为了制定本公司的"战略".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确定来年长途电话价格.
定得太高会使用户减少;定得太低又使公司收入减少;定多少最能吸引用户、挤垮对手而又能赚最多的钱,成了"作战部"的"重任".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他的妻子,正适合于筹谋此事.
他颇幽默.
他漫步于我家四壁林立的书架前,忽然说要上厕所.
我领他去厕所,他伸进脑袋看了看,大笑道:"我不是要上厕所,我想看看厕所里会不会也堆着手.
哦,果真有书——你的家里无处不是书!
"马来西亚的"怀旧作家"从信箱里取出一张通知单,说是有一个从马来西亚寄来的包裹,要去邮局领取.
我在马来西亚没有亲属,是谁给我寄来包裹呢到了邮局,才明白所谓"包裹",其实不过是一封信而已,只是信中放了一盒录音带,按邮局的规定就算是"包裹"了.
录音带是马来西亚柯杰雄先生寄来的.
柯杰雄先生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常与我通信.
寄录音带来,则是头一回.
录音带上写着《蓦然回首话当年》节目.
我不知道这"蓦然回首"要"回首"什么.
回到家中,即把录音带塞进录音机,从里面传出我非常熟悉的歌声.
我一听,便知道那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唱的歌.
1946年8月,韩菁清在上海曾参加角逐"歌星皇后",夺得桂冠,从此成为上海著名歌星.
她从上海唱到香港,成为香港歌星;又唱到台湾,变成台湾歌星.
直至1975年她与著名作家梁实秋在台北结婚,这才退下舞台.
自1987年以来,韩菁清曾回上海十多次.
我采访了她,为她和梁实秋的传奇婚恋写下了《倾城之恋》一书,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
从此,她和我结下深谊.
她每一次回上海,大都住在离我家只有几百公尺的一家五星级宾馆.
柯杰雄先生寄来的那盒录音带,是1996年8月29日晚上马来西亚电台第五台《蓦然回首话当年》节目的实况录音.
这是纪念韩菁清的专题节目,前后达一个小时.
在节目中,除了播送韩菁清的歌曲之外,还播出了柯杰雄先生关于韩菁清的生平介绍.
柯先生知道韩菁清生前与我交往甚密,所以特地给我寄来了这盒录音带.
马来西亚电台第五台是华语台.
在马来西亚有着众多的华人,所以早在50年前就建立了马来亚(现称马来西亚)电台中文组,以适应华人收听的需要.
那时,马来亚电台中文组在简陋的小屋里播音,每天只播两小时.
后来,马来亚电台中文组扩大成为马来西亚电台第五台,搬进广播大厦,每天24小时播音,成为联络当地华人的纽带.
为了纪念华语台50周年,他们从今年初开始推出了《蓦然回首话当年》节目,每逢星期四晚上播出,直至年底结束.
"回首",也就是话旧.
《蓦然回首话当年》节目,"回首"了一位又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老歌星、老影星.
他们在8月里播出韩菁清专题,除了纪念建台50周年之外,同时也是为了纪念韩菁清逝世两周年——韩菁清在1994年8月10日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台北.
他们远在马来西亚,却如此深情怀念韩菁清,很使我感动.
听着录音带里传出韩菁清演唱的《多谢你的黄玫瑰》、《惜春光》等歌曲,使我不由得记起,有一回,韩菁清在上海曾经一边播放这些歌,一边向我介绍歌词的意思、歌的背景.
她一生演唱过1000多首歌.
她曾多次跟我说起,她作为一位歌唱家,很想出一套歌带,作为自己演唱生涯的永久性纪念.
我理解她,这正如作家总是希望出版一套自己的文集一样.
可惜她早年演唱的歌,没有录音带.
她手头只有在台湾出的唱片.
她在台湾请人把唱片转成数码磁带,带来给我,托我在上海联系出版.
出版社嫌她的歌太老,歌带发行量不会太大,不愿出版.
她只得跟我商量,她自费在上海印制1000套《韩菁清歌带》,每套5盒,分赠亲友.
令我感佩的是,柯杰雄先生并没有得到这套《韩菁清歌带》,他是从当年韩青清主演的电影以及发行的唱片中,收集了许多韩青清演唱的歌,组织成韩菁清专题节目.
马来西亚的华人听众,很多是从上海移居那里的,有着很深的怀旧情结.
播送韩菁清专题时,穿插有奖征答.
例如问"韩菁清的雅号是什么",马上有听众来电说"歌星皇后"、"大众情人"(韩菁清曾自编自演电影《大众情人》);又问,"说出五首韩菁清演唱的代表作",又有许多听众来电争答……这些来电表明了华人听众对节目的浓厚兴趣,也反映了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深深怀念.
柯先生在信中说,他对韩菁清仰慕已久,在念书时便从电影院的明星广告上认识了她.
所以他一直很注意收集关于韩菁清的资料.
他曾打算为韩菁清出版激光唱片CD,与香港方面的音像公司联系,可惜因为没有韩菁清歌带母带,未能如愿.
柯杰雄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怀旧作家".
他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影星、歌星,如数家珍,有着深刻的研究.
刚刚制作了纪念韩菁清的专辑,9月22日又遇周璇忌辰,他忙着制作了周璇纪念专辑.
紧接着,从中国大陆传来白杨去世的消息,他赶写了纪念白杨的文章,并组织了纪念白杨的专题节目.
在马来西亚寻找旧的中文书刊、影片并非易事,他却乐此不疲,收集了大量中国"老歌星"、"老明星"们的剧照、生平介绍、歌带、影带,因为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