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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创业人生》知名人士推荐最令人尊敬的故事之一!
我和杰·温安洛已经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
如果要我列出十位影响我的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温安洛作为世纪人物,一定榜上有名.
书中,他以富有启示性的、诚实的和谦逊的态度讲述了真实的故事.
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全世界的人也应该去读.
我真诚地向每一位朋友推荐我所钦佩、崇敬、尊重、敬爱的这个大人物.
此书应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和最激动人心的著作之一.
——水晶大教堂圣会罗伯特·萧律柏博士杰·温安洛的成功方程式——勤奋工作+敢于冒险+信赖上帝+乐于分享——验证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物质就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互相缠绕、密不可分.
杰的故事令人振奋、激动人心、可读性强,而且趣味十足.
别忘了,当杰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比尔·盖茨在自己父亲眼里还只是一个小角色.
——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佛讷杰·温安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企业家、经济政治家、具备全球视野远见卓识的人,还是一名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
在书里,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一个商人如何在人性化的企业中找到成功的真谛.
作为坚持信仰的人,杰的自传很好地证明了,他的领导才能既鼓舞了别人又鼓励了自己.
读者将被此书打动、振奋,也将从中找到乐趣.
——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杰·温安洛的商业远见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家庭打开了人生的机遇之门.
而且,他对家庭、朋友、国家和上帝的全情投入为每一个人树立了良好典范.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温安洛面对严峻挑战的勇气也向大家展示了一名卓越人士的不凡气质,如此伟大的成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温安洛做到了!
——美国商会主席兼执行总裁托马斯·多诺霍杰·温安洛的人生和他创建安利公司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本传奇小说,他将安利公司打造成美国最伟大的企业之一,安利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正如杰在他的自传里以谦逊而鼓舞人心的方式所讲述的,他与他的著名伙伴理查·狄维士取得成功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得到了上帝格外的眷顾.
透过这本书,读者就能了解,这位机敏、干练的企业家是如何在上帝的指引下,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
——珊瑚礁长老会牧师甘·雅各博士序一理查·狄维士能像我跟杰一样,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事业伙伴的,在商界还真是少见.
许多人熬不过自私及贪婪的考验,最后终与老战友反目成仇.
但是杰跟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
而我们事业的基础就在于坚若磐石的友情和共同的宗教信仰.
我们不只为了谈生意才碰面,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交流,因此才能了解彼此.
我们都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时刻不忘"诚实"及"忠诚"的家训,这样才能信赖对方.
我们俩从青年时代就一起闯荡江湖,干过不少事业,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而在这成败之间,我认识到杰的实力和弱点,他对我也一样了如指掌.
到1959年,我们一起创设安利公司的时候,两人交情已如金玉,彼此深为尊重,可谓一世之友.
1992年,我从安利公司退休,但我跟杰的友谊并未因此而稍有消退.
有阵子我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帮助我,支持我.
而且,在知道他对公众的慷慨资助,以及长年无私地照顾他太太贝蒂身体的情况后,我对他的尊敬更是有增无减.
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对公众社区和自己家庭的兼筹并顾,都益发彰显其道德勇气与爱心.
杰这一辈子不但在处事做人上极具风骨,商业手腕上也灵活无比,两者相辅相成,丝毫没有冲突.
正因如此,这本自传才更显重要.
很多人以为,像这样的事业心和企业家精神,根本上是跟道义、正直和高尚品德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从这本自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闻名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家,是如何将其事业及道义责任相互调和无间的.
而他对自己的乡里邻人、自己的家庭及周遭环境,又是付出何等的关怀与维护的.
杰和我一向以为,要使我们发挥最大能量,减少环境资源滥用,为子孙万代谋福利,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自由企业.
对此,杰信念坚定,他认为一个国家要进步,一定要靠自由企业.
而他也秉持这个信念,亲身实践,对全球民间企业的自由化贡献很多.
在美国,自由企业理念的道德纯洁,一直备受质疑.
从这本自传里,我们可以看到杰在此怀疑气氛下,坚贞卓绝,辛勤努力,争取认同和成功.
任何国家倘若无法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企业家发挥所长,那么发展必然受限.
而那些解脱束缚,让企业家能够大显身手的国家,不但个人得以借此创造财富,同时也会刺激社会经济年年突飞猛进.
在我们之后加入安利公司的直销商,他们都是自力更生,独自开创事业的,要是论起创业精神和努力来,也绝不在当年杰跟我创立安利之下.
在安利公司进入的全球八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里,我们这些直销商就好像企业大使一般,以自身为例,证明自由企业对国家及人民带来毋庸置疑的好处和利益.
杰在我们密执安州大急流市家乡,所展现的慈善、博爱精神,可以称得上表率.
他多次慷慨资助,造福所有大急流市民,也让家乡更适于居住和生活.
对我们两个来说,付出已是个传统,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传统教给了下一代.
在这方面,杰创立杰·温安洛教育暨医药研究所,为密执安州西部开启医药研究大门,尤称壮举.
经由杰和贝蒂的支持,医药界所获致的成果,足以造福百万生灵,泽及后世子孙.
说到杰的一生,必然要提及安利的创立及成长,如今,这家公司已茁壮为年销售70亿美元的消费产品大企业.
不过杰在这本自传里,并非只是说说创建安利的当年勇,他毕生所思所感,所言所行,绝非局限于"安利"二字而已.
从书里,我们处处可见他以淡然处之的态度,将一则又一则动人心魄的故事娓娓道来,对于工程专业、经济、政治及商业策略等等话题同样侃侃而谈,随时迸现智慧的火花.
真正感谢上帝,让我拥有像杰这样的好伙伴.
(本文作者为安利公司共同创办人)序二保罗·哈维我认识杰·温安洛已超过五十年.
他一生经历无数风浪,但是这位商业巨子秉性静谧寡言,恐怕那些令人振奋而富启发意味的经历,他人都难以正确无误地得知缘由.
经过长久的期待,这些过往总算如实记录下来,而且是由他自己写出来的.
太好了!
杰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用那辆福特A型汽车,接送某位同学上下课,每星期收取二十五美分充当油钱.
那时候,杰第一次展现出那份企业家的天分.
而那位同学,不是别人,正是理查·狄维士.
日后的安利公司,正是源自这一段长河般的友谊.
全世界有好多国家的伟大领袖,都把杰·温安洛引为密友,只要他愿意,就能获选或被任命担任任何公职.
没有谁比他更爱国了,但杰的选择是安利公司.
通过这本自传,各位得以分享他丰硕经验所带来的精神财富.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一生,各位也能马上知道,一位成功的商人,也能同时是个善心人士.
我们在这方面,还真需要多几个好范例呢!
(本文作者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前言它就摆在桌上,可是我拿不到.
我想,只要我把手伸长一点,就能拿得到,把它端到面前,我就可以吃晚餐了.
不过我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对我心所愿的回应,总是懒洋洋的,慢了好几拍.
如今,我可再也不年轻了.
当年我还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曾经和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在商场拼搏.
在经历几次不切实际的努力,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之后,我们俩决定在自家地下室开创一番新事业.
那时,我们住在美国密执安州亚达城,距离大急流市只有几英里路.
结果呢,事业很成功.
成功到《福布斯》及《财富》等财经杂志,都把我们列入美国私人财富排行榜之中.
正如大部分功成名就的故事一样,我这一生也屡尝浮沉.
这一切,我都会写在这本书里面.
我准备告诉各位,我们俩曾经从事航空运输,可是那些飞机实在太耗油了,常常把油桶吃得空空的.
还有,我们如何断定,卖肥皂会比卖面包有出息.
以及我们是如何筹划,让我们公司遍布全球的三百余万直销商,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同时,我也会照实说出,让各位知道我们是怎么跟政府争取,又如何与新闻界抗争的.
如果你只是想从这本书里找到什么奇方妙法,让自己一夜致富,那么肯定是念错书了.
事实上,如果你了解我今天的地位和财富是怎么得来的,必然让你大吃一惊.
其实,这跟桌上的那个盘子大有关系.
我努力伸出手,还是拿不到那个盘子.
平常是没这么严重的,今天的情况让人特别沮丧,觉得又尴尬又为难.
对我这样一向活跃、积极且健康的人而言,尤其百感交集.
不管是世界的哪个地方,企业家的共同特质,就是能够把事情搞定.
而过去这么些年来,我也的确作出了贡献,让许多美好事物得以实现、完成.
我们公司的成功,让理查跟我得以把研究和制造部门,扩展为80个厂房,总面积达420万平方英尺.
我们也有能力协助家乡市区重建,增设了新的旅馆、博物馆、运动场、水族馆和几家医疗机构,并赞助多项文化和美术活动.
我重提这些往事,不是刻意在吹嘘什么,而是要让各位理解,如今我连个盘子都拿不到,是多么让人泄气啊!
幸好!
跟我同桌吃饭的好朋友,察觉到我的困难,一句话也没说,就俯身向前,帮我把盘子推了过来.
这么个小小的动作,就足以阐明我跟理查·狄维士当年共同创业时的深层理念:团队合作.
如果不是有许多人的帮忙和协助,我们公司也不会有今天.
理查跟我也都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就需要互相帮忙.
事实上,我一直很怀疑,要是当年我们两个分道扬镳,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安利公司.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体会到,想爬上顶峰,最切实的路子,就是让其他想要成功的人,也来分享我们的机会,并且不怕付出努力.
如今在80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协助下,我们已成长为年销售70亿美元的消费品公司,这真是跨国公司有史以来最棒的团队!
不过这本书要谈的,不只是安利的历史而已.
关于我们公司独特的成功模式,以及从业人员因此获得物质回报及实现个人理想的报道,早就铺天盖地.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各位从没听过的故事.
这一本书,要谈的其实是观念和原则,一种能让创业者的苦心孤诣蓬勃发展、枝繁叶茂的观念和原则.
要是阁下看完以后,只记得那些故事和安利的历史,那么就错过最精彩的了.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曾经做过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我花了不少时间搞这个或那个的政治活动(有些人可能以为,要当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好得多关心政治才行).
我有王公大臣、权贵领袖的朋友,但曾受制于毫无意义的法规、条文,受伤惨重,也曾为了更低的税金和进口关税,起而力争.
多年以来,我都一直在跟美国商会合作,有一阵还担任过会长.
所以,不必怀疑,华盛顿从圈内看起来并不会比较好.
不过,嘀嘀咕咕地发牢骚,也没什么好处.
因此,在书中我会公开某些政治信念,以及我如何运用资源,在政治竞技场中支持自己信念的始末.
我也希望各位在看完这本书以后,认识到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绝对是可以协调并存的.
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现代的自由企业体系和传统道德,绝非格格不入,彼此排斥,而是能够完美地共存共荣的.
对于成功大企业及其领导者近日来所获得的不佳形象,我很关切.
这些批评大都偏向左派,在意识形态作祟下,牺牲了客观看待.
有些人可能只因为几个特殊的例子,例如浪费和贪婪,就高举反自由企业的大旗.
但是,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就是靠着诚实、正直和善良等传统美德,才得以茁壮成长的,而且他们所给予这个社会的,比当初所拿的还要多.
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才带来整体财富增加的附属效果.
对于社区福祉,光靠政府,再多的预算也无法取代广大群众的辛勤努力、慈悲为怀.
跟当地的居民相比,政府哪里摸得透民间疾苦.
一个明智的慈善家所具备的感同身受和灵活度,他所能配合社区需求的能力,都不是政府机构可以比拟的.
在美国,任何政府机关,都无法像平常民间慈善活动一样,在城市之中轻易获得信心和支持,也无法像这些民间活动一般,带给人们更多的激励和鼓舞.
更重要的是,慈善家布施的是自己的钱,而非只是慷他人之慨.
最后,我要坦诚地告诉各位,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才是我所获得的最大的资助和动力.
宗教,一向是充满争议性的话题,这个我很了解,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虔诚信教.
我在书中提到宗教信仰,并不是要对各位传教,也不是在批评他人的信仰,只是,当我在商场上作任何决定,都深深受到宗教信仰所影响的.
我就要和盘托出,完成这么一本翔实自传,实在不能不提到我的宗教信仰.
不少朋友问我,写这本书目的何在,是要讲述安利的历史,阐述个人政治理念,还是一本自传或者,是属于经世实用类型、旅行见闻录,还是励志丛书之类的其实,这些都是我想包罗纳入的,而且我希望其中能含有更多的深意.
我真正的目的,是要讲一个故事.
每位有幸生于自由之中、懂得努力工作、不怕失败的人,在上帝的引导下,能谦卑地接受他人援手的人,都能创造出这样的故事来.
简单一句话,这是一则关于真正成功的故事.
真正的成功,不见得就会反映在物质财富上,但时刻都能带来幸福喜乐和内心的平静.
第一章时来运转故事,要从一场破产说起.
我爷爷一家以前都住在荷兰的哈勒姆市,他开了三家脚踏车店和一家打铁铺,靠日以继夜的打拼,才勉强让这些店支撑下去.
可是到了1909年,他虽然心有未甘,也只得关门大吉,不晓得这么一大家子要怎样活下去才好.
当时,我们有个姨婆已经移民到芝加哥,当她听到爷爷的苦境之后,立即怂恿他也搬到这块充满机会的地方.
因此,就在隔年,我爷爷老克里斯蒂安五十岁那年,带着奶奶伊丽莎白,和两个儿子—詹姆斯(我爸爸)和小克里斯蒂安,举家移民到芝加哥.
在我爷爷那年代,美国提供了很多好机会,使家人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到了芝加哥以后,爷爷在工厂找到一份油漆火车车厢的工作.
这种工作的环境糟透了,很快就给他带来健康问题,再加上他的英语老是说不灵光,只好转而务农.
我爸爸詹姆斯那时年纪还小,适应力也强,他投入正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
1921年,他自己当老板,在密执安州荷兰市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专门销售格雷、雪佛兰和英特那的车子.
11年后,他和另一位荷兰裔移民富利克玛合伙,又增加了克莱斯勒和普利茅斯车系.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从96号州际公路北出口下去,在大急流市的平原大道上,还会看到"温安洛/富利克玛"汽车经销商的招牌呢.
后来,爸爸就在密执安州荷兰市娶了我妈妈彼得奈拉(昵称奈丽)·范·德尔·伍德,1924年6月3日,我就在大急流市他们的公寓里(樱桃旅社楼上)出生了(那家旅社到今天还在).
四年后,我们一家搬到大急流市东南区,靠近波士顿广场的狄更生街.
我所记得的童年,大部分都是这里的回忆.
那儿好些邻居家里都养一堆小孩,除了礼拜六半天、礼拜日全天以外,其余日子我下课回来,就找这些小孩玩.
我们这些在卡尔文教派家庭的孩子,星期六得上教会学教义问答.
卡尔文教派是由约翰·卡尔文首创,教规极为严格.
星期日需要到教会参加两次礼拜仪式,我整天都要穿着教堂的衣服,如此也就不能一时兴起在神圣的星期日去玩足球,或邀伙聚众胡打乱闹.
我们卡尔文教会的小孩,大都要去附近一所主日学校,由非常热心的古森丝小姐教导新教信仰的基本教义.
我们也学会,所谓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上教堂和去主日学校而已,同时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圣经》对于诚实、慷慨、敬重他人等美德的训示.
我记得,有一回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捡到一毛钱.
当年,这可算是笔不小的数目了.
因此,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后,她要我挨家挨户去问,看是谁家掉了一毛钱.
今天看来,为这种事大惊小怪或许有点蠢,不过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期,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掉了一毛钱可是大事一件呢.
同时我妈妈大概也认为,这刚好是让我学会尊重他人财物的教育机会吧.
最后,没有人出面认领这一毛钱,我才被允许据为己有.
先父和先母都是极为虔诚的教徒,因此,我们家在为人处世上,都维持着很高的道德标准.
我的父亲,依循着优良的荷兰传统,认为工作就是基督徒的职责.
他以修车和卖车为业供养全家.
我们从小就深受教诲,即使是在工作的时候,也该时刻谨记实践基督信仰.
在当时经济大萧条的年代中,爸爸为了照顾好事业,常常不在家,但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对工作所抱持的虔诚态度,鼓励着我也把自己的信仰灌注到生命中的任何方面.
我日后的人格发展,相对事业所秉持的态度和观念,都是从父亲那儿得来的.
爸爸有时看来像是板着脸孔,或者态度有些冷淡,但认识他的人都了解,他其实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对家庭和社区邻里尽心尽力.
他和妈妈和乐相处,也正是我和我太太贝蒂的表率和模范.
在他们一辈子的婚姻生活中,爸爸对妈妈的爱、奉献,可谓终生不渝.
妈妈在晚年时,身体机能急剧退化,精神、肉体备受苦楚,这时爸爸展现了真正的基督徒美德,一肩挑起照顾的责任.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明白从父亲的奉献中,我必须学到更多才是.
妈妈是荷兰弗里斯兰人的后裔,全家有九个小孩.
跟我爷爷一样,外公也是在荷兰破产了,全家人才移民到美国,希望能重新开始.
外公范·德尔·伍德先生在美国盖房子和从事室内设计,小奈丽则跟当时所有女孩子一般,学会操持所有家务.
我妈妈的手艺很棒,我最喜欢吃一道叫"波尔可"的菜,那是用包心菜和马铃薯混合,加上卤肉汁煮成的.
在寒风刺骨的密执安冬夜,来上那么一碗波尔可,可真让你暖到心坎上.
不过,妈妈不只是成天料理家务跟煮饭而已.
她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杂务却真不少.
妈妈自己有辆车,这对当时的妇女而言,可是很罕见的,因此,她可以很自由地参加有益处的户外活动.
凡是教会的活动,她几乎都不缺席,许多社区组织她也会去,这些组织当然是以慈善活动居多.
从母亲那儿,我学会参与、融入社区的重要性.
她真正认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甚至比服侍上帝还重要.
橡树谷基督学校位于菲斯克街,我们邻近的小孩如果不进公立学校,就是读这一所.
橡树谷基督学校是很不错的学校,因此,很多家长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大萧条时代,省吃俭用,把孩子送来这儿受教育.
学校所教的,就是一般的阅读、作文和算术,教学方法则依循当时那一套千锤百炼的传统.
学校里面,也会教我们怎么发誓.
校长乔治·范·威瑟(海伦·狄维士①的爸爸)有时候会放电影给我们看.
他坐在放映机旁,仔细盯着,要是出现什么不雅镜头,有碍风俗民情的片段,就马上用手遮住.
有一回放映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片中英国军官说了句有欠文雅的话,校长一不小心让它给播了出来,结果往后几个月,橡树谷基督学校里老能听到这么一句:"快滚,妈的你们这些叛徒!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把整个美国送进大萧条的深渊.
当时我年纪还很小,根本不清楚外头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过几年以后,我们附近有家银行也撑不下去,破产倒闭了,我存在里头的小小积蓄也跟着遭殃.
后来,当初存在里头的钱,只能打了好几折拿回来,一块钱只拿回五分.
这个代价不菲的无妄之灾,让我明白什么叫做银行.
大萧条时代谁都过得苦兮兮的,大家都没有钱.
因此,小朋友放学后的娱乐当然要以不花钱为原则.
夏天的时候,我跟我那些小伙伴会到邻近地区四处探险,到波斯玛矿场的煤堆玩耍,搭搭葛兰德制砖公司的轻轨便车,甚至连工人修车、鞋匠补鞋,和养鸡店老板杀鸡,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附近有个地道叫"银色克里克",我们点着蜡烛,可以在里面逛上老半天.
此外,附近街道上汽车很少,穿上溜冰鞋玩曲棍球,或其他什么球类游戏都没问题.
我们还拿着粉笔,在新铺好的柏油路上画垒包打棒球,唯一缺点是,不可以滑垒,除非你想脱层皮.
只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个一毛钱,就可以买盒包装漂亮的东恩乳品厂生产的冰淇淋了.
不过要等有钱买冰淇淋,倒不如盼望能去荷克西斯汽水铺或金赛尔糖果店买零食,还比较有指望一点.
另外,什么红的,绿的,橘子色的冰汽水和可乐,在维恩加油站一瓶只要五分钱.
秋凉季节,我们从家里出来,就在街上升堆火聚在一块闲聊,边烤着药蜀葵根,边把玉米穗丝作成香烟抽着玩.
要是在外头玩累了,或者冬天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组装郭伊泽玛五金铺买的飞机模型.
邻居有位先生是盖房子的工人,有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会跑去帮他做事.
那时候房子的围墙,都只是立下几根木桩,上头钉木板再上漆,这些差使我们也干得乐趣十足,而且从中学习到努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夏天的时候,我跟一些小伙伴偶尔帮人修整草皮,赚点零用钱.
大萧条时,房屋营造业长期低迷,差点把我们家也给搞垮.
我外公那边的建筑事业一败涂地,经济极为窘迫.
有一阵子他无路可走,只好投奔我家,这对我反倒是好事一桩.
我因此有机会跟我外公相处,他对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跟岳父母或公婆住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吗外公是个建筑师,是个盖房子的工人,是个木匠,当他自己的事业还在的时候,他还是个企业家呢.
他跟我介绍他的工作,展露木工技巧,让我对如何设计物件,再加以组合完成着迷不已.
多年之后,正是这股由外公引燃的兴趣,带领我学习工程学,之后又加入陆军航空队.
我外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对于信仰的诚挚,以及将传统宗教美德融入毕生任何方面的处世态度.
以前外公还住在密执安州荷兰市的时候,我去找他玩,他会带我在市中心散步,从十九街走到第九街.
到了大广场之后,外公会坐在长椅上,跟很多人一起讨论神学.
当然,大多都说荷兰话.
我窝在外公旁边努力地听,只听出大概是在说"万物神创论"的功过曲直,或者神学家阿曼纽斯犯了什么错误.
根据阿曼纽斯的说法,上帝赋予人类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信服或拒绝.
(我想,到了今天,这些人还聚在某个地方,讨论这些神学问题吧!
)这时外公也会发表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听到的人都很佩服.
后来外公曾跟我说,他一直很希望能到神学院进修.
外公对我的启示,是一个人必须时时反省、思索自己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必定要在生活中落实,而不只是星期天上教堂而已.
一辈子的买卖交情刚才所说的,都是关于我的性格、气质如何培养的过程.
而在事业方面,则要从一辆1929年出厂的福特A型汽车说起.
1939年,我进入大急流市基督教高中就读,学校离我家很远,因此每天都要以脚踏车骑好几英里的路去上学.
到了15岁的时候,我爸爸送我那辆1929年份的福特A型车.
其实,我们家一直都只是小康而已,不过总不缺车子开,因为我爸爸就是做这一行的.
这种好事,可不是每个高中生都有的.
当时基督教高中只有两个学生开车,我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有车代步,因此我在学校里人缘极佳.
这个大家都想象得到吧.
这款车子还配有折叠式座椅,所以还能载些人.
我就利用它载同学到学校,一星期收二十五美分,买汽油(当时一加仑才十美分)兼赚零花钱.
有一天,有个叫理查·狄维士的学生跟我说他想搭车,他家离我家只有几个路口,我当然很乐意接这笔生意啦.
然而,就是这笔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却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会缔造一辈子的交情.
我跟理查就是这样逐渐熟悉,变成好朋友的.
我们两个秤不离砣,一起约女孩子出去玩,一起打篮球,有福同享,而且讨论以后的理想和计划.
个性上,他比较外向、活泼,比较吵,也比我更善于打入群体之中.
我则像个书呆子,气质上比较安静.
尽管个性上有这么些差异,我却很喜欢跟他在一块儿,这段交情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礼物.
在很多场合,我们两个不同的个性,却刚好可以相互弥补,不管我们决定干什么,都能成为无敌的搭档.
1942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认定我跟理查是一辈子的朋友了.
我39岁生日那天,理查给我一封短笺,我珍藏至今.
从这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我和理查几十年来,恒久不变的忠实友谊.
亲爱的杰:生日快乐!
我写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你对我而言意义何等深刻.
过去二十五年以来,虽然我们的想法、做法不见得都一样,但我们的友谊之中,某种更重要的情愫贯穿其间.
要怎么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知道.
也许就是所谓的"互敬互重",或者"友爱"是更好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的经历,都非常美妙.
我很难把它们条理分明地一一列出,但正是因为我们两个并肩协力,才有这些年来的兴奋、激动和喜乐.
真的,原本只是一星期二十五分钱的便车,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这趟车程竟是如此美丽.
谢谢,让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理查敬上有人因为花钱收买朋友受到指责,但我刚好相反.
那时候还有马富·范·戴伦和约翰·范德文两个同学一起搭我的车上下学.
我们四个人就这样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常一道钓鱼和滑雪.
高中时代,我们"四人帮"就这样同进同出,往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人也都成了家,有了各自的事业,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
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帮我爸爸做事了,偶尔还会叫理查一道来帮忙.
我16岁那年,理查14岁,有一天爸爸叫我们帮他送两辆二手货车到蒙大纳州的邦泽曼.
虽然是爸爸要求我们帮的忙,不过我们俩可是迫不及待呢!
当然啦,要是今天,哪个父母会叫小孩去做这样的工作呢不过在40年代,美国各地还是纯朴又安全.
而对我们两个小大人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富刺激的冒险了,到时就能跃入宽广无边的大西部,凭着自己的能耐面对各种挑战.
我们心里都渴盼着独立,希望自己可以不用依赖任何人,就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解决任何问题,现在这个机会总算来了.
这是理查跟我此生无数探险中的第一次,我们俩在这次行程中,培养出的合作默契和友谊,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更能相知相惜.
一路上,我们对钱都很俭省,那时候是1940年的夏天,大萧条风暴还在各地肆虐,因此不管要干什么,钱都得花在刀刃上才行.
为了省下住旅馆的花费,我们两个在卡车后头,铺了稻草就呼呼大睡.
风餐露宿也不打紧,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本来就是趟"冒险"嘛!
我们都是男人,当然要吃得了苦.
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两辆车的轮胎一共有三个泄了气(我们出发的时候,这些轮胎就几乎已经磨得没纹了).
勉强开到荒郊野外的一个加油站后,我们俩就用随车带来的工具自己补胎.
补好之后,加油站那家伙说打满气要付五分钱.
我哪有钱花在充气上头呢就算是五分钱也没有.
所以我们只好再搬出充气筒,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用双手把轮胎打满气.
他大概以为我们俩一定会屈服的,不过他实在是低估了我们的决心和肯干实干的精神.
战争时期的教训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戏院里的新闻影片,都是戴着钢盔的德军开着坦克在欧洲横冲直撞,以及美军搭船开赴前线的画面,收音机也成天播着最近战况.
美国的工厂忙着赶制战车、战机和枪炮弹药,生活物资都靠配给卡购买,商店前面的战争公债广告牌四处可见.
跟我一起春季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准备参加军事训练,然后到欧洲或太平洋打仗.
我跑到卡尔文学院的陆军航空预备队碰运气,以为这个单位也许能让我在真正上战场前,有时间先念完大学.
那时候有位陆军上尉到学校来,说我们学生只要志愿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就可以先念完书,再去军官学校受训.
那时候,大伙既欠知识也乏见识,就信以为真地签下去了.
结果1942年11月,我就被征召入伍当兵去了.
隔年三月,我们搭火车开赴佛罗里达州彼德斯堡的训练营区.
我们搭着车一路南下,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桌上的盘子突然就滑到对面去,我才知道火车出轨了.
我们车厢里的弟兄都没受什么伤,不过全吓了一大跳.
到了彼德斯堡后,我们在一个可能原属豪华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搭起帐篷宿营.
营区里很多设备就随便堆在地上,管理的人不知是态度马虎,还是不懂怎么保养,反正什么东西都一塌糊涂,情况很糟.
露天餐厅的隔壁,就在地上挖沟权当公共厕所,连热水都没有.
营区里连平常的医疗照顾都显得人手不足,我猜是因为医生大概全派到海外战场去了吧.
我们这些新兵每个人都打够了疫苗,不过也没什么用,很多人还是照样病倒了.
我们那个营区,当时至少有五百多人病得很严重,我也是其中之一.
军方在当地借了间旅馆,把生病的士兵全送到那儿.
我在这家临时军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康复.
起初,医生以为我们是感染了麻疹.
不过我知道这不是麻疹,因为麻疹不会有剧烈头痛,但我们个个头痛得要死.
等到有几个人不治之后,医生又说是脊髓性脑膜炎.
1943年的时候,脑膜炎还没有特效药,医生试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药品,最后用了磺胺素才开始见效.
那段时间,也有居民向国会议员反映,投诉营区状况.
他们搞不懂,怎么军方把几千个健康的士兵送来训练营,一两个月以后却有一半成了病号要被送回家.
我也搞不懂,那些被送回家的士兵,有些还没康复,有些已经残废了.
经过这场病之后,很多侥幸生存的士兵落个终生残废的下场,有些是不能走路,有些哑了,还有些因此转为慢性疾病,一辈子受到拖累.
我想,我最后完全康复,可能是因为远在大急流市有许多人一直为我祷告的关系.
这一段悲惨的经验,让我对大部分医疗机构反感.
一直到今天,除了当时在军营那段时间以外,我都没住过医院.
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医疗方式,是否有其他不同的办法来治病和预防疾病,却让我更感兴趣.
当然,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过去那样的医疗方式,也的确相当有成效.
然而对于人体,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有那么多的未知亟待研究和探查.
在传统医疗技术受到挑战的同时,新观念和新方法才能展现其效果.
伊格札·塞默怀斯医生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行医时,坚持在看病之前必须以食盐水清洗双手,才不会把上个病人的病菌传给下一个.
当时这套新观念谁也不当回事儿,但塞默怀斯医生的坚持,不知有多少个病人因此而逃过一劫.
今天,谁都知道要充分的消毒,但一直到塞默怀斯医生去世,人家还是拿他的话当耳旁风.
完成新兵基本教练之后,我又转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罗利机场接受轰炸投弹瞄准训练,学习操作高度机密的诺登投弹瞄准器.
这种轰炸瞄准器非常精准,在白天轰炸任务中带给欧陆和日本极大的破坏力.
投弹训练之后,则是飞行见习,受训地点在北卡罗莱纳州西摩·约翰逊机场,之后再进入位于耶鲁大学的空军军官学校.
我在空军军官学校受训一年,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
学校训练扎实而严格,课程排得非常紧密.
尽管外头烽火连天,战场上非常欠缺军官,但官校并不因此而偷工减料,随便让我们过关.
这段时间我非常努力,简直是超出自己的想象.
营房里晚上9点熄灯之后,唯一有灯可以读书的地方只剩浴室,有好几次我就窝在浴室里彻夜苦读,一直到清晨5点吹起床号为止.
有好些时候,我总以为撑不下去了,一定会被学校刷掉.
不过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我总算可以赶上其他弟兄,甚至赢过他们.
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有位将军,在结业典礼上简洁有力的训话:各位学员,现在你们就要投入战场了.
打仗的时候,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好说.
你不能说,因为无法预测天气情况,或者弹药补充不及时,或者空运该到却没到.
这都不是借口!
你们事先就要把这些变数都考虑在内.
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打胜仗才行.
输掉你个人的一场仗,也许整个战争就要失败.
万一我们打输了,敌人就会占领我们的家乡,到时候各位回来,绝无寸土可容身.
记住,打败仗,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授衔为少尉以后,我在陆军航空队负责训练B-17轰炸机人员,后来又接下B-29轰炸机的训练任务.
当时,飞到日本本土执行轰炸任务的,就是B-29轰炸机.
那时候,理查也在陆军服役,编在一个滑翔机连队,驻防太平洋上的丁尼亚岛.
我们平时利用书信联络,仅有一两次费心的安排,才能在美国本土碰面.
见面地点是在大急流市的老家.
有一晚,我们带了几个女孩出去玩,回来之后理查把车子开进他家车库,我们就坐在车上说话.
理查说:"杰啊,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干吗才好再去念书吗"我们俩都觉得,念书这条路已经不是我们想走的了.
我们俩越聊越得意,觉得以后应该合伙从商.
凭我们的交情,合伙从来就不是问题,只需要找个目标,就可以开始去干了.
那次的情况是如此,后来的几次合作也是这样.
至于温安洛和狄维士二人组是怎么一飞冲天的,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惊讶喔.
第二章起飞要不是当年碰上了些小问题,说不定今天安利就是一家航空公司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美各地掀起了一阵飞机热潮.
大家都以为,住家附近一定会有小机场,到时各家自备两架飞机,上班就开飞机去.
因为我们两个对飞机都很感兴趣,因此决定朝这一行走.
后来我们的朋友吉姆·鲍斯彻也加入,他建议我们三人一起拿钱出来买架飞机,就用它来一飞冲天.
那时候理查还没退伍,因此他先把钱寄回来,我跟吉姆就兴冲冲地去找飞机.
最后在底特律用700美元的首付,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一架派伯卡型双人座飞机.
当时我们两个对怎么开飞机根本就一窍不通,所以雇了名机师把它从底特律开回大急流市.
就这样,理查在连部汽车都没有的情况下,竟然先拥有了一架飞机!
接下来的难题,就是筹钱付款,以及让它飞起来.
要解决钱的问题,就得靠它来招揽生意赚钱.
我们公司取名为狼獾空中服务公司.
事实上,我们密执安州又叫狼獾州,因此名号一点也不响亮,不过我们也不在意.
公司最主要是开飞行训练班,也载人载货,还代理飞机租、售业务.
当时我们还不会开飞机,因此空中任务就聘请两位退役飞行员来负责,至于地勤工作就自己包办.
公司最早的两位飞行教官一位是杰克·巴斯,以前开的是P-38型客机,另一位叫爱德华·默斯曼,战争时他是P-17轰炸机的飞行员.
吉姆以前在陆军航空队时担任维修技工,因此维修就交给他负责.
我们公司才开张的时候,大急流市在康斯托克公园附近的新机场还没完工.
我们一直以为到时就可以使用这个新机场,结果后来竟因资金不足而停工.
怎么办我们只好在飞机底下装上浮筒,利用格兰河河道权充起落场.
像这种穷则变,变则通的突发状况,在我们这段航空业的日子里,可遇上了不少次.
至于那时用来开门做生意的地方,理查总说那原先是间鸡舍(我倒认为那是工具间啦,不过他的说法比较好笑).
大约一年后,吉姆转念想回大学念书,我跟理查就吃下他的股份.
我们俩白天继续忙着飞机事业,晚上却闲得发慌.
有一次我们到佛罗里达州交运飞机,看到那里的城市有很多免下车的外带餐饮服务,就想照葫芦画瓢.
那时候,我们俩加起来有300美元的资金,于是在1947年5月20日,河边外带餐厅正式开业,提供附近地区第一家外带餐饮服务.
我们对于餐饮业的了解,其实就跟当初刚进入飞机业一样,根本是一无所知.
不过这不是问题,我们才不会因此而退缩.
我跟理查两人在飞机场附近搭了间木屋,从地基到木板墙全部自己搞定.
联络电力公司来安装电路时,被告知必须等几个月,所以,我们又自备了一架发电机.
有一阵子,餐厅那儿也没有自来水可用,只得每天晚上到附近有水管的地方,利用水桶运水回去.
每天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是餐厅的营业时间.
店里就我跟理查两人包办内外场,今天他在里面做汉堡,我负责招呼客人,隔天换他招呼客人,我做汉堡.
创业想成功,就得不眠不休.
我们不停动脑筋,看看还有什么新服务可以提供给机场里的客户.
想啊想,就想到在格兰河开发泛舟业务,结果是一炮成名,生意很好.
后来我们又把刚发明不久的晶体管收音机装上去,边欣赏湖光山色,边听音乐,更是大受欢迎.
船是跟苏必利尔湖的合格船家租借的,后来又利用这些船开展湖钓业务.
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开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兼营飞行执照训练、飞机修理、飞机及汽油销售,同时又开展游艇出租及船舶证照业务,而且还有一家餐厅.
这时候,我们已经拥有12架飞机,15位飞行员了.
在密执安州的飞行教练班中,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可是数一数二的了.
这几年中,我们学到很多教训,体会到努力的必要,坚持的必要,同时要能随机应变.
第一个教训就是,创业过程中虽然会不断遇上不可预料的问题,自己却不能因此畏怯或放松.
那时候,我们的飞机常常碰上汽油耗尽的问题.
有一年夏天,学员在空中耗尽汽油不得不降落的情形总共发生了25次.
我们当时尽出怪招来解决这些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有点恐怖.
有一次,杰克·巴斯在驾驶水上飞机的时候,刚好没油了.
那时风速很大,而且飞机又顶着强风,就临时找个比较小的湖降落了.
可是那个湖实在太小了,要再起飞就成了问题.
我们赶快买了五桶汽油加满,然后找棵树,把机尾先系着.
杰克爬上驾驶舱发动引擎,等冲力够大了,他才指示我们砍掉绳子.
幸好,飞机惊险地扫过湖面对岸的树顶,一冲而上.
我们碰上的问题,实在是没完没了,可是我们能坚持下去.
我们遇上各式各样的状况,例如飞机场没有如期完工;餐厅水、电没有装好;有一次用错润滑油,好几架飞机引擎受损;冰雹和强风,也好几次把飞机弄坏了.
但我们就是不屈服、不放弃.
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把雪上起降板装上飞机.
可刚一装上,雪好像就开始融化.
等我们卸下来,天空却又飘起雪来.
这样的情况三番五次发生,总之是问题不断.
不过,光是第一年,我们载客航程就有两百万英里,并赚进了5万美元.
"什么也取代不了坚持.
"有个智者曾经说过,"聪明才智不能,失败的人中有才智的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天才常是终生潦倒不被认同的;教育不能,世界上有太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废物.
只有坚定的决心,才是万能的.
"我们第一次创业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知人任事,勇于授权.
老板不必老是窝在店里,得让员工施展身手.
就算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也要敢授权给底下的人.
理查跟我刚开创飞行教练班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会开飞机,必须从外头找人来担任飞行教练.
结果,我们公司是邻近四家飞行训练班中做得最好,也是最成功的.
原因何在因为当其他公司的老板兼教练都在天上飞的时候,我们两个正在地面招揽学员,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我爸爸的修车厂生意也好得不得了.
虽然他是修车厂老板,但也不必自己去修车,而是站到前线招呼客人,包揽更多生意.
很多老板都忽略了这个道理,结果忙得焦头烂额却事倍功半.
明明可以找人来负责处理的工作,他们偏要亲自披挂上阵,而最重要的招待客户的工作反而没人做.
安利的直销商也常犯这种错误,总被一些记账、上架或补货的杂务绊得动弹不得,当然就没时间去开发客源.
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是出于无知,经营管理上的知识不足,有的则是刻意逃避开拓新客户的工作,不愿意花时间拜访客户.
有些直销商觉得大小工作都要亲自裁决,自己动手,结果呢,底下员工怨声载道,客户得不到充分的服务,最后生意就完蛋了.
第三个教训是,除了苦干实干之外,也要会动脑筋.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不过是基本的要求而已,从下午5点到半夜,那才是决胜的关键.
当别人睡觉或看电视的时候,你努力不懈地干,才能让自己赢过他人.
在我们刚刚开办飞行训练班时,理查跟我都很认真.
有一阵我们还到附近的卡尔文学院选读商业课程,两个人轮流照顾生意和上课.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辆车,早上我载理查到机场,再开到学校去.
中午下课以后马上飙回机场,换理查来赶12点20分的课.
一上完课,他又开车回机场,继续上班.
像这样两头忙四处跑的日子,我们大概过了一年.
后来,觉得应该把时间都放在事业上,才休学.
那时候我们真是冲劲十足,尤其是在餐厅开幕之后,更是忙得快翻了,常常要到凌晨餐厅休息后才能松口气,开着车到密执安湖游个泳,让自己紧绷的心绪松弛一下.
然后在湖畔就地睡几个小时,等日出之后,又是繁忙的一天.
那真是累坏了,不过我们都觉得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工作即伦理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理查跟我一点一滴地开展飞机事业和餐厅.
虽然在肉体上,我们两个都疲累不堪,但毕竟是踏在正道上,也就乐于全力以赴,努力工作,让每一天都过得很值得.
但是工作本身还不是目的,我们在工作时候,也要不停地动脑筋,才能让我们的产品有价值、有用处,能吸引别人.
要判断我们工作的成果是否有价值,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它在市场里接受考验,看看有没有人要.
如果我们所作的是没有价值的事,那么就不会有人要,它就卖不出去.
要是碰上这种状况,大多数头脑清楚的人一定会顺应市场的需求作出调整和改变,以符合他人的需要.
如此这般,即是自由企业制度所鼓励的.
但是,即使是商业或工作,也不应脱离伦理道德.
我认为,从事色情商品,任何有助于卖淫及其他破坏家庭伦理的产业,不管是文学或大众娱乐媒体,都是不道德的.
只要从事正当生意,根据市场给予的价格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就是最自然,也最奇妙的方式.
企业家的能耐就在于,你能提供给市场多好的东西,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每个企业家都跟其他人激烈竞争着,以令人愉快的态度,供应更好、更快的服务.
赚钱并非不道德,利润就是你服务消费者的报酬,而且利润也是所有产业的资金来源.
一家企业如果不赚钱,迟早弹尽粮绝,没钱就无法继续成长、更新设备.
要当个优秀的企业家,就要先考虑到别人的需求,把自己的先放一边.
也就是为消费者做个称职的仆人,如果你做得够好,就会有回报.
当然,我们俩正打拼的时候,是没空想到这些的.
但是这些观念早就和我们的身心融合为一了,所以自然而然就照着这条工作即伦理的道路走下去,这一切都得感谢我们信仰虔诚的父母,以及从小就上教堂,进主日学校学习道理.
第三章海外游历飞机事业成功运营三年后,理查和我决定休息一年,出去找些乐子.
当时退伍兵助学项目就要完成,而我们却并不打算就此安生,还想趁着年轻再来一次大的冒险.
1948年冬,我们读了游艇手理查德·伯特伦所写的《加勒比游记》,于是出海探险的想法,就跟8年前的蒙大拿之旅一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们.
然而我们喜欢自己出游,不想受别的什么约束.
前一年我们去墨西哥和基韦斯特度假,就因为生意太火爆,赶紧回去料理,也没玩几天,所以很不爽.
如今,我们终于拥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循着快乐的梦想,去看看温暖的加勒比海,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于是我们到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去察看一艘38英尺长的"伊丽莎白"号纵帆船.
这艘二战前建造的木船,已有10年的船龄,战时一直闲置在干船坞里.
我们这些航海的门外汉,当然不知道这会使船体干裂、漏水.
事实上,我们还以为"伊丽莎白"对于未来的旅行,是最佳的选择呢,所以我们卖掉一架飞机并买下了它.
海洋深处我们俩谁也没有摆弄过船,所以理查就雇了船长和水手来开启航程.
在我赶回密执安州关闭飞机事业的时候,理查则驾船南行,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进发.
遗憾的是,理查初驾并不上手,一天晚上船长睡着后,他偏离航线进了新泽西的沼泽.
海岸警卫队的水兵非常吃惊,"还从来没人把如此大船开到这么深的内陆来.
"他边说边用绳子把"伊丽莎白"号拖出沼泽.
进到特拉华湾后,水兵说:"年轻人,那才是大海.
把罗盘指向南,一直往前开,等你觉得暖和了再向右转,就能到佛罗里达了.
"理查把"伊丽莎白"停在威明顿,回大急流市和我一起过圣诞节.
1949年1月初,我们回到北卡罗来纳,并于1月17日撇下船长和水手,自己驾船驶向迈阿密,以进行装备补给,开始加勒比海之旅.
学习驾船颇像学做生意.
我们对于航海,并不比当初开创飞机事业时,对飞行的了解更多,但我们还是一猛子扎了进去.
虽然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仍然坚持不懈,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们制定了粗略的计划,要往南航行去古巴,然后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委内瑞拉,接下来沿着大西洋西岸的南美大陆航行.
在驶往佛罗里达的路上,理查和我发现"伊丽莎白"号漏水.
不过船底的排水泵把积水都排出去了,所以我们并没当回事,继续前进.
在迈阿密稍作停留后,我们到了基韦斯特,然后驶过佛罗里达海峡到达哈瓦那,最后抵达古巴的凯巴连.
在那里,我们请当地的渔民把船的漏缝堵上了.
大概在3月的第三周,我们离开了凯巴连.
下一段的航程是沿着古巴的北海岸向海地逆风航行.
天气还算好,不过我们碰到了逆流,有些波浪.
27日晚6点左右,我正在睡觉,理查下到船舱检查,发现有水渗进来,他打开舱底排水泵就回来了.
半小时后再次下去查看时,水更深了.
于是他把我叫醒,我们开始人工舀水.
当时船上有个叫拉萨罗·埃尔南德斯的古巴水手,可他牙齿受到感染,病倒了,帮不上什么忙.
而水渗进来的速度比我们抽水的速度还要快,于是我们开启发动机,想用冷却管把水从舱底吸出去.
但这么做很快就明显不起作用了.
当时,船离岸大约10海里,离最近的港口85海里,我们开始担心起来.
看到海峡一侧的巴哈马方向有灯塔,就使出浑身解数想开过去,但最后无功而返,只好向古巴海岸靠拢.
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真正的大麻烦来了,于是用无线电发出SOS求救信号.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条主航道上,离巴哈马海峡的帕力顿停泊点不远,每隔几小时就会有船经过.
大约午夜时分,我们看见一艘船的灯光,赶紧发射了一枚红色信号弹.
那艘船看到后,开始用摩尔斯码跟我们联系,可是我们不懂,只能用探照灯继续发出求救信号.
对方船长显然很不满意,因为在离我们只有半海里的时候,他们突然掉头走了.
或许船长认为我们触礁搁浅了,不想为救别人把自己的船也撞个洞.
两三个小时后,又有一艘船经过,它来得很及时,因为凌晨两点半的时候,船头的一块板断裂了,海水大量地涌了进来.
我还记得那艘船叫"艾达贝尔·莱克斯"号,一艘开往波多黎各的货船.
船长趴在船舷上冲我们喊道:"你们是谁""'伊丽莎白'号纵帆船,从密执安来.
"理查答到.
"你们到底在这儿干吗"船长又问.
"下沉!
"理查回答.
艾达贝尔的船员试图用吊货杆把我们的船,从水里拖到他们的甲板上,但这是不可能的——船已经灌进了太多的水.
于是他们留出10分钟时间,让我们收拾所有能拿走的东西,而我们只能抢救大部分衣服、钱和个人物品.
随后,这位叫费尔斯的船长派员登上快沉的船,最后搜罗一下船上物品,他们又找到了很多东西,有的甚至我都没意识到会在船上.
忽略了这么多,让我确实有点惭愧.
最后离开的人把船凿了个大洞,然后从绳梯爬上货船甲板.
接着,船长把货船倒退了几百码,然后开足马力,冲向"伊丽莎白"号,把它撞得粉碎.
小船在艾达贝尔的船身上刮擦出刺耳的声音,很快就沉没了.
当水淹到"伊丽莎白"号船尾时,它的桅杆已经消失在海浪中了.
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伊丽莎白"号成为一个危险的漂浮物,影响到其他船只,但对理查和我来说,这仍是个伤心时刻.
我想,如果艾达贝尔不曾出现,我们的那艘纵帆船,或许并不会真正在脚底下沉没吧不过无论如何,深更半夜还在离岸10海里、水深1500英尺的大海深处,困守着一艘漏水的船,去冒被下一艘货船撞翻的危险,那感觉绝对是极其不爽.
理查和我在动身时对航海知之甚少,但对规避风险还是心中有数的,我们早就给"伊丽莎白"号上了保险.
抵达波多黎各后,我们在船上填了索赔单,并把大部分物品寄给理查在新奥尔良的朋友弗瑞德·摩根保管.
理查和我觉得,船没了并不意味着要缩短行程,我们决定继续向南美洲进发.
我们登上了一艘驶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英国不定期油轮"柚木"号.
由于油轮不允许搭载乘客,船长就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先令当薪水,充当船员.
他也喜欢我们上船,因为原来那批英国船员都辞职了,换成了清一色的波多黎各人.
他很高兴船上有人说英语,以致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他还鼓动我们跟他去非洲.
不过船上的饮食很糟,我们婉拒了他的邀请,在库拉索岛的威廉斯塔德下了船.
到了库拉索岛,我们差不多是偷偷溜下去的.
那里的移民官是不允许船员下船的,因为经常有人用这种方式偷渡.
库拉索是荷兰领地,我就用荷兰语向移民官解释.
这下可糟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不说荷兰话",于是认定我俩是间谍,并要求我们证明有能力买票离开库拉索岛.
没办法,我们只好向其出示了钱包里的几千美元,但这更验证了他们的猜疑——我们是间谍,要在当地煽动叛乱、制造混乱.
不过,他们在拿走护照后允许我们下了船.
我们去了一家旅馆,发现被人跟踪,此后三四天也是这样,直到库拉索当局从美国政府证实了我们的身份.
哥伦比亚轮船之旅我们离开时,库拉索的官员一定松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仍有人怀疑我们的身份,但到哥伦比亚后,我们多少理解了他们的紧张.
我和理查乘飞机从威廉斯塔德前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不过没在那里待多久,因为那里的汇率不合适,又往东飞到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
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这条河流经哥伦比亚人口密集的内陆.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艘用船尾桨轮推进的老式轮船,和以前往返于密西西比河的船只一样——事实上,这艘船就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
此类船是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主要交通工具,集合了货船、客船和军事运输船三重作用.
当时,哥伦比亚内陆地区没有便利的交通,想了解这个国度,乘船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上了船,花15美元住进了头等舱,我想这可能是1949年时哥伦比亚标准的"头等"舱了,但也不过尔耳,只能将就.
要不然,就得睡在甲板下统舱的席子上了.
前甲板上有一小群牛,每天会有一头成为乘客的盘中餐.
理查和我都觉得屠夫肯定是个生手,因为有一天在我的汤里发现了一块皮毛俱全的牛肉.
一趟旅程下来,我俩竟然都瘦了!
不过倒学会了每次上岸都去找吃的,以弥补船上糟糕的伙食.
在一个码头,我们发现菠萝5美分一个,于是尽可能地买了很多带上船舱,储藏起来慢慢吃.
行船的时候,我们坐在甲板的椅子上读书,或者看着绿色的丛林在眼前一一展现.
有一天,当理查和我在阳光下打盹时,被船另一侧乘客急切的喊叫声惊醒.
我们跑到船尾,刚好看到一位乘客在船边棕色的水中漂过,他拼命地挥手,用西班牙语喊着什么.
一小群人沿着船舷向我们的方向跑来,无助地向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喊.
扔给他的两个救生圈还没到达他的身边,他已经被湍急的水流冲远了.
这时船长出现了,人们和他激烈地争吵起来.
不过看上去,船长并不想拿整艘船来冒险,因为水流很急而且河道狭窄,落水的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他很可能淹死了.
那天,理查和我都暗下决心,绝不能从船上掉下去.
当时,还没办法在河道里夜间行船,所以船长就把船头靠向河岸,在船尾抛锚过夜.
夜间的丛林是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它的声音极其不同.
在帆船上,晚上会听到海浪拍打船板的劈啪声和锚绳被拉扯的吱吱声,而在漏水的"伊丽莎白"号上,我们还能听见排水泵的声音.
在这艘拥挤的老式轮船上,夜泊丛林,声音就更多了.
除甲板下面的"人声"外,远处还有蒸汽机的声音和卫兵巡逻时皮靴在甲板上发出的有规律的声音.
船舱晚上很憋闷,我们就会走出去,在甲板上听丛林中的动物叫声,或沙哑、或尖厉、或咆哮.
它们栖息在百码开外,却有极少部分能跑到船上来,主要是各类昆虫.
甲板上到处是名叫"青铜金龟"的小甲虫,它们成千上万地被灯光吸引上来,以至于我们稍一走动,脚下就会踩得嘎吱着响.
我们亲眼目睹了哥伦比亚的动荡.
1949年正是哥伦比亚"暴力时期"的第二年,那是一场持续10余年的流血冲突,导致了20万人死亡.
当时哥伦比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我们看到了许多类似"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
带着美国护照旅行,让我们着实感到不安全.
沿岸经常有劫匪出没,他们夜里偷袭船只、抢劫乘客,所以哥伦比亚军队晚上会在岸上巡逻.
这本应让我们感到安全,可军队的出现反而使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美国人似乎经常在海外树敌.
尽管美国文化在全球都受到欢迎(这偶尔也确实让我们尴尬),但美国在许多国家的政治或军事作为却深为当地人民痛恨.
美国军队经常被派驻到海外,以保护华盛顿政客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可如果驻军激怒了当地民众,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花掉巨额国防经费不说,却给美国出口商和制造商在外国市场的生意带来不利影响.
不过,政客们似乎不会了解美国企业通过和平方式获得外国合作的力量.
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美国产品,和美国军队相比,美国商人才是更高效的使者.
地下市场当然,理查和我正在度假,这些事没想太多.
我们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继续前行,直到河水浅得不能行船,才在一个小镇上了岸,坐火车前往麦德林.
今天,以那里为源头的毒品交易臭名昭著,但1949年我们却没发现一丝迹象.
麦德林位于安第斯山脉一个海拔较高、丛林环绕的山谷中,气候凉爽宜人,我们刚经历过热带的高温,所以很喜欢这里.
从麦德林出发,我们坐飞机去卡利,然后换乘Aeros-Euro窄轨列车前往布埃纳文图拉.
这列火车就像小孩的玩具,客车两侧是敞开的.
开始我们并不在意,可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后,理查和我相视大笑——我们就像刚从坑道上来的煤矿工人,灰头土脸.
蒸汽机车的煤灰在隧道里无处可去,全落到了我俩的脸上和手上.
在布埃纳文图拉,我不得不到黑市上讨价还价换钱,这样才能买到下段旅程的票,坐豪华游轮沿南美洲的西海岸往南.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地下经济,它引发了我的兴趣.
多数情况下,货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有自己的"价格",只不过它的价格由其他货币来表现,这就是外汇比率.
在世界各地,货币制造权都无一例外地由政府完全控制,而政府通常会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使货币贬值,从中榨取财富为己所用.
如果政府让货币过度、持续地贬值,人们就会选择其他货币以求保值.
当然,政府官员也都知道,如果人们选择其他货币,他们就不能过度让货币贬值.
所以,官员们会设置一个人为的高汇率——也就是说,给本国货币设定"高价".
不过这类法令通常极难付诸实施,于是外汇黑市就很快出现了.
尽管我们的计划是环游南美洲,但是我们每次都不确定自己下一站要前往何方.
冒险就是决不购买下一个目的地以后的车票,理查和我并没有把自己约束在一个具体行程里,而是随遇而安地探寻南美洲.
规划自由未来理查和我并没有忘记商人的"本性",走到哪里都会留意寻找值得进口到美国的物品.
我俩花了很多时间详细讨论回国后怎么办,尽管不知道会做什么,但当时十分肯定的是,我们还会再次创业,而且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我们俩合伙,就会成功.
我们在布埃纳文图拉登上的豪华游轮既运货也载客,沿途在许多地方停泊——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卸下香蕉,装上甘蔗或棉花.
旅行带来的疲惫,让我们决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港口瓦尔帕莱索下船,并且在那里待上一阵子.
去乡下探险、骑马,参加聚会,消磨了大概一个月时间.
我对语言有点儿天赋,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这就足够用,不会再惹麻烦了.
智利属于干燥的地中海式气候,和加利福尼亚很像,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十分凉爽.
圣地亚哥一直是南美洲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有非常浓郁的国际风情,吸引了成千上万欧洲人常住.
游客只需坐在任一餐厅,就能感受这个城市了.
记得理查和我在一家餐厅,一天内就用了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别人交谈.
我俩的西班牙语都讲得不好,可当地人却很友好,也很有耐心.
圣地亚哥和当地人民都那么讨人喜欢,我们决定多待几周.
一个月后,我们乘飞机前往此次南美洲之行的最南端——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盛产牛肉,我还记得餐厅的大部分菜都是牛肉,甚至还有牛血鸡尾酒,我也尝了一杯,想更深入体验当地文化.
不过我只喝了一半,就决定以后还是喝习惯的饮料好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地亚哥一样美丽,但当地的政治气氛却给这座城市笼罩上一层阴影.
阿根廷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优秀的人民和丰富的资源,但暴政却使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阿根廷正处于胡安·贝隆的独裁统治下.
1949年的阿根廷是个极权国家,到处都有武装分子,民族情绪也很高涨,国旗插遍了阳台和屋顶.
我们还曾亲眼看到贝隆本人在他住所临街的阳台上向人们训话,这让人想起战争时期看到的一个新闻剪辑,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一个类似的阳台上发表讲话.
贝隆执掌大权长达11年,这期间,他压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背叛阿根廷天主教,实施了自以为是却很愚蠢的"贝隆主义"政策.
我们离开阿根廷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都是"贝隆主义"造成的恶果.
当时,为满足农民和工会的要求,贝隆采取了限定价格和保护主义政策,使阿根廷丧失了竞争力.
阿根廷本来是高卓牧人的家乡,但"贝隆主义"却把它从一个牛肉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净进口国.
此后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
而事实上,阿根廷人民更喜爱贝隆夫人埃娃,当她1952年死于癌症时,人们再也无法容忍贝隆的统治了.
他1955年流亡国外,直到1974年去世前几年才回到阿根廷.
有意思的是,阿根廷的现任总统自称"贝隆主义者",但却因其非"贝隆主义"政策而出名.
自1989年执政以来,卡洛斯·梅内姆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削减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我们最终离开了胡安·贝隆统治的阿根廷,乘飞机前往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在科帕卡巴纳的海滩上,我们造了"Ja-Ri"这个词,代表着杰和理查,这将是我们回国后创办企业的名字,虽然仍不确定会做些什么,不过当时考虑的是进口生意.
我们从里约热内卢去了亚马孙河入海口附近的重要港口贝伦,再从贝伦飞到圭亚那,结束了南美洲探险之旅.
我们从那里飞往特立尼达,然后是安提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海地,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能成功进口的东西.
当地有一个批发商,自己开了一个小工厂,实际上就是几个棚屋,工人们把桃花心木雕刻成碟子和其他家庭用品.
理查和我认为,这些雕刻品运回美国,肯定会被抢购一空.
于是,我们和这位批发商谈好生意后,就前往古巴的马亚古埃斯了.
最后,当1949年7月回到迈阿密时,理查和我已经很想念美国了.
这趟游玩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都不想再旅行了.
除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我们踏上了南美洲的每一个国家,以及加勒比海上的许多岛国.
此次旅行原本是为了找乐子,但它却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政府专制下的生活,我们更加认识到自由经济的重要性,而且再也不会把美国的相对自由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了.
南美洲是一个神奇的大陆,它矿藏丰富、耕地众多、环境优美,其价值无法估量.
可是,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仍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长期以来,南美洲的许多政府没有给人民实现自身潜力的自由,没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加之沉重的税负,使得中产阶级几乎绝迹.
再者,长期的官僚、腐败,以及苛严的法规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陷入贫困.
最后,巨额外债造成很多国家的经济根基不稳固.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南美洲正逐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
不过在我们去那里旅游时,看到那么多聪明有才智的人备受困扰,无法成功,真是让人太沮丧了.
离开这片美丽的大陆时,我们跃跃欲试,想再次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美国这个鼓励创新的国家里进行.
而唯一的问题是:开创什么样的生意第四章纽崔莱之路我们在亚马孙地区发现一种神奇的植物,后来就以它为原料,制造了安利清洁用品.
说起这段经过,挺有趣的.
事实上,理查跟我所"发现"的这种植物,在加勒比海地区根本是种很平常的树.
我们也不是一发现有那种树,就马上想到要制造清洁用品.
这里头,还拐了好几个弯呢.
理查跟我去旅游,一回到美国,马上合伙组成杰理贸易公司,进口海地的桃花心木器.
我们两个四处奔走,猛对百货公司采购部和礼品店老板下功夫,使尽三寸不烂之舌.
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跟赚钱讨生活比起来,旅行实在是太舒服啦.
当时的礼品界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两个在这方面又是菜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不过我们的进口生意竟然还是做起来了,帮杰理公司赚进第一笔钱.
我一直以为,那些想创业的人,内心深处一定有某种想法,让他只想当老板,不愿去捧别人的饭碗.
至少我是如此啦.
我妈妈常常提起,我很小的时候就执意不要她的协助,想自己做一些事情.
从童年时代,"我自己来!
"就成了我的口头禅,而我也的确想要独力完成自己的事情.
开始经营进口生意之后,我们的胆子也大了,认为只要什么事情有利可图,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干.
有一阵子,我们在大急流市附近区域从事冰淇淋推车的生意,还伙同另一位朋友彼得·普赖斯开了大急流玩具公司,自产自销一种我们握有专利权的摇动木马.
理查担任公司总裁,彼得是副总裁,我是财务主管兼秘书.
不过这家公司嘛……简单一句话,惨!
我们生产的木马品质没得挑剔,不过售价高,而且我们上市的时机也不好,那时候消费者就是不喜欢这种东西.
这家大急流玩具公司,是我们创业生涯早期的一次挫败,而且摔得大伙鼻青脸肿的.
后来决定结束这家公司,我们用原价把股权从股东手里买回来,他们是没什么损失,可是我们着实亏了一笔.
我们还开了一家公司叫史东面粉制品公司,专营烘焙糕点的批发和零售.
现在"有机"食品蔚然成风,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挨家挨户去推销用有机面粉制成的面包和其他烘焙糕点了.
有一些产品,我们甚至开发出邮售市场呢.
经营这家公司让我们知道,面对一个分散的市场时,可以利用一个中央制造部门来统一供货,而无需各自为政.
史东面粉制品公司的成绩算是相当稳健,1955年我们卖掉了这家公司.
如今回想起来,理查跟我从南美回来后,所经营的各项事业,让我们学到很多做生意的窍门.
这些对日后创立安利公司大有裨益.
包括先前的飞行训练班,和杰理公司早期的经验,都让我们磨炼出好身手,才能迎接一生中最大的机会.
理查跟我还在南美洲玩的时候,我表哥尼尔·玛斯坎特就向我父亲推销一种营养食品,叫纽崔莱.
父亲买了一盒,两位老人家就开始定期服用这种维生素.
等我们从南美回家之后,他们一直夸说吃这种东西好处多多.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就和尼尔见面,跟他讨教一下这种营养食品.
那时候理查正跟我四处找生意做,好为杰理公司打开一条生路.
一开始我并不太热衷,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大概赚不了什么钱.
不过反正我们公司就是要找门路,所以我才决定跟尼尔谈谈,看他葫芦里有什么新鲜.
那天是在1949年8月,理查另有约会,所以我单独去找尼尔.
尼尔跟一位芝加哥来的合伙人向我介绍这种东西.
深谈之下我才知道,我这位表哥就靠这小小的锭片,每个月收入一千美元.
在1949年那个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喔.
收入不少,投资却低,而且没啥风险,我跟理查所要找的,不就是这种生意吗当时我立刻签了张支票,买了两盒纽崔莱和一套销售人员用的启业资料.
不过我事先跟尼尔讲明了,我说理查跟我合伙,要是他不同意,这笔生意就得作废.
等理查约会完回来,我拿纽崔莱给他看,向他介绍.
起先他也是半信半疑的,等我把尼尔告诉我的跟他说了以后,他也同意了.
不过就是维生素,有啥搞头呢很多人大概都会这么想.
但要是了解到这个也能赚很多钱,那可就不一样了.
于是,我们公司的生意又多了一项,就是纽崔莱的直销商.
当时看来,这似乎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小步,事实上却攸关重大.
第一盒纽崔莱很好卖.
在拿到货的隔天,一位在亚达城开杂货店的老先生就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客户.
不过这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两个小伙子,想让我们有个好的开始.
我们很快就发现,要赚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跑了好些地方,跟一些朋友推销,他们都说我们两个头脑有问题,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认为吃维生素根本就是浪费钱.
结果奔波了两个礼拜,第二盒一直卖不掉.
我们这家纽崔莱直销商,空有其名而无其实.
在初期销售失利之后,我们开始怀疑,照我们这样,一个月哪来的一千美元呢不可能嘛!
于是我们又把精力转到别的生意上,不再管尼尔和他的小药丸了.
后来,尼尔邀请我们去芝加哥参加纽崔莱直销商会议,我跟理查还是开车去了.
那时候我们俩其实不抱什么希望,认为这个会议也不可能说服我们继续销售.
但那次会议的规模,比我原先预料的还大,共有150位参加,每个人看来都相当体面,而且对销售维生素都很热衷.
其中更有不少人已经卖出心得,销售成绩相当好.
我们跟一些人交谈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有些人竟然把原先还不错的工作辞了,全职销售纽崔莱,结果赚了更多.
有一些则跟我们一样,仍是刚入行的菜鸟,不过他们眉飞色舞,满是冲劲和热诚,让我跟理查看了觉得很惭愧.
在会议中发言的人,都把他们销售纽崔莱的成功经验,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提升整体的销售量.
经过这次会议,纽崔莱对我们而言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有搞头了.
全力以赴在从芝加哥回家的路上,我们俩决定把其他生意通通停掉,专心来卖纽崔莱.
等车一开回大急流市,我们马上在霍尔街的加油站停车,跟加油站老板大力宣传,结果他买了一盒.
我们两个兴奋得要命.
也许,加油站老板之所以买下一盒,是因为客气,不好意思拒绝,而不是真的想补充营养吧.
我们先以一百个客户为目标.
如果以平均单价20美元来算,一个月如果能卖出100到120盒,我们抽四到五成,那么就能像尼尔一样,一个月赚1000美元了.
除了推销产品之外,还可以找人加入直销行列.
我们在附近地区的周刊上登广告,要是有人回应,我们马上去拜访推销.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诀窍吗没有,就是一般的直销而已.
很快地,我们在大急流市机场餐厅的地下室召开首次创业说明会,只要是对直销纽崔莱有兴趣的民众,都可自由参加.
会有多少人来呢我们事先一点也没谱.
不过事先也做了广告,因此以为大概会有百来个吧!
结果呢八个.
这八个人看来也挺奇怪的,他们是一起来的,而且脸上似乎都不太乐意.
虽然只有八个来宾,戏还是得硬着头皮唱下去,我先说了些话欢迎他们,然后放了段影片介绍纽崔莱,不过他们个个看来兴趣索然.
等我们东拉西扯完毕,台下静悄悄的,谁也没举手发问,让人觉得非常沮丧.
看来,是没人对这个有兴趣了.
随即,他们不发一语,就从门口列队而出,让我跟理查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唉,经过这么久的努力和思考、筹划,却落得如此下场,让我们觉得很灰心.
我们两个一边收着东西,摆好桌椅,一边想着到底是哪儿疏忽、做错了.
突然门又开了,那八个人中的一位走进来说:"也许该告诉你们,我们也是这个地区的纽崔莱直销商.
看到你们在报上的广告,所以想过来看一下你们干得怎样.
"话一说完,他就转身,跨步而出.
这真是雪上加霜的打击啊.
这下子我们不但明白广告没效果,而且也知道这儿早就有竞争对手了.
不过我们还是不死心,仍然继续刊登广告,并且在机场餐厅开说明会.
我们先放一段介绍影片,再上台说明,过程跟第一次完全一样.
介绍部分通常是由理查挑大梁.
以前如此,一直到现在也是.
我则帮忙回答问题,和对付那台老爷放映机.
在第一次灾难式的说明会之后,接下来就渐有起色了,我们的生意也打开了局面.
后来我们也组成一个小小的销售组织,头一年总销售额是85000美元.
这个成绩可是得来不易啊!
我们似乎是蒙对了销售方法.
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份《如何更健康》的册子借他,里面都是一些使用者的证言,说原先怎样、怎样不舒服,吃了我们的纽崔莱后,身体就健康了,变得更有活力,生活更顺心如意.
等下一趟我们去取回册子时,再跟他说明一下,敲敲边鼓,也许生意就做成了.
开始销售纽崔莱一年之后,我们和其他几位直销商突然想到纽崔莱加州的工厂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开车去.
我们最主要是想去开开眼界,看看我们加入的这家公司,后头到底还有什么玄机.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开到加州,在一处纽崔莱农场停车,就进去参观工厂.
以那时候的标准来说,工厂是小了点,不过有模有样,给人很不错的印象.
我们从这次参观察觉到,让直销人员参观总部,对建立信心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逐渐累积经验后,所办的说明会规模就更大,成效也更好了.
早期加入我们销售组织的人,很快就把业绩做起来,而且吸收了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整体销售业绩突飞猛进.
不过不如意的时候还是有的,像有一次我们在密执安的兰辛举办大型说明会,之前就利用电台和报纸大肆宣传,同时在街上散发传单,架势拉得很大.
会场有两百个座位,我们觉得位子可能还不够呢.
而且我们一直以为,这次说明会一定没问题!
结果,那晚只有两个人来.
唉,在两百个人的会场,对两个人说话,实在难堪得要命.
也许是失望吧,那晚我们的说明就不太带劲儿了.
结束这场尴尬的说明会后,我们开着车回大急流市.
路上两个人都很沮丧,于是我对理查说:"要是我们宣传做得那么大,还是搞不起来,是不是放弃会比较好"理查听了之后,满脸不知所措.
突然又抬起头来,我看到他把决心写在脸上.
"胡扯!
"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次不成就打退堂鼓嘛!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们早就知道啦.
而且,有些直销商他们的业绩已经快超过我们了.
"被他痛批一顿之后,我马上开始思考下一次说明会要怎么办.
这就是我认识的理查,乐观而固执.
在我们创业的几十年中,遇到情况不大如意时,他常常像这样鼓励我.
如果你以为我们的成功,其中可能有些奥妙的话,也许可以说,"是从'坚持和热忱'引爆的动力".
虽然我们两个在直销中也都是菜鸟,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只要守住几个简单的原则,的确可以靠这个成功.
第一,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那种产品,就绝不会有人会相信你.
纽崔莱的确有效,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定期服用纽崔莱,而且认为就是这些年来持续服用,我的身体状况才会这么好.
如果我们不是对它很有信心,就不会在1972年收购纽崔莱公司.
今天,我们也都鼓励安利的直销商多多使用自己公司的产品,如果直销商亲自使用,相信公司产品,当然就更能把它的优点告诉客户.
所以呀,各位要是认识哪位安利的直销商,可是他自己不用安利产品,那么快来告诉我们吧!
第二个原则,是要有争取胜利的决心.
不管什么事业,总有浮沉起落.
许多人就在第一道难关来临时弃械投降,才无法成为创业者.
在第一个问题来到时打退堂鼓,并不能阻止失败到来,反而是引狼入室,自取其祸.
有耐心就会有回报,如果生意点子还算合理、稳当的话,大部分的不如意,都会是暂时的,一时的损失之后,就会是长远的利润.
成功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个人的投入.
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必须了解整个销售组织的情况,才能对产品和策略作出最好的判断和抉择.
我们必须跟每个员工和纽崔莱直销人员密切联系,才能获得充分情报.
如今,安利公司"有话直说"的月会,就是理查跟我奠下的传统.
我们鼓励各地区的员工,如果碰上什么困难或问题,希望亲自告诉我们时,就轮流来参加这个月会.
这种面对面的会议,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问题、症结之所在,而且还有集思广益的效果,往往会激发出许多好点子.
现在,我儿子史提夫和理查的儿子狄克分别接任安利的董事长和总裁②,他们也延续了月会的传统.
过去几十年来,理查跟我都利用安利所有的"企业号"游艇,招待各地区的最佳直销商.
一方面是慰劳他们的辛苦,一方面也从那里得知他们对公司政策的看法,以及新产品的意见.
现在有新科技的帮助,每天跟销售员保持联系比以前方便多了.
安利公司的领导阶层就利用"安利语音系统",来跟每一位直销人员联络,提供新讯息,也适时鼓励和给他们建议.
当年我们之所以坚持销售纽崔莱,就是知道它肯定有潜力.
对于没出路的事业,我们则当机立断停掉,例如那家玩具公司即是如此.
如果当初我们觉得纽崔莱也是扶不起的阿斗,那么我们也会很快放弃.
但是我们看到纽崔莱这家公司里,有某些东西可以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它会成功,所以才愿意付出如许青春和精力.
以个人为重心纽崔莱公司在组织上倾向于分散的结构,我们觉得这比较合适.
就一般民间企业而言,个人工作成果所获得的报酬,大都取决于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
再者,集中管理式的公司组织,个人活动普遍受到大结构的限制和压抑.
当然,集中式组织有其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
只要是生产、财务、产品研发及其他相关法律事务,都有专门单位来负责.
不过集中式显然也有其缺点,仅由少数经理人、董事会和部门主管来控制所有员工,对于某些极需创意的部门,不但一点帮助也没有,反而更会扼杀创造力.
那些超级企业的僵化制度,每年都使成千上万名非常优秀的员工,被迫离开自立门户,另寻一片天.
但纽崔莱不同,每个直销人员都可以设立自己的公司,而负责母鸡带小鸡的总公司,只处理那些以集中化管理卓见成效的事务.
因此,纽崔莱这套直销的办法,不只让从业人员的创造力淋漓发挥,也让研发、制造等部门发挥了规模经济效益.
而集中与分散兼容并蓄、相辅相成所带来的利益,也落实到客户身上,让他们享受到高品质的商品和更完善的服务.
猛然一看,纽崔莱的公司结构,跟平常企业没什么两样,都呈金字塔形.
一般企业的最高层,就是少数几个高薪阶层,包括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等等,其下为各部门主管,再下是众多的员工,如技术人员、事务员、电脑操作员、秘书及勤杂工等等.
把这种组织形态画在纸上,就会看出像个金字塔.
军队也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
金字塔形也没什么不好,这跟形状无关.
不过要是谈到销售部门,那么纽崔莱显然比传统企业来得灵活而流畅.
跟一般企业相比,纽崔莱的最大不同是它把重心摆在个别的直销商身上,而不是团体.
个别直销人员在销售事务上,有十足的自主权,因为他握有的,是自己的直销权,而不是替谁跑腿办事.
一般企业分层负责、层层节制,但纽崔莱的直销人员则是个个独立,他们可以相互合作,也可以采取竞争态势,但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出发的.
同时,母公司也力求强化个人因素,让个体销售人员可以凭借自己的销售业绩获得应该有的报酬.
你不必在经理人或主管面前力求表现,只凭着个人单打独斗的绩效,就能获得很好的报酬,当然会个个抢先、力争上游.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纽崔莱的直销商.
不用资历,不必面试,也不管你的学历,更无须做什么背景、身家调查,过去有没有销售经验都无所谓.
只要有价格公道的维生素,和一些介绍说明书,任何人都可以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
任何人刚开始投入新事业,都需要一大笔资金,可能从银行借来,或者来自亲朋好友,这样才有钱做投资.
有时候这样筹资创业也会成功,不过新公司一开始就背着沉重的债务,常常是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纽崔莱的做法,则能避开这层障碍,它的创业成本压得很低,即使你加入后发现做不起来而退出,也不会有什么债权人逼着你要债,或者有什么资产需要清算、宣告破产等等烦人的事情.
至于需要资金的生产制造部分,另有独立单位来负责,个体销售人员无须负担这个成本.
理查跟我都相信,纽崔莱这套办法肯定是非常成功的.
因此,每当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自己,纽崔莱的经营方式合情合理,只要我们坚持信念拼命干,再给它一点时间,一定会成功的.
多年之后我们创办安利的时候,就是把纽崔莱这一套直销计划搬过来,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最后成为我们自己的一套.
这种"分散"管理原则,之前让纽崔莱得以崛起,之后让安利茁壮成长,后来更进入政治公众事务领域.
有些事情,政府可以做得很好,例如国防、司法和犯罪防治等等,但有些事情最好下放给一般家庭或地方教会等社会团体来完成.
如果这些原该由家庭、教会、民间企业或个人来做的工作,硬要由政府来接管、控制,那么不但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要被抹煞,原先由分散的民间部门可以办得通、办得好的事情,在中央集权之下反而成效不彰,甚至完全推不动.
不过,我们很快就知道,如果不能秉持正直、诚信的原则,那么再好的组织结构,再好的创业环境都无能为力.
第五章洁身自爱虽然我们的纽崔莱生意做得很不错,但公司方面却在美国惹出了大麻烦.
实际上,纽崔莱是两家企业组成的,一家叫纽崔莱产品公司,负责生产制造;一家叫麦亭格-卡瑟贝利,我们的直销权就是从这家公司取得的.
这两家公司已经合作了很多年,而且非常愉快.
但到了50年代末期,双方关系逐渐恶化.
在纽崔莱碰上的麻烦中,最严重的就是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在50年代初,宣告纽崔莱的产品宣传不实.
为了应付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刁难,纽崔莱公司聘请律师查尔斯·雷恩以维护权益.
管理局要求纽崔莱公司公开所有跟产品有关的记录和文件,不过这个命令让雷恩反戈一击,他也向法院提出请求,要管理局公开相关记录和文件.
管理局拒绝了,称自己是政府机构,不必公开资料.
最后这场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裁决纽崔莱胜诉.
判决结果一揭晓,管理局立即提出和解.
事实上,在50年代,没人知道维生素产业何去何从,谁也料想不到它后来有那么大的市场.
那些专业的制药公司所关心的,只是不需医生处方就能购买维生素是否会影响到传统药品市场.
那些制药大厂对纽崔莱公司虽然不太高兴,不过在当时制药业或管理局眼中,纽崔莱都还只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这件"宣传不实案",最后的结果是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裁定纽崔莱的广告策略必须调整.
这个结局,已属万幸,纽崔莱公司没被当局勒令停业,全要感谢雷恩律师的努力.
不过,应当局要求,纽崔莱不得再以使用者证言的方式来做广告.
这下子事情可难办了,销售业绩当然大受影响.
像用《如何更健康》这种小册子里消费者证言的宣传方式,对销售是最有效的.
如今不能利用这个方法,业绩随即缩水.
的确,如果不能跟人家说这东西哪里、哪里好,当然很难卖得出去!
经过这次事件,纽崔莱公司开始有了危机意识.
他们想到何不也生产化妆品,万一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再来找麻烦,甚至下令停产维生素,那么还有化妆品可以卖.
在多元化以分散风险的考虑下,纽崔莱便自创了"伊迪丝·宏邦"的化妆品品牌.
不过这个新产品,却是由纽崔莱产品公司自行配销发售,而不经由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
突然之间,纽崔莱公司跟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之间所有的契约、合同,通通完蛋了!
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过去批给直销商的货,都是从纽崔莱公司买来的,那么未来还会吗于是,散置各地的直销人员成了争夺重心.
纽崔莱公司全力攫夺直销人员,造成整个组织难以弥补的分裂,几乎两败俱伤.
当双方高层开始明争暗斗之后,直销商的生意也不做了(本来在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管制下就很难卖了),全都作壁上观,等着看鹿死谁手.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原本纽崔莱的老板卡尔·宏邦竟然遭到暗算,被公司一群经理人挖空墙角,失去了公司的所有权.
这些经理人原为卡尔所雇,不过他们对纽崔莱另有想法,因此才跟老板翻脸抢经营权.
就在局势失控、内外交困之际,公司又决定缩小编制,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基层人员个个紧张万分,再也无心恋战,至于要直销商好好去卖东西,那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平心而论,尽管产品线太少,又受到法规打击,卡尔原本还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却是难逃此劫,真是让人惋惜.
他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具备十足的创业雄心和好产品,可惜的是,手下却是一群酒囊饭袋.
1958年,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组成了一个九人研究小组,来解决关于直销人员的问题,由我担任主席.
在纽崔莱和销售组织的差距方面,我们提出一些方法,解决了不少问题.
不过我个人对纽崔莱这样的公司却不敢再寄予厚望.
这时候纽崔莱公司一心只想做化妆品生意,但麦亭格-卡瑟贝利却无意配合.
此外,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和纽崔莱公司之间一连串的恩恩怨怨,也为日后的合作投下了阴影.
更有甚者,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的两个老板,李·麦亭格和比尔·卡瑟贝利相处得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领导人,麦亭格的儿子和卡瑟贝利的女婿也相处得不好.
卡尔·宏邦更是被麦亭格和卡瑟贝利家族视为眼中钉.
过去原本极好的合作,如今却变成彼此攻击,互挖墙脚.
理查跟我心知肚明,照这个样子看来,虽然研究小组解决了不少问题,但高层领导人如果不能同心协力,未来还是会有新情况发生.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纽崔莱公司、麦亭格、卡瑟贝利和部分直销人员各怀鬼胎.
这种信心危机,几乎注定了回天乏术.
不过我们虽然对纽崔莱公司丧失信心,对卡尔·宏邦本人仍然极为尊敬,他实在非常优秀.
后来我跟理查创办安利公司之后,还是常常跟卡尔保持联系.
卡尔相当健谈,懂的东西很多,谈话内容极具深度,例如太空天文就是他喜爱的话题.
有他在旁边,保证不会有冷场.
每次我跟他一起吃饭,总是能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
理查跟我对他在食品营养方面的研究,极为赞佩.
几年前我们就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捐了一个卡尔·宏邦疾病防治教席以资纪念(因为卡尔的儿子山姆就是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的).
纽崔莱的教训,让理查跟我认识到合作创事业,一定要互信互谅.
除了上层的勾心斗角之外,纽崔莱还严重违背几个多层次直销的重要原则,才使得整个销售组织随之解体.
对任何多层次直销企业而言,直销人员的介绍关系一定要非常清楚.
例如艾德介绍了乔伊这个客户,以后不管乔伊要买公司什么产品,都要经由艾德.
能够坚持这一点,才能确保直销商不会互相抢生意,那些老老实实出去打拼的人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
但是纽崔莱后来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先严谨的组织体系因此被破坏,搞得我跟理查两人都得想尽办法,才不会让我们的客户被其他直销商挖走.
所谓信任这种东西,跟精细的瓷器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碎掉.
碎掉之后,再来修补就麻烦了,也许黏得回去,不过裂痕永远都在.
只要一次让人家觉得上当受骗了,不管再怎么说好话,他对你的话还是会打折扣的.
在负责处理纽崔莱和直销人员纠纷的那段时间,卡尔曾有意让我担任纽崔莱公司的总裁.
这实是很诱人的提议啊!
只要我接下那个职位,大把钞票就会滚滚而来,比我干直销商要好得太多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摆在我眼前的是高额而稳定的收入,并且有机会进入核心层施展才华.
要担任公司总裁,在纽崔莱公司和麦亭格-卡瑟贝利公司之间作协调,我有把握做好.
之前在处理直销组织问题时,我已经知道自己颇有领导才能.
但是,接下公司总裁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和自由,实在太高了,我不能接受.
对理查、对我而言,维持个人事业的经营是很重要的.
我们两个就想依据自己的步调来办事,能自己做决定,自行担负成败.
但我要进入纽崔莱,即使层级再高,职权再大,仍是受雇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完完全全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些时候还是得看他人脸色办事.
理查跟我同时也考虑到,接了那个职位之后,对我们的友谊及合作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要是我变成纽崔莱的总裁,我们两个在某些方面当然还是可以维持原来的合伙关系,他或许也可以进入公司的管理阶层,担任一级营运主管等职位,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某些变化,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企业伦理基础自从投入纽崔莱开始,我们两个就依着《圣经》上廉直、守信和诚实的圣训来做生意.
创办安利公司的时候,我们依然坚守着这些基本原则.
企业若无法诚信廉直,有朝一日必定会被市场唾弃.
如果它夸大宣传,广告不实,或者无法维持其服务品质,客户早晚会让竞争对手抢走;而对企业政策感到灰心的优秀员工,也会离职跳槽.
与此相反,以诚信著称的企业,则必将得到相应的回报:产品需求增长,顾客源源不绝,员工忠诚稳定.
诚信的另一大好处就是信任.
如果你相信一个人,就应该信任他.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查和我确立了一项关于公司决策的原则.
一方面,我们决不单搞什么"新政",除非我俩都同意.
另一方面,因为彼此深为信任,我们决定,如果一人不在,另一人就做主,当然是全权负责.
例如有一年,我要外出休假一个月,当时正计划给员工修建一座新的餐厅.
临行前,我向承包商丹·佛斯说了一下建造构想.
丹在我出发以后就开始动工,却碰上理查要对施工方案做伤筋动骨的改动.
丹表示反对,告诉理查那是我的构想.
"丹,这没什么,"理查说,"我们的原则是一人不在时,另一人说了算.
现在杰不在,你就按我说的做去吧!
"丹对施工方案的突然改变十分吃惊,不过理查知道,无论他怎么改,我都会同意的.
我相信理查的判断,诚如他相信我.
理查知道我不在时,他只要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不会怪他.
后来,丹并没有被叫回来将餐厅改回我最初的设计,理查和我也从未就此事争论过.
因为我们的伙伴关系是诚挚的,所以信任对方总会从公司利益出发行事.
然而此时,我们对纽崔莱直销业务的信心却出现了问题.
不过当时并不知道情况会越变越糟,最终迫使理查和我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第六章安利诞生到了1958年的时候,理查跟我已经组建了相当强大而健康的纽崔莱直销队伍.
但是公司高层的斗争,让我们底下的5000位直销商极为愤怒,不管是士气还是销售额都往下掉.
美国食品及药监督品管理局要求不得以消费者证言为诉求,也对销售极为不利.
直销商之间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氛.
有几个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集体出走,离开纽崔莱.
我们这些直销商,全为纽崔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今这项投资却因公司高层的争斗和政府的约束,很可能付诸东流.
我们觉得应该要做些什么来弥补,而且不能再拖了.
几经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要是能降低对纽崔莱产品的依赖,杰理公司的销售队伍,应该还是能够继续运作的.
如果我们增加直销商品的种类,就不会被纽崔莱乌烟瘴气的斗争拖垮.
不过,要增加销售商品种类可不是那么容易.
直销商对纽崔莱都很忠诚,他们会愿意卖别的商品吗我们都挺怀疑的.
我们这项多元化计划得小心谨慎地找好新的商品,并且抓住时机,才会成功.
理查跟我都很了解要求直销商们更换商品的危险,也许他们根本不想卖别的东西.
虽然他们对纽崔莱的高层极其厌恶,但还不至于到连货都不想卖的地步.
我们必须在整个组织分崩离析前,赶快带领大家冲出难关.
1958年夏天,我们在密执安州查理佛克斯召开高奖衔直销商会议,提出多元化计划,告诉他们:"大家都投下很多时间,才建立起纽崔莱营养食品的事业.
但是公司领导阶层的某些做法,让大家信心跟着动摇.
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利用现有的组织,兼售其他商品.
我们可以提供良好的管理,让各位从纽崔莱得来的机会得以延续下去,使各位过去在时间及精力上的投资获得实质回报,不至就此白费.
"纽崔莱的直销商都是独立的,跟现在安利的情况一样,因此,我们也无法强迫大家都照着做.
在我们组织里的直销商,可以自由选择跟随我们,或者兼售其他商品,或者仍照以前一样,只卖纽崔莱产品.
这对理查和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从直销商的支持与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否信任我们的判断及领导.
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那我们俩就完蛋啦.
非常幸运!
与会的每个直销商都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开拓出新的出路.
这些忠心支持我们的人,正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直销事业的核心骨干.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其他组织的纽崔莱直销员也想加入我们.
起先,我们不肯答应其他人跳过来.
因为我们不想在纽崔莱正虚弱的时候,抢走它的直销队伍.
几年后,我们才接受这些人加入,不过他们的介绍关系,还是原封不动,照样维持.
到底要卖什么才好理查跟我两人抓破脑袋瓜,拼命想要增加什么商品才好.
这种东西一定要大家都可以卖的.
纽崔莱只要花一小时,就可以说服消费者,让他了解自己有补充营养的需要.
我们的新商品,也必须是大家都知道自己需要的.
另外,纽崔莱和联邦政府间的纠纷,殷鉴不远,因此,这种商品也得是政府不太管制的东西才行.
如果是在今天,或许任何东西的管制都相当严格.
但在50年代末期,很多东西都在法令的三不管地带.
于是,我们选择了清洁用品.
如今四十年匆匆而过,证明当初那个选择还真是不错.
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不过安利的香皂可是比我们其他所卖的商品都有名气.
当年在选择什么东西比较好卖的时候,我们在直销方面可算是做了某种突破,也就是大幅扩充直销商品的种类,这样才能以最少的力气,获得最大的销售额.
时至今日,安利公司还是照着这个原则在做.
我们推出的第一项产品,是一种可以被生物分解的浓缩洗洁精,叫弗瑞斯科,也就是后来的乐新多用途浓缩清洁剂.
有纽崔莱的前车之鉴,我们都清楚产品如果委托其他厂商生产,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寻求自行制造.
虽然对一家刚成立的公司来说,产销一手包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尤其在公司起步没多久,一家供应商就和我们发生了争执,此后我们更相信,把制造和生产掌控在自己手里是多么重要.
1960年上半年,我们找来底特律的艾特可制造公司代替那家出问题的供应商.
为能充分掌握这家企业,我们买下五成股权.
作为公司的半个所有者,我们说服股东把公司名字改为安利制造公司,并在当年下半年把厂址迁到亚达城.
现在,各位如果到密执安州亚达城的安利全球总部参观,就可以在M21号公路的旁边,看到我们非常壮观的工厂综合大楼.
今天,安利的很多产品都是在那里制造的.
我们新事业的基础,就在于一套"安利直销计划".
每个安利人对它都很清楚,我们通常就简称它为"制度".
它大致是根据纽崔莱那一套,不过我们作了几点重大修改,以防止重蹈纽崔莱覆辙,同时更强化个人激励.
为让直销商的努力和报酬成比例,最努力的人可以获得最高回馈,理查跟我趴在他家厨房地板上,用很大的纸仔细筹划,看看这个业绩和报酬的流程要怎么做才能最公平.
根据安利直销计划,每位加入的直销人员,都可以销售我们的产品,而且必要的话,可以组建自己的销售组织,以扩增业绩.
他的业绩越高,就能得到越多的报酬;他的销售组织业绩越高,他也就能赚得更多.
除非把东西卖出去,不然一毛钱也赚不到.
我们把纽崔莱的销售组织搬进安利时,原先的介绍关系完全照旧,因此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没有谁因此而吃亏.
甚至我表哥尼尔·玛斯坎特,我都把他列在杰理公司的上面,因为当初就是他介绍我们入行的,这样才公平.
而只要我们继续卖纽崔莱,他就有权分红.
尽管尼尔跟他太太几年前都去世了,不过继承这项权利的人,还是照样得到这项利益.
因为我们想做到利益均沾,因此整个奖金制度就变得非常复杂.
在安利公司逐渐成长之后,行政部门也无法只用计算器就把个人和组织的业绩算清楚.
如今,安利总公司要用庞大的电脑设备,24小时不停地运算才能计算出个人及组织的业绩,然后把三百万名从业人员应得的奖金支票备妥寄出.
基本上,这套制度到现在仍大体维持,不过有些超级直销人员的能耐,显然比我们当初所预想的还要优秀,因此,后来我们又增加了几个层级,以表彰他们成就非凡.
安利直销计划之所以会成功,是一开始就体会到维持介绍关系的重要性.
从纽崔莱学到的教训,让我们明白一定要保护介绍关系,因此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一直很努力地维持它.
我想,我们的努力,安利的直销人员也会很赞同、很感激的.
他们清楚安利不会失信于他们,努力必然获得回报.
创建安利几年后,我们又以2200万美元买下纽崔莱过半股权,取得了经营权.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销售品质极佳的纽崔莱营养补充食品,也不愁失去供货来源.
同时,纽崔莱原先的直销商,也扩充了销售的商品线,可以销售所有的安利产品.
安利一开始表现平平.
1959年4月,"美国式合伙联盟"只是杰理公司底下的新部门而已,公司还窝在我们亚达城文帝坡的家庭地下室而已.
我家地下室权充办公室,理查那边就是仓库.
为了省钱,我们两家只牵一条电话,再互相装个电铃来通知对方.
那一年我常常窝在地下室里,筹划销售手册,在乒乓球桌上做校对,再用油印机印出来.
对于我们的新事业,两位太太都不像我们那么有信心.
不过她们俩打一开始,就一直帮助我们.
那时候跟我们一起打天下的,还有沃尔特及伊夫林·巴斯、佛瑞德及伯妮斯·汉森、乔及海琳·维克托、乔治及埃莉诺·提兹玛和贾瑞·杜特等人.
第一位雇员则是凯·埃文斯,他兼职做我们的秘书.
第一年随着业务成长,我们很快就明白,公司组织必须全面更新,而且也要换个更吸引人,更容易记住的名字.
1959年11月,我们创立了安利销售公司,负责执行销售及行销计划,凡是采购、存货管理及直销商批货等业务,都由它来处理.
后来,为了办理直销商集体保险及其他福利工作,我们又成立安利服务公司.
经商的人都会说,新事业在开头那三年,是最艰难的时候.
不过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就占了便宜,只是把原先销售纽崔莱的班底再延伸出去而已.
理查跟我过去都有建立新事业的经验,这对我们创办安利公司,大有裨益.
我们汲取当年的经验和数训,不管是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外带餐厅、史东磨坊、史东面粉制品公司、大急流玩具公司,和不久前的纽崔莱公司等等,都让我们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不清楚这家新公司,未来会像飞行训练班那么成功呢,还是跟玩具公司一样没多久就宣告失败在50年代,直销在美国还不是很成熟,到底应该怎么经营这个事业,大家也都还在摸索.
我们算是开路先锋,只能从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汲取教训和经验.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断地改变和调整,来比较其效果,看怎样做会最好.
最后,头衔的问题也来了.
我们还是采取非常务实的态度来解决:轮流坐庄.
今年理查担任董事长,我做总裁;隔年董事长换我,他做总裁.
这种方式轮了好几年以后,我们的律师开口说话了,他认为事情不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我们两个就不能一次讲定吗于是我跟理查讨论了几分钟,他说:"杰,你年纪最大,就这么决定,董事长你来做吧.
"实战经验我们一开始试卖了不少东西.
起先是把重心放在多用途浓缩清洁剂上,不过很快又开发出其他商品.
例如高效洗衣液,也是安利成立没多久就开始卖的,一直卖到现在.
还有些厨房用品及滤水设备,也是之后就加入的.
也有些东西卖得并不成功,有阵子连防空避难设备及发电机我们都卖.
现在看来当然很奇怪,不过那时候冷战气氛紧张,所以也不全是无头苍蝇乱撞.
那部分商品的销售状况都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直销计划,本来就不是设计给需要技术人员安装及长期维修的商品吧.
有些新产品的试验工作,甚至是由我跟理查自己来做"白老鼠".
比如我们想试试不同配方的汽车亮光蜡功效如何,就拿我的车子来做实验.
我们在车子不同部位打上不同牌子的亮光蜡,看哪个牌子打得最亮、维持最久,最后胜出的就是安利公司生产的银辉软性车蜡.
我的车子就是做实验那阵子最亮,之后再也没那个闲功夫了.
此外,要创业,似乎就一定得要自己动手去干.
乔治·吉尔德写的《企业精神》,就描写过托马斯·菲特爵在60年代中期投入废弃物处理事业,亲自去收垃圾的例子.
当时菲特爵认为固态废弃物处理事业快成气候了,就买了台垃圾车,亲自在德州休斯顿地区收垃圾.
有一天早上,垃圾车的压轧机坏了,可是还有七十几户的垃圾没有收.
菲特爵二话不说,爬进收集箱里头,用自己的双脚去踩,绝不遗漏任何一家的垃圾.
当站在臭气熏天、高及肩头的垃圾中,用双脚拼命踩着的时候,菲特爵或许也曾怀疑过,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呢不过他还是撑下来了,并坚持到底,这样才能奠定伯朗宁-菲利斯公司的基础,成为今天全球最大的固态废弃物处理商.
距离当初跟满车的垃圾搏斗不过十四个年头,菲特爵的公司现在每年营业收入50亿美元,而且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今天的伯朗宁-菲利斯公司,全要拜当年亲自下场踩垃圾所赐.
有些人很早就跟着我们一起努力,后来果然享有公司数十年的成果.
比方说,沃利·巴崔克当时是洛厄尔高中十七岁的学生,平常就在亚达城帮人修整草皮,赚点零用钱.
他割起草来踏实卖力,很令我赞赏,所以我就请他来负责油印工作.
他对这份工作非常认真,后来我们公司逐渐扩大,很多行政事务就交给他处理.
沃利高中毕业后,原本选读大学预备课程.
不过因为他在安利做得很不错,就干脆放弃升学,安心待在公司里.
安利逐渐成长壮大,我们让沃利去负责管理一家后来开设的印刷行,他在那里干到1963年.
后来我们又派他担任地区协调经理,赋予他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过了一年,他手底下已经有15个员工听他指挥了.
这时他才21岁而已.
之后不久,我们再度晋升他为某个重要部门的主管.
沃利在安利公司里头,看到不少直销商苦干实干,创造优秀业绩,赚到许多钱的实例.
在安利担任行政工作九年之后,沃利也决定加入业务部,成为安利的直销商.
一开始他是兼职跑业务,不过他办起事来一向很拼命,因此没过多久,业绩就蒸蒸日上,于是他辞去安利的行政工作,全心跑业务.
我们对他成功地转换角色都很高兴,只是从此之后,我们公司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员工.
后来因为这件事,安利公司定下了一个新规矩,就是有名的"沃利·巴崔克原则":我们不鼓励安利公司支薪员工兼任直销人员.
这也是安利历史中相当特殊的一段插曲吧.
除了一些人跟我们一起努力之外,有几家合作伙伴也是安利头一年的贵人.
当年要不是密执安国民银行的帮助,以及孟山都化学公司的宽容,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安利.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1959年安利成立之初,财务风险实在不小,后来那几年情况也总是风雨飘摇.
但在我们求贷无门之际,只有密执安国民银行肯伸出援助之手.
孟山都化学公司则是我们早期的重要供应商,当其他业者失去耐心,不太搭理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把安利当成客户看待.
我记得安利开业头两年的时候,有一次孟山都的地区业务经理来拜访我们.
我们很高兴地跟他说着现有的小小进步,及对以后抱有的希望,接着便跟他说,公司现在缺乏现金.
他对我们相当有信心,认为安利做得起来,因此他答应继续照常供货,并给我们货到六十天后才付款的优惠.
安利刚开始那几年财务状况不是很好,因此我们常常瞒着孟山都化学公司,不让它了解太多安利的财务情况.
当时为了取信于人,我们必须提供盈余报表给孟山都公司.
有一次,我们整整拖了一年,还是迟迟交不出去.
后来他们的财务部经理等不及,就自己跑来问个究竟.
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再也瞒不住了,我们只好拿出当年度的盈余报告,当时安利公司净值是1万美元,而对孟山都公司的负债则高达6万美元.
但是几年之后,安利渐渐步上正轨,我们一个月里就跟孟山都买进100万磅的原料.
当年那位财务经理亲自跑来亚达城,颁给我们奖状呢.
那天他还问我们可记得当年那件难堪事,他说:"当时我看到你们公司的净值,再想到你们欠我们公司多少钱,哪里想得到有今天的成绩啊"而对于当年刚成立、正挣扎求生的我们,一旦站稳脚跟,必定是要回报孟山都公司过去的宽容与耐心的.
那份额外的体谅,在当时的安利而言,就是生存与灭亡的一线之隔.
一直到今天,安利公司仍然与孟山都公司和密执安国民银行维持往来.
就我老一辈的观念来看,对老朋友忠诚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德.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也是很早以前就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生意伙伴—工程承包商丹·沃斯.
1960年,我们正考虑包下一座废弃的加油站,准备把安利公司搬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地方也在亚达城内,建筑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
当时理查在加油站附近察看(也许正在思考哪儿需要增建吧),刚好丹·沃斯驾着小货卡经过,车身写着"沃斯建筑公司"的字样.
于是理查顺手招他下车,问他愿不愿来这儿替浴室装扇门,另外在屋里装些棚架.
这个工程实在是很小,一般承包商大概不会接吧.
不过沃斯当天下午就派了两个人过来把事情搞定了.
我想,当时沃斯一定料想不到40年来,我们安利公司总共有6000万美元的工程,找他负责.
第一次工作让我们都很满意,因此,之后有工程需要,就找沃斯公司.
后来的工程,一次比一次大,而我们双方也绝不口罗嗦,只须握个手,由他答应,就可以安心地把事情交给他负责.
第一次是找他来加盖房屋,我们在旧建筑后头再加盖同样大小的屋子,把面积扩增一倍.
没过多久,沃斯又来替我们扩大一倍.
距离当初帮我们安装棚架没多久,我们就让他承包5600平方英尺的制造厂工程.
第二年,我们又让他接下6项建筑工程,到1964年底,丹·沃斯总共为安利盖了4座仓库,一幢2万平方英尺大的办公室,一座槽罐场,一整排贮藏窖,另外还替现有建筑做了8次或10次扩建工程.
随着安利公司不断成长,我们也继续与丹·沃斯合作.
我们双方合作的基础,就在于信任.
我想,再也找不到其他比信任更有效率的工程计划了.
到今天,安利公司的厂房及办公大楼共计80个单位,总面积达420万平方英尺,其中大部分都是沃斯建筑公司负责承包,而且我们之间几乎不必煞有介事地签约,也不用劳烦律师.
不管是沃斯还是我们安利,都能信任彼此.
我们交给沃斯的工程,都不曾有过什么大问题.
我们三个人都认为,诚实的商人就是要把分内工作做好,对于丹·沃斯来说,那就是信守承诺,把工作做好.
同时,沃斯也许愿要兴建教堂,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已经盖好一百座以上.
安利的成长速度很快,没几年功夫就已脱胎换骨.
随着业绩及组织体系的飞跃变化,理查跟我也都要赶上公司的进步才行.
安利飞快的成长时时考验着我们的领导能力,不过我们在克莱尔·诺克斯的协助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处理得相当顺利.
克莱尔做得最好的工作,就是让我跟理查不会因为事多而烦,就搞错方向、认错目标.
他一发现哪些地方可能会有问题出现,总会事先要求我跟理查开会来解决.
如果我们忽略掉哪件重要事务,克莱尔会盯着我们,在恶化成为问题前,先把它搞定.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都不太了解,后来才明白克莱尔所做的事情,实在对安利居功至伟.
随着安利逐步扩张,理查跟我也各自投入不同的专业领域.
理查秉性对能够激发从业人员士气的讲演,及关于直销人员相互关系等事务比较有兴趣.
而我则偏向于企业的财务分析,及内部关系等方面.
之所以会有这种分工,也不是事先经过讨论,例如像"那我就负责国际推广事务,你负责研究和开发新产品"这样事先安排.
我们只是都彼此了解,知道对方在哪方面比较强,自愿退让一步,让对方都能在那些方面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这样的专业分工,让我们在这几十年间很顺利地经营安利公司.
祝融之灾1969年7月的一个星期五,时间快到午夜12点,外头已经挺暖和的了.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客厅看书,突然外头传来一声雷响,震得我家窗户嗦嗦作响.
本来我以为是喷射军机的音爆,后来一想,在密执安亚达城附近,好像不常有这种声音出现.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户前面,赫然发现北方树顶的天空,透着一层恶兆般的橘红色光.
我的心猛然揪紧,跳得厉害,害怕得喉咙像是发不出声音来.
我想到发出红光的那边,正是距离我家不到三英里远的安利综合厂区.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慌忙地接听,听到伯纳德·沙夫斯玛报告那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安利厂区东侧气溶胶区发生爆炸.
我脑子里顿时一片天旋地转.
那时候,理查正在前往密执安州查列佛市的航程之中,我对伯纳德说:"快通知理查!
我马上赶过去.
"我跟贝蒂说明情况,匆匆穿好衣服,开着车穿过亚达城直奔厂区.
等到我看到厂区时,简直被吓坏了.
起火的地方,正是易燃物聚集之处,这时候熊熊火焰直蹿而上,大概有60英尺那么高.
我挂念着距离气溶胶区东墙之隔不过数百英尺远的石油分馏品区,急忙猛踩油门飞奔而去.
到了厂区东侧入口,有位副警长站在那儿管制出入.
他看到是我,就挥手叫我开进去.
我到现场的时候,消防车刚到四五分钟,消防人员还在忙着搬喷水管.
这时候,气溶胶区盖好没多久的屋顶已经烧塌了,橘红色的火焰蹿冒而出,附近看来就像炼狱一般,震耳欲聋的瓦斯爆炸声还不停地响起.
有几位员工,克莱顿·贾斯提弗、乔治·西明顿及乔治·麦克曼尼斯等人,冒着危险冲到火灾现场,把停在附近的两辆拖车及一辆油罐车开走,以防止爆炸再发生.
还有些员工想冲进隔壁的办公室抢救重要档案.
不过我阻止了他们:"别管那些文件了,大家快跑!
"几分钟以后,丹·沃斯也到了.
他在收音机里听到安利厂房大火的消息,就匆忙赶来.
沃斯在亚达桥附近被警察拦住,被告知前方火灾,车辆必须改道.
沃斯对警察说:"我就是要到那儿去,那里是我负责兴建的,你别挡路.
"当沃斯看着自己亲手盖好的厂房陷于火海之中,悲从中来,忍不住哭了起来.
后来他跟我说:"我知道那也不过是些房子,不必那么感情用事.
不过看到自己盖的房子被烧得一干二净,心里好像被撕裂一般难受.
"谢谢老天爷!
这次火灾没有人员因此致死,不过受伤的人高达17位,其中两位伤势严重.
这场大火总共造成50万美元的财物损失,我们45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共计烧毁14400平方英尺.
这次火灾证实,过去装配的厂房洒水设备在起火初期根本没什么用.
不过其他消防安全设备,倒发挥了一定功效,防止火势漫延开来.
看到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者也都有人照顾之后,我转身对沃斯说:"我要回家了.
火势已经控制好,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了.
"他大概觉得挺惊讶的,怎么我的公司差点烧光了,还想到要回家呢我可不是回家睡大觉,我是急着回家工作.
我得尽快确定新的供货商,气溶胶区厂房必须重建,而且原先在这里工作的员工,重建期间也要另作安排.
次日早上七点,我召集各部门主管,开始讨论善后重建事宜.
现在,安利公司自己设有消防部门,有些员工也要接受防火、灭火特训,以防止1969年的惨剧再次发生.
我们公司的消防队可是专业得很呐!
有时候亚达城消防队还会要求我们的协助呢.
不过,消防队再厉害,火灾还是会发生.
在防火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第七章无妄之灾有一晚接近午夜时分,我亚达城家里的电话铃响起,是一位远房表妹打来的.
我跟她其实不熟,只在几次家族聚会中碰过面而已.
她当时大概二十来岁,刚结婚几个月.
电话那头她一直哭,说是因为不知道还可以找谁帮忙,所以才打电话到我家里来.
她跟她先生拿出全部家当,花了4000美元参加"老鼠会",可是密执安州检察总长最近正对此展开调查.
于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在兰辛召开特别会议,要求所有会员再拿出钱来挽救公司.
那个老板想借着会员资助东山再起,他明白地告诉他们,如果想要拿回原来投下去的钱,就必须再投资一次才行.
这件事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告诉她,既然第一次上当,就别再陷下去了,而且,现在只能指望司法当局帮她要回部分资金.
那家"老鼠会",就是以"直销权"为商品,招引民众入会.
事实上,"直销权"必须有东西可卖才有价值,而且还必须是有用的东西,某些废物还不算.
指望那种买空卖空的直销权,并不能让人赚大钱,你还得努力工作才行.
那种让我表亲受骗上当的"老鼠会",把"销售直销权"这种生意方式引向了极致.
原本应该有的"商品",在"老鼠会"的金字塔系统中变得无关紧要,即使完全没有也没关系.
"老鼠会"公司不必卖任何东西,只要有个人人相信的点子就行.
大家相信那个老板或那家公司会成功,会赚大钱,就不断有人落入圈套,自动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美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这种金字塔式的"老鼠会".
那些公司或组织对天真而无辜的大众,鼓其三寸不烂之舌,让他们以为只要开头拿点钱出来,也不必负担什么义务,就可以坐享美好的将来.
这些会员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再找两三个人入会,缴足开始的权利金,取得直销权,再去招引亲朋好友.
利用这种方式,在最高层的少数几人,可以得到非常惊人的财富,但这完全是诈骗底层广大的"老鼠会员"而来的.
这种"老鼠会"常常在社区里头流窜,民众一个牵着一个,接连踏入陷阱.
等到最后几个也陷进去,突然发现再也找不到人加入时,这个金字塔结构就崩溃了.
像这种金字塔式的"老鼠会",可把安利公司害惨了.
因为有人总误以为安利也是"老鼠会".
这种不辨是非的联想,老是让我们安利背上黑锅.
在组织结构上,安利及其他许多直销公司的确属于金字塔形.
不过,传统企业的内部组织、层层管理的军队,以及许多慈善机构,其组织结构同样属于金字塔形.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安利的直销计划中,仔细比较,就可以看出安利跟"老鼠会"完全是两码事.
那些非法直销活动的特征,我们安利根本就没有.
但是社会大众常常搞不清楚其中的差别,一看到多层次直销,就先来一阵狂轰滥炸,一竿子把直销企业全部打翻,通通斥为非法勾当.
以为要防止"老鼠会",只要禁止直销事业就可以办到.
但是全美2500多家正正当当做生意的直销公司,也得替那些可恶的"老鼠会"陪葬.
因此,我们发动广告宣传来教导美国大众,揭露非法"老鼠会"的把戏,以避免无辜民众受骗.
安利公司为了这件事,在全美各地的报纸刊登了几百则广告,而且我自己也巡回美国各地举行几十次演讲,向社会各界说明、澄清.
让政府开窍事实上,要教导美国民众还算好,但要教会联邦政府合法与非法的差别,却真是不简单.
不过显然我们责无旁贷,总要让政府官员开窍才行.
因为在1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对安利公司提起诉讼.
根据委员会的说法,安利的直销计划就是个"只想吸引更多直销人员的金字塔'老鼠会'","注定会失败",而且"过程中充满了令人难以坐视的欺诈、蒙骗".
我们被控违法之处,是公司要求直销人员以内定价格出售,限制直销人员不得售货给其他零售系统,而且夸大安利直销模式的谋利潜能.
对安利公司来说,委员会这项指控,是公司第一次受到的严重攻击,公司简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后,安利虽然获得胜诉,不过经此教训,我们也明白,有必要让联邦政府知道我们远在密执安州亚达城,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生意.
厂商的统一售价政策,在以前《反托拉斯法》宣布其违法之前,其实是相当常见的.
不管是通过独立的直销商或零售商来销售,有些厂商都会要求售价统一,亦即商品转售价格维持不变.
这种做法,大都是为了确保商品售后服务能维持在较高水准.
不过,现在每家企业的定价政策都必须配合法律法规而有所修改,这也是现今一般采用"建议售价"的原因.
跟受金字塔诈骗拖累的情况差不多,这也是因为有关当局不了解安利的做法,才将固定售价视为违法的.
而我们对于直销员的适度规定,被司法当局误以为妨碍公平交易,像这种情形也不在少数.
安利的情况,要是说给一般讲道理的民众听,大概解释三十分钟他就会懂了.
可是政府机关呢他们就是不能理解.
所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拿着安利印制的手册鸡蛋里挑骨头.
他们在我们以前公布的目录中,盯着百来样商品,希望从中可以找到我们"限定售价"的罪证.
在委员会对我们提出诉讼之前所搜集到的证据,不管是关于安利以前公布或实施的直销规定,其实都是断章取义.
委员会拿到一份1963年的直销人员手册,并把它作为安利限制售价的证据.
但事实是,起码从1972年开始,售价限制已经随着旧手册停用而废止了.
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会也相当有趣.
委员会对安利宣称任何直销人员都有机会达成业绩最高目标好像很有意见,而且似乎我们这么说,就有天大地大的干系.
为了取信,我们公布了一些超级直销商的资料,但委员会对此也不太关心.
后来理查在台上接受询问时,被问到是否说过一个月可以赚1000美元,或一年50000美元的话(这在70年代可是笔大数目),理查回答:"是的,我说过.
"委员会某官员接着说:"嗯,我们有录音.
"理查回答:"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不管有没有录音,我都承认说过那些话.
不过这有什么问题吗"官员说:"可是很多人都赚不到这个数呀!
你也知道吧.
"理查说:"知道.
但我也绝对不保证,谁可以赚到多少钱啊!
"官员说:"好吧,那我们就让你看看,看你们这样做,会伤害到一些人.
"那些所谓的"证人",这时候也都出席.
其中有几位出面投诉,说他们都被安利可以赚大钱的话所误导:"我加入安利,做了几个月,可是找不到人来参加说明会,产品也卖不出去.
"这些人也许会这么说.
于是我们的律师可能就要去问个究竟:平时跑业务跑得够勤快吗会把握机会跟客户介绍产品吗找人参加说明会,够不够积极懂得利用介绍人提供的训练,强化销售技巧吗结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事实上,有些直销商后来虽然不卖安利的东西,但过去从安利学到的经验,仍对以后的事业大有帮助.
我们问过其中一人:"你加入安利之前做什么工作"他回答:"我在一家仓库开叉车.
"我们继续问:"那你现在做什么""嗯,我现在卖保险.
做得还不错.
"我们紧追不舍:"那么你是如何适应转换的呢从开叉车,到保险业务员""喔,我把以前在安利学的东西都用上啦!
"我们说:"谢谢你,先生.
"即使是这些已经离开安利,且之前或许有过不愉快经历的"证人",都一样可以证明,事实上,通过加入安利,对他们日后的工作的确很有帮助,并比过去更有机会成功.
获判无罪经过四年诉讼,相关文件往返成千上万份,几百次的询问、访谈,花了400万美元以上,安利直销计划最终获得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认可.
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并由委员罗伯特·彼陀夫斯基发表书面宣言:"我们已获至决议,安利直销计划并不是非法'老鼠会'.
安利公司对于直销商执行之售价规定,主要在于防止客户不当取得商品,并没有妨碍竞争之公平原则.
除了部分(直销商)获利宣传之外,被告(安利公司)对于其营运状况或从业人员所能拥有的机会,均无虚假不实、误导或欺骗的行为.
"不过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要求我们调整定价方式,而且在对有兴趣入行的人做说明时也要格外谨慎.
当然,我们很乐于遵守委员会的判决结果,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份判决书事实上是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再次打击.
所谓"契约的自由",应该是自由市场的基础.
如果在契约拟定上无法获得充分的自由,企业不管是在对待客户、员工,甚至直销商方面,都会觉得束手束脚,缺乏挥洒的空间.
在美国这个地方,应当是任何两个人,可以以任何方式订下契约,无须政府介入.
这种理念,应该就是美国的立国根基.
因此,直销人员、直销商或其他类似机构,根据某个契约,以某个固定价格销售商品,如果属于正当买卖,任一方都无欺诈、瞒骗或强夺的行为,那么这份契约就应当成立.
但是委员会资讯部副主任艾拉·弗曼并不这么认为.
他问道:"我们禁止统一售价,这妨碍到自由企业了吗""事实上,是我们让自由企业制度有效运行.
我们的功能在于解放,排除了某些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操纵与控制.
"如果我们清楚这个"解放"让整个国家经济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会觉得那样的自以为是多么让人觉得好笑.
民间企业之间种种毫无虚伪、诈骗之实的契约,尽管据弗曼先生的说法,是一种企业"操控",但这跟政府的"管制"还是大不相同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据以提出诉讼的企业关系或协定,是出于自愿的.
而一个自由人之所以愿意签订某项契约,是因为相信自己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
但政府的管制,却不等于契约.
官僚体系制定规则,然后企业界就得跟着照办.
在政府的法规限制上,没有所谓的自愿或利益考量的余地.
我们采取固定价格政策虽然不能得到政府机构的认同,不过我们禁止直销商把货批给零售业者的做法,委员会相信这是基于公平所必需的,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
安利整个事业的基础,就在于面对面的销售方式,直销商以自己的朋友、亲戚和邻居为顾客,一定可以比平常的零售店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客户,让他们享有最佳服务,是大家都能肯定的.
再者,关于宣扬直销商有机会获得高收入是否涉及夸大,由委员会的判决来看,他们对于"欺骗"的理解与认定显然相当特殊.
在诉讼期间,理查曾告诉新闻媒体:"应该注意的是,(贸易)委员会根本找不到任何想加入(安利)成为直销商的人,因我们的直销计划而招致误导的实例.
但委员会仍然认为该计划有欺骗他人的可能,其结论所采取的,纯粹是理论性的法律标准.
但这跟事实根本是两码事.
委员会的说法,仅是认定某人某天在某个地方可能受到误导如此而已.
"现在,我们也采取更谨慎的态度,每次提到直销计划时,各种培训教材上都会标示出那些工作较为积极的直销商的每月平均收入,提供给有兴趣者参考.
如何辨识"老鼠会"这不是安利公司第一次被误以为"老鼠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这种误解,实在很荒谬.
第一,"老鼠会"的入会费,金额通常相当高,而且也不能退费.
而要加入安利,刚开始缴交的费用十分低廉,而且可以部分退费.
销售手册及启业资料售价是十五美元,产品样品是十美元.
如果直销商决定退出,那么没用过的产品可以退还给他的介绍人,并要回货款.
第二,安利的业务所以能够成长,全赖于品质优良的产品,而那些"老鼠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虽然以一些粗制滥造又没用的商品作幌子,骨子里其实只是不断找人加入而已.
虽然安利的直销商可以借助介绍人加入,来使业绩加倍成长,但是能不能赚到钱,还是要看销售额.
如果东西卖不出去,大家一毛钱也赚不到.
直销商一定要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提供适当的服务,才可能做得出业绩.
如果直销商只是忙着拉人加入,忽略了商品销售,他还是不能因此增加收入.
第三,所谓的"老鼠会",通常很快就会面临市场"饱和"的问题.
也就是说,尽管短期内飞快成长,但很快就会耗光资源,找不到新人加入,整个组织也就崩溃了.
联邦贸易委员会误以为安利公司也会面临市场饱和的状况,实在是非常可笑,也显示他们对于安利的直销计划连粗浅的认识都没有.
在安利公司经历十五年的奋斗后,我们旗下的直销人员或机构,只占全美国总户数的1%而已.
如今过了四十年,安利已有大幅成长,但后来的发展空间还是极为宽广.
直销商不仅可以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发展销售组织,他们也可以进军国际市场,寻找更为开阔的天地.
想想全世界的人口,那还有多少生意可做呀.
为了防止一般民众受骗,下次如果碰到推销多层次直销的销售人员,各位可以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1.
第一笔投资是否能拿到很高的回报他如果吹嘘每年可拿十倍的回报,那就不太对劲了.
2.
入会费是否很高,而且绝不退费呢3.
他们是否真正销售某种商品或服务呢品质好吗4.
直销商的态度是否鬼鬼祟祟,或者回避一些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呢5.
这家公司是否加入了直销协会呢如果是协会成员,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美国直销协会一直以致力于教育大众、对抗非法"老鼠会"为己任,并多方寻求司法当局的协助,好揪出不法分子.
协会对于成员的经营方式及作为,有严格规定及明确的指导.
对于安利公司的产品,联邦贸易委员会可就无处挑剔了.
反观那些非法"老鼠会"贩售的商品,根本和垃圾差不多.
他们的营运方式,只是不断吸取资金进入金字塔体系以求活命,一旦失血就会消亡,因此寿命通常极为短暂.
而真正的商业经营则关心客户的满意度,并力求提升产品品质.
在这方面,委员会报告就说得很清楚:"安利公司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一位市场营销专家指出,安利的高效洗衣液虽然没有全国性的广告作促销,市场占有率也不大,但在37种同类商品中,其使用者的品牌忠诚度却高居第三名.
安利的浓缩清洁剂在品牌忠诚度调查中,在16项同类商品里,高居首位.
"在1979年摆脱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纠缠后,安利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事实上,在1979财政年度中,安利的零售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3亿美元,共计达8亿美元.
长期来看,有委员会来找麻烦,反而帮了我们一把.
从这次经验中,我们不但学会怎么跟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时通过他们的认可,安利公司也好像拿到一块金字招牌一样.
如果遇上消费者疑神疑鬼,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你瞧,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跟你一样,有相同的顾虑.
不过在彻底调查之后,证明我们是清白的,我们一直是正正当当在经营直销事业.
"后来我们进军国际市场,很多国外人士以前根本没看过直销的做法,我们就利用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打交道的经验来说服这些人,让他们安心.
如果他们国内尚未设立相关法律条文,不能有效区分合法的直销和肆无忌惮的"老鼠会"时,我们会鼓励他们把美国相关法律作为本国法律规定的参考.
尽管当时被联邦政府调查,受到许多不白之冤,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先通过这个严苛的考查,日后要打开国际市场,想必不会这么顺利.
1982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法院又对安利公司提起诉讼.
从某方面来看,这次的攻击不会比前一次严重,起码它不至影响到安利公司的存亡.
不过这次不愉快的经验,对于安利公司的名声却完全没有好处.
我们的直销商在招募新人时,常常会假设例子以说明安利直销事业的获利能力.
对此,威斯康星州司法人员认为这种方式涉及违法,所以对安利公司及该地四位直销商提出诉讼.
而我们则提出抗辩,这些业绩说明并非欺诈.
安利公司的直销商,虽然都拥有相同的直销权和机会,但他能因此赚到多少钱,完全要看他们投入精力与时间的多少,并不是吃大锅饭,人人都领一样的钱.
有些人加入只当作副业,每个月赚点钱来贴补家用;有些则全职投入,不断努力,希望把这项事业做大.
而且,刚刚加入的直销商,短期内也绝对无法与其介绍人相比,收入上自然有所不及.
此外,还有一些直销商,刚加入就蓄意购买大批产品或高价的视听设备,希望借此让参加创业说明会的人印象深刻(或许这位直销商以为他只要拼命洒银子,就可以坐享其成).
由于这些因素,各个直销商的收入自是有高有低,而少数几位拼了老命、铆足全力的超级战将,就绝不是一般直销人员所能望其项背的.
而我们在说明会中所举的例子,当然就是以努力工作,投入精力与时间的超级战将为表率和模范,说明这项事业确实具备优异的获利能力.
把握安利事业机会有些人老以为安利可以让他一步登天,马上变成暴发户.
的确,有些直销商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赚到很多钱,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通常情况下,如果希望自己生意很好,大概就得跟理查和我刚创业时一样努力,而且不轻易退缩.
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应该通过媒体,让大众都能清楚地明白.
因此,直销商用来招募下线的宣传品《安利商业评论》,也随刊公布直销商平均每月收入及分红的资讯.
我们公司很多直销商在产品说明会中,通常喜欢以那些收入高达六位数的超级战将为例,期盼民众闻此而心动.
但是,过度强调这些营销领导人的成功,事实上让我们忽略了安利更大的成就——全世界有几百万个人,因为他们不浪费闲暇时间,兼职销售安利产品,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纽约州北部有个妈妈,希望自己能够多少赚点钱,好供自己小孩上教会学校,不过她希望还能兼顾家务;在土耳其,一位家中有六个小孩的爸爸虽然拥有安利直销权,但他只是用来为家人购买日常用品;日本某商人认真卖安利的产品,好赚钱到夏威夷玩.
这些人或许每周投入安利的时间连五小时都不到,他们的目的就是多少赚点钱,让自己生活得更自在.
或者,有些可能投入十小时,好赚钱供小孩上大学.
不管你要兼职或全职,你是非常拼命还是随缘做生意,机会就在你眼前,你愿意投入多少时间,想努力到什么程度,安利的任何直销商都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注意,整件事不过如此.
我们创办安利公司,让各位去利用.
你平日遇上什么麻烦,不用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你办不到的,我们也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好好去把握这个机会,交出自己能做到的成绩就行.
"当然,直销计划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只要是做生意,就有风险.
不过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让风险降到最低.
同时,安利旗下有成千上万的直销商,我们也无法一个一个去监视、追踪和控制,里面难免有人胡说八道伤害整体声誉.
但是理查跟我都相信,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套计划是绝对可行的,而且运作得相当不错.
如今,它已经通过时间的考验.
对于那些抱着酸葡萄心理,见不得别人成功的家伙,我们也绝不退缩,随时愿意挺身为安利辩护.
安利早期受到政府责难,也让我跟理查体会到对政治运作的了解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根本不知道多层次直销为何物的政府官员,手操生杀大权,或许一件诉讼案或一项新法规,就可以让安利关门大吉.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加拿大的经验,可是再惊险不过的了.
第八章加拿大保卫战1982年11月12日,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突袭安利加拿大公司,随后官方发言人召开20分钟记者招待会,宣称安利公司在加国逃税逾2800万美元,要求安利补交税款及罚款共计1.
18亿美元.
此外还放出风声,准备把理查跟我以及安利公司的另外两位副总裁引渡到加国法院受审.
从金额来说,这是加拿大国税局有史以来,所起诉的最大一宗"逃税案".
无疑,这是安利公司自创办以来面临最最严峻的考验,而且在商誉名声上所受到的损害,也是前所未有的.
加国官员召开记者会的第二天,我们也在亚达城召开记者会,由理查、我以及两位被起诉的副总裁一起向大众说明我们的立场.
安利公司跟加拿大国税局的纠纷,可追溯到1965年.
当时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比1982年案子爆发时要友好得多.
为了了解1982年的情况,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我们跟加国政府机构的来往背景.
加国海关对于进口商品的关税征收,是根据该商品在原产国自由市场中的估价.
这种征税方式,对于情况特殊的安利产品并不应该完全照搬,必须经过适度的调整.
因此,早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加国海关交涉,达成谅解拟出新办法,适用于美国生产进口到加国的安利产品.
根据这项办法:第一,安利公司适用的关税税率,与通过零售店销售的竞争品牌相同;第二,该货物若是通过其他厂商而非安利制造的,一旦进口加国,关税由安利支付;第三,安利若在美国将货品批发给第三方后进口加国,安利也要负担关税.
我们跟加国政府在1965年8月完成交涉,拟出上述办法.
从那时起一直到1980年的15年间,彼此都相安无事,不管是加国政府还是安利,都认为这套办法非常公平.
在这15年里,加国海关对于安利进口货品的纳税情况,经过几次审核查验,都表示相当满意,认为符合1965年的协定.
但到了1980年初,加国政府突然片面修改管理办法,要求安利适用新税率,跟过去15年相比,税率突然提高逾四倍.
何以突然如此呢当时安利公司有位经理虽然才任职两年,但他对1965年我们跟加国海关的关税协定一直有意见.
事实上,他既没参加过1965年的交涉,对于这套管理办法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
但他却成功地说服为安利公司审查账务的会计事务所及报关行(这两家公司也没有参加1965年的交涉),片面相信安利当年在谈判中涉及虚假陈述,而且在后来的几次税务审查中有欺诈逃税之嫌.
他甚至想把我跟理查拖下水,说我们两个也涉及欺诈.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当然又是一件麻烦事.
因此我们马上采取行动,希望了解这位员工的说法,并寻求法律顾问的协助.
他认为安利公司应该付一大笔关税给加国国税局,但我们拒绝了他的建议,因此他就辞职了.
这位经理不知道怎么说服我们的报关行的,没过多久,报关行也不再受理安利产品的报关事宜.
而且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报关行就贸然发信给加拿大国税局,转述那位经理的片面指控.
就因为如此,安利莫名其妙地倒了霉,尽管并无涉及非法的确凿证据,仍于1980年突然接到加国政府提高税率的通知.
当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紧张了.
因为按照这个新税则,等于叫安利别再把货运到加拿大来.
更糟糕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声也受到了损害,好像真干了什么不清不白的勾当.
因此,我们找来一位关税专家,以了解整个情况,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
我们聘请了弗农·阿克里,他是一位退休的美国海关专员.
阿克里仔细审阅了1965年的关税协议后,认为其中找不出任何安利涉及隐瞒、掩饰甚至欺诈的蛛丝马迹.
他说,不管是从往来备忘录、交涉文件或其他调查报告中,都找不到任何安利公司欺骗加国政府的证据.
阿克里说:"加国政府处理这件事情相当鲁莽,还没听过你们的解释就当作非法,也根本没有人从加拿大到亚达城来,说'人家对你这样指控,你们有什么说法'"的确是非常鲁莽啊!
而且加拿大税务机关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
我们开始怀疑当时的加国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是否有某种反商倾向,尤其是对美国商人特别有意见当时特鲁多正寻求连任,不过却受到保守党候选人彼德·波克林顿的严峻挑战.
波克林顿是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地区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让现任总理颇感威胁.
就在这个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就不断地发生了:安利公司的载货卡车要进入加拿大境内时,无缘无故让海关人员拖延了很久;直销商也开始遭到各式各样的查账困扰.
不仅安利,其他的美国公司也有相同状况.
特鲁多政府对美商的敌视,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有很多加拿大人喜欢购买美国货,而且有不少人是靠美商投资赚钱维持生计.
全世界的安利直销商都要接受所在国家的查账,不过除了加拿大,没有在哪儿遇到过什么大问题.
安利公司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每年约达50亿美元,我们在那儿也定期接受查账,不过从没什么麻烦.
在加拿大政府蓄意刁难的同时,我们也以同样价格卖到全球好几个国家.
我们卖到其他国家的价格都不变,唯独加拿大的做法和国际社会不一样.
这种独一无二的关税估价方式,不但在国际社会闻所未闻,而且还有一整套老旧过时且毫无意义的进口限制.
更具讽刺的是,在我们跟加拿大国税局发生冲突之后,加国政府反而变本加厉,要改变其关税法则.
否则在当时的贸易法规下,安利所适用的出口估价方式,是不该受到质疑的.
无独有偶事实上,加拿大国税局也不只是针对安利,连许多加拿大企业都身受其扰.
加拿大中小企业组织就曾抱怨:"不管我们报税报得多清楚,加拿大国税局总能找到方法来挑我们的毛病.
"在加国政府片面修改税法之前,安利公司缴纳给加国海关的关税超过2300万美元,而在这段时间里,安利公司还缴交加拿大联邦销售税近500万美元.
除了这些税金以外,安利公司在加国的分公司茁壮成长,一年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本地员工上千人,旗下更有10万家直销商,人数在15万到20万之间.
安利公司几百万的所得税一年又一年地缴纳,同时又从其他加拿大公司购买商品及劳务.
安利公司对加拿大经济的成长,实在是贡献良多啊.
然而就算不考虑到税金方面,加拿大政府对安利公司,在财务上还是带来沉重的打击.
被加国政府这么一搞,安利公司的声誉大受影响,再加上经济衰退的冲击,1982年安利在美销售收入大幅下降,幸亏当时在全球市场扩张得宜,才弥补了我们在本土的失利,全年结算还有小幅增长.
1981年,安利营业额由前一年度的14亿美元,增加为15亿美元.
然而事实上是有好几个月在赔钱,盈余也所剩无几.
如果当时安利是股票上市公司的话,光是加拿大国税局和威斯康星州政府,就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了,股价铁定要暴跌.
对安利公司来说,从创设至今,再也没有比这两件事更倒霉的了.
在加国国税局找麻烦期间,很多直销商仍然支持并信任安利,他们就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与公司保持团结.
那时候,亚达城的总公司接到许多来自直销商、朋友、供应商及客户的信函或电话,表达他们的慰问和支持.
我记得,有一封电报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电文只有一句:"我们始终支持你们!
"底下是209位直销商的签名.
我们创设的安利公司,让许许多多的人凭借他们的安利事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及成功,如今,他们以感恩的心向我们回报温馨的忠诚.
安利公司的内部员工也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
有位署名"忠诚安利人"的员工,1983年初写信给我跟理查.
信上写道:"我知道,你们在人前人后都得表现出一副乐观、积极而自信的样子.
我也能体会,在面对加拿大这场考验和美国本土生意萎缩的时候,尽管现实情况如此严酷,还要保持积极、乐观和自信,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过去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对外界说,我们公司是多么的伟大,让大家也都相信这一点.
如今,让我们相信自己有多么不简单的时候到了!
每个人在一生中难免都会犯错,安利公司也不例外.
但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做错的事情,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我们在(安利公司)全球总部的员工,都保持着善良本意,竭尽全力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好心会有好报的.
这段过渡时期只是个考验而已,考验你们跟我们大家的信心.
千万不能放弃信念!
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全部.
"经过那段考验,我们的直销商和员工们展现出团结、和谐及无私忘我的情怀.
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就联想起动物界类似的例子.
例如,当大雁南飞时,都会成"V"字形排列.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雁群中每一只大雁拍动翅膀所带起的上升气流,可以让后头那只飞得更省力.
利用这种方式来飞翔的雁群,其续航能力比单独一只多出了71%.
启示:方向一致而有团体意识的众人,在行进过程中相互信赖,这样就能更快达到目的,也更容易克服途中的困难.
当其中任何一只大雁脱离队伍,马上就会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阻,这会迫使它再回到队伍中,利用团队带来的飞行助力.
当带头的大雁疲倦乏力了,它就会去"V"字形队伍的末尾,由下一只大雁领头.
启示:吃力的工作要由大家轮流来做,这样才合情合理.
最后,当雁群中有某一只生病或为猎枪所伤,无法继续飞行时,另两头大雁也会脱离队伍,帮助、保护那只病号,一直到它可以再次回到空中,或等到它死去才离开.
这几只落单大雁,或自成队形,或加入其他雁群,一路寻回自己的队伍.
启示:我们竟然还比不上一只大雁吗不也应该像这样,随时准备向他人施出援助之手吗!
一旦困难来临,我们都该记取大雁的启示.
当加拿大国税局刁难我们的时候,理查跟我发挥了危难之时相互扶持的精神,同时也鼓励直销商和公司职员不忘相互协助.
在对抗加国国税局的时候,安利公司并不孤单.
我们得到许多有名望的政界人物的协助和鼓舞.
密执安州两位国会议员—盖伊·范德贾格特和哈罗德·索耶在众议院公开支持安利公司.
范德贾格特严厉谴责加拿大国税局的做法,他说:"我们无意挑起贸易大战,但实在是忍无可忍.
安利公司不想变成加拿大政府的牺牲品,但对于她坚决不退让的举动,我要给予喝彩!
安利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和揭示加国政府的荒谬,赔上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也无疑要耗费许多金钱.
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悲叹.
"虽然我们有这些人士的大力支持,但我们对抗加国政府的法律行动却不是那么顺利.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这边的抗辩律师团阵营错乱,人马混杂.
截至1982年底,我们总共委托了10家法律事务所打这场官司,另外还有一家负责协调.
这些律师花了我们一大笔钱,但从他们嘴里,却得不出个干脆的答案.
其实这时候,我们有必要改弦更张,不能再靠这些律师了.
我们需要有个比较强势的高手,进来把情况直接搞定才行.
因此,1982年12月,我打电话找到了老朋友比尔·尼科尔森,他在福特总统时代在白宫担任总统助理.
之前,他就一直注意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对安利加拿大案子的来龙去脉相当了解.
他表示愿意到加国走一趟,帮我们把事情搞定.
比尔一月来到时,很快就发现原来那家负责协调的事务所正是问题所在.
这位总掌舵大律师要求其他所有律师都要听他调度,各人只负责一部分,只有他才了解全部情况.
但是他的做法,却把事情搞得纷繁混乱、复杂无比.
我们这件案子所受到的困扰和迷惑分成两个层次.
因为加国国税局对我们提起的是民事诉讼,并不能强制引渡我们,因此加国政府又在地方法院对理查和我提起刑事诉讼,准备把我们俩引渡到那儿.
这件事,的确带来很大的压力.
1983年7月,比尔拜会加国检察总长,让那件地方法院的刑事案有了突破.
最后我们在10月份向安大略地方法院缴付罚金2100万美元,整件案子才算结束.
原先我们是不想这么付钱了事的,因为这笔罚金可不是小数目.
但是我们都觉得,必须早日解决,好让生活回复平静.
报上的报道,接二连三地对我们造成伤害,这件事情不解决,伤害必定越大.
如果长期这么抗战下去,我们就算是胜诉,也必定损失惨重.
和解到1989年9月,诉讼已超过6年,我们觉得也该跟加国国税局有个了断了.
当然,我们不想这么当稀泥把它和掉.
但不这么办又能怎样总不能再花个十年八年跑法院吧.
我想,当时加拿大当局也了解到,要是一直这么耗下去,我们可能会抛弃在加国的资产.
到1989年,安利在加拿大只有两家工厂,总值大约只有加国国税局所要求的十分之一不到.
3800万美元的和解金,安利公司并不是付不起.
我们在1989年财政年度中,营收总额是19亿美元,而且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良好.
事实上,倘若抛弃加拿大的公司资产,我们的负担还会更小.
但是,我们在加拿大有十余万名直销商和数百名员工,他们都必须依靠安利.
如果我们跟加拿大一刀两断,等于弃这些人于不顾,况且我们过去跟直销商、员工和众多客户所做的承诺,也将随之尽付空言.
在加国诉讼期间,我们还聘请黑格将军作为公司的国际事务顾问.
我们是在70年代末传统基金会的董事会议上认识的,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后来我们在加拿大遇到困难,急需外力相助,这时黑格刚离开公职,开始自己的国际公关顾问事业.
他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在风云际会的国际社会,他的经验宝贵无比.
不过黑格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大人物,因此当初我们委托他担任顾问时,并未透露给新闻界知道,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注惹来麻烦.
当然,黑格有时候会在安利直销商大会中应邀演讲.
不过要是外界知道了他在安利的真正身份,很可能要引发额外的风波.
因此,我们只能偷偷地接送黑格来大急流市,向他请教一些事情.
他每次到访,都住在理查那幢接待来宾和朋友的房子里.
在安利全神贯注应付加国打击时,海外市场的士气也受到拖累.
因此我们委托黑格替我们到英、法、德国走一遭,发表演说为直销商打气加油,让他们知道,在美国的我们绝对没有忘记他们.
黑格在欧洲极受尊敬,因此他的出现,让我们安利沾了很大的光.
之后,不管美国本土或海外市场,安利产品的销售状况又逐步恢复成长.
对于处理这些棘手问题,黑格是很有经验的,而且他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也不是常人能比得了的.
黑格在尼克松连任总统时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尼克松总统辞职前那段慌乱时期,其实是黑格在主持大政.
对于当务之急,他总能妥善处置,而且手腕相当高明.
黑格在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时,就跟加国特鲁多总理常有接触,彼此往来相当友善.
虽然这两个人的政治理念不一定一致,不过黑格却相当有技巧地保持美加两国政府外交上平安无事.
对于特鲁多,尼克松并不太重视,因此跟加拿大有关的事务,就由黑格负责居中联系.
黑格在加国政府中的人脉关系和他优异的沟通能力,在那段时间里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在我们共同承受加国政府给予的压力,心绪大乱之际,安利公司的声誉无端受辱.
如果在这期间,我跟理查不是并肩作战、共御外侮,反而相互攻讦、指责对方的不是,那安利肯定要垮掉了.
为了避免彼此间存有任何紧张气氛,我们时时牢记四十年来的友谊,以互相都能了解的方式,共同处理这些烦人的事情.
如果我们两个先窝里反,那这么多年来,我们辛苦建立的一切都要毁于一旦.
理查是个了不起的事业伙伴,如果不是有他的鼓舞、智慧和支持,我可能过不了加拿大这一关.
在我们相互信赖,彼此依靠,经历种种考验的同时,安利也靠着我们坚贞的友谊渡过难关.
如果那些打击能把我们两个拆散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击倒我们.
加拿大国税局的干扰差点让安利公司整个混乱.
经过那么多年的法律诉讼,我们不能专心做生意,也几乎忘了当初创办这项事业所坚持的理想.
有一种病叫动脉硬化,其实企业也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许多公司在成熟之后逐渐僵化,无法迅速解决困难和面对考验,最后就会被年轻而有活力的竞争者所取代.
高层大地震加拿大这件事,让我们决定撤换国外法律协调律师,而且几个高层主管也显得不太胜任.
有几个资深的高级主管好像都忘了我们的远大目标,他们的办事效率远达不到该有的水准,而公司的获利能力似乎也不太理想.
尽管大伙拼命开会讨论商议,我跟理查所注意到的,仍是公司的成长率越来越小.
整个情况的确让人相当担忧,但不管是理查还是我,都无心自行处理这件事.
于是我们再次恳请比尔·尼科尔森出马,问他愿不愿到安利来,帮我们公司动个手术,比尔一口就答应了:"可以啊,待几个月我就会把它搞定的.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下周四我会从德国回来,周五我会把你们那个海外律师的问题解决,然后回休斯顿过周末,我需要带些冬天的衣服.
等星期一大早,我就到了.
"于是在1984年3月5日星期一,我们把整个安利的组织结构图画在一张很大的纸上,革新大换血就开始了.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对安利公司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虽然这个转变非常困难而痛苦,但毕竟很值得.
公司的成长率再次提升,不再显得暮气沉沉,步履蹒跚.
我们不再像是一家25岁的"中年"企业,而是充满朝气地进入第二个成长期.
关于保护主义我觉得我们在加拿大遭遇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贸易管制所造成的.
虽然安利和其他美国公司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仍然认为,要提升生活水准,要促进世界和平,对外贸易自由化是绝对必要的.
历史经验显示,当全球趋向自由贸易时,各国之间相处确实较为平和;反之,贸易战则很容易引发真枪实弹,血流成河.
有些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跟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斯穆特—霍利高关税法案》大有关系.
这方面的论证仍是众说纷纭,但保护主义得不偿失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幸在美国商会首次发表演说时,畅谈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理由.
实施贸易管制减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力,以保护某种国内产业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这种被保护的产业可能会一时得利,但长期看来仍将缺乏竞争力,无法进军国际市场,还会让本国消费者因此支付较高的价格.
安利公司跟成千上万的美国企业一样,都是国际贸易的受益者.
在这种自由贸易体制中,安利及其他跨国企业都能持续欣欣向荣.
而巧立名目的各种贸易障碍,只会让国内企业虚胖懒散.
唯有推动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国内企业的高效管理,同时提升消费者的福祉.
当然,自由不是就没有问题.
我在跟美国自由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就深有体会.
虽然我很支持新闻自由的理念,不过,有些媒体的自由作风却让安利吃足了苦头.
第九章对抗媒体偏颇报道伴随加拿大国税局案件而来的,是安利公司一整年都让新闻媒体疲劳轰炸个没完没了.
包括报纸和电视媒体,都打着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大旗,利用安利跟加国税务机构的矛盾摩擦大做文章,横加议论.
1982年秋天,《底特律自由通讯报》开始一系列的所谓"报道",8月时题为《安利阴谋诈骗加拿大百万美元》的报道和《安利阴谋》的故事首先开炮,炮口直接对着安利公司;到了10月,这家报纸又诬蔑安利公司就是"老鼠会",报道极尽丑化之能事,奚落我们公司的高职级直销商.
记者找到那些因家庭或财务问题退出安利的人,并把责任全部推给安利.
尽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早已裁定安利不是非法"老鼠会",尽管有成千上万直销商借助安利踏上成功之路,但这些新闻没人感兴趣,反而是那些拆台抹黑的报道,大家都抢着看.
像安利这么大的企业,难免会有人对它不满,或许他们离开安利时,也对整个销售组织怀有恶劣的印象.
虽然我们已经尽全力来降低这种不满,但要做到大家都满意,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也有些直销商,尽管职级已经相当高了,可还是会说出不当言论,或者做出不应该有的举动.
我们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直销人员,谁有办法把每一位都看得牢牢的呢受安利的组织结构所限,公司领导人对旗下直销商的约束和管辖,也只是间接的.
直销商并不是安利公司雇用的员工,虽然他们卖的是同样的产品,奖励制度也遵从同样的规则,各自对自由创业怀抱热诚,但彼此却是相互独立的,和安利公司并无从属关系.
《底特律自由通讯报》对新闻的处理,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
早在1980年6月15日头版中,该报就说我是"安利公司众所皆知的财务魔手","在两位(老板)中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一位,精于算计,也常常对'联邦政府'瞎搞胡整地进行破坏,提出警讯和告诫".
我可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么"伟大".
不过我承认对政府有所批评,但我看不惯的,只是那些一心以为政府组织太小,权力太少,作风不够强势,蓄意把政府机构膨胀成超级老大的人.
我们安利公司,正是自由创业的最佳实例,让大家看到,如果政府肯创造一个有利于做生意的环境,我们就能干得有声有色.
但是很明显地,这样的成功招来许多人的攻击.
《底特律自由通讯报》的报道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抹黑.
理查跟我当然不能如此坐以待毙,我们把一间旧会议室改成危机处理中心,摩拳擦掌,准备施以反击.
这间我们戏称为"战情中心"的房间,配备了电话和传真机,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来应付加拿大事件所引发的公关危机.
面对那些不利的歪曲报道,我们不回避、不退缩,也通过自己的渠道把真相说出来.
我在避暑别墅的露天平台上自己撰写整版广告的文案,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报纸上刊载,以揭示真相.
从1982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难挨.
情势所逼,我想一手扭转也没办法,因为一切似乎都操纵在新闻媒体手中.
在安利公司遭遇的第一次公关危机中,我们一开始就跟新闻媒体对着干上了.
起先,理查跟我全都上了火,继而又觉得灰心极了!
美国大众几乎都被那些权势通天的报纸和电视牵着鼻子走.
媒体只需三言两语,就可以让大众对安利怀抱着错误印象而不自知.
加拿大事件刚好给那些反对自由企业的新闻媒体一个添油加醋的大好时机,好把我们两个"异见分子"拉下马来.
有时候,我们觉得几乎是彻底无助.
当新闻报道极尽歪曲夸张之能事,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那一篇篇的谬闻刊出,一旦大众有了错误认知,我们又该如何扭转或许我可以去信更正,但是否刊登,还得看他们高兴.
就算来函照登,那也是好几天以后,而且刊登的版面绝对是不起眼的地方.
我们虽然用广告方式来为自己辩白,但这种方式花费昂贵,而且绝对比不上那些登在头版上的抹黑报道.
谈到抓住人民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根本是处于挨打的位置.
像安利这样的直销企业,因为很少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宣传,所以任何媒体要是对它们心存偏见,那就大事不妙了.
像那些常常做广告的传统企业,媒体如果要找它们开刀,也得考虑一下几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或许会因此泡汤.
但是对于安利这样的公司,反正也很少做广告,那么打起来也就不必手软了.
我们做广告辩白的方式,效果当然有限.
广告怎么能跟头版头条相提并论呢我们也想过要告这家报社,不过这么做很危险,反而让他们更有借口兴风作浪.
"干什么你们连新闻自由都不知道吗"他们或许会如此大言不惭.
我们哪会不知道什么叫新闻自由呢但要是打着自由口号狂吠滥咬,让个人或团体蒙受不白之冤,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那么就该遵循法律途径讨回公道.
因此我们就对报社提出诉讼,要求5亿美元的赔偿(不过后来考虑到可能会影响我们跟加国国税局的诉讼,因此撤诉),理查也下令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不再续订这份报纸.
这些不愉快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和难以匹敌的影响力.
为了维护人们的自由,我们一定支持新闻自由,但是新闻媒体必须自制,并且为自己的权利负起责任.
新闻媒体应该据实以报,不该哗众取宠,专以耸动为能事.
新闻记者、编辑和主播唯有秉持着诚实而自制的态度,才能博得大众的信赖.
《60分钟》③的平衡报道1983年1月9日,我们又碰上个媒体问题.
那个星期日晚上,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预定播出一段关于安利的深入报道,叫《肥皂与希望》.
没播出前,我们就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情况会怎样.
不过等我们看过之后,都觉得这段报道公正而平和.
电视台制作这段报道时,我们一直相当合作,我想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也应该很有帮助才对.
应节目要求,理查跟我都要接受《60分钟》记者迈克·华莱士④的采访.
他另外也会采访几位离开安利但心有不满的直销商.
对于这点,我们相当担心,不知道最后的报道是否会一面倒.
不过为了准备迎接《60分钟》制作小组,我们还是费了一番功夫.
我们聘请美国广播公司前副总裁沃尔特·菲斯特指导我们如何面对镜头.
沃尔特劝我们:"如果安利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别人就会出来乱讲.
我这么认为,如果公司这边没什么事情好隐瞒……而且也有能言善辩的发言人,那么不如就自己来说!
"许多经理人都被媒体搞得措手不及,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采访,结果是一副结结巴巴的样子,或心态上过度防卫,好像真的干了什么坏事,当然会给观众留下负面印象.
因此,沃尔特和他在纽约的电视执行工作室除了训练我们如何面对镜头外,也负责把安利公司受访的实况完整地录下来.
万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编人员有所歪曲的话,我们就有真凭实据与之抗衡.
我们派了一组摄影人员跟在《60分钟》小组后面,把他们的采访和拍摄全程摄录存档.
当然,(《60分钟》)最后的剪辑结果并非完全对安利有利.
事实上,里头很多负面报道,够让我们的直销商伤脑筋的了.
不过迈克·华莱士名号响亮,有他一句好话,顶得上别人十句.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一早到办公室,发现迈克·华莱士和他的采访小组已经在等着,这一天肯定完蛋了.
"不过我们接受采访之后,华莱士对记者同行、脱口秀主持人及其他人说,他以前对安利"先入为主的误解"都是不正确的.
他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发现(安利的)产品品质很好,他们不是在搞'老鼠会'.
"他还对特德·科佩尔说:"我认为,除非企业想要隐瞒什么,否则就该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对他们最好.
举例来说吧,安利公司就很聪明,懂得利用这个机会.
(接受采访前)他们不事先要求过滤问题,也不要求任何编辑、剪辑上的特殊待遇,非常配合我们,他们公开账本,开放工厂让我们参观、采访.
你问,他们就答.
或许最后的采访结果不是我们原先想要的,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公平、公正和正确.
这对我们(新闻从业者)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好的.
"唐纳休之祸很不幸,并不是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像迈克·华莱士一样公正无私.
1983年4月20日,理查在菲尔·唐纳休(还有人记得他吗)的节目接受访问时,就吃尽了苦头.
当时新闻媒体尽讲我们坏话,使安利的公共形象极为负面,因此,我们把这个节目的邀访当作导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不过在我看来,菲尔·唐纳休这样的人,感兴趣的不是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注意能否娱乐大众,而为了提高娱乐性,就要把上节目的嘉宾作为牺牲品.
如果我们去参加他的节目,很可能反而让形象更糟,因此我决定不参加,也劝理查不要去.
不过理查自有想法,认为不妨尝试.
理查认为,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唐纳休反正要在节目中大做文章,要是我们有人在那儿,起码能够替自己讲讲话.
原先我们就知道节目也会邀请若干以前安利的直销商,他们当然是心存不满,认为安利误导了他们.
理查跟该节目谈好的方式,是在直接面对现场嘉宾之前,由唐纳休做一对一采访,以5到10分钟的时间来说明安利公司的立场.
在唐纳休的节目中,一向是这样安排的,所以我们都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在访问中,理查坦率承认,有些直销商为了介绍人加入,的确违反公司规定,有误导之嫌,不过公司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制定了十项规定,以规劝、引导各直销商.
如果有人严重违犯规定,安利公司也可能剥夺其直销权.
然而节目的安排并未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我们给唐纳休整了.
在播放一段《60分钟》中出现过的安利公司直销商大会的纪录影片后,唐纳休跳过原先说好了的一对一采访,直接进入面对嘉宾的单元.
这个时候,他们把理查安排在现场中央位置,右边是我们公司的直销商,左边则是那些以前在安利有不愉快经历的人.
唐纳休根本不管现场秩序,任由那些对安利极为不满的人怒骂叫嚣,对理查频频大呼小叫,结果,本该是理智沟通、讨论的机会,至此已沦为马戏表演.
后来我们还发现,事实上唐纳休和他的制作群,竟然事前对那些不满安利的嘉宾给予指示,鼓励他们躁动一点,发言要"非常非常武断".
有好几次,理查刚开口说话,就被某位不满人士打断,喧嚷他个人因为安利公司而遭遇什么家庭问题或财务危机.
这些家伙一再举出一些统计数值来攻击安利公司,但对于这些数值从何得出却是语焉不详,嘴里对理查和安利公司尽做些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抹黑.
更糟糕的是,现场竟然有五支麦克风,除了理查、唐纳休各有一支外,还有三支麦克风在摄影棚里四处放炮,另外还有场外观众打进的热线电话,现场情况简直是一团槽.
事后我们自我检讨,正因为对方人马的表现实在太差劲,倒是我们安利彬彬有礼,颇有君子风度.
整个节目下来,理查和代表安利参加的直销商都非常有礼貌而且语气平和,反观那些捣乱分子几乎是完完全全不知教养为何物.
节目播出后,《国家评论报》专栏作家威廉·拉舍写道,唐纳休"在理查·狄维士参加节目那一天,肯定也不好过.
我从来没看过哪位电视嘉宾竟然被如此粗鲁地践踏、污辱.
"这一个小时的折磨苦刑,十足考验了理查的耐心和韧性.
在节目进行当中,唐纳休放任其他嘉宾对理查施以无凭无据的攻讦责难,却让他苦无机会说明原委.
在这种一面倒的安排下,公平的讨论和交流当然不可能发生.
拉舍写道:狄维士戴着麦克风,足足在那儿枯坐了一小时,现场嘉宾连珠炮似的责难,连个人的家庭问题都朝他头上赖.
他费力地想说明、解释,但才开口说话,马上就被打断.
一直到最后,唐纳休不但不给狄维士说话的机会,反而落井下石地抬起头来,对着挂在顶篷的扩音器大喊:电话线上的嘉宾还在吗跟我本人比起来,狄维士肯定是冷静多了!
要是换上我在那儿听那些胡言乱语,半个小时我就会摘下麦克风丢给唐纳休,告诉他只要有空我随时奉陪,然后就走人.
节目进行当中,也有些人很勇敢,现场打进电话来支持理查.
有些电话表示,安利公司的直销计划让他们家庭渡过一些难关;有的电话强调,努力工作才有成功的机会.
而那些心存不满、早就从安利直销事业打退堂鼓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有位打进电话的观众这么说:"我在美国安利公司待十年了.
每个礼拜的管理会议我都参加,会上高层主管训示我们,'认真努力,就会成功'.
事实上,每个美国企业对刚进公司的新人都是这么勉励的,然而安利公司却因此独蒙其咎,他们只是大家一起站出来,然后会对大众高喊'认真努力,就会成功'的口号.
"尽管理查在仇视安利的人面前受尽屈辱,唐纳休对那些粗野无理的行为视而不见,但公道自在人心,许多人都替理查抱不平,认为理查的风度是唐纳休绝对比不上的.
当时的副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在收看节目后,特别寄来慰问卡片,后面写着:"狄维士——10分,唐纳休——0分!
"署名是"敬爱您的芭芭拉".
对那些真正了解安利理念的人,是不会理会那些阴风鬼火般的污蔑的.
敲响警钟80年代的几件事情,迫使我们使出全力保护自己的公司,同时也让我们仔细检讨这些年的作为.
从某方面来说,那些事件对我们恰好是个警钟.
我们希望能以一种世界性的视角来看待事业,但在繁琐事务中,我们很可能因此而淡忘了遥远的梦想.
这个时候,加拿大国税局的诉讼案、媒体的批评和指责(尽管通常是不公而毫无根据的),以及其他的公关、声誉问题等等,让我们看清外界是如何看待安利公司的.
如同理查所言,1982年的连串意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
求新求进步永远不嫌晚,我们因此知道,安利还有好些地方可以改进得更好.
我体会到,那些负面的媒体报道,已经把安利公司活生生地揪出来,摊在阳光下.
那时候的安利公司已经够大,也够显眼,再也不该以低姿态来闪避媒体的注意.
因此,我们在公共关系事务上,必定要有所回应,以更专业的方式来处理才行.
加拿大国税局诉讼案爆发的时候,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们在加拿大境内没有公关公司代理,而且也没投下时间、精力和金钱,向加拿大人民及政府事先自我介绍一番,让他们清楚安利公司到底是干吗的.
于是当新闻媒体向安利开刀时,我们就很惨了.
在对安利公司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媒体报道,当然是全盘接收,不管报道是否公平、正确.
在那些事件中,理查和我都让媒体修理得很惨,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不定撑不过这一关.
当时那种心理和身体的压力和紧张,把我们两人都搞惨了,而且差点让理查因此丧命.
我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负荷却不自知,一直到1983年理查心脏病发作,才有所警觉.
那时候我一边担心着公司的事,又挂念理查的状况,肩负千钧重担,实难言喻.
后来理查在手术后逐渐康复,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很注意彼此的工作负担,把更多事情放给底下的人去负责.
我们意识到,要同时应付新闻媒体、加拿大国税局和经营年营业额几十亿美元的企业,不能光靠我们两个.
但许多企业家就是因为脱离本职太远,反而因此走上失败的道路.
而且,要在媒体中扭转原先的负面形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者,理查跟我其实大可以把公司卖掉,去过恬静的退休生活.
事实上,当我们还没从媒体打击中恢复过来时,就有一家日本大商社出价要求收购安利公司.
如果就这么把安利卖掉,理查跟我在转手之间就能赚到十亿美元.
当时比尔·尼科尔森代表我们,在纽约和那家日本商社讨论了几个星期.
最后,他终于谈妥交易条件,要我们做出决定.
理查跟我两个人想了大概一两分钟,最后决定拒绝:"不成,比尔,我们要把一切都留着.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时必须把原有的产业转让给他人,再把资金投入其他事业上.
例如,理查跟我以前在经营了3年之后,就把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卖给别人,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产业往后不会再像以前那般快速成长,而且当时我们俩对外面的大千世界跃跃欲试,急着想出去开开眼界.
我们早期很重要的史东面粉制品公司最后也卖掉,因为当时有更好的机会来到,我们需要资金.
卖掉大急流玩具公司,则单纯是因为它业绩不好.
因此,我们不肯卖掉安利公司,绝对不是舍不得抛去自己创办的企业.
我们之所以坚持与安利同在,是因为对安利的基本理念,我们仍是信心十足,愿意和当年的创业伙伴休戚与共,祸福同享.
我们知道安利直销计划的潜力无穷,只要脑袋够清楚的,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打退堂鼓.
很快地,我们的坚持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尽管安利公司被加拿大国税局紧咬不放,尽管安利公司让媒体修理得体无完肤,但只经过短时间的休养,安利又站了起来,而且海外市场的另一波成长期迅速到来.
第十章璀璨事业1965年,密执安州州长乔治·罗姆尼高倡"欧洲行动"计划,希望本州商品能打开欧洲市场.
之前我们从不曾想过安利公司可以跨国经营,但在"欧洲行动"的启发下,才想到安利这种面对面的直销方式,不管在哪儿都适用.
于是我们数度出国考察,看看有哪些新市场值得一搏.
那些中产阶级发达、有能力购买安利产品的国家,就是我们的目标.
不过除了购买力的考量之外,该国政治情况也要稳定,而且税率不能太高.
当时我们聘请奥斯丁·伍兹为国际部经理负责所有事务,由现任安利公关部资深主管凯西·旺德杰姆和鲍勃·胡克辅助他.
一开始我们在澳洲跨出国际化的第一步,再渐渐把触角伸入英国.
随着安利的国际化,理查和我才能把这套纯粹美国式的生财之道,推广到全世界去.
安利在国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但我们本国得到好处,当地的海外市场同样受益.
在海关解禁,各国开放自由贸易后,社会分工走向国际化,各国以其比较利益来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让全世界消费者分享成果.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通商不足以毁其国.
"不过有些国家却因为通商不够开放,而错失了富邦强国的机会.
推动海外市场最大的障碍,往往在于各国间不同的文化差异.
要消弭差距,扩大交流,增进彼此认识与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音乐和艺术.
理查与我都很相信这个道理.
我们认为,如果能出钱出力来支持艺术交流活动,就是建立一种国际共通语言,有助于彼此的了解.
在1982年,安利碰上个好机会,成为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奏的赞助厂商之一.
这趟巡回演奏会经过8个国家,访问16个大城市,带队指挥的是大名鼎鼎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米斯提拉夫·罗斯托波维奇.
实际上,这次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欧洲巡回之旅,跟1982年的荷美建交两百周年活动大有关系.
关于这件事,稍后再为各位介绍.
当时我赞助一位美国年青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个人展览,理查和太太海伦则常年赞助大急流市交响乐团,安利公司对于支持艺术及音乐活动极感兴趣.
就是这样,我们带着总统夫人南希·里根"一帆风顺"的祝福上路了,跟着交响乐团踏上欧洲之旅.
提琴圣手罗斯托波维奇是俄罗斯人,身材不高,头部谢顶,但待人处世热情洋溢.
在这段欧洲巡回演出期间,他跟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不过要习惯他那俄罗斯式的作风,可也得花些时间.
每次他在闷热的音乐厅活力十足地表演完毕,尽管全身大汗淋漓,照样要给我来个俄国式的霹雳拥抱和亲吻.
这几场演奏会壮丽优美,令人动容.
虽然在当世的大提琴乐坛上无出其右者,但对于罗斯托波维奇的指挥功力,有些人原本是不敢抱以厚望的.
不过等他们耳闻目睹之后,对他独特的诠释技巧无不交口称赞.
大师和乐团表演完毕,爱乐者起立鼓掌,经久不息,乐团不得不加演两三首短曲来谢幕.
在阿姆斯特丹国家音乐厅举办的荷美建交两百周年演奏会,尤其令人津津乐道.
那次演出,爱乐者四度起立鼓掌,这对保守、含蓄甚至稍有些冷漠的荷兰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们可不常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呢!
维也纳金碧辉煌的音乐协会表演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爱乐者只能站着聆听.
罗斯托波维奇右手捻着指挥棒,宛如琴弓在手,左手灵动飞舞,尽情挥洒出每支乐曲的饱满丰润,淋漓尽致.
所有演奏家在大师的热情感召下,融为一气,似乎在瞬间跨越自身的局限.
罗斯托波维奇才华横溢,技艺超群,完美地演绎了古典音乐的壮丽之美.
到伦敦的时候,我觉得我这趟旅行听到的古典音乐也实在够多了.
罗斯托波维奇每次的谢幕曲,一定会有肖斯塔克维奇改编、施特劳斯作曲的波卡舞曲,以及盖希文的《散步曲》这两首曲子.
一来,我不是太喜欢;再者,我都听了十几遍了!
因此在伦敦的有天晚上,我跟安排赞助事宜的凯西·旺德杰姆说:"要是这个礼拜再安排我出席演奏会,那我可要打道回府了.
"而访欧期间,除了要参加音乐会之外,平时也不得闲.
每天都要忙着会见安利公司驻欧主管人员和直销商,演讲行程也排得密密麻麻.
对于安利在欧洲的几家分公司而言,这趟巡回演出活动让他们出足了风头.
企业赞助文化活动必然会带来许多附加价值,赞助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对安利公司形象产生了十足的正面效果,再加上罗斯托波维奇在社会大众眼中,称得上是英雄人物,因此在到访的16个城市中,新闻记者争相采访,让我们公司也跟着沾光.
当时,对我们来说,欧洲是个新市场,因此安利在这里的业绩成长迅速.
而借着赞助名义,我们可以邀请那些业绩极佳的超级直销商来欣赏音乐会,并参加随后举行的酒会,让他们过足了瘾头.
在欧洲这个市场,你要让直销商有身份、有地位,他在外头才吃得开.
在欧洲巡回演奏之后,我们邀请罗斯托波维奇到亚达城来,为安利员工开了一场大提琴演奏会.
在乐曲之间,大师亲自跟听众讲述那把大提琴的历史,那是1972年安东尼奥·斯特第瓦里亲手制作的古琴.
这场音乐会,真让安利人爱死了.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但罗斯托波维奇的美妙琴艺,令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谢幕时又是全体起立鼓掌.
经济大使像支持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之类的商业赞助活动,不但让赞助厂商获得好名声,同时也在活动中发挥了影响力,并降低官民双方对自由企业经济的阻力和怀疑.
此外,这些活动也能发挥"论坛"功能,制造海外企业与当地政府领袖的沟通机会,进而达到和平交往的民间外交关系,以及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
这些美好的目的,谁会拒绝呢尤其是在美妙音乐畅流其间的时候.
1992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意大利热那亚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当时我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兼特使.
早在1989年春季,美国新闻总署的布鲁斯·盖尔布就与我接触.
他知道我曾经在荷美建交两百周年活动中出过力,而且我和当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彼得·塞克亚也是好朋友,因此邀我帮忙.
我个人对历史相当感兴趣,而且哥伦布航行的终点加勒比海地区,又让我情有独钟,所以我答应赞助这次世博会,并担任代表团团长.
因为这项奉命外派的官方工作前后长达几个月,政府就授予我大使头衔,成了"大使阁下".
我喜滋滋地告诉贝蒂,不过她可不吃我这一套(也许,我要是称她"大使夫人",她才会对我另眼看待吧).
大使工作一直是我向往的,不过却一直苦无机会.
1988年,里根总统有意让我担任加勒比海地区大使(美国在巴巴多斯岛设有大使馆),负责加勒比海地区外交事务.
当时我实在没时间,只能很遗憾地拒绝.
1989年8月,布什总统指派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我前后宣誓就任了两次!
第一次是不公开的仪式,在我的密执安湖畔的夏季别墅举行,只有贝蒂观礼,由布鲁斯和塞克亚大使监誓,仪式之后我就算正式上任.
第二次则是公开举行,这是为了让媒体拍照用的.
不过第一次宣誓典礼可好玩多了,彼得按照规定要递给我一根大的木槌,大家拿着它开玩笑,胡乱猜测这把木槌能干嘛用.
热那亚世博会的筹备工作,我觉得很好玩,不过有时候跟这些吃公家饭的办事,还真是麻烦.
当时我找来华盛顿安利公司的员工约翰·加特兰担任副团长.
他在荷美建交两百周年活动期间展现出十足的魄力,办事有魄力,可以突破官方那套劳什子,三两下就能把事情搞定.
在这次热那亚世博会中,他再展身手,一样是可圈可点.
他甚至把整个活动控制在预算之内,对世博会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而作为世博会中美国馆的主要赞助厂商,安利公司在会场上可是出足了风头.
这一切都要感谢约翰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让我觉得很光荣.
酒馆别墅俱乐部1990年,理查、我和一些密执安州的上层富有人士一起组成"酒馆别墅俱乐部",由理查担任会长,负责为罗马的美国大使馆里的酒馆别墅募集修缮装潢经费.
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历史悠久,屋内情况却极为糟糕,让刚就任的大使彼得·塞克亚都不好意思在那儿招待宾客.
建筑本身确实宏伟非凡,但年久失修,里面油漆斑驳,壁纸脱落,地毯破旧,水、电线路都得整修一番.
但国务院那边说没经费,因此我才动念,要理查一起帮忙募款重修.
我认为这对促进国际交流及宣扬美式生活理念大有帮助.
当然,这次还是全靠安利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赞助及募款活动的凯西·旺德杰姆,借酒馆别墅俱乐部名义才募集25万美元以上的修缮经费.
募款期间和热那亚世博会时,我跟理查就常到大使馆酒馆别墅,后来偶尔也会到那儿拜访.
彼得·塞克亚从那时候起就跟我常有往来.
彼得也是密执安州人,他过去跟福特总统关系良好,也常常参加密执安州共和党的活动,我就是因此认识他的.
1992年热那亚世博会期间,我们往来更为密切,成了好朋友.
当时他以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身份在我的演讲会上致词,而且主持多项博览会的活动.
整修大使馆和举办博览会活动,还得民间捐钱给国务院,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
事实上,彼得对很多政府事务的看法跟我很接近,我们俩常常在一起抱怨,说华府那边又搞出什么新玩意,让民间、商界很苦恼等等.
对于捐钱给联邦政府,他跟我都不太热衷,不过我觉得整修大使馆酒馆别墅这件事,钱花得倒是很值得.
但外交毕竟是国家大事,彼得有一次对我说:"政府还得靠我们帮忙,实在是让人不敢相信.
你在热那亚,但我在罗马,事情做起来还挺麻烦的.
不过把大使馆修好,也的确值得.
下一任大使就任时就可以全部完工,到时美国政府就能风风光光地开展外交工作了.
真谢谢你的帮忙.
"荷美建交两百周年庆典我这些海外经验都很好玩,不过其中对我意义最大的,就是庆祝荷兰与美国建交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1980年,我曾在一次宴会上获费城荷兰协会颁奖表扬.
当天晚上我遇到许多协会的朋友,深入交谈之后,我觉得有必要举行跨国纪念活动,来庆祝荷美之间两百年未曾中断的友谊.
远在1782年4月,荷兰共和国就紧随法国之后,第二个承认当时仍处于风雨飘摇的美国.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荷兰的银行提供给美国巨额贷款,来支付战后重建及工业改造的费用.
因为荷兰的友好对待,两国间情谊之牢固是其他国家万难比拟的.
另一方面也是感念我荷兰的祖先和文化,我决定赞助荷美建交两百周年庆祝活动.
首先,就是要跟前美国驻荷兰大使威廉·米登多夫及几位朋友共同成立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组织—荷美亲善信托基金,由国务院退休驻外官员查尔斯·坦吉担任执行董事.
1981年初,庆祝荷美建交两百周年委员会成立,我获选担任美方主席,荣誉主席则由当时的副总统乔治·布什担任.
由于美国总统正努力裁减国内开支,因此许多节庆活动经费大都要仰赖民间捐助.
在比尔·米登多夫、威纳特·范德普、凯西·旺德杰姆以及比尔·阿尔里奇等几位先生的多方奔走下,共筹募了20万美元,证明我们不必花政府一分钱,照样搞得有声有色.
在慷慨的个人及公司赞助下,我们分别在美国及荷兰的多个地方,举办了乐团巡回演出、游艇比赛、艺术展览及历史回顾展等一连串活动.
在主办荷美建交两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贝蒂和我曾接受荷兰女王比阿特丽克斯的邀约,到皇宫喝下午茶.
我本来以为,到海牙的荷兰皇宫去,跟上华府白宫差不多.
事实上,情况却大有不同.
你要是到白宫去,得经过六道安全检查,而且还有人在旁随时监视.
与此相比,荷兰皇宫可就正常多了,完全不像白宫那样有被压迫的感觉.
我只需在街口的皇宫入口进去,就到了接待室,这时候女王已在隔壁屋里等着.
等晋见完毕,一起用茶时,我赫然发觉女王竟然自己倒茶!
旁边并没有仆人侍候着.
这次晋见活动非常轻松,就像是到隔壁邻居家喝杯茶一样.
虽然我会说点荷兰语,不过女王的英语相当好,因此我们就一直以英语交谈.
我简单介绍了两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内容,并提示女王陛下出席事宜.
我自己是庆祝委员会美方主席,因此,这次茶会也是力邀女王参加美方庆祝活动的好机会.
当我听到女王答应两次访美之行时,我真是高兴极了.
在晋见女王后的几天里,就开始了在荷兰的一连串活动.
第一桩就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在阿姆斯特丹国家音乐厅的演出,要由女王主持开演仪式.
当我知道仪式安排我要跟女王一起出场时,心底惴惴不安,深怕礼仪不熟,有辱圣驾.
我原先以为,到时一定是女王走前面,我跟在后面.
哪里晓得到了开幕式,我们就快进入会场时,女王突然转头跟我说:"你要走前面.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当然不敢违命.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大家不是都说女士优先吗两百周年庆祝活动的最高潮,是在那年4月及6月荷兰女王偕同王夫克劳斯亲王访问美国时.
4月时仅是为期五天的官方访问,是30年来荷兰王室首次访问美国.
华府特别宣布女王到访的4月21日为亲善日,并以多项活动来纪念荷美友谊.
事实上,我认识布什副总统及夫人,是由荷兰女王介绍的.
那天下午,我跟贝蒂陪同女王及王夫参观华府国家艺廊后,就转往副总统官邸,接受晚宴招待.
那顿晚宴当然是极尽奢华之能事,毕竟是要招待国家元首嘛.
而官邸里每个门口都同时悬挂红白蓝三色的荷、美国旗.
荷兰皇室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皇室家族,后来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访欧期间,我又有机会晋见比利时国王,以及几位英国亲王王子.
不过我们几个美国人,每多见荷兰女王一次,对她的景仰之情就更深一层.
女王陛下和颜悦色,端庄淑雅,令人如沐春风,而且女王的帽子收藏也令人咋舌.
但是,跟王室的交往也招来许多小报耸人听闻的"报道".
例如有家比利时"报纸"拍了女王跟我一起搭飞机的照片,配了个乱七八糟的标题,好像是说什么美国富佬跟女王求爱之类的,翻开内页又是图文并茂一大篇.
这些捕风捉影的鬼玩意儿,我们大家都一笑置之,不过让贝蒂挺不高兴的,后来女王说在荷兰没人理会那种谣言,她才觉得释怀.
荷兰女王和王夫到了6月时再次造访美国,这次行程长达两星期,时间上充分得多.
女王夫妇去了好些地方,东西两岸都跑遍了.
当然,让我感到最荣幸的,是女王陛下到大急流市来.
我们大急流市联合邻近几个荷裔城市一起举办了一整天的欢迎庆祝活动.
前美国总统福特听到女王到访,特意从加州飞来,邀请女王参观他的福特总统博物馆.
女王夫妇到访当天,下榻于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第二天一早到马卡塔瓦湖及密执安湖观看帆船比赛.
我们安排了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船来接待她,由国会议员盖·范德杰特夫妇作陪.
由于我这趟经历,才能带着当时86岁高龄的父亲回到荷兰,晋见女王陛下.
我想,他一定很清楚当年是在经济压力下,我的爷爷和奶奶才被迫离乡背井,如今有机会衣锦还乡,想必感触良多.
我们温安洛家族在美国开辟了新天地,但心里仍牢记着故土传统.
第十一章财富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查跟我就入选《福布斯》杂志的亿万富豪排行榜.
当然,媒体有权作出臆测,估算我们有多少财产,不过我们从来不曾承认或否认他们的报道.
安利公司不是股票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向大众公开财务资讯的责任.
各家媒体对我们的猜测常常是南辕北辙,差异极大.
而且有些报道的估计值也实在太离谱了,离谱得好笑.
那些单方面的臆测值几乎年年都在变化,甚至是才一个月就相差许多.
例如,1991年7月号《福布斯》杂志说我跟理查的财产各有42亿美元,三个月后又缩水成30亿美元.
1993年6月号《福布斯》的估计值是30亿,但10月号又变成17.
5亿.
而在这段期间,安利公司的营业额持续大幅成长,但我们的财产却像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
大众媒体总喜欢把我们放在探照灯下看个够,这种做法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这么一来,安利公司的曝光率也跟着增加,可以提高知名度;坏处是老被人家盯着,就有些神经病会找上你,寄些乱七八糟的信来.
我第一次登上富豪排行榜时,有位欧洲女士寄来一封七八页的信,说她会五国语言,学历好得吓死人,至少嫁过两个有钱的老公.
她在信里唠唠叨叨自我介绍,希望应征任何管理阶层的职位.
她说希望能见我一面,而且保证让我的生活"非常有劲".
我把那封信拿给比尔·尼科尔森看,他觉得可笑透顶,开玩笑说可以把它当作大学演讲的教材,告诉学生该如何自我推销.
不过我老婆好像不觉得这信好笑,她真想飞到欧洲,叫那个高级交际花赶快滚蛋,到别处去寻找可怜的猎物.
不过,有钱人在大众面前曝光的确有些危险.
1979年,我在马卡塔瓦湖的邻居杰拉尔德·布雷默写信建议我聘请私人保镖.
一直以来,我们的确有此需要,但理查跟我都不喜欢这样大费周章.
1980年时我们的曝光度很高,实在是太有名了,不得不全天候聘请私人保镖.
像艾尔·范德·沃尔、罗德·韦斯特菲尔以及拉里·莫克马几位,都一直为我和我家人提供安全保护,有时就像是我的家人一般.
很多安利的直销商一看到我,总想问亿万富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许他们想听到的是高级跑车,风景优美的别墅,到摩纳哥度周末,名贵的珠宝饰品,或许还有私人喷气式飞机等等.
当然,能拥有这些东西都很棒,而且我的确也拥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无穷无尽地攫取外在的物质财富,其实比不上施舍更有乐趣.
我认为,人到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上帝赋予我们生理及心理力量和物质财富,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来.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多是少,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善用自身所拥有的.
耶稣基督曾讲过三个仆人的故事,这三个仆人都很得主人信任,因此代主人保管许多钱,一位保管十塔,一位保管五塔,另一位只保管一塔.
这三位仆人里,有两位很聪明地把钱拿去投资,结果都赚了一倍.
一段时间后,主人来清点账目,那两位懂得投资的仆人很受赞扬,因此获得极好的赏赐.
而另一个仆人只晓得把钱埋在地下小心看管,没替主人赚到一分钱,主人很生气地说,即使把钱放在银行里也还有点利息可拿.
如同耶稣的寓言所示,我们都是来保管这些财富的,每个人都必须善用上天赐予的财富.
如何善用呢有时候就是要懂得施舍,有时是利用财富来完成某些事物,造福人类.
如果只是把钱捐出去,像慈善机关那样,的确可以帮助许多人或组织.
但是如果你能拿那笔钱去投资,去创造某项事业,那么你的能力就会更大,所发挥出来的功效远非单纯慈善机构可及.
要是能够创造出成功的企业,就能创造财富.
这项财富不只是企业家独享,而是由企业家、消费者和员工一起共同分享的.
安利公司每周要寄发14000张支薪支票,让14000位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可以过着安稳的生活.
而我们所卖出的每一份产品,也都能让每个消费者过着更好的生活.
身为企划、综合协调及承担风险的创业者要是能够更周到地服务客户,也就能获得越多报酬.
而且在报酬增加之后,每个企业家也更有能力济贫解困.
如果你能成功地创造财富,创造出工作,让许多人感受到那股奋发向上的刺激和动力,那就不只是造福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已,很多人也会跟着受益.
当一个人累积了许多财富以后,生活上许多事情的优先次序也会跟着改变.
就算你再有钱,一次也只能穿一套衣服,开一辆车.
但是施舍做好事呢却是永远也不够的,根本是毫无止境的.
因此,在我们做出点名堂之后,理查跟我的优先选择,就是先把安利公司照顾好,让它保持兴旺.
我们对安利公司的消费者、员工和直销商,是要负起责任和义务的.
除了照顾好我们的事业,我们个人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把我们所赚来的财富与世人共享.
《圣经》中的哲王所罗门说:"有慷慨之心,愿予穷人面包者,恒受赐福.
"把自己的财富施舍出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必然的结果.
唯一可以考虑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是要在生前施舍,还是死后呢若是在生前施舍,那么我们还可以自己决定数额和对象,能亲眼看到他人因此获得生活上的改善.
如果是到死后才被迫交出,很多事例证明,其中一大部分都要落在联邦政府手中,而且我们生前也享受不到施舍的乐趣.
慷慨的真义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来到美国,开始创作其巨著《论美国的民主》时,他四处游览,惊奇地发现到处都有慈善活动.
他不管到美国的哪个地方,都会看到很多人自发组织慈善小团体,帮助那些穷困的邻人.
当时,人们生活还很贫困,一般百姓手上也没什么钱,许多儿童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很多人家甚至没有栖身之所.
这个时候美国境内就有许多教堂和社区组织,自觉自愿地帮助穷人,尽量供给他们所需.
这些慈善举动都不劳政府出面或呼吁,因为施舍精神早就在美国人民的心中.
托克维尔对这些善行义举简直是大开眼界,他在西欧地区闻所未闻.
马文·奥拉斯基在他的重要著作《美国同情心的悲剧》中也记载了19世纪许多民间慈善团体行善的事迹.
这些慈善人士有些只是一般的中产阶级百姓,有些则是教会或富有的企业家,他们在面对类似我们今日的社会问题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慈悲为怀,及时有效地提供援助.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援助,不但能够真正地满足需要,而且也不会引发弱势团体对于施舍的过度依赖.
这种救济行动最重要的,就在于道德良心和让穷人能有自立的机会.
时至今日,联邦政府中所谓的慈悲自由派正努力把这种慈善心肠"国有化",也就是说,过去由地方教会或社区组织的行之有年、成效卓著的慈善活动,要由政府以非人民自愿的收入再分配方式来推动、控制.
更糟糕的是,福利政策可能侵害到基本人权中的财产权.
如果我们不能自由拥有财产和处置自己的财产,那么其他的自由也很可能一并丧失.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特早就指出,个人自觉自愿的慈善活动要优于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手段.
巴斯夏特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法律》中写道:倘若是未经允许或适当补偿,财富由原来拥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人身上,不管其间是否受到强力胁迫或者欺诈隐瞒,我认为这都是财产的侵犯,就是偷、盗、抢的罪行!
理查跟我及其他几位大急流市附近的企业家,都以在本地推动"好地方计划"来振兴区域经济,提高区内收入,而不想依靠什么福利政策.
我们也不是吝于施舍,而是希望通过社区方式来进行.
我们直接把钱捐给当地慈善组织,例如区内教堂等,以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实践慈善义举,希望这种做法能发挥出最大功效.
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比政府推动的福利政策更能有效消弭贫穷.
如果能够振兴地方经济,区内各地民众的生活水准也会跟着提升.
贫穷的问题改善之后,也不用什么福利政策了.
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理查、我和安利公司就拼命想办法,好刺激大急流市的经济.
我们持续推动许多地方计划,希望能带给当地正面冲击.
我们这种做法,大概可以称为"自由企业市镇改造计划".
利用这些计划,妥善运用地方及联邦经费和个人投资,才是推动大急流市向前迈进的最大动力.
我们相信,我们所赞助的各项地方建设,都能适时适地安置妥当,发挥最大效能.
建设家乡我们觉得对大急流市家乡的最大贡献,是让市中心的大旅馆重新开张.
1978年,我们安利公司大概是整个密执安州西部到访客人最多的组织.
我们的年度大会有一万多人从全美各地赶来参加,而每个星期也都会有几百人拥进大急流市.
但这个地区的住宿设施根本不足,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未见改善了.
市中心的新会议中心完成之后,未来的住宿需求必定更加迫切.
那座新会议中心,就是理查和我们的朋友狄克·吉列特筹款兴建的,但是如果周边的住宿设施跟不上的话,光有个会议中心仍是美中不足的.
事实上,那几年里有不少人想盖旅馆,不过最后都不了了之.
有一天,我就坐下来跟理查说:"嗯,好像得再盖间旅馆,我们催生的这个会议中心才能派上用场.
"理查也表示同意,因此我们就把申请书提交给市镇开发协调官沃尔特·索尔斯.
对于我们的旅馆建设提案,市镇开发委员当然非常高兴.
1978年8月,我们先买下珍珠街的潘特林饭店,希望把这座颇有历史的老店重建成旅馆大楼,多增加一些客房.
收购潘特林饭店,不但是在商言商,也搀杂点怀旧的想法.
潘特林饭店是在1928年开业的,之后一直经营到40及50年代.
在我小的时候,潘特林饭店简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象征,如果能在那儿住一晚,算是对身份地位的肯定呢!
即使只是去那儿吃顿饭,也是了不得的享受.
以前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这么时兴在外头吃饭,也许一年就那么一两次而已.
潘特林饭店供餐精致美味,服务又好,因此称得上是中西部最好的饭店之一.
在潘特林饭店刚开业那些年,大急流市的家具生意兴旺得很,加上当时又有许多人从东部大城市移民到此,所以,附近街市非常繁荣.
如今,我们准备让这座世界级的旅馆再现雄姿!
重建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是重新翻修潘特林饭店.
1981年,饭店更名为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重新开业,外观雄伟气派,果然有世界级的水准.
饭店里共有395间豪华套房,6间餐厅和酒吧,以及数家精品店.
从饭店里头另有便道联结新会议中心和狄维士音乐厅.
狄维士音乐厅可容纳两千位来宾,兴建经费大都是理查和他太太捐献的.
饭店里的装潢布置极富本地历史感,采用豪华传统家具(都是在大急流市打造的),房间内气派非凡,令人怀想起20世纪初期,发思古之悠情.
为了让旅客享受到第一流的服务,不负当年潘特林威名,我们特别聘请专业的旅店管理人才来主持经营,餐厅主厨也是高薪聘来的世界级大师傅,连门房都带着欧陆风格,必定要做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才罢休.
当时饭店开业仪式订在9月15日举行,紧接着是17日大急流市艺术博物馆和18日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开幕.
一连六天的"大急流庆典"使大急流市热闹非凡,市中心又恢复了旧日光彩,全市好像在办狂欢会一般,有各种运动比赛、热气球比赛、商展和烟花晚会.
大急流市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把开幕盛况向全国转播,影艺界名人如拉里·金和鲍勃·霍普均受邀来主持特别节目,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和前总统福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格等人,都出席了盛会.
这么多政治领袖群聚一堂,彼此当然一定会碰面.
9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就跟加国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波蒂洛碰面.
据列席第一次元首级会面的黑格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有点"紧张",因为里根和特鲁多不太对劲,而且他跟墨西哥之间也有些问题尚未厘清.
当时,美国跟加拿大在西岸和新英格兰附近海域的渔权认定,以及在美国东北部到阿拉斯加的输油管问题上颇有分歧,因此据说美加两国元首会谈时,讨论得相当激烈.
而在墨西哥方面,因为国界边防疏漏,毒品走私及非法移民这两大问题让美国非常头痛,连带造成美墨两国关系紧张.
次日早上,美加墨三国元首在饭店内的伦巴餐厅享用欧陆式早餐,并进一步讨论沟通.
这是本次美加墨三国高峰会最重要的一刻,现在饭店内还留有一块铜牌纪念当时盛况.
如今,伦巴餐厅已更名为汀索影视厅.
第二阶段,是在原潘特林饭店和河滨地区之间,兴建一幢29层的玻璃帷幕高塔.
这个高塔计划比重修饭店更让我来劲.
高塔建成后,再配以历史感浓厚的装潢,更能显现出大急流市"昔日荣光",同时也是市镇改造的象征.
高塔计划最初蓝图出炉,结构虽然简单,但216英尺高的造型雄伟有力,未来整个大急流市的空中轮廓线必定因此改观.
刚开始,高塔的位置并不在后来的河边上,而是想横跨格兰河.
不过这个横跨河面的方案在产权上有问题,所以我们才决定盖在河边上.
这座高塔一盖好,大急流市马上又增加近三百间豪华套房,此外,里头还设有高级餐厅天鹅座,以及购物商场.
如今,塔内另设有8家餐厅和4家休闲酒吧,从三明治之类的快餐到老饕级的美味佳肴应有尽有.
如果室外天气不好,旅客可以在塔内购物商场消磨时光,或者走连接高塔的空中走廊,到其他市区景点.
在潘特林饭店重新开张一周年以后,理查跟我再次主持高塔开幕仪式,1500多位民众在格兰河对岸福特总统博物馆前参与观礼.
当时正好下着毛毛雨,我躲在伞下,费力地念着湿漉漉的讲稿.
理查在旁边干着急,可又帮不上忙,他说:"真糟糕,杰,你都湿透了!
"我草草发言完毕之后,就是29层楼高的灯光秀,1400多盏各种颜色的灯泡伴随大急流市交响乐团的演奏,闪烁飞扬.
"点亮高塔"仪式之后,又是一段"格兰庆典"的热闹时光.
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整个计划虽然耗资达六千万美元,其实只是市镇改造计划六大项目之一而已.
不过饭店和其他市民公众建筑物的落成,正是招引消费人潮复苏的关键.
当邻近商人拥进城内把握庆典商机时,整个大急流市的经济也会跟着动起来.
到时就会造成良性循环,带来几十年的繁荣期.
后来我们又设立温安洛体育馆,进一步提供刺激经济的动力.
筑梦新饭店开张不久,就被评为四星级,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这家饭店经营得的确成功,多年来一直受到很好的评价,而且当年就是由它开始市镇改造计划的,这就更值得纪念.
事实上,我们那些年来的市镇建设计划,让大急流市恢复活力,大伙都干得十分起劲.
建设计划中还包括一座新的博物馆.
以前老有些政客胡乱开出支票,说要在大急流市盖座新的博物馆.
等到1989年,我们决定自己挽起袖子来干.
在"现在正是时候!
"的口号宣传下,大急流市民预定以三年时间募集3000万美元以上的建设经费.
当时我获选为募款委员会主席,在凯西·旺德杰姆的协助下,我们向大急流市附近数千商家及民众劝募,筹得大部分款项.
在这次募款中,贝蒂和我个人总共捐献740万美元左右.
这座仰靠众人之力完成的博物馆,并不是只有那些出大钱的财主才有机会扬名后世,而是每位民众只要花钱买下一块砖头,上头就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砌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
如今,与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隔河对望的,就是温安洛博物馆中心及罗杰·查菲天文馆.
另一个我们筹钱准备的大计划,是在大急流市中心盖座运动和娱乐用途的体育馆.
理查跟我以前就认为,如果市区里有座体育馆的话,对市镇发展和市民都有好处.
而且大急流市的行政领袖也常常抱怨说,想在市区举办大型活动,却找不到适当场所.
理查的儿子狄克早就热衷于盖座体育馆.
他先前成立一个叫"大幻影"的组织,收集到许多官方及民间对于运动及娱乐活动的意见.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在大急流市凝聚共识,让大家支持兴建体育馆,同时研究兴建地点.
那时候的确是有很多人赞同兴建体育馆,但当时所有条件都还配合不上.
于是我请教了几位社区领袖和活跃分子:"体育馆到底需不需要如果需要,那我们就开始干吧!
要是不需要,那就趁早忘了这回事儿.
"刚开始,是由我出钱,请狄克那个组织负责研究、评估整个计划是否可行.
评估之后,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于是狄克那个组织也由原来的"大幻影"改名叫"大行动".
"大行动"组织是由狄克及约翰·卡纳帕及大卫·弗雷共同主持的.
后来我们推动兴建新会议中心时,还是由他们三人担纲.
讨论期间,狄克是非常赞成应该要有体育馆的.
要是市区里有座体育馆,市民就不必整天窝在电视前浪费生命,可以有更多的娱乐选择.
而利用体育馆把民众从附近城镇吸引到大急流市来,也可以拉动市内饭店及餐厅的生意.
如果再配合其他诸如博物馆、天文馆等软硬设施,体育馆对于市镇改造计划必定大有贡献,可以促进市中心的街市繁荣.
狄克的组织在仔细评估其对经济的影响后,认为体育馆一旦落成,必定为整个大急流市带来极大的好处.
如同筹建博物馆时一样,体育馆的募款也非常成功.
全体市民都很支持这项建设计划,渴望未来能有一座供民众善加利用的体育馆.
一开始我捐赠了800万美元的兴建经费,后来成本再追加,我跟贝蒂前后总共为这座温安洛体育馆捐了1150万美元.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这座体育馆称得上是设计和创意的大师级作品.
坐落于大急流市历史悠久的市中心的玻璃帷幕外观,让它显得气宇非凡,又毫不突兀地融入其中.
整体建筑看起来富于前瞻性,但并不会让人觉得很张扬;外在观感极具生气和活力,但对视觉不致过度冲击.
从体育馆设有空中走廊连接四星级的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莫理特天井花园、广场高塔及其他市中心大型建筑.
体育馆的建成,也促进了本地运动职业团队的发展.
我儿子大卫和理查的儿子丹及其他社区领袖一起努力,在大急流市地区成立了一支冰上曲棍球队.
自从1996年10月开幕之后,这座体育馆就一直是美国曲棍球联盟大急流市格里芬斯队的训练基地.
刚开幕几个月就证明了这项建设计划非常成功,它所带来的人潮远远超过预期,对市中心经济发展也十分有帮助.
从1996年10月开幕一直到1997年底,参加体育馆各项活动的人次,共计451000人,比我们原先预估的还要高出11%.
广场高塔大楼与此同时,安利公司又在大急流市区进行了一项新建筑物的重建工程.
1992年,几幢里头设有饭店及平常住家的商住综合大楼,刚完成不久就开始出现问题.
这座名为东岸河滨高塔大楼的新建筑物是由外地建筑商承建的,工程总费用是3900万美元.
当时这个预算太吃紧了,房子最后虽然还是完成了,但工程质量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大楼外面的瓷砖黏合不密,浴室排水口会溢出污水,空调管线腐蚀.
老天,这幢大楼才完成几个月而已啊!
一开始,安利公司是想接手里面的饭店经营.
不过后来我们看到大楼本身就是"烂尾"工程,急忙打了退堂鼓.
然而眼见着大楼经营就要彻底完蛋,我们又觉得责无旁贷.
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改善大急流市的建设和商业状况,因此这次我们还是得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个"烂尾楼"脱胎换骨才行.
本来,要省事的话就直接把它全拆了再重建,这样或许还省点事.
不过理查跟我都想当个建设者,不想搞破坏,因此我们又斥资4000万美元,把大楼里外彻底翻修,工程一直到1997年6月才完工.
这几幢现在名为广场高塔大楼的建筑物如今安然耸立,让附近地区空中轮廓线更为优美.
这几幢大楼除了包含饭店和住家之外,还设有写字间、礼品店、健身俱乐部,以及中庭的莫理特天井花园.
能在家乡奉献心力,连续参与那么多重要建设,当然让我觉得非常激动.
不过就某方面来说,我认为这都是我该做的.
因为我对自己宣扬的自由企业理念深信不疑,又怎能袖手旁观,让政府独力去完成这些事呢唯有结合政府和民间之力,才能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能,让整个市镇重生,成为美丽而适合生活、工作及休闲娱乐的乐土.
事实上,如果不是民间参与的话,光靠政府一手包揽企划和经费筹措,很可能好点子都要被糟蹋光了.
各位只要看看美国其他城市的中心区域,就可以看到很多反例.
政府或管制房屋租赁,或以限建或其他愚蠢的行政手段,把整个市中心搞得乌烟瘴气、残破不堪.
市中心的商家苦苦挣扎,徘徊在破产边缘,区内停车位不足,治安欠佳,而外围商家反而有官方支持,把客人都抢走.
在民间意见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官方人士闭门造车,大慷纳税人之慨,推出耗费惊人却毫无用处的建设计划,结果只留下大笔债务.
如果没有民间在旁协助,政府就是这样来"解决"市政问题的.
如果够聪明的话,他们就该让民间企业及个人,进来填补这些空隙.
只有民间才了解民间真正需要什么.
政府的规划人员对民间需求往往视而不见,或者因特殊的政治意图而扭曲所见所闻,同时也缺乏充分的资讯来做出正确判断.
这个时候,私人企业和对社区有所了解的个人,必然比政府更能使得上力.
第十二章进入政治圈我步入政坛的情况,跟其他人差不多.
就是因为发现政治运作过程对我大有影响,所以才积极介入其中,参加竞选的.
这就是我在60年代进入亚达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原由.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负责划分房地产区类,以扩大税基,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让居民能在居住地附近找到工作.
作为区内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我们可不能看着安利任人宰割.
我就是从小市镇出发,升到州政府工作的.
1971年密执安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任命我加入密执安州薪津委员会,负责筹措民意代表及官员的薪水.
在担任薪委会主席期间,我进一步观察政治百态,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州政府的官员.
这个工作可谓吃力不讨好,一来是无酬劳,二来有些议员总以为自己应该领比较多的钱,可是我这一关通不过,就把气出在我身上.
不过我干得相当不错,继任的州长比尔·米利肯上任后,还是要我留任.
我越了解政治,我就越积极加入共和党的活动,希望自己的投入可以让情况更好.
1973年的某一天,米利肯州长来找我接任密执安州共和党部财政委员会主席.
虽然当时州党部的情况简直是一团糟,不过我还是答应了.
其间,我跟米利肯一起替州党部出了不少力.
如果他在兰辛市举办募款餐会,我们财委会的任务就是找支持者来参加.
我第一次在兰辛市发表演说时,就先强调财务稳定对政党是非常重要的,我说:"首要任务在于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赶快解决,我们才不会被绊住.
如果我们密执安州党部的财务状况一团糟,人民怎么会信任共和党呢"感谢许多慷慨的支持者解囊相助,州党部才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100万美元的赤字转亏为盈,在州党库里积攒100万美元.
我透过捐款的方式支持不少共和党议员.
一开始是支持家乡附近的那些政治人物,后来又扩大到密执安州,兼及全国各地共和党议员.
我一直认为,政党应该发挥统筹分配资源的功能,而不该让资源由少数人独占.
所以我大都只对党部资助,而不把钱捐给个别议员.
即使是捐给个别议员,也一定会选择道德、操守让我非常肯定的人.
对于美国而言,我们实在很需要多几位那种有责任感、正义感,而且品性端正的政治人物.
或许你觉得我的想法有点矛盾,只要是搞政治的多少都有点问题.
不过就我所知,还有许多国会议员禀性正直,行事稳健,例如密执安州众议员弗恩·埃勒斯就是这么一位.
他是我们选区接替保罗·亨利进入国会的议员.
老保罗·亨利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国会议员.
他诚实有信,非常认真地做好民意代表的工作.
保罗也是个哲学家,他过去曾在卡尔文学院担任教职.
从行事风格、为人处世来看,他其实比较像个学者,而不只是单纯的议员而已.
哲学家都比较重视"应该",但现在大部分的政客都只会屈从现实,心中毫无理念.
如果我们的国会中多几个全方位思考的哲学家,少一些"务实派",或许大家的明天会更好.
能跟保罗闲聊哲学和神学,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宝贵时刻.
保罗对神学会有如此精湛的研究,想必与其父卡尔·亨利大有关系,他可是全美国最好的新教神学家之一.
我加入美国商会后,开始踏上全国性政坛.
我之所以愿意进入美国商会,主要是它的重心摆在商界,而非政府部门,通过商会组织的运作,就可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
我在60年代加入美国商会州级单位,1970年获选为密执安州商会主席.
担任州商会主席后,我才开始有些全国性的知名度,并于1972年当选全美商会理事.
在担任全美商会理事七年后,我获选荣任新一届商会主席.
这一任期实在是令人非常过瘾,非常充实.
以美国商会主席的身份,我可以在全美各地宣扬自由企业理念.
卸任之后,我在理事会仍然非常积极,再接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美国商会的理事之职,是有任期限制的(我真希望美国国会也能采取这个好制度),因此到了1985年,我担任理事满14年后,就完全退出美国商会,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
政治之地为什么我会对政治这么热衷呢也许有很多"大政府"派的支持人,巴不得我不要这么出风头.
但对个人来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我个人认为,在国事如麻之际,我有义务投入其中,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
对我来说,这种挺身而出的召唤,像是宗教般责无旁贷.
我之所以要踏入政坛,跟个人的荷兰卡尔文教派背景很有关系.
卡尔文教派创始人—约翰·卡尔文原是个法国神学家,后来还曾担任日内瓦地区的行政长官.
卡尔文认为,人天生容易干坏事,所以一定要规范他、约束他.
对于这个论点,很多搞政治的人一定赞同.
我敢这么说,许多政客不但相信这一点,而且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这么一来,他们却疏忽了卡尔文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政府也很容易干坏事!
因此它也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才行.
因此,从卡尔文的观点来看,以国家根本大法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也绝对必要.
最近克林顿总统要求全美各个教会,提供一个工作给正在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失业者,就是个很不错的做法.
不过这种事不应该要总统来耳提面命才是,对穷人伸出援助之手本来就是基督徒秉持对上帝的信念,应该自觉自愿来做的.
但是教会里却有些声音,抗拒克林顿总统的呼吁.
全美教会会议有位神父艾伯特·彭尼帕克在1997年3月17日通过《时代》杂志反驳克林顿,他说:"我们(教会)的工作不是帮政府擦屁股!
"彭尼帕克神父显然不了解,能否提供工作不该由政府一手包揽,而是私人企业的事才对.
如果政府连这档事也要干预、支配,长期结果可能只是造成工作越来越少,生产力越来越低.
相反的,在这种事情上,政府应该放手让私人企业及民间慈善团体来发挥所长.
让企业家来创造有生产力的工作,让企业家来发掘满足人民需求的方法,而在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之间的落差,就由民间慈善团体来弥补.
个人、家庭、教会及政府,各司其职,都应该把自己的领域照顾好.
不管是个人,还是任何团体组织,对整个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不该唯一肩负这个责任,甚至也不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
在1930年,联邦政府大幅扩张权力之前,美国的情况就是各尽其能,同心协力.
当时是由家庭、教会,通过和谐的邻里关系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安定.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根本不必派上用场,也派不上用场.
在推动富而崇德的社会、教育下一代、救济穷人,甚至降低犯罪率方面,这些民间组织都干得有声有色,极富效率.
教会不但提供物质上的救济,同时也丰富了黎民百姓的精神生活.
这种经过组织化的教会慈善团体,不只帮助自己教派的教友,也泽及社会中的广大穷苦人家.
以地方为对象来运作的慈善团体,兼以家庭、友人、邻居的互助形态,就足以照顾贫苦残疾.
在美国社会中,家庭和教会的力量通常是最重要的.
因为家庭或教会都不是临时性组织,所以能发挥长远、稳定的作用.
世代之间的传递,要由家庭来守护,通过家庭的力量来鼓励下一代行善去恶,并适时提供生理、心理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在潜移默化间,让孩子们学习语言、文化和道德.
如果没有这些源自各个家庭的训练、支持、规范和爱,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文明,必然早就崩溃了.
而教会除了是信徒尊崇上帝的殿堂,也保存了历经千年考验、为世俗法规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基础.
如果没有这些世俗法规来规范、保护,整个社会必然陷于无政府的混乱态势,届时商业行为也必定难以生存.
有信守承诺和尊重他人所有权的道德训示,才能让个别企业在信任的基础上发挥出效能,进而使整个经济受益.
为了防止政府大包大揽其他组织的功能,维护整体运作的有效性,政府权力也该受到传统道德的限制和规范.
社会的每个组织,都必须受到其他组织的牵制,权力才不会无限制地膨胀.
而这种牵制的力量,最终就是由人民发出.
国家的权力也是如此,不能漫无节制.
我们都是凡人,而凡人总有缺陷和弱点,因此,统治者追求无限权力的欲望一定要受到人民的控制和约束.
每个公民都要保持警觉,因为不管是国王、总统、部长、参议员,甚至是小地方的警长,都很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时至今日,谈到个人生命的责任,好像旷世希音般罕闻.
大家都把事情推给政府,要求政府负起原该是我们个人该负的责任,也连带剥夺了家庭、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所具备的功能.
似乎这么样不负责,一切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些.
不过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如此一来,绝对有人要付出代价的.
谁要付出代价还不就是我们!
我们要缴税啊.
而我相信大家也都同意,税负越来越重,对个人或商业界,都不会是好事一桩的.
第十三章民脂民膏进入现代以来,美国每一任民主党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几乎都要酿出大灾难!
其破坏力比任何政治、经济恶势力都来得惊人.
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米·卡特任内那几年.
当时我在美国商会办事,商会一致认为,政府必须减税和裁减支出.
可惜卡特总统和那个挥霍无度的国会不这么想,反而以为花钱就是振兴经济的不二妙方.
那么,如果美国人民不知道花钱的话,天呀,那真是不识好歹!
咱们的全能政府就会通过课税把你搜刮个干净,帮你花个精光.
卡特和国会没弄清楚的,是误以为扩大支出就可以振兴经济.
事实上,要提高整体经济生产力,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必须依靠投资.
在这个世纪里,包括卡特在内的民主党总统总不明白这个关键问题,胡搞一气.
就是因为卡特错误的经济政策,美国利率曾一度高达21%,使得投资活动奄奄一息,进而把整个经济拖进谷底.
结果呢美国一般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从1977年持续滑落到1981年.
在卡特任内收入增加的,只有原属最富有的那1%人群而已,其他老百姓都尝到苦头.
所以,每次我听到民主党说什么减税只是为富裕阶层图利时,就忍不住要出来放放炮.
从卡特任内的情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增税的结果是一般老百姓遭殃,富裕阶级反而是得到好处了嘛!
里根总统在1981年推动投资减税方案后,还有些人以为这又是为富有的资产阶级大开方便之门,拿劳苦大众垫底.
不过我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晓得实情并非如此.
试想:到底是手里拿着一柄圆锹,还是开着推土机,工作成效会比较大呢很明显地,当然是运用机械功率大,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他能享有的好处就越多.
同理,增加投资在重机械上,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到时,资本家和工人的报酬也随之提升.
如此一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也就跟着增加了.
正是这个鼓励投资的减税案奏效,美国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从卡特时代的年年下跌反向上冲,1982年到1989年共增长15%以上.
而且所得增加的情况并不局限于少数阶层,而是从最穷到最富,各阶层大家一起来.
1982年到1990年期间,美国经济也创下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增长,景气持续上升达96个月.
勒紧裤腰带那种以增税来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难回头的不归路.
政府出此下策,不外乎两点原因:第一,是为了配合总体经济目标,例如降低失业率、提升实际收入等.
但是这种增税增支的做法,短期内或见成效,长期反而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实际收入未升反降.
第二,政府预算的编制,常常被那些握有审核大权的政客作为操纵选票的工具.
营私舞弊的政客对那些关涉民生的重大法案不屑一顾,反而汲汲于特殊利益团体.
于是整个国家就变成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巴斯夏特所说的"至大虚幻之境.
人人以邻为壑,借谋生路".
这就是为什么开支一旦增加,要再缩减回来就格外不容易的原因:每个行政方案中,都有些人得到好处,要拿走他的好处,就得跟其他人拼命.
而哪个搞政治的要是胆敢倡言裁减政府支出,就一定会得罪权益受损的利益团体.
他会收到一大堆抗议信函,说他"鼓动失业"、"危害人民利益".
这些人对于裁减支出可望在长期内增加就业、增进全民福利的好处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提.
殊不知,若能摒弃一己之私,全美国都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利益.
现在,这种由政府出钱的福利法案,大概有1400余宗.
为了裁减支出,重新改造政府机构,人民也要放弃某些法案的补贴才是.
因此,在政府退出的同时,社会上亟须救济的部分,就要由民间慈善团体来填补空隙.
而民间慈善团体对民间疾苦更为了解,更晓得穷苦人家的需要是什么,因此民间团体所施予的救济,会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
要扭转赤字问题,我们只要短期内勒紧裤腰带,就足以应付了:受政府担保放款的商人,必须放弃;受收购价格保护的农民,必须放弃;小孩享有营养午餐补助的妈妈,必须放弃;接受国家研究补贴的教授学者,必须转向民间企业或个人寻求支援;耗费政府拨款,却无人认同的"艺术家",必须自己接受市场的考验;拿着政府粮票过活的穷苦人家,要转向教堂或地方慈善团体求助;接受政府补助的大学生,要么自己去争取奖学金,不然就先去赚够学费再回来念;那些结党营私,大搞权钱交易的政客,也该洗洗手,做些干净的营生才是.
一旦政府资源进行再分配,那么各个层面势必会受到影响.
因此,如果国家支出要大幅裁减,一定损及每个人原先享有的权益.
除非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牺牲一点短期的小利益,否则,让每分钱花在刀刃上,并能发挥最大效能的长远利益就无缘来到.
政府若能裁减支出,利率也会跟着走软,则整体经济生产力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
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并不只是让经济学家看着好玩而已,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
经济增长率高,表示大家的生活水准也会跟着提升,我们的子子孙孙也都享受得到好处.
只要我们现在愿意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得到收入大幅增加的回报.
那么,如何才能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呢很简单,就是政府愿意放手让民间部门去发挥所长.
在提供奖学金、补助金、慈善捐赠、放贷等等方面,都可以由民间部门来做.
只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民间部门就能循着稳健的商业道路,来进行这些工作,让全民一起分享其成果.
课税制度要避免增税增支的政策,还有个法子:就是制定一种比较消极的课税制度.
如果我们特意要创造出最复杂、最不公平、最具争议、最无效率又最让人民吃亏的税制,那么大概也就跟现在这一套差不了多少吧.
我以前曾经参与过三个由美国商会、公民抉择会及传统基金会共同主持的研究,发现联邦政府不管对个人或公司的课税方式,实际上是不合理至极.
目前我们适用的所得税法,其法源基础来自于1913年的第十六条修正案.
但这套税制对我们整体经济,却只有深远的破坏效果而已.
各位想想,如果因为某种"好"的目的,就能把你的钱剥夺一些,给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不能剥夺你更多,赐予更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只是那些亟须求助的穷苦人家、失业者和残疾人士,连那些无灾无病的人都会排队向你伸手.
最后,那些期待不劳而获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成为政治上难以控制的难题.
高举收入再分配大旗,原本是从公理正义出发,最后却演变成政治和经济问题.
现在的税制拼命搜刮那些生产力强的人,再把钱转到那些生产力差的人手中,结果我们创造出一个靠别人纳税来过活的新阶级.
那些"悲天悯人"的国家主义者还说得好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济贫穷而不得已,其实只是他为争取选票,鱼肉老百姓的借口而已.
结果呢造成整体生产力的低落,大家都没得吃!
最后,正如沃伦·布鲁克斯所言:"以累进税率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结果还是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广大中产阶级却更纳不起税而已.
"累进税制更烦人的,是那套复杂无比的报税规定.
每个公民一年都得花一整天来报税,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花笔大钱请税务员、会计师来办理.
这实在是够离谱的.
而国税局的税务顾问又让人难以信赖,从那边得不到什么切实的帮助,情况奇糟无比.
不管对安利公司或者我个人,这个税务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由于税务法规复杂无比,再加上一般人不了解安利公司的业务情况,我们老有些直销商跟国税局较劲.
1982年,国会和国税局针对安利部分直销商大额扣抵项目展开调查,怀疑这些人加入安利,并不是老老实实做生意,只是想逃漏税而已.
因此,国税局援引费用成本扣抵规定,来找那些经销商的麻烦.
而那些直销商也的确是为了税额扣抵,耍了些小花招,我们认为此举有损公司整体形象,因此也积极配合国税局的查账行动,要求直销商不要再有这种逃税行为.
但是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其实这还是一位以前在国税局工作的税务员搞出来的花样.
这位先生自称是税务专家,扭曲既有税务法规,扩充解释相关法条,告诉直销商照此办理即可节税.
有些直销商相信这套歪理,报税时果然罗列大笔扣抵额,结果不但自食恶果,也伤害了安利形象.
如果我们的税制是采用单纯的单一税制,哪里还会产生这些麻烦呢纳税人不必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寻哪些可以申报扣抵、哪些不行,那些税务律师也不会有机会在那儿信口雌黄,搞得大伙团团转.
而且也没有那些暧昧的法条规定,让政府和人民胡乱引申,弄得大家各执一词.
如此一来,逃漏税空间减少,国税局就不必有那么多查账员,让那些人发挥更大的生产力.
我担任美国商会会长期间,就支持税制改革,呼吁把当时的累进税制改为单一税制,税率降低,但取消扣抵额的规定.
数年之后,我在1985年夏天,列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税制改革听证会.
当时美国那套莫名其妙的税制几乎已是病入膏肓,因此里根总统大力推动改革,希望让它回到正轨.
我在听证会中指出,为了报税,全美国大概耗费300万人次的劳动力.
国税局以93000人来课税、查账,而民间部门为此付出的人力成本,更是国税局的32倍之巨!
虽然里根总统推行的新税制仍然保留部分扣抵额规定,结构上也维持累进税率,不过比起过去,那可是好太多了,所以我才支持这套方案.
我认为最理想的税制,还是完全取消扣抵额的单一税制,但想归想,单一税制是绝对通不过国会那一关的.
那时我在筹委会上还说,税务法规的制定,不该以影响社会或经济政策为目标.
税法就是用来征税,能够尽可能公平、简单而有效地征到税,就达到它的目的了.
同时,我更进一步强调,企业的盈余不该完全列为税基,理由是:第一,所谓"企业盈余"到底多少,很难搞清楚,为了这个数字,政府、企业两边又要动用一大堆的律师、税务会计师和国税局查账员,根本是劳民伤财.
虽然里根的新税法最后也没能这么办,不过我认为它起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第二,不管你对公司怎么征税,最后都会转嫁到个人身上.
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员工的工资会更低,众股东能分到的利润会更少.
结果,所谓的企业所得税,最后全转嫁到个人,变成一种挂羊头卖狗肉、不为人知的隐形税.
反观某些国外竞争厂商并不用负担这个税赋成本,或者税赋很轻,结果造成自由企业制度的扭曲和窒息.
企业所得税只向那些有竞争力而且成功的厂商开刀,那些不知节约开支,差劲得不能与人一争雌雄的三流企业反而不必付税.
那些成长快速、获利丰厚的企业,有朝一日进入世界舞台,跟日本或欧洲同业一比高低的时候,或许就会发现本国这套税法制度,正等着挖自个儿墙脚.
而那些需要资金来运转的小企业,因为规模太小,不能公开发行股票向大众筹资.
在这种资金来源紧迫的情况下,其盈余还要缴税,不啻是被勒紧喉咙.
里根推动的税法改革采取了"盈余中立"的立场,也就是所有民间部门的税赋一视同仁,并不因为盈利多寡而有不同.
虽然这个改革并未减轻美国人的整体税赋负担,但却让税赋变得更公平,而且也让税收征缴工作简单一些.
里根在1981年提出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到1984年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民间部门各个阶层的边际税率都因此降低.
到了1986年,税务改革法案再推出,最高阶层所得税率减少近半,由原来的50%降低为28%.
但是,这难道是刻意讨好有钱人,而对低收入户苛刻吗当然不是.
因为减税效应,刺激了工商业的整体生产力,一方面维持国家税收不降低,另一方面使高收入阶层所负担的税赋,尽管适用税率降低,但缴税总额却仍然增加.
1980年,美国前1%的高收入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9.
3%,但到了1988年,也就是里根即将卸任前,这个比重增加为27.
6%.
由此可知,里根政府这种比较类似单一税制的改革,的确把一部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负担,由原来的中、低收入者,成功地转移到高收入者身上.
那么下一步,就该是实施真正的单一税制才是.
史提夫·福布斯在1996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提出这个政见.
如果能够采用单一税制的话,不但让收税、纳税作业更简便,成本更低,而且也更公平.
报税单只要一张明信片,填个三分钟就搞定了.
各位知道我向联邦政府缴税的报税单是怎样的吗总共1200页!
当然,大部分美国民众不会像我这么复杂,但也够麻烦的了,一定要花费很多宝贵时间,才能完成国税局的要求,做好必须的书面文件.
那么到底花了多少宝贵时间呢根据詹姆斯·佩恩1993年出版的《昂贵的报税单》估算,全美国人民一年花在填写联邦税申报文件的时间,总共是54亿小时!
各位,这个时间如果不是花在这个让人垂头丧气的事情上,而是用来做些更有价值的工作,一年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增加1590亿美元的产值.
我们现在这个税务体系,逼得大家要依靠一大堆的税务会计师、税务律师,更别提国税局要养的那一大帮官僚了!
简直是劳民伤财.
各位想一想,如果这些学有所长、聪慧异常的专家们都能摆脱税务琐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工作上,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国会议员们真该好好考虑一下我朋友埃德·福伊尔纳的建议.
埃德可不扭扭捏捏,他直言无讳地主张:"华府早该丢弃那套该死的税务法规,宣布延期征税,一直到他们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好!
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那17000页的税务法规扔进华府最大的垃圾桶里,改行简单而且人人都懂的单一税法,不必再依赖那些会计师、律师或任何人的解释、帮忙.
"对埃德所言,我非常赞同.
一个公平的低税率单一税法,不必再有什么减免、扣抵等等繁琐的规定,也无需国税局四处盯梢,肯定是要比我们现在这个荒谬至极的办法好很多.
一般美国民众大都不了解这些税务上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自己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如果有办法让他们清楚自己因此所受的损失,了解联邦税法的内在和影响,那么我们就能凝聚更大共识,说不定就可以赶走那些只知道收税来滥花的政客.
各位想想,11月的投票日距离纳税的4月15日,前后长达半年,这难道只是凑巧吗那么,如果规定在纳税日当天投票,情况会是如何呢而且,各位也没忘记所得税预扣这回事吧我们干吗要让政府从薪水里抽所得税呢他们拿下钱,还不付一毛利息呢!
就以11月1日为付款日期,开支票给国税局好了!
就算能彻底改革税务法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
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地看紧荷包,不然政府仍会有很多邪门歪道的.
第十四章苛捐杂税巧立名目过去几十年来,安利公司销售的维生素都装在简单的盒子里.
后来,消费者商品安全委员会下令,要求我们在盒盖上要特别加上安全防护,以防止儿童开启.
我们照办,不过也实际去调查,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结果发现我们的顾客根本不理这一套,对那个防止小孩开启的装置,他们也不用,就因为怕麻烦.
那玩意儿一盒要多花五十美分,而我们每年要卖出几百万盒维生素.
各位稍稍算一下,就知道要花多少钱!
何况不只浪费你、我的金钱,这类不合理的规定有时还会害死我们呢!
我的朋友、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福伊尔纳曾批评《有毒药品保护包装法案》弊大于利,他说:"理由很简单.
很多病人年老体衰,在危急的时候开不了瓶盖,得不到必要的救护.
"有位药剂师告诉他,很多老年人不懂得怎么开启那些经过特殊处理的药瓶,有人还动用钳子、锄头、螺丝刀或是开罐器来开药瓶,有一位就直接用脚踹了.
另一位老太太则说,她七岁的孙女比她还会开药瓶.
也许,那个法案该改名叫"适当包装保护法案",如此才能名副其实.
美国政府决策之际,常常没有远见,忽略掉一些间接的后果.
用他们来说明"意外后果"的法则,可是再好也不过了.
情况常常是,政府为解决某个小问题,结果又衍生出新的问题.
比方说,之前儿童保护机构要求儿童睡衣一定要使用防火质料,结果后来才发现那种经过化学处理的布料有致癌的危险.
正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外头正吵着联邦强制汽车安装安全气囊的规定是否恰当.
事实上,安全气囊那个类似爆炸的力量,对于瘦小的成年人、儿童及怀孕中的胎儿都有生命危险.
其实,每个人都会比一个远在天边的政府官员更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为此付出的成本一定比政府低.
可惜,这点道理,美国政府就永远搞不懂.
于是,我们的社会就被这些层层昂贵的保护法律、规定所包围,大伙要先缴税支持臃肿的政府机构,再花钱让他们去设一些法,然后再以高于必要的成本来执行这个毫无生产力可言的法.
如果那些保护、管理法规都有价格标签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消费者看了之后会说:"算了!
我宁可去碰运气.
"而那些管理法规,则类似课税般的扭曲变形.
政府认为那些管理法是为防止商业伤害民众,但事实上,它只会使商业不能"帮助"民众.
不管是个人或商家、企业,大家都受到许多毫无用处的法规、条文限制,结果必然使整个经济窒息了.
有几百万人民原先可以从事有价值的工作,创造更多财富的,结果却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掉.
商人原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以更低成本达到更高的服务上,但政府官僚却不肯让他们好好做事.
商家每年得花许多时间填写那些一无是处的表格,跟政府机构吹胡子瞪眼,结果双方什么好处也捞不到,既没发挥生产力,也没创造价值,却付出了高昂成本.
对于繁琐庞杂的法律规定可能带来什么危险,詹姆士·麦迪逊早就提出警告,可惜美国人忽略了他的睿智:尽管法律是为众人所设,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法律条文如果多到让人看不完,且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那就没什么用处.
如果法律条文在公布前就一再修改,甚至推翻、撤销,那么即使今天有人晓得那些法律条文是怎么回事,到了明天却谁也不敢肯定.
那么,跟层层管制的法规比起来,美国人在纳税上的负担又是如何呢平均算来,如果从每年1月1日开始,我们每天工作所得都缴给政府作为纳税之用,那么以190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人平均只要从1月1日干到1月31日,给政府的税就缴齐了,再来的11个月就是为自己工作,所得全归自己所有.
再过23年,到1925年的时候,人们得做到2月6日,才能尽完纳税义务.
接下来就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推出许多公共建设方案,因此30年代中这个完税日又往后推至2月13日.
以后的15年里,完税日又持续向前延伸,表示我们纳税的数额有增无减.
到了1945年,我们从1月1日干起,要为政府白打工到4月1日愚人节.
在那15年里,美国人民平均纳税负担几乎是增加了一倍.
再经过30年,到了1974年的时候,完税日终于进入5月.
等到布什担任总统时,美国人完税日只增加一天,从1980年的5月1日,增加为1988年的5月2日.
而克林顿任内,完税日时而提前时而延后,算是约翰逊总统以来变化最大的时期.
1992年,美国人民完税日缩短到4月30日.
不过到1997年时,我们却得为政府工作到5月9日,之后才算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用完税日的方法,还不足以概括联邦政府带给美国人民的负担.
从1865年以来,尤其是193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以后,层出不穷的法律限制就让整个美国元气大伤,商业活动束手束脚,使得美国难以在全球市场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联邦政府那些法律规定到底造成多少损失呢罗切斯特技术学院的托马斯·霍普金斯研究推算,全美遵守联邦法律的成本在1995年,大约是668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耗费7000美元,比他们缴纳的所得税平均额还要高出1000美元.
这样还不算最糟呢!
因为霍普金斯的研究,只撷取那些已经确实完成的事例,对于一些新法规的调整修正,还没包括在内,因此这个数值还是低估了.
如果把霍普金斯的估计值再加到纳税负担上,美国人大概一年到头都得替山姆大叔做苦力才行.
联邦法律不但让大企业处处受制,连一些家族企业都难逃掌控.
我们安利公司,对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注意.
因此,当联邦政府在1979年对佛蒙特州的家庭编织业者找麻烦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
当时美国劳工部长是雷·马歇尔,由卡特总统指派任命的.
马歇尔部长派了几位官员到佛蒙特,发现一群妇女从事编织毛线衣、围巾及滑雪帽的工作,但却没有加入工会.
因为这些妇女的编织是销售图利的,而没有加入工会,很可能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中某些奇怪的规定.
根据那些规定,有七项商品,包括编织毛线衣等,家庭业者不得与有工会组织的企业竞争.
后来,里根上台,任命新的劳工部长,随后就废止了那项规定,最后是那群编织的妇人赢得最后胜利.
不过,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法规带来的大问题.
光是一群妇女在家里做些手工业,有什么不可以呢像这么有价值的活动,联邦政府又何必去禁止呢这正是政府法律强势侵犯其他主权"领域"的例证(我再次借用亚伯拉罕·库伯的说法).
这可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
早在1840年,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比较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古老的欧洲政权时,就讨论过个人及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的权威不只扩张侵入每一个领域,而且已经到了任何现存的权力关系都难以约束的地步.
更甚者,政府威权进而侵入至今为止一直是保留给私人的独立空间,过去许多不必受到公共管辖的活动,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却都要接受那种控制.
而这种情况,还一直在增加.
这段话形容1998年也无不可.
太阳底下的确没有新鲜事.
不过托克维尔继续说道:对只是治理全体人民,我们的统治者明显还不满足.
他们好像都以为,对于所管辖的任何活动及个人状况全要负起责任.
似乎生活中任何事件和每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指引和领导才能确保众人的幸福.
事实上,那些幸福根本跟统治者是否同意无关.
另一方面,大众也越来越习惯仰赖最高权力单位的指导,任何需求都希望有它的帮助.
人民的眼光紧紧盯住政府,把它看作导师.
从政府行政措施来看,他们好像以为所有的美国人民全跟草菇一样有"群体智能".
而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有时候人民的确是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这种无所不在的管理方式却常常导致秩序瓦解和行政无能.
在华盛顿那么遥远的地方,也许连问题都还搞不清楚,但决策却是他们做的.
事实上看似松散的社会结构,其实更能对症下药,因为那些作决策来解决问题的人,往往是最接近事件核心的.
在批评美国政府不该有无谓的干预措施之后,托克维尔写下对美国人民的忧虑:这些人领导的政府"不会搞破坏,但却有碍生存;没有暴虐举措,但却带来压制,使整个民族失去活力,让众人昏昏沉沉,奄奄一息.
到最后,(人民)只是跟胆小但勤奋的动物差不多,而政府却成了牧羊人".
第十五章邦基永奠几十年来,我耗费了极大的心力,才把保守的经济、政治观点和我对基督教的信仰合而为一.
我相信宗教的绝对权威,并让这个信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许有人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而不能认同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很多人对商业一知半解,甚至由于存有错误概念而导致不信任.
1985年,专栏作家刘易斯·拉帕姆曾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缺乏道德!
资本家除非有钱能请到人来歌功颂德,否则他绝不会相信任何事情的.
"照我的看法,他可是错得离谱.
很多人以为,资本家跟基督徒是水火不容的,然而我却认定,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正是要由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来体现才最恰当.
成功的企业家,虽然不是每周都去教堂,但也会明白,如果他欺诈、贪婪、自私而且懒惰的话,是绝对无法常保繁荣的.
有些企业会基于道德上的考量,宁可在财务上吃点亏,安利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比方说,尽管很多财务专家都建议我们,工厂应该一周七天不停运转,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资本,但我们一直坚持在星期天关闭所有设备.
因为理查和我都接受上帝每周休一天的观念,如果我们要求几千名员工星期天还工作,那就太虚伪了.
每周一个星期日,不只是让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和获得休息,也能在百忙之中,有时间跟家人、朋友相聚.
决定在星期日休息,虽然要付出代价,但从更宽广的层面来看,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还是会得到很大帮助的.
遵循伦理道德的传统,不管是心灵上还是物质上,都会得到回报的.
而唯有在自由社会中,物质上的成功才能惠及每位成员.
自由是一个道德概念,如果我们决定秉持伦理观念经营安利,那么我们所强调的道德规范,就是能够带领社会走向自由的信念.
很多人都很惊讶,理查跟我在安利直销商会议上,竟然会提到目前道德水准下降的话题.
在这个日益排斥传统信仰和伦理道德的社会中,我们在安利会议上所宣扬的道德法则,饱受外界指责.
我们创建的安利事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家人得到温饱,以及追求其他有价值的理想.
任何人都可以经由安利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但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安利,还是其他什么公司,只有在讲求道德的自由企业体系中,才能获得最大成就.
那些政治上的左派分子,一门心思想打压自由企业体系;而宗教上的左派分子,也始终不了解资本家怎么也会有一颗同情的心,并乐于遵从伦理道德.
从70年代起,我们开始有更充裕的财力支持一些保守的政治组织,包括共和党和其他几位政治人物.
这样的做法让不少自由派觉得相当困扰.
我们之所以支持保守阵营,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已.
在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中,独立自主的企业经营方式竟然会濒临灭绝,理查和我都要誓言全力维护它.
当然,有时候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和政府最高层角力.
第十六章永远的共和党员1981年,里根接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以为未来几年内,政府对企业的不当管制应该会放松许多.
遗憾的是,当时里根政府提出的许多计划都被国会破坏,许多保守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成果.
到了1982年底,许多不当法规还是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各个产业的企业仍时时要填那些复杂的单据、表格,要配合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法规限制.
虽然当时政府的态度终于有点改善,但企业还是被迫要跟同样束手束脚的制度打交道.
在里根政府期间,这种法规对企业的限制,在程度上的确比以前要缓和许多.
我在美国商会演讲时曾提过,在卡特政府时代,新法规一周以一千页的速度颁布,也就是一年五万页.
这种速度就算是靠打官司维生的律师都要大喊吃不消.
不过到了里根时代,新法公布的数量一周就只几页而已了.
在跟民众沟通保守政策方面,里根政府也做得相当好.
大众普遍认为里根的办法是以往危险经济政策的解药,因此1980年民众首次接受里根,1984年又投下选票让他连任.
虽然里根任内还是没能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但他也让美国民众普遍认识到这个危机.
里根虽然没有利器对抗赤字,但他很了解以债养债,利用借贷来刺激经济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当年国会能配合他,支持他的做法,我们的预算赤字或许可以缩减,让财政更为平衡.
到了1984年底,里根第一届任期内,美国的企业家共开创了63.
5万家新公司,这个数字不但是有史以来最高,与1980年前届相比更暴增19%.
那年里根发表演说指出,"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正等着我们.
我们只需要相信自己,让男男女女都有信心、勇气和憧憬的自由,就能建立起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
"美国人民受此行动哲学的鼓舞,信心无比,果然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而当时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反对派所宣称的仅限于高收入人群而已.
1984年,因投资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益,即刻落实到中低收入户,让该年度的贫民指数降幅创11年来最大.
美国普查局报告指出,当年度收入低于贫民水准的人数,大幅减少了180万人.
由此可见,里根政府的政策同样照顾了低收入户.
另外,《底特律新闻报》的报道也表明贫民人数的减少,这"更是里根政策有益的充分证据,显示对抗贫穷最有效的,不是社会支出而是经济增长".
说到这,你还会怀疑我为什么这么支持里根吗拜会总统理查与我第一次跟罗纳德·里根见面,是在他1980年参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里根正力争党内初选出线,因此他特别到加州棕榈泉市拜会前总统福特.
会谈中,福特提到理查跟我,并叫里根跟我们两人碰面.
因此在新罕布什尔州党内初选之后,助选团的比尔·凯西就打电话给安利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约翰·加特兰,请他安排我们到洛杉矶,到里根的办公室跟他见面.
理查与我一见到里根,印象就很好.
在历经7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士气低落之后,美国人正需要像里根这样的人来重建信心.
我们跟里根谈了好长时间,并鼓励他选择乔治·布什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黑格作为未来国务卿.
后来他果然都这么做了.
经过这次拜会,理查跟我决定组织一个独立的助选团,来支持里根参选总统.
当然,我们不能动用公司的钱,也不能利用直销商来为里根助选,不过在私人方面我们使出全力为他摇旗呐喊.
我们自己掏腰包为里根作广告,并配上我们的相片,在全美各地报上刊登,表示我们支持里根出马角逐白宫宝座.
后来,我偶尔也会到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拜会里根总统.
椭圆办公室是总统办公的地方,但格局却出奇的小.
不过从它的室内装潢来看,一方面显露出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历史,另一方面也带有总统个人的品位色彩.
在里根任内,椭圆办公室里头只简单排放几件家具.
在里根那张很大的木制办公桌前面,摆着两个面对面的沙发,中间是一张桃花心木的咖啡桌.
办公桌上看来井井有条,非常整洁,可见里根不常待在那儿.
办公椅后头放着一个柜子,里头摆些相框和纪念品,就跟平常公司总裁办公室那些玩意儿差不多.
办公室的窗子是防弹玻璃,还有厚重的绿色窗帘,从窗子往外望,可以看到宽广的白宫草坪.
我记得,曾经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跟里根谈到领导技巧.
一位海军制服的服务员送来咖啡之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那时候,里根发现他属下的报告往往跟真正事实有所差距,而我刚好不久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属下向上司汇报,往往会偏向他们自以为是的观点.
美国总统和大公司的领导人,都同样会遇上这个问题.
任何居于高位的人一定要有优秀且可以信赖的助手,但不管你的助手有多优秀,多值得信赖,还是必须保持情报渠道的畅通,你才可以接受到许多不同来源的消息.
否则,我们就可能陷于孤立,无法取得合理一致而确实可靠的情报.
如果稍不注意,在高位的人就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所操控、玩弄.
我认为,报告中存在偏见是最常见的了,重要的是,要在发生问题之前就洞察先机.
因此我对里根说,我的方法就是维持三个互相有关的情报来源,任何一方得来的消息,都要跟其他两个加以比对.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因此从这三个不同的观点,我就足以拼凑出实情到底如何,如此一来,也足够作出明智的决定了.
里根大部分的政策我都很支持,不过偶尔我也要据理力争,以免他出错.
在他担任总统三年后,有幕僚建议他,如果要达到裁减预算赤字的目的,最好要增税,他同意了.
当时的美国商会主席被召到华府讨论这件事,讨论之后,商会主席也支持增税.
我当时在商会担任执委会主席,对此我断然反对.
于是我和汤姆·多诺休(我的好朋友,也是现任的美国商会主席)在商会里头说服其他董事成员,反对政府增税.
不久,里根从空军一号专机上打电话给我,我们两个唇枪舌剑45分钟,来回争辩,他想说服我,说增税是不得不为,我也想说服他,希望再以裁减支出的手段来达成目的.
结果我们谁也不让步.
我想,要宣布增税,里根也一定很痛苦.
不过他认为这种做法对整体经济最有益处.
而我呢同样也认为我的方法对大局最佳.
下任总统里根总统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是他对于政府架构和行政上采取一种自制的方式及财政上勇于承担的做法,都让许多美国人怀念不已,希望能再看到像这样的一位总统.
然而,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目前看来都没有这么优秀的候选人,能与美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沟通.
理想的总统候选人应该坚定地维护低税率政策,削减不必要的政府项目支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
他应该理解大幅减少政府管制的必要性,愿意关闭不必要且不符合宪法的政府机构.
他应该是一位诚实、正直、在道德上决不含糊的人,一位忠于妻子和孩子的人,一位坚持自己伦理准则的人.
他应该保护个人和家庭的自由,并且依照宪法,重新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和管理范围加以严格限制.
而他一旦最终获选,也决不应动摇原则或背弃诺言.
如果总统候选人合适,那么我并不介意他受哪一个党派支持.
尽管我已经给共和党做出了巨额赞助,但我忠于的是原则,而不是哪一个政党.
政党轮流上台,它们的纲领也会突然变化.
每当选举日走进投票站,就会看到联邦、州、地方候选人的名字,而且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标签——通常不是共和党就是民主党.
一般来说,这些标签都很有用,它们的功能与品牌或商标一样.
不过有时候两党间的差异变得模糊,"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标签对选民来说,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
有的共和党人会支持增加政府支出,提倡为福利国家而征税;也有一些民主党人主张限制政府职能,促进经济自由和增长.
很明显,两党都有自己的某些政治倾向,但它们都不曾坚定不移地奉行一套不变的原则.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自认为"独立"于两党之外的美国选民在持续增多的缘故吧.
两党间的差异越小,人们就越不清楚应该加入(或投票支持)哪一个政党.
在意识形态上,两党都不再旗帜鲜明——即使对党纲中的重要问题也不坚定,而且前后矛盾地采用对方的理念和说辞.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怪乎今天的选民投票不愿针对哪个政党,而是针对来自两党甚或第三党的候选人.
当今世界有着两种政治理论在争鸣.
一种认为政府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力,并且更多地管理我们的生活和物资,而另一种则主张政府应减少此类的权力.
美国的两个政党应该分别代表上述两种观点.
共和党和民主党中,哪一个会在将来坚持"低税收、小政府"的原则呢看起来是共和党锁定了这一立场,不过他们的头面人物最近却也赞成提高税率、增加政府预算,并且支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一些自由主义政策.
而民主党当前追随的是"大政府"的原则,但是该党却很可能会回归小政府、低税收的原则,那正是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和1932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坚持的政策.
如果这要是成为现实的话,在密执安州亚达城的某个投票站,也许会有一个奇迹发生.
第十七章企业人与环保尖兵大众常常以为企业家都是孤僻、浪费、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
事实上,企业家被视为坏蛋,好像也没什么新鲜,不值得大惊小怪,总有一帮诽谤者会跟在我们后面叫骂.
不过因此就认为所有企业家都在榨取环境资源,也太不公平,而且也有些无知了.
对于我们的观点,有些人根本连听都不听,抱着一种"事实就是如此,没啥可说"的排斥态度.
有一次在威斯康星州有场会议,讨论洗衣粉中含磷酸盐的问题.
我们派了一位化学专家去参加,他在这一行是很有经验的.
结果在他发言的时候,台下突然有位女士大声嚷着:"可是我们不会相信你!
因为你是企业派来的!
"另一位由肥皂暨洗衣粉协会派去纽约州萨福克郡的专家,受到群众更为难堪的对待.
当时萨福克郡正推动立法,禁止洗衣粉销售而召开公众听证会,有些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团体也派代表参加,结果那些人当场对着协会派去的人高声怒骂,连下流的"三字经"都出来了.
这位老兄气得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参加这种听证会了.
随意地指控他人是很容易,而且破坏力惊人.
对于这些廉价的流弹,我们很少有机会反击.
即使有机会,往往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几年前,有群大学生发布了一份名单,上面罗列许多据说是磷酸盐含量高的洗衣粉品牌.
他们公布这份名单,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少用这些产品.
这份名单公布后,谁也没提出质疑,就在媒体中被广泛披露,从美国到加拿大都刊载了出来,不管是报章杂志,还是组织团体的内部文件,甚至是后来出版的相关书籍,都大肆引用该份报告.
数百万计以上民众看到这份报告都深信不疑.
然而这份报告事实上有许多错误,如果这是哪家公司发布的消息,可能就会被处罚,甚至相关负责人都得去坐牢.
然而这份错误连篇的报告却流传了许多年,当初制作报告的学生早都不知去向了,报告的威力却还依然存在.
像这种任意散播不实消息导致商家受害的情况,连政府也会这么干(也许我对这个现象也不必太惊讶才是).
美国联邦水质管理委员会过去也曾发布一份名单给媒体,列举各品牌洗衣粉的磷酸盐含量.
对于名单上的其他品牌,我不敢保证他们都不含磷,但问题是,水委会这份报告上的数值和我们的研究相比较,有五分之四都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数值很明显是错的.
但我们能怎样这些政府官僚拿我们的税金捅娄子,我们也只能自掏腰包在两百家报纸买广告来澄清.
当然,广告的效果是绝对比不上政府文告有威力的.
付钱的广告,总是让人怀疑其可信度.
最后,我们收到水委会两封信,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承认他们的研究有误.
除此之外,他们并未公开道歉,也没主动发布更正.
要是换我这么做污蔑其他竞争厂商的话,是铁定要吃上官司的!
但政府官员却几乎是默不作声,不必为那些错误负责任,好像也不会影响到选票.
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节省地球资源,小心翼翼地保护.
我们必须运用人类的集体智慧,以更有效地利用及重复利用地球资源,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甚至要更努力,才能得到先前所拥有的.
也许我们以为利用新方法就能付出较少劳力,节省更多时间和精力.
但或许我们该更努力、更艰辛,才能取得必要的资源,维持新方法、新系统有效率地运作.
1959年,安利公司推出自有品牌的多用途浓缩清洁剂.
这项产品的神奇之处,就是在当时因为清洁剂大量使用,给环境带来很大威胁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致力于降低化学清洁用品危害环境的副作用.
以前使用的清洁剂分子都属连锁类型,或其他不易在自然中分解的化学结构,因此当时在河流、溪水中,常常可以看到滚滚而来的白浊清洁剂废水.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大概没什么印象了.
不过我们以前在家门外的排水沟里,都常能看到白浊的肥皂水.
那个时候,也许不管在大、小企业中,安利都算是最早推出可分解有机清洁剂产品的公司.
我们安利生产的任何东西,不管它最后要流到水里还是埋在土里,一定都是用可以迅速分解的材质制造的.
多用途浓缩清洁剂也是如此,它是无磷清洁剂,不会造成河流、湖泊富营养化,使得水域表层海藻大量繁殖,从而造成水中缺氧.
在我们的无磷有机清洁剂问世十年、大型厂商才慢吞吞地赶上在业界纷纷推出无磷清洁用品之后,才有几个州严格立法,禁用含磷洗衣清洁用品.
因为安利公司正是领先生产无磷洗衣剂的企业,因此当法令严格禁用含磷产品时,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不过,对于立法当局的动作,我们还是非常注意.
因为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今天虽然对我们还没什么影响,说不定明天就可以把我们毁了.
而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愚蠢而毫无目的的盲动,他们的做法几乎能在一夜之间,就把许多家企业搞得倾家荡产.
他们这种盲目的举动,对于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比不受管制的企业还要惊人.
有些企业也有能力生产无磷清洁剂,不过那是用别的成分来取代,结果对人体及环境的损害更大.
但政府官员才不管这些,他们只要求降低清洁剂中的含磷量而已,却忽略改用其他成分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研究透彻之前,立法当局就急急忙忙地颁布禁令,结果硬逼出来的解决办法,比原先的问题更可怕.
民众只注意媒体的恫吓和惊吓,对于事实真相却毫不关心.
他们只要求当局立即行动,认为肥皂业一定有办法,但事实上化学专家还没通盘搞清楚呢.
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件事让自由市场来解决,一样可以找到减轻污染的办法.
即使在我们美国,那些属于国家所有的非个人财产,也一定是脏乱一片.
不管是河流、海滩,甚至是路边、公园,都能找到许多有碍健康的废物、垃圾.
而最干净的地方,往往就是私人拥有的处所.
有些私人花园维护得非常好,还可以开放给公众参观,就是个好例子.
例如位于佐治亚州温泉市,以前罗斯福总统度假小屋附近的卡洛维花园,就是个繁花锦簇,动植物大有可观的自然天堂;大急流市的弗雷德里克·麦杰花园,在这片备受污染的地区中,也如乐土一般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所有物质上的需求,都要仰赖地球的供给,而要取得这些必备之物,大都还得靠我们的努力和智慧才行.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大家可以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允许民间在环境上投资以获取利润,那么才能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也会把不必要的污染降到最低.
理查跟我长久以来就觉得有义务帮助国内外各地的人,让他们能过更好的生活,拥有更佳的环境.
从1959年安利公司卖出第一瓶多用途浓缩清洁剂开始,我们就非常注意所有的产品,必定要一方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把对于环境的冲击减至最低.
我们很多产品都以浓缩形态上市,这不但可以减少包装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运输和仓储成本.
我们一直努力,希望成为大急流市居民的好邻居.
从这个想法出发,安利公司的生产设备及生产流程,都以环保为第一考量,让制造生产过程对附近水域及空气的影响减到最低.
步入80年代,安利逐渐茁壮成长,踏入国际市场后,理查、我及其他几位公司主管就开始运用我们的财务力量,希望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国际环保计划.
第一个大计划,就是1989年名为"冰上徒步"的北极探险,这个计划后来衍生出许多相关的活动来.
"冰上徒步"队是一个来自7个国家的8人小组,以徒步及滑冰方式,横越五百英里到达北极.
我们赞助这项活动,不但符合他们成为第一组抵达北极的徒步探险队的愿望,同时也将宣传维护极地自然景观的重要性.
这次探险任务的经费,几乎都由安利公司负担,也因此为本公司博得世人的尊敬和赞扬.
同时,安利公司也赞助"国际学生冰上徒步探险队"的活动,这是支由来自15个国家22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这些活动让安利公司在全球环保议题上出了好些风头.
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因此在1989年的世界环保日,颁给我们"环境保护成就奖".
1989年世界环保日当天,一项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的艺术活动,"北极原住民艺术展"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大会堂揭幕.
这个空前的艺术展览活动让全世界认识并进而尊重极地民族的文化.
这些,也都是安利推动全球环保计划的重要环节.
我们之所以会赞助北极地区艺术活动,主要是我的朋友比尔·尼科尔森牵的线.
比尔常常去滑雪,有一次到阿斯本,看到一些因纽特人的雕像.
那个陈列馆的馆长对比尔说,联合国正计划在纽约市举办因纽特人艺术展览,希望找家公司来赞助.
比尔仔细参观那些艺术品后,印象很好,觉得艺术水平极高,而且风味独特,因此就跟我们的公关部主任凯西·旺德杰姆提到这件事,后来两人相偕拜会纽约的联合国官员诺埃尔·布朗博士,并加以详细讨论,随后凯西联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设计部主任斯图亚特·西尔弗,请他为比尔在阿斯本看到的那种艺术品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筹划一次艺术展览活动.
1989年3月,西尔弗带着助手开始着手筹备这个世界级的活动,在筹备期间我们又找到多位极地艺术家,他们热情地提供作品参展,使得展览规模扩大许多.
1989年6月5日世界环保日,"北极原住民艺术展"如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新盖的艺术馆开幕,来访观众对于展览内容赞不绝口,而我们决定把整个艺术馆的结构体捐给联合国,更让联合国官员极为欣喜.
这个展览的设计非常特殊,所有的布置都可以拆卸重组,因此之后我们又在全球各地巡回展示,一直到今天.
我们找来原先在耶洛奈夫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克里斯多弗·斯蒂芬斯博士来负责协助全球巡回展览.
虽然"北极原住民艺术展"有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的帮忙,却也是安利环保基金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活动.
安利环保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旨在推动全球成人和小孩的环境保护教育与宣传.
我们接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邀请函,希望"北极原住民艺术展"可以前往展览.
在后来的几年里,"北极原住民艺术展"先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达拉斯展览后,接着转往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
借着巡回展览之便,安利公司也在推动环保方面获得极大的知名度.
在获得联合国环保组织成就奖的两年后,我们在1991年又得到美国国立野生动物协会的青睐,获得"国家生态保护杰出成就奖".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颁授了"极圈奖章",以及联合地球组织所颁发的奖牌和"雨林同盟奖".
1992年地球高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时,"北极原住民艺术展"也在那儿展出,成为文化重头戏之一.
当时,我听到加拿大总理在里约热内卢、多伦多及渥太华的文化博物馆中,公开赞扬安利公司,心底五味杂陈,觉得实在够让人冷笑的了.
就在几年前,加拿大那些政客还在跟安利较劲呢!
如今,似乎借着艺术平抚了安利跟加拿大政府的新仇旧恨.
因为我们出钱出力展示了加拿大北部因纽特人的艺术成就,获得了加拿大人及全世界的尊敬.
借着支持优秀艺术家和推广环保教育的努力,企业公益活动的确可以开创不同的局面.
安利对艺术活动的赞助,再次说明某些政府部门的涉入的确是多余的,而且说不定还会带来反效果.
政府部门办起事来繁文缛节浪费时间,而且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力量的影响,有时反而让整个支持活动走偏了方向.
但企业赞助的方式,就不会有这层顾虑了.
第十八章家庭团队在我跟理查创建安利的那几年里,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多花时间陪伴我的小孩.
这个事业对我的家庭帮助很大,但是我们也相对地付出了许多.
每天早上九点,我就出门上班去了,到下午六点才会回家.
六点到晚餐这段时间,我会陪贝蒂一会儿.
用完餐后,通常我还要再去工作.
因此在孩子成长期间,我几乎都没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许多责任都要由贝蒂代劳.
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把时间掌握好,平均分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像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我在别人身上也常看到.
因此我觉得,这可能是上班族所面临的、最普通也最大的问题.
虽然在创业早期,我大部分时间都要摆在工作上面,但我知道现在这么拼命,以后总会有些好日子过的,不过我的情况也不比别人好多少.
时间就是一种资源,像是一具新的机器或者技术熟练的员工.
但什么时候该摆在工作上,什么时候又该以家庭为重,对我而言也是很难判断的.
有些时候,我可以趁吃晚餐的时候,跟孩子们在一起.
因此对这个家庭而言,晚餐就是全家团聚的重要时光.
用餐前,我们要祷告.
先读段《圣经》,再讨论一下它的意思,如何应用在生活上等等.
《圣经》里头触及的课题包罗万象,而且应用在我们现代社会也丝毫不差.
这真够让人惊讶的了!
讨论完《圣经》中的某段话之后,我会带领家人做祷告.
我做祷告,听众最多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吧.
对我而言,祷告就是我个人跟上帝的对话与沟通.
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言,祷告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祷告也许只是短短几句话,像"敬爱的天父,请让这架飞机平安降落",或者在面临重大危机时,我们也能向上帝尽情倾诉.
但是我很少在公开场合中带领祷告,虽然能站在台上带领群众祷告是很出风头的事情,但这么做像是在向群众做祷告,而不是向上帝.
他们也从这儿明白,即使是他们的父亲,也要每天从天父那儿获得力量.
虽然孩子们长大以后各有各的习惯,但我知道我每个小孩的家庭每天都还是要祷告的.
对小孩而言,道德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也许就是父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
我跟家人在餐桌上的谈话,也是我们家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几乎什么话题都谈,从商业、生意、信仰到政治、经济等等.
虽然这些谈话都不是很正式,常常一通电话就打断,或许小孩们匆匆忙忙吃完饭,想跟朋友出去玩,但在这短时间的谈话中,却很可能改变孩子们的一生.
我现在来看孩子们的生活,就能体会到,上帝赐予我跟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时光,是多么珍贵而有益.
有时候,我家餐桌上也可以开个高级商业管理班.
我边吃饭边把当天在公司遇到的问题说给大家听,全家人一起讨论,就会得到许多不同的想法.
最后,我再告诉他们,我自己如何处理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经由这种晚餐高级班的讨论模式,理查跟我的小孩在接管公司事务上,都变得比较驾轻就熟.
通过理查跟我在各自家庭的努力,我们两家共八个小孩,对于生意都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公司运转得更顺畅.
我儿子大卫很早以前就告诉我,虽然他大学上过商业课程,自己后来也进入安利公司,不过生意上的事,更多还是从餐桌上学到的.
家庭旅行跟大部分家庭一样,全家一起出去旅行也是欢聚的好时光.
你也许猜得到,我们到过一些名胜古迹,例如去澳洲沿海的大堡礁,亚马孙河、科罗拉多河的泛舟之旅,到欧洲滑铁卢古战场发思古之悠情,或者走在菲律宾某个海滩上,那儿正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将军隔岛跃进大反攻的登陆点.
不过有些不那么有趣的旅行,反而让我们更难忘.
我在密执安州北部有块地,我们家常到那儿野营.
那个地方有座库房.
请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库房,里头备有瓦斯点火器,我们把垃圾都塞到里面,然后点火烧掉.
那个垃圾焚化室过去几年一直都很正常,可是有一年夏天却开始有点问题.
孩子们跟我说了之后,我这个万事通先生只好自己搞定.
第二天,我就过去瞧瞧.
本来那一天我还要赶去美国商会参加一次演讲.
那时候是70年代初期,我全身上下都是聚酯棉的衣服,白色的聚酯棉长裤,白色的聚酯棉衬衫.
我走到库房,心想不用一两分钟就可以修好了.
走进去以后,我左看右看,找不到哪儿出了问题,于是只好放弃,又走出来,顺手关上铁门.
这时候,史提夫跟大卫他们才出去钓鱼回来,正忙着把小船拖回码头.
结果,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焚化室的门关上后,里头便会自动点火,把垃圾烧掉.
那一天却有瓦斯外泄出来,因此我一关门,焚化室就爆炸了.
后来史提夫跟大卫说,只听到一声轰然巨响,就看到许多东西伴随着一阵浓烟,喷到十五英尺高的地方,然后是他们老爸穿着一身被烧成只剩短裤和T恤的白色聚酯棉衣服,摇摇晃晃地走出炸歪的库房,头发横七竖八,眉毛烤焦了,背后还直冒烟.
贝蒂赶忙从旅行车上下来,急得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慌慌张张拿起安利消毒抗菌喷雾剂就朝着我猛喷.
不过我还好,除了眉毛烧焦了,耳朵里嗡嗡作响之外,幸无大碍.
第二年我们就换了一台电子点火器了.
当然啦,像这种倒霉事是不会常有的.
每次我们全家团聚,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带孩子们出去玩,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学会赞叹上帝造物之奇美,也能在许多活动中,学会与家人并肩合作的精神.
社会的温室许多为人父母的,处心积虑想让这个社会更好,却忘了能改变社会的最大力量,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家庭.
要改变这个社会,不是靠高中教育,不是靠科学、技术、艺术,也不是靠政府.
如果你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就得靠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靠我们这些为人父、为人母的.
伟大的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曾这么勉励信徒:"家庭就是社会的温室.
"如果我们要想对周围的人有所贡献,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政党团体或任何一位总统领袖,会像家庭一样,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社会上各个家庭的组织健全,就代表着更低的犯罪率.
当任何人遭遇危机时,都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也就是家庭在背后支持着.
由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社会,当然可称为有德之乡.
如果父母双亲能教导自己孩子做那些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是为他人造福.
政府的组织再大、权力再高,也难以体察每个孩子的价值所在,他们各自的长处和缺点,才智和性格,政府都不可能一一去掌握.
但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需要特别慈爱而有智慧的父母亲来引领他们.
我的家庭就是如此.
每个孩子都会带来全然不同的挑战,而我跟贝蒂也尽可能地去迎接和适应这些挑战.
开路先锋南希,是我们家的大女儿,也是我的孩子中第一个在安利工作的.
她一开始在比较枯燥的内部审计部门,后来又转到人事部门.
等孩子们渐渐长大后,理查跟我决定给他们来个管理训练.
就某方面来说,南希跟狄克·狄维士算是我们的实验小白鼠.
我们的想法是,与其让他们在别的公司里工作,不如留在自己公司里学习.
当然,不能一开始就让他们当高级主管,而是到各个部门熟悉情况,各项业务都要接触.
我们安排南希到肥皂生产线、控制滑轨、装瓶,让她跟公司里各个阶层的员工一起工作,学习跟基层共处.
我希望她可以借此了解到,公司里每一项工作环节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位安利员工都不能缺少.
一旦她能深切体会到这些,等进入管理阶层之后,就会是个极有效率的领导者,也会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
后来她自己说:"在基层工作,其实自有它的乐趣.
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去上班,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等这天一过,工作就算结束,你就下班了.
"南希在接受培训后,安利公司扩充沟通部门,于是她就调到那儿,并在1984年担任副总裁.
现在,安利公司所有的印刷品、影视宣传和演讲、说明会,包括给北美地区直销商看的月刊,以及目录编撰工作,都由她来负责.
南希对于美国妇女工作环境的议题非常关切.
对于这些妇女议题,她很敢表达意见和看法.
而且她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更以行动进一步落实她的想法.
她对于跟妇女相关的社会工作极为热衷,其理想就在于"帮助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她目前参加了"希望社区"(这是我们当地的组织,旨在帮助无家可归的妇女同胞,以及一些发生急难的家庭),还有"大急流市妇女机会"(这个团体所做的,就是给中、低收入妇女提供训练,帮助她们自行创业).
南希说:"如果你认真地相信什么的话,就要在生活中实践它.
"还有许多本地和全国性的其他社团组织活动,南希也都很关心,例如大急流市艺术博物馆、共和党妇女论坛、密执安州商会及美国山案协会等等.
对于公益组织的活动,她更是尽可能抽空参加,每年都为复活节救助团体、基督教女青年会性虐待防治中心等宗教和协会救助组织筹募几百万美元的经费.
她说过:"我也可能出生在加尔各答的水沟边,或者埃塞俄比亚的荒野里头.
但我降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就有义务去帮助其他人.
"对于她在安利的工作,她认为:"只要上帝要我留在这儿,只要我能很快乐地工作,我就会留在安利.
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而且无法想像我会去做些什么别的.
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以及为什么要做,我很有信心.
"独立的心灵我的大儿子史提夫现在是安利公司董事长,但他原先并不肯定自己是否要接他老爸的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思索,并尝试了许多不同的领域之后,他才真正准备好来安利工作.
一开始,也是到我跟理查合开的管理训练班学习,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全部心力都摆在安利上,乐于为安利公司的发展与成功而效力.
在史提夫十来岁的时候,我们父子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史提夫一直都很乖,不过有时他也希望在某些方面可以自己作主.
于是,就跟所有十来岁的青少年一样,他有时候总要想些点子,来测试一下父母亲的耐心,看他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领域有多大.
经过这些年的磨炼,如今史提夫已经长大成人,清楚自己背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知道自己在自己的生命中要站在什么位置.
对我来说,扶养他成人这件事,就好像《圣经·旧约·箴言录》第十九节第十八条所说的,"趁有指望时,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儿子要是不好好管教,日后他可能就要饱尝苦果.
我想,《箴言录》里头的"管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是要分成许多不同阶段的.
史提夫十六岁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一次冲突,彻底改变了我跟他之间的相处关系,以及后来对他的管教模式.
那一次因为他犯了某些家规,我禁止他外出两个星期.
不过史提夫很不服气,认为我的处罚是不公平的.
当他的朋友正在外面快乐逍遥时,他竟然被禁足在家!
因此有一天晚上,他开着自己的车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什么话也没说,不过上班之前,我没收了他的车钥匙.
几个小时候后他醒来,遍寻不着他的车钥匙,才想到可能被我拿走了.
他的牛脾气一发,打电话叫朋友开车过来接他,当天晚上就来个夜不归宿,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他都没说要去哪,贝蒂跟我担心得要命.
他出门的时候,贝蒂也不清楚,我们两个根本不知道这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
等史提夫回来之后,我把车钥匙还给他,然后告诉他:"听着,要是你想出去而且在外头过夜的话,我宁可是你自己开车.
以后我不会再禁你的足,我只要求你,告诉我你要去干什么,或者你碰上什么麻烦.
现在你够大了,可以自己做主,不过起码你要给我说说话的机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我们父子间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不再把他看成小孩子,他已经逐渐步入成人阶段,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会再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盯着他进进出出.
现在,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当个顾问,劝告他以及提供意见.
对于我采取的方法,史提夫非常高兴,过了好几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当时的感受.
也许这种方式不是对每个孩子都适用,不过在史提夫身上却很有效.
他知道我们拿他当大人看之后,也会努力端出个样子.
不久,他离家上大学,一下子就懂事起来了,后来又娶了一位非常好的太太辛迪,顺利完成了由青年迈向成人的阶段.
史提夫也在我之后,担任美国商会的董事.
就跟我和贝蒂一样,史提夫跟辛迪对于大急流市的情况也都很关心,他们夫妇俩延续着温安洛家族的传统,对于一些重要的社区工作非常支持.
驾驶座上的儿子通常,我会赋予我的孩子比较多的自由.
要是我看到他们误用这种自由,我才会加以干涉,并且和他们讨论那些行为.
一般而言,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身上,不过一旦我认为照他们自己的做法迟早要出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建议,并敦促他们三思而行.
我这种教育方式,也影响到我的第二代管理安利的风格.
我曾经看到大卫用这种办法来做管理.
他会让手底下的人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告诉他们,"你觉得某项工作该怎么做,我不会管你.
不过到最后,你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起责任.
但我要是看到有什么不该有的,或者大体上是错的事情,我就会干预".
如果把员工管得太紧,就好比死盯着青少年期的孩子,一举一动都不放松,会让他喘不过气来的.
当然,让孩子们拥有一些自由,绝对不是弃之不顾或对他们的生活毫不关心.
大卫跟我爷儿俩就有些共同的兴趣,平常很有得聊,其中之一就是汽车.
他早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开车了.
那时候我们到沃特岛时,我开着吉普车在小路上跑,然后转头跟他说:"现在你也该学开车了.
"那台吉普车还是手动档的,不过大卫很快就学会了.
学会之后,他就常常想要开车.
大卫跟我一样,对好车有一种执迷.
我还记得,我买的第一辆高级跑车,是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红色的车体,黑色的内装.
虽然前任车主好像不太爱惜这辆车子,把它操作得太过度了,不过还是不折不扣的玛莎拉蒂.
大卫老觉得那辆车子真是酷得要命,因此我偶尔就会开着这辆车子载他出去兜兜风.
后来大卫年纪大了些,我又买了不少高级跑车,有时候我也会让他开开我的蓝宝坚尼、玛莎拉蒂甚至是法拉利来过过瘾,不过只让他开一小段路而已.
后来,我那些车子大部分都卖掉了,大卫在安利也进入领导阶层,他的兴趣也转到一些社区活动上.
在这方面,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监督温安洛协会大楼的建造和营运(他任该协会的董事长).
他对曲棍球也很有兴趣,把这项运动引进密执安州西部,现在是大急流市格里芬斯队的老板之一.
大卫的太太卡罗对社区事务也非常积极,她是大急流市歌剧院的董事,也负责主持亚达市基督教学校基金会,并热心参与国际基督教学校联盟和青松安息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
我钟爱的女儿芭芭拉是我最小的女儿,到现在我还常常把她当成小朋友看.
我都还记得她小时候,我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过马路.
也许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想牵着她的手过马路呢.
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就是有一次我牵着她的手准备过马路时,她把手抽回去,说:"爸,我已经够大了,可以自己来.
"听到这些话,我才明白那段最珍贵的时光,已经永远消逝了.
芭芭拉在十几岁的时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孩子.
不过她也不像有些孩子,叛逆性那么重.
她是很懂得分辨是非善恶的孩子,要是自己做错事情,就会自我反省,如果干了什么坏事被逮到了,还会以"恐惧而战栗"的心来忏悔.
她16岁那一年,有一天骗我们说要去找朋友,其实是开着车子跑到安娜堡市.
那天刚好是1976年的大风雪来袭,一直到现在大家提起那次暴风雪,都还心有余悸.
当时,我们在家里都很担心,于是贝蒂就打电话到芭芭拉那个朋友家里,想确定一下她是否安全.
那个小朋友也很老实,她根本不知道芭芭拉说要去找她,因此也不敢帮她隐瞒.
几个小时以后,芭芭拉终于安全返家.
她一路上冒着风雪,从安娜堡市开车回来,途中还因为风雪实在太大,停下来一两次.
这一回,她简直是吓坏了,不只是想到回家后还有一场"风雪"在等着,而且也因为她说谎,结果遇上危险而恐惧.
芭芭拉回来之后,很顺服地忏悔不该这么做,并乞求我们的原谅.
看她真的知道自己错了,而且也深有悔意,因此贝蒂跟我都没多说什么.
就在几年前,芭芭拉还提起当年那件事情,并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感念不已.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贝蒂跟我为了如何管教小孩,简直是伤透了脑筋,每天都自问,到底这种管教方式是对还是错.
一直到孩子们都长大,陆续离家单飞之后,我们两老还常会纳闷,当年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否恰当.
我们已经尽到应尽的义务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宽大一些或者应该再严厉一点不过每当我们很怀疑自己是否尽到责任时,孩子们总会适时出现,说他们有多么感激我们的教育方式.
芭芭拉真心诚服《圣经》"要让父母以己为荣"的训诫,而且在我跟贝蒂健康情况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她也常常照顾我们,关心我们.
她对我们两个时刻怀抱着敬意,而且不厌其烦地以各种方式来表现.
最近,她还写了段话来表达她的感恩之情,那几句话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更珍贵的,是芭芭拉对她妈妈讲的那段话.
当时贝蒂患老年痴呆症已经相当严重,她不认得我,也不认得孩子们.
当芭芭拉要跟她说那些话时,我很怀疑贝蒂是否会了解.
想到这温馨而感怀的一刻,贝蒂却毫无所觉,就让我心碎.
不过那一天我们还是聚集在客厅里,芭芭拉以优美而感伤的语气,说妈妈对她们几个小孩是上帝赐予的恩惠,她对她们的照顾更是基督徒的虔诚典范.
这个时候,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贝蒂盯着芭芭拉,然后说:"我钟爱的女儿!
"就在那一刻,上帝恩赐贝蒂,让她可以了解芭芭拉带来的礼物和她话里的感恩之情.
见此,芭芭拉激动不已,我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过去芭芭拉一直很自责,没趁着她妈妈病情加剧之前,把这些话说给她知道.
如今这个机会又再来到,因此对她而言是很有深刻意义的宝贵时刻.
跟我其他三个孩子一样,芭芭拉也热心公益,并为国家效力.
她以前就担任华盛顿资本研究中心的董事,后来又跟我一起进入传统基金会的董事会,致力于推动理想,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伟大,这令我引以为荣.
芭芭拉毕业于印地安那大学,取得商学硕士学位,她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先生里克·嘉比的.
新一代的领导人作为一家大企业创始人的第二代可并不轻松,我们的孩子们都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压力和冲突,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没碰到过的.
他们加入安利,从工作中逐渐茁壮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受到的关注,比任何员工都来得严苛.
不管是我的还是理查的小孩,他们身居安利公司的管理阶层,一切都得战战兢兢,以两倍的心力来投入,却还常常无法得到他人的认可和体谅.
如果他们做得好,业务蒸蒸日上,别人会说:"哎呀,人家早就帮他们打好天下了!
"要是他们领导欠佳,又有人会说:"你瞧瞧,这群败家子把他们老爸的事业都毁了!
"他们也永远总是受到别人的怀疑:"到底他们能爬到今天这样的位子,是靠他们老子,还是自己有真本事呢"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安利的话,很可能他们都不会到这儿工作,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抹灭他们的管理能力.
不管是我的孩子还是理查的孩子,他们对于现在的工作,都是完全胜任的.
这由安利在他们的管理下,业务状况一直都很好,就可以证明.
由史提夫担任董事长,狄克·狄维士担任总裁,安利公司仍然是在超级强手的带领下.
当理查跟我的孩子陆续进入安利管理阶层,我们就一直努力从生意的角度做考量,让他们兄弟姊妹之间能获得平等的机会.
这八个孩子进来安利干了几年以后,理查才提醒我,应该把棒子交给他们了,总不能一直让他们待在见习阶段吧.
自从安利创立以来,一直都是由理查跟我来做最后的决定,孩子们始终没进入真正的核心位置.
现在也到了让他们当家作主的时候,不过他们要先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需要学习如何相互合作来共同经营.
第一步就是组成一个政策委员会,八个孩子每个月定期开会讨论,由另外两位公司高级主管来训练他们如何集体决策.
委员会由孩子们轮流主持,来培养他们的领导经验.
会议主题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互协调,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
集体决策训练的目标,不在于要求他们可以迅速地拥有决定重大决策的能力,而在于相互了解,培养默契,让他们在问题出现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解决.
后来,理查跟我也加入定期月会,我们开始把一些财务细节告诉他们,对于公司营运,他们也拥有发言权.
这个时候,原先只是集体讨论式的见习训练,就逐渐转变为重要的决策阶段.
1992年7月,理查一次轻微的中风,使我们体认到把经营权顺利下放给第二代的重要.
虽然理查这次患病,只在医院里头待了四天就可出院,而且也完全康复了,不过这次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深入地接掌安利业务.
理查康复之后,我们解散了原来的政策委员会,由理查、我再加上孩子们组成全新的集团领导.
此后,他们对于日常业务处理日益深入,为日后安利的兴衰成败担下了更多责任.
理查跟我也都知道,有朝一日我们两个这种合伙打天下的模式终将结束,只是我们一直都不愿承认那天已经来到.
我们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早在40年代晚期,从合作开设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和一起出航去加勒比海就开始了.
经历了几十年里的艰难困苦和胜利成功,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稳固.
但是现在,我们是该退开一步,换新一代上场了.
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安排理查的退休.
在理查的推荐和我的附议下,我们决定推举他的大儿子狄克接任总裁一职.
1992年12月6日清晨,理查在他亚达市家里突发心脏病,情况相当严重.
六天之后,他挨了三次心脏搭桥手术,好在复原情况还算顺利,到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可以返家过节了.
理查住在克里夫兰医疗中心休养的时候,我们谈了几次话,谈得很深入.
休养期刚开始的那几天,理查相当虚弱,一点也不像平日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想,不管是谁,只要真正体认到生命终有结束之日,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们两个老弟兄严肃而冷静地谈着,谈到我们对于上帝的终生信仰,谈到家庭和朋友,谈起过去那些美好时光,也谈到未来.
理查出院的前一天,他正式提出辞呈.
我们先前为狄克接任总裁职务所做的安排,事后证明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理查身体状况开始变差的时候,狄克对他即将接下的工作已经相当娴熟.
为了这个接棒动作,理查跟我已经准备多时,如今只剩下公开宣布的程序而已.
我也知道,我从董事长一职退休的时机也到了.
从集体领导的决策会议上,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很有能力.
不过理查跟我只能挑选一位来当董事长,就看我推荐谁来接任了.
要从我的孩子里头选出一位来担任董事长,让我很为难,但我还是得这么做.
过去几十年来,当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我都刻意表现得公平一点,让他们获得一样的机会.
如今,就算我不计任何代价,想要做到不偏袒其中哪一个,也都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
不管怎样,也只有一位可以出线,来接任董事长一职,其他的只能担任副总裁的职位.
这件事让我觉得心烦意乱,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甚至想叫我的朋友比尔·尼科尔森来帮我做决定.
不过他拒绝了,他说这件事还是要我自己来,谁也无法代劳.
为了这件事情,我烦了几个月,常常做祈祷,从各个角度来思考.
最后,我选择由我的儿子史提夫来接任,而他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史提夫的处事风格跟我并不是很像,他也不认为一定要照我这套方式来经营公司.
他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而且现在看来,他这套办法跟狄克·狄维士也配合得很好.
在处理日常业务上,史提夫努力而认真,与各方面人物的交涉接洽能力也都很高.
有这些喜爱他、信任他的人在支持着,安利公司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第十九章初恋我透露点秘密给各位吧!
我相信纽崔莱的健康效果,而且每天都服用,但这还不是我喜爱这项产品的真正原因.
我喜欢纽崔莱,就是因为通过它,我才认识贝蒂的.
我姨妈也是纽崔莱的爱用者,当时她在大急流市霍克斯特拉斯家当管家.
她跟我说,她的东家也许对纽崔莱有兴趣,于是在1951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就打电话给霍太太,约好时间去她家拜访.
我到了之后,就在霍家门口遇上金发蓝眼的霍家女儿,她就是贝蒂.
突然间,推销纽崔莱已经变成这趟拜访次要的事了.
那一天的推销说明,似乎是其糟无比,不过霍太大还是买了一盒纽崔莱.
我心里打的是另一个算盘,而且比推销纽崔莱还重要得多,那就是约贝蒂·珍·霍克斯特拉斯小姐出去玩.
够幸运的!
她答应了.
我跟贝蒂刚开始约会几个月的时候,就很清楚她就是与我共度一生的伴侣.
她个性和蔼而温柔,心地很善良,跟我妈妈很像,而且在宗教上,她的信仰真诚,更鼓励我在心灵上与上帝贴近.
有鉴于此,我认为再也没有其他人比贝蒂更适合做我终身伴侣的了,因此,1952年8月16日下午两点,我就向她求婚,而她也温柔地接受了.
婚礼在大急流市她家举行,当时涌上我心头的,是《箴言录》中的一句话:"找到妻子,就像找到一件美好的事物,也领受了上主的恩惠.
"贝蒂和我,在个性上配合得很好.
我事业上的成功,有不少得归功于贝蒂的帮助.
无论是当时销售纽崔莱,还是创办安利之后,业务会议常常在我家客厅举行.
在这种情况下,贝蒂表现出她殷勤好客的天赋.
在社交场合中她很有办法,能让每个客人觉得轻松、舒适.
她扮起女主人的角色,主持家庭社交场合,驾轻就熟.
由于我的事业越做越大,有好一阵子没办法拨出很多时间来陪伴贝蒂和小孩.
现在我有时候会回想,当年在打拼事业时我认为哪些东西比较重要,而如今又认为哪些比较重要.
我想,如果诚实地回顾过去,大概没有人会在耄耋暮年时忏悔说:"你晓得吧我实在浪费太多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了.
我应该多待在办公室,或花更多时间去旅行才对.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读者,请各位听我这个荷兰老头一句劝:趁着年轻多陪陪家人,不然到老一定后悔.
对于家庭内、外诸多责任,贝蒂一肩挑起,让我减轻负担,我才有办法更多投入到安利的工作.
在操持家务上,她自己做了许多牺牲,也跟我在外头工作一般辛劳,却没办法像我一样得到他人的赞扬和肯定.
在上帝的眼中,她作为太太、妈妈、女主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工作,绝对不比我差.
我诚挚地相信,我们工作并不是为了得到报酬,而是希望得到上天的称赞.
来自圣经的这些美妙话语,就实实在在说明了与我结为连理的这位女士是多么优秀:贤惠的妻子哪里去找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
她的丈夫信赖她,绝不至于穷困.
她一生使丈夫受益,从来不使他有损.
她辛勤地用羊毛和麻纱制成衣服.
她像商船一样,从远方运粮供应自己的家.
她天未亮起床,为家人准备食物,分配工作给女仆.
她用自己赚来的钱购置田地,经营葡萄园.
她健壮而勤劳,不怕繁重的工作.
她知道自己所做每一件货品的价值,往往工作到深夜.
她为自己纺线,为自己织布.
她乐意周济穷苦人,伸手救助贫乏人.
她用不着为下雪担忧,因为一家人都有暖和的衣服.
她织造床单,为自己制麻纱和紫色布的衣服.
她的丈夫很有名望,是地方上的领袖.
她缝制衣服和腰带卖给商人.
她坚强,受人敬重,对前途充满信心.
她开口表现智慧,讲话显示仁慈.
她辛勤处理家务,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敬爱她;她的丈夫称赞她.
她的丈夫说:"贤惠的女子不少,但你远超过她们!
"娇艳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虚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应受赞扬.
她所做的事都有价值;她应当公开受赞扬.
当我为了安利的工作四处奔波之际,贝蒂一直都陪在孩子身边.
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是我们家里的安定力量.
每当孩子们放学回家,一进门就会叫:"妈!
"他们不一定是有事要找她,只是确定一下她在家,就会感到心安.
而贝蒂也总是能回答:"是啊,我在!
"在孩子们逐渐成长之后,贝蒂也转而把精力投诸他处.
在我们附近地区,贝蒂支持大急流市歌剧节的活动,也是她先加入,后来才把我拉进去的.
歌剧节活动如今已经是第三十一届,之所以经久不衰,有一部分要感谢我太太的支持.
贝蒂对小孩子尤其关心,附设于青松安息基督教医院的温安洛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就由她来主持.
在全国性社团组织方面,她时常参与由菲利斯·施拉夫利设立的苍鹰论坛这样的保守政治团体.
贝蒂从来不怕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有很多事情她都想得非常透彻,也知道自己相信什么.
每个认识她的人,对于她信仰之虔诚,必定留下深刻印象.
有些人会说,跟贝蒂只要聊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说到跟宗教有关的话题.
这份真挚的信仰已经渗透到她生活的每个部分,也可以说,这就是她生命的基础.
芭芭拉最近还提到过,她记得以前早上起床下楼时,常看到她妈妈坐在椅子上,膝头放着圣经,两手紧握着正在祈祷.
疾病与健康1988年,我注意到贝蒂开始有记忆力衰退的问题.
起先只是偶发性的情况,像找不到她的皮包、掉了钥匙或忘了电话号码等等.
后来这种失忆症状逐渐明显,连一些正常人不该忘记的事情,贝蒂也慢慢不记得.
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她老是搞不清楚,后来连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做了.
对我来说,实在很难接受她病情严重这个事实.
看到这种状况,孩子们也焦急起来,他们都很关心,不过在要求我为贝蒂找寻更好的医疗上,芭芭拉最为积极.
她帮我克服过去对医疗界的不信任感,同时让我认识到,贝蒂的健康比我的个人隐私还要重要得多.
在芭芭拉和大卫的协助下,我找到一位南卡罗莱纳州的医生,他对贝蒂这种病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此她开始接受这位医生的定期诊疗.
但是之后的两年,贝蒂的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她原先只是需要旁边有人跟着,帮她处理一些事情,但一下子竟然就需要24小时的全日看护.
我努力运用各种方式,希望保留住她的记忆力,带她到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拿照片给她看,播放她最喜爱的曲子等等.
有时候病情似乎有点好转,但往往持续不了几天又一切照旧.
然而生活中尽管有这些不好的事情,令人悲痛难忍,但上帝还是会利用这些不好的事情,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
当我所认识的那个贝蒂逐渐离去,而且我的健康状况也跟着变差时,它却利用这种神奇的方式,把长大离家的孩子们又带回我身边.
我跟孩子们的关系,因为这桩事,变得更为紧密.
因为贝蒂的病,迫使我寻求孩子们的支持,而他们跟我一样都希望他们的妈妈能获得更好的照顾,也因此跟我变得更为亲密.
现在,我比过去更珍视这群孩子,因为他们正是贝蒂几十年黄金岁月慢慢培育长大,留给我的珍宝.
眼看着生命之幕在贝蒂心中提前落下,我真是难以接受.
因此跟贝蒂在一起的日常散步,我也绝不放弃,我要全力护卫这个有她存在的世界.
彼得岛的白湾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它夹在三面长满苍翠热带植物的山峦之中,是一片白色的沙滩.
我会带着贝蒂走下沙滩,她可以站着泡泡海水,或在我的协助下散散步.
白湾口有数座沙洲,海浪都被阻隔在外面,因此湾内海水相当平静.
有时候我们就在那儿随便走走,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等到她觉得累了,就回海滩椅休息.
这对我们两个都是很好的运动,而且多活动活动,对她应该很有帮助才是.
而对我的最大报偿,就是她偶尔会微笑地看着我,这个灿烂的笑容即使在她生病的时候,也从未消失.
我尽可能拨出时间来陪伴贝蒂,能够花时间陪伴她,我是一点也不会吝惜的.
在过去我创建安利的那些年,她对我是如此的宽容而体谅,如今我有机会回报她,对我来说是全然的喜乐.
如果婚姻盟誓只是某些有形利益的交换,那么这种婚姻不提也罢.
我的生长、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让我相信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一种神圣的结合.
除非其中有非常严重的不信任,否则是不该轻言放弃的.
由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因此在照顾贝蒂时也就更加困难.
最近我的老朋友,安利公司长年的建筑承包商丹·沃斯来找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来聊聊过去,顺便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情况.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跟他碰面了.
不过他现在两个耳朵都要戴助听器,偏偏我说话又有些困难,因此我们两个还能聊天,实在是个奇迹.
我们就是把椅子拉得近一点,很认真地谈着老年人的一些问题,谈到我们的健康情况、贝蒂的病情和理查的心脏病等等.
尽管贝蒂日渐衰弱,尽管她已不复从前,但上帝却赐予我对她更深的爱.
对于贝蒂跟我的情况,沃斯颇能感同身受,他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鲁思,她在1967年因脑瘤辞世.
沃斯告诉我:"这样的爱,我们实在没办法解释,不是吗不管是疾病或是衰老,那份爱还是继续滋长.
"他说得可一点都没错.
对我而言,现在的贝蒂比以前更令我觉得珍贵.
如今的社会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婚姻观、爱情观,传统的忠诚、忠贞似乎是老掉牙的废物.
但是贝蒂跟我几十年来共同分享的不因时间而褪色、懂得自我牺牲的爱,却让我们两人的生活更幸福,也让我们个人更加完整,从中亦可见识到上帝旨意的无上运作.
这么些年以来,理查跟我忙着创建安利公司,贝蒂任劳任怨地为我牺牲、奉献.
如今,她年老而体衰,就轮到我来付出爱,好好地照顾她.
由此可见,信奉忠贞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沃斯陪我谈了好些事情,我们又一起祈祷.
他是秉持着更强韧而深刻的信仰,才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因此他的话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问他,当初是怎么承受得住妻子的去世他说:"在我们每个人死去之前,耶稣基督早就在那边了.
在我真正需要承受之前,我也早就被赐予这份力量.
因此,那个时刻一到,你也自然会撑过去的.
"在贝蒂罹患老年痴呆症初期,我也注意到我的手有些问题.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些问题好像也没影响到日常生活.
贝蒂曾经跟我提过一两次,不过当时我们都没太注意.
一直到了1988年夏季,我才觉得事情很不对劲,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之后,才确定我的症状是早期的帕金森症(震颤性麻痹).
当我们还健康的时候,身体功能如何运作,谁也不会去多注意.
我们的脑子很自然地发出命令,而身体顺从地遵照指令,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
然而,这个传达线路要是出了问题,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残障.
在手部动作不听使唤之后,紧接着说话功能也大受影响,此后我就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了.
对我自己的病,我很不想接受治疗.
我周围不少人提供了好些方法,但我一直都很排斥.
一方面是我觉得接受治疗,就要被迫放弃许多隐私,再者,也是因为我对医疗这玩意儿很不信任.
比尔·尼科尔森就催了我好几次,叫我要去看这个、那个专家,我的孩子也数度表达关切,提出他们的意见.
最后,比尔干脆跟我说:"杰,这可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这些话了.
不过我要是不再劝你一次,我会觉得很难过的.
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应该是患了帕金森症,在这方面他们可以帮你的忙.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找他们.
"对于帕金森症和其他一些病痛,我到底会怎么办,比尔当然是不会晓得的.
第二十章惠及后世许多年来,贝蒂跟我以"杰及贝蒂·温安洛基金会"的名义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也捐献了几家医院、学校及其他有价值的机构.
现在,这个基金会在我小孩的主持下,更像是温安洛家族的基金会.
也是通过基金会的运作,把公益活动的火炬交给下一代.
目前,基金会最主要的赞助项目就是温安洛协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独立研究组织,旨在钻研医药科学以造福全人类,更是全球医学研究史上最大的慈善活动,其目标是达到堪比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的研究水准,并为21世纪带来医学上的突破.
该协会科学顾问团的五位成员,全部加起来一共有百年以上的研究功力.
有些人或许很奇怪,我明明对现代医疗科学最为轻视,为什么如此支持温安洛协会的医疗研究呢我认为这之间并无矛盾.
尽管我对传统医疗方式颇不以为然,但医学研究仍然令我着迷.
人体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因此,尽可能地研究、探索自己的身体,当然很重要.
我早年销售纽崔莱时,对营养跟健康的关系就很感兴趣.
现在,温安洛协会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如此强大的阵容,一定能在心脏病、癌症及认知与神经系统疾病,如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一直到最近,老年痴呆症都还没找到明确的治疗方法,科学家连发病原因都还找不出来.
医学界怀疑可能是神经系统受损,或许是因为细菌或病毒的侵袭、身体化学激素的欠缺、外来毒素的影响、免疫系统障碍或者遗传基因异常所致.
在美国,老年痴呆症已经成为第四大致命病因,总共约500万人因此受苦,并拖累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以美国而言,年龄超过65岁的,大约有10%可能罹患老年痴呆症,超过85岁的,这个百分比还在逐渐增加.
这种病是慢慢发作的,到最后患者会丧失理智、思考和判断能力,使得生活完全陷于混乱.
一开始的症状,可能是表达能力出现障碍,找不到适当的语汇,或者思考常常中断、不完整.
亲友们也会发现患者常常忘记过去的事情,判断力不如以往或者性格出现变化.
记忆力退化原属衰老的正常症状,但是老年痴呆症导致脑部组织的萎缩,最后会让患者即使在他非常熟悉的环境中也会迷路,忘掉亲人的名字,甚至读、写能力也会丧失,连几点钟也不会看,不会使用钥匙等等.
很多患者到最后不能照顾自己,需要24小时的看护、照料.
帕金森症则跟老年痴呆症不同,属于动力系统失调的毛病.
而老年痴呆症则属于认知系统的毛病,患者会失去思考、记忆能力,而动力系统的病症则表现在讲话和行动上.
帕金森症会引起患者僵化、震颤和发抖的症状,动作变得迟缓,手脚协调能力变差,平衡感也会受影响.
要诊断是否患有帕金森症颇为困难,不过据估计,全美大约有50万人罹患此症.
教皇约翰·保罗、比利·格雷厄姆、前检察总长珍妮特·里诺和强尼·凯许等人,据报道都患有这个病.
科学家已经发现,帕金森症的发病原因,是大脑负责指挥肌肉动作的那个部分失去某些细胞所致.
但为什么会失去那些细胞,到目前为止也还是个谜.
最近有份研究报告认为,有些帕金森症患者可能跟遗传基因有关,注定在劫难逃.
治疗上一般以药物为主,不过少数病例也需要动手术.
当想到未来医学可能有什么样的进展,我心里就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的家族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全人类做出极大的贡献,这对一般人而言是很难想象,更是一般人不太有能力提供的.
现在,我已经把这项伟大的任务交给我最小的儿子大卫和托马提斯博士.
大卫现在是温安洛协会的主席,负责协会的日常运作,并监督雄伟新大楼的兴建工程.
此外,我其他的孩子对协会也都有贡献,只是大卫特别着力于此,接替我对协会的期望.
之所以要把我的孩子引入协会,是希望借此维持我当年创办协会的宗旨不变.
我的朋友托马提斯是胸腔及心脏血管外科专家,基金会安排他在温安洛协会担任总裁.
托马提斯医术超卓,1995年他从大急流市巴特沃思医院的心脏外科退休后,就把时间和精力完全投注在协会的工作上.
他向美国及其他16个国家的146位资深研究人员请教,并亲自探访了十几家类似研究机构,才规划出协会必要的规模和组织架构.
1996年夏天,托马提斯又找来16位科学家,作为这个新研究机构的特别顾问.
这个顾问小组指引了协会刚开始的研究方向,建议我们走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研究的路子.
六个月之后,托马提斯已经找齐世界级的科学顾问团,足以确保协会的科学研究水准.
顾问团成员个个都是博学睿智,而极富远见者,在其各自研究领域都是公认的顶尖高手.
其中包括来自得克萨斯州大学医学中心的迈克·布朗博士,以及他长久以来的合作伙伴约瑟夫·戈尔茨坦博士.
他们俩在1988年以胆固醇新陈代谢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我们先是跟布朗博士接洽,他相信我们有决心把这个研究机构做到世界级水准之后,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顾问团主席的工作上,并找来他的老搭档,得克萨斯州大学医学中心和西南医学中心的戈尔茨坦博士.
另外又聘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阿克塞尔博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丹尼尔·内森博士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菲利普·夏普博士.
最后两位也是诺贝尔奖得主,这五个人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智囊顾问团,他们会在未来五年内,为温安洛协会选择不同科学研究领域,提升大急流市地区的学术研究水准.
协会成立的消息,很快给医学界带来振奋.
1996年的记者招待会中,我们正式宣布聘请上述五人来帮忙,迈克·布朗博士在会中表示:这个(协会)诞生后,会存在得比我们每个人都长久……我们希望这个研究机构能把基础科学中最强有力的一面,直接应用到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
这种由企业赞助的大手笔,可谓前所未见.
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全世界,都是极为特殊的.
(这个协会的成立)不但对大急流市是一件大事,对全世界也同样.
我们认为协会组织一旦完备后,将有能力成为全世界医学研究的领导者.
协会成立之后,科学顾问团即刻锁定几个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现在全球以疾病为导向的研究,资金相当充裕,不过他们认为科学界更应该搞清楚的,是细胞功能的基本结构.
我们必须找出细胞和组织间是如何正常运作,才会晓得细胞和组织如何停止正常运作,而导致疾病和死亡的.
过去的研究已经为顾问团既定的研究目标打下基础,当这群科学家着手研究细胞基本结构之后,他们发现一些明显不同的疾病,例如动脉血管硬化、老年痴呆症和关节炎等,其实都有相同的慢性发炎病因.
而针对老年人常患的,很容易导致失明的色素性视网膜炎的研究,可能会增进医学界对癌症的了解.
色素性视网膜炎是负责传输影像给脑部的视网膜神经末端微血管异常增加所致,而癌症患者的肿瘤组织,也同样会出现微血管异常增加的症状.
如果我们可以找出微血管异常增加的原因,就有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旦微血管不再异常发展,肿瘤就失去了营养补充而萎缩,正常的器官组织就不会受到波及.
而反方向的研究,也就是找出如何让微血管数增加,则有助于防止某些心脏疾病的损害.
我们这个医学研究中心,将由分子及基因基础科学研究开始,到完成相关的临床实验,其最终目标在于提供人类疾病的防治方法.
布朗博士及顾问团其他成员都认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个人的基因构成,就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防止日后发生健康问题.
对于研究所想要提供的,布朗博士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做到的是,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环境做出修改和调整,以配合自己基因上的需要.
例如,通过分析你个人的基因组合,你发现自己是某种癌症的易感人群,就可以适当地摄取某种养分或维生素,以防止这种疾病的发生……过去,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普遍性的建议,无法针对个人提出.
例如,我们会建议大家的饮食习惯最好以低脂为佳,然而很多医生也都晓得,其实有三分二的人并不需要这个特别限制.
问题是,目前我们无法分辨出那三分之二是谁……就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通过对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分析出个人基因结构,从而找出最适合的养生方法.
目前,我们还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不过或许经过未来二十年的努力,在温安洛协会的协助下,我们可以开始获得某些成果.
首先,协会将找来医学界最棒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在最新、最先进而且资金最充裕的机构中从事研究.
然后,协会将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共同解决其他的研究问题,让最好的科学家能在最适宜的环境中发挥所长.
研究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及其他疾病,都是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不过它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行.
美国未来老龄人口的比例一定会逐渐增加,因此大家都会乐于支持研究这些疾病,以防止它们所带来的问题.
我希望我个人目前的小小努力,能唤起其他企业家、慈善基金会及关切这一问题的人的更多参与.
以温安洛协会的组织及私人赞助性质来看,其研究应该特别有成效才是.
有鉴于目前许多医学研究都由政府支持,结果劳民伤财,没什么成效,现在转由温安洛协会来支持一些高风险的综合研究,想必不会像公立机构那样只造成时间、精力的浪费.
温安洛协会提供的资金,会直接指向那些尖端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不必花费精力来游说寻找资金,或浪费时间去应付一些普普通通的研究项目.
我的希望就是,温安洛协会所从事的研究,可以成为真正的开路先锋,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传统研究机构所忽略的人类健康问题上,特别是那些结果还不是很肯定,因此缺乏充分研究或充分资金的主题.
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不致与其他机构重复,再者,一旦有所突破,必然能取得其他机构错失的重大收获.
由于我们是私人机构,因此可以不计成败从事长期研究,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认为有希望的方向.
就算到最后并无突破性的进展,但能做到扎实而计划充分的研究,对后继者也必然大有帮助.
不管温安洛协会设在哪儿,必然能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因此,我指定以大急流市作为协会总部所在地.
而为了帮助大急流市中心的发展,我特别要求协会大楼盖在市中心地段.
这样做,除了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外,对其他医院、学校及整个社区也比较方便.
我们会把协会礼堂和其他公共区域开放给公众使用,配合大急流市的社区教育、宗教及艺术活动用途.
我希望这座研究中心在学校放暑假时,可以找高中生来打工,顺便让他们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接受科学的洗礼和激励.
我希望各个部门的科学家,都能跟当地的学校保持密切联系,而学校教科学的教师也能从研究中心获取最新的知识.
我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到我们协会来做研究,我希望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会议能在我的家乡举办.
我希望上帝可以帮助这些愿望达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遗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财富.
为了让协会大楼各方面品质都能达到要求,我们特别聘请东京国际会馆的建筑师维拉斐尔·维诺里来负责设计督造.
维诺里设计的东京国际会馆是占地达14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建筑,如今已成为东京的市标.
维诺里在他个人的不同阶段,屡次参与大型建筑计划,包括斥资1.
5亿美元的纽约市立法院、拥有3万个座位的普林斯顿大学体育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和纽约市立大学蒙田尼尔教授(他首先发现艾滋病菌)研究中心.
对于这位建筑师永不停歇的好奇心,充沛的创作能量,以及对细节的关注,我们实在是佩服不已.
目前,维诺里已经帮我们设计好一座漂亮而先进的实验中心,未来将分两个阶段建造完成.
第一阶段是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物,于1998年2月动工,预定在1999年年底完成.
我们希望它在千禧年来到时,可以正式启用.
1998年5月,温安洛协会请来一位非常有天分,也极富组织、规划能力的研究人员——乔治·范德·伍德博士担任第一任研究主任.
范德·伍德博士是国际知名的分子肿瘤学专家(研究癌细胞组织行为),他过去在马里兰州贝提斯达的美国癌症研究所服务,负责把该所相关研究加以整合.
美国癌症研究所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心,由32个实验室组成,拥有180余位资深研究人员,探讨细胞功能结构,以寻求新的癌症治疗方法.
范德·伍德博士毕业于鲁格斯大学,获得许多学校的荣誉学位及多个奖项,并获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非常确信,范德·伍德博士就是那个可以带领温安洛协会科学研究的最合适的人.
更深的爱我对医学研究的兴趣,及决定设立温安洛协会,有一部分即是因为贝蒂的老年痴呆症、理查的心脏病和我自己的一些生理病痛.
我知道眼见所爱的人在患病衰弱时受尽折磨是什么感觉,也晓得要是能亲眼看到他们在技艺高超的医生手中逐渐康复,又会是多么欣喜.
通过温安洛协会的成立,我希望把此生上帝所赐予的财富善加运用,以减轻世人的病痛,延长大家的寿命.
1997年6月,理查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许多年来的心脏血管问题,已经让他的心脏永久受损.
移植手术虽然风险很高,不过却可能带给理查几年宝贵的寿命.
为了等到合适的器官,我们都苦等了几个月,心里焦急不已.
不过这份等待非常值得,在手术几个星期后,理查恢复得非常好.
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一贯的乐观态度和坚贞信仰,以及几千位关心理查的人一起祈祷,才帮助理查渡过难关的.
虽然理查远赴伦敦动手术,不过在等待器官和复原期间,我们还是联系密切.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存在于他跟我之间的这份友谊,似乎随着时间的增长愈加醇厚.
在我们俩的一生当中,都有上帝的帮助,而他所赐予的这份友谊,更不是寻常人所能体会、了解的.
过去这五十几年,我们同甘共苦.
虽然我们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但我觉得他赐予我们两人的这份友谊,正是在那些艰难时刻,有他同行的最好证明.
第二十一章生命之锚船在遇到暴风雨来袭时,通常都要开到小岛边的背风处或避风港,再用两三个锚拴牢.
如果这几个锚能把船牢牢拉住,船就不会被吹跑,或让风浪打翻.
要是投锚位置不对,或者锚链不够坚固,可能就会威胁到整只船的安全.
每个人的一生中,也都要有几个能让你抓牢的东西,才能安然度过风暴的侵袭.
这些人生之"锚",必须足够可靠,值得你信赖,才能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给你必要的帮助和稳定.
我这一生有三只锚,总在大风大浪来袭时保障我的安全,让我不致随波逐流甚至惨遭灭顶之灾.
这三只锚就是:我的信仰、我的家庭和我的朋友.
我的宗教信仰,是我最信任的锚.
宗教一直是我的主要支撑,也让我这辈子常常能获得安慰.
在我荷兰祖先的传统中,人生最大的支柱唯有上帝.
靠着我父母传给我的信仰,我始终觉得有颗明亮的星星在指引我,上帝慈悲而怜悯的手,也时刻在支持我.
在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力量鼓舞着我,也抚慰着我.
我这一生中,从来不会感到孤单,因为他永远与我同在.
我的家庭,是我此生最坚强的锚,也是我最大的财富.
我这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就是能跟贝蒂携手同行,一起度过几十年的好日子.
我这种荷兰人的保守个性,让我很少将情感显露出来,尽管我外表看起来相当冷漠高傲,事实上我不断地付出也接受到许多爱.
从我遇到贝蒂的那一刻开始,我始终挚爱着她,而我也感谢上帝恩准我一直能如此深情待她.
我的孩子是我们夫妇爱的结晶,也是贝蒂一生辛劳奉献的代表.
如今,他们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奔赴自己的人生目标.
看着他们的努力,让我觉得很光荣.
当年,我们聘请了一位年轻古巴人负责打理"企业号"游艇,至今也快二十年了,这些年来,他成了我们两家坐船出海时最喜欢的工作人员.
法兰西斯科·派德隆无微不至的照料、讲究礼貌和遵从规矩以及他的忠诚,几乎把我们都宠坏了.
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
所以我最近才会请他来担任我的私人助理,让我在患帕金森症期间,感到轻松不少.
我每天晚上最后看到的,是他的满脸笑容.
而每天早上第一个跟我问好的,也是他的笑容.
对于我的日常生活而言,他的陪伴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朋友是我的船头锚,因为有他们的协助,在人生大浪袭来之际,我才撑得住,不致让大浪卷走.
我今天能有这些成就,是靠许多人的帮忙.
是他们帮助我享受到生命的乐趣,即使在风暴最为惨烈之际也是如此.
要把他们一一列出,可能说也说不完,不过我不能不特别提到与我相交最久、相知最深的朋友兼事业伙伴——理查·狄维士.
理查几乎可说是我的家人,而我也像是他的家人.
想到我们初次认识,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快六十年,实在不能不对上帝所作的安排感到惊奇.
理查跟我不但在各方面互补,同时也是靠着我们的友谊和相互合作,才有今天的成功.
如果你也有一位相交极深、持续终生的密友,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要如何找到这样一位朋友,我可说不出有什么秘诀.
不过你一旦遇到这样一个人,你自己就会知道.
靠着这三个锚的帮助,我才有办法承受人生的风暴.
上帝的确待我不薄,让我对他保持坚贞的信心,同时赐予我如此美满的家庭,并让我拥有好朋友,使我更坚强.
这七十四年来,上帝不但赐予我生命,也让我可以自由发挥力量,努力尝试.
尽管会遇上失败,但我可以随时再次出击.
在多次出击之后,上帝又赐予我成功和胜利.
跟他人分享成功与胜利,正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所拥有的难得特权.
通过安利事业和我自己的付出,我看到许多人的生活因此改善,这让我觉得很快乐.
今天,全世界有300万人正借着安利,享受这种自由,有机会开创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会发现,创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让人满足,也带来更多的报偿.
有些人原本是医生、律师或企业的管理人员,但他们都放弃原来的工作,成为全职的安利直销商.
另外有些人早有创业的打算,却苦无资金,也发现安利提供了一个安全而所费不多的创业之路,让他们可以自己当老板.
数百万人就靠着从事安利事业,学会管理技巧和人际交往技巧,并培养出自信.
安利公司能够提供这些机会,完全是因为理查跟我对于自由企业、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的信念所致.
通过安利公司的运作和经营,安利所有的直销商就像"创业大使"一般,在全球各地宣扬这个理念.
其结果就是,全世界八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起分享着自由企业制度的好处,也同时拥有让生活更好的希望.
创业的希望半个世纪前,当理查跟我还在忙着打理飞机教练场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层伙伴关系,最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回顾过往,以前的欢乐和我们曾经受到的教训,我都没有忘记.
我们在磨难中体会到坚持与耐心的可贵,学习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维持平衡,领略企业生活中道德的重要.
我们学会要怀抱远大理想,然后努力不懈.
从纽崔莱开始,一直到创办安利公司,一路上各个阶段,都会让我们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纽崔莱产品早期的成功,开启了我们从事直销的大门,并为日后安利的直销计划奠定基础.
他们后来的失误,教导我们商业交易必须忠诚笃实,而且也要跟直销商维持良好关系.
安利公司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学会如何办好第一流的生产制造部门,并让它快速成长.
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的惨烈诉讼和媒体抹黑,让我们注意要跟政府和大众维持顺畅的沟通.
而安利在大急流市,乃至全世界投资所带来的积极反馈,为我们展现企业应该就是社会公民的一员.
这些教训有的学来不易,代价高昂,但每一次考验都让安利公司更加茁壮成长.
一路走来到现在,安利公司旗下拥有为数众多的直销商,在美国及国际市场中,俨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多企业在产品构想和行销策略上,都以安利公司的直销商架构,作为直销组织的典范.
现在的安利,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卖肥皂的小企业,而是产品包罗万象,获得消费者衷心支持,也获得竞争对手尊敬的跨国企业.
安利公司日后注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这套直销计划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改善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诉求,拿到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行得通.
安利可以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这个诉求对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团体、任何文化和任何专业领域的人来说,都一样有吸引力.
只要安利可以一直提供这样的机会,而消费者也一直满意我们的产品,安利公司就会继续增长.
尽管现在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有诸多限制,让它不能全力发挥,但创业精神是不会死的.
安利的成功,就证明有几百万位企业家正不懈努力,创造个人财富.
企业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扩张他们的业务,然后提供资金赞助教育、艺术和科学研究,同时支援教堂和邻近的慈善活动,并为众人生活谋福利.
不管在任何国家,处于何种形态的经济体制下,这些男男女女所奋斗的,就是力求改善自己跟他周围人的生活.
康复的希望对我来说,创办一项成功的事业,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跟众人分享财富带来的机会.
理查跟我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的下一代也都能体会慷慨、慈善的重要.
不过以前我以施舍为第一要务,现在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带给世人治愈疾病的机会.
我们从社会得到了很多,但以后经由温安洛协会的医学研究和教育,整个社会必能得到数倍于此的巨大回报.
我支持医学研究,来延长人类寿命、减轻病痛折磨,我想再也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能广泛接触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了.
我并不是想借此博取名声或社会大众的赞誉,才创办温安洛协会的.
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第一,我个人受到病痛的折磨,现在连路都走不好,生命也受到威胁;再者,如果你能体会到眼看着自己挚爱的人长期患病,内心那种绝望与无助的感觉,你就会晓得我是抱着多大的心愿来支持这些研究的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病情经过治疗,现在已经有所好转,说话能力恢复了一些,可以有限度地讲讲话.
第二,上帝赋予我现在这些财富,我觉得我有义务好好使用它.
在伊甸园中的原罪,造成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抗疾病和死亡,因此我认为,成立温安洛协会是值得去做的.
或许,人们说不定也会记得我的名字,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资本主义的运作,才有今天这项成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我已经把自由企业理念成功传达给众人,这样的方式比我所有的讲演更有力,而且效果更恒久.
在浩瀚宇宙中,我只不过是渺小的个人而已.
理查跟我在几十年的商业生涯中,于公、于私都接触到许多人.
我热切希望,他们在碰到我们之后,生活的确会过得更好.
作者简介杰·温安洛,安利公司创办人之一,1924年6月3日出生在密执安州大急流市.
他中学毕业于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后来分别就读于大急流市卡尔文学院、爱荷华州苏市摩宁塞德学院、堪萨斯州柏拉特商学院和耶鲁大学航空学校.
1952年8月,杰·温安洛和贝蒂·霍克斯特拉结婚,育有四名子女,南希、史提夫、芭芭拉和大卫.
这对夫妇的家庭观首先体现在对孩子的培养上,以至于后来他们与商业伙伴、邻居和大急流市市民的关系也深深烙下了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印记.
作为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成功范例,杰·温安洛先生和理查·狄维士先生在1959年创办了安利.
之后数十年,安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成为全球数百万人心灵激励和生活改善的源泉.
安利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之一,生产和销售450多种优质产品,并通过邮购目录销售数以千计的其他品牌产品,还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和教学仪器.
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超过300万名营销员销售安利产品.
除了在安利取得的成就,杰·温安洛兴趣广泛且所获颇丰,其魄力不得不令人佩服.
杰·温安洛先生和安利公司在世界各地备受赞誉.
乔治·布什总统在1992年更委任他担当热那亚世界博览会美国代表团团长兼特使.
此外,温安洛先生还曾担任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福特基金会理事、荷美建交两百周年庆祝委员会美方主席、全球州长理事会成员等职务,同时也是詹姆斯敦基金会、哈得逊协会、传统基金会的托管人,以及致力于教育和医学研究的温安洛基金会的创办人.
2004年12月7日,杰出的商界领袖杰·温安洛先生在美国密执安州亚达城的家中溘然长逝.
奖项与荣誉年度商界领袖,1974年美国伟人奖,1982年北密执安州大学荣誉博士,1976年费雷斯州立大学荣誉博士,1978年西密执安州大学荣誉博士,1980年大峡谷州立大学荣誉博士,1992年密执安州立大学荣誉博士,1997年美国成就学院金牌奖,1981年直销协会名人,1987年大急流市商界名人,1989年代表安利公司领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环境保护成就奖,1989年大急流市经济学俱乐部年度商界人物,1990年美国法制交流协会亚当·斯密自由企业奖,1993年美国市场营销联合会爱迪森奖,199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克莱尔·布思·露斯奖,1998年自由基金会乔治·华盛顿荣誉勋章纽约与费城荷兰社团金质奖章美国MENSA社团成员密执安州艺术基金会模范奖奥兰治·拿骚荷兰王室"大公爵"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