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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国际新闻界2020.
10"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刘继忠摘要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经典名言.
文章研究了这句话传入中国、生成革命语录、本土解答及再次兴起、走向消融的近百年的旅行历程与历史影响.
认为"走俄国人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努力探索媒体"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技艺,成功地将次殖民地"一盘散沙"的数亿人民群众凝聚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解决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提出的时代问题,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品质.
列宁党报语录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旅行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左",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之路.
关键词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党报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者简介刘继忠,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L6789000@qq.
com.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报群众路线的百年实践研究(1920-2020)"(1382015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化媒体空间表达与治理研究"(18FXW01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及其实践研究》(19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ACollectiveOrganizer:ACentennialPoliticalandCulturalJourneyoftheSentencefromLeninaboutthePartyNewspaperLIUJizhongAbstractLenin's"newspaperisnotonlythecollectivepropagandistandthecollectiveagitator,butalsothecollectiveorganizer"isafamousremarkinMarxismjournalisticviews.
ThispaperstudiesthetravelprocessandhistoricalinfluenceofitsintroductionintoChina,thegeneration"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00国际新闻界2020.
10ofrevolutionaryquotations,thelocationofsolutions,anditsre-emergenceanddigestinginthepast100years.
ItisbelievedthattheCommunistPartyofChina,whichis"followingtheRussianRoad",hasmadegreateffortstoexplorethemedia'sskillsof"publicizing,encouragingandorganizing"themassesinthepracticeofrevolutionandconstruction.
Ithassuccessfullycondensedhundredsofmillionsofpeopleinthesub-coloniesinto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oftheChinesenationwiththeCommunityPartyofChinaastheleadingcore,andhassolvedtheproblemsofthetimesraisedbyChina's"unprecedentedchangesinthreethousandyears".
Simultaneously,thehistoricalqualityofMarxismjournalisticviewshasbeenbuilt.
ThepoliticalandculturaltravelofquotationsfromLenin'spartynewspaperinChinaremindsustheroadofMarxismjournalisticviewsexplorationmustbealertto"left"andcombiningtheorywithpractice.
KeywordsCollectivepropagandistagitatorandorganizer,partynewspaperpractice,MarxismjournalisticviewsAuthorLiuJizhongisanassociateprofessorof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anjingNormalUniversity.
Email:L6789000@qq.
com.
ThispaperissupportedbyJiangsuSocialScienceFoundation"ACenturyPracticeResearchontheMassLineofPartyNewspapers(1920-2020)"(13820154),NationalSocialScienceFoundation"ResearchonSpatialExpressionandGovernanceofSocialMedia(18FXWO13)"and"Researchonthepartyspiritprincipleanditspracticeintheworkofnewsandpublicopinion"(19BXW001).
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以下简称"提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经典名言.
"提法""不仅在当时成了《火星报》活动的指导原则,而且对后来的报刊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成为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报纸的指导原则"(傅显明,1984).
在中共党报百年发展中,"提法"扮演了方向牵引的重要角色,其内涵已内化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脉络里.
对"提法"的研究却长期聚焦于"提法"生成的历史语境(闻言,1982;陈力丹,2006:311-316)、"集体的组织者"阐释等方面(马闻理等,1983),对其流变的研究较为薄弱,至今仍是1929年登场、30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广为流行、80年代"组织者"论断"消失"的模糊画面.
那么,作为携带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一组概念的"提法"是如何从苏俄"旅行"到中国,进入中国共产党报刊实践后是如何孕育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01国际新闻界2020.
10的"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等概念在旅行发生了哪些变化"提法"为何在20世纪80年结束"旅行"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
Said)的"理论旅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和概念史均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
基于此,本文深描"提法"进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接受、消化、创新与消融的百年历程,分析旅行的动力与工具,进而管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生成的深层机理,助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创新.
一、"提法"进入中国的前奏"提法"始于1901年《从何着手》,1902年《怎么办》深入阐释,是列宁建党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1917年中国开始广泛关注苏俄十月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提法"却迟至1929年首次被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披露.
此为何一是"提法"出场有特定历史语境.
"提法"是1901-1902年列宁在国外清除"经济派"影响,将俄国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结起来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路径隐喻.
"集体"是指"当时分散在各地的党的各个小组或个人的总和"(陈力丹,2006:312),"组织者"是搭建集体的"脚手架".
"集体"形成后,"脚手架"可拆除.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后,列宁再没有使用"集体的组织者"这样的概念说明党报的作用,"党报的组织作用"的概念也几乎没有使用过.
此后列宁在世的二十多年内,也没有发生过关于"集体的组织者"的争论(陈力丹,2006:312-313).
1923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
文章在批判谢尔盖·英谷洛夫曲解其关于报刊的论述时引用了"提法",却将之转换为党利用"出版物"宣传鼓动群众使党与群众之间发生"真正的实在的相互作用",使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
"在这里,他(斯大林)无形中偷换了概念,是党的领导机构在组织、号召,报刊是一种精神中介,报刊发挥的是宣传作用.
"(陈力丹,姚晓鸥,2017)"由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传播很广,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话,在党的新闻工作中普遍知晓.
"(陈力丹,姚晓鸥,2017)中共对"提法"的解释"完全是斯大林的",引用却是列宁的.
《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在党内是否传播很广尚未发现直接证据,此文中译本最早见于1950年《新华月报》第4期,但斯大林党报思想在党内传播很广,影响很大,斯大林"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经常与"提法"一起被广为征引.
这一现象正是概念发生"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的重要表征.
"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02国际新闻界2020.
10二是列宁著述早期译介"政治筛选"机制的制约.
有统计显示,1917-1927年我国出现苏俄报道800余篇,涉及80多种媒体,出版56部"列宁主义"著作(康文龙,2019:序1),其中列宁著述35本(张允侯,1960),《从何着手》《怎么办》却不在内.
《从何着手》首个摘译本见于1930年2月8日的《红旗》,《怎么办》首个中译本迟至1946年才出现(张允侯,1960),《怎么办》最早介绍到中国在1920年.
是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第1期介绍了列宁19种重要著作,《怎么办》是其中的第4种:"(四)要做什么(1902年在德国出版,whatistobedone)"(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
据唐文龙主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统计,至1927年《怎么办》被提及达13次之多.
《晨报》称《怎么办》为"讨论当时政治运动中之重要问题,益为世所器重"(晨报,1924年1月24日),《民国日报》称"为后来俄国共产党纲领及战术之基础"(民国日报,1924年1月24日).
为何如此(1)中共早期精英多留学日、英、法,留俄和精通俄文者少.
统计显示,1919至1922年38位中共早期译介者中仅9位有访苏经历,留学苏俄精通俄文者只有杨明斋、董亦湘两人,驻苏记者只有瞿秋白一人(张国伟,2017:63-65).
由是形成列宁主义早期传播"借道"日、英、法的特征.
(2)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的核心诉求是建立中国走苏俄道路的共识.
十月革命后,中国对列宁主义的态度才"由负转正"(邓绍根,丁丽琼,2020).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义传播的显著特征是建构苏俄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正面宏观镜像,确立苏俄革命的中国价值,使"走俄国人道路"在精英群体中达成共识.
这是本时期《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中国战争》等列宁著作及《列宁主义概论》等诠释本被译介的重要原因,《国家与革命》甚至出现了5个中译版本(张允侯,1960).
《怎么办》虽是列宁重要著作之一,但中国第一个列宁生平的单行本《列宁传》对《怎么办》"争论底主题,是后就分裂为不可调和的二大阵营"的评价(唐文龙,2019b:736),可能是译者放弃译介的一个因素.
《列宁传》由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著,张亮译,19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唐文龙,2019b:730).
(3)中共建党没有列宁建党时的党内分歧问题.
在列宁建党原则和共产国际指导下,陈独秀等很快完成建党任务,确立了党纲和权力中枢,《怎么办》的建党指导价值自然大大降低.
三是当时"语境压力"不利于征引"提法".
如上所述,当时精英可阅读到《怎么办》,知晓"提法",十多年却未见片字引用.
除"提法"不是《怎么办》论述重点,有被淹没的可能外,还在于"提法"旅行要穿过"形形色色的语境压力"(萨义德,1983/2009:401).
(1)"提法"是列宁对党报职能的形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03国际新闻界2020.
10表述.
梁启超、孙中山等精英对党报职能已做了丰富阐释,发展出"耳目喉舌"等概念.
在孙中山与列宁竞争革命话语领导权的微妙语境下,若放弃本土"耳目喉舌"使用苏俄化的"提法",无论意在佐证还是批评,字里行间都有拔高列宁、崇拜苏俄的倾向.
这也许是至今未见国民党人征引"提法"的一个因素.
(2)中共成立即在党内达成"党报是党完全掌握的政治工具"的共识.
中共一大规定党报"均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
中共二大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加入条件之一是"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并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
党的一切机关报刊,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编辑"(唐文龙,2019b:883).
有了建党共识,征引"提法"阐述如何以报建党已无意义,佐证党报职能尚能理解,却有歧义问题.
"集体"是指"中共""国民党"还是"国共两党"二、"提法"生成为革命语录"提法"的完整表述,首见于1929年9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10期.
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下简称《布》文)在首节小标题"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内写道"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所指出的组织原则,到现在在布尔塞维克的组织结构上,仍保存有伟大的意义.
至于党报在组织上的作用,列宁已明白的说过:'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布者和鼓动者,而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见一九〇一年,火星报第4期)"(毅宇,1929).
作者毅宇是山西早期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共早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贺昌的笔名(杨起君,1997).
多项证据表明,1928年中共六大前后,多数中央委员读过《怎么办》,知晓"提法".
(1)如上所述,1920-1927年,《怎么办》一书被中文刊物广泛介绍,评价甚高.
1924年瞿秋白在《李宁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对《怎么办》(Чтоделать)作了拉丁字母"Tchtodelat"的备注.
文章写道"一千九百〇几年的时候,他著一部怎么办(Tchtodelat)"(瞿秋白,1924).
此为《怎么办》书名早期传播的唯一备注.
据此推断,1924年前瞿秋白可能读过《怎么办》.
(2)俄文版《列宁全集》第一版于1920-1926年编辑出版,收录列宁著作和书信1500多篇,发行量为8.
4万册至26.
3万册(李永全,2018).
早在1927年,《布尔塞维克》就引用了"《列宁全集》卷八之三七页"内容(布尔塞维克,1927年12月19日).
不完全统计,至1929年《布尔塞维克》征引《列宁全集》达9次之多.
(3)苏俄色彩"宣传鼓动"表述较早出现于1921年4月7日《共产党》月刊:"凡志愿加"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04国际新闻界2020.
10入第三国际的党派……并须要求议会内的共产党议员所有行动须以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之政治利益为归宿"(共产党,1921年4月7日).
中共频繁使用"宣传鼓动"是在"八七会议"后.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的副题是"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通告称"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35).
在这之前,中央宣传文件中鲜见"宣传鼓动"表述.
(4)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142名代表参会.
六大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
代表们也普遍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精神洗礼.
表现之一是"提法"精髓写进了六大"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决议案.
决议案对六大后党的宣传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明确规定,详细解释了"煽动""宣传""刊物"的性质、目标、方法,"煽动"对象是"群众",艰难而又繁杂;"宣传"对象是"宣传员与煽动者"及党员;"刊物"中的"党报有极大作用,它组织与团结党的广大群众于正确的党的路线之周围,并交换各地方党部工作的经验"(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1996a:822-828).
7月13日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8月11日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10月1日中央通告第四号及1929年6月26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都是中共六大宣传决议案精神的具体阐述,即要动用包括党报在内的一切力量"争取群众",将群众"组织"在中国党和苏维埃周围,将斯大林"提法"思想提升为党的行动指南.
上述文件未引用"提法",但"宣传鼓动"连用表述出现了32次,"鼓动"一词单独出现了31次(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1996a:829-843、878-897).
据此可推断,在"提法"被《布尔塞维克》首次披露前,通过党的组织和人际传播,斯大林党报思想已在党内得到有效传播,并被写进了党的决议案.
(5)国共合作期间派遣的大批留苏学生也多学成归国参加革命.
如留苏学生潘文育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中共六大,六大后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红旗》和《党的生活》.
(6)据《贺昌年谱》,最早征引"提法"的贺昌没有留苏经历,未赴俄出席中共六大,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贺昌:2005:388-396).
据《布》文的"题注","提法"信源可能来自"列宁论《党的组织》".
1在南方工作的贺昌1929年2月或4月就有"每个同志都能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和宣传员"表述(山西省史志研究院,2005:193),6月有"列宁同志说:'党报的责任,不仅是宣传,而且是组织'"的表述(山西省史志研究院,2005:208),此表述是目前所见"提法"在中国出现的最早记录,其内涵最接近列宁《从何着手》《怎么办》中的本义,即以党报强化党建.
可见,在《布尔塞维克》首次披露前,"提法"——党报可强化党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05国际新闻界2020.
10和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在中央委员层面达成了共识,实践中如何落实却是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前者是"提法"被快速提升为革命语录的前提,后者是动力.
贺昌是在"党的组织建设"语境中征引"提法"的.
贺昌对党建的思考,是大革命失败和瞿秋白"冒险主义"累积造成党内"悲观、怀疑、动摇、埋怨,甚至是堕落反叛"(立三,1929年1月1日)的负面情绪肆虐,党亟待加强组织建设实现"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共识的一个缩影.
"提法"刊发语境是:《布尔塞维克》于1928年10月"改中央理论机关报",由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主编(1928年11月至1930年6月),贺昌兼任编委.
贺昌与李立三有交集,两人于1927年12月4日联名给中央写信谈如何改造党的组织问题(山西省史志研究院,2005:387).
贺昌《布》文却被"腰斩",2其因不详.
十月革命后,崇拜革命导师列宁、效仿苏俄革命奠定了中共拥抱苏俄话语的心理基础.
李立三和其后的王明为确定其党内的"政治和理论中心"地位,将苏俄话语教条化,加以推广,使苏俄话语在党内快速占据了上风.
1929年后,党内和根据地"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苏俄话语已广为流行.
"提法"随之在短短四年间上升为革命语录,生成脉络如下.
在《布尔塞维克》征引"提法"八个月后,李立三等以1930年4月17日《上海报》周年、5月10日《红旗》100期为契机,推广"提法".
《上海报周年纪念册》刊登17篇文章28条祝词和1页祝词叠加的照片,有5篇文章征引或套用"提法"表述,均强调"提法"的重要性.
3《红旗》100期为"党报问题专号",刊登9篇文章3条祝词.
头版首篇是立三的《党报》,文章将"提法"解读为党报有"结合成为统一的党","统一全体党员在一致的战略之下活动",且能灵活地运用战术,宣传鼓动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起来"的三大"任务".
完成这样的任务,"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即"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对党报要有"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的"严重的任务".
《党报》为"党报问题专号"确立了基调,是李立三解答"提法"问题的操作思路(立三,1930年4月7日).
其次是忠发的《党员对党报的责任》,文章以"提法"开篇,强调"从列宁这句话便可以知道党报的作用是多么伟大,进而要求党员做党报的通讯员,做党报的发行工作,读党报"(忠发,1930年4月7日).
其他几篇亦在李立三的思路框架内从不同侧面探讨党报问题,字里行间可见"提法"影子.
在这前后,《红旗》还刊登5篇相关文章,其中第82期《党报的作用》一文是《从何着手》第一个中文节译本,译者可能是潘文育.
4其余4篇署名是"问友","问友"即是潘文育.
此时期,潘文育对党报的阐述最多,有7篇之多,5其思路均未"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06国际新闻界2020.
10突破李立三《党报》的框架,其中有两篇征引了"提法",表述是"列宁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问友,1930年3月26日)、"这在过去任何国家之革命斗争的历史,都是这样证明的"(问友,1930年5月27日).
5月,《党的生活》专辟两期"发行工作"专栏,探讨党报发行问题.
专栏共刊发10篇文章,6大都强调党报发行工作是落实"提法"的关键环节,如朱赤在引用"提法"后写道"有好的党报而没有好的发行工作,则简直等于取消了党报的作用"(朱赤,1930年5月10日).
可见,"提法"在党内广为流行,实是李立三将"提法"落实到实践中,借党报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具体表现.
这儿,"党报"职能已转为"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
而发挥这一职能的路径是全党"读党报、发行党报、替党报做文章".
其政治隐喻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党发动与组织群众闹革命的重要思想指挥中枢,全体党员是联结指挥中枢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桥梁纽带,是中央机关报的"工农通讯员",他们只有通过"读党报、发行党报、替党报做文章"才能将工农群众"宣传鼓动组织"起来,共同推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李立三冒险路线.
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很快遭到失败,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
11月共产国际将立三路线定性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批判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为王明上台铺路.
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报形成了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失却其对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作用",有没有指示实际工作、没有整理斗争经验、没有发展党内讨论,"空谈理论",脱离群众等"罪状"(实话,1931年2月7日),全盘否定李立三时期的党报探索.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强化"提法"中的"组织""指示"作用,调整了党报政策,并对李立三党报思想展开舆论批评.
7(1)明确党报社论可"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上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70),要求"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实话,1931年2月7日).
(2)成立中央出版局,直属中央常委(红旗周报,1931年5月27日),通过"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全力推动全国发行网建设.
(3)强调党员"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发行"是"他们的实际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思美,1931年2月25日).
然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国统区办报实践也越走越窄.
1931年3月5日《红旗日报》停刊,1932年7月《布尔塞维克》停刊,《红旗周报》时断时续,1934年3月最终停刊.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被迫迁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左倾"路线未主导全党前,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农村革命现实的落差,毛泽东等根据地开拓者们更懂得灵活变通,坚持走马列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07国际新闻界2020.
10路.
他们抵制苏俄话语,用通俗生动的中国文风诠释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极端重要性.
8这是苏区报刊迟迟未见"提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临时中央转移到苏区,王明"左倾"路线完全主导了苏区工作.
在反"围剿"屡遭失利,中央苏区发动群众保卫苏区任务日趋艰巨的情境下,1933年8月10日,博古、张闻天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百期为契机,强化党报组织功能的政治认同.
9《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专号的基调是强化红中"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角色,专号6个版共10篇文章(遗失4篇)、两幅漫画和一条口号,10作者分别是博古、洛甫(张闻天)、凯丰、克鲁斯卡娅、邓颖超、李富春、沙可夫、氓(李一氓)、阿伪(魏挺群).
克鲁斯卡娅是列宁之妻,博古、张闻天、何凯丰、沙可夫、李富春有留苏背景,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李一氓、魏挺群是红中编辑.
现存6篇文章都引用"提法",强调"提法"的重要性,其中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确定了纪念基调.
《红色中华》密集征引、阐述"提法"在中共报刊史上前所未有.
在此前后,"提法"也被"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作为纪念"(丁淦林,苏潘,1981).
由是"提法"成为苏区广为流行的革命语录,内涵偏重于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红色中华》的职能自此表述为"集体的宣传者组织者".
然苏区党报实践仍不尽人意,轻视党报、不给党报写文章,不重视发行;党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布尔什维克春耕"式的党八股文风长期存在.
1933年12月,张闻天批评道"把列宁这句名言拿来一千零一遍的背诵,并不能在实际上真正转变我们的工作"(洛甫,1933).
三、"提法"问题的本土解答张闻天解答"提法"问题的困境在于"左倾"路线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犯了毛泽东1941-1942年所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路线错误.
路线脱离实际,意味着党报凝聚群众的政治诉求目标过高,在科层体制权力递级传导下,党报实践必然有脱离实际、党八股的顽疾,故"左倾"路线不可能实现"提法"问题的本土解答.
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他极为重视宣传.
在创建红军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将"提法"中的报纸转换为壁报、传单和纪律严明的红军.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1929年12月)南方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被迫长征,使全党深刻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
毛泽东也深刻意识到六"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08国际新闻界2020.
10大以来"左倾"路线的病根是马列主义的教条化,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左倾"路线祸害党和革命的危险将始终存在.
延安整风意在整掉党内"左倾思想遗毒"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全党深刻认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进而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
整风以历史为镜鉴,以组织集体学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二十二个文件"为路径,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
长达三年多的整风学习,彻底扭转了党内"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传统(麻省理,2019),全党实现了思想统一,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也随之确立.
党报能否发挥"组织"群众、淬炼自己的最大积极功效,根源在党,故延安整风扫除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外部障碍,为本土解答"提法"问题开创了可能.
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既是整风对象,也是推动整风的利器.
但博古主持的《解放日报》自创办起就效仿苏联《真理报》和中国《大公报》,每天一篇社论,版面取一版要闻(偏苏德战场),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边区加文艺的模式.
在新闻纸相当匮乏的延安,这一模式不适应偏远的陕甘宁根据地,不利于推动整风运动.
毛泽东决定通过改版使《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致读者》,拉开改版序幕.
社论叙事以"试问报纸如何才能成为""提法"开篇,以"能够成为真正"的"提法"结尾,着重强调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报才是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不符合这一要求,必须改版(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9月22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党与党报》,推动改版向前深入.
社论严厉批评"集体"是"报馆同人"的观念,指出"集体"是"整个党的组织",要求党报"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党报工作同志"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顾到党的影响".
社论还强烈反问"我们"是否"真正懂得了""真正照""提法"去做了(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宣告《解放日报》具备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
《致读者》《党与党报》均由博古执笔,毛泽东修订,《本报创刊一千期》由博古执笔,毛泽东是否修订待考,认同此文确定无疑.
故《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也是博古"批评与自我批评"、认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刘继忠,梁运,2012).
《解放日报》改版历时四年有余,通过调整版面、改革报道内容,成立社论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09国际新闻界2020.
10员会,制定规章制度、强化报社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的密切联系,增强党性,建立通讯员网等措施,终将"提法"问题落在实处,《解放日报》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
《解放日报》改版成功,根源如上所述在于延安整风扫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其次是"改版"期间(1941年5月15日至1944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及毛泽东、博古、党报负责人等先后发表174篇阐述新闻学理的决议、社论、论文等(梁运,2013:79),将改版经验提升为"全党办报"理论.
"全党办报"理论的生成,意味着毛泽东掌握了解释党报理论的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前,根据党报实践的新问题,党及时展开反"客里空"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又撰写一批新闻学文章,丰富发展了党报理论.
"全党办报"理论是党在新闻实践中创造性解决"提法"问题的思想结晶,它继承了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精髓,又对之做了符合延安实际的理论表述创新.
(1)党报职能"耳目喉舌"表述取代了30年代"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表述,"宣传鼓动""鼓动者"等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消失了,党报理论话语中的苏俄色彩得以淡化.
(2)"集体"内涵明确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巨大集体".
借助报纸的"宣传鼓动"等功能,党淬炼自己并将数亿人民群众"组织"在自己周围,凝聚成以党中央为领导核心的命运共同体,消除了"集体"的歧义性并隐约指出党中央是"这个巨大集体"的真正"组织者",党报仅是党中央"组织"党员和群众的最锐利武器.
(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论丰富发展了列宁党报思想.
"全党办报"不是党委负责人办报、不是报社编辑部办报,也不是党员办报,而是党委负责人亲自抓党报,利用党报做工作;党委成员、一般党员要参与办报实践,除读党报,为党报做文章,替党报发行外,还要使自己成为"党和党报"向群众再次传播的媒介.
"群众办报"是"全党办报"的逻辑延伸,意指依靠群众办为群众服务的党报,为此:(1)应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尽可能地发展为工农通讯员,使之成为党报联系群众的纽带;(2)群众中的每个人都可作为"政策反馈源"、作为"事实消息源"参与报纸工作,公开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情绪等意见;(3)要使报纸真正为广大群众而非少数人服务,引导凝聚广大群众创造历史,办报者要"甘做群众的小学生",牢牢树立为群众办报的观念、路线与文风.
"全党办报"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但党报与党"息息相通"的不断强化也使党报烙上"一字一句必须代表党中央"的新教条主义(刘继忠,梁运,2012).
至此,经过长期的论辩、争夺,"提法"的本土内涵被明确,语词表述也被本土化改造,失去了强劲的旅行动力.
"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10国际新闻界2020.
10四、语录再次兴起与再探索党报理论的形成,按理说"提法"应进入社会传播的消退阶段,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提法"却沿着三个路径再次兴起.
(1)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运动.
为解决执政条件下城市办报经验不足问题,1950年1月至1956年5月,中共展开前后持续六年半之久的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运动.
运动以中国新闻界率团访问苏联,苏联派专家到我国传授经验,新闻界召开座谈会交流心得,《人民日报》、出版社宣传推广的模式展开.
粗略统计,《人民日报·新闻工作》26期专刊(1950年1月4日)翻译和刊登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60篇(吴廷俊,2011).
据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统计,1949至1960年《人民日报》引用阐述"提法"的相关文章达40篇,引用"宣传者"43次、"鼓动者"34次、"组织者"68次.
《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苏联报刊工作经验》、《列宁是党报的编辑者和组织者》等近10部新闻学教材出版.
学习运动中,"提法"成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录,成为强化党报职能,指导新闻实践的理论根据.
如称"提法"是"贯穿在列宁著作中的灿烂的新闻学说"(黎澍,1950年2月15日),斯大林是践行"提法""这个著名定义的最好的典范"(李龙牧,1953年5月15日)等.
1957年新闻界反"右"运动中,"提法"还是批判"右派"新闻观念的理论依据.
11(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国教育运动.
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持续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民教育运动.
《列宁全集》(第1-39卷)(1955-1963)、《列宁选集》(1960)、《斯大林全集》(1953-1956)及《论列宁》《列宁传》《联共党史》等著作先后出版.
马列著作的大量发行,为广大党员、群众获得《怎么办》《从何着手》及斯大林《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等列宁、斯大林论述党报的原始文本提供了便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提法"的社会普及.
(3)1958年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信的带动.
1958年7月,《新闻业务》将同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公开.
信件是迄今为止地方党报办报模式最具权威的论述,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1958年1月12日).
"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大作用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提法"问题的新阐释,"从此,组织作用在我国开始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含义"(马闻理,1987),这儿,"组织"作用更多的是党委利用报纸职能"组织"群众运动,"推动"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到群众实践中去.
"鼓舞、激励、批判"是党委利用报纸"组织"群众运动的三大策略,"鼓舞、激励"是发动群众参加运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11国际新闻界2020.
10"批判"是营造舆论压力"规训"党员和群众言行,引领群众运动方向.
各地省委书记紧跟表态,如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指出"报纸是宣传党的路线,组织大跃进的有力工具"(王任重,1959).
这推动了"提法"1958年后的广为传播,是"提法"成为省级党报"组织"地方工作的理论来源.
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中央宣传文件话语鲜见"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宣传鼓动"等苏俄概念,"组织"一词出现频率大减.
"提法"更多出现在新闻学和历史文献领域.
此时,"提法"获得更深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重要性却大大低于延安时期.
这在于"一个概念或关键词的重要性或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方维规,2020).
"提法"再次兴起,根本动力是党"进城赶考",新闻领域亟待解决以报为媒凝聚群众、淬炼自己的问题.
"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和中共办报传统必然导致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运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塑造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民教育运动;如何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调动、组织亿万群众建设新中国的逻辑需要党报发挥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地方党报尤其要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改造资产阶级报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也需借助"提法"强调党报的政治原则.
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提法"再次流行.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使党报实践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沼,不敢越雷池一步,党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面目可憎等问题更为严重.
对此,邓拓产生了"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的困惑(钱江,1988).
在党执政,城市办报经验不足的条件下,怎么办才能使党报成为党、政府与人民息息相通的桥梁与纽带,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宣传领域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毛泽东意识到全盘学习苏联的弊病,提出"双百方针",为邓拓等自下而上改版《人民日报》提供了政治空间.
195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致读者》,正式改版.
改版旨在纠正苏联新闻工作模式的弊端,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改掉党报"一字一句都要代表党中央"的传统,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483).
《致读者》强调《人民日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其天职是"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强调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指出报纸编辑部不能确保"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应允许人民自由讨论(人民日报,"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12国际新闻界2020.
101956年7月1日).
这种突出读者、强调人民的"报纸编辑部"视角叙事,是对《解放日报》《致读者》"党"视角"提法"叙事模式的一种纠偏.
《人民日报》为"不一致"声音提供有限平台,利于"真理愈辩愈明",利于党中央的决策更契合中国实际,但改版前后《人民日报》对"多快好省"建设方针和"双百"方针的报道,隐约暴露了"不一致"声音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如可能使习惯了《人民日报》"一字一句都代表党中央"的党员、群众不知所措,不利于毛泽东推进"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路线,可能有"右派"借机攻击党和新生政权等.
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不一致"声音产生警觉,于1957年4月严厉批评邓拓"死人办报",《人民日报》改版随之中途而废.
《人民日报》改版无疾而终,其因既有毛"利用"报纸指导工作、组织群众的个人偏好,也在于毛认为《人民日报》新模式不利于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利于新型社会关系的建构,不利于新中国在资源紧缺的现实下展开"一化三改"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多快好省"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王晓梅,2005:92-133).
而在美帝包围、"中苏论战"的国际格局下,能否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关系到能否巩固新中国.
1958年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加速党报重回"延安模式",党报成为党委指导工作、"组织"群众的一种领导方式.
然在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崇拜的兴起的语境下,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加之科层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因素致使"从群众中来"的信息通道被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堵塞,党报"下情上达"的"批评"意见被个人崇拜、右派帽子抑制,进而导致党群关系疏离、中枢决策与实际脱节,"提法"职能必然在实践中被畸形化,功效由"正"转"负".
左倾思潮下的批判《武训传》、马寅初、胡风等以反右斗争、大跃进等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提法"职能畸形化的实践表现.
五、语录表述的淡出20世纪80年代后"组织者"提法在中共领导人讲话、宣传文件的话语系统中淡出,是一种历史必然.
(1)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勇于结束"文革",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为"提法"表述淡出开创了政治空间.
(2)打开国门后,欧美话语的持续涌入和1991年苏联解体,加速了苏俄话语的历史退场.
苏俄话语的退场,意味着"提法"所依存的话语体系不复存在.
(3)我国科层体系的健全不再需要报刊"集体的组织者"角色.
革命年代,党迫切需要发挥报纸指导工作、动员群众、领导群众的"组织者"职能.
和平建设时代,随着党和国家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13国际新闻界2020.
10层组织体系的健全,报纸"组织者"职能越俎代庖的问题日益突出,潜在危害远高于短期收益.
文革中利用报纸组织舆论,发动群众展开社会批判运动、冲击党政机关的严重后果,即是此问题的突出表现.
故"集体的组织者""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报纸的定义是不科学的"(闻言,1981).
(4)"以俄为师"时代,"提法"文化不适应被"右派"帽子和崇拜革命导师的集体心理所抑制.
随着抑制力量的消失,"提法"表述的文化不适应日益凸显.
汉语语境中,"宣传""鼓动"两个概念很难划分清楚,也没有这种区分的习惯(陈力丹,姚晓鸥,2017).
苏俄语境中,"宣传""鼓动"界限分明,"宣传"是面向知识阶层的理论灌输,"鼓动"是面向工农大众的情绪调动.
为弥合"宣传""鼓动"的文化张力,30-40年代中共反复阐述"宣传"与"鼓动"的区别.
121927至1941年间的中央宣传文件亦多使用"宣传鼓动"表述.
延安整风运动淡化了党内苏俄话语色彩,"宣传鼓动""鼓动者"等苏俄概念自此逐渐消失.
"组织"一词多用于政治、管理领域,其词义与媒介功能有些格格不入,且易引发歧义.
而"耳目喉舌"等传统表述的强大生命力和源自英语世界阐释媒介功能的新词语的涌入,挤压和填补了"提法"消失后党报职能表述的词语缺乏,使"提法"失去了表述价值.
(5)来自欧洲共产党和学术研究的助推力.
通过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普遍接受了苏俄革命,接受了列宁主义党报思想.
然"从50年代南共联盟不在使用这个概念(即组织者——笔者注)""70年以后的欧洲共产党,不在使用组织者作用这个概念"(马闻理,1987).
1957年新闻界"鸣放"时,人大新闻系教师莫如俭等认为"列宁这个定义过时了",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这个原则",不久却受到了批判(人民日报,1957年9月16日).
1979年,新闻界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厘清了列宁、斯大林、中共表述中的"组织者"的文本含义(闻言,1982;马闻理,1987).
"1986年5月,在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会上,不同意见的各方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前提下,接受了以下一种说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新闻事业的组织作用主要已成为社会舆论的向导和思想指导作用.
"(陈力丹,1988:54)自此,"提法"从中共宣传话语中完全淡出.
综上,构成"提法"的"集体""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概念的逐渐淡出,实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苏俄话语的退场和概念的文化不适应是其淡出的基本动因.
基本概念都有一个或多个与之相关的核心概念群,它们彼此阐释、佐证、扩展,构成以基本概念为内核的一套思想体系.
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就是以"提法"为核心,"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党性""发行员""政治机关报""灌输"等一组或多组概念构成的思想体系,如何以党报凝聚"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14国际新闻界2020.
10党员、建立权力中枢,及权力中枢建成后党报如何将工农群众凝聚在党周围,在党领导下展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事业是这一思想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这一核心问题具有永恒价值,需要每个无产阶级政党给出符合自己党情国情的解答.
"全党办报"理论是中共继承发展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解答这一核心问题的思想结晶.
改革开放的当下语境,党必须在"全党办报"概念体系与逻辑中继续解答这一核心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创新,列宁党报话语自然要作为"历史渊源"启迪、映照着探索者的思考.
这是"提法""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共党报史的教学科研领域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至今,"提法"虽从中共宣传话语中淡出,与"提法"密切相关的"党性""人民性""群众性""指导性""战斗性"等核心概念却始终没有退场.
这表明"提法"精髓已渗入中共思维体系内,成为中共党报文化的核心基因.
六、结语与讨论"提法"从《从何着手》《怎么办》中的普通词语被提升为表述无产阶级报纸职能的一组重要概念,在其百年旅行中成为中国马克思新闻观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思想触媒,牵引着中共党报百年历史与未来走向.
这一旅行基本符合萨义德关于理论或者观念旅行四个步骤的描述,即有观念赖以生发的源点,穿过了语境压力,具有接受/抵抗条件,观念得到全部/部分容纳并在新的时空中发生了改变(萨义德,1983/2009:401).
但"提法"旅行的动力、工具、为何是政治文化旅行等问题,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却无法解释,其因在于"这一概念赋予理论(或者是萨义德此书上下文的西方理论)以羽翼丰满、来去自由的主体性",疏忽了"旅行动力,旅行工具"的问题.
"至于理论从哪个方向旅行(从西方向东方,还是相反),出于什么目的(是文化交流、帝国主义,还是殖民化)旅行,或者使用哪些语言、为了哪些受众旅行,这些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刘禾,1995/2014:27)"提法"在百年旅行中既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又发生迁移、消融与创新的现象,用理论回应了变化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等予以解释,固然可行,却不免肤浅.
概念或理论能够旅行,如何旅行,旅行多远的根源还在概念或理论本身.
首先,概念旅行的动力,在于概念携载的理论要解决的真问题.
理论是理论家对人类面临的问题、困惑的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系统阐释,概念是理论的阐释工具.
问题、困惑存在,理论阐释或概念旅行也就不会止步.
"提法"从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能够旅行到中共党报理论,作用于党报实践,根源在于"提法"隐喻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凝聚马克思主义精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15国际新闻界2020.
10分子、永久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持续将人民群众团结在党周围,构建党群/国族命运共同体的两大"组织"任务中,媒体应肩负怎样的政治职能,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品质.
简言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人、领导人如何运用媒体的技术可能性,淬炼政党,凝聚群众,实现政治目标呢以及如何用概念、话语表述这一思想无论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只要无产阶级政党存在,政党的权力中枢必须与时俱进地解答这一问题,生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这在于媒介固然有跨时空联结人群,构建共同体的社会属性,但将那些人群联结起来,构建何种性质的共同体取决于使用者.
"提法"百年旅行的生命力即在于此.
为了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权力中枢,列宁将报纸职能抽象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规定《火星报》必须具备列宁主持的全俄政治机关报,宗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庞大的工农通讯员网络,发行员是"职业革命家"等要件,使"提法"隐喻了列宁以报建党的逻辑致思.
为将苏联人民群众凝聚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斯大林发展了列宁党报思想,重新阐释了"组织者".
为在革命年代以报为媒淬炼自己、争取群众,完成革命任务,中共领导人将"提法"提升为革命语录,赋予"集体的组织者"等以本土内涵,形成了"全党办报"理论,并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将"全党办报"理论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其次,概念是理论旅行的"交通工具".
萨义德忽略了理论旅行的"交通工具",在于他没有将观念与概念符号区分,使之形成一对范畴,自然屏蔽了理论借什么交通工具旅行的思考.
有形概念符号与无质无形的观念合二为一才能成为可见、能旅行的理论,才能通过报刊、书籍广为旅行.
概念符号与无形观念的结合却是理论创造者在特定情境中的约定关系,有"词不达意"、所指含混多义等现象,当概念旅行到新情境尤其是跨出语际,翻译为"客方语言",概念符号与承载观念之间的张力就越凸显,故有"翻译者即叛变者""一切借用、解读和释义都是误读和误释"的集体成见,但这也是萨义德所说的"观念和理论从此地到彼地的历史流转过程的一部分"(萨义德,1983/2009:416).
如作为一组概念的"提法"在《从何着手》《怎么办》中是列宁以报建党的政治隐喻,"集体"的真正所指是正在重建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是搭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脚手架",故"集体"形成,"脚手架"可拆除.
然在斯大林《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中"集体"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者"是党通过报刊号召群众,群众响应报刊号召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党与群众之间发生"真正的实在的相互作用"的模糊表达,不可作为"脚手架"拆除.
当"提法""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由俄文转译为中文"旅行"到中国,就出现了萨义德所说的各种"接受条件"和"抵抗"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16国际新闻界2020.
10条件".
在崇拜革命导师等语境压力下,"提法"虽很快被中共提升为经典语录,却面临汉语词汇不区分宣传、鼓动,俄文"鼓动员(агитатор)"在汉语词汇中找不到准确一致的对等词,及来自本土"耳目喉舌"等概念的竞争等"抵抗条件".
"接受"和"抵抗"条件在《解放日报》改版中达成了某种平衡:"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被诠释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鼓动"被遮蔽,其内涵被"宣传"所吸收.
由于概念是理论旅行的交通工具,当概念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被借用、解读和释义的过程中无法战胜来自"抵抗条件"的挑战,就意味着理论失去了"交通工具",不得不终止旅行.
最后,"提法"是一场政治文化旅行,不是纯粹的"理论旅行".
尽管学者可以就媒介功能提出个人见解,展开理论阐释,但界定革命报刊职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建者、领导者的独享权力,而其表述所用的概念、话语亦对革命报刊的理论建构、实践方向、实践边界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提法"表述在旅行中产生的党报职能分歧和实践困惑,如"集体"真正所指是谁,如何理解"组织者"等问题,这促使接受者斯大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不得不做出相应释义或词语改造.
而释义或改造革命导师的"提法",就面临恪守本义维护导师个人权威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发展导师思想的两难.
谢尔盖·英谷洛夫遵循列宁"提法"本义,就遭到了斯大林的公开批评.
与"提法"在中国的内涵迁移、词语改造与消融的旅行相伴随的是崇拜革命导师、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路线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
因此,"提法"的"跨语际实践"是交织着路线之争、权力斗争、认知差异的政治文化旅行,不是纯粹的文化旅行,故运用萨义德"理论旅行"中的"批判意识"分析"提法",就有点不合时宜.
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贡献与革命报刊实践探索的结晶体,其历史生成中隐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逻辑,具有改造社会的历史品质.
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创新,需以史为鉴,警"左"防"右",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之路.
(责任编辑:王青)注释[Notes]1.
毅宇开篇交代《布》文的主要参考文献.
据此考证,"提法"源自列宁论《党的组织》,而非薄保夫《苏联党史》、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斯徒夸夫《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术与策略》.
列宁论《党的组织》中译本至今未见存世,1930年《党的生活》连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列宁党的组织的导言》(V.
Mitzkovitch-Kapsukas,俄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117国际新闻界2020.
10原名著)极可能是列宁论《党的组织》的导言.
此文中"提法"表述与毅宇一文中的表述几乎完全相似.
2.
《布》文共列11个小标题,《布尔塞维克》1929年9月1日第10期仅刊登前5个小标题.
1929年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出版,未见连载.
1930年,《布尔塞维克》共出版6期,编号依次第3卷1-6期.
可见《布尔塞维克》原件未遗失.
3.
即列宁《革命的报纸》、松涛《本报在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川贝浩《工农通信员运动的根本问题》、安托诺夫《苏联工农通信员运动》、育南《怎样办工厂小报》.
4.
编者称"这篇文章是从一九〇一列宁主编之火星报节译出来的,这篇文章原来的名叫《从哪里开始》".
《红旗》第87期署名问友《提高我们的党报作用》一文的首节"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内容与此文大段雷同.
问友是潘文育的笔名,此时任《红旗》编辑.
5.
《党的生活》2篇:《"动"中之不动》(1929年2月1日)、《读党报》(1930年5月10日)《红旗》4篇:《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1930年3月8日);《发行革命报纸是一种群众政治斗争》(1930年5月27日)《国际宣传与国际教育》(1930年6月14日)《加强对工人群众之政治宣传》(1930年6月21日);《上海报》1篇:《拥护上海工人的》(1930年4月17日).
6.
依次是列宁《论宣传品的分配》、泽鸿《发行工作的意义与路线》、朱赤《党报的发行工作》、唐亮《争取公开发行》、子英《建立发行交通网》、桂昌《支部发行工作》、问友《读党报》、剑平《我对于发行工作的意见》、铁汉《我对于区委发行工作的意见》、一平《目前发行工作的任务与方法》.
其中前7篇刊登在5月10日第9期,后3篇刊登在5月30日第10期.
7.
1931年2月7日,《实话》第9期刊登《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配发洪易《列宁主义与党报》,25日第11期刊发思美(张闻天)《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批评"立三路线"下党报实践.
批判持续6个多月,同年7月1日苏区《战斗》第1期仍有文批判.
8.
毛泽东《红军宣传工作问题》(1929年12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普遍地举办》(1931年3月)等文是其中代表.
这些文章形象阐述了传单、布告、壁报、宣言及口语等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技艺.
9.
《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刊的已知作者除编辑李一氓、魏挺群和列宁之妻克鲁斯卡娅外,其他都在党内担任要职,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何凯丰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为江西省委书记,邓颖超为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沙可夫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红色中华》前任总编辑.
因6版遗失,无法断定该报总编辑谢然之是否撰稿.
谢然之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底由上海移至江西瑞金,任江西省委宣传委员、《红色中华》编辑,不久接替沙可夫任总编辑,未在党内担任要职.
故谢然之是百期主策划人的可能性不大.
而博古、张闻天撰稿大力支持红中百期纪念,可见二人借此契机强化党报组织功能的政"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118国际新闻界2020.
10治认同的意图.
10.
《红色中华》第98期6个版,99期8个版,101期6个版,102期8版.
据此,100期6个版,可无疑.
但100期影印本仅4个版,"百期纪念提要"列了11篇文章,其中第(九)《工农通讯员的意义与任务》和(十)《红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影印版未见,应在遗失的第6版.
100期1-4版文章依次是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洛甫《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凯丰《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克鲁斯卡娅《自由的刊物》、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沙可夫《我的祝词》、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阿伪《苏维埃的新闻事业》.
11.
1957年5月16日,在北京新闻工作"鸣放"座谈会上,王中、张黎群、莫如俭等批判有些党委借"党报党性"过度干预党报业务.
莫如俭认为"机械地执行""提法","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6月25日的座谈会却对之展开批判,并强调"提法""适合于建设时期".
陈铭德等做自我批评,承认忽视了"提法".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
《人民日报》,1;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
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揭露右派分子篡夺某些报纸领导权的活动.
《人民日报》,2;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批判顾执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人民日报》,2.
12.
较早对"宣传"与"鼓动"做区分的是李立三.
石帆、杨松等对之也做了区分.
立三(1930).
现在全国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其缺点.
《党的生活》,(4),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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