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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企业研究院主办第5期(总第5期)2013年5月目录目录本期导读全球货币乱局下的黄金迷雾与选择国际投行大举做空的影响,近期黄金价格大幅下挫.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金价仍将弱势运行,并有可能创下新低.
在多国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竞相贬值的金融环境下,究竟应该怎么看待黄金尤其是各大经济体都在滥发货币,势必引发未来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中国央行怎么办这是一道棘手的课题.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
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国企改革——十年攻坚探出发展新路子对于国企改革而言,200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国资委的成立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
十年来,随着国资监管的组织体系、法规体系与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监管方式的不断完善,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下逐鹿市场,在竞争中快速成长、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和发展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新路子.
内部资料仅供阅览热点解析全球货币乱局下的黄金迷雾与选择陈克新(1)"中国大妈"疯狂扫金的背后.
5)经济形势开局平稳靠的是内需拉动.
9)景气稳中微升结构调整加快.
——2013年一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解读11)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趋势分析.
任泽平(13)经济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刘世锦(17)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
厉以宁(21)深化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
夏斌(24)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十年攻坚探出发展新路子.
罗志荣(28)突破国企改革理论的误区.
刘海波(34)聚合国企发展的正能量李宁邢滋沂(41)企业发展为什么中国海油能跻身世界50强杨华(44)创新是企业的基因.
——访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旭东48)争鸣国企做强是垄断带来的吗.
温源(51)-1-热点解析全球货币乱局下的黄金迷雾与选择陈克新受国际投行大举做空的影响,近期黄金价格大幅下挫.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金价仍将弱势运行,并有可能创下新低.
在多国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竞相贬值的金融环境下,究竟应该怎么看待黄金尤其是各大经济体都在滥发货币,势必引发未来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中国央行怎么办这是一道棘手的课题.
由于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仍具有持久影响,因此适时适度并有条不紊地增持实物黄金,改善外汇储备结构,分散市场风险,将是一项需要有战略眼光和勇气的选择.
中国大妈购金与国际投行投机性质不同今年4月份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度暴跌,由此引发中国大妈扫荡实物黄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金荒".
但进入5月后,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在大幅反弹之后再次大跌.
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退出QE预期氛围浓厚,国际投行大举做空黄金行情跃跃欲试,一些观点认为黄金作为工业原料百无一用,持续12年的牛市行情已经结束,中国大妈因此套牢.
这是不全面的,不能用完全投机的眼光打量中国大妈.
的确,受多种因素影响,今后一段时期全球黄金市场将会弱势运行,继续跌落,甚至击穿1200美元/盎司关口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中国大妈实物购金不能急躁,盲目冒进.
需要冷静观察,耐心等待,把握节奏,分期分批进行,尽可能降低持有成本.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妈购金与国际投行投机性质完全不同.
一是以实物为主,大量购买金条、金币、首饰等;二是长期持有,代代相传,很少出售,主要目的在于实用与分散风险,而非低吸高抛,赚取投机利润.
因此,黄金价格高低更多只是心理感受,并无太多实质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套牢"之说.
从历史看,中国大妈的上述黄金实物需求几百年来一直存在,只不过金价暴-2-跌提供了很好的入市机会罢了.
而据相关资料,目前我国民间黄金储量人均只有4.
6克,与全球人均20克的数值有很大差距,具有很大增长空间.
因此可以预计,如果今后黄金价格继续暴跌,达到一个心理价位后,还会刺激更大规模的中国大妈实物购金行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妈扫金行为在持续进行,中国民间黄金储量迅速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段时期内囤积量超过产量,市场中可供流通的实物黄金数量相应减少,将会极大地影响黄金市场的行情以及国际投行的投资行为.
全球"货币乱世"之下黄金将有什么表现"乱世黄金",这个观点一点不错.
中国大妈之所以要将部分积蓄购买实物黄金,主要出于对未来全球"货币乱世",即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的恐惧,因此需要对未来家庭财产安全购买一份保险.
全球"货币乱世"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都在疯狂印钞注入流动性.
这不仅在于需要印钞偿还天文数字债务,需要印钞继续"救市",而且还因为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尤其是美国难以抵御无上限印钞全球购物,不劳而获的巨大诱惑.
二是主权国家货币信用基础极大动摇.
世界各国,尤其是具有世界储备货币国家不负责任的任意印钞行为,并且缺乏有效回收手段,只能任其到处泛滥,势必极大动摇主权国家货币的信用基础.
三是可信任的真正世界储备货币难以产生.
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施行浮动汇率,而且其他国家货币亦脱钩美元以后,二次大战以后所建立的美元核心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分崩离析.
虽然人们对于新的世界储备货币苦苦追求,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更好的美元替代物,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凭美元价值缩水,并引发欧元、日元等其他国家货币仿效.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影响,旧的全球货币体系风雨飘摇,"我差,它比我更差",趋向崩溃,而新的、稳定的、可信任的世界货币体系难以形成,这就将人类今后的经济活动,置于混乱的货币体系之中.
而值此全球"货币乱世",黄金作为保值手段,其对抗通货膨胀的需求势必旺盛,黄金的意义和价值还会体现出来.
-3-美联储QE退出并非改变弱势美元战略近期,随着美国经济露出复苏迹象,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尤其是房地产、汽车市场改善,就业率提高,使得美联储开始试探退出QE.
甚至有观点认为,随后美联储还会加息,吸引更多资金回归美国,由此引发美元汇率进入持续大幅扬升周期.
美联储退出QE,亦成为国际投行做空金市的重要理由.
而美元汇率走强,有利于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含金量增加,有利于减轻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还有利于舒缓人民币升值,稳定出口竞争力,增强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空间,明显利大于弊,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但是,美元的持续性大幅升值,却不符合美国长远经济利益.
对美国来说,美元升值的结果,首先是加大既有债务负担;其次是增加国内成本,相应降低美国出口竞争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减少美元印刷势必使得美国失去重要收入来源,被迫实施财政紧缩.
而这几方面都会损害美国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打击国内就业,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从大的趋势来看,美联储绝对不会放弃弱势美元政策.
美联储目前所以暂时容忍日元、欧元大幅贬值,不过是寄希望这些地区经济重归增长,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同时也为了造成美元暂时性的强势地位,为美债发行争取更好条件.
包括此次释放退出QE信息,今后还会有更多动作,其实这都是美联储在掌握美元贬值节奏,所实施的"温水煮青蛙"长期贬值策略而已,并不意味着弱势美元战略方针的改变.
可以预言,随着美元升值告一阶段,美国将会以更大规模的印钞发债来应对.
美联储更大规模印钞发债,势必使得流入这个市场的美元货币越来越多,使其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实际物质财富数量越来越少.
在这种形势之下,黄金的保值功能将重放光彩.
央行应适时适度审慎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由于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央行采取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市场上已经累积了太多货币,还由于今后进入市场的纸币量有增无减,因此全球财富面临着超发货币的"黑洞吞噬"威胁.
正是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中国大妈们才有实物购金的行为,为未来财产安全购买一份"保险".
对中国大妈的警觉,中国央行应当向她们学习,逢低适度增持实物黄金,也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一份"保险".
-4-而中国央行之所以要增持实物黄金,首先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太低,由此隐含很大风险.
现阶段中国央行实物黄金储备不过1000多吨,外汇占比不到2%,远低于全球平均10%的水平,与美联储75%左右的占比更是相差悬殊.
如此之低的黄金占比构成,主要集中于外国债券及现金,这就置于中国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于险境,不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贬值风险.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已经损失不少,同等数量的外汇所能购买的贵金属与石油、矿石、橡胶等大宗商品数量与十年前相比大为减少.
可以预言,十年之后单位货币所能买到的上述商品数量还会更少,即使加上利息也是如此.
其次是中国央行增持实物黄金正面临一个较好的入市时机.
以前人们反对增持实物黄金,改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重要理由是惧怕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因此暴涨.
但是,现今却出现了一个可以从容不迫地增持实物黄金的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目前国际投行正在黄金市场上大举做空,他们认为全球黄金牛市已经结束,开始踏入漫漫熊市.
近期金价反弹后再次大跌,基金在期货市场上的净多头持仓仍处于2007年以来的绝对低位附近,而黄金ETF基金大量流出,显示空头势力大增.
如果美联储决定退出数量宽松,还会对于金价形成更大压制.
为此目前国际投行及一些对冲基金仍看空金市,因此在期货市场上大举建立空单.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央行从容不迫地增持实物黄金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我们要借助国际投行的做空能量,利用每次金价跌落,尤其是大幅暴跌的有利时机,适时适度增持实物黄金,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有长期准备,坚持逢低买进.
央行增持黄金还要坚持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两个方面的同时购进,并以实盘为主.
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惧怕国际投行的超级空单,金价越低越买.
现今全球累计实物黄金量也就是17万吨,市价大约8万亿美元,即使其中四分之一运来中国,也不过耗费现有外汇储备的一半左右.
总之,我们要通过数十年时间,将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实物黄金占比,逐步提高到合适水平,至少要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央行增持实物黄金,还要坚持双向并举,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加大国际市场中国黄金购买与进口力度,消化过量现金外汇;另一方面,将所购买黄金的相当部分出售给城乡居民,同时回收人民币外汇占款,减轻国内-5-通货膨胀压力.
近期在货币泛滥之下出现的贵金属与大宗商品价格逆势跌落,这是一种异常情况,难以持续长久.
鉴于未来全球"货币乱世"之下商品价格将出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央行未雨绸缪审慎增持实物黄金并无太大风险.
设想,如果央行将手中外汇现金与他国债券中的相当部分转换为实物黄金,将因此占据全球实物黄金储备的相当部分,为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提高中国综合国力打下坚实基础.
如果在此过程中,真的出现所谓黄金熊市10年,那也不必担心,因为这将显著降低中国黄金增持的成本.
就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这也是合适的做法.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23日《上海证券报》)"中国大妈"疯狂扫金的背后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与其苛责扫金的大妈们投资的盲目,不如检讨为何"中国大妈"们会把黄金当成投资和避险增值的选择正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够完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才导致千千万万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恐慌,成为黄金市场主力资金出逃的牺牲品.
随着美联储普罗索再次强调应在6月开始缩减资产购买,美元指数应声上涨,现货贵金属价格则再次下滑.
5月17日,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价格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盘中触及1369.
53美元/盎司低点.
这也意味着不久前还被盛赞为"完胜华尔街"的疯狂扫金的"中国大妈"们,亏损已成定局.
有专家表示,疯狂扫金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老百姓投资的恐慌.
因为担心通胀,担心手持现金越来越不安全,担心投资股票会血本无归,而千百年来黄金作为硬通货在普通老百姓的信念中根深蒂固,因而把购买黄金当成了避风港.
所以当一直高企的黄金价格稍有下降,就闻风而动,使得"扫金"变成了一种集体的盲目行为.
-6-多种因素共振黄金市场正在经历牛熊转换在经历十多年的大牛市之后,金价上涨已经进入尾声,下跌已是必然的趋势.
有分析人士表示,对冲基金的期货投资者看空仓位获利回吐与黄金ETF的同步抛售,是本轮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大跌的始作俑者.
综合看,对黄金未来走势继续看空几乎已成为国际投行们的共识,有机构预测国际金价有望下探至1200美元/盎司甚至以下.
巴克莱资本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称,近期美股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再创盘中与收盘历史新高.
表现更好的股市很可能继续遏制黄金的上升动能,从而令黄金价格承压.
而不断收缩的通胀预期正在成为贵金属市场上方难以摆脱的阴影.
本周三公布的美国4月PPI月率下降0.
7%,创2010年2月以来最大降幅;CPI月率下降0.
4%,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
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通胀预期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进一步收缩.
最直观的数据来自上市交易基金投资的减少,显示目前黄金正在面临实用性需求增加,投资性需求减少的局面.
5月15日,全球最大的黄金上市交易基金(ETF)——SPDRGoldTrust的黄金持仓量较上日减少0.
43%至1047.
14吨,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使得本已疲弱的黄金走势更是雪上加霜.
而根据全球主要ETF供应商ETFSecurities集团的数据,今年以来ETF已经累计卖出了约376吨黄金,占其所持黄金总量的16%左右.
巴克莱资本认为,黄金支撑位在每盎司1400美元和1320美元.
鉴于2008年抛售的强度,在看到筑底迹象之前,金价可能会跌至每盎司1275美元.
广东省黄金协会首席分析师朱志刚认为,黄金目前正临近牛熊转换的分界点.
今年如果再回不到1600美元/盎司以上,可以标志着熊市来了.
朱志刚称,"如果是熊市,价格会逐年下跌,有可能跌到1200美元每盎司,甚至更低都有可能.
"金价连续六连跌扫金大妈亏损已成定局自4月15日纽约商品交易所暴跌以来,中国内地、香港乃至亚洲其他多个地区出现了"抢金潮".
有报道称,仅仅十天时间里,"中国大妈"们疯狂扫金约300吨.
以至于有报道将之解读为"中国大妈"和华尔街投行的多空对决,宣称因为全球散户尤其是"中国大妈"们的逢低吸纳,迫使此前唱空的国际投行们被迫止损.
但现实不过是,不仅"中国大妈"们的现货需求不足以撼动国际投行们的做空-7-决心,即使是加上全世界散户们的共同需求,仍是完全不足以支撑或者影响国际金价的下行.
而疯狂抢金的"中国大妈"们也从最初的"完胜华尔街"的捧杀,最终陷入亏损的局面.
国泰君安黄金期货分析师谢清鹏认为,疯狂扫金的"中国大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投资者,其盈利目的不强.
只是出于喜爱,为了拥有,选择在低于以往价格的时点来购买.
因此,"中国大妈"们扫金并不关华尔街的事,更无意于什么与华尔街对决.
只是直观的判断"难以抵御"对冲基金做空的决心,众多中国大妈们抢金的资金也难以与对冲资金雄厚的资金实力相匹配.
表面上看,"中国大妈"的疯狂扫金暂时对金价的回升起到了一定的拉升作用,但实际上并未抄底成功.
所以随着国际金价的不断下跌,抢金的"中国大妈"们如果未能及时兑现出局,终将会收获越来越多的痛苦和损失.
"此次'中国大妈'们的疯狂扫金活动,和2008年股票涨到顶点6000点再降到5000点时,就忍不住买进的情况相似.
"建行广东分行私人银行财富顾问邓为民认为,这种群体性"抄底"是不成功的.
他预计,随着美国经济企稳回升,黄金进入熊市可能性较大,仍有较大下跌空间.
呼唤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创新而无论是抢金的"中国大妈"们,还是国外抢房的中国投资客,实际都反映了国内投资者的无奈.
在金价下跌以后,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普通投资者把黄金探底看做投资的时机,期待黄金未来良好的上涨预期,只不过是在寻找投资出口罢了.
一位市场人士一针见血地表示:"他们抢的不是黄金,而是财富的安全感.
"分析人士表示,与其认为黄金大抢购表现了中国投资者的实力,不如说是因房地产受调控、股市萎靡不振,普通投资者缺乏安全感并迫切需要新投资渠道.
谢清鹏认为,"中国大妈"如此疯狂扫金,主观上认为其有保值价值.
而且国内投资渠道较少,楼市被打压,股市在下跌,只好拿钱买黄金.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也表示,"中国大妈"的疯狂扫货主要是因为国内投资渠道匮乏,出于对通胀的担忧,为了使资产保值,因此才购买黄金.
而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与其苛责扫金的大妈们投资的盲目,不如检讨-8-为何"中国大妈"们会把黄金当成投资和避险增值的选择正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够完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才导致千千万万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恐慌,成为黄金市场主力资金出逃的牺牲品.
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在微博上评论说:抢金至少暴露出百姓投资渠道的匮乏.
股市、债市、房地产、实业,无不问题重重.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抢金背后更多是无奈.
希望此事能给决策者提个醒:深化改革、打造中国梦之金融版.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18日《金融时报》)-9-经济形势开局平稳靠的是内需拉动一季度经济增速小幅回落,主要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国内主动调控的结果.
GDP7.
7%的增幅中,有4.
3个百分点是由最终消费贡献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5.
5%.
从结构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为7.
7%,不仅低于去年同期,也低于2012年四季度.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的评价是:7.
7%的速度比去年二季度的7.
6%、三季度的7.
4%都要高,另外也高于今年7.
5%的预期目标,总体上来看,运行在7.
4%—7.
9%的区间内,属于平稳增长.
一季度经济走势的平稳不仅表现在GDP的增速上,也表现在就业、物价、收入等方面.
据盛来运介绍,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比较稳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一季度城镇单位新增就业超过300万人;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增长1.
7%,这两方面的数据反映国内的就业形势比较好.
"就业指标非常重要,就业稳定是经济稳定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指标,这一点和国外,特别是和欧美目前的就业形势有鲜明的对比.
"盛来运说.
从物价形势来看,总体上基本平稳.
在春节等季节因素影响下,2月份的CPI增幅曾跳高到3.
2%,但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
1%,1—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
4%,都比去年的增长速度有明显回落.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未来几个月,气候条件更加有利于鲜活农产品的生产,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保持相对稳定.
从收入指标来看,虽然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有些回落,但还是在稳定增加.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
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
3%,农民收入增幅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盛来运还介绍道,一季度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取得积极的进展.
今年一季度GDP7.
7%的增幅中,有4.
3个百分点是由最终消费贡献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5.
5%;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30.
3%,拉动GDP增长2.
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14.
2%,拉动了1.
1个百分点.
从结构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10-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
此外,从国家统计局最近对多个省的调研情况看,各地企业调结构、转方式的积极性很高,按照中央的主题主线要求在加快技术创新,加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从数据上看,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为8.
3%,比第二产业高0.
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7.
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
6个百分点.
从工业产业结构的内部看,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
9%,比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同期都有明显提高.
区域结构的协调性也在增加,现在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走在前面,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快.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也比较明显,工业、投资增速都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以上这些增长、就业、物价、收入以及结构调整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综合判断一季度尽管增速小幅回落,但是总体来讲是开局平稳、稳中有进.
"盛来运说.
对于一季度增速小幅回落的原因,盛来运分析波动主要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国内主动调控的结果.
"一季度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复苏比较缓慢.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相继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力度不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币值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出口的难度.
3月份,我国对外出口同比增长10%,回落比较明显.
从国内来看,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立足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有利于今后长期发展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应该说7.
7%的增速在目前这种世界经济形势下是不低的速度,而且是有利于企业和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的.
"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走势,盛来运认为,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看,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较快增长还是有比较多的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的进程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还有国际化、市场化这些进程都没有完成,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市场的潜力.
二是我们国家地域比较广阔,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三是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在由传统以吃穿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过渡阶段.
四是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可以释放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他表示:"我们对中国的后期走势充满信心,当然对全年完成GDP7.
5%的增长目标也有比较乐观的预期.
"(文章摘自2013年04月16日《人民日报》)-11-景气稳中微升结构调整加快——2013年一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解读4月26日,由经济日报社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共同研究编制的2013年一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正式发布.
本次共发布工业及装备制造、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家电、服装、乳制品12个景气指数报告.
一季度,工业及重点产业景气稳中微升,运行质量继续改善,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在实现平稳开局的情况下,工业仍须坚持稳中求进,加快升级.
回暖态势延续今年以来,工业景气延续了温和回升态势,一季度景气值为95.
6,较上季度微升0.
1点,总体运行平稳.
在景气监测的重点行业中,基础材料、能源、消费品等领域有9个行业的景气度稳中趋升.
其中,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行业的景气度升幅较大(分别上升1.
2点、1.
2点和1.
0点),其他行业的景气度升幅在0.
2点至0.
5点之间.
电力行业景气度与上季度持平,煤炭行业景气度较上季度微降0.
1点,止跌迹象初显.
从行业运行的关键指标看,用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利润实现恢复性增长,显示工业基本面较为正常.
截至一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1.
6%.
除石油、水泥行业用工增速略有放缓外,其他9个行业用工增长较为平稳.
其中,家电行业用工需求变化最为明显,同比由上季度下降3.
9%转为增长1.
1%;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
2%,其中仅煤炭、水泥、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速下降或微升,其他重点行业利润同比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
今年以来,在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我国工业景气延续回暖态势,体现了稳增长政策的成效.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的"双曲线"监测结果显示,在进一步剔除政策等随机因素后,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较未剔除随机因素的景气指数低1.
7点,两者之差较上季度扩大0.
5点,表明稳增长的政策对工业景气的回升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推出加大基建投资、扩大绿色消费等扩内需举措,对于装备制造、煤炭、钢铁、家电等行业景气走势有提振作用;国家实施结构性减-12-税,则有利于企业减负,增强发展后劲.
运行质量改善一季度,工业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平稳开局,有利于经济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
按照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立足当前稳增长的同时,更要着眼长远促升级.
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以来,在宏观调控和市场倒逼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成效渐显.
首先,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
在当前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强技术创新,优化要素组合方式,工业企业依然具有较强竞争力.
据测算,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上年提升约11%,对工业保持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次,能耗水平降低.
过去5年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约30%.
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
5%,发电量增速仅为2.
9%,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
5%,体现了工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工作的新成效.
第三,结构调整加快.
今年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
9%,比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同期都有明显提高,较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
4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的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
1个百分点,也低于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平均水平.
第四,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2012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中,企业所占比重达到54.
7%,较上年提高2.
8个百分点.
着力攻坚克难经模型预测,今年二、三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预测值为95.
7和95.
8,较一季度微升0.
1点和0.
2点.
二季度,重点产业的景气指数预测值较一季度基本持平或略有好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企业景气调查结果也显示,一季度,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29.
9,比上季度上升5.
3点.
上述数据表明,今年工业景气回升总体较为温和,企业发展预期向好.
面对较为复杂的形势,尤须保持冷静头脑,坚持稳中求进,着力攻坚克难.
首先,要克服工业经济增长对投资、出口的过度依赖.
去年四季度以来,工业景气回升很大程度上源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它们推动了重工业的增长,同时对出口的好转也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一旦投资、出口发生较大波动,必然-13-会对工业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投资带动"两高"行业的快速增长难以持续.
因此,要着力扩大消费,进一步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
其次,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从监测数据看,由于产能过剩严重,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部分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偏低,比如,钢铁业销售利润率为2.
3%,水泥业销售利润率为2.
5%,远低于全部工业5.
2%的平均水平,相关行业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境.
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应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以及"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总思路,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标本兼治及早抓出成效.
此外,要走出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误区.
现阶段,在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应正确理解并接受工业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把注意力更多地从关注增速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创新为突破口,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文章摘自2013年04月26日《经济日报》)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趋势分析任泽平一季度的数据让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多了一些警醒.
经验表明,决定未来经济形势的主要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
从趋势性力量看,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下降,中长期下行压力较大;从周期性力量看,今年驱动库存和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较上年增多,但力度较弱、周期较短.
因此,政策在做好稳增长、控通胀和防风险的同时,应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当前经济形势的中长期背景分析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供求条件的变化,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14-将面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从近期经济形势看,这一增长阶段的转换正在我国发生,经济增速在2010年2季度至2012年3季度期间出现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下滑.
从失业和物价两大压力测试指标看,经济持续下行并未导致明显的失业和通缩,说明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率附近.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只要政策得力、改革到位,我国有条件实现增长阶段转换.
一是近年来我国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逐渐削弱.
首先是劳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低端劳动力工资涨幅尤为明显.
其次是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达31.
4%,我国出口价格优势减弱.
再次是重工业峰值临近.
近年我国基建投资潜力下降,未来居民消费向服务类需求升级,重工业产能过剩呈趋势性加重.
最后是东部地区受综合成本上升和外贸不利因素影响,主要指标降幅较大,转型发展形势严峻.
二是我国一些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仍然存在,新优势和新动力正在积极培育.
我国拥有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我国道路、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明显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
我国具备完整的产业链条体系,部分主要工业部门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2011年我国出口占世界比重达到10.
4%,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达到19.
8%,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
产业升级呈现积极态势,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不断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新技术、新业态正酝酿着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东部地区主动转型,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近年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从三大周期看当前经济运行商业周期是市场经济中由个人或企业自主行为引发的商业律动,并形成经济系统潜在的运行态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三大商业周期成为影响全球和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是理解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钥匙.
一是从创新长周期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处于低谷调整阶段.
长期看,创新的集聚发生及其退潮是导致经济从繁荣到萧条的根本动因.
次贷危机及其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其内在必然性.
本世纪初,由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空-15-间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工程推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际上已走向衰减,美、欧、日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乏力.
这也就意味着,以次贷危机为分水岭,一个创新周期的时代结束了.
全球经济将面临长期的调整,从实体经济的层面,通过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和技术变革,为下一轮创新周期蓄积力量;从金融的层面,发达国家政府、居民和企业部门面临长期的去杠杆化,通过资产负债表调整以恢复"再出发"的能力.
创新周期的低谷同时也是新技术、新产业积极酝酿的时机,最近以分布式新能源技术、3D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美欧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制造化、抢抓新兴产业机遇的重大举措.
未来世界经济将逐步向由创新周期主导的潜势回归.
根据历次创新周期经验,谁能够率先实现由短期需求刺激政策向长期供给改革政策转变,有效调整工资、福利和汇率,激活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谁就能在下一轮复苏中抢占先机.
二是从设备投资中周期看,今年驱动投资增长的因素增多,但力度较弱、约束性较强.
随着融入全球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共振,驱动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创新与产品生命周期、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升级、全球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经济信心周期等.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投资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基建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这反映了各行业投资潜力的变化;在东部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中西部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制造业投资贡献最大,房地产投资次之,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
三是从存货短周期看,在通胀和需求预期引导下,企业将在上半年小幅回补库存.
当前处于企业回补库存的初期,但力度较弱.
从2011年4月至2012年年底,上一轮企业去库存历时近两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速从2011年1至10月份的24.
2%下降到2012年1至12月份的7.
2%.
由于经济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回落,因此库存的回调期也超过历史平均水平.
2013年1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7.
5%,比上年全年上升0.
3个百分点,企业对回补库存和扩大投资较为谨慎.
从主要产品的库存情况看,截至2013年3月份库存增速处在历史较低水平,上一轮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
综合考虑美国经济弱复苏、通胀预期抬头等因素,企业将在今年上半年回补库存.
但由于经济回升力度不强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补库存力度不会太大.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政策选择-16-今年我国经济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期周期回升,预计此轮周期回升的力度较弱、时间较短.
因此,今年应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宏观调控以稳为主,改革以进为主,在短周期的更迭中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供求条件的变化,经济潜在增速出现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日益明显.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加,一旦潜在增速下降与外需低迷、周期回调等因素叠加,容易导致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
同时,短周期的回升又容易使人产生经济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错觉,放松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要求.
这些新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调控目标、政策手段、实施渠道和政策有效性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
2013年我国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周期回升,潜在增速下降意味着要加快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2013年上半年短周期回升意味着要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在企业预期不稳、投资方向不明的情况下,由于实体经济吸纳货币能力下降,要注意调节货币供给;当2013年底或2014年上半年双重受压、经济下行压力偏大时,应有稳增长的政策储备.
由于潜在增速下降,这一轮周期回升力度较弱、时期较短,因此,要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再次,适当调整宏观调控重点,鼓励实体经济投资,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宏观调控应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政策重点,由过去主要依靠需求政策刺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转向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并重,通过大力发展市场性融资、降低行业准入、改革税制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实体经济投资.
最后,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应鼓励区域产业转移,形成地区专业化分工.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梯度空间纵深广阔,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应是多层次的,可以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
东部沿海地区应逐步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适宜发展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
当前要尊重市场规律,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引导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01日《经济日报》)-17-经济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刘世锦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
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广大的市场空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定的自然禀赋条件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
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
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
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
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
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多数产品供求由市场决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有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架构初步形成,调控经验逐步增多和丰富;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这些巨大的体制变迁,打下了形成改革红利的基础.
-18-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体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都与当时采取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关.
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增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乡镇企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
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从而改进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根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
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
然而,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抓住并用好新增长阶段的机遇,要求体-19-制条件发生相应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为突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性障碍,包括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另一方面,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发掘新增长点的潜力,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创新.
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
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
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也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重点和特点.
从市场层面看,要推动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
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金融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使土地、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得到效率更高的配置和利用.
例如,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
城镇化的主要优势,在于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
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关键是要通过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和配置,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进而把需求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对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政府层面看,要推动财税制度在收支两方面的重要转型.
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在压缩公务开支、厉行节约的同时,将支出重心转向公共服务,逐步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
当然,这方面也要汲取国际上过度福利化的教训,坚持量入为出,不能把胃口吊得过高.
在收入方面,要逐步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产流量规模相应收缩,而居民财产规模逐步扩大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有利于保障税源稳定,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为此,除了推进相关财税制度改革外,居民财产信息登记制度等基础建设也需要先行一步.
从企业层面看,要推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20-随着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分化、重组、集中的趋势将会加强.
我国中长期经济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稳定持续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处在龙头位置上的创新型大企业.
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
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
三、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一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改革能够带来红利,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续并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
有些改革能够短期见效,有些改革则需要较长时间或较长过程才能见效.
在改革初期,应尽可能选择那些易于见效的改革措施起步,为难度较大的改革出台创造条件.
新一轮改革应着重围绕新增长点展开,通过改革为增长阶段转换期和新增长阶段提供发展动力和活力.
例如,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部分投融资主体负债率较高,融资能力受限,且蕴含较大风险.
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新的投资者,既能带动投资增长,也为社会资金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
又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可选择一些地方,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试点,将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也可能产生抑制城市房价上升的效果.
二是改革勇气和改革智慧的关系.
与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普及程度提高了,同时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
不少改革之所以推不动,不是因为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因为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
如何妥当把握和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改革深入并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推进改革,对那些制约大局和长远的利益障碍,要敢于碰硬,攻坚克难;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增加在深化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共识;正确处理存量和增量关系,少算旧账,多算新账,重在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预期,使所有人通过自身诚实努力、勤奋工作都能获得相应成果,分享改革红利;积极而稳妥地把握相关改革出台的时机、步-21-骤和力度,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和创造的事业.
市场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由经济活动当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过反复博弈演化而成的.
尊重处在市场经济第一线当事人的首创精神,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是具有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要素的经济体系.
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搞清楚顶层设计的范围和内容,搞清楚制度设计与自然演进的关系.
例如,宏观调控的架构和职能,相应的政府机构设置,都离不开顶层设计.
而市场体系发育,则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活动参与者的探索和创新.
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许地方和基层先闯、先试,有了好的做法,然后提炼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新一轮改革应当在这方面与时俱进,给地方和基层更大一点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有了好的做法,注意比较、鉴别、优化、提升;对那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规律的做法,适时上升到必要的法律层面,以使改革成果得以巩固.
(文章摘自2013年《求是》第6期)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厉以宁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认为,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改革红利的大事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22-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但这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距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亟需的.
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
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有差距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
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
正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必要时也需要服药打针,但这种外生力量的作用毕竟是辅助性的.
经济生活同样如此.
市场机制健全、完善,是基础性的.
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从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和地位,而不能依旧像过去那样视企业为政府的下属单位和附属机构,不让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存在着行业垄断.
这些都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
必须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彼此既有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对手.
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可以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太多,二是自行运转机制不灵活,三是行业垄断性强,四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五是创新能力差.
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雄厚,上述弊端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同国有资本总额是不对称的.
按机会成本理念,以"不赚就是赔"、"赚得少也是赔"-23-的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的业绩从整体上说是不佳的.
怎么改正确的改革思路应该是:把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改为国有资本配置的新体制,也就是要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
在这种改革思路的指导下,今后,改造国有企业体制的着重点不在如何调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权限,而在于把它的权限规定为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而不再管国有企业的运作.
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
它们同其他非国有的或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一样,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力和承担各自的责任.
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之下,可以设置若干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分工(主要按行业划分,也可以是综合性的)管理国有资产的配置状况,并可以撤出某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也可以增资到某些盈利的或产能短缺的企业中去.
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是国有资本具体的投资主体,它们负责对本公司所投资的股份公司资本经营效果的考核.
而对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运营和本投资基金公司所属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又有利于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增加,更有利促进对国有资本已经进入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对自身业绩、设备更新、创新能力和盈利效果的关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急需推行的关键性改革措施之一.
需要弄清楚的,首先是把重点放在初次分配方面,还是把重点放在二次分配方面我的观点是: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
收入的初次分配照理说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只要确实由市场机制按人们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作用)进行收入分配,那依然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在市场调节下所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再由政府主持下进行的二次分配调节.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市场机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因素的影响、经济生活中的行业垄断继续存在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对初次分配的工资标准和级差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力量的极不对称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真正形成由市场调节作为基础性调节所谓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
比如,农民初次分配收入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形成的.
这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解释.
第一,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24-权,而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
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市场外因素的干预,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农民甚至不可能对未来的收入前景有预先的策划.
而利用土地的"寻租"行为,负担恰恰落在农民身上.
第二,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但他们却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受雇群体.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农民工的权利受限制,而雇用农民工的单位或企业相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强势的.
双方地位的不对称性,更大于城市居民中的受雇者们.
第三,农民种植农产品或饲养家畜家禽并从事销售所得到的收入,由于农民们所处的是弱势地位,无法争取到合理价格,常常被压低价格.
这就使农民初次分配收入减少.
第四,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使求职者受歧视,农民工只能进入低级劳工市场,无法进入高级劳工市场.
在这方面,农民受到的歧视比城市居民求职者更为突出.
上述这四个角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农民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处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
他们初次分配的收入少,也就不奇怪了.
由此得到的看法是:在现阶段的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因为这是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连续扩大而且难以治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次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当前应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即今后不应再存在"初次分配有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的怪现象.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13日《北京日报》)深化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夏斌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与脉络一段时间以来,收入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居民消费不足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具体表现.
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的逻辑关系与脉络加以梳理.
-25-为什么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增长在农村,主要是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归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当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
在城市,原因有三:一是劳动者薪酬收入偏低.
二是居民财产收入下降.
股市下跌,负利率使储蓄受损.
三是传统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分红少;资源税、利率等要素价格偏低.
这三个因素直接刺激了第二产业扩张,而能扩大就业、普遍提高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劳动报酬增长慢于企业利润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结构扭曲一是税收问题,因而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
二是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上地方政府能以土地收入为杠杆高倍撬动贷款,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
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能获得大量贷款并以独占的优势多元化经营,如通过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所以不断推高投资水平,导致产业结构扭曲.
三是服务业的投资限制过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
四是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加快扩张.
以上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加上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低廉和行政管制、外需繁荣等因素,必然导致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和服务要靠大量出口来消化.
可见,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其成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市场准入限制、税收和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抓住核心、突出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连锁反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
主要包括:未来8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
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26-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
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
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应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城市建设资金将捉襟见肘.
二是按国家规定,土地出让收益必须按一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土地开发、教育基金等支出.
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导致地方财政吃紧.
再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
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二)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我国经济之所以形成投资、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除了消费不足和外部需求的引致因素,融资成本低、资源环境成本低是供给方面的重要原因.
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
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
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
同时,利率由负转正,一方面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会理顺资金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重复建设,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加快这项改革,金融产品创新将更为活跃,混业产品将明显增多,会迫使监管部门改善监管协调.
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27-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三)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以上两项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推进如下重点领域改革.
征地制度改革.
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改革,也是启动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关键举措.
应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特别应强调"合法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社会保障改革.
这既是解除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经济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社会历史工程.
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轮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应在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尽早组织力量,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正在试点的房产税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收入比例,合理测算财政中长期收支缺口及其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长期财税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改革.
深入推进以上各项改革,未来国家财政会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制度调整就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存量资源.
需要明确的是,适当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主要是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比重,丝毫不影响而且会加强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文章摘自2013年04月18日《人民日报》)-28-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十年攻坚探出发展新路子罗志荣对于国企改革而言,200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前的国企改革,从通过扩权让利、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逐步把国企引入市场;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脱困三年攻坚实现国企整体扭亏为盈;再到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实践证明,国资委的成立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
十年来,随着国资监管的组织体系、法规体系与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监管方式的不断完善,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下逐鹿市场,曾经被称为"老大难""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快速成长、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和发展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于世界500强的行列,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新路子.
政府与国企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政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三个方面:政企分开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财政预算不再安排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性质的支出,不再安排资金来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银行也不再为困难企业输血.
国有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外承担-29-责任,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初步分离.
按照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资监管重大原则,各级国资委的组建,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
十年来,各级国资委对"特设机构"和出资人的性质、定位和职能的认识日益深入和到位.
对国有企业监管方式不断完善.
国资委成立以来,通过建立和完善业绩考核、重大责任追究等机制,使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得到层层落实;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企业负责人薪酬的制度,实现"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加强职工收入分配调控;加强产权流转监督,形成覆盖全国的国有产权交易监控平台,从制度上遏制国有资产流失;强化财务监督、外派监事会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监督,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基本形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督体系;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落实国有资本出资人收益权;充分尊重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有章有法、有条不紊,监管能力与监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这三大变化,为贯彻"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使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国企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国资委成立以来,由于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国有企业多头管理、责任不落实的问题,国企的社会定位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市场运行机制、强化风险控制、提升基础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实效.
国有企业的规范董事会建设积极推进.
自2004年国资委选择宝钢等七家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以来,目前已有50家中央企业成为规范董事会试点企业,其中有四家企业进行了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探索;出台了有关文件17个,董事会规范运作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各省区市的部分地方国企也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试点企业开-30-始由过去的"一把手负责制"转变为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
不少试点企业董事会的成员是外部董事占多数,外部董事里面的专家或精英也不是国资委原来体系的干部;设立了战略、薪酬等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的建设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推进,董事会制度的基本健全和运作的逐步规范,初步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制衡,使国有企业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水平和法人治理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国企人事分配用工制度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新突破.
2003年以来,国资委和中组部一起先后拿出141个中央企业高管职位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招聘企业涵盖了电力、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商贸等多个行业.
2008年,首次公开招聘了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总经理,其中包括注册地点在澳门的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这也是首次对境外中央企业总经理职位进行公开招聘,实现了中央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建材集团2011年招聘一位总会计师,有1000人报名,最后选择了8名,其中有一人是美国国籍.
在积极推动中央企业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拔各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同时,国资委还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探索:一是继续在完善考试测评方法上进行探索,进一步扩大民主,提高测试科学性和选人用人公信度;二是在考试测评与现有干部考察工作结合上进行探索,把考试测评情况作为人选考察的重要依据,提高人选考察的科学性;三是在如何吸引海外人才上进一步探索,加大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度.
通过公开招聘选用的企业各类高管人才,从2004年的33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9.
5万人.
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
一批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收入分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
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结构基本形成.
中央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3年的30.
4%提高到2011年的72%.
全国90%以上的国企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严格意义上,目前真正的国有独资公司已经很少,像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也非完整意义上的国有-31-独资,其主要资产是在上市公司.
据2009年的数据,在中国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78家.
截至2012年底,在国内A股市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953家,占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38.
5%,市值合计13.
71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1.
4%;有43家中央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一汽集团等4家企业完成整体改制工作.
目前各地正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加快整体上市步伐.
国有企业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是通过改制、兼并、租赁、出售等方式,国有企业从中小企业层面逐步退出,国有企业的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到优化.
二是通过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使5010户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平稳有序退出市场,并妥善安置了职工.
三是推动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性生产加工行业退出.
目前在39个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国有企业总产值占比低于10%,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集中.
四是大力引导国有资本向基础设施、优势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中,培育了一批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集团,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由2003年的6家增至2012年的54家,其中有11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各省区市积极利用产权市场推动监管企业结构调整和低效无效资产转让,从2006年至2011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涉及行业整合、产业升级类的重大资产重组和吸收合并共计197家次,交易总金额接近1.
1万亿元;仅2012年全国产权市场即公开转让企业国有产权866亿元,平均增值率达到19%,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
依法经营和基础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一是加强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和企业法制工作.
在国资委组建当年的5月到12月,收到了中央企业报送的请求协调的各类法律纠纷案件达65起,涉及82家企业,直接涉案金额85亿元,间接涉案金额2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
对此,国资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中央企业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一方面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出资人的法律监督机制",依法规范出资人和所出资企业的关系,中央企业凡发生涉及出资人重大权益的法律纠纷或案件,总法律顾问必须按照规定报告备案;另一方面建立"防范经营风险的所出资企业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以确保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近年来,中央企业大力加强法制工作,推动-32-法律风险防范"进岗位、到人头",全岗位、全流程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健全,法制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进一步融合;大力推进总法律顾问履职能力建设,科学规范总法律顾问履职方式,有38户中央企业建立了子企业总法律顾问述职制度,大力提升总法律顾问专业素质;深入推进法律顾问队伍建设,截至2012年6月底,中央企业全系统法律顾问已接近15000人;近30户中央企业明确将总法律顾问制度写入企业章程,确立了总法律顾问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位,为总法律顾问履职提供制度保障;许多中央企业将规章制度管理作为法律部门一项重要职责逐步夯实法律基础管理工作,不断提高企业法制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
中央企业的法制工作逐步进到改制重组、资本运作、境外投资等重要业务领域,对重大经营活动依法保障更加有力,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普遍加强了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减损增效取得成绩显著,企业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中国有色等一大批企业深入开展"走出去"法律风险防范国别研究,探索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有效途径与方式.
与此同时,在国资委的有力指导下,包括预算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和其他各项基础管理的"管理提升"活动也在各中央企业广泛深入开展,推动了企业管理效益和效率的不断提高.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别国的国有企业的治理还不一样,它除了西方董事会公司构架当中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内容以外,还要加上党的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代会发挥民主管理作用,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发挥桥梁作用,这些政治优势、群众优势及其转化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形成了中国国企公司治理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国企党组织的五项职能,党中央也赋予新成立的国资委党委7项职责.
在2003年7月召开的中央企业工作会议上,国资委党委就提出了国企党的工作要坚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一中心、服务企业改革发展稳定这一大局、做到"四结合一加强"的大思路,即:企业党的工作要与经营管理结合;党管干部原则要与市朝配置人才的机制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内,坚持职工民主管理与领导人员经营管理相结合;大力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强调"不会抓党建的老总,-33-不会打胜仗".
指出加强和改进国企党建工作,不但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而且也是搞好企业的根本保障.
一些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党建工作,领导班子建设出了问题,导致职工人心涣散.
因此,要在国企改革中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创造新的体制优势.
国资委和国资委党委成立以来,通过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其一是通过创新党的工作载体与活动方式,使其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其二是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集体决策、分别体现"等方法,通过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班子的党员,使党委的意图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得到体现;其三是通过增强企业精神文明、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和规律性,使之成为对外提升企业形象、对内增强企业凝聚力、进而提高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法宝;其四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内,探索发挥职工民主管理的新途径;从而在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创造了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的建设的体制优势.
在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在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遥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独特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努力构建科学严谨、有效管用的企业党建工作体系.
要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新的进展.
要进一步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努力构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人才队伍、党员队伍、职工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党管干部原则和市朝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和职工董事监事等制度,进一步探索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工会、共青团和统战工作,增强企业凝聚力.
要加强企业-34-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国有企业先进精神.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严明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为重点推进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队伍综合素质,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提供有力保证.
"随着国有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党建政工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正在不断转化为国有企业的强大软实力与独特竞争力.
十年国企改革攻坚,使企业外部与政府的重大关系、企业内部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企治理结构,从而为国有企业的科学发展探出了一条做强做优做大、越走越宽广的新路.
(文章摘自2013年03月28日《企业文明》)突破国企改革理论的误区刘海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复杂事业.
自2004年"郎顾公案"所引发的国企改制大讨论已经延续了多年,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药方受到激烈的批评.
但是,批评者最终还是要面临制度操作层面的拷问.
一些人甚至选择重新回到过去,从经典理论中去寻找答案国企改革,没有一般的抽象原则可供推理得出结论,他必须是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和不同规则下的社会后果之后,进行审慎判断和权衡的问题.
那种寻找一个原点然后演绎推理获得实践结论的意识形态挂帅的硬性思维是造成中国国企改革种种问题的原因.
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理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是经济学家大行其道的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主要-35-是经济学家提供的.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
这里以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为例,"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采用什么作为评估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标准在我看来,恰当的标准应当是一个定性的指标,而'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维迎的结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
为了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和长期激励问题,选择经营者的权威必须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因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
经济学的局限性运用经济学理论必须注意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别.
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不同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
实践科学(政治、法律、管理科学属于实践科学)有其独立的原理,不依赖于理论科学也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应用科学依赖于理论科学,在顺序上是后于理论科学的.
经济学的结论基于演绎逻辑并经严密的推理而获得,这是它的优势,但也决定了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
中国经济学家在应用西方经济理论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是过于理论化的.
经济学的严密性和结论的确定性,导致了中国建议政策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非常自信,这是非常不幸的.
经济学理论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具体的判断.
国有企业的问题,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作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因为具体的判断应基于综合审慎的考虑,而不是抽象理论的推理.
不明白自身理论的局限,是中国经济学家丧失社会信誉的原因之一.
国企实践状况和抽象理论不对应从政策、法律、惯例的角度看,所谓的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规则构成的,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规则可能又不相同.
事实上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国有企业制度——除了在理论上抽象之外,但其理论抽象和理论推理并不能直接用在现实当中.
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看,国有企业的管理需要高度的实践智慧和审慎精神.
中国国有企业在现实中不仅作为企业存在,而且担负着大量的社会责任;在管理上没有完全脱离行政色彩.
国有企业既要实现经济效益、创造利润,又要兼顾巨-36-大的社会责任,还要应对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变迁,所以经营管理的难度实际上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外企、民企)要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受到的挑战也大.
鉴于这个现状,企业的监管、企业战略制定、机制调整等经营管理行为就不能完全按照经济学或管理学教科书以及外国企业为样本进行.
国企改革适用"案例方法"政策、法律和管理这是实践科学领域的问题.
中国国企改革出现的问题与缺乏对企业本身及其所处特殊环境的考虑有关,与政策、法律、管理工作中的思考问题方式有关.
笔者认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阐释国企改革问题是适当的.
在实践科学领域,案例方法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实践中的理论或原则本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适应于具体情况的,一定要仔细辨别具体情况的相同和不同.
所谓"案例思维"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的情境中寻求创造性突破困局的方法.
它非常反对依据西方的成型理论,简单地推理出一些实践上的结论.
"案例方法"是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参考一切可参考的先例和理论,创造性地给出实践中的结论.
"案例方法"不是先阐明理论,然后将案例作为理论的注脚;相反,通则或理论本身是从案例中提取的,通则的有效附着于具体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实际上被吸收了,但避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国人治家、治国、治兵、经商的成功与失败先例被充分地参考,历史中蕴涵的智慧被吸收到这个过程中.
法人概念的性质从"绝对所有权"概念和"局部利润最大化"为逻辑起点的推理方法将陷入制度建设上的误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法律上,法律主体以及主体的关系如何建立是重要的问题.
具体到国企问题上是:适当的国有企业法人制度如何建立国有企业法人同其他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建立我们需要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理论:一种精致的产权理论、法人理论和政府权力界限的理论.
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深刻理解"法人"这个法律概念,从"法人"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是个人财产所有权的逻辑延伸.
恰恰相反,法人概念是对绝对个人所有权的背离.
不是将企业资产量化到个人,就可-37-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法人概念的本质在于,存在着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组资源和利益,既不能将其分配给单个的自然人,也不能在一批人中间进行分配.
法人行动者的这些特征对于社会组织的活动至关重要.
法人这一概念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国家.
自治城市、教会是较早出现的法人类型,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反而是较晚出现的法人类型,并且是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法人财产权利是独立的,尽管可以同个人财产权利类比,却不能化约为个人财产权利,法人不能化约为组成它的个人.
对于国有企业,一些理论一直谈论所有者缺位和产权清晰的问题.
但是所有的法人,都是所有者缺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为法人严格来说是不存在所有者的,法人是个法律主体,是人而不是物.
看起来,要澄清的是其他主体和法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产权"问题.
事实上,只有"权利束"而不是"绝对所有权"的逻辑,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法律关系,才能建立法人主体本身.
权利束和绝对的所有权什么是适当"产权"概念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束和绝对的所有权.
在前者的理解中,产权规则实际上调整的是主体与他所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后者强调的是一种人与物直接面对的关系,重点是人对于物的控制.
前者所强调的是人与权利的关系,这种权利是主体对于客体(物)所享有的权利,重点是对于权利的把握,而不是对于物本身的控制.
前者在人与物之间加入了"权利"这一媒介,从而使人与物的关系间接化,认为"产权"制度是关于财产的诸权利的制度而不是"财产制度".
在前者的理解中,产权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表达那些权利束而创造出来的总称术语,并非什么特定的权利;但在后者,产权被理解为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传统民法教科书对所有权的经典定义中就将"绝对性"列为其首要特征,所有权居于其他权利之上,相对于其他权利来说,它是决定性的,很多其他权利都受它的制约或从中派生出来的.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所说产权实际上是绝对所有权概念.
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只有在那个假设的逻辑空间内才能进行逻辑推演.
这是从现实生活中某些权利关系中抽象的,但却是不正确的抽象.
绝对所有权逻辑从来就不是合理的法-38-律思维,不能根据理论中假设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规范为名强行要求现实.
我们认同在某个法律客体上有权利束存在,即相关各方事实上分别占有利益和权利.
关键是哪一方可以做什么事情,其限度是什么,这只能在具体中回答.
如何调整这些复杂的权利是根据抽象的理论办事还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办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权利束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实际也存在同一财产多个有权利者的情况.
因此对一个国有老企业而言回顾历史是很必要的.
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否也有尚未用法律语言明确阐明的权利企业中一代代的职工是否也拥有某种权利各种权利的事实状况是什么样的对一个企业而言,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际上可能是中央属的、省属的、市属的等等,政府具有一种支配权,可以收税、可以任命领导人、可以要求企业负担特定义务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支配者就可以随意卖掉这些资产澄清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的概念需要澄清的是,国家作为股东的财产权利的性质,只能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能等同或类比于私人(自然人和私法人)的财产权利.
人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可以像个人财产权利、法人财产权利一样谈论国家财产权利或所有权,而没有仔细分辨两者的不同.
国有企业的国有含义是政府可以对其行使不同于其他企业法人的公共权力,可以要求不同的义务,正如法律可以对军人作出不同于普通公民的义务.
国家所有权被作为民事财产权利理解的一个后果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把国家所有权商业化.
我们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约束国家所有权,而是不断使之商业化,把过去对国家所有权有所约束的一些制度作为公司化改革的障碍和枷锁抛弃了.
这造成政府或政府的部门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自身却像作为普通法人经营其资产那样对待名义上是国有的企业.
但是国有的含义如果不做民事财产权利性的不适当理解,而是理解为政府的"公共权力束",那么政企不分并非是"国有企业"的必然后果.
对国有企业,政府使用公权进行特别的约束,既有充分的理由,也有充足的手段,这样做不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也真正能够做到政企分离.
还需要补充一点,随着政府性质的不同,如不是全国性政府,而是区域性功能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行使的权力,可以接近于类似的股东权利.
企业法人的形态可以有多种-39-我们知道,尽管企业法人的股东,严格说拥有的并不是对企业的所有权,股东权利也只能按照权利束的概念才能理解,在所有权意义上,任何法人都是所有者缺位的;自治城市、教会、医院、大学等法人不像典型的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缺乏最后的剩余索取权的人——股东,但是许多运转却十分成功,有的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老店.
在法律意义上,非企业法人的概念更抽象,因为它仅依靠一组财产权利和运转程序就可以了,缺乏典型企业法人具备的股东这个因素,那么是否企业法人的成立也可如此或者至少不见得必须是股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惟一起点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曾指出,国家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
有人反对国家所有权是因为这种所有权下缺乏最后的剩余索取权的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每个具体的人都能拿到具体的一份剩余.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没有最后剩余索取权的人的组织,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经营是成功的.
美国加州的退休基金会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基金没有最后的受益人,换言之,这个基金会只有代理人,没有委托人.
基金的受益者是现在退休的或者将要退休的政府和公营企业的雇员,这些退休者无权选择基金的经理人,而是由加州政府来选择.
这个基金类似国家所有权,没有最后的所有者,不过它在商业上很成功.
在美国还有许多非营利性组织,如医院,他们能够与营利性医院竞争.
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没有最后的所有者,有些组织仍然是能够成功的.
有没有最后受益者并不能决定一个组织是否成功.
1976年,联邦德国颁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参与决定法.
它把新的权利授予工人.
这项法律(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占领德国期间某些工业部门应用的法律以及德国工人协会早年的传统)在两个层次上导致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个层次是董事会,根据参与决定法,大公司的董事会由20人组成,其中一半应是股票持有人代表,另一半是雇员代表.
参与决定法详细规定了雇员代表的选举程序.
这一法律还规定了董事会在法人组织中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工作场所,参与决定法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规定了选举工人代表的程序和工人委员会的权限.
参与决定法中工人委员会的部分权力原属管理人员.
-40-联邦德国的参与决定法(在斯堪的纳维亚也实行了)反映了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寻求工业民主的普遍动向.
而在这一法律和动向的背后,是法人概念的演变,它与上述法人组织中自主精神的发展为同一趋向.
局部利润最大化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种观点是将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批评局部利润最大化也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检讨.
英国经济社会学家罗纳德道尔在《企业为谁而在——献给日本型资本主义的悼词》一书中极力反对美国式的股东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力主日本曾经大行其道的"准共同体企业"或"利益相关者企业".
他提出,附加价值是适用于利益相关者企业的一种会计方法.
所谓附加价值是指企业购买的原材料、部件、能源、咨询服务等成本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差额.
换言之,附加价值是企业运用从股东和银行获得的资本,通过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从事服务与生产的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即"附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
附加价值分配表现的是附加价值之中分配给企业内部人员的部分,以利息的形式分配给银行的部分、以税金的形式分配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部分的比例.
从附加价值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曾经给大量员工提供了的稳定生活与福利,使大批量的人生活得体面,而不是让少数人奢侈;另外国企缴纳税金占其利润总额的比例远远高于私营与外资企业,因此国企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得那样低效率.
一个综合性的思考框架框架的作用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可从中获得具体结论的原理或标准性质的东西,描述的是思考中形式方面的东西.
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就是在实践领域中不能理论化演绎性地想问题.
上面图中三者之间是彼此互动的关系,权利束、权力束的构成成份和各方权利、权力的平衡,形成了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法人的形态、企业治理结构没有惟一的标准.
在图中,我们将企业绩效用企业利润和企业社会责任两方面来表达.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润共同放在一起考虑,是因为我们认为企业在现实当中更是一个社会性组织,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
既然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就自然应该同时担负社会责任.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社会责任更大一些,资本的逻辑不能占-41-据主导.
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诞生那天起,就被看成是全社会所共有的,为全民族服务的,在其发展历史中,从资金、技术、人员、管理机制等各方面都是按照上述的组织目标来设计的.
国有企业对社会和自己的职工都担负着很大的责任.
中国的国企、日本的会社、美国的基金会,不同程度上都是各自民族命运的担纲者,都需要突破狭隘的资本逻辑才能够真正理解,才能不断改善自身而不是被毁灭.
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中考察,更要从实践出发,综合考虑问题,全面观察企业,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相信这种方法一定是解决阶段性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现实中一直运转着的企业来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对中国企业形态的发展而言,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应充分利用中国既有的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建设法人实体,进行制度创新,在"具体"中建设权力和权利关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福祉的提升,需要中国国有企业的强健发展,一切国企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当知道自身任务之艰、使命之重,自当奋发,不可妄自菲薄.
(文章摘自2013年《环球财经》第3期)聚合国企发展的正能量李宁邢滋沂国资委新闻中心组织专家与记者走进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与华能集团.
在这场创新驱动天津行活动中,胡鞍钢、任玉岭等专家呼吁,舆论界要理直气壮树立央企品牌形象,聚合国企改革正能量.
"正能量"本是物理学名词,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其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
与正能量相对应的是负能量.
负能量是一种"反物质"的能量,会造成情绪不稳,甚至使人丧失原有的自信心,导致许多非文明病症.
对于国企来说,正能-42-量自然是积极向上的、催人奋进的、汇聚人心、有益于国企改革与发展进程的能量,负能量则是消极涣散的、抵消改革与发展成就、对国企改革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能量.
近些年来,围绕着国企的种种负面舆情,构成了国企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负能量.
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受到如此的关注和争议,也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遭遇这样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榜单显示,十大巨亏企业2012年度合计亏损金额高达497.
24亿元,全部为央企或地方国企.
社会舆论一下子被引向国有企业,引人注目的是"国企是败家子"的说法.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上市公司前十名亏损企业是国企固然是事实,但人们忽视了净利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也都是国企.
既然亏损和盈利前十名都属于国企,而有些人抛开国企是兴家功臣的事实,片面断言"国企是败家子"实是太不公道了.
因为国有企业块头大,盈利亏损都必然排在前列,这是一种规律.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极为浅显的道理.
这种不负责任的强加之言,是对国企改革正能量的分割,是负对正的侵袭,是有点以邪压正的味道了.
过去的三十年,国企传递着中国正能量.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和国长子",到现在成长为"共和国脊梁",国企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国有企业与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崛起,发挥着主导作用,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为党执政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
3万亿元,上缴税金1.
9万亿元,10年间年均增速近20%.
2002年到2012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
36万亿元增加到22.
5万亿元,增加近7倍,实力大增,活力凸显.
不仅履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还负责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为社会担责.
事实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国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功臣,绝不是败家子.
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国企呼唤正能量.
国有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理应更多地受到社会监督.
客观、善意的批评也有助于国有企业规范管理、改进工作,从而更好-43-地服务于社会.
然而,有些人批评国企是为了否定国企,他们主张国企完全退出市场经济.
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任何片面唱衰国有经济的观点和论调都是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情况的无视和否定.
脱离客观社会基础、全盘否定国有经济的理论和观点对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媒体对这种观点的追逐、放大,带来的也只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效应和负能量.
聚合国企改革正能量,必须要打破沉默,理直气壮地宣传国企,塑造国企的品牌形象.
在当下,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在新闻宣传、形象建设、舆情应对等方面任何消极、回避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
国有企业"沉默是金"的消极舆情公关意识,导致的是被负面舆情的损害.
及时获悉舆情、及时回应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发布和公布事实真相,获得舆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是国有企业良好形象的最大保障,也是参与现代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竞争的必备素质.
在未来国企的改革与发展中,要重点做好正面宣传、增信释疑、形象建设等方面工作.
要宣传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成就、推进自主创新的新突破、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实践、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进展,唱响主旋律,壮大主流舆论;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告诉公众和媒体,搭建交流平台,回应社会关切,增进相互理解,以理解促进共赢.
在专家记者天津行活动中,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解决了浅海地区建设这一世界难题,意味着中国拥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建港的实力.
而天津IGCC电站则掀开中国洁净煤发电的新篇章,标志着代表世界清洁煤技术前沿水平"绿色煤电"计划取得重大突破.
专家与记者们了解这些世界先进水平的突破过程,都感到振奋,专家认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央企科技创新的品牌形象,积极的舆论宣传是一种正能量.
正能量上升了,负能量自然会下降.
走进央企活动本身便是聚合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正能量行为,应当坚持搞下去.
国企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唯有不断反省自身,树立起好的品牌形象,黄钟大吕之音才能激荡回响.
让我们一起扫清混淆视听的杂音,凝聚积极向上的国企精神,传递昂扬抖擞的国企改革正能量!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16日《中国企业报》)-44-企业发展为什么中国海油能跻身世界50强杨华日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收购已经顺利交割.
该项合同价值151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打开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国际化经营的又一片新的天地.
从引进国外公司在中国海上开展合作,到完全具备自主勘探开发生产海上油气的能力,再到积极"走出去"从海外获取资源,中国海油实现了"三级跳",成功跻身全球石油公司50强,开辟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合作发展道路.
一、对外合作使中国海油从弱到强年轻的中国海洋石油工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实施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1978年3月,党和国家作出了坚持自力更生,在平等互利原则下,积极稳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重大决策.
198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颁布,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同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享有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的专营权.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国海油以对外合作为重要手段,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育形成了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推动海洋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一是海洋油气资源得到高效开发利用.
通过公开招标和对外招商等形式,吸引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海上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迄今已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77家公司签订了198个石油合同和协议.
在渤海、南海东部、南海西部和东海四大海域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40余亿吨,生产油气6亿多吨,油气年产量从公司成立之初的9万吨跃升到目前的5000万吨.
二是引进和积累了大量发展资金.
早期通过反承包、平行作业等途径赚取劳务费,随后大量引进直接勘探投资,通过对外合作累计引进外资337亿人民币,占中国近海总勘探投资的43%.
三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能力大幅提升.
凭借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45-掌握了300米水深范围内油气勘探开发的系列配套技术,并逐步向深水进军,实现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勘探成功率,刷新了新油田建设投产的世界纪录,创造了众多崭新的边际油田开发模式,包括技术体系、装备体系、工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在内的完整的海洋石油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四是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培养锻炼了人才队伍.
我们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同行管理经验的同时,从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出发,率先在国企实施用工与薪酬制度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海油特色的"专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差异化竞争、集团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一大批高层管理人员在对外合作中锻炼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油坚定奉行"走出去"战略,在加强海外资源获取、建立海外油气生产基地、实施资产并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发展思路上,逐步实现了从机遇型导向向战略型导向的转变.
着眼对外合作的总体收益,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全力寻找有资源潜力、有技术优势的优质资产,科学确立海外业务的重点区域,推进海外业务全产业链发展,全面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在资源类型上,不仅积极获取常规油气资源,而且加快拓展液化天然气(LNG)、页岩气、煤层气、油砂等非常规油气业务,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经营商.
在业务布局上,海外业务涉及石油产业链各个环节,实施了多起重大资产收购,建立了海外油气生产基地,在地域和产业链上逐步实现合理布局.
目前,中国海油在亚非拉和北美等全球主要油气富集区形成海外资产271亿美元,年产油气超过1500万吨,海外总投资、获得海外勘探面积、权益可采储量、权益产量等指标逐年增长,资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二、坚持对外合作发展的基本经验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合作理念.
中国海油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理念,兼顾多方利益,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合作文化.
在境内,与合作伙伴、承包商、供应商以诚相待,谋求共同发展,实现互惠互利.
在海外,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习俗和文化差异;抓好安全环保工作,维护当地员工以及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做负责任的"跨国公民".
始终坚持以合作促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合作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既积极学习对方长处,兼容并蓄,又坚持以我为主、形成自身特色.
以对外合作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三个转变",实现了加快自身发展的目的:从资金引进-46-为主向技术引进为主转变,掌握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核心技术;从合作促进自营向自营引领合作转变,提升了海上作业和管理能力;从单一合作模式向多种合作模式并存转变,增强了综合竞争优势.
始终坚持灵活多样的对外合作模式.
中国海油在对外合作进程中,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海域的特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对外合作模式不断创新.
在发展思路上,逐步实现了从机遇型收购向战略型收购的转变;在地域布局上,降低了投资的区位集中度,实现合理布局;在资源类型上,实现了从传统油气资源向液化天然气(LNG)、页岩气、煤层气、油砂等非常规油气业务的拓展;在合作方式上,采取了风险勘探、资产并购、参股合资等多种类型,提高了海外业务发展水平.
始终坚持防范对外合作的各类风险.
面临对外合作特别是"走出去"的各种风险,中国海油建立并实施统一、规范和有效运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国际业务高速高效可持续发展.
积极关注、认真研究国际能源行业及海外投资环境新变化,以理性、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充分的市场调研,增加投资成功的砝码;加强海外集中管理,建立共享服务中心,实行海外作业监督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建立境外安全相关保障机制和应急体系,应对海外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保障境外中方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三、以对外合作的新突破实现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壮大回望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海油的对外合作一路风风雨雨,既饱尝过向外方公司"拜师学艺"的艰辛,也遭遇了文化观念冲突、管理滞后带来的挑战,特别是海外业务时时刻刻面临着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但这些困难和挑战不仅没有阻挡中国海油对外合作的步伐,反而激发了我们攻坚克难的斗志,深化了对外合作运行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2005年,中国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因受美国政治因素干扰而未能成功.
从这次失败中我们深刻体验了世界能源竞争的残酷.
未来随着各国对油气资源争夺的日益激烈,国际合作和并购中的政治阻力将会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更加熟悉国际并购的运行规则,更加坚持以价值驱动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以商业规则为标尺的国际化策略,发展海外业务时,要始终把经济效益作为选择投资项目和合作对象的重要标准.
2011年,外方公司担任作业者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47-油事故,造成对渤海海洋生态的损害.
尽管事故最终得到妥善处理,但教训刻骨铭心.
我们必须强化对外合作中的监管职能,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要通过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和联合作业机构,实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努力使中方人员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对合作对象的监管能力不断增强.
可以预期,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从国际看,世界油气资源争夺日趋激烈,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资源国在环保、财税、法律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增加了海外资产运营和管理风险.
从国内看,社会对企业安全环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政府对对外合作油气田的审批管理进一步加强,南海、东海等敏感地区外交环境复杂多变,对外合作开发海上油气资源面临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自身来看,由于国内海域面临深层、高温高压、致密层等技术瓶颈,降低了对外合作的吸引力,特别是公司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和支撑保障能力与海外业务快速发展还不相匹配.
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海洋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油气资源的重要接替区,世界范围内海洋石油工业的合作空间会越来越大,中国海洋石油工业仍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中国海油必须认真实施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要求,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打造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典范.
在尼克森公司收购顺利交割的基础上,做好收购后的整合工作.
整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要实现资源、技术、管理、文化和人力资源的有机融合和价值增值.
中国海油将发挥自身对外合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大胆探索,积极作为,通过对尼克森的收购整合,树立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典范.
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
加强国际能源形势和动态研究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油气行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拓展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对外合作的总体效益;提高对全球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应用能力,加强国际化业务领域的人力资源、信息、融资、技术、法律、政府协调等支撑保障能力建设;以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在海外资源获取、海外业务经营、海外资产管理、对外合作监管等方面,强化风险防控,提-48-高抵御对外合作风险的能力.
努力实现对外合作的新突破.
不断深化新时期对对外合作的认识,丰富对外合作的新内涵;扩大对外合作的对象和范围,拓展对外合作的新领域;统筹内部资源多渠道、多途径地开拓国际市场;采取"实事求是、灵活多变"原则,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探索对外合作的新手段;创新商业开发思路和运营手段,创新对外合作模式;用全球化视野和包容性态度,加强多方战略协作,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内外资源,构建对外合作的新格局.
(文章摘自2013年《求是》第6期)创新是企业的基因——访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旭东2013年初,联想发布2012—201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联想在所有区域市场的表现均超越大市,营业额、除税前溢利及盈利都刷新了历史纪录.
集团总营业额达94亿美元,年比上升12%.
在全球IT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份财报来之不易.
在这背后,联想是如何对企业自身进行整合,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IT市场走势并确定企业战略布局本报记者日前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旭东.
成功方程式确保持久动力"我们的个人电脑销量达到1410万台的新高,同比增速超出大市15.
7个百分点.
全球市场份额达到15.
9%.
"采访从联想的这份财报开始,陈旭东对此显然稔熟于心,一串串数字脱口而出,"我们的利润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税前利润率同比提升0.
3个百分点,达到2.
6%.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净利润同比提升了34%,创纪录地达到2.
05亿美元.
"陈旭东表示,在所有区域、所有客户细分领域、所有产品类别上,联想的增长都超越大市,市场份额已经在37个国家突破双位数.
全球最大的7个个人电-49-脑市场中,联想已经在其中的5个成功登顶.
"空前的利润水平和市场份额都在有力地证明:尽管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充满了挑战,但我们仍然在全球实现了均衡的增长".
陈旭东表示,无论是强劲的增长、创纪录的利润,还是新业务的快速拓展,都得益于联想的成功方程式,即:清晰的战略、创新的产品、高效的业务模式和多元化的团队文化.
他特别提到,联想的"保卫加进攻"的战略在这个季度得到了回报.
"'保卫'指的是中国的业务,这也是联想赖以起家的基础.
"陈旭东告诉记者,"'进攻'则是指联想着力拓展全球的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成熟市场的交易型业务以及移动互联三部分业务,这三个新业务在公司整体营业额中的占比第一次达到了50%.
"陈旭东表示,联想今后将继续执行"保卫加进攻"的双拳战略,推动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健康发展.
重组结构发挥整合优势2013年初,联想宣布了新一轮的结构重组,公司业务分拆成Lenovo业务集团和Think业务集团,新的架构将从新财政年度的4月1日起运营.
对此,陈旭东表示,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端到端的效率,确保战略的执行.
"联想原来采用的组织结构是在业务规模远远小于今天的情况下建立的,当时联想在中国以外只有商用电脑这一项业务,而今天联想已经是多业务齐头并进",陈旭东表示,除商用个人电脑外,联想有全球领先的消费个人电脑业务、飞速成长的移动互联业务,服务器和存储业务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今后还有更高的目标.
陈旭东告诉记者,联想不同的业务需要不同的业务模式,"像在消费业务、交易型业务中取胜靠的是速度和效率.
而企业级、关系型业务靠的是更高的品质和定制化服务,因此两者都需要在各自端到端的服务内进行业务模式的优化",为此联想成立了Lenovo业务集团和Think业务集团,新的组织架构将后端产品开发、上市到促销和日常的运营都完整联动起来,以此提升联想业务运作的速度和效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加快产品上市速度,更好地推动业务的发展.
不仅如此,新的组织架构也透露了联想意图推动在高端市场的拓展,陈旭东表示,"Think品牌在企业级和高端商用市场已经拥有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在新的架构下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整合创新的优势,把Think品牌同样应用到消费市场,-50-实现在高端领域的领先地位.
"瞄准个人电脑之外的更大市场在谈到全球IT市场的走势时,陈旭东表示,联想坚信个人电脑(PC)不会消亡.
"很早以前,外界就不看好台式电脑,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联想的台式电脑业务依然在增长,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利润.
"陈旭东同时指出,传统的PC会不断地演化、演变、进化.
如联想笔记本电脑从传统的形态转化成Yoga这种可变换的形态,再如过去的台式电脑从分体的变成一体机,"PC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和市场".
陈旭东表示,联想也认识到,随着业务的高速增长,联想的移动互联业务在公司整体营业额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升,手机业务表现强劲,"从PC到PC+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陈旭东告诉记者,联想已经为PC+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领域实现了迅猛的增长.
上个季度IDC第一次公布了针对智能终端设备的统计数据,包括了传统的PC以及新兴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在这个综合的领域联想紧随苹果和三星,位居全球第三.
这意味着联想已经在PC+的领域成功地卡好了位,有了良好的开端,更意味着联想在个人电脑之外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舞台.
"创新已经成为我们的基因,有了它,我们有信心在PC和PC+领域实现更多的突破".
(文章摘自2013年04月10日《经济日报》)-51-争鸣国企做强是垄断带来的吗温源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央企为例,从2002年到2012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
36万亿元增加到22.
5万亿元,增加近7倍.
但随着国企发展壮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益好主要是由于垄断,甚至将国有企业与垄断等同起来.
国企究竟是否存在垄断国企做强真的是垄断带来的吗"垄断论"符合实际吗"国有企业垄断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明确对记者表示,在115家央企中,每家企业的业务都是多元的,同时拥有多个主营业务,还有些辅业.
因此,就企业来说,任何一家中央企业都不是垄断企业.
"只能说,一些带有自然垄断或国家行政垄断性质的行业在经营上没有完全放开,如石油开采、食盐专营、军工生产、基础电信运营、原油进口,它们是行政垄断,需经行政审批才能实现市场准入.
而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输电、配电业务则是自然垄断.
"在饱受争议的石油石化行业,客观地说,其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性.
但国家对这类高度稀缺性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垄断性经营是必要的.
应当说,这个垄断地位是国家给予的,并不是企业自己定的.
为了有计划、有秩序地开采油田,防止一哄而上抢占资源,国家没有放开石油开采.
"石油石化行业讲究全球竞争力,行业集中度都比较高,这反映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力.
"今年两会期间,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回应有关"垄断"的问题时就坦言,中石化的石油产量只占全国的20%,炼油产能占40%,加油站数量占30%,化工业务占20%-30%.
即使在一些普遍被认为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并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市场上真正占有垄断优势.
-52-在电信行业,虽然公众对电信价格等问题有诸多议论,但出于国家安全和战略布局的考虑,我国对电信产业实行了改革重组,并且已然由"一家独大"的状况变为了3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其目的就在于形成适度、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
竞争中的做大做强是垄断吗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充分融入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格局中,除极少数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
在煤炭行业,近年来通过资源整合以及"关停并转"小煤矿等一系列措施,煤炭业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但行业内竞争仍然较为激烈.
在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建筑、机械制造等行业,已经形成充分竞争格局.
市场垄断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垄断方式.
另一种则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通过国家调控形成的行政垄断.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依靠改革创新,在竞争中逐步成长为行业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占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不断做大做强.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如果这也能称为一种"垄断",那么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垄断"将为提升行业活力、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中交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疏浚企业和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
"在我们赢得了全球同行的敬畏,靠的不是垄断,靠的是创新,靠的是实力.
"中交集团总工程师孙子宇说.
即使在一些带有行政性垄断性质的行业中,国有企业也不存在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并且在一些特殊时期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
国企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吗事实上,世界上许多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
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与之差距很大.
中石化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公司,但营业收入仅为壳牌公司的66%;宝钢营业收入只为米塔尔钢铁公司的44%;东风、上汽和一汽的营业收入总和仅为丰田的一半.
"从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大趋势角度,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提-53-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控制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大企业大集团公司,增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李锦指出.
由此可见,国有经济对我国产业健康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私营企业在经济规模、创新能力、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等方面都与国企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如果硬性要求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获得发展空间的很可能不是私营企业,而是外国跨国公司,这无疑将影响我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
在李锦看来,把无论国有私有、无论中资外资都普遍存在的"大企业通病"——比如决策低效、官僚层级制度、浪费、高管高薪等简单地归咎于所有制,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些问题要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管体系,加强对具有垄断经营企业的监督,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
""垄断性、公益性、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特殊性质,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改革方向应该是增加其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性质,才能解决广大群众对分配不公、特权享受和腐败的不满,倘若笼统地、简单地引入民间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非但不能消除反而有可能加剧原来的种种弊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专家杨斌指出.
许保利则强调"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是否要打破,可以讨论,但需要明确的是,打破行政垄断必须要确保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且能够提高效率.
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国企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文章摘自2013年05月09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志强董大海顾问:林安西执行编辑:杨智伟李弘责任编辑:李瑨孺陈红联系电话:0411—39980168联系邮箱:bjb@cb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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