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大明南渡

552書評traditionofghosttalesinChina,thisarticleisaboutdiscontinuityandtheappearanceofradicallynewphenomenaontheChineseliteraryscene.
Itsinclusiontrulytakesanycohesiveconceptofthevolumeoutofreach.
Moreover,themainsubstanceofsomeofthecontributions(byShang,McMahon,andDesForges)haspreviouslybeenpublishedelsewhere,andthereisconsiderableoverlapbetweentwoofthearticles:bothWai-yeeLiandJudithZeitlinextensivelytreatthestoriedheroineLinSiniang林四娘.
Inretainingbothofthesetreatments,theeditorsmightbetterhaveplacedZeitlin'sfirst,sinceshegivesgreaterhistoricalandbibli-ographicalbackgroundontheLinSiniangphenomenonthandoesLi,withherdifferentthematicagenda.
Insum,onemighthavehopedfortightereditorialcontrol.
Yetonecannotbutadmiretheenergeticpurview,challengingdiscernmentofproblematics,andkeensenseofqualityandinterestonthepartofWangandShang.
Ifoneistobefaultedforsomething,thenover-enthusiasmisfarfromtheworst.
I,forone,amgladtoownthisstoutvolumeofwonderfularticlesthattheyhavebeenbroughtforth,andIexpectthatmanyotherswillbegratefultothemalso.
LynnStruveIndianaUniversity,BloomingtonAmidtheCloudsandMist:China'sColonizationofGuizhou,1200–1700.
ByJohnE.
Herman.
Cambridge,MA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7.
Pp.
x+344.
$49.
50/31.
95.
明中葉以降中國西南地區(四川、雲南和貴州)邊土的開發和當地少數民族逐漸漢化,特別是清雍正(1723–1735)年間改土歸流政策大規模地落實,川、雲、貴地區也隨著中央勢力不斷滲透及漢族移民源源湧入,而與中國本部一體化.
除了至為偏遠的高原及人跡罕至的河谷外,中國國家的軍事、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制度牢固控制著西南.
凡此幾已成為中國史學者的共識.
作者指出,過去西方學界對漢族南進,將妨礙他們前進的外族及外族文化淹沒的基礎因素,大多以五十餘年前HaroldWiens書中所提出的論點為據.
1Wiens認為漢移民因推力及拉力(戰亂、天災、苛政、經濟機遇)互動,從中原邁進尚待開發的南疆,可分為四個歷史階段:西晉、東晉、宋代和十八世紀;在中國的悠長歷史中,國家在這一過程僅起次要作用.
Wiens並沒有將南疆土著視為歷史敘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在他筆下,他們似被動地等待被優越的中國文化征服及同化.
作者表示,Wiens對中國向南擴張的解釋,不過是據分類過的中國片斷歷史文獻證據拼湊而成的記錄,只是眾多解釋中可能的一種.
至於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咸以馬克思1HeroldJ.
Wiens,China'sMarchTowardtheTropics(Hamden,CT:ShoeStringPress,1954).
553書評摩爾根理論為科學及普世範例,對西南土著民族的研究,以歷史發展五階段模式(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為根據,並非以歷時方式探究,而是為目的論所覊絆,藉以暴露少數民族歷史的停滯不前及奴隸社會的暴虐面貌.
作者認為儘管這兩派論點不盡相同,但無獨有偶,俱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化歷史」範例.
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逐漸放鬆意識型態控制;彝、漢學者開始在西南各地組織研究學會,藉以蒐集、翻譯及出版彝族的歷史記載.
為了培訓新一代的學人進行研究工作,他們全力以赴,將彝族語言、彝族研究規劃納入幾所西南大學的課程.
過去二十多年間近百冊的彝族歷史文本相繼刊行;專門刊布彝族史論文的期刊,數目增達十倍.
基於這一背景,作者認為對以中國為中心的範例,描述彝族和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以及漢族向西南邊疆擴張的歷史,加以反思,實有其必要.
十三世紀初,西南地區由一批饒具多樣性文化的政治實體所統治,大多局促一隅,此起彼伏;但有時幾個特大的王國,管治其各自的領土歷時達數個世紀.
可是到十八世紀中葉,所有這些實體,無論大小,幾完全消失,很多地區文化也相繼滅絕.
作者在導論中指出,本書目的厥為:(一)檢視1200至1700年約五百年間,中華帝國元、明、清三朝如何征服、拓殖西南,並控制當地主權;(二)顯示明代對西南拓殖具有哪些侵略性及擴張性;(三)突顯土著對中國向西南拓殖的反應;「儒家教化使命」的觀念必須與整個拓殖規劃的現實相比較.
全書圍繞著兩個相關的論述加以組織.
第一個論述聚焦於征服及拓殖西南邊疆的中華帝國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並就國家對西南整體(川、雲、貴)的政策,以貴州為重點,提出廣角觀點;第二個論述是取資近日出版的彝族歷史文獻,說明西南彝族(主要是居於黔西及滇東的東彝)歷史,檢視慕俄格王國(約300–1283)如何控制今日貴州省大量領土近千年之久,如何始終不懈,對近五世紀漢族拓殖其故土作有力回應.
導論而外,全書共分六章,最後是結論.
第一章將慕俄格王國的源流勾勒出來,追溯數個世紀中其向東擴展至水西的歷史,並討論王國首領在八至九世紀,如何在唐、南詔戰爭中左右逢源,將其控制權擴至今日貴州的大量領土.
第二章檢視蒙古對中國西南邊疆的征服,以及蒙古人將這地區的土著納入蒙元帝國所採用的政策.
儘管蒙古人在西南為時短暫,但其建樹倒成為明代拓殖規劃的基礎.
第三章描畫元、明過渡時期,慕俄格地區的政治經濟,並觀察從1368年明皇朝肇建至1413年貴州建省約五十年間這一時段,明政府積極擴展至西南的背後動機及擴張對當地彝族的衝擊.
第四章明政府緊接着征服西南後,如何將元朝所定的多項方向扭轉,將邊疆的職官、官銜與中國本部的再作區別,將宣撫司、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與獨特的土官官職緊密聯繫在一起,形成一群外於一般官僚的邊疆職官—土司.
章中剖析明政府先利用土司官職對西南領土併吞及拓殖,隨後又以之作為其改土歸流統治過渡的助力.
土著對明政府在西南進行的戰役的反應,表明他們對漢人頗有敵意,而將土著納入明代社會的機制明顯闕如.
水西彝族對明國家及漢族社會不斷闖進貴州的反應,是第五章的核心.
章中聚焦於擴張中的中國554書評政治經濟對貴州水西彝族的影響程度;當地統治菁英的頭面人物利用新政治經濟機遇,藉以恢復政治及軍事的權力.
到十六世紀末,不論是漢人或土著,都將水西視為貴州經濟最先進的地區.
一方面,這激起了冀望將水西納入省行政系統,以保仕途暢順的官員的垂涎;另一方面,彝族菁英藉著挑戰在貴州的明政府的威權,再次伸張其政治正當性,從而以1621–1629年幾乎將明政權完全逐出西南的奢安起事告終.
明朝雖聲稱勝利,但已疲憊衰竭,無法如過去那樣管治這一地區.
至於水西彝族菁英雖再度獲授土司官銜,代明政府管治當地,但已難具任何政治正當性,接踵而至的是,出現了一批領土不相連屬的較小的彝族領地.
最後一章中,作者檢視明、清過渡在西南的影響,特別是其間的改變如何影響及於水西彝族.
就西南來說,明、清過渡的衝擊遠比元、明過渡猛烈.
摧毁南明永曆政權後,吳三桂打算利用西南,特別是水西的財富,轉變為鞏固實力的基地,挑戰清政府的霸權.
他對這一地區軍事及政治的佔領,終結了慕俄格後裔的阿哲家族在水西的統治.
三藩之亂平定後,清康熙皇帝即著手開展最後一階段的中國長期對西南拓殖.
過去有關西南拓殖的中外論著,因中國歷史記載較為豐富,而非漢族的文獻相對缺乏,絕大多數採取單向取徑,所提出的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彷彿當地土著民族對漢族領土擴張中的抵抗,只是象徵性及微不足道的;推進並支持歷史前進的動力全來自中國方面.
中國對西南疆界拓殖的動機既是崇高,也是正當合理;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及「現代性」,為少數民族所信服.
西南地區完全漢化實無可置疑.
書中作者另闢蹊徑,以雙向的取徑,對貴州土著民族抱以同情的理解,指出中國,特別是明代,對西南的擴張,本質上只是「國家所發動的連續不斷的暴力運動」及軍事併吞.
總而言之,明代對西南的拓殖並非「文明開化使命」,那不過是在辭令上提供道德正當的理由的手段而已.
本書以長時段觀點,利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所刊行的一批彝族歷史文本,以三世紀從雲南東北部移居於黔西北水西地區的東彝,以及其所建立,以水西為中心,統治今日貴州廣大地區的慕俄格王國及其後裔阿哲家族為焦點,勾勒其歷史和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並突顯其對中國拓殖西南的反應,指出這些土著並非只是漢族擴張中的被動受害者;直至十七世紀末三藩之亂以後,向中國統治挑戰的彝族領袖才消聲匿跡.
同類研究多認為西南邊疆要到十八世紀才正式納入中國,而征服及併吞最為積極的階段出現於清雍正朝.
本書向成說挑戰,從元、明時期中國對西南的擴張切入,以國家作為中心,從新角度剖析問題.
作者指出,元代以前中國政府既無力,也沒想像過擁有西南領土主權.
中國只是當地幾個互爭雄長的政治勢力之一,無法落實長期的軍事存在,對土著的影響無足輕重.
蒙元征服大理及南宋後,永久地改變了中國與西南的關係.
蒙古人為控制西南,消滅與其相競逐的勢力,慕俄格的隔絕為之打破.
1283年蒙元將之征服,那是當日中國境內最後臣服於蒙元統治之地.
至於蒙元和西南居民之間的關係,可以這樣說:它追求的是控制人民,而非領土;其官員首先關心的是爭取治下地方菁英效忠,企圖通過他們掌控領土.
蒙古人在西南的革新是以象徵與蒙元大汗具有特殊協商的主從關係的土司等堂皇官銜授給邊疆土著菁英.
儘管蒙元實施管轄權者是主從而555書評非領土關係,但其征服西南,特別是1274年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設立,具有改變中國人對西南疆界認知的心理影響:中國政治菁英不再認為西南全然是中國影響所不及的遙遠異域;西南是中國一部份,儘管是外來的部份.
全書逾半篇幅涵蓋明代對西南的征服及拓殖,可見這是全書重心所在,藉著檢視明代對西南的拓殖,書中對明代的邊疆政策作新闡釋.
作者指出,明代的軍事優勢雖能征服西南,但籌措對這經濟落後的地區作持久的軍事及行政控制的費用過高,故以具有影響力的土著領袖出任土司官職,間接管治當地少數民族,對明政府來說,更為切實可行.
但和元代相較,其在明代官僚政治中的高度及地位已被邊緣化.
土司繼承規則方面,明代官員也較諸前代行使更大的權力及控制.
更為重要的是,明代土司官職愈益等同於領土而非私人關係.
書中對土司如何從協商的管轄主權(主—從關係)過渡到領土主權(主—從—領土關係)這一關鍵性轉變,剖析尤為精到.
作者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在西南從『非正式帝國』過渡到『正式帝國』,很大程度上是以元代制度上所引進的革新為基礎,而為明、清所採用,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土司官職.
」(頁12)他強調明代對西南的政策,目標一致:軍事征服及殖民.
明史學者咸認為自1449年土木之變後,明代邊疆政策從進攻轉移到著重以築城為特色的防禦性態勢.
他指出明代的北疆規劃,因土木事變後形勢所迫,確是如此,但在西南則大相逕庭,積極及大規模的拓殖持續未減.
隨著大量軍民從中國本部進入西南拓殖,到十六世紀中葉,傍靠著很多設於十四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衛所的大商業中心如普安、安順及安莊等脫穎而出,在規模及人口方面都足與省會貴陽相比肩.
以1382年設衛所的普安為例,因作為聯繫川、雲、貴的主要交通中心,加上附近的大量林地、礦藏,吸引遠在山東、山西及陝西的移民前來.
1555年當地的登記人口近四萬人(相較下,居於貴陽的人口僅約三萬).
十六世紀後半,值得注意的是軍民人口數的消長;1555–1597年間貴州民數增加27.
8%,同期軍戶口數減少了29.
5%.
職是之故,十八世紀二、三十年代雲貴總督鄂爾泰在西南積極開展改土歸流的措施,應被視為中國對西南拓殖的結束,而非開始.
作者認為十六世紀期間明對西南的拓殖,範圍擴大,進度加速的結果,奴隸對貴州水西彝族社會經濟活力的重要性增加,成為勞動力的重要來源.
水西彝族社會「只在西南經濟處於明代殖民主義重壓下,才與奴隸社會相類似」(頁8).
遺憾的是,對這重要命題,作者僅在導論點出,未見在書中再作發揮申論.
對於明代對西南的擴張,作者力言將土著民族同化融合於漢文化,極為困難,蓋明政府並不願意排除用來保護漢族在邊疆上的優勢的制度障礙.
漢化進程的成敗可以此為指標.
即便到十六世紀漢移民大量進入,暴力程度不減反增.
管見認為漢族在貴州日益發展,對彝族的影響,並非單純負面.
書中已提及十五世紀初畜牧業仍是水西地區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還是刀耕火耨.
十六世紀以降,當地彝族領袖利用漢移民引進的農作物生產新法增加農產量;到十六世紀中葉,產生溢於水西地區以外的漣漪效應.
沿著水西外圍一個邊境市場網絡迅速湧現,將水西經濟與四周漢人居留地充分相結合.
彝族領袖並以明士人官宦任官,幫助管理軍政事務.
對於漢人進入水西彝族556書評政權的影響,書中語焉不詳,茲在此稍作補充.
隨著明政治力的滲透日深,土司政權亟須通曉漢文,熟悉內地禮儀的人才與明政府打交道;不少漢族士人亦樂於為其效勞,以求更多的發展空間.
這些人一般被稱為「漢目」、「漢把」;當中一小部份人甚至在土司政權中位居要津,權傾一時,甚至為土司在北京營造政治關係網絡.
2明代貴州漢、彝關係,或不宜純從衝突著眼.
如果說清代邊政,因時空不同而異,明代情況亦然,不應以偏概全.
本書所引用的原始史料及近人成果,大致相當完整充實.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忽略了溫春來的論文(見注2),該文內容雖較偏重於清代,卻是近年引用漢、彝原始文獻檔案最為豐富、探討最具深度的論著.
令人費解的是,對於平定明末播州亂事的要角李化龍,書中僅引用其兩篇收於《貴州通志》(1741年)卷三十四中的兩篇奏疏(〈播地善後事宜疏〉及〈平播全書〉〔實為〈平播疏〉之誤〕),卻漠視其所撰、且成書於1601年前後的《平播全書》(共十五卷).
對書中一些打印錯誤及可資商榷者,僅就其犖犖大者,提出供作者斟酌如下:正文部份,頁234,行14,ThiswascertainlythecaseintheSoutheast,Southeast疑為Southwest之誤.
注釋部份,頁260,注44,行6,LiShimin(SongTaizong)Song當為Tang之誤.
引用書目部份,頁303,行6,CaiGuanluo蔡冠洛,ed.
Qingshiliezhuan清史列傳,疑為張冠李戴;蔡所編撰者為《清代七百名人傳》(1936年序);《清史列傳》的史源大致有三:原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滿漢名臣傳》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不著撰人,無序跋,分門別類,依時間先後編排;頁304,行15,ChenYuan陳袁,當為陳垣之誤;同頁,倒數行1,Shengrenzuhuangdishilu聖仁祖皇帝實錄,當為Shengzurenhuangdishilu聖祖仁皇帝實錄之誤;頁307,行21,FengHanyi馮漢驛,應作FengHanji馮漢驥;頁309,行13,Guiyangfuzhou貴陽府志,fuzhou疑為fuzhi之誤;頁326,行29,徐贊鍞,唐代滇越通道考,該文作者實為YanGengwang嚴耕望.
最離譜的當推頁328,行23,ZhouHongmo周洪謀.
Zhishiyuwen知識語文,作者實為ChenHongmo陳洪謨,書名應作治世餘聞.
其他較少的相類錯誤所在多有,無法一一列示.
大致上,作者已成功達到他在導論中揭示的三個目標.
本書雖為一微觀的長時段個案研究,但作者能從大處著眼,發揮更深的含義.
近二十多年來,中外學界對中國邊疆移民社會的族群關係,以漢化為核心,從正反方面展開熱烈討論.
本書是對漢化論挑戰的力作,當會在這場學術論戰中,引發出更多有意義的對話,擦出更熾熱的火花.
何漢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詳見溫春來:〈改土歸流與地方社會權力結構的演變——以貴州西北部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2005年),頁3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