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张春霖曾智华WilliamPeterMakoJamesSeward华盛顿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PublicDisclosureAuthorized目目录录致谢1详细摘要2第一章采取平衡战略.
82006《科技规划》8本研究的目标与范围9广义的创新概念9中国创新的规模9中国创新的成就13创新对中国的经济成功的贡献15中国面临的创新挑战16采取平衡策略20结论.
23第二章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25中国研发活动的执行者26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性30进一步缩减国家所有权33加强外部激励34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34提高对创新的需求37结论.
42第三章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43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43中国私营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聚焦观察.
46为创新而有效管理人力资源51促进中小企业同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合作.
58加强创新服务62结论.
67第四章强化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70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72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业75强化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83政府在支持风险投资行业中的作用.
89结论.
90第五章:以行动向前推进.
92平衡的战略思考92支持创新的政策93针对中小企业的项目94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95参考文献97图图1.
1中国的研发投入,1995-200610图1.
22004年研发强度以及1999-2004年期间研发强度年均增长.
10图1.
3中国大中型企业在研发、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
13图1.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1995-2006.
15图1.
5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大陆和台湾比较.
19图2.
1中国研发开支的分布,按执行部门,2000-06.
28图2.
2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分布,按执行部门,2000-06.
29图2.
3中国研发活动的分布,按执行者类型及大中型企业的所有制类型,2006.
29图3.
1中国私营部门的起飞,1998-200644图3.
2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对规模及其占总产出的份额,按行业,2006年.
45图3.
3图3.
3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主创业前从事的工作(45图3.
4中国私营企业培训支出与员工流失54图4.
1美国早期技术开发的资金来源,200271图4.
2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77图4.
3双重风险投资结构80表表1.
1按执行部门分中国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长,2001-0611表1.
2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构成,内资和大型企业,部分行业,2006(12表1.
3中国授予内资企业的专利数量,按专利类型,1995-200614表1.
4中国炼油厂的能效:最先进和最落后生产厂的能耗相当于全国平均值(19表2.
1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开支和效果,按所有制类型,200631表2.
2中国的政府采购38表3.
1参与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的重庆和浙江企业的部分特征47表3.
2若干目标对重庆和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性48表3.
3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各种途径的重要性49表3.
4重庆、浙江的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的方式50表3.
5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不成功的原因51表3.
6重庆、浙江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52表3.
7管理研发人才的困难,按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类型53表3.
8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培训支出与人员流动,按行业,2004-200654表3.
9中国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险,2006年.
55表3.
10重庆、浙江的中小企业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同执行和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
.
.
.
.
.
.
59表3.
11企业在中国的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和研发项目中的地位,200659表3.
12重庆和浙江中小企业对创新服务的满意程度64表3.
13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特征:小结68表4.
1创新的不同阶段所使用的融资类型的基本架构70表4.
2在中国新筹集的风险投资基金数目及其资本额,外资和本土,200779表4.
32007年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投资.
79表4.
4中国风险投资的特征81表4.
5中国的风险投资,按企业发展阶段,200782表4.
6中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数量,按方式,2006-0782专栏专栏1.
1中国的水泥工业19专栏1.
2印度可以从消化吸收中获益更多21专栏1.
3万向:服务于长远目标的渐进式创新22专栏2.
1中国的科研院所改革27专栏2.
2乳品行业产业政策构建的进入壁垒35专栏2.
3政府采购的不同做法:损害还是促进创新.
39专栏2.
4通过政府采购保护本地产品:云南省李嘉廷案例.
40专栏3.
1"员工第一,客户第二":HCL科技公司的一个具有坚实价值的温馨口号.
56专栏3.
2中小企业技能发展中心的三个使命57专栏3.
3在中国建立一个终生学习的体系58专栏3.
4TEFT技术专员61专栏3.
5荷兰中小企业的创新代金券62专栏3.
6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65专栏3.
7智利基金——利用技术与推动创新的开路先锋.
66专栏3.
8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67专栏4.
1中国合伙企业法的最新改革84专栏4.
22005年中国《公司法》的一些修改871致谢本研究是由包括张春霖(课题组长)、曾智华、WilliamMako,JamesSweard以及张巍组成的一个课题组共同完成的,ShahidYusuf担任课题组顾问.
DavinA.
Mackenzie为报告第四章提供了材料.
报告第二章得益于张文魁提供的背景报告.
提供背景报告的还有DongsooKang(韩国风险投资业),李伟和徐立新(创新绩效).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分别在重庆市和浙江省开展了世界银行中小企业创新调查,赵少钦整理了调查数据.
孔欣欣也为课题组提供了数据.
纽子靖和欧阳利对课题组给予了出色的协助.
本研究是在科技部沈文京处长、财政部杨英明处长和王忠晶处长的指导下完成的.
课题组对与其分享他们见解和信息的北京、杭州和温州等地的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们当中包括:杨跃承,陈千(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孙福全,张缨,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甄子健(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办公室);黄秉华(财政部企业司);王勇(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吕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骞金昌(国家统计局);郭洪,刘夫东(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吴振一(清华阳光能源开发公司);洪积庆,朱祖超,周伟强,王群(浙江省科技厅);陈卫东(杭州高新投资担保公司);刘伟,陈军,李小攀,程洪(万向集团);金万树(杭州开源电脑技术公司);徐家遂(杭州爱科电脑技术公司);姚纳新(聚光科技(杭州)公司);王北铰,金传顺(温州市科技局);董金新(永嘉泵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张晓忠(温州保一集团),杨晨(温州大学).
课题组还得益于同行评议人ItzhakGoldberg、AlfredWatkins、薛澜以及VikramNehru、TuncUyanik、BertHofman、王君、JaeHoonYoo、沈文京、王元、吕薇、韦向群、房汉廷等所提供的富有启发的评论意见.

课题组的工作是在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金融和私营部门副局长TuncUyanik、减贫和经济管理部局长HomiKharas和VikramNehru,以及中国局局长杜大伟的领导下进行的.
2详细摘要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过去30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年均9%左右,超过4亿的中国人口摆脱了贫困.
进入21世纪,中国决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企业的创新性非常关键.
200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战略.
发展挑战为实施这一战略,中国企业必须应对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产生的两个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企业必须不断从创新获取竞争优势;其次,中国企业必须在创新的同时创造就业岗位,保证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充分就业.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主要加工制造行业尽管常常被视作正在崛起的竞争对手,但其全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创新之外的其他因素.
多数主要出口企业仍然只是产品的制造商或组装商,不掌握核心技术.
在国内,过去几十年所遵循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已经遭到质疑,因为该模式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不是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增长更多地依赖效率和知识,这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实现中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政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尽管这样的转变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是中国企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今天的中国工业是少数创新者和大量"有制造无创造"的生产商的集合体.
一项对近30万家中国工业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53%的大型企业、86%的中型企业以及96%的小型企业在2004-2006年期间没有开展持续的研发活动.
2007年,中国企业提交了5470个专利权合作条约申请,其中1365个来自于一家企业(华为).
除技术创造能力较弱外,中国企业在技术应用和技术改进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特别是,中国工业行业大多集中程度较低,大型领先企业与小型跟随企业在技术和效率方面差距很大.
从创新获取竞争力只是挑战之一.
充分就业对中国而言与创新同等重要.
中国企业同样肩负着为7.
8亿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的重任,而这些劳动力当中的80%只受过初中或以下水平的教育.
这相当于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
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企业一方面必须有足够的创新性,在21世纪的国际市场上与台湾企业同台竞争;而同时它们还必须要为教育水平相当于台湾70年代水平的一支劳动力队伍创造就业岗位.
3转型挑战这些发展方面的挑战因中国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性质而变得更为严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如果有的话――是在一个政府主导的模式中进行的.
当时的国有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自主权追求价值最大化,更不要说技术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进行的改革已经使中国远离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必须面对若干挑战.
首先,尽管近年来企业已经取代公立科研院所成为研发活动的主要执行者,但主导研发活动的还不是私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
2006年,大中型国有企业执行了中国研发开支的34%,而内资私营企业的份额只有3.
5%.
而另一方面,2006年,内资私营大中型企业每百万元研发投入所产生的专利申请数比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出1.
8倍,每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的专利数高出1.
9倍.
其次,市场体制在促进创新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市场制度不完善,例如定价机制扭曲、监管薄弱、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公平竞争障碍,都倾向于抑制企业投入创新的积极性.
需求方激励机制――例如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的使用仍然处在初期阶段.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企业,也可能会没有太大动力去追求创新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如果还存在着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其他途径,就更是如此.
第三,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还很薄弱.
过去十年中,新创办的私营企业迅速增加,中国的私营部门经历了一个起飞式增长的过程.
从2000到2006年,私营企业数量增加了1.
8倍.
多数中国私营企业的规模都明显小于行业平均规模,由经验不足的业主和经理人员管理,资本密集度较低,技术简单.
这些企业在技术应用、改进和创造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
世界银行于2006到2007年在重庆和浙江针对367家中小企业(多数为私营企业)开展了一项调查,了解中小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制约(以及重庆这样的西部地区与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的区别).
调查表明,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多种因素困扰,包括人才短缺、利用外部机会和资源的能力不足、难以获得优质创新服务,以及缺乏资金.
第四,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支持该行业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行业尽管起步相对较早(80年代中期),并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但仍然处在发展初期.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风险投资行业,所需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建立大量风险投资企业并向其投资.
目前,在这个生态系统的若干重要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差距.
4建议要促进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企业主体的创新,需要政府、企业和金融部门采取一致行动.
政府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本报告的基本建议是:(1)采取平衡战略;(2)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3)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4)强化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
采取平衡战略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创新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围绕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目标而展开.
要确立这样一种导向,需要在很多方面采取一种平衡的战略.
首先是技术创造和技术应用、改进之间的平衡.
如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一样,中国也可以从持续的技术应用和技术改进中获益.
考虑到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压力,在技术创造和技术应用、技术改进之间寻求平衡尤为重要.
第二,相对于市场,政府在推进创新方面要发挥适当的作用.
为保证中国工业所采用的技术充分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的微观经济决策最好留给企业和市场确定.
第三是自主和开放之间的平衡.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自主的最佳水平并非其最高水平,而是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企业技术能力提高、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第四是研发投入和其他创新要素――例如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平衡,这些要素的供给对研发投入的效率有关键影响.
随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的目标,政府非常需要更加关注研发投入――特别是公共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
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由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私营部门的壮大都尚需时日,中国政府在建立和加强创新激励机制方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继续努力推动私营部门持续发展;以董事会治理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通过包括分红政策和股票增发在内的多种方式进一步缩减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规模;5以更大的决心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定价、环保法律法规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垄断等领域推进既定的改革,消除进入、退出壁垒,消除控制权通过购并而自由转移的障碍;改善供给方激励,例如财政激励政策,鼓励在本地和全球层面的联合研发活动;更好地运用需求方激励工具,例如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提高对创新的需求,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寻租和保护主义的潜在风险.
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尽管在一些成功赶超的东亚经济中,政府普遍积极参与创新活动,但这些成功没有一个是依靠国有企业取得的.
恰恰相反,政府的大力干预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由于那些渴望冲击技术前沿的私营企业的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致力于新兴的私营部门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建设,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这个部门的多数企业是年轻的、由经验不足的业主和经理人员管理的、使用的技术相对简单的中小企业.
为此,私营部门和政府都要增加投入,改善私营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很明显,人们普遍关注的人才短缺问题确实是私营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面临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但对这一问题需要谨慎解读.
数据分析表明,企业难以招聘到并保留住技术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到位.
私营企业和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如下行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从执行《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开始.
利用《劳动合同法》中的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的手段,保护技术机密不被辞职的研发人员泄漏.
利用相关服务,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环境.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以创立中小企业技术发展中心,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1)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管理与技术培训,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培训;(2)利用与学校、培训机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紧密联系,提供各种技能供需情况以及不同种类工作的工资情况的信息;(3)收集与传播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及提高企业创新文化的成功案例,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内部的经验.
加强对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包括对可用于减税的企业培训支出上限(工资总额的2.
5%)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界定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
6除了人力资源管理之外,通过促进中小企业与知识机构的合作以及提高创新服务水平,也可以改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政府可以考虑采取针对中小企业的措施来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网络.

这可以包括效仿挪威TEFT模式的创新经纪人计划,借鉴荷兰经验而设计的创新代金券计划,以及类似于英国企业研究人员计划的人员流动计划.
政府还可以采取专门针对特定行业的措施来促进创新服务的发展.
尤其是,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那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创新服务的支持,并加速行业协会的改革.
强化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创新融资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外部风险资本――即来自企业外部、愿意并且能够承担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的资本――的供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风险投资的出现正是为了填补外部风险资本的缺口.
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外部风险资本仍然是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瓶颈.
下一步,政府应更多地致力于改善本土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
政府可以开展多项行动,弥补现有生态系统中的若干重要缺陷:与机构投资者密切合作,对按照新《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第一批本土风险投资企业的运作进行评估,找出需要在法律和政策方面采取行动来弥补的漏洞和不足.
考虑采取措施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以便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
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较高风险,第一步可以是制订一个短期到中期的行动计划,给机构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路线图.
加强公司治理,为风险资本所投资的公司建立更有力的风险投资伙伴.
政府可以组织制定一个公司治理行为规范,以更好地执行修订后的《公司法》.
特别是,国务院可以考虑制定一个法规来调整优先股的发行.
提供一个允许外国风险投资者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上市的机制,并继续改善国内上市过程,来进一步扩大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
这些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减少上市申请时间、提高透明度、减少政府在决定上市数量方面的参与.
风险投资行业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
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中国,政府直接干预风险投资业的信息透明度很低.
对其实际效果,也很少有严格的经验数据研究.
然而,其他国家的实际经验是喜忧参半.
中国可以考虑优7先致力于建立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同时对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业的优缺点进行评估,并考虑确定政府在干预创新融资方面的最适合角色.
本报告触及了多个需要深入研究的主题.
这些问题非常关键,有助于中国在建立"创新型国家"道路上更好地理解面临挑战的性质以及可行的政策选择.
具体例子包括:公共研发投入的评估方法;就业创造型的创新之路;强化企业的创新管理;发展创新服务业;以及政府在提供外部风险资本方面的角色定位.
8第一章采取平衡战略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
在此期间,中国保持了年平均9%的GDP增长速度,并使得4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势头能持续吗这是今天中国面对的主要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企业的创新至关重要.
实际上,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建立广泛的创新体系视作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Yusuf,2005).
对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中国政府有充分的认识.
经过多年的广泛磋商和研究,中国政府在2006年初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科技规划》").
中国共产党也通过了实施科技规划的《决定》.
2006《科技规划》针对未来15年的发展,《科技规划》制定了一个四支柱的总体创新战略,具体包括:(1)"自主创新"(增强国内创新能力);(2)"重点跨越"(选择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实现突破);(3)"支撑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4)"引领未来"(着眼长远,超前部署).
第一个支柱,即"自主创新",概括表述了中国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的决心,是整个新战略的主题.
实际上,2006科技规划就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设定了具体指标,即到2020年把对外技术依存度(技术进口支出占研发投入和技术进口支出合计的百分比(吴辰、高昌林,2007))降低到30%以下.
在2006《科技规划》中,与自主创新的方针相伴随的是对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的进一步强调.
该规划和中共中央《决定》都要求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
在阐述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时,2006《科技规划》指出要把"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突破口".
中共中央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实现自主创新的路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9本研究的目标与范围本研究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施其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战略,最终目标是促进企业创新,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可持续性.
本章其余部分评价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提出若干战略选择问题,作为整个报告的大背景.
第二章集中关注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面对的激励机制,探讨如何强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善外部市场激励机制,增强对创新的需求.
第三章转向新兴的私营部门在技术吸收和创造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讨论人力资源管理、同知识型机构合作以及创新服务等相关问题.
第四章的主题是创新融资,集中关注如何建立有利于本土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
第五章是对各章提出的政策建议的一个总结.

广义的创新概念创新可以有多种定义方式.
它可以被狭义地定义为创造全新的技术,也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一个过程,在其中,企业掌握并实施一些对它们来说全新的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这些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对世界或其国家可能也是全新的"(Nelson和Rosenberg,1993).
在某些情况下,消化吸收一项"对企业而言全新的"技术看起来与"创新"的概念相去甚远.
但是总体而言,如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业绩,则广义的创新概念更有意义(Nelson和Rosenberg,1993).
本研究采用广义的创新概念,涵盖企业两类不同的创新活动.
第一类是从全球角度而言的技术创造(creation),即该技术的设计和生产具有全球意义.
这类创新通常都是由那些已经在接近全球技术前沿领域的大公司或创新型小企业完成的.
与之相对,第二类的性质更多的是采用(adoption)和改进(adaptation).
这类创新活动或者是引入全球或本地已有的技术改善本地情况,或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从而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活动1.
这类创新是所有企业都能实现的,包括距离全球技术前沿较远和尚未准备好从事技术创造的企业.

中国创新的规模过去十年中中国大幅度增加了研发投入.
1995到2006年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增长了一倍,从75万人年增加到150万人年(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第4页).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研发强度)由0.
5%上升到1.
42%.
伴随GDP的高速增长(年均9%左右),研发投入总额迅猛增加,按实际值计算增加了5.
5倍(图1.
1).
如图1.
2所示,同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相比较,中国研发投入的高速增长明显反映出强劲的赶超势头(图1.
2).
仔细分析数据可以1这里采用的是Aubert(2005)的定义.
10资料来源:取自SergerandBreidne2007,第139页.
注:强度指开支占GDP的百分比.
看到,2001年以后(此后才有详细数据)研发投入的迅猛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大中型工业企业2(表1.
1.
).
图1.
1中国的研发投入,1995-20060.
000.
200.
400.
600.
801.
001.
201.
401.
60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年份%05001000150020002500亿元占GDP百分比1995年价格总量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第6页.
图1.
22004年研发强度以及1999-2004年期间研发强度年均增长2中国官方统计中将工业企业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类.
"大型"企业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员工人数在2000人以上;(2)销售收入不低于3亿元;(3)拥有资产不少于4亿元.
同样,"中型"企业也要满足三个条件:(1)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上;(2)销售收入不低于3000万元;(3)拥有资产不少于4000万元.
其余企业为"小型"企业.
总额,1995年价格11表1.
1按执行部门分中国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长,2001-06除另有注明外均为%工业企业年份增长额(10亿元)全部大中型小型科研院所高校其他200114.
6863.
360.
52.
820.
817.
51.
2200224.
5264.
448.
815.
525.
611.
514.
1200325.
268.
4635.
418.
912.
65.
4200442.
6782.
954.
728.
27.
7928.
5200548.
3674.
461.
213.
216.
88.
613.
4200655.
3183.
368.
714.
69.
86.
215.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第7页.
使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只有2005和2006年的数据),可以更为具体地分析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投入结构.
根据2006年的数据:(1)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80%集中在10个行业,其中最大4个行业所占份额超过了50%,分别是电子、运输设备、电气设备和钢铁.
(2)全部大中型企业研发总投入中,内资大中型企业占72.
7%,大型企业占66.
6%.
总体而言,外资企业和中型企业的份额较低.
(3)分行业看,外资企业所占份额差别较大.
例如,外资企业在电子行业研发投入中所占比重为51.
6%,而在运输设备制造业为35.
6%.
(4)中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制药业所占比重最大,为63.
7%.
在专用装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和化工行业,中型企业所占份额也很高,分别为49.
4%,48.
9%和44.
3%.
12表1.
2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构成,内资和大型企业,部分行业,2006(%)占所有行业总投入的比重占各行业投入总额的比重行业各类大中型企业内资大型内资大型所有行业10072.
766.
6……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21.
410.
314.
948.
469.
9运输设备13.
78.
810.
464.
475.
5电气设备10.
27.
767558.
4黑色冶金9.
99.
59.
49594.
2通用设备6.
34.
53.
270.
351.
1化工65.
43.
390.
555.
7专用装备4.
73.
92.
484.
250.
6有色冶金3.
43.
12.
692.
176.
5制药3.
22.
41.
273.
436.
3采煤2.
32.
32.
210097.
610个行业总计81.
257.
955.
6……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2007.
中国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投资于广义的创新.
除研发投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技术引进投入.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高度依赖国外技术引进.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对外开放,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两种方式而实行了积极的技术引进战略.
1978到2002年间,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花费了2257亿美元3.
2006年一年,技术引进总额达到220.
2亿美元,相当于研发总投入的57%;其中86.
8亿美元用于购买技术许可,42.
9亿美元与合资形式的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关(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第298页).
但是,过去10年中,中国企业已经逐步把投入重点由技术引进转向研发(图1.
3).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中国企业也投资于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在官方统计中被计入了研发投入.
中国大中型企业在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微不足道(销售收入的0.
03-0.
04%)而且在过去10年中没有什么提高.
31978-2002年数据见中国社科院,2004,第57页.
2003-05年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4-06,表6-29.
13图1.
3中国大中型企业在研发、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1995-2006,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0.
000.
200.
400.
600.
801.
001.
201.
40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研究开发技术引进吸收消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第92页.
中国创新的成就随着日益强化的研发投入和其他资源投入,中国企业在技术引进、吸收和开发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中包括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国内市场上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少数企业的创新已经处在国际前沿),以及整个经济的知识密集程度的提高.
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外技术的持续引进和消化吸收已经使得中国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其生产能力.
汽车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0年,中国的汽车总产量为22万辆,其中轿车仅有区区5,400辆,而且全部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汽建厂以来就一直沿用的从前苏联引入的车型.
而到了2006年,中国的汽车生产总量已经急速增长到730万辆,包括390万辆轿车(国家统计局,2007a,第55页).
中国在全球汽车产量中的份额由1978年的0.
4%提高到2007年的12.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2008,第290页).
中国社科院开展的一项评估认为,20世纪末中国汽车产业的主要产品已经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水平,中国汽车产品同国际前沿的差距已从20-30年缩小到10-15年(中国社科院,2004,第220-221页).
家用电器行业也是一个例证.
这个行业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引进的历史"(中国社科院,2004,第62页).
通过技术的消化吸收,这个行业在十年的时间里从无14到有,得到了迅速发展.
现在,中国的家用电器产品(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在全球产量中占到了四分之一.
中国的加工制造能力的提升得益于两个紧密联系的趋势.
首先,由于某些技术不断成熟以及消费市场同步增长,很多制造业产品已经成为标准商品.
其次,"商品化"(commoditization)过程背后是相关技术的规范化(codification),有些技术规范蕴涵在设备中,有些则由供货方提供.
这些变化使得企业更容易吸收新的生产方法并快速实现高效生产(YusufandNabeshima,2007).
中国企业已经掌握了很多相对领先的技术,从而提升了技术能力.
例如,在钢铁行业,大型钢铁生产厂――例如宝钢、鞍钢、武钢和包钢――的关键设备技术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几乎每个大中型钢铁生产厂都有一到两条配备国际先进技术的生产线.
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已经远远高于20年前(中国社科院,2004,第63页).
在机械行业,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机械制造企业已经非常普及.
通过消化吸收进口技术,中国制造企业现已能够开发生产多种关键机械,例如大型露天矿开采设备、500千伏输变电设备、大型连铸冷轧设备等(中国社科院,2004,第58-9页).
创新能力提高一些中国企业的创新性不断增强.
这一点部分反映为1995年到2006年内资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的急剧增长(表1.
3)4.
十年中专利总数增长了13倍,是非常可观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发明专利数量由1995年的205飞速增加到2006年的9433,这特别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企业在从技术吸收到技术创造的阶梯上向上攀登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进步的速度.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通常用"新产品"(按照官方统计定义)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性的一个指标.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这项指标由1995年的8.
5%上升到2006年的14.
8%(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第7页,第92-3页).
表1.
3中国授予内资企业的专利数量,按专利类型,1995-2006总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199553862052627255420003131910161282117482200676379943335667312791995到2006年增长倍数13.
24512.
611.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第823页.
4中国共有三类专利:发明(更具原始创新性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823页.
15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到达或接近国际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在电子行业,中国企业在3G(第三代)技术方面已经到达国际技术前沿.
一些国内领军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兴,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中国社科院,2004,第251页).
2007年,华为前进了9名,成为专利权合作条约(PCT)下第四大专利申请企业,总计申请数量达到1,365份5.
知识密集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结构正在向知识型转变,表现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中国官方统计将五个行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1)医药制造业;(2)航空航天制造业;(3)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4)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5)医疗设备及以及仪表制造业.
这五个行业的产出占GDP比重的上升,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知识密集程度稳步提高的趋势.
图1.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1995-200601234561995200020022003200420052006年份%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2007,第3页;国家统计局,2007a,第57页.
注:按中国的官方统计,高技术产业为:(1)医药制造业;(2)航空航天制造业;(3)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4)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5)医疗设备及以及仪表制造业.
创新对中国的经济成功的贡献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由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所支撑的.
很多研究都运用增长计量(growthaccounting)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增长的源泉.
尽管由于假定条件不同而导致分析结果不一,但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方面,这些研究的结果5http://www.
wipo.
int/pct/en/activity/pct_2007.
html#P245_14317.
16比较接近.
按它们的估计,改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年均2%到4%之间.
根据调整后的GDP数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1978-1993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为年均3.
8%,1993-2005年间为3%(Kuijs2006,第3–4页).
这在国际上已经属于较高水平.
例如,日本1960-198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2%,韩国1966-1990年间为1.
7%,中国台湾1966-1990年间为2.
1%,美国1960-1989年间为0.
4%(HKMA,2006).
当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很多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革.
但是,技术进步毫无疑问是关键因素之一.
在一份为本研究而提供的背景报告中,Li和Xu(2007)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120个中国城市12400家中国企业进行调查收集的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私人(private)回报率.
他们发现,企业研发投资的边际回报相当丰厚,在0.
69到0.
74之间.
也就是说,在研发方面每投资1美元,就可以获得约0.
70美元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对企业、行业和城市特点进行控制,这项研究的发现也能成立.
考虑研发强度的内生性,该结论也站得住脚.
0.
70这一研发投资回报率的水平,高于使用同样的设定(specification)对1973-1980年间美国和日本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数字,这一时期,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回报为0.
27-0.
41,日本为0.
30-0.
56(Griliches,1998,第203页).
中国的回报率水平更接近于日本1976-77年和1977-78年的水平,当时的边际回报率分别为0.
85和1.
01;以及美国1978-79年的情况(边际回报率为1.
28).
该研究还发现研发投入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中国面临的创新挑战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挑战,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其在竞赛中的位置.
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成就未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同技术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只是一个后来者,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工业的一个缩影中国目前面临的创新挑战在罗技国际公司的故事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根据《华尔街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罗技公司――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和瑞士合资公司――2004年向美国运送了2000万只计算机鼠标.
这些鼠标在苏州市一座六层楼房里组装,苏州位于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毗邻上海.
罗技的大宗产品之一是一种叫做Wanda的无线鼠标,其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
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
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摩托罗拉生产厂制造鼠标芯片,美国安捷伦(Agilent)科技公司提供光学传感器.
甚至连焊锡都来自于美国的确信(Cookson)电子公司,该公司在中国紧邻越南的云南省设有一个工厂.

17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区区3个美元,工人工资、电费、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同其他在中国设有工厂的技术、玩具和纺织公司一样,罗技公司的雇员大多数是年轻女性,例如来自安徽贫困农村的18岁的王艳.
她的工作是整天坐在传送带前将三块极小的金属插入电路板,月薪是75美元.
她每天要做2000次这样的重复操作.
罗技已经是她在工厂打工的第二站了.
来苏州之前,她辍学到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过童工.
她对自己的薪水不满意,但也不打算回老家.
她说,回去只能是"吃苦".

罗技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21世纪中国工业的一个缩影:一个在全球市场上迅速崛起的竞争者,但其竞争力却不是来自于创新性.
所有的技术上的后进国家都是从引进、采用和吸收外国技术而开始赶超的,但其中的成功者都能够保证,当它们被已占据全球市场的先行者视为威胁(因而很自然地,他们的技术进口条件开始恶化)时,他们的国内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足以使其继续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
日本上世纪60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Odagiri和Goto,1993年,第87页).
中国目前似乎正在迅速接近这个关键点,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看来还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挑战.
实际上,国际市场的竞争只是全部挑战的一个方面.
在国内,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已经遭到很多质疑,因为这种增长过于依赖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而不是建立在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之上.
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一种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效率的模式,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实现中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例如,Wu,2007),也是中国政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概括而而,挑战的要害是,中国的竞争力要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企业就必须不仅有竞争力,而且还要有创新性.
从创新性获取竞争力诚然,在过去30年中,部分中国企业的创新性不断增强,少数企业甚至已经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中国工业技术的总体水平过去30年也在不断提高.
然而,总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主要的制造业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来自于低投入成本、规模生产、技术吸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满足客户订单,以及更加重视产品质量(Yusuf,NabeshimaandWang,2005).
多数的中国主要企业仍然只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产品制造商和组装商.
即使是合资公司,核心技术也都大多掌握在外资合作伙伴手中.
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用进口配件、设备和技术而进行的低工资型制造业扩张(OECD,2007年,第12-5页).
最近的一项研究(Amiti和Freund,2008年)表明,1992年到182005年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了5倍,出口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农业和软制造业――例如纺织和成衣――的出口大幅下降,而硬制造业――例如家用电子、电器和计算机――的出口份额在不断增长.
表面看来,似乎中国正在转变其比较优势.

但是,硬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加工贸易的增长.
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因素,中国自1992年以来出口的技能密集程度其实没有变化.
考虑到例如华为这样的迅速崛起的创新性中国企业,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中国工业创新不足的事实.
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工业是两类企业的结合体:一方面是少数创新性企业,另一方面是大量"有制造无创造"的生产商.
国家统计局对299,995家中国工业企业2004-2006年的情况进行的一次大型调查发现,53%的被调查的大型企业、86%的中型企业以及96%的小型企业都没有持续的研发活动.
因此,尽管存在某些赶超势头,中国内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力还很薄弱.
这一点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放的发明专利的数字可以部分得到印证,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获得专利中发明专利比例较低.
2006年,发明专利只占到内资企业获得专利总数的11%,而外资企业的这一比例为74%(OECD,2007,第32页).
在国际上,中国企业在2007年提交了5470份PCT国际申请,比2006年增加了38.
5%,是2003年的3.
2倍,这一增速非常惊人.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企业提交的申请数量仍然仅占全球总数的3.
5%,而美国为33.
6%,日本为17.
5%,韩国为4.
5%.
若不计算华为,中国企业总的申请数量为4105份,占全球总数的比重将下降到2.
6%.
事实上,不包括华为的中国企业申请数量仅相当于日本的松下电器株式会社(2100份申请)与荷兰的飞利浦电器公司(2041份申请)两家公司申请的总和(WIPO,2007).
除技术创造的整体能力较弱之外,中国企业在技术应用和改进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反映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技术发展不平衡.
由于多种因素,例如成立时间较短和缺乏资金,小企业往往采用简单技术、资本密集度低.
因此,中国工业的总体特点是集中程度低,大型领先企业和小型企业在技术和效率方面的差距较大.
中国的水泥行业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专栏1.
1),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国.
19专栏1.
1中国的水泥工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国,2005年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8%以上.
虽然如此,中国的水泥工业非常分散和低效.
2005年,年收入超过500万元的生产厂有5000家,全国水泥生产厂的平均能力为22万吨/年,远低于国际标准.
尽管政府进行了多年的努力,2005年采用新型干法窑技术――1970年代就已形成的一种成熟技术――生产的产量仅占总产量的45%,其余都是用立窑或其他低效技术生产,能耗比新型干法窑高出39%-111%.
2006到2007年间,至少8000万吨的落后技术生产能力已经被淘汰a,新型干法窑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5%b但是,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很大.
例如安徽海螺这样的中国领先企业已经基本全面淘汰了非新型干法窑技术.
2004年底,安徽海螺在华东和华南有12家新型干法窑生产厂,熟料生产总能力为3790万吨/年,占公司熟料生产总能力的95%.
海螺水泥于2003年引入了国内第一个生产能力为8,000吨/日的新型干法窑,并于2004年引入了第一个10,000吨/日的新型干法窑.
当时全球只有7条生产线具备10,000吨/日的熟料生产能力(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最大生产能力),其中有3条属于海螺水泥.
1998年安徽海螺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水泥窑上建设热回收发电厂的水泥生产企业.
该发电厂投入运行后负担了水泥窑一半的用电需求,水泥窑使用国家电网的电量也相应减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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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同时创造工作岗位中国企业还面临另一个挑战,这在罗技的故事中也有所反映:为不熟练的劳动力――比如18岁的王艳――创造就业岗位.
换句话说,中国企业不但要以足够快的速度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以便保持其竞争力,而且还必须为中国巨大的劳动力队伍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
它们必须一面创新一面创造工作岗位.
在创造工作岗位的同时实现创新,这是一个尤为艰巨的挑战.
2006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为7.
82亿,其中82%的人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或以下.
将中国大陆的情况跟台湾对照,挑战的严峻程度就更加显而易见(图1.
5).
相关数据背后的含义是,一方面,大陆企业必须保持足够的创新性,在21世纪的在国际市场上跟台湾企业同台竞争,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必须为一支受教育程度相当于台湾1978年水平的劳动力队伍提供就业机会.
图1.
5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大陆和台湾比较20资料来源:大陆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7b,表1-44.
台湾数据来自于http://www.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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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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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平衡策略中国政府在2006年《科技规划》中提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战略.
鉴于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为了保证政府战略的成功实施,有几个重大问题显得非常关键.
根本的问题是明确创新目标.
创新尽管非常重要,但它终究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围绕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目标而展开.
来自其他目标――例如争第一、高技术、自有技术――的诱惑往往都很强大,需要抵制.
一旦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定为目标,从中国企业的现状可以引出若干个问题.
创造与采用和改进首先是技术创造与技术采用和改进之间的平衡.
这种划分对中国企业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面临的挑战具有双重性质.
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面临着技术创造的挑战.
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少数领先企业已经进入或非常接近大专和大学21国际技术前沿,不能再依靠技术引进保持竞争力,这种挑战将变得更为严峻.
另一方面,在中国也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多数企业与国际甚至国内先进水平之间仍有很远的距离,努力创新的目的只是为了追赶(Gill和Kharas,2007年,第98页).
挑战的这种双重性在中国可能不象在印度(专栏1.
2)那样突出,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存在于工业领域――如前文所示,而且也存在于整个经济中.
如同印度一样,中国也可以从广义的创新和持续的技术采用和改进中获益.
这种创新似乎没有技术创造那么重要,因此在实践中不容易得到重视,但就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言,它们具有同等意义.
从采用和改进而取得的成功可以和技术创造一样巨大,如万向集团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专栏1.
3).
专栏1.
2印度可以从消化吸收中获益更多世界银行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经济的二元结构非常突出.
一方面,印度是核技术和空间技术大国,并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力量,例如生物技术、制药、汽车零配件、信息技术、软件以及IT相关服务.
而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60%的劳动力为农业劳动力.
只有不到3%的劳动力在正规私营部门就业.
2004到2006年间,实际GDP年均增长超过8%.
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制药、石化、汽车零配件和组装)和服务业(IT、商业服务和金融)的迅速增长,与此相伴随,创新活动也大幅增加.
但是,各个经济部门内部和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生产率差异.
近9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低技能、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的活动,没有实现充分就业.

印度的二元结构和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要求对创新进行广义的解读.
现有技术吸收推广所带来的总体生产率提高可以给印度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技术创造和新知识商业化.
如果印度所有企业都能以零成本而达到国内最佳水平,经济总量可以增长5倍.
资料来源:Dutz,2007年,概述和第一章.
22专栏1.
3万向:服务于长远目标的渐进式创新1979年,当万向在浙江省的一个小村庄创立时,只是一家利用最简单的传统技术生产和修理金属工具的乡镇企业.
到了2006年,万向集团报告的收入已经超过300亿元,为24000多名员工提供了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早在1984年,万向就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向美国出口的第一家企业;十年后,万向成为同行业第一家在美国设立分公司的企业.
2006年,万向的销售额中有20%以上是出口,主要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万向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项关键内容是产品结构升级(即不断拓宽和提升产品组合)和降低成本的结合.
这涉及3个相互关联的活动:(1)增加企业能够生产的零部件种类;(2)在每个产品类别中,创造附加值更高、工艺更为复杂的零部件;(3)将零部件销往利润更高的市场,特别是由维修市场转向直接销给原设备组装厂,由国内销售转向出口.
世界银行最近一项关于万向集团创新模式的研究表明,该集团针对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策略很大程度上都涉及渐进式创新(以便削减成本)和并购国内和国外(进入新市场)现有企业.
也就是说,它所采取的多数措施都属于"对企业是全新的(newtofirm)"而非"对市场是全新的(newtomarket)".
尽管如此,这些策略被证明是合理的和有效的.
近年来,万向集团更加积极地实施技术引进、吸收和改进的策略.
1994年,万向集团的上市子公司――万向钱潮就成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
到2006年,中心研发机构已经有215位研究人员,研发投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4.
5%-5.
0%,接近全球主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平均水平.
集团的很多其他公司,包括万向美国,也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未发表的资料.
创造就业岗位的巨大挑战使得实现这种平衡更为重要.
显而易见,有利于实现就业最大化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利润的技术.
而现有市场条件,也包括市场能够提供的劳动力队伍的特征.

劳动力供给的某些特征,例如受教育水平,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选择有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但是,有一点看来很清楚的是,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多数中国企业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沿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这一趋势也进一步说明通过技术应用和改进而实现创新的模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如何能使得自己既有竞争力、创新性,又能创造就业岗位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组复杂的联立方程组,方程组的解是企业的一组技术选择.

例如,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台湾,这个方程组的解是由中小企业带动的、由土地密集型出口(糖、大米和香蕉)向劳动密集型出口(纺织品和鞋)的转型.
1953-1981年间台湾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
77%,而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在70年代末只有0.
53%(Hou和Gee,1993年,第384页).
后来的发展表明,对台湾来说发展汽车工业不属于这个方程组的解,尽管在韩国情况不同.
中国企业也必须解开这一组方程式,给自己找到正确的出路.
这涉及到下面两个问题.
政府与市场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积极推进创新.
但认识到下面一点仍然十分重要:创新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
广义的创新就是企业获取自己尚未掌握的某种技术.
对其中的很多问题,诸如要获取什么技术――高端技术还是低端技术怎样获取――自23制还是购买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就这些事情作出决策,需要基于对多个参数(例如产出品和投入品价格)的预测,以及对这些决策可能对企业的成本、收入和盈利能力所产生的影响作出仔细的算计,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试错过程.
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决策留给企业完成.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在调动资源和引导行业、企业方面能力很强的国家,让企业自己决定其技术选择尤为重要.
赶超并不只涉及少数高技术行业,而是一个国家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以政府行为在某些高技术行业过于激进地加快进步的速度,往往耗费巨大的资本投资.
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行业和企业可能无法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很难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条件下保持竞争力.
相反,那些较少获得政府支持的行业和企业可能实际上更好地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7年).
随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的降低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政府应鼓励中国企业增强技术创造能力.
同时,技术独立和开放之间的适当平衡意味着,某一时期最适当的独立程度并非是最高程度的独立,而是能够为提升中国企业技术能力做出最大贡献、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程度.
寻找和逼进这样一个最优的技术独立水平,需要依靠私营部门和市场机制.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这决定着企业从技术消化吸收转向技术创造的速度.
这里也和前面一样,需要特别注意保证,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只是被当作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研发投入与其他创新要素中国对研发投入的重视必须适度.
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2006年是1.
4%――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高于印度和巴西.
尽管这一比重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
6%)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
2%),但中国的研发投入统计与经合组织国家不具可比性,因为中国没有考虑税收激励机制(开支).
长远来看,进一步将研发投入的比重增加到2%或更多是可取的.
但是,只有研发投入的增加同其他投入(例如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相配套时,这种增加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
如果其他投入限制了研发投入的吸收能力,过快增加研发投入可能会带来资源误配置的风险(YusufNabeshima,andWang2005).
政府非常需要更加关注研发投入――特别是公共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
结论中国在工业化和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造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然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正在日益被视为有力的竞争对手,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技术进口条件和不断减少的可24供进口技术.
尽管这些情况要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看来还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挑战.
实际上,中国内资企业目前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技术创新以外的其他因素.
在国内市场上,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已经遭到质疑,因为这种模式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不是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知识和效率为基础的增长,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实现中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政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另外,中国企业还肩负着为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提供就业岗位的责任,而这支队伍的80%的受教育程度都在高中以下.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不但要有竞争力,而且还要有创新性,并且能够创造就业岗位.
中国政府在2006《科技规划》中提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战略.
鉴于中国企业面临挑战的性质,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明确创新目标.
尽管创新非常重要,但它终究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围绕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目标而展开.
而这要求在很多方面实行平衡战略.
首先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消化吸收的平衡.
如同印度一样,中国也可以从广义的创新和持续的技术采用和改进中获益.
考虑到创造就业的压力,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二是把政府在推进创新方面的作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为保证中国工业采用的技术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的微观经济决策最好留给企业和市场.
第三是在研发投入和其他创新要素――例如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之间保持平衡.
这些要素的供给状况决定着研发投入的效率.
随着研发投入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到政府的"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2%,政府非常需要更加关注研发投入――特别是公共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
25第二章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中国政府对于技术创新体系的愿景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的"导向"作用.
这反映了政府对现有体系根本缺陷的认识.
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来看,确立这一愿景是非常可取的.
实际上,在一个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本来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
从本质上说,"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具体工具"(Drucker1985,inBaumol,Litan,andSchramm2007,p.
3),可以被视为是蕴含在发明中的新知识同企业家精神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保证能将发明成功地推向市场(Baumol,Litan,andSchramm2007,p.
5).
按熊彼特的概念,创新有两种形式(Martin和Scott,1999年).
第一种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首先是创新型小企业进入,导致新产品或新过程的商业化应用,现有产品或过程被取代,然后是又一代创新型企业进入.
这个过程被叫做"创造性毁灭".
第二种是常规化(routinized)的创新活动,表现为现有大型企业致力于一些高风险的大规模研发活动,在这里,创新活动成为企业的"一项日常的甚至普通的内容"(Baumol2002,p.
4).
两种创新模式下,企业都由市场所激励和引导.
一方面,市场通过竞争来刺激企业创新,竞争使得企业不创新就很难实现价值最大化,甚至难以在市场上生存.
特别是,在一个由少数大型高技术企业形成的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创新取代价格成为了主要的竞争手段(Baumol2002,p.
4).
即便是在仍以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市场中,技术扩散和创造也是削减成本的有效方式.
运行完善的市场也引导企业的创新.
如同在其他所有投资决策中一样,市场提供能够反映消费者偏好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在经济上有意义的价格,引导企业的决策.
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而言,以某种方式――例如研发、技术引进或其他方式――投资于一种对企业而言全新的技术,只是很多种可能的商业投资方案中的一种,和其他投资一样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所有可能的投资方案,企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以图发现哪一种能最大化企业的价值.
很明显,只有市场功能完善,能够产生出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这些决策在经济上才能有意义.
同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不同,中国在接受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有过很长一段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6.
在改革前的中国,企业家和市场的角色都由政府所取代.
同多数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一样,改革前中国的技术创新由政府主6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沿革,见XielinLiu和NannanLundin,2007.
26导,大部分由政府开办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完成,所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只是政府工业主管部门附属的生产中心.
它们用政府计划分配给它们的资源来生产政府计划要求它们生产的东西,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自主权去追求价值最大化,更不用说技术创新.
如果有什么技术进步,也大多是由政府通过公立科研院所和行业主管部门来推动和管理,国有企业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吸收进口技术,或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
政府关于技术进步的决定,例如创新什么、怎样创新,并非基于以市场价格(即能够反映消费者偏好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为基础而进行的经济计算,因为这样的价格尚不存在.
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新模式.
但是,这个过渡还远未结束.
"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建立(科技部课题组,2006年,第15页).
进一步强化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是中国保持长期创新能力的根本.
缺乏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使技术创新的挑战对中国与对多数发达国家很不相同.
对后者而言,创新政策的讨论可以或多或少地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和功能完善的市场当作已经给定,而去集中关注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例如研发投入强度、科技人才资源、税收激励等.
当然,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同样重要.
但是,中国必须首先着眼于更根本性的挑战:建立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和功能完善的市场,为创新提供微观制度基础.
的确,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幻想专利保护和研发补贴就足以支撑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未免过于天真"(Aghion,2006年).
但这一点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
如果第一章提出的那些挑战可以被称为"发展挑战",那么建立创新的微观制度基础则更多地具有"转型挑战"的性质.
中国研发活动的执行者目前中国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哪些企业――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研发中比较活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在推进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非常重要.

从科研院所和高校到企业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已经取代科研院所和高校(多数为国有),成为研发活动最重要的执行部门.
1995年,科研院所和高校合计执行了中国研发总投入的54.
1%,以及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51.
7%.
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28.
1%和31.
6%.
与此对应,2006年71.
1%的研发开支由企业执行,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65.
8%也在企业7.
7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表1-5,1-9.
2006年,中国共有32647家大中型工业企业和3803家科研院所.
所有的科研院所研发人员的数据都指全时当量.
27除了企业增加它们的研发投入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科研院所的持续改革也推动了它们的市场化转型(见专栏2.
1).
这个领域的改革导致部分科研院所改制成了企业.
科研院所改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在研发开支中的比重的显著提高由于缺乏转制科研院所的研发数据,我们很难准确分析其在中国企业研发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但这些院所2001年和2002年的"科技经费开支"数据――其中包括了研发开支――表明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很大,其量级大概在2%左右.
8专栏2.
1中国的科研院所改革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研院所由各级政府建立,作为事业单位a管理.
其资金来自政府,由政府管理.
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是公职人员.
改革前中国的科研院所分属五大系统:(1)中国科学院;(2)高等院校;(3)工业部门;(4)地方政府;(5)军事科研院所.
中国的科研院所改革开始于1985年.
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鼓励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促使科研院所与经济活动相结合.
科研院所被分为三类:基础研究类、社会公益类和技术开发类.
1985-1990年期间,政府对技术开发类院所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迫使它们走向市场寻找补充资金.
1995年,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部分科研院所,允许其转制成为企业.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管理着大量科研院所的十个工业部被撤销,使这项改革的实施进一步加速.

1999到2000年间,376家科研院所正式转制成为企业,其他一些院所虽未正式转制,但也实行了部分或全部自收自支的运作模式.
科研院所的商业化和公司化产生了一些成功的创新型企业,电信科技研究院b是其中之一.
该院始创于上世纪50年代,是直属邮电部的一家事业单位.
1998年,该院成立了第一家旗舰式商业公司――大唐电信,并成功上市.
研究院本身也转成了一家公司,其旗下的业务都组织成了一个集团,名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大唐集团目前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是中国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c开发和商业化运用的带头人.
1990年代末,政府还选择了一批被认为无法自收自支的科研院所进行试点,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运行和管理.
政府提供经费和设施,但这些院所必须调整结构、分流人员.
这一改革始于2001年11月,当时4个部委下设的98家科研院所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
第二批试点单位包括9个部委的107家科研院所,于2002年10月开始实施改革.
在头两批改革的205家科研院所中,142家被批准"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
a.
关于事业单位及其改革,见世界银行2005.
b.
http://www.
catt.
ac.
cn/english/portfolio.
asp.
c.
这项被称为时分同步的码分多址技术(TD-SCDMA)的技术正在由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开发.
具体内容请参考网站:http://en.
wikipedia.
org/wiki/TD-SCDMA.
81999和2000年转制的376家科研院所2001年的"科研经费开支"总计为31.
4亿元,2002年为33.
1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总数的1.
4%和1.
2%(数据来自孔欣欣2008年为本研究准备的一个背景材料).
假设376家转制科研院所研发开支占科技经费开支的比重与全国总体情况一致,则这些科研院所在2001年和2002年对全国企业研发总开支的贡献可能分别是2.
2%和2.
0%.
28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尽管企业已经取代科研院所和高校成为研发活动最重要的执行者,但小型企业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在过去若干年变化不大(图2.
1,2.
2)9,内资大中型私营企业的地位更弱(图2.
3).
在目前的中国,主导研发活动的力量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10.
图2.
1中国研发开支的分布,按执行部门,2000-060%20%40%60%80%100%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年份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表1.
9,第7页.
9中国小企业在研发中的作用同很多其他国家类似.
就研发投入而言,中国小企业的份额从2000年的20.
5%下降到了2006年的16.
8%,而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方面,小企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16.
5%提高到2006年的19.
4%.
与此相比,经合组织国家小企业在研发开支中的份额约为17%.
在日本,这一数字1990年是14%,2002年是15%.
而韩国的数字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是13%和27%(Lundin等,2007年)10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定义,这些企业包括完全由国家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或国家控股50%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其他29图2.
2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分布,按执行部门,2000-060%20%40%60%80%100%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年份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科学院所高校其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表1.
5,第5页.
图2.
3中国研发活动的分布,按执行者类型及大中型企业的所有制类型,20060%10%20%30%40%50%60%70%80%90%100%ExpenditurePersonnel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小型企业其他大中型企业私营大中型企业外资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第三章投入人员开支30按熊彼特的理论,创新可以有两种形式.
一项研发活动应当由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开展,原则上取决于该活动的技术经济性质.
但是,大中型企业在研发开支和人员方面的主导地位表明,它们的创新性对中国非常关键.
中国怎样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性大企业图2.
3所描绘的中国企业的总体图景提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三条平行的途径:(1)私营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2)国有大中型企业私有化;(3)增强现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创新性.
由于私营企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大中型国企的私有化必须循序渐进,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以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
因此,这些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性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和有效性看来都是不够的.
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看来是比较低的.
2006年,它们在研发方面的开支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接近1%.
虽然这一比例已经比内资私营企业高出很多(表2.
1),但与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潜在的竞争对手相比,则落后很多.
例如,2005年丰田公司的研发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4%,福特公司这一数字为5%.
而在制药巨头辉瑞和软件领航企业微软,这一比例更分别高达15%和16%11.
国务院国资委――中央政府的所有权代理机构――对这样的比较所显示的国有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的状况明确表示了其担忧,将企业的问题描述为"有制造无创造12".
就研发活动的有效性――即一定水平的研发开支和人员投入所取得的结果――而言,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不及私营大中型企业.
从每百万元研发支出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每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的专利数看,内资大中型私营企业的表现都优于国有大中型企业13.
经合组织与国家统计局最近开展的一项大型联合研究(Dougherty等,2007年,第318页)对1998-2003年140,000-180,000家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低于私营企业:"以增加值衡量产出,在考虑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和行业等因素后,私营部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高一倍(高出90-123%).
改革允许政府通过其他公司进行非直接控制,从而改变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形式,刺激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这些国家非直接控制的企业的生产率要高出约50%".
11参考相关公司网站,http://www.
microsoft.
com/msft/reports/default.
mspx;http://www.
ford.
com/about-ford/investor-relations/company-reports;http://www.
pfizer.
com/home/;http://www.
toyota.
co.
jp/en/ir/library/annual/pdf/2005/index.
html12《人民日报》,2006年5月15日.
13Lundin等(2007)发现,就专利产出而言,多数所有制类型的小企业的表现都优于大中型企业,而各种规模的内资私营企业都优于国有企业.
私营大中型企业的表现优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情况表明,所有制可能比企业规模影响更大.
31表2.
1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开支和效果,按所有制类型,2006大中型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数量研发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部职工人数的百分比每百万元研发支出的专利申请数每百名科学家/工程师拥有的专利数总计326470.
802.
734.
092.
50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129540.
923.
633.
671.
79私营企业67550.
501.
7510.
155.
2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4580.
701.
286.
363.
84外商投资企业61280.
602.
033.
083.
47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年,第101页.
由于内资私营部门发展壮大、取代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尚需时日,中国在近期最好的策略是双管齐下:(1).
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尽可能提高其创新绩效;(2).
继续缩减国家所有权的规模.
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怎么会和创新有关系答案是,创新――获取一种对企业来说全新的技术――只是企业开展的众多经营活动中的一种;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会象影响其他经营活动一样影响创新,途径是通过确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在很多方面倾向于阻碍创新.
首先,国有企业即使关注经济效率,这也只是它们被期望追求的很多目标之一.
所以,国有企业的创新也常常是"奉命创新",对市场的关注程度很弱.
如一位非常熟悉情况的研究者(张文魁,2007年)最近的一项研究所指出的,国有企业的创新经常是获奖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
其次,很多国有企业中仍然没有功能健全的董事会,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经营决策中心.
结果,包括创新决策在内的经营决策或者必须由企业之外的政府官员来作出,或者只能由政府监督下的管理人员做出,而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总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第三,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绩效评估和报酬――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倾向于妨碍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
进一步的公司治理改革应高度关注这三个领域.
强化对长期生产率的关注自2003年各级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国已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国资委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大大强化了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导向,32相应降低了它们对非商业目标的关注.
特别是,在缺乏真正的董事会治理的情况下,国资委针对所属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董事而建立了绩效考核体系.
到2010年,国资委将把经济增加值作为一个重要手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这将使该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经济增加值强调资本的机会成本,而这一点在中国直到不久之前仍被人忽视.
在计算资本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衡量所创造的价值,将会刺激国有企业更加关注生产率,而不是收入、利润和资产的增加.
而对生产率的关注自然会转化为对技术吸收、改进和创造的关注.
但是,创新通常伴随着长期投资和不断的失败.
因此,国资委需要注意小心设计经济增加值为基础的体系,充分考虑创新活动创造长期价值的潜力,并考虑到并非所有这些创新活动都会成功.
如果评价体系偏重于短期资本回报,则可能会打击企业承担风险的积极性.
这一点对于尚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尤为重要.
在现有的评价考核体系中,国资委已经开始对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新专利申请、技术转让等)赋予更多权重.
在以经济增加值为基础的考核体系设计中将需要继续实行这些做法.
追求董事会治理不过,这些行政性考核即使使用经济增加值这样的工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鼓励企业创新,还不很清楚.
更为稳妥的方式是继续发展国企董事会,由独立且经验丰富的董事确定长期目标,推动并评价长期的创新活动.
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后不久,就迅速启动试点,在其所属国有企业引入董事会治理14.
其动机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功能完善的董事会治理,国资委为保护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能将不得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
虽然改革的进展缓慢――2007年底,153家中央国有企业只有19家参与了试点――董事会治理仍应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处于优先地位.
有外部独立董事参与的董事会治理文化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全新的制度,其扩散必然需要时间.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政治决心,对推动改革非常关键.
随着董事会治理不断完善,政府――特别是国资委――应将更多的决策权交给董事会.
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报酬制度对企业创新性有重要影响.
由于在绩效评估和报酬制度方面缺乏灵活性,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使得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致力于长期性创新.
创新回报往往是长期的,且充满不确定性,协调管理人员和142004年6月国资委针对所有央属国企发出通知后试点正式启动.
参考http://www.
chinalawedu.
com/news/1200/21829/2006/3/pa1593192654193600214268-0.
htm(《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
首批试点有7家企业http://cs.
xinhuanet.
com/gz/07/200801/t20080121_1352293_4.
htm33所有者利益的最有效方法通常是股份所有权,尤其是股票期权.
但国有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公开上市,因此这种激励制度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缺乏适当的股权激励的情况下,绩效奖励往往都着眼于奖金.
但是,由于行政限制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奖金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各级国资委对绩效奖励进行集中管理看来很难既保证提供为激励创新所必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又不至于带来高管薪酬失控的风险.
在国家控制企业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出路是通过董事会治理,把信息收集、绩效考核和薪酬决策分散化,交给董事会.
进一步缩减国家所有权深化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单靠完善治理结构不大可能使国有企业具有和私营企业一样的创新性.
在董事会治理和管理人员报酬等领域完善公司治理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巨大阻力,短期内可能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
此外,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规模还在迅速增长.
1998年到2005年,尽管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个数和职工人数大幅下降,但其产出和资产却分别增加了118%和80%,表明经济资源仍在持续进入国有企业.
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如经合组织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研究(Dougherty等,2007年)所发现的那样――的情况下,资源持续注入国有企业意味着中国总体经济效率的损失.
公共资源进入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政府的分红政策,或更确切地说是分红政策的缺位.
1994年到2007年,尽管国有企业集团从其子公司分红,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没有向政府分红,所有的税后利润都留在了企业.
随着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猛增,这一点变得日益重要.
2007年,所有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税前利润达到1.
6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6.
6%,而1998年只有213亿元,或GDP的0.
3%15.
2008年,政府开始试点从全资国有企业按3个比率分红,即10%、5%和0%.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随着经验的累积,政府需要调高分红率,并转向一种更为分权的分红率决定方式.
首先,0%的分红率应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逐步淡出;第二,统一的分红率应改为可变的分红率,其水平的决定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创新和增长潜力.
这样的潜力大小很难由外人作出准确判断,必须采取分权的方式由具有决策权的董事会作出判断.
统一的分红率会给那些没有创新和增长潜力的企业留下太多的闲置现金,而给真正有此潜力的企业留下的又太少.
特别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创新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当分红率提高时,开展高风险创新活动的国企可能会面临财务困难.
因此,建立拥有决策权的董事会,对按分权方式决定分红率也非常重要16.
15htt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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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nglish/2008-01/24/content_7485388.
htm.
16世行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见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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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ml;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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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hinese/content/china_05_07.
pdf34除实施分红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国企推向资本市场,从而逐步缩减企业中的国有产权.
股票增发是个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实现双重目标:(1)支持企业拓展研发活动,(2)使企业更多地接受资本市场规范和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
由于上市国有企业中国有产权平均可达约70%,通过增发股票而将国有产权稀释到33%,将可以为企业筹集大量资金,用于长远的和有风险的研发投资.
长远来看,67%的股权由具有长远眼光的非国有投资者持有,更有利于专业的和有经验的董事会支持管理层开发并实施创新项目.
没有了行政限制,企业也能更容易地为管理层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包括实实在在的创新激励.
加强外部激励当然,为企业创新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治理和所有制.
实际上,"有制造无创造"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中国的多数私营企业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在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17,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现"多数"私营企业"没兴趣"或"不愿意"创新.
"我国私营企业已经超过460万家,但真正开展技术创新的微乎其微,即使是在15万家民营科技企业中,有真正技术创新成果的也只是少数,有发明专利和原创技术的更是极少数".
研究将缺乏创新动机归结为两种因素所致.
第一,部分私营企业仍在苦苦寻找使自己可以在市场上生存的核心业务,因此无暇顾及技术进步.
第二,有些企业受短期利润诱惑,并不认可创新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
"在市场上存在诸如房地产、资源开采等行业巨大利润效应诱惑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包括相当部分民营科技企业,根本不愿意在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花精力、投金钱".
全国工商联的观点代表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共识,他们经常指出18至少一大部分私营企业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的投入动机不足.
这些企业的自然倾向是通过扩大现有产能、增加市场份额和实行成本控制等方法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

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对于企业而言,创新当然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和所有权结构下,只有当企业认为创新能够带来价值最大化,即能够使预期的未来利润流的现值最大化时,它才会进行创新.
换句话说,企业作出创新决策――例如是否创新、创新什么、创新多少、怎样创新――的时候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因此,除了通过所有制和公司治理改革来培育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另一个与之互补的途径是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这样,企业强烈的利润动机才可以转化为强烈的创新动机.
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多个领域的改革,其中尤其包括价格形成机制、竞争和公司控制权市场.
17http://www.
acfic.
org.
cn/cenweb/portal/user/anon/page/AcficCEWorkdDynamicPage.
pageappId=00000000000000000125&categoryCode=04018例如,参考陈清泰i,2006.
第41-55页.
张永伟,2006年.
35首先,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意味着市场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资源约束和消费者偏好.
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是以市场上的投入和产出价格为基础的.
扭曲的价格自然会导致经济计算偏差,误导投资决策19.
特别是,能源、自然资源、土地、环境质量(环境法规落实不到位)和劳动力(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投入品的价格低估有可能抑制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积极性,尽管这些投资可能提高能效、节省资源或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福利.
虽然市场开放已近30年的时间,中国的土地、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的价格仍由政府控制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
至少其中一大部分定价过低,无法充分反映真实社会成本,包括它们的稀缺程度.
环保执法――尽管近期来有所加强――常常要为GDP和就业让路.
与此类似,在中低技术水平的中小企业中,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也很突出,反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和劳方集体谈判能力的缺失.
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宣布,尽管面临着通胀压力,政府还要在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方面谨慎地推行改革20.
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肩负众望,希望能够极大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沿这样的思路持续改革,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的市场激励出现积极变化.
第二,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意味着企业必须面对竞争压力.
如果低效生产者可以被保护起来――例如通过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薄弱的反垄断监管――而不必面对竞争压力,则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便会大大削弱.
在中国,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在享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它们的垄断特权.
但2007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垄断法》已经将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纳入了调整范围.
该法第七条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实施监管和调控,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
政府可以考虑制定一个实施条例,将该法在国有企业付诸实施.
政府也可以更加关注其产业政策对竞争的潜在不利影响(专栏2.
2).
专栏2.
2乳品行业产业政策构建的进入壁垒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6月4日出台了《乳制品加工业产业政策》.
该政策规定乳制品项目建设必须满足下列标准,才能获得投资主管部门核准:(1)投资规模不少于3000-5000万元;(2)新建项目与周围已有乳制品加工企业的距离,北方地区在100公里以上,南方地区在60公里以上;(3)北方新建液态乳项目日处理原料乳能力须达到500吨及以上,扩建液态乳项目日处理原料乳能力须达到300吨及以上;南方分别达到200吨和100吨;(4)具有稳定的奶源基地;(5)现有净资产不得低于拟建乳制品项目所需资本金的2倍;(6)总资产不得低于拟建项目所需总投资的3倍,(7)投资人资产负债率不得高于70%;(8)连续3年盈利.
资料来源:http://www.
ndrc.
gov.
cn/zcfb/zcfbgg/2008gonggao/t20080604_216116.
htm19中国的电解铝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几年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控制该行业投资过快增长,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的迹象.
但是,直到2007年10月,该行业的投资还是由政府补贴,政府为少数生产厂提供优惠电力.
由于电力占到该行业生产成本的40%,这种补贴事实上刺激了行业的不断扩大.
参考http://finance.
sina.
com.
cn/stock/s/20071012/03194052484.
shtml20参考http://www.
n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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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xwzx/xwtt/t20071207_177938.
htm.
36第三,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意味着鼓励购并、优化产业组织.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寡头市场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市场更有利于创新.
这是因为完全竞争会由于溢出问题而降低创新型企业的专有性(appropriability)――即获取其创新的全部利益的能力――而垄断则使得企业没有动力对创新进行投资(Baumol2002,p.
45).
中国目前的产业组织结构受制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一方面,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赋予的垄断优势,而另一方面,由于小企业分布零散,装备技术简单低效,中国的多数产业集中度都不够.
这反映了过去30年新创办企业的迅速增加(详见第三章),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到有效规模必然需要的时间.
但是,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并购,能够加速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进程,从而强化对创新的激励.
有效使用财政激励政策由于不可避免的溢出效应,研发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通常远远高于私人(private)回报率.
前者可以高达100%,后者通常在28%左右21.
这种由市场失灵而产出的差异为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提高了合理性.
这种干预的一种被普遍采用的重要类型就是各种财政激励政策.
中国已经实行的财政激励政策相当广泛,包括对研发投入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以及对于具体研发活动的直接拨款支持.
按照国际和东亚各国的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给与企业的税收优惠已经相当慷慨.
这些优惠包括研发开支的150%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并允许企业将当年未使用的抵扣额度用于今后4年内的抵扣.
加速折旧的政策使企业可以将价值30万元以下的设备支出作为经常费用;对于价值高于30万元的设备,折旧期限可以缩短到3年.
修改后的《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第28条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正常税率为25%.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3条具体规定了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并指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
目前正在试点的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也将有利于在研发活动中有重大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的企业22.
用于研发目的的设备免征进口关税,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收益.
生物技术、电信、新材料、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电子等领域的企业从这些优惠税收待遇中获益很多.
除税收刺激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对研发活动有直接的拨款投入.
各部委的拨款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在快速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使财政激励政策更为慷慨,而是是使其带来最好的结果,因为对那些为税收目的而定义为研发的活动继续增加投入,其社会回报率可能已经比较低.
特别当企业仍主要处在模仿阶段,在战略、管理能力、组织设计和技术能力等方面尚不具备条件来开展有意义的研究或将研究成21这部分内容参考ShahidYusuf和KaoruNabeshima,2007年.
22半导体增值税退税政策于2000年6月开始实施,2001年修改,2005年4月终止.
(Sigurdson2005,第141页).
37果商业化时,低回报率更可能出现.
由于存在这些限制,特别是缺少经验丰富的中层研发管理人员,政府的税收激励设计可能更多地应该鼓励多个企业联合研发或不同形式的联盟.
组建研发联合体或与国内外高校开展联合研究项目,都是可以考虑的适当方式.
例如,对与外国公司开展的联合研究项目,可以根据外方参与的程度和所针对的行业,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激励.
这些激励措施会鼓励那些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本土化,更加紧密地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23.
鼓励部分研发活动外包、更加密切地与国外研究人员合作,符合研发活动全球化的趋势.
外包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不必继续加强本土能力,但确实意味着,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国际研发能力提高竞争力.
研发活动外包也可以对本土研究机构形成压力,驱动其改进绩效;国际研究联合体也可以成为技术转让的重要平台.

简而言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财政角度看成本比较低的支持企业研发的政策方向,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强调本地或国际范围内的联合研发.
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向,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允许中国研究人员继续在国外参与研究工作,而不是用丰厚的待遇吸引他们回国,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在国内研发环境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只是效率不高的一个缝隙.
采取这样的政策方向,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法院.
提高对创新的需求除了刺激创新供给的政府政策措施外,日本、西欧和其他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刺激创新需求方面也大有可为.
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是可以使用的很多工具中的两种.
政府采购在中国,政府采购作为鼓励创新的一个工具可能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根据经合组织开展的一项研究(OECD,2002),1998年经合组织各级政府采购占GDP的比例为20.
0%,而非经合发组织国家为14.
5%.
尽管数据缺乏严格的可比性,但中国的政府采购规模似乎小得多.
2005年,中国的政府采购只占GDP的1.
6%(表2.
2).
但是中国政府采购的金额增长迅速,2005年增幅为37%.
而且尽管占GDP比重较低,政府市场的绝对额在某些行业还是很大的.
例如,2005年,中国政府在交通运输设备方面支出了204亿元,相当于中国汽车产业总销售额的2%(张文魁,2007b;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2008年).
23Branstetter和Sakakibara(1998;2002)描述了日本研发联合体发挥的作用.
韩国和美国也有类似的联合体(参考Sakakibara和Branstetter2003;Sakakibara和Cho2002).
与这些国家相比,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作用没有那么突出,但Whalley和Xin(2006)的研究发现,总体上衡量其资本、技术和技能密集程度较高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2003-4年对中国出口的贡献近60%,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40%.
另外,2005年中国国家专利局接受的专利申请中有接近一半来自这些企业,授予的专利有2/3属于这些企业.
38表2.
2中国的政府采购200320042005总额(亿元)165921362928年均增长(%)642937占GDP百分比1.
421.
6资料来源:财政部,《全国政府采购信息统计》,http://www.
ccgp.
gov.
cn/tjzl/index.
htm.

事实上,政府采购的管理对中国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
1999年政府才制定了第一部全国性政府采购条例,而全国人大直到2002年才通过了《政府采购法》.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利用政府采购支持创新的决心非常明确和坚定.
2006年科技发展规划通过后,国务院通知24就宣布了政策指令,要求进一步通过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
通知要求建立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制度;完善自主创新产品优惠待遇的评估方法;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首购和定购制度.
国防采购也被要求支持自主创新(张文魁等,2007年).
遵循这一原则,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和2008年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落实国务院的政策指令.
这些规定所确立的政策框架的核心内容包括:(1).
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共同编制的《自主创新产品目录》;(2).
认定自主创新产品的7个标准和4个步骤25;(3).
目录内产品享受优惠待遇;按采购方法不同,这些优惠待遇的价值大致相当于报价的5-10%26;(4).
对暂不具有市场竞争力、首次投向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由政府首先采购(首购)27;(5).
对于国家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技术、软科学研究课题等,由政府以公开竞争的方式确定研究开发和生产机构(订购)28.
政府采购可以促进也可以损害创新.
如经合组织国家的案例研究所指出的,成功的要害在于开放竞争(专栏2.
3).
在通过政府采购刺激创新方面,中国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
24http://www.
chinaacc.
com/new/63/73/130/2006/2/yi9059111195126002451-0.
htm25http://www.
gov.
cn/zwhd/2007-03/16/content_552435.
htm.
7个条件包括:(1)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和其他相关产业政策;(2)具有自主知识产权;(3)具有自主品牌;(4)创新程度高;(5)技术先进,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6)质量可靠,须通过合格机构检测;(7)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市场前景或能替代进口.
认定的4个步骤为:(1)申请单位(可以是企业或具有法人身份的事业单位)向各省科技厅提出申请;(2)科技厅会同本级相关单位进行汇总和初步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
对符合条件的产品择优向科技部推荐;(3)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委托相关机构,在国家层面上,开展产品的认定评价工作.
科技部对认定评价结果进行审定,形成《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初步意见;(4)科技部向社会公布产品目录;如果没有异议,科技部将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布最终目录.

26http://www.
gov.
cn/ztzl/kjfzgh/content_883671.
htm.
27http://www.
gov.
cn/zwgk/2008-01/15/content_858687.
htm.
28http://www.
gov.
cn/zwgk/2008-01/15/content_858687.
htm.
39首先,政府采购可能从一种支持创新的手段演变成保护国内和地方产品免受国外或全国竞争的手段.
特别是,政府采购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现象的一个新形式(专栏2.
4)第二,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认定"自主创新产品"并建立目录,也是一个挑战.
这样的过程很容易被劫持,变成一个新的寻租平台.
规避这种风险的一个可能方式就是更多地关注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创新性中那些可观测、可验证的特性(张文魁,2007b).
第三,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政府如何通过目录制定,变成一个要求严格的买主,支持那些技术先进的产品,而不是国内企业生产什么就被动接受什么.

专栏2.
3政府采购的不同做法:损害还是促进创新如果政府采购成为一个旱涝保收的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
按迈克尔y波特的研究,"德国联邦邮政局――一家国有电信垄断企业,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反面典型".
在美国,"买美国货"的一些法律也影响了某些类型的政府采购.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即事实上将国外供货方排斥在外的规定.
"政府市场成为关注的焦点,国内企业游说政府制定特殊的产品标准或其他制度,以封杀国际竞争对手".
国外供货方被隔离在政府采购之外时,"多数行业的结果是国内企业的创新和升级速度放缓….
国内企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甚至在国内市场上它们也不得不继续依赖赤裸裸的政府偏袒".
但是政府采购在下面情况下可以刺激创新:提供早期需求:政府可以为先进的新产品或新技术提供早期需求,推动本地生产厂家进入新的领域.
做一个要求严格和精明的买家:"政府部门应确定严格的产品规格标准,寻求技术完善的产品种类,而不是国内生产者生产什么就接受什么.
"确立国际通行的产品要求:"政府在确定规格标准时应参考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标准,而不仅仅是国内的需求.
"激励竞争:"政府采购必须带有很强的竞争色彩才能推动本地产业升级".
例如在日本,作为政府采购方,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通常要求企业提供的大多数是新一代产品,而不是日本供货商的现有产品.
最为重要的是,NTT对于每个产品都有几个供货商,从而保证采购的国内竞争性.
"外国供货商必须至少获得一席之地…以刺激国内企业的进一步创新…如果国内企业力量薄弱,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部分订单分配给外资企业,迫使国内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升级更新"以继续留住政府采购市场的部分份额.
"完全将外国企业隔绝在外,为国内企业提供有保障的生意,最可能的结果是国内企业永远走不出国内市场".
资料来源:Porter,1990年,第644-6页40专栏2.
4通过政府采购保护本地产品:云南省李嘉廷案例李嘉廷是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前省长.
他2001年6月1日正式辞职,2003年5月9日被北京一个法院认定犯有受贿罪.
据一篇新闻报道称:"对于李嘉廷的落马,昆明钢铁公司的工人们目前可能是心态最为复杂的.
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场馆开始建设初期,这个拥有数万人的云南第一大企业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于是李嘉廷迅速规定"世博会"建设所需的钢材都必须去昆钢购买,于是这个公司就这样活过来了,数万人避免因公司破产而失业的遭遇.
在国家开始"西部大开发"以后,李嘉廷又明确指出云南省的"十大开发工程"都必须使用昆钢的钢材.

但自从2001年6月1日李宣布辞职后,昆钢的销售又一落千丈,3个月间已经积压了5万吨钢材.
"资料来源:http://www.
gl.
gxnews.
com.
cn/news/20030729/jctj/180439.
htm标准制定除政府采购外,政府在刺激创新需求方面另一个没有充分使用的工具是标准制定.
政府和非政府的标准制定都能刺激创新需求,例如针对产品性能、产品安全、能效和环保等方面.
要求企业改进产品性能会进一步促使企业努力实现技术和绩效升级.
例如,一个大型研究发现,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对出口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这项措施刺激了整个产业的质量提高.
德国也有相似的经验29.
另外,"如果某些严格的政府监管规则能够事先引入某些将会在全球流行的标准,则尤为有益".
例如瑞典对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设定的严格标准"已经成为多个行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在日本,1979年《能源节约法》针对能源使用设定了严格标准,从而引发了空调、冰箱、汽车等产品的质量改进,从而强化了日本的出口地位.
严格的标准也催生了很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制造和服务企业.
受益于其国内环境标准,美国企业原来在污染控制设备和服务的出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随着德国、瑞典和丹麦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逐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Porter,1990年,第648页).
与创新的长期收益比较而言,企业可能更关心标准执行的短期成本,特别是当其他地方没有实现严格的标准、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享有价格优势的时候,更是如此.
按波特的观点,这反映出企业不理解怎样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在一些技术成熟的行业出售性能差强人意、不安全或损害环境的产品,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当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不断关注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的时候更是如此.
精明的买主通常比政府更早开始选择更安全、更清洁和噪音小的产品".
实际上,那些已经能够生产并将更高标准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的企业,可以促进这些外国市场更快地采用更高的标准,从而获得竞争优势(Porter,1990年,第648-9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向发达国家出口经常会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性,韩国、中国台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Kim,1993年;Hou和Gee,1993年).
29在德国,行业标准对升级也有积极影响.
"例如,1938年制定的Solingen法针对刀具质量和Solingen名称(德国刀具行业最集中城市的名字)的使用权设定了严格的标准.
这部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刀具质量日益下滑的趋势;事实证明它对保持德国产品的独特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Porter,1990,第647-8页.
41中国1989年通过了《标准化法》,随后又在1990年出台了实施条例.
《标准化法》规定了四个层次的标准–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
除企业标准外,其余标准都必须由政府制定和修改.
受国务院委托,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直接管理下,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负责全国标准的统一管理.
总体而言,中国的标准制定正在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企业有了更多参与的机会,各种目标的考虑也更加均衡(张文魁,2007b).
但是,中国的标准制定在支持创新方面尚有不足.
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标准制定在目标与实施模式方面差异很大.
例如,关于电子工业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标准的制定只是为了避免交纳专利使用费,从而保护国内产业,而不是为了促进创新和产品改进30.
但是,国家标准委最近公布了12项支持自主创新的措施,包括使中国的龙头企业参加国家和国际标准的修订31.
过时的标准对中国将是一种损害,将标准用于鼓励创新以外的其他目的更是如此.
波特研究经合组织的经验后认为,"如果一国的规定滞后于其他国家或不合时宜…这种规定将削弱竞争优势.
这些规定会抑制创新,或将国内企业的创新引入歧途".
例如,对生物技术研究的限制威胁到了德国农药和制药业的发展.
而就出口市场的竞争性而言,"通过特殊的本地规定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只能是确保这些产业的竞争力永远走不出本国"(Porter,1990年,第649页).
标准制定过程需要注重效率.
如果过程冗长或基本技术参数含糊,都会减缓创新的进度.
"在美国和欧洲,由于企业纠缠于各自的立场,制定技术标准过程经常非常漫长"(Porter1990,p.
653).
因此,更多的行业参与和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结果.
"在日本,通产省经常在制定基础标准时对企业施加很大压力,推动它们进入创新循环的下一阶段"(Porter1990,p.
653)32.
在很多国家,重要的行业标准都由非政府标准制定组织确定,例如德国的德国标准委员会(负责制定德国行业规范),美国的承销商实验室,以及日本的日本行业标准组织.
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经针对工业和商业过程制定了多项ISO标准.
这些经验表明,中国需要加强标准制定,为创新制造更多的需求.
这样可能需要:(1)完全着眼于产品改进(例如性能、能耗、环境),抵制那种通过标准制定保护或支持国内或本地产业的做法;(2)以欧盟和美国的标准作为技术出发点,探索向前推进产品性能的途径;(3)让更多的行业领导者参与标准制定但保证通过30研究评估了EVD(数字视听格式)、AVS(高级可视化系统)、TD-SCDMA(3G手机)、RFID(射频识别)和IGRS(家庭娱乐系统联网)的标准.
Suttmeier等,2007年,引自张文魁,2007b.
31http://www.
zgbfw.
com/info/pump-news-189101.
html32在日本,"例如,缝纫机零件标准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后制定的.
这一标准促生了很多零件供应商,降低了缝纫机组装行业的进入门槛,并加速了新性能和优质产品的开发.
在电视机、传真机和其他产品方面,较快地就标准达成协议也让日本产业收益颇丰,促进了新模型和新特性的快速引入".
(Porter,1990年,第653页).
42一种生产性的方式来达此目的;(4)促使政府角色由单纯的标准制定者转变成为行业共识的与时俱进的推动者.
结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力图使公立科研院所更积极地响应经济发展需求,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
近年来,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得到很大强化.
但是,由于创新体系的微观制度基础还不完善,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和功能完善的市场还不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私营部门在研发活动中的作用还很有限.
中国研发活动的主体还是大中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尽管它们的创新激励相对较弱.
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例如定价机制扭曲、监管规则落实不到位,以及自由公平的竞争存在阻碍,这些都趋于抑制企业投资于创新的积极性,甚至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也是如此.
另外,在激励创新需求方面也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市场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私营部门的发展也是一样.
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并强化创新激励:持续推动私营部门发展;以董事会治理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通过包括分红政策和股票增发在内的多种方式进一步缩减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规模;按计划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定价、环保法律法规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垄断等领域推进改革,消除进入、退出壁垒,消除控制权通过购并而自由转移的障碍;改善供给方激励,例如财政激励政策,鼓励在本地和全球层面的联合研发活动;更好地运用需求方激励工具,例如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提高对创新的需求,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寻租和保护主义的潜在风险.
43第三章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公立科研院所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执行者.
然而,将来中国在技术赶超方面的成功可能要更多依靠其私营部门的能力.
诚然,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那些在技术赶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东亚经济中,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但是,没有一个东亚经济――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在技术赶超方面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
恰恰相反,政府的大力干预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由于那些渴望冲击技术前沿的私营企业的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日本的汽车业的崛起和台湾由中小企业引领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OdagiriandGoto,1993;HouandGee,1993).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以及第二章已经提到过的其他原因,中国要在技术创造和技术应用、改进方面取得所需要的进步,必须投资于新兴的私营部门的能力建设.
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中国的私营部门很年轻而且正在兴起之中.
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私营企业创立的规模与速度非常惊人.
到2006年,中国有495万家内资私营企业33,比2000年增长了1.
8倍(LiuandXu,2007,p3).
它们中的大多数规模较小,而且从事服务业.
但其中有15万家企业是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规模以上")34的工业企业,关于这些企业有更详细的数据.
从1998年到2006年间,这部分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3倍,总产出增长了29倍.
图3.
1中三项指标(即规模以上企业户数、它们的总产出以及在工业总产出中的份额)高度近似的轨迹表明,私营部门的产出增长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的增长,可能与企业的创办和增长高度相关.
由于私营企业创办的高速度,中国的私营部门以那些经验不足的业主所经营的年轻的小企业为主体.
按每个企业的增加值来计算,在中国官方统计所列出的39个工业行业的36个中,私营工业企业的规模都明显低于行业平均值(图3.
2)35.
关于2005年的私营企业业主在创立企业之前所从事的职业的一项调查数据(图33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及私人份额超过50%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34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并定期公布所有国有工业企业和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这些非国有企业也被称为"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了解一下那些因此被排除在外的企业的规模是有帮助的.
在有数据的最近年份2004年,共有902647家私营工业企业,它们中的119357家为规模以上,即有超过500万元的销售收入.
这些企业占总数的13%,占职工总人数的47%,工业总产值的71%(参见国家统计局,2006,第505、538页).
规模以下的非国有企业占职工人数的53%和工业总产值的29%.
35该图还显示,私营企业在一个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它们相对于同行业其它企业的平均规模就越大.
第39个部门(供水)是个例外,在其中私营企业规模显得相对较大,尽管其市场份额很小.

443.
3)显示36,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相对比较缺乏.
除了占总数42%的业主以前是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其余大多数似乎都没有太多管理生意的经验.
尤其是其中最大的群体(27%),在创办生意前都是工人或农民.
因为中国由私营部门引领工业化及城市化将继续下去,所以在今后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私营部门仍将存在很多有经验不足的业主经营的年轻的小企业.
图3.
1中国私营部门的起飞,1998-2006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
注:私营企业为年销售额500万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
36这是2005年由全国工商联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两个途径进行调查的结果.
全国工商联从31个省分层取样的429090个企业中,随机抽取了2360个;而国家工商局将问卷分发个在其常规监测的15个省的1600个企业.
(全国工商联,2007,第210页).
企业单位数(左坐标)工业增加值(千元1995年价格)(左坐标)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右坐标)45图3.
2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对规模及其占总产出的份额,按行业,2006年020406080100120237119263423322139221729243512283146行业代码%相对量市场份额备注:中国官方统计定义了39个工业行业,它们按固定顺序出现在《中国统计年鉴》上.
本图行业序号相对应的行业名称可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查到.
"相对规模"指的是每个行业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增加值占该行业所有企业平均增加值的百分比.
"市场份额"是指各行业私营企业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总和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14-10图3.
3图3.
3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主创业前从事的工作(%)资料来源:.
ACFIC,2007.
,p234.
随着中国继续工业化和城市化,其私营部门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以年轻的、由经验不足的业主经营的小企业为主体.
这一趋势凸显了中国私营部门的能力建设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由于私营企业是中国工业的重要部分,因而中国工业行业序号相对规模国有企业和集体的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和农民国有企业的销售及技术人员干部军人、下岗职工及其他无工作经验者46作为一个整体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能缩小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这些数目众多的年轻的小企业有多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一些非系统的证据以及很多相关研究都表明,中国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和不发达地区的私营中小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创造能力能力非常薄弱.
它们在人力资源、获得技术以及获得各种创新服务方面,面临着严重的制约.
要有效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战略,必须克服这些制约.
在下一节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之前,先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调查结果,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中国私营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聚焦观察中国中小企业创新(CSMEI)调查是为本项研究而于2006年末和2007年初在重庆市和浙江省进行的一项调查.
该调查由世界银行课题组在科技部的支持下设计和组织,由重庆生产力中心与浙江工商大学具体实施.
这两个机构挑选了491家愿意参与调查的中小企业(重庆244家,浙江247家),向他们发放了问卷,收回了367份有效问卷(重庆202份,浙江165份).
问卷是由企业的管理人员回答的,大多数情况下是总经理或其助理.
这367个企业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表3.
1):他们中的大多数成立于1992年之后,但是重庆比浙江有更多的企业成立于2003年之后.
内资私营企业的比重都超过五分之四.
重庆的企业更多地是技术密集型的,有较高的研发支出,而浙江的企业集中于传统制造工业,研发支出较少.
这使得我们可以对两类中小企业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按就业与销售来计算,重庆企业小于浙江企业,但两组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当.
47表3.
1参与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的重庆和浙江企业的部分特征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指标重庆浙江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202165成立于1992年后的企业的比重86.
680成立于2003年后企业的比重23.
33私营企业比重82.
287.
9信息技术、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业及环境技术等行业的企业比重485机械与化工行业的企业比重43.
124.
3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日用品以及其它轻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企业比重8.
952.
5在高科技园区的企业比重30.
223.
6报告自己属于"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比重67.
329.
7报告自己属于"没有太多科技含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企业比重18.
355.
82005年研发支出小于销售额1%的企业比重10.
427.
82005年研发支出大于销售额5%的企业比重56.
433.
32005年职工人数小于50人的企业比重40.
110.
22005年职工人数大于500人的企业比重18.
337.
52005年销售收入大于100万元的企业比重17.
537.
3企业的盈利与销售额比在1-20%之间的企业比重69.
170.
9备注:对每一个问题,有效回答的总数稍有不同.
资料来源:"2007年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
什么驱动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本次调查要求被调查企业说明过去三年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的目标,具体做法是对问卷列出的若干个目标标明其对自己企业的重要性(从0到5)(表3.
2).
结果表明,两地企业都把开发新市场和新产品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动机.

但两地企业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首先,浙江企业比重庆企业更强调改进现有产品.
其次,执行有关规定和标准以及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对浙江企业的创新活动比对重庆企业更为重要.
第三,与重庆企业相比,降低成本是浙江企业更为重要的创新活动的动力.
48表3.
2若干目标对重庆和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有效回答分布(%)目标地区有效回答不是目标或不重要比较/很重要非常/极端重要重庆2003.
826.
370开发新市场和新产品浙江1621.
827.
670.
6重庆2006.
241.
752.
1改进现有产品浙江1643.
534.
761.
7重庆20011.
150.
338.
7遵守规定/标准浙江1592.
541.
356.
3重庆19911.
650.
837.
7享受优惠政策浙江1608.
844.
446.
9重庆19413.
259.
327.
6降低成本浙江1587.
245.
946.
9备注:问卷的问题是:下面这些是不是贵公司过去三年创新活动的目标如果是,各自的重要意义如何(请在相应数字上画圈:0=不是目标;1=不重要;2=比较重要;3=很重要;4=非常重要;5=极端重要).
问卷列出了11个目标方面的问题.
表中一些目标的数值是若干目标的回答的算术平均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
中小企业通常如何开展其创新活动问卷要求企业说明创新活动的具体做法对企业的重要性(表3.
3).
结果表明,重庆和浙江的企业都认为建设自己的研发团队是开展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方式.

但重庆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比浙江企业要少很多.
例如,将近一半的重庆企业报告,将项目外包给研发机构与高校不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而表达相同的看法的浙江企业只有大约四分之一.
相比重庆企业,认为与它们的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很重要的浙江企业的比例要高得多.
但是,最明显的差异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将近一半的重庆企业不认为与它们的竞争者合作对其创新活动很重要.
与此对照,多达70%的浙江企业认为这很重要甚至极其重要.
第二,72%的重庆企业认为收购其他企业不重要,而差不多同样比例的浙江企业却认为这很重要.
第三,几乎所有的浙江企业都认为购买先进设备起码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超过1/5的重庆企业把它列为不重要.
两组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两地企业对高技术的依赖程度不同.
但这也许还表明重庆企业在其创新活动中如能对外部机会和资源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可能能够有所获益.

49表3.
3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各种途径的重要性有效回答的分布(%)创新活动途径地区有效回答不是途径或不重要比较/很重要非常/极端重要重庆200744.
548.
5建立自己的研发团队浙江1594.
444.
750.
9重庆19651.
537.
810.
7外包给研发机构/高校浙江15424.
740.
335.
1重庆19520.
550.
828.
7与供应商合作浙江1626.
841.
451.
9重庆19612.
844.
442.
9与客户合作浙江16283458重庆19448.
545.
46.
2与竞争者合作浙江15330.
73435.
3重庆19450.
535.
613.
9购买专利与许可证浙江15516.
142.
641.
3重庆19922.
646.
231.
2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浙江1613.
737.
958.
4重庆18872.
322.
35.
3收购其它企业浙江15234.
929.
635.
5备注:问卷的问题是:下面这些是不是贵公司过去三年开展创新活动的途径如果是,各自的重要意义如何(0=不是途径;1=不重要;2=比较重要;3=很重要;4=非常重要;5=极端重要).
问卷列出了9个方面的途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中小企业是如何利用科研院所与高校的知识库的重庆企业的回答显示,他们使用科研院所和高校最多的方式是技术咨询和联合研究(表3.
4).
技术咨询也是浙江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但它们更多地在培训而不是联合研究方面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
在两个地区,都有超过15%的企业没有与任何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50表3.
4重庆、浙江的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的方式有效回答的数目占全部有效回答的比例(%)合作方式重庆浙江重庆浙江技术咨询1106854.
542合作研究1134055.
924.
7管理咨询453822.
323.
5培训536126.
237.
7其他733.
51.
9没有这种合作313015.
318.
5备忘:回答总人数202162100100备注:问卷的问题是:贵公司与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哪种方式的合作(可选多项):技术咨询;合作研究;管理咨询;培训;其他;没有此类合作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
中小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为了了解中小企业创新面临的困难,问卷要求企业指出以下七种情况哪一种接近于过去三年中它们自己的实际:有过创新的点子,但没有付诸实施因为缺乏资金;因为缺乏人才;有过创新的点子并进行了研发,但研发没有成功主要由于技术原因;主要由于经济原因;研发虽然成功,但成果未能商业化由于缺乏市场需求;由于缺乏资金;由于相关政策限制.
企业可以选择多个选项.
人才短缺看来是两地企业最强烈的共同关切(表3.
5);在两组企业中,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企业报告了这一问题.
此外,两组企业均报告,在将研发成果商业化的过程中政策限制不是主要困难.
但在其他方面,两组企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重庆企业面临的资金困难似乎比浙江企业严重得多.
其次,就研发的经济因素以及对研发成果的市场需求而言,重庆企业似乎比浙江企业面临更多的困难.
但在另一方面,技术因素造成研发失败在浙江比在重庆更为频繁.
整体情况似乎可以概括为,两组企业均面临获得研发人才的困51难,重庆的企业更多地受制于经济及金融因素,而浙江的企业更多地面临研发技术能力不足的困扰.
表3.
5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不成功的原因选择该选项的企业数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不成功的原因重庆浙江重庆浙江缺乏资金104335229.
5有想法但没进行研发缺乏人才68503444.
6技术原因515625.
550有研发但不成功经济原因68143412.
5缺乏市场需求64293225.
9缺乏资本708357.
1研发成功但未能商业化政策限制17108.
58.
9备忘:回答总人数…20011210010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不适用.
为创新而有效管理人力资源如上一节所示,在此次世界银行的调查中,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和传统行业的企业都视人才短缺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困难.
的确,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充分技能的人才对创新非常关键,不仅对技术的创造是如此,对技术的改进及采用也是如此.
那么,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问题首先,最近一些其他的数据研究也发现,人才短缺是中国私营企业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例如,2006年国家统计局对中国40个城市所做的一项调查(统计局调查)发现,"科技人才短缺"被回答问卷者选为创新的第二大障碍,仅次于"资金短缺".
另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课题组进行的调查(社科院调查)表明,1594个样本企业中的66%认为人才短缺阻碍它们的技术创新,而只有50%把"资金短缺"列入其中(LiuandXu,2007,p21).
这样的看法虽然被普遍认同,但仍需要谨慎地解释.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人才短缺:是市场方面的原因――即人才太少或在人才及其潜在的雇主之间存在壁垒还是管理方面的原因――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不足世界银行的调查要求被调查企业指明六个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在其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严重程度.
在回答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担心技术秘密被离开企业的研发52人员带走;而且这看起来是两地企业的共同担心(表3.
6).
另外一个共同问题是企业难以留住研发人才.
这个问题可能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
因为当雇主非常担心辞职的研发人才会带走技术机密的时候,他们防范这一风险的措施――比如不给予研发人才充分的信任――很可能恰好使他们更难留住人才.
报酬也被两组企业列为共同的挑战,但对重庆企业而言程度相对较轻.
虽然如此,在找到及获得所需人才方面,两组企业的回答表现出了鲜明的对比.
浙江企业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重庆的企业则认为不那么严重.
特别是多达50%的重庆企业根本不认为这对他们的企业是一个问题.
重庆的企业对它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信心比浙江企业高很多.
总的来看,浙江企业既面临市场方面的制约,也面临管理方面的制约.
而重庆的企业尽管在管理方面更有信心,但它们在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要比市场方面的问题更严重.
表3.
6重庆、浙江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回答者比例(%)问题地区有效回答不适用或不是问题小问题重要问题,或棘手但可以解决的问题非常棘手且难以解决的问题重庆19831.
821.
741.
94.
5我们在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缺乏经验浙江15611.
55.
876.
36.
4关于我们需要的研发人才重庆18549.
220.
528.
12.
2我们不知道市场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才浙江15210.
515.
164.
59.
9重庆19041.
617.
933.
76.
8我们确定有这样的人才,但找不到他们浙江15312.
41557.
515重庆19227.
116.
743.
812.
5我们确定有这样的研发人才,但不能接受他们对报酬与福利的要求浙江15012.
715.
356.
715.
3重庆18921.
715.
951.
311.
1研发人才很难留住浙江15115.
29.
358.
916.
6重庆18519.
51337.
829.
7我们无法阻止辞职的研发人才泄漏技术秘密浙江15214.
56.
654.
624.
3备注:回答者被要求在0-5的范围内给这些问题赋予数值:0=对我们来说不适用;1=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2=小问题;3=重要问题;4=棘手问题但可以解决;5=棘手问题很难解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显然,问题不是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人才短缺,即企业无法用它们愿意支付的工资聘用到所需的人才37.
对于这种普遍认为的人才短缺,市场问题和管理问题37实际上,在一个运行基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这种短缺可能显示这些企业应该停止雇佣更多人.

53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找到和获得研发人才方面,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人力资源管理看来是所有企业都面对的、共同的突出问题.
所有制与公司治理似乎也起了一定作用.
世界银行的调查要求企业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以下种类中选出自己的类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家族控制的企业、多个股东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企业.
针对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两个主要挑战――保守技术秘密、留住技术人才――内资私营企业的看法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3.
7).
外资企业对这两个问题的赋值明显偏低,说明问题可能更多地是出自企业内部治理及管理,而非外部的市场条件.
社科院调查的证据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揭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初放性质.
2004-2006年间样本企业的平均培训支出占年工资支出的1.
5-4.
6%(表3.
8).
对一个年人均工资为12000元人民币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每个工人的年均培训预算仅仅为180-552人民币(24-75美元).
培训支出与员工流失之间存在相关性(图3.
4).
表3.
7管理研发人才的困难,按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类型所有制与治理的类别回答者数量回答者对"难以保住技术机密"所赋数值的平均值回答者对"难以留住研发人才"所赋数值的平均值个人独资及合伙制企业9933.
4家族控制的企业333.
23.
1多个股东控股的企业13133.
3国有及集体所有制企业392.
93.
2外资企业222.
42.
5备注:这里有32个回答者选择了不止一种所有制与公司治理类别.
根据他们选择的类别组成,我们将他们归入了其中一种类别(例如,如果一个企业把自己描述为合伙制企业和家族控制企业,我们就将其归入家族控制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认为自己是多个股东控制的国有企业,我们将其归为国有企业).
对回答的赋值:0=对我们不适用;1=不是问题;2=小问题;3=重要问题;4=棘手问题但能解决;5=棘手问题且难以解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54表3.
8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培训支出与人员流动,按行业,2004-2006行业样本企业数目培训支出占年工资支出的百分比新招员工占总员工数量的百分比辞职员工占总员工数量的百分比农林牧渔482.
3623.
4514.
62交通运输201.
519.
516.
44食品饮料414.
3617.
3514.
95建筑房地产752.
5811.
926.
83造纸印刷273.
091611.
13化工273.
5513.
359.
16汽车摩托403.
7523.
1614.
39五金制品373.
718.
8912.
36机电1164.
6218.
679.
92金属冶炼322.
0616.
718.
56轻纺732.
4217.
8511.
66塑料橡胶242.
817.
2210.
16建材304.
5914.
499.
52商贸533.
0715.
0510.
88餐饮服务474.
2820.
2416.
18医药生物273.
0115.
7410.
42资料来源:LiuandXu,2007.
p100.
图3.
4中国私营企业培训支出与员工流失资料来源:表3.
80.
002.
004.
006.
008.
0010.
0012.
0014.
0016.
0018.
000.
000.
501.
001.
502.
002.
503.
003.
504.
004.
505.
00培训支出占工资支出的%辞职员工占总员工的%辞职员工占总员工的%线性(辞职员工占总员工的%)55建议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建议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技术秘密、改善外部市场约束和加强员工培训等方面入手,推进有效的、促进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
私营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现代化方面有巨大潜力.
绝大多数中国中小企业起步于家族企业,其特点往往是非正式的、随意的、以及以关系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但一个企业要成长为一个创新性的大公司,就必须将其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
有一些企业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型,但另外也有许多企业还在不断努力,或者已经失败.
最经常提及的难以留住人才的原因,是基于亲属关系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有时尽管企业已经面对极度的人才匮乏,许多私营企业家仍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改变这种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进展缓慢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许多私营企业业主太重视短期的财务利益而忽视员工的忠诚与士气.
例如,2006年全国工商联进行的一次涵盖了3837家私营企业的调查发现,尽管比前些年已有了显著改善,仍然只有一小部分的私营企业参加全国社会保险计划,而且这些企业的员工中也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保险(见表3.
9).
另外,大约27%的样本企业不与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ACFIC,2007,p246).
表3.
9中国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险,2006年社会保险种类已参加保险的样本企业(%)回答此问题的样本企业中员工已参保的(%)企业在保险方面平均每个员工的支出(元)养老43.
929.
22921医疗36.
926.
32435失业22.
218.
21137工伤24.
410.
7838生育13.
9n.
a.
n.
a.
资料来源:全国工商联,2007年,第246页.
n.
a.
没有数据.
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为私营中小企业业主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执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新的法律规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赶上最佳做法.
各级政府(通过其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与许多私营部门的组织(例如全国工商联与行业协会)可以对企业提供帮助和指导.
如下面将要提到的,《劳动合同法》也包含了保护企业技术秘密的手段.
对私营中小企业的业主与经理来说,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意味着要转变观念.
由于创新活动的性质与传统的生产活动不同,因此,随着企业的经营变得越来56越以知识为基础,企业必须越来越重视员工的忠诚度、积极性和士气,以可测量的结果为基础的业绩评估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下降.
在这个方面,以"员工第一,客户第二"为口号的印度信息科技企业HCL的经验具有启发意义(专栏3.
1).
专栏3.
1"员工第一,客户第二":HCL科技公司的一个具有坚实价值的温馨口号印度HCL科技公司1974年成立之初是一家计算机硬件制造企业,目前是全球性的信息科技服务企业,是印度专门从事软件外包、远程基础设施管理服务、以及业务流程外包的第四大企业.
截至2007年6月30日,HCL科技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7亿美元,在16个国家拥有52000名员工a.
"员工第一,客户第二"(EFCS)的企业战略是2005年7月由HCL科技公司当时的新任总裁VineetNayar引入的,这是他重振企业的五年计划的破冰之举.
当时HCL科技公司面临着保持其成长势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印度信息科技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留住人才以及保持士气.
看起来很温馨的"员工第一"的口号不是说要铺上红地毯来取悦员工.
其后隐含的是坚实的价值,即对服务性企业(如HCL科技公司)来说,员工与客户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
这一战略的要害是对员工进行以结果为导向的投资,创造一种对员工高度授权并重视其发展的机制与文化,从而使员工变得愿意并且能够实践企业价值,发挥他们的潜力,以独特的、开创性的、成熟的服务使客户满意.
以下是EFCS战略的一部分具体做法:"360度反馈":一种年度业绩评估机制,在此过程中,每个员工从其经理、同事和下属那里得到关于自己表现的反馈.
此举意在提高下属对上司的监督和约束.
企业内部互联网:公司向全体员工发送信息、接收员工意见、解决其抱怨的一个平台.
对职位最高的20名高管(包括总裁本人)的360度反馈结果也在此公布.
通过其中的"聪明服务台"(SSD),员工可以"挂上"他们的抱怨,大到奖金多少,小到公司食堂的饭菜质量,而且只有员工才可以决定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员工也可以把他们对总裁的问题贴出来,总裁每星期大约回答50个问题.
"信任工资":这是HCL科技公司为其工程师创立的制度,替代了行业内流行的以绩效为基础的奖金制度.
在此制度下,对于由团队完成的项目,即使没有达到项目的目标,HCL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也会得到全额奖金.
EFCS方法引入之后的三个季度里,HCL科技公司的纠纷发生率(一度高居行业之首)显著下降,从20.
4%降到17.
2%b.
同时,销售额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Hill,Khanna,andStecher2007;http://en.
wikipedia.
org/wiki/HCL_Technologies;http://www.
businessweek.
com/magazine/content/07_47/b4059064.
htmcampaign_id=rss_null;andhttp://www.
globalservicesmedia.
com/Content/general200705211097.
asp.
a.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HCL_Technologies.
b.
"TheEmployeeisAlwaysRight,"BusinessWeek,November19,2007.
充分利用《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已经为雇主提供了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因员工辞职而失去技术机密的风险.
该法的第22条提供了保密协议,给雇员施加了为雇主利益而保守特定商业与技术机密的法律义务.
该法第23条进一步指出雇主可以与雇员达成协议,在一段时间内雇员不得为雇主的竞争对手服务,即"竞业限制",为此雇主将向雇员支付补偿费.
私营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而政府应确保这些法律条款的切实执行.
消除雇主方面对技术机密流失的担心,可以有利于加快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步伐.
57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私营部门与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克服外部市场的制约.
劳动力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利用区域性的以及全国性的研发人才的途径.
然而,中小企业必须要能适应市场条件,以发现并获得其所需的人才.
这可能包括,例如,利用猎头服务,与大学、培训机构与就业中心建立常规的交流渠道,以及通过互联网发布招聘广告等等.
相关服务的充分提供也同样重要.
例如,为了让政府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管理与利用有限的人才供给,一个可能的措施是建立一个机构,譬如公有私营的中小企业技能发展中心(专栏3.
2).
专栏3.
2中小企业技能发展中心的三个使命首先是为中小企业业主和经理提供管理与技术培训,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培训,比如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风险管理、资金筹集、风险资本、知识产权以及技术的商业化等等.

课程应该是市场导向的,由商业培训的专业人士同企业家及经理合作制定.
一个潜在有用的模式是马来西亚的槟城技能发展中心(PSDC).
PSD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
.
.
.
.
参加的企业把它们的资源集中到一起,来规划、设计和实施与当前及长远需要直接相关的全面培训计划.
这使PSDC能够为行业提供性价比最高的培训,同时缩小课堂里所教的技能与工作中所学的技能间的差距.
"38其次是通过与学校、培训机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紧密联系,提供关于各种技能供需情况以及不同工作种类的工资水平的信息.
这一使命主要集中于信息服务,不是猎头服务(这种服务可以由市场提供).
第三是收集与传播关于人才管理及提高创新文化的成功案例,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的案例.
这种传播可以通过中心的培训计划来实现.
资料来源:http://www.
logos-net.
net/ilo/150_base/en/init/mal_5.
htm.
鼓励培训与终生学习.
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培训与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
例如,目前政府提供税收激励以鼓励企业花钱对职工进行培训,但可减税的培训支出有上限,为工资支出的2.
5%39.
考虑到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群体的教育背景以及新企业创立以及扩张的高速度,这个上限显得比较低.
甚至在2004-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表3.
8)所覆盖的大多数企业的培训支出就已经高于工资支出的2.
5%.
虽然超过2.
5%上限的培训支出可以结转到下一年,但是如果大多数企业每年都超过2.
5%的上限,这一条便意义不大.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所显示的高离职率表明,雇主的培训开支有较高的外部性――也就是说,这样的培训惠及员工本人、其他雇主以及社会,而其成本则完全由举办培训的雇主承担――,因此,政府对此进行投资可以获得较高回报.
所以,我们建议政府重新考虑2.
5%上限的合理性.
关于职业教育,政府可以考虑世界银行另外一项研究所提出的建议(专栏3.
3).
38http://www.
logos-net.
net/ilo/150_base/en/init/mal_5.
htm.
3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行条例,第42条,国务院2007年12月通过.
http://www.
gov.
cn/zwgk/2007-12/11/content_830645.
htm58专栏3.
3在中国建立一个终生学习的体系在普及各级教育,提高成年人的识字率,以及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提供培训与再培训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然而,考虑到当今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教育与培训需求,中国需要发展一个更有效的终生学习体系,以应付各种各样的挑战.

为了发展这样一个体系,中国需要政府担当一个新的角色——从教育与培训的主要提供者转变为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有多方面的渠道和多方面的提供者)的总设计师与推动者.
政府需要与私营部门及其它利益相关者者建立紧密合作,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游戏规则并确保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切合实际、效率、以及公平.
建立资格鉴定、资质证明、以及标准方面的系统,以及一个全面的资格认证体系,以保证质量与适用性.
必须认真对待地区及城乡差距加大的问题.
在市场需求变化,就业机会,以及教育与学习提供者(包括国际提供者)的质量、表现及课程方面,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为教育与培训不断增长的需求提供足够的资金.
政府需要更多地关注义务教育,而私营部门可以在高等教育与培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用远程教育的潜力.
当远程教育急速发展的时候,需要更多地关注改善质量,以及社会及劳动力市场的认可.
资料来源:Dahlman,Zeng,Wang,2007促进中小企业同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合作由于规模的局限,中小企业需要从外部吸收信息、知识、诀窍以及技术,建立并加强其技术创新与吸收的能力.
与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合作是中小企业利用现有知识和技术的重要途径.
那么,现在它们合作的情况如何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问题从需求方面方面来看,世界银行中小企业创新调查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回答者在此前几年中与科研院所及高校有服务合同.
此项调查试图了解科研院所和高校执行合同的情况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如何.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和浙江的大多数被调查企业对合同执行与服务质量的评价是"还算可以".
但是,重庆的企业(30-40%选择了"优秀"或"良好")显得比浙江企业(大约25%选择了"优秀"或"良好")更满意,这表明传统工业的企业可能满意程度较低.
59表3.
10重庆、浙江的中小企业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同执行和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合同执行情况服务质量回答重庆浙江总数重庆浙江总数回答总数202156358201155356选择"有这种合同"的比例(%)76.
274.
475.
480.
674.
878.
1"有这种合同"的回答者中(%)很差0.
64.
32.
20.
61.
71.
1差11.
717.
214.
110.
512.
111.
2还算可以45.
551.
748.
157.
461.
259良好33.
818.
12728.
414.
722.
7优秀8.
48.
68.
53.
19.
55.
8备注:问卷的问题是:贵公司与大学和科研院所服务合同的执行情况如何请在相应数字上画圈:0.

没有这种合同;1.
非常差;2.
不大好;3.
还算可以;4.
很好;5.
非常好.
大学和科研院所为贵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请在相应数字上画圈:0.
没有这种服务;1.
非常差;2.
不大好;3.
还算可以;4.
很好;5.
非常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从供给方面看,可获得的数据表明该领域中还存在未被开发的潜力,至少在科研院所是如此.
由于以"推向市场"为方向的事业单位改革(WorldBank,2005),中国的科研院所在过去20年加强了与企业的合作.
但是,总体形势仍令人担忧: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院所投入到"科技项目"的260,242人年的总人力中,只有9.
3%被投入到了"企业委托"类项目,4.
7%被投入到"企业合作"类项目(表3.
1).
就资金投入而言,这两类项目的份额分别为5.
8%与1.
9%.
在"研发项目"――属于"科技项目"的一个类别――中,企业的作用甚至更小.
这表明进一步鼓励知识机构――特别是作为事业单位的科研院所――开展更多的由企业推动的研发活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力.
表3.
11企业在中国的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和研发项目中的地位,2006科研院所项目类别项目总数人力投入(全时当量,人年)科研院所支出(万元)科技项目总数641692602424517195企业委托项目(%)9.
35.
35.
8企业合作项目(%)4.
72.
91.
9其中,研发项目总数422622023603653731企业委托项目(%)4.
33.
53.
4企业合作项目(%)3.
32.
11.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2007,第86、89页.
注:根据科技部官员与本课题组的交流,研发项目包括在科技项目中,企业委托项目可能与企业合作项目有重叠.
60世界银行课题组在浙江省对地方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采访结果,证实了先前研究的发现(Motohashi,2005),即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有关各方对短期利益的重视和机会主义行为.
许多合作不成功的情况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
其一是企业业主过于关注短期效益,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其二是研究者过度关注研究任务所能带来的金钱收入和职称升级.
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可能也妨碍了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更有效合作.
例如,以前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对私营企业(它们大多为中小企业)仍然存在着偏见与歧视,尽管最近已经有所改善,但它们仍然很难与大多为国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正式的合作机制.
另外,现有合同关系的合作方式也缺少长期利益分享的机制,容易产生争执(LiuandXu,2006).
建议为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参与创新网络以获取知识和技能,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一些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措施.
以下是从相关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几个例子.
中小企业获得信息的便利.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开展了一些项目,如基于互联网门户网站的服务,以改善中小企业获得关于创新网络和机会方面的信息.
一个例子是由加拿大工业部于1996年创办的"加拿大战略与创新门户"(Canada'sStrategiesandInnovationPortal),它包括一个综合性的链接,链接到加拿大的各个创新性高校、公立实验室、联邦与市立机构以及企业.
该网站的信息包括商业情报、金融、人力资源、产品开发、市场、知识产权与研究服务,还包括诊断工具以及好几百个与创新相关的主题40.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公共研发平台41,它使得中小企业和其他用户可以使用分散在上海各企业和机构的研发资源.
使用者可以通过电话或网上聊天与公共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交流,然后就会被安排与资源的潜在提供者取得联系.
可以共享的资源包括文献、数据、仪器、检测设备、计量设备、技术专家咨询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
2008年5月,该平台有130,000位注册使用者,其中的30%来自上海以外42.
技术"经纪人"计划.
如果被合理运用,创新经纪人能大大刺激创新性不强的企业启动学习过程,变得更具创新性,还能促进人际沟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企业与知识机构之间的相互学习.
一个有名的范例是挪威的TEFT计划(研究机构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扩散计划),它用技术专员作为经济人(专栏3.
4).
这些专员作为企业分析师、经纪人和中介人,以积极的方式工作来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该计划能够调动较少创新的中小企业,通过网络更多地与研究机构合作,参与联合创新项目.
但是,此类网络的形成是一个需要双方主动发展共同利益并且提高彼此信任的长期过程(OECD,2004).
除了大量的公立科研院所外,中国也有许多技术推广组40http://strategis.
ic.
gc.
ca/engdoc/main.
html41http://www.
sgst.
cn/index.
htm.
42作者对平台管理者的访谈,2008年5月.
61织,如工程中心和生产力中心,它们通常都是事业单位.
政府可以考虑开展经纪人计划的试点,这样的试点应根据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目标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促进科研院所和其他公立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专栏3.
4TEFT技术专员TEFT(研究机构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扩散计划)始于1994年,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项目,目的是通过加强企业与挪威的五个技术研发机构的联系,提高中小企业的研发意识.
与此同时,该计划也试图改革科研院所对中小企业的态度,加强它们对中小企业创新需求的认识.
这项计划覆盖挪威工业所有领域,但是主要针对研发水平低于或等于平均水平的部门以及雇用10-100人的企业.
中小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中介是技术专员.
技术专员是从研发机构来挂职的,他们每人负责一个特定的地区,在中小企业的创新过程中,他们发挥中介、组织者、推动者、或者辅导者的作用.
技术专员经常拜访企业,是企业与TEFT计划的第一联系人.
一个技术项目通常开始于技术专员对企业的评估.
技术专员们与挪威技术研究机构当前所进行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企业与科学家之间牵线搭桥,使得科学家与企业密切合作实施技术项目.
TEFT计划支付项目费用的75%,剩余的25%由企业自己承担.
来自于TEFT的资金支持通常在4,000-13,000欧元之间.
通过这些方法,由技术专员作为中介,TEFT力图降低国家研发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壁垒.
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对TEFT的评估结果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尤其是在技术专员作为中间人方面.
总体而言,由TEFT支持的企业取得了在产品与生产工艺上的显著改善,以及研发密度与能力的增长.
参与TEFT已经产生了以下具体效果:改善现有产品(该计划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支持的企业中的43%),开发了新产品(35%),改善了生产工艺(40%),研发活动增长(41%),以及研发能力提高(59%).
但是,评估也指出该计划对地区发展的重视大于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视.
总体上看,评估结果表明,在企业的需求与研究机构的供给之间的匹配还是比较好的:73%企业认为企业的商业计划与TEFT计划有密切联系,85%的企业认为与TEFT研究者的合作很容易.
资料来源::OECD2004;EC2002;TheScottishGovernment2007;Asheim,BjornTerje;Isaksen,Arne;Nauwelaers,Claire;Todtling,Franz,2003.
中小企业参与公私合作项目.
在政府资助的企业研发计划中,政府为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提供研发拨款,并邀请私营部门在竞争的基础上与公立机构一起参加研发活动.
吸收中小企业参与这样的公私合作项目,对于刺激技术方面的创业精神,帮助中小企业获得知识来源,以及把基于科学的创新网络与研发较少的企业联系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小企业总得说来不怎么利用研发支持体系,研发支持体系经常也不面向中小企业.
所以,针对小企业的政府资助的企业研发计划往往有助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偏见".
借鉴荷兰的经验(专栏3.
5)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可以考虑尝试这种想法.
62专栏3.
5荷兰中小企业的创新代金券在荷兰,政府发给中小企业一种创新代金卷,用于支付公立知识机构如高校和技术推广机构所提供的研究,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应用研究.
代金券的价值最初是7,500欧元.
在2004与2005年,850份代金券分三轮发放.
2006年政府发放了更多的代金券,降低了面值,并要求中小企业最少支付任务费用的三分之一.
研究发现,创新代金券刺激中小企业与公立知识机构一起进行了许多新的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如无代金卷支持企业是不会参与的:80%的代金券被用于如果没有代金券就不会产生的项目,10%被用于不管怎样都会进行的项目,还有10%没有使用.
有些证据显示,在80%一组中,有一些新的项目实际上是将来的任务,但由于代金券,它们被提前执行了.
这些研究还发现了创新代金券在生产过程的完善方面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些代金券对创新的长期作用仍有待于继续研究.
资料来源:OECD,2005b;CPB,2007.
人员流动计划.
这些计划鼓励企业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科研究生或科学家提供实习机会,允许他们在企业工作几个月时间;同时,也支持企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一段时间.
为了支持公立研究机构与私营部门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都已经采用了一些措施来支持这样的短期实习和由企业资助的博士项目(Huang2005).
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企业研究人员(BusinessFellowship)计划,通过该计划,主流机构的学术人员可以花一段时间为企业提供技术或研究上的顾问服务.
有些国家采取措施激励中小企业参与人员流动计划.
丹麦对合作研究给予减税优惠.
在比利时,"第一企业"项目在两年内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不超过80%的工资,支持他们部分时间在一个中小企业工作,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工作,为该企业完成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
要得到"第一企业"项目的资助,研究人员必须在其研究机构工作足够的时间,来保证有从研究机构到企业的知识转移;同时,该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相关领域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并积极投入到为企业进行的创新项目(OECD,2004).
在充分考虑当地情况的前提下,类似的计划可能对中国也同样有用.
与大公司或科研院所相比,中小企业为技术专家提供的工资、福利或职业发展前景显然都不具有吸引力,因此,在提高私营企业创新表现方面,这种人员流动计划很有潜力,值得政府支持.
加强创新服务创新无论是技术创造还是技术的采纳,通常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有多种配套服务.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常需要购买此类服务,以便使创新更有成效和更有效率.
这些服务有很多种,表3.
12提供了一些例子.
63问题和其它服务一样,创新服务的提供也有两个问题:付费和提供.
许多创新服务具有公共物品43的性质,需要政府付费,但多数创新服务可由非政府的机构提供.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来促进私营部门创新服务的发展.

在中国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创新服务提供者.
2004年,在大中城市有大约70,000家不同的创新服务提供机构,雇用了大约120万人.
其中包括1218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和464个孵化器(不包括42个大学高科技园)44.
尽管如此,经验证据还是表明,中国中小企业从这个部门的获益仍远未达到满意的水平.
在前面提到的统计局调查中,企业对各种服务提供者的平均评价都小于3.
5分(在1-5分的范围内,5分最好).
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也证实了这种整体情况,并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
世界银行的调查要求重庆和浙江的被调查企业就11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表3.
12)描述他们自己的情况.
总体而言,浙江的企业对它们周围的创新服务显然更为满意,并更主动地利用它们.
对11种服务选择"还算满意"与"非常满意"浙江企业平均为50.
2%,而这样的重庆企业只有31.
0%.
另外平均只有8.
0%的浙江企业说它们对问题中提到的服务没有需求,而重庆企业此项回答高达20.
9%.
在各种服务提供者当中,法律与专利服务、行业协会服务、以及测试与加工中心的服务获得了两地企业的最高评价.
猎头与孵化器服务得到评价最差,大多由于难以获得.
中国的创新服务总体上不发达,原因显然很复杂.
各个服务行业的技术与经济性质不同,需要专门进行分析.
但是,浙江企业比重庆企业显示出高得多的满意度,说明对其背后的原因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情况很可能是,创新服务的质量与私营部门和市场体系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关.
在这方面,浙江通常都被认为总体发展水平更高一些.
43一项服务如符合两个条件,就是公共物品.
(1)一个消费者消费该服务,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该服务;(2)即使一个消费者不为消费该服务付费,实际上也无法不允许其消费.
44科技部(2006,2008)进一步报告,截至2006年,全部服务提供者当中有1331家生产力促进中心,548个孵化器(不含62个大学高技术园区).
但没有提供2006年全部创新服务机构及其人员的总体数据.
64表3.
12重庆和浙江中小企业对创新服务的满意程度有效回答分布(%)服务或服务供应者地区有效回答总数没有需要难以获得不满意还算满意非常满意重庆19414.
429.
419.
133.
53.
6技术咨询/培训浙江1498.
110.
724.
24314.
1重庆18617.
228.
519.
432.
82.
2信息浙江1496.
715.
424.
840.
312.
8重庆18415.
225.
514.
739.
15.
4测试/加工中心浙江1463.
417.
124.
736.
318.
5重庆18225.
331.
91723.
62.
2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评估与转让浙江14810.
823.
618.
935.
111.
5重庆18913.
216.
915.
347.
17.
4法律与专利浙江1484.
114.
916.
94816.
2重庆17834.
851.
76.
75.
11.
7猎头浙江14610.
338.
415.
821.
214.
4重庆18329.
526.
816.
925.
71.
1融资和投资咨询浙江1478.
81723.
138.
812.
2重庆18526.
543.
21314.
13.
2信用担保浙江14311.
21426.
635.
712.
6重庆18515.
127.
61337.
86.
5行业协会浙江1485.
411.
520.
944.
617.
6重庆18615.
139.
213.
423.
19.
1生产力中心浙江1401030.
71532.
112.
1重庆17323.
753.
26.
99.
86.
4孵化器浙江1358.
944.
411.
921.
513.
3备注:不需要="周围有此类服务但公司没有此类需求";难以获得="周围没有此类服务机构"或者"周围有此类机构但由于服务很难获得,公司从未使用过";不满意="公司使用过此类服务,但结果不令人满意";还算满意="公司使用过此类服务,结果还算满意";非常满意="公司使用过此类服务,而且结果非常之满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
建议虽然每个服务行业都值得专门研究,但政府与私营部门还是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促进那些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的发展,特别是在像重庆这样的内陆地区.
加强政府对公共物品性质的创新服务的支持.
可以允许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来确认哪些服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并在其预算要求中包括为这些服务付费的资金,同时要求它们对结果负责.
然后,大多数这类服务都可以由负责的政府部门与机构通过不同方式从非政府的提供者那里购买.
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办公室或中小企业局资助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从知识产权机构那里购买服务,65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与知识.
地方政府也可以出资,聘用私营实体为某个行业开发技术标准并将其在公共场合公开,具体途径可以是委托相关行业协会来操作此事并拨给其相应预算.
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督与评估体系来检查公共支出的结果.
在对此类公共支出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专门的基金来系统地管理这些支出.
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可能应该不仅为服务付费,而且通过如事业单位这样的公立机构来直接提供服务.
在这方面,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智利的智利基金(专栏3.
6和3.
7)是两个成功的范例.
应该指出,类似于台湾工研院这样的服务机构要发挥其作用,首先必须有很明确的目标――例如探索具有长期潜力的机会和市场.
它们还必须是一个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是基于对现有及相关的资源、能力(技能、基础设施)的准确评估.

它们也应该属于一个弥补现有技能与基础设施及研究的不足的计划的一部分.

专栏3.
6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在台湾的高科技工业发展中,公立技术与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创新的媒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设在新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与电子研究服务组织(ERSO),在发展当地企业技术能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ITRI成立于1973年,现有雇员6,000多人,其中包括将近5,000研发人员(820人有博士学位),每年有5亿美元的工作预算.
其技术重点从高科技的集成电路工业到纺织工业,其在工厂自动化与先进材料方面的成果已经应用于传统工业.
ITRI协调多方的企业联合体:例如,成立于1993年的台湾新个人电脑联盟(TNPC)由31个企业组成,其中包括IBM、苹果电脑及摩托罗拉.
该联盟的目标是"将信息技术产业各个方面的企业集合起来,明确集中于将新的PowerPC技术转化、吸收、并普及到一系列的涵盖电脑、软件、外围设备、以及如多媒体等的应用产品.
(MathewsandPoon,1995,pp.
43–58).
"TNPC背后的动议来自于ITRI下属的计算机与通讯实验室.
ITRI作为中介发挥作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996年在新竹市新建的研发大楼中进行"开放实验室计划".
开放实验室计划主要为ITRI研究员与地方企业合作研发提供空间与设施,以及为企业孵化、会议、和培训设施提供所需的空间.
孵化中的企业收到"成套的"经营与管理咨询、财务与法律援助、以及办公与后勤支持.
要进入企业孵化器的企业其经营计划必须得到正式批准.
此类咨询活动由政府提供补贴.
资料来源:DodgsonandKastelle,2006MattewsandPoon,1995.
66专栏3.
7智利基金——利用技术与推动创新的开路先锋智利基金创立于1976年,是一个由私人拥有的、非营利性的技术中心,其任务是通过技术转让,发展创新企业及项目.
基金的使命是推动商品与服务的创新以及技术转让,为智利提供经济附加值.
它通过在自己创立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利用全球一流的技术,改善重要经济部门的技术状况.
它的技术转让机制包括:(i)为产品与工艺创新进行的研发和国外技术的改进;(ii)推动"竞争前横向技术联合体";(iii)到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推广与普及;(iv)体制创新(针对降低交易费用、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市场开发、以及为体制发育进行公私合作).

智利基金致力于发现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所必需的"缺失环节".
这些集群包括农业综合企业、海运业、旅游业(农业/生态)、林业、以及木材加工部门.
基金还在支持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方面运用了"缺失环节"的概念.
智利基金在通过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孵化新企业方面非常成功.
截至1999年,它已创办了36个此类新企业,有17个已经出售.
6个领先企业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基金成立以来的总成本.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4年支持计量、标准、测试、及质量(MSTQ)方面的服务.
标准与质量与创新及生产率紧密相连.
由国家MSTQ系统支持的质量标准能够促进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及贸易,具体途径是改善信息传播、允许客户差别化,从而提高质量并增加竞争力.
标准中包含着技术,它是一个技术传播和生产率提高的途径(Dutz,2007).
中国的MSTQ系统(由国家计量科学院作为代表)主要是由事业单位组成.
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强化这一系统对私营中小企业能力建设的推动作用:检查所有MSTQ项目的执行情况,包括其治理、管理结构及其成效——目的是改善经营效率,使多个部门支持的项目能产生最大协同作用.
提高行业对MSTQ服务的意识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包括通过改善与行业组织的互动,以及对中小企业使用MSTQ服务与获得国家和ISO认证的激励机制(例如,配套的拨款).
增加对计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与人力支持,鼓励私营机构参与测试与认证实验室.
许多公立的认证与测试实验室可以私有化,或者至少由私人经营管理.
鼓励中国科学家与MSTQ的人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加国际技术委员会、工作组、讲习班、及研讨会.
67改革行业协会.
在促进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为其会员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方面(比如信息服务、政策与技术咨询、组织贸易与投资机会、以及培训),行业协会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行业协会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没有什么自主权.
为了完全释放行业协会的潜力,使之能够更好地为私营部门的需要服务,中国需要将行业协会转变为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例如,通过允许企业自由创立行业协会并选举其管理人员.
某些政策激励,例如税收优惠和面向非营利组织的竞争性的补助金,应该适用于行业协会.
政府还可以鼓励针对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各种培训,让他们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行业协会方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专栏3.
8).
专栏3.
8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是代表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主要行业协会,由五家微电子创新企业于1977年创办,联合了95家企业,占美国半导体生产(800亿美元)的85%以上.
SIA通过一个企业领导人的网络和一系列工作委员会,致力于提高其会员和它们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SIA有10个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会员企业和行业在贸易、技术、公共政策、职业安全与健康、环境问题、行业统计、政府采购以及其他行业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关切.

SIA也为其会员直接提供服务,具体包括:(i)帮助企业教育和招聘高技能的劳动力;(ii)提供半导体技术方面咨询服务;(iii)促进公平与开放的贸易;(iv)生产设施方面,帮助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v)帮助保护环境;(vi)跟踪并发布市场趋势的统计信息;(vii)提供市场研究与政策咨询服务;(viii)为成员企业组织贸易与投资活动.
资料来源:http://www.
sia-online.
org/home.
cfm结论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执行者.
然而,将来中国在技术追赶方面的成功可能将更多依靠其私营部门的能力.
过去十年,新企业的不断创办推动了中国私营部门的高速起飞.
现在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是年轻的中小企业,由经验不足的业主与经理来管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为了让私营部门在中国的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2006年末至2007年初进行的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提供了关于两个地区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特征的信息:一个是西南城市重庆,样本企业更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另一个是沿海省份浙江,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
两地企业既有一些共同特征,也存在差异(表3.
13).
68表3.
13重庆、浙江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特征:小结维度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为什么创新开发新市场与新产品.
浙江企业强调更多的是改善现有产品、降低成本、以及执行相关规定和标准.
怎样创新建设自己的研发队伍.
浙江企业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如与供应商、客户、竞争者的合作,以及购并其他企业.
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技术咨询是主要方式.
联合研究对重庆企业更为重要,而培训对浙江企业更重要.
经历的困难人才短缺.
重庆企业更多的受经济因素的困扰,如资金与市场需求不足,而浙江企业更多的困难在于技术能力.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受到广泛关注的人才短缺显然是私营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
但对此需要加以谨慎的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这可能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欠缺相关.
因此,私营企业与政府需要更多地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改善,可以考虑以下措施: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从执行《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规定开始.
利用《劳动合同法》中的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的手段,保护技术机密不被辞职的研发人员泄漏.
利用相关服务,更好的适应市场环境.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以创立中小企业技术发展中心,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1)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管理与技术培训,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培训;(2)利用与学校、培训机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紧密联系,提供各种技能供需情况以及不同种类工作的工资情况的信息;(3)收集与传播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及提高企业创新文化的成功案例,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内部的经验.
加强对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包括对可用于减税的企业培训支出上限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界定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除了人力资源管理之外,通过促进中小企业与知识机构的合作以及提高创新服务水平,也可以改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政府可以考虑采取针对中小企业的措施来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网络.
这可以包括效仿挪威TEFT模式的创新经纪人计划,借鉴荷兰经验而设计的创新代金券计划,以及类似于英国企业研究人员计划的人员流动计划.
69政府还可以采取专门针对特定行业的措施来促进创新服务的发展.
尤其是,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那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创新服务的支持,加速行业协会的改革.
70第四章强化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采用、改进还是创造新技术,创新活动都需要融资.
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的融资显然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领域.
例如,前一章提到,参与世界银行中国中小企业调查的企业把"缺少资金"列为创新活动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创新融资不只是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它同样也关系到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投资者的要求下得到改进,就可以提高创新活动的绩效.
企业可以通过内源融资或外源融资两种途径为创新活动融资.
外源融资通常在创新活动的商业化阶段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早期技术开发阶段,发达经济体的证据表明,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通常运用内源融资和非正式融资.
表4.
1提供了不同阶段创新融资的基本架构.
该表说明,随着企业的创新活动进入不同阶段――从发明到企业和产品的出售――所使用的融资方式也会变化,而正式的金融机构,如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银行,通常不介入创新活动初期的融资.
表4.
1创新的不同阶段所使用的融资类型的基本架构创新阶段自有资金/朋友和家人天使投资者/种子基金政府项目公司投资(保留利润)风险投资私募股权银行/投资银行发明/研发阶段√√√√商业计划/市场定位√√√√试生产√√√√市场营销和分销√√完全商业化√√市场扩张和逐步渗透√√企业或产品的出售√√资料来源:根据Goldberg,2004整理企业在给市场带来新发明的初创期或早期阶段通常面临较大的筹资困难.
这样的早期资金缺口在新兴市场尤为突出,因为新兴市场中能提供各种形式的风险投资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其早期技术开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企业的自有资金和政府项目(比如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进行融资的(图4.
1).
内源融资克服了创新质量、潜在市场应用和商业化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内源融资只能在企业拥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运用.
政府融资有很多的形式,但主要是拨款.
由于政府项目的公共政策性质,风险的不对称性和收益潜力不一定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在美国,早期融资的另外一个主要提供者是天使投资者.
天使投资者通常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对自己已经成功71的领域的早期技术开发项目进行投资,他们往往在所投资企业的商业运营和管理方面参与很多.
在美国,金融机构很少为早期技术开发提供风险资本——2002年,风险投资企业只提供了全部早期技术开发资金的4%(AuerswaldandBranscomb2003).
图4.
1美国早期技术开发的资金来源,2002(%)34%34%25%4%3%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未分配利润)联邦和政府天使投资者风险资本基金大学资料来源:Auerswald,Branscomb,2003.
当企业家和企业从早期技术开发向商业化阶段迈进时,仍有几个因素使融资成为一个独特的问题:由于不能获取发明或创新所产生的全部利润而带来的低预期回报、与项目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部分管理人员过于乐观和未经考验的能力(其中大多数可能没有任何有形资产或成功记录)(Hall,2005).
这些风险有些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补贴、或税收优惠得到缓解,但在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所要求的回报与外部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有时候很大的鸿沟(Hall,2005,第3页).
创新所面对的各种风险――无论是觉察到的还是实际存在的――使得创新融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外部风险资本,即由外部投资者提供的、愿意并且能够接受技术采用、改进和创造过程中的高风险的资本.
也正是在这个环节,风险投资可以填补初创企业和创新企业早期风险资本的缺口或"鸿沟".
当然,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风险投资不可能完全填补创新企业的融资缺口.

然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在鼓励创新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创新的商业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风险投资通过很多方式发挥其作用:由专家挑选的投资项目,对所投资企业提供专家意见,在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提供协助,为企业与其潜在客户之间牵线搭桥,为企业提供有效率的长期融资,以及从投入到退72出一直进行的全过程的绩效监测(LernerandWatson,2007).
国际经验也表明,试图对早期的和新的创新企业进行促进的政府通常都会干预风险投资领域.

本章(部分取自Mackenzie,2007)考察中国正在兴起的本土风险投资行业,目的在于探索一种促进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方式,以支持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战略的实施.
本章重点关注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
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风险投资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从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统治者就通过提供风险资金来支持探索(和以后的殖民化)世界上的许多地方45.
现代风险投资出现在1958年,当时美国建立了许多有政府背景的小企业投资公司.
此后60-70年代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得到发展(LakeandLake,2000,p6).
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经历了数个周期,最近一次繁荣从2001年开始.
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其成功依赖于周围的一个"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中有很多要素,其中的四个特别重要——结构,筹资,管理,退出.
风险投资的结构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是一个独立管理的、由来自机构和个人的资金组成的资金池,通常由一个风险投资企业来管理.
风险投资企业通常把基金的资金投资于企业,支持它们在以下四个基本阶段的发展:(1)种子期或初创期;(2)成长期;(3)业务扩展期;(4)后期活动46.
这样的投资基本上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在其中,风险投资企业分担风险、分享回报并提供咨询意见和专家援助.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市场,所以这个行业的法律形式是根据美国经验而形成的.
尽管各国有些不同,但风险投资企业的基本法律形式通常是一种期限固定的投资工具,其中包括普通合伙人,或简称"GP"(管理公司,负有无限责任)和有限合伙人,或简称"LP"(投资者,负有有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管理公司)管理合伙关系,收取管理费(通常是2%)以及不超过20%的利润(有时也称为"附带权益(carriedinterest)").
有限合伙人从投资中获得收入、资本收益及投资税收优惠47.
这个收费结构有利于统一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同时以最低经营成本运行基金.
45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492年西班牙Ferdinand国王和Isabella王后为哥伦布的美洲航海和探险提供了主要资金,其回报是旅途收获的财宝、土地和收入.
46种子基金用于为最初产品研发和想法的商业潜力评估提供融资.
类似的,初创资金帮助企业开始其产品的生产、营销和销售.
早期成长资金是指为扩张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分销能力,以及资助进一步的研发所需的额外资金.
扩张资金帮助企业扩大产品销售,后期资金用于业务买卖和进一步扩张.
来源:普华永道"金钱树报告,"https://www.
pwcmoneytree.
com/MTPublic/ns/nav.
jsppage=definitions#stage.
47定义源自欧洲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协会,"释义,"http://www.
evca.
com/html/PE_industry/glossary.
asp.
73有限合伙人一般投资于基金但不知道这些基金将被投资于哪些公司组合(该基金因此被称为一个"盲池"),他们不参加投资决策过程或基金的运作.
普通合伙人通常对他们的投资组合公司有实际或有效的控制,擅长于"寻找、分析、投资、管理和退出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都是私人公司"(LakeandLake,2000,p10).
普通合伙人通常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医疗保健等)、市场(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或投资阶段(如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等)具有专业知识.
合伙关系是一种封闭式基金,通常为期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基金的投资基本上是锁定的和非流动性的(虽然在技术上,投资者可以出售其在合伙关系中的权益).
有限合伙制这样一种风险投资所特有的企业形式的出现,是由于有必要平衡投资者的利益,激励风险投资企业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回报,同时限制风险投资企业使之远离不适当的冒险行为或与投资者的目标冲突的活动.
按定义,风险投资基金就是要投资于高风险和非流动性的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许多年才能带来盈利能力和高流动性.
所以,风险投资企业需要时间和自由度来按这种方式投资,不能受到来自投资者的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但仍然有为投资者创造中期至长期利润的压力.
因此,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被认为不是最理想的模式,因为这些公司的生命期通常都是无期限的,公司最终由投资者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而控制.
(GompersandLerner,1999;andLerner,2000).
最后,有限合伙制还有一些好处,比如税收效率,因为通常有限合伙制企业不是纳税实体——基金产生的利润不是在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层面上被征税,而是回流到每个投资者那里,他们再按各自的实际情况来纳税.
这样就可避免对利润的双重征税.
世界上有若干司法管辖区的公司法和税法对投资者比较有利,这些地方因此成为注册设立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企业比较多的地方,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开曼群岛.
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企业是一种中介,其资金来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后者有时被称为"家庭办公室").
机构投资者可以包括养老基金、银行、投资基金和其他专门的金融机构.
此外,一些公司或金融机构也建立有自己的风险投资工具,但在风险投资行业只占一个非常小的份额.
在美国和西欧等多数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在风险投资方面已有数十年的经验,已经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投资资金池,但由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它通常只占很小比重.
风险投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长的期限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
例如,在美国,大多数大型机构投资者现在倾向于将他们的总资产的5-15%分配在一些另类(alternative)投资领域,主要包括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

在欧洲,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25%的资金来自养老基金,其次是银行(1674%)、其他基金(13%)和保险公司(10%).
风险投资行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欧洲内部(63.
4%)48.
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中的角色风险投资企业的运作需要在相关法律规定支持下,适当设计被投资公司和投资项目的结构,使风险投资基金的利益与被投资公司的利益一致起来.
风险投资企业投资的基本情形是,一个小的企业家团队有一个新的技术或想法,围绕这一技术或想法,可以开发出一个新的生意,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
风险投资基金为这个项目所吸引,提供一些初始股权投资和专业知识来协助开发这种技术或想法并将其商业化.
成功的风险投资企业通常拥有一批有创业经验、行业经验、或有其他特长来直接协助被投资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如前面提到的,风险投资企业基本上是被投资公司的商业伙伴,通常会深度参与被投资公司的决策,包括管理层的雇用和解雇,以及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风险投资企业在被投资公司的战略规划以及其他一些业务领域,如产品开发、分销和营销通常也有很深的参与.
风险投资企业带来的另一项有价值的技能是它们的关系网络,这有助于被投资公司与其供应商或买家以及可以为下一阶段发展提供资金的其他投资者建立联系(Dotzler,2001).
因此,风险投资业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种本地化的生意,因为风险投资企业必须对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和市场有深入的知识,才能为该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增加足够的价值.
风险投资基金通常投资于专门类别的股份并附带众多的限制和条件,以保证投资者拥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权与控制权,如果被投资公司的团队和投资者持有相同类别的股份,这些优先权和控制权是不会存在的.
这种优先地位的原因在于投资于创新性行业所带来的高风险,包括缺乏经营理念未经检验,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被投资公司资产不足.
一般来说,在一个典型的依赖风险投资的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结构会不断变化,这就需要一个非常灵活的监管环境.

退出:风险资本投资的实现对投资者来说,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和和高回报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长期的投资工具.
如果投资成功,风险投资的退出策略一般分为四类:(1)首次公开发行(IPO):被投资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将股票出售给公众,(2)合并和收购(M&A):股份出售给第三方,通常是一个战略投资者,(3)回购:公司的管理层从风险投资基金那里购回该公司的股票,(4)出售给一个财务48欧洲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协会,"2007年初步活动数据,"http://www.
evca.
eu/uploadedFiles/Home/Knowledge_Center/EVCA_Research/Latest_Data/Activity_Slides_Preliminary2007.
ppt.
注:2007年欧洲风险投资仅占全部私募基金投资的8.
4%.
此外,欧盟以外最大投资者为美国,在欧洲2007年新增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中占26.
4%.
75投资者.
当然,如果投资是失败的,情况则不同,投资者退出的常规路线是注销等.
首次公开发行一般是一种比较有利可图的退出机制,但要出售的公司必须满足许多先决条件,例如长期稳定性、持续的盈利能力、良好的现金流量、强大的客户基础、庞大的市场份额、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高素质的管理层.
最近对美国风险投资基金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投资存续期间,首选的退出路径平均变化1-3次(CenterforPrivateEquityandEntrepreneurship2005).
然而,在风险投资业最大且最成熟的美国,出售给战略投资者是绝大部分风险投资企业首选的退出路径,特别是在投资的早期.
尽管2007年风险投资支持的首次公开发行平均规模是1.
2亿美元,大于通过并购退出的数额(7800万美元),但是通过并购退出的企业是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数目的3.
5倍.
此外,并购退出占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支持的退出总金额的70%(NationalVCAssociation2007).
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
与此相比,亚洲新兴市场的情况似乎是恰好相反,首次公开发行在退出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
例如,2007年,亚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退出总数中有78%采取的是首次公开发行(CentreforAsiaPrivateEquityResearch.
2007).
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亚洲并购环境的不发达和股票市场的快速成长.
风险投资的投资失败率相当高,按一些估计,可以高达40%(ErnstandYoungVentureCapitalAdvisoryGroup2006).
美国的一个风险投资基金估计,被投资公司组合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1/3的公司失败,1/3业绩低于预期,1/3符合预期并能获得5倍于原投资的回报率(UnionSquareVentures.
2007).
因此,风险投资基金必须形成较大的项目流量,并从成功的被投资公司获得高回报.
尽管失败率较高,但整个行业的回报还是高于基准股票指数.
截至2007年底,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可以提供的十年期年回报率为18.
3%,种子期/初创期基金的回报率为35.
5%.
与此相比,纳斯达克的回报率为5.
3%,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为4.
2%(NationalVCAssociation2008).
为了追求如此高的回报率,风险投资基金倾向于投入到特定区域的创新集群或有特别高增长潜力的行业.

2007年在美国,生命科学产业(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吸纳了全部风险投资的31%,其次是软件业(18%)和能源业(9%).
风险投资也倾向于集中在那些高新科技经济活动集中的特定区域,例如,美国2007年全部风险投资的34%集中在硅谷(加利福尼亚),22%在新英格兰,7%在圣迭哥地区(NationalVCAssociation2007).
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业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
1984年政府就意识到了风险投资的重要性,1985年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成立(由政府投资,1997年关闭)(Bottelier,2004).
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深圳首次成立了风险投资企业后,各级政府直接投资进入风险投资企业,成为其76中的大股东,或直接投资于初创的高科技企业.
2006年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筹集的资金中有37.
2%来自政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图4.
2).
77图4.
2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16.
40%17.
50%3.
30%4.
20%30.
50%7.
50%2.
50%4.
80%5.
70%7.
50%政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上市公司其他企业银行证卷/信托公司个人外资其他资料来源王元,王伟中,梁桂;2007.
政府发起的风险投资基金通常以特定工业部门或是特定类型公司为目标,如中小企业.
这类基金的一个例子是由原信息产业部发起的国家电子与信息技术发展基金(简称IT基金).
这一基金对高成长性、技术密集型的IT行业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到2006年底,IT基金已经在24个项目中投资2.
66亿元,8年的总回报率达到86%,股权总价值达到4.
97亿元49.
IT基金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是对中国中星微电子公司――一家位于北京中关村的由归国留学人员创办的小型集成电路企业――的投资.
IT基金对该公司投入了1000万元,持有其12%的股权.
信息产业部通过IT基金要求该公司发展中国的数字化微型芯片产业并设计商业化的产品.
到2006年底,中星微电子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多媒体处理器的生产商,有超过1亿的芯片在16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中星微电子公司于2005年11月15日在纳斯达克上市.
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或者发起不同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或者投资于私营部门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不是直接投入高技术企业),来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进入高科技公司.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10亿人民币,为第一轮),上海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10亿元人民币来自当地政府,10亿元人民币来自其他来源).
同时,财政部在2007年年初从财政预算中批准了一项1亿元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着眼于发展一个强有力的本土风险投资业.
这个政府风险投资基金被认为是仿效了以色列的Yozma基金50,并且被设计成为一种"母基金"以投资于其49源自2007年2月7日,信息产业部新闻发布会50Yozma集团的更多信息,见http://www.
yozma.
com/overview/.
78他风险投资基金而非直接投资于公司,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私人风险投资进入发展初期的高新技术企业.
到目前,该基金还没有进行任何投资.
由于在公开信息渠道很难找到足够信息说明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在风险投资行业的直接作用,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无法确认数据的可靠性,也无法评估政府干预措施的成效.

2007年7月6日,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详细阐述了政府在风险投资行业扮演的角色,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风险投资企业或目标企业(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来支持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一个操作框架.
按目前理解,这个"暂行办法"适用于各级政府.
该文件涵盖了"引导基金"的目标资金、投资要求和组织结构156.
通过引导基金,政府将引导和推动风险投资企业对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
引导基金可以投资于风险投资基金,也可以直接投入目标公司.
引导基金的资本由中央政府拨给,所投入的风险投资企业的资本金应在1亿元以上.
引导基金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投资:(i)阶段持股.
对创业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ii)跟进投资.
对创业投资机构选定投资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iii)风险补助.
对已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予以一定的补助;(iv)投资保障.
对创业投资机构确定的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基金对"辅导企业"给予投资前及投资后资助.
此暂行办法的颁布,促使各级政府在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组织了一系列广泛的活动.
国外风险投资基金的进入早期历史和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之初,政府占主导地位.

虽然目前政府在本土风险投资行业中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但外国风险投资企业已经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风险投资活动.
1992年,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基金由国际数据集团(IDG)在中国设立.
到2007年,按价值计算,外资风险投资基金占新基金投资的82%,而本土风险投资基金只占13%(表4.
2).
不过,由于2007年新筹集基金有29家外资基金和25家本土基金,外资新基金的平均规模是本土基金的5倍多.
156资料来源:Hogan&Hartson,中国最新报道,2007年6月http://www.
hhlaw.
com/files/Publication/40e685cc-28b8-4207-97d5-024fa8b2d82f/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0b93210b-18ac-4305-adbe-375c3ab03bde/ChinaUpdate_July2007.
pdf.
79表4.
2在中国新筹集的风险投资基金数目及其资本额,外资和本土,2007资本额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新基金数目总额(百万美元)基金平均规模(百万美元)占总额的比例(%)本土251,106.
2144.
2513外资296,886.
72237.
4782合资4437.
71109.
435合计588,430.
64145.
36100资料来源:Zero2IPO,2007外资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的投资也比本土基金更活跃(表4.
3)在2007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所进行的新投资总额中,外资基金占了89%.
本土基金的平均项目投资规模相当于外资基金投资规模的三分之一.
合资基金的平均投资规模与外资基金相当.
表4.
32007年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风险投资基金来源投资项目数金额(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平均金额(百万美元)占总金额的比重(%)本土87290.
533.
348外资3173178.
6810.
0389合资11119.
6110.
873合计4153,588.
828.
65100资料来源:Zero2IPO,2007这些差别部分地构成了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外资模式和本土模式的双重结构(图4.
3).
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在外资模式中,除了最终的经营公司外,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海外,而本土模式中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中国国内.
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风险投资基金对海外控股公司的投资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被用来向最终的经营公司投资,也就是说,这些资金确实流进了中国.
80图4.
3双重风险投资结构资料来源:Mackenzie,Davin,2007.
外资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已投资了一些成功的创新性公司,这些公司均是由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创建的.
这些公司中的部分企业在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大部分仍聚焦在国内市场,因为其大部分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
所有风险投资企业的投资均是通过境外注册的控股公司进行的.
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外注册,投入这些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都来自国外.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投资企业的员工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所有这些成功的公司都在股票市场上市,不过在每一个案例中,上市的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实体而是境外的控股公司,上市的交易所也不是在中国上风险投资的外资模式和本土模式国外国内离岸在岸机构投资者或家庭办公室风险投资基金单个投资的持股公司单个投资的运营公司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股票市场或策略/财务购买风险投资基金单个投资的持股公司单个投资的运营公司股票市场或策略/财务购买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机构投资者或者家庭办公室81市而是在美国,多数都是在纳斯达克.
所以,虽然这些公司的业务都发生在中国,但风险投资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发生在海外.
(Mackenzie,2007).
当前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态用所管理的资产来衡量,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在五年里已经增长了150%,从2003年的113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超过280亿美元(表4.
4).
在这段时期内,投资额年平均增长47%,投资项目数量年平均增长20%.
风险投资企业的数量增加约80%,从166家增加到298家,其中2005年新成立企业最多.
每年的投资项目数提高了150%,从2003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415,并且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从450万美元增加到870万美元.
表4.
4中国风险投资的特征特征20032004200520062007绝对水平投资项目数164194298362415投资额(百万美元)746.
2873.
61,430.
42,181.
43,588.
8平均规模(百万美元)4.
64.
54.
868.
7风险投资企业数量166183256278298所管理的资本(百万美元)11,31011,87017,21020,04228,043变动(%)投资项目数-818542115投资额4017645365平均规模52-172644风险投资企业数量9104097所管理的资本85451640资料来源:Zero2IPO,"中国风险投资年报2007"http://www.
zero2ipo.
com.
hk/research/reports.
aspReportType=1.
就投资目标而言,大多数项目都投资于企业的扩张阶段.
2007年的415项新投资中,142项投资于业务扩张,占投资总额的34%(表4.
5).
发展阶段的投资居于第二位.
不过,早期阶段的投资仍然占了2007年投资项目总数的22%.
82表4.
5中国的风险投资,按企业发展阶段,2007投资阶段投资项目数量占总数量比例(%)投资总额(百万美元)占总额比例(%)投资平均规模(百万美元)早期9122278.
9583.
07发展期163391,160.
83327.
12扩张期142341,935.
555413.
63盈利期195213.
49611.
24合计4151003,588.
821008.
65资料来源:Zero2IPO,2007成长中的中国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的实现开辟了一个国内退出渠道.
2007年IPO占所有投资退出的88%,并购以12%位居第二位,这与2006年IPO数量占所有投资退出的43%相比有巨大变化(表4.
6).
这大部分归结于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如非流通股改革进程)157带给国内资本市场的信心和迅猛成长.
尽管从2006年到2007年,风险投资退出只增长了10%,通过国内IPO退出却增长了250%,并购则收缩了68%,风险投资行业的退出策略在一年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表4.
6中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数量,按方式,2006-07方式20062007变化(%)IPO4396123国内1035250国外336185并购4113-68其他150-100合计9910910资料来源:Zero2IPO,2007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的推出.
尽管在起步阶段它并不稳定,但由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它的业绩也随之上涨.

2004年底,深圳中小企业板有38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410亿元,到2007年底,上市公司数达到202家,总市值达1.
1万亿元.
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4倍,市值增加了25倍158.
增加的上市公司中包括十几家由地方风险投资公司支持的企业.
由IDG支持的YDSOFT公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第一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由国外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的企业159.
有10家由本土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的私人公司于2006年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但它们在2006年由风险投资支持的IPO总数中只占23%,其余都在国外市场发生.
然而2007年这个比例有所提高,157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后遗症是,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很大一部分股权由政府或政府所有的企业持有,且不可流通——2004年超过60%的A股是不可流通的.
中国证监会有效推出了一个方案,达成了"3换10"的交易,既非流通股股东将其持有的每10股中的3股无偿支付给流通股股东.
非流通股改革进程于2006年结束.
158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
szse.
cn/main/en/SMEBoard/smeboarddata/.
159Zero2IPO,http://www.
zero2ipo.
com.
hk/china_this_week/detail.
aspid=4516.
83在风险投资支持的全部IPO中,有36%(96家中的35家)在国内市场进行(Zero2IPO,2007).
风险投资业的最后一个特征指标是财务业绩.
但由于可获得的测量指标并不十分精确和标准,因此要准确估计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实际绩效比较困难.
看起来,那些在国际和国内交易所上市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对投资者的回报最高,有些IPO的回报是初始投资的很多倍(例如4到10倍),而美国约为5倍.
但是,单个投资的失败率也相对较高,有些估计认为可能占所有投资的60%(美国为20-40%)(王元,王伟中,梁桂;2007).
因此,中国的风险投资活动的特点看来是高回报和高风险并存.
强化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尽管风险投资业在中国正快速进步和成长,但它还面临着很多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中国完全实现其发展创新型行业的潜能.
特别是,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外,本土风险投资基金仍处于发展初期,并受制于一系列困难.
外资风险投资基金的经验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中国并不缺乏值得进行风险投资的创新、理念和产品.
通过强化生态系统的建设――特别是以下四个方面:结构、筹资、管理和退出――本土风险投资业可以有长足的发展.

试验风险资本的新结构问题.
目前在中国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很大的障碍.
过去三年中国的公司法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专栏4.
1).
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以及随后的监管法规的出台,为以有限合伙制的形式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消除了法律方面的障碍.
据报道,已经有几家基金按新的法律形式设立160,这有助于检验该种新结构.
然而,由于法律修订后的时间太短,目前按新法律设立的基金还太少.
因此,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要建立一批基金来带动本土模式的出现.

160据报道,第一和第二家以有限合伙人形式建立起来的风险投资企业在深圳成立,见http://dycj.
ynet.
com/article.
jspoid=25292037;在浙江省温州市,以有限合伙人形式建立的私人实体公司,东海创投,于2007年8月成立.
公司的合作伙伴是前证监会的一名官员,所有的有限合伙人都是温州的私营企业家,见http://finance.
sina.
com.
cn/chanjing/b/20070827/02173917478.
shtml84专栏4.
1中国合伙企业法的最新改革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合伙企业法》,并从2007年6月1日生效.
该法对1997年的《合伙企业法》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对风险投资行业有深远影响.
2007版的《合伙企业法》鼓励下列创新:有两种类型合伙人的有限合伙制,即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结转"的税务处理――即,有限合伙企业不是一个纳税主体,利润和亏损结转给单个投资者;法人可以作为投资者;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也被允许投资于国内有限合伙制企业.

同样在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收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51.
该文件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一定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有助于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企业的应税范围问题.
资料来源:Mackenzie,Davin,2007建议.
与机构投资者密切合作,政府可以对按照新《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第一批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进行评估,找出需要在法律和政策方面采取行动来弥补的漏洞和不足.
一旦发现了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基金的缺陷时,就应当通过新的法规来加以解决.
扩大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潜在资金来源,如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成长.
中国银行体系的规模众所周知,金融机构在2007年底的存款总额超过40.
1万亿元(PBOC,2007).
相对较新的投资基金行业在规模上相对较小,2007年底管理的资产约为3.
1万亿元(CSRC,2008).
尽管中国的养老基金体制仍然处于发展时期(而且中国基本上没有私人基金会或者捐赠机构),但现有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资产已经非常巨大.
而且,从各个方面看,这些合同储蓄资金池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进一步增长,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池行列.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现在已经拥有3000亿元的资产161.
估计地方政府养老基金的总资产大约为8000亿元人民币162.
最后,2007年年中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2.
5万亿元52.
51http://law.
baidu.
com/pages/chinalawinfo/8/83/3bddcf4943a16e8ad7924fbe7c8396de_0.
html.
161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在JPMorgan中国会议上的演讲,北京,2007年4月26日162"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2月5日,52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
circ.
gov.
cn.
85然而,这些资金并没有进入风险投资行业.
如图4.
2所示,本土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或者机构投资者那里得到资金.
总资金中只有7.
5%来自银行,2.
4%来自信托公司.
关于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金,问题在于投资政策而且非常简单:现在中国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都不允许投资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也就是说,对这些资产类别,它们划分的资金比例为零163.
如果不允许国内长期资本的主要持有者投资于风险投资基金,要发展本土风险投资业显然是很困难的.
不仅监管存在问题,即使没有这些监管规则,市场上也有一种普遍感觉,认为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不善,这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类资产类别的负面看法.
通常更加保守的投资者,如银行,受这些负面看法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至于家庭办公室、基金会和捐赠机构这些类型的职业投资者在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出现.

建议.
这个领域改革的主要目标应是两方面:一是允许中国已经存在但还不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向本土风险资本基金投资;二是促进其他长期导向的投资者的形成,例如家庭办公室、基金会和捐赠机构.
长期看,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银行可能会日益成为一个真正兴旺的本土风险投资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在风险投资业成功的国家已有先例,这些机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以寻求长期的高回报,同时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
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风险投资基金时,会要求得到一个合适的按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同时保证不把基金的本金置于不适当的风险之下.
因此,在中国,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敞口所施加的严厉管制将不利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政府应当考虑采取政策措施,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
由于风险投资的风险比较高,金融监管当局可能更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
第一步应当是制定一个短期和中期的行动规划,为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一个路线图.
首先要做的可以是就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更宽泛的另类资产(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或风险资本)建立新的审慎规则.
在与市场参与者协商的基础上,这些规则确定对这些另类资产类别投资的敞口限额和风险权重.
164作为渐进过程中的一部分,监管当局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标准,先选定一些金融机构进行此类投资的试点.
监管当局也可仅允许此类机构投资于已经设立的外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
这些基金既可以是投资于国内的,也可以是投资于国外的,这样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使监管当局更放心.
这样做可以使得这些机构增加此类资产投资的经验并学会如何选择基金经理.
163全国社保基金受国务院领导,向其报告,出现两宗特例.
最重要的是其对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向天津地区项目投资的新建基金)的大规模投资.
这一投资有很强的政治背景,其他投资者均为大型国有企业和机构.
基金尚未开始投资.
另一特例是中国-比利时直接投资基金,同样是政治驱动的基金.

164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设定机构总资产中投资于另类资产(包括风险投资)的最高比例,设定到位资本和储备的最高比例,设定被投资基金的股权的最高比例,和/或几种方式的结合.
监管指引应当明确这些限额限制,并对被监管金融机构此类资产的估值、分类、风险度量和审批批准过程加以明确.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美联储银行设计了"银行投资风险资本基金的谨慎性原则"(http://rbidocs.
rbi.
org.
in/rdocs/content/PDFs/72128.
pdf),新加坡货币监管当局设计了"银行对私募基金和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告".
86另一个步骤可以是允许机构投资者支持那些愿意建立以人民币计价并在中国注册设立的外国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人.
这能够使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方面积累经验,而不必承担由新的基金经理带来的过度风险.
此后可以从风险、绩效和其他方面对投资过程进行评价,如果合适,监管当局可上调限额.
同时,金融监管当局也可研究如何监管对另类资产类别的投资,以求在保持一定透明度和稳定性的同时促进其发展.
最后,居于相对次要地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可以考虑促进其他长期导向的投资者的形成,例如家庭办公室、基金会和捐赠机构.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更加富裕并成为潜在的风险资本投资者.
因此,政府应当研究这些投资者目前和预期的规模,以及他们在建立基金会和捐赠机构等投资工具方面所面临的具体限制.
为被投资公司建立更强有力的风险投资伙伴问题.
中国的专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比较短缺,这也是本土风险投资业面临的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考虑到这个行业刚刚起步以及国外风险投资基金的优势,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经理有长期的投资记录.
本土风险投资行业似乎在薪酬和晋升方面没有提供充分的激励,尤其当与外资基金相比是如此.
这可能妨碍它们从市场中吸引最为专业的人才.
但是,由于投资的性质——需要一系列专业人才来从投资公司中获取价值,因此风险投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比其他类型的基金更为强烈.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普遍缺乏高水平的商业经理人,优秀的和经验丰富的新型风险投资经理在中国是一种稀缺资源(DeloitteConsulting,2006).
因此,在风险投资企业没有足够数量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和员工的情况下,此类公司却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者的帮助.
这种经验缺乏也造成了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治理问题,这在由政府支持的或者主导的风险投资企业中尤其明显.
尽管在公司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它们中很多的治理实践与其他国有金融机构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些机构中,经理大体上是面对混合激励的政府官员,对风险投资和风险管理控制认识有限.
这些治理问题延伸到了更广的公司领域,在中国公司中,类似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欧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
尽管新《公司法》的对董事、监事以及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施加了勤勉义务和忠诚义务,但对董事如何服从这些新要求,仍然存在很多的模糊之处.
另外,很多企业家没有完全理解风险投资、私募基金、银行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融资在机构权利方面的差异(DeloitteConsulting,2006).
在最先进的司法体制中,风险投资者有基本的自由来获得其需要的、与其投资风险相适应的经济和治理方面的权利.
而且,他们可以自由调整所投资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仅需注册即可,不需政府审批.
修订后的中国《公司法》引入了不同股权类别;即使在修订之前,公司和投资者也可以构建一个合法协议来规定各种权力.
然而,多数问题在于当面临争议的时候,投资者无法保证中国的法律体制可以87认可这种协议,即使这些协议符合法律.
考虑到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在中国执行合同的确很费时间且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在中国,在风险投资基金所投资的公司中行使控制权并参与核心管理决策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经验缺乏以及公司治理环境薄弱导致国内一些风险投资者只能仅仅作为普通股权投资者,追求短期投资回报,承受较低的风险,无法选择能够真正带来利润的创新性企业及产品.
建议.
在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这个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长期的.

专业的风险投资管理人的短缺可能将存在一段时间.
由于国内的风险投资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方式可能是知识从国外风险投资企业向本土企业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风险投资企业如果能够有一个根据总体经营战略――例如市场定位――制定的清晰的人才战略,将可以从中获益.
最好的战略不一定是招收和保留市场中最好的人才,而是要最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的需要.
另外一个长期的挑战是改善公司治理,这对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很大.
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与实施2005年《公司法》相关.
首先,政府有必要组织制定一个适用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可以称为"公司治理行为规范"的文件.
这个文件可以是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2002年1月颁布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规则的更新和扩展版53.
除一般的指导原则外,该文件还应争取将2005年《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专栏4.
2)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
例如,它可以详细定义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概念,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董事或经理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后者本身也需要详细规定.
其次,为了推动优先股的正确使用――如同其他较发达的公司法体系(如美国或开曼群岛)中的情形一样,国务院可以考虑根据公司法的要求,颁布行政法规来规范优先股的发行.
该法规可以明确哪些是被允许的,以及登记注册机关如何接受这些新的法律工具.
专栏4.
22005年中国《公司法》的一些修改2005年中国《公司法》有两项修改与改善和风险投资相关的公司治理密切相关.

首先是它明确引入了"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概念.
该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诚和勤勉的义务.
虽然法律没有进一步细化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但第149条列出了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不得"采取的行为.
其中许多条目都是1994年版《公司法》所没有的.
例如,其中一款明确提出了公司机会的问题: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其次是确立了一系列规则,为引入优先股廓清了道路.
其中包括:(1)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
(2)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3)第一百二十七条: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4)第一百三十二条: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53http://www.
csrc.
gov.
cn/n575458/n870399/n1337892/n3883477/3892788.
html.
88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做出规定.
扩展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公司就已经开始在海外上市.
直至90年代后期,在海外上市(几乎全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者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基本上只有大型国有企业.
当时只有很少的非国有公司具备海外上市的资格,而对那些确实合格的公司,政府则要求其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许可,以此来控制他们上市的能力.
然而,随着私营企业的数目和质量迅速提高,以及很多私营企业得到了来自外资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基金的资本,政府放松了其对非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政策,最后取消了审批要求.
这是到2005年初之前的基本情况.
进入21世纪之后的若干年是外资风险投资基金的黄金时期,因为风险投资企业找到了一种模式,能够通过这个模式对中国公司进行合法投资,并将其中的成功者带到海外上市.
近年来比较有名的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国企业都是按这一模式实现退出的.
在这个时期,外资风险投资企业几乎一概将他们投资的中国公司的上市地定在海外市场.

最近几年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出现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一种与过去存在本质差别的新情况.
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私人企业家们不仅看到了在国内上市的理由,更看到了实现这一点的更为现实的前景.
这种新情况对中国的风险投资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是积极的.
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改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深圳中小企业板的出现,2006年有10家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此上市(尽管这只是2006年全部风险投资支持的IPO中的23%,其余都在海外市场进行).
尽管国内退出机制有了一个较强的上市渠道,但是另一个主要的退出渠道——战略性销售(即合并和收购),则发展缓慢.
修订后的《公司法》仍然要求现有股东的股票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有一年的锁定期.
现有股东的股票不允许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出售.
这明显增加了风险投资者的最短持有期.
外国投资者收购中国企业和在境内设立相关收购工具,须经多阶段、多机构的政府审批过程,而且审批取决于那些收购目标的所有制(即国有还是私营、是否公开上市)、交易的类型、投资数额及所属行业(EichandLi,2007).
例如,如果要收购一家国有企业,而且该收购超出了正常的收购审批手续所规定的范围,则必须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特别审批.
由于存在多种关于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和政府审批,外资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选择投资于在外国注册的控股公司,然后把这些控股公司出售给第三方,这样就可以成为一笔无需中国政府审批的完全的离岸交易.
建议.
在中国,实现风险投资退出首选的通道是在国内或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国内市场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熟,日益成为实现风险投资退出比较理想的机89制.
但建立市场为基础的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机制,仍然有改善的余地,这些改善措施基本上都可以由中国证监会实施.
首先,IPO申请的时间可以缩短,国内IPO过程的整体透明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如能减少政府在决定IPO数量方面的作用,也会有助于效率提高.
实际上,上市曾经被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类似这样的停止或放缓的事情再次出现的潜在可能性,给国内股票市场作为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政府可以考虑根据国际惯例把锁定期缩短为六个月,并允许早期投资者在IPO阶段出售股票.
在上市之前,风险投资者应该已经投资于拟上市的公司中很多年,需要最大的灵活性来将其权益变现.
最后,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允许外国风险投资者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上市的机制.
这样做毫无疑问会使更多的公司在中国上市.
在短期内,获得国外融资的公司一般在股权结构、治理、会计透明度等方面会有更好的表现.
允许这样的企业上市,可以最容易地产生快速的示范效应,也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努力在国内注册设立并直接投资于国内注册的企业.
在最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最主要的退出方式是并购,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
政府可以进一步考虑哪些是需要高层次审查和严格审批的战略性产业,从而可以对其他行业采取更放开的政策.
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很明显,特别是在知识转移的需要比较强烈的创新性产业.
现行的审批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过去时代的遗产,过去所有企业均为国有,因此政府审批很正常.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的私营比重上升和日益市场导向,政府法规需要给企业一个更自由发挥的平台.
国有公司的行为应该由他们的股东控制,而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行为都应该由法律规范.
政府在支持风险投资行业中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可以从政府的行为中获益以强化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如本章前面部分提到的,政府看来一直专注于直接投资于风险投资业.
这就提出了政府扶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适当作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
然而由于公开数据的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彻底研究已经超越了本项研究的范围.
但基于现存的知识,仍可以提出三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政府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确实有一些理论依据.
其起点是,风险投资企业所支持的创新产业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惠及整个经济(SecrieruandVigneault,2004).
因此,根据这个理由,为了帮助初创企业立住脚跟,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和合适的.
另外,政府干预也是一种信号,说明初创企业或早期发展阶段的企业有足够高的质量,应该从其他渠道获得外部资金.
最后,政府在财政、监90管和研发领域的活动有助于为风险投资行业及其潜在可投资的公司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行业的实践结果喜忧参半,有些教训可以吸取.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初期和以后都有深入参与.
关于这种参与的实际效率有很大的争议.
政府参与的透明度很低,关于其实际效果的学术研究很有限.
171若干政府项目成功促进了风险投资业发展,然而另外一些却大量地浪费了公共资源并使得风险投资业陷入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
例如,关于美国一个政府项目的研究表明,该项目没有实现不同的目标,比如增加风险投资的地理分布,而且所投资的公司的绩效与纯粹的私人风险资本投资并无区别(Lerner,1999).
其他研究表明政府参与会造成市场扭曲、挤出私人部门、无法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及浪费公共资源等问题(Lerner,2002).
综合来看,证据似乎表明,那些政府直接参与比较成功的案例都有以下特点:(1)政府资金的投入有杠杆效应,要求有等量的或者更多的私人资金投入;(2)利用私人部门来管理资金;(3)确立明确的投资目标(比如行业发展目标)和回报标准;(4)确立投资退出的有限期限;(5)与政府的其他经济发展活动及财政激励政策相协调,例如对特定产业的税收优惠;(6)旨在改善风险投资行业的投资环境(包括监管框架、税收效率、基础设施、金融机构、人力资源政策等).
第三,中国应当优先强化生态系统,并且在一个广泛的框架内评价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行业的利弊得失.
同其他许多国家的例子一样,在中国,政府直接干预风险投资业的信息透明度也很低,关于政府干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很少,而且这样的研究显然将会非常复杂.
此外,也有必要超越风险投资行业,评价政府对创新的早期发展阶段――从研发到试生产――提供资金支持的各种模式.
风险投资尽管重要,但如本章开始时指出的,其作用是有限的,并且主要定位于创新的商业化阶段,而非技术创造阶段.
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估,就可以确定一个战略计划,明确政府在风险投资行业以及更广泛的创新融资领域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结论创新融资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外部风险资本的供给是重要的一种.
风险投资的出现正是为了填补初创和早期的创新企业在风险资本方面的缺口.

尽管中国的本土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早,在80年代中期起就得到政府有力支持,但现在仍然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风险投资业不仅仅是要建立和资助一些风险投资基金,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其核心要素是结构、资金、管理和退出机制.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在这几个方面都面临挑战.
下一步,政府应更多地致力于改善生态系统,具体措施可以是:171举例来看,2007年11月,一项关于公众参与澳大利亚风险资本市场的报告在效率方面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结论,见LernerandWatson,2007.
91结构:与机构投资者密切合作,对按照新《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第一批本土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进行评估,找出需要在法律和政策方面采取行动来弥补的漏洞和不足.
资金:考虑采取措施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以便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
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较高风险,第一步可以是制订一个短期到中期的行动计划,给机构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路线图.
管理:加强公司治理,给风险资本所投资的公司建立更有力的风险投资伙伴.
政府可以组织制定公司治理行为规范,以更好地执行修订后的《公司法》.
国务院尤其可以考虑制定一个法规来调整优先股的发行.
退出:提供一个允许外国风险投资者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上市的机制,并继续改善国内上市过程,来进一步扩大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
这些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减少上市申请时间、提高透明度、减少政府在决定上市数量方面的参与.
最后,风险投资行业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
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中国,政府直接干预风险投资业的信息透明度很低.
对其实际效果,也很少有严格的经验数据研究.
然而,其他国家的实际经验是喜忧参半.
中国可以考虑优先致力于建立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同时对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业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估,并考虑确定政府在干预创新融资方面的最适当角色.
92第五章:以行动向前推进200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战略.
成功地实施这一战略对于把中国转型为一个"创新型国家"非常重要.
为实施这一战略,政府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前面四章围绕四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采取平衡战略、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以及强化风险投资业的生态系统.
为便于实施,本章把这些建议按其性质为三类,从观念转变到政府政策再到政府可以考虑启动的一些专门项目.
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可以深化对本报告中触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
平衡的战略思考战略思考非常重要,因其引导政策和行动.
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推动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转变思维模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争取平衡.
政府可以在政策制订和公共讨论中主张和宣传以下观点.
1)创新的目标应该是可持续发展.
创新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推动创新的努力应围绕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而展开.
2)改进和采用也是创新.
应努力保持技术创造和技术改进、采用之间的适当平衡.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采用而获益良多,而这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被忽视.
3)在政府干预之前,先让企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技术创新首先是一项由企业和市场处理的商业事务.
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对微观经济决策――例如创新什么、怎样创新――的参与来促进创新.
政府当然要发挥自己在创新中的作用,但这应是在企业和市场无法发挥更多或更好作用的领域.
4)只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有持续的创新.
追求技术自主必须与开放的必要性相平衡.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自主的最佳水平并非其最高水平,而是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企业技术能力提高、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5)对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有必要给予更大的关注.
单靠研发投入无法"买到"创新.
只有当研发投入与必要的科技人才和其他研发基础设施93配套时,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
在长期中,把中国的研发投入进一步提高到占GDP的2%,是可取的,但建议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尤其是公共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
支持创新的政策为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政府可以强化部分现有政策,评估并调整另外一些政策,启动一些新的政策.
具体而言,政府可以:1)继续支持私营部门发展.
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是创新活动的主体.
但是,将来中国技术赶超的成功可能要更加依靠私营部门的力量,特别是大型私营企业.
因此,政府对年轻的私营部门给与持续的支持具有战略意义.
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如分红和股票增发――进一步收缩企业中国家所有权的规模.
2)继续改善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
董事会治理应予以重视.
董事会治理建立之后,政府――特别是国资委――应把更多的决策权交予董事会.
将于2010年引入的基于经济增加值的绩效考核体系应细致设计,以充分考虑到持续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创造长期价值的潜力,以及创新活动不可避免的失败率.
3)推进相关改革以消除价格扭曲.
其中包括能源和自然资源定价机制的改革,落实保护劳动者权益、消费者权益和环境的法律法规.
4)制定专门法规落实《反垄断法》第七条.
该法要求政府监管国有企业的运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技术进步".
5)评价产业政策对竞争的影响.
抑制竞争的产业政策――例如提高进入和退出门槛――也会损害创新.
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负面影响可能广泛存在.
6)利用财政激励政策鼓励联合研发活动.
建立研发联合体可以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与本地或国外高校联合开展项目是另一种途径.
对与外国公司开展的联合研究项目,可以根据外方参与的程度和所针对的行业,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激励.
这些激励措施会鼓励那些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本土化,更加紧密地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
7)评估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培训支出上限.
目前2.
5%的上限可能过低,不利于鼓励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特别是考虑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私营中小企业的员工流动很快,就更是如此.
948)允许中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风险投资基金.
政府可以考虑采取措施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以便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
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较高风险,第一步可以是制订一个短期到中期的行动计划,给机构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路线图.
9)组织制订一个"公司治理行为规范".
这样一个文件可以同时适用于国有和私营企业.
除一般规范外,该文件应努力将2005年《公司法》的一些相关规定变成可操作的规范,例如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概念.
10)制定法规来调整优先股发行.
该法规的内容可以包括登记注册机关如何接受这些新的法律工具.
针对中小企业的项目中国新兴的私营部门充斥着由经验不足的业主和经理经营的、技术相对简单的中小企业.
这种背景下,有多种政府干预措施可以对中小企业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其在技术应用、改进和创造方面的能力.
这类干预措施可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认真设计,例如:1)落实《劳动合同法》.
这一措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落实,例如针对某个地区中小企业的培训项目、知识共享,以及提供人力资源、法律和其他技术咨询服务.
工作重点可以放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保护劳动者权益,以及充分运用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等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方面.
2)中小企业技能开发.
政府可以实施试点项目,试验中小企业技能开发中心的这样一种机构的效果.
这样的中心有三重任务:(1)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管理和技术培训,特别是创新相关的培训;(2)与学校、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密切沟通,提供技能供求和不同种类工作薪酬的信息;(3)收集推广人力资源管理和创新文化促进方面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国内的案例.
3)创新中介.
测试创新经纪人在中国的意义,可能很有价值.
可以参考挪威的TEFT模式,其中,一名技术专员积极协调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和其他知识型机构的沟通.
4)创新代金卷.
通过试点,政府可以向中小企业发放创新代金卷,用于覆盖其参与公共研发活动的部分费用.
这样可以有利于加强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和大型企业的互动.
荷兰是这一做法的开创者,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在荷兰刺激了中小企业与公立学术机构合作.
955)人员流动计划.
这种计划鼓励私营中小企业与知识型机构之间的人员共享,具体途径是(1)鼓励企业为工程专业毕业生或研究人员提供实习机会,(2)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3)允许企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一段时间.
和前面一样,这一工具在中国的情况下的有效性也值得通过试点加以检验,试点可以参考英国的企业研究人员计划来设计.
6)行业协会改革.
行业协会在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中国需要将行业协会转制为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享受的某些政策激励措施,例如税收优惠和竞争性资金,也应对行业协会开放.
可以开展地方性或行业性试点来深化该领域的改革.
7)属于公共物品的创新服务.
某些创新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由政府付费.
多数此类服务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
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政府支持是非常可取的.
这可以首先通过建立地方层面的专门基金进行试点,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新服务提供资金.
这一措施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信息服务(例如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本地技术扩散机构提供的服务,共用技术以及易于被其他企业模仿(因此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的技术(以及设计、技术解决方案等)的开发与推广,等等.
8)强化计量、标准、检测、质量(MSTQ)系统.
MSTQ系统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类特殊服务.
尽管这类服务不一定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但由于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影响,因此应该获得政府支持.
关注重点可以是硬件基础设施的升级(建设新的实验室、采购最新设备),以及推动管理结构、业务流程和营销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报告触及了多个需要深入研究的主题.
这些问题非常关键,有助于中国在建立"创新型国家"道路上更好地理解面临挑战的性质以及可行的政策选择.
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1)公共研发投入评估方法.
如前所述,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快速增加的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特别是公共研发投入.
由于研发活动的产出所具有的复杂性质,需要专门开发评估方法来保证学术质量和实际价值.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度量创新业绩.
2)就业创造型的创新之路.
对于中国而言,充分就业与创新同等重要.
表面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创新能够节约劳动力.
但是,创新和创造就96业之间的真正互动要复杂得多.
例如,发达国家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刺激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
中国也需要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与创造就业的具体关系,探索就业创造型的创新的可能道路.
3)企业的创新管理.
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成功的创新型企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增加这类企业的数量.
因此,研究这些成功的企业的经验对中国大有裨益.
例如,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创新模式怎样配置研发资金怎样录用/培训研发管理人员哪种激励结构效果更好之后可以采取系统措施推广这些成功经验.
4)创新服务业发展.
证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在创新服务方面获得的收益还远未令人满意.
由于各类创新服务的技术和经济性质差别很大,这一问题必须分行业开展深入研究.
该研究可以最终形成一个路线图,帮助政府采取行动,加速创新服务业的发展.
5)政府在提供外部风险资本方面的角色.
中国政府在创新融资方面的活动非常广泛,但这些活动效果和效率的透明度不高.
多数此类活动中,政府都作为供给方向企业提供外部风险资本,例如通过国有的风险投资基金.
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优先排序的行动,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融资问题的理解,完善政策框架.
因此,短期而言政府可以考虑对政府在风险投资业的角色开展综合评估,并确定政府在提供外部风险资本方面最适当的角色.
这些工作将最终形成一个针对未来投资的战略和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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