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人: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

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TheManWhoWasn'tThere:InvestigationsintotheStrangeNewScienceoftheSelf(美)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AnilAnanthaswamy)著李恒熙译ISBN:978-7-111-57503-0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客服热线:+86-10-68995265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
com官方网址:www.
hzmedia.
com.
cn新浪微博@华章数媒微信公众号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目录赞誉序言第1章活死人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第2章破碎的自叙记忆、叙述与一个人第3章不想要自己腿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状况吗第4章告诉我,我在这里什么时候你的行为感觉不像自己的,而它又对你的自我做了什么第5章我仿佛是一场梦情绪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第6章自我的初音对于发展中的自我,自闭症说了些什么第7章当你在自己身边离体体验、二重身、最小自我第8章此时此地,无人存在狂喜癫痫和无限的自我尾声编后记注释赞誉如果你只想读一本精彩的科学作品,那么非本书莫属.
——《福布斯》沿着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和拉马钱德兰、桑德拉·布雷克斯勒《脑中的幻肢》的步履,阿南塔斯瓦米娓娓道来,借助于神经心理学将我们带进那样一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与我们经历着迥然相异的现实.
——《华盛顿邮报》阿南塔斯瓦米对人类"自我"的探查既让人们见识了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疾病,又是一次绚烂新奇的人脑之旅.
——《娱乐周刊》对一个个患者传神而又细腻的刻画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了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阿南塔斯瓦米是技艺娴熟的科学记者,让理论概念和实验程序易于理解、引人入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
——《科学》讲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自传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在它们的叙述与科学文献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
阿南塔斯瓦米将经验与实验、具体的个人与一般的数字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在这段空白之上建立起桥梁.
——《自然》当说到"海滩阅读",你大概不会想到神经科学.
但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就有这个本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怵那些困难的主题.
——《男人帮》一次激荡思考的阅读……阿南塔斯瓦米讲述了许多有趣的进展,与此同时,又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
——《科学美国人·心智》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娴熟地审视了在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系……他带着友善与敏锐进入到那些令人不安却又揭示了人的面貌的失常状况中,读者会被他的记录深深吸引.
——《出版家周刊》重点评论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
——《图书馆杂志》心理虚弱的疑病症患者也许不想碰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但是其他人应该会感受到本书的魅力.
从那个坚持自己已经脑死亡(尽管他仍在走路、说话、进食,还有乘车)的人到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见本书)和更多其他病症,阿南塔斯瓦米展示了人们所感知的自我何以是无所不在的.
——《书单》知识深奥,语言却简单通俗,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延续了已故伟大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传统.
这些展示了脑及其创造自我复杂性的一系列故事,对患者抱着深深的同情,即使他们的疾病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印度潮流》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最后未被踏足的神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终极前沿,本书是对它极有力又颇有趣的考察.
——丹尼尔J.
勒维廷,《有组织的心智》《你的音乐之脑》极赞……富有诗意又深刻敏锐.
每一个患者都独一无二,通过他们揭示出健康或虚弱的心智独特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
阿南塔斯瓦米发现了自我这个观念难以捉摸的本性并理解它.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迈克尔S.
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双脑记》阿南塔斯瓦米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既理解了这些不幸个体的不同之处,又抓住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
当你读罢此书,会醍醐灌顶,开始刨根问底地思考你是谁这样的问题.
——尼可拉斯·汉弗莱,《一个心智的历史》和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阿南塔斯瓦米的叙述透着博学与敏锐,我们由此所收获的就像我们从科学家那里收获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他的作品会让你再次惊奇于有关自己的熟悉经验.
——阿尼尔·赛斯,《意识的神经科学》主编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简直就是离奇)流畅地交织着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
这是一次对深奥的人性问题的探索,信息量大、激动人心,还有点儿惊悚.
——大卫·波佩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任、纽约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在阿南塔斯瓦米流畅且迷人的分析中,自我看起来是一个错觉,虽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它.
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心智之锚,自然就干脆给我们创造一个.
——弗朗斯·德·瓦尔,《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序言食人魔吃人的寓言最早出现在古代印度中观派(Madhyamika)的佛教文献中,时间大概在公元150~250年,这算是佛教对于自我的真实本质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示吧.
一个长途跋涉去远处的人发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午夜,一个食人魔带着一具尸体来了,它把尸体放到这个人身旁.
很快,另一个食人魔尾随而至.
两个食人魔为这具尸体吵了起来,都声称是自己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的,并想把尸体据为己有.
由于争执不下,它们转向那个看到它们进来的人,让他做出裁决,究竟是谁把尸体带进了这间房子.
这个人很清楚欺骗两个食人魔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不杀他,另一个也会杀他,于是他实话实说,是第一个食人魔带着尸体来的.
第二个食人魔恼羞成怒,它扯下了那个人的胳膊报复他.
接下来才是这个寓言骇人的情节:第一个食人魔立刻从尸体上摘下胳膊安到这个人身上.
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第二个食人魔拿掉这个人身体的哪一部位,第一个食人魔就从尸体上取下相同的部位安到这个人身上.
到头来这个人的身体和尸体整个换了一个遍——胳膊、腿、躯干,甚至头都调换了.
最后,这两个食人魔分食了尸体,抹了抹嘴巴,走了.
食人魔走了以后,这个人完全懵了,亲身经历让他不知所措.
打他出生就有的身体已经被食人魔吃掉了,而他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的.
他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身体呢如果他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呢如果他没有身体,那么他能看到的有身体的他又是什么呢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启程上路了,但困惑丝毫未减.
后来他遇见了一群佛教僧侣,他迫不及待地问这群僧侣:他到底存不存在而这群僧侣反问他:你是谁这个人不确定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他还向僧侣们诉说了自己遭遇食人魔的悲惨经历.
如果这个人去问当代神经科学家"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尽管有些神经科学家可能会说食人魔干的那些事从生物学上来说近乎不可能,但他们还是会给出一些"撩拨"人的答案,这些答案致力于阐明"我"是什么,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第1章活死人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人们要知道,我们的愉悦、快乐、欢笑,我们的悲伤、痛苦、眼泪都来自脑,而且只来自脑……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来自脑……疯狂是因为脑的潮湿.
——希波克拉底如果我尝试抓住自我,那个我确实感到的自我,如果我尝试界定并把握住它,那么我所得到的就好像从指尖划过的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阿尔贝·加缪亚当·齐曼(AdamZeman)不会忘记那通催促他立刻赶到精神科诊室的电话,他说,那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发出的蒙提·派森式(MontyPythonesque)的召唤.
有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脑死亡的人.
齐曼觉得他好像是被叫去重症监护病房,而不是精神科诊室.
但是齐曼对我说:"那并不像通常从重症监护病房打来的电话.
"患者叫格拉汉姆,是一名48岁的男性.
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以后,格拉汉姆变得深度抑郁,还尝试过自杀.
他进入浴缸,把电热器放到浴缸的水里,想电死自己.
所幸,保险丝烧了,格拉汉姆逃过了一劫.
齐曼说:"看起来这没有给他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损伤,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脑已经死亡了.
"齐曼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学家.
这是一个诡异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齐曼和格拉汉姆之间的谈话听上去非常奇怪.
"你看,格拉汉姆,你听得到我说话,看得见我,理解我在说什么,记得住你的过去,而且你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的脑在工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齐曼对格拉汉姆说.
格拉汉姆会说:"不,不,我的脑已经死了.
我的心智还活着,但我的脑已经死了.
"更糟糕的是,自杀未遂这件事让格拉汉姆神思恍惚.
"他是一个活死人或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齐曼对我说,"实际上,他会去墓地,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的时候才是和自己在一起.
"齐曼问格拉汉姆问题,想从中了解是什么造成了格拉汉姆的这种想法.
很明显,有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格拉汉姆对自己和对他的世界的主观经验变了.
他不再觉得有吃喝的需要.
那些曾经带给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带给他快乐了.
"当他点上一支烟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齐曼对我说.
格拉汉姆声称,他从不需要睡觉,从来都不觉得困倦.
当然,吃、喝、睡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不误,但是他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和感受的强度已经大打折扣了.
格拉汉姆失去了一些我们都有的东西:对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敏锐感受.
那些出现人格解体症状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情绪上的迟钝或单调.
抑郁也能够造成类似情绪失去棱角的状态,但是这些患者并不会继续发展出如此明显的自己不再存在的妄想.
在格拉汉姆的这个病例中,鲜活的情绪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随着经验的改变,他会得出他的脑必定是死掉了的结论.
"齐曼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在这种彻底的妄想中起作用.
第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格拉汉姆这个病例中,情绪的小垫子被从他的脚下抽走了.
第二个是一个人针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做出推理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方面在格拉汉姆的病例中似乎都存在.
"齐曼说.
格拉汉姆的妄想不受相反证据的影响.
在和格拉汉姆的对话中,齐曼会引导格拉汉姆承认自己的妄想,让他看到自己妄想的不实之处.
格拉汉姆承认自己所有的心智能力都是完整的,他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考,能记忆等.
于是齐曼会对他说:"格拉汉姆,你的心智明摆着是活着的.
"他说:"是的,我的心智是活着的.
""心智和脑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肯定你的脑是活着的.
"齐曼会这样开导他.
但是格拉汉姆不会上钩.
"他会说,'不,我的心智是活的,但我的脑死了.
它死在了浴缸里.
'"齐曼对我说,"你可能已经差不多拿出了在你看来坚实的证据,但他就是不接受.
"有趣之处在于,格拉汉姆发展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妄想——因为他的大脑死了,所以他也就死了.
要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定义并不包含脑死亡的时代里,他的妄想会有不同吗在行医经历中,齐曼只遇见过另外一次声称自己死了的案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齐曼还是英国巴斯的一名初级医生,他要治疗一名女患者,这名患者做过多次肠部手术,身体被一次次的手术所蹂躏,罹患严重的营养不良.
"她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齐曼说,"很奇怪,由于她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创伤,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她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想法.
"齐曼了解格拉汉姆的那些症状,他的诊断是格拉汉姆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这一病症最早是由19世纪的法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儒勒·科塔尔(JulesCotard)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确认下来的.
行走在巴黎第六行政区的医学院街,你会看到一根巨大的廊柱.
这根廊柱是笛卡儿大学的门廊,由建筑家雅克·贡杜安(JacquesGondouin)在18世纪晚期设计,是法国新古典建筑的突出代表.
就像设计者的初衷那样,廊柱的外观引人注目,让人感受到开放与欢迎.
我穿过门廊去拜访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珍贵手稿的部门,去查阅记录儒勒·科塔尔生平的一份档案.
这份档案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利提(AntoineRitti)在1894年写的一篇悼词,这距他离世已经快五年了.
科塔尔的女儿患有白喉,他一直倾力照顾自己的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感染了白喉,在1889年去世.
我们对科塔尔的了解大都来自这篇悼词.
悼词的一份拷贝放在皮面装订的卷宗之中,在卷脊上写着MéLANGESBIOGRAPHIQUES,即传记杂集.
我翻到这篇悼词,在第1页上有致当时大学医学系主任的一句话:"Hommagedeprofondrespect.
"签名是安东尼·利提.
科塔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描述了被称为虚无妄想或者déliredesnégations的症状,但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在1880年6月28日举行的医学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就已经提到了"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错乱",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个43岁的女患者,声称"她'没有脑、神经、胸或内脏,只有皮肤和骨骼''没有什么上帝和恶魔',她不需要食物,因为'她一直活着,而且还会永生',她请求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烧死她,还屡次试图自杀".
之后不久,科塔尔创造了déliredesnégations这个说法,在他死后,其他医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病征.
"科塔尔妄想"逐渐被用来指这个病征中最突出的症状——相信自己死了.
不过这个病征本身指的是一系列的症状,这其中并不一定包括自己死了或不存在的妄想.
其他的症状还包括相信身体的各个部分或器官正在消失或腐烂、负罪感、感到被诅咒或责难,甚至还感到自己会永生,这有点儿自相矛盾.
但正是这个自己并不存在的妄想提出了有趣的哲学上的挑战.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断言"我思故我在",一直到最近,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基石.
笛卡儿建立了心灵和身体的毫不含糊的二元论,其中身体属于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占有空间并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心灵的本质是思想,它并不在空间中延展.
在笛卡儿看来,"我思"并不意味着思考就是独立于感觉的清晰和明确的理智知觉.
按照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Metzinger)的看法,笛卡儿哲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心灵的内容上出错".
这种笛卡儿式的看法已经在许多疾病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科塔尔综合征也是这样的一种紊乱.
梅青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家将此称为有关某种紊乱的现象学.
"患者不仅可以明显地述说自己死了,而且会述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尽管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活着的人却声称自己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有关科塔尔综合征的现象学的一部分.
我离开图书馆,再一次来到医学院街,我转到廊柱的另一面,端详着校名"笛卡儿大学",它蚀刻在廊柱顶端的石头上.
在以笛卡儿命名的大学里研究儒勒·科塔尔是一件有趣的事.
因科塔尔而得名的这种妄想会对笛卡儿的观念说些什么呢科塔儿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说"我思故我不在"吗"那个了解身体之我的我是谁,那个有一个关乎自身的图像,并且有一种历时同一感的是谁,知道我有持久的生命力的是谁我知道所有这些,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它们.
那个透过这一视角去把握住这些的那个东西是谁呢"的确,是谁呢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的这段优美的沉思捕捉到了作为人的核心困惑.
我们天然地就领会到奥尔波特指的是什么,而且这是一种亲密的领会.
我们醒着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我们睡着的时候,它就溜走了,也许会再次降临我们的梦境.
它是一种与我们所拥有并为我们所控制的身体扭合在一起的感受,我们从这种感受中感知世界.
它是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感受,这种同一性在时间中延展,从我们最初的记忆一直到想象中的未来.
所有这些都被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就是我们的自我感.
然而,尽管我们和自己之间有这样私人的亲密性,要阐明自我的本质仍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回顾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自我都让人深深着迷,惊奇而又困惑.
古罗马治下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述过铭刻在德尔菲神庙里出自古希腊七贤的箴言,其中一句是:"认识你自己.
"印度经典中最具分析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奥义书》(Upanishad)是由这样的话开篇的:"是谁命令和指挥心灵接触外境谁的意志驱动人的言语什么力量指引着人的耳目"在论及时间的时候,圣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但要回答那个问我的人,我倒不知道了.
"其实他也可以针对自我说同样的话.
从佛陀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人一直在求索自我的本质.
自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抑或是一种幻觉自我位于脑中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是在脑的哪里呢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自我感是脑和身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是神经过程的产物,每一刻这些过程都在修正着我们的自我感,它们串联起来让我们产生一种从不停顿的人格的感受.
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说自我如何是一种幻觉,说自我是自然最精致的把戏,但所有这些把戏也好,幻觉也好的说法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若是把自我取消了,就没有了可供玩出这种把戏的"我",也就没有了那个幻觉的主体.
从笛卡儿大学出来,沿着学院路经过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步行30分钟就到了萨伯特慈善医院,1864年儒勒·科塔尔就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
我到那里去拜访戴维·科恩(DavidCohen),他是医院幼儿和青少年精神分析科的主任.
在科恩医生实习和执业的过程中,他见过不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
由于这种病并不常见,所以这些相对来说为数不少的患者就可以让科恩对科塔尔综合征有密切的观察.
我们聊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只有15岁的梅,她是有科塔尔综合征记录以来年龄最小的患者之一.
科恩负责她的治疗,并在她康复以后和她有过广泛的交谈,由此科恩将她的妄想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让他一窥即使在科塔尔综合征这样的妄想中,自我如何受到一个人的个人叙述,甚或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在去科恩诊所的前一个月,梅开始感到难以自拔的悲伤和抑郁,最终发展到表现出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妄想.
在被收治的时候,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既不说话也不活动.
"即使是护士都被她吓着了.
"科恩告诉我.
在几天焦躁的精神分析治疗和照顾之后,梅的症状有所缓解,每天可以说出一些词语,护士们会不辞辛苦地记下她说的东西.
从梅的这些时不时的提示以及和她父母的谈话中,科恩拼出了梅的故事.
梅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姐姐比她大10岁,嫁给了一个牙医.
这个家庭有抑郁症史.
在梅出生前,她母亲就遭遇过严重的抑郁,而她的一个婶婶还接受过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therapy,ECT),就是向大脑施加温和的电脉冲以诱发抽搐.
电休克疗法常常可以有效地治疗严重抑郁,尽管这基本上是最后的稻草了.
梅的妄想是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
"她告诉我们她没有牙齿,没有子宫,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科恩说.
他努力地用英语描述梅的情况.
"我不知道mortsvivants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他说.
后来我查了一下字典,字面的意思就是活死人(thelivingdead).
"她想被放进棺材里下葬.
"科恩说.
在进行了六周的治疗和服药以后,梅的病情并没有改善,于是科恩建议采用电休克治疗.
由于这个家族有抑郁症的病史,她的父母立即就同意了.
在六周的治疗以后,梅看起来康复了,于是科恩停止了电休克治疗,但病情很快卷土重来,这让科恩又恢复了电休克治疗.
这一次,梅的确恢复了,除了有些头疼、轻微的紊乱,以及轻度混乱的记忆.
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
科恩和梅交谈,他请梅在他提到她的妄想时,毫无顾忌地说出在她脑海中想到的东西,聊天的结果令人吃惊.
例如,她没有牙齿的这个妄想似乎和她的姐夫(牙医)有关.
科恩觉察到她对姐夫有好感.
她提到绝不想让姐夫来治疗她.
科恩又一次努力地寻找正确的词语来描述梅表达自己的方式.
Pudique,他用法语说道,就是"羞怯"的意思.
梅谈到姐夫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裸体出现在他面前.
她失去了子宫的妄想似乎和她的手淫经历有关.
"她觉得那有罪,她想那可能会让她不能生育.
"科恩的观点是:妄想的具体方面与一个人如何设想自己以及文化的情境有关.
为了支持文化情境这一观点,科恩回忆了在20世纪90年代来他这里就诊的一名55岁的男子,科恩对他的诊断是患有科塔尔综合征.
这名男子的妄想之一是他患上了艾滋病,实际上他并没有.
科恩认为他的这种妄想与他对在患躁郁症期间的性欲亢进(这种亢进发生在这一疾病的狂躁阶段)的负罪感有关.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疑病症妄想涉及性传播的疾病,那么这些妄想几乎总是与梅毒,即那个时代的文化毒瘤有关.
有趣的是,这个男子年轻时在军队服役期间的确感染过梅毒(这在科恩给他做抗体检测的时候得到了确认).
几十年以后,他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他所出现的妄想并不是关于梅毒的,而是关于艾滋病的,艾滋病在一种更宽泛的文化中取代了梅毒,这种更宽泛的文化就是"上帝对肉体罪恶的惩罚"(在科塔尔综合征的疑病症妄想中,梅毒几乎不再出现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病例,(但)我认为这个病例是很富有启发性的.
"科恩说.
对于科恩来说,科塔尔综合征揭示了自我的运转.
这种病让患者深深地陷入了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混乱之中,它显示出自我与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如何叙述自己,以及与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
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
回到埃克塞特大学,亚当·齐曼在格拉汉姆这里碰到了类似的状况.
格拉哈姆的妄想是他的心智活着,但他的脑已经死了.
"这是科塔尔妄想在当代的升级版本.
一个人要能够说出单单是自己的脑死亡了,他需要脑死亡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是近期医学发展的结果.
"齐曼还发现了甚至更有趣的事情:在格拉汉姆的妄想中有着固有的二元论——"非物质"的心智是独立于脑和身体而存在的.
"我认为这一点相当完美地显示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二元论,"齐曼说,"脑死了心智却还能活着的想法是二元论的非常极端的表达.
"抛开哲学上的思考不谈,格拉汉姆的处境让齐曼觉得伤心.
"他缓慢而呆滞,声音中几乎没有情绪的调整.
我偶尔能捕捉到一丝微笑,但很少能看到面部表情……"齐曼说,"你会觉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存在是完全晦暗的,就连思考都是一件费劲的事.
"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常常都极端抑郁,这种抑郁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能想到的严重得多.
另一个法国的精神病医生威廉·德·卡瓦洛(WilliamdeCarvalho)让我了解了这一点.
我在卡瓦洛位于巴黎维克多·雨果大街上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一个穿着考究的法籍塞内加尔人,说话中带着乡音.
他给我看了一张呈现抑郁程度的线形图表,图中标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程度.
图表的左侧是"正常"状况,右侧以同等的间隔提示"悲伤""抑郁""很抑郁""非常抑郁".
在这之后就是省略号,抑郁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在省略号的末端写着"科塔尔综合征".
卡瓦洛说:"对于科塔尔综合征患者来说,情形就好像是有一堵巨大的从地球一直延伸到土星的黑墙,你一眼望不到边.
"卡瓦洛有一家私人诊所,但他也在巴黎著名的圣安妮医院工作.
他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治疗过的一位科塔尔综合征患者,这名患者表现出了典型的"欧米茄抑郁"(melancholicomega).
这一说法来自于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ExpressionofEmotionsinManandAnimals)一书中对抑郁的面部表情的描述:"在这种面部表情中,鼻子和眉毛之间的皮肤会出现皱纹,看起来就像希腊字母欧米茄.
"达尔文写到了面部的这些"悲伤的肌肉".
1878年,德国精神病医生亨利希·舒勒(HeinrichSchüle)在达尔文形象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欧米茄抑郁"这一表述.
卡瓦洛提到的这个男性患者55岁,是一名工程师和诗人.
他掐着妻子的脖子佯装杀死她,然后停下来,让她报警.
警察来了以后看到的是一个心神不宁,甚至有些怪异的人,于是他们把他直接送到了圣安妮医院,而没有带他去警察局(这个男子的行为有点儿照猫画虎.
在1980年,罹患抑郁症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他被送往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德·卡瓦洛在圣安妮医院见到了这个男子.
"我问他,'你为什么试图杀死你的妻子'他说,'哦,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才够得上被砍头.
'他希望被杀死,即使在法国并没有死刑.
"这个人展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另一个典型症状的极端形式,那就是负罪感.
"他对我说,他比希特勒还邪恶.
要我帮他了结自己,因为他对人类是一个祸害.
"德·卡瓦洛说.
这个人体重下降,胡子拉碴,也不洗澡,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洗澡,那会用太多的水.
当他还陷在科塔尔综合征中的时候,医院出于存档的考虑决定拍摄有关他的影片.
在拍摄正进行的时候,这个人拉起一张白色床单罩在头上.
他对在摄像机后面的德·卡瓦洛说:"我太糟糕了,我不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影片被这么坏的东西玷污.
"德·卡瓦洛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一个影片,他不可能因此而影响到任何人.
可是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也差不多;我实在太坏了.
"更宽泛的文化也影响到这个人的妄想.
他深信自己要对艾滋病的流行负责,还相信人们只要看了这部影片就会染上艾滋病.
在这名男子痊愈(对他也采用了电休克疗法)以后过了很多个月,德·卡瓦洛和他一起看这部影片.
在这部20分钟的电影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转向德·卡瓦洛说:"哦,这太有趣了,但这拍的是谁呢"德·卡瓦洛以为他在开玩笑.
"拍的是你呀.
"德·卡瓦洛对他说.
"不,那不是我.
"这个人回答说.
很快,德·卡瓦洛就意识到让他相信这一点毫无意义.
他已经不是那个陷入科塔尔综合征黑暗中的人.
考虑到患者在科塔尔综合征期间极端的抑郁症状,精神病医生都很好奇为什么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试图自杀.
一部分原因在于患者不能活动,就像是被车前灯照射的鹿.
但是德·卡瓦洛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试图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怎么还能再死呢"齐曼和格拉汉姆的谈话让他意识到格拉汉姆的抑郁和妄想的程度,他怀疑所有这些都有着底层的神经学上的原因.
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格拉汉姆的自我感和对环境的觉知.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Laureys)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齐曼征得格拉汉姆的同意,把他送到了列日大学,随行的还有一位社区的精神科护士.
格拉汉姆来到列日大学医院求助于洛雷医生.
助理打电话来:"医生,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声称自己死了,请您过来看一下.
"就像齐曼一样,洛雷也忘不了这通电话.
洛雷见过的许多患者情况都非常糟糕.
有一些人昏迷不醒,有一些人处在没有反应的醒觉状态(以前这被称为植物人),另外有些人只有最低意识[1](minimallyconscious),还有些人患上了闭锁综合征(这些人有意识但完全瘫痪了,有时候他们只能够移动自己的眼睛).
在与这样的患者和健康的被试接触了十多年以后,洛雷的团队确认了一个由额叶(位于前额后的脑皮质)和顶叶(位于额叶后方的脑皮质)的关键脑区形成的网络.
洛雷认为这个网络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觉知的标志.
洛雷告诉我,这个觉知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分析.
第一个维度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觉知:你经由感官所感知的全部东西,无论是视觉、触觉、嗅觉、听觉还是味觉.
另一个维度是内部觉知,这是与自我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感知、无论是否通过外部刺激而产生的思想、心理图像以及白日梦,它们中的许多都是针对自我的.
洛雷强调说:"虽然把我们称为意识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复杂性划归为两个维度是一种过分的简化,但我认为采用这两个维度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洛雷的团队已经表明,与有意识的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network)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网络.
其中一个网络的活动与对外部的觉知相关联,这个网络由侧额-顶叶的诸脑区构成,这些区域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
另一个网络的活动则与对内部的觉知相关联,并且潜在地与自我的各个方面相关,这个网络由沿着脑中线的脑区构成,也就是额叶和顶叶的内侧部分,靠近将脑分为两个半区的裂缝.
对痊愈的患者所做的研究表明,觉知的这两个维度有着相反的关联:如果你留意外部世界,与外部觉知相联系的网络活动就会增强,而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脑区的活动就会减弱,反之亦然.
除了额顶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脑区——丘脑也参与了有意识的觉知.
丘脑和额顶网络之间有着双向的长距离连接,洛雷提出,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中的信息交换与处理的动力过程,才使得我们由单纯的唤醒状态进入到有意识的觉知状态.
然而在我们的整个交谈过程中,洛雷一再重申"我们不应成为新颅相学家(neo-phrenologist).
"这是针对由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1758—1828)开创的可疑的颅相学而言的.
加尔认为每种心智官能都是特定脑区的产物,这些脑区创造了颅骨上特有的隆起.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用手"勘察"一个人的颅骨来搞清楚脑内这些"器官"的相对强度.
在洛雷看来,自我并非是我们可以在某个局部的脑区中找到的东西.
洛雷见到格拉汉姆的时候,也觉察到格拉汉姆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
洛雷注意到了格拉汉姆变黑的牙齿,他已经不再刷牙了.
格拉汉姆重复告诉齐曼相同的说法:他的脑死了.
"他可不是在杜撰什么,所以我们为他做了脑扫描.
"洛雷告诉我.
"他反对做脑扫描吗"我问.
"他说,'我不在乎.
'"洛雷说.
尽管有这样的病状,但格拉汉姆仍旧使用第一人称的代词"我"来指称自己.
洛雷的团队对格拉汉姆脑部做了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
MRI显示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脑损伤,但是PET的影像却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与外部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的代谢活动水平非常低.
负责内部觉知的网络就是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modenetwork,DMN),研究表明,它在自指的活动中处于活跃的状态.
这个网络的核心枢纽是被称作楔前叶的脑区,这是脑中联系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格拉汉姆这一病例中,默认模式网络和楔前叶都太过安静,其活动水平几乎低到了洛雷在处于无反应醒觉状态的患者那里看到的水平.
格拉汉姆的确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洛雷认为仅靠药物治疗并不能解释新陈代谢减弱的程度.
代谢活动的减弱也会传递至额叶的侧表面,特别是某些已知参与了理性思考的区域.
虽然洛雷和齐曼都告诫不要由一个案例得出太多的结论,但结果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有可能在中线区域减弱的代谢活动造成了格拉汉姆自我经验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就是严重削弱的自我感.
但是由于减弱了的代谢活动传递至额叶的其他区域,他无法从那种变化了的经验来谈论自己.
他开始相信自己脑死亡了.
2014年11月发表的对一个近期案例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
这个案例中的患者是一个65岁患有痴呆的老妇人,当两名印度医生开始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了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的迹象.
在给我的邮件中,印度阿格拉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Naidu)医学院的萨扬塔纳瓦·米特拉(SayantanawaMitra)对我说:"病人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比如'我认为我死了,而且我并不是我''我不存在''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个真空',以及'它是传染的,我传染了我的关系紧密的亲戚,我要对他们所有的病痛负责'.
"米特拉的团队为这个老妇人做了扫描,磁共振成像显示额-顶叶脑区已经萎缩了.
他们尤其注意到一个被称为脑岛的深层脑区在脑的两个半区都已经严重损伤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脑岛负责我们对身体状态的主观知觉,这种知觉是我们有意识自我经验的一个关键方面.
所以,损伤的脑岛可能妨碍了这个老妇人的自体感觉,而且痴呆让她很难纠正错误的知觉,这导致她声称自己死了.
医生对她进行了温和的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让她恢复到可以参加心理治疗了,治疗师用她的磁共振成像作为证据"向她证明她的脑袋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腐烂掉了".
治疗师动摇了她的错误想法,她最终获准出院,并继续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
格拉汉姆最终也康复了.
尽管偶尔会采用电休克治疗,但庆幸的是,科塔尔综合征在大多数患者那里持续时间都很短.
齐曼对我说:"我觉得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妄想是隐喻对明喻的一次胜利.
有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起床后还会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半死不活的(half-dead)样子,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明喻所表达的经验变化也并非那样罕见.
但是科塔尔综合征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半死不活这样的明喻对于患者来说就像是真的一样.
这样一种情况必定会对人们的理智造成困扰.
"由于缺少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目前对造成患者妄想的神经基础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科塔尔综合征让我们可以一窥自我的本质.
就拿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Gallagher)所称的免疫原则来说吧,这个原则可以回溯到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做出像"我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样一个陈述,我可能在地球是平的这一点上出错,但在做出这个断言的主观自我,也就是"我"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出错.
当我们使用代词"我",这个词指的是经验的那个主体,而不是其他人.
关于这个主体我不可能出错,或者我有可能出错吗就好像各种其他病症,比如精神分裂症所做到的一样,科塔尔综合征的妄想的确会引发哲学家们的思考(如果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刺激的话).
在这种妄想中,"我不存在"的这个坚定信念看起来挑战了免疫原则.
但即使产生妄想的人在关于其存在的本质上错了(这个错误可以和地球是平的这一点做一个类比),免疫原则还是对的,因为仍旧有一个做出断言的"我",这个"我"不可能指的是任何其他人,而就是那个体验到自己不存在的人.
那个"我"是什么或者是谁呢这是贯穿本书的问题.
无论这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它都将自身呈现为一个经验的主体.
但是大脑是如何在其物理和物质的过程中产生了看似非物质的、私人的心智生活呢(位于这个生活中心的似乎就是"我",那个主观性)这就是所谓意识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神经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科学能够解决吗,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是一个随着我们对脑的理解越来越细致就会消失的问题吗哲学家对这些疑问的回答大相径庭.
本书并没有对意识的难题给出神经科学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回答.
但是本书的确要处理自我的本质问题.
思考自我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自我的诸多面向.
对于其他人,甚或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只有一面,而是呈现出许多面.
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给出了自我的至少三个面向:物质性自我,它包括所有那些被我看作是我或属于我的那些东西;社会性自我,它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互动("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并在他们的心中对他有所看法,他就有多少社会自我");精神性自我("一个人内在的或主观性的存在,他的心理官能或倾向").
在对自我的寻求中,根据"作为客体的自我"和"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两个范畴来思考自我也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说,自我的某些方面是其本身的对象.
例如,如果你说,"我很高兴",那么这种高兴的感觉就是你此刻的自我感的一部分,它属于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范畴,是被你作为你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意识到的.
但是那个感觉到快乐的"我",即那个觉知到它自己的快乐的东西,则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它更加滑溜,更加难以捉摸.
这同一个"我"既可以抑郁,也可以欣喜若狂,或者是在介乎二者之间的任何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洛雷的研究.
按照洛雷的研究,健康被试的额顶网络的活动不断在内部觉知和外部觉知之间来回切换,这种切换中的变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意识的内容:从对外部刺激的觉知到对一个人自我诸多方面的觉知.
当你觉知你的自我,在其中你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生活历程,你的自我的诸方面就成为你意识的内容.
所有这些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有可能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并没有鲜活地经验到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各个部分.
在我们的意识中,对象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是我的或不是我的,自我或非自我,无论那个贴标签的是什么,它都可能会失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贴标签活动背后的机制).
在格拉汉姆的案例中,通常被归为一个人身体和/或情绪的属我性(mineness)或鲜活性有可能失去了.
结果,由于他侧前额叶的活动和功能微弱,所以他相信自己脑死亡了的这个想法就乘虚进入了他的有意识觉知.
但是无论一个人觉知到什么,难道不是始终有一个作为经验主体的某人吗纵使你完全沉浸在外在的事物中,比如说忧郁的小提琴独奏,这时你意识到的内容没有任何是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你的身体的信息还是对自己工作的担忧,但你拥有那些经验的感受难道就消失了吗为了更接近某些回答,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遭遇了各种自我变化的人都发现些什么,这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自我的窗子.
每种神经心理学紊乱都会说明自我的某个断面,它被紊乱侵扰,有时会造成可怕的疾病.
"我出了点儿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以前的自我完全破碎了,但出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东西.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她不是真实的,她不是我……她是我,因为我仍旧控制着我自己,即使我是一个疯子,我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和自己打交道.
"这段话出自莱拉·杰弗森(LaraJefferson)《我的姐妹们:精神错乱的内部之旅》(TheseAreMySisters:AJournalfromtheInsideofInsanity)一书,它让我们明白地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受到的损害.
但是透过这样的损害,我们会看到是什么把我们造就成我们所是的人.
这些疾病对于自我的研究,就是脑损伤对于脑的研究:它们是呈现在自我图像中的裂纹,让我们可以经由它们去研究那些一直在进行的,从未停止的神经过程,如果没有这些疾病,这些神经过程几乎是无法进入的.
尽管接下来的章节并没有穷尽所有扰乱自我的神经心理学疾病,但我选择的疾病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些疾病对研究自我的某些显著方面而言更便利;第二,当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学专门从自我的视角来研究这些疾病.
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看到他们不能完整地叙述自己.
如果是因为你不能再记起你自己,或者因为那些可以让你回想这些特征的脑区受损了,使得你不能用陈述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是理查德""我是一名退休教授"等),那么你就已经失去了你的自我感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完全失去了,还是部分失去了呢尽管你做出连贯叙述的认知功能丧失了(有些人将这种连贯叙述的功能称为叙述自我或自传自我),但你的其他方面仍旧发挥功能又会怎么样呢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被认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写的关于记忆及其在塑造我们之所是自己的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文字很有说服力,但很奇怪,爱默生对自己的痴呆症无动于衷.
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患者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自己的认同被破坏了,其中也包括认识到自己患病这一点.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阿尔茨海默症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毁伤患者的,同时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这一疾病的晚期,脑已经严重受损,但自我的某种本质还保存在身体中吗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AaronCopland,1900—1990)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有时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但是仍旧能够指挥他的签名管弦乐组曲《阿巴拉契亚的春天》(AppalachianSpring).
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挥动着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呢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是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患者会感到他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四肢不是自己的,这常常会导致他们做出要切下自己身体部位的可怕举动.
透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我们可以一睹大脑怎样建构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就是他的身体自我.
精神分裂症会造成患者的分裂,这种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能动性的一种折中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觉得自己是我们行动的发起人.
这种感受是自我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怎样呢它会导致精神病吗接下来就是人格解体障碍,这种疾病会剥夺构成自我的情绪基质,让我们对自己感到陌生,因此这一疾病能够突出情绪和感受在创造自我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闭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的自我.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通常没有能力本能地领会其他人的心智,这造成了社会交往的问题,但是自闭症患者所缺少的这种能力也与一个人读懂自己的心智,因此也就是与自我觉知联系在一起吗一些颇具挑逗性的新研究显示,这种障碍的根基在于自闭症患者的脑不能理解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这首先造成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身体自我,然后就是行为问题.
离体经验和更为复杂的分身效应(doppelgangereffect,人们感知到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并和这个身体互动)揭示出即使是绝大多数我们想当然以为的最为基础的东西也可能被扰乱,这就让我们可以一睹对构成低层自我来说必要的成分,而低层自我可能要先于所有其他方面.
狂喜癫痫[2]的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超越的合一性,尽管他们在当下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近乎处在一种与此相反的丧失了边界的状况中.
这种状况会让我们更接近自我,一个也许只是持续瞬间的自我的本质吗在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的争论中,这是核心的问题.
最后,我们将前往印度,踏上鹿野苑之旅,大约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的鹿野苑开始了他的传法.
佛陀的无我观似乎与现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共鸣.
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看法,自我是一个幻觉,但是果真如此吗经验证据支持自我是一个造作的实体这种说法吗与自我相关的疾病让我们获得了各种洞见,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古老的问题,也许还会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当我到巴黎拜访戴维·科恩的时候,我问起梅,就是他的那个15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情况.
"那个说她自己不存在的东西是谁呢""这就是精神病治疗的奥秘之处,"科恩说,"我们总是会说即使在最疯狂的状态下也仍旧有某种东西与真实的世界相关联.
"史蒂文·洛雷的博士生雅典娜·德梅尔茨(AthenaDemertzi)在列日大学帮助洛雷扫描和研究格拉汉姆.
她告诉了我一些格拉汉姆的事,这些事也提醒我,尽管格拉汉姆有脑死亡的妄想,但仍旧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本质.
格拉汉姆刚从扫描仪中出来,德梅尔茨就问他:"你还好吧""不错.
"格拉汉姆回答说.
"这不是好好的吗"德梅尔茨问.
"那还用说.
"格拉汉姆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我既格外强健又异常脆弱.
我们是谁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基本的矛盾.
[1]最低意识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持续的植物状态和闭锁综合征的意识紊乱.
最低意识状态的患者还部分具有有意识的觉知.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最近才被归类的意识紊乱,目前对这种意识紊乱尚没有详尽的研究.
2013年F1方程式赛车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在滑雪时头部严重受伤,之后即陷入了最低意识状态.
参见https://en.
wikipedia.
org/wiki/Minimally_conscious_state.
——译者注[2]狂喜癫痫是癫痫惊厥症状的一种表现形式.
宽泛地说,癫痫惊厥可以分为两类,全面性和部分性,在前一种类型中,放电会弥漫整个脑的外层、皮层,通常这会造成意识的丧失;而在后一种类型中,放电活动局限在脑的一小块区域,处在惊厥状态中的人通常保有意识.
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狂喜癫痫的最著名的患者,因此这种癫痫又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厥.
作者在本书第8章详细讨论了狂喜癫痫.
——译者注第2章破碎的自叙记忆、叙述与一个人凭借非凡的力量,记忆在做着不可能的事:它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事联系在一起,将过去与现在编织在一起;它在过去与现在之中存在,又注视着过去与现在……它赋予了人的生活连续性和尊严.
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
没有记忆,就不可能有一个家.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所有那些瞬间都将消逝在时间中,就像在雨中消失的泪水.
——《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罗伊·巴蒂阿兰、米歇尔和我坐在他们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客厅里.
阿兰在一张高靠背的棕色皮质大沙发里窝着,白色胡须、变秃的脑袋和令人诧异的深色眉毛让他显得很扎眼.
乍一看去,我也说不清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米歇尔坐在阿兰旁边的椅子上.
我问阿兰有没有兄弟姐妹.
他说没有,但又立刻改口了,"哦,我有一个痴呆的弟弟.
""是智力低下.
"米歇尔轻声纠正他.
"对,是智力低下.
"阿兰附和着说,"大家到他大约4岁的时候才知道他智力低下,那时候我18岁.
情况我了解得不多.
""但是他4岁的时候你才10岁.
"米歇尔说.
"好吧.
"阿兰说.
"阿兰,关于你弟弟,你还记得些什么吗"我问道.
"说起来让人伤心,"阿兰说,"因为他不能和人交流.
我带他去散步或做些其他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补充说:"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不,亲爱的,他死了,"米歇尔说,"他是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死的.
"阿兰和米歇尔大约是在30年前相遇的.
那时阿兰是社区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而米歇尔40岁,是一名助产士,在觉得自己到了人生转折点之后,她又回到了学校.
"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米歇尔问道.
"我想他大概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阿兰说.
实际上,阿兰的弟弟是因为血栓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从高层的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
那个时候,也就是30年前,阿兰对米歇尔说,他的弟弟由于智力低下,所以不会是跳下去的,大概是想回家了,他以为从窗户走出去就可以到达底楼.
当米歇尔在我们的谈话中提醒阿兰的时候,他说:"哦,那是我想忘记的事情,但不是的……从窗户掉下去……"他嘟囔着,语无伦次.
"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说过些什么呢"米歇尔问.
"我太伤心了,年纪又太小,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阿兰说.
米歇尔转向我,对我说,在他弟弟死的时候,阿兰已经50岁了.
1995年12月21日,德国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已经尘封近90年的蓝色纸板做成的档案.
这个档案包括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D(AugusteD)的女性患者的病例报告,这名患者51岁,来自法兰克福.
档案中的一份手写记录标明的日期是1901年11月26日,这份记录记载了奥古斯特和她的医生阿洛伊斯乌斯·"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ysius"Alois"Aizheimer)之间的对话.
德国的研究者将这份手写记录发表在1997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奥古斯特的回答用加黑字体标出).
她坐在床上,一副无助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奥古斯特.
你姓什么奥古斯特.
你丈夫的名字是什么我想是奥古斯特.
问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哦,我的丈夫.
看起来她并不理解这个问题.
你结婚了吗结了,和奥古斯特.
是D先生吗是的,是的,奥古斯特·D.
你来这儿有多长时间了她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回忆.
三周了.
我向她出示了一根铅笔,这是什么一支钢笔.
钱包和钥匙、日记本、雪茄烟这些东西她都认对了.
午饭的时候她吃了菜花和猪肉.
当问她在吃什么,她说是菠菜.
在她咀嚼肉的时候问她她正在嚼什么,她回答说是土豆,然后又说是辣根.
拿一些物件给她看,过上一会儿她就不记得刚才给她看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之间,她总是谈论着双胞胎.
三天以后,阿尔茨海默做了进一步的记录.
你住在哪条街我可以告诉你,我必须等一会儿.
我问你的是什么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你住在哪条街瓦尔德马街,不是,不……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现在不知道.
那个女的住在同一层.
哪个女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女的.
这个患者大声说G先生,G先生,这儿更进一步,她住……我让她看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本书,她都能正确地说出是什么.
我刚才让你看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有点儿困难是不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我向她伸出三根手指,这是几根手指三根.
你还紧张吗我刚才向你出示了几根手指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奥古斯特死于1906年4月8日.
那时,阿尔茨海默已经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慕尼黑的皇家精神病诊所,所以他让人将奥古斯特的脑寄到了那里,对脑组织做了薄片采样,(并且)用银盐给这些样本染色.
阿尔茨海默将这些切片置于玻璃载片之间,熄灭了习惯抽的雪茄,去掉夹鼻眼镜,仔细地看着他的最先进的蔡斯显微镜.
在放大了700倍以后,他终于发现了奥古斯特的疾病.
夏去秋来,在那一年的11月4日,阿尔茨海默向在蒂宾根召开的第37届西南德国精神病医生大会提交了他的发现.
他说,奥古斯特患有"进行性认知障碍、病灶症状、幻觉、幻想,以及心理社会失能".
更准确地说,她的大脑皮质细胞表现出奇怪的异常.
之后的一年,阿尔茨海默发表了论文《大脑皮质特有的严重疾病》(ACharacteristicSeriousDiseaseoftheCerebralCortex),在这篇论文中,他仔细描述了这种异常.
有一种异常发生在神经元中,"在因这种疾病而不再正常的细胞的中心,有一根或几根突出的纤丝,它们特别厚且牢固.
"阿尔茨海默还发现在细胞之间有"粟粒状的中心",他看到在这些中心聚集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这是一种新型的痴呆.
1910年,皇家精神病诊所主任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Kraepelin)用"阿尔茨海默症"命名这种奇怪的痴呆病例,他写道:"对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解释尚不明确.
虽说解剖学证据表明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老年性痴呆,但实际情况是这种疾病有时候早至快到50岁时就发病了.
"阿尔茨海默在奥古斯特的脑部所发现的这些异常我们如今称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
虽然神经科学家还在争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哪个先发生(有一些神经科学家怀疑是否还有这些神经病状的前兆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异常的蛋白参与了这种疾病的无情发展.
如果奥古斯特在今天接受神经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就将是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米歇尔都是一个未经专门培训的助产士.
那个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接生还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
但是由于工作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越来越棘手,米歇尔决定回到护士学校去学习.
在她的学业中有一门课是哲学,授课的是一名教授,50岁的年龄,魅力不凡.
他穿着皮夹克,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壳角质眼镜,步履悠闲地走进教室,头发花白,蓄着胡须.
在课上,他谈论哲学与政府,见识敏锐独到.
"我认为应该让罗马的吉卜赛人和芭蕾舞演员来运作政府,而不是那些独裁者和贪婪的政客.
"米歇尔回忆着他说过的话,完全被迷住了.
他们不久就彼此有了好感.
那时他正和妻子闹离婚,借酒浇愁,而她也正在糟糕的婚姻中挣扎,就在回到护士学校的时候,她的婚姻也破裂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孩子,但孩子们都不反对他们两人在一起.
在我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向他求证米歇尔说过的话,问起他是怎样令米歇尔倾倒的.
"哦,我们是两情相悦.
"他说,声音沉稳而自信,听起来让人惊讶.
"那就像是……"他努力要找到合适的词,"就像是那种在空中旋转上升的东西.
"龙卷风,我提醒了一下.
"龙卷风.
"他附和我说.
最终,他们一起买了房子(我去拜访过),结了婚,一起旅游,常常去欧洲,彼此都是对方生活的重心.
米歇尔记得她的一个儿子在他们婚礼的祝酒词中说:"我妈妈和阿兰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们做到了……他们为自己生活,虽然有诸多阻力.
"阿兰的性格让米歇尔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当那些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想象过,从没有想象过他会是一个患上痴呆症的人.
"她说.
最初的迹象出现在2003年春季.
米歇尔和阿兰去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艾尔河去度周末,他们住在加伯维尔的本波历史酒店.
当他们周一回到家里,发现他们的答录机里都是阿兰系里的秘书和学生留下的信息.
阿兰完全忘记了那天他安排了期末考试.
那是最早出现的严重迹象:阿兰的记忆出了问题.
在那年的9月,他们去欧洲度假,米歇尔发现阿兰处理不了任何新的事情.
他总是迷路,在法国的乡间找不到路,他会把提款卡放进租来的放映机里,甚至收拾自己的行李箱都有麻烦.
回到加利福尼亚,阿兰开始出现更进一步的痴呆迹象.
他女儿的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他忘记了怎样去女儿的家.
还有其他一些事似乎也出了问题.
"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清洗热水浴缸,浴缸上的断路器还开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可能会触电.
"米歇尔告诉我,"我让他去关了断路器,他会到车库里去找,而车库在房子的另一边.
"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看神经科医生.
阿兰未能通过一些标准的测试(比如从100每次减7倒着数,这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目的是检测认知能力的衰退),但是他仍旧表现得不错,医生将此归功于阿兰的高智商.
磁共振成像显示血管有一些小的闭塞.
医生诊断阿兰处于血管性痴呆(由于脑中血流受阻造成的认知衰退)的早期阶段.
几年以后,医生对阿兰的诊断改为了阿尔茨海默症.
与此同时,阿兰的性格也变了.
在他们相爱和做出诊断之前的婚姻生活中,阿兰是一个友善、和蔼的人.
就像所有的夫妻一样,阿兰和米歇尔也会拌嘴,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通过开诚布公的交谈化解问题.
"他通情达理.
"米歇尔对我说.
但在阿兰患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一点点口角阿兰都会重重地摔门,愤怒地冲出家,开上车就离开了.
他也经常地写便条,他的这个老习惯让我们可以窥见阿兰正在改变的性格.
"有些便条真的很下流,"米歇尔说,"如果我请他帮点儿什么忙,他会写一张下流的便条.
这些便条也反映了阿兰对诊断出痴呆症的极度痛苦.
米歇尔回忆起其中的一张便条写着"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洞".
阿兰读遍了他能找到的有关这种疾病的所有书籍,甚至读了《最后的出路》(FinalExit)这本书,这本书说的是如何让那些病入膏肓的人通过辅助自杀获得解脱(这本书就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
他对米歇尔说:"我不想在大小便失禁中死去.
我不想死在疗养院里.
你要把我带到海湾那里推下码头.
"米歇尔知道自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我不能那样做,阿兰,那样我会坐牢的.
"她回想起她对阿兰说过的话,"我会被控谋杀的.
如果你想做的话,我完全理解,但是这得你自己做.
我会支持你,但我不会帮你,至少不会为你这样做.
"面对阿尔茨海默症,阿兰敏锐的理解力和他理智的性格成了一把双刃剑.
"想到他的脑正在慢慢地消失是最恐怖的事,因为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他的脑就是他的才智.
"米歇尔说.
"阿尔茨海默症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再没有比下面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他想到他在生活中积累起了全部记忆、全部价值,所有关于住址、家庭、社会关系这样的信息,但现在有一种疾病逐渐地入侵,每一天都在蚕食这些连接,撕裂了实际上定义作为一个人我是谁的那些组合.
"哈佛大学的神经学教授鲁道夫·坦齐(RudolphTanzi)如是说.
在PBS[1]的一部纪录片《遗忘: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幅画像》(TheForgetting:APortraitofAlzheimer's)中,坦齐教授一语中的地讲述了阿尔茨海默症最终的可怕场景.
无论和米歇尔这样的护理者如何谈论他们的爱人,人们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论:疾病摧毁了一个人存在的本质,至少从外部看起来是这样的.
"伴你成长的人在你眼前消失,那实在难以忍受.
"克莱尔说.
克莱尔是挪威裔人,住在加利福尼亚.
她90岁的父亲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家里人把他送去了辅助生活中心.
克莱尔和她的妈妈常常去看望他.
"当你看着他的眼睛,看上去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眼睛不再有神了.
"克莱尔低声地对我说,"真的不再有神了.
"海量的医学文献都印证了克莱尔的说法.
下面这些用语都是用来描述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的:"对自我的稳定的侵蚀""自我的萎缩""缓缓地消亡",甚至是"自我完全的丧失".
尽管有这样一些说法,还是有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如果阿尔茨海默症侵蚀自我,那么这样的侵蚀会全面进军直到真的一无所剩吗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会破坏认知能力,使得患者丧失照顾自己、穿衣刷牙的能力,更不用说记住日期和时间,或者认得家人的能力了.
但是假若人们的感觉与运动功能还在,那么在一个人的认知与随之而来的能力失去的情况下,还有任何属于一个人自我的东西保留下来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看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自我是什么.
有些人主张自我根本上是一个叙述性建构.
自我的一个关键方面的确就是叙事,也就是那些我们告诉别人,实际上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些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
这些故事依赖于记忆和想象.
"个体建构起私人和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将他们生活中纷繁的事件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可理解的整体.
这些是关于自我的故事.
它们是人格同一性和自我理解的基础,它们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回答.
"心理学家唐纳德·伯金霍恩(DonaldPolkinghorne)写道.
我们的各种叙事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并不难接受,但自我只是由叙事构成的吗或者它还有其他的方面,这些方面在叙事形成以前就存在.
有些哲学家主张叙事就是自我的全部,一旦叙事停止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对这些哲学家来说,"自我最终不过就是相互交织的叙事形成的一个密集群,是一个涌现出来的存在,它从我们讲的以及讲过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中逐渐展开.
"作为自我的叙事(narrative-as-selfhood)这一观念甚至将构建叙事的认知活动置于自我的核心位置.
但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经验至少对自我的这一观点提出了两项质疑.
第一项质疑针对的是认知及其在创造叙事中的作用是自我的核心这一看法.
多伦多大学的皮娅·康托斯(PiaKontos)观察痴呆症患者已经十几年了,她认为这样的自我概念是有问题的.
康托斯对我说:"在我们是谁这一点上,有一些东西是与认知分离并独立于认知的.
"她认识到这个主张是有争议的.
"这样一个视角挑战了整个西方式的对自我的建构,因为在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合理性、独立性,以及控制.
这种建构多少可以回溯到笛卡儿,他分开了心智与身体.
这不仅仅是在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划分,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二元论概念,身体在这种概念中被贬低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它只是一个空壳,而实际上,根据自我感、能动性和意向性而考虑的一切都归属于心智.
"康托斯想把身体带入到对自我、能动性,甚至是记忆的叙述中.
所以,即使我们要把自我视作是一种叙事,这个叙事也不会只是认知的事,身体也有它的话要说.
阿尔茨海默症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抗拒"将自我仅仅看作叙事"的观点,它挑战了一些人的主张,他们认为最好将自我理解为由叙事构成,并且被叙事构成,而且除了这些叙事之外一无所有.
当这种疾病破坏了患者拥有并讲述一个连贯故事的能力时,也就是一旦这个叙述性的自我瓦解时,还剩下什么这一点并不太清楚.
哲学家丹·扎哈维(DanZahavi)写道:"如下这种说法绝非一目了然,即认为留存下来的任何经验都只是匿名的、没有所属的(unowned)经验片段,因此'主体'不再将感受作为自己的来感受疼痛或不舒服.
"在叙事性自我消失以后还留下了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瞄准使自我得以产生的那些脑活动.
例如,扎哈维主张,在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叙事自我之前,自我必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成为经验的主体.
所以,尽管会造成无情的退化,但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用更加层次化也更加精细的方式来检查自我.
这样一幅正在形成中的有关自我的图像将会让我们看到处在阿尔茨海默症晚期的患者是怎样的状况,并且影响到我们要怎样护理他们.
大约就在克莱尔的父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个时间,他徒步走到当地的警察局.
警察局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以北,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警察局,他将自己的枪交给了警察.
他告诉克莱尔说:"我要远离手枪,因为我害怕会用它来自杀.
"不久之后,由于已经照顾不过来农场了,克莱尔的父母就卖掉了农场,搬到了一栋更小的房子里.
在克莱尔四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亲从欧洲移民到美国.
他的父亲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在提前退休以后,他为家里购置了一处农场,克莱尔的母亲一直就想要这样一处农场.
在那些农民、农场工人和牧场主中间,他们过着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活.
有一次,克莱尔回农场小住,她留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事.
他们正在烧烤的时候,精于烤肉的父亲转向克莱尔说:"我完全不会烤了.
"克莱尔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毫无疑问是会烤肉的.
"哦,别逗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她说.
"不,克莱尔,我是说真的.
事情有些不对劲.
"他说.
这样的不对劲就和他想不起一些词语的时候如出一辙.
更早的时候,他对克莱尔说,他时不时地要寻找合适的词来表达心里的事(就好像阿兰费很大的劲去找"龙卷风"这个词).
克莱尔意识到父亲遇上了大麻烦.
克莱尔对我说:"也许人们都会说到他们父亲的这种现象,对那些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真的认为父亲遇上大麻烦了.
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会说七门语言,而且门门都很精通.
语言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他开始忘词的时候,他就忧心忡忡.
"这种担忧与日俱增.
克莱尔还记得父亲的状况明显恶化的一个关键时刻:事情就出在他钟爱的航海上.
他是一个熟练的水手,夜晚凭借星星都可以在海上航行.
他常常租下大型帆船,邀请朋友去大湖区,甚至是加勒比海航行.
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和一些航海爱好者还驾船去过圣巴托洛缪岛(克莱尔记得还有两个阿根廷人,而她是全船唯一的女性),那一次,那一带刮起了风暴,克莱尔想的是赶快离开,但是他父亲(船长)不为所动.
系在帆船上的小艇被狂风和海浪拍打着掉落到水中,拉扯着他们的帆船.
所有的人都想放弃小艇,但克莱尔的父亲拒绝这样做.
在风暴中,他一直都机敏地留心着他的船.
即使是在午夜已经下了锚,大家都睡觉了,有许多次,他都知道锚还没有落稳当.
他会把克莱尔叫起来,然后一起重新把锚放置妥当.
十几年以后,克莱尔和她的堂兄决定带父亲出海旅行.
那时他们都知道他在航海上已经不比当年了,所以这一次,克莱尔的堂兄作为船长,克莱尔任大副,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水手.
克莱尔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还是老当益壮,是航海的好手,但他不再乐意管事,不让他当船长也不觉得气恼.
"但是他已经开始显露出吃力的迹象了.
有时,克莱尔和她的堂兄正在艰难地调整帆船,她的父亲会站起来,这很危险,因为可能会被摆动的吊杆击中.
克莱尔只得向他大吼,要他坐下.
然而,当他们设置了航线,把他安置在舵轮后面,他又能够调整罗盘的方向,让帆处在必要的位置上.
但是,他会突然说:"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几年以后(在他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克莱尔和她父亲在海岸小镇的镇中心散步,遇到一场教堂拍卖.
展品中有一个模型帆船,克莱尔的父亲把它拿起来.
"他看着它,一直看着它.
他知道那是他感兴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它感兴趣.
"克莱尔告诉我,"他一言不发,只是怔怔地站着.
看上去他像在看着什么,但我在他的眼中看不出有任何的理解.
"曾经技艺精湛的水手现如今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帆船了.
那个时候,克莱尔知道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所破坏的已经不只是短期记忆了.
有关记忆和支撑记忆的脑结构的许多知识都来自对一个异乎寻常的患者的研究.
这名患者叫亨利·莫莱森(HenryG.
Molaison).
亨利生于1926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学者都称其为患者H.
M.
.
无论好坏,亨利的记忆都停留在他27岁那一年.
10岁的时候,亨利开始出现癫痫的惊厥症状,这可能是由于早几年他头部的一次微小创伤(但是亨利患上癫痫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考虑到亨利的堂兄也患有癫痫,也许他的癫痫有遗传上的诱因).
亨利的惊厥症状日益严重,抗惊厥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以至于在高中毕业以后,他几乎无法顺利地在生产打字机的流水线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最终,在1953年,也就是亨利27岁那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毕歇·斯科维尔(WilliamBeecherScoville)决定冒险为亨利实施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来治疗他的癫痫.
斯科维尔在亨利眼窝上方钻了两个洞,将扁平的脑压板(brainspatulas,神经外科医生用的类似压舌板的东西)插入洞中,脑压板会分开两个脑半区中的额叶和颞叶,这样一来,斯科维尔就可以达到内侧颞叶这一脑结构,比如可以接触到杏仁核与海马体.
接着,斯科维尔取下了一大块正常的脑组织,包括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脑组织的很大一部分.
这个外科手术对亨利(如今在学术文献中都把他匿名地称作H.
M.
)所造成的影响是神经科学的一个传奇.
H.
M.
仍旧服用抗惊厥药物,虽然他的癫痫大发作无论在强度和频率上都大幅减少了(从一周一次减少到一年一次),但是他的记忆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状况.
他"再也认不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去浴室的路,而且对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他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维尔和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Milner)提到了对H.
M.
所做的心理测评:"1955年4月26日做了心理测评,H.
M.
的记忆缺陷一目了然.
他报告的日期是1953年3月,他27岁.
就在进入测评室之前他还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Pribram)交谈,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而且否认有人和他谈过话.
在测评中,他不断重提儿时的事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过手术.
"H.
M.
再也形不成新的记忆(被称为顺行性遗忘),而且对于过去的回忆也受到了限制.
米尔纳继续对H.
M.
进行研究,她的学生苏珊娜·科金(SuzanneCorkin)则秉承了她的衣钵.
1984年,科金写道:H.
M.
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手术后的31年中,他的症状都保持稳定.
他的顺行性遗忘完全没有改观,他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谁照顾他,或者他上一顿饭吃了什么.
他对眼下是哪一年的猜测可以与实际的年份差上43年,若不是专门计算,他对自己年龄的估计会比实际小10~26岁.
1982年,他认不出自己在1966年40岁生日的时候拍的照片.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孤岛,例如他知道某个宇航员去过外太空,知道一个名叫肯尼迪的公众人物被刺杀了,知道摇滚乐是一种新的音乐.
H.
M.
的状况突显了我们拥有不同类型的记忆,H.
M.
的其中一些记忆保存完整,其他的记忆则受到了破坏.
他的短期工作记忆是完好的,能够将一串数字记住十几秒钟,但是外科手术伤害了他某些形式的长期记忆.
他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记住事实和概念的能力基本保持完好,但这只是针对在他手术以前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而他的情节记忆,也就是记住所经历的情节(关乎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即使是在手术之前的情节记忆,也被毁掉了.
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是被称为陈述性或外显记忆的长期记忆的不同形式,这样的记忆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接触信息.
H.
M.
的顺行性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对手术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陈述性记忆(H.
M.
的确设法记住了他术后所住房屋的空间布局,1958~1974年他一直住在这里.
这些年知识的逐渐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H.
M.
形成了他对住地的记忆.
就身体的位置在形成与脑相一致的自我这个方面而言,H.
M.
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
长期记忆的另一个显著类别被称为内隐记忆、非陈述性记忆,或者说程序记忆.
这种记忆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接触.
比如知道怎样骑自行车就属于这种记忆,我们是无意识地提取这种记忆的.
米尔纳在1962年发表的对H.
M.
的经典研究表明,这些各种类型的记忆涉及不同的脑结构.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向H.
M.
出示了两个星形图案,一个图案在另一个图案当中.
研究者要求H.
M.
在内外两个图案之间画出一个星形图案.
为了让H.
M.
所做的事情更加复杂,他在画出图案的同时必须看着自己的手、铅笔,以及这些图案在镜子中的影像.
令人惊讶的是在三天之中,H.
M.
越来越好地完成了任务,尽管他对于从事这一任务没有丝毫的记忆.
很明显,外科手术并没有破坏他的程序记忆.
问题是精确地来说,在H.
M.
所做的外科手术中,医生切除的究竟是什么脑结构斯科维尔在1953年为H.
M.
实施手术之后所写的论文在当时是极富启发性的,但措辞并不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H.
M.
又做了几次脑扫描,但就像所有的扫描一样,这几次扫描都是非侵入式的,因此在精确显示所切除的脑区方面多少还是受到了限制.
进一步的发现要等到H.
M.
去世以后.
H.
M.
在2008年12月2日去世.
他的遗体被运到马萨诸塞州查理斯顿的麻省总医院,神经科学家在这里花了九个小时为他的脑部成像.
之后,一名神经病理学家娴熟地将H.
M.
的脑从他的颅骨中取出.
基于大量的细粒MRI扫描,上述这些工作形成了H.
M.
脑的高解析度的3D模型,这样一来,就最终有可能在计算机中详细研究H.
M.
的脑.
新的成像确证了早期MRI扫描所揭示出的东西:在脑的两个半区,H.
M.
的海马体的后半部分(斯科维尔以为他已经将这一部分完全切除了)都保持完整.
但斯科维尔完全切除了其他部位,即内嗅皮层,内嗅皮层是海马体和新皮层(皮层中唯哺乳动物才具有的部分)的交界处.
阿尔茨海默症开始于内嗅皮层并向外扩展.
基于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在所有的皮层区域中,内嗅皮层是这一疾病中损伤最为严重的.
"虽说H.
M.
这个令人难忘的健忘症患者已经去世了,但他在科学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他的严重的健忘症激起了有关在手术之后他是否拥有自我感这一问题的争论.
如今那些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当我们绝大多数人想到自我感的时候,想到的是头脑中有关我们是谁的那些故事.
如果你一定要给其他人(或者就是给你自己)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也许只能潜入自己的情节记忆库里,这些情节记忆定义了你.
让我们把这样的自我称为叙述自我[正像皮娅·康托斯所言,这一自我的各个方面不仅是认知的,而且是具身的(embodied)].
明确来说,一次叙述就是呈现连在一起的一系列情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叙述.
就是我们自己.
作为人,我们也能够将所叙述的故事投射进未来,因此,我们的叙述自我不仅仅记住了过去,而且能够想象未来.
过去十年,大量的研究表明,构建未来场景所用到的脑网络与记住过去的事情所用到的脑网络相同.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驾船高手,就像克莱尔的父亲一样,那么你记住去年的航行经历与想象此后几年你驾船出海的场景这两者所使用的脑网络是相同的.
形成这些网络的关键脑区涉及内侧颞叶(更加靠近中线的部分)的各种结构,包括海马体和内嗅皮层.
阿尔茨海默症常常首先影响的正是这些区域.
这种疾病正是在这些区域站住脚跟,然后开始毁灭性的肆虐,最终侵蚀了一个人构建起连贯叙述自我的能力.
在有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叙述自我的这种瓦解一开始表现为疾病失认症(anosognosia),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Babinski)在1914年创造了"疾病失认症"这个词语(在古希腊语中,agnosia的意思是缺少知识,nosos的意思是疾病)来描述有些左半身完全瘫痪的病人所表现出的极为奇怪的行为.
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巴宾斯基写道:"我想关注一种我此前有机会观察到的心智障碍……患有这种障碍的病人似乎觉察不到或者无视自己瘫痪的状况.
"巴宾斯基的病人不仅否认或者意识不到他们瘫痪了,而且会为他们对自己的状况缺少了解提出各种说辞.
巴宾斯基提到了一个病人,"要是要求她移动右臂,她会立即照做.
但如果要求她移动左臂,她好像充耳不闻,呆呆地站着,就像这个要求是提给别人的一样.
"我们会在Anton综合征[根据神经科学家加布里埃尔·安东(GarbrielAnton)命名]患者那里看到一种极其严重的顺行性遗忘,这种疾病的患者由于顶叶两侧的损伤而失明,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能够看到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表现为从对自己症状的轻度失察到彻底否认,不一而足.
神经科学家威廉·古杰斯(WilliamJagust)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
他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过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反应.
"家人带着患者来看医生,患者却说,'我没病,你是疯了吧.
'他甚至会动起手来……但更常见的是患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疾病,他们是没有觉察,而不是否认.
"古杰斯对我说.
在古杰斯和患者及其家人紧张的会面,告诉他们诊断的情况以后,患者经常很快就忘记了这些诊断.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是这样.
"在你告诉他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能再开车了以后,他们还会想去开车.
家人对他们说,'医生已经说了你有阿尔茨海默症.
'他们会说,'医生没说过!
'"阿兰也不想放弃开车.
但在正式的诊断做出之前,他在开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到恐慌了.
所以他只在城里有限的地方开车,即使如此,米歇尔也提心吊胆.
在阿兰的车上,米歇尔会看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凹痕,甚至是和其他车剐蹭过的痕迹(阿兰总说这是其他司机的责任,但米歇尔怀疑这些都是阿兰的过错造成的).
阿兰曾经试图给被剐蹭了的挡泥板喷漆来掩盖事故.
阿兰所在诊所的社工警告米歇尔说,要是阿兰摊上事故的话,他有可能被起诉(现在阿兰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阿兰的医生向机动车管理局报告过阿兰的情况,机动车管理局致信阿兰,要求他去管理局重新进行笔试和路考.
"要是他没有通过考试那太糟糕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米歇尔说.
后来,阿兰的车被小偷偷走后丢弃了,这对阿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却让米歇尔松了口气.
"他伤心极了.
他在一张黄色的纸上为他的本田车写了一篇悼词,说到本田车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失去了自主性如何是一个悲剧.
他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就好像他的自我感正在受到侵蚀.
"米歇尔对我说.
与那些瘫痪的人否认自己的瘫痪相比,阿兰的顺行性遗忘也许是轻度的.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可以了解顺行性遗忘背后的神经机制以及这种遗忘和自我感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瓦纳·张伯尼(GiovannaZamboni)正在研究的就是这种机制.
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具有顺行性遗忘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判断他们亲近的朋友、护工或者亲戚的特征方面要远远好过判断他们自己的.
那些在fMRI扫描仪中完成的任务揭示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内侧前额叶和左前颞叶在自我评价任务中的活跃性比不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任务中的活跃性(正常的控制组与那些有着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差别).
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不仅是有关记忆的问题,也是有关自我的问题.
"这种顺行性遗忘非常具有选择性,它丧失了更新有关自己信息的能力,却没有丧失更新有关别人信息的能力.
"张伯尼告诉我.
罗宾·莫里斯(RobinMorris)是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院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
莫里斯认为比起记不住自己已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来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顺行性遗忘来自一个更大的问题.
照莫里斯的看法,我们都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语义记忆,也就是一个自我表征系统,它关乎有关我们自身的知识.
这个"个人数据库"不同于有关对象和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世界和其他外在事物的)的语义知识.
我在伦敦莫里斯的办公室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自我表征是极其与众不同的.
"莫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无法将新的信息整合进他们的自我表征当中".
莫里斯认为这种自我表征从本质上来说是情节记忆,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有关自己的语义记忆,也就是说它们被语义化了.
患者H.
M.
的状况佐证了如下的观点:我们的情节记忆的本质含义被把握和储存在一种与其他情节记忆相分离的语义化形式中.
当苏珊娜·科金问H.
M.
:"你留下的关于母亲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他回答说:"啊,这个嘛,我只记得她是我妈妈.
"科金发现虽然H.
M.
记得他的童年,但他"无法说出有关母亲和父亲的情节记忆,他甚至不能叙述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
尽管如此,H.
M.
对于手术前的自我还是有某种感受的.
如果我们的自我表征系统运转正常,那么情节记忆就会持续转化为语义记忆,由此创造出我们是谁的根据.
在阿尔茨海默症当中,这样的过程似乎中断了.
顺行性遗忘表明了脑持续更新自我表征的能力被破坏了,但一个人叙述自我的变化更加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变化中,叙述的形成变慢,甚至停止了.
患者向深处寻找他们的记忆,一直回忆到他们的叙述弧的基底形成,回忆到他们持久的同一性形成的时候.
让我们在时间中得以回溯和前瞻的那种自我感,也就是哲学家将其称为自知意识(autonoeticconsciousness)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回忆或创造我们的同一性的那种东西,是在我们的儿童期最后才成熟的认知能力,但当阿尔茨海默症袭来的时候,它却是最先开始崩溃的东西,我们只能将此称为命运无情的曲折.
在遇见阿兰的那一天,我和他交谈,他了解现状,看起来也很迷人,这让人有些吃惊.
米歇尔很高兴阿兰能这样.
米歇尔说,在每天午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会儿时间阿兰的意识会比较清醒,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很难相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状态.
我问阿兰:"接下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担忧的""没有什么担忧,我想我不会再考虑未来了.
"他回答说,"我如今已经70或71岁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阿兰已经81岁了,他是在7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我的生活不错,比想象的好多了.
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两个儿子,现在还有两个孙子.
这很不错,看看我在空军服役时那个世界的样子.
"阿兰曾随美国空军驻扎在德国,在那里他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荼毒.
参观达豪集中营让他深受触动,这强化了他一直有的一个想法:比起独裁者和政客,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会把世界管理的更好一些.
米歇尔告诉我,在阿兰这里,吉卜赛人和芭蕾舞者代表着"那些没有什么手段的人和那些热爱艺术的人".
米歇尔曾经提及,而我也注意到,阿兰不断地回想起他最强烈的记忆,是从在空军服役的那段时间一直到他成为一名哲学老师.
阿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阿兰强化了他的身份认同.
罗宾·莫里斯告诉我说:"我们认为人们会将他们的记忆更加强有力地整合进他们的自我感,然后形成更为丰富和持久的表征……那些基本的模块,也就是界定你是谁的那些关键概念,并不会随着人们的生活历程而改变,或者只是有细微的改变.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晚期,疾病也会入侵这些基本模块,但眼下,阿兰的状况还可以让他回忆起18岁时的光景.
那个时候他因为抽烟被三次退学,学校的辅导员建议他参加空军,阿兰照做了.
他被派往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基地,在那里他成为一名飞机技师.
22岁的时候,他回到旧金山,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并在社区学院进修.
他想当一名广播员,但是他的一个老师说他的声音成不了广播员.
这个老师鼓励他学习哲学,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中肯的建议:阿兰喜爱哲学,不久就开始教授哲学,而且成了受人爱戴的老师.
当我和阿兰聊天的时候,阿兰在细节或顺序上总是出错(阿兰的事情米歇尔都已经向我交代过了).
比如,说到那个建议他学习哲学的老师,阿兰说:"他告诉我,'既然你被退学了……香烟,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空军.
'"但实际上,在阿兰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参加了空军,而这个老师建议他去上哲学课.
要是米歇尔之前没有告诉我阿兰过去的经历,我就无法理清阿兰记忆的时间顺序.
那天在见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米歇尔留我和阿兰单独聊了一会儿.
我又问了一些关于他过往经历的事情.
在已经提到空军的事情几次之后,阿兰又谈起了空军的事情,下面是逐句记录的我们的对话.
"我们在这里参加了空军,等待着情况的变化……每个人都想驾驶飞机,但这不可能,你必须学过几何学.
有些人说我没有学过几何学,我也这样说过.
好吧,我们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上了去旧金山的火车,我们去了波士顿,在那里上了船,那艘船和这间屋子差不多大,船上有12~15个人.
最糟的是这些人里面许多都生病了,我没有生病.
我们不得不出去呕吐.
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下了火车.
在大约两天之后我们到了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的中心,我们就驻扎在那里.
……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
我们在那里……嗯……待了两年,然后就回来了.
我去了联合航空公司上班,在那里干了几年.
接下来人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因为我一直都在读书,一些侦探类的书.
"在我们的交谈中,阿兰几次提到了一个鲜活的记忆.
他记得当火车穿越农田时那些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的农民的景象.
阿兰透过车窗看到这些农民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
但如今他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在得克萨斯还是在德国看到这些农民了.
虽说阿尔茨海默症还没有摧毁阿兰最鲜活的记忆,但是它已经搅乱了阿兰的叙述.
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罗宾·莫里斯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出现的两个关键变化.
其中之一我们早前已经看到,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能获得关于自己的新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更新他们的叙述自我.
另一个变化是,可能存在负责我们自我的脑结构,阿尔茨海默症会攻击这一结构,如此一来,患者就会求助于他的叙述中最具有弹性的部分.
有关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是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形成的,阿兰从他那杂乱无章的记忆里回忆起来的基本上就是有关他自己的这些弹性观念.
即使是健康人在被要求回忆他们的生活……经历时,他们回忆起来更多的也是10~30岁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的事情,心理学家将此称为回忆高峰(thereminiscencebump).
这个高峰对我们的自我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丁·孔维(MartinConway)是伦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忆和自我.
孔维认为个体的目的是具有层级的,这个层级会分解为越来越小的子目的,而随着子目的范围越小,目标也就越具体.
比如,你的目的也许是成为一名运动员,那么子目的越小,所涉及的目标也就越具体,可以具体到每天跑五千米的距离.
基于这种目的层级,孔维定义了"工作自我"这一概念,工作自我所要做的就是协调具体目的(成为一名运动员)与当前状态(比如说,坐在沙发上),并且确保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距最小(通过让你离开沙发去跑步).
换句话说,工作自我调控行为.
除了这个工作自我,孔维还提出了概念自我.
作为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方面,概念自我包含着有关我们是谁的各种认识,这些认识的基础是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我们的家庭、朋友、社会,以及更广泛的文化.
在孔维的模型中,工作自我所要做的是调控行为,并且帮助与概念自我及其目的相一致的记忆的形成与建构.
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精确性.
比如,就短期而言,记住我是否关了厨房的煤气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短期记忆必须要和实际情况高度一致.
否则的话,我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的脑不可能无限期地保存这些短期记忆(至少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照相机般的记忆).
所以,长期记忆较少要求精确性,而是更多地关心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无论什么进入长期记忆,它们都不应该与我们的概念自我和目的(其本身有收到现存的长期记忆的影响)相矛盾.
正如孔维所言,长期记忆中的自传性知识会"约束我们的自我图像,无论是现在的、过去的,还是可能的",工作自我则是指令什么可以进入长期的自传记忆以及这种记忆能够被通达的难易程度.
我们叙述的故事会影响到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可能的面貌:什么样的开头就要求什么样的结尾,叙述的故事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在孔维看来,执行工作自我的神经过程也保证了,比起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并不一致的长期记忆,我们更容易通达那些与我们的目标和自我知识相一致的长期记忆.
关键在于,一个人所形成的对满足他的生活目标非常重要的那些经验的记忆似乎与自我及其历史保持着更为强有力的联系.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回忆高峰.
按照罗宾·莫里斯的说法,"在青春期的后期和成年的早期有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你定义了你的自我信念和自我概念.
"在这一时期,我们形成了叙述自我的核心.
所以,叙述自我受到了那些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影响,这一自我,或者说与这些事情相联系的记忆,又影响到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因此决定了我们的叙述会如何演进.
自我对于一致性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叙述自我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了破坏.
从一开始,患者形成新的情节记忆的能力就被削弱了,而且将这些记忆以要点或语义化记忆的形式合并成为患者的叙述的能力也衰退了.
丹尼尔·莫格拉比(DanielMograbi)是莫里斯的博士生,来自里约热内卢.
莫格拉比将上述破坏称为僵化自我:一旦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个人能够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就中断了.
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运转正常时,生活中的情节就会依次形成故事.
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阶段,疾病阻止了叙述弧进一步生长,将叙述弧限制在疾病开始时的样子.
阿尔茨海默症会继续侵入患者的叙述,直到所剩的东西只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情节.
最终,就连这些相互分离的情节也消失了.
莫格拉比的一些同事并不特别接受"僵化自我"这个说法.
"这好像是在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像死了或者了无生气一样,"莫里斯说,"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我对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同感的.
一方面,在用概念刻画人们的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注意;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因为考虑政治正确而限制科学的发展.
你不能把那些人们都不愿面对的真相隐藏起来.
"真相就是当叙述自我开始僵化,紧接着开始退化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返回到关键的叙述自我,返回到那样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是在他们的叙述自我被最有力定义的那段时间形成的,在这段时间,叙述自我的本质被深深地蚀刻在一个人的身体和脑中.
然而阿尔茨海默症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关键的叙述自我.
虽然阿兰还可以回忆起他的青春期和成年的早期,但米歇尔很长一段时期都感觉阿兰这个人像是消失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空空如也.
所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护理人员都会认同米歇尔的经验.
"在那里你几乎再也看不到一个人.
"米歇尔对我说.
但是这样一些说法是照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护理人员的推测,还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真的没有意识呢莫里斯认为科学有义务来表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没有意识的,有义务表明他们没有自我.
皮娅·康托斯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终将失去自我这个主张颇不感冒.
她论证说,即使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样遭到严重的认知衰退,一种内嵌在身体中的前认知和前反思的自我仍旧存在着.
康托斯的想法来自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在她看来,"布迪厄和梅洛-庞蒂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身体在我们和世界的沟通(这种沟通并不依赖于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
"康托斯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长期护理中心做研究,在这里她目睹了可以展示这种"具身自我"(embodiedselfhood)的例子.
对一名患者的详细观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住在护理中心的一名老年男性,他的认知能力已经严重损伤,只能说出单个词语.
有一天,恰逢犹太人庆祝西赫托拉节(SimchatTorah),长期护理中心的住客都去了犹太教会堂.
这个老人站在队列中,等待着被招呼去布道坛上唱颂祈祷文.
康托斯告诉我说:"我看见这位老人站在队列里,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都很紧张.
我想,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不能连着说出两个词.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康托斯大吃一惊.
当叫到他的名字时,这位老人自信地走上布道坛,非常流利地背诵出了祈祷文.
有人可能会说他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仍旧保留有某种完整的认知.
但康托斯并不这样看.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在各种因素之间有一种协调.
正值托拉节,现场有拉比,大家又都在这里聚会庆祝,这在他那里引发了布迪厄称为'习惯'的东西,但我将其称为'具身自我',这才使得他在那个场合有此表现.
要是你把这位老人带到他自己的房间,并让他背祈祷文,他就做不到了.
"康托斯说.
具身自我是这样一种观点:身体的习惯、姿态,以及行动会支撑并传达出人性和个体性.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生来就有一个能够与世界周旋的原始身体.
"没有人完全是非物质的.
"他写道.
他用盲打来举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盲打高手,那么他在盲打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想按键在键盘上的位置.
梅洛-庞蒂论证说:"盲打的知识是现成在手的,只有在做出身体努力的时候,这种知识才会展示出来,而脱离了这种努力,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流畅地表达出来.
"布迪厄扩大了身体的作用,使其不再局限于它生来就有的能力.
在布迪厄看来,身体整合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习性.
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惯".
康托斯写道:"习惯由倾向和各种形式的专门技能组成,它们在认知阈限之下发挥作用,是在前反思的水平上运作的.
"按照布迪厄的看法,在这里,倾向指的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状态……一种趋势、偏好,或者意向".
康托斯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身体与布迪厄的习惯结合起来,提出了具身自我这一概念.
"我们都有具身自我.
你有,我也有.
只不过在我们的认知保持完整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它.
它在背景中隐而不显,但当我们的认知出现故障,它就会变得显著起来.
"康托斯说,"这种和世界打交道的前反思的能力甚至会在出现认知故障的时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成为和世界打交道的首要方式了.
"具身自我模糊了身体和心智之间的分界,它赋予了身体在自我的形成中以应有的分量.
由于笛卡儿的缘故,西方的神经科学抬高心智,而将身体贬抑到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虽说神经科学已经逐渐摆脱了笛卡儿的阴影,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划出判若分明的界限,但是经过数个世纪,这样一种思想还是让我们误入歧途,认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完全丧失了自我.
"由于笛卡儿主义长期对身体的贬低,当我们失去认知能力的时候,人们迅速就认为自我也丧失了,"康托斯说,"但我们存在的这一基本维度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们完全抛弃笛卡儿的遗产,不再在身体和心智之间做出区分,那么我们就会开始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
所以具身自我包含着脑以及身体,但这种包含中并不一定要涉及认知.
宽泛地说,脑由三个生理区域组成:大脑皮层、小脑以及脑干.
小脑在我们的程序记忆以及协调身体运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阿尔茨海默症很晚的阶段,小脑的完整性才会受到破坏.
所以即使大脑皮层萎缩、认知功能衰退,脑与身体复合体(thebrain-bodycomplex)的某些部分还是会继续储存并展现我们自我的诸多方面.
另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让康托斯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这名患者是一位老妇人,她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不能说话,甚至也不能穿衣吃饭,大小便失禁,完全依靠轮椅.
当她的护理员推她去餐厅,给她戴上围嘴.
准备吃饭的时候,她奋力把手伸到围嘴下面,拿出她戴着的一串珍珠项链,把它放在围嘴上面,这样就可以让人们看到它.
"直到完成了这件事,她才会吃饭,"康托斯告诉我,"从严重的痴呆中,她也强烈地展示了自己的存在.
如果那不是一种自我表达,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但是复杂叙述自我(认知的或具身的)的构成甚至还包含着更为基本的东西:一种单纯地作为经验主体的能力.
当我遇见阿兰的时候,尽管他的叙述有些颠三倒四,但很明显,他还是那个经验着他自己混乱叙述的人.
也许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极晚期,当一个人的叙述自我被破坏殆尽,在患者那里还剩下的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theself-as-subject),它会经验到那些甚至在叙述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我的方面.
人们可以认为,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自我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叙述.
但这个作为主体的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呢很遗憾,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把握没有叙述自我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就是这样的提问都让人感到难受.
我们不得不转向其他的线索来理解这种主体性的基础.
比如,要使盲打要成为一种具身的能力,成为我的延展的叙述自我的一部分,我需要感受到指尖在触碰按键,并且知道我在触碰按键,而不是感受到好像是其他人在这样做吗或者,就此而言,我难道不需要感受到手指是我自己的吗这些问题听起来太过狂野,但是在下一章,通过实验和病理学,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我们是身体的所有者"这样的想法不再站得住脚了.
而就病理学情况来说,结果可能骇人得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我停下车去看望克莱尔父亲的时候,我的车载收音机正放着比利·乔(BillyJoel)的《仍旧摇滚》(It'sStillRockandRolltoMe).
"我穿的这件衣服有什么不对吗你难道看不出来你的领带太宽了"加利福尼亚午后的阳光灼人,我车里的空调就像是个废物,让人更难忍受.
克莱尔在楼外面等我.
她输入了安全码,我们进了楼.
这个安全码不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的预防措施,而是让建筑里的居民(主要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要出去游逛,他们总会这样做.
我们穿过走廊,经过她父亲的房间(上个月他过90岁寿诞时祝福的话语还挂在门上).
一对老妇人对我们报以微笑,其中一个说:"早上好.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或者是下午好,我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沉浸在某种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幽默中.
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轻松和乐观的氛围.
我们走去大厅看望克莱尔的父亲,那场景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
大厅里坐着约莫20个人,有男有女,全都是老人,有些无精打采,有些多少保持着警惕.
电视了正放着迈克尔·凯恩(MichaelCaine)最近的电影[我后来知道是他的作品《摩根先生的第二春》(MrMorgan'sLastLove)],声音很大.
克莱尔指了指她父亲,他正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是克莱尔的母亲买的,坐起来要比这里按标准配备的椅子舒服.
他睡着了.
克莱尔走过去轻轻地推推他,叫着"爸爸,爸爸".
他醒过来,显得不安和烦躁.
克莱尔抓着他的手,但他气恼地拍打克莱尔的手.
她试着再次抓住他的手,他伸出手,做出要握手的样子,却扭着克莱尔的手,克莱尔把手伸了回来.
被叫醒明显让他不高兴了.
我们留下他自己待着,然后去了他的房间.
克莱尔打开她父亲的房门,房间是上了锁的,要是不上锁的话,病患们会四处"串门".
房间的陈设很简单.
相框挂在墙上,记录着克莱尔父亲过往的生活.
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帆船的舵旁照的,非常帅气.
还有许多家庭的照片.
桌上放着一个小孩会用到的用五颜六色的美术纸做成的剪贴簿.
这个剪贴簿是克莱尔的姐姐做的,像快照一样记录了她们父亲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一张是他17岁时的照片;她们的父母在欧洲登记结婚;当这对新人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友举着船桨,做成一个拱门的样子,让他们从下面走过;当他们来到美国,一家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莫罗湾的海滩,那时候,克莱尔和她姐姐都还是小姑娘;他们在明尼苏达定居,克莱尔就在那里长大;克莱尔的父亲在家里建了一座烧烤炉;克莱尔的父亲登上了公司杂志的封面,是一张他作为船长的照片;为结婚周年纪念进行的旅行,那时候他大约70岁;还有一张10年前的照片.
克莱尔告诉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的情形开始每况愈下.
克莱尔的姐姐想用这个剪贴簿唤醒他父亲的记忆,让他重拾对自己经历条理清晰的叙述,重新寻回他的自我,但克莱尔觉得这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回去看克莱尔的父亲,这一次他让克莱尔抓住他的手,但时间很短.
他甚至还会捏住克莱尔的手指关节.
克莱尔向父亲做了几个飞吻的动作,他微笑着做出相同的回应.
我问克莱尔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父亲认得她,克莱尔说她也不知道.
克莱尔的父亲什么也不说,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我也试着握住他的手,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回应,但很快,他微笑着,有力地握着我的手.
接着,他也捏着我的指关节.
但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但或许克莱尔父亲也透露出了一些信息.
捏着克莱尔手指关节的动作让克莱尔回到了她的童年,那个时候父亲会捏着她的手指关节逗她玩.
克莱尔记起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很不情愿,而他的父亲会大笑着说:"逗你玩啦.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克莱尔的父亲并没有消失:他的自我的片段,那个高大魁梧的人在和他的女儿嬉戏的景象仍旧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在我拜访阿兰大约一个半月以后,米歇尔带他去了一家寄宿与护理之家.
阿兰已经大小便失禁一段时间了,腹泻得很严重.
米歇尔要彻夜不眠地为他换床单,给他洗澡.
米歇尔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她带阿兰去了这处环境宜人的护理之家,这所护理之家后院绿树成荫,它的下面是一家公园.
阿兰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地方.
在他们从家里去护理之家的路上,米歇尔问阿兰"去那里会不会觉得不安".
阿兰的回答让她出乎预料,"我觉得很好,会很好的.
"阿兰不假思索地回答让米歇尔感到很愧疚.
"哦,阿兰,我感觉糟透了.
我会很想你的.
把你送去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没关系的,"阿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起.
""我真的很感动,"米歇尔对我说,"那天他的表达异乎寻常的清晰.
虽然之后他再一次陷入沉默,但那天我感觉离他非常近.
"阿兰在寄宿与护理之家只度过了两周的时间就离世了.
在阿兰过世几周之后,我见到了米歇尔.
我们坐在我第一次见到阿兰的那间客厅里.
在阿兰的棕色皮质沙发旁边是一张小桌子,米歇尔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小花瓶,里面插满了从他们的花园里摘来的鲜花,在阿兰钟爱的书籍上面,米歇尔放了一只泥塑的乌龟.
在放置他们两人年轻时照片的相框旁边燃烧着淡紫色的蜡烛.
在沙发的后背上,米歇尔小心地用布覆盖着阿兰的棕色灯芯绒夹克衫.
[1]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
——译者注第3章不想要自己腿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拥有感是基于实际的状况吗这条腿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虽说不是那么形象),失去了它的所有特征.
它变成了一个异质的、难以想象的东西,我虽然看着它、触摸着它,但完全不觉得它是我的腿,或者它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盯着它,心里的感觉却是: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奥利弗·萨克斯从理论上说,身体的几乎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有幻部(phantom),当然脑除外.
按照定义,是不会有幻脑的,因为脑就是我们认为幻部出现的地方.
——V.
S.
拉马钱德朗这已经不是戴维第一次尝试着腿部截肢了.
他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试过用止血带来做腿部截肢,而他的止血带是用一只旧袜子和结实的打包绳做成的.
戴维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为了不让血流进止血带,他用绑着止血带的腿抵着墙站着.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了,戴维整个人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
虽然止血带已经让他的那条腿严重缺血,但解开止血带是致命的.
被止血带挡住的那些受损的肌肉会带着有毒物质流遍全身,这会引起肾衰竭.
但最终,戴维还是自己松开了止血带,万幸的是,他其实并没有掌握扎止血带的方法.
虽然截肢未能如愿,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戴维想要摆脱这条腿的欲望.
这个欲望攫住他,让他欲罢不能.
这条腿虽然长在自己身上,却不像是自己的,反倒像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东西,像一个入侵者.
戴维无时无刻不在想要摆脱这条腿,他用那条"好"腿站着,试图不给那条坏腿任何负担.
在家里,他单腿跳着移动.
坐下来的时候,他常常将这条腿推到一边.
这条腿简直就不是他的.
戴维会抱怨这条腿让他还是单身.
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的一处小房子里,害怕交际,又渴望着有朋友,但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过着单腿的生活.
戴维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从来都不会在没有匿名保护的情况下谈起自己的情况.
在他同意以后,我们在一家很不起眼的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坐落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外围)里一家很不起眼的餐馆等候区见了面.
戴维很帅气,长得像是某个很有型的影星,但是他担心我说出这一点,因为他害怕这个影星的名字会让同事们对他津津乐道.
他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很好,我才是第二个他吐露自己腿的秘密的人.
餐厅等候的地方传出欢快的吉他曲,和戴维的心绪很不协调.
当他说起自己的消沉与低落时,数度哽咽.
在之前和他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他的声音有些奇怪,看着一个大男人如此痛楚,我还真的有点儿不知所措.
餐厅里的提示器响了起来,我们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但是戴维不想进去,即使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他也不想中断和我的交谈.
在之前的电话里,戴维对我说,他现在一回到家就开始哭泣.
"我看着别人,看着他们都生活得很如意,而我陷入悲惨之中.
我的心思困在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里.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很坚定:我现在就要行动起来,否则等待得越久,我的机会就越发的渺茫了.
"戴维终于敞开了心扉.
我们在早前刚认识的时候,他很腼腆和拘谨,也毫不讳言并不善于谈论自己.
他总是回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害怕这会让他的工作不保.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正在滑向深渊.
他开始把孤独与消沉的感受归罪于他住的地方.
很快,他回到住所就只是为了睡觉,他没有办法白天待在家里,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总是以泪洗面.
大概在我见到他之前一年的一天夜里,戴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他最要好的朋友.
戴维对他的朋友说,有些事情他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朋友的反应是完全理解戴维,特别理解他想要做的事.
甚至在戴维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与此有关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打他认识我,就在我的眼中觉察到了点儿什么东西,像是一种痛苦,一种我不愿意告诉他的东西.
"戴维对我说.
一旦不再将自己封闭起来,戴维就发现他其实并不孤单.
在网上他发现了一个群,在这个群里的也都是一些绝望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体某个部位的人,通常想要切除的都是四肢中的某一个,有时是两个.
这些人都患上了一种通常被称为身体完整认同障碍(bodyintegrityidentitydisorder,BIID)的疾病.
关于BIID是否是对这种病况的正确命名,科学界尚有争议,其中也有人提议称其为异肢症(xenomelia),这个说法来自古希腊语中的"异质"和"四肢",但我在这一章仍旧坚持使用BIID这个名称.
对BIID的患者来说,网上由病友组成的群是一个福音.
通过这个群,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痼疾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这个群有自己的一些网站,数千名成员,甚至还有"爱好者"组成的分支.
这些"爱好者"常常是出于性方面的缘故对被截肢者很着迷,或者对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自己并不想要截肢.
"想要截肢的人"(wannabes)自己强烈地渴望截肢,而那些"必须要截肢的人",他们截肢的欲望尤其强烈.
一个想要截肢的人向戴维提到了一个从前的BIID患者,这个人过去一直在其他想要截肢的患者和一个亚洲的外科医生之间牵线搭桥.
为了赚钱,这个医生会实施无记录的截肢手术.
戴维联系了脸书上的中间人,但是一个多月也没有得到回音.
随着手术的希望日渐渺茫,戴维愈发抑郁,而那条腿也愈发频繁地闯入他的头脑中,他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尝试自己动手.
这一次,戴维没有再用止血带,而是试着用干冰.
在BIID群里,干冰是人们给自己截肢的时候偏爱的一种选项.
他们会用干冰将患病的肢体冻伤,直到医生没有办法而只能给他们截肢.
戴维去当地的沃尔玛超市,买回来两个大垃圾桶.
他的计划虽然很骇人,但非常简单:首先他会把腿浸在装满冷水的桶里直到腿失去知觉,然后他会把腿挪到另一个装满干冰的桶中,直到腿冻伤无法恢复.
戴维买了很多卷绷带,可是他找不到干冰或者处方止疼药,如果他要将腿在干冰中一直放上八个小时,就需要止疼药.
戴维拿着两个垃圾桶和那些绷带沮丧地回到家中,心里已经想好隔天出去寻找剩下的东西.
止疼药是必需的,要是没有的话,他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接着,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戴维去看了一眼他的电脑.
有一条信息:中间人想谈一谈.
我们才开始了解BIID,然而有证据表明,它载于文献已经几百年了.
现有的医学通常将这种状况看作是一种反常,但这无济于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生理学的领头人彼得·布鲁格(PeterBrugger)提到了18世纪末的一个英国人的案例,这个人去法国请求一名外科医生将他的腿截肢.
当医生拒绝了他的请求时,这个英国人用枪指着他,强迫他给自己做手术.
回到英国以后,他给医生寄去了250基尼[1]和一封感谢信.
在信中他说他的腿过去一直是他追求幸福生活无法跨越的障碍.
1977年,《性研究》(TheJournalofSexResearch)期刊出版了一篇关于"apotemnophilia"(想要成为一名截肢者)的论文,这算是现代最早对BIID的研究.
这篇论文将截肢的欲望归结为性欲倒错,性欲倒错就像是"万金油",各种不正常的性欲都可以归入其中.
尽管大多数想要成为截肢者的人的确都是因为截肢在性方面的吸引力,但将截肢的欲望说成是性欲倒错只是给误解贴上了一个方便的标签.
毕竟同性恋也一度被贴上了性欲倒错的标签.
格雷格·福斯(GreggFurth)是1977年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后来在纽约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福斯自己也患有BIID,后来他成为地下BIID的主要人物.
他想帮助人们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对BIID的医学治疗总是争议不断,这也完全说得过去.
1998年,福斯介绍了一个朋友给一个无证的外科医生,这个医生同意在墨西哥蒂华纳的一家诊所为福斯的朋友做腿部截肢手术.
福斯的朋友死于坏疽感染,这名外科医生也因此入狱.
与此同时,苏格兰福尔柯克地区皇家医院的一个名叫罗伯特·史密斯的外科医生公开地为BIID患者志愿实施截肢手术,这给这些患者带来了法律上的希望,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在2000年,由于媒体的狂轰滥炸,英国官方禁止了这一举措.
史密斯事件激起了一系列讨论BIID的文章,有些文章认为仅仅确认并定义这样一种状况就可能引起它的传播,这将会是一种文化传染病.
福斯并没有灰心,他在亚洲找到了一名外科医生,这名医生愿意实施截肢手术,收费是6000美元.
但是福斯并不是要给自己做截肢手术,而是做起了中间人,让BIID患者和这名外科医生接触.
他还和迈克尔·弗斯特(MichaelFirst)建立了联系,后者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临床精神病医生.
出于好奇,弗斯特针对52名患者做了一个调查.
他的发现很有助益.
所有的患者似乎都沉迷在一种与身体有关的想法中,这个身体以某种方式与他们所拥有的身体不同.
在他们关于自己身体的内在感觉与他们实际的物理身体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错位.
在这之后,弗斯特奔走呼告,让BIID获得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他开始确信自己所目睹的是一种认同障碍、一种自我感的障碍.
在弗斯特看来,最初提出的"apotemnophilia"这个名称明显是有问题的.
"我们想找到这样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就类似于性别认同障碍(genderidentitydisorder,GID)这个说法.
GID这个说法突出了性别认同,也就是一个人对自身是男性或女性的感知,这样一种功能发生了紊乱.
所以,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类似的概念是什么呢BIID假设有一种正常的功能出了问题,这种功能正常时,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整合感到完全协调.
"2003年6月,弗斯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纽约的一次会议.
罗伯特·史密斯、福斯和许多BIID患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些人中就有戴维的那个中间人,我叫他帕特里克.
福斯没有打招呼,径直走向帕特里克和他的妻子,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我们站在那里吃三明治,他对我说,'你会对选择进行外科手术感兴趣吗'"帕特里克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能感到BIID的压力,他根本就没有犹豫.
"天哪,那当然.
当然、当然、当然,我完全同意.
"帕特里克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福斯会选中他.
帕特里克不信教,但他感到一种更高的力量正在指引着自己.
第二天晚上,帕特里克和妻子去到了褔斯的公寓,他要做一个评估.
褔斯严格地询问帕特里克以确保他是认真的.
帕特里克想要截肢的欲望是因为BIID还是处于性方面的迷恋(sexualfetish)这种欲望在过去怎样影响他的生活类似的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
帕特里克一一作答,他害怕通不过评估.
他通过了评估,福斯同意推荐他做外科手术.
一切就此开始了.
十个月以后,帕特里克做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
在那之后不到一年,帕特里克自己就成了一个中间人.
帕特里克的家在美国一处靠海的乡村小镇,坐在自己的家里,帕特里克回忆起他被妻子发现痴迷于截肢时的光景.
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就像几乎所有的BIID患者一样,帕特里克也着迷于截肢,所以他开始从互联网上下载截肢者的照片,把它们打印出来.
一天,他的妻子坐在电脑前,帕特里克坐在一个高后翼扶手椅里.
他的妻子注意到一摞打印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些男性的照片,但是"都衣装整齐,看不到裸体".
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她想我也许是个同性恋.
"帕特里克回忆当时的景象,"我一定脸红了.
"帕特里克让她再看得仔细一点儿,她照做了,很快就发现所有那些男性都是截肢者.
帕特里克告诉他的妻子,从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腿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不可遏制地要摆脱腿的欲望.
帕特里克的妻子感到震惊:他们结婚几十年了,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向她隐瞒着这件事,这让她难以接受.
但是坦白也带给他解脱.
40多年,帕特里克一直独自承担着这个秘密.
在一个美国小镇长大,父母很保守,那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去看什么心理健康医生",帕特里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感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帕特里克已经是一个少年,对截肢者和截肢的痴迷驱使他去附近州府的图书馆,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
让他吃惊的是,绝大多数截肢者的照片都被撕掉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不是只有他才被这样奇怪的痴迷占据着.
"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帕特里克对我说,"但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克挣扎在各种关于腿的想法中:"我怎么才能摆脱它我能做什么我如何才能做到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一命呜呼.
"看见截肢者的照片,或者更糟糕的是在街头看见截肢者,都会让他心绪难平.
"那只会让我心烦意乱,"帕特里克告诉我,"这种烦乱会持续几天的时间,我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怎样才能摆脱我的腿.
"焦虑让他乞求上帝和魔鬼:"拿走我的腿去救别人吧.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在他生命的前45年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孤独感几乎要压垮他.
在被妻子发现之前不到一年,帕特里克在当地的城市新闻报纸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匿名的分类广告.
登广告的人承认自己想要截肢,他是一个想截肢者.
帕特里克给广告上登出的邮政信箱写信,开始了和这个人的通信.
后来他们会面,这个想截肢者和帕特里克提到了其他一些寻求截肢的人.
对帕特里克来说,这真是一次释放.
"哦,老天,我不再孑然一身了,"帕特里克回想起他当时的想法,"我可没有发疯.
"但是找到了和自己面临着相同状况的人,并没有丝毫减少帕特里克截肢的渴望,相反,他的绝望有增无减.
他考虑过自己动手截肢.
他以前听说过有人横在铁轨上让火车碾过他的胳膊或腿,或者用猎枪枪击腿部.
"卧轨是很危险的,要是火车正在高速行进,这样做可能就是在自寻死路,因为你会被火车卷起来,又甩出去.
"帕特里克说,"我真的不想因为截肢而死掉,我还不知道一条腿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呢.
"另一个自己动手做了截肢的截肢者建议帕特里克先试一下自己来,于是帕特里克决定切除一截手指算是腿部截肢的预演.
他用一支钢笔和一根橡皮筋做了一条止血带,然后将手指放进了一个装满冰块和酒精的保温杯里.
等到那一截手指麻木,而且无法弯曲之后,帕特里克拿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砍下了这根手指第一个关节前的部分.
不仅如此,帕特里克还砸碎了这一截砍下来的手指.
"这样一来,他们就别想再把它接回去了.
"帕特里克对我说.
帕特里克要掩盖自己为什么砸碎这截手指:医院员工听到的说法是重物砸到了手指上.
当医生给他受伤的手指注射止疼药时,帕特里克佯装针扎着很痛,而实际上他的手指仍旧是麻木的,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大约在十年前,帕特里克最终成行,去亚洲见格雷格·福斯介绍给他的那名外科医生.
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他被安排进了医院,但是一直等到周六晚上,他才被推进了手术室.
帕特里克告诉我,那是他生命中最长的一天.
第二天他才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我向下看,简直不敢相信.
它终于不见了,这让我欣喜若狂.
"帕特里克截肢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做这个手术.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要回那条腿,没有它我是多么幸福.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能感受到如今的状况令他舒心.
在他做手术以前,他的孩子们送给他一个肯娃娃(Kendoll),他把这个肯娃娃保存在一个塑料盒里,这个盒子里塞满了他在早年收集的截肢者的照片.
这个玩具娃娃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其中一条腿只有膝盖以上的部分,膝盖下面是一条假肢,包缠着白色的纱布绷带.
在帕特里克的家里,我看见一个悬挂在枝形吊灯上的装饰性骨架,但我并没有多想.
"仔细看看.
"帕特里克催促我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骨架也缺了一截腿和一截手指,就像帕特里克一样.
在壁炉台上,有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这个雕塑也缺了一截腿.
家里人都知道帕特里克所遭受的痛苦,都为他摆脱BIID获得自由而感到高兴.
如今的帕特里克对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是真正的满意了.
在科学家研究过的因为BIID而截肢的人当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因截肢而带来的宽慰与解脱的感受.
这样的证据至少应该减轻伦理学家对BIID表达的一种恐惧:一旦你切除了一个健康的肢体,那些患者非但不会康复,最终反而会变本加厉.
但实际上,除了那些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肢体出了问题的BIID患者以外,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福斯在2005年因为癌症过世,到最后自己也没有进行截肢手术.
当他在考察帕特里克是否可以接受外科手术的时候,帕特里克告诉福斯,在截肢手术后,他会试着帮助其他BIID患者.
在去世之前,福斯致电帕特里克,问他是否会接受与亚洲外科医生联络的中间人这个任务,帕特里克接受了.
他为BIID患者充当中间人已经九年了.
在这九年中,这些患者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了帕特里克.
就在戴维要用干冰来自己解决的时候,他也找到了帕特里克.
在帕特里克做手术之前大概一年,一个心理学家问他要是吃药就能治愈BIID,是否还要寻求手术治疗.
帕特里克想了片刻回答说,要是他现在年纪尚小,那倒有可能不会寻求手术治疗,但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帕特里克说:"这已经成为决定我是谁和我是什么的关键.
""我就是这样的人.
"(ThisiswhoIam.
)我采访过的,或者我听到过的每一个BIID患者都会用类似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在他们完整的自我设想中并不包括视他们各自情况而定的不同的腿或胳膊.
在BBC于2000年推出的纪录片《心魔》(CompleteObsession)中,福斯对制片人说:"我的身体似乎在我右腿大腿的中部就完成了……剩下的不是我的身体.
"也是在《心魔》这部片子中,苏格兰外科医生罗伯特·史密斯对一个采访者说:"这么多年我已经深信,有这样一小群病人,他们的四肢是正常完整的,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完整.
"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这样的状况.
就和我一样,你的自我感大概也与有着完整四肢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我很难去想竟然有人在我的大腿上动刀子,那是我的大腿.
这种所有感对我来说是想当然.
戴维却不是这种情况,BIID患者也不是这种情况.
当我让戴维描述他腿的感觉时,他说:"就像是那里没有我的灵魂.
"过去的十几年中,神经科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对身体部分的所有感是可塑的,即使是在那些正常健康的人身上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奇怪.
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做了一个很精巧的实验.
他们让被试坐在桌子前,把左手放在桌子上,并在这个真手旁边放着一个橡胶手.
研究人员在两只手之间放了一个隔板,这样被试就只能看到橡胶手而看不到真实的手.
接着研究人员用两个小画笔同时轻触真手和橡胶手.
在这之后向被试提问,他们回答说,最后感觉到画笔轻触的不是他们的真手,而是橡胶手,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完全知道画笔轻触的是真手.
更重要的是,许多被试都说橡胶手就好像是他们的手一样.
橡胶手幻觉清楚地显示出我们经验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方式是一个多么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感觉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整合.
视觉和触觉信息以及来自关节、肌腱和肌肉的各种感觉[这些感觉让我们从内部感知到身体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神经科学家将这种感知称为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结合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了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感.
这种感受是我们自我感的至关重要的组成成分.
只有当创造这种所有感的过程出了问题,比如说脑接收到相互冲突的感觉信息,就像在橡胶手幻觉中那样,我们才会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脑有可能运用不同的机制创造出所有感.
例如,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脑会创造出一种感觉,让人们觉得他们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发起者.
当你捡起一个瓶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出了这个行动,或者你想着什么事,你会觉得是你在想着,而不是其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感.
对于拥有你的行动和你的思想来说,这种能动感是关键(当这种能动感出了问题,一个人就可能陷入虚弱,包括精神病性幻觉和精神分裂症).
所以,要是我们能感觉自己好像拥有诸如橡胶手这样无生命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能拥有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
那些失去了肢体的人有时候会感到它的存在,这通常发生在手术之后,有时甚至在截肢之后数年都会这样.
1871年,美国医生西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WeirMitchell)创造了"幻肢"一词来描述这种感觉.
有些患者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幻肢的疼痛.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要是由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开创性的工作,人们已经明确幻肢是由于脑在身体表征上出错而导致的.
我们的脑会创造出身体的图谱或表征,这样的想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当时加拿大的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Penfield)用探针探测意识清醒的患者的脑部,这些患者因为严重癫痫要实施神经外科手术.
他发现身体外表面的每一部分都在脑皮层的表面有其对应物:身体的部分越敏感,比如手和手指,或者脸部,针对这些部分的脑区就越大.
事实上,脑所创造的图谱远不只是针对身体的外表面.
按照神经科学家的看法,脑会为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创造图谱,从我们的身体(既包括外表面也包括内部组织)到外部世界的各种属性.
这些图谱也就构成了意识的对象.
脑中的这些图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幻肢的现象.
患者虽然失去了肢体,但有时皮层图谱并没有失去,它们或者完整,或者不完整,又或者发生了变化.
这样一来,仍旧存在的皮层图谱就会产生对已经失去的肢体的感知,连带着感知到患肢疼痛的可能.
甚至那些生来四肢就不健全的人也会经验到幻肢.
在2000年,彼得·布鲁格(PeterBrugger)写到一个44岁的高学历女性,她天生就没有前臂和腿,但她自记事起就经验到她的幻肢.
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经颅磁刺激技术,布鲁格的团队证实了她对幻肢的主观体验,而且表明她天生就没有的肢体仍旧能够被表征在感觉和运动皮层中.
布鲁格对我说:"这些天生就缺少的肢体的幻肢鲜活却并不存在(animationwithoutincarnation),这些肢体实际上从未存在过.
"尽管实际的肢体并没有发育出来,但是脑仍旧有这些缺失了的身体部分的图谱.
面对BIID,布鲁格从其中看到了与那个44岁的女性经历类似的东西.
"BIID一定有一种与幻肢相反的状况——肢体存在却并不鲜活(incarnationwithoutanimation),这就是BIID.
"布鲁格说.
身体得到了充分发育,但是脑中的表征不知怎么却不完整,肢体在脑中的图谱被破坏了.
近来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
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右侧顶上小叶尤其感兴趣,这个脑区被认为对于身体图谱的构建非常关键.
布鲁格的团队发现BIID患者的这一脑区更薄,而其他研究者已经表明,BIID患者的这一脑区在功能上与众不同.
2008年,保罗·麦吉奥赫(PaulMcGeoch)和拉马钱德朗绘制了四个BIID患者和控制组被试脑活动的图谱.
研究人员轻拍控制组被试的脚,观察到他们的顶上小叶活跃起来.
但是BIID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当轻拍那个被否认属于他们自己的脚时,他们的右侧顶上小叶显示出低活动水平,轻拍另外一只脚,则显示出正常的活跃程度.
"我们认为这些人这一脑区的发育出了问题,问题或者出在出生之前,或者在出生后发育的早期阶段.
"麦吉奥赫告诉我,"那个被认为不属于自己的肢体没有获得充分的表征.
患者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种冲突的状态里,一种他们能够觉察和感受到的错位状态.
"几乎可以确定还有其他脑区也参与其中.
近来,科学家们重新检视了各种"身体-所有"(body-ownership)实验,包括橡胶手幻觉,并且确认存在这样一个脑区网络,这一网络整合对身体和周边环境的感觉以及与身体各部分运动相关的感觉.
这个网络涉及一系列脑区,从负责运动控制和触觉的皮层区域一直到脑干.
他们认为这一网络的职责就在于他们称为身体矩阵(bodymatrix)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置身其中的周边环境的感觉.
由于这一网络有助于维系身体内部的生理平衡,因此它会对任何威胁到身体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东西做出反应.
有趣的是,布鲁格所确认的那些BIID患者脑部的生理差异囊括了这个网络几乎所有部分的变化.
BIID有可能是由于身体矩阵网络的变化导致的吗布鲁格的团队认为原因正在于此.
强调这些发现具有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并没有证明神经异常是造成BIID的原因.
本书始终都要在相关性和因果性之间小心做出区分.
上述关于BIID的发现并没有证明神经异常是造成BIID的原因.
由于将心脑关系看作是一种单向关系,也就是说,是脑影响了心智活动,而不存在心智活动对脑的影响,所以神经科学表现出一种朝向神经生物学还原论的趋势,在各种疾病的研究中尤其如此.
通过与健康控制组被试的比较,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或者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通常会告诉我们患者具体脑区活动的相对变化.
但是除了那些一目了然的神经损伤,这些扫描只是给出了脑活动与一个人具体病状之间的相关性,而没有明确地回答是否在脑扫描中显示的解剖和功能上的异常先出现,并引发了一个人的病状(例如BIID),或者是否那些停不下来的心理活动(比如沉迷在"这条腿不是我的"这样的想法中)导致了脑的变化.
此外,自我感是怎样从身体状态与身体矩阵网络产生出来的就BIID患者来说,不正常的身体图谱怎样导致了想要截肢的欲望这些问题.
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对BIID患者为什么会否认身体的某部分是自己的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深刻的见解,这种见解与患者关于自我的观念有关.
在《自我隧道》(TheEgoTunnel)一书中,梅青格尔写道:"'拥有'身体、拥有它的感觉,以及它的各个部分,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感是基础性的.
"按照梅青格尔的理论,脑创造了一种模型,创造了一种对身体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表征.
内嵌在这一有关世界的模型中的是一个人自我的模型:对生物体自身的表征,其作用是"调控生物体与环境的互动",并且将生物体的功能保持在最佳状态.
脑必须创造这样的模型这一观点来自1970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这篇文章以数学的方式表明"任何调控者都必须创造关于调控对象的模型".
所以,如果脑试图调控身体,它就必须为身体建模,而这就是自我模型.
关键在于,在这个自我模型中只有一个子模型进入了有意识的觉知,梅青格尔将这一子模型称为现象自我模型(phenomenalself-model,PSM).
这一模型的内容就是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包括身体感觉、情绪和思想.
换句话说,PSM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主观经验到的我们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有各种身体状态,它们是自我模型的一部分,却不属于PSM.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意识到,或者说主观觉察到这些身体状态.
无论是关于世界的,关于自我的,还是关于现象自我的,这些模型的内容都始终在变化,而将世界模型的内容与现象自我模型的内容区分开来的东西是属我性(mineness):在世界模型中的对象并不属于我,而那些在PSM中的对象,无论它们是什么,就定义而言,它们都属于我.
如果梅青格尔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在橡胶手幻觉产生以前,被试所看到的假手就是他的世界模型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PSM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就缺乏一种属于我的感觉.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橡胶手幻觉,是因为实验改变了我们的PSM:我们的脑用对橡胶手的表征取代了对真实的手的表征,这时候,橡胶手被嵌入了我们的现象自我模型中.
由于出现在PSM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属我性这种主观性质,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橡胶手好像属于我们.
在BIID患者那里,有可能某个肢体或身体的其他部分被在PSM中误表征或没有得到充分表征.
由于缺少属我性这一性质,这些患者就会认为这些身体部分不属于自己(有趣的是,科塔尔综合征也有可能是因为现象自我模型出了问题).
为什么BIID患者会想要截去那些感觉并不属于他们的肢体呢梅青格尔的上述观点可以给出一点线索.
我的自我由PSM的内容获得确定,它并不只是我的主观同一性;它还是形成属于我的东西和其他任何东西,是我和非我之间的界限的基础.
当我们在电话上沟通的时候,梅青格尔告诉我说:"它是一个工具和一个武器.
它是演化出来持续保持、维系和防护整个生命体的完整性的东西,它要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功能层面上划出我与非我的界限.
如果在脑中出现了误表征,这个误表征让一个人感到某个肢体不属于他,那么这个人就会始终处在拉响警报的状态中.
"麦吉奥赫、拉马钱德朗和他们的同事用一个简单而精巧的实验表明了这一点.
他们研究了两个自愿想要截肢的人,一个29岁男子,他想要截去右膝以下的部分;一个63岁的男子,他想要截去左膝以下和右边大腿以下的部分.
有关BIID的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大多数患者都能精确地区分出感觉属于他们的肢体和感觉不属于他们的肢体.
这种区分并不会随时间而变化(按照拉马钱德朗团队的看法,这一点显示出BIID属于神经学的领域而不是心理学).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用针扎被试"想要进行截肢"的地方之下或之上,并用贴在被试手上的电极记录了皮肤电反应(skinconductanceresponse,SCR).
皮肤电反应是不受意志控制的.
绝大多数人在受到触碰、听到噪声或者感知到显著的情绪刺激时,皮肤电反应都会增强.
拉马钱德朗的研究表明,当用针扎BIID被试感到并不属于他们的肢体部分时,皮肤电反应要比针扎正常肢体部分的皮肤电反应增大两三倍.
对这些数据的一种解释是:当用针扎被试想要截肢的部分时,他们会感受到更大的威胁.
布鲁格的团队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
当同时轻拍BIID患者感到不属于自己的肢体部分和正常的肢体部分时,他们会更早报告感受到了施加在受到排斥的肢体上的拍动:他们的脑会优先处理这些触觉刺激.
这两项研究都显示被试对感到不属于自己的肢体部分有着过度的觉知.
好似BIID患者的脑对这些患者感到异于自己的身体部分有着额外的注意.
"这就好像身体中的一个活跃的相异的部分,这一部分吸引着患者的注意,因此这些部分在脑的颞叶中得到了优先处理,"布鲁格说,"这样想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身体的相异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有更多的感觉.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BIID和一种被叫作躯体妄想症(somatoparaphrenia)的疾病.
患有躯体妄想症的病人常常否认他们有腿或手臂,甚至否认他们身体的整个一侧.
这样的幻觉之所以会出现,常常是因为患者身体一侧瘫痪了,而有时他们也觉知不到这种瘫痪.
但是BIID患者的身体并不存在这样的功能问题.
所以只有认为腿或手臂并不是由脑构建的身体自我的一部分,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脑会对感觉相异的身体部分更加注意.
BIID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会失去对身体部位的拥有感,但那个"我",作为主体的自我,仍旧存在,他会经验到肢体属我性的缺失.
糟糕的是丧失了属我性的身体部位会完全占据患者的头脑,就好像黏附在身体上的异物一样,而最终这种无法摆脱的纠缠导致患者想要截肢.
人们在初次听说自愿截肢的时候,都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负面反应.
大约15年前,媒体对BIID的报道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当时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Caplan)认为"同意一个人把自己致残的请求"是彻底、绝对的疯狂行为.
十几年以后,学术期刊上有关自愿截肢伦理方面的争论仍旧非常剧烈.
BIID患者们认为自愿截肢就如同整容塑形手术,比如乳房缩小术,但可以这样类比吗有些生物伦理学家认为不可以,因为截肢意味着造成永久性残疾.
还有人则认为整容手术也会造成残疾,乳房缩小术就会导致不能哺乳.
有些人认为最好将BIID和神经性厌食症作比较,即使这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比,因为这两者都包含着身体-意象之间的不协调.
按照这种类比,不接受截肢,就好像有时候要违背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意志给他们喂食.
对这种类比的反驳是神经性厌食者有很明显的对他们身体的幻觉,客观的检测表明他们的体重已经低到危险的程度.
但是并没有针对BIID患者对他们身体错位的内部感受的客观检测.
争论仍旧在持续,部分原因在于BIID不是一个获得医学承认的疾病,而目前也缺自愿截肢怎样影响患者生活这方面的数据.
但是戴维的手术医生,一个整形外科专家,已经决定给戴维实施手术了.
李医生(这并不是他的真名)45岁左右,待人友善,爱笑.
对自己所从事的秘密手术,他看起来并不以为意.
BIID患者6年前第一次找到他,那时他还心存疑虑,所以他尽其所能地彻底研究BIID,在决定做截肢手术之前,他和患者还进行了几个月的沟通.
他知道自己是在拿前途冒险.
作为一个信徒,他和他的妻子甚至还为此祈祷,而且相信最终是上帝让他们做出了决定.
"上帝,如果你认为这样做不对,就设置一些障碍吧.
"他回忆起当时的想法,"我不知道会是什么障碍,但请设置一些障碍吧.
"直到如今,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他把这看作是神的恩准.
李医生相信他做的事合乎道德.
BIID患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对此他毫不怀疑.
为BIID患者截肢是否会缓解他们的痛苦呢他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来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一种完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
在李医生看来,BIID患者并不健康,但是还看不到非手术治疗的办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心理治疗有什么用.
根据在2005年对52个BIID患者所做的调查,迈克尔·弗斯特发现65%的患者都看过心理治疗师,但是这些治疗对他们想要截肢的欲望并没有什么缓解(这里也要提到,这些人中有一半都没有告诉心理治疗师他们想要截肢的欲望).
当然,人们也会怀疑BIID是否是精神病或妄想症.
研究BIID患者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李医生坚持认为他的病人并不是精神病(正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精神分裂症中的精神错乱涉及一个人所经历的现实的深刻变化,但是和我聊过的BIID患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属于这种情况.
)相反,李医生说,他的许多病人都是表现出色的人,其中有一名飞行员、一名建筑师,还有一名医生.
李医生认为BIID的确是一种疾病,这可以从他的那些BIID患者术后即时的改变看出来,这种改变与那些非自愿截肢的人,比如因为车祸而截肢的人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即使是对那些最为坚强的人,非自愿截肢也是创伤,他们可能会因此而陷入严重的抑郁.
但是"你会看到BIID患者在手术后的第一天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拄着拐杖了".
保罗·麦吉奥赫研究了他接触过的BIID患者,他对BIID患者的截肢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们普遍都很快乐.
我从未听说过有谁不愿意截肢的.
"但是就像李医生相信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一样,麦吉奥赫不断向我强调:"一旦出现对手术感到后悔的患者,我就会停止再做手术.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后悔过.
"如果BIID被医学所承认,自愿截肢变得合法,李医生知道他就不需要再偷偷摸摸地为BIID患者实施截肢手术了.
"如果这成为现实就太令人高兴了,因为那样我就不需要左右为难了.
"李医生说,"如今,做手术让我紧张,而我又渴望帮助他们,这让我不知所措.
"紧接着,短暂的谨慎斟酌后,他承认会想念这样的手术,"也许那就是我心里古怪的地方.
"每单手术的费用是2万美元,他是惋惜他的收入吗绝对不是.
他说他为外国游客做合法手术所收的费用是相同的,而且他在当地的生意也很红火.
而且所收的费用还要应付各种支出:医院的成本、其他外科医生的费用,甚至还包括患者的吃饭和观光费用.
"患者不是在为手术付费,而是在为所有的风险付费.
你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满意.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钱的事.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所有人都会丢了饭碗.
"李医生说,这是他愿意承担的风险,只要他的病患能够获得快乐.
戴维被安排做手术的那天早晨,我去他和帕特里克的酒店房间看他们.
我们飞了几千千米来到这里,一座拥挤的亚洲城市.
酒店外面,天气湿热,交通拥挤,豪车与破烂的老爷车、公交车和自行车在道路上各不相让.
刺鼻的柴油味袭击着我的鼻腔.
一股股恶臭在高档酒店与写字楼之间飘荡.
酒店里,镶着木板的套间开着空调,听不见外面嘈杂的声音.
我整夜都在想着戴维的手术,整个人都被焦虑占据了.
我想象着戴维必定会感到害怕:害怕手术、害怕面对家人和朋友、害怕残疾.
但是早上看见戴维,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害怕的感觉.
他说他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担忧,真正让他担忧的是那些落在纸面上的事.
在紧急状况时他应该和谁联系他应该泄露这些联系人的地址和电话吗帕特里克建议戴维故意写错他们的电话,比如错写一个或两个数字.
"你必须要习惯撒谎.
"帕特里克对戴维说.
各种问题依然萦绕着我.
我问戴维的精神科医生是否对他做过评估.
通常只有在精神科医生肯定了一个人患有BIID后,帕特里克才会推荐他们去做手术.
戴维说他并没有做过评估.
帕特里克是"自作主张"推荐戴维去做手术的,他说他在戴维身上看见了他自己: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内心折磨.
除此以外,戴维也付不起心理评估的费用.
戴维不得不省吃俭用,四处借贷,欠了一屁股债才差不多凑齐了手术、机票和十天双人间宾馆所需的2.
5万美元的费用.
由于帕特里克的推荐,李医生同意做手术.
自从大约六年前经由BIID的网络两人见面以来,他们就一直合作.
戴维非常感激李医生的帮助.
在宾馆房间里他告诉我说:"如你所知,我给自己做过截肢,我那是在伤害自己.
"说到这里,戴维突然哭了起来.
帕特里克安慰他,戴维也有些不好意思.
"每次说到伤害自己,我都会哭泣.
"他说.
戴维再一次表达了他的确信:如果不能做手术,他还是会尝试自己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李医生午后来接我们.
考虑到戴维的手术必须隐瞒实情才能骗过院方和护士,所以李医生的平静让人吃惊.
当我后来问及他为什么如此的时候,他回答我说:"必须这样,不能让患者觉得我很紧张.
"他开车带我们去了他家,引我们进了起居室,让戴维坐下.
李医生说了他的计划:他会收治戴维,说他因为血管疾病要做手术.
接下来不知情的院方会为患者准备一次普通的手术,然后在手术台上,李医生会说需要做一次截肢手术,将腿切除.
在手术室里,麻醉师和其他手术医师会遵循这个计划,但护士并不知情.
在客厅地板上,李医生铺了一张旧的外套,把戴维的脚放在上面.
作为预防措施,他很迅速地把脚、脚踝以及小腿用绷带包扎好,这样就不会让好奇的医院员工看到这个脚是健康的.
他在诊断书上写下准予入院,并且杜撰了戴维在过去几天经受的一系列症状:疼痛,接着肌肉痉挛,最后是麻痹.
这些都是为了入院的考虑.
基于这些症状所做出的诊断会让李医生可以决定在手术中为戴维截肢,而那些没有参与手术的人并不能质疑这样的决定.
我们开车去了市郊的一家小医院.
高层的酒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建筑和临时搭建的锡质屋顶的房屋,旁边是没有任何铺砌的泥泞小路.
医院就临着主路,旁边是形形色色的店铺:肉铺、当铺、电器修理铺,还有一家承诺可以安全舒心拉直头发的理发店.
李医生并不是这家医院的员工.
就像许多私人执业的医生一样,他也被多家医院聘为外科医生.
他让我们在医院外面下了车.
戴维拄着拐杖,他现在要去过院方这一关.
院方会听信他的说法吗我们轻易地步入急诊室.
急诊室里有十张用厚厚的帘子隔开的铁床,床垫上铺着干净的床单.
这个急诊室虽不像发达国家的急诊室,没有什么高科技设备,不过干净整洁,运转正常.
一名护士让戴维坐下,询问他的情况.
戴维把李医生开具的入院证明交给了她.
急诊室的主治医生,一个穿着蓝色条纹衬衫,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戴眼镜男士拿着入院证明,皱着眉头读着.
他斜靠在急诊室的服务台上打量着戴维的腿.
他看着戴维腿上的绷带问戴维是否遭遇了事故.
戴维说没有,然后就平静地重复了一系列的症状.
听完戴维的叙述,这名医生就起身离开了.
戴维不怎么说话,而帕特里克已经屡次经历这样的场景了,他戴着自己的假肢,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在平静的外表下,戴维其实很紧张,就像我一样,尽管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
我心里不停地想象着各种可能生出麻烦的环节.
要是主治医生不停地提问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拄着拐杖,来这里是做什么的要是他们叫来警察怎么办在戴维的情况登记完以后,一名护士给他推来了轮椅.
她在戴维的左手插了一根导管,然后把这根导管接在了悬挂在轮椅支架上的注射袋里就离开了.
我看着帕特里克.
"简直难以置信,真的就要开始了.
"他小声嘟囔着,如释重负.
一个男护士走了过来推着戴维去他的病房,我们也起身跟着.
他们都相信了戴维的说法.
在戴维的病房里,我们给李医生发了信息,告诉他戴维已经住进病房了.
李医生后来告诉我,他通常会在收到这种信息的时候感到紧张.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
当我们在病房里等待的时候,帕特里克开始和戴维聊起截肢以后的生活.
他告诉戴维站着的时候如果没有支撑物就不要闭上眼睛,否则会失去平衡而摔倒;要始终随身携带强力止疼药,如果摔倒了,用残肢来支撑会是极其痛苦的事.
一个护士走进病房告诉戴维,手术在几个小时以后进行,然后就出去了.
我们数着流进戴维血管里的点滴,大约每分钟12滴.
我问戴维等他回去以后要怎样和人们讲起截肢的事,他说就像他给医院所说的一样.
李医生会准备一份完整的医疗报告让他带回去.
帕特里克也聊起了自己是怎样编故事的:他在度假的时候感染了传播迅速的圣安东尼热.
难以抑制的感染让他的腿产生了坏疽,最后只能截肢.
这个杜撰的故事很管用.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帕特里克让戴维最后一次交叉他的双腿,因为一旦做完手术,他就再也无法这样做了.
整个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在集体的沉默中哀悼一个即将失去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两个男护士推来了轮床.
戴维躺到了轮床上,被推去做手术了.
帕特里克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喃喃低语地说"祝你好运".
医院里静悄悄的,空空的长凳,灯光昏暗的走廊,手术室里正在进行手术.
戴维躺在手术台上,麻醉让他觉不出疼痛.
一盏头顶上的外科手术灯照在他的大腿上部.
李医生拿起解剖刀在戴维要求的地方切开了一个又深又长的切口,准备从此处截肢的腿从运动和肌肉功能上来说是完全健康的.
他迅速地切穿肌肉,这是很辛苦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烧灼更小的血管,但要避开大的静脉、动脉和神经.
他要用力拉出肌肉中的神经,清理掉包裹着的肌肉,切断神经,然后松开.
经过这样的处理,神经会像橡皮筋一样回缩到大腿上部柔软的组织中.
他还要夹住大血管,剪断它们,并且扎紧近侧端和远侧端,而完成近侧端的工作要麻烦许多.
由于被截肢的腿如此健壮,在手术中处理血液非常费时,所以整个手术要比预想的时间更长.
最后,李医生要用钢丝锯锯断大腿骨.
他的一个助手会压住戴维的腿,李医生开始锯,锯子很快就锯断了身体中最强壮的骨头.
在腿最终被从身体上分离下来之前,李医生还要处理骨头下方的血管、神经、肌肉和皮肤.
之后就要缝合.
首先是缝合肌肉,然后是筋膜,也就是围绕着肌肉的强健的纤维组织.
正确地缝合筋膜非常关键,因为缝合不当会导致肌肉形成疝(muscleherniation),这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最后,要缝合皮肤和皮下组织.
一切都结束以后,在曾经有一条腿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残肢.
手术的那天晚上,我并不在手术室里.
我在空荡的走廊上踱步,小心地盯着通往手术室的门.
期间我翻来覆去地思忖着李医生已经给我详细描述过的这个手术.
每一次我都感到恐惧和伤心.
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条完全健康的腿,但是他自愿去异国挨刀.
他相信这个在欺骗的幌子下为他截肢的团队.
一个人要遭受怎样的痛苦才会甘愿如此:在离自己在美国的家几千千米以外的地方,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医院里,躺到手术台上,把自己交给一群陌生人.
帕特里克睡着的时候,我听见了敲门声,距戴维被推走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敲门的是一个穿着手术服带着橡胶手套的男护士.
他对帕特里克说:"腿必须尽快埋掉.
"他需要钱来处理这件事.
帕特里克给了他一些钱.
"你想看一下截下的腿吗"护士问道,"它已经被装在箱子里了.
"帕特里克没有这个打算,于是护士就离开了.
"这下好了,他现在是一个截肢者了,我真高兴.
"帕特里克说,"这是他想要的,这也是他需要的.
"过了一会儿,李医生来了.
他告诉我们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虽然比通常多花了一些时间.
戴维的情况不错,现在正从麻醉中恢复过来.
李医生想要开车载我回酒店,我接受了.
在路上他和我谈起了戴维这次耗时的手术.
"他的肌肉非常强韧,无论是肌肉的收缩功能还是供血,所以必须多加小心.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手术.
"你真的会看到改变,这是最神奇的地方.
"李医生说.
他说到的改变是BIID患者在手术后行为上的改变.
"你明天就会看到.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要去医院.
我给戴维买了微苦味巧克力,然后招呼了一辆出租车.
一到医院,我就去了戴维的病房.
在做过外科手术以后,大多数患者都会平躺着,但是戴维坐在床上,他的残肢包着厚厚的绷带,并且围着白色的纱布.
他仍旧打着点滴,注射的是曲马朵,一种类似于麻醉药的止痛剂.
他的身上挂着小便袋,看起来有些疲劳,但那个时候,他的手术结束才不过12个小时.
我和他握手,把巧克力给他.
戴维撕开包装纸,掰下一块吃了起来.
他坐在医院的床上,那样子就好像刚刚过去的夜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我们聊着聊着,他就疲惫地睡着了.
当我第二天再次去看戴维的时候,点滴和小便袋都撤掉了.
一副拐杖靠在戴维的床边,他已经拄着拐杖去过卫生间了.
就像李医生说过的那样,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放松地笑着,那些我见过的时时在他脸上露出的紧张已经一扫而光,这让我感到释怀和快乐.
几个月后,我和他邮件联系,他告诉我,他一点儿也不后悔,那感觉就好像在人生中他第一次是一个完整的人!
[1]英国旧时金币名.
——译者注第4章告诉我,我在这里什么时候你的行为感觉不像自己的,而它又对你的自我做了什么是什么给了我谈及"我",甚至是谈及作为原因的"我",最后则是谈及作为思想原因的"我"的权利……一个念头在"它"想时,而不是在"我"想时,自然就会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要想真正把握一切错觉,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摆脱这种偏见:必定是因为在根源上的智力匮乏.
——卡尔·雅斯贝尔斯2013年3月10日这一天,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非常寒冷,比那天的伦敦还要冷.
伦敦在布里斯托的正东方,我刚刚坐了两小时火车从伦敦到了布里斯托尔.
我在布里斯托尔的火车站见到了劳瑞和她的丈夫彼得.
我们要去看一处停车楼.
2008年一个同样寒冷的日子,劳瑞曾试图在那里跳楼自杀.
彼得开车带我们到了那个停车楼,往上爬坡,坡盘旋陡峭,一直通往八楼的天台.
"你可不要靠近楼梯的边缘,"彼得对劳瑞说,"你千万不要去冒险.
"但劳瑞看起来满不在乎.
当彼得爬坡快的时候,劳瑞会惊叫起来,像个坐过山车的孩子.
我们把车停在第七层,爬上了天台.
风很大.
过了几分钟,劳瑞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当时打算往下跳的地方.
一切看起来都很陌生,甚至连围栏都高了很多.
"我不可能从这里爬上去,"她说,"我想他们一定换过围栏,这样爬起来就不容易了.
"但是混凝土围栏通体看起来都很老旧,不像是翻修过.
我们继续寻找.
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
它靠近我们方才驱车开过的螺旋坡道顶部.
那坡道有内外护墙.
在那个生死攸关的11月里,劳瑞第一次望向坡道的下面.
下面的地面那时还十分泥泞(如今已经被填满了砾石),她当时推断这样的地面太柔软,掉下去不会摔死.
然后她走到齐胸高、齐脚宽的外侧围栏边,不知怎的就爬了上去.
如果她当时跳下去,就会摔落在混凝土地面上.
你今天站在墙边,会看到前方有一座15米高的现代派雕塑,一个石板柱子,在靠近柱子顶端的地方安装着一个伞状太阳能电池板,在它的上面是一个风力涡轮机的一对扭转的垂直叶片.
"我记得当时看到它了,"劳瑞告诉我,"2008年的时候这些还正在建.
"这座雕塑矗立在一座长长的安全岛中部.
较远的那一侧是多层砖块建筑,往更远处可以看到圣保罗教堂的分层塔,圣保罗教堂在布里斯托很著名.
虽说劳瑞当时想着自杀,她也看到了这美丽的景致,这让她踌躇起跳楼这件事.
跳楼会一死了之或者只是让她不省人事呢正当她思考会如何的时候,一个人从下面看到了她.
这个人大喊:"你没事吧"劳瑞没有回答.
"我猜他报警了.
"她告诉我.
警察赶来并救下了她.
他们把她送往就近的警察局,根据英国心理健康法案,劳瑞要在警察局的隔离室里观察24个小时.
至今劳瑞都认为不是她自己决定要自杀的.
"我被某种力量……抓住了,"她说,"我不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有什么人要把我从那里推下去.
"事发后不久,劳瑞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但这个诊断并没有改变她那天尝试跳楼时所感受到的一切.
坐在紧邻停车场购物中心的星巴克里,她仍旧在表达着自己的怀疑,她不相信那个指使她跳楼的念头是她自己的.
"我还是搞不清楚那念头是否在我之外.
"她说.
这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了一场会议,主题是"听见声音".
第一位发言人结束了有关音乐幻觉的发言以后,进入了问答环节.
一位听众读了推特上一个叫苏菲的人贴出的问题(这个发言在网上直播).
突然,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子举起手.
一头雾水的发言人看着她,那个女人说:"抱歉,我就是苏菲.
"那位提出问题的观众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我的反应比那位观众更复杂.
我来参加会议是为了和苏菲见面(她从芝加哥来),所以刚刚看到她用推特发帖我很沮丧.
她是在远程观看这场会议吗难道她没有来斯坦福现在看到她也在会场中,我一下就安心了.
我最早是从路易斯·萨斯(LouisSass)那里听说苏菲的,路易斯·萨斯是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临床心理学教授、精神分裂症专家.
"她是我所见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表达最清晰的人.
"萨斯告诉我.
几年前,在还未罹患精神分裂症时,苏菲和萨斯建立了联系,因为她觉得萨斯的工作很有趣.
几十年来萨斯一直主张精神分裂症应被视为自我与自我意识的一种复杂扰动.
这个观点很对苏菲的胃口,她的母亲就患有精神分裂症.
后来有一天,萨斯收到了一封苏菲的邮件,他回忆邮件中说的,"啊,出了点儿古怪的事……"原来苏菲自己也出现了精神崩溃.
苏菲从小跟着患有精神错乱(一个人的现实感完全变了样)的母亲长大.
从她长大后又受了心理学和哲学训练的眼光来看,苏菲知道母亲的多疑和被爱妄想("她确信别人已经爱上她了")是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但在四岁的时候,苏菲还无法很好地理解这些.
妈妈会开车带苏菲和苏菲的弟弟去杂货店,但她自己不进去.
她把孩子们送进杂货店买东西,甚至让他们付钱.
"在你四五岁的时候就采购满满一车杂货并用一张你父母提前签好的支票付账,这非常奇怪.
"苏菲告诉我,"但同时,我会想,哦,这就是她的作风吧.
"母亲的多疑也表现在其他方面.
比如,当陌生人甚至是快递员去他们家时,家里人就会关闭所有的窗户,然后躲起来.
"我当时认为这很正常.
"苏菲说.
大约在进入初中后苏菲才意识到,她的母亲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
母亲的多疑愈发严重.
她认为有一个录音设备被植入自己的子宫里,甚至也植入了她家狗的身体内,而且觉得整栋房子都被铁丝网围着.
她会让孩子们走过一个街区,远离住处,直到她和他们联系.
如果这还不够麻烦,苏菲精神分裂症的家族史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她母亲的第一任丈夫在研究哲学时出现了精神分裂性精神崩溃,之后被一所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医院收治.
"我们是在对他的恐惧中长大的,"苏菲回忆说,"(我母亲)认为他打算从收治他的医院跑出去,他打算来找我们,我母亲还觉得他想要杀死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捕风捉影.
所以我们在对他的恐惧中成长,但与此同时,我母亲又强烈地美化他的才华和天赋.
我们家里都是他的哲学书.
"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摆满了书架.
苏菲甚至还读过这个男人的日记,日记里记录了他向疯狂的转变.
经历过这一切,苏菲顺利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并发展出一种智力与学术方面的爱好.
她拒绝了康奈尔奖学金,前往尼泊尔与一家非政府组织一起工作,然后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之后她回到美国,在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研究大陆哲学.
她的指导教授之一是约翰·吕萨克(JohnLysaker),他写了大量有关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和自我方面的作品.
苏菲读大四的时候依然无忧无虑,她还没有出现任何精神错乱的症状.
这个时候她写信给路易斯·萨斯,她对萨斯在精神分裂症方面的想法很感兴趣,这些方面还包括伴随着精神分裂症出现的"疯狂",以及萨斯在现代主义中所看到的类似的东西.
"如果你想为许多精神分裂症的体验和症状找到一个好的类比,那么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将是不二之选.
"路易斯·萨斯告诉我,"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荒唐,或者精神分裂必然是现代主义的,而是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结构相似性为精神分裂症中发生的大量具体细节提供了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异乎寻常地凑在一起,将萨斯引向了这种观察精神分裂症的视角,并催生了他1992年出版的那本《精神失常与现代主义》(MadnessandModernism).
萨斯接受过现代文学方面所受的训练.
20世纪60年代末,萨斯在哈佛大学主修英文,他被现代主义所吸引,写了有关纳博科夫(一位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的学位论文,热衷于研究艾略特(T.
S.
Eliot)和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Stevens)的诗.
当时精神分裂症也是个很火的话题,苏格兰的精神病学家莱恩(R.
D.
Laing)写了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颇具争议的著作,名为《分裂的自我》(TheDividedSelf).
萨斯在哈佛上的一门课中,莱恩的著作是必读书.
大约在那时,他的一位密友发展成了精神分裂症.
差不多过了40年,萨斯坐在他布鲁克林高档公寓的餐桌旁讲述起他的朋友是怎样陷入精神分裂症的.
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些迹象表明他的朋友不同寻常.
那些最终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人通常是从病前(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要精神错乱的明显迹象)到有前驱症状(即将发病),再到最终彻底发病.
"回想起来,用术语来说就是他的病前人格(premorbidpersonality)符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典型表现,但在当时我完全没有这样想,他是我的朋友.
"萨斯说.
他的朋友做起事来毫无界限,我行我素(这种状态让萨斯质疑精神错乱总是涉及自主性下降这一标准看法).
"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正常人'保守得难以置信,"萨斯说,"而且胆小如鼠……例如你不会在我的房子里倒立.
但只要愿意,他就会倒立着来说话.
他会去做那些令人吃惊的事,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
"有一次,在学校自助餐厅里,他的朋友从自己的盘子里挑起鱼并抛向高空,鱼穿过饭厅,落向了老师的桌子那边.
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被描述成是"受到了某种对立、反对、坚持己见、蔑视常规的激励.
"萨斯说.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青春期男孩来说,这也许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我朋友的表现方式有些不同……极端到人们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无论'疯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的朋友最终成了精神病患者.
"从认识到熟悉他,从他生病前后的状态,他给我的感觉都与精神分裂症的一般印象对不上.
"萨斯说.
精神分裂症起初被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在1890年创造了这个词语.
瑞士精神病学家尤金·布洛伊勒(EugenBleuler)1908年将其重新命名,称其为精神分裂症.
除了其他的方面之外,早发性痴呆或者说过早痴呆(prematuredementia)还假设患者有智力上的残疾.
针对精神分裂症,还有另一种如今已经过气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个人退化到婴儿状态,丧失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成熟.
还有另一种刻板的成见,反精神病学运动和某些前卫文学会鼓吹这样的成见,按照这种看法,精神分裂症患者被看作是浪漫而狂野的人,这种疾病触及了患者最深处的欲望和本能.
萨斯和他的朋友去了不同的大学.
萨斯去了哈佛大学,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的医学中心——纽约医院从事临床心理学实习.
就在这段时间,他朋友的精神分裂症进一步恶化.
他从大学退学,最后自杀了.
这件事让萨斯难以忘怀.
回到公寓,萨斯回想起他的朋友精神崩溃后,自己去看望他.
有一次,萨斯发现他痴迷于单脚跳舞,他已经练习单脚跳几个星期了,他去看朋友的时候,朋友正在母亲的车库里展示自己的技艺.
但他的努力似乎没有更长远的目标,没有想要打动什么人,也没有想自己要有什么收获或是常有的那种自我欣赏的满足感.
"他是一个极端的,从任何正常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算是疯狂迷恋自主性的人.
显然,我并不是要说这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我想说的是,对这些事情没有获得一种真实的认识,让我在某种伦理的层面上以及某种审美的、理智的层面上感到深深的不安.
"萨斯说,"人们还未能在科学上认识到所有那些有时候有着自相矛盾复杂性的现象的真实本质.
"萨斯的主张是:精神病学应该摆脱完全从缺欠来描述精神分裂症,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而是应该做出积极的思考.
他的"积极"指的并不是"好的",而是去揭示患上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样子;去理解精神分裂症的现象,而不只是盯着那些未能符合文化标准的地方.
萨斯主张,观察艺术(例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派,马塞尔·杜尚的达达主义,乔治·德·基里科和伊夫·唐吉的超现实主义)与文学(比如弗兰兹·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中的现代主义是理解精神分裂症的一种途径.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艺术形式获得对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把握.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特征中,萨斯看到了被他称为"过度自反性"[一种夸张的自我意识,它针对的通常是我们经验中的内隐中介(implicitmedium),并将其转化为一个明确的、被极度关注的目标]与异化的线索.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自发地、单纯地介入,并不是一种对外部世界、他人以及一个人自己的感受毫无疑义的接受,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充斥着犹疑与疏离,自我由此与正常介入自然和社会的形式相分离,而在这里,自我常常以其自身或自身的经验作为对象.
"他写道.
劳瑞还能回想起精神分裂症第一次严重发作时的感受.
那是2005年秋的一个篝火之夜.
全国各地都在燃放烟火,纪念1605年11月5日警方挫败了引爆伦敦国会大厦的密谋.
劳瑞那年17岁,在英格兰坎特伯雷的寄宿学校.
她看完烟火表演,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椅子上.
她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着她、占据着她,那是一种外在的力量.
她就这样坐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做,任这种奇怪的状况笼罩着自己.
然后她拿起一把美术刀割了自己的左手.
然后她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再一次割了自己,这次割得深了许多,血流不止.
"不知怎的,我猛然间就清醒了过来,然后意识到,天啊,我竟然割伤了自己.
"她告诉我.
之后,她和一个朋友就赶紧去看医生.
这件事让她第一次严肃地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
篝火之夜发生的事让她注意起几个月前她就察觉到的事情:她总是疑惧自己将会被从英国遣送回国,尽管实际上根本无须担心这些.
直到那时,她都没有把那些疑惧放在心上,但是那些念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而且挥之不去.
当这些念头充斥在她的脑海中时,那情形就好像是有声音从外面传入.
这些声音都与遣送有关,它们一遍遍地重复,一直都一样.
"'你走了也不会有人记得你,你毫无用处,你是一个失败者.
'说的就是这样的话.
"她告诉我.
到2008年3月,劳瑞已经割伤自己十余次了.
当时她和彼得(那时还是她的男朋友)出国旅行去见她的父母.
一天晚上,其他人都上楼睡觉了,劳瑞让彼得看了自己手上的伤疤.
"'哦,亲爱的.
'我想这是我比较准确的表达了.
"当我们坐在布里斯托尔的TheHoleintheWall餐厅里等餐时,彼得对我说.
"你说的是,'哦,天啊.
'"劳瑞纠正他.
"的确如此.
"彼得说.
在与彼得交谈后不久,劳瑞就开始听到声音,她仍记得那是在2008年的5月.
由于那些声音像是在她脑中回响,所以她搞不清楚那声音究竟是出自一个人还是三个人.
但声音是中年女人的声音,还带着英国口音.
虽然分不清是几个人在说话,但都是直接说给她听的,让她割得更深一些,让她自杀.
在劳瑞脑中出现的声音都是以第二人称的方式说给她的,这一点耽误了对劳瑞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劳瑞认为这都要归罪于库尔特·施耐德(KurtSchneider).
施耐德是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精神病学家,他开列了一套他称之为诊断精神分裂症的首要症状.
在这些症状中,有一个就是第三人称的听觉幻觉,也就是患者在自己的脑海中听到关于他自己的谈话.
尽管在劳瑞这里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首要症状(比如冒出念头,或者说在头脑中出现奇怪的念头以及原发的幻觉.
这些幻觉自发出现,没有前兆.
在劳瑞这里,就是她觉得她的环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之处),但她的精神病医生错误且顽固地坚持施耐德的老想法,认为第二人称声音的出现更多只是精神病性抑郁症的反应(尽管我们现在知道许多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的确会在脑海中听到直接对他们说的话),而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特征.
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症状让诊断变得复杂.
通常这些症状被划分为积极的(妄想、幻觉)、消极的(冷淡、情绪漠然),还有无法归类的(比如胡言乱语).
在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前,诊断通常会排除其他方面的障碍.
劳瑞的病况中,这意味着她一开始被诊断患有抑郁症,之后是边缘性人格障碍.
与此同时,她试图自杀的行为令情况更加严重.
她曾过量服用了80片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扑热息痛),然后接连呕吐了两周.
不久后,她就试图从停车场的8楼跳楼.
大约就在那时,一位精神病专家确诊她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2009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她病情恶化.
她过量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再一次尝试自杀.
这一次就连她自己是一个人的这种感知都受到威胁.
"在病情严重的那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的整个自我都已经分裂、解体了,我不再是一个整体.
"她说.
例如当她伸出手,她就会感觉到手越来越远.
"我的自我感,不论是身体自我还是心理自我,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全都在向外弥漫,"她说,"甚至只是坐在那里,我也会觉得自己几乎是透明的.
并不是身体上透明,而是一种明显的隐喻意义上的透明.
"萨斯的同事约瑟夫·帕纳斯(JosefParnas)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他们认为解决精神分裂症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自我.
很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致力于为精神分裂症找到一个统一的假说.
有什么可能的共同机制可以形成精神分裂症各种各样症状的基础呢精神分裂症是否有可能是对我们存在之根基的扰乱,是否有可能是对我们的自我感的扰乱为了解释精神分裂症,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提出了IchStorungen这个术语,直译为"自我扰乱".
雅斯尔贝斯用这个术语来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与自我和他人、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的混乱有着怎样的联系.
萨斯和帕纳斯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甚至更为基本的自我的扰乱造成的.
这两人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现象学家的悠久传统(现象学是对"活生生的体验"的研究).
这些现象学家尤其包括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
萨斯和帕纳斯正是通过对患者活生生的体验的分析得出了他们的论点:精神分裂症涉及对自我基本形式的毁坏.
要理解他们的观点,我们需要将自我当作一个分层的实体(entity).
到目前为止,我们熟悉的是叙述自我——我们讲给自己和他人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跨越时间的身份.
但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时间性的叙述者出现以前,就有了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个自我能够反思他自身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对于作为主体的自我,我们的叙述就是这样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客体之一).
萨斯和帕纳斯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自我.
"事实是我感到我在当下这一刻存在,我有一种作为主体的感觉,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种东西:事情在我这里发生,行动在我这里发源.
"萨斯说.
他们称此为ipseity(ipse在拉丁文里指"自我"或"自身").
在我们见面的过程中,萨斯颇具文采地进一步地描述了ipseity这个概念.
他说:"自我是意志命令源出的地方,是知觉汇聚的地方,是一种你存在于此处的内在感受.
但当然你,并不直接地思考它.
它是一种感受,而且它并不是觉知的对象,这一点正是它的本质.
你可能会说,它是那个意志源出的无名之地,是那个知觉汇聚的无名之地;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或多或少就是这样描述它的.
""它不是觉知的对象……"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发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正可以通过"它不是觉知的对象"这个主张抓住萨斯和帕纳斯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
他们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作牵涉一种过度自反性,这是对自我诸方面的过度注意,如果没有这样的过度注意,这些方面就只是存在,但不会成为注意的焦点.
"移动你的手臂与将你的手臂移动作为你注意的对象之间存在着细微却至关重要的现象学差别.
"萨斯说,那是有极大差别的两件事.
萨斯和帕纳斯提出了另一种他们认为存在于精神分裂症中的看似矛盾的自我混乱.
他们称之为"减弱的自我感受".
萨斯写道:"一个人对自身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具身的主体存在着的经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对这种经验的描述都会有听起来空洞和累赘的风险.
然而这种经验的缺失会被强烈地感觉到.
"劳瑞的经验便可以佐证这种观点.
在她要从停车场顶层试图跳楼自杀的那几天里,她有一种强烈的空无感.
"当我在那个状态中时,只是感到虚无正包裹着我、浸入我,我一无用处.
"她告诉我,"我想我若一无用处,我有什么价值呢我还不如死了好.
"萨斯和帕纳斯提出,当ipseity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存在的基础就遭到了侵蚀,这为精神错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释放出了产生各种奇怪体验的可能性.
在精神分裂的早期阶段,苏菲也记得自己注意到了细微的改变.
她告诉一个法国朋友,世界在她眼中如何只是微粒,在她眼中风又如何吹过建筑,似乎都要将建筑吹散在稀薄的空气中.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哪里转译错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她的理解出错,还是她用自己的法式英语向教授表述时出错,反正不知怎么他们就断定我打算吹飞一栋楼.
"苏菲告诉我.
她被自己正就读的哲学系拒之门外,还被威胁要是再在校园出现就会被逮捕.
苏菲千方百计地要见到她的导师,导师却让她吃了闭门羹.
苏菲起初只是被暂时休学,但是一年半后,她被系里永久开除了.
甚至在这一切发生以前,苏菲的学生生活就一直很不容易.
她发现自己不能说话,有时这种状况会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尽管她完全能够在脑中形成想法和句子,但就是讲不出一个词.
鉴于她是助教,要工作,作为博士生,还要上课,这种状况就非常麻烦了.
因为负担不起好的精神病护理,苏菲去了芝加哥专为贫穷与低收入患者开办的精神病医院.
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心灵创伤.
一位新来的护士对陪伴苏菲的朋友说:"我不是做正式评估的,但是从你告诉我的来看,她很明显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评价刺痛了她.
苏菲告诉我,"我当时就在旁边.
"过去了很多年,她的声音里仍然充满了愤怒.
医院将她锁在一个简易的房间,周围是一群有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包括药物滥用者.
坐在那些尖叫着四处走动的人中间,苏菲满身的不自在.
"虽然我跟妈妈长大并且习惯了同她打交道,但在那样的情境中,我还是非常不安.
"她说.
看到苏菲可怕的处境,她的朋友帮助她逃离了监禁.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菲发现了一个基金充裕的项目,这个项目针对的是精神病的初期表现.
她给这个项目的临床主任打电话,对方当即就做出了回复.
"她说,'我想在早晨7点钟见到你.
'"苏菲回忆说,"她极为可靠,待人和蔼,而且始终如此.
"苏菲参加了这个强化治疗的项目.
尽管一周内多次与临床主任交谈,而且服用了抗精神病药物,但是苏菲仍不相信她得了精神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变化了的世界观是有意义的,讽刺的是,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她在哲学上的训练.
苏菲母亲的疯狂是"完全非理性的,相信阴谋和诡计正在发生",但苏菲对这个世界的知觉——一个脆弱的(insubstantial)、在其中坚固的边界融入了无定形的整体的世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实在的地方.
固体事物像是幻象.
即使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的实在性也是摇摇欲坠的.
"感觉这与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探求的那些类型的问题完全一致.
"苏菲说.
与此同时,精神分裂症正在她的身心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她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隔感消失了.
她说:"突然之间,就好像我所有的内在生活暴露给了每一个人.
"在一位精神科医生给她诊疗时,她经常被问及是否正从比如收音机里得到什么信息或者她是否听到各种声音.
尽管苏菲并没有得到信息或听到声音,但她觉得必须搞清自己是否患有精神病.
她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对象上,看看这些对象是否正在和自己交流,她开始将焦点集中在自己的思想上.
"这就是路易斯(萨斯)所说的一种极度自我意识的'过度自反性':我越是关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变得越发客体化,我就开始越多地在脑海中听见声音.
"苏菲说.
精神分裂症也改变了苏菲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我的手看起来从来不像是我的手,"她说,"在我手的运动和我把这个手的运动看作是我自己的行动或者是自我启动的行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瞬间的间隙.
"苏菲经历的和继续经历着的是一种瓦解,是被称为能动感(senseofagency)的东西的瓦解.
能动感是我们自我感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感到是自己行动的主人.
如果我拿起一杯水,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拿起这个动作.
我们如此想当然的事情也有可能出错吗它可能导致精神错乱,也就是一种对扭曲的、并不存在的实在的感知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开始的关于鱼、苍蝇和眼球的实验.
移动你的眼睛,从左到右,从后往前.
你看到的景象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你的视觉系统完全正常的话,那么你应该看到自己左侧或右侧的事物,但是你看到的景象应该保持稳定,尽管实际上你的眼球在动.
但是让我们好好想想这里.
就脑而言,落在视网膜上的信号可能是由于你眼球的运动或者是由于你视野中事物的运动.
可是脑怎么会知道是哪一种呢早在1820年,查理斯·贝尔(CharlesBell)和约翰尼斯·普尔基涅(JohannesPurkinje)就独立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发现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正常移动眼睛,脑就会取消对图像的预期运动,因为脑知道是它启动了眼睛的运动,因此保持了图像的稳定.
但是当视野中的东西在运动,脑不会做出这种取消,我们就察觉到了运动.
之后,埃里希·冯·霍尔斯特(ErichvonHolst)和霍斯特·密特尔施塔特(HorstMittelstaedt)在1950年进行了一场实验,更加意想不到地表明了这一点.
他们扭动蚜蝇的颈部,把它的头颠倒过来:"蚜蝇拥有纤细而灵活的颈部,能够围绕其纵向轴心旋转180度.
如果把头颠倒过来,头部和胸部粘连在一起,两眼的位置就与原来的相反.
"他们写道.
苍蝇显示出了真正奇怪的行为:黑暗中,蚜蝇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行动一如往常,但是在灯光下,它们就开始顺时针或逆时针地不断转圈,一旦有了灯光,它们就会完全没有了方向.
就在同一年,神经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Sperry)独立地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
他通过手术,将美洲南部河豚(带尾河豚)的左眼旋转了180度,并使其右眼失明.
(斯佩里写道:"个头小、松散无鳞的皮肤,再加上一般的硬度,让美洲南部河豚很适合外科手术的实验.
")一旦这种鱼从手术中恢复过来,它也既会向左边转圈,也会向右边转圈.
冯·霍尔斯特和密特尔施塔特提出了"输出复制"(efferenz-kopie或efferencecopy)这一术语来解释发生的事.
斯佩里使用的术语则是"伴随放电"(corollarydischarge).
这两个术语所传达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动物的脑会发出运动的指令,这个指令信号的一个复本会传送到视觉中枢.
神经系统会用这个复本在预期的运动和实际运动的信号之间进行对比,并且用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稳定动物的运动,这是一种反馈机制,以此来确保动物会准确地按照意图的方向运动.
但是如果头或眼睛被扭转,这种反馈机制就会强化错误,而不是纠正它们,这就会让动物运动的时候转圈.
但这与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和自我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1978年,旧金山退伍军人医院的伊尔温·费因伯格(IrwinFeinberg)开始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那个时候实验已经表明:至少在简单的动物模型中,涉及运动的活动(motoractions)能够产生一个伴随信号或复本.
这样的信号可以用来区分自我和非自我吗就以你的手臂的运动为例,脑能够用这个伴随信号辨别出手臂运动的原因吗是因为你试图运动它,还是因为外部的原因而导致它的运动这个问题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古怪.
在费因伯格发表他的论文之前,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在他描述的实验中提到,他刺激癫痫患者的运动皮层,为了治疗癫痫,这些患者正在经历探索性的外科手术.
这种刺激会引起手臂运动.
但是病人坚持说自己没有运动手臂,是彭菲尔德的刺激引起了手臂的运动.
因为病人没有用意志驱使这个运动,没有有意发起的运动指令,也没有"伴随信号",所以该假说认为,脑会将运动归因于外部力量,而不是自我.
费因伯格雄辩地主张:"这些放电(信号)的主观体验应该对应的完全就是意志或意图的体验.
"费因伯格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伴随信号"不只局限于肌肉运动,也扩及思想会怎样呢这是否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机制,它使得某个想法看起来属于一个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费因伯格认为事实可能的确如此.
他甚至将幻听归因于这种"伴随放电"机制的失常.
事实上,他断定这种机制是某些怪异的精神分裂症症状背后的原因,是自我与非自我的边界模糊的原因,劳瑞和苏菲以及无数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边界模糊.
费因伯格写道:"因此,在接受自我造成的运动和环境造成的运动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如果'伴随放电'凭借这一区别而有助于区别自我和他人,那么它的损害可能会产生精神分裂症患者反映的那种躯体边界的极度扭曲.
"当劳瑞处于深度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她每周能够听见好几次这样的声音:女人们对她说她是个无用的失败者.
她的丈夫彼得能够看出她在什么时候听见了那些声音.
"她看起来一脸茫然,呆望着空中,抑或是回应那些声音,她会说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话,"彼得说,"你立即就能知道她正在回应那些声音.
"实际上,彼得也要通过劳瑞和那些声音打交道.
劳瑞会告诉他那些声音正在说她是一个失败者.
"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彼得会问.
那些声音就会做出回答:"因为你没能拿到学位.
"然后彼得会和那些声音来回争论,彼得向那些声音指明劳瑞不是没能拿到学位,她只是休学一年(她确实为了治病休学过).
这样的情节会持续半小时,有时是一个小时,最终那些声音就消失了.
劳瑞给人的印象是极有内省和分析的精神,这些特质强迫使她去追问自己的状况.
她想要答案.
她疯了吗当劳瑞还是一个与精神分裂症做抗争的学生时,她的内心历程就让她写了两篇论文.
在其中一篇论文的结尾处,她请求精神病医生关注病人说了什么.
在试图从八楼停车场跳楼之后,劳瑞立即就去看了精神病医生,她和这位精神病医生接触的经历很有启发性.
她向这位医生解释说在她试图自杀的时候,她从一个分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观看她自己.
那个时候她不是她自己.
她的精神病医生并不理会她的这些观察结果,而是说:"你一定要清楚地传达出你的痛苦.
"面对着这种冷漠的态度,劳瑞恳请精神病医生承认精神分裂症加诸人们的"折磨人的新现实",这样做有助于"解救病患于孤立之中".
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不得不面对这种痛苦的现实呢一种主流精神病学的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自我检验的"伴随放电"这一观念.
"动物可以经由这种机制区分出自我与非自我"的这个想法甚至已经在单个神经元的层次上进了测试.
正在鸣叫的蟋蟀声音高达惊人的100分贝.
它们的鸣叫声与翅膀的振动保持同步,随着翅膀的闭合,蟋蟀会产生更大的声音.
在这刺耳的声音间,耳朵随时都保持敏感的蟋蟀如何区分自己的鸣叫和外部的声音呢原来,在这里有一个单独的中间神经元来负责处理这项任务.
这个伴随放电中间神经元(corollarydischargeinterneuron,CDI)与控制翅膀运动的运动神经元保持同步激活,当蟋蟀翅膀闭合的时候,这个神经元就会激活.
这样,CDI的激活抑制了负责处理声音的听觉神经元,所以蟋蟀就听不到它翅膀强烈拍动所产生出的声音了.
当CDI没有激活,也就没有伴随放电时,传入的声音会被视作外部的或并非自己的声音,蟋蟀会随之调谐声音.
不只蟋蟀如此.
类似对伴随放电机制做出的单神经元的记录在线虫、鸣禽,甚至狨猴身上也可见到.
伊尔温·费因伯格在1978年提出,脑中的伴随放电机制出现错误也许就是造成神经分裂症各种症状的原因,在此之后的十年内,大脑中的伴随放电机制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各类症状的基础这一说法被认为是错误的.
当时就职于英国诺斯威克公园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里斯(ChrisFrith)发展了他的"比较器模型"(comparatormodel),这个模型是为了解释我们的能动感是怎样出现的,正是这种能动感让我们觉得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那时,弗里斯主张自我感这一基本方面的瓦解是造成精神分裂症一级症状的原因,这些一级症状包括听说幻觉、思想插入、被控制妄想(妄想其他人正控制着自己的行动).
尽管这个模型多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其本质仍旧是相同的.
就以运动手臂为例,运动皮层向你手臂上的肌肉传递指令.
运动皮层也复制这一指令到其他脑区,然后其他脑区会运用这一拷贝来预测手臂运动的感觉.
与此同时,手臂会运动,这会造成某种感觉(比如触觉、本体感觉或视感).
这种"比较器"将真实感觉与预测感觉相匹配.
如果没有不匹配,我们会感到自己做出了那些动作——我们是其主人,它赋予我们一种能动感.
如果存在不匹配,我们会感到是其他人(一种外部能动性)要为那些动作负责.
很容易看出这种模式的吸引力.
它可以使脑抑制对由其自身产生的感觉做出反应(例如蟋蟀听不见自己的鸣叫).
至少就有身体运动参与的行动而言,它为脑如何区分自我与非自我提供了一种解释机制.
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一能力受到了抑制.
比如说挠痒痒,人们几乎完全不能挠自己的痒痒.
弗里斯和萨拉-杰恩·布莱克默(Sarah-JayneBlakemore)、丹尼尔·沃普特(DanielWolpert)一起阐明了其中的缘故.
在对正常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实验人员触摸其左手时的脑区活动相比,人们触摸自己左手时的脑区活动程度要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脑抑制了它对自身产生的触觉的反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挠自己的痒痒).
另外,可能产生抑制作用的脑区是小脑,它可能是通过预测自发运动的结果完成抑制作用的.
布莱克默、弗里斯和同事们进一步表明,无论是自己还是实验人员去触摸,经历幻听和控制妄想的人都会同样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左手受到了触摸,他们会感到这个触摸的强度相同,会感到痒痒和想笑.
换句话说,许多精神病患者可以挠自己的痒痒.
这意味着患者没有能力区分自我生成的行为与非自我生成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还有更多的证据.
旧金山退伍老兵医学中心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朱迪斯·福特(JudithFord)和丹尼尔·马塔隆(DanielMathalon)已经表明,健康人和蟋蟀一样,能够抑制他们对自己发出声音的反应.
对于健康人来说,脑电信号会先于他们发出声音的动作表现出一种同步,这种同步暗示了运动声带的指令拷贝被传递到了听觉皮层.
接着,在健康人发出声音之后大约100毫秒,一个被称作N1的,指示着听觉皮层活动的脑电信号被抑制下来.
这或许可以证明:预测的声音与真实的声音进行了比较,这使得外部的声音被标记为由自己产生的声音,因此被忽略掉了.
然而,当声音来自外部时,N1并没有被抑制,这一点表明了人们能够听到声音.
但是这一机制在精神病患者身上似乎被阻碍了.
这是复制机制可能被破坏的证据.
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可以自己产生声音的N1信号并没有被抑制,这意味着病人以一种与听到外部声音相同的方式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萨斯认为这是一种过度自反性,它是一种倾向,会将我们通常默认经验到的东西视作是外部对象,因此恰好是自我的媒介).
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在精神分裂症中,比较器机制的这种破坏能够模糊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
在这一点上,值得更细致地推敲精神分裂症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当我移动自己的手,我有两种感受:一种是感觉到手是我的,一种是能动感,它让我感到是我在移动我.
我们在前几章看到过BIID如何能够被归因于身体属我感的丧失.
尽管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导致了某种程度的身体属我感的混乱,但更强有力的证据指向了能动感的削弱.
2008年,德国蒂宾根大学的认知神经学家马西斯·塞诺夫奇科(MathiasSynofzik)、德国杜赛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哲学家戈特弗里德·沃斯格劳(GottfriedVosgerau)和他们的同事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
他们认为应进一步将一个人的能动感划分成非概念的能动感(未经思考的、本能的)和一种对能动性的更富于认知的判断.
塞诺夫奇科的团队表示,尽管能动感依赖于运动信号的拷贝和将预测与实际感觉反馈进行匹配的比较器,但是对能动感的判断依赖于对环境的认知分析和我们关于能动感的信念,这被称为事后解释(postdiction).
"如果你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有东西从桌子上落下来,你对于世界的认识会告诉你那样东西并不是自己落下的,于是你推断这一定是由你造成的,即使从感觉运动(sensorymotor)上来说,你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做过任何事情.
"沃斯格劳在一次电话访谈中告诉我.
当然,可以说这一切一眨眼就发生了.
然而我们仍然有可能理清这些机制.
研究人员已经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能动感受到了扰乱,为了对此做出弥补,他们倾向于更多地依赖自己对能动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取决于外部因素,例如视觉反馈.
这意味着在经验层面上,他们有可能看起来完全像是从外部经验到他们自己,这再一次显示出一种"过度自反性",以及一种更为基本的存在感的缺失.
这也能够解释苏菲说她所经验到的那个瞬间延迟,这个延迟发生在移动她的手和感受到她正在启动运动之间,正是这种延迟让她困惑她的手是否属于自己.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否定比较模型.
实际上,塞诺夫奇科和同事们承认他们的结果"支持在精神分裂症中比较器机制出现了功能紊乱这一观点".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功能紊乱,精神分裂症患者才不得不更深地依赖于他们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能动感.
所以,如果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拿起电视遥控器并打开电视,他可能不会感觉到自己发起了这个动作.
但毕竟电视打开了,所以这位患者会推断是别人使他做了这件事.
在劳瑞的案例中,在篝火之夜看完焰火表演的那个晚上,她没觉得在割自己的手.
"尽管去做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是我的决定,但那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的意志,"她告诉我,"所以说的确存在着能动感的缺失.
"考虑到劳瑞知道她并没有决定要割伤自己,所以可选的答案就很明显:其他人必须对此负责.
"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于意义的自然探索.
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想要一个解释,就像其他任何人会做的一样.
"她说,"所以,从此你有了一个敌人、一个共谋.
"妄想症常常就是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模型及其变体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会觉得自己的行动被外部的能动性控制了,以及它可能怎样导致妄想.
或者为什么一个人自己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说出的.
但要是没有人说话,你也没有说,你却仍能听到声音,这要怎样呢过去的15年中,朱迪斯·福特一直在思考言语性幻听,这是对在脑海中听到声音的科学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末,福特将研究方向由衰老和阿尔茨海默症转向研究这些声音.
一开始,她分析了其他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并写了一些论文.
她说:"我当时正抚养孩子,这对我很有用.
"但她不久就意识到必须与自己的病人交流,关注他们的个人经验.
正是这些谈话突显了她所尝试研究领域的细微差别.
例如一个病人告诉她,在自己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再普乐(Zyprexa)之前,魔鬼曾与他交谈过;一旦他服用再普乐,上帝就会开始和他交谈.
他仍然可以听到声音,但那些声音已经从消极的变为积极的了.
这种深入了解对福特的工作很有影响.
健康人也听到这些声音,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听到积极的声音,而且个体在对声音的控制上也有一些相似.
精神分裂症患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之中大约75%的人都听到声音.
这些声音听起来是真的,而且时常都是来自"明显非自我的声音".
它们通常是负面消极的,煽动病人对自己(就像劳瑞的案例)或他人实施暴力,有时还引起自杀甚至是杀人.
安妮·迪夫森(AnneDeveson)生动地捕捉了这种由声音煽动而对他人施暴的现象.
安妮是澳大利亚作家、纪录片制作人.
在她的书《告诉我,我在这里》(TellMeI'mHere)中,迪夫森按时间顺序记述了她十几岁的儿子乔纳森的毁灭性的精神分裂症,以及精神分裂症让乔纳森、迪夫森以及她的家庭所付出的代价.
病情严重的时候,乔纳森会从家中消失很久,又突然出现.
他可能变得很暴力.
在她的书中有一段令人难过的记述,迪夫森描述了她与乔纳森的缓刑监视官布伦达(他刚刚被叫来)遇到时的场景.
当布伦达来的时候,乔纳森正躺在面朝大海的大沙发上.
他点着头,就好像在听着什么声音,但是他并没有大声说话.
我们问他是否听到了什么,乔纳森怀疑地看着我们,然后说,"没有.
"他还说了些别的,但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布伦达向前靠了靠,说她听不清他说的话.
"我说只有安妮的声音.
"他喊叫着.
"安妮的声音在哪里""暗算我.
在我的脑袋里.
""乔纳森,我没有暗算你,我也不在你的脑袋里,我在这里.
"他看着我,眼睛四处扫视着,那不断蓄积的能量几乎要填满整个房间,在天花板与墙壁之间反弹,让我心神烦乱,这让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受着电击.
"上帝说我应该杀了你,安妮.
并且如果布伦达还不闭嘴的话,也杀了她.
"他阔步走出房间,挥舞着手臂.
几秒钟后他又走回来,看着我们俩,嘟囔着些什么,然后又离开了.
这一次他没有回来.
要为乔纳森复杂的言语性幻听找到一个解释机制任重而道远.
但是科学家需要从某些地方入手.
有一种理论试图将这种言语性幻听解释成被误读的内部语言(innerspeech)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未被标记为属于自我的内部语言.
我们都熟悉内部语言,那是我们的内心独白,外面听不见,有时候我们听得非常真切,即使它并没有声音.
有些时候,这种内心独白会以一种更加含蓄的方式经验到(很可能在你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就在经历它).
但是福特认为言语性幻听与有意的内部语言不同,它们更像是自发的念头(白日梦的内容,或者走神).
那么问题就是:走神怎么变成了言语性幻听呢耶鲁大学拉尔夫·霍夫曼(RalphHoffman)和他的团队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语言区与脑硬膜间有着高度连接,脑硬膜是一个深度脑区,与对声音的有意识知觉有联系.
霍夫曼认为,使得语言区的活动作为声音进入人们意识的,正是这个高度连接.
为了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福特和她的同事观察了186位听到声音的精神病患者的脑区网络,这些患者接受了6分钟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
这一数据被拿来与176位健康志愿者的数据进行比较.
当健康志愿者处在休息走神的状态中时,如下脑区所形成的网络会显示出活动: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脑处于休息状态时最为活跃,它是默认模式网络的一部分,与自我指涉的心智活动也有着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当你从专注于外部任务中脱身出来并考虑自己的时候,它就会活跃起来);布洛卡区位于左额叶,关系到言语生产;脑硬膜涉及对言语的有意识知觉;杏仁核位于颞叶深处,涉及恐惧与威胁反应;海马旁回在一个人产生怀疑时更加活跃;听觉皮层,顾名思义,与听觉相关.
但是在听到声音的患者身上,扫描结果显示,所有这些脑区都高度相连: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布洛卡区、脑硬膜以及听觉皮层高度相连,脑硬膜与听觉皮层高度相连.
福特和同事们猜测,所有这一切都能使健康志愿者在走神状态中的那些闲散想法转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态中听到的声音.
而那些声音中消极的论调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可能是杏仁核和海马旁回(它们通常都参与对恐惧的反应)之间的高度连接增加了与声音相关联的恐惧、不确定性和怀疑的水平.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属于另一个人的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福特对脑电图信号的研究已经表明,精神病患者的输出拷贝或伴随放电机制受到了破坏.
在这些利用功能性共振成像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能够听到声音的患者的布洛卡区和听觉皮层的连接性较弱——这可能损害输出拷贝抵达听觉皮层的通路.
所以那些对健康人来说似乎是属于自己的声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就是外来的.
福特说:"我坚持认为言语性幻听的原始材料不是有意的内部语言,而是自发的一些念头.
"后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她更加私人性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其中提及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事实上,当我走神并且那些自发的念头被我意识到的时候,我能够听到我母亲带着音调、韵律和感情对我说'你太过努力了,亲爱的.
'我可不认为她是在坟墓里对我说话,"她写道,"但是如果我处在精神错乱的状态,那是有可能的.
"因此,在精神错乱者那里的高度连接的网络可以将自发的念头转变成听到的声音.
这些声音有一种灰暗的色调.
受到扰乱的能动感使得这些声音就像是属于别人的一样.
这个功能紊乱的系统的核心是那个越来越多被提及的"预测脑".
能动感的产生就是一个脑的预测机制如何作用来创造出我们自我感受的例子.
这种观点正越来越流行.
整个脑有可能是一台预测机,它不仅产生能动感,甚至产生出赋予我们具身存在感的情绪感受状态吗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看到的,神经科学家正在采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人格障碍以及某些复杂如自闭症的疾病.
实验性地研究能动感的扰乱是一回事,要解释被认为是由能动感的扰乱所引发的精神分裂症的全部症状则是另一回事.
心理学家、临床医学家劳伦·斯莱特(LaurenSlater)在其著作《欢迎来到我的国》(WelcometoMyCountry)中抓住了这种令人困惑且往往令人生畏的多样性.
以下是她描述的自己第一次与六个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的小组聚会.
陈,绰号摩西,小个子,可可色皮肤的越南人,他是战后来到这个国家的,整日在走廊里对着无形的佛陀鞠躬.
约瑟夫,胡须肮脏,睡觉的时候会把绿色和土黄色相间的战斗头盔放在他身边的枕头上.
查尔斯,42岁,濒死的艾滋病患者.
伦尼曾赤身裸体站在哈佛校园里朗诵诗歌.
罗伯特认为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果实正在他四周爆炸.
还有奥斯卡,165千克,声称持续为各种各样的女性口交.
当面对这样的病人,许多人觉得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单单一个能动感的扰乱就能够为精神分裂症的所有破坏性的症状负责,就好像克里斯·弗里斯第一次提出他的"比较器模型"时假设的那样.
在弗里斯提出这个模型以后不久,人们就发现在自己的脑中出现其他人的想法这种感受很难用他的模型来解释.
今天,即使是他自己也承认模型无法解释清楚念头插入.
但塞诺夫奇科、沃斯格劳和他们的同事认为他们的模型,也就是将能动感分为感受和判断,会更好地解释念头插入;在他们看来,受损的对能动性的判断使一个人产生了头脑中有外来念头的感觉.
但是无论哪种方案都不能让另一些人信服.
例如,路易斯·萨斯虽然赞同"受到扰乱的能动感的神经生物学"与"精神分裂症是自我的一种基础层面上的扰乱"这一观念是一致的,但他怀疑受到破坏的脑机制是否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他将这样一种有关原因的看法称为"唯物主义"假设.
要是你能够改变健康人与他们自身经验的联系方式(也许通过强烈的内省或冥想),并且表明他们的脑也经历了同样的神经生物学变化,就像我们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看到的变化一样,结果会怎样呢这会显示出这样的变化是相关性的,而非因果性的.
拉尔夫·霍夫曼谈及精神分裂症时也提到了类似的东西.
的确,科学家们(包括他在内)已经发现,在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中都出现了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和明显的解剖上的变化.
但这些变化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吗,或者可观察到的变化是"长时间彻底地远离社会交往、工作和学习"造成的,而这种远离可能在精神分裂症发作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让某个人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进入一种退缩(withdrawal)状态并且持续数年……由于认知贫瘠又没有任务可以参与,他们的脑系统会发生什么呢"霍夫曼说,"我猜想,至少有一些我们最终归因于'神经组织退化进程'的现象可能是人们进入退缩状态自然发展的结果.
"精神病的各种症状是自我与他人的一种互动形式——这个事实让霍夫曼深受震动.
他猜想,在被剥夺了有意义的社会互动的个体身上会大量地产生精神病的体验来填满缺失的东西.
"结果是,由于缺少与真实世界的意义联系,缺少角色规范,以及缺少场所可以真正介入,所以这些被剥夺的个体会愈发被精神病体验所占据,而这样会进一步加深退缩状态,"霍夫曼说,"内部产生的经验越来越突出,并且它出现得相对更为迅速.
这算得上是对心智、身体和脑的旧有故障(oldbreakdowns)的挑战.
"它也挑战了任何这样一种观念,即在拓展的叙述自我与更基本的作为主体的自我(萨斯和帕纳斯的"自我",或是扎哈维的"最小的自我")之间只有唯一一种单向的互动:并不一定只有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变化才会导致叙述自我的扰乱,作用也可能是相反的方向.
另外,精神分裂症向我们表明:能动感是自我的一部分,是作为主体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能动感在运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被质疑的.
即使在最极端的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中,都有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它在经历着精神病.
那个"我"是"谁"或是"什么"呢对某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而言,所有这些哲学上的说法都是无用的慰藉.
而且对像劳瑞和苏菲这样富有洞察力又很活跃的成年人来说,认识到自身的状况很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例如,假若你有时候能看到自己精神错乱,有时又看不到,你要如何分辨自己什么时候处在精神错乱中呢"一个人并没有失去所有传记式的.
语义的、感知的以及身体的记忆,不论是关于过去的,还是关于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
"苏菲说,"但是事物眼下的样子与患精神病前的整个生活之间脱节了.
"对于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甚至还有一个正式的表达:复式簿记(doublebookkeeping).
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早期的精神病学,近年来在和苏菲以及其他经历过精神分裂型精神病的人的对话中,萨斯又常常对其做出详尽的阐述.
病人被迫去对付两种,甚至更多种的现实.
"你几乎总是被迫做出那些其他人不用做的决定.
你要优先考虑什么,你更加青睐哪一种可能的现实"苏菲说,"你准备践行哪一种"面对这样的窘境,患者往往会惶惶不知所措.
这种现象暗示着叙事自我的力量:缺少一个关于自己的连贯叙述,一个人似乎无法行动起来;我们似乎需要我们的叙述来发挥功用.
劳瑞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脑海中的声音、自己的妄想症,以及那些她以为是从外面获得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全都是她的"变化的自我"的产物.
是源于妄想症,那些她认为接收到的来自外部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她变动的自我的产物.
"但是这种洞察让人左右为难.
没有这个洞察,你害怕外部世界;有了这个洞察,你害怕你自己.
"她告诉我,"没有洞察,你会觉得所有其他人都尾随着你,或者说有人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但是有了洞察,你认识到这一切都只在你的脑中.
这样也很可怕,所以你不可能完胜.
"第5章我仿佛是一场梦情绪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我们的感受从多深的地下涂抹了它们的色彩我是说,感受的真相是什么呢——弗吉尼亚·伍尔夫我永远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阿尔贝·加缪当我告诉尼古拉斯我要去拜访他时,我大大低估了加拿大如此辽阔.
我花了6个小时从旧金山飞到波士顿,然后驱车10小时从波士顿到新不伦瑞克省圣约翰市(由于车在缅因州偏远的地方转错了两次弯),接着花3小时乘坐渡轮顺利穿越芬迪湾到了新斯科舍省,最后又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了金斯顿,23岁的尼古拉斯和他的未婚妻,还有蹒跚学步的女儿就住在那里.
轮渡一到达新斯科舍省,我就沿公路开车去了金斯顿的村庄,公路在一段安纳波利斯河奔流的山谷中穿行.
正值6月下旬,初夏.
郊外郁郁葱葱,大地在沐浴了春光以后,生机盎然.
紫色的羽扇豆成排地生长在路旁.
离开公路几分钟我就到了金斯顿,找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在一家一周七天通宵营业的便利店后的一幢白色错层公寓.
尼古拉斯期待着我的到来,已经出门来迎接我了.
然而,我并没有想到尼古拉斯会有那么多文身.
文身覆盖着他的脖子,看起来就像他在淡蓝色的衬衫下穿了一件T恤.
尽管他挽起了袖子,但他右手和小臂上的皮肤几乎看不到了.
在他的小臂上文着一条形状复杂的锦鲤——这是一种克服逆境的象征.
再往下,他的手上,是一个寓意"在生活中寻找方向"的指南针,还有一颗钻石,因为钻石"耐得住压力".
"这很老套.
"他承认道.
在左手手腕上,是他所在的寄养家庭成员们名字的首字母.
在他16岁康复后,他们对他视如己出,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中的归属感.
"那几乎就像是一个正常的童年",压缩在三四年之内.
当他攥起两个拳头并把它们合在一起,每个指关节下方的手指上都有一个字母,组合成的单词是"下沉"和"游泳".
"又很老套,"他说,"它是很基础的,说到底这说的就是我,尤其是那段生病的经历.
我是要继续抗争来变得更好,并期待在某一刻再次得到缓解.
或者……我不知道……下沉……不再抗争.
"他费力地想说清楚"下沉"的含义.
"可能是自杀.
可能干脆就再也不做任何尝试.
"尼古拉斯最早的记忆源自他妹妹出生的时候.
那时他四岁,父母与他们两兄妹生活在一起.
但这个家庭并不幸福,父母都是瘾君子.
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屋顶和其他的一些建筑活.
他的母亲无业在家,也嗜酒如命,而且对奥斯康定和盐酸二氢吗啡酮之类的鸦片制剂上瘾.
尼古拉斯3岁时就已经在寄养家庭待过一年了,不料被一个法官送回了父母身边.
一年后,他的妹妹出生了,可一切照旧,他的父母继续吸毒、酗酒、打架,甚至一走好几天,音信全无,把孩子留给其他家庭成员.
之后母亲离开了父亲.
"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有一次昏迷了几天,意识恍惚.
"尼古拉斯告诉我.
收养机构带走了这些孩子.
他们看到尼古拉斯试着照顾他的妹妹("她实在太小了").
他记得自己当时试着让妹妹吃麦片.
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来的时候,他正脚踩椅子站在厨房的洗涤槽前试着刷盘子.
接下来几年,他们两人都生活在收养家庭里.
大约在尼古拉斯9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再婚,两个孩子被送回母亲身边.
继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这对夫妇继续吸食更强的毒品,比如强效可卡因.
他们不停地尖叫、扭打,药物助长了他们多疑的妄想,每个人都指责另一个人藏起了药片或者吸掉了最后的强力可卡因.
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是家常便饭,但是有些场面更深地铭刻在尼古拉斯的记忆中.
有一次,午夜已过多时,尼古拉斯和妹妹被父母卧室传来的叫喊声惊醒.
兄妹两人走向父母的卧室.
尼古拉斯让妹妹在门口等,他自己进入卧室.
他看到继父把母亲推向一台老旧的电视机,电视机掉了下去.
还有一次,继父拿着一把砍刀追母亲.
她跑到卧室里,把自己锁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是否是有意要伤害她,还是只是吓唬她.
"尼古拉斯说.
他的继父最后把砍刀丢进了亚麻衣橱.
他们的房子在新斯科舍省布里奇沃特的一处宁静的高档社区,那里的住户把他们"25万美元"的家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
尼古拉斯住的这所房子有些奇怪,比其他的小一些.
尼古拉斯一家被一个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的社会项目安置在这里.
大多数时候,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屋子里上演的欺骗与诡计一无所知:尼古拉斯的父母小心翼翼地用毯子遮住了窗户.
除去早年的不管不顾,尼古拉斯现在又要面对他暴虐的母亲和继父.
大多都是语言的虐待和情感的折磨.
"'你是个白痴,怎么什么事都做不好你怎么回事'像这样的……非常过分的用词.
"尼古拉斯说.
极偶尔继父会打他.
"幸运的是那很少发生.
我真的很庆幸,尽管有时候你想知道哪种虐待会持续得更久,身体的或是精神的.
"是性虐待吗我问.
"不,"他说,"这一点我也很感激.
"到10岁或1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持续时间很短的分裂(dissociation),大约会持续10秒钟,发作随机出现,有时出现在校车上,有时是在学校唱国歌的时候.
"我会将它描述成完全脱离物理身体的感受,"尼古拉斯说,"在那10秒钟里,你几乎无法说话,什么也做不了.
"在尼古拉斯12岁的时候,情况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有一次他和妹妹正在卧室的时候,听到厨房传来一声尖叫.
那是姑姑的声音.
她和他们的妈妈可能正在吸毒,尼古拉斯记不太清了.
但他记得自己看到母亲在厨房的地板上抽搐,她是突然发作的.
她跌倒的时候,头撞在了碗柜把手上,血流不止,口吐白沫.
尼古拉斯的继父跑过来,把她翻过来,以防她被自己的呕吐物窒息而死.
对于尼古拉斯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记得自己朝她走了三四步,然后一切完全变了.
"尼古拉斯说,"那就像是我瞬间从一个正常的清醒状态过到一个梦境的状态,一切都变得非常模糊,一切看上去都是陌生的、不协调的.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尼古拉斯生活在迷雾般的状态里:他周围的事物以及他的身体和自我感觉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个持续的、令人不安的梦.
在184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德国精神病学家威尔海姆·格里森格(WilhelmGriesinger)提到了一位患者写给法国杰出的精神病学家让-艾蒂安·多米尼克·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DominiqueEsquirol)的一封信.
尽管周围的一切都能够让生活快乐、惬意,但我没有感知和享受的能力,或者说我的身体已经失去了这些能力.
一切都让我痛苦,即使是孩子最温柔的拥抱.
我俯身亲吻他们,但有什么东西挡在我们的嘴唇之间;这可怕的东西也阻挡着我去享受生活.
我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我的每一种感觉、我的正常自我的每一部分就好像和我分离了,不能再给我任何感觉……呼吸时,我不能再体验到空气带给我的内在感觉……我的眼睛和心灵在感知,但是对于我所看见东西的感觉却完全不存在.
埃斯基罗尔曾写过其他类似患者及其经历:"他们说,一个深渊将他们与外部世界分离,我听、我看、我触摸……但我不是原来的我了.
物体和我分离了,它们和我的存在脱了节;一层浓云、一张帷幕改变了物体的色彩与面貌.
"如今这些患者描述的状况被称为"人格解体".
这个词在1890年进入了精神病学词典,当时法国心理学家卢多维克·杜加斯(LudovicDugas)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通常伴随着心智活动的感觉和感受从自我中消失了".
杜加斯偶然在瑞士哲学家亨利-弗雷德里克·艾米尔(Henri-FrédéricAmiel)的日记里发现了这个词.
在他死后出版的书《私密日记》(JournalIntime)中,艾米尔写道:"我发现自己把存在视作是从遥远的坟墓中来,从另一个世界中来;一切对我都是奇怪的;就好像我在我自己的身体与个体性之外;我丧失了人格,从自我中被分离出来,无处着落.
这算是疯狂吗"20世纪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特别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人在感到失去了人格时会发生的状况.
在我们脑海中所显现出的一切,"不论是知觉、身体的感觉、记忆、观念、思想和感受都带有其特殊的'属我性'的方面,有一种'我'的品质,带有'个人归属感',是某个人自己做的事情.
这被称为'人格化'……如果与这些心理表现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即它们不是我的,而是外来的、自动的、独立的、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些就被称作'人格解体'.
"有些学者认为短暂的人格解体是针对极端的危险发展出的一种进化适应.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艾奥瓦大学医学院的小拉塞尔·诺伊斯(RussellNoyesJr.
)和罗伊·克勒提(RoyKletti)采访了61个人,之前他们对学生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做出了回应,这则广告请人们"讲述在生命危急时刻的主观经验".
一则典型的回应来自一位24岁的小伙子,他讲述了当他在"雨后湿滑的转弯处"拐向对面的小路时遇见了迎面而来的车辆,他的大众汽车发生侧滑的那个瞬间.
"当车打转的时候,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好像是往罐子中扔石头.
"小伙子报告说,"我没有考虑到危险,那根本不存在.
我有一种漂浮的感觉,几乎就像是我走出了现实.
我似乎走出了这个世界,进到了另一种状态,在这个世界里,你会感到坐着的身体和呼吸的空气.
"基于对他们的采访,诺伊斯和克勒提得出的结论是:"将人格解体解释为'针对极端危险所带来的威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焦虑做的一种防护',似乎是不二选择……因此在面对危及生命的危险时,人变成了正在发生事件的观察者,并有效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
与人格的分离似乎是一种重要的适应机制,在人格丧失的状态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机制.
"如果人格解体确实是一种进化适应,那么我们都拥有这种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凭借这种能力,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的状态中.
倘若存在这样一种神经生物学机制,那么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进入这种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将这种机制称为"倾向"(天然),而"环境"(培育)会强化这种倾向.
例如,一个饱受虐待的童年及其造成的创伤可以导致人格解体,像尼古拉斯经历的那样.
同样,药物也可以达到这样效果.
萨拉是一个苗条的小个子女人——性格古怪,精力充沛.
她在3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纽约运营了一家线上创业公司.
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了面,然后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聊起她至今仍试图搞清楚的一次经历.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夸张地问道.
在我们见面前三个星期,一个周六的晚上,她去东村区拜访一位朋友.
她的朋友喜欢吸食大麻取乐,她也加入其中,而在这之前她吸大麻的次数屈指可数.
周日早上她的朋友们提议尝试一下阿得拉(Adderall).
阿得拉通常是在开处方时被作为一种兴奋剂用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但它也已经成为那些在高科技创业公司的紧张环境下工作的人首选的药物,被用来集中注意力、提高绩效表现.
萨拉的一个本科在读的朋友就在服用阿得拉,以便更持久、更努力地学习.
萨拉之前从未尝试过.
他们分了一颗药片.
不过他们刺激的一天并没有到此结束,当天晚上他们又吸大麻,抽水烟,还喝了点儿酒.
周一早晨萨拉醒来时有点儿迷糊.
"一个很嗨的周末过后感觉有点儿晕,我也没想太多.
"她告诉我.
周二早晨她去上一节早六点的瑜伽课,她仍然感到昏昏沉沉,思维不连贯.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在做梦,"她说,"我当时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
"不过,她仍旧继续她的工作邀约、接打电话、开会.
直到周三早上,情况也没有好转.
事实上,反倒更糟了.
她开始哭泣.
"我死了吗我正在看着我的生活吗"她回忆道,"我不断地说,'我要摆脱这些,我正处在一种我搞不清楚的状态里.
'我感到恐慌.
那持续困扰我的是我什么都不相信.
"她怀疑自己和所在环境的真实性,她持续地感到自己是在梦中.
她坐火车去市中心开会,她觉得自己被吓到了.
她看着同乘的旅客想,"他们在这里吗我在这里吗"周三晚上(一个新月的夜晚),萨拉去自由派犹太会堂做祷告,这是她从小就做的事.
在路上,她停在一家玉米饼店前点了一些玉米饼,她坚信玉米饼不会出现.
站在纽约的人行道上,她对自己说:"玉米饼不会出现的,我无法点到玉米饼.
我要醒过来,我现在正做梦呢.
"但玉米饼当然很快就被递到她手里了.
"我当时说,'唷!
神啊,我还活着.
'"萨拉可能正在做着心理学家所说的"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她对于客观现实有一种觉知,但是她对于现实的主观感受是混乱的,她要不断地尝试着去协调二者.
然而,得到真实玉米饼的对现实的短暂肯定并没有太大作用.
在整个晚上的祷告中,她一直都很焦虑,她的脑海中充斥着内在的对话,想要寻找她存在的证据,因为她觉得和自己分离了.
当祷告结束以后,她避免与任何人有眼神接触,匆匆冲回家.
她又开始哭泣.
"我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彻底死了.
"她想.
周四,她打电话给自己的护理师,对方说:"毒品肯定不会还残留在你的身体里.
"护士建议输液并休息.
周五早晨,一个我也熟识的朋友去看望萨拉.
这个我和萨拉共同的朋友一看到萨拉,萨拉就脱口而出:"我害怕我要死了.
"在决定去附近一个只有六街区路程的急诊室前,他们在一起坐了一会儿.
去急诊室的一路上萨拉都在啜泣,到急诊室后也没有停下来.
"一种确实很奇怪的啜泣.
"她回忆道.
她继续问她的朋友:"你确定我还活着,我就在这儿吗你现在也在这儿吗"她的朋友一再向她保证:"是的,是的,我们都活着呢.
"急诊室医生将一切归于对毒品的反应(尽管他也说萨拉吸毒后到现在毒品仍然发挥作用很奇怪),在给她开了针对焦虑的安定文锭之后就让她回去了.
但是萨拉的非现实感仍然继续着,生活仍旧感觉像梦一样:有点儿不受限制,好像她正在漂浮;她尽力用日常用语描述自己的状态.
她不清楚为什么这一切在大约三周后就痊愈了.
或许是过了一段时间,也可能是由于她在按摩师那里做了按摩,那位按摩师也是一位"能量治疗师".
"听我说,我现在很混乱.
"萨拉告诉女按摩师,并说明了她的感受.
女按摩师宽慰她,"哦,这也发生在我身上过.
你不得不学着管理它.
"她告诉萨拉,能量正从头顶流进又流出她的身体,她必须用一个手部扭转运动来停止这种流动,好像正在拧住一个想象中的瓶子.
萨拉已经准备好相信她了.
女按摩师也给了她一些并不那么深奥的建议:"做瑜伽;你需要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跺跺你的脚,做一切令你觉得回到自己身体里的事,你会感觉好些.
"萨拉告别女按摩师后感觉有一点点好转了.
是时候做更多的瑜伽了,过去的六年里,无论如何她每天早上都规律地做瑜伽.
按摩后的第二天,她做到标准的上限:接连做了两次一小时的瑜伽课程.
"我上完一次课后正准备走,其中一个老师说,'你应该留下来.
'我很愿意,'我仍然像做梦一样,其他的我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留下.
我感觉更好了一点儿.
"萨拉一直在恢复中,我们见面时距她发病已经三个星期了,她状态很好.
"你需要感觉回到了你的身体里……跺跺你的脚,做一切令你觉得回到自己身体里的事.
"这个看似朦胧的建议中蕴含着智慧.
神经科学家们可能不会恭维一个新时代治疗师的建议,但是如果你分析大量神经科学家们关于自我所说的东西,就会明显看到具身感(feelingembodied),其在我们身体之内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是谁"的关键方面.
"身体是自我的基础"这个观点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是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
在他的新书《自我到心智》(SelfComestoMind)中,他写道:"在本书提出的观点中,再没有比身体是有意识心智的基础更为核心的了.
"达马西奥相信有意识心智需要由一个自我呈现出来.
他的框架始于在脑中形成的心智图像这一想法.
在此他并不是指我们有意识的觉知中的图像,而是指神经回路的活动模式.
取决于神经回路的活动模式,一个脑中给定的神经回路可以是诸多状态中的一种.
达马西奥写道:每一种情况都相当于一种心智图像.
一连串这样的心智图像就是心智.
在这个阶段,达马西奥并没有谈及任何意识到心智的人或事物.
这并不难接受,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脑的大部分活动是下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也绝不大可能觉知到这些活动.
脑的基本工作是在生物体吃、喝、运动和睡眠的时候,照管它们.
只有当一个生物体的内部生物化学活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生物体才能存活.
这就是所谓的体内平衡限制,在这个过程中,维持身体处在某种限制内的状态叫作内环境稳态[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Cannon)定义的术语].
精确的内环境稳态过程在生物体之间是不同的.
例如冷血动物(比如爬行动物)会反映出它们周围环境的温度,所以为了更加活跃敏捷,它们需要寻求温暖;然而温血动物(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与鸟类)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体内温度,它们需要吃很多,以便在冷的时候可以产生必要的能量,在热的时候出汗以释放多余的热量.
脑在履行保持内环境稳态的职责方面非常出色.
但是脑也是生物体的一部分,不是像在身体之外提着细绳的木偶操纵师那样的不寻常角色.
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脑必须知晓身体的状态,它必须创建身体、外部环境,以及自身正在发生情况的表征或地图.
神经回路的活动模式正是这些地图.
这些地图(仍旧是无意识的)就是心智的内容.
达马西奥的假设框架的下一步是他所谓的"原初自我"(protoself)的现象,它是"自我的先兆".
原初自我是由我们身体更稳定的那些方面的心智图像构成的(例如内脏的状态).
达马西奥认为,上脑干是最主要负责创建地图并生成这种图像的地方.
上脑干的结构与这些结构所映射的身体各部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双向互动,它"只有因为脑疾病或死亡才会损坏".
原初自我的另一个关键功能是产生原始感受,它"提供了对活着的身体自身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是无言的、毫不修饰的,只与纯粹的存在有关".
在达马西奥的理论框架中,原始感受"反映了身体当前的状态".
接下来的层次是核心自我(coreself),在结构上位于原初自我之上.
核心自我是由脑中这样一些表征构成的,这些表征反映的是原初自我与它和对象的互动之间的关系.
这些表征还反映了原初自我的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原始感受.
例如,如果原初自我遇到了一条蛇,核心自我就会表征这一互动,而这个表征将包括身体状态的变化(对像我这样的人,就将是一种毛骨悚然的状态).
达马西奥认为,随着核心自我在我们进化历史中的出现,我们通常谈及的自我就进入了图景当中.
核心自我第一次暗示了主观性.
(然而请注意,达马西奥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神经活动是如何转变为主观性的.
这不足为奇,因为这正是意识难问题的困惑所在.
)核心自我是活在当下——它是原初自我与对象互动的一系列心智图像,以及原初自我和原始感受的后续调整.
如果我们只有核心自我(许多动物可能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觉知到的就是当下那些时刻的主观经验.
当大脑更进一步演化并发展出自传式记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自传式自我就出现了.
达马西奥假设存在一个脑回路,它能够将自传式记忆群集成为一个对象(人们可以将这个对象看作一个故事),让这个对象与原初自我互动并调整原初自我,这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主观性的瞬间,但是这时的主观经验并不只是身体的主观经验,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存在体,即人的主观经验.
自传式自我就是这样的主观性瞬间快速流动的序列.
这个完全成形的自我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基础.
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认同达马西奥的理论框架,在神经科学中都有着广泛的共识:身体在产生自我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这种作用在情绪和感受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达马西奥看来,自我始于原始感受,也就是表征在上脑干、岛叶皮层、体感皮层的身体状态,这种原始感受是更复杂的情绪和感受的基石.
达马西奥还提出了"as-ifbodyloop"——大致说来就是脑模拟身体状态的能力.
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有些时候,模拟一个预期状态可以提高脑控制身体生理状态的能力,从而节省能量,这可以使脑效率倍增.
这类似于如下这个想法:脑产生运动指令的输出拷贝,用这一拷贝预测感觉结果,并做好准备.
如果身体和原始感受形成了我们自我感的基础,那么人格解体(假定它包含脱离躯体和情绪感受麻木)就可以被视作自我觉知的一个基本障碍.
伦敦国王学院人格解体研究所的毛里西奥·西拉(MauricioSierra)和安东尼·大卫(AnthonyDavid)写道:"人格解体的状况表现为,在最基本的、前言语的层面上自我觉知的普遍瓦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感觉普遍瓦解了).
"人格解体大多会引发以下部分或全部的经验:①脱离躯体的感觉,它指的是与身体分离或丧失联系的感觉;②主观情绪麻木,无法体验情绪和共情;③异常主观回忆,当回想起个人信息或想象事物时缺乏拥有感;④现实感丧失,一种从环境中感受到隔绝和疏离的体验.
人格解体患者发现很难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经历,他们主要用隐喻来表达.
"与自我的脱离是很难描述清楚的,"尼古拉斯告诉我,"那感觉就像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了.
"听起来简直像是一种离体体验,但它又不是.
人格解体的脱离感与离体体验的脱离感有一些关键的差异(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仔细地考察这一点).
人格解体通常不包括一种视角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观察着的自我不知为何跑到了身体之外.
然而,这种视角的转变在离体体验中是很常见的,这暗示了将自我锚定在身体中的神经机制是不同的.
对人格解体而言,通常一个人的自我仍旧位于身体中,但是具身存在的鲜活性大打折扣了.
尼古拉斯从大约12岁时开始出现慢性人格解体,那段时间持续了四年.
"在这样的年龄出现人格解体,最可怕的就是我没有任何支持和帮助.
"他告诉我,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朋友可以让他倾诉.
他的妹妹太小也理解不了.
没有人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家.
他们的母亲和继父因被指控滥用药物和忽视儿童而最终被捕.
尼古拉斯和他的妹妹再次住进收容院或者养父母家.
在他大约十三四岁(他脑海中的时间轴很模糊,他把这归咎于人格解体)的时候,尼古拉斯又被送给了他的生父.
他的母亲在他的心里种下了对他父亲的憎恨.
尼古拉斯想看看他的父亲实际上是怎样的.
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四年,也文了身(他的文身不像是尼古拉斯现在的这种色彩丰富,而是犯人中常见的那种黑色和黑蓝色),身体也变得强壮了.
"他有100多千克,非常结实,"尼古拉斯说,"看上去就像个健美先生.
"搬去与父亲住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他父亲曾与他自己的继父住在一起,两人都吸毒.
他们根本就不管尼古拉斯.
事实上,尼古拉斯的继祖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了)会给他买酒.
年少的尼古拉斯,仅仅14岁,就被包裹在烈酒、烟草和毒品的世界里.
他很快就自己静脉注射吗啡.
他说:"那是我人生的低谷,直到毒瘾消失.
"与此同时,他的寄养家庭因为他离家出走去和父亲一起生活,向当局报告说尼古拉斯的处境很危险.
尼古拉斯现在的未婚妻贾斯敏回忆他匆匆被带去戒毒所的那天.
就在贾斯敏正和朋友在利物浦闹市区逛街的时候,一个朋友跑来喊:"尼克被捕了!
"贾斯敏前一周刚见过尼古拉斯.
突然之间他就被关进了监狱.
但实际上尼古拉斯要去的不是监狱:社区服务部门要把他带去戒毒所.
一开始,他被送到特鲁罗的一个安全护理机构,在那里戒毒一个月.
然后他在新不伦瑞克省苏塞克斯的戒毒中心过了9个月.
在戒毒过程中,他逐渐康复,他的人格解体消失了.
在尼古拉斯戒毒完成以后,一对30岁的年轻夫妇塔米和戴夫收留了他.
我与塔米谈到她和丈夫是如何被这个健谈又可爱的少年所吸引的.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见到尼克第一面,我们就爱上他了,"她告诉我,"我们陪他度过一切难关时,我们都爱他如己.
"然而尼古拉斯还是有很多严重的问题.
他焦虑不安,只能独自睡觉,害怕高大的建筑.
"比如,他不去沃尔玛,"塔米说,"在去沃尔玛的路上有些东西让他觉得自己不能在沃尔玛下车.
"塔米也注意到尼古拉斯对人的感觉有些不对劲.
"特别是对于新的人际关系,他说起过自己对于其他人一定有感觉的东西没感觉.
然而,事情似乎仍然可以伤害到他.
"她也不记得尼古拉斯对什么事情欣喜若狂.
"他一定在生活中快乐过,但不是兴高采烈的.
"这对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切,这些对尼古拉斯而言就是整个世界.
"他们待我如自己的孩子,那是我的全部.
我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在那三四年里,我学会了责任、义务……在我的成长中从未被教导过这些.
"尼古拉斯说.
他学习开车,拿到驾照,回学校上学,拿到了毕业文凭.
也正是这时他开始文身的,而他的养父母并不十分喜爱文身,但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尼古拉斯将他们的名字首字母文在手腕上时,还是感到很高兴.
人格解体的缓解本身来得很快,生活恢复正常,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
"人格解体隐没在背景中,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记忆.
"尼古拉斯说.
他戒了烟(他曾发誓远离毒品,除了戒毒后的一次复发),勤锻炼,生活相对好了起来.
"当我回头看自己的生活,那三年是我人生的巅峰.
"他告诉我.
在尼古拉斯康复期间,他找律师帮他查看自己在社区服务部门的档案.
在档案中他看到了被诊断的疾病列表:"人格解体化障碍,强迫症,广泛性焦虑障碍,还有另一种被叫作对立违抗性障碍的疾病.
"尼古拉斯病情的缓解没有持续太久.
有一天,在呼叫中心工作时,他喝了一大罐含有咖啡因和牛磺酸的功能性饮料.
这引发了强烈的惊恐发作.
那次之后,恐慌频频发生.
"它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强烈.
"尼古拉斯回忆道,"我当时想,我要在惊恐中死掉了.
"更糟糕的是,他已经忘掉的人格解体卷土重来了.
"当你人格解体的时候,即使最简单的事情都会觉得陌生.
"他说,"你变得对事超级敏感.
张开或合上你的手,走路时摆动手臂,甚至是走路本身——所有这些事情都变得非常陌生,因为你感觉不到你正在做它们.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向某人发送指令,让他来为你做这件事.
"(这使人想起苏菲和劳瑞讲述的她们的精神分裂症的经验.
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患病的前期阶段,在发展为完全的精神分裂症之前,会表现出人格解体的迹象.
)与此同时,尼古拉斯开始和贾斯敏约会.
两个人的关系最初发展得有些艰难.
贾斯敏觉得尼古拉斯对这段关系似乎并不在意,或者说缺少感情投入;他看起来很遥远,心事重重.
渐渐地,尼古拉斯解释说这并不是他的样子,他的人格解体是问题之所在.
情感上,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到麻木.
即使在他们订婚之后,他的麻木感仍然存在.
"就好像她实际上不是我的未婚妻.
我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也知道我爱她,但是她就像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这就好像你认识某个人却认不出她.
这很奇怪.
"尼古拉斯告诉我,"我也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聊过这件事.
他们知道自己爱这个和自己在一起的人,他们意识得到,但就是感觉这个人是陌生人.
你没有一种充分的联系.
"然后他的女儿出生了.
尼古拉斯当时在产房助产.
他看着自己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
"为她的出生我已经等了那么久,这是一件大事.
她出生时我哭了,我感觉到了.
因为她的出生,我和世界连接起来了.
"尼古拉斯说,"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很高兴经验过它.
曾有许多情境,比如和贾斯敏在一起,面对朋友的死亡,这些时候我都没有充分地感受到它.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女儿的出生是个例外.
"人格解体中情感的麻木是一种矛盾.
显然,患有人格解体的人无法强烈地感受(就如尼古拉斯描述的那样),然而他们能感受到痛苦和恐慌的状态.
英国布莱顿及苏塞克斯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尼克·梅德福(NickMedford)回忆起他的一位女患者就展示了这种矛盾.
这位患者的邻居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灾祸:他们年幼的孩子死于一场惨烈的事故.
"她知道对这件事情恰当的回应是说'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抱歉,真是令人难过',但是她说她对此并没有任何感觉.
"梅德福告诉我,"但是后来她对于自己无感于这件事感到很不安.
"另一个患者告诉他:"我没有任何情绪,这令我很痛苦.
""这是一种矛盾,"梅德福说,"如果你拆开来看,我认为人们所描述的是,他们有许多内在的情绪困扰或混乱,但是他们似乎对外部事物没有情绪反应.
"很明显,人格解体患者正经历着趋缓的情绪,经历着变化了的对身体和对现实的感觉.
对身体状态产生感受的身体-脑系统出了问题.
患者也倾向于自我沉思,也就是说,他们会过分思考自己变化了的状态,并潜在大幅减少他们投之于外部世界的注意力(回想一下史蒂文·洛雷有关外部与内部觉知网络的发现,以及他们是如何逆相关的:一个的运转是以另一个为代价的).
自我沉思也有可能"促成'世界变得遥远而不真实'的感觉".
杰夫·阿布格尔(JeffAbugel)写过两本关于人格解体的书,就是他把我介绍给尼古拉斯的,他了解这种沉陷其中的困扰.
从十八九岁开始,他就经历了人格解体的短暂发作.
发作期间,"几乎所有构成我精神生活的东西都消失了几分.
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种停不下来的想去搞明白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感觉.
"他说,"我的整个存在只剩下思考: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尽管痛苦和不幸的感受似乎是无法自拔地关注陌生感的结果,但陌生感的根基在于情绪感受状态的产生方式,以及这些情绪感受状态是如何支撑自我感的.
当患者躺在扫描仪里时,梅德福和同事们研究了患者的情绪反应.
如果向一个情绪系统完好的人呈现在情绪上积极、中性或消极的图像,扫描仪会显示与每种刺激相适应的脑激活.
当看到情绪明显的图片时,脑被激活的区域之一是脑岛.
达马西奥在他的书《自我到心智》中写道,脑岛的活动与"能够想到的每一种感受"相关,"从那些与情绪相联系的,到那些与一切快乐或痛苦的阴影相对应的,它们都是由广泛的刺激引起的:听到一个人喜欢或讨厌的音乐,看到一个人喜欢的图片,包括色情图片,或引人反感的图片;喝酒;做爱;在毒品中愉悦;在毒品中消沉并经历退缩;等等"(回想一下那个患有科塔尔综合征的65岁痴呆女人的案例:她的双侧脑岛萎缩,那可能会扰乱她的身体感觉状态).
在人格解体方面,梅德福的团队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患者在看到令人厌恶的图像时,他们左侧前脑岛部分的活动明显很少.
"负责情绪的神经通路和情绪反应不知为何,似乎被关闭了.
"梅德福告诉我.
这个开关位于脑的其他地方.
人格解体有规律地牵涉到的另一个脑区,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情绪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就涉及这一脑区.
梅德福的研究(这是曾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研究之一,涉及14名人格解体患者)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过于活跃.
过于活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抑制人格解体患者的情绪反应.
梅德福的团队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入.
尽管还没有已知的药物来治疗人格解体,但有一些人表示当他们服用拉莫三嗪(一种用于癫痫的抗惊厥药)时,病情有所改善.
在梅德福的研究中,14个人里有10个人服用拉莫三嗪4~8个月,在此之后,他们同意再次接受脑扫描.
有些患者说他们的病情有所改善,而另一些患者并没有改变.
与他们自己服用拉莫三嗪前的扫描相比,与那些尽管进行了药物治疗也没有改善的患者的扫描相比,那些症状减轻的患者表现出左侧前脑岛活动的增加,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减少.
"对那些病情根本就没有改善的人,就神经反应来说,脑岛的活动仍旧十分单调.
"梅德福说.
左侧前脑岛参与整合来自身体内部(内感受性的)与外部(外感受性的)的感觉,它被认为对创造关于我们自身身体的主观感觉,实际上对我们的自我感是至关重要的.
神经解剖学家巴德·克雷格(BudCraig)在理解脑岛神经解剖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脑岛为"有感知能力的自我"提供了神经基质.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脑干在表征身体状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可以说在人格解体患者那里,他们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关掉了"左侧前脑岛,但这种关闭其实是不受意识控制的.
"这不是一件意欲要做的事,"梅德福说,"它只是发生了,有东西被关闭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在人格解体患者那里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上,这种关闭应该看得很明显.
事实上,这恰恰就是研究者们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测量对不愉快刺激做出反应时手部皮肤的电导率(一种自主反应),人格解体患者的电导率非常低.
"当你让一个人格解体患者接上设备来测量皮肤电导率,你就是在持续不断地检查这些东西是否是真正有联系的.
"梅德福说,"因为你只得到了这样一条平坦的线(flatline),而这并不是你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状况.
"所以,鉴于人格解体会使人们觉得自己像是陌生人,而患者体验情绪的能力又很弱,有关自我这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这是在告诉人们,身体感觉和内部感觉在自我形成中的首要性.
"梅德福说,"这是一种达马西奥式的观点,也就是说,感受是在躯体感觉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
"达马西奥本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那个时候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挑战了当时现成的有关情绪和感觉的信念.
詹姆斯的问题是:当你看到一头熊,你是因为恐惧才跑,还是因为跑才感到恐惧呢1884年威廉·詹姆斯在一篇名为《什么是情绪》(WhatisanEmotion)的经典论文中写道:"从常识来看,我们失去了财富,伤心哭泣;我们遇到了熊,惊恐逃跑;我们被对手侮辱,愤怒还击.
"詹姆斯认为这把事情发生的顺序搞错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新假设:"因为我们哭了,所以感到伤心;因为我们还击,所以感到愤怒;因为我们颤抖,所以感到害怕,而不是因为伤心、愤怒、害怕或其他什么情况而哭泣、还击、颤抖或怎样.
"现代神经科学是如何定义情绪和感觉的呢情绪是身体在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中的生理状态.
这种状态不仅包括心率、血压等方面,也包括身体运动的动作(例如对威胁做出反应时的僵住或逃跑).
情绪还包括在那种生理状态中认知的性质(例如你的思维敏锐还是迟钝).
感受就是对身体-脑复合体的情绪状态的主观知觉.
在詹姆斯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常识性的看法是:我们先有感受,然后行动,这引发了表现一种特定情绪的各种行为.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条蛇,你又是个怕蛇的人,那么根据这个很直观的观点,你首先会感到恐惧,然后这种感受将驱使你采取行动,这个行动有可能是逃离现场,也可能是僵在那里.
詹姆斯认为我们误解了情绪和感受之间的关系:它恰恰是反过来的.
即使他对"情绪"这个词的使用与现代神经科学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的关键要点被接受下来了.
我们首先强烈地表达,然后才感觉到情绪.
同一时间,丹麦生理学家卡尔·兰格(CarlLange)独立提出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观点,所以这个观点被称作詹姆斯-兰格理论.
沃尔特·坎农在生理学领域创造出许多沿用至今的词语和短语,包括"内环境稳态"和描述生物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战斗或逃跑",但他对詹姆斯-兰格的理论并不感冒.
例如,他指出当人们被注射肾上腺素时,药物引起了许多与自然的情绪唤醒状态类似的生理变化,但人们并不一定感受得到这种人为诱发的情绪状态.
换句话说,身体状态的变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感受.
这似乎与詹姆斯"感受跟随着情绪"的看法相悖.
坎农强大的名望使得詹姆斯-兰格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未受重视.
之后,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Schach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Singer)的精妙实验使得詹姆斯-兰格理论再度活跃起来,但这一理论也经过了修改.
科学家们招募被试来研究一种叫作Suproxin的虚拟药物对视觉的假设性效果.
事实上,研究对象被注射了肾上腺素或一种安慰剂(生理盐水).
注射时,实验人员做了如下三件事其中之一:①谈到注射确切的副作用(心跳加速、手抖、脸又热又红);②给受试者一个关于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瘙痒、双脚麻木、头痛)的错误解释;③什么都不说.
当然,所有受试者都认为自己被注射了Suproxin.
实验中还有进一步的设计.
当一名受试者正在等待药物起作用时,一个据称也被注射了Suproxin的"演员"走进房间,坐下来,投入地表演欢快或愤怒的状态.
这是为了看一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受试者的感受.
实验结果展示了丰富的内容.
这些结果得到的根本结论是:情感(欢快或愤怒)似乎不仅仅取决于身体的生理状态,也与认知环境有关,认知环境会让被试去"评价"身体的情绪状态.
对由注射引起的生理变化的认知解释会影响被试最终感受或经验到的东西,在这一实验中,演员的行为和被试关于药物的副作用所得到的信息会影响认知解释.
"认知因素在任何情绪的表达中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沙赫特和辛格写道.
大量的后续试验并没那么明确的结论;有的甚至未能重复沙赫特和辛格的结果.
但一般想法保持不变:感受是对情绪状态做出评价的结果,而评价受到一个人所处环境的影响.
有趣的是,那些用到了β受体阻滞剂的实验更富有启发性,β受体阻滞剂会干扰人体全身的β受体,并使肾上腺素不发挥作用.
β受体阻滞剂会从根本上抑制信息流入负责身体处在唤醒状态的中枢神经系统,使焦虑水平降低.
"去除来自内脏唤醒的信息会降低某些情绪经验的强度.
"心理学家詹姆斯·莱尔德(JamesLaird)在《感受:自我的感知》(Feelings:ThePerceptionofSelf)一书中写道.
莱尔德将后续着沙赫特和辛格的那些实验中的不确定性结果归结为这样一个因素:实验没有考虑到人们对于自身身体状态线索的反应能力是不同的.
这些实验没有解释各种内感知的能力,也就是感知来自身体内部感觉的能力.
现在,这种双因素理论(关于身体状态的自下而上的信息整合,以及对于这个整合的评价)仍然受到情绪研究者的青睐.
在过去20年里,达马西奥和同事们主张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两面性:认知环境影响我们对于身体情绪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感受的评价,而认知本身也会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
阿尼尔·赛斯(AnilSeth)是苏塞克斯大学意识科学萨克勒中心的联合主任,他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思考情绪的脑基础,并取消认知和生理之间的分裂.
他的观点遵循的是日益流行的思路:脑是一个预测机器,尤其是当它涉及外部信号的时候,我们所感知到的是脑对这些信号原因的最佳猜测.
赛斯将这一观点延伸到脑如何来处理来自身体的内部信号,并认为这会让我们理解诸如人格解体这样的疾病,以及我们自我感的身体的各个方面.
尼古拉斯非常清楚与身体相连的感受的重要性.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人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患上人格解体,感觉自己与身体分离了.
"他说,"老实说,不过我不只是因为患了人格解体才这样说,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最可怕的事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心智分离了,而且还完全知晓整个过程.
这就像是被活活地吃掉.
"尼古拉斯和他的医生讨论了他不断发展的人格解体.
在尼古拉斯填完了获准离开的表格后,我与他的医生通了电话,她确认自己一直在治疗尼古拉斯的焦虑,他的焦虑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尼古拉斯在人格解体方面的病情没有什么好转.
她曾把尼古拉斯引荐给一位神经学家以排除颞叶癫痫的可能(颞叶癫痫有时会导致人格解体),但是在新斯科舍几次等待专业护理的结果都没有改变,所以尼古拉斯仍然自己处理自己的病情.
我问起尼古拉斯我看到的那把放在他房间里的吉他.
他告诉我说,他正在学乐器,不过他更喜欢打鼓,只是在他们住的公寓不允许打鼓.
他等待着搬到一个可以重新开始打鼓的住处.
打鼓是带他走出人格解体的缓解方式.
"打鼓需要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尼古拉斯说,"当你将四肢调动起来,它会让你专注,并让你有所缓解.
"这使我想起了尼克·梅德福提到过的一个患者.
那个患者曾是伦敦一名很棒的业余网球运动员,但因为人格解体,他停止了打网球.
"我成功为他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劝他重新开始打球.
"梅德福告诉我,"当他绕着网球球场奔跑的时候,完全沉浸在那种流动感中,人格解体烟消云散了.
不幸的是,人格解体还是会回来,但那种感觉对他而言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向他证明了一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病情是可塑的.
"尼古拉斯也指出,尽管打鼓减轻了他的症状,但缓解仍旧是短暂的.
就在他感觉好转的时候,人格解体又复发了.
他说:"这是一种矛盾的感觉,你想着自己感觉好起来了,却开始再一次感到人格解体.
"人格解体的这些复杂现象有可能是预测脑出了问题导致的吗让我们来想一想脑所处的窘境,它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感受输入信息流推断出物理实在的本性,而这本身又是通过运动的身体来调节的.
脑如何将刺激转化为知觉呢19世纪的德国生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vonHelmholtz)提出:脑通过推理感觉的原因来解决知觉问题.
用现代神经科学的话来说,脑扮演了一个贝叶斯推理机的角色.
单词"贝叶斯"来自贝叶斯定理,这个定理是由18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兼牧师托马斯·贝叶斯(ThomasBayes)发展出来的.
这个定理将在Q发生的情况下事件P发生的条件概率与在P发生的情况下事件Q发生的条件概率联系了起来.
贝氏定理被广泛用于所谓的贝叶斯网络,这个网络是许多现代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
例如在医学上,人工智能系统使用贝叶斯网络来诊断疾病:给定一系列的症状和化验结果,这个系统会计算各种原因的概率,给出一个最有可能造成那些症状的原因的诊断.
另一个例子,考虑以下情况:一个患者检测出埃博拉病毒阳性,但是检测本身的精确程度是9/10.
此人患有埃博拉的概率有多大我们单纯的直觉会想仅仅依赖于测试,说概率是0.
9,但我们的直觉是错误的.
这里的概率取决于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被测试的.
如果这个人所在的国家埃博拉病毒很常见,那么与在发病率为零的国家做检测的人相比,他被感染的条件概率就更高.
从理论上讲,一个贝叶斯脑的运行方式与之类似.
它会基于有关这种输入可能原因的先前信念计算感觉输入最可能的原因.
正如之前提到的,可以说,脑对感觉产生原因的最好的猜测就显现为知觉.
当然,这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
脑运用对身体和世界的内部模式来预测预期的感觉输入.
任何预期信号和真实信号之间的差异都构成了"预测误差".
脑用这些错误的信号来更新先前信念库,这样,当相似的信号再度出现,它就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并由此感知).
这种使用到了贝叶斯推理的"预测编码"模型主要被应用于解释外感知:理解来自身体之外的外部感觉.
内感知也涉及知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内感知是去理解来自身体内部的信号.
脑需要知道身体的状态,以便判断身体是否已经偏离了它在生化上的舒适区域,以及它是否需要开始行动来使身体回到一个对生存而言最佳的身体状态.
阿尼尔·赛斯认为,预测编码应该同样适用于理解身体内部的信号.
"这只是知觉的另一种过程.
"他告诉我.
赛斯的观点与情绪和感受有关.
情绪的双因素模型始终涉及信息的整合,这些信息通过传入神经进入到脑,经过整合产生了一个身体生理状态的概貌,这个概貌接下来会受到认知解释,继而产生对情绪的感受.
通过预测编码,认知与生理上的分隔被取消了.
在脑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通过整合创造出的知觉的输入信息.
相反,有的只是预测,你所感知和感受到的东西始终是脑对于造成信号原因的猜测.
得出这个精致的观点所凭借的想法与得出上一章提到的伴随放电和比较器模型所用到的想法是一样的,而这些模型已经被用来解释脑如何产生了能动感,并且也暗示它们的故障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事实上,预测编码可以用于脑的全部行为.
赛斯认为脑的预测编码有许多层次.
最低层次是预测来自身体的感觉信号的原因.
预测将会为脑的下一个层次形成一个输入或者说进入信号.
这个层级模型与脑的结构方式非常契合.
"我们感受到的主观情绪是脑的最佳预测猜想,它对输入进来的、处于整体层级结构中的内感知信息做出了解释,"赛斯说,"它不只是居高临下的对生理状况做出解释的认知.
"预测编码是一种思考脑以及脑如何发挥它的功能的新方式,它有潜力去解释内感知和外感知、情绪和情感,并且确实有潜力解释当预测机制出现错误时,精神病是如何出现的.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该模型甚至被用来解释像自闭症这样复杂、症状多样的情况.
但是"这也有它的危险,"赛斯说,"你什么都能解释,就什么都没有解释.
"预测-处理(predictive-processing)的思路所面临的主要批评就是它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有与预测编码相符合的证据.
例如,在有关伴随放电/比较器机制方面的研究就被认为是脑预测机制的间接证据.
也有证据表明,包裹在颞叶和额叶下方的脑岛皮质最有可能参与如下比较的脑区,即对预期的内感知信号的自上而下的预测与包含有关预测错误的输入信息之间的比较.
如果目前接受这样的间接证据,为精神病理学带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预测存在错误时会发生什么.
这些预测错误意味着脑在任何给定层面上的建模,无论它是什么,都是存在问题的.
就此有两种选择:脑要么更新它的模型,使其与感觉输入相一致,要么它可以开启某个活动,使身体进入理想状态.
后一种机制将会是内稳态的基础(比如你跋涉在旧金山冰冷的水里,走的时间有点儿久了,你的体内温度开始掉至你内脏的脑模型看来可接受的限度以下,这时候你会强烈地想要回到温暖的环境中).
按照这种思考方式,脑的功能就是尽量减少预测错误,这会对我们的自我感造成各种影响.
就以来自一个人自己身体的信号为例.
在赛斯看来,当脑的内部模型是准确的,而且在预测与实际内感知信号之间存在一种很好的匹配时,一个人就会获得具身感,也就是他的身体和情绪属于他的这种感受.
预测与实际信号之间的匹配隐含地将身体与相关的情绪标记为"自我",反之同理,预测与实际信号之间的不匹配会将它们标记为"非自我".
因此,情绪性感受状态的鲜活与"这些状态属于我"这种感觉依赖于脑要做出准确的内感知预测,并尽量减少相应的预测错误.
但是如果因为脑中错误的身体内部模型,或者负责比较和产生错误的神经通路出了问题而导致脑的预测持续不断地出现错误会怎么样呢(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脑岛,因为它是预测编码和内感知推理模型的关键,是人格解体牵涉的相关脑区之一.
)赛斯推测(并强调这仅仅是推测)这将会导致一种分裂,一种关于一个人自己身体和情绪的不现实感,一个人会感到脱离了身体,感到与自己的疏远.
看起来,在持续不断地出现预测错误的情况下,预测脑对于内感知信号来源的最好假设就是这些信号不属于自我,而是属于非自我.
和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一样,人格解体也并没有破坏那个"我"(I).
主体性,也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仍旧存在着,是它觉知到与自我的其他方面的疏远,在这里被疏远的就是赋予我们具身感的鲜活的情绪和感受.
所以,尽管没有人说我们的情绪和感觉不是我们自我感的一部分,但从哲学的角度看,有趣的是它们并不构成作为主体的自我;那个"我"分离开来,看着、观察着.
我看着尼古拉斯和他13个月大的女儿.
他把女儿搂在怀里,亲吻她,几乎像是他不会让女儿经受他那样的童年.
我问他和他的父亲还有没有联系.
"我再也不和我父亲讲话了,"他说,"大约一年前就不讲话了.
""是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犹豫了.
"如果这令你不舒服,就不必说.
"我说.
但是尼古拉斯还是说了.
大约10年前,当他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父亲曾是一个肌肉发达、有文身的男人,"从脸上很难看出是……一个罪犯.
"但是当他去了西部,去了艾伯塔省,他开始愈发严重地吸毒.
回到新斯科舍后,他瘦了30千克,现在就是一个瘦小的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有带着疤痕的酒糟鼻子,"一个一塌糊涂的人.
"2011年的10月,事情变得更糟了.
布里奇沃特警察接到尼古拉斯父亲打来的911电话.
他们赶到时发现尼古拉斯的一个密友,一个22岁的年轻人死在了尼古拉斯父亲的公寓里.
(事后认定这名年轻男子死于美沙酮服用过量.
尼古拉斯的父亲被指控贩卖处方药,但是这个案件因为缺乏证据而被中止.
)悲剧发生后不久,尼古拉斯的父亲就与那名年轻男子的18岁女友确立了恋爱关系.
"你几乎能在背景中听到杰里·斯普林格脱口秀的声音.
"尼古拉斯讽刺道.
故事有了一个更恶心的结局.
2012年3月,这名女子在一处公寓里被发现不省人事,在哈利法克斯的一家医院里治疗两天后死亡,据称死于处方药过量.
尼古拉斯的父亲最终因为酒驾进了监狱.
尼古拉斯的母亲患有幻听和偏执妄想(可能是年复一年的药物滥用的结果).
尼古拉斯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头金发,很瘦,也漂亮.
现在她的身材肥胖走形,或许是由于她服用的药物,多余的肉堆积在她的脸上和腹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
"根本别谈什么母子关系,"他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关系.
"我问他是否会对自己和父母发展到这一步感到悲伤.
"我一定会.
"他说,"但与此同时,人格解体让我感觉自己从这种悲伤中断开了.
那很奇怪,因为我对此感觉很伤心,但那感觉起来不像是我的情绪,它更像是我正在为其他人的生活故事感到悲伤.
""你已经经历很多了.
"我说.
"是的,我经历了很多,"尼古拉斯说,"那曾是地狱般的生活.
我希望它感觉起来更像是我的生活,而不像是我在观察其他人的生活.
""纵然这听起来如此刺耳""是的,"他说,"我希望我能与它达成和解.
尽管当事情不像是完全发生在你身上时,你很难与它和解.
"我们谈天说地,聊他在一家水族馆里养的大蜥蜴,那是澳大利亚的一种有胡须的蜥蜴;我们聊起旧金山和金门大桥,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尼古拉斯和他的未婚妻迷恋加利福尼亚,我向他们表示说,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如果你一直都在这里生活,就不会这样想了.
"贾斯敏说.
贾斯敏所说的也适用于人格解体和被疏远的自我.
像我们这样无缝地寓居在自己的身体之中,没有分裂,感受和拥有自己鲜活情绪的人也许并不会珍视自己所拥有的.
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你从来都是与自我亲密的相连,你同样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第6章自我的初音对于发展中的自我,自闭症说了些什么自闭症是最后的方钉,将一个方钉打入一个圆孔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而在于你正在毁掉那颗钉子.
——保罗·柯林斯《连错误都不算:一个父亲的自闭症历史之旅》因为某些原因,我自己是晦暗的.
他们的眼睛看不到我.
是的,就是这样:这世界为了尊重我而自闭.
——安妮·内赛贝特《地球的橱柜》詹姆斯·费伊(JamesFahey)在34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当我在我们的第一次通信中提到他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时,詹姆斯完全没有动气,而是温和地责备我:"我是一名阿斯伯格症患者,单纯而简单——我不具备或患有任何人为构建的综合征、失调、疾病或缺陷.
"他在一位心理学家那里进行了两次诊断.
在第二次诊断期间,他的小妹妹加入了诊断,向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些观察他们童年生活的视角.
就是在那个时候,詹姆斯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对于早年经历的一些感知与妹妹不同.
这让他感到震惊.
例如,他的妹妹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詹姆斯从不愿意和她一起玩,即使在他们俩都是一个人的时候.
她想要在一起,但他却看不出来.
"我从没想过她可能会感到孤独,"詹姆斯说,"我不会感到孤独,我的妹妹为什么会呢孤独从来就没在我身上发生过.
"詹姆斯宁愿自己读书,甚至他对书的选择(通常是战争史一类的书籍,例如关于拿破仑战争的)也与妹妹的选择区分开.
他对事实和统计感兴趣,而他的妹妹要读儿童小说.
"我无法忍受读小说,"詹姆斯告诉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想要去读它.
"詹姆斯在墨尔本的西部郊区长大.
他的父母没有特别地用身体表达他们对詹姆斯的喜爱,这对詹姆斯来说很好.
"我不会说他们对我冷漠,忽视我;我妹妹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很好.
"他说.
詹姆斯被触摸和拥抱的时候会感到不舒服.
他母亲那边的大家庭没有给詹姆斯造成什么问题:他们大多是农民,住在乡村.
"他们远离你站着,并不需要近距离的谈话,"詹姆斯回忆,"他们从不会想要去抱你.
"然而,和他父亲家里的人打交道却是一种折磨.
大多数周日,詹姆斯一家会驱车去奶奶家,奶奶会在家里等候,有时还会有伯祖母(great-aunt)们.
他们都想要拥抱并亲吻詹姆斯.
"那时候,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比一个人给我一个巨大的、随便又黏糊糊的吻更糟糕了.
"詹姆斯说,"我不喜欢被拥抱.
那感觉就像被困住,被锁在了笼子里.
"到了20多岁,他才开始意识到他是谁和人们对于他应当如何生活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比如交女友这件事情.
迫于社会压力,他要去尝试,但发现那很困难.
"哪里有女孩会喜欢想要离开自己,整周独自待着的人"他告诉我,"那就不算是在交往.
"他不喜欢被别人触摸,这也让事情有些麻烦.
任何亲密关系都要有计划.
"想要卿卿我我,要是安排在特定的时刻,那也不错呀.
上床去睡觉,各做各的事,那也不错.
只是不要再碰我了.
"詹姆斯并不是抗拒恋爱,他只是不想要那种亲密的关系.
"对此我并不难过或沮丧,一点儿也不,我是如此享受并需要独处.
柏拉图式的爱情很适合我.
这种关系非常积极,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即使在要求不高的社会交往中,詹姆斯也意识到自己会做错事.
"也许会不分场合地笑,就像是幸灾乐祸.
"他说.
有一次朋友们看电影的时候,他因为留意到背景中的某些东西开始咯咯发笑,那与故事的主线无关,但他的笑声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那部电影是《辛德勒名单》.
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看到犹太人被包围很开心,但詹姆斯留意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没有关联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他观察自己周围世界的方式.
为了进一步解释,他再次提到了《辛德勒的名单》:在这个基本上是黑白电影的一个场景中,主角奥斯卡·辛德勒看见了一个穿红外套的女孩.
后来,我们在被运走的一堆尸体中看到了红色外套.
那醒目的颜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这可以算作我看待事物的方式的一个恰当类比,"詹姆斯说,"有些事情对我来说很突出.
我跟随着它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那些具体的东西如此感兴趣.
"在他做出正式诊断之前["诊断"是他很讨厌的一个术语(这"使我听起来像是有问题一样"),尽管他很看重精神病医生做的许多事],詹姆斯苦思冥想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
社交令他焦虑、沮丧.
即使到今天,很多人在附近时,他仍然会紧张.
然而,他内省的天性帮助他理解自己是谁,让他最终不再背负着别人的期待.
"过去我误以为我自己的自我就是别人相信我应该是的那些东西,"他说,"但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我的视角.
"詹姆斯的内省洞察力所展示的这些特点(例如他想独处,他承认在形成亲密的社会关系方面有困难,在社会环境中焦虑,以及那些在他的童年时就形成的特点,像是厌恶被拥抱和被亲吻)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都被仔细地研究过,那个时候,"自闭症"这个词第一次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
"自闭症"(autism)源于希腊词autos,意思是"自我".
1916年,瑞士精神病学家保尔·厄根·布洛伊勒(PaulEugenBleuler)创造了这个术语,用来描述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症状,这一症状被形容为"与人和外部世界关系的缩小,这种缩小如此极端,以至于除了一个人的自我,它似乎排除了所有的东西.
"之后,奥地利裔的精神病学家兼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儿童精神病服务中心的主任里昂·肯纳(LeoKanner)在1943年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用"自闭症"这个词语描述了那些如今与自闭症相联系的症状.
那是一篇阐述详尽的论文,详细描述了对于11个孩子的敏锐观察:根本的问题的就是孩子们从一出生就无法用通常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人和情境联系起来.
他们的父母提到他们时总会有这样一些说法:"自我满足""像生活在一个壳里""独处时最幸福""做事情旁若无人""完全不在意关于他的一切""给人一种具有沉默智慧的印象""社会觉知未能发展到通常所需的程度""行动时像是被催眠了".
肯纳区分了他的自闭症概念和布洛伊勒对精神分裂症的看法,按照布洛伊勒对精神分裂症的看法,从正常社会关系中的退缩开始于童年晚期甚至是在成年期.
关于这一新的综合征,肯纳写道:"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极端自闭症类型的孤独感,无论何时都可能无视、忽略、排斥外在世界带来的一切.
"自闭症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儿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HasAsperger)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1943年,阿斯伯格独立地发表了一篇案例研究的论文,其中也用到了"自闭症"一词来描述了病情.
然而,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常被诟病又总被引用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才第一次将自闭症作为一个诊断分类,尽管是用一种很糟糕的措辞:"婴儿自闭症".
1987年,它被重新命名为自闭性障碍.
但是在第四版的DSM(1994)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界定自闭症的困难:在这一版中,自闭性障碍与几个亚型并列,这些亚型包括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DD-NOS).
2013年,DSM第五版颠倒了过来,将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都归属于伞状概念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之下.
经过所有这些分类和重新分类,肯纳的原初洞见始终保留着:在1943年的文章中,肯纳写道:"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这些儿童天生就无法形成一种常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就具有的与人产生情感联系的能力.
就像其他那些天生就有身体和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一样".
或者,就像他说的,这些孩子天生就有"情感联系方面的自闭性扰乱",这里的"情感"指的是我们人类的情绪方面.
按照定义,自我的功能就是帮助生物体辨识自己与其他生物的边界.
一个婴儿生来就有这种能力吗还是婴儿在发育的各个阶段中形成了一个自我呢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在18~24个月时,婴儿就开始在说话的时候区别自己和其他人了.
当婴儿对他们喜欢的东西尖叫着说"我的"的时候,会让有些父母感到震惊,这样的尖叫清楚地表明他们有能力使用语言来清晰地指称自己.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孩子能够认出自己在镜子中的映像,或是认出照片中的自己.
发展心理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和语言的使用发展他们的自我感,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更为天生的、内涵的自我威廉·詹姆斯在内涵和外显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称为"I"(主格的我),后者称为"Me"(宾格的我).
正如心理学家飞利浦·罗莎(PhilippeRochat)所说,"'Me'对应的是被认识、被回忆、被谈论的自我.
这是随语言出现的概念自我,它需要外显的识别或表征.
它超出了婴儿的把握范围,按照定义,婴儿是前言语的(preverbal),他们还不能在一套约定俗成的被分享的符号系统之中来表达自己.
在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基本上是内涵的,并不依赖于任何有意识认识或识别的自我.
"1991年,常被称作认知心理学之父的乌尔里克·内塞尔(UlricNeisser)进一步将詹姆斯的"I"分成生态自我(在与物理环境的关系中,婴儿发展的对身体的内在感知)和人际自我(通过与他人互动而出现的对社会自我的一种内在感知).
婴儿的生态自我是明显的.
例如,婴儿有一种追踪反射:触摸他们的脸颊,他们就会把头转向触摸的方向.
罗莎表明,即使是出生24小时以内的新生儿,与他们意外碰到自己的脸颊相比,在其他人触摸他们的脸颊时,他们呈现出追踪行为的可能性要高出三倍.
这表明,婴儿觉知到他们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可能将他们自己的身体觉知为自身行动的发出者(让我们回忆一下精神分裂症的那一章,我们不能够挠自己痒,就是因为输出复制/伴随放电机制抑制了感觉;我们隐含地知道我们自己开启了痒这种状态).
按照罗莎的说法,婴儿发展出一种内在的社会自我,是因为成年人不断地反映婴儿的情绪和面部表情(你什么时候见过母亲哄一个哭泣的婴儿时自己一脸忧伤,说"我可怜的宝贝")反过来,婴儿自身也是模仿机器.
正是这种不断地反映,帮助婴儿发展出一种前言语的社会自我——这种自我是通过人际互动训练出来的.
伴随语言而来的是形成和表达外显自我的能力.
当孩子再长大一点儿,他们发展出了另一种有趣的能力:也就是理解其他人心智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身上,这种能力是有缺陷的,这就导致了肯纳所说的与他人在社交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
对于那些也在自我的背景中思考自闭症的研究者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社会关系问题与儿童发展着的自我存在有联系吗如果存在联系,是怎样联系的呢苏珊和罗伊回忆起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儿子亚历克斯与他人互动的行为方式有点儿不对劲,是在他两岁生日时.
亲戚和朋友们去他们家庆祝.
亚历克斯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他自己似乎并不想这样.
"他跑到外面大街的人行道上,"罗伊告诉我,"我不得不把他拽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客人大都有点儿纳闷.
"但即使在这件事之前,也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个小家伙对声音和触摸过敏.
"你不能去拥抱他.
"苏珊说.
他只穿剪掉标签的柔软棉布衣服,因为标签会刺激到他.
很大的声音也令他厌恶:他经常捂住耳朵,并表现出明显痛苦的样子.
他的食物也是要清淡的,不能有太强的质感(不能有耐嚼或者脆的),否则他就会吐出来.
凭借这些状况,医生可以做出感觉处理失调的初级诊断.
然而,还有迹象表明,亚历克斯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触觉和听觉的过敏.
甚至在他的两岁生日之前(两岁生日让罗伊和苏珊第一次开始高度警觉起来),一位健康保健工作者还来为他们的儿子做过一次健康检查.
亚历克斯收集了一大堆玩具汽车.
"她进屋的那一刻看到亚历克斯将小汽车排成一条笔直的线,那就像为她升起的一面红色旗帜.
"罗伊说.
如果有人弄乱了亚历克斯特意排好的汽车,他就会沮丧.
然而,他对自己的玩具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所有权.
大多数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对自己玩具的所有权意识,但是亚历克斯没有展现出这种趋势.
"他从来没有过,"苏珊说,"任何人都可以玩他的玩具,任何人都可以拿走他的玩具.
"亚历克斯也曾被确诊为语言表达迟缓.
尽管他的语言和理解力都是适龄的,但他不能用大多数和他同龄的孩子相同的方式表达很多情绪和感受(例如,他不能说"我感到快乐,或我感到愤怒或伤心").
与此同时,幼儿园老师也注意到了亚历克斯的焦虑.
例如,当孩子们坐成一圈,等待轮流回答一个问题或是说点儿什么时,亚历克斯在快轮到他的时候就会紧张.
亚历克斯会咬自己的指甲或者前后摇晃.
最终,亚历克斯被诊断为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在DSM-5中,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已经作为一个亚型被归入更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中.
进入小学以后,他喜欢一个人在操场上独处.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整个操场上满是在一起嬉戏尖叫着的孩子,他自己离开,不和其他人玩,而且也对和其他人玩不感兴趣,"罗伊说,"这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所有老师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件事会在和家长的年度交流中被提出来.
"在经过几年各种治疗(语言上的、身体上的、专业性的,这些治疗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都很熟悉)以后,亚历克斯有了很大的改观.
他在学术方面很敏锐,并且发展了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孩子,他非常友善,从不欺负任何人,"苏珊说,"因为他很聪明,经常有孩子来向他请教数学或者其他的问题.
他不端架子,不论在哪个班,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他.
"然而,罗伊说:"即使是现在,他也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在亚历克斯眼中似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和孩子聊天,他们会说,'这个小朋友更好''这个人很友善''这个人很好',或者'比起这个人,我更喜欢某某'.
"苏珊说.
但她从来没有在亚历克斯身上发现这一点.
"他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或别人做过的事并不会想太多.
就此而言,他没有什么分辨力.
差不多每件事对他来说都很好.
"对于亚历克斯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中这些方面会对他们的社交产生影响.
亚历克斯参加了社会语言治疗.
他们的一次实地活动是去商店买东西.
这意味着讨论的场景会不断出现:询问某样东西,预测柜台后面的人大概会说什么,回答对方,付钱,找零等.
"那些我们运用推理来进行,并知道如何处理的事,这些孩子不得不被教授这些技能.
"罗伊说.
我们推理的是什么我们推理的是其他人的心智状态,我们在读解他人的心灵.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心理学家开始采用简单的测试来判断儿童何时开始通过交谈表现出窥探他人心理的能力.
这种能力被称作心智理论(TheoryofMind,ToM).
关于心智理论,自闭症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心智理论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和心智状态呢一种心智理论对于自我感是必要的吗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有一个独特的方法,可以让人们理解心智理论这个说法.
想象一个房间里都是人.
环顾四周.
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东西难道不是"大量的皮肤,它们被塞进许多片布料中,顶部有来回移动的两个小点,在那之下有一个洞"吗我们能够将人看作是这种无生命的物体吗当然不能.
"那太疯狂,太离谱了.
"当我去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办公室拜访她时,高普尼克这样对我说.
"你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看其他人,你要将他们作为心理学上的人来看待.
"这就意味着要把人当作有心智的主体来看待.
我们经常推断别人在想什么,以此来理解他们的行为、意图和欲望,也预测他们接下来会怎样做.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不断地推理他人的心智状态.
我们有一种心智理论.
正是这种能力支撑着人类的社会交往.
但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吗或者它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吗换句话说,在发育过程中,有没有一个阶段孩子会明确地获得这种能力1983年,奥地利心理学家海因茨·威默(HeinzWimmer)和约瑟夫·佩纳(JosefPerner)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如何测试儿童是否具有心智理论.
他们的论文以一段引言作开头,引言的内容出自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
当一个旅行推销员的行程被意外取消后,他和妻子在家中度过了一个晚上,他们两个人都睡熟了.
半夜,前门传来一声重重的敲门声.
妻子惊醒并叫了起来:"哦,我的上帝!
我丈夫回来了!
"于是丈夫从床上跳起来,跑过房间,从窗户跳了出去.
我们不得不问,丈夫和妻子的不忠已经成为习惯了吗威默和佩纳讨论了错误信念这个说法.
妻子当时在想什么丈夫当时为什么要跳窗而出说另一个人持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能够推论出他们所想的与你所知道的现实不符.
例如,妻子在想敲门的是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推论了他的妻子有这样的想法吗,即使他就躺在她的旁边尽管这个推论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跳窗而出,但这个推论至少是有关错误信念这个想法的一个例证.
能够指出其他人的错误信念清楚地表明你对于其他人的心智状态有一种洞察,你有一种心智理论.
威默和佩纳想测试孩子们是否能把错误信念归于另一个人,并预测这个人接下来会怎样做.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稍微有些复杂的测试,结果表明,孩子在4~6岁时发展出解读心智的新技能.
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后艾伦·莱斯利(AlanLeslie)和发展心理学家尤塔·弗里斯(UtaFrith)一起在另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幼儿活动——假装游戏中寻找心智理论的证据.
莱斯利认为,新生儿天生就有一种模仿其周围世界的能力,即一种准确的内在"基本"心理表征.
但是这种能力不能解释假装游戏,比如,假装从一个玩具壶往一个玩具杯子里倒茶.
这种假装游戏需要一个孩子能做到两件事:要有对实际状况的基本表征,也要有对假造世界的基本表征.
莱斯利将假装称作"对认知本身做出理解的这种能力的发端":这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个早期征兆,这种能力就是刻画和操控它自己对于信息的态度.
因此,一个人自己的假装是理解其他人假装(其他人对于信息的态度)能力的一种特殊情况.
简言之,假装是心智理论的一种心理早期表现.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尤其是患病较为严重的儿童,并不会沉浸在假装游戏或幻想中(这和其他智力有缺陷的儿童不同,比如唐氏综合征患者,他们能够进行假装游戏,尽管和正常孩子相比,他们很慢才能达到正常的发育阶段).
我问罗伊和苏珊,亚历克斯的成长过程中是否也是如此.
"哦,完全如此,"苏珊说,"他玩自己的玩具卡车、游戏等,但是若说不断地假装'我是这个,我要去做这个或那个'——那从来没有过.
"在莱斯利看来,不玩假装游戏可以表明自闭症儿童有一种受损的心智理论,而唐氏综合征的儿童就没有.
1985年,西蒙·巴伦-科恩(SimonBaron-Cohen)与他的博士生导师尤塔·弗里斯和作为联合指导者的莱斯利设计了一个更容易也更简洁的威默和佩纳实验来测试自闭症儿童的心智理论.
这个测试被称作萨利-安妮测试,萨利和安妮是两个洋娃娃,她们是这个测试中的角色,测试的场景是这样的:萨利有一个篮子,安妮有一个盒子.
萨利有一个弹珠,她把弹珠放进篮子里之后出去散步,把篮子留了下来.
萨利走后,安妮取出弹珠放在了自己的盒子里.
萨利回到房间后想玩她的弹珠.
萨利会去哪里找她的弹珠呢如果你回答"安妮的盒子",那你就已经输掉了错误信念测试,因为你认为萨利的想法和你一样.
如果你回答"萨利的篮子",那你就通过了测试,因为你能够窥探到萨利的想法(她会看自己的篮子,因为她原本并不知道安妮做了什么).
正如预测的那样,自闭症儿童(心理年龄在4岁以上)完成这项测试很吃力,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回答"安妮的盒子";反之,正常发育的儿童和唐氏综合征患儿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这表明自闭症在涉及心智理论方面有一种明显的缺陷.
到1988年,艾莉森·高普尼克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典型的正在发育的儿童.
结果显示,心智理论和错误信念测试对于自我觉知的本质能够阐发出更为深刻的东西:了解我们自己心智的能力与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息息相关.
他们向一组3~5岁的孩子展示了一个盖住的糖果盒.
然而,当孩子们打开糖果盒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糖果盒里是铅笔而不是糖果.
然后研究者把盒子盖上,向孩子们提出一系列问题.
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测试孩子们是否知道:他们对于盒子里装的东西的当前知识(或心理表征)不同于盒子打开之前他们认为盒子中可能装的东西.
尽管5岁的孩子们记得他们先前对盒子里的内容抱有错误信念,但是3岁的孩子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曾有一个错误信念:认为盒子里装的是糖果,而不是铅笔.
对他们而言,盒子里装得一直是铅笔.
这个实验用以测试孩子们认知错误信念的能力,实验的不同只在于测试针对的是孩子们自己早先的错误信念.
耐人寻味的是,读解他人心智的能力和探察自己心智中早先出现过什么的能力都是在3~5岁时发育的.
"孩子们关于别人所说的东西与关于过去的自己所说的东西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关联.
"高普尼克对我说.
巴伦·科恩也用了类似的实验研究自闭症儿童,实验结果发表在一篇论文中,论文的标题很有煽动性:"自闭症儿童是行为主义者吗"这些实验在根本上是要通过测试看看孩子们能否区分一个物体的物理外观(看起来像鸡蛋的东西)并了解其真正的本质(通过触摸,发现那颗鸡蛋原来是石头做的,只是看起来像一颗鸡蛋).
这个被称作外观-真实(Appearance-Reality,A-R)的实验包含了17名自闭症儿童,16名智力低下儿童,和19名临床上正常的儿童[所有孩子言语方面的心理年龄(verbalmentalage)都至少为4岁].
巴伦-科恩认为,区分外观和真实的能力可以检测孩子们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
首先,把东西展示给孩子们.
当被问及是什么东西时,所有的孩子都回答是一颗鸡蛋.
然后,孩子们摸到了这颗"鸡蛋",发现它实际上是用石头做的.
一旦他们有机会仔细检查这个石头鸡蛋,就会被问到两个问题:"它看起来像什么"和"它实际上是什么"正确答案分别是从外观上看是鸡蛋,但实际上是石头.
约有80%的正常发育儿童和唐氏综合征儿童能够通过这种A-R测验.
然而,仅有35%的自闭症儿童能够区分外观和真实——他们犯的主要错误是说:石头鸡蛋看起来像一颗鸡蛋,而且本身也是一颗鸡蛋.
"这表明这些孩子自己无法意识到A-R的区别,也暗示了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
这些结果表明,当知觉信息与一个人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相矛盾时,自闭症儿童无法对此进行区分,知觉信息比对一个对象的其他表征更重要.
"巴伦-科恩写道.
自闭症儿童的大脑无法充分利用先前的知识理解新信息——这是一条透露出大脑的预测机制可能受到损害的线索.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某些深刻的东西.
不论帮助我们读解他人心智的脑机制是怎样的,同样的机制似乎也参与了读懂我们自身的心智.
读解心智,或者说有一种心智理论,对我们的自我感有多重要呢"我认为它是具有决定性的.
"尤塔·弗里斯告诉我.
但读解心智只是对自我的某个方面是决定性的,弗里斯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前反思的自我觉知("I",或者叫作为主体的自我),一种是被反映的部分("me",作为客体的自我).
心智理论与作为客体的自我有关.
没有人会断言自闭症损害了一个孩子成为经验主体的能力.
如果自闭症儿童拥有的是受损的心智理论,而且在读解自己心智的方面可能有困难,那么这一点在患有自闭症的成人身上如何表现出来呢他们也有内省的困扰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弗里斯和拉塞尔·赫尔伯特(RussellHurlburt)以及弗里斯以前的博士生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Happé,他已经是一位自闭症和心智理论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一起,测试了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
他们的测试技术由赫尔伯特开发,测试要求被试携带随时会响的BP机,在BP机响的时候,被试必须"冻结自己意识的内容",并写下自己思想的细节.
三位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症的高功能自闭症男士参与了这项研究,这三位男士讲话和沟通能力都很好.
这些被试同样接受了一系列的错误信念测试.
他们在错误信念测试中的表现和他们的自省能力之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相关性.
其中的两位被试,纳尔逊和罗伯特,在错误信念测试中表现出色,在自我反省和写下内在体验方面做得最好,尽管这些体验主要被报告成视觉图像,而且这些体验中常常缺少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正常控制这种内在体验(自闭症群体所说的"神经正常的人"会体验到正常控制,这种体验包含着对内部言谈和感受的知觉).
第三位被试彼得在错误信念测试环节表现得不好,正如我们所知,他做出反省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在任何样本中都没有可报告的内在体验……没有图像、没有内部言谈、没有感受,而其他被试都报道了这些内容.
"研究员写道.
在我和弗里斯与哈佩的谈话中,我想到了詹姆斯·费伊.
我曾问过他与妹妹的关系是否亲密.
他的回答令我很惊讶.
"我并不是说所有阿斯伯格症病人都这样,但对于我而言,我感受不到对人的情绪.
我没有一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我不会感到紧张,不会感到心悸.
我爱妹妹,但这纯粹是在一个认知层面上的.
我想着对她的爱,但我感受不到对她的爱.
"我问到当他告诉妹妹这些时,她有什么反应.
"她很从容地接受了这件事,"詹姆斯说,"我很惊讶.
我以为对一个习惯于和他人情感联系的人来说,我的话听起来太糟糕了,这种心声的吐露也可能非常冒犯.
但她尝试着去理解我.
可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缘故,她看到我与他人情感联系的方式和她的方式截然不同.
"这种不寻常的坦白揭露了许多事情.
詹姆斯能够内省,但他内省的并不是神经正常的人当作现成的东西来对待的自我.
例如,他的作为客体的自我并不包括强烈地感受到对他人的情绪,这是他通过发展外显的认知能力克服了的一个不足(这可能就是一些自闭症患者最初未能通过错误信念测试,但最终还是通过了的原因所在).
但是要轻松地理解他人的情绪对他来说是一件费劲的事,他必须通过有意识地观察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神经正常的人可以自动做出的事情)来加以弥补.
因此社交情境始终是他焦虑的根源也就不奇怪了.
"我头脑中的计算机负担实在太重,"詹姆斯说,"它充满压力,30分钟的社交活动相当于耗尽了3小时微积分考试的精力.
"詹姆斯的情况完全契合弗里斯的看法.
"自闭症患者缺失的是一种天生的、完全自动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一种有意识的方式、通过努力、通过学习来获得这种能力.
"她说.
这就引出了个体如何发展出一种心智理论,也就是一种内心化能力(theabilityofmentalize)的争论.
对此有几种思想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心智理论是一种"理论论"(theorytheory).
这个令人困惑的短语旨在说明我们利用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内隐地推测出其他人心中发生的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理解他人的心智,我们会在头脑中模拟一种剧情,可以说,你在自己的头脑中经历他人的行动,然后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某种理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快速发生的推理,这个过程在意识阈限之下进行,作为直接的感知进入意识.
心智理论的一个不足可能也与自闭症患者典型的另一个不足有关,这就是在所谓的执行功能方面的不足,这个不足导致了在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制定一系列必要的行动方面有困难.
苏珊和罗伊详细讲述了亚历克斯在完成日常任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个两岁的孩子会本能地知道,如果你要出门,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事情需要做,像穿鞋、穿袜、穿上夹克.
你自动地知道在出门之前要做这些事情.
"苏珊说,"而对亚历克斯,你需要提醒他很多遍.
每一次都像是新的一样.
这无法变成他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他甚至不知道要先穿上袜子再穿鞋子,或者必须先穿好内衣再穿裤子.
"研究表明,心智理论方面的困难与自闭症儿童的执行功能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这种关联的证据是,患有自闭症的人在进入心智状态,甚至也许是表征心智状态方面有困难,这些心智状态模拟了一系列尚未发生的可能行为(比如穿上鞋、袜、夹克),或模拟了预期目标(在离开房子前穿戴整齐).
这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心智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进入他人心理状态,它对于了解一个人自己的心智,因此也就是一个人自我感的诸多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要是没有从自闭症研究中获得的洞察,我们可能绝不会开始去寻找负责心智理论的脑结构.
在成年人身上,一组脑区与心智理论密切相关:颞顶联合区、楔前叶、内侧前额叶皮层.
当你在考虑别人想什么的时候,这些脑区就会被激活.
麻省理工学院的瑞贝卡·萨克斯(RebeccaSaxe)研究了5~11岁儿童的这些脑区,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发展和磨炼自己心智理论能力的时期.
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些孩子的相同脑区也牵涉要求心智理论的那些任务.
实际上,右颞顶皮层与儿童的心智理论能力具有最强的关联.
剑桥大学的迈克尔·隆巴多(MichaelLombardo)与西蒙·巴伦-科恩等人的合作研究表明:右颞顶皮层在功能上专门用于表征心智状态,而这种专门化在自闭症患者身上存在缺陷.
所以缺陷的程度越大,与他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困难也就越大.
隆巴多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自闭症患者的另一个脑区也有问题,这个脑区就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这项研究的被试既有神经正常的人,也包括自闭症患者,他们都会被问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让他们去思考自己的心理特征或者英国女王的心理特征:"你有多大的可能认为写日记是重要的",与之相对的是"女王有多大的可能认为写日记是重要的".
在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女王的任务中,神经正常人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更活跃,而自闭症患者的状况不同:"在自闭症患者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处理'自我'和'他人'时的活跃程度是相同的.
"同样的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联结:患有自闭症的人,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涉及更为基本的身体表征的脑区,包括腹外侧前运动皮层和体感皮层之间的连接减少了.
将这一点与右颞顶皮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另一个与心智理论缺陷有着很强关联的区域)也与身体地图相关联这一事实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一种看待自闭症的新方式.
这是一个有些研究者严肃对待的视角:自闭症可能是患者由于没有能力准确地感知到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身体接收到的感觉刺激而造成的.
这会破坏一个人对身体自我的感知,尽管这样一种中断会对处理感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也会影响到更高层次的处理,例如心智理论.
亚历克斯上一年级的第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罗伊无法忘记.
亚历克斯和一个他从幼儿园就认识的小女孩一起坐在桌边.
老师给亚历克斯和小女儿纸和蜡笔,让他们画画.
小女孩画了一只美丽的蝴蝶.
"真的,实在是一只很酷的蝴蝶.
"罗伊说.
但是亚历克斯只是勉强地随便画了点儿什么.
"这达不到你对一个一年级孩子的期待.
"罗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有攀比心的家长.
亚历克斯在绘画方面真的有困难,不只是在控制铅笔或蜡笔的运动轨迹方面,在画出有意义的内容方面也是如此.
他用铅笔的时候,即使是写字,也不能在纸上足够重地压住铅笔.
几年来,亚历克斯的职业治疗师花几小时的时间教他如何画人体.
亚历克斯最能应对的就是线条小人,尽管治疗师解释说脖子不是一根棍子,它有某种宽度,而且手也不仅仅是由一些点和线组成的,它们是由手掌和手指组成的.
"他的画都很原始.
"苏珊说.
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让亚历克斯画一个人的形状,最大的可能也是手由一个大圆圈和五个代表手指的小圆圈表示.
"他还是做不到.
"罗伊说.
对有些自闭症儿童不能描绘人体的情况,戴维·科恩非常了解.
我在2011年秋见到科恩,他是巴黎萨博特慈善医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主任,那个时候他正为2007年发表在英国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不良后果而懊恼,这篇文章关注的是法国对包裹疗法的实践.
这种疗法包括用冰冷、潮湿的床单把一个孩子从脖子到脚裹起来,只留头部可以自由活动.
然后,将这个孩子盖在一个救援罩(rescuecover)和一张干燥的毯子下让身体温暖起来.
每个阶段要持续大概一小时,治疗包含多个阶段,时间长达数天或数星期.
包裹疗法在法国是作为一种额外的疗法来使用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有自残行为的严重的自闭症儿童平静下来.
《柳叶刀》配图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上的图片是夏贝尔德拉修道院,这是巴黎一处著名的地标,就在萨博特医院的入口处.
这篇文章将包裹疗法和科恩联系起来,但其中很少提到他的医疗部门(实际上,科恩至今都没有发表过单篇关于包裹疗法的学术论文).
那些认为这种疗法残忍而野蛮的人将愤怒直指科恩.
一封写给《美国儿童与青春期精神病学学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ChildandAdolescentPsychiatey)主编的措辞严厉的信强化了负面形象,在信中,许多著名的自闭症研究者谴责"所谓的疗法"是不道德的.
但是科恩仍坚持这种疗法.
他向我指出患儿是在一名精神运动训练师(一位接受过精神运动障碍方面训练的专家)的监督下进行治疗的,并且至少有两名团队成员照料儿童.
在《柳叶刀》上的文章引发强烈抗议之后,科恩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申明这一点.
科恩的病人之一约翰,是一个被诊断为全身性发育迟缓的少年.
他被送往医院时有精神紧张症.
鉴于他病情严重,电休克疗法是一种选择,但约翰的父母拒绝使用.
他们决定采用包裹疗法并同时服药(苯二氮卓类和百忧解).
在这种结合疗法下,约翰的病情有所改善:他甚至同意在每期的包裹疗法后画一些东西.
这些图画展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第2期治疗后,约翰写了一些字母和单词.
到了第12期治疗结束后,在他的绘画中才第一次出现了身体的细微迹象:约翰画了一只手.
第16期治疗后,约翰画了一个线条小人,第23期治疗后画了一个更逼真的人体.
看起来包裹治疗的各个过程正在引导约翰接近他的身体.
在科恩看来,约翰的精神紧张症实际上在自闭症患者那里可以看到的某些感觉-运动紊乱,是脑不能正确地整合各种感觉的结果.
这里基本的观念是:脑结合了所有感觉,包括内在感觉和外在感觉,例如触觉、视觉、前庭感觉和本体感觉,以此创造一种身体知觉[对其本身作为一种实存的身体(thebodyasanentityinitself)的感受,即身体自我],之后,这一身体知觉就成为学习和行为的基础.
任何对这种多感觉整合过程的扰乱,破坏的都不只是对刺激的感知和对一个人自身身体的感知,它也有行为和认知方面的后果.
因此,包裹疗法就是在帮助重整感觉,起到"结合身体与身体图像"以及"强化儿童对他们自身身体界限的意识"的作用.
要是用有关自我的措辞来说,包裹疗法就是在帮助作为主体的自我对身体自我形成清晰的感知,而身体自我是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基本成分.
由于和亚历克斯在一起的经历,我问苏珊这对她是否有意义,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认为亚历克斯难以联系物理环境来理解他的身体,这一点造成了他的语言发展和自我组织能力的滞后,还使得他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社交能力受损.
这些挑战对他自我感的发展一定有巨大的影响.
"苏珊说,"他画的人体之所以如此原始,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充分地经验到自己四肢带来的感觉.
"按照这一思路,感觉整合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也可能会产生自闭症儿童有缺陷的心智理论.
"是的,他们有这种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不会有这种问题吗"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托里斯(ElizabethTorres)反问我.
谈到自闭症,托里斯对现状很不满.
在她看来,通过(基于不断变化的标准所做出的临床观察)观察并对行为失常做出分类来诊断自闭症是没有什么用.
事实上,这是没摸准脉门.
按照托里斯的看法,在自闭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行为紊乱是一个人没有以对自己身体的稳定感知为基础的结果.
就是这么简单.
"人们以一种非常不具身的方式谈论行为.
"托里斯告诉我,"他们谈论行为时,就好像在谈某种深奥的东西,但行为是许多个动作的组合,这些动作就像连续不断的溪流一样.
反过来,这些动作又是我们带着目的做的事情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组合.
"所以,人们能够从暗示了基本问题的自闭症儿童的运动方式中看出什么吗托里斯的回答是坚定的"是".
托里斯的断言是基于对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的运动测量.
托里斯正在寻找她所说的"微运动":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几乎察觉不到的波动.
例如,如果你伸出手去触摸一个电脑触屏上的目标,在你移动手之后的某个时刻t,这个目标将会达到最大的速度v,然后速度将会放缓并且最终停在屏幕上.
v和t都是描述你手部运动的参数的例子.
有趣的是,这些参数有细微的差异,这就是托里斯所说的"微运动".
如果你伸手触摸电脑屏幕100次,v和t的值每一次都会有极细微的不同.
这些描述我们运动的参数变化以及这些参数的统计指标变化率对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托里斯认为,"微运动"的这种可变性是一种从身体外围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输入.
这个概念要追溯到1950年的埃里克·冯·霍尔斯特和霍斯特·米特尔施塔特(HorstMittelstaedt)所做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脑会复制运动指令,预测这些指令的感觉结果,并将它们与实际的感觉进行比较,从而产生出能动感.
所以,脑不得不依赖某种来自身体的错误反馈.
这种错误反馈究竟来自哪里呢"错误反馈可能源自关节、肌腱和肌梭中的肌肉运动知觉的感受器.
来自这些感受器的输入能够表明手臂每时每刻的位置是否相应于运动指令所指示的目的位置(输出拷贝)……它的使用需要在运动指令和肌肉运动知觉输出之间有一种习得性的联系.
"按照这一观点,脑运用这种肌肉运动知觉信号去建造并维持一种对身体的稳定感知或者一个身体的内部模式,这样他就能够有效地发出运动指令,也可以精确地预测命令执行的结果.
这意味着微运动具有有价值的信息,或者具有高信噪比.
当托里斯研究各种能力水平和年龄阶段孩子们微运动的变化时,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生了.
信噪比随年龄而增长.
在三四岁正常发育儿童中,肌肉运动知觉的错误反馈信号是非常混乱的.
但是在四五岁的孩子身上,这种信号的混乱程度明显降低.
而在成年人身上,这种肌肉运动知觉输入可靠且能够预测.
但是自闭症影响了这种进展.
在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成人和儿童身上,来自微运动的反馈都是极度混乱的.
如果脑与身体内部模型确实是协同工作的,那么这些输入是无助于维持这些模型更新的.
这些输入并没有给脑提供先前行为的信息,使得脑可以将未来的行为建立在这些信息之上.
因此自闭症儿童看起来就要吃力地搞清楚每一种经历的含义.
"他们必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体验世界.
这种方式不断地更新.
他们无法理解它.
他们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感知,这种感知可以使他们感知未来.
"托里斯说.
作为主体的自我不能搞清楚作为客体的自我.
身体锚定了作为客体的自我,它是我们的参照点.
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与它相关.
根据托里斯的说法,发育中的一个小差错就可以扰乱这个参照点,而且视这个小差错发生的时间,可以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导致一系列纷乱复杂的后果——这有助于解释成群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下的大量行为症状,从处理感觉的问题到心智理论紊乱,再到社交中与他人发展关系的困难.
"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点,一切对你来讲都像新的一样,没有锚定点.
"托里斯说,"这一定发生在自闭症患者那里,因为他们关于身体的信息是混乱而随机的.
我们精确地衡量过,这不是我张嘴就来的,事实就是这样.
它真的出现在我们见过的每一个自闭症患者身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糟.
"所幸的是,托里斯说,这也意味着通过客观测量而非临床医生的主观观察来尽早发现系统混乱,并且开发各种疗法训练身体和减少噪声,这很可能极为有益.
托里斯的工作与贝叶斯脑的观念非常契合,按照贝叶斯脑的观念,脑可以对感觉输入的可能原因做出概率推断.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框架能够怎样应用于情绪来解释人格障碍.
而将它应用在自闭症上,同样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认为身体的原则就是生存,那么脑的工作(这与身体密切相连)就是保持身体处于合适生存的状态.
对于任何给定的生物体来说,活着就意味着存在于一组有限的生理状态之一中.
例如,如果你采用的内部参数是血压和心率,外部参数是温度,然后基于这些参数定义身体状态,那么就只有一套有限的状态使得所有这些参数都在可接受的限度之内.
换一种方式来看,"生物系统处在为数不多的状态的任何一个当中都是高概率的,但处在余下的状态中就是低概率了.
"伦敦大学学院的卡尔·弗里斯顿(KarlFriston)就是这样看的.
维持身体处在生理上能存活状态的界限以内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体内平衡.
弗里斯顿提出,脑通过将他所说的自由能量降到最低来达成体内平衡,这使生物系统(或者是任何能够学习和适应的系统)可以去"抵制趋向无序的自然趋势".
在野外种群的环境中,尽可能降低自由能量的系统会生存,而没有降低的系统就会死亡.
弗里斯顿表明,为一个生物系统尽可能减少自由能量相当于在生物系统和在环境沟通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意外的数量.
他说"生物体必须避免意外,以确保自身的状态维持在生理范围内.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个贝叶斯脑避免意外的方法是维持身体、环境和脑自身的内部模式.
这是一个概率模式,它可以基于有关原因的先前信念来产生大量有关感觉输入原因的预测.
接着给定实际的感觉数据,脑会给它的预测分配新的概率,而概率最高的预测就是我们觉知到的作为感觉成因的东西.
当然,脑在当下有一套新的先念信念,这是一套被更新了的信念,它反映了对于身体、脑和环境的新理解.
意外是从何处进入到这幅图景中的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意外且威胁到生存的状态里(弗利斯顿的例子是:一条离开水的鱼,对于鱼这是一种极意外的状态),你的脑就会发起行动来抑制意外的成分,这种行动可能包括修改内部模式或者移动身体(一条离开水的鱼最好翻腾着回到水里,修改内部模式对它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脑有关感觉输入成因的预测与实际的感觉输入之间的差异越大,意外的成分也就越大.
尽可能地减少意外就犹如尽可能地减少预测错误——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脑,它的模式与外部和内部现实是一致的.
在伊丽莎白·托里斯看来,在自闭症患者身上,由于错误反馈信号中的噪声处在高层,而有用信息处在底层,脑基于实际感觉输入来修正它的先前信念的能力受损了.
所以,自闭症患者就可能时时生活在意外中.
由于倾向于这种持续的意外,自闭症患者的世界看起来一定会像变魔术,但麻省理工学院的帕万·辛哈(PawanSinha)及其同事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他们指出,魔术师靠的就是能够令观众感到意外.
当人们无法预测魔术师的下一步举动时,魔术就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和惊讶.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你不能预测事情的原因,它可能就会引起衰弱.
"一个魔术般的世界意味着缺乏控制,并且会削弱一个人做出准备的能力.
"他们的假设是:一个受损的预测脑可能造成了范围很广的、看似完全不同的症状,这些症状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特征.
这一假设呼应了托里斯的观点.
以自闭症儿童行为的单调为例.
即使是神经正常的人,对环境的不确定也是造成焦虑的关键,而这种效应还会在自闭症患者那里增强.
通过与儿子亚历克斯以及学校里其他自闭症儿童的相处,苏珊提供了一些另外的视角.
"对处在这个谱系中的人来说,改变是非常可怕的.
处在这个谱系中的孩子生活在惯例与重复之中.
一遍遍地读同样的书,一次次地看同一部电影,喜好的食物种类狭窄,去少数的几个餐馆吃饭,每次都点同样的菜等.
他们需要可预见的日程安排和稳固的期待.
如果自闭症患者时常面对一个不可预测的环境,那么他们不想偏离某个行为,也许是因为需要增强可预见性并降低焦虑.
甚至连对光、声音和刺激的过敏也能够得到解释:对环境刺激的原因进行预测的机制受损或者对先前信念的更新不完善,都可能使得刺激看起来永远是新的.
不仅仅感官知觉的问题能使用这一框架来解释.
辛哈和他的团队还假设,一个预测机能受损的脑会导致心智理论的问题.
读解他人的心智就类似于预测他们可观察的行为的原因(即他们的目的和欲望),与此同时,记住关于这个人的先前知识.
"心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预测工作.
"他们写道.
用科学术语来说,脑在预测机制上的受损是对自闭症的一种极简易的解释.
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一些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预测脑甚至能够解释自我的那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前反思和前叙事的方面.
"脑必须要为他所遇到的一切建立模型,包括它本身.
这种观点是将脑视作统计机器的直接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只是维持在脑中的一个表征,就好像我们对任何其他对象的表征一样.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哲学家雅各布·豪威(JakobHohwy)告诉我.
例如,就像我们在关于精神分裂症的那一章所看到的,能动感是预测脑的一个产物.
我们也看到,我们与情绪的生动联系会由于预测出错而消失,导致人格解体,让我们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即使是其他的定义自我的特性[例如"属我感",它是这样一种感受:我居住在一个身体当中,那个身体感觉像是我的(feellikemine)],潜在地也能够通过将脑视作一个推理机器来获得解释.
这种观点让那些将自我看得比视知觉更有特殊地位的理论泄了气.
"我们有一个缩小了的自我概念.
"豪威说,"自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它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输入的另一个原因.
"所以,一切构成作为客体的自我的东西(也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所经历到的自我的那些方面)都能够被看作是源自脑预测机制的知觉.
不论你是神经正常的人还是自闭症患者,你可能就是你的脑所给出的最好的猜测,而脑所猜测的是那些被集合在一起的你的所有内外感觉信号的原因.
这让我想到了亚历克斯,我的思绪游走到亚历克斯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已经了解了他儿时的很多事.
我对亚历克斯两岁时的状况很好奇,那时候的他千篇一律(无论是吃的食物还是穿的衣服),总是把玩具车排成一行,看到顺序被打乱他就会很惊慌.
他避开人群,不想被拥抱或是托举.
这些行为是为了避免意外吗,是他创造一种可预测的环境的方法吗进入青春期后,亚历克斯克服了自己的某些恐惧.
比如他可以接受拥抱了.
理解自闭症儿童为什么会坚持千篇一律和可预测性可能只是有助于社会交往.
也许那些自闭症患者有一种改变了的自我体验,而且在读解别人的心智方面有困难.
但我们也可以认为,神经正常的人在读解自闭症患者的心智上也存在障碍.
沟通,顾名思义,是双向的,即使有时这种沟通可能是在两种不同的心智之间.
第7章当你在自己身边离体体验、二重身、最小自我这个命题……我是,我存在,当我每次宣说的时候都必然是真的……但是我仍旧未能清晰地知道我是谁.
——勒内·笛卡儿"拥有"你的身体、它的感觉以及它的各个部分,这是某一个人这种感受的基础.
——托马斯·梅青格尔我表弟的儿子阿什文是个31岁的年轻人,最近死于脑癌.
2009年8月开始,有一些迹象表明他有些不对劲.
阿什文曾有过一次大的惊厥发作.
新德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在他的左颞叶顶叶区发现并切除了一个良性肿瘤.
术后几个月,他又一次复发.
扫描结果显示没有什么新变化,所以给他增加了抗惊厥药物的计量.
阿什文学着辨识惊厥发作的前兆,通常就是他的右臂和右腿开始发麻几次.
如果他正在开车,他会靠边停车并做深呼吸(他的母亲教他的方法),然后等着惊厥过去.
很快惊厥就过去了.
后来,在2013年初,他开车去上班时发生了很奇怪的事.
他立即在路边停下车,给母亲打电话.
"妈妈,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体验,"他告诉母亲,"我看见另一个阿什文站在我面前.
"他对于自己所看到和经历到的确信无疑:他的自我面对着他.
他甚至觉知到第二个自己的情绪状态.
阿什文告诉母亲,第二个阿什文生气、怨恨,而且很沮丧(表弟告诉我,这是他20几岁时常有的情绪状态).
好在第二个阿什文消失了,他可以继续开车.
他的神经科医生将这次经历归因于他的惊厥并调整了用药.
然而在一年内,阿什文的病情就恶化了.
他的肿瘤复发,来势更加凶猛.
肿瘤是恶性的,在左额颞叶区域,其触及范围扩散到了左岛叶皮质.
手术和放射治疗为他延长了生命,但好景不长,阿什文在一个夜晚突然离世.
阿什文在那天早晨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称为二重身(doppelgnger)的现象.
这是一种复杂的幻觉,它让人觉得在自己跟前有自己的另一个幻身(illusorybody),就像阿什文所经历的那样.
尽管阿什文仍旧感觉在自己的身体中,但产生幻觉的人常常会发现他们的意识中心(即感觉到自己栖居在一个向外观察的身体中)可以从实际的身体转换到幻身.
经历二重身的人会转换视角,他们会从实际的身体或者幻身来看世界,有时候这两者之间会非常迅速地转换.
二重身效应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经验者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
在有关二重身的医学文献中,最常被引用的医学文献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他从四楼跳了下去,企图将他的自我和身体协调起来.
20多年前,彼得·布鲁格还是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的博士生,因为对给所谓的超自然经验做出科学解释兴趣浓厚而为人所知.
布鲁格的一名同事一直在治疗一个21岁的惊厥患者,他将这个患者送到了布鲁格这里.
这个年轻人住在苏黎世市区,是一名服务生,有一天他经历了与自己的二重身面对面,当时他差点杀死自己.
事情发生在这个年轻人停止服用抗惊厥类药物的时候.
一天早上,他没去上班,喝了很多啤酒以后躺在床上.
这一躺就出了事,他感到头晕,于是站起身来回走动,然后他看见自己仍然躺在床上.
他意识到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就是自己,他不愿意起床,但是这样会让他上班迟到.
他对那个躺着的自己愤怒不已,冲着他叫喊,来回晃动他,甚至跳到他身上,但这都无济于事.
他在一个身体中的意识也转移到了另一个身体中,这让事情更加难办.
当他在仰卧在床上的身体中时,他看到另一个自己正弯着腰晃动他.
恐惧和迷惑占据着他:自己是谁是站着的那个人还是躺着的那个人这一切让他无法忍受,他从窗户跳了出去.
当我在2011年秋拜访布鲁格时,他向我展示了那个男人当时跳的那栋楼的照片:他非常幸运.
他从四楼的一个窗户跳出去,然后落在了一株巨大而茂盛的榛子树上,榛子树阻挡了他的坠落.
但布鲁格说,他并不是真的想自杀,他想在跳楼中"寻找一种身体与自我的匹配".
在治疗了跳楼造成的伤势以后,这个年轻人做了外科手术,切除了左颞叶中的肿瘤,这之后,惊厥与离奇的经验也随之停止.
二重身是文学上的素材,从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小说里的威廉·威尔逊到居伊·德·莫泊桑(GuydeMaupassant)短篇小说中的奥尔拉.
威廉·威尔逊饱受二重身的折磨,他刺伤自己的二重身,却发现自己在流血.
莫泊桑的小说中,主角谋杀了他的二重身,最终却悲痛万分:"不……不……当然没有……他当然没有死……那么——是我,我在对我下手!
"虚构的二重身大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这种幻觉大体上被归类为自体幻觉[源于"自窥症"(autoscopy),在希腊语中,autos的意思是"自我",skopeo的意思是"看"].
自体幻觉的最简单形式包括:感觉到有人在你身边但实际上看不到二重身,即一种被感觉到的在场.
奥拉夫·布兰克(OlafBlanke)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神经病学家,他告诉我,被感觉到的在场就像是体验了一次全身幻影:如果幻肢是持续感觉到已经被截肢的肢体,那么感觉到一个身体的在场,就是对幻肢的一个全身类比.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荒原》(TheWasteLand)中让这样一个肉身之外的存在得到了永生:"谁是一直走在你身旁的第三者/当我细数时,只有我和你在一起.
"事实证明,艾略特是受到了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萨克里顿(ErnestShackleton)记述的启发.
欧内斯特·萨克里顿的一本日记里记着他与横穿南极的探险队的队员弗兰克·沃斯利(FrankWorsely)和汤姆·克林(TomCrean)在一场难以想象的、危险而又艰难的旅程的最后一站寻求帮助,去拯救其他陷于困境的队员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感觉有第四个人在场.
萨克里顿写道:"我知道在穿越南佐治亚岛的无名山峰和冰原的漫长而煎熬的36个小时的行进中,我常常都觉得我们是四个人,而不是三个人.
我没有对同伴说起过这件事,但是后来沃斯利向我说起它,'领队,在行进中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有另一个人在跟着我们.
'克林也说起了相同的事.
尽管人们会觉得在试图描述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人类语言匮乏,言辞粗糙',但要是不涉及那个在我们近旁的人,我们的旅程就不完整.
"我们现在知道了,缺氧的登山队员反映其感受到另一个人在场的现象并不罕见.
自体幻觉现象并不仅限于被感觉到的在场.
还有二重身效应,在这种效应中,一个人会产生幻觉,他正在看着另一个"我",一个视觉上的二重身.
在通常情况下,幻觉是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对于位置和身份的感觉在真实和虚幻的身体间转换,就如布鲁格那位21岁的患者所经历的一样.
也许被最广泛经验到的,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自体幻觉现象就是离体体验(out-of-bodyexperience,OBE).
在一个典型的完整离体体验中,受试者反映他们离开了自己物理层面的身体并可以从一个外在的角度观察它,比如从天花板俯视躺在床上的身体.
在我与米歇尔讨论她的丈夫艾伦与阿尔茨海默症所做的斗争时,我向她提到我也在写一些关于离体体验的东西.
事实上,在遇见艾伦之前,米歇尔就有强烈的离体体验.
那时她30岁,怀着第四个孩子.
当儿子快要出生时,她选择了在家里分娩,有助产士和医生在场.
一天晚上,她的羊水破了,第二天早晨她的医生去当地的堕胎诊所取了一片催产素来引产.
米歇尔将药片放在舌下,很快就开始分娩.
她之前选择不用止痛药.
在分娩达到巅峰,她用力娩出孩子的时候,她已经疼得无法忍受了.
米歇尔觉得她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我几乎是在天花板的一角俯视整个场面,观察着每一件事的运作.
"她告诉我,"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到了天花板上,当时的场面极其紧张.
整个过程结束以后,我又完好如初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这实在太怪异了.
"她认为整个过程可能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但是30多年过去了,那次体验仍然铭刻在她的脑海里.
"这件事我很少提及,"她说,"我只告诉过几个我觉得能够理解它的人.
"许多有这种体验的人都不愿意谈起它.
离体体验给人一种极强的身心二元论的感觉:那个时常锚定在你体内的意识中心似乎飘浮在身体之外了.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身体自我是如何作为意识自我的基础而存在的,而且身体自我的损坏能够导致BIID、精神分裂症,甚至是自闭症.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意识中心仍然是锚定在身体之内的,即使它的感知状况有可能是受损的.
离体体验搞乱了这个意识中心,即暗示了一种笛卡儿式的二元性.
但是如果你仔细考察离体体验,就会发现二元性是一种错觉,是脑未能正确整合来自身体各部位信号的产物.
尽管离体体验十分生动形象,但它是一种由脑机制失灵而产生的幻觉;阐明这些机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脑是如何构建自我的.
回到苏黎世大学医院,彼得·布鲁格一定要在我身上诱发一次离体体验.
我们走在医院的走廊里.
我戴着虚拟现实眼镜.
布鲁格在我身后1米的地方跟着我,用我笔记本电脑的网络摄影头拍摄我,并将视频输送到我戴的眼镜中.
于是,我看见的不是我走到的地方,而是从身后看见走在我前面1米左右的自己.
当我们走过好奇的实习生和医院员工身边时,一定是医院的奇特景象.
布鲁格看上去像是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穿着白大褂,凌乱的灰色头发,高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
而我走在前面如盲人一般,但是能从虚拟现实的眼镜中看见东西.
这次的计划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应该用一个好的摄像头,但那时我们还没有;而且应该用一根更长的连接线,这样布鲁格可以在我身后更远.
但是我的确感到走在自己身后看着自己很是怪异.
1998年,当布鲁格第一次尝试这个实验的时候,他戴着这种眼镜一整天,有一个人在他后面3.
5米的地方跟随他,用摄影机拍摄他.
所以如果布鲁格摘一朵花,或是往邮筒里投一封信,他都能从一个外在的视角看到自己的行为.
"这是极其古怪的.
我失去了我实际上在哪里的感觉.
"他告诉我,"我在我看见那个行动的地方,而不是我做出那个行动的地方.
"布鲁格产生了一种离体幻觉:他自己置身在哪里的这种感觉转移了1米左右,从他自己物理的身体转移到了虚拟的身体之中.
但布鲁格从没有在一个严格的实验室环境下进行过这个实验,所以从来没有公开发表实验结果,尽管这个实验的确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被提及过.
他将这次实验的灵感归功于美国心理学家乔治·马尔科姆·斯特拉顿(GeorgeMalcolmSteatton,1865—1957).
斯特拉顿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很棒的一段时光.
他以一个"可能是整个实验心理学中最著名的实验"而闻名.
斯特拉顿制作了一个精巧的装置,这个装置让他可以颠倒地看东西.
他右眼戴着这个装置四处走动.
他把左眼蒙上,因为两只眼睛都颠倒看东西就会完全迷失方向.
在3天零21.
5个小时的时间里,斯特拉顿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是使用这个装置.
躺到床上时,他用带子遮住自己的眼睛.
尽管这个实验的最初目的是了解视知觉,但斯特拉顿也经历了身体知觉方面其他细微的变化.
例如,如果他伸出自己的手去触摸什么东西,因为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的,所以手就会从上方(而不是下方)进入视野.
很快"就会看到我的身体部位在另外的位置上".
斯特拉顿意识到他正在亲历一些异乎寻常的事.
1899年,他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更疯狂的实验,这一次实验用到的是镜子.
他做了一个固定在腰和肩膀上的框.
这个框架支起一个水平悬放在他头上的镜子.
他用这个框架将另一面镜子以45度角定位在他双眼前方,这样它就可以从头顶的水平镜子反射出影像,进而让影像直接进入到他的眼睛里.
这样斯特拉顿就能够以一位在他头顶上向下看的人的视角看见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空间.
此外,斯特拉顿还确保没有其他的光进入自己的眼睛.
这个精巧的装置他戴了3天,共计24个小时,而在没有进行实验和睡觉的时候,他的眼睛是被蒙住的.
这样做,他就能够制造出一种触觉和视觉之间的不协调:在他伸出手去触摸东西时,他的手感觉到了触碰,他的眼睛却告诉他这次触碰完全发生在别的地方.
现在要靠脑来重新进行协调.
因为斯特拉顿正从上面看着自己的身体,同时又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得不密切关注这个视觉影像以引导自己的行为和运动.
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他开始注意到被反射的图像有时候感觉像是自己的身体.
这种感觉在第三天时变得更持久,尤其是当他时快时慢地走路时,他并不用做出任何努力去区分感知到的自己的身体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
他写道:"当我走路处在一种更加慵懒放松的状况中时,我觉得我的心智离开了我的身体.
"斯特拉顿在自己身上诱发了一次离体体验.
离体体验、自体幻觉和二重身现象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窗口,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自我感中某些非常基本的方面.
脑对我们身体的表征以及我们对身体有意识的体验支撑着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拥有身体自我,或者说一个人是具身的,意味着几个方面.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它处于我们觉知的中心.
你处在一个感觉像是属于你自己的身体里,这就是自我识别和身体所有权.
你也感觉到这身体在物理空间中占据了一定的体积,你位于这个体积上,这就是自我定位.
最后,你从位于眼睛后面的一个视点观察这个世界,你感觉这个有利的位置是你的,也独属于你,即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哲学家们所说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
"橡胶手错觉"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它显示了身体自我的各个方面是如何被扰乱的.
正如我们在第3章看到的,当实验员同步敲击可见的橡胶手和隐藏的真人手,橡胶手会暂时被纳入一个人的身体自我中.
我们会在橡胶手的位置感觉到触摸,觉得这个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是自己的一部分.
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亨里克·埃尔逊(HenrikEhrsson)团队让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经验到橡胶手错觉.
实验结果很有揭示性.
错觉的强度与前运动皮层的活动有很强的相关性,前运动皮层在脑中与小脑和处理视觉与触觉的顶叶区形成一个网络.
脑顶叶区某些部分的功能是整合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众所周知,顶叶损伤的人们有时会否认拥有他们自己的肢体.
神经科学家认为,由于所谓的各种感觉的多重整合,我们获得了一种对身体以及身体各部分的拥有感.
通常,视觉、触觉和自体感觉都是相匹配的,它们都是协调的,正是这种协调成为身体各部分属我感的关键.
在产生橡胶手错觉的时候,通过令真人的手放松或者距离橡胶手不太远,本体感受的畸变可以保持在最小值.
脑错误地整合了被误导的视觉和真实的触觉,并断定橡胶手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失去对真手的拥有感而获得对橡胶手的拥有感.
这种拥有感的转变有其真实的生理后果,例如真实手的温度会下降差不多1℃,这是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
在埃尔逊的实验室中,我第一次获得了橡胶手错觉(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了).
阿维德·古特斯坦(ArvidGuterstam)在埃尔逊实验室读博士后,他主持并引导我进行错觉实验.
进行了无数次实验后,他已然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感到拥有橡胶手的错觉相当强烈.
但是古特斯塔后来做的事令我更为震惊.
有一次,当我开始在橡胶手的位置感到触摸时,他将刷子举到橡胶手上方1米多的位置,然后继续移动刷子,这与我真手上刷子的移动是同步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发生了什么真是太古怪了.
"他在空中移动刷子,我感觉到了悬在橡胶手上方空中的刷子带来的触感.
原来前运动皮层的神经元有一种所谓的"感觉野",它们不仅仅在身体的某一部分被触碰时会激活,而且在身体部位临近的空间被触碰时也会被激活(这就是所谓的近体空间).
我的脑重新勘测了手的位置,然后以橡胶手为中心.
橡胶手上方的那部分空间已经成了我的近体空间,因此现在橡胶手上方空间里刷子的运动就被记录为那个位置上的触碰.
埃尔逊团队还表明,你甚至不需要一只橡胶手就可以体验到错觉:只需要用刷子在真实的手上刷,与此同时用另一只刷子在空中画,就好像那里有一个手,就足够产生出在没有真手的地方被触碰的幻觉.
除开科学的解释,我真的很激动自己终于能够体验这种错觉.
"你似乎有一副很容易被愚弄的脑.
"古特斯坦打趣道.
捉弄脑,让它对一副橡胶手产生拥有感,这只是身体自我意识困惑的一个片段.
一只手只是身体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人能够更多地操纵身体自我吗事实证明,不仅多,而且很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马斯·梅青格尔还是个年轻人,他对告诉其他人关于自己的离体体验这件事感到十分困扰.
其中的一次发生在他正用功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对改变意识状态有着强烈好奇心的时候,他在韦斯特林山参加一个十分严格的禅修班.
韦斯特林山在德国法兰克福西北方向约95千米之外.
他连续十周沉浸在瑜伽、呼吸练习、个人及团体冥想课程中.
梅青格尔沉浸在课程要求他沉浸的状态之中.
在一个周四,禅修班的组织者烤了一个蛋糕,以庆祝禅修老师的生日.
那是一个华丽而油腻的蛋糕,梅青格尔吃了一些,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回到床上去睡觉.
他醒来后想去抓自己的后背,却发现自己不能动弹.
他的身体瘫痪了.
就在那时,他感觉自己盘旋上升离开了身体,在他床前方的位置上.
当时很暗,所以实际上他没有转过身看到他的身体躺在床上.
他感到害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突然意识到房间里有其他人正喘着粗气.
"然后我就慌了.
"梅青格尔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在德国乡村家中的餐桌前,那是在法兰克福以东几十千米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我不能移动自己的身体,我脱离了我的身体,这让人很懊恼.
"当然,其实并没有其他人在房间里,只是在多年以后,梅青格尔才在科学文献中为这种经历找到解释.
事实证明,在特定的分离状态中,明明是你自己发出的声音,你却不能辨别是自己发出的.
在梅青格尔的案例中,他失去了对自己呼吸声的拥有感,因此他会有附近有人正在呼吸的幻觉.
梅青格尔惊动了他的禅修老师,但令他沮丧的是,他们所做的只是让他洗一个冷水澡,然后告诉他减少打坐时间(今天,作为一个主张在学校开展禅修的人,梅青格尔关注并且批评许多禅修中心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无法解决意识离体或精神病的突发状况).
不久之后,梅青格尔搬到比利时林堡省南部的一处偏远地区,集中精力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主题是心智-身体问题,他也让自己刻意地面对饱尝孤独和无聊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他个人的一项计划.
作为一个穷学生,他甚至没有钱给在法兰克福的朋友打电话.
他独自一人住在一座有35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照顾羊群和19个鱼塘.
他做了大量的冥想,经历过一些更加始料未及的自发的离体体验.
但现在,他的好奇心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占据上风:他想要理解自己的体验.
他对于科学和哲学文献的广泛研究表明,意识能够从脑中分离出来是完全缺乏证据的.
然而,他却出现了极度生动真切的、明显具有二元论特性的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他有意识的自我似乎与他自己的身体分离了.
他知道,除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人了.
由于认知科学扎根在经验数据之中,所以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心智哲学家,梅青格尔尝试着在自己处在那些变化的状态中时来做实验,看看脑和意识实际上是否能够分离,他想知道这样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到一些结论性的、可以证实的观察.
他学着控制自己在离体体验中最初的恐惧,但并不能完全控制.
尽管很努力,但他没有发现丝毫的证据表明他的意识自我真的从身体中分离了.
与此同时,他与其他研究人员做了交流.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Blackmore)在与他经历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后,最终还是让他相信了他的离体体验实际上就是幻觉.
她问他,在离体体验过程中,他是如何将躺在床上的物理身体移动到窗台边上的是走过去的吗是飞过去的吗梅青格尔意识到他的运动不像是实际发生的任何一种运动.
"有时候,那几乎就像是你想过去,你一下子就过去了.
"他告诉我.
布莱克摩尔认为他只是产生了幻觉,运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心理表征之间,比如说在关于床和窗户的心理表征之间运动,从他心智中的一个标志跳跃或是滑动到另一个标志.
梅青格尔意识到,他不是在他的卧室中移动,而是在由他的脑创造的有关他的卧室的内部模型中移动.
另一次实在奇怪的经历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确产生了幻觉.
有一次他产生离体体验,当他回到自己的身体后,他跑去叫醒了他的妹妹,告诉她自己的体验.
"现在差一刻钟三点,不能等到早饭的时候吗"她对他说.
但是之后,闹钟响了,梅青格尔又一次醒过来.
他并没有和妹妹一起住在法兰克福的父母家,而是在与其他四名学生分租的房子里午睡.
他所经历的是研究者称作"假醒"的现象:梦见自己醒来.
但是在假醒之前,他梦见自己出现了离体体验.
他说:"它开始让我明白,在不同意识变化状态的类型之间有多重过渡.
"他经历的离体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他都开始梦见它们.
在六七次这样的经历后,梅青格尔的离体体验停止了,但是它们启发了他去思考脑是如何造成这种现象的,以及我们由此可以对自我了解一些什么.
最终这些思考让他写出了一本极有分量的作品《没有人:主观性的自我模型理论》(BeingNoOne:TheSelf-ModelTheoryofSubjectivity).
梅青格尔的著作引起了奥拉夫·布兰克的关注,奥拉夫·布兰克是我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拜访过的一位神经病学家.
2002年,布兰克曾多次在一名43岁的妇女身上引发了离体体验.
他一直在治疗这名妇女的耐药性颞叶癫痫.
脑部扫描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损伤,于是布兰克通过手术来寻找她患癫痫的病因.
他的团队将电极植入她的颅骨,直接记录来自皮层表面的电活动,而不是像人们做标准的脑电图那样从头颅外记录电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这名妇女自愿让她的脑接受植入电极的刺激.
这项技术能够使外科医生反复核查他们发现的癫痫的原因,同时也需要确保他们不切除一些重要的脑区,但是也不仅限于此.
这个程序由怀尔德·彭菲尔德开创,它通常是找出不同脑区的功能的最好办法,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关于脑的知识都来自那些勇敢的病人,他们同意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接受脑部刺激.
正是在这种过程期间,布莱克发现当刺激一个放置在大脑右侧角回的电极时,那名妇女报告了一些相当怪异的感觉.
当刺激的电流较低时,她报告说"沉入床里"或是"从高处坠落";当布兰克的团队增加电流强度时,她就出现了离体体验——"我从上方看见自己躺在床上.
"她说.
角回靠近前庭皮质(前庭皮层接受来自前庭系统的输入,前庭系统负责我们的姿势和平衡感).
布兰克的结论是,电刺激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多重感觉的整合,比如触觉和前庭信号的整合,这种扰乱导致这个女人出现离体体验.
在受控环境中研究离体体验的下一步是尝试在实验室中从健康受试者身上诱发出全身版的橡胶手错觉.
2005年,梅青格尔提出一个实验来实现这一点.
他与布兰克,以及布兰克当时的学生比格纳·莱根哈格(BignaLenggenhager)合作.
他们使用的装置既简单又精巧.
一个摄像机从被试后面拍摄被试,拍摄的图像被传送到被试头戴着的三维显示器.
这位被试只能够看到显示器中放映的内容,也就是他自己的背部,在三维显示器中影像大约在被试前方2米处(这类似于我看到的是橡胶手,而不是真的手).
然后,实验员会用棍子敲击受试者的后背.
受试者会感觉到背部上的敲击,也能在头戴式显示器中看到自己被敲击的图像.
这个敲击不是同步的就是异步的(要使它成为异步的,视频反馈就延迟一点点,这样被试先感觉到触碰,但是过一会儿才能看到虚拟身体被敲击).
这与橡胶手幻觉实验没有什么不同,结果也是类似的.
在同步的条件下,一旦幻觉产生,一些被试(不是全部)报告说在他们前方大约2米处虚拟身体的位置上感觉到了触碰,虚拟的身体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身体.
几年后,布兰克团队更进一步.
他们操作了一个可以使他们在一台扫描仪里进行相同实验的装置.
被试躺下,一个机械手臂敲击被试的背部.
与此同时,被试通过头戴式显示器看到有一个人正被敲击后背的视频.
机械手臂的敲击与显示器中所看到的对虚拟人的敲击不是同步的就是异步的.
同样,一些被试的方位感和身体所有感再次出现了动摇.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当一个被试报告说"从上方俯视我自己的身体"时,他实际上是俯卧在扫描仪里的.
"那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振奋的,因为它真的非常接近典型的俯视自己的离体体验.
"莱根哈格说.
他现在在苏黎世大学医院彼得·布鲁格的实验小组里工作.
被试在他们的试验中接受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出他们的离体体验与颞顶联合区的活动相关,颞顶联合区是整合触觉、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信号的区域.
这就是自我定位(即你感知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与颞顶联合区的神经活动有关的客观证据.
当我去洛桑的时候,布兰克的学生彼得·马库(PetrMacku)提出在我身上试试制造幻觉,我欣然同意,因为这也是我此行的原因之一.
他使用同样的设备,但没有用扫描仪.
但我一定是太紧张(刚刚从巴黎过来),而且可能期待太高,因为幻觉并没有在我身上出现.
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全身幻觉是一种非常微弱的效应,不会在每个人身上都发挥效力.
我的确觉得有点儿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在亨里克·埃尔逊斯德哥尔摩的实验室里经历过另一次全身幻觉体验(我曾经在这里成功体验了橡胶手错觉).
这次,我面向一个真人比例的人体模型站着.
这个人体模型有相机做的眼睛,它向下看着人体模型的腹部和双手.
相机的输出传入到我戴着的头戴显示器中.
所以,我看着的就是人体模型的腹部和双手.
阿维德·古特斯坦真不愧是操作橡胶手的专家:他用两只大的画笔在我的腹部和双手处划动,也同步在人体模特的腹部和双手处划动.
我在自己的身上感觉到触摸,但是看见的是人体模型被触摸.
当他划过我的腹部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对我很容易就被愚弄的脑来说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几分钟后,当他用画笔刷过我的手指,我觉得好像是人体模型的手被触摸了.
即使不是人体模型的全身,我也把它的手指认作是我自己的手指了.
亨里克·埃尔逊的团队在扫描仪里进行了一次相似的实验,被试报告说他们将人体模型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身体了.
许多人说他们感觉到了人体模型的身体就是他们自己的身体.
扫描结果显示,两个脑半区的腹侧前运动皮层的活动,连带左侧内顶叶皮层和左壳核的活动与身体所有感有关,而与腹部外侧运动前皮层的关联最为紧密,同时作用于两侧脑半球,它伴随着左侧顶区内皮质和左硬膜的活动,与身体的所有权意识相关,由于这一层相关性,身体的所有权对于腹部外侧运动前皮层活动最为重要.
而对猕猴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些脑区的神经元也负责整合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我们当作既定的、不会改变的自我感的各个方面(包括身体所有感,自我的位置感,甚至自我借以观察的视角等)都能够被扰乱,即使是健康的人.
同样明显的是,自我定位、自我认同和第一人称视角是不同的脑区整合触觉、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感觉等各种感觉来建构自我各个方面的结果.
例如,在埃尔逊实验室所进行的全身幻觉实验中,他们能够操纵身体所有感,并且鉴别出相关的脑区(主要是腹侧前运动皮层).
在布兰克实验室制造的幻觉扰乱了视角与自我定位,这潜在地解释了为什么颞顶联合区是主要的原因所在.
将具体的脑区放在一边不说,在这里强有力的信息是:诸如自我定位、自我认同和第一人称视角这些属性都是有由脑构建的.
脑创造了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参照框架,这样一来,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这个参照框架与我们相熟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各种外感觉与内感觉的整合,这样的整合告诉了脑身体的方位和身体各部分的位置.
但有另一种重要的感觉来源,它们来自身体内部,尤其是内脏的信号(比如包括心跳、血压、肠道状态的信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感觉对情绪和感受是多么关键,若是在这些方面出现功能失调,会导致人格解体或对自己的疏离感.
实际上,为了将自我固定在身体内,脑不得不整合来自体内的信号与外感觉,以及有关位置与平衡的感觉.
当整合所有这些信号的脑区出了问题,结果会比离体体验更加戏剧性.
这会导致二重身效应,阿什文坐在车中所体验到的和布鲁格的病人从苏黎世四楼窗户跳下去,这都属于这种情况.
二重身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就是会出现强烈的情绪以及它对牵涉的脑机制所揭示的东西.
在我听说或读到的所有与此有关的叙述中,没有哪一个比克里斯的体验带有更强烈的情绪内容了.
在他的体验中,他的另一重身与他的弟弟交流,而他的弟弟刚刚死于艾滋病.
克里斯在旧金山湾区长大.
他比弟弟戴维大七岁.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像其他所有兄弟一样",克里斯和戴维总是打架.
直到克里斯搬出父母家,兄弟俩才意识到他们很想念彼此.
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
他们也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喜剧性的相互吸引的过程;他们是家里的"马丁和刘易斯"[1],戴维是杰瑞·刘易斯,他哥哥克里斯是迪安·马丁.
开玩笑是两人的常态,他们常与对方打一些粗鲁的赌,例如,戴维打赌,他能马上吃掉一整块900克重的切达奶酪,于是家人围在厨房的餐桌边看着戴维试图将更多的奶酪塞进嘴里,戴维笑得前仰后合,从嘴角流出融化的奶酪.
他们曾玩过一个游戏,叫作"抓到你了".
克里斯回忆说,那时戴维为搞笑做了一个非洲式的发型,和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
克里斯在屋外修理热水器的时候发现一只加利福尼亚土生的大鳄蜥.
克里斯抓住鳄蜥并把它放进自己穿的工装裤的口袋里.
他回到家,小心地走到戴维背后,把蜥蜴扔到他的非洲式头发上.
戴维知道克里斯往他头上放了东西,但懒得理它.
"然后那只蜥蜴就开始跑起来.
他爬过戴维的头顶,爬到他的脸上,然后跳到他的胸膛上.
我弟弟尖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克里斯告诉我,"我打赌他跳了足有60厘米高,尖叫声穿过了整个房间.
"当戴维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样子时,他也笑了起来,然后两个人接下来花了45分钟寻找蜥蜴,但死活都没有找到.
戴维16岁时,他问是否能去和克里斯共度周末.
过整个周末对戴维来说很不寻常,所以克里斯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并隐约知道戴维要说什么.
到他快要离开的时候,戴维紧张地说:"克里斯,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
"克里斯让他尽管说出来就好.
"我是同性恋.
"戴维说.
"告诉我点儿我不知道的吧.
"克里斯说.
"什么你知道""你九岁时我就知道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是你哥.
"克里斯说.
最终,戴维还是告诉了父母,他的父母都很心碎,尤其是母亲.
克里斯很生父母的气,质问他们在他(异性恋)和戴维之间能看出什么不同.
"这多少是对他们的打击,让他们有点儿受伤.
"克里斯告诉我.
但很快,大家就不再计较了.
几年后,戴维告诉克里斯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他在旧金山和一群不安分的人混在一起.
"克里斯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你想都想得到旧金山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是艾滋病流行的初期,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并没有什么效果.
戴维知道自己将要死了,所以他让克里斯为他即将到来的葬礼写悼词.
"你不能死,我会孤身一人的.
"克里斯告诉他,"没有刘易斯和我的马丁匹配了.
"即使过去了几十年,当克里斯和我说起时,言语仍旧哽咽;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
戴维死时家人都在床边陪伴.
克里斯和他的父亲在葬礼上发言,父亲说到了戴维严肃的一面,而克里斯讲述了"马丁和刘易斯"的故事.
按照戴维的遗愿,他们在葬礼上演了《奇异的恩典》(AmazingGrace),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吹笛人一直演奏到葬礼结束.
大约两个月后,克里斯从睡梦中醒来,那是一个清晨,他起床,站起身,走向床尾,那里有一个梳妆台.
他伸了个懒腰,转过身,之后遇到了生命中最惊恐的一幕.
"那种震惊像被电击了.
"克里斯回忆道,"因为我仍然躺在床上睡觉,而且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的景象非常清晰,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死了.
我死了,这是我死去的第一步.
我只能喘息.
我摇头,试图控制住自己.
"然后,电话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接起电话然后说,'你好'.
是戴维打的电话,我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我不知所措,但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
"可是戴维的电话并没有持续很久.
"他告诉我,他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现在很好,并让我告诉家里其他人,然后他就挂断了.
"克里斯说.
"接着就出现了巨大的吮吸声.
"克里斯说着,发出了一个持续时间很久的吃东西的声音.
"我感觉自己被拖着,几乎是扔回了床上.
"他惊叫着醒来.
睡在他身边的妻子索尼娅醒来时,见到的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克里斯.
"我完全被吓坏了,浑身发抖、出汗,我的心跳得像一匹赛马.
"克里斯说.
克里斯生长在一个科学家的家庭里.
他的父亲是知名的核物理学家.
克里斯所受的教育与这次经历格格不入.
"我的心告诉我,戴维是想让我知道他很好.
那时我真的相信,他跨过死亡以某种方式和我进行交流.
"克里斯说,"但是我理智的一面告诉我,这是愚蠢的.
但是这件事太难做出合理解释了,这次体验是如此真实.
"克里斯所经历的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二重身效应,在神经科学的行话里也叫"离体自窥症".
它与离体体验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
在离体体验中,自我或者觉知的中心与物理身体是分离的.
自我认同的是空间中一处不同的位置,并拥有一种变化的视角.
物理身体本身通常被视作是无生命的.
在离体自窥症中,你感知到一个虚幻的身体,你的觉知中心可以来回地从物理身体切换到虚幻身体,也就是说,自我定位并认同空间中的一处位置,无论这个位置是以物理身体还是虚幻身体为中心,观察的视角也根据中心相应地转换.
在克里斯的案例中,他位于虚幻身体之中,然后又被吸回了物理身体.
但是在其他案例中,例如布鲁格的年轻患者,他可能在幻象结束之前体验了多次转换.
离体自窥症的另一个关键构成要素就是会出现强烈情绪,以及感觉-运动系统的参与.
"通常情况下,二重身会移动并且有互动,有情绪、思想的分享,正是因此人们才会产生二重身的印象.
"神经病学家卢卡斯·海德里希(LukasHeydrich)说.
我在洛桑瑞士联邦工学院见过他.
仅仅看见一个视觉上的二重身,而自我仍旧锚定在物理身体的这种情况与实际上和二重身互动并转换视角的这种情况的神经活动是有差异的.
为了理解这种差异,海德里希和布兰克决定研究经历过这种自体幻觉的脑受损患者.
2013年,他们发表了针对迄今为止最大样本数据的研究.
这些数据让我们对这种体验的神经相关性有了许多了解.
那些报告自体幻觉的患者的枕叶皮层有损伤.
海德里希和布兰克提出了一个假设:只是看到二重身并不存在身体自我的扰乱,因为自我认同、自我定位、第一人称视角仍旧是完整的.
相反,幻觉是视觉信号与体感信号之间未能整合的结果.
而另一方面,那些报告了离体自窥症幻觉的患者显示出左侧后脑岛和邻近的皮层区域有损伤.
鉴于这种离体自窥症幻觉涉及情绪,岛叶皮层牵涉其中就很有启发性.
在人格解体的情况中,我们看到脑岛中低水平的活动与情绪麻木的症状相关(回忆一下,回到新斯科舍的文身的尼古拉斯感觉不到鲜活的情绪).
脑岛是整合视觉、听觉、感觉、运动、本体感觉、前庭信号与内脏信号的中心.
身体状态似乎就被表征在这个脑区,而这些表征最终呈现为主观的感受.
按照海德里希和布兰克提出的假设,脑岛的信号整合受到扰乱就会导致二重身效应.
如果一切正常,岛叶皮层,尤其是脑岛前半部分,被认为创造了一个人对身体的主观感受,即一种包括情绪和动作的知觉.
当整合出现异常,就好像出现了对身体的两个表征而不是一个,而脑必须以某种方式选择一个在其中锚定自我的表征,或者选择哪个表征解释自我定位、自我认同和第一人称视角.
当定义基本自我的这三个参数在不同的身体表征(其中一个表征的中心并不在物理身体)之间转换时,幻觉就产生了.
梅青格尔和布兰克相信,这些身体自我的扰乱帮助他们识别出感到具身自我所必需的基本属性,他们将其称为最小现象自我.
他们认为能动感并不是最小现象自我的关键,因为仅仅通过被动的敲击一个人的背部并混淆视觉输入就可以在另外的位置上给他创造出身体感.
这一点并不要求被试有什么能动性.
"从一位哲学家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找出对自我意识来说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充分的.
"梅青格尔告诉我,"我们已经表明,大多数人认为是必要的东西,也就是能动性,其实并非是必要的.
"反之,最小现象自我是一种更加原始的具身自我.
梅青格尔主张,这种具身感是自我的一种前反思的、前言语的形式,在我们能够使用"我想"这样的词之前就早已经出现了.
这里没有叙事,只有一种身体感的生物体.
这个过程的下一步就是这种原始的自我(它还只是一种具身性)转变成了具有主观性的自我.
"如果你不仅能感觉到自己在身体里,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留心身体的状况,那就是一种更强的自我.
"梅青格尔说,"这之后你就是某种有视角,针对世界,也能够针对自身的东西,那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具身性了.
"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有关自我的争论的核心.
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关注的问题是自我的主体性,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你所想,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比如,布兰克不同意梅青格尔的如下观点:注意对于强有力的、主观性的自我是必要的.
布兰克认为从身体所有感、自我定位、第一人称视角的结合中产生的自我应该是独立于注意的.
我们并没有经验材料来甄别这些细微的差别.
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令人振奋的是,研究自体幻觉比任何其他研究都会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我",也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
为什么首先得以演化的是这个最小现象自我呢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演化是一种适应,它让生物确定在其环境中的方位并更好地发挥功能.
如果脑的演化帮助身体避免意外,保持动态平衡,并且高效地在环境中活动,那么在脑中表征身体就是协调这些能力的重要一步.
最终,这种表征变成了有意识的,使得生物体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身体的优势和劣势,这必定会赋予它们的生存以有利条件.
但在这种情况下,在演化的进程中被打磨的就是自我,而不是各种物理属性.
脑建造了身体的模型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把握住身体所有感或属我感的核心.
脑也会为环境中的事物建造模型,但是这并不会让这些环境中的事物获得相同的感受.
就拿橡胶手来说,一旦幻觉开始,你就觉得橡胶手好像是自己的一部分,但是在错觉开始之前,橡胶手并不具有针对它的属我感.
我们在有关身体完整认同障碍症那一章看到,梅青格尔的现象自我模型(phenomenalselfmodel,PSM)提出了一种"表征主义"的解释.
如果橡胶手在脑建造的世界模型(theworld-model)中,它就不会有一种属我感,但是如果它被纳入现象自我模型中,它就是"我的"了.
有一些对属我感的机制做出的解释.
在讨论精神分裂症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解释的一点儿端倪.
能动感(我是自己行为的发起人,或者一个人对其行动所产生的属我感)也许是由于脑能够正确预测身体运动的结果.
如果在预测阶段出现了差错,当预测与行动的实际结果进行比较,或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何地方出现了问题,那么人对一个行为可能就不会产生自己发起的感觉.
因此,它就被隐含地归属于一个外部行动者,也就是非自我.
身体所有感的出现可能是源于类似的机制吗哲学家雅各布·豪威主张,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对于行为还是知觉,属我感现象都可能是预测脑的结果.
所以,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脑运用自身的内部模型来预测各种感觉信号的原因,脑的任务就是将预测的错误降至最低.
所以,就像能动感是由成功的预测产生的,当脑对整个身体的预测错误降至最小时,就会产生身体所有感.
对最小自我和拓展的叙述自我的所有讨论很容易误导我们想象自我是一个可以一层一层剥开的洋葱,或者是一个可以一瓣一瓣分开的橘子.
的确,在演化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的叙事自我是在身体自我或极小自我之后演化的,但是现代神经科学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所具备的这种复合自我,身体自我负责通知叙事机制,然后叙事会改变你身体的感受方式,而且身体自我和叙事机制都会被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所影响.
在这种新兴的理解中,对于一个正常发挥功能的人而言,脑、身体、心智、自我以及社会是不可分割的.
有什么方法来检测这些联系吗离体体验会影响知觉和叙事自我的建构吗埃尔逊团队让被试经历过全身幻觉,在这种幻觉中,被试觉得他们拥有虚拟的身体,这些身体或者像芭比娃娃一样小,或者像4米的巨人那样高.
然后这些被试被问到他们正感知的对象(放置在距相机恒定距离的不同尺寸的立方体).
当被试感到拥有的虚拟身体是芭比娃娃的时候,这些对象在他们眼中有可能更大更远,而如果他们感到拥有的虚拟身体是巨人的时候,这些对象有可能更小也更近.
埃尔逊团队的结论是:"一个人身体的尺寸会作为他对视野中整个外部世界的大致参考.
"就具身对我们的自我感的首要性来而言,这就是明证.
埃尔逊的实验室还通过精巧的试验装置测试了离体体验对情节记忆的影响.
通过头戴式显示器和同步性敲击互为补充的这种常用方式,他们在被试身上诱发全身幻觉.
在体验幻觉的过程中,被试感觉他们像是正从一个与他们物理身体不同的位置上观察房间中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场景中,一位演员扮演教授的角色,与被试(所有人都是大学生)进行互动.
演员使用的脚本改编自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的剧本《践行酒》(OnefortheRoad)(埃尔逊说,改编的脚本"并不像原作那么黑暗和沉重"),互动包括一项口头测试,学生需要回答问题.
埃尔逊团队想要回答如下问题:当人们受到在自身物理身体之外的幻觉的影响时,他们对情节的记忆会变弱吗换句话说,脑编码情节记忆(情节记忆对于我们的叙述自我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在第2章有关克莱尔的父亲和阿兰的例子中已经看到了)的能力依赖于我们处于自己的物理身体之中这种具身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那些面对教授的时候处在离体体验状态中的被试相较于正常状态中的人而言,回忆起的情节更少.
"离体体验制造的记忆明显更少地基于事件的时空顺序来构造的,而且相比之下也更少生动性.
"埃尔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
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理解那些有过离体体验和离体自窥症的人的生动记忆呢埃尔逊说:"相较于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正常人身上而言,他们所经历的那些记忆可能更少生动性,也更少通过时间来构造(更加碎片化、更少条理性).
"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之后,通过反复地复述他们的经历,这些人巩固了他们支离破碎的记忆,并最终能够用相当生动的方式回忆并叙述他们的体验.
也有可能这种体验强烈而情绪化的特征平衡了因为离体状况而造成的记忆缺损.
不管怎样,对进一步演化的、认知的和叙述的自我来说,基本的具身自我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很重要.
然而,在我们目前探讨的所有状况中,不论是实验室的状况还是人们日常的主观体验,没有一种状况是叙事自我在其中完全地停顿了.
不幸的是,在阿尔茨海默症中,这种状况确实会发生,但是在阿尔茨海默症中,其他的认知能力也恶化了,人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衰竭.
但是,如果有一种方式能够使人仅仅作为身体自我,即仅仅是一个活在当下的生物体,它有感觉和感受,但没有喋喋不休的叙事自我,会怎样呢这听起来似乎很神秘,甚至很新奇.
但这就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
[1]MartinandLewis,美国的喜剧组合.
由迪安·马丁(DeanMartin)和杰瑞·刘易斯(JerryLewis)两人组成.
——译者注第8章此时此地,无人存在狂喜癫痫和无限的自我如果感知之门被清理干净,一切都会按其本来的样子示人,无穷无尽.
————威廉·布莱克我可以在平常的状态中体会不可思议的幸福,对于未曾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是难以想象的……我和我自己、和整个宇宙,都处在一种完满和谐的状态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扎卡里·恩斯特(ZacharyErnst)在18岁时第一次癫痫发作,那时他正在卡拉马祖的西密歇根大学读第二学期.
当时是冬天,卡拉马祖的冬天通常都是寒冷、昏暗、浓云密布的.
当扎卡里感到突如其来的惊恐时,他和女朋友正坐在他的宿舍里.
他的心情降到了低谷,像自杀般绝望.
他开始听见清晰的音乐声,这声音不是来自别处,而是他的大脑.
吓坏了的扎卡里让女友把他带到附近的女友父母家里,女友做得有些勉强.
癫痫的整个过程让他筋疲力尽.
扎卡里以为这只是一阵恐慌来袭,所以没去管它,只是希望它不会再发生.
但它还是继续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几乎每天都会有.
癫痫发作让扎卡里筋疲力尽,他甚至提不起力气去看医生.
终于在一连串发作的间歇期间,他觉得自己有精力去找医生了.
那位医生把他送往精神病专家那里治疗,精神病专家又立刻建议他去找神经病学家.
当脑电图检查和磁共振成像检查都显示没有异常时,神经病学家开始让他服用卡马西平,这是一种抗痉挛的药物.
但癫痫还是一直发作,有时候一天发作两三次.
神经病学家继续给他加大药物的剂量,直到扎卡里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卡马西平.
"几年之后我听到了第二种意见,他们对我正在服用的药物感到惊恐,"扎卡里对我说,"他们让我住院治疗,并慢慢停了我的药.
"但是在第一次诊断和第二种意见之间的这几年,扎卡里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他的短期记忆衰退得很严重(卡马西平的副作用造成的).
他在大学学习数学专业,但是现在只能勉强记得什么时候在哪里上课.
他不得不随时都带着一份课程表.
直到癫痫发作之前,他处理高阶微积分、非欧几何和群论这些内容还一直比较容易.
但是他开始觉得数学测验变得越来越难.
奇怪的是,他的哲学成绩表现得更好,但哲学成绩靠的是论文,而不是测试,他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参考着笔记去完成,不必依赖于自己的记忆.
扎卡里说:"我所有的数学课都不及格,但是所有的哲学课都拿到了A.
"癫痫的发作一直持续着.
当它来的时候,扎卡里就无精打采,连说话和行走都非常困难.
他学着去感知癫痫即将发作的时刻.
他去校园始建的地方等待癫痫的发作,这里是卡拉马祖少数几个有老建筑的地方之一.
"难以忍受的悲伤淹没了我,以至于要是还有力气,我一定会自杀.
"他说,"它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也非常突然,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倘若这些惊厥的过程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消极情感基调,也就不奇怪扎卡里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癫痫.
它们并不那么频繁,但是每次都突如其来.
它们出现的时候,人是愉悦的,非常愉悦.
他可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症状,但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出现在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周围的世界变得清晰和生动,就好像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在平面荧幕上看东西,突然有人把这个平面荧幕拿走了,把一个三维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他注意到了一些往常不会留意的细节.
"如果我看见一棵树,那就好像是在看到树的照片之后又看到了真正的树.
"他告诉我,"你可以立即领会一棵树的全部细节,同时你可以看见一切的质地.
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时间仿佛慢下来.
他以平常的速度走过城市的街区,平常需要花几分钟现在却感觉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
"好像时间被拉长了一样.
"他说,"就像你经历的比通常的要多.
"换另一种说法,扎卡里活在一个瞬间.
"那时肯定没有别的地方存在.
"他说,"我完全聚焦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你不会去想接下来一个小时、一年会发生的事情.
""处在那样一个时刻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状态吗"我问他.
"哦,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
"他笑着说,"我通常是四处漂泊的.
"与生动而缓慢的时间相比,让扎卡里感到更加不可磨灭的是弥漫开来的坚实的感觉.
"世界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布置得恰到好处的照片或是一幅布置得恰到好处的画作,其中的对象的位置都恰到好处,这带来了一种审美.
"他回忆说,"在我的眼中,卡拉马祖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城镇,它非常灰暗,让人压抑.
这的确是我平常的想法.
"还有一种清晰明确、了然于胸的感觉.
"我觉得我直接知道了环境中的一切,完全不需要什么推理.
那是一种关于世界样子的奇异的确实感,在那种感觉里,世界就是它应该是的样子,恰如其分.
"他回忆说,"它真的需要一个解释.
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桌子、椅子、树,其他一切东西,完全就像是被有意精确布置的.
这一切让我无法不觉得这些事物背后有一种支配的力量.
"听着扎卡里的讲述,很难不让人想到神秘主义者以及他们对自己超自然体验的描述.
我对扎卡里说了这样的看法,他也同意.
从小到大一直是无神论者的他,不会把经验等同于超自然事物的存在.
"但是我似乎真的清楚神秘主义者所描述的状况.
"他说.
至于自己,他仍旧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成为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哲学系的副教授,这个专业强化了他的怀疑论.
但是他尽力指出: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观点并不能抹杀自己在癫痫的强烈震荡中所感受的"真相".
"在癫痫发作的时候,要去怀疑在世界之外还有一种支配的力量存在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说,"那是一种直接的信念,根本无法阻止我自己去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欣然同意.
这位俄罗斯小说家是最著名的罹患癫痫的文学人物之一.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癫痫发作时经常感到黑暗的恐惧("就像我失去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就像我埋葬了某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妻子安娜说),但历史学家也发现一些例证,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癫痫发作陷入无意识之前,他会谈到高飞上天的景象.
"一种在日常状态中难以想象的幸福感,未曾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与自我,与整个宇宙都处在一种完满和谐的状态中.
"他对那时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Strakhov)说道,"那感觉如此强大,如此愉悦,一个人会用十年时间,也许甚至是一生的时间去交换那仅有的几秒钟的幸福感.
"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构的人物都患有癫痫症.
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在刚出场时就有狂喜的气质:"有那样的时刻.
他的整个心灵、精神和身体似乎苏醒过来,充满了力量和光明;当他变得充满了快乐和希望时,他所有的焦虑都被一扫而光.
"梅什金甚至告诉小说里的一个反面角色罗戈任:"我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那些奇妙的话语——'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但是梅什金并不愚蠢,在反思中他意识到,这些不寻常的状况仅仅是出于他的疾病:一个更低级的,而不是更高级的存在形式.
然而,他并不能摆脱那些时刻存在的事实.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梅什金琢磨:"如果当我回忆和分析那个时刻,它似乎是一种最高度的和谐与美好——是一瞬间最深刻的感觉,充满无限的喜悦和着迷,狂热的奉献和最完满的生命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天才的小说家编造了对自己狂喜"气质"的描述吗确切地说,这就是法国神经病学家亨利·加斯托(HenriGastaut)在1977年主张过的观点.
在系统地分析了掌握的证据以后,加斯托说:"我相信他癫痫大发作时没有任何这样的狂喜气质,但是在极少的情况下,在癫痫发作之前会有轻微的意识改变,作者思维的独创性和文学的天赋引导他把这种改变描述成一种幸福的感受.
"然而,没过多久这个观点就被推翻了.
1980年,意大利神经病学家报道了一个从13岁就患上癫痫的30岁男人的故事.
他不知道要去看医生,但是他患有全身性强直阵挛,或者会癫痫大发作;医生建议他去找神经病学家.
他们对他的狂喜癫痫的说法是有启发性的:"他说他感觉到的愉悦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媲美的……所有令人不快的感觉、情绪和想法都在发作袭来时消失.
他的心智、他的整个存在都被笼罩了一层全然极乐的感觉……他坚持认为,唯一可以与这种愉悦感相提并论的是音乐带来的愉悦.
性快感也与正常时完全不同:一次,他正在做爱时癫痫突然发作,他仍然机械地进行着,人却完全沉浸在他那全然的精神享受中.
神经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
"当这个年轻人癫痫发作并声称产生了一种狂喜的感觉时,神经学家设法得到一个脑电图记录.
根据那些脑电图记录,神经学家推断,颞叶癫痫发作可以使人感到狂喜.
这就是目前的研究进展.
法比耶纳·皮卡德(FabiennePicard)是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的一名神经学专家,在她构思并创作纪录片《艺术和癫痫》(Art&Epilepsy)时,偶然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时期的作品以及作品中癫痫式的人物.
直到那时,她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夜间发作的额叶癫痫上,这种疾病正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大多都是在夜间引发人们的惊厥.
但在熟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狂喜的气质之后,她开始更多地关注一些其他患者.
"当他们真正解释自己的感觉时,简直不可思议,"皮卡德告诉我,"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很像.
"癫痫惊厥大致分为两种:全面性的和部分性的.
在全面性发作的癫痫中,电流释放会覆盖整个皮层,往往会导致意识的丧失.
狂喜癫痫发作属于第二种:部分性的或局部的,电流风暴被限制在脑的一个狭小区域,患者会时常保持清醒.
在医学文献中,对狂喜癫痫发作的详细记述是很少的.
"这些发作不是很频繁,但是我认为它们也有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人们有时会勉为其难地解释它们.
"皮卡德说,"由于情绪非常强大而且奇怪,人们可能会对谈起癫痫感到尴尬;他们也许会觉得医生以为他们疯了.
"还有,考虑到这种癫痫带来的极乐和幸福的性质,有些患者甚至可能不去看神经科医生,除非癫痫蔓延到了脑的其他部位,造成功能,甚至是意识的丧失.
当皮卡德说服她的患者说出他们的狂喜癫痫时,她发现他们的感觉可以用三种宽泛的感受类型来分类.
第一种是高度的自我觉知.
例如,一个53岁的女教师告诉皮卡德:"在癫痫发作期间,我好像非常,非常清醒,觉知更加敏锐,各种感觉和一切似乎都变得更大,完全淹没了我.
"第二种是身体舒服的感觉.
一个37岁的男人描述,那就像是"天鹅绒般柔软的感受,仿佛我躲避了一切消极的事物".
第三种是强烈的积极情绪,一个64岁的女人给了我最好的解释:"填满我的巨大喜悦高于生理上的感觉.
这是一种全然存在的感觉,一种对我自身的绝对整合,我的整个身体、我自己和生活、世界和"全体"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和谐.
"对皮卡德来说,这些描述都指向一个脑区域,就是岛叶皮层,而这正是巴德·克雷格的工作,克雷格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的一名神经解剖学家.
2002年,克雷格在《神经系统科学自然评论》(NatureReviewsNeuro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是《你感觉如何》.
接着这篇论文,2009年他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题目是《你现在感觉如何前脑岛和人类意识》.
在这两篇论文中,克雷格集合了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大量实验工作来求证自己的假设:前脑岛是人类意识的关键,甚至有可能是"有感知能力的自我"的发生地.
我们已经看到了脑岛与科塔尔综合征、人格解体、二重身效应有关,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人对身体状态的感知以及情绪的扭曲.
脑岛在大脑深处,埋在外侧沟里面,外侧沟是一道划分额叶顶叶与颞叶的裂沟.
脑岛的主要功能似乎是将有关身体内部状态的信息与外部感觉整合起来.
也有证据表明,当信号从后脑岛转移到前脑岛时,信号的处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后脑岛表征客观属性,比如身体温度,前脑岛则产生身体状态和情绪的主观感受,有好也有坏:前脑岛可能负责创造"存在"的感受.
皮卡德对克雷格的假设很有兴趣.
她的患者对他们在狂喜癫痫期间感受的解释透露出他们的各种症状可能与脑岛,特别是前脑岛的功能失调有关.
她的一个患者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这位患者,也就是那个将狂喜的状态描述成就好像是"天鹅绒般柔软的感觉"的37岁的男性患者,曾在1996年因为右颞区的一颗肿瘤进行过手术.
直到2002年他的癫痫都没有发作,之后就开始发作,但并不经常.
在密切监测他癫痫发作的情况时,神经病学家设法得到了他脑的SPECT[1]图像.
这涉及在患者癫痫发作的时候向他注射核示踪剂(这是患者提前同意的).
大约30秒内,这种示踪剂就随着更大的血流被脑区吸收,更大的血流代表了更大的脑活动.
30分钟后,患者被推上一台扫描仪,脑部扫描可以揭示出在癫痫发作期间最活跃的区域.
在这个男人的案例中,那个区域就是右侧前脑岛.
另外两个患者的情况丰富了皮卡德的理解.
一个是扎卡里·恩斯特,他为皮卡德深入地描述了狂喜癫痫.
另一个是来自瑞士罗蒙特的17岁农民,他被送到日内瓦,在癫痫发作的时候会受到密切的观察.
皮卡德要求他细致地描述自己的经历,他写了一份报告给皮卡德,在其中提到了他称之为"缺失"(absences)的东西.
随着意识的丧失,会有一些大的缺失;而在他保持觉知的时候,则会有一些小的缺失,时间似乎慢下来了:他周围的人会告诉他,他的癫痫发作只持续了一两秒,但他觉得已经沉浸其中很长很长时间了.
他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长时间.
环境中的某些令人愉悦的东西会引发他的癫痫:"一辆漂亮的车经过、图片、一种颜色、一朵花、一处风景、动物在吃草、鸟儿在欢唱、树枝在风中摇曳、一个人的微笑、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吻、一个拥抱、一个思考的人、一个希望……"皮卡德对这个少年农民的神经检查将会进一步表明前脑岛是这种神奇感受的来源.
从日内瓦到罗蒙特的火车沿着日内瓦湖北岸飞驰,直到抵达洛桑,不久之后,地貌由湖泊转为山地.
我在罗蒙特下车,见到了凯瑟琳.
给皮卡德写报告的年轻农民正是她的儿子艾伯里克.
凯瑟琳开车带我去农场见艾伯里克.
在短暂的开车过程中她告诉我,艾伯里克是六个孩子中的老三,尽管出生时他是最重的那个,但他的出生也最顺利.
艾伯里克是在水里分娩的,像她所有的孩子一样.
她给他取名为艾伯里克(凯尔特语意为"熊之王"),因为"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很强壮,很有男子汉气概".
艾伯里克曾是个简单快乐的孩子.
他热爱大自然(我发现,在他们靠近罗蒙特的那座已有300多年的农场住宅周围蕴藏着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光着脚走,与农场的奶牛为伴,三岁就爬到大人开的拖拉机上.
他也是到三岁时才开始说话,比姐妹们晚很多.
我们在艾伯里克工作的农场见到了他.
我之前构想象的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印象消失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高大魁梧的19岁男孩,因为在农场工作,衣服稍稍有点儿凌乱,他的笑温柔而又轻松.
在工作时他割破了自己的手指,手指正在流血.
但他满不在乎地上了车,我们开车回到罗蒙特谈他的癫痫,他讲法语,他妈妈翻译.
他第一次癫痫发作是在15岁的时候.
发作前一周,艾伯里克的一次经历正好隐隐呼应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他和他的教父在一处海拔1500米的山区农场,他的教父在使用木工机器时切掉了三根手指.
他让艾伯里克留在农场照顾奶牛,那些奶牛在生产第一胎小牛前特别需要照顾,然后他开车去了医院.
艾伯里克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你不该让他走.
"当凯瑟琳了到农场,她发现艾伯里克正在哭泣,并且受了惊吓.
他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既因为事故,也因为他让他的教父独自驱车离开.
"一个星期后,癫痫开始发作.
"凯瑟琳告诉我.
癫痫也发生那间山上小木屋里.
当时艾伯里克与他的父亲在一起.
他们已经打扫完奶牛畜栏,坐在壁炉边,突然艾伯里克感到嘴里有种奇怪而陌生的味道.
随后,他失去了知觉,开始抽搐,他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况了.
这是他第一次大的意识缺失.
他的父母搞不清楚怎么了,就把他带回到他们的农舍.
在家里,凯瑟琳发现艾伯里克仍旧是迷迷糊糊的.
在她给他洗热水澡时,他说自己对木屋里有热水感到很奇怪(他们在山上不得不煮水).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
"凯瑟琳回忆道.
那个晚上他爸爸就睡在他旁边.
凯瑟琳说:"我们想,他和原来再也不同了……在他身上,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艾伯里克的癫痫大发作一直持续着,主要是在夜间,在早晨会看到发作留下的明显迹象,比如极度疲劳,甚至是被咬过的舌头.
但是他也开始出现程度较轻的癫痫,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觉知.
他发现这些是全然不同的体验.
诱发的因素通常是某种让人愉快的东西,比如在收获的季节看到拖拉机,(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并不奇怪).
自然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有时,在癫痫发作前他会觉得好像奶牛在跟他说话.
癫痫发作本身也很愉悦.
"有一次他告诉我,癫痫发作就像是一种毒品.
"凯瑟琳说,"没有发作的时候,他等待着,以为它会来.
他或许认为,自己没了癫痫就活不下去.
"不幸的是,艾伯里克继续遭受着更危险的意识缺失.
当他在农场当学徒的时候就遭遇过一次意识缺失.
他早上四点起床,走到他老板的家里——只穿着内衣.
老板问:"你来这儿干什么"艾伯里克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老板看到谷仓里有光,于是走过去,发现艾伯里克赤脚爬到联合收割机上.
钥匙就在收割机里.
这一切艾伯里克都不记得.
大约17岁时,他到皮卡德这里求医.
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在右颞极上有一个良性肿瘤.
当我2013年3月去日内瓦见皮卡德时,她向我展示了监测艾伯里克某次癫痫发作的房间.
一名技术人员坐在一个有监视器的房间里,监视器显示出四个房间中每个患者的脑电信号.
每个监视器的屏幕都充满了一排排弯弯曲曲的线条——每条曲线都是一个来自脑电电极的信号.
它们看起来像是地震仪的追踪图.
只有训练有素的神经病学家或技术人员可以由此识别出癫痫的迹象.
例如,部分性发作的癫痫会在一个电极或一簇临近电极处产生峰值.
每块屏幕上,镶嵌在那些电位波形之间的是来自摄像头的反馈,摄像头对准患者,患者躺在床上,头戴一个记录脑电图的帽子.
艾伯里克在其中一个房间,那时他刚经历过一场80秒的癫痫发作.
脑电图显示,癫痫发作从右前颞区开始.
在癫痫发作时,艾伯里克被注射了一剂核示踪剂.
随后的SPECT成像显示,癫痫发作涉及右脑岛血流量(或活动)增加,这里离肿瘤很近.
神经外科医生动手术切除了艾伯里克的肿瘤.
在进行外科手术之前,艾伯里克必须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在脑手术后会有患抑郁症的危险.
抑郁症的可能性并没有让艾伯里克慌张,艾伯里克告诉医生:"没问题.
不好的话,大不了就是个死!
"换句话说,如果事情变坏,总还有选择开枪自尽.
他当然是在开玩笑.
"他们被吓到了.
"凯瑟琳回忆说.
但她知道儿子的意思,并解释说,他是在开玩笑.
"我笑了.
农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一头牛状况不好,他们就开枪杀死它.
在农场,这样说很正常.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时候,就是这样看待生命的.
"手术后,艾伯里克的情况暂时得到改善,但更严重的癫痫发作再次来袭,尤其是在晚上.
当他在农场工作时,癫痫发作会有潜在危险,尤其是有人来,而他正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上工作的时候.
对于他的情况,家里人一点儿都没有惊慌失措.
他们正在想办法用狗来提醒艾伯里克癫痫即将发作.
他可能会进行另一次手术.
无论结果如何,"癫痫都将伴随着他的生活.
"凯瑟琳说,"我们将永远是他的父母.
会始终陪伴着他,这是天经地义的.
"令人遗憾的是,他很钟爱的狂喜癫痫在手术之后不再出现了.
即便如此,在艾伯里克同意接受研究的短暂时间里,皮卡德有关脑岛在狂喜癫痫中发挥作用的直觉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佐证.
艾伯里克的描述证实了扎卡里·恩斯特的描述.
狂喜癫痫的发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觉知和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皮卡德把这些写进了关于艾伯里克案例的报告里:"他感觉对于自己周围正在发生的情境和谈话有了一种加深的意识,一种突然的清晰性.
好像他清楚地理解了一切,尤其是如果他碰巧在与几个人进行讨论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同时把握住了每一件事.
突然间,事情似乎自明了,几乎可以预见(然而并没有知道未来的感受).
"此外,这样的神秘体验有这样一些特征:时间会变慢;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高度觉知;一种确定感,即所有被觉察到的事物都是它们应该的样子.
我在日内瓦见到了皮卡德的另一个患者,她是一位41岁的西班牙建筑师,在谈到狂喜癫痫的时候,她也谈到了这些:"你所感觉到的就是能量和你所有的感觉.
你把周围的一切都领会了,你获得了一种融合,你忘记了你自己.
"皮卡德承认这些描述看起来自相矛盾:癫痫发作使人处在极端的自我意识中,同时却又混淆了一个人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自我与整个宇宙都处在一种完满的和谐中",是一种拥有了一切的感觉.
我们在2013年3月谈话时,皮卡德说她无法摆脱这样一种直觉:脑岛参与了这些异乎寻常的体验.
"我越来越相信有什么东西影响了脑岛.
"她说,"但是我并不能给患者什么证据.
"她唯一的证据是核成像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精确到可以定位癫痫涉及的脑区.
癫痫是一种动态的、快速发展的神经过程,示踪剂要用30秒的时间来"固定"在大脑里,这个时间迟延足以造成一个模糊的图像.
这就好像你尝试拍摄一辆快速移动的汽车,但是你相机的快门速度太慢.
皮卡德想要的并不是模模糊糊的东西.
就在我和她交谈的第二天,她得到了一个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消息.
我在她办公室的时候,她收到了法布里斯·巴托洛梅(FabriceBartolomei)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是法国马赛delaTimone医院的神经病学家.
巴托洛梅的手术团队已经把电极深植入一名罹患狂喜癫痫的年轻女子脑内.
他给皮卡德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研究了这名患者……对前脑岛的刺激引起了一种愉悦感.
"皮卡德回复道:"我太高兴了!
"狂喜癫痫和巴德·克雷格假说(脑岛作为有感知能力之自我的所在)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强.
"我不相信脑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克雷格在2009年10月于瑞典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当勒内·笛卡儿在300多年前来到瑞典,教导说人类知道他们存在是因为他们思考……他就把我们的脑遗漏在形而上学空间中的某个地方,但是脑确实属于我们的身体,因为那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我们是生物有机体,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脑被设计来照料的东西.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脑通过维持动态平衡来打理身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脑都要保持身体生理机能处于最佳状态.
正是对参与动态平衡的一个神经通路(这个通路与体温调节有关)的仔细研究让克雷格将注意力放在了前脑岛上.
在瑞典的这次演讲中,克雷格提到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当自己还是个研究生时就受到困扰的悖论.
他在那时阅读的神经科学教科书讨论了疼痛和体温是如何被表征在体感皮层的,体感皮层是脑负责处理触觉的地方.
正如我们在第3章看到的,体感皮层是怀尔德·彭菲尔德在20世纪中期绘制的,彭菲尔德还揭示了皮层区与身体各部位触觉之间的关系:刺激一个特定部位的体感皮层会导致测试主体产生一种身体某一特定部位被触摸的感觉.
但是体感皮层并不针对疼痛和温度.
"体感皮层的刺激几乎不会导致疼痛和对温度的感觉,而且体感皮层的损伤也几乎不会影响到对疼痛和温度的感知.
"克雷格在演讲中说道,"我不理解课本为什么会包含这样一种矛盾.
当然,我照本宣科地通过了所有考试.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脑中,哪里是处理疼痛和温度的区域作为一名神经解剖学家,克雷格苦苦寻觅问题的答案.
以下是一些线索.
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世界各地的科学博物馆中一件基本的展品就是热烤架(thermalgrill,1896年由一位瑞典医生发现).
烤架,顾名思义,就一组冷热交替的金属棒.
但无论是冷还是热,都没有超过足以造成疼痛的冷和热的阈限.
然而,当你把手放在这个烤架上时,可能会体验到灼烧的疼痛.
"热烤架揭示了神经系统组织方式的基本特征:在热烤架的例子中,疼痛感与温度感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
"克雷格写道.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格和他的同事用PET研究当人们因为热烤架错觉而经历灼烧疼痛时的脑状态.
此外,他们还研究了这些被试分别触碰热烤架冷热部分时的状况,结果这并没有导致疼痛.
他们的发现富有启发性:疼痛体验与前扣带皮层的活动相关,而中部到前部之间的脑岛一直处于被激活状态(无论这热刺激是否造成疼痛).
在他接下来也用到PET的那些研究中,克雷格表明,后脑岛负责客观地表征温度,但是前脑岛的活动并不与客观温度有关,而是与对客观温度的主观感知有关.
这是一个有趣又关键的差异.
比如说你喝了一杯冷水.
从克雷格实验结果的角度来看,后脑岛表征了水的真实温度,但是根据在热天还是冷天喝的这杯水,你对于这杯水的主观感受将会不同——很可能是从非常愉悦的感受到令人讨厌的感受.
这种主观感受就是前脑岛所表征的东西.
克雷格有关热烤架错觉的工作表明,当单纯的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变成灼热的疼痛时(身体必须要对其做出反应),前脑岛和前扣带皮层就都被激活了.
这些研究让克雷格认为,感受并不只是对身体状态的一种知觉,它也包括去做某些与这种状态有关的事情.
正如克雷格所说:"前扣带皮层的激活与动机相关,脑岛的激活与感觉相关,两者共同构成了情绪.
"情绪驱动动态平衡,即如果在寒冷的天气里,就会感到难受,难受会驱使生物体转而寻找温暖.
因此,对于疼痛和温度的研究引导克雷格关注脑岛,并让他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这一深部脑区对自我觉知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这项研究正在表明,从愤怒到欲望、从饥饿到口渴的整个感受系都激活了前脑岛和前扣带皮层.
克雷格让自己和他人的工作触及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假设.
他主张,前脑岛是负责我们感受的脑区,是对我们身体生理状态的主观觉知的神经基质.
它涉及整合外部感受、内部感受,以及那些表征身体行为动机的状态.
"这似乎为情感觉知提供了解剖学基础.
"克雷格认为,前脑岛为"物质自我"或者作为对象的自我提供了基础,创造了即时的"作为感受(有感知能力的)实体的物质自我"的心智图像.
既然大部分物质自我基于一个恒常的身体(至少在短的时间尺度上),它可能就是"固定心智自我的持续存在感的来源".
正如克雷格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和我说到的,"在这一刻显现的那个当前的自我是基于前脑岛产生的.
"正是这些研究让皮卡德提出假设:前脑岛可能是狂喜癫痫的核心.
这种癫痫在发作的时候会强化物质自我,也就是在此时此地被经验到的自我吗当法布里斯·巴托洛梅给皮卡德发邮件说,他们通过直接刺激一名患者的前脑岛,诱发了与狂喜癫痫有关的感受时,支持皮卡德想法的最有力的证据就出现了.
法布里斯·巴托洛梅的患者是一位23岁的女士.
她第一次来找巴托洛梅看病时,是和自己的男友一起来的,她的男友莫名其妙地很怀疑巴托洛梅.
"问诊过程很紧张.
"巴托洛梅在我们的电话沟通中告诉我.
不过,他还是检查了那位女士的情况.
她从15岁就开始了癫痫,因此不再去上学.
她不易相处,有攻击性和反社会倾向.
在问诊过程中,她总是对抗且情绪化;在她的坚持下,男友总是让着她,但他的消极对此并没有起到什么帮助.
尽管如此,她的病症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在癫痫发作让她陷入无意识之前,她总会有片刻的狂喜,很像梅什金公爵的情况.
"考虑到患者的情绪并不太好,她的癫痫在发作时引起了一种漂浮感,还伴随着剧烈的颤抖,这还是让我有点儿惊诧.
"巴托洛梅说.
患者报告称,在癫痫发作初期的狂喜状态中她感到快乐.
"在癫痫开始期间患者的感觉和患者通常的行为之间有一种对比.
"这位年轻女士之所以来找巴托洛梅看病,是因为她的癫痫产生了耐药性,而且脑电图也无法清楚地定位癫痫开始的地方.
巴托洛梅决定在患者的脑中深度插入电极,以记录发作期间的脑活动并追踪发生癫痫的组织,然后可以进行手术切除.
巴托洛梅的测量结果表明,发作首先开始于颞叶,但是不到一秒钟就蔓延到前脑岛——结论支持了皮卡德的观点,正是这个区域引起了癫痫发作时的极乐感.
当巴托洛梅一个接一个地用同样的电极刺激患者脑部的特定区域时,患者在开始的时候变得有攻击性——她对这个实验过程很不满.
巴托洛梅承认,这个过程可能让患者很难捱.
这样一种状况让下面这一系列事件更加醒目.
第一次的八个电极中,只有刺激杏仁核的那个电极引起了反应——这次是一种不高兴的感觉(除了患者对这一过程的厌恶之外).
但是当前脑岛中的电极被激活后,变化出现了.
"我首先看到的是面部表情的变化.
她看起来更加快乐,不再那么紧张.
"巴托洛梅告诉我.
患者报告的感觉类似于她在癫痫的狂喜状态中感受到的东西.
"我感觉真的很好,那是一种非常愉快而有趣的漂浮感,双臂还有愉悦的颤抖.
"她告诉医生.
而且刺激的强度越大,"有趣的感觉"也会越强.
巴托洛梅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个案,然而这些证据的确强烈地提示脑岛参与了狂喜癫痫.
"我们得到这种快感的唯一地点就是脑岛.
"他告诉我,"刺激颞极、杏仁核或海马体并没有让我们获得这种快感.
"在探索性的刺激过后,巴托洛梅曾建议他的患者切除引发癫痫的组织,但是那个时候患者已经决定不切除.
然而对皮卡德来说,这名患者的体验给了她非常需要的"证据"以证明前脑岛在狂喜癫痫中的作用.
皮卡德越来越相信,前脑岛的极度活跃引起了极乐和幸福感,以及增强的自我觉知.
这项工作给神经科学家阿尼尔·赛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赛斯是苏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他提出的有关脑预测机制的假设认为这一机制不仅参与了对外部刺激的感知,也参与了对内部身体状态的感知.
他说:"对脑岛的直接电刺激会引起这种感受,这个事实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这一证据与那些表明人格解体患者的脑岛不活跃的发现是一致的.
人格解体的患者"描述的世界就像是感知枯竭了",赛斯说.
在狂喜癫痫中脑岛极度活跃,这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5月里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喝了半杯水,水里溶解了0.
4克的麦司卡林(mescalin,一种致幻剂),之后就坐下来等待结果.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由此开始了1953年春天的奇异冒险,这些都记录在他的书《知觉之窗》(TheDoorsofPerception)里面.
赫胥黎是在精神病学家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yOsmond,据报道汉弗莱·奥斯蒙德并不想要"把阿道斯·赫胥黎搞疯而在文学史上留下臭名,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的监督下服用的麦司卡林.
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疯.
在服药之前的几个小时,花瓶中色彩明艳的插花在赫胥黎的眼中还了无生趣,但在服药以后,它们在赫胥黎的知觉中已经变了样子.
"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被这插花斑驳的色彩完全吸引了.
但关键并不在于此.
我当时看到的并不是与众不同的插花.
我当时看到的是亚当被创造的那天他所看见的景象——那是一个奇迹,在每一刻,存在都毫无遮蔽,完全透明.
"当被问到那花束是怡人还是令人厌恶,赫胥黎回答说都不是.
"它只是存在.
"他说.
他发现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变了.
"空间仍旧在那里,但已经不再有主导的地位.
我的心首要关心的并不是测量与定位,而是存在与意义.
随着空间不再重要,我对时间也有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漠视.
当研究人员让我说出对时间的感受时,我只想说,'时间绰绰有余.
'时间很多,但到底有多少完全无关紧要……我的实际经验是,而且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期间或者一个永恒的存在.
"针对诸如麦司卡林、裸盖菇素(psilocybin)、LSD[英文lysergicaciddiethylamide(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首字母缩写,一种迷幻药]之类的毒品对精神所造成影响,奥斯蒙德进一步创造了"迷幻剂"(psychedelic)这个词语("要领会地狱和翱翔的天使,只需要一点儿迷幻剂.
"他在写信给赫胥黎,回应赫胥黎创作的一个韵文时这样写道.
他和赫胥黎尝试着去描述这些毒品令人费解的本质).
赫胥黎的叙述与其他狂喜癫痫患者的描述看起来出奇的相似,这并不奇怪.
对服用了迷幻剂,比如裸盖菇素的人所做的神经影像研究已经显示,他们的岛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高度活跃.
在一项针对15名男性被试的双盲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服用死藤水(ayahuasca,一种在亚马孙河流域,用于萨满仪式的影响心理状态的茶)会导致流向前脑岛和各个脑区之间的血液增加.
不论是狂喜癫痫还是服用致幻药,最有趣的效果之一就是对时间感知的变化.
回想一下在小说《白痴》(TheIdiot)中梅什金公爵的话:"我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那些奇妙的话语——'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或是扎卡里·恩斯特和艾伯里克在癫痫发作时认为时间变慢的感觉.
巴德·克雷格的模型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
在克雷格的模型中,前脑岛整合内感知、外感知,以及活动的身体状态,由此每125毫秒创造一个"整体情绪时刻".
克雷格认为,正是这些被串联在一起的整体情绪化时刻让我们有了一种连续的自我感,即使这些时刻本身是分离的.
这就像是看一场电影,即使电影屏幕每秒显示24个离散的帧,我们感知到的仍是一种无缝的连续.
高度活跃的前脑岛能够潜在地越来越快地产生这些整体情绪时刻,导致一种时间扩张的主观感觉.
这就像是一个高速摄像机每秒拍摄成百上千帧——当它以正常速度回放时,我们看到一切都处在缓慢的运动中,就好像时间慢下来了.
克雷格也假设,前脑岛可能会有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能够同时容纳几个整体情绪化时刻:一些是刚刚过去的,一些是当下的,还有一些是预测将要发生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系列跨越了几十年的情绪时刻的总体,那么缓冲区就像是一个几秒宽幅的小窗.
这当然完全是未经证实的,但是对哲学家关于有无自我的争论,这个观点就触及到了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
例如,哲学家丹·扎哈维关于极小自我的概念就必须要求有一个心智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固定主观经验的一些时刻(过去、现在和将来)从而构建经验的主体.
前脑岛能够提供这种心理结构吗在这一点上,还是一个有趣的猜测.
如果前脑岛能够预测未来状态,那么它就有助于解释另一个狂喜状态和迷幻体验之间的共性,那是一种确定的感受,仿佛一切都以它应该的方式存在.
这与在有关自闭症和人格解体障碍的章节所提到的预测脑或贝叶斯脑的假说非常契合.
这一假说认为,我们的知觉也许是脑对于感觉原因的最佳猜测,脑需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减少意外并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
而眼下,我们的假说则是,在参与预测脑整合的各种外部和内部感觉信号的最可能原因的脑区中,脑岛是一个关键的区域.
如果预测误差小,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如果误差很大,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焦虑是脑让身体做出回应的方式:有些事情不对劲,必须要行动起来.
但是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即使这个预测错误信号发生器本身也可能会出错.
它可以导致慢性焦虑或神经过敏症.
2006年,马丁·保罗斯(MartinPaulus)和默里·斯坦(MurrayStein)提出慢性焦虑是前脑岛功能紊乱的结果,因为它的预测误差总是高于正常值.
皮卡德假设在狂喜癫痫中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前脑岛的电风暴可能会破坏正常机制,导致很少或是没有预测误差.
结果,人就会感觉好像一切都没有出错,一切都有意义,从而产生了一种绝对的确定感.
阿尼尔·赛斯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假设.
"在某些方面,狂喜癫痫的现象是病理性焦虑的对立面.
"他说,"(在狂喜癫痫中)你会有一种全然的、平静的确定感,然而焦虑是一种病态的、发自内心的对一切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通过身体状态反映出来.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平静的确定感、增强的觉知、放缓的时间也为神秘体验的解释提供了支持.
皮卡德的患者确实为他们的癫痫赋予了宗教意味.
"我的一些患者告诉我,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他们能够理解,在经历过这样一种癫痫后,人们可能会有信仰、有信念,因为这其中有某些精神性的东西.
"她说,"也许某些有神秘体验的人确实经历过狂喜癫痫.
"这带给我们关于这种体验的奇妙悖论:主体有一种对自身及其所在环境的增强的自我觉知,但同时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界限仿佛消融了,出现了一种合一的感觉.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当下的幸福:我们并非不快乐》(Flow:ThePsychologyofOptimalExperience)一书中,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Csikszentmihalyi)给出了一些线索.
契克森米哈赖将心流定义为"愉悦、创造力、全心投入生活的过程".
心流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悖论:自我觉知的丧失.
正如契克森米哈赖所说,"有一种从觉知中消失的东西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考虑它:这就是我们的自我.
下面是一个登山者所描述的这方面的体验:'那是一种禅的感觉,像是冥想或专注.
你追寻的就是心一境性.
你可以让你的自我以各种方式与登山相结合,它不必一定要有启发性.
但是当事情变得不假思索时,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失去了自我.
'"尽管存在着自我意识的丧失,但契克森米哈赖补充道:"最佳体验包含着对自我的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悖论所在.
例如,一个登山者,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山形的每一个方面,但他声称他的自我的某些方面终止了.
在契克森米哈赖看来,"失去自我意识并不会意味着失去自我,当然也不是失去意识,而只是失去了对自我的意识.
滑倒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是自我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用来向自己表明我们是谁的那些信息.
"所以,正是自我在认知并困扰于它自身,也就是那个反思的、叙事的、自传的自我,而当极小的、具身的自我充分呈现并活动的时候,这个反思的、叙事的、自传的自我就会逐渐隐退.
"从现象学上来说,有趣的是,你可以共存地体验到高度的自我觉知,以及与这个世界高度的联系.
"赛斯告诉我,"对我来说,那多少意味着身体和世界之间分隔的体验,也许比我们经常假设的更普遍地具有不稳定性和灵活性.
"几千年前,一个和尚提出,不仅自我和他物之间的分隔是灵活而不稳定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自我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为我们的"I""me"和"mine"这些经验提供支撑的自我,将一无所获,而且正是我们对持久的自我这样一个错误观念的执着造成了我们的苦.
这把我们带回了本书旅程开始的地方——印度鹿野苑,据传这里是释迦牟尼在洞悉了自我的本性以后初转法轮的地方.
我们将在我们开始的地方结束,这时候让我们坦率地自问:"我是谁"[1]Single-photonemissioncomputedtomography,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
——译者注尾声瓦拉纳西市得名于瓦拉纳河和阿西河这两条河流.
这两条河都注入了印度最长也是最神圣的河流——恒河.
瓦拉纳西市有一条著名的山脉,沿着一片新月地带伸展,一直下降到河岸边.
就在这个新月地带,瓦拉纳河在它的最北端汇入了恒河,阿西河则要再往南一些才流入恒河.
瓦拉纳西市坐落在恒河边上,朝圣者和普通的民众顺着山路的石阶就来到了这条圣河的边上.
在瓦拉纳河与恒河的交汇处是一个叫拉吉卡德的地方.
过去几十年,印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让拉吉卡德这个地方的古代城市重见天日,其中有些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
据传说大约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僧侣,他出家以前是一个王子.
他穿过恒河,来到拉吉卡德,接着又走了大约9.
5千米,到了鹿野苑,在这里他第一次传法.
在他30多岁的时候,人们开始称他为佛陀.
在佛陀的时代,从拉吉卡德到鹿野苑的道路一定是一派田园景象.
我在雨季的时候前去探访.
当地的村民建议我不要走泥泞的小路.
印度专门规划了从拉吉卡德到鹿野苑的道路.
我坐了一辆自动黄包车,沿途是各种商店,卖手编柳条筐的,卖赤褐色的坛坛罐罐的,卖瓷砖的,还有政府特许经营的酒铺.
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正在学着放风筝,但是风筝的线太短,飞不上天.
在过了一座老桥,走到路程大约一半的地方,路面就从柏油变成了石子,石子铺得不太密,自动黄包车每走一步都会陷入石子间的缝隙里,整个车子颠簸得人骨头都要散架了.
沿路都是积雨形成的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汽车和公交车从这些小水坑上通过,到处都是稀泥.
我不禁觉得走路或许还要好一些.
到了鹿野苑,喧嚷沉寂了下来.
道路又重回到更平坦的柏油路面,路边是老树,记录着鹿野苑的历史.
我觉得自己正在通往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目光所及并非如此:俗丽的寺庙,装饰着鲜艳的旗子,比真身还大的佛陀和他的众弟子相对而坐的塑像.
黑色花岗岩的匾额围着这些塑像,匾额上凿刻着用各个佛教国家的语言写下的佛陀开示的话语.
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我前往鹿野苑附近安静的郊区,坐在达麦克塔(DhamekhStupa)旁边.
这是一座令人惊叹的佛教圣迹,它的地基将近30米宽,塔身45米高,底座包裹着刻有碑文的石头.
佛塔的上半部分是层状的砖块.
词语"达麦克"来自巴利语,是佛陀时代的语言,意味着"对法的领悟",其本质就是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开示的东西.
佛塔为我遮挡了午后的阳光,它的阴影仿佛使心安静下来.
我让自己去想象2500年前,那时一个35岁的僧人传布着他的激进的讯息:无我.
回想一下序言寓言故事里的那个人——他身体的各部分被一具尸体的各部分所取代.
当这个人问一群僧侣他是否还存在时,他们反问他:你是谁男子回答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
僧侣们向他指出,他开始意识到了"我"(他的自我)并不是实在的.
诚然,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存在与否了,但是真相是他向来缺乏一个自我.
他们告诉他,新旧身体并无不同.
"这是我的身体"的感受是由构成身体的要素聚合所造成的.
男子看到了自我的真相,获得了解脱,就佛教来说,就是他从对虚幻事物的一切执着中摆脱了出来.
我必须承认,在2011年探访鹿野苑时,对佛教无我观念的思索让我的思想如坠云雾.
那时我对"自我"这个词语的大部分看法仍停留在一种直觉上,即那种我们都有的关于自我的直觉.
当面对一个人在自我上的牢固直觉时,"无我"是什么意思呢当谈到自我的各种理论时,探寻的目标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它被感知为一个统一体.
一切都被统一起来,一个人就是这种统一性,他也随时都能够感知到这种统一性.
感觉在一具身体中,感觉拥有这具身体,感觉好像我就是自己行动的施行者,感觉我感知的一切都被我感知着——所有这些都有一种连贯性的感受.
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实体,它是经验的主体,所有经验都是我的经验.
这就是哲学家们所谓的共时性统一(synchronicunity).
还有另外一种感受:这个实体在时间中延续.
当你回想儿时的记忆,它们就好像是你的记忆,它们所引起的情绪和感知好像是属于你的.
如果你想象未来的自己,同样如此.
虽说我们长大了,知道我们在时间中变化着,但我们仍会感觉到:所有这一切之下是相同的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它也许在变化着、演进着.
哲学家们称之为历时性统一(diachronicunity).
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都被印度正理派(Nyaya)哲学家们非常有效地运用在了论证自我的存在上(nyaya的意思是"逻辑"),正理派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200年.
提到共时性统一,他们认为必须存在一个自我,它能够整合各种感觉(例如触觉、视觉和听觉)并创造出统一的知觉.
他们在历时性统一上的立场更具说服力.
他们认为,记忆要是连贯的,也就是说,当我在任何时候回忆,所回忆的都像是我的记忆,就必定存在着一个自我.
这一主张依赖的是这样一个论证:我无法回忆你的记忆,而你也不能回忆我的.
所以,如果没有自我,那么就不可能对过去事件进行回忆,好像它们属于任何在进行着回忆的人或事物.
按照他们的论证,记忆要想向它实际上那样运转,就必须存在一个自我.
"我并不坚信自我,但是我认为以上说法是针对自我所能做出的最牢靠的论证,"乔治·德雷弗斯(GeorgesDreyfus)告诉我,他是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市威廉姆斯学院的哲学家和藏传佛教学者.
因此,宽泛地说,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们分为两大阵营:一派声称自我是实存的,另一派则反对这种说法.
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大问题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作自我的实体,它产生了这种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一种思考自我的顽固方法就是探寻自我是否能够独立于其他一切而存在,也就是作为实在的一个基础部分,在构成实在事物的基础分类或本体论中占据独特的位置;自我不能通过"作为构成更为基本的本位论地位的事物"这种解释消除.
通常情况下,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特自我就是被无我阵营的人否定的东西,而且否定起来一点儿都不难.
难怪支持自我的阵营认为无我阵营只是在进行一个稻草人论证[1].
本书中人物(他们所罹患的可以被称为自我的疾病)的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做出解释的神经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那些看起来给予我们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的自由有诸多方面:我们的叙述;我们是自己行动的施行者和自己思想的发起者的感受;对身体各部分的拥有感;我们就是我们的情绪的感受;在空间中的位置感,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身体;以及拥有一个几何学的视角来观察的感受.
自我所有的这些方面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这些特征可以被看作是由建构而获得的.
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构建者,或者有的仅仅是一个建构者现象.
很明显,即使当这些方面都开始分崩离析,也仍然存在着一个被有意识经验到的、作为主体的自我,哲学家们会称其为现象主体.
仍然有一个"我",是它患有精神分裂症、人格解体、自闭症、狂喜癫痫、否认拥有身体部分、经历离体体验、丧失它的叙述,甚至否认它自身的存在.
那么,那个"我"究竟是谁它是什么呢8世纪的印度哲学家,主张不二论(Advaita)的神学家商羯罗(Shankara)诗意地展示了一种理解自我本质的类似途径.
他的诗名叫《自我之歌》(NirvanaShaktam,是一首六节的解脱之歌),是这样开始的:我不是心,不是智,不是任何将自我等同于耳、舌、鼻或眼的实体;我甚至不能被空间、地球、光或风感知.
每节诗都是以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束的.
这个答案变成了叠句,层层递进,推向强有力的最后一节诗.
不二论的答案先放下不谈,这首诗的力量来自它对我不是什么的主张——我不是我的心、我的智、我的身体、我的感觉、我的情绪,我既不是美德也不是仇恨,我不是我的财富,也不是我的关系,我甚至还未出生.
我是谁坐落于有关自我与无我争论核心位置的正是这个"我".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个作为认知者的自我,如何理解我们对主体性的体验呢这种体验来自哪里呢自我是否存在无论你向佛教众多传统中的哪一个提出这个问题,回答都是否定的,并不存在像自我这样的东西.
在佛教看来,如果你要去寻找自我(通过内省与冥想),你得到的将是这样一个洞见:自我是暂时的、起伏的,那个被感知到的统一只是一个现象.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的一段话常被引用:"当我最亲密地进入我自己时,我发现的总是各种各样的知觉,热或冷、明或暗、爱或恨、痛苦或喜悦.
我从来没有抓住没有知觉的我自己,除了知觉也从未观察到任何东西.
"人们普遍认为,休谟属于无我阵营[尽管哲学家盖伦·史卓森(GalenStrawson)不赞同,就像他在《明显的联结:休谟论人格同一性》(TheEvidentConnexion:HumeonPersonalIdentity)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也属于无我阵营:"我们这个物种中的每个正常个体都会制造一个自我.
凭借它的大脑,结出一张词语和行为的网,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它并不一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它需要的只是去做……我们的故事被编织出来,但就绝大部分而言并不是我们在编织它们,而是它们在编织我们.
"丹尼特说自我"与(物理学上的)重心是同一种事物,重心尽管是一个抽象,但这个抽象与物理世界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任何物理系统都有一个重心,但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系统的一种属性.
并没有任何一个用于构成重心的原子或分子,但是这种数学的抽象具有实际的结果.
丹尼特说,自我是叙事的中心:是一个"虚构,它的存在是为了整合并理解行动、话语、烦躁、抱怨、承诺等形成的一个复杂的聚集,这个聚集构成了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虚构,这个复杂的聚集就令人困惑".
从一种意义上讲,佛教徒、休谟、丹尼特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可以被归为束理论家(bundletheorist):那个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感知为一个统一体的自我是"完全由一束束离散的精神现象编织而成的.
"托马斯·梅青格尔也是一个无我理论家.
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观点.
他假定,一个深植于体内的持续的生物过程会在脑中产生对生物体的表征,即一个自我模型.
这个动态自我模型的内容囊括了从身体及其情绪状态到感觉和思想的一切东西.
你的自我模型的内容构成了你能够有意识经验到的关于你自己的一切.
关键在于,有意识的自我模型是透明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将自我经验为一个表征,即使在智识(intellectual)上我们相信(或许有一天有人能够证明)是如此这般的.
"它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呈现实在的机制.
"梅青格尔告诉我.
对他而言,是一个现象自我的这个经验,也就是主观上经验到一个自我,来自意识到了自我模型与世界模型之间的互动.
梅青格尔的观点取消了这样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作为一个实体或事物在活着的脑之外持存.
但究竟是怎样的神经过程产生了符合梅青格尔模型的主观性,这一点尚不清楚.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回想一下他的原型自我、核心自我和自传式自我这个框架:这些成分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此外,他又增加了一个作为认知者(knower)的自我,或者说作为主体的自我.
在脑中有一些神经过程,它们让我们将自我经验为某种认知它自己的东西,它们赋予心智以主观性:"当脑设法在心智中引入一个认知者,主观性便如影随形地出现了.
"简单地说,作为认知者的自我让我们有意识.
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Searle)在对达马西奥的《自我到心智》的批判中认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引入自我来解释意识,但如果它要解释意识,我们就不能够假定自我已经有了意识.
"这一批判凸显了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解释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上所遇到的挑战.
这也就难怪一些哲学家只是简单地把主观性归属于意识本身(而至今也不去触及这个难问题).
他们认为,有意识的状态奠定了我们全部经验的基础,而有意识的状态具有自我觉知的属性.
请注意,他们不是在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正在经验着的主体或某个人.
他们说的是意识具有主观性的特性.
用哲学行话来说,意识是反身性的(reflexive).
"反身性是某种自动的、普遍的、被动的东西,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是意识的特征.
"哥本哈根大学的哲学家丹·扎哈维告诉我.
因此,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脑必定以某种方式呈现出自我觉知或者反身性意识,并构建了一个看似单一而坚实的自我.
但神经科学还远远不能解释意识的反身性是如何出现的.
然而,如果你把意识的这种特征当成是既定的,有些无我理论家就会说并不存在自我,有的只是各个时刻的反身性意识.
纽约大学的心智哲学家约纳顿·加纳利(JonardonGaneri)认为,如果你接受意识内在的就是反身性的,这就无异于说存在一个自我.
"你会好奇为什么要去否定这样一个自我.
"他告诉我,"为什么不说意识的反身性构成了自我.
对我来说,这似乎像是一个对自我的很不错的解释.
"但加纳利也承认,即使意识是反身性的,它也并没有反驳或否定这样一种自我,它自成一体,与反身意识并存.
扎哈维支持这样一种自我:极小自我.
在他看来,这种极小自我提供了心智结构,使得一种经验仿佛是我的,并且赋予经验以第一人称视角.
这样的一种极小自我必须超越任何给定的主观性时刻,或者说比它们持续更久,如此一来,许多这样的时刻才能够被经验为属于同一个主体.
就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例.
他们有时不会感到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即使在疾病的状态中,那个最小的东西也势必会保存下来.
"扎哈维说.
我们遇到的所有那些经历过自我的扰乱的人都感到有一个最小的东西始终存在着,对此是很难置若罔闻的.
无论是什么经验,是人格分裂的经验也好,离体经验也好,与这些经验相联系的属我感始终存在.
"真的很难设想这样一种情形,这种情况会潜在地让我们的经验完全没有任何一种最小属我性.
"扎哈维对我说,"这样的经验甚至要如何以第一人称来报道呢"为了回答后面这个问题,扎哈维设置了一个最小自我.
但这随后就会带来其他问题.
解释最小自我的主观特征并不比解释意识如何出现来得容易.
(事实上,扎哈维反对"自我是与意识分离并独立于意识的东西"这种想法.
他对我说:"没有最小自我概念的参与,我们无法理解意识,并对它做出恰当的处理".
)因此,这个保证了共时统一性的最小自我如何扩展形成了一个人具有历时统一性的完整的自我呢扎哈维认为,在最小自我与充分扩展的叙述自我这两个极端之间需要一些东西:一种形式的人际自我(interpersonalself),它是在幼年时期从最小自我中生成出来的,在这个时期,婴儿与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人互动,他还没有充分形成叙述自我,但正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发展一个自我.
在理论家光谱的另一端是印度的不二论思想家.
他们认为存在一个根本的非个体的意识,它是所有经验的主体,不只是你的或我的经验,而是所有经验的主体,是一种观照万有的意识.
一个非人的经验者.
商羯罗的六节诗就是以它结束的.
所以,尽管不二论哲学家同意无我这个思想,认为个体自我是不实在的,但他们最终和他们的佛教兄弟分道扬镳了.
佛教的束理论观认为我们的"错误在于,当实际上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却认为只有一个东西",或者在实际上只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心理-物理成分的时候错误地将这个束看作是实在的.
不二论哲学家认为:"我们的错误在于当严格来说仅有一个(那个经验万有的意识)的时候却认为有许多.
"很难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在他们对自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论证上正在走向一个阵营,如若不然,我敢说那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少意见不一.
笛卡儿的二元论已是明日黄花.
如今不会有人还主张这样一个自我,它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实在,能够在脑和身体死亡以后存在.
也不会有人主张在脑中有一个独立的具有特权的位置,自我可以在这里发号施令.
的确,对于我们的自我感,有些脑区要比其他脑区更重要,比如岛叶皮层、颞顶联合区,以及内侧前额叶皮层,但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说是自我独有的区域.
也很少有论证主张我们的叙述自我是一个虚构,是一个没有讲故事人的故事.
事实上,能够构成作为客体的自我的任何东西,包括身体拥有感,都可以说成是被建构出来的,但并没有一个建构者.
笛卡儿的二元论将身体降低到只是一个管道的地位,如今我们已经取代了笛卡儿的二元论.
在我们的图景中,自我感是神经过程的结果.
这些神经过程紧密地整合了身体,它将脑、身体、心智,甚至是文化结合起来,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人.
作为主体的自我或者作为认知者的自我仍旧需要获得满意的解释,因为这里就是各种理论的差异之所在.
对于经验的主观性,我们要回答它是如何出现的.
主观性是由于扎哈维称为最小自我的某些神经过程造成的吗,或者是由于意识内在的反身性,又或者主观性是因为心理-物理成分(按照束理论家或者丹尼特或者梅青格尔的方式)相互作用才如此显现出来的吗.
自我的神秘感就在于此.
要让这个神秘感消失,最有可能的是要理解意识本身.
自我的本质不只关乎智识与哲学的争论,还关乎人的痛苦.
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那些人,如果从他们经验的视角看去,理解自我的本性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佛教徒所主张的那样,造成苦的东西正是我们虚幻地执着于一个看似稳固的自我,那么意识到它的真实的性质就能够缓解苦(而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构成作为客体自我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由于脑的动态状况而出现的,而一个人是有可能与这些状态分离的).
加纳利指出,对于那些患有自我疾病的个体所遭受的苦,佛教徒的看法是,我们在一开始就为自我设置了过高的标准.
这样一来扰乱就好像是缺陷,于是随着这种理解就应运而生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各种应对机制、各种治疗都出现了.
但是如果不把这些扰乱看作是自我的缺陷的结果,而是沉迷和执着于一种自我的观念的结果,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放下(lettinggo)可能会有治疗上的益处.
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杰夫·阿布格尔的交谈.
我们在第5章曾简短地提到过阿布格尔,从青春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阿布格尔就周期性地出现人格解体.
他告诉我们,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在未曾停歇地试图搞清楚他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强烈地感到与自己疏远.
药物治疗有所帮助,但也有一个限度.
"药物治疗只是缓解了我分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非常不舒服,就是因为我感觉不到我是一个整体,我感到一种分离,感到一种破碎.
"他对我说,"药物有助于整合我的自我感,但是它并没有恢复我在18岁时所拥有的那种自我感.
"为了理解这种分裂状态,他去哲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答案,这些哲学家提出,自我的分解与自我被感知到的统一性的瓦解造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在我们如此这般经验到的人格解体和其他人所想要去探索、需求、感受,并既而尝试理解的东西之间很容易发现一种类似之处,我觉得在那些非常古老的文明中也存在这样的类似之处.
"阿布格尔说.
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放下了以前的自我的某些方面,或者至少不再努力想要回到过去.
"从患者的视角来看,你真的面临着选择:你可以继续尝试各种药物和治疗,直到重获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所拥有的自我感,或者你可以说,'好吧,我已经恢复了一半,就让我来看一看另外一半会怎么样.
让我来看一看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你要将人格解体看作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不同的心智状态.
你要将它看作一条通往某种觉醒道路的开端吗"阿布格尔对我说,"我开始将人格解体看作只是一次感知上的改变,这很及时.
人格解体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与所有的存在相比,它其实是那么短暂与渺小.
"当然,能够做到像杰夫这样是需要一定认知能力的.
那些罹患严重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的人,或者经受着科塔尔综合征的人不能够从他们的现象自我中摆脱出来,这是很不幸的.
对于他们的实实在在的痛苦来说,所有那些"自我是一个没有建构者的建构"的讨论都毫无用处.
期待着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通过抓住"并不存在一个叙述者"这个事实来对付他的叙述自我的消失也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对那些程度并不严重的精神分裂、人格解体或BIID的患者来说,他们也许会发现对自我本质的洞见会对治疗有所帮助.
然而,并不只是那些患有自我疾病的人才会从这样的洞见中受益.
在我们演化的历史上,一定有过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作为认知者的自我的第一缕微光出现了.
这必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生物学事件.
它为我们的祖先带来了生存优势.
觉知到自己的身体,拥有将注意力指向身体的能力一定有演化上的益处.
各种脑区活动的复杂互动是一个形成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旨在对身体施加控制.
随着演化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长期记忆,发展出了一个叙述自我.
我们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能够描绘和计划我们的未来.
关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那些想法都扩充进了我们的那个作为客体的自我中.
我们从只能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生物变成了生活在自己的心智时间中的生物.
然而,无论我们的想法有多么微妙,有关这些想法对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好还是坏的反馈却仍旧是由身体作为中介来进行的.
我们会感到得意扬扬,或者内心深处涌起不祥的预感,或者会经历从狂喜到抑郁的各种各样的状况.
这些情绪或感受会驱使我们行动起来,趋乐避苦.
我们过去感受到这些情绪,是因为我们在森林中找到了食物或者是要逃避捕食者,而如今我们会因为自己思想的内容就感受到这些情绪,尽管这些内容与生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成为了这样一个物种,有社会、有文化、有艺术、有技术、有一切因人而美好的东西.
但它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永不餍足的物种.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象着拥有更多,让我们感觉更好更安全,想象着不要陷入相反的境地,我们为这些感受而展开行动.
我们不只要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生存下去,还要维系我们的概念自我,这个想象的自我可不会受什么束缚.
所以,尽管自我令人困扰的本性让一些人禁欲苦修,成为僧侣,他们倾其所有来探求自我的本性,这种避世修行也造就了他们对自我的陶醉与过度沉迷.
我们可以将社会的诸多病状归因于不受控制的概念自我,这样说并不夸张.
不受控制的概念自我索求无度,或者相互倾轧来保持被物化的身份: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贫富差距日益的悬殊,强大的军事化国家以其霸权蹂躏小国,或者对自然资源的持续掠夺皆是由此而起.
尽管自我的本性是主观性尚未解决的问题,但与自我的这种基本上是虚构的性质达成妥协或许有助于我们控制自己.
然而单纯只是智力上的理解是否会达成这种妥协呢人们对此还并不清楚.
实际上,佛教徒发展无我观并不是为了给出一种智力上的论证,而是要赋予一种由静思获得的体验在哲学的重要性.
"不用说,无我是一种重要的观点,"属于无我阵营的乔治·德雷弗斯说,"但是无我观是要尝试着捕获这样一种体验,人们往往会通过静思获得这种体验.
通过消除自我中心,向他人更加开放等,这种体验会带来深刻的转化效果.
"在佛教和不二论哲学中,无我观来自对人所遭受的苦的关注.
他们说,苦的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我"与"我的"是等同的.
意识到这一点,并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就是解脱,就是苦的终结.
"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对自我在认知上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是导致功能失调的一种来源.
"约纳顿·加纳利说.
自我是疾病.
[1]稻草人论证是一种论证上的非形式谬误,意指在对一个论证做出批评或反驳时,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这个论证,因此批评或反驳所针对的并不是这个论证实际的面貌.
也称稻草人谬误.
——译者注编后记本书出版不久,我收到一位男士的邮件,我称他为泰德.
他的父亲在多年前死于阿尔茨海默症,泰德听我在广播中聊到过科塔尔综合征,这让他想起了有关父亲的一段经历.
有天晚上,父亲对他说,他会在当天夜里死去.
"临睡前,他交给我一些他想藏起来的东西,这些东西会让我的母亲睹物思人.
第二天一早,他坚持说自己已经像预言的那样在昨夜死掉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神智看起来非常清醒,却完全处在妄想当中.
"泰德在邮件中告诉我.
这种妄想使人非常抗拒别人讲道理.
"我们越是让他相信自己还活着,他就越发抵触.
他洗完澡穿上衣服就问在葬礼上要打什么领带.
接着他就很焦急,因为人们都在殡仪馆等着我们来开始他的葬礼.
"泰德说,"我们对他说,你必须去看医生,由医生宣布你死亡才能举行葬礼.
他照做了,在调整用药以后过了几天他就回了家,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行为.
他在八个月以后过世.
"神经科学对科塔尔综合征当前的解释让泰德对被他描述为"我的生活中最怪异的经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其他人也写邮件给我.
有一对父母,他们的孩子因为精神分裂症产生了一种错乱的身体自我感,这让其备受煎熬.
这对父母想知道对自我的知觉怎么可能既扭曲却又如此真实,感觉历历在目.
这些邮件与我自己的感受产生了共鸣.
我们的自我感是由我们的脑和身体创造的,是在任何时刻我们能感到我们所是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现象自我,它是我们的实在.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幸运地有一个"正常"的现象自我,即我们所知觉到的实在与我们自身的身体和环境的物理实在相协调.
但并非人人如此.
撰写本书是一次令人感动的经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这次经历让我对认为一个人有心理疾病意味着什么有了新的看法.
"心理疾病"这种说法在许多文化中等同于疯癫.
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全世界都背着污名.
一个得了癌症的人自然会博得同情,但是一个得了所谓心理疾病的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
你在害怕的时候,很难有同情.
有一些害怕与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心理失控有关.
但恐惧也会因为我们将心智视作是凌驾于身体之上的而出现.
这样的恐惧部分是因为勒内·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将身体与心智分离,断言了一种二元论.
不只是笛卡儿,我们都有心智与身体分离的直觉,而且正是心智控制着身体.
所以不难看到我们为什么恐惧那些看起来不只是身体而且是心智的疾病.
但是正如本书所描述的那些神经心理学疾病所展示的,身体和心智的二分既错误又误导.
在几乎每一种疾病中,我们自我感(我们通常将它归于脑,并扩展归于心智)的各个方面其实都与身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就以自闭症为例.
通常对罹患自闭症的儿童都是基于行为做出诊断的.
例如,他们难以和他人建立社会联系,难以和其他儿童形成纽带.
他们在心智推测(theoryofmind)上存在问题,而这种推测是我们都有的基于从其他人的行动、身体姿势、行为等方面所得到的线索来推测他们在想什么的一种能力.
不难看出,为什么心智推测能力的受损会造成社会关系上的困难.
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自闭症影响的不仅是推断其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而且影响我们感觉自身身体和身体状态的能力.
有些常常被视作一种习性,然后是心理问题的东西,其根源也许就在紊乱的身体自我之中.
帮助自闭症儿童更强烈地感受他们的身体,能潜在地帮助他们形成对身体更清晰的知觉,会带来行为上的后果.
脑、身体和心智是一个无缝连续体的观点在其他疾病上同样适用.
例如有时候,通过从事一些要求持续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的任务,诸如打网球或爵士鼓,人格解体障碍(这是一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产生陌生感的疾病)会得到缓解,尽管只是暂时的.
这表明像人格解体这样的"心智"现象与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并不是要通过避免笛卡儿的二元论来表明心智最终能够被还原成物质,那是一个不同的争论.
而要解释心智是如何从物质中出现的这一点,神经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明白了心智与物质并不像我们的直觉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迥然不同,尤其是明白了心智并不是身体的主宰,并且身体才是自我感的基石,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学着将身体纳入治疗,而且能够开始为心理疾病正名.
它们就和任何其他的疾病一样.
在所有这些之外,写作本书让我理解了无论病况是多么严重,总是有一个"我"在经历着病况,尽管这个"我"有着潜在的错觉性质.
通过留意一种疾病的现象学("活生生的经验"),我们真的能够理解患有比如精神分裂症或者自闭症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要放眼整体:脑、身体、心智、自我,甚至文化.
不是去说某人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某人正在经历着精神分裂.
这之间的差别很细微,但当我们说到那些病苦,并要去治疗它们的时候,这个差别却至关重要.
注释参见华章网站http://www.
hzook.
com,注册后搜索书名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