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人逛街

SOCIOLOGYOFETHNICITY主办单位: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163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4年7月15日目录【论文】宗教、迷信和邪教的区分杨凤岗美国立国的宗教基础杨凤岗【调查报告】新疆稳定形势变化及维稳政策分析李晓霞【网络文章】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张哲"我从新疆来"困困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王茜我的维吾尔语名字叫"帕提曼"王晴AssociationofSociologyofEthnicity,SociologySocietyofChinaInstituteofSociologyandAnthropology,PekingUniversity1【论文】宗教、迷信和邪教的区分1杨凤岗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尽管不断出现在国际新闻、政府文件和非政府机构的报告中,但是尚未得到中外学者足够的研究.
在中国境内,许多学者看起来有些畏缩,境外的学者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这是因为宗教自由的问题对于当局来说,是过于敏感的政治话题,所以学者们用书面的方式讨论相关问题具有风险.
一方面,在中国境内的学者们,普遍害怕有关宗教事务方面的写作会导致政治非难与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境外的学者们有时候也担心,公开评论难以捉摸的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进入中国的机会.
我相信,如果学者们能够配备合适的、理论性的和方法论的工具,中国的宗教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富有潜在研究成果的话题.
为了在这个领域中有所推进,当前需要解放思想.
首先,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是邓小平在1970年代后期所提倡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新原则,即在事实中寻找真理.
学者们要致力于寻求事实,并发展解释事实的理论.
寻求和解释事实,并不一定非要变得具有狭义的"政治"性质,即对抗性的或者是持有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

而广义的政治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物,在这种含义上的政治性质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
确实如此,按照正意分解,宗教自由的问题,在如今的世界里,是具有良知的公民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再者,在宪政民主中,宗教自由可称为第一自由.
也就是说,宗教自由先于其它自由,并且是作为其它自由的基础和源泉(参看Balmer,GrogergandMabry2012).
我越来越相信,除非中国的精英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欣赏宗教自由,否则,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即便是可能的,也将会是困难的.
一方面,宗教自由的缺乏,妨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宗教自由先于其它自由到来,包括先于新闻出版和组织政党的自由,那么,在向民主的过渡中,就可能会少一些波动,多一些平稳.
宗教自由的三个方面:认知观念、法律规章和公民社会一些社会学家致力于发展宗教自由的理论,并进行跨国性的检验(Barker2003;Richardson2006;GrimandFinke2011).
通过对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情况的综合考虑,我认为可以将与宗教自由相关的议题,在社会层面上分为三个主要的关注方面:认知观念、法律规章和公民社会.
要想获得并保持宗教自由,这三个方面必须要整合协调起来;而这一点,在现实里的任何社会中,都是难以获得和保持的.
在西方,有一点是普遍的,即先有宗教自由观念,然后才成为由国家实施和受到民间组织及公民个人捍卫的法律.
也就是说,在宗教自由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前,宗教自由的观念首先被公民们所接受,尤其是要被那些文化和政治精英们所接受.
1原文标题:中国宗教自由的研究要点.
作者: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时间:2014-06-27,http://www.
21ccom.
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627108481.
html,原文以英文AResearchAgendaonReligiousFreedominChina为题发表在TheReviewofFaithandInternationalAffairs第11卷第2期,第6-17页(2013年7月).
2在一些社会中,现代化进程是由外来的力量和挑战所触发的,因此公民们在接受宗教自由观念之前,成文的宗教自由法律从外在或国际团体照搬过来,或者是被强加过来.
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尽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宪法中就包含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这项宪法权利却一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实现.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缺乏对宗教自由的一些基本理解和认知,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精英当中,同时,也是因为一个有意识捍卫宗教自由的公民社会尚待发育.
本文提出,需要在三个广阔的领域中,进行更多的实证性研究和理论性反思:变化中的宗教法律规章、中国精英和普通公民对宗教自由的基本理解、正在崛起的有助于更多自由的公民社会.
在已有的论著中,有大量关于法律规章和政策的分析,这也许是因为成文的法律规章更容易直接拿来分析.
然而,很少有对于公民们的宗教自由观念或与宗教自由相关的公民社会的分析研究.

对宗教自由的认知冲突和无神论种种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并非完全不理解宗教自由的含义.
事实上,在一些公开文件中,一些关于宗教自由的陈述是相当漂亮的.
例如,1982年颁布的19号文件,标题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奠定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基石.
文件中的其中一段是这样的:"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这是一套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陈述,包括从一种宗教或宗派(Sect)皈依到另外一种宗教或宗派的自由.
这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解以及联合国条约所反映的国际准则,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尽管在宗教实践和结社方面还缺乏清晰表述(Evans2002).
可是,紧接着这段开明陈述,这份政令却坚持说,共产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
换而言之,共产党员是被排斥在这项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之外的,并且必须要坚守无神论.
当然,如果共产党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的政治党派,这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公民可以加入或不加入这个党派.
但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单位和组织中,入党几乎成为任何人获得公职和领导职务机会的先决条件.
任何有志于从事公职和进入领导岗位的人,几乎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共产党,因此也就只得否定宗教,且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

在现实中,这种对共产党员坚持无神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执行.
根据我们对2007年的《中国居民精神生活问卷调查》分析,其结果曾让中国学者和媒体震惊,大约有84%的共产党员和85%的公众,承认自己持有某些宗教性的信仰或者参与某些宗教性的实践.

尽管无法将无神论信仰强加于共产党自己的成员,但这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却是共产党强制作为党国宗教政策的基础,针对所有中国公民.
然而,不论当局如何辩解,这样的基础必然会颠覆19号文件中的那段有关宗教自由的开明陈述.
共产党政策和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其无神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永久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令普通公民和共产党员感到困惑,也让负责管理宗教事务的党国官员们,经常在这两条矛盾的原则之间,不置可否、首尾难顾、摇摆不定.
不仅如此,还存在着不同版本的无神论,分别是:战斗的无神论、启蒙的无神论、温和的无神论(YangFenggang,2011a).
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无神论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们的精神鸦片,并注定会最终消亡.
尽管是采用同样的一套术语,不同版本的无神论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意味着对政策的不同导向.
3启蒙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一种幻像或错误的意识,既是不科学的,也是落后的.
因此,无神论的宣传有必要清除误导性的宗教观点.
相比而言,战斗的无神论将宗教视为危险的鸦片和麻醉剂,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于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利益.
因此,有必要用政治力量和手段来控制和消灭宗教(YangFenggang,2011a:46).
不同版本的无神论对于中国的宗教自由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尽管启蒙的无神论在1982年的19号文件中得到彰显,但是,战斗的无神论曾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成为主导,并且通过共产党的组织机器——特别是通过为共产党员提干而提供阶段性培训的党校,已经持久固定下来.
更重要的是,在负责宗教事务的党政官员中,转业军官所占的比例大,而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常常是粗暴而敌意的.
鉴于战斗的无神论在中层和基层官员中的普遍存在,当听到一些地方官员压制宗教而中央官员却称他们并没有许可这些违背政策的行为,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由于启蒙的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在决策者和管理者当中同时并存,因此上述两种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
换而言之,尽管基于启蒙的无神论的中央19号文件,已经赋予了相当的宗教自由,但是,由于负责宗教事务的中下级干部们倾向于坚持战斗的无神论,导致即使这种有限的自由也没有得到全部落实.
在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中,战斗的无神论和启蒙的无神论到底有多广泛呢两者通过哪些方式影响政策的执行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针对官员们的问卷、采访、观察和案例分析等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在2000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对统战部官员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对宗教认识的一种大胆的新观念.
在强调无神论基调的同时,他提出,可能要在遥远的未来社会,阶级和国家按照所设想的那样消失之后,宗教才会消亡.
基于这种观点,无神论的宣传和反宗教的运动,在当前是不必要的.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观念认知.
然而,大部分的共产党理论家看起来是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个新提法,只有潘岳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2001),以响应江泽民的这次讲话.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立刻群起而攻之,成功地将潘的观点消声.
然后在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宗教学者牟钟鉴,发表了一篇短文《中国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温和的无神论者》.
他在文中提倡说,温和的无神论者不信宗教,但是对宗教应当持理性的态度.
这样的无神论者,不仅不应该参与反宗教的运动,还应该尊敬宗教信仰,持守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多元观念,并保护人权.
牟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宗教观.
不幸的是,牟的温和无神论观念,遭到中共宣传系统的冻结.
根据我从一些媒体编辑和学者那里了解得知,他们不再允许进一步公开讨论这一观点.
在2002年江泽民的任期结束之前,一些人希望在获得更多宗教自由方面有一些突破.
例如,允许共产党员成为宗教信徒,正如允许商业雇主和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一样.
其中,后者在2002下半年的中共十六大中获得正式通过,但是前者却从未实现.
由于战斗的无神论和启蒙的无神论在共产党理论家和干部当中的主导性,宗教政策难以有所突破,这是不可避免的.

自1999年,伴随着"镇压邪教"的运动,一系列的无神论宣传运动通过学校、共青团组织和媒体展开.
作为"反邪教"运动的一部分,一份新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在2000年创刊发行,成为战斗的无神论的喉舌和桥头堡.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主义学院还建立了分支部门.
这些宣传运动的影响不可低估.
通过我个人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交流与观察得知,启蒙的无神论看起来在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当中传播广泛,而战斗的无神论则在官员中比较普遍.
要想验证这一评估,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我相信,在管理宗教事务的基层官员当中普遍存在的战斗的无神论,对于1982年19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起到了相当的牵制作用.
因此,仅仅改变正式的法律规章,并不足以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还需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转变头脑.
4宗教、迷信和邪教的区分尽管中国的宪法和党的文件中确认了"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当局却只承认五大宗教的合法地位,分别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这种局限性来自于非常狭义的宗教概念,主要是基于坚持对"宗教与迷信"以及"宗教与邪教"的分类区别.
由于声称迷信和邪教不属于宗教,因此他们就断言,宗教信仰自由并不适用于迷信和邪教信仰及其实践.

对宗教和迷信的区分,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当时,在西方和日本列强的军事压力下,中国的精英们开始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Goossaert,Palmer2012;Nedostup2010).
秉承这一现代主义者的传承,经过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试图消灭迷信.
1950年代,所有没有被列入佛教或道教的传统民间信仰组织,都作为"反动会道门"而遭到禁止,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民间宗教信仰和活动,也被定为"封建迷信".

坚持这些信仰及其活动的人们,会受到公开的惩戒.
即使在五大宗教当中,也经历了从内部对"封建迷信"和"反革命力量"的清除.
在1966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运动开始的.
从"破四旧"扩展到破除所有宗教.
红卫兵们响应毛的号召,洗劫了传统的建筑、烧毁了经书和古典书籍,打碎了古董文物.
所有的宗教设施都被拆毁或关闭.
在1966到1979年间的13年里,中国居民的任何宗教聚会都不合法.
1979年,当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共将重点放在经济改革上,就解除了宗教禁绝.
五大宗教的一些场所获得许可,重新开始宗教活动.
但是,在正式的党国文件和陈述中,仍然重申了对宗教与迷信的区分(《人民日报》1979;Ya,1981).
在1990年代,党国的官方言论中,采纳了另外一个标签——"邪教".
这个标签,适用于传统的民间宗教派别和膜拜群体,从其它国家引入的新宗教运动,以及在中国出现的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本土化宗派.
1999年,法轮功被政府认定为邪教,从此成为反邪教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从那以后,其它一些主要的气功组织也被列为邪教(参看杨凤岗2011a:114-118).
一些进口的新宗教运动包括"统一教"(UnificationChurch)、"上帝之子"(ChildrenofGod,TheFamily又称"上帝的儿女","家庭"或"爱之家")、"真佛宗"(TrueBuddhaSect),等等.
一些新宗教,例如摩门教和巴哈伊教,虽然没有被正式定为邪教,但也同样遭到禁止.
一些由基督教衍生出来的宗派仿佛是杂货包,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异端例如"被立王","三班仆人"和"全能神",同时也包括在某些教导和实践上极端、却被许多海外基督教视为正统的宗派,例如"全范围教会"和"华南教会".
目前被正式禁止的由基督教衍生的"邪教"有16个团体(参看YangFenggang,2011a:103-105).
如今在中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包括精英分子和普通公民,看起来都接受了"宗教与迷信"以及"宗教与邪教"这两种区分,而对政府的镇压"邪教"或"迷信",也没有什么异议.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人们对集权统治的默许,而且还说明党国之言论和认知观念已经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内在化.
这种不受质疑的认知观念,帮助维持了既有的有限宗教自由的现状.

在今天的中国,对于只许可五大宗教以及对某些宗教相对于其它宗教予以更严厉的限制,大部分人们对此看起来是并无异议.
即使那些对现行宗教政策表达不满的人们,虽然他们呼吁修订政策,包括允许这个或那个的宗教合法化,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认为一些限制是必要的,并且这些限制不需要对所有的宗教一视同仁.
因此,我要再次强调,要想真正改变现状,仅仅对正式法律规章的轻度调整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国宗教事物相关人士的思想转变.

宗教法律规章:宪法和政令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以及在中国的法律学者,已经对中国正式的宗教法律规章进行了大量的分5析.
然而,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法律规章的三种主要形式及其机制和份量:在中共文件和通告中表述的党的政策;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法律;中央、省级或地方政府或政府机关所制定颁布的行政条例.
我们需要对这些政策、法律和条例的关系进行仔细的研究,因为它们的情况与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规章是大不相同的.
在中国,党的政策既是法律的基础又高于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对党的政策的正式诠释(Potter2003:324).
"全国人大对法律的修订过程复杂,但党的政策可以大笔一挥就调整了.
行政条例本应该是对法律的落实细则,但在现实中却替代了法律本身,并且是为了执行党的政策.
许多针对中国法规的分析,都指出了1982年版《宪法》中宗教自由的有限性.
该版《宪法》中的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重要的一点是,该宪法的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
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解释说,公民们可以在他们的头脑里自由信仰任何他们想要相信的,但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的缘故,宗教活动和组织必须要受到限制(参看Ye,1998:2-3).
从原则上来看,对宗教活动和组织进行某些限制,本身并不一定是对国际准则的违背,因为现代世界中的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制定一些宗教法规进行管理(Beaman2003;Beyer2003;Gill2003).
第36条的问题在于,这里并没有定义什么才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因此事实上就由宗教事务干部们来判定.
由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诠释,那些持有战斗的无神论的基层干部们,就经常以此来对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
宪法第36条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法院在判决工作中,无法依靠或援引宪法的条款"(O'Brien2010:376;同时参看Kellogg2009).
因为宪法不能直接在法院的案件中使用,所以违宪的案件就无法在法院中提起诉讼.
这样的结果是,有关宗教自由的争端,只能由党政当局来解决,从而进一步令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打了折扣.
自1980年代,中共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开始倡导逐渐加强法治,而不是任凭领导者个人意志的人治,因此,行政干部和宗教事务干部就开始呼吁制定宗教事务法(YangFenggang2006;Ying2006;Liu2008).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未产生结果,因为无法就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概念达成共识,包括宗教的定义(哪些宗教应当被合法化)、正常的宗教活动(哪些活动应该获得许可)、宪法与中共政策的角色、全国人大与中共组织的角色、行政监督、政府支持的群众组织,以及周期性行政管理(O'Brien2010).
宗教法没有制定出来,当局就采用了行政条例的手段.
经过许多年对省级政府颁布的宗教"暂行条例"的试行,国务院终于颁布了综合性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05年生效.
2005年《宗教事务条例》的法规刚公布,卡尔森(Carlson)就发表了一篇分析论文,并附上了该条例全文的英语翻译.
卡尔森提供了平衡的分析,指出"这项法规是一项进步,对于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当如何通过申请和审批的过程进行交流,提供了更加清楚和更具有可预测性的依据"(第758页).
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指出这份新条例中的严重缺陷:通过对宗教团体和场地进行登记注册的要求和对宗教人士、教义、活动的监督,通过对某些宗教团体的歧视,以及严厉而独断的惩罚手段,继续着国家对宗教的强势控制.
相形之下,Tong在他的著作中(2010)首先承认了中国宗教政策的严重问题,然后又论证说2005年的宗教条例代表着在许多方面的重大进步:没有要求宗教组织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禁止基督徒在家里敬拜;承认了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利;增加了宗教团体的体制性自治;削减了国家干涉宗教事务的权力.
他强调,这种进步之所以已经成为可能,是因为正统的共6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以及得益于党国所发动的系统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旨在将国家与社会分离、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依法治国.
这是一种相对乐观的评估,认为此举是迈向更大宗教自由的结构性进步.
然而,通过研究自2005年以来的条例施行情况,荷马(Homer2010:55)所看到的,只是2005《条例》中的空洞许诺而已.
"未登记的(宗教)团体和他们的领袖,继续面对殴打、监禁、罚款和财物遭到破坏,以及其它经常性的可怕虐待.
那些有足够勇气冒险来到政府办公室试图为他们的团体登记的领袖们,遭到回绝,有一些甚至因为登记前的宗教活动而被逮捕.
事实上,许多代表家庭教会的律师们也被监禁,或者是因为'反政府的活动'而被吊销(律师)执照.
"也就是说,尽管2005年的宗教条例中包含了一些积极的潜力,但是却没有发挥出来.
我再次指出,这种在贯彻落实方面的失败,当归咎于前面所探讨的认知观念的问题.

宗教法规:与国际准则相比较在对宗教法规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宗教法规是否有所进步如果将现行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企图在整个社会中消灭宗教的政策相比,进步当然是显著的(Tong2010).
如果与传统中国的帝王时期相比,中国现行的这些对宗教的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Qu2011).
然而,当与中国也表示认可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进行对比,这些现存的法规明显是有亏欠的.
艾立克·克罗德纳(EricKolodner)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有关宗教自由的国际人权体系,研究了中国省级的各样条例,并详细解释了当局如何限制"宗教追随者的活动、敬拜的地点、新宗教场所的建造、对学生的宗教培训,以及宗教读物的发行.
当局还限制宗教领袖的数量,禁止'迷信活动',对违反者实施惩罚,建立政府部门专门负责宗教法规.
"(Kolodner1994,第490页)在一篇研究文章中,包括对于最新的宗教条例的分析,作者依凡斯(Evans,2002)针对有关宗教自由的中国和国际的正式法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文章详尽地将中国宪法和其它正式法律,与联合国条约的具体内容进行对比,包括对《联合国宪章》产生的谈判过程和分歧、《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政府针对有自残行为的邪教信徒或者掺杂民族政治的宗教,所进行的严格限制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其打击力度,毫无疑问是过份的.
这篇文章结论说(第773-774页):"尽管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四部宪法都包含了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宗教自由既没有得到以往中国政府的尊重,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尊重……在国家控制宗教的领域里,中国违反了保护宗教自由的国际标准.
中国已经宣称认可宗教自由的价值,正致力于其国际义务,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不论人们的宗教或信仰背景.
然而,要做到言行一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2003年,皮特曼·B·波特(PitmanB.
Potter)在其文章中,对中国各种形式的宗教法规条例进行了全面综合性的分析,包括中共政策文件、宪法和相关法律、政府机关制定的条例、对不同宗教的不同待遇(同时参看Cheng2003).
波特认为,对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蓄意区分,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挑战,不利于当局在维持政治控制的同时保持一种容忍的形象,以营建其合法性.
他在结论中说:"宗教管制法规一方面反应了党的政策允许对可接受的宗教活动赋予有限的自治,同时又试图压制对政治正统的挑战"(Potter,2003:337).
近来,中国的一些法律学者们,开始共同致力于对正式宗教条例的研究分析.
其中一个出色的例子是张千帆和朱应平的文章《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其法律限制》(2011),两位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
在这篇发表于英语学术杂志中的文章中,两位作者对72005年的《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了详细的批评,并总结说:"总之,该条例设定了不少限制.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剥夺宪法第36条为公民提供的宗教信仰和实践自由,且没有提供足够的补救机制,来制衡宗教事务管理者们可能的权力滥用.
"这篇文章全面综合分析了《兵役法》、针对"邪教"的《刑法》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监狱法》中那些与宗教有关的问题.
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一系列中国政府违反政教分离的案例,包括政府的系列干扰,针对宗教建筑的建设、宗教神学院或宗教学术、宗教职员的任命,以及宗教结社.
文章的回顾与分析,很像是一份针对中共党国侵犯宗教自由的系统的起诉书.
在一篇重点分析有关邪教方面法律的文章中,作者朱国斌是一位在中国、香港和法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作为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他的结论(2010:500)说,在现行的正式宗教法律中,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这种现行的法律系统,旨在规范、管理和控制宗教信仰及其活动.
其次,对付非正常或非法宗教活动的法规和尺度过于严厉,有时候也是武断的.
行政部门赋予了裁决权力,但是对于这重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司法对于行政行为的控制.
第三,政府采取的措施常常是过当的.

最重要的是,对待边际案例或"非法"活动的制裁一般都是过于严厉,没有恩慈,没有容忍,以至于最终侵犯了信仰的权利以及其他的人身权利.
在上述两篇中国作者的文章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现行的出版严格审查中,这些批评性的分析文章是不可能在中国国内发表的.
其次,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境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据我所知,这些作者并没有受到惩罚,或者因此失去了入境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
这就说明了,在全球化的时代,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学术自由的,从而让中国境内外的学者们能够对中国的宗教自由进行严肃的研究,并在中国境外发表文章.
公民社会和宗教自由在中国,公民社会与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由地区性和民族性所导致的差异较大.

一方面,"毫无疑问,在今天中国的两大重要少数民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当中,人们在实践传统宗教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与分裂主义之间的可能性联系高度紧张,于是就在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针对宪法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设置了许多限制"(Wellens2009:434).
另一方面,对于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针对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的整体形势,已经明显变得更加不同.
可以这样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民族在宗教实践方面的自由,要比他们的汉族邻居有更多的自由"(第435页).
一些民族性宗教,例如纳西族的东巴,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主要是为了旅游和经济的发展.
确实如此,即使是"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能够踏上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支持的节拍",而且,地方政府支持重建了主要的寺院和清真寺(第451页).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性宗教的复兴,已经坚固了这些民族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因此也就让政府以保护的形式,让这些民族群体免受基督教传福音活动的影响.
"在这个方面无条件的自由,一定会让这些本土宗教在不得不与全球化的'观点市场'竞争的时候,处于不利的状态(第453页)".
维伦斯(Wellens)在这里就宗教自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保护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比保护宗教选择的自由更有价值,那么,政府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的限制,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就可以说是合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的研究和严肃的辩论.
关于在多数的汉族群体中的宗教,针对不同的宗教和中国不同地区的宗教生活已经有许多研8究.
例如,在现行宗教法规的管理下,在广东省一个客家村落的天主教,是怎样承受社会和政治压力而生存的(Lozada2002);在甘肃的一个偏远村庄,一个基督教会是怎样生存和复兴的(Huang,Jianbo,andFenggangYang2005);在河北,是如何在一个已经遭遗弃几十年的古代佛教场所的废墟上重建一座佛寺,并兴旺成为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有影响的一个中心的(杨凤岗和魏德东2005);一个在陕北的民间宗教庙宇,是怎样扩展成为多功能的社会中心的(Chau,2006);以及在沿海城市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是如何与当局交涉,以扩大他们的社会空间进行宗教实践的(CaoNanlai,2011).
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宗教自由本身,却对在当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宗教自由实践的不同程度,提供了丰富的描述和洞见性的分析.
对宗教和公民社会的研究,与宗教自由的议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从概念上来讲,宗教自由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赵文词(Madsen1998)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研究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中的天主教.
一些近期的研究表明,一些明显的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家庭教会开始从避免讨论政治话题,转向积极地捍卫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宪法权利(Hong,Zhaohui2012).
通过分析网上出版物《爱筵》的内容,卫兰德(Wielander2009)说明,一些家庭教会已经通过唤起权利意识而参与抗争,并致力于自由民主化.
许多作者在《爱筵》中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也是中国宪法所保证的权利,所以没有任何级别低于全国人大的行政部门有权限制宗教自由(第175页).
"一些基督徒律师还受理了基督徒宗教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例.
"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已经成立,其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也公布在《爱筵》上.
这些成员都是这个国家里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中的宪法学者.
因波登夫妇(RanaSiuInbodenandWilliamInboden2009)也在《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EconomicReview)的报告中,提到基督徒律师的崛起和他们致力于宗教自由权利的工作.
情况确实如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宗教领域的一些新发展,令中国的公民社会活跃起来.
例如,一些快速增长的大型城市教会的出现并走向公开化(YangFenggang2011).
与此同时,基督徒企业家、教授、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在增加,他们组成团契或协会,并在公共领域谈论社会和政治问题.
许多基督徒的书籍也得到出版(Kennedy2012),以及许多网上或印刷的基督徒杂志和刊物也纷纷发行.
许多资料和数据也可以获得,从而有助于对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更加实据性的研究.
结论我提出了对一个社会中的宗教自由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关注三个尤其重要的方面:认知观念、法律规章和公民社会.
迄今为止,大部分针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学术关注点,主要是集中在正式的法规和中共的政策方面.
宗教自由的认知观念研究是最近才得以开展的,因此尚需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内容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研究最少的方面是,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中的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宗教自由的实践和捍卫,尽管许多针对宗教团体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已经触及到了与宗教自由相关的话题.
许多议题都亟待研究.
例如,对于不同类别的人们,尤其是文化和政治精英,在他们当中宗教和宗教自由的认知观念,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对讲话和出版物内容的分析,来进行研究.
官方许可的宗教团体、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天主教地下教会、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少数民族、当局所称的那些邪教,在这些宗教团体当中,研究它们的宗教自由理念及其实践,应当是有趣的.
同样,研究海外宗教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所采取的对话与制裁,对中国宗教自由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应当是有趣的.
总而言之,如果学者们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在其所分析过的事实中寻求真理,那么,中国的宗教自由就能够成为富有成效的研究话题.
9参考资料:Balmer,Randall,LeeGrogerg,andMarkMabry.
2012.
FirstFreedom:ThefightforReligiousFreedom.
AmericanFork,UT:CovenantCommunications.
Barker,Eileen.
2003.
"AndtheWisdomtoKnowtheDifferenceFreedom,ControlandtheSociologyofReligion.
"SociologyofReligion64(3):285–307.
Beaman,LoriG.
2003.
"TheMythofPluralism,DiversityandVigor:TheConstitutionalPrivilegeofProtestantism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
"Journalforthe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42(3):311–325.
Beyer,Peter.
2003.
"ConstitutionalPrivilegeandConstitutingPluralism:ReligiousFreedominNational,Global,andLegalContext.
"Journalforthe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42(3):333–340.
Blanchard,Ben.
2013.
"China's100MillionReligiousBelieversMustBanishTheir'Superstitions',saysofficial.
"TheIndependent,April21.
Cao,Nanlai.
2011.
ConstructingChina'sJerusalem:Christians,Power,andPlaceinContemporaryWenzhou.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Carlson,EricR.
2005.
"China'sNewRegulationsonReligion:ASmallStep,NotaGreatLeap,Forward.
"BrighamYoungUniversityLawReview2005(3):747–797.
Chau,AdamYuet.
2006.
MiraculousResponse:DoingPopularReligioninContemporaryChina.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Cheng,MayM.
C.
2003.
"HouseChurchMovementsandReligiousFreedominChina.
"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1(1):16–45.
Evans,CarolynM.
2002.
"ChineseLawandtheInternationalProtectionofReligiousFreedom.
"JournalofChurchandState44(4):749–774.
Gill,AnthonyJ.
2003.
"LostintheSupermarket:CommentsonBeaman,ReligiousPluralism,andWhatItMeanstoBeFree.
"Journalforthe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42(3):327–332.
Goossaert,Vincent,andDavidA.
Palmer.
2012.
TheReligiousQuestioninModernChina.
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Grim,BrianJ.
,andRogerFinke.
2011.
ThePriceofFreedomDenied:ReligiousPersecutionandConflictintheTwenty-FirstCentury.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Homer,LaurenB.
2010.
"RegistrationofChineseProtestantHouseChurchesUnderChina's2005RegulationonReligiousAffairs:ResolvingtheImplementationImpasse.
"JournalofChurchandState52(1):50–73.
Hong,Zhaohui.
2012.
"ProtectingandStrivingfortheRightstoReligiousFreedom:CaseStudiesontheProtestantHouseChurchesinChina.
"JournalofThirdWorldStudies29(1):249–261.
Huang,Jianbo,andFenggangYang.
2005.
"TheCrossFacestheLoudspeakers:AVillageChurchPerseveresUnderStatePower.
"InState,Market,andReligionsinChineseSocieties,editedbyFenggangYangandJospheTamney,41–62.
Leiden:BrillAcademic.
Inboden,RanaSiu,andWilliamInboden.
2009.
"FaithandLawinChina.
"FarEasternEconomicReview,September4.
Kellogg,Thomas.
2009.
"TheDeathofConstitutionalLitigationinChina"ChinaBrief9(7):4–6.
Kennedy,JohnW.
2012.
"DisciplingtheDragon:ChristianPublishingFindsSuccessinChina.
"ChristianityToday,January20.
KexueShibao(ScienceTimes).
2007.
"yibanyishangxianchujigongwuyuannanju'mixin'"["MorethanHalfofPublicServiceOfficialsattheCountyorAboveLevelsHaveDifficultiestoResist'Superstitions'"].
AccessedMay11,2007.
http://www.
sciencetimes.
com.
cn/htmlnews/2007511193241656179151.
htmlKolodner,Eric.
1994.
"ReligiousRightsinChina:AComparisonof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andChineseDomesticLegislation.
"HumanRightsQuarterly16(3):455–490.
Liu,Peng.
2008.
"Zhongguozongjiaofazhihuadelichen"["TheCourseofLegalisationofChina'sReligions"].
InBlueBookonChina'sReligions2008:261-277,editedAQ7byJinZe.
Beijing:SocialScienceDocumentsPublishingHouse,10Lozada,Eriberto,Jr.
2002.
GodAboveground:CatholicChurch,PostsocialistState,andTransnationalProcessesinaChineseVillage.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Madsen,Richard.
1998.
China'sCatholics:TragedyandHopeinanEmergingCivilSociety.
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Nedostup,Rebecca.
2010.
SuperstitiousRegimes:ReligionandthePoliticsofChineseModernity.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
Ning,Er.
2010.
"MagicThriveswhenReligionisdepreciated:ChineseBeliefsandtheReconstructionofEthicsandMorality.
"NanfangMetropolisNews(Guangzhou),August8.
O'Brien,Roderick.
2010.
"TwoChineseCommentatorsontheSlowProgresstowardsaLawonReligions.
"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8(2):374–385.
Potter,PitmanB.
2003.
"BeliefinControl:RegulationofReligioninChina.
"TheChinaQuarterly174(2):317–37.
Qu,Hong.
2011.
"ReligiousPolic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AlternativePerspective.
"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0(70):433–448.
Renminribao(People'sDaily).
1979.
"Zongjiaohefengjianmixin"["ReligionandFeudalSuperstition"],March15.
Richardson,JamesT.
2006.
"TheSociologyofReligiousFreedom:AStructuralandSocio-LegalAnalysis.
"SociologyofReligion67(3):271–294.
Tong,JamesW.
2010.
"TheNewReligiousPolicyinChina:CatchingupwithSystemicReforms.
"AsianSurvey50(5):859–887.
Wellens,Koen.
2009.
"NegotiableRightsChina'sEthnicMinoritiesandtheRighttoFreedomofReligion.
"InternationalJournalonMinorityandGroupRights16:433–454.
Wielander,Gerda.
2009.
"ProtestantandOnline:TheCaseofAiyan.
"TheChinaQuarterly197(1):165–182.
Ya,Hanzhang.
1981.
"CarryOutthePolicyofFreedomofReligiousBeliefandOpposeFeudalSuperstitiousActivities.
"Guangmingribao(GuangmingDaily),April20.
Yang,Fenggang.
2010.
"QuantifyingReligionsinChina.
"Paperpresentedattheseventhannualconferenceforthesocial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inChina,Beijing,July26–27.
Yang,Fenggang.
2011a.
ReligioninChina:SurvivalandRevivalunderCommunistRule.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Yang,Fenggang.
2011b.
"ChineseHouseChurchGoestoPublic.
"Sightings,anonlinemagazinepublishedbyMartyMartinCenterforAdvanceStudyofReligionatUniversityofChicago,May12.
Yang,Fenggang,andDedongWei.
2005.
"TheBailinBuddhistTemple:ThrivingUnderCommunism.
"InState,Market,andReligionsinChineseSocieties,editedbyFenggangYangandJosephTamney,63–87.
Leiden:BrillAcademic.
Yang,Junfeng.
2006.
"Guowuyuan'zongjiaoshitiaoli'shuping[AnEvaluationoftheStateCouncil'ReligiousAffairsRegulations'].
"InBlueBookonChina'sLegalSystem2005,editedbyLiLinetal.
Beijing:SocialScienceDocumentsPublishingHouse.
Ye,Xiaowen.
1998.
"Zongjiaoyupufa–Zongjiaogongzuopufadubenxu"["ReligionandthePropagationofLegalKnowledge"](Preface).
InZongjiaogongzuopufaduben[AReaderinthePromotionofLegalKnowledgeinReligiousAffairsWork]:1-15,editedbyPolicyandRegulationDepartmentoftheStateCouncilReligiousAffairsBureau.
Beijing:ReligiousCulturePress.
Ying,Fuk-Tsang.
2006.
"NewWineinOldWineskins:AnAppraisalofReligiousLegislationinChinaandtheRegulationsonReligiousAffairsof2005.
"Religion,State&Society34(4):347–373.
Yue,Pan.
2001.
"MarxistViewofReligionMustAdvancewiththeTimes.
"NewspaperofShenzhenSpecialZone,December16.
Zhang,QianfanandYingpingZhu.
2011.
"ReligiousFreedomandItsLegalRestrictionsinChina.
"BrighamYoungUniversityLawReview2011(3):783–818.
Zhongjian,Mou.
2007.
"TheChineseSocialistsOughttobeMildAtheists.
"ChinaEthnicNews,January16,p.
6.
Zhou,Hualei.
2010.
"ChineseBelievingGods.
"ChinaNewsWeekly(Beijing),August30.
Zhu,Guobin.
2010.
"Prosecuting'EvilCults:'ACriticalExaminationofLawRegardingFreedomofReligiousBeliefinMainlandChina.
"HumanRightsQuarterly32(3):471–501.
11【论文】美国立国的宗教基础1杨凤岗政治是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
有人群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权力,因为人们的利益和观点必然千差万别,其中一些人的意志得以推行,需要对此做出制度安排.
政治制度就是关于如何分配和使用权力的安排.
但是,政治制度不能局限于权力分配,而是需要有信仰作为基础,需要有多重合法性,比如,契约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历史合法性等等,其中还需要具有神圣合法性.
即使是武力征服获取的领地,其权力的使用和分配的政治体制,如若维持延续,也需要补充多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合法性.
没有信仰作基础的政治体制,是难以持久的.

本文以美国为案例,集中讨论神圣合法性的三个方面:作为三权分立的信仰基础,作为民主共和总裁综合政体的教会基础,作为公民宗教的文化基础.
基于这种分析,我愿展望这样一种中国未来,其中包括一种双重底色的天下公民宗教.
一、三权分立的信仰基础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广义的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这可以说是原版的三民主义.
通过甚么样的制度安排实现这样的三民主义理念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权分立上,即立法、司法、行政互相分离,彼此制衡,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之所以采纳这样的权力制衡设计,是因为开国之父那一代政治精英对于人性的共识,即每个人都是有罪性的(sin),在遇到诱惑(temptation)时难免犯罪.
权力(power)是俱有很强腐蚀性的诱惑之一.
直至今日,经常听到美国人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之所以持有对于人的本性和权力的这种认识,并且广为接受,毫无疑问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尽管也得益于孟德斯鸠等先哲的论述辨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基督教是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啓蒙运动之后的基督教,而不是任何版本的基督教,尽管这样的人性观的元素存在于基督教各个传统中.
这个版本的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一方面强调,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因此人人俱有神性,其生命、自由和尊严是天赋的,即上帝赋予的,因此不可任意剥夺.
另一方面指出,人的堕落本性,俱有原罪和本罪,需要儆醒修行,追求圣洁(sanctification).
不仅是个人的儆醒修行,而且要落实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版本的基督教人性观,强调的是对于普通人的天赋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强调对于政治精英的限制、监督和制衡.
政治制度设计者为自己这个精英群体设定限制,却保护普通民众的天赋人权,这显然超越了精英个体和小群体的自身利益考虑,假如没有超验的宗教信仰,这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
权力的诱惑会导致腐败,只有超验的信仰可以抵制这种诱惑,超越个体和小群体的自身利益.
二、权利运作程序的综合政体1作者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fyang@purdue.
edu2013年5月19日初稿,2014年4月27日更新,原文标题:基督教会、民主制度、公民宗教,本文在共识网发布时稍有删改,来源:共识网,发布时间:2014-06-2712不过,三权分立只是从不同的政治功能或权力的切割分配角度来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其实,还应该从政治运作程序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
如果说美国的三民主义政权是一种"权为民所赋"的话,权力是通过怎样的程序赋予的哪些由公民赋予出去,哪些由公民保留有句俗语说:thedevilisinthedetails(魔鬼在细节中),因此不能光说起来好听,看上去好看,还需要仔细检查其细节的设计和实施.
民主政治的运作程序,这正是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和实践非常欠缺的方面,非常需要补课.
在权力运作程序上,准确地说,美国是个综合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狭义的民主决议制、代议共和制、总统独裁制.
狭义的民主决议制是一种大民主(democracy),决策过程全体参加,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共同决策,少数服从多数.
比如有些法案需要公民的票决,以及地方首席行政官的选举.
这种程序的好处是人人平等,权力共享.
缺点是少数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民众的思想情感、利益选择俱有随意性,流动性,缺少一贯性和稳定性.
代议共和制是指由代表代行决策(republic),公民选出代表或者由特定的程序指定代表,诸多代表组成议会(council),在议会中议事和共同决策.
其决策虽然是由这些代表决定的,即公民中的一小部份人的决策,但是对于被代表者也俱有约束力.
显然,这是一种精英体制,因为被选出或指定的代表,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知识,具备一定的议事能力,能够在议会中有效地议事(deliberation),即对于事项有知识有能力进行权衡利弊,逻辑推理,摆事实讲道理.
代议共和制的优点是精英决策,效率较高,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缺点是代表们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导致其决策有利于利益集团而牺牲大众利益.
不经选举的代表,更容易牺牲大众利益.
因此,代议共和制中的代表,一般要由选民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代表资格,并且通过定期选举实行监督和制衡.
与此同时,议会内的议员彼此之间和决策程序上,则是议员之间的平等民主决议制.

总统独裁制(presidency)是由一人负责决策,其决策对于下属和民众具有约束力.
这种权力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国王到皇帝等传统君主制都是如此.
现在的人们容易想到独裁的缺点,即一个独裁者任意妄为,违背民意,便会损害大众利益.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太多的昏君暴君.
但是,总统独裁制其实也有其优点,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效率高,稳定性高.

如果独裁者体贴民意,顺从天意,内圣外王,君临天下,实在是其下属和臣民的福分,是众人最省心省力的政治体制.
独裁制也是最为稳定的一种政治制度,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任意妄为,其意念也是有限的,少于一群人的意念和万人的意念.
美国的政治是个综合体制,就包括了民主决议制、代议共和制、总统独裁制.
民主体现在定期的选举和公民票决,共和体现在议会,独裁体现在总统一人行使行政决策,并且是三军统帅.

这三者也是一种制衡,避免了大民主的混乱和变换无常,制衡了政治精英的集团利益,总统则需要民选、向议会报告,并且对于总统的权力范围和任期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定.
总体来说,总统的权力和权威,议员的权力和权威,公民的权力和尊严,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兼顾和尊重.
这样一套复杂的综合体制,由宪法和法律固定下来,成为一套具有动态稳定的政治制度.
这样的综合体制形成以后,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
虽然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遗憾,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补和微调,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杂居、文化多元的大国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美国建国之时制定了这套综合政治体制尽管权力行使的三种形态在柏拉图的《政治家》中已经有所论述,但是这套综合体制主要不是出于几个聪明绝顶的政治精英的主动设计,其实是当时各方政治势力进行搏弈的结果,特别是基督教会多年实践外化为政治制度的结果.

三、基督教会的三种体制美国建国之时的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的呢这有必要到当时的基督教会去找,因为是在教会13这个最基层的公共空间里人们最先实践了民主共和以及总裁制度.
对于基督教内部权力结构有所了解的人知道,基督教虽然宗派众多,但是教会的权力制度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主教制(episcopalism),二是长老制(presbyterianism),三是会众制(congregationalism).
主教制历史最悠久,与基督教会的形成过程紧密相联.
主教总裁一个教区的教务,一个教区之内会有多个地方教会.
教区内的权力等级分明,地方教会的牧师或神父需要顺服主教的权力权威,信众顺服牧师或神父的权力权威,另外还有一些明确的职份及其相应级别的权力.
在一个教区内,主教可以说是上帝之下,万人之上,权力集中,实行独自裁决.
不仅天主教会实行主教制,而且圣公会(安立甘宗)、卫理会(循理宗)、信义会(路德宗),也实行主教制,尽管细节上各有不同.
长老制在近代宗教改革过程中被一些教会采纳施行,由地方教会会众选出德高望重而又灵性很好的长老组成长老议会(council),长老集体议事决策,治理教务.
会众需要服从长老议会的集体权力权威.
几个教会的联会组成相应的长老联会,治理联会辖区内的教务.
联会再组成区会,区会再组成总会.
不仅基督教长老会实行长老制,还有一些其他宗派(比如在华人中影响较大的宣道会、中华基督教会等)实行长老制.
同样的,各宗派在细节上各有不同.

会众制则是每个地方教会彼此独立,教会内全体会众共同决策,会员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即使牧师传道人,在决策时也仅此一票,并不比普通会员拥有更大的权力.
会众制形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独立教会和再洗礼派运动.
"五月花号"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发展出公理会教会(Congregationalchurches),广泛传播于新英格兰各地.
美国早期建立的一些大学,包括哈佛和耶鲁,是由公理会建立的.
不过,会众制的不稳定性或变换多端,具有很多表现.
美国公理会神学早期接近加尔文主义,甚至难分彼此,但是由于施行会众制,其中一些地方堂会不久就衍生出了唯一神论(Unitarianism),理神论(Deism),超验论(Transcendentalism),这些地方堂会逐渐分化分流出去.
经过分分合合而形成的现在这个联合基督教会(UnitedChurchofChrist),已经从清教徒的观念变成在神学上最为自由开放的教派之一.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受洗的教会就是个公理会.
实行会众制的教会现在人数最多的是几个浸信会教派.
虽然是教派,但与主教制和长老制的教派不同,区会或总会对于每个地方堂会没有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只有指导性和自愿性的关系,区会和总会的决策对下没有约束力,地方堂会各自独立决策.
浸信会是北美华人中数量最多的教会,其他很多独立教会实际上实行会众制,或者游离于会众制和长老制之间.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三种类型的教会制度都有很多信众.
主教制主要源于英国国教即圣公会,圣公会是弗吉尼亚(包括西佛吉尼雅)的主导教会,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佛逊都是弗吉尼亚人,深谙此道.
长老制和会众制在马萨诸塞和新英格地区广为实践,到独立战争时已经实践了一百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
当开国之父们聚到一起设计国家制度时,对于这三种制度的利弊各有体会、阐述、协商、研判,扬长避短,最终形成了综合性政治体制.

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公理会、长老会和圣公会广大信众的实践,是很难想像和设计出这样一套综合政治体制的.
教会内的权力分配和行使的实践,为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权力分配和行使,提供了模板,积累了经验.
不同类型的教会成为美国民主共和总统制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共和不是停留在理念和口号上,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融化在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因此可以说,美国的政体是自下而上的,是水到渠成的历史发展结果.
当然,开国之父那一代精英的主动选择和历史贡献也不可低估,他们秉持的基督教信仰和启蒙运动思想,都是宝贵的资源,合力促成了美国综合政体的创立.
四、公民宗教以及多元宗教同样重要的是,开国时期信众在教会生活中的实践,也决定了美国精英在政体设计中对于信仰的尊重和重视.
政治制度本身是权力的分配和行使规则,但是,任何政治体制如果缺少了信仰作为根基,就很难长期稳定.
因为无论是会众决议制、长老代议制还是主教总裁制,在基督教会14里的实践,都是以信仰为根基的,是服膺在上帝的绝对权柄之下的.
即使是主教总裁,主教也不过是上帝与信众之间的大祭司,主教应该服膺上帝权柄.
因此,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从独立宣言到宪法条款,再到第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再到被统称为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前十个条款,都体现出对于上帝权柄的敬畏和服膺.
乔治.
华盛顿将军曾经被拥戴称王,也就是作终身君主,这在弗吉尼亚社会环境中,是合情合理的期许,因为弗吉尼亚深受英国国教会(安立甘宗、圣公会)的传统影响.
但是,华盛顿本人拒绝作王,坚持建立有限任期的总统制,也就是对于主教制传统进行了重大调整,限制其权力的范围和时段.
但是与主教相同的是,在宣誓就职时,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特别祈求上帝,帮助他遵守和保护宪法,以此表明这个国家首脑和三军统帅,是服膺在更高的上帝权柄之下.

到美国南北战争这个重大历史时期,林肯总统通过演讲和行动,进一步重申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神圣维度或原则,并且注入了生死献祭的宗教性因素.
由此发展完善了一套宗教政治文化系统,这个神圣系统独立于任何一个宗教及其教派,它由宪法和法律确保各个宗教和教派在法律面前的自由和平等,既不立国教或独尊某个宗教,也不禁止任何一个宗教的实践.
与此同时,这种宗教政治文化体系赋予政治体制以神圣维度和信仰元素,权力服膺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总统虽然是在万人之上,却是在上帝之下.
任公职的官员和选举产生的各级议员,都要手抚圣经进行宣誓就职仪式.
其实,这并非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柔性的传统规范,民众期许,文化认同.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奥秘.
这样一套宗教政治文化系统,被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称之为"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
公民宗教不是国教,也不是具体的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组织,而是以经过了啓蒙运动启迪的基督教信仰为底色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符号系统.
这样一种公民宗教,在具体宗教的自由平等获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神圣合法性维度.
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蒋庆批判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缺少神圣合法性,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美国政体中的这个神圣维度,他还不理解公民宗教这个奥秘.
五、美国宗教的历史变迁美国的宗教结构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发生了极大变化.
开国时期的13个州,大多数是基督新教的不同教派,可以说基督新教是美国的灵魂、价值观念、文化认同.
经过19世纪中叶到20时期初的移民浪潮,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比例急剧上升.
到了1950年代,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灵魂已经从单一的基督新教转变为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三合一,从此简称为犹太基督文化和价值体系.
196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浪潮,则带来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各种宗教的众多信徒.
现在美国人所能说的,只能是"上帝之下的民族"(onenationunderGod),至于这个上帝是哪个宗教的上帝,则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还有些无神论者,不断挑战"上帝之下的民族"这个观念本身,想要把"上帝"彻底放逐出美国政治和公共领域.
美国政治体制的神圣合法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如何发展,并无必然可谈,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搏弈.

幸好美国实行的不是大民主,不是纯粹的民主决议制.
由于总统独裁制和代议共和制的稳定性,也由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的稳定性和法律制度的稳定性,美国的宗教政治文化体系虽然经受严峻挑战,但是其基本结构,迄今为止依然健在.
来到美国的移民宗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调整和同化.
比如,美国现在圣公会信徒已经很少,人口比例很小,但是,同样施行主教制的天主教徒已经很多,已经占到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可是美国天主教已经不再是宗教改革前的中世纪天主教,不仅适应了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接受了作为诸多基督教派之一的事实,而且,在经过1960年代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也适应了现代民主政治.
因此,在今日美国,天主教在社会政治功能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开国时期的圣公会.
美国最高法院九位15大法官中,其中六位是天主教徒(另外三位是犹太教徒,没有基督新教徒).
再比如,虽然公理会信徒人数已经很少,人口比例很小,但是,同样实行会众制的南方浸信会则已经成为除了天主教以外最大的教派,而且已经从社会最底层晋升到美国精英主流之中.
卡特总统、克林顿总统都是美南浸信会出身.
而犹太教一向实行会众制.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实行长老制的教派宗派依然很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担当中流砥柱.
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历史事实,196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虽然很多来自亚非拉和中东,其中多数人其实是基督教徒,要么是移民之前就是基督徒,要么是移民美国之后改信基督教.
更有一个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发展变化,即其他宗教来到美国后,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佛教,也在信仰、组织、会众等方面日益趋近美国的主流宗教.
因此,美国的灵魂、价值观念、文化认同虽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基本色调依然是犹太基督文化.
迄今为止这依然是个事实,而且意义深远.
六、展望中国的一种未来以美国的经验反观中国,基督教对于民主政治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呢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当我们面对现实并且展望未来时,一种可能是我们变得非常乐观,盲目乐观,结果会惨败,直至丢盔卸甲,惨不忍睹.
一种可能是我们变得非常悲观,看到现实与理想相距遥远,结果是灰心丧志,放弃努力,这也将是惨不忍睹的.
当我们认清了现实,确定了目标之后,我们还能不能以超然的勇气和毅力,坚定地踏实地向目标行走从基督教神学来说,建立人间天堂是自由开放派的主张,与世隔绝的超然圣洁生活是基要派虔敬派的主张.
对于这两种神学进路大家比较熟悉.
近年来在城市新兴家庭教会众发展较快的改革宗神学,强调积极入世,力行改造世界.
但是,这种神学主张,也容易导致身体力行者的挫折感,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多种力量并存的世界,特别是在基督徒还仅仅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和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时,改造世界的努力往往成效有限,而且常常需要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宗教的一元垄断的局面已经在走向终结.
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共生,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社会的必然现实.
多元并存有可能导致后现代相对主义,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和经常性的暴力冲突.
走出这种后现代困境的途径,在于建立宪政法治,在社会基层实践民主共和总裁,同时树立公共生活的共享神圣维度,也就是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不是宗派宗教,而是公民社会中公共生活的神圣维度.
美国的公民宗教是以基督教为底色的,但不等同于基督教.
美国的公民宗教在过去经历了宗教多元化的冲击和整合重建,目前正在经历新一波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更大挑战和重新建构.
中国目前没有公民宗教,如若建构未来社会的公民宗教,不可避免地需要以儒学或儒教为底色,但是同时需要基督教为底色.
儒家文化历经千年,已经浸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取向,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人和华人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
基督教在中国和华人中的迅猛传播也已成为难以阻挡的现实.
面对我们所特有的历史和现实,我认为,没有儒学对于基督教的主动吸收,没有华人基督徒的主动参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公民宗教是不可能的.
秉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我愿展望这样一种双重底色的天下公民宗教,其骨架或可概括为:天之主——上帝,国之法——宪政,家之情——情义,人之爱——博爱.
16【调查报告】新疆稳定形势变化及维稳政策分析李晓霞1近几年,新疆的社会稳定状况日益受到关注.
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求稳定,在中国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
但新疆的稳定问题又有其特殊性,民族宗教问题叠加、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组织不懈图谋,影响新疆稳定的各种因素错综复杂.
2009年乌鲁木齐市发生"75"事件,教训惨痛.
此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奋发努力,援疆省区积极支持,新疆出现民生改善声势浩大,基层维稳力量日益强化的局面.
但在走过2013年进入2014年后,新疆的社会稳定状况表现出更为严峻的态势.
在探讨当下稳定形势新变化之时,对过去稳定工作追溯及维稳政策分析,更显必要.
由于维稳工作一般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研究资料来源有限,本文分析有所缺漏在所难免.
一、新疆稳定形势变化新疆地处祖国西陲,地域辽阔,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多样,社会稳定问题由来已久.
但新疆稳定问题被放在社会政治形势的重要位置,被中央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当时新疆多地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主要是涉及不同民族间的个人冲突、刑事案件演变为大规模的族际冲突,并打出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
1981年8月,邓小平到新疆视察,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2维稳工作成为自治区政府的重要工作.
1996年,新疆稳定形势严峻,中央指出"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3,新疆稳定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
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的发展稳定工作,指出"确保新疆的发展稳定,不仅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
新疆的稳定影响到全国的稳定,这一点在2013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1028事件、2014年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301"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社会稳定,可以是一种社会状态,表现为社会安定度、公众安全感,"维稳"之意即视稳定为已存状态;可以是一个社会目标,即由不稳到稳的实践过程,所谓"求稳"即指此.
目前,社会稳定度并没有权威的测量指标,通常以刑事案件发案率、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人数及次数、群体事件的规模及影响等进行衡量.
在新疆,社会稳定状况更经常以各类暴恐活动发案频率和强度、分裂组织及分裂活动的活跃程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反映和衡量.
从1980年阿克苏市"49"事件到2009年乌鲁木齐市"75"事件,经历了30年;"75"事件后至2014年的乌鲁木齐市"522"事件,又时过近5年,新疆社会并未呈现出一个总体趋稳或不稳的态势,而是起伏跌宕,峰起谷回,受国内外社会形势变化、国际敌对势力渗透与挑唆、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破坏活动以及疆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累积难解、社会治理方式调整难度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稳定形势趋于复杂,社会分裂度某种程度在加剧.
1980年代以民族为指向的群体性骚乱多发.
80年代初期新疆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1980年1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2朱培民、陈宏、杨红《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3页3《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7号文件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1996年5月6日)4《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关于新疆发展与稳定的战略研究报告》(中发[2004]11号文件)17阿克苏"4·9"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1981年伽师"5·27"暴乱,1981年喀什"10·30"事件.
这些事件多直接起因于不同族别群众个人间的纠纷或冲突,突发性强,参与人群数量多,参加者盲从性强,受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煽动,政治目的不明确,攻击指向明显,即针对汉族人群实施人身伤害和谋财行为,群体性骚乱特征突出.
如1980年阿克苏市发生"4·9"事件,起因于一汉族刑警误致一醉酒滋事维吾尔族男子死亡,3000余少数民族群众上街抬尸游行,冲击地委及政府单位,并攻击汉族群众,两天造成1人死亡,549人受伤(93人重伤),砸坏汽车44辆,抢拖拉机、自行车、手表、现金等,后查出打砸抢分子155人,其中逮捕法办12人.
以后发生的事件政治性逐渐明显,如乌鲁木齐市1985年"12·12"及1988年"6·15"的少数民族学生游行事件,1989年"5·19"冲击自治区党委的打砸抢骚乱事件.
当时这类事件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极少数人员煽动蛊惑,属人民内部矛盾,宣传教育成为最主要的处理方式,对于群体骚乱的社会控制力弱,事件有时持续数日.
后来此类事件也被处理为"政治性动乱".

1990年代各类暴力案件频发,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进入激化期.
以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4·5"反革命暴乱为标志,分裂势力开始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对抗政府、杀害民众.
如1992年"2·5"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南疆地区系列爆炸案1、1993年南疆系列暗杀案2、1994年的"7·18"系列爆炸案3、1995年和田市"7·7"骚乱事件等.
1996年至1997年,曾被称为新疆解放以来民族分裂分子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
分裂势力以"炸桥赶汉"为口号,实施所谓"断桥行动",仅1997年上半年,在新疆共制造针对汉族群众、公安干警、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的爆炸、凶杀、抢劫、纵火等暴力恐怖案件56起,杀害42人,致伤294人,40多辆汽车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万元.
1997年先后发生伊宁市"2·5"严重打砸抢烧事件,乌鲁木齐"2·25"公共汽车爆炸案,尤以伊宁市"4·24"拦截囚车事件4最能表现分裂分子的嚣张气焰.
90年代的暴恐案件,基本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
团伙组织性强、活动能力强,不少成员具有多重组织身份,其依存的组织被破获或打散后立即转投或组建新的分裂组织.
90年代后期,分裂势力采取"境外指挥,境外训练,境内活动"的方式,国际宗教极端势力"伊扎布特"开始在新疆渗透,90年代末在全疆形成统一指挥的组织体系.
1990—1995年公安机关共破获109个危害国家安全的团伙和组织案件,成员达1831名.
2000年代新疆的社会稳定形势较为平稳,暴力恐怖活动较少,但各类宣传渗透活动增多.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反恐"成为国际关系主题,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揭露"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的累累血案,"东伊运"被美国将确定为恐怖组织.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一批暴力恐怖组织被破获、地下窝点被查获,这个时期暴力恐怖活动发生频率减弱,但仍有如2002年泽普县依玛乡"5·27"乡干部被杀案件、2004年鄯善县兰新铁路上"9·5"爆炸案(因投放炸药当量不足未能颠覆火车)、2008年"8·4"喀什市公安边防支队早操被袭案等发生.
从可见的资料看,这一时期暴恐活动的区域扩大至国外(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到喀什的大客车被"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袭击),组织活动的范围延伸至内地,活动形式更加多样.
2002年到2003年,恐怖团伙从河北、河南、天津等省市购置大量制爆化学药品,在河北沧州市制造爆炸装置,准备在内地和新疆同时实施恐怖活动.
据不11993年6月至9月间,在南疆地区的商场、集贸市场、饭店、文化场所等处发生10起爆炸案,造成2人丧生、36人受伤.
以下暴恐活动的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
21993年6月到9月,叶城县、和田市先后发生几起针对公安局干部、教职人员、汉族群众的暗杀事件.

31994年7月18日起,在阿克苏、新和县"东突厥斯坦正义党"以政府机关、重要公路桥梁为目标,制造了6起爆炸案.
41997年4月24日,伊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伊宁市人民法院在地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判决"2·5"打砸抢骚乱事件的骨干分子.
罪犯押回看守所途中遇数百人阻截囚车.
公安、武警当场击伤暴徒7名,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18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7年,全疆公安机关打掉暴力恐怖团伙、组织117个,抓获人员1866人,基本遏制住了"三股势力"在新疆境内的暴力恐怖活动.
2000年代新疆十年持续稳定,被认为是1997年进行集中整治、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专项斗争,主动出击、露头就打的结果.
自治区领导很有信心地表示,在严打攻势下,敌人已无法坐大成势,"没有能力再制造大规模暴乱和打砸抢骚乱事件"1.
2009年乌鲁木齐市发生"7·5"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打砸抢烧暴力恐怖事件,该事件成为新疆稳定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虽然在处理"7·5"事件中,抓了一批判了一批,但此后新疆涉暴涉恐案件仍呈上升态势.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2.
伤亡人数较多的重大案件,如2010年阿克苏市"8·19"联防队员被炸案、2011年和田市"7·18"派出所被袭案、喀什市"7·30""7·31"袭击案、2012年叶城县"2·28"幸福路市场杀人案.
2013年更是重大案件频发,如巴楚县色力布亚镇"4·23"袭杀基层工作人员案、鄯善县"6·26"袭击案、北京天安门广场"1028"恐怖袭击案等.
2014年未过一半,已有"3·01"昆明火车站砍杀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袭击案、"5·22"乌鲁木齐市公园北街早市爆炸袭击案等数起重大案件.
这些重大案件表现出共同性:(1)一次性伤亡人数众多,仅乌鲁木齐市公园北街早市"5·22"爆炸袭击案,至23日已造成39名无辜群众遇难,94人受伤;(2)多选择人群聚集处等公共场所,如火车站、市场、餐厅;(3)袭击目标性强,主要针对普通群众、基层管理人员,2013年几起重大案件袭击对象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2014年的几起重大案件都是针对普通群众;(4)均预先筹划准备,即使如"4·23"事件为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触发,施暴者也是先有组织有预谋;(5)暴恐行为多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施暴者不计个人生死,手段残忍;(6)施暴者组织小型化,从数人到十多人,多因非法宗教活动纠结,在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宣传过程中组织化,组织形成长至两三年,短到几个月,行为目的性强、规划性弱,有预谋但更多的是相机行事,行为相互效仿,从相关报道看大多没有更强大的组织背景;(7)施暴者多年轻、受教育程度基本在初中以下.
事实上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南疆的人口特征之一.
2005年南疆四地州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的比例为25.
9%,2008年和田地区普通高中招生率为9.
5%,加上职高、中专等也不超过20%,2010年初中升学率方达到44.
9%.
与过去30多年相比,2013年至今的新疆稳定形势更受关注,其原因,一是网络的传播使消息难以隐匿,政府也秉承重大事件迅速知晓公众的宗旨及时发布信息,社会对此类事件的知晓度较过去大增;二是几起重大恐怖活动都是有预谋的针对普通群众以及基层政权机构,伤亡数大,社会影响力大;三是近几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改善民生的投入巨大,"以发展促稳定"的理念在落实中,在此背景下稳定形势更显严峻,令人震惊;四是近几年基层维稳能力不断提升,维稳投入持续增大,而暴力恐怖案件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让人困惑.

回顾1980年以后至今30多年来的新疆社会稳定形势,其安与危取决于各类由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制造、助推、煽动的各类暴力恐怖案件、社会骚乱事件、暴力伤人杀人案件的频率和强度,具体体现了分裂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1990年喀什地区的巴仁乡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市的"7·5"事件是两起最有影响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两起事件时隔20年,前者发生于南疆的一个偏远乡镇,后者是在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内;前者暴力实施者限于该乡村居民,攻击对象主要是乡镇政权组织和公职人员;后者参与人员几乎来自全疆各地,主要伤害特定族群的普通居民,千余人伤亡.
事件规模扩大本身反映了新疆稳定问题,从局部上升为整体;由乡村为1《新疆自治区主席:敌人已没能力再制造大规模暴乱》,2009-05-2513:35:22新华网2《新疆去年发生190余起暴恐案》,网易2013-11-2510:15:01来源:瞭望东方周刊19主到城乡并重,城市成为大规模暴力恐怖事件的主要发生地;事件参与人构成复杂化、规模化,动员渠道多元化等,表现出新疆稳定问题的严峻化趋向.
二、新疆维稳政策分析多年来,新疆稳定问题一直是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极为关注的问题,随着新疆稳定形势的变化,对于新疆稳定问题的认识以及治理方略也随之发展.
1.
对威胁新疆稳定主要因素的认识1980年代后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前苏联迅速发展,以民族分离、建立独立国家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极大鼓舞了新疆民族主义势力,新疆安全和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1988年5月,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上,王恩茂指出:新疆的危险主要来自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
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发生,王恩茂明确说,该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是新疆的主要危险1.
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全球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通过朝觐、探亲、经商、学经、学术文化交流等形式,国际伊斯兰复兴思潮中的极端主义信息不断传入新疆2.
1995年,自治区领导指出:今年以来,非法宗教刊物和反动音像制品泛滥,已经成为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反动宣传和教唆犯罪的工具,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3.
199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研究新疆稳定工作并下发了中发[1996]7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论断.
当时对新疆形势的估计:"新疆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高度警惕,及时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可能发生一些较大规模的突发事件,甚至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骚乱、动乱,影响新疆以至全国的稳定".
此后,两个危险的论断主导了对影响新疆稳定主要因素的认识.
1997年3月,中央在新疆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民族分裂主义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三股势力"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在维护新疆稳定的工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组织及暴恐活动、加强社会管理、统一思想认识多方入手.
同时,民族团结工作被认为是维护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4.
民族团结教育是一种以潜移默化方式实现协调社会关系目标,难以操作、难出效果、难见政绩,实际工作中通常采用的宣传教育方式多流于形式化、表面化、程序化,故形式上关注度高、操作中投入有限.
而宗教问题外显性强、影响力大,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具体而实际,经常是落实维稳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各级领导更为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
"两个危险"提出之始,就未被认为是两者并列发挥作用,而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是对新疆稳定的重大威胁"5.
同时,宗教极端势力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不断上升.
1998年,自治区领导提出:宗教极端势力已成为我区发生动乱的主要根源.
它的一些政治主张已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理论武器6.
2009年"7·5"事件后,中央更强调民族分裂势力危害的影响7,但在新疆的维稳工作中,遏制宗教极端势力渗透以及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更受重1《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第219页2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3阿木冬·尼牙孜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7月26日)42001年6月,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是维护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32页)5江泽民《正确认识新疆历史,坚决反对民族分裂》,《新疆工作文献选编》,第486页6司马义.
铁力瓦尔地在自治区统战部长、民宗委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8月21日)7"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要"坚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16日).
2013年6月,俞正声在新疆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指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依然在加紧活动,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民族团结、社20视.
自治区有关领导指出:2011年喀什、和田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无一不是宗教极端思想作祟.
非法宗教活动必然导致宗教狂热,宗教狂热必然导致极端宗教思想,宗教极端思想必然导致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1,"宗教极端思想是'三股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思想发动和成员发展的主要手段"2.
对于"三股势力"的判断: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方式是暴力恐怖活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称为"三位一体".
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遏制宗教极端势力渗透蔓延是新疆维稳工作的重点之一.
这是继江泽民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后,第一次在国家宗教政策层面提出"遏制极端".
新疆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政治斗争.

但新疆的问题又总是与民族、与宗教有关.
对于新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新疆的宗教问题从属于民族问题,解决好民族问题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搞好民族关系,才不至于强化宗教意识;即使出现某些难以避免的宗教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好,不致引起民族矛盾3.
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新疆传播、蔓延和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宗教是被民族分裂势力利用的工具,将宗教视为新疆不稳定的源头、伊斯兰教视为滋生"三股势力"的土壤和温床,是人为地激化次要矛盾,在客观上干扰了主要矛盾的解决4.
也就是说,在新疆稳定问题中,民族分裂是本质,宗教是进行群众动员的旗帜和工具.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是有矛盾的.
宗教不以民族或国界为界线,或者以宗教认同抹杀民族间的差异,或者以宗教信仰分裂民族认同.
但对民族主义来说,全民信仰的宗教是最好的社会动员工具,共同的信仰、历史、文化等都是增强民族内聚力、达成政治目标的资源.
近些年,新疆一些地方宗教氛围渐趋浓厚,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被政府认定的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

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并不等同.
笔者以为,许多参与或同情非法宗教活动的普通民众,是将其视为本族社会认可的一种文化和行为,做为强调民族认同、强化族别边界的手段.

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所以能迅速蔓延,就是利用同族同宗的天然情感,利用宗教信仰的神圣和虚无,通过族内小范围互动,对受众给予来世希望诱惑、同族情感抚慰甚至是"神圣正义感"支持(如殉教),以获得认可和追随.
不可否认的是,其煽动力根本还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意.
许多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如蒙面纱、穿吉里巴甫服等人),并非就是极端分子,其中不乏希望以格守教律净化社会风气、以反朴归真抵御现代社会复杂多样文化冲击之人.
由于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民族情绪、利用宗教感情,政府在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打击和防范过程中,时常感受到来自维吾尔族民间社会较大的排斥与淡漠态度,扼制极端的难度很大.

越来越明显的是,宗教极端主义事实上在分裂甚至是湮灭维吾尔族社会,以穆斯林身份替代维吾尔族,否认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他们将所有人、所有组织以同教、异教(卡甫尔)划分,不遵从极端观点、不表现"保守"行为的人,不论同族或异族,均为异教之人,是排斥、弃绝、甚至消灭的对象,以此换取虔信的证明、进入天堂的门票.
但很多维吾尔族人并未警醒,仍持同族同教之情给予关注、关心、默认,甚至为了不被排斥而去接纳,认为这是受到伤害的维吾尔族人进行的自我救赎或抗争.
目前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其中就有民族主义者与宗教极端者结成同盟而没有进行有效抵制的原因,这带来的将是对整个维吾尔族社会的伤害.
因此,会稳定的重大现实危害".
2010年6月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领导有关讲话中,只在引导宗教界做好解经和讲经工作中涉及到"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1《努尔·白克力:新疆将严打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等活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03月07日09:532努尔白克力《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共创新疆各族人民美好未来》,《新疆日报》2014年4月7日3陈国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疆宗教问题》,《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9期4阿比孜·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21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弱化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的必需,这又要建立在维吾尔族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上.
2013年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官员在各类媒体上公开批驳宗教极端主义对本族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危害,这种积极的声音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极端势力的扩大,其对稳定的直接影响也愈大,这几年暴恐案件实施者的残暴与无畏即是以"圣战"、"殉教"的名义展现,显示着宗教极端势力在独立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若宗教极端思想酿成泛滥之势,增进民族间的团结并不能成为有效抵御方式.
民族分裂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力扩大,与境内外敌对势力活动关系密切,也与我们自身的工作有关.
所谓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必要条件,对于新疆问题来说也不例外.
目前,对于外界渗透因素只能抵御,并增强群众的免疫力和戒备感,而无法杜绝和根治.
一味将新疆问题主要归为外来影响,某种程度是减弱责任意识,减少对工作失误的反思,客观上不利于自身的改善.
1956年6月,自治区党委专门讨论和田暴乱问题,王恩茂指出,该事件是反革命抓住了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向我们进攻,"如我们对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教育工作做得差,执行政策上有些偏差和缺点.
"11962年5月底在伊宁市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自治区对该事件教训的认识,"一些不法分子在外来煽惑下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和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造谣污蔑"2.
新疆问题的政治性,弱化了其做为社会问题的责任追究;社会问题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掩盖了个体的利益追求和权利维护.
目前,新疆在更快、更普遍地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多,为避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社会问题叠加、重合,更应在经济发展方式、社会治理能力、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关注民生,重视民心.
2.
认识和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认识和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一直是新疆维稳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随新疆稳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
理论上说,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稳定和发展同等重要.
但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和发展的位置常有孰先孰后的考量.
官方每次在重申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时,就说明两者关系的处理需要调整或改善.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是两者轻重缓急的关系,二是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如稳定出问题是否因发展有问题所致.

经济是基础,是决定社会形态、思想观念的前提,唯物论是我们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新疆的稳定问题也经常被归结为发展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新疆出现"伊塔事件",数万人非法越境进入苏联,当时对"伊塔事件"的总结中,内部工作问题中最主要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安排不好".
1963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新疆反修工作主要还是经济问题……新疆人民生活要改善,要比苏联还好"3.
笔者在塔城调研时,听当地干部谈塔城等边境县市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对苏联的防御战略使当地难以得到发展支持.
1990年代前,新疆问题较少与经济发展挂钩,当时新疆与全国发展上距离相差不大.
90年代后,新疆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也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大,将稳定问题归为发展落后的说法日渐普遍,以至于1995年有自治区领导指出,社会中较普遍地将南疆较多出现影响社会安定事件归结为当地太穷、太贫困,"一些人对此产生一种怜悯、同情",掩盖了问题的实质4.
意为将新疆稳定问题归结为发展落后,有为分裂活动寻找合理性之疑.
而将发展视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途径的观点一直占主流,如"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5.
从长远讲,"使新疆始终比周边国家好,逐步缩小同内地省区的差距,这1《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第146页2《新疆工作文献选编》,第224页3《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第151-156页4贾那布尔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7月26日)5铁木尔.
达瓦买提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7月26日)22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1.
2000年,江泽民指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生活,这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抵御民族分裂主义最根本的保证",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即是从国家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着眼的2.
新疆能够"保持团结稳定,根本原因在于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32009年"7·5"事件发生,事件的参与人员众多,南疆乡村人员是其中的重要构成.
南疆偏远、落后、贫困、少数民族聚居等成为稳定出问题的重要因素,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疆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来解决".
2010年召开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主题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对新疆发展的重视,不仅是为了促稳定,也是新疆经济的重要性所致:"把新疆建设成为西部经济强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
中央实施19个省市对口援疆工作,出台一系列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
随着大量援疆资金、人员的进入,新疆各地掀起了新的发展高潮.
在新疆,每次大的案件发生后,都有对维稳不重视或抓经济懈稳定之责.
2011年和田发生"7·18"事件,其公开、残暴成为自治区稳定政策变化的一个标志.
该事件被认为是前段时间强调了发展而松懈了维稳工作,对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宗教氛围浓厚重视不足的结果.
自治区党委明确指出,当前在新疆切实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和田地区的领导说"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把维护稳定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长期不懈地抓下去.
"4维稳被认为是所有工作的核心5.
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被稳定形势的严峻性所抑制.
2013年,新疆重大案件迭发,维稳形势严峻,新疆工作的特殊性受到更多的关注,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和部署新疆工作,指出:要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将长治久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光靠发展解决不了新疆问题,但许多涉及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必须通过发展去解决.
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对于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定义:发展是新疆问题的总钥匙.
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

强调稳定,不是不发展,而是要改变发展方式,实现参与式、包容性、融合式发展,让发展惠及民生,赢得民心.
显然,这是对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近几年新疆发展速度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水平明显增长,但民众对发展的参与性不足、分享度不够,收入水平上升慢、物价水平增长快等问题也明显存在.
发展和稳定应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以稳定谋发展,以发展促稳定.
但在稳定与发展的工作实践中似乎总存在此强彼弱的冲突.
这种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分配上.
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地方经济实力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维持行政事业开支以及发展项目支出,在维稳装备及人员等投入的增多就意味着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项目投入等方面的减少,反之亦然.
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面的严格防控措施,使人、物的流动在方便快捷、自由宽松等方面大打折扣;公共场所中的警力设置、标语横幅等给公众增加社会紧张感意识,使外来投资者、旅游者产生心理压力;为避免暴恐分子攻击而控制公共场所的人员密集度,使一些原有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持续.
如乌鲁木齐市"5·22"事件发生后,市内十多家早夜市被关闭(或"永久取缔"),对市场就业及市民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再次是对政府工作重点的影响.
政府管理人员的主要精力用于维稳还是用于经济发展,明显影响该类工作进程.
2014年起,新疆各级部门单位轮流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每年7.
4万人)在基层进行三年的"访民情、1王乐泉在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4月9日)2江泽民《正确认识新疆历史,坚决反对民族分裂》,《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7页3胡锦涛《稳疆兴疆、富民固边》(2006年9月1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4和田地委书记在地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25日5和田的领导指出:在和田这样的地方维护稳定工作是1,其它各项工作都是1后边的0,没有这个1,再多的0也都是0.
23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三分之一的干部长期不在岗自然会影响单位的常态工作.

对于近两年稳定形势严峻化的原因,有一种"狗急跳墙论"的解释:境外国际反恐合作的加强缩小了"三股势力"的活动空间;境内跨越式发展使南疆的贫困程度得到很大改观,减少了"三股势力"依托的土壤,故他们急于活动,也是为了营造一种不安全感或制造恐慌气氛以阻碍实现跨越式发展1.
笔者以为,此种解释,可以衍生出两个结论:其一,"三股势力"对我们的发展感到恐慌,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
其二,"三股势力"已是穷途末路、垂垂危矣,稳定形势快到转折点.
笔者以为,新疆的稳定形势受多种因素决定,目前正处在严峻时期,中央及自治区采取的各类维稳政策、措施,是希望尽快缓解或改善目前状况,高压严打可控制社会面暴恐案件的高发态势,并不能有效解决稳定问题.
长治久安是长期努力的目标,而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实现该目标的根本之举.
以改善民生、争取民心为目标的发展,要注重当地民众的平等参与、公正分配、公平享有,要让民众在发展中得到机会、提高能力,获得尊严、尊重和信任.

三、新疆维稳方式分析综合看几十年的新疆维稳工作,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
关注各类影响稳定的人群,以流动人口为重点.
影响稳定的重点人员有两类,一为已接受或易接受"三股势力"影响的人员,二为易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的人员.
2013年9月,笔者在叶城县某乡调查,该乡将影响社会稳定工作的人群被定为六类:重点人员(如危害国家安全受宽大处理人员、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人员、缠访闹访等)、80、90后人员(18至35岁的青少年)、流动人员、辍(失)学儿童、特殊人员(穿着及行为上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者)、汉族农民.
该乡认为,抓好稳定工作就要管好六类人,管人就是管好就业,保证人人有收入.
该乡有汉族群众140户385人,非常住人口91户274人.
乡里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对土地承包合同期满且不遵守乡里规定、不落实安全措施的人员给予清退.
流动人员一直是社会管理的重点.
他们多属社会底层之人,为生活所迫,寻廉价居所、靠打工摆摊为生,流动性强,生活希冀不高却生存条件脆弱;多年轻,离开家乡,离开熟人社会,传统的人伦道德约束消解,行为自控力下降,易群聚,剔滋事、易被煽动.
他们在生活、就业、社保等方面的问题,很易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
尤其是南疆农村出来的青少年,文化程度低、无业者多、收入水平低,易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是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
笔者多年在南北疆调查,各地大都认为本地人没问题,由外地流入的或曾流出到外地的易出问题(包括参加非法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建立暴恐组织等).
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城镇以规范出租屋管理为主要方式,农村则强调对流动人口的登记制度.
叶城县某乡规定:凡外来人员住农民家或会见农民,该农民要向村两委会汇报,十户长注意动向,警务室审查身份.
若未履行登记、审批程序,该农民要受经济处罚和责任追究,在村民大会上做检查;若十户长、村民小组长、治保主任、民警属知情未报要负连带责任.
另一方面,对于流入地的管理者来说,流动人口增多意味着稳定风险增大和维稳工作量加大,对流动人口的进入多防范少服务,多戒备少信任的现象普遍存在.
2012年北京天安门"10.
28"事件被认为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内地反恐压力加大,对新疆流动人口的防范和管理更为严格,人口流出的难度明显加大.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这不仅是需要改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方式,也要改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方式.
2.
控制各类影响稳定的社会因素,以宗教事务活动管理为主.
1《新疆恐怖暴力案特征分析:家族式冷兵器作案》www.
ts.
cn天山网2013年04月30日16:42:0224新疆与内地一样,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如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土地纠纷、水资源分配、医疗纠纷、官员贪腐等等.
但在涉及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中,宗教事务管理一直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新疆非法宗教活动及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对新疆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有很多人将此归结为上世纪80年代对宗教事务放任和管理放弃,如曾任过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曾大办经文学校,阿及其800学经弟子被认为是导致90年代新疆稳定局势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少数民族聚居、宗教氛围浓厚的区域,宗教事务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更是直接相关.
在和田地区,宗教问题被认为是稳定的晴雨表,"管住了宗教就等于做好了稳定工作的一半",和田地委提出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思路:"社会稳定的重点是宗教管理,核心是管好宗教人士,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
"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被认为是当前干部在宗教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级政府部门在宗教事务管理上投入大量精力.
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管委会,主管领导介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是在宗教事务管理上.
但目前的管理行为,一方面是更深入到宗教事务内部,并扩展到民俗行为,另一方面管不住、堵不住的现象普遍存在,并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因管理方式、内容、手段等出问题又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因素.
3.
维稳手段上技防、物防、人防并用,以人防为主.
物防和技防手段是近几年强调并有条件广泛实施.
2012年,新疆推广社区"单位化管理、网络化覆盖、社会化服务"管理,至年底,全疆967个重点复杂社区已基本实现单位化管理和网格化覆盖,全疆1716个推行"三化"社区中,84%的社区配备了技防和物防设施,50%的社区实行全封闭或半封闭管理.
各类监示装置、安检设施越来越多进入公众生活领域.

在维稳工作中,不论群防或专防,大量的人力投入是最通常的做法.
公安、武警、兵团民兵等是主要的维稳队伍.
近几年自治区在加强基层维稳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2年,新疆新招8000多名公安民警充实农村(社区)警务室,按每村"一民警三协警六民兵"的标准,配备基层警务人员.
除专门的维稳力量外,在城镇以社区民警为主导,社区警务室和物业保安为依托,治安联防巡防队为辅助,整合包括驻地单位职工、复转军人、楼院长、居民小组长、社区志愿者、物业保安、低保户、商铺经营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等各种治安防控力量.
2014年5月,全疆日均各种巡控力量达10余万人1.
笔者在和田某村,见村民在村委会院内值班,多为上了年纪的男女村民(白天5男5女,夜间10位男性),坐着聊天,有孩子在旁玩耍,气氛闲适温情.
据称该村无经费组建民兵队伍,全村居民家庭轮流值班,若因故不值班者,一天支出10元补偿费.
全民参与维稳,也是新疆维稳工作的一大特点.
4.
自上而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点落实基层的管理和安保能力.
乡村、社区基层组织直接面对民众,是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决定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也是进行社会管理、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社会机构.
2011年9月,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基层稳则全疆稳、全疆稳则全国稳,表明基层建设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基层组织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干部建设、机制建设、阵地建设等,其中干部建设最为关键.

在加强基层管理方面,有两个工作机制最受关注.
一个是1999年自治区开始在南疆四地州374个重点边远乡镇实行"4211"工作机制,对这些乡镇的干部实行双倍配备,以保证每日有足够数量的干部在岗工作,并轮流休息、培训(挂职).
该机制是为保证情况复杂乡镇中的干部,有足够的工作时间投入并能正常的休息和学习.
该机制后因干部职数不到位、维稳任务重无法保证干部轮休等原因未能运行.
另一个是"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
1997年伊宁市发生"2·5"打砸抢骚乱事件后,伊宁市总结基层管理过粗过泛、信息缺失的教训,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分片掌握各自辖区内所有住户的基本情况,将将居民分成放心户、普通户和重点户三类进行管理.
自治1《新疆全面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www.
ts.
cn天山网2014年05月27日22:07:0725区认为该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2008年开始在全疆社区中实行.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对城镇社区流动人口状况不清、危及社会安全的相关信息不明等问题进一步暴露,"四清四知四掌握"工作机制更受重视并要求严格落实.
该机制明确规定社区干部动态掌握居民信息,但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大多非本社区居民,居民信息掌握常沦为死记硬背的应付,出现考核机制形式化、仪式化,社会服务的时间、空间和内容被压缩等问题.
目前,社区对居民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方式正在推行中.
基层的干部建设,一是要有适当数量的干部,二是要有靠得住(包括工作能力和政治素质)的干部,三是要能留得住干部.
由于新疆基层维稳工作愈加繁重,基层干部职数不断增加,2012年,按每百户居民配备1名社区工作人员,全疆新增社区工作者1.
15万人.
村落、社区基层组织属自治组织,但基层责任重大,管理人员公职化的现象在增多.
2012年,全疆在村任职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1280人,1.
01万名国家干部在社区任职,社区党组织书记都由国家干部担任.
基层干部中高学历人员比例增大.
2012年有4000名大学生到村任职,平均一村一人;1万名大学生到社区工作,平均每个社区6人1.
虽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做了多年,但对基层政权懒散甚至瘫痪,不能传达党的声音、不能履行管理职责、部分基层干部信仰宗教等的批评,也一直存在.
南疆流行一种说法:村干部都知道说不知道,乡干部都不知道说知道,县干部都想知道却都不知道,反映了基层管理人员不能尽职尽责、上级部门情况不明的状况.
由上级机关下派干部整顿基层组织,提高基层工作能力,是惯用的加强基层政权的方式.
1997年,新疆稳定局势严峻,开始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的地区进行集中整治工作,此后每年从自治区、地(州、市)、县三级派出万人以上的工作队深入到乡镇村组开展"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对广大基层群众进行面对面教育2.
2012年,全疆集中开展干部赴基层、转变作风、服务群众活动,各级抽调干部4.
28万名住村(社区).
2013年,自治区选派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进驻50个基础薄弱和敌社情复杂的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另有20名厅级领导带队的工作队,到20个维稳重点乡镇开展一年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工作;16万名各级干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群众3.
2014年开始,全疆各级机关抽调20万名干部,分批驻村开展为期三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其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是强化基层基础、维护社会稳定.
上级机关部门派工作队下基层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有三个意义:一是联系群众,反应民情,缩短上通下达的渠道;二是锻炼机关干部队伍,促其了解基层,服务基层;三是帮助基层工作,示范教育基层干部,某种程度也反应了对基层干部不放心、对基层工作不信任.
5.
打击暴恐犯罪与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并重,教育群众和依靠群众并行.
在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危害社会安全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反分裂斗争也在持续激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包括建设城乡文化阵地,加强对普通群众的正面舆论宣传;在教育、宣传、文化领域,加强国家认同教育、民族团结教育,重点是对干部、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等社会精英人士的教育和引导.
教育领域抵御分裂及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的斗争尤为激烈.
80年代后半期,曾发生多起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主的非法集会游行闹事事件;1999年,和田地区曾发生数千少数民族小学生撕毁课本内毛主席画像事件;个别教师对学生宣传分裂和极端思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近几年,新疆提出现代文化为引领,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大力开展各类宣讲、宣教活动,即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站稳反分裂、反极端的阵地.
近期,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撰文公开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及行为揭露与怦击,少数民族青年学生联名对暴力恐怖活动宣战,是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行动的公开演练.
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某种程度也是教育群众的过程.
新疆的稳定问题,与民族、宗1《新疆党委组织部负责人就新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答记者问》2012年06月28日14:01来源:新疆日报2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36页3《自治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简报》(第33期)昆仑网—新疆党建网2013-09-1326教因素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成为维稳工作的基础和基本.
在管理者的观念中,群众易被蒙蔽,是被教育的对象.
"我们的工作基础和优势在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弄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事实真相,不至于轻易被坏人所煽动和迷惑,从而积极配合我们开展工作".
1极少数的"三股势力"并不可怕,有大量群众追随、跟从才可怕.
新疆稳定工作的复杂性之一,即是群众在反分裂、去极端化斗争中的立场、态度和行为.
2001年,胡锦涛同志视察新疆工作,指出加强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是维护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
做好群众工作,目的是争取民心,仅是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要"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核心任务,使各族群众普遍受益、得到实惠"(张春贤,2011年),在就业、收入、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关注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众的利益,才能切实增强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对政府的认可、对干部的信赖.
近期,面对新疆严峻的稳定形势,中央启动了以新疆为主战场的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专项行动,召开第二次新疆中央工作会议,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相信新疆的社会稳定形势将出现转机.
同时,解决新疆问题要立足于长远,在维稳工作中也要有长远谋略.
本期《通讯》收录了几篇网络上流传的《纽约时报》中文版的文章.
文章作者都来自国内,他们描述的对象都是新疆和新疆人.
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们就像是坐在这些人的对面,倾听他们在述说自己的故事.
在他们的讲述中没有什么高深的学术理论,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新疆人的内心世界,而这可能恰恰是从事新疆民族问题的研究者最需要的.
——编者【网络文章】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张哲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http://newsletter.
nytcn.
net/article/a6249a944b11beb0a3b9cb734c587ca1/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
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
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
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
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
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
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
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12006.
5.
14王乐泉在全区公安局长会议上的讲话27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
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
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
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
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
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
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
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
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
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
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
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
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
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
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
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
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
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
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
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
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
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28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
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
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
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
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
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
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
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

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
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
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
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
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
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
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
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
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
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
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
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
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
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
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
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
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
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

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
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
"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29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
"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
"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
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
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
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
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
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
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
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
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
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
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
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
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
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
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
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
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
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
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
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
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
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
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
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
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
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30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
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
""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
"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
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
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
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

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
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
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
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
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
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
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
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
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

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
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
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
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
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
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
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
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
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
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
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31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
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
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
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
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
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
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
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
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
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
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
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
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
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
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
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
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
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
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
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
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
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
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
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
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
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32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
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
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
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
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
我们偷什么东西了!
"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
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
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
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

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
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
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
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
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
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
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
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
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
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
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
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
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
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
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
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
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
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
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
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
快来看啊!
"特尴尬.
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
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
我当然也得参与.
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
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
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
我非常33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
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
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
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
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
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
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

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
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
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
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
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
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
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
……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
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
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
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
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
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
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
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
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
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
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
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
"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34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
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
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
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
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
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
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
这个想法非常好!
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
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
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
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
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
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
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
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
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
促进民族团结嘛.
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
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
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
(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
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
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
)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35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
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
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
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
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
"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
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
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
"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
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
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
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
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
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
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
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
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
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
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
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
彻彻底底的悲剧.
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
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
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
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
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
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
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
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
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36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
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
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
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
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
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
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
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
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
"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
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
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
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
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
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
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
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
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
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
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
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
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
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
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

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
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
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
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
"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
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
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37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
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
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
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
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
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
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
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
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
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

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
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

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
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
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
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
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
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
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
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
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
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
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
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
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
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
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
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
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
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
"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
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38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
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

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
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
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
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
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
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
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
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

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
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
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
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
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
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
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
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

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

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
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
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
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
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
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
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
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
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
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
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
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
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
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
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
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
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
耗了几个月也39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
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
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
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
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
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
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
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
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
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
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
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
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
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is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
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
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
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
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
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
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
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
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张哲,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网络文章】"我从新疆来"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困困http://newsletter.
nytcn.
net/article/aedb15d392d32d0b20281b2a897fd08a/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人像摄影系列"我从新疆来"无关宗教或政治宏旨,它讲述的是普通新疆人最平常、最卑微、也最动人的故事.
镜头中的人物与他们的自述交相辉映,传递出一种沉静且直接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与对"新疆人"这个词汇的异化进行小小的抗争.

40这组人像仍在拍摄进行中,它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已经拍摄的29组人物,他们在民族,年龄,职业,人生经历,居住地,地域认同感上,都是如此迥异,除了他们都来自新疆,并无太多共同特征.
这正是"新疆人"这个概念的复杂与所包涵的可能性.
"我拍摄别人,其实是在拍摄自己;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江·赛买提说.
因为马航370失联事件,我与库尔班江·赛买提相识.
他的朋友——也是一位维吾尔族艺术家——买买提江·阿布拉是航班上一位乘客,他因为从马来西亚的一个艺术群展返回而搭乘了这班飞机.
失联消息传出后的第一天,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在中国官方公布的乘客名单上被遮盖了.
"我太难受了!
整整一天,我什么都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就在家呆着.
"那天库尔班江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
他的悲伤与失措不仅来自朋友的下落不明,还源自"新疆人"身份所遭受到的压力.
马航370失联前仅一周,昆明火车站袭击民众事件导致了29名平民丧生,事后中国官方将袭击暴徒锁定为"新疆一个分裂团体".
对"新疆人"的异化与误解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他们与暴力和恐怖分子连结在一起.
虽然失联乘客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很快得以公布,但他的姓名与官方遮遮掩掩的态度引发了诸多联想和猜测.
居住于北京的库尔班江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新疆人"身份带来的压力,却是最强烈的一次.

昆明袭击事件后,他和几位来自新疆的朋友都遭遇到了北京公安系统的排查.
他接到住所管辖派出所打来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也许要在北京呆一辈子.
"他反问.
库尔班江已经在北京生活八年.
他1982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起初在博州师范学校学习汉语,因为喜爱拍照片自1999年成为业余摄影师,为当地报纸拍摄照片.
之后他卖过烤肉,贩过玉器.
2006年前往北京,在中国传媒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艺术摄影,并为中央电视台担任摄像师至今.
面对压力与"新疆人"标签式的异化,他希望用摄影来表达一点点看法.
"新疆人,往往离开家乡才会被打上'新疆人'的标签,"库尔班江说:"当我们回到新疆,并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人群中的少数.
在家乡,可以放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而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
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都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很多时候备受困扰.
这更多的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缺乏.
""新疆人"到底该如何定义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概念.
库尔班江说:"新疆有13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新疆人,民族之间也从来就没有围墙.
即使同样是维吾尔族,也因相距遥远而不同,从外貌上,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差别最小,罗布淖尔的维吾尔族有些像蒙古族,喀什附近的维吾尔族则更接近欧洲人.
"库尔班江本人似乎就在说明这一点.
他的祖母7岁时跟随家人从乌兹别克斯坦前往喀什,他的祖父是维吾尔族,因此他的父亲有乌孜别克血统,母亲可能有蒙古血统;因为父亲的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库尔班江随父亲,是维吾尔族.
他有一种并不能使人迅速辨别民族的长相,深邃感又显而易见:头发浓黑,皮肤也是综桐色的,瞳孔格外黑亮.
自2012年年底,库尔班江开始追踪他的拍摄对象.
他刻意呈现民族多样性:既有维吾尔族,蒙古族也包括塔吉克族和汉族;他们作为外乡人散居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职业也多种多样:民歌手,玉器商人,小贩,或者供职于大型企业的高管.
"中国梦"是库尔班江起初希望让受访人回答的问题.
但很快他发现很多回答离"梦想"距离尚远,它们十分现实,甚至谈不上是一种"梦想".
一对夫妻,他们希望自己即将降生的孩子41平安健康;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要不被歧视地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卖烤肉的的餐馆老板,盼望自己久病的儿子早日康复.
生存下去,并对生活和未来有一点点期盼,这种梦想,不仅是"新疆人"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卑微的梦想.
以下是"我从新疆来"人像摄影的部分作品.
人物采访、故事撰写和拍摄都由库尔班江·赛买提完成.
1、我叫买买迪克·迪力卡尔,我从新疆来,塔吉克族,今年24岁.
我的家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小同村,2012年大专毕业后我在新疆的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念成人教育,我想拿个本科的学位,这样我就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找个稳定的工作.
2、我叫张志强,我从新疆来,汉族,今年35岁.
我现在在深圳做手机生意.
我原名叫张兰疆,我父亲是当年的援疆知青,他非常热爱新疆,于是他给我们兄弟四个取名分别叫卫疆、建疆、志疆和兰疆.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很困难,父母就把我送到他们的维吾尔族好兄弟家抚养,直到初中才回到自己父母家生活,所以我还有一对维吾尔族父母,我视他们也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我去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每次礼拜我也会为我的两对父母祈祷平安健康和幸福.
我今年的梦想就是找个穆斯林姑娘结婚.

3、我叫巴伊尔,我太太叫巴音,我们都来自新疆,蒙古族.
我们俩今年刚结婚,在北京做音乐,之前巴音一直在做伴唱歌手,我在酒吧弹琴.
今年我们准备成立自己的乐队.

4、我叫阿里木·卡迪尔,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4岁.
我小学三年级之后就辍学了,开始做生意.
20岁的时候我离开新疆来内地做生意,曾经被一个合伙人骗走过所有的钱,这都过去了.
现在来北京五年了,刚来的时候在路边摆摊儿卖玉,两年前终于开了家玉石店叫"阿里木和田玉".
我今年的梦想是能把我的名字"阿里木"做成品牌,开一个新疆土特产连锁店.

5、我叫乃菲莎·尼合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5岁.
我2008年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现在在上海金杜律师事务所做执业律师,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在中国最璀璨的城市当一名侠气纵横的女律师.
今年我开始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攻读比较法硕士研究生.
我现在的梦想是竞选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争取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女性的权利.
6、我叫帕尔哈提·阿里木江,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
2008年我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和朋友组建了一个民族摇滚乐队Bilaye,我们用摇滚的方式唱民歌,我还在雷鬼乐团OneDrop做主音吉他手,2010年还作为文化使者和众多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去北非的几个国家做了演出.
如果你去后海的谷雨酒吧,能听到我们乐队唱歌.
我过去太过关注音乐事业而忘了个人生活,现在家里人都催我结婚,所以我想先找个女朋友.
7、我叫茹仙古丽·艾力,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
我今年25岁,在北京十年了.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阿拉伯餐厅演出.
我今年想学英语,以后可以有机会参加国际上的阿拉伯舞比赛.

8、我叫托合提汗·麦麦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42岁.
我和丈夫十五年前下岗,就来到北京,在牛街摆摊打馕,如今已经十五年了.
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在新疆,一个在北京,在我们身边.
当初来北京本来是希望能让三个孩子都在北京接受教育,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9、我叫伊德里斯·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
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读硕士,这之前我在土耳其学了一年的语言.
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不知道毕业后该怎么办,是继续读博士还是停下来找工作,找工作的话找什么样的工作在哪儿工作什么样的单位会要我如何选择如何在社会上生存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年的目标.

我现在还在帮别人做一个项目,是关于维吾尔语里的波斯语的研究,我还希望有一天我能把中国的四大名著翻译成土耳其语.
4210、我叫提列吾拜克·扎尔洪别克,我从新疆来,哈萨克族,今年25岁,我的名字在哈萨克语里是梦想的意思.
我现在给亲戚在北京开的餐厅做经理,我姐姐也在北京工作,她帮了我很多.
我十分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特别是哈萨克语歌曲,我今年的梦想就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份长期的和音乐文化有关的工作.
11、我叫玉苏普江·阿卜力克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5岁.
我老婆叫努尔比亚·牙森,我们的儿子叫艾尔盼.
我们是2013年5月来的北京,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工作,我做厨师,我老婆做服务员.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老板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然后就是好好工作一年,攒钱回老家开个服装店.
12、我叫艾山江·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2岁.
我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现在是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项目办副主任.
我曾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也是北京市唯一的维吾尔族村官,8年的村官经历,村民们都说我是他们离不开的人.
作为北京市一名基层干部,在事业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多民族大家庭里的尊重、包容、亲情和友情,学会了用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历练人生.
今年我准备和女朋友结婚,扎根北京.
13、我叫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我今年61岁.
1982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
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于是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了和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
当时我是卖了一阵子水果,但到了冬天水果就没了,于是我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很受北京人民的欢迎.
通过卖烤肉我攒了一些钱,还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
后来我攒够了钱,想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被发现得了脑瘫,为了治病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也没能回到新疆,就继续卖烤肉卖了三十多年.
我有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现在在新疆,老四在北京上二年级,老三在北京治病.
我们现在每个月要花一千多块钱给儿子看病治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
14、我叫提力瓦尔地·斯地克,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0岁.
2004年从新疆大学毕业之后在新疆阿克陶县皮拉力一中教语文,08年结婚之后,我和我爱人想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就参加了疆内疆外的一系列进修培训.
进修让我的汉语和英语水平都有了提高,更开阔了眼界.

2012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当代维吾尔语方向的研究生.
我爱人已经结束进修回校继续任教了,但我们为了让儿子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让儿子到北京,在我身边上幼儿园.
虽然我们夫妻俩要面对长期分居,但从长远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5、我叫亚库普江·阿布都塞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在深圳经营家里的玉石店,老婆和3岁的儿子也在深圳.
我大学学的是英语,毕业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个导游.
我父亲是个做了三十多年玉石生意的商人,毕业那年夏天我陪父亲去东莞,那边清真餐厅就非常少,吃饭要去很远的地方.
我在宾馆看着玉石,父亲出去买饭.
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我从宾馆的窗户看到父亲买饭回来,微驼着背在雨里慢慢走着,看到这个场景我哭了,觉得父亲长年在内地做生意太不容易了.
我放弃了导游的梦想,和父亲一起做生意.
我们家的店在深圳古玩城,我人缘还不错,汉族朋友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阿江".
父亲教给我非常多的人生道理,我也很幸运能把户口从和田老家转到深圳,过阵子我就能拿到护照了,今年希望能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看看,学到更多的东西.
16、我叫洪启,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41岁,民谣歌手,诗人.
我出生在新疆和田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但因为家里穷,生父母把我送到一个汉族人家,直到高中家里人才告诉我我的身世,我没有去找我的生父母,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疼爱我的父母和幸福的家庭.
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大漠当兵的时候我开始有唱歌的欲望,从最初的吟唱到创作歌曲,到现43在已经出了三张专辑.
最近为了在深圳做一个新疆主题的文化产业园,经常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跑,成了空中飞人,今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成,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喜欢新疆.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网络文章】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王茜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http://newsletter.
nytcn.
net/article/ef7af3eb81bf4706518bebcefa2ae1b5/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在网络上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不满和惶恐.
我好像又看见两年多前那个不安的自己——彼时我的家乡新疆喀什市内连续两天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发地距我家仅半个小时路程.
作为一名在新疆喀什出生,直到高中之前一直在那里长大的汉族人,很早以前,就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新疆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暴力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族人参与暴力袭击我很难解释,因为原因太过复杂,而我也并没有真正的答案.
不过,如果你愿意听,我想把我知道的新疆告诉你.
一、1993年的中秋节晚上,四岁的我和爸爸妈妈从姥姥家回来.
夜已深,喀什的主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四下静悄悄.
走着走着,距离我们大概几十米的地方有几个喝醉酒的维族人摇摇晃晃,大声叫喊.
看到他们拿着东西(后来知道那是刀)向一个路过的骑车人甩去后,我很害怕,拉着妈妈说:"不要过去",妈妈说:"不怕,有你爸呢".
尽管我们避着他们走,但还是被拦住.
我已经忘记被拦住的那几分钟发生了什么,再有印象的便是爸爸和这几个人扭打成一团,甚至翻滚进马路边干涸的水渠,妈妈奔向附近求救(那时没有手机),我躲在一旁哭着喊"救救我爸爸".
那晚月亮很大也很黄,周围很静,我哭得很大声.
事情怎样结束我完全记不起来.
还能记起的,便是妈妈抱着我坐在警用两缸摩托车里回家.

这些人用刀砍我爸爸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刀背——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听爸妈说,这些年轻的维族人来自农村,他们喝醉酒,几个人便商量出来"闹点事",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所以,还没有胆子用刀刃伤人.
随着我长大,连同这些持刀者的脸庞一起,整件事仿佛在黑夜中渐渐隐去,偶尔提及,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挂在天上很黄很大的月亮,以及我自己的哭声.
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友善的维族邻居和维族同学.
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我而言,大概只是名字多几个字而已,当然,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其他,大概真没什么不同.

我第三次搬家前,住在楼下的维族阿姨时不时会给我们送好吃的蜜饯和点心.
他们家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还教会我跳维族舞时如何左右扭动脖子.
五年级,学校要评"雏鹰奖章",其中一个考核要求是学会至少十句维吾尔族礼貌用语.
我一个晚上泡在人家家里,她们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发音.
我现在会说的好像就只剩下三四句:"你好""谢谢""请坐"……呃,还有"多少钱".
我最要好的一个维族同学,很遗憾,现在已经没有了联系.
我们一起度过了初中三年,那时候,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差点结拜,她排老大,我老小.
她的成绩非常好,考过年级第44一,那时我几乎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问"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或者"这道数学题你做了没,把答案念给我".
有一次,她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被她妈妈打断,她在电话那头用维语跟她妈说了几句,转头在电话里接着用维语同我聊,我被那长串的维语弄懵了……她后来去苏州读内高班,又去了天津念大学.
三、后来,随着我去山东念高中,又去大连念大学,朋友来来去去,和维族朋友也很少再来往,他们都定格在我前十五年的美好时光里.
2009年7月5日,一个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日子.
那一天,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维族人针对汉人的砍杀事件.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当天有逾300人死亡,一半为无辜群众,1700多人受伤.
那天,我还在大连的学校,最开始只是从电话里了解了一些片段,说很多普通人在街头被砍杀,车辆被砸坏焚毁,手段残忍.
那一晚,我和在乌鲁木齐念书的朋友QQ聊天,他说他和舍友整晚不敢睡觉,大家轮流守夜,深怕有暴徒闯进学校.
第二天,表姐在街头给我打电话,说汉族人在街头开始游行示威,和维族人发生了不小的冲突,电话里风声呼呼,夹杂着遥远的呼喝声.
七月中旬,我回到喀什的家中,当时网络已断,大家在私下里传播着事发时用手机拍摄的一段段视频,这些视频被禁止流传和带出新疆.
此后近两个月,我参加的所有聚会和饭局,大家讨论的只有一个话题——"七·五".
人们大概只能靠着这种讨论来发泄愤怒、惶恐和不安.

我家住在喀什老城区,距离艾提尕尔清真寺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家楼下的院子里驻扎了两个排,每天从窗口看着他们已经成了习惯.
甚至到现在,当我路过那些在街头巡逻或站岗的武警身边时,还会刻意把腰挺得再直一些.
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变得很显眼,才能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中,这样我才觉得,安全些.
四、此后的五年里,事情变得更糟糕.
在喀什,每天充斥着传闻与听说.
比如"听说XX地又爆炸了""听说XX地又死人了".
有些被报道,有些无法求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一.

两年多前,在喀什街头连续两天发生了恐怖袭击,事发地距离我家并不太远.
事发两天后,我才有勇气走出家门,一路上,神经质地躲避着经过我身边的每个人.
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的感觉.
但渐渐地,大家好像变得麻木,因为太多"听说"了.
去年在北京实习,看新闻提到又发生了恐怖袭击,打电话给妈妈,叮嘱她小心点.
她还挺不耐烦:"这种事情天天发生呀,习惯了.
"慢慢地,在喀什,居住地也变得逐渐分明.
我家所居住的这一片是老城区,附近有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以及大巴扎,每次出门,我的面孔非常显眼.
而在另一片区域,居住着很多汉族人.
而我也学会,在穿过那片广场时,把脸缩在领子里,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直到现在,还有叔叔阿姨不断嘱咐我:"不要回来工作,太危险了.
"我每次都回答说:"嗯,肯定不回来了.
"五、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
关于他的故事,只是零零散散从爸爸或奶奶那里知晓.
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四川参军,随后跟随部队到达新疆,曾在昆仑山哨卡一待多年.

45我从小被姥姥姥爷带大,他们的故事听了很多,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人的缩影.
上个世纪50年代,姥爷响应号召,带着姥姥、大姨、舅舅从天津前往西北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他们在兰州待过一段时间,我的二姨便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又举家前往喀什,生下了我妈妈.
2006年,我的姥爷姥姥在新疆去世,安葬在乌鲁木齐.
我的姥爷姥姥、我的爸妈,他们见证了一片贫瘠的土地如何变成了一座城市,一座最开始只能坐着马车坐着汽车出远门长途跋涉的城市如何有了铁道有了航线.
但是,关于那个年代我们祖辈的到来,我们和他们总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一直为祖辈而骄傲,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新疆,为这里的建设奋斗一生,最后葬在这里.
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我们侵占了他们的一切.
六、我每次跟人介绍新疆,都会谈起新疆的民族成分构成还有分布.
新疆有47个民族,世代居住的民族13个.
地理上,被天山划分为南疆北疆,大部分维族人居住在南疆.
而在喀什地区,90%以上都是维族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小时候,爸爸还在乡里工作,有时会带我去维族农民家做客,那时的印象是:哇!
他们家好大.
哇!
他们家有果园有牛棚有羊圈.
哇!
他们家地毯好漂亮被褥好漂亮碗盘好漂亮.

一直以来,我对维族农民的印象都来自于幼年的接触.
大概是,一个笑呵呵,用粗糙的手递给我一牙西瓜的大胡子叔叔.
后来,我对新疆农村的印象变得复杂.
这来自于从小到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那些纪录片,讲述那些企图分裂新疆的暴徒如何杀害村官、冲击派出所和乡政府,他们杀的人里有维族也有汉族.
而学校也会组织学生一起看这些纪录片.
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镜头是,许多维族小孩被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学习经文,这被称为"地下讲经点",而爸爸和我认识的其他在基层工作的人都说,这种地下讲经点在南疆的农村有很多,但屡禁不止.
我的父亲曾在基层农村工作多年.
在他的印象中,十年前的农村商店中烟、酒销路还算不错,而近几年烟酒几乎在农村绝迹.
这是因为保守思潮在不断扩散,有人宣称"严守戒律,戒烟戒酒,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一些卖烟酒的商店甚至被人攻击.
而伊斯兰教保守思潮的扩散,甚至有向极端宗教主义发展的趋势.
其中不乏伊斯兰原教旨教派的推动,也有一些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在新疆,尤其是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民众对经文的学习的需求较高.
不少维吾尔族家长认为,穆斯林应该懂得基本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因此他们会将孩子送进经文学校.
然而新疆目前的宗教教育能力十分有限,经官方认可的经文学校仅六所.
这非但不能满足信教民众的需求,在培养宗教人士方面能力也非常有限,这就给在南疆泛滥的"地下讲经点"以可乘之机,不少宗教学识不高的人在农村甚至可以对经文进行任意释读宣讲.
七、我有一个朋友,他于今年3月5日下基层,作为维稳干部,驻扎农村.
他此前曾去过农村,据他说,那里基层干部很辛苦,长年累月没法回家,替农民种地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一些农民对基层政府的部分命令不太满意.
有时基层政府要求他们种植一些作物,由于经济效益不可观,或初期投入过大,或者劳动强度过大,一些农民对此产生抵触,于是这部分农田劳作会被推给当地基层干部完成.
此外,在新疆,农民对最低劳动保障金的依赖非常大.
他的原话大概是:"有些人(农民)不干活,没钱就去政府闹一回.
"46他之所以会下基层去维稳,是因为最近在新疆一个影响颇大的政策——"二十万干部下基层".
这些来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将在三年内分三批前往南疆各地州的农村进行维稳.
前往农村维稳,这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我的朋友为例,他必须打包被褥行李和他的同事一起前往农村,大概近一年的时间里,吃住都得在那里,按他的工作年限,他享有十天的假期.
在出发前两天,他们会进行一些培训,比如宣读一些纪律和注意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单位给每人买了一份保险.
八、有时候,在跟陌生人聊天时,被问及哪里人,我会撒谎.
有时候,我会在告诉别人"我是新疆人"之后,补充一句"我是汉族".
我没法描述那尴尬,以及那莫名的底气不足.
同时,也厌倦,同别人一遍遍描述新疆的风景有多美,水果有多甜,人们生活有多美好,旅游宣传片比我说的更漂亮.
我其实更想跟人聊聊,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什么.
尽管很多时候,都是敏感词.
我爱这片土地,但它之于我,亦像一个标签,一个不那么自在的标签.
因为它,我一面要跟别人解释"我们不是骑马上学""我们不住蒙古包""我们也有水果蔬菜,也吃海鲜水产";另一面,还要面对被拒之于网吧、酒店门外的尴尬,以及办理护照、通行证比旁人更复杂的审核手续.
我爱新疆,但我也知道,无论我多么爱它,我终将,也只能,逃离它.
(王茜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网络文章】我的维吾尔语名字叫"帕提曼"王晴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http://newsletter.
nytcn.
net/article/cc01548cf3382b21a139aac02b678f62/吐鲁番,一个流蜜的火盆.
盛夏,葡萄积攒糖分的季节,天空如洗过般干净,没遮没拦的太阳如下火般照着大地,正午,人们尽量减少在外逗留的时间,所有能喘气的生命都想躲进荫晾下.
在吐鲁番东郊两公里有一个葡萄乡木纳尔村,那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植葡萄为主,在葡萄地的绿色怀抱中有座伫立了二百多年的古塔.
苏公塔经年累月接受着酷暑的洗礼.
拔地而起的塔体笔直高耸,直冲天穹,仿佛在向太阳宣誓信仰的坚定,相连的木纳尔清真礼拜寺默默地守候在旁边,迎接着信徒的朝拜.
这是一座维吾尔族人的圣殿,是他们的祖先额敏和卓,协同清王朝剿灭准噶尔叛乱,屡立战功后被加封进爵为吐鲁番郡王,王位世代相传,额敏和卓为恭报清王朝的恩遇和对真主的崇敬,修建古塔以传世警醒后人.
这个可容纳千人礼拜、处处都显示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已经成为吐鲁番著名的旅游景点,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每周五中午仍然会来到这里做主麻礼拜.

七月正午,吐鲁番气温飚至45摄氏度是常事.
阿訇及教职人员身着过膝的礼拜服相继来到木纳尔清真寺,他们利用提前到达的时间为即将举行的集体礼拜做准备:打开殿内的灯光和风扇,试试麦克风和扩音器.
随后,信徒们从村庄陆陆续续到达清真寺,有的唯恐时间不及,一路小跑,47迈进礼拜殿时,却立刻屏神静气,身轻入微.
二点半,唤礼人用高亢的声音向穆斯林宣告开始礼拜,长长的尾音从胸腔发出,传遍整个村庄.
这是一个全部由男人组成的集体祷告,向真主表达虔诚的礼拜.
我站在清真寺大殿外,隔着重重门框向里观望,幽暗的大殿内从天窗射下光束,照亮信徒的背影,站立、静默、俯身、叩拜,信徒以阿訇为首熟练的做着每一个动作,列阵般的井然,仪仗式的整齐;殿内肃穆安静,甚至能听到身体起俯和膝盖触地的声音,这一切,我在门外只看到了背影,即使如此,我也感受到了所有信徒的庄严.
而我暴露在直晒太阳下的后背却被烘烤的火辣般剧痛.
高温考验生命,也考验人的虔敬,我准备接受考验.
接下来,我每周五礼拜时间都来到木纳尔清真寺,端着相机站在大殿门前,目光迎接着每一位信徒的审视,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有猜忌、疑惑还有好奇:这位汉族女子站在这里做什么一周、二周、三周,我依然如期而至,站在殿门前与信徒交流目光,目不躲闪,立于太阳下从礼拜开始到礼拜结束,信徒们看着被太阳晒的通红,满脸大汗的我,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和对他们信仰的尊重.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让我眩晕多次的正午太阳已斜至被塔体遮挡,秋天来了.

葡萄攒足的甜蜜让农民收获了夏的恩赐,而我则被阿訇和维吾尔族信徒用他们包容民族差异、文化差异的胸怀接纳了.
阿不都·热衣木阿訇,年近七旬,胡须银白,由内而外散发着仁爱的气场,我上前行礼问好,向他阐述了来这里的原因和拍摄想法,阿不都.
热衣木阿訇和清真寺的其它教职人员交换了意见,之后,用笃定的语气表示对我的支持.
我获得了在礼拜时间进入清真寺内拍摄的允许,这也正是我要表现维吾尔族人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这一民族文化的摄影专题《生命的回声》里的重要内容.
我的生命始于吐鲁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那时,衣食充足,小时候的事能记住得不是太多,但在家里饭桌上经常发生的一幕总会让我记忆犹新.
每当吃饭时有饭粒剩在碗里,慈爱的母亲就会指责我,而父亲则会絮叨起他们初来新疆时的艰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母从学校毕业后已经在家乡的工厂工作,当政府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和技术工人支援大西北生产建设时,父母毅然报名,把刚刚建立起的新家从江苏徐州搬迁到了新疆吐鲁番.
父辈们把所有热情、青春和希望都托付给了新疆,新疆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与维吾尔族人相伴的环境中,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维吾尔族人或为同学、或为同事、或为朋友,我感受到了她们与汉民族不同的伊斯兰文化,了解了伊斯兰教的一些习俗和禁忌,可以说伊斯兰文化伴随了我的成长.
十六岁时,我拥有了一台海鸥机械相机.
整个少女时代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了许多肖像照,至今仍然被大家喜爱和珍藏.
后来,苦于胶卷与冲洗费的昂贵没走上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