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网络明星

54国际新闻界2016.
08中国学界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现状(2000-2015)刘彦摘要本研究对140篇关于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了定量统计和归纳分析,主要考察样本文献的研究立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分布、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机制的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存在着双重标准、对意识形态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关照不足、研究主题分布失衡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该研究领域的体系轮廓已经初显.
中国学界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机制有着多元认识,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呈现多样化,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结论,并尝试用温和批判的研究思路来改写"对内行政主义"的格局.
关键词大众媒体、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社会复制、消费主义作者简介刘彦,远东联邦大学博士研究生,电邮:karenly_62@126.
com.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AreviewonstudiesoftheideologyofmassmediainChina(2000-2015)LIUYanAbstractThisstudyanalyzes140papersonideologyofmassmedia,usingquantitativecategorizationandinductionmethods.
Fourmainaspectsofthesepapersareexamined,namely,researchstandpoint,definitionof"ideology",distributionofresearchtopicsandananalysisofmassmedia'sideologicalmechanism.
Thispaperarguesthatdomesticstudieshaveseveralshortcomings,includingdualacademicstandards,insufficientanalysisofthepowerrelationsbehindideologicalphenomena,andunevendistributionofresearchthemes.
Meanwhile,thisresearchareashowstendenciesofsystematization:Chineseacademicshaveobtainedadiversified传播学研究55国际新闻界2016.
08understandingofmassmedia'sideologicalfunction,andputforwardsomecomparativelymatureconclusions.
Whilevariedresearchmethodsandresearchperspectivesareadopted,scholarsendeavortorewritethestatusquoof"thedominanceofadministrativeparadigmindomesticmassmediastudy"byapplyingconstructive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ideology,culturalhegemony,socialreproduction,consumerismAuthorsLiuYan,PhDstudentofFarEasternFederalUniversity.
Email:karenly_62@126.
com.
ThispaperissubsidizedbyTheChinaScholarship.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在中国学界,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分析有两条清晰可辨的研究主线.
一条为"行政主义"进路.
从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到四十年代"集体的宣传员与组织者"、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喉舌"(黄旦,1998),从90年代新闻媒体双轨制以"媒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为原则(李良荣,2003)到我国现今的宣传思想工作部署(陈力丹,2014),这些进程对我国媒体巩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了合法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方向.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介研究成果的引入,"批判主义"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研究正是西方批判理论范式的核心课题之一.
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学术界的初期,已有不少西方批判学者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刘海龙,2007).
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学术生态,中国学界采取了"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的策略来探讨媒介的社会控制、意识形态霸权、权力运作等问题(胡翼青,2008).
学者陈力丹(2002)在反思中国传播学时,表示这种双重标准仍然存在.
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研究也反映了这种学术生态.
加之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就具有丰富内涵和多重界定,学者对该概念的理解差异会使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分析更为多元复杂.
就目前来看,尚缺乏回顾国内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综述文章.
仅有少数博士论文就选题相关文献做了简要综述:例如,综述中国媒体在报道集体行动时如何顺应或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立场(黄月琴,2010:5-16);阐述中外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现状(高永亮,2009:10-20);归纳有关大众媒介场域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何红连,2014:8-16).
这些综述有助于大体上把握该课题在中国的研究动向,但尚不足以展现其全貌.
为此,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归纳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国学界在2000-2015年间所发表的关于该课题的学术文章.
鉴于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大众传媒传播学研究56国际新闻界2016.
08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视角和动向,因此未对该研究领域的外部特征(如来源期刊分布、引文量、研究机构等)进行分析,而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研究:研究问题1:双重标准现象在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中是否显著研究问题2:中国学界在大众传媒研究中如何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研究问题3:研究主题如何分布对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机制形成了哪些认识二、数据收集和主题设计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样本文献的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抽取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到2015年12月.
为了在不失针对性的前提下保证数据能更全面地涵盖研究主题,笔者以"主题='传媒'或'大众传播'或'新闻'或'媒介'或'媒体'并且关键词='意识形态'"为条件进行检索,共获得237篇文献.

在阅读及编码文献时,剔除了不相关学科文章(如翻译学、文学研究)、非学术类文章(访谈、书评)、同质化的政策及对策研究类文章、未将意识形态或新闻传播作为中心概念(文内关键概念的词频小于3)的文章、译介的外国文章,最终得到140篇文献.
由于CNKI较少收录港澳台地区的学术期刊,因而本文所考察的是中国内地的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本文结合研究问题设置了如下分析指标:研究类别、研究立场、研究主题、意识形态概念、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机制,并依照这些类目及其特征对文献进行分类计量和分析.
针对一些类目下的分类特征并非完全互斥、且多种分类特征可能在同一篇文献中共存,作者采取如下处理办法:若某一特征在文中的分量(即论述篇幅)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则以该特征进行编码;若N个主要特征(不超过三个)在文中的分量相当,则将每一个特征均统计为1/N.
与此同时,尽管所选文献在研究范式、主题、理论承继等方面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但学术文章也凝结着学者的思辨和创新,而这一特性并不适合用定量统计来分析,因此本文也从定性描述的角度解读文献.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一)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双重标准现象在140篇样本文献中,2000-2005年的论文有14篇;此后五年里(2006-2010)论文的发表数量明显增加,共50篇;在2011年-2015年里论文数继续增长,达到76传播学研究57国际新闻界2016.
08篇.
样本文献的研究对象覆盖面广,对纸媒、广播、电视、电影、网媒等多种媒介形态都有研究,涵盖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科技、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涉及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多种意识形态类型.
为便于研究双重标准现象,将文献分成七类(表1).
结果显示,在93篇非理论研究中,除了2篇文献在研究意识形态时未突显国别差异,其余文献均对讨论对象作了明确的国别限定.
这为探讨双重标准问题提供了切入点.
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研究有三种不同的价值立场:批判、中立和肯定.
对研究立场的统计发现(表2),样本文献主要采用批判(42.
9%)及中立(45.
7%)的视角.
批判立场基于意识形态概念难以忽略的贬义内涵,如"虚假的意识""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粉饰""扭曲大众的认知"等,对大众传媒维护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功用持否定态度.
在样本文献中,批判立场在无国别实证讨论、理论研究和国外现状研究这三个类别中比例最高(图1),分别占到100%(2篇)、48.
9%(23篇)和71.
4%(15篇).
在肯定的研究视野里,意识形态作为积极的社会力量"根据特定社会秩序的要求来组织人们作为主体的经验"(Eagleton,1991:77).
持肯定立场的研究者在文章中对媒介构建社会共同价值、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示明确的支持.
中立的价值取向意味着研究者并不预设学术立场,注重研究整体上的客观性,但可能会在局部对具体现象表示质疑或赞同.
事实上,价值中立的研究基于对现存秩序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默认之上,与权力机构仍存在一定的合谋关系.
也正是因此,吉特林(ToddGitlin,1978)将西方媒介研究的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评价为行政主义.
同理,本文也将中立视为一种隐性的、不完全的肯定,认为中立及肯定立场均属于行政主义的范畴,并以此来衡量双重标准现象.
表1: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旨趣类别表2: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价值立场分布研究类别理论研究国内现状国内历史事件国外现状国外历史事件无国别实证讨论中外对比共计论文数量4749921428140占比33.
6%35%6.
4%15%2.
9%1.
4%5.
7%100%研究立场批判中立肯定共计论文数量/占比60/42.
9%64/45.
7%16/11.
4%140/100%传播学研究58国际新闻界2016.
08在图1中,不同研究类别的价值立场分布差异较大:国外现状研究中批判立场的比例达到71.
4%,持中立及肯定立场的文献为28.
6%;而国内现状研究中批判立场的比例仅占26.
5%,而持中立和肯定立场的文献则占到73.
5%.
基于本文的衡量标准,可初步判断,对外研究倾向于批判主义,而对内研究倾向于行政主义.
该现象还体现在我国对内研究的批判力度较弱,较少关注意识形态与更为尖锐敏感的社会阶层矛盾之间的关联.
在13篇批判研究国内现状的样本文献中,批判主要集中在消费主义、女性及弱势群体受到的符号歧视、科技新闻中的意识形态隐喻等.
仅有2篇论文(王萍,2005;赵月枝,吴畅畅,2014)分别将批判深入到少数族裔文化的异化、阶级关系再生产.
此外,本研究在筛选文献初期已剔除了逾50篇的政策及对策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以建言献策为主,探讨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挑战和对策.
尽管研究课题具有学术价值,但因陷于泛泛议论、同质化严重,最终被剔除.

考虑到这点,双重标准现象实际上更为突出.
尽管国外现状研究以批判立场为主,但其批判力度也较弱:在15篇批判研究国外现状的样本文献中,14篇都在阐述外媒报道国际新闻(以涉华新闻为主)时的意识形态偏见,仅1篇深入阐述了国外媒体话语同其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的耦合关系(郑恩,孟婷燕,2009).
在我国的批判研究中,很少见到如西方批判学派对不平等社会关系鞭辟入里般的分析.
反而在中立的研究视角下,中国学者们透过意识形态表象挖掘深层权力结构,对社会现状进行反思——从传统范式的分类来看,这是批判研究的旨趣.
有学者分析老挝电视传媒强化国家控制的意识形态角色,并认为考虑到老挝的国情,学者们不应对此持完全批判的态度(刘琛,2010);也有学者研究中图1: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各类别下的价值立场分布传播学研究59国际新闻界2016.
08国官媒和市场媒体在SARS纪念报道中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含蓄指出官媒对政府形象及领导能力的维护(李红涛,2014).
可以断言,在双重标准继续存在的同时,中国学界也形成了一种温和批判的研究思路.
这类论文尽管数量不多,但弥补了我国批判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改变"对内行政主义"的格局.
然而,批判范式的整体势弱会对我国学界造成何种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双重标准和温和批判的形成同国内学术语境紧密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介研究动向的影响.
中国社会政治进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决定了"对内行政主义"的正当性.
自近代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和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论述以来,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逐渐扎根,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而同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泾渭分明.
我国的媒介意识形态分析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定.
从该角度来看,行政主义在对内研究中更为显在有其必然性.
此外,中西学界常见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力、市场利益的合谋也是行政主义存在的背景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批判研究进路的薄弱是合理的.
除了学者常提及的学术困境——例如"知识生态的压力"(胡翼青,2008)和"学术场域尚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刘海龙,黄雅兰,2013)以外,未建立起适用于研究中国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也是对内批判研究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样本文献引介了西方批判学派的理论和福柯、布尔迪厄等现代学者的学说,但较少思考如何将其用于研究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有哪些本土问题.
西方批判学派的不少宏观立论反思大众传媒如何被用于化解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危机或促进资本主义的复制扩张;但鉴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结构性问题的特殊性,直接以西方研究思路按图索骥并不合适.
面对理论框架和解释现实问题之间的断裂,我国学界并未有意识地构建批判研究体系,有时还通过去语境化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嫁接"在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研究上.
例如,有研究者(王泽霞,杨忠,2008)在完善费尔克劳的话语三维模式时,将意识形态仅视为社会团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忽略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旨趣正是在于反思意识形态话语对统治关系的维系.
关于建立基于中国现实的媒介批评,有样本文献(张涛甫,2013)认为,中国独特的媒体实践释放出巨大的复杂性和无序性,造成理论解释效度的弱化,大大增加了理论构建的难度.
受限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框架和理论体系缺失,我国学界发展出价值中立的温和批判思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进行有限批判.
这条路径或许最初有被动选择的意味,但契合了超越批判主义与行政主义二元对立的范式融合需要.
有样本文传播学研究60国际新闻界2016.
08献发现,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权力争斗,暗含批判学派的观点(石磊,田大菊,2007).
当学界认识到,批判范式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显得僵化而激进,既不利于客观认识媒介的意识形态运作,也不适合中国的学术生态,从其他范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成为必然之举.
事实上,在诠释经验主义范式、传播技术主义范式中也都隐现着意识形态分析.
例如,芝加哥学派代表之一的帕克(RobertPark,1922:79-88)阐述了移民报刊如何促使移民完成美国化,即如何促成主流意识形态对移民群体意识形态的收编、同化;凯瑞(JamesCarey,1989/2005:160-183)以电报为个案分析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变迁.
面对国外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几近"失语"的现状(Downey,Titley&Toynbee,2014),我国学界暂且搁置批判范式的全面否定逻辑,转向多元范式研究路径,并以温和批判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负面效果保持警惕,这不失为构建意识形态研究新图景的办法之一.
(二)中国媒介研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样本文献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情况.
意识形态概念自出现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着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界定方式,是社会学中争议较大的概念之一.
考察该概念在样本文献中的使用方式,是解读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切入点.
本文根据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91:28-30)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分类和汤普森(JohnThompson,1990/2005:7)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整理出7个概念作为分类基准(表3).
如果我们将文化概念视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不断泛化的产物,而非特拉西的表3:大众传媒研究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概念类别定义论文数占比文化概念A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接近广义的文化概念19.
513.
9%文化概念B某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思想观2014.
3%利益冲突概念A某一社会集团或阶级维护和合法化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9.
56.
8%利益冲突概念B占主导力量的社会领导集团用于维护社会现存秩序和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3525%否定概念A社会主导思想体系(含国家、阶层、性别、民族等维度)以歪曲和遮蔽现实的方式来合法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权力、利益96.
4%否定概念B社会结构力量(经济、技术等)所催生的负面观念体系,如拜物教6.
54.
6%话语概念服务于权力关系的象征形式及其意义25.
518.
2%无界定--1510.
7%总计140100%传播学研究61国际新闻界2016.
08"观念学"(俞吾金,1993:23)组成部分,那么表3中否定概念的历史最为悠久.
否定概念A最初由马克思提出,是对现实物质生活实践的"倒立成像"(转引自俞吾金,1993:68);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70/2003:353)和齐泽克(Slavojiek,2008:27)也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想象性.
样本文献对该概念的使用集中在对西方经典理论的阐述上,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通常作为利益冲突概念B的补充,总体上使用频率较低,这体现了将意识形态仅视为虚假意识而全面否定的立场在学界已不流行.
否定概念A涉及认识论上的真假范畴,但如何判断某种意识是符合现实的还是幻象的,是否存在作为绝对真理的知识,这些关于虚假意识的论题不仅悬而未决,也对从政治或社会角度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帮助有限.
如今,学者们在否定或批判意识形态时,更倾向于从符号权力、利益冲突的角度进行,但仍然会用"想象""遮蔽现实"等来形容意识形态.
李红涛(2014)研究了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媒体如何借助"分水岭""里程碑"的隐喻完成对"抗非"英雄赞歌的祛魅,为反思公共卫生、政府管治等创造话语契机.
否定概念B(商品拜物教)也是由马克思最先提出,指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对剩余价值的遮蔽(俞吾金,1993:83-92).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拓展了该概念;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的延续或变体成为否定概念B在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内涵.
该概念出现在5.
5篇讨论消费主义的论文和1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论文中.
有样本文献指出,20世纪以来对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语境经历了影像时代、景观社会和拟真世界三个阶段,媒介的意识形态操纵方式由文化工业转为视觉映像、符码统治(张劲松,廖维晓,2008).
否定概念B的批判反思性强,但或许因为思想艰深而较少使用.
在其他11.
5篇研究消费主义和少量研究景观社会的样本文献中,研究者仅将意识形态笼统描述为娱乐、影视和广告强加于人的虚无观念(从文化概念来界定),而未溯源导致这类现象的根本社会原因——资本逻辑、传播技术等.
利益冲突概念B突出意识形态与利益、统治的本质关系,其高使用率印证了意识形态研究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变.
该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对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论述,后来学者基于该利益合法化功能拓展了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功能,如维护现存政权、维持社会规范、缓和社会冲突等.
利益冲突概念B有多重价值立场,既可以潜藏对统治关系的批判,也能暗含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有研究者(王勇,2010)发现,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标签策略上;媒体或者将社会权力集团、社会强势群体贴的标签进行传播,或者将自己受社会统治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而选传播学研究62国际新闻界2016.
08择的新闻标签进行报道,以此表征和复制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有研究者(赵月枝,吴畅畅,2014)批判到,中国电视剧市场中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民大众立场已底色不足.
在国际层面上,利益冲突概念B表现为强势国家用于维护和扩张本国利益的价值体系.
郑恩、孟婷燕(2009)认为,基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新原教旨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利益的西方中心论已压倒专业主义成为美国媒体报道国外时事的主要价值取向.
利益冲突概念A(6.
8%)将社会从属阶层的、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观念体系纳入意识形态研究领域.
葛兰西(AntonioGramsci,1992:5)认为,每个社会集团(特别是经济生产领域的普通劳动阶层)都有或正在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后者会将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
根据这一论说,从属社会集团在实践中能创造出偏离甚至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其在社会意识里的流通、同主导意识形态的互动值得研究.
有样本文献(刘文辉,2009)回顾中国19世纪中后期外国报刊、维新派报纸的意识形态表述以及1919年-1949年国共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
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格局从一元化步入多元化,社会阶层也经历重构,这为利益冲突概念A的使用提供了社会语境.
在一篇有关刘翔伦敦奥运会退赛的微博舆论分析中,研究者剖析了主流媒体、网络明星、网络公民的话语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动机,将微博热议视为社会矛盾冲突所带来的话语狂欢(王冬冬,张亚婷,2013a).
尽管该概念在分析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未发现讨论该课题的样本文献.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分配矛盾和利益对抗是我国研究的短板.
使用率居第二位的话语概念(18.
2%)由汤普森提出,内嵌贬义批判立场.
社会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格尔茨(CliffordGeertz,1973:196)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有序的文化符号体系",都为后来学者从符号学研究意识形态提供了灵感.
该概念的高使用率与批判话语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关,25.
5篇使用话语概念的文献中有13篇运用了批判话语分析,其他文献还使用了内容分析、修辞学、互文理论、框架理论等.
话语概念与利益冲突概念B、否定概念A有重合之处,但着重强调意识形态与语言、符号的内在关系.
从样本文献来看,使用该概念的研究者对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权力关系关照不够.
例如,有研究者(周宁,2006)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模式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将原因归为美国记者已被冷战思维所内化.
然而,对华偏见的根源不应只追溯到记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应深入到当时国家间的利益对抗、社会结构和政体差异中来考量.
传播学研究63国际新闻界2016.
08文化概念A(13.
9%)、B(14.
3%)可溯源到曼海姆(KarlMannheim,1954:57-62)对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阐述,前者指某个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总体思想结构,涵盖了多种观念体系或思潮;后者指某个社会团体的"世界观",是人们借以解释周围世界的意义框架.
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等均属于文化概念的范畴,即广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概念弱化了社会物质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关系,更为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和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反作用.
在文化概念的视野下,研究者偏重于分析某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上的表达、传播和影响.
例如,有文献分析媒介变迁的意识形态动因:李继东、胡正荣(2013)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嬗变与传媒改革的深层次关系,剖析了矛盾论、权力结构论、经济中心论和发展论对媒介发展的影响.

文化概念将社会价值多元化纳入意识形态的考查范围,便于分析各种"主义"在大众传媒场域的再现和传播.
一些文献分析了男权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等对我国媒介内容的影响.
媒介的政治党派性(politicalpartisanship)是文化概念B的表征之一.
有研究(乐媛,刘君琳,2013)考察了台湾网络舆论同主流媒体话语的互动对蓝绿意识形态表达的影响.
(三)中国学界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机制的研究本文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关注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学术成果.
拉斯韦尔的"5W模式"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这也是传媒研究中的五个基本课题.
汤普森(Thompson,1990/2005:329)整合了大众传播的三层客体领域,并基于此构建出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论.
本文根据拉斯韦尔和汤普森的理论体系,总结出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七个关键主题,其中前六个主题代表了传播过程中的六个重要环节,而第七个主题"整体分析"是指在一篇论文里出现了多个(≥4个)前六个主题.
本文统计了样本文献整体上的主题分布及国内现状分析类别下的主题分布(图2).
两个主题分布的差异不大,因而以总样本为例进行说明.
研究主题分布不平衡,其中媒介内容的比例(41.
4%)远高于其他主题.
媒介内容研究考察媒体文本中公开或隐蔽的意识形态.
媒介话语生产(12.
7%)以媒介产品的生产主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诸如媒介从业者的把关、媒体业务模式、媒体社会定位等因素对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影响.
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对于内容盈利的追求以及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认同使YouTube自我表征中具有明显的文化消费话语倾向以及美国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张春波,2012:64).
此外,意识形态对媒介文本制作的约束作用也属于该研究主题.
社会权力分析(11.
6%)则剖析决定大众传媒意识形态运作的政治经济传播学研究64国际新闻界2016.
08力量,例如政府对大众传媒的规制(李继东,胡正荣,2013).
在刘琛(2010)看来,老挝政府对电视传媒的强力管控、对外资合作的谨慎选择是确保老挝电视媒体发挥政府喉舌功能的重要保障.
受众分析(6.
8%)和社会效果(6.
3%)在样本文献中所占比例过低.
受众分析关注媒介内容的解码过程,研究受众对媒介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反馈.
样本文献受众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多以理论论述、描述性研究为主,很少运用民族志、调研和个案等研究方法.
互联网舆论为研究者考察受众认知提供了方便;有样本文献(乐媛,刘君琳,2013)考察了网络舆论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表述的反作用.
社会效果研究从宏观上分析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作用(或去意识形态作用)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勾勒出大众传媒拥有维护、调整和挑战社会现状的多元力量.

尽管较多文献都对该主题有涉及,但因多数论文对此论述力度较弱而未计入该主题.
传播模式(10.
4%)考察传播技术、传者-受众关系、传播载体的变化对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效果的影响.
有研究者(王冬冬,张亚婷,2013b)探讨了传播结构由俯视视角到平视视角再到民众参与的改变动摇了掌握传统媒介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在新闻传播中的绝对主体地位.
此外,3.
6%的论文或梳理相关理论的演变脉络,或反思研究方法,故而未被归入前七个主题.
对我国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主要从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机制来分析,也就是考察大众传媒所生产的象征产品在意识形态维度上的社会功用.
从整体上来看,样本文献共呈现出5种学术脉络较为清晰的研究结论(表4).
另有11.
4%的文章因综述现有理论或考察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细节问题而未归类.
图2: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分布传播学研究65国际新闻界2016.
08在社会复制论中,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作用主要体现在媒介所生产和传播的象征形式及意义促成受众对某种秩序、观念或权力关系的认同.
阿尔都塞(Althusser,1970/2003:361)的"质询理论"为该观点提供了注脚: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媒体通过将个体质询为意识形态主体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法兰克福学派较早观察到并批判了该现象,认为文化工业利用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文化商品扭曲人们的认知,并消解大众寻求变革的意识.
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下的媒介功能研究也论证了大众媒体能通过赋予地位、社会化等途径促进公众认同既定规范.
在西方社会结构稳定的学术背景下,社会复制论通常和维护社会的现有体制和平衡运行相关;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学术语境中,社会复制论则展现了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对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电视剧《奋斗》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而《蜗居》则展现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及其阶级意识;已在经济、政治场域完成型塑的城市新消费阶层在媒体文化符号中继续着身份构建(赵月枝,吴畅畅,2014).
与此同时,革命历史剧对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之一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必要的话语改造,将阶级斗争逻辑置换成民族尊严与国家团结话语,悄然修改着民众的集体记忆(龙念,2013;赵月枝,吴畅畅,2014).
中国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不仅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框架限定的,也包含着媒体从业者的主动构造.
电影《让子弹飞》阐述"均贫富"的理想主义,"'想象'地实现某种合理的社会理想精神和政治理念,促使人们对之认同"(陈林侠,2012:127);这种乌托邦的想象与叙事挖掘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理想观念,能引导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精神面貌.
消费社会论关注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效应;媒介文化领域的资本化、市场化导致资本逻辑直接在文化层面上制造意识形态"副现象".
政治经济传播学派的"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正是在批判资本的强制性力量对民众认知的操控.
这种意识形态效应的当下表征为消费主义.
作为大众传媒与资本力量合谋的产物,消费主义维护和强化现有经济秩序.
样本文献将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新兴城市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消费需求;并认为消费主义消解了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表4: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机制的研究现状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复制论消费社会论文化领导权论拟态环境论意识形态偏向论其他总计论文数量62.
515.
532.
57.
5616140占比44.
6%11.
1%23.
2%5.
4%4.
3%11.
4%100%传播学研究66国际新闻界2016.
08(傅守祥,2006;陈林侠,2012),并取而代之成为传媒新的宏大叙事(刘文辉,2009).
一篇非样本文献则指出消费主义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各自所服务的权力关系具有交叉重叠.
消费主义是国家让渡的结果;这种让渡在80年代为党和国家提供重构政权合法性的资源,在90年代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功效,此后则用于实现国家的经济主义和增长主义(王宁,2007).
消费主义未来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是"立"还是"破",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拟态环境论考察大众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宏大意识形态效果,也就是传播技术对社会组织形式和民众认知图式的改变.
英尼斯曾阐述媒介形式的时空偏向对社会组织和控制方式的影响;波兹曼(NeilPostman,1985/2009:77)认为电视的技术偏向使一切公共话语娱乐化.
在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64/2000:68)看来,电子媒介消解了印刷文化带来的等级性和封闭性.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鲍德里亚的拟像与模拟论是中国学界考察现代媒介技术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基础.
拟态环境论的样本数较少,多以理论分析为主.
林滨、户晓坤(2011)认为,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构成强大的强制性力量,建构了人们技术化、娱乐化的生存体验.
这种新型文化已悄然融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之中;如何瓦解这种景观意识形态并构建新的社会主义领导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研究者(徐尚青,王伟,2012)反思到,移动新媒体时代的拍客在全面建构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景观社会"的同时,也通过传播"生活情境"打破旧"景观社会"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性.
文化领导权论聚焦大众传媒场域中积极的受众、非主导意识形态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
该研究体系基于利益冲突概念A,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学说为理论基础.
葛兰西(Gramsci,1992:57)肯定了个人作为社会意识主体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领导集团为维持其精神和道德上的主导地位,需要不断赢得从属集团的广泛同意.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重视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领域的互动关系,论证了亚文化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抗争.
有样本文献(傅守祥,2006)研究中国媒体文化对经典文化的颠覆和消解,该文化进程使得社会对经典的界定从单一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的动态选择;这种"新文化格局"削弱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是文化领导权斗争的表现.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亚文化、文化"他者"的驯化和收编也同时进行着.
米静(2006)分析了80年代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地的好莱坞工业对叛逆女明星形象的包装,将其威胁、颠覆传统的力量控制在安全区间;这种"可控的"叛逆展现了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同左派势力的不断调和.

此外,主导政治经济话语通过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化则值得警惕.
王萍传播学研究67国际新闻界2016.
08(2005)以彝族火把节为例,论证为迎合主流文化趣味、带动经济发展,少数民族节日从民众狂欢走向表演,而大众传媒则从记录者嬗变为导演者,最终解构了少数民族节日的原生文化语境.
在微观层面上,各个意识形态间的互动表现为对意义的争夺,关于刘翔退赛的微博舆论"复调"(王冬冬,张亚婷,2013a)正是典型例子.

意识形态偏向论关注媒介在生产新闻或其他媒介产品时的意识形态立场.
事实上,意识形态偏向论是否能作为独立的研究体系而存在值得商榷,因为考察媒介对意识形态的表征也是社会复制论、文化领导权论的基础工作.
由于本文对意识形态偏向论存有疑问,因此较为谨慎地将少数文献归入此类;分类依据是文章研究旨趣较为模糊.
倘若文献对媒介意识形立场的揭露旨在剖析其所服务的权力-利益关系,本文暂且将其归入社会复制论或文化领导权论.
例如,有研究者(周岩,2012)分析中日美三国的媒体在报道"7·23动车事故"中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以三国在高铁市场上的利益关系进行解释.
意识形态偏向论的样本文献则止步于展现西方媒体的双重报道标准和意识形态偏见,未有更深层次的研究旨趣.
如何为意识形态偏向论提出更有价值的研究目的关于这点,一篇非样本文献的研究思路具有启发性.

周翔(Zhou,2008)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和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研究了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等文化维度对媒体构造报道框架的影响.
同样的,在考察意识形态偏见时,我们或许可以建立衡量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框架,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变量来思考偏见形成的深层政治文化因素.
四.
结语我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的体系轮廓已经初显,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
学界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机制也有着多元的认识,形成了五种较为清晰的研究方向:社会复制论、消费社会论、拟态环境论、文化领导权论,意识形态偏向论.
"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的双重标准现象仍然显著存在,并且我国批判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
受限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理论体系缺失,我国学界发展出价值中立的温和批判思路.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批判研究的不足,也有利于改变"对内行政主义"的格局.
从样本文献来看,我国媒介意识形态分析有一些明显缺陷.
首先,理论框架和解释现实问题之间存在着断裂.
一些西方理论被生硬地"嫁接"在中国现状研究上.
为构建适宜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体系,学界已着手从非批判范式寻找新的研究传播学研究68国际新闻界2016.
08思路.
对于意识形态分析体系的建立,还需思考中国有哪些本土问题.
其次,研究者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呈现出多路径的研究局面,但相对不够重视意识形态与利益-权力冲突的内在关系.
一些研究中还存在概念界定混乱的问题.
与此同时,研究者较重视对宏观意识形态的研究,但对微观层面的意义生成和争夺关照不足.
第三,研究重点集中在媒体内容上,但一些研究立意不深,同质化严重.

对媒介话语生产过程、社会权力控制、受众解码、社会效果、传播模式等其他传播环节的研究力度不够.
我国大众传媒意识形态研究中的不足,也意味着该领域仍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建设和实证分析上都有较大的学术创新空间.
相较于西方学界偏向于在批判范式下对大众传媒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我国学界批判、中立、肯定三种研究价值立场并存的局面可被视为一种学术优势和学术创新.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传统还在不断地构建中,学界也应重视整合意识形态分析体系,建立更为完善的综合研究方法.
此外,意识形态的跨学科特点也值得我国传媒学界关注.
意识形态概念同生产关系、社会化、社会控制、集体行动、政治参与、社会意识等有着密切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也有着重要席位.
由此观之,意识形态概念有助于我国媒介研究参与到更宏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进程中,是提升传媒研究深度的一个突破点.
引用文献[Reference]路易阿尔都塞(2003).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载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0年).
[Althusser,L.
(2003).
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notestowardsaninvestigation).
InChenYue(ed.
,trans.
),Philosophyandpolitics:readingAlthusser.
Changchun:JilinPeople'sPublishingHouse(Originalworkpublished1970).
]尼尔波兹曼(2009):《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5年).
[Postman,N.
(2009)Amusingourselvestodeath(Trans).
Guilin: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Originalworkpublished1985).
]陈力丹(2002).
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载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Chen,Lidan(2002).
Somethoughtsoncommunicationstudies.
InZhangGuoliang,HuangZhixiao(ed.
),CommunicationstudyinChina:reflectionandprospect-essaysonthefirstChinesecommunicationstudyforum.
Shanghai:FudanUniversityPress.
]传播学研究69国际新闻界2016.
08陈力丹(2014).
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
《新闻记者》,(10),3-9.
[Chen,Lidan(2014).
Xi'sviewonpublicityandjournalism.
JournalismReview,(10),3-9.
]陈林侠(2012).
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辩证性思路.
《天津社会科学》,(1),118-121+127.

[Chen,Linxia(2012).
Chinesemovies'dialecticapproachtotheconsturctionofChina'snationalimage.
TianjinSocialSciences,(1),118-121+127.
]傅守祥(2006).
经典文化的焦虑:从精英掌控的标准到动态选择的趣味.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1-24.
[Fu,Shouxiang(2006).
Theanxietyofclassic:fromelite-controlledstandardtodynamicchangeoftaste.
ModernCommunicat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4),21-24.
]高永亮(2009).
《网络传播消费主义现象批判》.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北京.

[Gao,Yongliang(2009).
CritiqueofconsumerismphenomenoninInternetcommunication.
Doctoraldissertation,SchoolofTelevisionandJournalism,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
]何红连(2014).
《大众媒介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问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论文.
上海.
[He,Honglian(2014).
Studyontheproblemofthesocialistideologycommunicationinthemassmediaenvironment.
Doctoraldissertation,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Shanghai.
]胡翼青(2008).
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
《国际新闻界》,(07),11-14+87.
[Hu,Yiqing(2008).
Theformationofdoubleacademicstandard:reconsideringonthe"abortion"ofthecriticalschool.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07),11-14+87.
]黄旦(1998).
"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
《新闻记者》,(10),54-55.
[Huang,Dan(1998).
Thehistoricalchangeof"ermu"and"houshe":thestudyoftheChina'smainthoughtsonjournalisminthepastcentury.
ShanghaiJournalismReview,(10),54-55.
]黄月琴(2010).
《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2007-2009年国内系列反PX事件的媒介建构》.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
北京.
[Huang,Yueqin(2010).
Thediscursivepoliticsofanti-petrochemicalmovement:mediaconstructionofseriesofanti-PXeventsinChina,2007-2009.
Doctoraldissertation,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WuhanUniversity.
Wuhan.
]詹姆斯凯瑞(2005).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9年).
传播学研究70国际新闻界2016.
08[Carey,J.
(2005).
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Trans).
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Originalworkpublished1989).
]乐媛,刘君琳(2013).
超越蓝与绿台湾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交互影响研究.
《台湾研究集刊》,(4),70-78.
[Le,Yuan&Liu,Junlin(2013).
BeyondblueandgreenAstudyontheinteractionsbetweenthemainstreammediaideologyandtheInternetpublicopinioninTaiwan.
TaiwanResearchJournal,(4),70-78.
]李红涛(2014).
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
《新闻记者》,(4),84-93.
[Li,Hongtao(2014).
Backfrom"battle"butlostin"maze":metaphorappliedinthemediacoverageof"decadeafterSARS"andmedia'smemory.
ShanghaiJournalismReview,(4),84-93.
]李良荣(2003).
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现代传播》,(4),1-4.

[Li,Liangrong(2003).
OnChinesedual-trackmediasystem:re-discussionondualnatureofChinesenewsmedia.
ModernCommunication,(4),1-4.
]李继东,胡正荣(2013).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关系与影响.
《新闻大学》,(04),10-16+49.

[Li,Jidong&Hu,Zhengrong(2013).
PoliticalideologyandmediareforminChina:relationshipandinfluence.
JournalismQuarterly,(4),10-16+49.
]林滨,户晓坤(2011).
大众传媒意识形态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媒介批判理论的当代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180-184.
[Lin,Bin&Hu,Xiaokun(2011).
Massmedia,ideologyandhumanexistence:acontemporaryinterpretationofMarxistmediacriticism.
Marxism&Reality,(2),180-184.
]刘琛(2010).
老挝电视传媒:历史,身份与意识形态.
《国际新闻界》,(3),123-126.

[Liu,Chen(2010).
Lao'stelevisionmedia:history,identityandideology.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3),123-126.
]刘海龙(2007).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
《新闻与传播研究》,(4),29-35+95.
[Liu,Hailong(2007).
TheabsenceofcriticaltheoriesinChineseintroductionofwesterncommunicationtheoriesintheearlyperiod.
Journalism&Communication,(4),29-35+95.
]刘海龙,黄雅兰(2013).
试论"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语境变迁.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2),110-118.
[Liu,Hailong&Huang,Yalan(2013).
Onthediscoursechangefrom"CultureIndustry"to"CultureIndustries".
JournalofShanxi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36(2),110-118.
]刘文辉(2009).
传媒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语态——20世纪90年代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媒考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9),82-86.
传播学研究71国际新闻界2016.
08[Liu,Wenhui(2009).
Politicalideologiesinmediadiscourse:ananalysisofmediaasideologybefore1990s.
JournalofFujianPartySchool,(9),82-86.
]龙念(2013).
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3),88-91.

[Long,Nian(2013).
Revolutionaryhistoricaldrama:animageconstructionofthecollectivememory.
JournalofHun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s),27(3),88-91.
]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1964年).
[McLuhan,M.
(2000).
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Trans).
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Originalworkpublished1964).
]米静(2006).
叛逆的天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好莱坞具有颠覆意味的女明星研究.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6),29-36+105.
[Mi,Jing(2006).
Rebelliousangels:aresearchonHollywoodrebelliousfemalestarssince1980s.
JournalofBeijingFilmAcademy,(6),29-36+105.
]石磊,田大菊(2007).
传媒:充满权力的眼睛——以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4),124-127.
[Shi,Lei&Tian,Daju(2007).
Media:eyesofpower-fromtheperspectiveofFeminismmediacritique.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4),124-127.
]约翰汤普森(2005).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汐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0年).
[Thompson,J.
(2005).
Ideologyandmodernculture(Trans.
).
Nanjing:YilinPress.
(Originalworkpublished1990).
]王冬冬,张亚婷(2013a).
微博中有关刘翔伦敦奥运会比赛失利事件各方意见的意识形态分析.
《新闻大学》,(1),53-59+22.
[Wang,Dongdong&Zhang,Yating(2013a).
IdeologicalanalysisofpublicopinionsonLiuXiang'sfailureinLondonOlympics-basedondatafromWeibo.
JournalismQuarterly,(1),53-59+22.
]王冬冬,张亚婷(2013b).
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电视新闻语态共生状态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6),32-36.
[Wang,Dongdong&Zhang,Yating(2013b).
Ananalysisofmultiple-channelcommunicationmodelofTVnewsinthecontextofmediaconvergence.
ModernCommunicat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6),32-36.
]王宁(2007).
"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4),1-7+124.
[Wang,Ning(2007).
Theparadigmofthestatetransference:onthereasonofconsumerisminChina.
JournalofSunYatse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47(4),1-7+124.
]传播学研究72国际新闻界2016.
08王萍(2005).
大众传媒视野中的少数民族节日与生存——以彝族火把节为例.
《贵州民族研究》,25(6),117-121.
[Wang,Ping(2005).
MinorityFestivalsandsurvivalinmassmediaworld:acasestudyoftheYinationality'sTorchFestival.
GuizhouEthnicStudies,25(6),117-121].
王勇(2010).
从标签策略看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性.
《国际新闻界》,(8),62-66.

[Wang,Yong(2010).
Analysisontheideologyofnewsproductionfromthelabelingstrategy.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8),62-66.
]王泽霞,杨忠(2008).
费尔克劳话语三维模式解读与思考.
《外语研究》,(3),9-13.

[Wang,Zexia&Yang,Zhong(2008).
InterpretationandreflectiononthethreedimensionalmodelofFairclough'sdiscourse.
ForeignLanguagesResearch,(3),9-13]徐尚青,王伟(2012).
移动新媒体时代:拍客对"景观社会"的反叛.
《新闻界》,(23),38-42.

[Xu,Shangqing&Wang,Wei(2012).
Mobilenewmediaera:therebellionofvodcastersagainst"spectaclesociety".
PressCircles,(23),38-42.
]俞吾金(1993).
《意识形态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Yu,Wujin(1993).
Onideology.
Shanghai: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
]张春波(2012).
从YouTube官方博客的自我表征看其媒体性质.
《国际新闻界》,(4),64-69.

[Zhang,Chunbo(2012).
ArepresentativestudyonYouTubeofficialblog.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4),64-69.
]张劲松,廖维晓(2010).
媒介批判理论的语境转换:影像景观拟真.
《国际新闻界》,(8),57-61.

[Zhang,Jingsong&Liao,Weixiao(2010).
Thecontexttransferenceofmediacriticismtheories:image,spectacleandsimulation.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8),57-61.
]张涛甫(2013).
媒介批评:基于启蒙的反思.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04),6-10.

[Zhang,Taofu(2013).
Mediacriticism:reflectionsbasedonenlightenment.
JournalofHeibe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38(04),6-10.
]赵月枝,吴畅畅(2014).
大众娱乐中的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1),26-41+159.
[Zhao,Yuezhi&Wu,Changchang(2014).
State,marketandclassinmassentertainments:apolitical-economicanalysisofreform-eraChinesetelevisiondrama.
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9(1),26-41+159.
]郑恩,孟婷燕(2009).
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新闻伦理的实质.
《江淮论坛》,(5),15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