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西莫妮

18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卢炜内容提要:《圣阿格尼丝之夜》是在当代济慈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如何理解诗中波菲洛和玛德琳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针锋相对的两派学者的分水岭.
以瓦瑟曼为首的学者认为两位主人公之间是纯真的爱情关系,而以斯蒂灵杰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两位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浪漫、纯洁的恋人,而是类似莎翁《辛白林》中的"亚西莫和伊墨琴",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欺骗与凌辱.
本文从两派学者的基本观点出发,联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基于两派观点衍生出的形形色色的文本解读,从历史的角度为这首诗的文本阐释勾勒出清晰的边界,并试图从中归纳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济慈《圣阿格尼丝之夜》文学解读边界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17)03-0018-09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100871Title:TwoLiteraryApproachesto"TheEveofSt.
Agnes"andtheExtentstoWhichKeats'sPoemsCanBeInterpretedAbstract:"TheEveofSt.
Agnes"isregardedasKeats'smostcontroversialnarrativepoembymodernKeatsscholarswhosedifferentopinionstotherelationshipbetweenPorphyroandMadelinedistinguishthemsharplyfromoneanother.
IntheeyesofscholarssuchasEarlWasserman,thereisapureandromanticlove,whiletheiropponents,mostlyJackStillingerandhisfollowers,denytheexistenceofsucharomancethereinandstronglybelievethatsucharelationship,identifiable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IachimoandImogeninShakespeare'sCymbeline,ironicallyrepresentsmaledeceptionandinsulttowardtheothersex.
ThispapertriestosummarizethekeyargumentsofthetwounderstandingsfromwhichavarietyofrelevantmoderninterpretationsbywesternKeatsscholarsstemandintowhichnearlyallotherinterpretationsareconfined.
Inabroadersense,thispaperarguesthatcriticalapproachestotheunderstandingof"TheEveofSt.
Agnes"providethemodernKeatsscholarswithaneffectivemethodologybywhichanumberofKeats'simportantpoemscanbeanalyzed.
Keywords:Keats,"TheEveofSt.
Agnes",literaryapproaches,extentsAuthor:LuWei,AssociateProfessor,EnglishDepartment,PekingUniversity,Beijing,China.
Email:benjaminlw@pku.
edu.
cn外国文学ForeignLiteratureMay2017No.
3,20172017年5月2017年第3期DOI:10.
16430/j.
cnki.
fl.
2017.
03.
00319卢炜《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济慈(JohnKeats)于1819年初创作了《圣阿格尼丝之夜》("TheEveofSt.
Agnes"),讲述了波菲洛(Porphyro)和玛德琳(Madeline)之间神秘的爱情故事.
学者们曾经认为这首诗延续了欧洲浪漫传奇文学的传统(Colvin396),并且随着济慈与恋人布劳恩(FannyBrawne)以及济慈的妹妹范妮·济慈(FannyKeats)与布劳恩之间的的书信公之于众,济慈与布劳恩之间缠绵悱恻的恋情为世人所知,因而有浪漫审美派学者更将这首诗解读为济慈写给布劳恩的一首"爱的赞歌,表达了诗人对恋人的无限深情"(Lowell169).
由是,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主流观点常把该诗的男女主角比作济慈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种浪漫阐释在20世纪50年代登峰造极,出现了以瓦瑟曼(EarlWasserman)为代表的"玄学派评论家"(Stillinger534).
济慈在写给友人贝莱(BenjaminBailey)的信中,将想象力的作用机制比喻为"亚当之梦"(Letters185);在另一封写给友人雷诺兹(JohnReynolds)的信里将人生比喻为"拥有多个房间的大厦"(280).
"玄学派评论家"根据这两个著名的比喻,将诗中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解读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并且对此进行了哲学式的隐喻解读.
在"玄学派评论家"看来,玛德琳居住的城堡代表了人生;波菲洛在黑暗中推开玛德琳的房门,象征着他开启了人生中一扇全新的认知之门;而女主人公从睡梦中惊醒,看到含情脉脉的男主人公,则被阐释成她的"亚当之梦"觉醒之后,和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在现实中团聚;因此,男主人公历经艰险,抵达玛德琳的床畔,象征着他为了追求更深邃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场朝圣之旅,并在飞升到超验境界之时,与理想世界的女神相会在幸福的彼岸(Stillinger535-37).
"玄学派评论家"的文学阐释实质上延续了传统的浪漫审美派对该诗皆大欢喜式的解读,并在分析过程中引入了宗教隐喻和形而上学的术语,对全诗的情节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对主旨进行了善意的升华.
但这种升华本身具有一定的非理性,此时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已不仅是简单而浪漫的童话故事,而是上升为纯理性和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因此这种较为激进的解读暗含着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和瑕疵.
首先,该派评论家之所以被戏称为"玄学派",就是因为他们立论的基础是济慈原诗中使用的一些宗教术语和意象,如玛德琳被称为"圣人"(asaint)(CompletePoems235)和"辉煌的天使"(asplendidangel),波菲洛被称作"饥肠辘辘的朝圣者"(afamishedpilgrim)等.
然而这些宗教术语实质上是英国文学传统中描写爱情的一个文学套路,当代评论家不仅不能作为主要的立论依据,而且应该反其意而行,将其看作济慈隐藏在诗文中的反语(Stillinger337-38).
在笔者看来,既然整首诗的故事背景取材于欧洲基督教色彩浓郁的"圣阿格尼丝节",那么诗歌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涉及基督教的知识和术语,而济慈使用这些术语可能完全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符合当时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水平,更贴近诗人希望在诗中营造的那种旷古而神秘的氛围.
即便这些宗教术语和济慈时代正统的基督教观点之间,其内涵和外延、能指与所指、本意与引申可能存在相关性,济慈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也使得这种潜在的联系变得非常微弱.
济慈眼中传统的基督教犹如其笔下泰坦众神一般,注定会逐渐衰落(Sharp26),这种对基督教的怀疑,使济慈很难接受形而上和超验的事物(25).
况且,"玄学派评论家"结合诗人在书信中流露出的对美、想象力、人性等抽象概念的个性化理解,试图从宗教和超验的思想层面去解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曲解了济慈的美学和哲学思想,因为本质上济慈美学的立足点并非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性的,并多数以描写根植于生活和给人以慰藉的事物20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的方式呈现给读者(29).
因此,很难相信济慈会坚信一个自己都将信将疑的观念,并将其作为诗歌素材的基础.
其次,在某些评论家眼中,"玄学派评论家"的文本解读有一个荒唐的逻辑误区,如斯蒂灵杰(JackStillinger)所言,玄学派评论家"对这首诗的哲学性解读,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玛德琳和波菲洛两人一定读过济慈的《恩弟米安》、《济慈书信集》以及这些'玄学派评论家'对这首诗的解读"(qtd.
inBush112-13).
戏谑之外揭示了玄学派评论的一个硬伤:能够用这种思路解读的读者,必定是通读了济慈主要诗歌作品,对济慈主要的诗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烂熟于胸,并且具有多数文学评论家固有的偏见.
这种偏见一方面源于评论家比一般读者更熟悉济慈的诗歌作品及其主要思想,能够更深入地分析和阐释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固执己见更是由于评论者先入为主,对其目标作品进行了人为的定性.
换言之,评论者为自己的分析预设了立场,早在逻辑推理和文本解析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无罪"或"有罪"的预判:当"玄学派评论家"认定这首诗的基调是一首爱情的赞歌时,那么无论采取何种分析和阐释的手段,结论都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所以,这种预设立场的分析方式可能导致第三个问题,即为了支撑自己的预设结论,而在寻找论据时强调某个现象,忽略某些事实.
"玄学派评论家"无意间遗漏了原诗中波菲洛和玛德琳的乳母安吉拉(Angela)的对白中一个重要的词汇:计谋(stratagem).
在斯蒂灵杰看来,这个词才是全诗的灵魂,并且用丰富的文本例证说明,波菲洛并非传统意义上罗密欧式的完美恋人,而是一个隐藏在幕后的偷窥者(540).
比如,斯蒂灵杰指出诗人在描写闺房中的玛德琳时,大量使用了鸟的形象,特别是将玛德琳比喻为切舌的夜莺(atonguelessnightingale);而描写波菲洛时,则使用了一个观鸟者常用的姿态(covert),以此来暗示男女主人公之间本质上是猎手与猎物的关系(540-41).
因此波菲洛与玛德琳的模板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是《辛白林》里的"亚西莫和伊墨琴"(IachimoandImogen;542).
此外,斯蒂灵杰还详细地分析了编审伍德豪斯(RichardWoodhouse)与出版商泰勒(JohnTaylor)之间的信件往来,指出济慈原始手稿中男女主人公床笫之欢的描写过于露骨,有悖于当时社会伦理道德,因此被迫修改,但济慈原稿中女主人公明显被塑造成了受害者,于睡梦中被男主人公侵犯(544-45).
因而,《圣阿格尼丝之夜》显然不是一首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赞歌:男主人公即便不是恶棍(villain),至少象征了"人世间平凡的残酷"(theordinarycrueltiesoflifeintheworld),而女主人公则是骗局的受害者和自我蒙蔽的梦中人(Stillinger547).
可以说,以斯蒂灵杰为代表的评论家不仅全面推翻了之前"玄学派评论家"对该诗的隐喻解读,全面否定了其一系列的论证和主张,而且从同一对象目标出发,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文本阐释,并且也对阐释的结论进行了哲学性的升华.
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这场被当代评论家戏称为"瓦瑟曼的'超验主义'和斯蒂灵杰的'窥阴狂'之争"(Bennett101),最终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大争鸣,在多个层面上,对当代济慈诗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次争论为当代济慈诗歌研究开创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济慈叙事诗《圣阿格尼斯之夜》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评论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波菲洛的定性问题.
由于斯蒂21卢炜《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灵杰撕毁了波菲洛身上虔诚的爱人的标签,导致一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围绕着波菲洛形成的"光晕效应"灰飞烟灭,似乎这个曾经散发着浪漫气息、坚定执著的文艺青年一夜之间成了世人唾骂的骗子、恶棍和强奸犯.
不少当代学者不但十分赞同这一判断,并且从跨文本和同类意象类比出发,进一步证实了波菲洛的负面形象.
比如有学者就从斯蒂灵杰对济慈诗中"切舌的夜莺"这个重要的意象出发,追溯夜莺这个形象在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含义,暗示波菲洛确是强奸犯(Fields246-50).
还有学者认为波菲洛尽管没有采取暴力胁迫的方式,但至少引诱(seduce)了玛德琳(Maier72),或者说在女性没有清醒的意识(unconsciousness)的前提下,侵犯(intrusive)了女性的身体(Alwes79).
无论这些学者的言语是激烈还是平和,他们的基本判断近乎一致:波菲洛在两性关系中违背了女性的意愿,只能将其定性为恶棍.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站在中立的立场试图为波菲洛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
比如,有学者就认为通过研读济慈写给伍德豪斯的信件,可知济慈心中波菲洛是一个正常的男子,面对女性时采取了一个正常男子可能会采取的正常手段(Lau46),所以,波菲洛既不是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浪漫英雄(Romantichero),也不是当时流行的哥特式的恶棍(gothicvillain;Lau45).
还有当代评论将波菲洛描绘为一个具有现代忏悔意识的青年,如贝茨(LauraBetz)就认为波菲洛在全诗第29节的表现,说明他在设计诱骗玛德琳前感到焦虑不安(312).
也有学者将波菲洛的异常举止理解为自我麻醉(Harvey89-90),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女神面前迷失了自我,被爱的神秘力量支配和左右(Waldoff183).
本质上,波菲洛的举止不再是一种罪恶,他与心中的女神之间完全是相互吸引,进而相互引诱(Thomson340).
这些解读归结为一点:波菲洛的行为不仅无害,而且是一个生理、心理均正常的男子的本能反应,无意间体现了他对玛德琳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只是他的行为发乎情而无法止乎礼.
更为正面的解读则几乎回到了瓦瑟曼的基本立场上,认为整首诗的基调是正面、积极和阳光的,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爱情故事(Banerjee533;Rzepka193).
在这些学者看来,波菲洛为了接近玛德琳而使出计谋,"本意并不是要欺骗她,而是希望用最激进的方式让她睁开双眼,成为她眼中的唯一,用他的身影来吸引她,就如同她吸引他一般"(Rzepka198).
所以,波菲洛心理上不仅一开始就不希望伤害玛德琳,其举止符合传统意义上传奇故事中的骑士之道(Waldoff182-83),而且他还是整首诗中的英雄(hero),作为主角代表了济慈诗歌想象力中的一个重要层面(Waldoff179).
至此,辩论中的正方已经无限接近己方的原点:在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传奇里,男主人公历经艰险,试图超越极限,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神身旁,将自己对女神的爱融化在想象之中,最终借助爱情的神秘魔力赢得了女神的芳心.
争论的双方虽然各执己见,但是,这场论战却使当代济慈研究者对波菲洛的形象有了更深入和透彻的认识.
经过多方辩论,波菲洛早已摆脱了20世纪中期之前单一的、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立体.
无论是邪恶的强奸犯、为情所困的凡夫俗子还是浪漫的英雄,波菲洛都不再是过去那种脸谱化、标签化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性格上的多样性和思想上的深度.
此外,辩论的结果不仅使波菲洛的形象更多元和立体,还促使学者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玛德琳,从而间接提高了女主角在原诗中的地位和作用.
22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长期以来,女主人公在这首诗中一直处于配角的地位,被动地依附于整体情节的发展.
辩论伊始,无论是瓦瑟曼还是斯蒂灵杰,都将焦点主要集中到波菲洛身上,玛德琳则成为波菲洛的附庸和他行动的目标和陪衬:在瓦瑟曼眼中,玛德琳是波菲洛朝拜的圣地,而在斯蒂灵杰看来,她又成了波菲洛罪恶阴谋的牺牲品.
当代济慈研究者已经超越了这些固有的论断,更宏观、更全面地对玛德琳的角色进行了再定位,赋予了其更丰富和细腻的性格特质,让她拥有了更多的情感、知觉和主观能动性,也让她更具现代性,成为与当代读者平等的对话者.
多数当代学者都认同,无论波菲洛的身份和角色如何变化,客观上玛德琳都受到了蒙蔽.
但在不少学者看来,玛德琳受骗是咎由自取,因为她的视野具有选择性,只希望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Lau46),陷入到自我设置的景象和幻觉之中(Rzepka199),或者使自己置身于一种濒死的境地(Alwes87)难以自拔,最终被自己的幻想所蒙蔽(Ragussis384).
因此,如果一定要为玛德琳的遭遇寻找到一个责任人,那个替罪羊就是她自己:正是她顽固地相信并沉迷于自己的幻想,才给了波菲洛可乘之机.
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虽然在玛德琳受难的过程中宗教的蒙昧和迷信难辞其咎(Bennett103),但是,无论阿格尼丝节的传说如何诱使她做出错误的判断,玛德琳在遵从这一节日传统的时候,其实已经选择了忠于自己的欲望(Thomson343).
最终玛德琳选择了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景,接受波菲洛对她情感和肉体上的刺激,这些都说明她在主观上并不排斥、甚至愿意接受波菲洛(Thomson345-46).
因此,玛德琳不仅没有成为波菲洛的诡计和欲望的牺牲品,而且在看似被动的两性关系中蕴藏着主动出击的意味.
玛德琳较为积极主动的身体反应,实质上也是她思想深处潜意识的外化,这使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符号:在更为激进的当代女性主义解读下,全诗第34诗节,波菲洛作为男性旁观者(malegazer),在目睹了眼前梦寐以求的女神之后拜倒在玛德琳的床畔,失去了男性风采,这一描写充分说明传统上男性的强势和女性的逆来顺受在此处发生了反转(Rosenfeld53-54).
这种解读赋予了玛德琳更多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她不再仅仅是男人觊觎的对象,无奈地接受各路男性主义观点对她评头品足,相反,她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不再被动地成为波菲洛的玩偶,而是能够通过某种途径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且在行动上能够对男性的举动做出回应,成为波菲洛合格的、平等的对话者,甚至对手.
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层面上,当代女性主义的激进解读不仅推翻了之前评论界有意无意对玛德琳的矮化和嘲讽,而且改变了之前男权话语体系在《圣阿格尼丝之夜》评论领域一家独大的局面,导致了20世纪末以来评论界对波菲洛男性形象的全面反思:波菲洛阴柔、天真、躲躲闪闪、不愿与女性接触的特点(Turley25)逐渐被评论界关注,因此他也获得了一个"不男人"(Unmanly;Turley26)的恶名.
其次,这次大辩论更重要的影响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济慈诗歌创作生涯的成熟期和最伟大的"1819年"前后.
以这首诗为代表和契机,评论界深入讨论了济慈中晚期创作思想的重大转变和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究竟是选择继续相信梦和想象力还是回归现实.
斯蒂灵杰认为这首诗不仅拉开了济慈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1819年的序幕,还为这一年中所有主要的诗歌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人不应该脱离他所生活的世界(550-51).
《圣阿格尼丝之夜》中的玛德琳、《圣马克之夜》("TheEveofSt.
Mark")中的伯莎(Bertha)、《无情的妖女》("LaBelleDamesansMerci")中的骑士、《拉米娅》("Lamia")中的科林斯23卢炜《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青年来修斯(Lysius),以及《夜莺颂》("OdetoaNightingale")和《希腊古瓮颂》("OdeonaGrecianUrn")里试图通过逃离现实进入想象和艺术世界的叙述者(speakers),这一系列受到蒙蔽的梦中人形象(hoodwinkeddreamers)说明济慈逐渐摒弃了创作初期对于想象力、幻想和梦的依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想象和现实的关系,并且意识到快乐和痛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梦中人"(dreamer)和想象力的功能产生了怀疑.
而能够辩证地看待梦幻与现实的关系,认识到人生的复杂性,并且愿意回归现实,这也是济慈成为超越时代的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Stillinger550-55).
斯蒂灵杰的这些论断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打破了西方济慈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济慈想象力、幻想、梦境等概念的一系列固有的评论和研究视角,驳斥了之前研究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形而上的、虚幻的探讨模式,而且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因此,有学者认为济慈对"梦"和"视像"(visions)的不信任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几乎全部时期,并且对形而上的神秘氛围是有抵触的(Maier74).
还有学者认为《圣阿格尼丝之夜》表明了济慈与过去沉迷于罗曼司的幻想世界说再见,要进入一个更新、更深邃的诗歌领域(Wiener129).
这些论断的基点都是济慈对形而上式的想象和梦幻的不信任和排斥.
然而,针对斯蒂灵杰提出的回归现实说,另一位评论家沃多夫(LeonWaldoff)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不仅反驳了斯蒂灵杰对男女主人公关系的负面解读,而且通过文本细读和分析,回应了斯蒂灵杰有关济慈诗歌创作后期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推论.
沃多夫肯定了梦和幻想是《圣阿格尼丝之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指出该诗中并非所有的角色都是梦中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波菲洛.
他通过想象力(imagination)来解决遇到的问题(178),因此他对玛德琳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可以归结为他强烈地希望牢牢地攥住心中代表美的女神(179-88).
而向往美好事物、为之奋斗,并最终赢得心仪已久的目标,这些正是波菲洛成功的关键,也是这首诗试图传达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号(189).
在沃多夫看来,济慈诗歌中的想象力固然重要,但更具价值的是济慈的想象力中主动攫取美的动力(189),似乎对美的探寻过程比获得美本身对济慈更有意义,因此,沃多夫反对将《夜莺颂》中叙述者借助想象飞到梦境之中仅仅解读为叙述者逃避现实,而是应该包含着理想的升华和对美的执着(191).
沃多夫承认济慈后期作品中梦、幻想和想象并非总是十分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济慈放弃了想象力以及对美的追求.
实际上,济慈依然生活在想象之中,但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并把对永恒的美的追求转化为只争朝夕地追求现实中的美(194).
沃多夫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一方面肯定了斯蒂灵杰观点中对于理想和现实世界的界定和分析,另一方面,他的分析紧扣济慈美学思想中对美的追求,将济慈著名的"亚当之梦"这一比喻进行了精彩的引申和拓展,将发现美的行为延展为对美的不懈追求,将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提升为一个积极探寻的主动行为.
经过沃多夫的拓展,济慈的美学思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升华和深化,美不再是静态的、任人把玩的对象,而是需要付出理想、信念和艰苦努力后结出的丰硕的果实.
此外,沃多夫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济慈诗歌中的梦和想象力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不可亵玩的抽象概念,而是真实存在、经过努力后触手可及的具体的事物.
沃多夫不经意间完成了斯蒂灵杰希望达到,但是因为用力过猛而适得其反的效果,将济慈诗歌的解读从形而上学的虚幻中解放出来,让当代济慈诗歌研究的结果更加接地气.
沃多夫的论文发表之后,影响了一大批较为中立的学者,他们选择了中间路线,认24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为《圣阿格尼丝之夜》实质上体现了济慈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痛苦地挣扎和调整(Ragussis390);波菲洛和玛德琳的梦境其实是介于人间与天堂之间(Rzepka203),因此济慈作品中的梦其实蕴含着想象力幻化出的真理和力量(Farnell410).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争论,济慈诗歌体现的思想不再如瓦瑟曼时代一般高耸入云,也不再如斯蒂灵杰笔下的波菲洛一样被邪恶、世俗的力量所支配,读者能够以更全面和平衡的观点审视心中的经典.
这场争论的第三个重要影响是为当代济慈诗歌研究注入了边界意识.
始于瓦瑟曼和斯蒂灵杰的观点之争,引发的争议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恐怕早已超出了两位学者的预期,甚至超越了时代、派别和立场.
但是,争论的焦点和基本要素并未突破两位前辈探讨的范围,某种意义上,他们为当代济慈研究者对《圣阿格尼丝之夜》的阐释划定了边界.
换言之,几乎所有的后续辩论都是对两位学者的基本立场进行不断地修饰、增补和完善,都是在两种极端的激进解读之间寻找观点和视角的平衡.
两位学者各自的观点几乎代表了正反两方的极致,因此无论是支持、反对或是保持中立,几乎所有的文本阐释和解读都被限定在两位学者业已成形的框架之内.
但是,这种界限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和削弱当代研究的步伐和成果,在边界之内,各家学者畅所欲言,针锋相对,同样将多元解读发展到了极致.
某一方或某一个观点不再具有统治力,学者们更关注如何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寻求更合理、多样和全面的阐释,并且逐渐发展出一套将对立观点融合、统一的辩证方法.
这套辩证法的精髓就是在分析济慈诗歌时,可以从同一个意象或视角切入,同时由相互对立的两个观点出发,各自寻找文本、思想和时代的支撑,将对该诗的解读和阐释推演到各自观点的极限;在确定了解读的边界之后,向相反一方发力,在争论过程中不断质疑、反驳对方观点,并在论证过程中吸收对方的精华,在不断接近对方观点的同时修正和完善己方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方达成动态的平衡.
这套研究体系不仅在解读《圣阿格尼丝之夜》时得到了印证,而且在分析济慈其他叙事诗时也有良好的效果.
比如,在研究叙事诗《拉米娅》中美女蛇拉米娅的身份究竟是人是蛇时,不少学者都指出济慈这个故事源于流行于欧亚非大陆的"美女蛇引诱男青年"这一母题(Lee132-52;Almeida188).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拉米娅如何掩饰和伪装自己,本质上她都是一条满嘴谎言的蛇(Pearce220);但另一方面,仍有学者指出尽管拉米娅的女子身份存疑,但是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觉到她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本质上是一个人(Skulsky163-65).
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于拉米娅身份的讨论,触发了各式各样的猜想.
比如拉米娅曾经是一名女子,由于爱上了妖怪,被贬为蛇身忏悔赎罪(Patterson194,196),以及拉米娅在女人身与蛇身之间变身了四次(Bate554)等不一而足.
尽管有些猜想看似过于天马行空,但是最终的结论都因为获得了足够的文本支撑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促使评论者和读者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思考济慈叙事作品,探寻其中隐含的潜文本,并对各种文本进行后现代的多元解构和重建,从不同的层面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济慈叙事诗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这套理论在分析济慈的抒情诗和其他诗歌体裁时同样适用.
比如在探讨《夜莺颂》第三诗节Here,wheremensitandheareachothergroan时,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济慈真实地描绘了现实世界的苦难(O'Rourke50),反映出济慈此时的心境以及痛失弟弟汤姆对他的打击(Bate505;Vendler83);还有学者发现济慈对这些苦25卢炜《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难的描述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经历,是用一种抽象和拟人化(Fogle213)的手法对广义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提炼和升华(Sperry264).
在分析《无情的妖女》时,无论从较为正面的视角入手,将LaBelleDame理解为诗人对于理想的、超凡的美的追求(Allen3),还是将其与邪恶的、具有神秘魔法的女巫联系在一起(Sperry235-41),辩论双方都能够从诗歌文本出发,获得相应的证据,并且经过思想的交锋之后,使各自的观点得到深化.
无论双方是否达成共识,这些对立的观点最终深化了评论界对济慈诗歌维度和深度的认知,并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投身到研究的行列中.
学者特里(RichardTurley)曾对济慈诗歌作品的重要特征进行过精辟的总结:"济慈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琢磨、戏谑又无法量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的敌人和诋毁他的人面临两难境地——他们无法决定济慈究竟是踮着脚尖站在小山包上扮鬼脸,还是在虔诚地屏息凝视着达里安的山峰.
……其实,济慈和他的作品兼有两种品质,让他的每个读者大跌眼镜之际,同时向两个对立方向发力,凭借返老还童而不断成长"(128).
毋庸置疑,济慈诗歌作品的这一特性使他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作都能够经受住对立观点的千锤百炼,但在发现并解析其作品中矛盾对立因素的过程中,由瓦瑟曼和斯蒂灵杰引发的这场革命性的辩论同样功不可没.
这场围绕着《圣阿格尼丝之夜》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在经历了正反两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反复的探索、交锋与争鸣之后,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并为济慈诗歌的阐释和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和可操作的方法论,促进了当代济慈诗歌研究的全方位发展.
在可见的未来,在文本阐释的两极之间寻求平衡,一定会成为当代济慈诗歌阐释和研究的一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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