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序跋之二

心学的长与短孔见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有时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对世事远远地打量与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样不露形迹.
但他笔下文字奇像竞出,学涉东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阔和深远,让人不免有些惊奇.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学识蕴积,但他不愿有冬烘学究的生吞活剥;可以看出他的文学修炼,但他无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切,但他似乎力图与世俗红尘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在那里一脚踏得很深;还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但他大多时候保持一种低飞和近航的姿态,谨防自己在信仰或逻辑的幻境里迷失,一再适时地从险域退出,最终停靠于安全而温暖的日常家园.
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就像朋友之间的随意聊天.
即便有深义,有险句,也多藏于不动声色之处,成为一种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种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定与平常.

孔见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人生逼问,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这些逼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无最终谜底示众,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如果没有被人遗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魔.
但孔见是一个披挂着现代经验和现代知识的古老骑士,顽强地延续着人类对人生智慧极限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战.
在一般的知识谱系里,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凯撒,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
但作者所遭遇的逼问人皆有之,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
而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任何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没有理由值得人们特别信任.
孔子从"洒扫应对"通向他的治国安邦,是以人为本的;柏拉图视人格为"内在政治制度(innerpoliticalsystem)",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甚至是以心为本的——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样幼稚.
当然,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病".
青年之我异于老年之我,富人之我异于穷人之我,连婴儿也有遗传差异,并无统一规格.
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我",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无非是"我"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
事实上,各归其"我"的抚慰万能亦无能,虽然用心向善,却无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难.
有人已经这样做过.
他们才智过人心志远大,于是求解生命终极之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一切学科的元学科,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呢,无不滑入迷宫般的nonbeing(虚,虚无).
这一类语言事故发生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上,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
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
而纵欲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甚至恰恰成为这些神学和玄学的必然变体.
原因很简单,除非自杀,虚无是无法操作的——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是最可能的结局.
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提供的启示.
因此,人心之学如果是必要的话,如果能够更为成熟和坚实的话,应更善于在具体现实条件下展开问题和解决问题,更善于将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知识援入人生思辨,从而将终极关怀落实为现实方案,使天道真正实现于人间,所谓良医"因病立方"和圣人"因事立言"是之谓也.
出于特定的知识资源和个人喜好,孔见这些文章里还残留一些神学和玄学的传统表述方式,颇有商榷余地,但也不被我过于在意.
他心事浩茫所针对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对象,还有在切入这些处境和对象时相关的精神标尺,也许更值得我们会心地解读.
2003年6月(此文为孔见《赤贫的精神》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为语言招魂学语言,其实是最简易之事.
一个人可能学不好数学,学不好哲学,学不好园艺或烹调,但只要没有生理残障,又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再笨,也能跟着姥姥或邻童学出流利的言语.
即便是学外语,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和才华,你把几百个或几千个小时砸进去,何愁不能换上一条纯正的伦敦皇家之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举国上下的英语热.
近两亿学生娃娃哗啦啦大读英语,热得也许有点过了头,在英语发展史上也算罕见的奇观.
但英语热了多年,有些中国人一旦用英语,还是挠头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没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自觉愚笨无比——其实,这种自惭也过了头.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
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尔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
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尔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
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籍.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
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
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
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它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
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
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
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
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
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本日历,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
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
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学习英语的人来说,眼前这本《英语的故事》十分重要.
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McCrum)等人给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
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
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

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可能会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一切对西方有兴趣的读者,一切知识必须涉外的学者、记者、商人、教师、官员以及政治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都能透过英语之镜对西方文明获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观察.
本书的译者欧阳昱,长期旅居英语国家,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有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在此书的翻译中经常音意双求,源流兼顾,形神并举,有一些译法上别开生面和饶有趣味的独创,颇费了一番心血.
个别词语如"币造"(coin原意为币,引伸意为生造或杜撰),出于词汇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虽不易被有些读者接受,却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为进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础.
2004年2月(此文为欧阳昱译著《英语的故事》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归家的温暖当水泥和钢材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繁殖出彼此相似的高楼、道路、超市以及加油站,各种地貌特征逐渐模糊和消失,我们的家乡记忆还何以寄托当一种物质化的个人主义态度,正逐渐割断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使任何家园都被换算成开发和经营的数据,不过是计算器上一笔笔商业价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对家乡保持特别的思念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明使我们富裕和强大,却可能把我们从日常情理中连根拔起,在精神上无家可归.
作为一个定居农耕民族,中国一直以家庭为价值基点——家族只是这一概念的延展,家乡则是这一概念的再延展.
叶落归根,游子悲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众多有关家乡的词语都浸透了一种动人情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并不常见.
比如那些从欧洲走向美洲、澳洲、非洲的亿万移民,习惯了马背或航船,多少带有喜迁乐游的性格,目光总是投向前方而不是身后.
其中有多少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常常惦记家乡、歌颂家乡、投资建设家乡、乃至愿意回迁和终老家乡老华侨们千里寻根的故事,我们能在其它国度听到多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家乡是乡土、乡亲、乡谊、乡俗的生动舞台,也是秘藏情感记忆的一片重要矿脉.
那一片祖居之地,总是使怀古追远的意境油然而生.
那一片生养之地,总是使和亲睦邻的气氛扑面而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感和群体感也许原产于斯,并且在世界文明交汇中,至今仍默默释放出恒久而强大的磁吸能量.
事实上,家乡是一个人走向世界的入口,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坐标轴心.
不可以想象,一个对过去缺乏关切的人,对未来能有多少担当;一个对脚下这片土地冷漠的人,对遥远异乡的土地能有多少热情——这个世界确有很多美丽丰饶之地,人们完全可以移居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定要固守热土一隅;但一个没有家乡情怀的人,一个永远在忙碌追逐而无暇回望的人,不管到了哪里,大概都只有欲望的漂流,而缺失爱愿的方位.
一个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使安土重迁不合时宜,家族裙带和地方壁垒一类旧习也行将瓦解.
中国人的定居农耕文明因其滞重和衰老,不得不接受浴火再生的阵痛,包括接受现代生活对家乡这一概念的洗刷.
但这一洗刷如果意味着家乡的取消,意味着疲惫心灵对乡土、乡亲、乡谊、乡俗不再感光和留影,事情则变得有些可疑.
文明以人为本,不是以物为本,因此人的情感、人的审美、人的心灵皈依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灵敏测点,家乡也许仍可继续为我们测出文明的品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现代文明反思的起点之一,因此它不是一个向后看的话题,而是一个向前看的话题;不是一曲怀旧者的挽歌,而是一个进取者的自我逼问.
由湖南省汨罗市文联组织的这一次"汨罗美,家乡美"征文,历时一年多,佳作迭出,华章满目,是一次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现代化进程之下众多心灵苏醒之后的一次激情相聚.
我有幸以汨罗为第二家乡,又有幸阅读了这次征文的部分作品,再一次感受到了归家的温暖.
2004年8月(此文为湖南省汨罗市文联征文集《汨罗美,家乡美》序,2004年.
)重新生活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
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
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可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留连往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纤毫毕现.
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生活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结束后再造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已经用过的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远行.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其阅读的特权.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笔者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笔者在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待一刻的驿地.
这里只有一些凡人小事,在这个浮嚣的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入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
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气息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
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
我对此已感激不尽.
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2005年3月(此文为《报告政府》自序,作家出版社,2005年.
)行动者的启示录从此就记住了这样一个作者的名字:阿宝.
从此就知道身旁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人:在沉沦的时代奋进,在迷乱的时代清醒,在侏儒的时代做孤胆英雄.
事情发生在海峡对岸的群山之中,在一片累积雾珠、云影、鸟音、落叶以及静静月光的山坡谷地.
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寻求环保农业的可能,历时数载,独身躬耕,披荆斩棘,摩顶放踵,只为了用一颗心灵来亲证真理,使文明的价值变得可以触摸和抓握,不再是高谈阔论者的概念.
她带回了一本科学的书.
虫鸟,草木,水土,建筑,果农技术等等,在这里都得到了细致的检验和研究,不失为第一手的宝贵知识.
其图文配合的教科书样式,更透出作者的认真、严谨以及耐心.
如果我们要深度了解自然,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当作野外作业时小小的百科指南.
她带回了一本文学的书.
山野生活的细致镂刻,涉世感受的灵动速写,一再受挫时的情节多变,山水放怀时的诗意凝沉,都使这本书成为充满情趣的散文和小说,成为现代社会的牧歌.
哪怕是书中一段议论体的穿插,其文字也大多挟风带雨,明快甚至凌厉,不时迸溅出感觉的光点,让我们一次次动心.
她带回的这本书还是尖锐和炽热的人文哲学.
当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的洪流淹没一切,环境问题既绷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绷紧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正在出现深重的恶变.
各种强势话语致人昏昏,构成了危机本身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从繁荣中看到剥削,从发展中看到亏损,从优雅中看到杀戮,从科学中看到偏执和欺诳,甚至从贫弱者那里看到了与权势者同构相仿的心理倒影.
她并没有高调的精神洁癖.
相反,正因为她投身最底层和最前沿的实践,每一步都纠缠着自省下的道德两难.
也许,只有把自己逼入这样的两难,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出历史的丰富与诡异,才能分辨出必要的代价和强加的代价,诚实的正义和虚夸的正义.
其实,她带回的不是什么书,而是无法用体裁和学科来分解的血肉生命,是一个知识游侠成败荣辱皆成文章的说了就干.
六年前,我移居中国南方一个山村,在那里盖了一栋房子,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在那里种菜,养鸡,植树,结交农友,参与一些乡村建设.
在读到这本《女农讨山记》之后,我才知道此山远非彼山,才知道世上还有更多猛士的背影足以令我欣喜,也令我惭愧,催我更加坚定和奋发.
无论在哪个时代,真理永远只是"心身之学"而非"口舌之学",无行之知不为知也.
这个时代不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困难更多或困难更少.
区别只在于,这个时代比以往时代更多一些真理的面具:论坛、著述、文凭、学衔以及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常常使求知者陷入暗中逐利的知识迷局.
因此,求知之道在于言词更在于行动,在于说法更在于活法,常常只以决于求知者能否收拾行囊走向实践,能否走向充满着尘土、汗水以及伤痛的长途.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行动者的启示录.
2005年7月(此文为阿宝《女农讨山录》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
)"文革"为何结束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
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
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
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
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
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
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
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
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
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成本很低的一次自我更新.

其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这一切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恰好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
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换人(领袖去世等)的小变并不一定带来改制的大变.
即便是改制,也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甚至离不开某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
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
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新思潮的诞生1976年以"四·五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1973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1974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思想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
从近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友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
这些都显示出,当年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逆反型",表现为硬抵抗.
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投入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
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种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
胡耀邦后来成为"民主"的党内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党内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软抵抗.
当时没有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
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
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
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
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
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
"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二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
1966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
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望尘莫及.
他的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
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
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运动",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1968年全国大乱被叫停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
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英国广播公司)或者VOA(美国之音)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
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所有造反不过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
这些说法不无道理.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
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
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
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
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
"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很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
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
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
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
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复位"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1967年文).
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
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1968年到1969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

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1972年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
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
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
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
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1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
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二者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
红卫兵"联动"等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等地个别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
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
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95%","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
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
正如同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
其实,基本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回忆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
约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
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
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合理的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
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时,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
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
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1见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MikeHead的连续报道文章及档案材料公布.
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
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人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和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
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吃西餐、坐享专车等"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种"下放"毕竟还不太像严酷惩罚.
在更大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几分巴结乃至嫉妒.
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
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的"五七道路"——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的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
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
"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
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表达,也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
即便这种关怀杂也个人情绪,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表述的那样.
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对照.
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是批判,但"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一旦释放完毕,有些精英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回望门弟和权位,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甚至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
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的锁链,只是要让社会大多数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那么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执政当局曾低估了民众的不满,低估了精英们屈从姿态后面的不满,以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
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
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
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
1974年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预示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
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
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
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凡是派"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未成品,有时甚至不过是应急运动,是经验的随机把握.
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但未能阻止"文革"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
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历史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积重难返.
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
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
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
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
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绝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绝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
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交通事故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
今天,"文革"已结束三十年了,已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
我们需要更多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
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
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
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
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必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
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强国的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
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
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
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的半个世纪——"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2005年7月(此文为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小说是"重工业"自己写过些小说,不免对这种体裁有些偏爱,总觉得小说既是文学体裁之一,又不失为文学的基础产业,就像素描在美术中的地位,田径在体育中的地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地位.
这并不是说小说特别优越.
其实,好小说往往有诗的品格,也往往有散文的手法自由和意态平实.
甚至可以说,一个好小说家必是诗和散文的知音,总是善于从其他体裁那里获取营养,不断从其他工种那里得到启发.
我就曾在好几次会议上,呼吁年轻的小说家向诗人跨界学习.
但营造人物与情节,讲求叙事的精细和厚重,构成了小说与其他体裁美学公约数以后的剩余,即小说不可取消的特点.
那么什么是人物人物就是生活的主体.
什么是情节情节就是生活的过程.
作为对人类生活的表现,文学如果失去了对生活主体与生活过程的近距离、多方位、高强度、大规模的形象产出,绕过了人物与情节这两大要件,当然就有主要功能的缺失,怎么说,也会留下致命的虚浮和残损.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自从纸张与印刷技术得到普及,小说在大多时候总是构成文学市场里的主要产品,小说家一般来说也总是成为作家群体中的多数.
只要翻一翻中外各种文学获奖作品目录,我们大概不难知道这一色彩斑斓的事实.
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少年,散文是文学的老年,而小说自然就是文学的壮年了.
从这个喻义上来说,一个人不可没有青春期的激情,也不可没有老成期的通达,但人世艰辛常常还靠年富力强的一辈来肩负——这也许就是小说不可推卸的文学中坚之责.
我所供职的海南作家协会,从一开始就破除旧体制,未设置专业作家岗位.
作家们一律业余化,下班以后再进入书房.
这有利于作家们扎根社会生活,但对于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写作这种时间和精力的高耗型作业,又可能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便是海南小说创作更需要支持的理由.
始于九十年代的"海南作家丛书"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就是以小说新作为主的,意在为小说家们提供更多园地.
最近,"海岸文丛"一套十六本小说集,由海南省作家协会编选,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再度支持下推出,也是为了进一步展示海南小说创作成果,为小说家们提供新的支撑和助力.
我相信,这里的小说家们各有长短,各有精粗,但他们共同呈现出来的丰沃感受、独特见识、灵巧技艺,将使读者们获得难忘的阅读经验,展示出海南文学远航一片更为明丽和辽阔的水域.
我们为他们拉响致敬和送行的汽笛.
2005年8月(此文为海南省小说创作丛书《海岸文丛》总序,海南出版公司,2005年.
)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成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
但大破诸多存在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囚笼.
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真实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
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
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窝里斗,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
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
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
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
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文本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
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
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
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辐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
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此处一篇短序所能详叙.
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
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
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2006年8月(此文为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修订的理由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
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
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
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
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秉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
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象、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
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
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
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
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
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成左右.
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出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恢复性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
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相机剪裁.
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
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
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
"大哥大""的确凉"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
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
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
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
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
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
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功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
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
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2007年7月(此文为九卷本《韩少功系列作品集》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空谈比无知更糟这是一个精神病高发的时代,有关惊人数据一次次被刷新.
究其原因,不仅可归为人际冷漠、贫富分化、竞争过度等社会问题——就像众多专家说的那样;还可能是因为意见过于拥挤与纷乱.
精神病就是心智乱.
既然是"多元化"了,甚至"怎样都行"了,那么事情就开始变得麻烦.
一个学生娃应该当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而且什么是"好",什么叫"坏","好"要好到哪个分上,"坏"要坏到什么程度……光是这些追问,就足以让很多人头大.
更遑论历史、宗教、艺术、国家、革命等宏大议题,几乎都是各说纷纭和各有其据的迷局.
传统社会渐渐远去,价值观相对统一而稳定的时代从此不再,人们的惶惑迷茫数不胜数.
一个活在当代的人,常把敬畏当愚蠢,视服从为丑闻,于是缺乏上帝或圣人的引领,耳朵里又无时无刻不充塞着喧沸众声,比如被脸书、推特、微博、微信之类追逼得手忙脚乱.
如果没有能力消化分歧看法和对立观念,就如同在狂饮暴食之际没有一个好胃,最可能生病;又如海量文件接入电脑之时没有一个好CPU,最可能死机——越来越多的精神事故,大概都爆发在"多元化"这一片雷区.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求知其实面临着高风险,不会比原始部落里的风险更少.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我们也许需要一点辩证方法,需要善解是中之非和非中之是,更准确地说,是看到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成"非",而什么条件下"非"可以为"是".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攥一把万能标签胡乱贴,而善于在知识迷局中去粗取精,趋利避害,总揽全局,统驭各方,不至于从"多元化"的狂欢滑入"虚无化"的泥沼.
同样是为了降低风险,读书也许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激活,需要我们从日常经验和社会行动中汲取活力,恢复各种词句的现实体温,还原知识与人生的真切联系.
这样,我们才能从语词的无限淹埋下杀出一条生路,把书读活,读通,读踏实,读出活生生的人,读出人与生活的智慧,摆脱那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泡沫化膨胀,不至于沦为空谈化的"知道分子".
博闻广识一旦变成了空谈,其实比无知更糟.
韩国与中国,虽有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差异,但两国互为近邻,共享传统,也一同面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各种知识难题,无异于别后重逢的同桌学友,散后复聚的并肩旅伴,当然需要思想的分享,需要双方知识界相互的帮助和支撑.
感谢韩国青于蓝出版社的热心,感谢译者白云池的辛劳,感谢白永瑞先生的鼓励和崔元植先生的推荐,初版于十多年前的拙作《阅读的年轮》这次将在韩国面世,可望得到韩国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教,也使韩国读者对邻国的思想文化状况略多一些了解.
因为这一点,我深感荣幸之至.
2008年2月(此文为韩文版《阅读的年轮》自序,韩国青于蓝出版社,2008年.
)治学的道与理本科毕业以后,觉得自己英文太烂,我经常骑着脚踏车回母校去外语系旁听.
其时谢少波先生正在那里执教,给过我不少方便,还定期为我私下辅导,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我们在杂乱破旧的教工宿舍楼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诗歌与小说,共享湘江之滨一个文学梦.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成为了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爆破手,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
他出于"后现代"师门,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一类利器,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
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内而出其外,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破解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
对"现代性"语义裂变的精察,对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适性"的明辨,对不同品格"人文主义"的清理,对"新启蒙"与"新保守"暗中勾结的剖示,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都无不是墨凝忧患,笔挟风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又有利于他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
不难理解,他以多语种、多背景、多学科的杂交优势,穿行于中西之间,往返于异同两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
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
想想看,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传统、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惊醒,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不能不经历震痛和磨难——其难中之难,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莫过于循实求名.
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最大的考题.
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
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
他有时候多面迎敌,一手敢下几盘棋,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创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
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模糊性、歧义性、不确定性".
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
其实,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道"与"理"却有大不同.
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之物,理只是"下学"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见《论语·宪问》).
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
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
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理法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
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他者"之说——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相关的细察、深思、灵感、积学等从何而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在一个大危机、大震荡、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他也许做得了很多,也许做不了太多,这都并不要紧.
但他与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看到了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
2008年8月(此文为谢少波论文集《另类立场》中文版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历史终究是生活史从史实到史学,大体上是一个抽象和提纯的过程,如同一个苹果变成苹果干、苹果汁、苹果酱、苹果粉乃至各种化学元素.
这一过程的好处,是历史变得便于保存(文字可防遗忘),便于携带(制成书籍或光碟),便于延时性品尝(让后人们理解与思考前事),但这样做的风险在于苹果园的风光不再.
日后的读书人一不小心,就可能以为当年苹果树上挂满了化学方程式.
还原苹果园的现场,是史学家们最大的野心,却几乎是不可能抵达的绝对彼岸.
于是新历史主义者如海登·怀特(HaydenWhite)等,就宣称历史如同文学,不过是一种叙事虚构.
这当然有些夸张,至少无法得到考古学、文献学、田野调查的足够支持.
但他们防伪打假的严厉态度,对苹果干、苹果汁、苹果粉、苹果酱乃至各种化学元素的满腹狐疑,也许不是一无是处.
这至少让人们明白,在史学与史实之间,在文字叙事与鲜活事实之间,还有一个还原现场的艰难任务.
谁也没有资格拍胸脯夸耀自己已一步跨入了真相.

我是一个写小说和散文的,关注活生生的人间百态.
出于这一习惯,在读史的时候免不了在字里行间心驰神往,常常依托今人以推想前事,想看清文字后面的人与生活,看清当年的环境、资源、细节、场景、工具、性格、心情、故事、习俗等等,不大满足意识形态的逻辑图谱.
由此积下的若干点滴心得,当然微不足道,大概连远眺苹果园也算不上,一时不慎而误入西瓜地或香蕉地也说不定.
不过,这样读史至少比较有趣,眼前的一切会生动许多,会多一些形象、质感乃至气味.
高调一点地说,历史终究是生活史,拒绝还原与有限还原还是不一样的,还原不成功与压根儿不打算还原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就教于各位方家.
2009年11月(此文为繁体中文版《历史现场》自序,香港三联出版公司,2009年.
)诗的形式美我不擅诗,但常被某些诗句震击,最乐意向诗人鼓掌,有一次还花费自己整月的工资,买来一堆民间油印诗刊,在朋友圈广为散发并为之大吹大擂.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

自那以后,我大概仍算得上半个诗读者,一般来说,既为不少诗坛新作而一再惊喜,也为某些诗作的泡沫化而渐生困惑:比如有些诗的情感造作(想必那家伙只是冲着镜子开发灵感),有些诗的意象枯涩(想必那家伙正操一本词典狂搜奇词怪语),有些诗人笔下语言的肥肥大大松松垮垮(比写一张借条或收条更不用心似的)——白话诗就是这样一种口腔随处排泄么据说旧体诗容易束缚人的思想感情,当然是事实.
为文造情或以辞害意的四言八句,乃至文言政策体、格律口号体,实为一大流弊.
不过,把诗体革命理解为信口开河,理解为随意分行的大白话,自由排列的词汇表,放任无拘、恣意胡为、捡进篮子都是菜,则可能是受制于末流译诗的误导,出自于对西洋诗的误解.
事实上,把译诗当作原诗很不靠谱.
大多数西洋诗原作也是讲求声韵效果的,其精美处若未能呈现于译作,只能赖译者,或翻译本身的局限.
文学毕竟是文学,不可缺少一种形式美——或者说是一种积蕴并融化在形式中的"潜内容",即文化、历史、哲学、道德之全部隐形信号,乃至心律、耳膜、血流、气息、神经的生理所需.
在这一方面,汉文学形式美源远流长,其声韵经验至为丰饶和深厚.
作为数千年来百炼千锤的美学遗产,且不说粘对、骈偶、词曲制式,光是汉字四声、五声乃至九声(如粤语)的声调乐感,较之于拉丁语系与日尔曼语系的两声结构,就曾让不少西洋人士惊羡.
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丢人吗莫非这些东西一度被误用为枷锁,就得被今人一古脑地弃之若蔽屣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写小说、写理论、写新闻、写公文、写广告或招牌,甚至一个民间草民开口说话,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讲求语感和语趣,包括词句的品相与搭配,包括节奏与旋律的贴切,难道一个诗人写诗,写文学中的文学,倒是必须口腔随处排泄因一次南方访学的机会,与范晓燕久别重逢,谈及以上感想,竟获得她的赞同,让我快慰与欣喜.
据说她由此坚定了写诗之志,更令我意外.
她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又有现代诗词写作实践,当然比我更有资格谈诗.
她的诗作既得古法,又多新意,自成一体,多彩多姿,一再用"新古代"和"旧现代"的文字幻境,把读者引向电子世纪的烟波细雨,都市岁月的绿荷黄鹂,飘出超市或汽车的伊人裙裾,还有眼看就要投入开发或销售的霞染江天……这些白话新诗,自由而轻快,字里行间却又不时闪灼出李清照式的缠绕,辛弃疾式的铿锵,常给人不知今夕何夕之疑.
诗人呼吸着现代的炫丽、拥挤、忙碌、浮嚣、富饶、厌倦、凉薄以及零乱、却又深怀一个千年长梦,总是把想象托付给日月山川,凝定于春雨或落叶.
这种瞬时与永恒的自我精神紧张,始终深隐于诗体形式的某种古今交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古典诗体美学的一种现代复活吗至少,不失为汉诗进化的宝贵探索之一吧范晓燕是我大学同学,虽在另一个班,其诗名却早得我闻,一男生曾在课堂上以手抄诗示我,其中便有她不胫而走的少作.
几十年后,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她仍能"诗意地栖居"于千年长梦,已足以值得人们尊敬和羡慕.
我应再一次鼓掌致敬.
2010年6月8日(此文为范晓燕《风裳水珮》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回答一个世纪之问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而眼下中国起码相当于那时的十个欧洲.
美国经济起飞时每桶原油价格一美元左右,而当今中国正遭遇这个价格百倍以上的疯涨.
可以比较的悬殊条件远不止于此.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乱、极贫、极弱的烂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九十年,其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直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久前预测:中国将在五年(按PPP计算)或十五年(按GDP计算)后取代美国,实现经济总量全球第一.
环顾全世界一百多个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类国家,这样的成功并不多见.
其原因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吗当然是.
但答案不会这样简单.
因为非洲早就有市场经济,东欧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拉丁美洲、南亚等早就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宗教、政体、教育、文字以及土地私有制,但那里并未出现全方位的持续快进,甚至很多国家至今仍困于饥饿与战火.
被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1949年尚比中国略富,2010年却是总量和人均GDP均只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两个人口大国应该说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差距不幸被一再拉大.
印度的腐败指数,在西方有关机构的一再核查下也比中国难看许多.
这样看来,对中国式成功的原因探索,须延展到市场经济之外,须延伸到改革开放之前,即从"后三十年"延伸到"前三十年",延伸到更为久远的1921或1911.
历史是一张无法剪碎的大网和一条无法割断的长河.
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民族主权独立这样的政治遗产,包括"两弹一星"、"全民扫盲"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遗产,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础打造和条件依托,作为中国特色的另一剖面,不应排除在视野之外.
同样,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诸多学费,包括惨痛的"大跃进"和"文革",作为改革开放的教训资源和校正依据,也不可讳言.
这就像我一位朋友的比喻:一个人吃到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感觉自己饱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一个、第二个馒头,你那第三个馒头的神力何在哪怕前两个馒头里夹杂了糟糠甚至泥沙.
可惜的是,近年来对历史的虚无化乃至妖魔化,在某些人那里几成时尚.
他们清算革命代价,指斥革命过程中的失误、过错以及假革命之名的罪恶,这都没有错,不失为总结经验教训的直言和善言.
但如果这样做,竟是一心让中国换轨为菲律宾或乌干达的道路,有什么智商可言如果说革命的代价令人揪心,但革命前是否就没代价不革命是否就免代价革命所针对的极乱、极贫、极弱,革命所终结的国土沦丧、军阀混乱、饿莩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烟馆娼楼、买办资本独大等等,岂不是人民更加难以承受的大祸显然,革命并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吃饱肚子,更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是天堂的门票,但革命是卑贱者最后的权利,是各种两难选择之下的迫不得已和特事特办,是救国救民者的慷慨赴义和替天行道.
少数后人置身局外的夸夸其谈,其历史"洁癖"如果不算幼稚,便是居心不端——他们无法接近中国革命的最大真相,也必然曲解当今时代的丰富内涵.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琼崖红色记忆》,编选了一百多位作者回忆父辈革命史迹的纪念性文章,重温琼崖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和激情岁月,扩展历史眼界,再现先烈的音容风貌,表达了新一代人崇高的时代礼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认识视角——当今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历史深处一步步拼出来、扛出来、磨出来、熬出来的,几乎在每一寸土地都烙下了痛苦与牺牲.
事实上,如果说这个千面中国难以琢磨,实为当今全球学界公认的一大谜团,那么求解这一谜团的最初线索,也许要从很多年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某个深夜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个儿子或母亲离家远行的某个拂晓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些普通男女泪流满面或血溅五步的生死一刻开始.
这本书朴素地讲述一个个这样的时刻;换句话说,是与长眠地下的千万亡魂今夜重逢,共同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2011年5月(此文为《琼崖红色记忆》序,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
)想象一种批评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这当然是指广义的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等各种文字.
这种揣测可能过于大胆.
如此揣测的理由,是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已经告别信息稀缺的时代,进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在拐点之前,没有网络、电视、广播以及发达的报业,文学家是生活情状的主要报告人;文学作品享受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优势,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质,成为效率最高和广受欢迎的信息工具,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
但在拐点之后,如果不是对文学鉴赏有特别的训练与爱好,通过波德莱尔去了解法国,通过托尔斯泰去了解俄国,通过鲁迅和沈从文去了解中国人,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已很不够用,至少是不太方便.
现在的情况是:细节与叙事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段子、微博、博客、视频、报刊、电视剧等都充满细节并争相叙事.
每天揣着手机和敲击鼠标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于信息太多、太繁、太乱,以至自己的大脑形同不设防的喧嚣广场,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处于茫然无绪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不饿了,而是暴饮暴食之际需要一个好胃,来消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
文学当然还能继续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成为全球信息产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广大受众更迫切、更重要、更广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这个世界再增加几本小说或诗歌,而是获得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关系到信息真伪的辨别,信息关系的梳理,信息内涵的破译和读解——这不正是批评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学本身而言,当文学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虚肿,一种富有活力的批评,一种凝聚着智慧和美的监测机制,难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药把批评总是视为文学的寄生物,既不聪明也不公正.
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
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从来不会消亡,但会出现演变,包括体裁高峰形态的位移.
那么,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批评——那种呼啦啦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天无韵的唐诗和宋词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一点勇敢甚至猖狂的想象.
我不是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批评写作的学习者.
收入这个集子的部分文章,与其说是与读者对话,不如说首先是与自己对话,是帮助自己消化繁杂信息的一点尝试,以协调感性与理性、实践与书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后的病入膏肓.
感谢陈光兴、彭明伟等台湾同行的帮助,让这本文集与台湾读者们见面.
我知道,海峡两岸多年来受制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轨迹、文化实践,展开对话并不容易.
双方依据不同的语境,因事立言,因病立方,会形成不同的兴趣重点、知识性格以及言语习惯.
但同为中华文化的传薪者,大家共同努力于批评的写作和阅读,因应当下这个万花筒似的文化大变局,以继续精神的发育成长,也许不失为与时俱进之举.
欢迎指教.
2011年5月(此文为繁体中文版《韩少功随笔集》序,台湾社会科学杂志社,2011年.
)镜头够不着的地方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
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还原如真,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挡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
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
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大意).
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同样的道理,今人同样可以质疑: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
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
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
钱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辨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
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或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
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屏幕前"沙发土豆(couchpotato)"式的恶嘲,指涉那种声像垃圾桶一般的大脑,越来越奇葩的大龄卡通一族,岂不会一语成谶一条是文字的感觉承担,一条是文字的思辨负载,均是影视镜头所短.
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
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基因,互为隐形推手.
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我从事文字写作多年,眼高手低,乏善可陈.
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热情关注,以汉语实验为选材角度,以文体变革为谋划焦点,在二零一一年有关台湾版本的基础上,推出这一套三卷集,并借用我多年前的一句话:"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以作散文与小说的各自题示.
这种编辑思想和编辑手法,在我看来都别具一格,其复兴汉语写作的大志也令人欣慰.
至于实际效益,则有待读者检验了.
2012年1月(此文为三卷本《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
)我是一群同名者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署上了"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

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
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也让我有几分茫然.
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我所写,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
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
这样,我们与自己的过去有异有同,有时像是一个人,有时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互不认账,互不服输.

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
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
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
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
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
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作者署名几乎都是一种越权冒领.
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自我改变的深度介入力量,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编选这一套作品,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巨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2012年5月(此文为十卷本《韩少功系列作品》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
)前世今生长乐镇四十多年前,我初中毕业后下乡务农,落户汨罗县天井公社,位于长乐的西南边.
我与农友们挑运竹木薪炭一类常常路经这个古镇,对这里的甜酒、麻石街、临江旧庙等印象很深,总觉得这一切必有神秘来历.
十多年前,我应朋友之邀,筑庐于汨罗市八景乡,就在长乐的东北方,与古镇仅有一山之隔.
平日里要购买液化气,办理邮政事务,置办一些日常用品,如此等等都需要我驱车入镇,混迹于熙熙攘攘的客流中,近距离见证这里日新月异的现代演变.
这样,我虽无长乐户籍,但几十年来与长乐频频相遇,人生轨迹几乎绕着这个古镇转了大半个圈,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长乐,乐其天乐其道长其人也.
我在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这一地名,但局限于游人看客的零星印象,缺乏深入查考,有时候记忆夹杂想象,不免写得闪闪烁烁.
在这些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一本关于长乐的工具书,能准确而周详地发掘人文史料,为我们揭示出古镇前世今生的全面真相,也让外人进一步认识长乐有所方便.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书眼下终于诞生了.
这几乎是一个抢救性的工程.
感谢周明剑、余耀宗、陈太初、游泳、李望姿、王友槐、刘泽龙、鲁育民等各位热心人的辛苦工件,眼前的这本书对长乐的建制沿革、族源、宗教、建筑、语言、艺文、民俗、传说等做了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展示,既有历史的纵深,又有文明的广角,既有"田野调查"式的大规模采风实录(如歌谣部分等),又有颇具专业水准的高精度治学解疑(如方言部分等),因此无论就体量还是品质而言,都达到了令人惊喜的高度,可谓筚路蓝缕,集腋成裘,功德无量.
考虑到这本书的编撰和出版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参与者们的家园情怀和文化自觉,更是让人感动.
长乐是湖南省众多古镇之一,是全国辽阔土地万千家园里偏僻的一角.
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的现代热潮之下,古镇还在继续发育成长.
建设一个经济强镇、环境美镇、文化雅镇、平安福镇的重大挑战,还需长乐各界人士心力与物力的巨大投入,需要管理者的责任担当和智慧谋划.
毫无疑问,作为一本地方精神史,《湖南省长乐镇文化》不失传薪之功,将帮助古镇人民传承历史,开创未来,积养内涵,打造形象,赢得一个更加辉煌未来.
我相信这也是本书所有参与者的热切愿望.
2013年1月(此文为周明剑等主编《湖南省长乐古镇文化》序,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思想史的侦探者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大多配以花哨或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被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
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Nabokov)小说中一个叫"奈思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西方学界常见的文本细读和资料深究,教授们通常干的那种累活.
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
这也许不是什么学术噱头.
用作者的话来说:"(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智力游戏,和下棋、推理小说和数学的博弈论差不多,这些领域之间既隔又不隔.
""任何人只要获得文本分析的诀窍,运用起来则放四海而皆准,适用于历史、法律、经济、文学以及任何需要诠释的生活对象,为什么因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显然,作者对拆字法的兴趣并非动笔主因.
她对历史人物的知人论世和语境还原,对生活暗层和时代深处幽微形迹的细心勘验,对权力和利益在相关语词后如何隐匿、流窜、整容、变节、串谋、作案的专业敏感,如此等等,与柯南道尔的业务确实相去不远.
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相后的意识形态真凶因此,一部思想史论潜入侦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两者之间并无太大的文体区隔.
"奈思毕特"几乎是一个隐身人.
据传记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透露:巴特勒,一个保守党政客,曾任英联邦副首相,就是柰思毕特面具后面的那一个.
传说纳博科夫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指认.
但本书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点,证明这一指认很不靠谱,颇像纳博科夫的文字游戏再次得手,伪造现场后脱身走人.
从这一些疑点开始,飞机一次次腾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侦探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多历史现场,寻访证人,调阅证词,比对证物,一大批涉案者随后渐次浮出水面.
作者看来也不无惊讶,这个以"牛(津)(剑)桥故事"为核心的关联圈里,竟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雷赫特、霍尔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徐志摩、萧乾、尼卡(纳博科夫的表弟)等,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一大堆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个神秘的NESBIT从中串结成网.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旦走出声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环,都有政治面容真切显影,后人无法视而不见.
在那个资本主义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识界似乎初遇现代性裂变.
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如贝尔纳、李约瑟、魏丁顿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布雷赫特等),这些大牌科学家清一色左倾,"剑桥帮"几成红色老营,被英美情报机构严防死打.
这是一个疑问.
人文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普利斯特利、里尔克等走左线;奥威尔、尼卡等向右转;艾略特不太左却恶评《动物农场》;纳博科夫相当右但又与同门诸公格格不入.
当毕加索忽悠"四维空间"艺术时尚时,似乎只有徐志摩这样的穷国小资,才对西洋景两眼放光,小清新萌态可掬,未入住剑桥也未在剑桥正式注册却写出了一大堆剑桥恋曲,其文学观却七零八落,跟风多变,能对齐主流舆论便行.
这又是一连串可供思考的疑问.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识界众生相,一种几被今人遗忘的政治生态图谱,较之于百年后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标迷失,较之于当下阶级、国家、文明、种族、性别的冲突交织如麻,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作为一部献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备忘录,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给予急切唤醒.
因大量采用叙事手法,作者轻装上阵,信笔点染,灵活进退,以一种东张西望处处留心的姿态,布下了不少传统文论所定义的"闲笔".
其实闲笔不闲.
剑桥高桌晚餐时男士们一件件刻板的黑袍,与默克制药公司职员谈及任何专业研究时的吞吞吐吐,看似两不相干,如联系起来看,倒是拼合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既有宗教的顽强延伸,又有商业化的全面高压.
当年波斯米亚风气之下的裸泳和开放婚姻,与美国校园里"光身汉"吃官司与狱中自杀,看似也是些边角余料,开心小桥段,如稍加组合与比对,却也轻轻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流变.
更可能让中国读者感慨的是:当年有仆人给学生们一一上门送饭的奢华剑桥,仍让出身于俄国贵族的纳博科夫难以忍受,当然是比他锦衣玉食的魏拉公馆寒酸太多;而中国明星学者梁启超只能蜗居巴黎远郊,差一点被冻死,成天须靠运动取暖;他的同胞北岛,一个瘦削和忧郁的流亡诗人,近百年后仍只能静守北欧冰天雪地的长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在这里,表面上平等而优雅的文明对话后面,书生们最喜欢在书本中编排的国际名流大派对后面,有多少利益、财富、资源的占有等级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当事人困于阶级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断裂——看似细微末节的这一切,难道不也在悄悄说破重大的历史奥秘由此说来,闲笔也是主旨,叙事也是论说.
由氛围、形象、故事组成的感觉传达同时也是理性推进,更准确地说,是对理性的及时养护与全面激活.
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
但文科理论的有效性在于解释生活,解释人与社会,不在于其它.
如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说法,还要知道这些说法是何人所说,在何种处境中所说,因何种目的和机缘所说,从而真正明白这些说法的意涵和指涉,那么就不能不把目光越过说法,抵近观察当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构成某种活法的相关氛围、形象、故事——也许,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理性与感性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或可为这种观察提供便利.
形式从来都是内容的.
本书作者的文体选择,与一种还原语境与激活历史的治学思路,看来是写作的一体两面.
据她所述,侦破之旅一开始并不顺利.
第一次叩门剑桥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就吃了闭门羹.
因一封联系信函石沉大海,反复解释和恳求最终无效,冷泠的管理员不给她任何机会:"对不起,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
"她只能绝望地离开.
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一小事故如同隐喻.
我们都没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长旅.
2013年8月(此文为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公司,2014年.
)序韩氏家谱自工商活跃交通便捷,众生迁徙日繁,族群与故园不复重合,唯姓氏如薪火永续,承血缘标识,载历史思忆.
以姓氏领结家谱,生物专家或疑其遗传网络有漏,启蒙高士或疑其父权主线有偏,然尽孝行悌乃人类精神之底蕴,慎终追远为中华文明之深基,其漏其偏,不掩家谱之善,于上敬祖、于下睦亲,感恤众生,德泽社会,不失为民间之朴风良俗也.
韩门一系可上溯周代姬姓,自始祖万受封于韩地,遂为韩氏百代之启.
先祖韩光于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自鄂荆迁湘澧,迄今繁衍十数代,可谓根深叶茂,丰沃千里.
历世同祖胞亲生生不息,荜路蓝蒌,披荆斩棘,修身齐家,济民报国,于农于工于文于武百业有成,或娶或嫁或守或迁八方归誉,历祖若知,当欣慰于九泉;众裔如闻,必振奋于来日.
炎黄大家庭煌煌史册,自有我门英才卓士丰功伟绩辉耀其间.
诚谢宗亲韩绍祖、韩显峰等急公好义之士,不辞劳顿奔波南北,不避繁杂辑校今古,遍集零落以求不遗,精理目序以保不紊,终得韩氏家谱续编凡百万字,以为我族人寻根思源之凭,感恩怀德之依,增益亲情厚积乡谊之据,功莫大焉.
谨以为序.
2013年11月(此文为湖南省澧县韩氏新编族谱序,2013年.
)直面其心一平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两人务农之地相近,后又分别供职于县里两部门,仅一墙之隔.
他天资聪颖,书法、美术、文学、声乐、象棋、篮球、乒乓球等无师自通,上手即高手,友人无不惊羡.
但聪明人的风险是什么都玩得转于是什么都玩,时间一长也就成了广谱药丸和游击大侠,能遍地开花,专业识别度却稍显模糊.
术业专攻其实也有风险.
古人曾说"内美"与"修能".
专攻者勤学苦练一大堆知识和技法,实质上是传承前人经验,对接文化成习,以求作品接受面最大化.
但旧识易壅蔽心灵,匠技易淹没情志,一旦入而不出,"修能"便伤其"内美".
这里有内外兼修的两难.
太多从艺者一辈子克隆前贤,高仿古法,更像是一些业务兴隆的复制专家.

从艺术史的谱系看,一平远离宋元,趋近明清,重意而轻于形,求道而慎于术.
用他自己的话说:"道高于术,道法自然.
""艺术中的法非永恒不变,先有法,后有变法,最后无法生万法.
"其实他对于明清前辈也仅取其神,并不愿亦步亦趋.
因此,他的书、画、印皆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天马行空,很难纳入任何批评程式的框架——包括明清文人写意传统那一路.
换句话说,与其说这里是一些可供观赏和解析的作品,勿宁说更像作者心境的随机成像,一个人内心密码的纷纷裸示.
与其说观众可读他的手,可读他的脑,勿宁说更须直面其心.
比较能给我感觉的作品有:《回家》的飘忽步履必定是指向草庐之门.
《渭城朝雨》恍如石匠字和铁匠字,是劳动号子一声声砸出来的.
《焉能摧眉》充满民间野性,恰似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大出一口恶气.
《知行合一》有桀骜不驯睥睨天下的雄强.
《楚风寻我》形如披头散发上天入地的楚徒.
《出入平安》都给人一种紧张感,布下某种易爆的危机气氛.
《酒》《随意》《两幅泼写的字》像神魔并出,大闹天下,驰骋万里.
《佛魔一念间》《生生不息》等初看如胸透胶片,或噩梦截屏,黑压压的致人惊骇,但一种浑身是胆金刚怒目式的威猛尽出其中.
《阿哥阿妹在深山》的亲昵娇憨实在太可爱了.
《毛古斯》隐藏了小屁孩顽皮捣蛋的劲头.
《我》和《虎寿》分明是笑出来的字,与《乐》和《心如月性似风》那些醉出来的字相映成趣,都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乐.
《开心》是跳动和踊跃,相当于管弦锣鼓交织的欢腾.
《悠悠寸草心》无异于乖孩子想家,小眼睛眨巴眨巴,襁袍之梦忽在目前.

《天涯比邻》的寥落感和孤独感让人恻然不已.
《逝》是一曲幽幽通向远方的阳关三叠.
《自强求缺》有一种俭朴、低调、清高的隐形标高.
《守正出奇》掩不住淡定、慎独、大巧若拙、外圆内方的悄悄自许.
《卜素朴素》放达而飘逸,宠辱两忘,目无今古,禅定不为,差不多是一声声云外鹤鸣.
《无穷》《给弟弟路平的酒字》等则有亲切的点染,柔情的流淌,阳光的泼洒,空阔而静寂的逝者如斯,一瞬即万世的时空凝固……这些视觉造型有的朴拙,有的狂放,有的萌态可掬,有的仙气回环,还有些意蕴亦虚亦实,忽近忽远,才上眉头又上心头,我也难以寻找和捕捉.
合上画册,一声唏嘘,一平还有多少胸中块垒需要在纸上燃烧与迸放艺术是寂寞的,"无法生万法"的艺术家更有寂寞长途,与齐声鼓掌万众欢呼市场天价注定无缘.
他想必对此已有所准备.
我与他见面不多,联络也疏,遥想当年乡下的雨夜对床已恍若隔世.
好了,谢谢他一册《莫非》抵达,让我有机会重返当年,在想象中点燃一盏油灯,听他在雨声中把自己此生娓娓道来.
2013年11月(此文为刘一平书画印集《莫非》序,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
)大自然因人而异四十多年前,红卫兵退出中国"文革"舞台,都市中学生绝大部分都被动员上山下乡,去穷乡僻壤摸爬滚打,接触土地、农民、社会底层传统.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没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因缘再续,我避开都市的诸多应酬和会议,与妻子回到当年务农之地,盖了一个房子,在那里种菜植树,抗旱排涝,晴耕雨读,一晃又是十五个年头.

准确地说,是十五个半年——因每年秋收后我们都返城越冬,处理若干家务和公务,也让自己能保持左看城右看乡的不同视角.
与都市不同,乡村景观要恒定得多,其山脊线和溪流声越过千年甚至万年,几无时间痕迹.
于是这里的明月、野渡、鲜花、飞鸟、竹篱、樵夫等,早已成为文学中的陈词滥调,小资笔下的心灵脂粉和美文味精,与当地居民却没有太大关系.
一些令雅士们惊艳的红叶,其实是脱水或失温的表征,想必是树木备受折磨之态,不一定值得赞美.
一些时尚男女所赏玩的流萤,其实意味着虫害迫近,把菜园、瓜园、果园送入危机时刻,足以让某个农夫焦灼.
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庞然怪物,一条水泥公路割去了往日的马帮和独木桥,常被旅游者觉得大煞风景,但由此带来的物流畅通,包括钢材、水泥、塑料、玻璃、电器的进村入户,倒可能让山民们欢天喜地.
由此看来,所谓"自然"因人而异,因文化和财富而异.
乡村不仅仅是风景画,不仅仅有浪漫主义消费的保留节目,还有自然中的人.
这些人五花八门,其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沉浮福祸的平凡故事,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些人不是隐居两年的梭罗(HenryDavidThoreau,以《瓦尔登湖》著称),更不是带上旅行装备去咬咬牙狠狠心待上三两周的仿梭罗,而是在这里搭上了一辈子.
因此,他们的形迹构成了对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历史感和生命感的诠释,潜入人类骨血中深藏不露.
若离开了他们,目光越过了他们,任何人笔下的自然都有几分可疑,也许不过是盆景的放大,恒温花房的延展,几首田园诗的现场模拟再现,甚至是某些霸权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态剥削的伪自然——恰恰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的严重误解.
当事人无论如何激动或深情,与这一片天地里众多他者的真相其实仍相去甚远.
2013年冬,我应邀在台湾讲学一月,有机会游历这里的美丽山河,有机会与不少农民、志工、有关专家交流乡村建设的经验,交流某种走近自然的体会.
感谢台湾人间出版社的热情相约,这一本《山南水北》增修版能在海峡对岸面世,算是我与这些朋友交流的继续.
我相信还有更多别样的自然有待我们前去认识.
2014年3月(本文为繁体中文版《山南水北》序,台湾人间出版社,2014年.
)荧火虫的故事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
"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
就像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
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
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
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
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
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
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
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
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
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
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
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十九世纪(史称"启蒙时代"),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
S.
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
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国、古伊朗、古希腊等地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称"轴心时代"),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难求,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
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
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
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
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
"……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
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
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
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
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
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闹腾正在现实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这样也很好.
2014年11月(此文为《韩少功读本》序,载《今天》杂志2014年冬季号.
)从内心开始唐代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曾指出写作的两个目标:一是"立言",二是"胜于人".
在他看来,前一目标比后一目标更重要.
这一区别显然是相对而言.
我这里想补上第三个目标,或者说第三种状态:不得不写.
这是指五味杂成的感受郁积于怀,不吐不快,非说出来不可.
这样的写作不一定能争胜,更不一定能立言,甚至一开始就不过是自说自话,私事私办,不大考虑市场需求和公共评价,只求对自己做一个交代.
换句话说,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差不多是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
《山南水北》和《日夜书》大概就是这一类作品.
这两本书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忧伤、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弹指之际,千年变局.
天地之间,惟心是归.
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当真理多元化几成常态,一个文本消费的时代里众声喧沸,那么多一点针对自己的检索和诘难,是否比提高声调拉开架势说服他人更为迫切就这样,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
或者说,文学在很多时候本该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像呼吸,就像漫步和入梦,无须太多高难动作的拼比.
承蒙友人不弃——感谢刘锦琳先生策划,何立伟先生配画,安徽文艺出版社继《马桥词典》等四卷之后再次诚邀合作,使这一套精装配图丛书逐渐成形.
借此机会,《山南水北》在2006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的基础上略有修补,《日夜书》在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基础上略有增删.
特予说明.
2015年1月(此文为精装插图版《日夜书》和《山南水北》总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
)经典:加法与减法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
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
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
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
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
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
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
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
在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没那么天经地义.
这也许没错.
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
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文学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