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国际

2018年6月2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博雅工作坊系列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此次会议主题为"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名专家学者围绕该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
约200名听众参加了旁听.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情况,随后10位受邀的美国问题研究学者共分为三个专题进入讨论,每一场讨论包括学者发言、学者间的讨论和现场听众提问三个环节.
首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主持,聚焦"特朗普时代的国内、国际政治"这一话题.
专题讨论(一):特朗普时代的国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达巍教授以《全球化、特朗普现象与中美关系》为题首先发言.
他简单回顾特朗普现象的背后原因,认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学界讨论甚多,各类说法层出不穷,普遍在讲美国内部矛盾原因,比如上下、左右、黑白、城乡、新旧移民矛盾.
达巍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三个层面遇到瓶颈.
第一:美国地理扩张达到极限,同时遇到中国、印度等巨型国家开始迅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重新分工;第二,过去数十年科学技术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依靠技术进步消解社会矛盾的希望比较小;第三,缺乏制度革新,冷战时期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竞争,迫使美国进行制度方面的内部改革,实现对苏冷战的胜利,苏联解体后这种改革停止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美国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
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研究院简介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博雅工作坊"第七工作间2018年6月2日前缺乏突破瓶颈的办法,而希望实行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美国民众的强烈呼声,包括之前奥巴马的当选,就是美国人寻求改变的尝试.
尽管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带有偶然性,在选票上依然是少数,但是现在特朗普的当选仍然意味着美国人还在寻找进行改革的途径,上一次制度层面的更新并不能让美国人满意.
谈及特朗普现象与整个美国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达巍认为特朗普执政并不意味着自由国际主义走不下去,目前做这一结论尚早.
美国在过去国际社会发展数十年间,是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资本、技术输出地,扮演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角色,担负了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责任,同时持续输出一整套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
面对当前遇到的问题,美国国内产生一系列质疑:维持自由国际主义的秩序是否同美国利益相符美国是否需要通过领导世界获取自身利益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这样无法被美国价值观化掉的国家实际上21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开始试图将中国作为对手,但是由于"9·11事件",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将伊斯兰极端势力作为首要敌人.
而现在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明显的对手.
既然化不掉中国,那就只能成为对手.
中国被美国视作最化不掉、吃不下的国家,并且和美国越来越不一样,招致美国越来越重的戒备.
达巍使用了"同体异质"这样一个概念:不一样的国家处于同一个体系内,能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两个经济密切联系的国家,经济体量越来越接近,彼此不舒服、不适应,按照美国的理解,中国应该变得和美国一样,但是如果"化"不掉,那么中国就应该从美国肚子里吐出来,换言之,中国应和美国脱钩.
当前,美国在与中国高层交往以及人员往来、留学生签证方面加以限制,可以感觉出美国在降低与中国交往的愿望.
在美国看来,如果不能化掉,那么就要保持距离,最近贸易战的问题也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中美出现"同体异质"的现象对美国构成了巨大挑战.
中国和美国处在同一个国际秩序中,互相在对方体内的存在和影响都非常大,两个体制很不一样的国家不得不生存在一起,不得不进行交往,自然会造成很强的不适应性.
他亦提到,特朗普制造了一些不可预期性,但如此一来,会消耗美国国家的可信度,长远来看对美国霸权地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美国长时期对其他国家提供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世界政治的公共产品,而特朗普上台带来不确定性,也令国际社会对此充满忧虑.
美国的政党轮替导致政策不连续,对于美国国际声誉也是一种损害.
奥巴马上台反小布什,特朗普上台后反奥巴马.
不可确定性可以带来战术优势,但是从长远看,这是对美国国家信誉的损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第二个发言,他以《特朗普现象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为题,结合个人研究领域,选取自由国际主义角度,从外交方面剖析特朗普个人的成功,以及特朗普上台后种种举措.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主流的外交思想,长期主导了外交政策的制定.
其首创者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二战前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修正发展了该理论,并根据自由国际思想,重构了国际秩序.
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强国,不应该像欧洲那样通过结盟,通过构建所谓的"balanceofpower"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应当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即自由的基本原则重建国际秩序.
同时要求国际市场开放、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实行民主和人权.
以及在国际安全领域实施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安全.
这三点相互关联,市场开放、自由贸易可以实现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一个国家在国内实施民主、推动人权,在国际事务中就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是美国的对手,因此美国的安全也得到维护,声望得到提升.
第二个方面,美国应该放弃孤立主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甚至领导世界,以促进国际主义的建立与维护.
因此它是自由主义原则与国际主义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
这一套思想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在冷战时期将自由国际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拖垮了苏联,冷战后继续产生影响,在小布什时期形成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
自由国际主义取得的成就包括:第一,民主国家增加,塞缪尔·亨廷顿说的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二战后德日在国内实现了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成为和平的力量和美国的盟友;第二,世界经济繁荣,新兴市场发展,二战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而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也在发展;第三,暴力减少,世界长期维持和平.
王教授引用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BetterAngelsofOurNature),说明有组织的暴力在战后大大减少,特别是大国战争几乎没有.
他还引用了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Gaddis)的"长和平"说(LongPeace).
自由国际主义的成就引起美国的傲慢与自满.
911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自由国际主义开始盛极而衰,一直到最近几年遭遇到重大挫败.
第一,伊拉克战争之后,武力输出民主的方式给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混乱.
整体而言,最近几年民主化在退潮,有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有进步,现在又重新转向威权主义,例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按照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的报告,民主正处在危机之中.
第二,全球化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繁荣,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境和不平等,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资本外流、工厂外迁、工作岗位流失、铁锈地带出现,引发民众不满,为特朗普的当选提供了选民基础.
非法移民向欧洲和美国涌入,恐怖主义传播,导致了安全困境.
自由国际主义的重要目标是保证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这一目标.
另外,美国人认为经济繁荣未能带来民主,主要指中国.
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在一定程度上乐见中国崛起,但是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未能促使中国向民主化发展,中国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向民主制度演变,甚至还日益成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这样的中国发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甚至会成为威胁.
所以,全球化证明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可能是错误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失效和挫败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基础,其表现有:美国实力相对衰退,削弱了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能力和意愿;民粹主义兴起,其原因包括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移民的涌入等,这些导致美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瓦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精英和大众不认可向海外输出民主.
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又削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即"美国例外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有资格输出自由民主的国家.
特朗普上台后抛弃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表现有:在经济上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转向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在安全上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壮大,而不是集体合作,奉行杰克逊民族主义,在全球治理中实行单边主义,包括退出《巴黎协定》等;对继续扮演世界领袖角色三心二意,放弃部分领导责任,同时试图减轻在安全领域的领导负担,要求北约、日本、韩国等增加军费开支.
王教授引用已辞职的特朗普政府安全事务官迈克尔·安顿(MichaelAnton)的话,"民主是朵娇嫩的鲜花,并不适合在所有地区生长",表明特朗普对在海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这种立场加快了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
之随后王教授展望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未来,认为它不会消失、死亡.
自由国际主义植根于美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体现了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和美国国家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美国国内问题得以解决,时机成熟之后,便会东山再起,继续成为美国主流外交思想,甚至再度主导美国外交事务.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业亮以《"解构行政国":特朗普保守主义国内政策的目标》为题,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角度阐释特朗普现象.
"行政国"这一概念源于美国行政学者德怀特·瓦尔多(DwightWaldo)在1948年出版的《行政国∶美国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TheAdministrativeState:AStudyofthePoliticalTheoryofAmericanPublicAdministration),这本书在出版后受到很大争议,但是提出的"行政国"概念给人们以启迪,用以描述一个国家政府职能大幅扩张的情形,在这种状况下行政部门占有重要地位,行政组织与运作变得特别重要.
张业亮认为,行政国自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在新政、伟大社会时期得以发展,而到了卡特、里根时期,实行"去规制化",行政国的发展受到阻碍,而到克林顿时期,行政国再度发展,到奥巴马时期得到空前扩大.
这是行政国在特朗普上台前的基本发展形势.
在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时常对自由主义控制政府时攻击其扩大行政国,有时甚至称其违宪.
保守主义者反对行政国的原因如下:1)行政国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对总统行政提的很少,行政国作为后来形成的概念,其合法性受到保守主义质疑;2)行政国损害了自由企业制度,保守主义者认为,行政国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束缚了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3)行政官员缩小了美国人生活中的自由范围,因此是对自由的侵害和宪政的敌人;4)行政国不符合保守主义者的小政府理念,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作为联邦规章制度总录的《联邦纪事》(FederalRegister),其每年的篇幅不断扩大,表明了美国不断扩大的政府规模,也时常为保守主义者所诟病,奥巴马执政最后一年《联邦纪事》长达18.
5万页.
同样不断扩大的还有《美国税法典》.
美国受过培训的监管人员约22万人,超过法国军队人数,2016年美国用于监管和监管人员的开支高达630亿美元.
***保守主义者认为联邦机构的增长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增添巨大成本负担,因此特朗普执政后,现已被撤职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芬·班农在2017年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ConservativePoliticalActionConference)上提出"解构行政国"概念.
班农将其主张归纳为三条:保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经济民族主义和解构行政国家.
班农力主放松联邦监管,停止联邦专制,同时废除在二战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国际体系,在班农看来,这些体系和规制已经过时,需要停止这些损害美国利益的制度.
特朗普本人并没有使用"解构行政国"的说法,但是自2016年其当选以来,在税收、移民、气候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符合班农的主张,因此可以用"解构行政国"来解释特朗普的施政.
"解构行政国"也契合特朗普思想中的反建制、反精英观念,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就已承诺要砍掉75%的联邦机制,以解除奥巴马政府给企业增加的负担.
其当选后在一周内就颁布一系列行政令,包括就职当天就宣布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以废除此前奥巴马政府所颁布的命令.
特朗普曾用这样的话阐述其执政理念,"要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国急刹车".
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执政时期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标志性的约束政策,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
此外,特朗普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在国会得以通过,让联邦最高法院重回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格局,同时大刀阔斧削减行政机构,积极推动政府改革,以达到"解构行政国"的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以《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态》为题,谈了他最近这段时间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认识.
他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来表现特朗普造成的冲击波——如同在实验室看化石,一个活生生的霸王龙走出来;也像一只引起世界惊呼的黑天鹅.
特朗普当选既可被视为"因",也可被视为"果".
刁大明认为,如果将特朗普作为"果"来看待,那么将特朗普换成希拉里或彭斯,美国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并不会改变.
2016年总统选举是温和自由派执政周期结束的开始,从文化、族裔标签转向经济、阶层标签,这对政党理念也是一个挑战.
保守党的三张面孔是圣经、枪炮,生意,而第四张面孔,即如何融合当代保守党支持者的政治主张,是保守党需要在未来考虑的问题.
对于民主党而言,希拉里输掉选举,直接原因就是输掉锈带和深蓝地区.
这并不是希拉里个人的原因,而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这个趋势就已经存在.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选民票和选举人票在连任时比首次当选时少、但是仍然赢了的总统,而少掉的就是那些区域.
虽然有学者认为随着少数族裔数量的提升,选举会对民主党越来越有利.
但是刁大明认为这只是一种刻舟求剑的看法,很难说到2050年是否对民主党更有利.
从代际更替角度看,2008年奥巴马当选,是60后接替40后(小布什),而2016年选举却反过来,是40后(特朗普)接替60后.
这种政治生态是有问题的.
从宣传策略角度讲,在2016年选举中所出现的各种新媒体,表面上促进了各种声音的表达,但从实证上说,却是固化、极化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主张,同时造成传统政党宣传机器失效,以前的造星、造神现象不多见了.
如果将特朗普现象作为"因",那么特朗普当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
特朗普执政后至今,其核心小圈子不断变动,实际上可被视为圈外人不断适应华盛顿、不断磨合的过程,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动:第一次是目标之争,第二次是路线之争,第三次是执行之争,是怎么做、谁做的问题.
特朗普可能会从斗来斗去的过程中获益,他可以从中获取主导权.
但是他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包括家人参与白宫政治,这和肯尼迪执政时期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不同.
谈到近期特朗普民调持续低位的情况,刁大明认为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及未来选举影响不大,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是以低民调形象示人的,这种低民调恰恰反映出美国政治极化的现实.
在讨论到人们经常提到的特朗普"商业思维",刁大明认为特朗普的种种做法看似不靠谱,其实都是合法合规,同时是在"做减法".
在对外议题上,"做减法"需要美国自身付出成本,但同时其他国家也要付出成本,而美国作为高位国家,其他国家都要与美国谈判.
此外,特朗普还采取跨议题联动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是用同一议题框住所有国家,而是在不同议题上把其他国家都纳入其中,比如退出伊核协定.
同时特朗普会反复要价,以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成本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现象不断出现可能消耗美国自身,礼崩乐坏,如同"狼来了".
对于特朗普而言,可能喊一千次狼来了能够达到其目标,而美国雄厚的实力足以支撑喊一万次,虽然每喊一次对国家契约精神都是一次损耗,但是对特朗普而言,他能够承受这种损耗.
在随后的专家讨论阶段,问题集中于王立新教授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展望问题,钱乘旦教授和王希教授、达巍教授都问及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以及自由国际主义的退潮是否是一个反常现象.
王立新回答说,之所以预测自由国际主义会东山再起,是跟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它深深植根于美国价值观,不会消失,多数美国人都赞同这一理念,绝不会有美国人反对美国在海外推行民主人权,只是付出何种代价而已.
自由国际主义在20世纪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期间有波峰和波谷,当前自由国际主义盛极而衰,遭遇重大挫折,处于低谷阶段,但绝不会销声匿迹,等到时机成熟还会复兴.
刁大明认为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大帽子下,不同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政府会用不同的成本去推行,奥巴马时期比较克制,特朗普显然是更往回收缩,自由国际主义当然不会消亡,问题是它下次再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它的回归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在被听众问及北大西洋条约的前景时,王立新认为美国和北约之间并不仅仅是安全同盟.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北约仍然在维持,并且还会继续维持下去.
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分歧属于"Familyquarrel",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仅仅是小的争吵、内部的矛盾,而非对手甚至是敌国的矛盾,因此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和盟国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与纷争都属正常.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讨论与提问中,认为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这种很粗糙的标签,所遮蔽的问题可能比揭示的问题更多,因此需要再细致讨论特朗普反对的是何种全球主义,而不是贴一个标签就结束.
当许多人把特朗普视为反全球化主义者时,可能混淆了"bargainforbetterdealininternationaltrade"与"anti-internationaltrade"概念,这其中是有微妙而重要差异的.
她列举了被广泛认为是反全球化的"Brexit"(英国脱欧)的例子,指出英国在2017年的国际贸易额是增加的,英国反对的是多边主义贸易,而愿意与各国单独谈判.
英国反对的不是门户开放,而是不公平的门户开放.
刘瑜同意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所说的"美国从国际主义向孤立主义撤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21世纪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真正帮助对方.
但因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因素的制约,美国即使有意,也无法从自由国际主义退缩.
这件事也许不大,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至今叙利亚化武事件没有结果,美国不得不去面对,这涉及到美国的国际信誉.
刘瑜认为与其说特朗普是反对全球主义的,不如说在调试美国政策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距离,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起,美国作为一个"帝国",面临过度扩张问题.
现在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开始收缩,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专题讨论(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刘瑜在《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文化冲突》报告中,从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讨论特朗普现象作为"果"的右翼民粹主义.
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在美国出现,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整体现象.
如果将其视为美国特殊现象,就容易单单从美国的独特性上寻找解释.
实际上,2015年-2016年难民潮已经激起右翼势力在欧洲普遍兴起.
即便在号称世界最平等的北欧国家,也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可见不平等不足以解释民粹主义在美国崛起.
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美国工人大量失业,但不是引起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崛起的主因.
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反全球主义浪潮,即使是共和党内部,支持全球化、移民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没有民主党那么大.
过去40年间,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但美国人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意度在缩小,就政治后果而言,"perception"(观感)比"现实"(reality)更重要,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也不能作为解释.
刘瑜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文化后现代转型所带来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现象、或者说背后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
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认为现代文化社会在向后现代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后物质主义文化兴起,带来史蒂芬·平克所说的"权利的革命",权利的主体从白人男性向少数族裔、女性、儿童、移民甚至动物扩散,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政治权利向经济权利、高等教育权利等扩展.
就同性恋婚姻而言,反对比例在显著下降.
权利革命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20世纪60年代之后,右翼相对稳定,而左翼在权利革命的刺激下剧烈变动.
以对移民支持率为例,右翼的支持率也在提升,并没有更加反移民,但是左翼的态度是在猛烈提高的.
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权力革命的推动,左翼变得越来越极端.
但之所以右翼给人更极端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其观点位置(position)而是其观点强度(intensity)发生强烈变化.
右翼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表达一种在历史上看比较温和的立场,而左翼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相对激进的变化.
数据表明共和党讨厌民主党的程度明显超过民主党讨厌共和党,换言之,共和党更愤怒.
之所以右翼态度会变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围心态(siegementality),在美国人口代际结构中,年轻一代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未来不在共和党一边.
借用英格尔哈特对共和党的评论,"在自己的国家感觉到沦为主流文化的陌生人",共和党人在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越发失落、焦虑,产生出一种对曾经的美国的"乡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以《由"特朗普现象"引发的对美国媒体的再思考》为题,讨论了媒体在特朗普当选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首先讲述了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与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在20世纪20年代的论战.
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著作《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虚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指由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和加工,经过改造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
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虚拟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容易扭曲事实;另一个概念是"定见"(stereotype),人们通常对特定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
这两个概念揭示了民主和舆论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认为媒体应当由受过训练的精英掌握.
杜威并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在1927年出版《公众及其问题》中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展现了对公众依靠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
李普曼主张精英治国,而杜威坚持大众民主,但这就牵扯出谁是公众与谁掌握舆论的问题.
在现代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特朗普当选体现了新媒体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公众借助新技术影响2016年选举,右翼民众利用新媒体对抗精英化左翼的传统媒体,他们利用互联网传播各类信息甚至谣言诋毁希拉里,帮助特朗普当选.
特朗普也屡次攻击主流媒体散播"假新闻"(fakenews),《纽约时报》则在特朗普当选后,发布了影响力甚大的《特朗普,我们决不可能好好相处》的专栏文章.
中国学者不能只盯着传统的自由派媒体,而应当将底层右翼纳入重要的信息参考来源,顾及铁锈带、中西部的劳工阶层.
布鲁金斯学会注意到美国社会流动性降低,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堵塞了,美国数本著作也都注意到美国的底层问题,包括南茜·埃森伯格(NancyIsenberg)的《白垃圾》(WhiteTrash),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OurKids),J.
D.
万斯(J.
D.
Vance)的《乡下人悲歌》(HillbillyElegy).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以《"无选择困境":政党政治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为题,探寻特朗普竞选成功背后的政党制度性因素.
特朗普如何以一个自称代表大众利益的局外人,挑战建制派,自掏腰包竞选美国总统.
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其当选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
王希教授创造了"无选择困境"(no-choicedilemma)一词,来描述美国人在最后选举时面临的难题:无论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并非自己心目中的合适总统人选,但是如果不选取其中一位,则面临自我剥夺选举权(self-disfranchised)的困境.
如果说无选择困境是偶尔出现的反常现象,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而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常态,并且渗透和表现在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等各层选举中,那么选举的民主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在事实上剥夺了人们的相当一部分权利.
这种困境是由两党制造成的.
而两党制是如何形成的政党在美国建国时是不存在的,到18世纪末期,出现合法的反对党制,即在宪法框架内的政党竞争.
政党政治出现后,美国选举政治就开始政党化,这在推动美国政治民主化的同时,也带来严重弊病.
美国政治学家列昂·爱普斯坦(LeonEpstein)将这种弊病概括为双寡头垄断体制(Electoraldualply),选举票上固然可以出现两党以外的选举人,但是最终获胜者通常只在两党候选人中产生.
这是美国宪政体制的产物,包括美国选举中独特的胜者通吃(winner-take-all)原则.
一旦由政党控制某一个州的议会,便可以控制该州的选举立法,从而引导选举结果朝向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这就造成了"一党州"(onepartystate)的出现,即一州的政治长期为一个政党所控制,而没有形成一党州的则是摇摆州.
两党政治固化后,第三党很难发展起来,两党也经常在选举中制造障碍防止其余选举人出现.
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得益于赢下了五个关键的铁锈带摇摆州.
王希教授使用"特朗普党"和"特朗普党人"的概念,说明共和党实际上是被特朗普所"劫持"(hijacked).
共和党虽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由于特朗普讲出了共和党想讲但不能讲的话,因此动员起一大批之前"沉默"的选民.
两党自1860年以来经历了不断重塑的历程,通过灵活的应对牢牢把控美国政治,造成了选举僵化和政党工具化,使得政党的活动围绕胜选进行;当政治竞争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实践之后,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便会荡然无存.
这种政党工具化为特朗普进入选举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党,利用共和党已经具有的选举优势,赢得选举.
最后,王希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供学者思考:学者是否需要改变对美国民主的认识民主是否只有一个定义民主是否只有一个形式民主性是否可以修复在讨论之中,朱文莉就右翼媒体的问题发出疑问,认为很难找出一个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体,特朗普的推特可能算一个.
刁大明就"无选择困境"提出质疑,认为在州一级层面有实例证明可以突破两党制.
张毅表明目前一些州已经在做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改革,以革除选举团制度的弊端.
钱乘旦提出一个问题:特朗普这样一个怪异的人,究竟是美国体制的正常表现还是反常现象刘瑜认为,政党两极化的程度远大于社会两极化的程度;共和党之所以坚持反堕胎立场,和堕胎问题涉及基督教的生命观念有关,妥协弹性很小,因此很难做出像在移民、同性恋问题上的让步;过去的新英格兰人是消极自由主义者,而现在的新英格兰人是积极自由主义者;支持特朗普的人的平均收入是高于支持希拉里的人的,其形象不能用"白垃圾"(whitetrash)去表达;选举团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保护小州利益,否则选举战场就集中在纽约、加州这些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选民的诉求就会被忽视;按照美国的长线历史来看,美国出现今天的极化政治很正常,与内战、重建到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在用改革预防革命,以调节矛盾.
专题讨论(三):特朗普解析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朱文莉教授,以《特朗普式的"富豪民粹"》为题,使用"符号民粹"概念理解特朗普现象为美国带来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不是一个谈"主义"、在乎"左右"、有固定政治立场的传统政客.
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三大分歧即堕胎、枪支、同性婚姻,他通常是回避的,或者前后不一致,因此无法用传统的左和右定义特朗普.
同时也很难用民粹去概况他的政治主张,因为白人下层的经济地位高于少数族裔的底层,就平均数而言,特朗普支持者的经济水平高于希拉里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收入分配极不平衡,富豪民粹兴起蔓延,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一个特殊现象:亿万富豪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例如泰国的英拉,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以及现在美国的特朗普.
这类富豪拥有一些特征:身居房地产、采矿、电信等垄断行业,其垄断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垄断,游走在权力边缘,需要和权力发生联系,他们认可经济全球化,也熟悉其规则并善于扭曲这些规则为己所用.
特朗普非常敢于使用歧视的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虽然特朗普在全球化中获益,但他并非是真正的全球化支持者.
将特朗普与尼克松做比较,尼克松仍然是尊重规则的,而特朗普却不讲规则,甚至不惜推倒规则.
和苏联解体一样,当前世界处于重大的国际秩序变革时代,而这种转折主要是非常偶然的特朗普戏剧性当选促成的.
特朗普的出现堪比美国内战前的种族问题,是对美国的空前挑战,不过目前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解决的途径就是用真民粹取代假民粹.
美国历史上有真正的民粹,其合理成分被建制派吸收,事实上推动了美国的政治革新,增添了美国的活力,并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
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主张控枪的学生,他们代表真正的社会底层,提供了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张毅律师,以《独特但不可复制的特朗普》为题,从特朗普个人特质出发,讲解特朗普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破坏,并指其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张毅谈及自己之所以重回美国研究领域,是基于对特朗普顽劣品性的愤怒.
特朗普决策杂乱无章,没有头绪,信口开河,张嘴骂人.
张毅认为特朗普就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否则说话就会前后相一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想说谎都比较困难.
《华盛顿邮报》一直在记录特朗普说谎的次数,目前已经累计3千多次.
特朗普是一个恶霸(bully),以对自己有利与否决定新闻消息的真假.
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自私自利,并以商人思维决定国际外交事务,以可见的利益来判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甚至不惜践踏规则,撕毁协议.
特朗普在国内尚面对许多制约,但在国际事务中限制就少多了,因此造成了目前特朗普不讲规则,我行我素的作风.
对于未来的展望,张毅认为特朗普是不可复制的,本身出现这样品性的人就是非常难见,而这样的人当选总统几乎是不可能.
2020年特朗普也不会连任,原因包括:一、人口结构变化,白人比例在下降;二、教育程度提高,大学教育继续普及;三、妇女参政率继续提高,妇女在2016年选举中支持希拉里的比例是高于特朗普的.
张毅也表达了不希望特朗普被弹劾的愿望,这是美国人需要经历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他的结局应当是在2020年被美国人选下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以《从诺伊施塔德看特朗普》为题,通过总统权的棱镜,去审视特朗普的执政.
牛可援引雷切尔·诺伊施塔德(RachelNewystad)所著的《总统权: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卡特的政治》(PresidentialPower:ThePoliticsofLeadershipfromFDRtoCarter),观察和分析特朗普对于白宫政治的运作.
总统权并非是一个给定的权力,而是需要去努力而精巧运作的权力.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肯尼迪施展总统权时面临困难重重的处境.
而尼克松对于白宫政治也难于下手,无法驾驭华盛顿精英,实际上在华盛顿很孤立.
特朗普作为政治史上的奇葩,很难熟练运作总统权,缺乏说服的能力,缺少和幕僚沟通的技巧,不能在短时间内摆脱业余者的水平,因此很难实现其政治议程.
此外,牛可谈到了精英品质问题,为何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劣质总统美国政坛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众多优质政治精英,而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精英的品质迅速下滑.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而之后从总统到国会的信誉不断下降,政治家品质也在整体下落.
政治精英的标准是"做正确的事",而非"做对自身有利的事",特朗普这样唯利是图的政客实属罕见.
在讨论阶段,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赵梦阳,分享了自己对美国右翼的观察.
她认为右翼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光谱,从主流保守派、福音派到新纳粹、三K党、新邦联主义者等,互相之间也有分歧;在地域分布上也非常广泛,不仅住在乡村,也有大量住在城市,拥有良好教育.
她认为美国极左翼和极右翼对于民众的吸引力都在提升,在高校学生中,对两党制的质疑越来越多.
在右翼群体中,不仅有底层白人,也有为数众多的东西海岸城市白人,即便是在高校里也存在大量极右翼学生团体.
在学者讨论时,钱乘旦教授认为"富豪民粹"的概念引人深思,这是全球化弊端造成的国际范围内的马太效应,在国家内部是穷富分化严重的结果.
但"富豪民粹"的出现是否可以理解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消失了,而强烈的贫富分化现实又促使人们去寻找某种新的解决途径,在艰难的寻找中找到了一个"富豪民粹"的道路中东恐怖主义是否也和这一现象有关王立新认为富豪民粹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富豪民粹是富豪成为民粹的领导者,还是与其他民粹有本质差别朱文莉在回应中认为,在富豪民粹和民粹的对比中,就特朗普而言,他并不真的关心底层,只是在上演一场民粹秀,依靠明星化自身迎合民众期许,用伪民粹压制真民粹.
美国国内问题,有赖之前对政治敬而远之但现在被激起的有良知的人去解决.
就钱教授的问题,她认为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北欧模式仍存在,包括桑德斯在内的北欧模式支持者宣扬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对财富重新分配.
此外,也存在极端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选择,或许美国会发展出之前不曾见过的模式,一切都在发展当中.
王希教授认为根据他自己在美国高校的经历,和赵梦阳有相似的感触,但是现在的政治生态和20世纪6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社会运动发展得如此成功,很大原因是在争取群体权利(grouprights),以族裔(非裔美国人)为基础,所以能凝聚起巨大的力量.
但是现在权利诉求非常碎化,缺乏能够凝聚起足够多的人的政治议题.
此次工作坊触及美国深层次的各种问题,虽从特朗普现象入手,但研讨深入,不限于特朗普现象本身,因此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研讨活动.
记录、整理:赵心悦、纪景闻、张江龙审稿:张终审: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地址: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电子邮箱:pkuias@p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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