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意大利辱华市长道歉

北仑习俗系列丛书之三北仑人物(一)北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党政军干部]北仑人物(一)目录[党政军干部]王子达王起附记:王起足迹寻踪王博平附记:赤子之心忧国忧民一身正气清正廉明张承宗附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出色领导者李又兰林晖徐舫艇庄晓天附记:搭起宁波与上海的桥梁沃祖全许克敏谢旭人王德定沈祖伦张曦[革命烈士]胡焦琴附记:浃江忠魂血染红花李长来附记:碧血成仁虽死犹生张困斋附记:为上海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张困斋钟泉周附记: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钟泉周李敏附记:浙东的刘胡兰[科技精英]钟观光附记:一草一木总关情李志坚附记:中国IC技术的奠基人杨雄里吴祖泽贺贤士附记:于无声处听惊雷王阳元附记:执着中国心於崇文乐嘉陵施展附记:从数学神童到世界名校教授[文化群星]姚燮附记:北仑近代杰出文学艺术家鲁彦附记:鲁彦生平和创作简述虞和钦附记:学富才雄艺冠群——虞和钦的一生徐青甫附记: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李秋君附记:女画家李秋君张石川附记: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乐嗣炳附记:求索之路——乐嗣炳自述贺友直附记:心灵的故乡周大风附记:大风起兮云飞扬於梨华附记:於梨华与她的《梦回青河》陈逸飞附记:一个视觉艺术家的孜孜追求周汉民附记:从WTO专家到上海世博会筹划者孙立新附记:用平生所学报效祖国[实业名人]张逸云附记:上海九大酱园业主张逸云李善祥附记:爱国实业家李善祥蒉延芳附记:爱国爱乡、热心救助的实业家蒉延芳曹莘畊附记:新华薄荷厂创办人曹莘畊童葵轩附记:我国打捞事业先导童葵轩丁佐成附记:国产电表的首创者丁佐成胡西园附记:"亚字牌"灯泡开拓者胡西园傅在源附记:让更多家乡学子扬名海内外顾国华附记:顾氏兄弟与北仑张静章李书福马建荣[民国将领]胡宗南附记:胡宗南军事集团兴衰录[其他人物]傅筱庵附记:旧上海风云人物傅筱庵王子达(1913~1993)原名虞玉成,曾用名和旺、继芸、路文、王春生.
大碶扎马村人.
幼年成孤儿,幸有同族亲人照应,入私塾,进灵山学校,当过学徒及小学教师.
他天资聪颖,求知心切,曾去江苏茅山师范就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毅然离校去华北参加八路军.
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调回浙江组织中共浙西特委,在沦陷区搞地下工作.
曾任特委书记、政工队长及中共吴兴、安吉县委书记等职.
1941年,至苏南太湖、滆湖一带游击区,先后任宜兴、武进县委书记,苏南特委组织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留守江南,战斗在苏、浙、皖边区,担任过县特派员,太、滆湖工委书记、路南工委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嘉兴地委委员、秘书长、专员.
1951年调杭州市,历任市工业部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浙江省委常委.
1975年,任广西梧州市委副书记.
1984年同老伴马巧达定居常州市,1993年逝世.

王起(1917~1981)原名耀甫,又名烈钧,新碶街道高塘田三洋村人.
幼时先后在高塘、灵山小学就读.
13岁赴上海,在上海科学仪器馆附属工厂做学徒,后转入同益五金店.
1933年秋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先后任西区、东区区委委员.
193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在南市区以"国难教育社"名义从事工人运动.
"八·一三"事变时,因在家省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遂在大碶、柴桥等地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团,宣传抗日.
次年1月,鼓动李侠民、王博平等进步青年赴陕北参加革命.
4月,到定海县前中心小学任教.
10月与在定海的中共宁绍特委组织部长竺扬接上关系后,任中共定海工委委员.
定海沦陷后,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并以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政工室主任、政工队长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后任中共宁波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定海特派员,创建吴榭乡抗日自卫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1940年3月,任中共宁属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在定海东区警察大队基础上,组建抗日武装第五大队,在镇海峙头、鄞东天童山区活动.
1942年6月,任中共三东(鄞东、奉东、镇东)地区特派员.
1944年6月,任浙东区党委海上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年底又任杭甬沿海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浙东游击队主力北撤,奉命坚持浙东地下革命工作.
1946年任中共宁波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城区开展反蒋斗争,相继组建小教、邮电、织布、缝衣等工会.
同年底任中共浙东工委(后改浙东临时工委)委员、组织部长.
1948年1月,受命组建东海地区武装.
3月底,东海游击总队在钓门岛成立,兼任政治委员,在舟山群岛进行游击战争.
8月,"东总"在六横岛遭国民党顽固势力围攻,损失惨重,突围回本岛.
随后,率部分部队抵镇海峙头.
1949年3月,兼任中共会稽地区工委书记.
5月,绍兴解放,任绍兴军管会副主任、中共绍兴地委第三书记兼嵊县县委书记.
1952年后,先后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兼任宁波军分区政委.
1956年当选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农业办公室党组书记等职.
1981年11月病逝于杭州.

附记:王起足迹寻踪杨志行(一)王起于1917年出生在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高塘田三洋,先后用名耀甫、士耀、立菌、烈钧、起.
父亲从小替地主看牛,后来到上海当了商店职员,一家六口,生活艰难.
但做父亲的还是认为需要让儿子读点书,学门技术,可以谋生.
他把王起送进了本乡愈愚小学,后转高塘小学、灵山小学.
王起学习勤奋,由四年级跳到六年级,五年小学毕了业.
灵山小学是个有进步思想基础的学校,校长邬宝润和教员金锡昌(金如山)、毛尹、江圣泗、邱韵铎等都是进步知识分子.
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启发学生爱国、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导学生进步.
王起好学,尤喜阅读进步书籍,在少年时期就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思想上不断滋长着对旧社会、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苏联十月革命的向往和新中国的憧憬.

1930年下半年,他13岁时到上海,先后在科学仪器馆附属厂和门市部当学徒,积极寻找和靠拢进步组织.
1932年,参加了上海读书会,1931年和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继而发动"一二·八"进攻上海的战争.
王起因流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且又常阅读进步书刊,馆方借口说他是共产党,将他开除,由此,陷入了生活困境.

1933年秋,16岁时在上海由灵山学校同学应书霆介绍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1934年上半年,被选为"社联"西区委员.
当年夏,调任东区(虹口)委员,由王翰领导,经常参加对积极分子教育、散发传单、写贴标语、节日游行、飞行集会等.

1934年冬,"社联"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准备解散,并转入到半公开活动的"国难教育社".
此时,王起17岁,向领导人胡万选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由胡万选、王翰先后谈话教育,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郑伯克和张**编在一个小组,郑为小组长.
入党后,由组织派往南市区工作,向群众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常深入工厂,接触工人,发动和参加罢工斗争,以"国难教育社"名义,多次参加社会科学的讲座,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以及节日的游行.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游行,王起是"国难教育社"的游行指挥者.
同年"九·一八"纪念日,党组织以反对妥协、要求抗日为主题的游行示威,发生流血事件,多人被打伤、被扣,王起也被邑庙警察局扣留,由于无证无供,次日即无条件释放.

(二)1937年8月初,在工作交接间隙,王起向党组织的领导人王东方请假回乡探母.
"八·一三"沪战爆发,交通受阻,他只得暂留镇海,同时急切设法与党组织联系,其间,先后接王东方从汉口"国难教育社"和沙市发出的三次来信,告知组织关系已转到浙江.
在等待中,王起参加镇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动员在乡的进步知识青年李长来(侠民)、李健民、王博平、应书霆等五人去陕北安吴堡我党举办的"青训班"学习.

(三)1938年清明前后,王起经张启达介绍到舟山定海,再由徐士彬介绍去县前中心小学任教,改名"立菌"为"烈钧".
在大革命时期,校内就建有中共的地下组织.
校长沈毅是进步民主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她曾保护过我党好几位老同志.
王起到该校后,老教师看他年轻缺乏教学经验,为之担心,沈校长却认为:"不怕缺乏经验,只怕不肯学习",委派他为中心小学的对外教学辅导员.
这就方便了王起,能经常在校内外搞抗日宣传活动.

10月,中共宁绍特委派委员竺扬带了上级党转来的王起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定海,由于竺扬未将此介绍信交出,把王起误作重新入党处理,当时竺扬和王起又介绍张启达入党,均无候补期,成立了定海县工委.
竺扬认为张启达老练,指定张启达为书记,王起为组织委员.
1939年春,发展杨志诚、杨志行、王淑娥为党员,吸收杨志诚参加县工委为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1939年5月,王起代表定海党组织参加了宁绍特委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出席省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选出杨思一、王文祥、谢廷斋、魏文彦为代表.
王起非常重视以进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定海抗日宣传力量,十分关注当时"定海小小图书馆"和下属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地.
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进步青年素质,发展党的组织.
县工委分工杨志诚直接领导"小小图书馆",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时事座谈会,介绍和代购进步书报以及出馆刊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培养馆长李隆华入党.

在1939年初的中共宁绍特委召开的各县书记会议上,表扬了定海宣传工作的深、广,但也批评了在党组织发展上有关门主义倾向.
会后,县工委即向党员们发了学习资料,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党员.
既在手工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又考虑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先后发展了西乡的俞泽芳、东乡的梅馨和岱山的王家恒入党;并要手工业工人党员李有土准备钱粮以作今后在农村打游击之需.

(四)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
当晚县工委在长春岭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王起坚持农村,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组织游击武装;张启达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今后工作;杨志诚进入敌占城区,开展抗日工作.

宁绍特委领导杨思一指示张启达:"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武装;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安定苏本善部队的军心,团结苏本善抗日.
"党即派杨志行、吴敏诚到大榭岛苏本善部,通过郑建华(中共党员),建立政治工作队.
郑建华争取当了队长,苏另委派林青士为副队长(叛徒,解放后镇压),王起指示杨志行配合郑建华将副队长林青士排挤掉.
政工队挺进定海本岛后,苏本善任命王起为副队长.

7月,张启达调任镇海县工委书记,王起任定海县工委书记.
8月,王起任中共宁绍特委鄞县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分管定海工作.
1940年1月,任宁属特委委员,仍分管定海工作.
沦陷后的定海,日寇占领主要城镇,经常下乡扫荡、抢劫、烧杀,无恶不作.
县长苏本善,沦陷时弃城逃跑,在岛屿间流动.
本岛及海岛游杂部队,非但不抗日,且纪律很坏,打家劫舍,骚扰百姓.
丁松生提出"定海人治定海"的口号,与苏本善矛盾激烈,各抢地盘,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抗日保家"成为迫切需要.

7月,王起进入农村后,先找到梅馨,听了情况介绍,深感当前情况极为复杂严峻,敌、伪、顽、杂,各种势力各自为政,互相争斗,认为要使我党站稳、发展、壮大,必需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必须争取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支持我们.

梅馨哥哥梅燕翼是吴榭乡乡长,有抗日思想的上层代表.
王起通过梅馨,动员他组织吴榭乡自卫队,由他当队长,梅馨任指导员,将城区党员李有土调来当骨干,自卫队有队员十余人、枪十余支,成立了定海第一支抗日自卫武装.
这支武装成立后,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流氓土匪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当地上层势力对日寇妥协投降倾向的斗争.

但是,丁松生部为扩张自己,缴了吴榭乡抗日自卫队的枪,杀害了梅馨同志,梅馨成为我党在定海武装抗日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
梅馨的牺牲,使王起十分痛心,也使王起感到我们力量的孤单,必须认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民党县长苏本善抗日,遂派俞泽芳去柴桥,通过郑建华向苏本善表示希望他回定海抗日.
苏派嫡系国民兵团第一大队回定海,部队登陆时,与丁松生部队发生激烈冲突,丁松生失败.
苏将上海窜到定海的忠义救国军部分和丁部收编后,成立了国民兵团第二大队.

王起为争取这支新编的二大队抗日,派遣俞泽芳到这个部队去,经郑建华建议,苏本善任命俞为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
接着王起又派党员张叔馨、吴敏诚(文云)、洪正嵋(洪阳)进这个大队,张被任命为一中队指导员,吴、洪做家属工作,向部队和群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在此前后,王起又安排王家恒去岱山岛打入国民兵团第三大队任指导员,后又兼任中队长,安排李伋去六横岛任第四大队指导员.

(五)1940年1月,宁绍特委分开设置.
宁属特委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定海,由王文祥任书记,王起为特委委员之一.
3月,省委候补委员杨思一到鄞、镇、定检查工作,特别关心已沦陷的定海县敌后武装工作.

自吴榭乡自卫队遭丁部缴枪后,王起又组建了以党员褚公良为队长的东区区中队,后来褚倾向顽方,区中队被苏本善调去柴桥,王起即停止了褚公良党籍.
接受两次建立武装的教训,王起深感组织敌后武装不能有单纯军事观点,他开始团结有进步倾向的苏本善部下、国民党东区区长吕道英,着手第三次建立武装,成立洞岙区警察队,共13人,由宁属特委派来的党员楼童生、陈子方加强领导.
10月,特委又调来原在奉西的朱洪山为指导员.
这支部队流动于隔海的峙头、太白山区一带,陈子方负责的短枪队则在本岛活动.

1941年4月,宁波沦陷,敌顽占据城镇和主要交通线.
此时由于皖南事变,特委已改为派员制.
特派员王文祥与王起研究决定,将宁属地区划分成三个小片:以宁波为中心、姚江和甬江为分界,把慈溪、镇海分成南北片;把鄞县、奉化分成东西片.
王起领导鄞东南、奉东、甬江南、定海;王文祥领导三北、鄞西、慈南(四明).
原各县工委、特派员也按此分工.
这个分片领导,一直坚持到1942年6、7月宁属特委撤销,浙东区党委成立,设立三北、四明、三东地工委时为止.

1941年1月,根据1940年秋宁属特委(宝幢)会议加强开展抗日游击武装的决定,宁属特派员机关迁到镇海江南横河乡山沿陈村.
王文祥、吕炳奎、王起,曾多次在此处研究决策重要工作.
1942年7月,王起等同志在浙东区党委召开的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突出地介绍了定海敌后武装斗争的情况与镇海江南武装工作的经验教训.
(六)1941年宁绍战役后,舟山敌人力量有所削弱.
4月,我党在楼童生同志指挥下,打响了蒲湾战斗,首战毙伤日伪军多名、俘虏1名、缴步枪4支,极大地鼓舞了舟山人民斗志,使敌占区基层两面政权倾向于我,局面开始稳定,部队也发展到40余人枪.
影响所及,逼使沈家门镇的大商人,同意向我缴付营业税.
蒲湾战斗的胜利,初步为建立东区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2年7月,三东地工委建立,吕炳奎为特派员,王起任副特派员.
舟山本岛党组织也从特派员制,恢复建立了以钱铭岐为书记,王博平、陈子方为委员的县工委.
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定海东区警察队归三东工委领导,后改建为"定象游击指挥部第五大队".
这支部队有两个中队100余人枪,建有党支部,是三东地区的主力武装,活动于定海、镇海、鄞东一带,坚持了定海东区的游击战争.
王起对创立与开辟浙东这一块敌后游击根据地,是倾注了心血的.

舟山东区即洞岙区区政府的建立,开始了以黄梁尖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一系列的建设:在惠民桥陈屋里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整个区由共产党员楼童生、陈子方领导;所属16个乡镇,不少乡建立了党支部;按中央政策,实行三三制政权;各乡委派了保长;惩罚罪犯;建立群众游击小组、手工业工会、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和贯彻锄奸政策等.

(七)1943年3月,三东地区党组织重新改为特派员制,并将定海分成南北两片.
1943年3月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定象县长苏本善阴谋将定海"五大"调去集训.
此时"五大"二中队已被国民党集中到柴桥附近山区.
王起紧急通知钱铭岐,认为最近可能会有新的反共高潮掀起,决定把"五大"和在定海已公开的人员立即撤至四明山根据地,指定钱铭岐组织这次行动,陈子方将数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四明山.
钱铭岐于10月5日傍晚,将"五大"一中从镇海峙头渡海带到舟山本岛,立即会同陈子方带领大部分共产党员、政工队员共180余人,于7日晚从北蝉黄沙下海,次日安全到达三北古窑浦根据地.
时"五大"二中队驻柴桥大溟村,由大队副吴志先、大队指导员徐长海前去动员撤离.
不料二中队队长、原王继能部兵痞俞磊峰抗命叛变,吴遭枪击,当场牺牲,徐被捕,次日遇害.
朱松基、刘凯等党员干部遭到关押.
一中队到达四明山后,初编为三北司令部特务大队,后编为五大队第三中队,投入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
这就是当年惊震三东地区的"五大事变".

事后,王起召集有关负责同志,总结了此次"五大"及地方党部分同志撤离中的经验教训.
(八)"五大"撤离定海之后,三东地工委在江南横河乡山沿陈的机关也当即转移至宁波鄮西桥5号,后又转移至象鼻弄12号.
1944年3月,浙东区党委决定设立浙东沿海工作委员会(海委),任命吕炳奎为书记,王起为副书记,并将海防大队划过来,队长张大鹏参加"海委"为委员,吕兼任海防大队政委,"海大"建制仍归属浙东纵队司令部.

4月,王起负责原三东地区党的工作和海上游击活动.
8月,海委决定派出"海大"第一中队,由副大队长陈铁康带领,先到舟山北边的大鱼山岛,尔后进入秀山、岱山和本岛,以开辟海上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8月21日,打响了大鱼山岛战斗.
此役毙日军40余人,伪军20余人.
我军表现英勇,壮烈牺牲37名,打出了国威军威,浙东纵队司令部、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均发表消息表彰.

1945年2月,浙东区党委执行华东局指示,决定加强杭甬中心城市的敌伪工作,以配合战略反攻.
调整、组织成立杭甬沿海城市工作委员会(番号大陆商场),王文祥任书记,调任王起为组织部长.
王起负责发展以宁波为中心的各地城镇秘密的群众性地下抗日同盟组织.
8月15日,日寇投降.
16日,组织原由三东地下党控制的奉化保安大队第一中队100余人起义,归入浙东第三支队.
王起和王文祥等人还配合我军攻袭宁波西门西城桥的战斗.

(九)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
浙东区党委决定王起为三东特派员,负责宁波地区党的秘密工作.
王起按白区工作要求,从整顿党的组织着手,建立联系;找到职业,站稳脚跟;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1946年1月,王起去苏北淮安参加华中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会后,经杭州回宁波.
从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王起整理了党的组织关系,以原城工委系统、三东工委留下坚持的干部为主要基础,聚集了一批精干而又有白区工作经验的骨干,建立了宁波市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吴田、周明、钱铭岐为委员,隶属华中分局城工部领导.
确定城区工作要领是:坚持隐蔽精干,强调党员质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进而升向政治斗争;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利用矛盾,分化国民党营垒.

宁波工委设秘密机关于江东双井巷1号,后移江东成裕道头,1946年6月,迁至铁锚巷68号,1947年1月,浙东工委成立后,改为浙东工委机关,后又迁至江东贺丞庙里王隘潘家堂,1948年1月,浙东临工委成立后,改为临工委驻宁波机关.

1946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浙东党的工作归中共上海分局领导.
上海分局召开了讨论浙东工作的"上海会议",参加者林枫、顾德欢、刘清扬、王起.
会上成立了浙东工作委员会,刘清扬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顾德欢为上海党代表,帮助浙东工委工作.

1946年到1948年初这段时间,宁波地下党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白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严格遵守党员社会化、职业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党员与群众相结合,配合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配合四明山游击战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基本开辟并打开了白区第二战场的局面.

这一时期,王起分管的三东地区工作,以宁波为中心,兼顾了定海、镇海江南、奉化等地工作,创造了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活动的条件.
(十)1947年10月,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上海被捕,中共中央上海局一度切断和浙东党的联系.
12月底,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林枫来四明地区,传达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由顾德欢、马青、王起三人组成,顾德欢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
林传达上海局指示,要求浙东地区在军事上统一起来,成立指挥部或司令部,建立一支主力部队,在"分区作战,机动集中"的原则下,能在三个分区担负军事行动,把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还要求浙东加强海上力量,建立海边工委.

浙东临委为贯彻上海局指示,1948年1月8日在慈南孔岙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浙东总队的方针和任务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浙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创立浙东根据地,加紧发展力量,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或邻区兄弟党,为解放浙东人民而斗争.

扩大会议期间,临委作出《三东地区工作的决定》,将三东地区改为"东海区",辖三门湾以北,鄞奉公路以东,甬江以南地区,包括宁海、象山、奉化、鄞县、镇海和定海等县.
并决定成立中共东海工作委员会,由詹步行、陈志达、王博平3人组成,詹步行为书记.
临委要求把东海地区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有中心有步骤地将秘密环境的党,转变为领导游击战争的党.

1948年1月前,王起主要在浙东临委与顾德欢同志一起处理日常工作.
1月后,临委决定分散发动游击武装,王起专管东海地区.
(十一)1948年1月,为贯彻临委分散发动游击武装的决定,王起进入东海区.
1947年9月下旬,王起曾去舟山岱山部署三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工作,召集詹步行、王博平、余力行、王家恒、姜立纲等在岱山蓬山书院开会.
王起原准备把在岱山由王家恒任队长的我党领导控制的国民党定海县保安警察第二中队("保二"中队)拉出,公开建立游击武装.
会上讨论认为条件不成熟,决定另搞小武装,改派余力行为中共江南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到镇海江南和鄞县一带去组建武工队,从小到大,开展武装斗争.

1947年12月下旬,余力行按照王起指示,在镇海上阳乡道头村成立武工队.
翌年2月下旬,余力行、罗德生率武工队员10余人,缴了大碶警察所的枪,立即转移至岱山整训、扩军.
王起要求在岱山的王家恒,尽可能利用合法身份,发展力量,逐步掌握、控制军、党、政、教等领导权.
在"凡权都要"的原则下,王家恒又兼了三中队长,争取到保甲指导员、岱衢区长、岱山教育促进会主任等职务.
王起曾先后派我党军政骨干多人,改造该部队,提高其政治素质,并以它为掩护,开展东海区游击武装工作.

此时,苏北海委系统的徐小玉部队已在定海活动.
王起到定海不久,徐小玉部内部发生分化,徐部江之铭、王荣轩带30余人来王博平处.
经研究,以余力行武工队和新发展的地方党员参军的队员为基础,团结这部分力量,成立东海总队.
王起代表上级党委宣布:"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原在舟山群岛活动的两支武装,合并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东海总队.
以江之铭为副总队长,王博平为政治部主任,余力行为政治部副主任,王起为党代表.
"部队整编以后,进入积极活动、扩大影响、发展力量的时期.
经过田螺峙岛缴枪、油岭战斗、泄岙伏击战后,部队迅速扩大.
洪家抗击战后,由于本岛环境紧张,部队转向各岛屿间开展游击战,曾流动在秀山、峙中、二头洞、大立山、朱家尖、普陀、桃花、羊山等岛.

8月初,浙东临委根据发展台属地区,形成浙东根据地"山海一片"的战略思想,派项耿来舟山,向王起传达了调"东总"主力赴台属的命令.
8月4日至9日,王起在普陀茅洋黄洋尖山脚下林家召开东海工委扩大会议,研究了"东总"南下后东海地区的武装斗争问题.
会议决定由王起带领"东总"主力南下,经六横进入象山,伺机进入台属地区.

8月17日,王起率"东总"主力4个中队280余人,在螺门分乘7艘木帆船,于18日抵达六横岛.
8月21日,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前京沪护路司令郭履洲等指挥3倍于我军的海、陆、空军重兵包围六横岛,围剿东海游击总队.
面对强敌,王起率部奋勇,激战一天,总因力量悬殊,即命令分散突围,但敌海、空军封锁海面,仅一部突围,损失惨重.
王起在当地群众掩护下,于一周后,孤身突围回舟山,即于9月初在定海吴榭召集突围出来的百余名指战员,分成三组,进行反清剿斗争.
当他自己带领的一组到峙头后,同行的副总队长江之铭遭叛徒杀害.
虽受挫折,王起还是指派肖群等同志在镇海江南组建武工队,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十二)1948年11月,王起带回余力行部分武装,到达嵊新东地区的浙东临委驻地.
1949年1月,浙东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浙东的总方针是:紧紧抓住全国革命新形势,及浙东最近发生的重大变化,更有规模地、大胆地向敌人开展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更有规模地大刀阔斧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浙东解放区,更迅速地削弱浙东反革命力量,壮大浙东革命力量,更积极准确地配合大军,争取浙东全部解放早日到来,并开始为胜利后的工作进行必要的准备.
会议决定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副司令员刘发清,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

3月,临委建立中共会稽地区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
4月,浙东临委在诸暨陈蔡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决定,并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王起任主任,各地区设立城市工作部,各县设立城工科.
临委为更有规模、更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加强浙东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确定王起为浙东农民协会总筹主任,拟订了减租减息条例和组织农民协会章程草案,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恶霸等斗争.
(十三)1949年5月,浙江各地先后解放.
王起同浙东临委顾德欢、马青等同志赴杭州面见谭震林、谭启龙等领导汇报、请示.
随后王起率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绍兴.
绍兴解放后,王起任绍兴市军管会副主任、绍兴地委,专署成立后,任绍兴地委第三书记,兼嵊县县委书记.
1952年1月,绍兴地委撤销,调任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
1956年,被推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4月调任浙江省省委委员、副省长.
1963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长.
1970年后任浙江省农办党组书记、农办主任.
1977年患鼻咽癌,自知不治,写下遗书:"不搞任何仪式,骨灰撒东海.
"1981年11月8日走完了革命的一生,在杭州逝世.
王博平(1916~1982)原名承弼,又名肖华、修植,大碶王隘村人.
早年在大碶一本、灵山等校读书,后去苏州国药学社、杭州中医专科学校学习中医.
1936年6月回乡,在邬隘设博平诊所行医.
"七·七"事变后,在大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月远赴西北青年救国会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回镇海江南开展抗日活动.
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出任王贺乡乡长,组建武装巡夜队,该夜巡队为镇海江南最早的革命武装之一.
1941年镇海沦陷后,巡夜队与浙东青年突击队、庄桥战时工作大队合并组建独立中队,王任中队长.
曾率部奔袭鄞州区盛垫桥汪伪警察所.
10月,独立中队在青峙遭鄞东国民党地方顽固武装霍中柱部及镇海日军夹击,突围后转移到镇北,编入中共领导的淞沪游击队.
王不久调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委员.
1944年,任浙东根据地工商局贸易科科长.
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任苏北海防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长.
1946年12月任苏北海上工委委员,奉命组建舟山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率部在奉东、鄞东、镇海、舟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1948年夏,兼任东海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
不久与其他领导一起带领部队北上,编入苏北军区.
1949年镇海解放后,任中共镇海县委委员、副县长,兼浙东前线司令部支前指挥部副指挥.
1951年4月后,历任中共宁波地委财委办主任,地委委员、常委、宁波专署副专员、专员,宁波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1956年6月,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
1971年6月起,历任台州地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省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政府副省长等职.
"文革"中受到迫害,后彻底平反.
1982年因病逝世.
附记:赤子之心,忧国忧民一身正气,清正廉明沈宏康王博平同志年长我6岁,参加革命和入党时间都比我早.
我们两人在一起工作是在1949年镇海解放以后不久.
1949年5月26日镇海解放,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会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通知,中共镇海县委会由三个委员组成,其中两个南下干部,一个当地坚持干部.
两个南下干部中刘刚任县委书记,刘维新任县人民政府县长,我是本地干部,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没设正部长).
由于工作需要,以后又从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先后调来了三位领导干部帮助镇海工作,都是县委委员.
8月,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来了王博平同志,为县委委员,任镇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我和王博平同志都是镇海人,他家在江南,我家在镇北.
王博平同志的名字,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早已从陆子奇、李侠民同志处知道.
他在舟山工作,当地群众都称呼他"小王先生".
1951年4月,王博平同志调到宁波地委财委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副专员.
我以后任中共镇海县委副书记、镇海县人民政府县长.
1953年初,我调任中共宁波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村互助合作部部长.
我们一起参加地委委员、常委,后王博平同志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宁波专员公署专员.
1966年3月,王博平同志调到省里任卫生厅厅长,组织决定任命我为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宁波专员公署专员.
过了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应该说,我对王博平同志的工作精神与高尚品德是了解的,但这一次编辑《东海之子——王博平同志纪念文集》,不少老同志怀着深切的缅怀之情,讲出了王博平同志许多令人感动的事迹,深深激励着我,自愧对这位老同志、老战友了解还不够,自勉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他是为了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信念舍家参加革命的王博平同志在抗战前受过中专教育,在抗战初期已经是镇海县江南大碶(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一带有名气的中医了;他结婚也很早,大女儿杏娣也已出生,可是在1938年1月,他抛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妻女俩,奔赴陕北,参加抗日和革命.
他舍家弃财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信念,相信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条件,在镇海江南一带有威信、有地位,可以更好开展革命工作,又把他派回家乡.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革命武装,功不可没早在1940年,他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在家乡当了乡长,搞起了抗日武装,这支部队就是镇海江南独立中队,发展到七八十人(均有枪),这支队伍是我们宁属特委直接创建,用党的思想和作风组建的,在1941年镇海沦陷后,可以说是慈镇地区由共产党领导的惟一的一支组建成功的武装.
后来编入五支四大新四中,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力中队之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博平同志又被党组织从苏北派回到舟山,改造一支渔民自发起义的武装——徐小玉部队,后来番号是舟山游击支队.
1948年8月,当东海游击部队在六横遭国民党海陆空军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舟山游击支队面临同样危险的命运.
王博平同志果断地决定,绕道公海突围,把"舟支"的150人,枪支和大批药品带到苏北.
所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博平同志在保存我党武装力量方面是有突出贡献的.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从1942年开始,他离开家庭后,虽然多次途经家乡,经常是过家门而不入.
古时,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王博平同志可以说是"八过家门、九过家门"而不入,他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赤子之心,为国为民王博平同志参加革命的动机可以说完全是一种信仰支配的行动,所以他不论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后担任副县长、专员和副省长的职务时,完全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
例如1942年开始,他在定海、岱山岛搞地下工作时,就凭着他的一套中医本领义务为渔民和盐民们把脉、开方、治病,而且经他诊治的病人康复快、疗效好,远近几十里的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小王先生",因而与群众结成了血肉关系.
解放以后他当专员,在1964年,开始是为了战备,步行几百里到宁海龙宫、马岙,爬山越岭一直到达了900米高的望海岗,后来发现那里土质很好,气候很适宜种茶树,就切切实实帮助那里山民发展茶叶,并派去技术员,想办法从安徽搞来了种子.
30多年来,望海岗一共发展了400亩以高标准梯田筑成的茶园,生产出被国家农业部鉴定为绿色食品的名茶——望海茶;而且又给山民增加了商品粮,改变了砍伐森林烧炭为主的习惯,开发了1000多亩的森林;还帮助当地农民修通了公路,修起了水库,建起了小水电站.
所以至今,那里的山民还记得这位"府台老爷"(山民说,专员是旧社会里府台老爷一样的官职),说:"开天辟地,从来没有当官的来过这里的深山冷岙,王专员为我们办的好事,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
"王博平同志忧国忧民,无私无畏,心里装的就是为贫苦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发现1959~1961年底为承担国家困难而转为农业人口的一批戤社户,浙江省有20多万人,这为数众多的戤社户,既使农村生产大队加重了粮食供应负担,而这批城镇精简人口的口粮、生活也发生很大困难.
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几次召开会议,想解决这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差异很大,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很困难:首先是要增加商品粮供应.
当时王博平同志在省里分管财贸工作,他深知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职责,就亲自下乡多次作调查,认真分析了政府能够承担的能力,大胆提出了处理户粮关系的方案,报经省委、省府同意后,他又亲自领导,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这项工作,省、地、县层层落实,历时两年,切实解决了这20多万人的实际问题,又防止了可能产生的伪证舞弊现象.
要是没有一颗赤诚之心,是不会去找这种难题做的,而这20多万人口的政策落实,对党的威信和政府的信任度的增强,其中就包含着王博平同志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我与王博平同志一起工作接触多年,觉得这位很有知识的革命干部,心胸坦荡,从来与权术无缘;同志之间从不设防,他光明磊落,讲话直来直去,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在以后的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对的.
例如在"大跃进"中,他对几万斤的高产田,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是聊天八只脚,乱话三千";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他斥之为"十足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文革"开始,对"突出政治落实到思想革命化"的说法,他又斥之谓"空对空".
对"文革"这一套做法,他一开始就看不惯江青、陈伯达等人.
认为"中央文革那些人是书生,只会摇笔杆子,从未搞过实际工作,这样搞法势必搞乱.
"他本人历史清白,群众也很拥护他,本来是可以在省卫生厅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的,可是此话一出,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横遭批斗,关押三年.
他置个人荣辱于不顾,一身正气,敢说敢干,实在令人钦佩.

不顾个人得失,为老同志伸张正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错误路线日益发展的那个年代里,不少人明哲保身,不去加害别人已算好人了,可王博平同志不顾自身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坏人"的风险,敢于挺身而出,保护那些无辜受冤屈的老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其事迹更是不胜枚举.
镇海上阳乡解放前的地下共产党员中,在镇反高潮时,被错杀了一人;错判了两人,其中一个就是党员张和法,他被处以极刑,在绑赴刑场的途中恰巧遇见王博平路过,叫了一声"小王先生",王博平同志停步一看,见是张和法,便找到押解的公安局干部,叫他暂行押回关起来,然后亲自到公安局了解,才弄清确是件错案后,才报告了县委书记,把张和法救了下来.
张和法活到七十多岁.
弥留之际,对侄子说:"我这条命是小王先生救下来的,否则我早已做屈死的冤鬼了.
"岱山有一个在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6年被错划为地主分子被管制,"文革"中挨批斗.
这位老同志在1942年时就与王博平同志熟悉,当他得悉王博平同志在省里担任领导职务时,只好派儿子去找王博平,王博平不但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深为内疚,说:"这事我们有责任,没有及早干预.
"他对所谓地主的儿子说:"请告诉你的爸爸和妈妈,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这错案平反只是时间问题,要相信党,问题终究会解决.
"不仅如此,他还介绍这个所谓地主的儿子去省中医院看眼疾,在介绍信中写明来人是他的亲戚.
后来这位老同志的冤案也终于得到平反,现在作为抗日时期的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已经活到90岁.
他说:"王博平同志去世太早,我十分痛惜,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职位高而不忘本.
"王博平其人格和胆魄是十分可敬佩的.
他去世时,省委、省政府给他以很高的评价,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
宁波、北仑、镇海、舟山地区,凡是他工作过地方的干部和群众也莫不交口称赞,可见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感人至深!

廉洁奉公,先公后己,始终不变王博平同志本着党的宗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永不变.
远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在舟山钓门以开设同济渔行作掩护,为党筹集经费,他是经理.
当时他在大碶家里留下的妻子、幼女,生活很困难,可是他决不动用公家一分钱去照顾妻女,而且几年来也不回家.
抗战胜利前夕,他已奉命撤到三北,有一次碰到贺思真同志,他只问了一句妻子、女儿还在吗贺思真同志告诉他,境况很困难,让他有便去看一看.
他只淡淡地说了两句:"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解放初期,他本来可以让妻子参加工作,可是他始终未向组织提出过要求.
他子女很多,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供养,生活非常拮据,而且还常常把粮票和钞票接济舟山老区群众和有困难的老同志;宁可自己少吃一碗饭.
一直到省里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还是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按政策规定分配给他的房子放弃不要,因为怕老区群众找不到他,因为住进大院里,门口有警卫值班、站岗;组织上配备给他的专车,上下班一般都不坐,尽管年过花甲,仍坚持步行上下班;而对老同志、老区群众,不仅热情接待,而且雪中送炭.
例如舟山有一位抗日时期他熟悉的女同志,患了头晕病,他分两次送去一斤天麻,这种天麻在当时不仅价格贵,而且很难办到,是他自己掏钱买的,这位同志病愈后,感激终生.
王博平同志65岁那年回到老家王隘,不住招待所,也不用公款请客,而是住到老家老屋,自备酒菜,宴请乡邻.
他就是这样一位艰苦朴素、他人第一、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
他的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张承宗(1910~1996)原名德基,字履斋,号孟和,又名人俊.
小港街道衙前村人.
6岁随父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小读书,后入工部局华童公学读中学.
青年时代,就积极追求革命.
1935年4月,在上海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12月,参与组织"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并任第四大队队长.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受党派遣,先后在上海敌占区、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工作.
历任中共上海地下党银业界总支书记、金融界党委书记、职业界党委宣传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委书记、中共华中局城工部秘书兼干部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
1947年1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卓有成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普陀区委书记,国棉一厂党委书记,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上海市纺织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科委副主任及中共上海市委委员.
1958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196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秘书长.
对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达5年之久.
1973年秋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
1979年后,相继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文管会主任,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及中国福利会副理事长、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受到党内外人士广泛赞誉.
1996年病逝于上海.

附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出色领导者张亚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民主革命期间,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推翻国民党的运动统治,曾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领导广大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演出过一个又一个有声有色的活剧.
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他原籍浙江宁波北仑,上世纪20年代至沪求学,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最早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
在亲自参与抗日爱国的各项活动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毅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以后又在革命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成为地下党的出色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全国解放后,又按照党的安排,在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热心开展统战工作,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
直至晚年,他还在为发展沪港、沪甬的经济而操劳.
他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上海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目击"五卅"惨案激发爱国热情张承宗,原名德基,字履斋,号孟和,又名人俊,1910年6月4日生于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衙前村.
6岁随父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小读书,后入工部局华童公学读中学.
1925年5月30日那天,张承宗和二弟张困斋一起,在繁华的南京路至西藏路向东行走,见从外滩方向过来一支约万余人工人学生游行队伍,挥舞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兄弟俩站在定成银楼门口,忽听得一阵枪声,英国警官指挥巡捕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开枪,打死13人,重伤15人,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承宗目睹此景,顿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震惊了张承宗那颗少年的心,使他认识了帝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欺侮中国人的.
他和弟弟跑回家,把刚才看到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和邻居,大家对英国巡捕的行为都很气愤.
他们买了很多面包和饼干,让张承宗和张困斋送到老闸捕房去慰问被捕学生.
第二天是星期天,张承宗和二弟仍然到南京路去,他们看到许多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冒着细雨在游行.
南京路上到处是巡捕,荷枪实弹,用消防龙头妄图冲散游行群众.

6月1日一大早,张承宗到华童公学去.
同学们已经聚集在操场上开会,控诉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的暴行.
在台阶上发表演说的有张承宗的同班同学,也有高年级同学.
演说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讲者群情激愤.
最后大会决定全校罢课,以响应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散会后他们就在附近的马路上开始游行示威.
张承宗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这对于我提高反帝思想、强化爱国意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不久,因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干涉、侮辱学生升国旗活动,引发了该校学生离校运动.
一时间,许多教会学校纷纷响应.
这一运动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于是,由部分家长、工商界、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张承宗转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三年级,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本科经济系.
大学的日子里,正是北伐、大革命时期,校中政治气氛活跃,同学好友中传阅大量革命读物,各种思潮都有,他渐渐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并第一次阅读到陈望道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五卅"运动一周年和两周年的纪念活动.

1927年春天,张承宗回到镇海,先是遇到国民革命军到达宁波、镇海,又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觉得革命很有希望.
但是很快风云突变,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共产党员、工人学生惨遭屠杀,风波立即扩及镇海,亲友中就有被捕被杀的.
张承宗亲身领悟到: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曲折的、艰苦的.

投身抗日斗争组织"银联"团体1928年初,张承宗和同乡江南石桥双斢屋的俞雪莲结婚.
婚后到上海市银行当职员,2年后转到辛泰银行当职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民奋起抗日,张承宗在亲友中募钱,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并和银行界几位同事自筹资金出版《石榴》半月刊,取名《石榴》,寓意一颗颗红色的心向着共产党.
张承宗担任编辑,他以"皎川"、"判依"等笔名,写了《代发刊词》、《何以保华北》、《民权保障同盟》、《为镇海愚民辨》等文章.
到1933年出版第4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
1934年张承宗参加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活动,并在1935年4月加入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参加革命.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
张承宗等人立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参加的有上海市银行、辛泰银行、泰康食品公司和一些钱庄里的中下层职员、练习生等.
1936年1月,张承宗以"职青盟"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筹备会.
这个筹备会下设6个大队,银钱业被编为第4大队,张承宗为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大部分成员是银行、钱庄、保险业、书店、药店、食品公司的职员,共七八十人.

这个时期活动频繁,遇有重大事件和纪念日,都要组织群众示威游行.
警察用暴力镇压游行群众,时间长了,参加游行的总是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方式和组织上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甚至还有冒险的行动,下层基础比较薄弱.
"职救会"为逐步纠正这些倾向,更加深入银钱界职员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经商议,发起成立一个群众性组织"银钱业业余联谊会".
1936年10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员441人,张承宗当选为理事,还聘请上层知名人士为顾问,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广泛组织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扭转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利用合法、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
从此,"银联"蓬勃发展,到1939年会员达1万多人.

1937年8月张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1个银行党支部,1938年建立了金融业党委,张承宗均为第一任书记.
"八一三"上海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各界救国会"改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
"银联"组织了"上海银业同人战时服务团",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救济难胞,还组织百人大合唱,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宣传抗日.
半年时间里"银联"发展党员一百余人,并动员和输送干部、积极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去.
"银联"的党组织从总支发展为党委,成为上海职业界的一个重点党组织.
它在实际斗争中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高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广泛团结同仁的做法,得到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肯定,认为张承宗等同志的做法是"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是转变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个新经验".
江苏省委向中央汇报"银联"这种做法时,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1939年,张承宗任地下党职业界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职业生活》周刊.
当时,张承宗白天从早晨8点到晚上7点从事公开职业.
下班以后,还要搞党的工作,联系有关的支部和党员,回到家里常常已经是深夜12点钟了,再开始着手编辑工作.
他的家在一个二楼的后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大小,里面放一张床后,就剩下一条狭窄的走道,边角上放一只马桶.
扶梯上钉有一块木板,夜深人静,妻子和孩子睡着后,张承宗就把这块木板当作写字台,在上面写文章,先后写出了三四十篇.
1940年4月18日,《职业生活》周刊被公共租界部"谕令"停刊.

暂时撤离城市奉命重回上海1940年上海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特务机关收集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黑名单,张承宗的名字也在里面(这是张承宗第一次被敌人列入黑名单).
江苏省委决定张承宗从公开的职业和"银联"等团体撤出,调入江苏省委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书记,直接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任务是派遣得力干部打入日伪政治经济组织,与敌伪作隐蔽的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急转直下.
日本特务和宪兵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团体活动,不允许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
中央为保护敌占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都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1942年8月,张承宗奉命撤离到根据地.
因为这是党内秘密行动,不能告诉妻儿,直到临行前,他才写下了一封告别信,偷偷塞在妻子的枕头下面,告诉她,自己到理想的地方去了,一定会回来的,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江苏省委在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盱眙县和安徽天长县交界处)举办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设4个支部共二百几十人:一个是省委领导和机关同志,一个是工人界支部,另外是学生支部和职业界支部,张承宗是工人界支部书记.
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地下斗争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方针: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个字方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准备.
通过学习,干部们的思想都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
城工部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工作.
3年中轮训干部近千人,派遣干部进出敌占区约2000人次,建立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交通线,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作好准备.

振奋人心的喜讯终于传来,1945年8月8日党中央电告: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即将投降.
当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领导彻夜未眠,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大中城市,进攻上海.
8月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张承宗等4人为委员,命令城工部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八年抗战,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城工部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兴奋异常,胜利即将到来,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8月11日,张承宗迅速回到了阔别了3年的上海,站在滔滔的黄浦江边,此时的张承宗经过城工部3年的工作、学习、总结、锻炼,更成熟了,更老练了,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

一到上海,张承宗等立即找到了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等同志,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
全体党员不分昼夜,斗志昂扬,积极准备.
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工人已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任市长"等标语,学生们也准备了小旗、标语,市郊游击队准备分散隐蔽地进入市区和工人地下军会合,等待配合新四军浙东部队前来解放上海.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蒋介石政府垄断了受降权,勾结伪军阻止我军攻打大城市.
中共中央于8月21日14时和24时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终止,撤出游击队和地下军.
新四军浙东部队北撤到山东,上海地下党从组织武装起义转向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继续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

掀起反蒋高潮开辟第二战线张承宗根据十多年的斗争经验,冷静沉着地思考"16字方针"的执行方案,深知党的工作必须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必须深入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之中做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切戒盲动、急燥,不讲主客观条件蛮干.
否则,必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要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提出适当的口号,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
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为此,市委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各行业工会400多个,参加职工30多万人,全市大中学校建立数以百计的学生会.
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知名人士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
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共5万多人聚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
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现场指挥,张承宗等人参加指挥和现场联络.
广场上人山人海,欢送队伍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口号,显示了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大检阅.

张承宗还领导了科技和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委,团结了一大批科技界的专家、教授、知识界知名人士,壮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在反动统治的心脏部门国民党警察局里,建立了地下党警察委员会.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党员人数从100发展到500人,建立党支部20个.
各警察分局、监狱、"飞行堡垒大队"中都有党支部,党的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

张承宗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策动他们相互打击.
1947年7月27日,张承宗回家途中听到一阵枪声,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回家后立即打电话给警委书记,原来是国民党宪兵与警察在金都戏院发生冲突,打死打伤14名警察,一时秩序大乱.
张承宗抓住这一时机,通知警委向新成、老闸分局和警校传达惨案经过,发起全市警察大罢岗.
警校学员分坐10多辆卡车到宪兵团部,高呼"杀人偿命!
"此事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严厉训斥上海市长吴国桢.
高层官员怕事态扩大,马上答应了警方的要求.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冲破敌人阻挠,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20日,上海等地学生在南京示威请愿,被国民党军警打成重伤20多人,被打500多人,被捕20多人.
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罢课,参加学生5万多人.
接着工人也参加进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显示了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5月30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给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民主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直至上海解放.
坚守战斗岗位迎接解放大军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张承宗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
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6万人,参加宣传队4万人.
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作好准备.

1949年3月,国民党侦察并破坏了上海市委机关的秘密电台,逮捕了报务员秦鸿钧和电台领导人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张承宗也险遭不测.
战争离上海越来越近,敌人也越来越疯狂,张承宗等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此时在解放区的陈毅、刘晓等领导得知消息后,非常关心,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撤离到解放区.
但他们却毅然致电华东局,坚决要求留在上海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张承宗和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
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武装夺取政权史上的奇迹.

5月25日清晨,张承宗奉刘长胜之命,到新开河与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将军会晤,两人紧紧握手,张承宗激动万分,地下党员和上海人民盼望的胜利时刻终于来到了.
27日晚上,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与刘长胜、张承宗握着手说:"哎呀,我们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呀!
"几十年来一直在白色恐怖残酷迫害环境下,沉着冷静指挥地下党战斗的张承宗,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张承宗时年38岁,体重仅50公斤.

开展统一战线广交知心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张承宗殚精竭虑,忘我地投入建设新上海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196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秘书长.
1973年后任中共普陀区委副书记、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上海市第7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6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全国政协第5、6届委员.

1980年以后,张承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仍积极活动,广交海内外朋友,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他多方位开展活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改革开放以后,张承宗发起并组织"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担任名誉会长,出版《沪港经济》杂志并撰写文章,该杂志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
张承宗积极响应邓小平关于"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与李储文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并担任名誉会长.
为促进沪港、沪甬经济比翼齐飞奔走于三地之间,招商引资,卓有成效.

他所负责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组织和接受海内外人士捐献珍贵文物,但他家中没有一件明清瓷器,没有一枚古币,更不用说青铜器和唐三彩了.
在担任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席时,组织全市各行业编写党史、工运史、学运史,常参加审稿讨论会.
自己编写出版了《红艳千般》、《晓珠天上》两本文集,成为宝贵的文史资料.

1996年12月20日,张承宗因病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李又兰(1919~)又名李幼兰,小港港口李家人,李善祥次女,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夫人.
少年时在家乡小港蔚斗小学就读,后到上海读中学.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8月即自沪返归小港,参加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同年11月,与汪波、林晖、金涛、李祖宁及李锦等青年报考设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学习.
1938年3月,辗转至武汉,后到南昌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任团员、民运工作组长.
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历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学员班长、四师抗大四分校组织干事与师部秘书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秘书、华东海军司令部秘书.
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秘书,艺师预科部主任、党组副书记,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
"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1975年任国防科委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
离休时为副军级.

林晖(1922~)原名圣纬,小港桥东村人.
早年在小港伏波、蔚斗小学读书.
1937年8月参加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
次年3月参加新四军.
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员、第一支队一团连文化教员、团旅青年干事、第一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及浙东游击队纵队第三支队宣传股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政治处主任、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及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教育科科长.
先后参加皖南、苏南、苏中、浙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和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与上海等战役.
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青年科科长,总政治部青年部科长、处长,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人民装甲兵》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
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
离休后享受军级待遇.

徐舫艇(1931~2001)新碶人.
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勋章一枚.
1953年10月后,历任50军149师文化教员、作战参谋、军事学院干部部助理员,江西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办公室秘书处秘书科副科长、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副部长,国防大学副教育长、教育长等职.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庄晓天(1932~)1932年生于北仑小港,先在蔚斗小学读书,1945年到上海,后就读于上海财政学院.
1950年在华东盐务管理局上海盐业公司工作.
历任上海市禽蛋公司经理,上海市商业一局、二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党委书记、副主任、主任,1988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后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董事长.
1993年起历任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第二至第四届会长,1998年起当选为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附记:搭起宁波与上海的桥梁张建平上海300万宁波人中的一员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暨纪念邓小平关于"宁波帮"指示发表二十周年大会期间,庄晓天绝对是个大忙人.
在宁波的几天里,庄晓天难得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记者好不容易"逮住"他,是在他刚刚参加完"宁波帮"研讨会的一点空隙.

记者在会场门口终于阻住庄晓天时,心里还在担心他会不会答应接受采访,没想到庄晓天非常随和,问清了我是来自《宁波晚报》后,就一口同意.
在边上的一个会客室刚坐下来,庄晓天就说:"家乡的晚报我是天天必看的,办得还不错.
"庄晓天出生在宁波的小港,小时候还在蔚斗小学上过学.
1945年,庄晓天就离开宁波去了上海,成为上海的宁波人一员,说起上海的宁波人,庄晓天就显得非常自豪.
他说:"在上海的宁波人很多,现在整个上海总共约有1800万人,其中宁波籍约有300万,占了六分之一左右,这还不包括宁波人的女婿和媳妇.
现在上海的许多行业中的第一,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服装店等,都是宁波人创办的.
"话语中,庄晓天透露出一种深深的宁波情结.

庄晓天与杭州湾大桥说起庄晓天,就不能不提到他对杭州湾大桥建设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庄晓天,为缩短宁波与上海的距离,充分发挥宁波港的作用,提出要在杭州湾建设通道,与宁波相连.
1993年,庄晓天在宁波召开的一次会议中郑重提出了在杭州湾建立一座跨海通道的建议.
1994年,在他的支持下,由上海宁波经促会出面,正式向上海市科委、上海市计委提交《关于建设杭州湾跨海通道的建议》,分析了工程的可行性,提出了通道工程的两种设想,受到了沪甬两地领导层的重视,宁波市委还将它列入党代会文件供代表讨论.
此后的十年间,如何为杭州湾大桥早日动工献计献策,成了上海市经促会的最热门话题.
庄晓天与上海市原副市长倪天增、上海市计委原秘书长方祖萌、同济大学原校长、世界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李国豪等宁波籍人一起,为杭州湾大桥的议案设想,规划论证,倾注了不少心血.
大桥项目批准后,庄晓天还组织有关专家亲赴慈溪参与研究慈溪市新一轮的发展规划工作.

2003年6月8日,杭州湾大桥奠基,庄晓天亲自前来参加奠基仪式.
他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是宁波镇海人(小港原属镇海),我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会长.
1993年春天在宁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过要缩短宁波和上海的交通距离,可以在杭州湾上建桥.
到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了,梦想终于实现了!
"为家乡经济发展出力在庄晓天等人的努力下,目前上海市宁波经促会已有会员近3000余人,该会为沪甬两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引资、引智、牵线搭桥等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宁波经促会就以"星期天工程师"的活动形式,现场指导宁波的技术人员,使宁波市一些"块状特色经济"得以形成.
像全国最大的出口针织品生产基地之一——爵溪,创业之初就得到了宁波籍上海专家的不少指点.

1993年1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立,董事长就是庄晓天.
宁波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派人专程到上海与庄晓天接洽,热切希望浦东发展银行在宁波设立分行.
庄晓天了解后也很想促成此事.
但按当时规定,一个省只能一家分行,而且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已经提出申请,正在报批中.

庄晓天与浦东银行其他领导商量研究后认为,根据体制创新和金融改革的市场取向,银行分支机构应按经济区划来设置,宁波作为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单列市和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以及从1984年以来的发展势头,浦发银行完全有理由在宁波设置分行.
他一面就此问题写成专题报告,一面亲自到北京向央行领导汇报,经过努力,终于与行内外各方达成共识,得到了央行的同意,破例在杭州和宁波各设一家分行.
如今,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建行已有10年,为宁波区域的企业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累计发放贷款750亿元,重点支持领域为区域特色经济、交通、能源和通讯、港口等市政基础设施.

1993年,经庄晓天与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胡沛然推介,长发集团和宁波市政府共同投资组建了宁波长江发展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属宁波长发商厦和宁波大酒店两家企业,是沪甬两地在商贸领域的最大合作项目.

庄晓天说:"上海经促会的3000多名会员,如果每个人都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力,那么,加起来的力量就大了.
"庄晓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在尽一位宁波游子的最大努力.

心系宁波学子庄晓天不但对宁波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基础建设评价颇高,对宁波的文化更推崇备至.
他说:"漫步宁波市,如同穿越一条时光隧道,一处处古迹,连成历史前进脚步;一幢幢建筑,散发着浓重的文化气息.
宁波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文化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扎根本土,影响全世界.
"庄晓天认为宁波帮之所以能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一是富有开拓精神,二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能风雨同舟.
庄晓天领导下的上海宁波经促会把这些精神充分地发扬光大,特别是2001年7月开始建立的助学基金,深受广泛好评.

2001年7月,为了帮助在上海就读的宁波籍优秀贫困大学生,在庄晓天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助学基金会.
3年后的今天,助学基金已达230万元,资助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的宁波籍学生207名,定点助学复旦大学生超过150名.
庄晓天本人除了在成立之初捐款外,2004年又增捐1万元,对家乡学子的爱护之情可见一斑.

沃祖全(1933~)柴桥沃家村人.
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此后历任江西省建筑设计院、江西省第二轻工业厅、江西省锻压机床厂、江西省轻工业厅技术员,南昌市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南昌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南昌市副市长兼教委主任,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还曾兼任江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常委,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8年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曾参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和重建滕王阁规划设计,主持北京大会堂江西厅室内装修等工程.

许克敏(1937~)新碶许胡村人.
早年在上海就学.
1954年至1958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至云南大学工作.
1959年后,任昆明第一中学外语教研组长、云南省教育厅教研室外语组长.
1978年回云南大学,历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外语部副主任、主任.
期间由国家教委公派去莫斯科大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修并讲学,任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
1988年回国后仍至云南大学工作,任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1993年至2000年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兼任云南大学教学委员会主任、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期间,还相继当选为致公党云南省委副主任委员、第一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199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1994年8月至1995年2月被国家公派到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担任交流副校长.
2000年4月,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评为20世纪杰出学者,获20世纪成就奖.
2003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谢旭人(1947~)1947年出生于柴桥红光村.
1964年柴桥中学初中毕业.
1967年至1980年,在镇海机械厂工作,历任技工、技术设备科副科长、副厂长、工程师,先后研制液压曲线磨床、多工位自动镗床等工艺装备,曾获省、县科技成果奖.
1981年至1984年,在浙江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
1984~1985年间,先后任余姚县常务副县长、鄞县县长.
1986~1990年,在浙江省计经委工作,历任计经委党组成员、投资办主任、综合计划办主任、计经委副主任兼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先后参与或主持"省'七五'发展规则"、"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浙江省贫困地区发展规则"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
1990年至1997年,在国家财政部工作,历任预算司副司长、综合与改革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先后参与或主持"全国财务'八五'、'九五'计划"、"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社会收入分配"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发表过多篇论文与调研报告,编著《迈向新世纪的中国财政》等著作,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1998年至2000年,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0年至2001年,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2001年11月任国家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同年4月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协顾问.

沈祖伦张曦王德定(1950~)大榭土毚头村人.
1967年毕业于大榭中学,1968年3月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班长、副艇长、艇长、上海水警区训练科参谋、海军上海基地军训处副处长、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海军某支队副支队长、海军舟山基地参谋长、副司令员、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少将军衔.

[革命烈士]胡焦琴(1902~1927)女,柴桥樟漕头人.
早年毕业于柴桥静德女校.
1922年进浙江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常为《妇女杂志》及校刊撰文,大胆抨击时弊,鼓吹妇女解放.
两次拒绝父母包办婚姻,率先剪辫、放足.
1925年毕业后,相继在宁波毓秀女校、大碶灵山学校、镇海县立第一小学任教.
提倡新式教育,主张向学生灌输新知识、新思想.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筹组国民党镇海县党部,并当选国民党镇海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
曾参与策动县知事及驻军归顺国民革命,还组织农民军自卫队,收缴保卫团枪械,领导女工进行罢工斗争.
1927年春,兼任镇海县立第一小学校长.
"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临危不惧,代理中共镇海县独立支部书记,坚持革命斗争,曾掩护代县长蒋歌薰脱离险境.
6月6日,因反动分子告密被捕.
6月23日在旧宁波府署侧广场被害.
临刑前,大义凛然:"姑娘不是软骨头,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解放后,遗骸安葬于紫石乡龙泉黎远山麓,1981年迁葬柴桥镇大湾村.
柴桥街道办事处在万景山为其建纪念亭,以示永久纪念.

附记:浃江忠魂血染红花吕明干朱长根1927年7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则令人触目的消息:杨虎在宁波屠杀之惨状.
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胡焦琴女同志,当被捕时,蒋逆特派员毛洪度企图侮辱,甘言诱惑,胡毫不为屈,并大骂毛贼人面兽心不止.
及至枪毙时,胡同志连受三枪,三呼打倒蒋介石.
全市民众,睹此情形,皆大愤激.
"这是胡焦琴牺牲时的壮烈情景.

胡焦琴年幼时,全家靠父亲经营柴业的微薄收入度日.
她初入私塾,后进柴桥镇静德女校就读,在校好学上进,深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小学毕业,因家境贫寒,家庭无力供她上学,后经王伟农等老师鼓励和资助,于1992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不久,家中母、嫂病故,经济更加困难,濒临辍学.
承校长叶谦的慷慨资助,才得以读下去.

求学期间,胡焦琴在进步教师的启迪下,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进步书报,探索人生的真谛.
她还经常在《妇女杂志》和校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思想,批判旧观念,抨击社会时弊.
1923年,她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女子求学不仅在增益知识》一文,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专为提高婚配身价而读书的思想;对那些埋头读书,不问国事,单纯为求知识而读书的思想,也给以中肯的分析和批评.
文章明确阐述读书目的最要紧的是要"改造思想,尊重人格,求得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
不然的话,"就是有丰富的知识,也是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
"在胡焦琴的影响下,不少女生逐渐明确了人生的价值,端正了学习态度,投入到后来的火热斗争中去.

1925年7月,胡焦琴读完女中课程,毕业时年仅23岁.
二在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中,胡焦琴意识到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性.
她在《现代女子修养》一文中,向社会大声疾呼:"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要有平等的人格.
"胡焦琴的老家胡姓,是柴桥镇上的大族.
房族中有条族规:凡是男子入家谱,从6岁起每逢清明、冬至节可分得一份麻糍、麻饼;考中秀才、举人的可得双份、3份.
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学毕业者可得双份.
但这一切只有男子能享受,女子是无份的.
胡焦琴对这种不把女子当人的封建族规,十分愤恨.
有一年冬至节,她闯进祠堂责问族长:"妇女是不是人为什么不能入谱为什么不能分麻饼、麻糍我是女师毕业的,是否应分得双份"族长对这一连串的责问无言可答,他虽则对族里有这样一位知识妇女感到不凡,但认为女子要与男子平起平坐,是一种绝对不能允许的越轨行为,所以只好宣布:"今朝不分了".

胡焦琴冲击封建陈规旧俗的举动,震惊了柴桥镇,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同时,她带头放脚,剪掉长发.
她说:"要铲除封建,先得铲除自己身上的影子.
"在婚姻问题上,她反对封建包办,争取婚姻自主.
两次拒绝虞姓、童姓的包办买卖婚姻,反对以聘金礼物、用财势相威胁的旧礼婚俗.
她曾对父亲说:"买卖式婚姻,非我乐从;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也非我过得惯.
我愿清贫一生,过我的生活,以平生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所乐于的.
"三20年代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各霸一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胡焦琴以《感世》为题,写道:群雄争逐鹿,中原一局棋.
干戈何日息,光我五色旗.
恨为弱女子,扶危不可期.
河山原锦绣,一览一兴悲.
猛烈抨击了社会的腐败.
1926年春,胡焦琴在灵岩学校教书.
这一时期,她读到了共产党的刊物《向导》等,并与进步教师邬保润、金如山、唐少芹等一起与教育界的一些国家主义派分子进行了斗争.
同年秋,她受聘于县立第一小学(即新仓小学,今镇海区实验小学).
在该校期间,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孙传芳在镇海爪牙的斗争和迎接北伐军进入镇海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焦琴入党后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镇海县党部的组建工作.
后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执委兼妇女部部长.
当时,共产党员在县党部起着核心作用,凡是担任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各部的部长多数是共产党员,这对开展群众工作十分有利.
不久,国民革命军顺利进入镇海.
在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广大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镇海县的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县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妇女协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胡焦琴是创建群众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她和同志们一起带领群众接收城区保卫团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团,筹组逆产委员会查封逆产,还常到城关的镇益布厂、公益布厂女工中宣传男女平等的道理,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
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她组织了有50多名青年参加的工人纠察队,手持木棍,上街巡逻示威,安定社会秩序.
她发动群众给抬高物价,不听劝告的三阳南货店老板戴上高帽游街,振华书店老板用解雇来威胁工人,也被捆在南熏桥上示众.

胡焦琴还领导了坤和草帽厂女工的罢工斗争.
草帽厂是大资本家傅筱庵开办的,雇用的全部是女工,工时长,工资低.
胡焦琴发动女工建立工会组织,启发工人觉悟.
她接连几天在办完校务之后,饿着肚子去工作.
她发动女工团结起来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资方代理人不答应,女工们就到县政府请愿.
县长为大革命形势所迫,裁定资方答应工会提出的各项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使镇海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新兴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宁波《时事公报》也报道了"3月16日坤和草帽厂全体女工两百多人罢工,要求加薪"的消息.

在此期间,我党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整顿了学校,撤换了新仓小学的顽固校长傅镜塘,由胡焦琴兼任校长.
但校内以王秉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从中捣乱破坏,她就果断地将王开除出校,大长了师生的志气.

四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任命国民党右派王俊为宁台温防守司令.
王俊在宁波加紧了反革命步伐.
于4月9日首先逮捕了《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继则扣留王鲲、杨眉山等共清员.
宁波形势逆转,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当时在镇海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的因身份暴露而暂避别处.
在中共镇海独立支部书记沃醒华离开镇海后,胡焦琴于危难之际毅然接受代理书记的重任,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在虎口里坚持斗争.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镇海县党部进行了组织整顿,胡焦琴巧妙地避过敌人的审查,继续担任县党部执委.
同时,她还兼任国民党县政府建设科科员.
在她代理中共镇海独立支部书记期间,不能公开领导群众活动,她就秘密团结各方力量,进行反对蒋介石及新军阀的斗争.
"四·一二"政变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派杨继业、蒋果董来镇海担任县长和公安局长,他们在共产党影响下做了一些有益于群众的事.
"四·一二"政变后,地方恶势力妄图乘机加害他们,胡焦琴得悉后,及时给上级组织写信,并派人护送他们转移去上海.

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对于胡焦琴的处境,同志们都很担忧,有的同志劝她暂时避一避,胡焦琴却坦然回答:"革命之花,总是要烈士之血染红的.
"置自己生命于度外.
不久,反动分子王秉三(解放后被镇压)向国民党省府告发胡焦琴的举动,要求逮捕她.
不多日,从宁波来了个姓毛的特派员,以视察工作为名,监视胡焦琴的行动.
一次,姓毛的特务走进她的房间,开口女部长,闭口找对象,当场被胡焦琴痛斥了一顿.
胡焦琴离开学校外出后,特务乘机在她的房间里翻腾起来,发现一本日记簿上记着看不懂的备忘录,即据此作为罪证.
6月6日,10多个警察包围新仓小学,胡焦琴落入了魔掌.

胡焦琴被捕后,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作了报道,消息各异.
宁波《时事公报》的报道:"镇海县立一小校长兼镇海县政府建设科办事员胡焦琴于此次清党之际,曾暗中邀集同党,秘密开会多次……被人在省告发多起,证据确实,省六日即密电镇海县警所,嘱从速严缉,即于是日午后三时缉获.
当场在室内搜得手枪一支,日记三本.
内载有三星期内打倒蒋介石,打倒省特派镇海党部指导张咸铠等……".
《时事公报》报道的另一则消息说:"胡焦琴乘毛与她谈话之际,向毛开枪,将毛手指及茶杯打碎……".

胡焦琴被捕后,党组织及时派人设法去狱中看望了她,并买通了一个看守,让她当夜越墙逃脱,她照着做了,但在越墙时被发现,没有成功.
次日就被当作"要犯",押解宁波防守司令部.
在审讯中,敌人软硬兼施,严刑逼供,她坚不吐实,严守党的机密.

6月中旬,蒋介石派杨虎、陈群来宁波,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中共宁波党组织的领导人杨眉山、王鲲等先后被杀害.
23日,胡焦琴被敌人押解到刑场,她视死如归,巍然屹立.
其妹焦英不顾一切,数次冲上前去抱住姐姐不放.
目睹此情此景,群众无不为之落泪.
敌人抖动的手举起了枪,胡焦琴高喊:"打——倒——蒋介石.
"身中数枪,壮烈牺牲,时年25岁.

胡焦琴把青春献给了人民的革命事业,解放后当地群众为纪念她,题字立碑,将烈士的遗骸安葬于紫石乡龙泉的黎园山麓,1981年清明节迁葬于柴桥镇大湾村.
以后,当地政府又在柴桥的万景山建亭立碑,2003年清明节,又在新碶凤凰山北仑革命烈士纪念馆树立白玉石塑像,以让北仑人民永远缅怀烈士的精神.

李长来(1911~1943)名民铗,字侠民,大碶横河小李家人,李琯卿之子.
早年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后到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乡从事民众教育.
抗战开始后,组织横河抗日救亡工作团,先后成立海燕歌咏团、海鹰剧团及读书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思想上逐步接受马列主义.
1938年元旦,在其父李琯卿支持下携弟李健民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回乡发动革命,成立家庭支部——列宁小组.
并以士绅身份加入国民党,历任镇海县抗日自卫会、战时文化推进会委员等职,兼《战时镇海》、《镇海儿童》编辑及民众教育馆馆长.
1942年6月,担任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中共江北办支部书记、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团结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
其间,曾参与创办凤湖中学.
1943年2月20日率部到柴桥开辟江南新区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因兵力悬殊,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附记:碧血成仁虽死犹生朱长根吕明干李长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兄弟姐妹7个,长来排行第二,父亲李琯卿热心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
长来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附设高中.
由于兄长亡故,父亲患病,他高中毕业后就挑起了家庭重担.

年轻忧国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忧家难交集于年轻的李长来一身.
无论从国家、民族,还是家庭环境等方面,他都看不到任何前途.
这使不甘沉沦的李长来深感徬徨,莫知所适.
这时他在家乡公德小学结交了一些青年和同志,向学校引进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并与师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实验生活教育.
后来,他又在《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生活》、《新生》等进步书刊的启发教育下,接受马列主义学说的思想启蒙.
这是李长来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尔后,他积极投身于革命教育事业,组织"横河乡普及教育助成会",筹划教育经费,实行小先生制,开办民众夜校,草拟《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等,做了许多工作,使横河乡附近的一些学校自然地把公德学校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教学上接受其领导.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李长来以公德小学为据点,以教师为核心,团结吸收周围一批失业失学回乡的青年工人、学生,组织"横河乡抗日救亡工作团"、"海燕歌咏队"、"海鹰剧团",从学校到乡村,到处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以致上海、南京等大批国土沦于敌手.
当时镇海口外和新碶下三山等地已可听到日本军舰的炮声.
如果敌人来了,镇海人民怎么办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经常在李长来的脑海里翻腾.

延安明方向延安像黑暗中的灯塔,指引着无数革命青年前进的方向.
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李长来和其弟李健民及几位青年和教师,在1938年元旦毅然决然地离别家乡,奔赴延安.
他俩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经西安去安吴堡,在八路军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以后,又去陕北公学学习,并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李长来在陕北公学结业后回乡,开展抗日革命工作.
不久,与镇海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在李家发展了倜民、俍民和偀民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横河李氏家庭支部,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李长来经党组织同意,从事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参加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文教宣传机构,先后担任镇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镇海县战时文化事业推进委员会委员,兼《战时镇海》和《镇海儿童》的编辑、县民众教育馆长等职.
他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和"名门贵族子弟"地位,根据党的指示,结交了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团结各阶层民众,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李长来非常重视农民运动工作.
他和陆子奇等同志,主动与镇海江南农民中有声望的农会负责人顾荆庸合作,通过农会这个合法组织,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1940年天旱年荒,国民党政府派粮搜仓,逼得农民走投无路.
是年6月,李长来等发动农会会员千余人在丁山头庙开会,以农会名义利用各种现成的纲领、法令与国民党政权和地主进行抗粮斗争,积极支援办好农业信用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从各方面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办平粜,办农贷,采购种子、农具等,并多方设法筹款,从经济上帮助农民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度过了灾年.
1941年,党组织通过顾荆庸的关系,把一些党员陆续安排在农会辅导队工作,以后又在辅导队内部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教育培养了一批受党领导的农会干部,使当时镇海江南的农会完全控制在我党手中.

抗日结统战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进犯浙东.
19日,日军在镇海第二次登陆,镇海、宁波等相继沦陷,国民党地方政府土崩瓦解.
翌年5月,日军又发动浙赣战役,浙赣铁路全线落入敌手,浙江形势更趋恶化,整个浙东广大地区沦陷,敌占区扩大.
我党我军决定在浙东敌后作长期斗争.
6月初,李长来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打入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任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
"北办"内部建立了中共支部,李长来任书记.
7月初,中共慈镇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李为工委委员.
根据党内分工,长来除掌握"北办"全面工作外,还主管统战、文教宣传、农会和青年等项工作.
他均全力以赴,卓有成效.

当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立即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
"北办"党支部分析了情况,认为在镇北地区要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首先团结争取"北办"主任张志飞.
张志飞这人有正义感,同情与支持革命.
他在镇海江南工作时曾支持过我党领导的农民斗争,公然斥责国民党的腐败堕落.
他到镇北来,想有所作为,想与我党我军联合抗战.
为此,李长来就经常向张志飞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国共两党对比和当前"北办"的工作等现实情况,从理论到实际阐明对国家前途问题的看法.
就这样使张志飞逐步对我党提高了认识,加深了感情,明确了方向,增加了革命的信心.
后来他感慨地说:"我终于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
"并表示愿意同生死,共驰驱.
张志飞在我党的教育帮助下与国民党决裂,投身于革命队伍,以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过程中,李长来对他是很有影响的.

建设根据地1942年夏,党组织在龙山凤浦岙的资敬庵举办了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把它作为吸收和培养干部的一项措施.
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李长来全力投身于训练班的工作,亲自上课.
他把抗战形势、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等课程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们易于理解,较快地增长革命理论知识,使他们从朦胧中转入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李长来与学员们在资敬庵同吃同住,并亲自参加学习讨论,解答问题.
在训练期间,有时遭到伪军的包围,有时遇到台风的袭击,他都无所畏惧,沉着对付,化险为夷.
训练班结业后,学员们有的成为小学教师中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农会工作、民运工作的骨干,为革命队伍增加了新生力量.
一些当年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至今还深切怀念着他们的良师益友李长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革命队伍的不断扩大,很需要培养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
鉴于当时广大农村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党组织决定,由李长来与龙山镇绅士朱祖燮协商创办私立凤湖中学.
为了使学校在敌、伪、顽横行的复杂情况下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校名冠以"私立"两字.
并以镇海中学的"北办"分部名义向国民党县政府备了案.
因此,这所学校从表面上看是灰色的,实际上是红的,在校内秘密成立了党支部.
李长来依靠党内同志和党外进步人士,为学校制订了教学规划,对学校的开创和教学工作作了很大努力.
"凤中"的办学有了正确方向,后来"凤中"的许多师生参加了革命,成为党的干部.

这段时间,我党又在镇北地区成立农会工作辅导队,建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
李长来亲自主持有关农会工作的学习,亲自主持调查研究,以范市镇太平闸为试点,带领工作队,夜以继日地做发动工作,在实践中提高干部的水平.
太平闸的佃农发动工作很成功,从而推动了范市全镇的减租运动,冲破了范市地主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建立了范市镇农会.
以后,他又把这一经验向龙山、庄市区推广,顺利地完成了1942年的减租与建立农会的任务,使我党我军在农村有了依靠力量.
并建立民兵组织、动员青年参军,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力斥顽固派李长来感觉敏捷,思路清楚,言词锋利,善于辩论.
1942年的8月份,我三五支队支队长林达同志为了与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代表我军邀请慈溪、镇海国民党政府人员到慈北开会,商量今后如何团结抗日问题.
慈溪由观城区区长胡绍华等人参加,镇海出席的有张志飞、李长来和戚铭渠同志.
还有两三位慈北地方士绅参加.
会上,胡绍华抢先发难,说什么:"你们是淞沪游击部队,应该回浦东去,"又说,"你们如果留在浙东,就只能管打仗,不能过问政府工作.
你们要粮要钱,应该向你们上级去领,不能就地征收;如果要就地征收,要开列部队人数,并向地方政府打借条领取.
"这些话全是国民党顽固派的谰言.
接着,林达同志请镇海代表发言.
李长来以平静缓慢的语气说:"镇海自从沦陷后,土匪汉奸横行,民不聊生.
去年镇海县政府派了汪立本建立江北办事处,自己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对人民搜刮镇压,结果部队垮掉,有的去当伪军,汪立本自己卷了一笔巨款逃到上海去了.
人民怨极恨极,地方越搞越乱.
淞沪游击队来到浙东,他们到达镇北后,军纪严明,人民欢腾,敌伪震恐,土匪绝迹,我们'北办'十分欢迎,他们为了坚持抗战,要粮要钱,这是我们地方政府应尽的责任.
我们镇北地区在抗日部队手中好还是在敌伪手中好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浦东、浙东,浙东既然沦陷了,浦东部队来收复失地,这正是大好事.
"接着,他还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引用蒋介石的话给予驳斥,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最后,李长来强调说:"这个南北是不能分的.
"这番简短、有力、堂皇、得体的发言,犹如狠狠地打了这些国民党顽固反共分子的几下耳光,使会场气氛为之一变.
地方士绅连连点头称是.
弄得胡绍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李长来对知识分子十分爱护.
抗战开始后,他在镇海江南的救亡运动中就团结了许多知识青年.
后来,有许多青年随同他到镇北参加革命.
他的弟妹在他的影响下,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他对中老年知识分子也非常重视,把自己幼年时的塾师、老朋友也都动员到镇北抗日根据地去工作.

李长来是一位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团结同志、不怕困难、能够打开工作局面的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对下边同志很关心;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不摆架子,作风民主;他办事不主观武断,对正确的意见,从善如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因此,深受同志们的爱戴.

碧血染柴桥1942年底,在浙东敌后的我军取得了反敌伪"大扫荡"的胜利,又取得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慈镇地区形势大好,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当时国民党定海县长苏本善部在定海沦陷后一直盘踞在镇海江南.
而国民党镇海县长黄大梁却逃至宁海.
黄向省里告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限令苏部于1942年2月20日前撤到象山去,如逾期不撤,由镇海县先剿后报.
黄大梁要张志飞去接收江南,张志飞于2月上旬从宁海回到"北办",报告了这个情况.
中共慈镇县工委即在慈东费家市开会讨论,大家认为,镇海江北局面已经打开,形势日见稳定,"北办"应抓住机会,到江南去扩大新区,解救在日伪顽合流的血腥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江南人民,这是顺应人心的.
再说,凭借国民党省政府命令,利用合法形式去接收江南,留下的一些游杂部队容易对付.
李长来、张志飞对江南情况比较熟悉,江南有地下党组织,有群众基础,可以取得配合.
因此决定组成一个加强中队到江南去,派张志飞、李长来、戚铭渠随军同行.
于2月17日连夜从庄市区出发渡大浃江,19日夜里到达柴桥附近,一路行军未发现苏本善部队.
当夜找当地有关人来问,也说柴桥没有苏部.
就这样,于20日清晨部队便从柴桥镇西面进入街区,到柴桥医院门口,与住在那里的苏部驻镇海办事处主任龙烈山的警卫部队打起来,我军迅速包围医院,将龙烈山及其卫士全部缴械俘获.
可是不久,镇的南面突然枪声大作,敌人从南东西三面进逼,包围柴桥镇.
我军奋勇还击,终因众寡悬殊,只得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在突围时,李长来与部队失去联系,遭敌逮捕,在柴桥镇上惨遭杀害.

李长来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镇海江南江北凡是熟识他的人,无不同声哀悼.
"北办"在龙山区田央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前来参加追悼的干部、战士和农民中,许多人号啕大哭,这充分表现出人民群众与李长来之间的深厚感情.
李长来同志忠于党的事业,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张困斋(1914~1949)又名人杰,自号困者,小港衙前村康乐桥人.
幼时随家人至沪求学.
11岁丧父,随母回乡.
在镇海县立初中毕业后到上海一私人银行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及抗日武装自卫会.
曾在《石榴》半月刊上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1936年,发起组建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
"八·一三"抗战后,发起成立银钱业职工同人战时服务团,上街宣传抗日救国.
同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次年赴无锡参加抗日游击队,负责编印《江南》刊物,一年后返回上海.
上海沦陷后,负责对汪伪经济的调查工作.
抗战胜利后,奉命在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任经理,掩护党的机关,同时领导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多次出色完成收发报任务.
1949年3月,因秘密电台被敌人发现而被捕入狱,备受酷刑,终不泄密,还向看守人员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
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
附记:为上海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张困斋张亚圣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这是上海民众向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大示威,唤起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洪流中去.
少年张困斋就是目睹了"五卅惨案",而从宁静的书斋中被撼醒并逐步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的.
他历经上海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江南游击区艰苦的武装斗争,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敌人抓捕的危险,从事地下通讯工作.
最后,敌人的酷刑折断了他的腿骨,摧残了他的身体,夺去他的生命,但没能动摇他忠于革命、忠于共产党的坚强意志,夺不走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从热血少年成长为革命青年张困斋,原名德辨,又名人杰、昆者,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
1914年6月11日生于北仑区小港街道衙前村.
父亲张昌龄,是上海德兴钱庄经理,家庭生活还比较宽裕.
幼年随父母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
1925年5月30日,张困斋和兄长张承宗在南京路上由西藏路向东行走,见从外滩方向朝西走来一支工人学生游行队伍,约万余人,挥舞着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兄弟俩站在老闸巡捕房西侧的宝成银楼门口,亲眼看见英国巡捕开枪残杀工人学生,打死13人,重伤15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1岁的张困斋顿时热血沸腾,奔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诉说.
全家凑了钱,他买了面包饼干,到老闸巡捕房,从后门进去慰问被拘留的爱国青年.
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把他从优裕的生活、宁静的书斋中撼醒,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从此他立下少年志,要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

由于父亲壮年病逝,家境渐衰,1926年,张困斋随母迁回家乡,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堂(今镇海中学).
当时镇海也掀起革命风潮,柔石(赵平复)在校中任教务主任,张困斋受其熏陶,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启蒙教育,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切磋学习.
他喜爱阅读文艺书籍,从古典文学到进步的翻译小说,手不释卷.
当他看到社会上贫富悬殊,每遇有钱有势者以强欺弱,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志士的风波立即扩及宁波、镇海.
县立小学校长胡焦琴被害,张困斋的表兄是共产党员,在该校当教师,也遭逮捕,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同时也领悟到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少年张困斋思想上已有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的准备.

1929年,张困斋初中毕业,考入宁波工业学校,读了一年高中课程,1930年辍学从家乡到上海,就业于辛泰银行,从练习生做起,逐渐升迁为营业股办事员.
1932年"一·二八"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各界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张困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亲友中征集捐款,买慰问品,写慰问信,慰劳前线将士.
他与银行界同事一起,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
他还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凑钱,编辑出版半月刊《石榴》,寓意为开红花,结红子,象征拥护共产党.
张困斋积极写稿,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但《石榴》只出版了4期,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入党为了早日找到共产党组织,1933年,张困斋多处活动.
他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是中国征信所职员,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1934年老洪带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传单,还有《红色中华报》、《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张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互相传阅,这时,张困斋参加了"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会"的活动.

1934年,张困斋和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女士在上海结婚,夫妻情意甚笃.
不久,胡梅卿回乡探亲,突染时疫病故,张困斋赶回镇海,痛不欲生.
后来别人劝他再找对象,他坚决拒绝,并说要等革命胜利了再谈婚事,便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5年4月,在老洪朋友胡嘉的介绍下,张困斋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
此时正值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张困斋积极参加活动,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发表宣言,印传单,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张困斋所参加的"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作为发起单位参加,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包括金融界、银行、钱庄、保险业的职员,张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
每当学习时事和讨论理论问题时,他认真严肃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感动了参加讨论的成员,而平时对友交往中,他态度谦和,言词恳切,给人以亲切诚朴的印象.
1935~1937年之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张困斋总是担任联络和纠察队长,在银钱业大队前面开路,领呼口号,一次在游行队伍解散时,还挨过国民党警察的殴打.

这些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反动真面目,鼓动和教育了群众.
但是这些活动还是停留在小范围,而没有切实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性不够,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
为了团结更多的银钱界职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需要利用合法条件,以多种形式启发群众爱国抗日.
1936年6月,由张承宗、邵君美、韩宏绰、梁廷锦、张困斋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
在筹建阶段,张困斋到一家家银行、钱庄找熟人谈话,宣传联谊会的宗旨,使大家乐于参加.
10月4日,"银联"正式成立,有会员440人,还有爱国的银钱界上层人士参加,成为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
"银联"设立了学术、娱乐、体育、出版等部,仅娱乐一项就有京剧、话剧、音乐、歌咏、口琴等多种形式.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银联"组织了"战时服务区",张困斋是负责人之一,负责举办战时救护常识训练班,带领百人歌咏队,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唱,激励群众奋起抗日,还到难民收容所做宣传教育工作,教难童识字,唱抗日歌曲.

1937年10月17日,张困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
他宣誓: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我愿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此后,张困斋更深入地到银行、钱庄基层,针对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做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教育.
他那带有浓厚宁波乡音,同志们听来特别亲切.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介绍了梁廷锦、戴湘生、舒自清、叶景灏、何广仁、顾洛毅、袁绮祥、夏寿祺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1939年,"银联"已有会员7000到10000人,其中党员上百人,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党支部.

为了迎接将来更艰巨的工作,张困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拉弹簧、举哑铃、晒日光浴、洗冷水澡.
在江南游击区的艰苦斗争1939年2月,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无锡梅村,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
他化名秦国维,被分配到一支名为"江浙游击军"的部队,担任政训处的秘书.
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部队成员十分复杂,有散兵游勇,有地方帮会,但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
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又要对陌生的、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
张困斋是一个皮肤白皙、相貌英俊、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这项任务,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
但他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
4月份参谋长调走,新来的参谋长思想反动,公开扬言要撤消政治指导员,改组政训处.
张困斋不避危险,艰难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
他随时保持警惕,防止意外,更不轻举妄动,以免中敌圈套.
正当该部队有被新参谋长拉走的危险时刻,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并和梅光迪、何克希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

张困斋被分配在"江抗"部队,经阳澄湖东进.
不久,"江抗"奉命西撤丹阳,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张困斋当时疟疾发作,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江南》半月刊的主编.
他和编辑组的三、四位同志白天在村里的土地庙办事,晚上分头住宿在农民家里.
他们日夜操劳,编辑出版了《江南》第5至9期,每期20余页,16开本,内容有:特委负责同志的文章,提出当时的中心工作;时事分析,国内外重要新闻;工作通讯,论述;文艺随笔等.
《江南》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激励战士勇敢地打击敌人,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
《江南》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

1939年冬,太平桥地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部叛变,并大肆捕杀我民运干部.
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撤离太平桥,《江南》暂时停刊.
此时张困斋的健康情况很差,浑身虚肿,痔疮疟疾并发,行路也很困难,无法随机关撤离,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回上海.
一个漆黑的深夜,张困斋回到上海家中,他衣衫褴褛,长须披发,病魔缠身,但他休养期间仍坚持工作.

为上海解放献出生命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地下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党组织分配张困斋联系金融界钱兑业支部的工作.
他主持编写了《战后上海的钱兑业》一文,刊印在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出版的《战后上海的金融》一书中.
年底他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写出了专题报告.
1945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
这些都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
为了在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顺利通过日本兵岗哨,他自学日语,常发奋学习至深夜;为及时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战况,同时又学俄语,刻苦认真地对着镜子练习卷舌音的发音;学会了俄日两种常用口语,他就到处奔走,为支援新四军采购物资.
为节约开支,经常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脚底走起了泡,还咬牙坚持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地下党为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
张困斋兴奋地印制传单、写标语,还准备把"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的传单亲自在大新公司楼上散发.
但是形势突变,中共中央于8月21日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张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在乍浦路123号开设"联合西服号",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并担任经理,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张承宗、吴学谦、李琦涛、浦作等人常来店中活动.
之后不久,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也由张困斋领导.
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
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责任重大,任务十分繁重.
张困斋为了熟悉业务,自己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准备必要时担负起电台工作.

1948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中央与上海市委来往电文日益增多,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
张困斋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气喘难寝,根本没有时间就医.
每当夜阑人静,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直到天明,但他次日照常工作.
市委领导问张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说:"不要不要,我们能够完全任务.
"他向秦鸿钧传达,秦回答:"用别的电台,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两人紧握双手,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用仪器测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
秦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将机器藏匿,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想趁天黑突围,可惜正值阴雨,屋顶瓦片上又长了青苔,脚底一滑跌了下来,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
3月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两边特务挟住不得脱身,也遭逮捕.
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
老虎櫈把他的腿折断,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拔手指甲使他连心疼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赢得时间,保护党的领导机关不受损失,保证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不受影响,他宁愿自己承受痛苦和牺牲,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党的事业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9年5月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同志押赴浦东戚家庙残酷杀害.
临刑前烈士们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上海,敌人将烈士遗体推入壕内草草掩埋.
仅仅18天之后,上海解放了.
张困斋11岁起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

1949年8月28日,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李白、秦鸿钧三烈士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钟泉周(1919~1949)柴桥人.
早年在宁波日新街新学会社当学徒.
后以公费进宁波中学读书,毕业后在亲戚资助下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自此投身学生运动.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代表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在四烈士追悼会上宣读悼词,并联合重庆各大中学校举行抗议游行,声援"一二·一"运动.
1946年,进入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工作,被选为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长.
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公交工人进行"反饥饿"大罢工,并扩大到法商电车和三轮车工人.
1949年2月16日,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
次日被害于江湾,被称为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为"公交三烈士"亲笔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附记: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钟泉周张义渔崔桂林钟泉周,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
幼年丧母,和大姐背井离乡,辗转求学.
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执教,声援昆明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
1946年夏,在上海市公用局电车公司工作,后被选为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理事长,为工人说话,创办《福利导报》,与资方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
解放前夕,为了营救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与反动当局斗争中被捕,入狱后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背井离乡辗转求学钟泉周(1919~1949),出生于北仑柴桥.
父亲以中医为业,生有子女4人,泉周是最小的儿子.
他4岁丧母,在大姐的照料下度过了童年.
入学后,他刻苦读书,立志将来要成为有学问的人.
但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家帮助姐姐料理家务,自小体验了生活的艰苦.
钟泉周虽然幼年失去母爱,但姐弟情深,得到了姐姐的关心,姐姐的言行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1933年,钟泉周14岁时,父亲送他到宁波的新学会社一家书店当学徒.
在书店里,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杂活,因年纪小,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利用书店的有利条件,起早摸黑、见缝插针,钻进书堆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
由于勤奋好学,几年后钟泉周考进宁波效实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升入高中.
3年的学徒生活,还培育了他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的性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江浙一带先后沦陷,钟泉周目睹日本侵略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践踏和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创伤.
他无法继续在家乡读书.
后由姐姐带他到重庆,于1938年夏考入合川国立二中为插班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受社会思潮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钟泉周开始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41年高中毕业,进入四川江津白沙大学预修班,同年9月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在这里钟泉周有幸聆听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讲演,亲自感受革命的激情,这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在"科学救国"志向的激励下,他白天课余忙于学校的社会工作,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攻读电机课程,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精神,深为同学们所钦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面临沦陷,国民党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及其家属,仗势用民航机携带细软、家什、宠物从香港出逃,而许多仁人志士却身陷香港.
这使钟泉周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黑暗,"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国破家亡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破灭.
他愤然投入打倒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中,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单捐献出来,用毛笔书写"倒孔"两个大字,作为游行队伍的大旗,唤醒人们认清国民党财阀的伪善真面目.

由于钟泉周为人正直,待人热心,做事认真,有正义感,在第二学期就被同学们选入学生会,负责福利工作.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
为了把青年发动起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向青年们发出"勤学、勤业、交友"的号召.
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钟泉周和进步同学一起深入抗日部队,教士兵们学文化、学唱歌,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还从事友军的统战工作.
1944年底,钟泉周经同学何东昌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还与"三青团"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支持学运体察民生1945年,钟泉周从西南联大毕业,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执教.
抗战胜利后,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等昆明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致电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遭到军警阻挠后,学生组织罢课斗争,并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
为了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暴徒于12月1日分数路闯入西南联大等数所学校,殴打师生,捣毁校舍,劫掠财物,并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20多人受伤,酿成了昆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进步师生的"一二·一"惨案.
钟泉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坚决参加调查反动派行凶真相的行动,并在重庆参与组织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呼吁声援昆明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
1946年2月,钟泉周等人又在重庆中央工专筹办了《科学时代》杂志,主张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只有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才能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否则,科学救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刚刚迎来的和平、民主曙光被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炮火彻底淹没.
1946年夏,钟泉周随老师章名涛回上海,先在上海市公用局电车公司筹备处工作,不久转入公交保养场任工务员(技术员).
他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辅导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体察工人的疾苦,因而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工人们有事常找他商量,愿意与他交谈,他也非常乐意为工人办事,替工人说话.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府财政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费用激增,难以为继为由,决定裁减新招收的司机和售票员.
1948年7月初,公司公布了被解雇的125名售票员和72名司机名单,发给每人半个月工资作补助费,并要他们立即去所属营业所办理离职手续.
1948年7月7、8日,上海公交行业爆发了一场反解雇的罢工斗争,1500余名公共交通公司的工人开着公共汽车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局、市政府请愿,反对公司解雇工人和售票员、技术人员、职员等,挫败了公交当局利用工贼拉选票的伎俩,于8月30、31日选举出钟泉周等人组成的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取代过去为公司当局服务的员工福利会原班人马.
9月9日,他又以老成持重、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当选为理事长.

信仰既明矢志不渝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市场混乱、物价飞涨.
为了挽救危机,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按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比例限期收兑,不准私藏黄金,这一措施明为限制市场物价,实为进一步搜乱民财.
在这种所谓币制改革政策的影响下,物价依然似脱僵的野马,不出3个月,行政院又宣传取消限价,币制改革失败,导致市场物价进一步飞涨.
10月的上海,出现了抢购的狂潮,11月又出现连续抢米事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钟泉周当选为理事长后,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自告奋勇地挑起办好职工食堂的重担.
他不负众望,清除积弊,组织职工膳食委员会,并亲自带领膳食委员会的人员到郊县采购蔬菜、肉类和柴米,解决了伙食供应的困难.
钟泉周还根据职工群众的要求向公司交涉:贷款置办冬季大衣发给职工御寒,工伤医药费由公司全部承担等.
资方虽然处处刁难,但通过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与资方的机智斗争,公司不得不勉强答应职工的合理要求.
他这种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职工服务的品德,更加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和拥护,新理事会的声誉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为了向职工及时宣传员工福利会的主张,反映职工的呼声和合理要求,针对《公交旬报》的歪曲宣传,在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的据理力争下,创办了《福利导报》,通过这一宣传阵地倾诉工人的心声.
有人来稿提出:"当官的轿车进出,薪金高,生活优裕,这是为什么""生活的艰难使工人喘不过气来,饿肚皮出来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另外还发表了"公交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报道.
由于《福利导报》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工人说话,公交当局指责理事会发表这些工人来信是煽动性的,下令停刊.
钟泉周等人向公司当局指出:"报道是无可非议的,工人们说的都是事实.
"于是公司又派人找钟泉周谈话,要求将《福利导报》与《公交旬报》合并,钟泉周不同意,顶住了公司的压力,《福利导报》得以继续出版.

公司当局不甘心失败,竟然勾结警察局,于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连续逮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竞选工作的积极分子.
钟泉周对敌人迫害公交工人的罪行极为气愤,一边努力安慰被捕工友家属,一边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他在11月3月和19日两次向公交当局提出:"一、被捕的工人在定案前应作假期处理,保留其职务,薪金照发;二、要求公司向特别刑庭提出对被捕的工友予以迅速审判.
"虽然公司对有些条件作了答复,但在"薪金照发"的问题上进行推诿.
经过钟泉周和被捕人员家属一再交涉努力,公司只得作了让步,给被捕的工人补发了薪金.
在营救被捕工友的过程中,钟泉周还联合公交工人和被捕工友家属向特刑庭施加压力,请律师、投诉状,并于1949年1月19日代表员工福利会直接致函特刑庭要求开释被捕的公交工人,并根据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同意释放政治犯的允诺,向警察局据理力争.
在公交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只得于1月22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1月25日,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钟泉周处处为工人争取权利和一系列营救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在暗地里密切注意钟泉周的动向,准备一旦抓住什么"把柄",就将置其于死地.
钟泉周的妻子察觉到敌人可能要下毒手,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他坦然表示:"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标既定,就勇干到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忠贞不渝的志向.

被捕入狱英勇就义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如秋后之蝉,在迁都广州的同时,指示各地做好"应变"准备,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
由于公交工人一直被视为"公教人员",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以"停驶"等方式进行抗争.
1月30日,钟泉周汇集职工意见,以政府要求"应变"为由,向公交当局提出发给"应变费"等项要求.
2月12日,钟泉周主持召开了理事会扩大会议,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又向当局提出发放"应变米"等条件.
由于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们在2月16日清晨开始举行罢工.
当晚,反动当局就派特务闯入钟泉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虽然一无所获,还是将他逮捕.
被押走前,钟泉周亲切地叮咛怀孕的妻子保重身体,上囚车前还镇静地为妻子雇了车,同意她去公司责问:凭什么乱捕人.
那天晚上,公交系统共有9名职工被捕.

钟泉周等人先被押至警察局,次日凌晨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受审.
军法处审讯人员对钟泉周威胁说:"你们这个案子连夜押到这里来审讯,是非常严重的.
"随即将他们9人排在刑具间门口,用意是"不招供就马上会给你们用刑".
钟泉周等人深知斗争的残酷性,料到反动派即将灭亡时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会更加疯狂地屠杀革命志士.
他们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
当审讯人员宣布他们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罪时,钟泉周冷静地加以驳斥:"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我为职工谋福利有何罪"与钟泉周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顾伯康激昂地说:"你们以为逮捕我们就可以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
"一起被捕审讯的战友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为大众谋利益,求生存,争自由,死也值得!
死何可惜"他们还相互勉励:"不要怕,牙齿要咬紧,要经得起考验.
"钟泉周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愤然疾书一封家信,信中声明:"家中一切,请同学曹淼照顾.
"审讯人员目睹他们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一筹莫展,只好把9人集中在审讯室门口,恶狠狠地吼道:"你们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都是要枪毙的.
"当天晚上6时,钟泉周、顾伯康、王元三人在江湾刑场英勇就义,钟泉周牺牲时年仅30岁.

噩耗传出后,公交党支部为了悼念三位烈士,决定组织瞻仰钟泉周、顾伯康、王元的遗容,以此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人群众的愤然情绪引导到积极准备护厂、迎接解放的行动中来.
国内外进步人士也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无辜的暴行.
《大公报》在2月19日以《殡仪馆中一片凄怆》为标题,报道了公交工人追悼三位烈士的悲壮情景.
宋庆龄创办领导的中国福利会获悉钟泉周妻子身怀遗孤,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慨和对受害者家属慰问之情,特为烈士未出世的孩子精心裁制了从幼婴至16岁的全套服装.
美国依列诺大学内由华罗庚任理事长的科学工作者协会也组织了悼念活动,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科技人员的滔天罪行,并募款慰问烈士家属.

李敏(1924~1944)女,原名雅琴,小港青峙李隘村人.
幼年去沪,后因家贫辍学.
12岁随母亲进日商纱厂作童工.
1937年回家乡,在延陵小学读书,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1941年日军侵占镇海后,开始投身抗日活动,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独立中队借物、带路、提供情报.

1942年春,任长山桥方前小学教师.
同年7月参加中共鄞奉县委在鄞县梅园乡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学习,改名李敏,一个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受党组织委派到鄞西樟水崔夹岙启明小学任教.
以教书为掩护,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战.
1943年春,担任中共樟水区委书记,以毓英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到许安、岩下等村进行抗日活动,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秘密发展抗日武装.
同年秋,调任鄞江区委书记,深入敌占区,发展党组织,并组建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及以猎户为骨干的区小队.
多次捣毁敌伪设立的税卡、情报站.
1944年2月21日,在后隆村被国民党浙江保安二团逮捕.
任凭浙保营长软硬兼施,始终不屈.
下午4时许,被剥去外衣,押至樟村十字路口,绑于房柱上,敌人以刺刀威逼其说出全区共产党组织及武装情况.
李敏厉声道:"要杀便杀,要我说出来,办不到!
""杀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站起来!
"最后被敌人连刺20余刀,遍体鲜血,仍怒斥敌人,直至最后一息.
被胁围观群众,莫不掩面而泣.
牺牲后遗体为群众偷偷埋葬,新中国成立后,移葬樟村革命烈士陵园.

附记:浙东的刘胡兰袁爱民应启培"李敏,你的牺牲,像闪电一样,闪击着每个人的心.
反动派把你刺了二十几下,你鲜红的血从创口喷出,淹没破碎的衬衫,蜿蜒流向湿汪汪的地上.
反动派在每刀上寄托着贪婪的希望——要你口供和投降.
你宁死不屈,用你最后的一口气,喊出:'中华民族解放!
'然后,镇静地、悲壮地闭上了眼"这是1944年2月21日李敏烈士被国民党顽军杀害后,于同年4月20日《新浙东报》上发表的一首悼念李敏烈士的诗.
现在60年过去了,它仍然震撼着浙东人民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李敏烈士被国家民政部称为浙东刘胡兰式的英雄.
在她的殉难处——宁波市鄞州区章水镇振兴中路大街上矗立起李敏的全身塑像.
当年顽军绑她的那根木柱已被作为历史文物陈列在鄞州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它见证着烈士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的安全,维护党的事业壮烈场景.

1944年初春的浙东鄞西山区,天寒地冻,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使整个四明山区笼罩在连天战火之中.
2月21日午饭后,龙观后隆村李婆婆家里坐着几个女人,有的在衲鞋底,有的在补衬衣,只有一个姑娘模样的人手上没有"生活".
她20刚出头,一头齐耳秀发,清秀而白皙的脸上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闪烁着热情、机警的光芒.
她的嘴角,微微地向上挑起,好像老是在微笑着.
这时候,她闪烁着黑亮的眸子,两手比划着,正向这些刚从锅底灶下走出来的山村妇女宣传革命道理,她一会儿打比方,一会儿举例子.
那些女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时频频点头,发出会心的微笑.

突然,同村的一个妇女"踏踏踏"地奔了进来,屋内的人"刷"的一声站了起来,而她却倚在门框上,双手像挥鸡似的挥着,口却喘得说不出话.
这时候,一阵阵鸡鸣狗吠声,越传越近,那位妇女才从口中吐出模糊不清的几个字:"顽军来了.
"话音才落,五六个穿便衣的顽军已冲了进来,枪口对准她的胸脯,大声吆喝.
房东老婆婆踮着小脚"笃笃笃"地从屋里跑出来,护着那个作宣传而这时手上也拿着鞋底的姑娘说:"老总,这是我的女儿.
"那些凶神恶煞的顽军哪里听她的,"托"的一枪托砸在老婆婆的腰上,转身驱赶那些女人.
而那个姑娘不管敌人的轰赶,拨开挡在身前的枪口冲过去扶起老婆婆,严厉地训斥顽军:"住手!
向老百姓发什么威有劲使出来打日本佬去!
"顽军不管老婆婆怎么说,还是把这个姑娘和其余的女人都抓走了,一起押到崔夹岙.

这个姑娘是谁她就是年仅21岁,当时任中共鄞奉县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同志.
敌人见抓到了李敏,如获至宝,满以为鄞江区的三五支队活动情况,完全可从这个文弱姑娘身上得到,这可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于是立即把李敏押到顽军队部,先把她带到一间装设考究的客厅.
李敏一进门口,抬头就见上方一块金字横匾写着"书礼传家"四个大字,匾下一虎脚的红漆茶桌,桌边一左一右放着两把红木靠椅.
屋内一穿长衫的中年男子听到脚步声,即转过身来,原来正是抓李敏的顽军营长.
这时候,那个营长满脸堆起笑来,点头哈腰地说:"请!
请!
"一边把李敏往靠椅上让.
李敏目不斜视,笔直地走过去坐到椅上.
顽军营长自我解嘲似笑非笑,坐在另一把椅上,对李敏说:"李小姐,像你这样聪明漂亮的小姐,应该到宁波、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去读书、工作,如果有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你去.
""好!
现在可以走了吗"李敏边说边站了起来.
"别……别别,"顽军营长连摇双手,"我还有话呢,只要李小姐能说出三五支队活动的情况,我们马上就可以放你.
""别做梦了.
"李敏说完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臭婆娘!
"顽军营长的笑脸一下子成了驴脸,拉得老长老长,"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给她点辣的吃吃.
"随着顽军营长的吼叫声,进来两个顽军,一个骨瘦如柴,一个矮胖如猪.
那个"柴"样的家伙一枪托砸在李敏的腰上,李敏一摇晃,强自撑住了.
那两个顽军上来,一人捉住一条胳膊,拖着她直朝刑房走去.
一进去,就把李敏放到老虎凳上,塞一块砖头,吼一声"说不说",李敏咬紧牙关不吭一声.
胖猪又加了一块砖头,李敏头一侧就昏死过去了.
"哗"一桶冷水兜头泼下,她悠悠醒来.
正好看见崔石匠的老婆也被押进来,李敏唯恐她经不起毒刑,忍着剧痛对她说:"大妈……我们情愿牺牲自己,也不要讲害人的话,牙齿咬咬,许多人性命就保住了……""啪啪啪",一阵耳光劈头盖脸而来.
紧接着敌营长狂吠:"丑婆娘,死到临头还妖言惑众,加刑.
"随之,辣椒水、竹签子,毒刑换了一样又一样.
李敏强忍疼痛,咬紧牙关,始终没说一个字.

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就下毒手了.
傍晚,天色阴沉,寒风刺骨.
残暴的顽军将李敏剥去外衣,只剩衬衣和短裤,朝着樟村押去,只见卵石路上一步一滩血印.
但李敏咬着牙坚持着,一步,一步,终于坚持到了樟村.
敌人把她绑在十字路口还未造好的店屋木柱子上,旁边站着一群紧握刺刀杀气腾腾的刽子手.
为了威吓群众,顽军还胁迫群众观看.
顽军头目满以为以死相逼,不怕李敏不招,妄想以此获得三五支队的活动情况,因此又恶狠狠地逼问:"嘿,你到底说不说全区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武装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
再不说,就叫你吃刺刀!
""要杀就杀,要刺就刺,要我说出来办不到!
杀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站起来!
"李敏斩钉截铁地回答,一边扬了扬头,让北风梳理一下她的零乱的头发.
顽军头目气得暴跳如雷,狂叫"刺!
刺!
"刺一刀,问一声"说不说",1刀、2刀、3刀……殷红的鲜血洒满大地.
群众见此惨状,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掩面哭泣.
"乡亲们不要哭!
这班只打内战不抗日的强盗快完蛋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李敏竭力高呼.
顽军头目惊恐万状,一面恫吓群众,狂叫:"不许哭,谁哭谁就是共产党.
"一面连连挥手,向愣着的士兵示意.
刽子手心慌手颤,呆若木鸡.
顽军头目一把夺过刺刀,向李敏的心胸刺去……李敏的英雄形象,使国民党顽军为之惊愕,解放后,在一份被我军搜获到的国民党小头目的信上写着"俘获女共匪","面目清秀","至死不悟,不解受毒何以如此之深"等语.
李敏被害后,国民党顽军出了告示,规定5天内不准任何人收尸埋葬.
可第二天晚上,群众就把几位烈士遗体偷运出来,葬在樟村的史家山.
五六天后,李敏生前战友赶走了顽浙保二团,回樟村把李敏等烈士的遗体重新梳整,重新安葬.
同志们发现李敏身上有27个刀孔.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纷纷传颂烈士英勇事迹.
1951年7月,党和人民政府在樟村兴建了革命烈士公墓,李敏的遗骨安葬在这里供后人瞻仰、学习.
[科技精英]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柴桥姚江岸村人.
幼即好学不辍,自缚其足于桌脚,以抑制好动.
光绪十三年(1887)考取秀才,人谑称"缚脚秀才".
中日早午战争后,在救亡图存思潮影响下,遂弃举业,自学物理、化学,冀以科学救国.
曾专门赴沪学习日语,广泛接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光绪二十五年(1889)回乡后,与虞辉祖、虞和钦、黄霖生等人在柴桥创办四明实学会,迁甬后试制黄磷获得成功,在上海浦东烂泥渡共同创办灵光造磷厂,半年后因成本过高、工厂亏损而停办.
后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与虞辉祖、虞和钦等创建中国第一所科学仪器馆.
还开设理科讲习所,传授科学知识,是为国人自办理科专修教育之始.
曾撰写《理科通证》,译有《最新化学理论》,与人编译《中国通商物产字典》.
其间与蔡元培相识相知,应邀执教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参加由蔡氏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研制炸药以供革命之需.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宁波女校.
次年,任教宁波师范、芦渎中学,并从事革命活动.
后因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在杭州休养,休栖于湖山花木之间,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此立志植物学研究.
1911年,应聘教育部参事.
后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校副教授,开课讲授植物学.
1918年起,历时5年,对福建、广东、云南、广西、安徽、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11个省区植物资源进行调查,采集1.
6万种、15万号植物标本及海洋动物标本500余种.
并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考订学名,尽储于新建的北大生物系植物标本室,开创国内学者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后以"旅行采集记"为题,在1920~1921年《地学杂志》上先后撰文10篇,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
1927年,任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副教授,兼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
其间,登上天目、四明、天台诸山,采集植物标本千余种七千余号,并在普陀山发现珍稀濒危物种鹅耳枥.
在此基础上创办浙大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植物园.
1930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参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又应北平研究院聘请,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考订古籍中的54科199种植物,撰写《说文植物类证》150余万字,被称为植物古籍考证大师.
抗战爆发后,携带部分文献资料回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1940年9月30日,病逝于柴桥家中.
一生著述颇丰,有《理科通证》、《旅行采集记》、《山海经植物》、《中华植物学》、《物贡纪略》、《近世毛诗植物解》、《植物古籍·释例注释》及《本草疏证》等.
在国际植物学界颇有影响,以其名字命名的植物属名有钟本属和观光本属.
1955年,其子钟补求将留存旧居的书籍、手稿及16柜腊叶植物标本悉数无偿捐赠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在该所和家乡柴桥小学均先后设立"观光堂",以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附记:一草一木总关情——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钟观光张如安一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清同治七年(1868)九月十九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柴桥镇姚江岸村(即今北仑区大溟村).
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我国近代化学和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钟观光的父亲钟青原,是一个小染坊主,家境并不宽裕.
钟观光早年入私塾读书,与柴桥上境的虞辉祖(1964~1921)、虞和钦(1879~1944)等伙伴们研习古诗文.
钟观光勤勉刻苦,想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念书不容易,更加珍惜光阴,自缚其足与桌腿,以抑制好动的天性.
他的寒窗苦读,打下了扎实的为学功底.
17岁时已精通诗、词、文、赋,其师欣然说:"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限量.
"光绪十三年(1887),钟观光考中了秀才,人们谑称他为"缚足秀才".
对此,钟观光并不满足,在求学路上继续奋进,这时小染坊的生意愈来愈不景气,他只好暂且辍学.

钟观光目睹清朝腐败,外患迭乘,民不聊生,感慨地说:"不能与民偕乐,何能乐也!
"甲午风云后,有识之士痛感世变日亟,非变革不足以自强,钟观光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恃旧学不足以御侮,而"科学为强国之根基",他虽然无力深造,却矢志自学理化等自然科学.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读完了由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等书籍,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
他又专程赴沪学习日语,如饥似渴,不到数月,就能通阅日文,由是知识日增,眼界大开.

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缺乏仪器,资料和资金的情况下,钟观光在柴桥虞宅设馆研究科学,与志同道合的虞辉祖,虞和钦等组织"四明实学会",学习介绍理化博物知识,后迁宁波湖西"辩志书院".
他们利用江南制造所译出的理化诸书一一实验,实验急需的玻璃管、三酸等材料药品,是钟观光与乡邻黄霖生乘太古轮到上海,辗转托外商购买而得.
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衣服鞋袜"恒为酸类所溅,斑斑焦孔",而夷然不顾.
经过多次失败,他们终于试制成功黄磷.
随即钟观光又迁居到上海,向商务大臣盛官保呈申专利,经派员考察,有"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等批语,准许专利15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钟观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上海浦东组织"灵光公司"筹建灵光造磷厂,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的第一家造磷厂.
由于当时我国的现代工业仍处在萌芽阶段,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钟观光他们虽有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终因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和药品而告停办.
钟观光并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不久毅然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与钟观浩共同翻译出版了由日本人上野编著的《中国通商物产字典》.

鉴于灵光造磷厂停办的深刻教训,光绪二十七年(1901),钟观光与虞辉祖、虞和钦联手创办了上海科学仪器馆,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馆址设在上海五马路宝善街.
起初主要销售从日本进口的仪器和药品,因为那时通晓科学者寥若晨星,上海科学仪器馆"开办月余,只有顾客一人,买货10元,实难维持",他们不得不在四马路惠福里开设"理科传习所",由钟观光、虞和钦等讲授理化博物知识、仪器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要领,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举改变了门庭冷落的局面.
蔡元培等人还到该所听过课,蔡公缘此,成为钟观光一生的良师益友.
1903年,他们在馆内设立了一个制作所,开始时只是仿制一些舶来品,并从事仪器修理,稍后逐步自制理化仪器、绘图仪器和体育用品,不久又开办标本制作所和模型制作所,制作鸟兽、昆虫、鱼虾、贝类、珊瑚等标本以及星球地形、人体肺腑、心肾骨骼等实验教学模具,提供给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汉口等地的一些高等学府,以应教学、实验之需.
为了方便用户采购,他们还想方设法分别在沈阳和汉口开设分馆.
这对我国新兴的科学事业和高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1901年春,江苏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聘请钟观光为理化教习.
在这所高校修习学生的都是"成才之士",年龄与教师差不多,有的甚至年长于教师,多数不愿上堂受课.
但由于钟观光上课讲解透澈,实验正确,激起了学员的浓厚兴趣,吸引了大批学员翕然听讲.
蒋维乔就是那时受教于钟观光的优秀分子,后来成为初级理化教员,且与钟观光长期共事.
钟观光在授课的同时,还积极向学生灌输革命救国的道理,同学听后振聋发聩,如梦方醒.

引导钟观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是蔡元培先生.
1902年3月,蔡元培与蒋观云、林少泉、王小徐等在上海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驰函各地同志赴沪,于4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
蔡、蒋诸君致电钟观光,嘱其入会,并介绍会员.
钟观光接电后,在蒋维乔、黄子年、顾倬等的鼓励下,一同赴沪入会.
由江阴南菁学堂赴沪必须渡江至北岸方可乘轮船,那天天气不好,狂风大作,浪高丈余,封江觅渡不得,但这并未压退他们锐意赴会的决心.
他们出重价雇到一只小船,渡至江心,浊浪翻空,小船时时倾侧,船中诸君衣履尽被打湿,险象环生.
但钟观光等人毫不介意,正襟危坐,从容地谈论东晋名将祖逖渡江击楫的故事,以激励意志.
渡江后他们暂寓江北芦棚,直到夜半才得知本日没有渡轮,屈指赴会之期已赶不及,于是发电复蔡、蒋诸君同时入会,信宿而归.
因此,钟观光虽然没有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大会,但他通过发电方式最早加入了这一组织.
中国教育会的宗旨是"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这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蔡元培与钟观光携手进行革命活动即由此开始,钟观光可以说是蔡元培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重要配角.

1902年冬,蔡元培、蒋观云、僧宗仰等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爱国女校,租校舍于登贤里,推蒋观云为经理(校长),不久因蒋赴日,由蔡元培继任.
爱国女校随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秘密接洽的机关.
爱国女校初创之时,学生很少,后来在蔡元培的努力下,由南洋公学学生为核心的爱国学社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入爱国女校,学生骤增.
在爱国女学校中尽义务的教员,理化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观光、虞和钦等.

1903年6月,中国教育会在爱国学社开评议会时发生冲突,蔡元培愤然离席,辞去副会长及评议会长之职,离开上海,前往青岛.
随即又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自动投狱,《苏报》被查封.
中国教育会虽未遭解散,但会员大部散去,爱国女校亦面临严竣危机.
6月18日、20日,中国教育会仅十余人在余庆里本会事务所开会,会议决定爱国女校仍继续办理,推举钟观光为义务经理,蒋维乔为副手.
据蒋维乔后来回忆说:"惟会中已不名一钱,节省开支,每月经费不过150元,分作30股,每股5元,由会员分任一股或数股,以半年为限,然当时认者,只及半数,余在分任募集.
钟先生借得开办费150元,租屋于白克路德华里,于七月初十开学,分学级为本科、预科.
"同年冬,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自青岛回沪,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
10月26日,由于爱国女校教员分任半年之款期限已到,于是在《俄事警闻》社召开教育会议,决议爱国女校明年继续办理,仍推钟观光为经理,蒋维乔为副,并决定明年聘任教员一人,添设妇学速成科,教育已嫁女子.
爱国女校因学生渐多,次年乃迁校舍,正月开学.
3月,从南洋来沪的张竹君女士,提倡女子自爱自立,应学习女工,能自生产,不依赖男子.
钟观光听到她的主张后,觉得非常新鲜,大为赞同,于是停止女校各项功课,设女工传习所,请张竹君来校专授手工三个月.
但不到一月,张竹君即运动职员及多数学生,突然离校,自行组织育贤女学校,正在发展中的爱国女校因此遭到破坏性打击.
暑假时,钟观光因公私交困,对爱国女校无力维持,向中国教育会提出辞呈,会中仍推蔡元培续任经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各地爱国志士纷纷组织爱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
1904年上半年,和黄兴领导华兴会同时,以杨笃生为首的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秘密成立了"暗杀团",立志从暗杀下手,谋刺清廷首要西太后.
暗杀团成员何海樵到沪活动,介绍蔡元培入团,随后又有苏凤安来沪试造炸药,蔡元培又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员钟观光、俞子夷等人吸收入团.
蔡元培后来回忆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
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
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凭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
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携往南京僻地试验.
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格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

为满足反清革命的需要,蔡元培将研制炸药及毒药的任务交给了钟观光、赵燏黄、俞子夷等人.
他们秘密开会,举行了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
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
"他们先以硝酸制雷汞,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
硝基棉火药制作容易,硝基甘油则屡试不成,因为硝酸、硫酸的浓度太低,钟观光的科学仪器馆只能弄到普通的.
后来他们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就利用俞子夷是短发西装,冒充日本人买来这些上好原料,连试连成.
后为暗杀团成员吴樾向清廷出国五大臣投出的第一枚炸弹,就发端于钟观光这个秘密组织的研制.

1904年下半年,钟观光辞去爱国女校校长职务后,受浙江宁波师范聘请前去教学,因被人告密,返回故里.
他认为要进行革命,少数人是不行的,"推动革命,非由国民教育入手不为功",这样,在1905年,钟观光与曹赞宸等以柴桥镇原观澜书院田产屋宇变价建造新校舍,因其地处芦江河北岸,定名为芦渎学堂.
钟观光却因办学而负债3000多银元,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钟观光旋又回上海任教,这年4月,中国教育会决议开办通学所,系补习性质,早晚上课,以便有职业者前来肄业.
初习所由钟观光任高级理化教员,蒋维乔任初级理化教员.
5月下旬,中国教育会重行选举,蔡元培任正会长,钟观光任副会长.
为偿还债款,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钟观光终日劳碌,终于积劳成疾,不断咳血.
蔡元培得知后专门成立"钟门同学会",筹款资助他赴浙江杭州疗养.

三钟观光原本主要研究理化,在杭州疗养时,散步于西子湖畔,青山绿水,草木葱茏,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的浓厚兴趣.
他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了李善兰翻译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病情好转后又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
从此,他"拈花惹草",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9年,钟观光病愈后赴宁波旅沪公学任博物教员,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理科通证》之动物篇的编辑.
随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植物学的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热带—温带—寒带连续广阔地带的国家,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并有悠久的研究历史.
中国古典植物学研究曾辉煌一时,许多成就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近代植物学却是从西方引入的.
用近代科学研究中国植物分类也始于欧洲人.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先后约有16个国家共约200人来到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大肆采集植物标本,搜集苗木、种子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外国人在中国采集了近100万号植物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记载了新发现与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仅浙东一隅,就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涉足群山峻岭,调查植物资源.
最早在华进行较大规模植物采集的苏格兰人肯宁海(J·Cunningham),于1698年和1701年两次来华,在厦门和舟山等地采得植物标本500多种.
鸦片战争后,英国园艺学家福琼曾四次来宁波、舟山采集茶种和植物标本,将大量的茶苗和其它经济植物种苗送往印度,为东印度公司的制茶工业奠定了基础.
1855年,福琼在这波采集了金钱松种子.
差不多和福琼同时,英国领事官汉斯(H·F·Hance,1827~1886)在华采集得植物标本竟达2.
2437万种,包括当时已知大部分植物种类,其中英国人郇和达均物、韩威礼、卡略思,法国传教士戴维等均曾替汉斯在宁波、舟山采集植物标本,后为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法国汉学家加略利(J·Callery)也将在舟山、宁波等地采集到的植物标本送到巴黎博物馆.
1853年,来华传教士葛雷(E·Guierry)在宁波弄到油桐和梧桐等植物种子后送往法国.
目睹外国人把大批中国植物箱捆绳载而去,我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丧失民族尊严的奇耻大辱,激发了他们奋起守卫中国植物资源大门的强烈使命感.
以钟观光、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为代表的一批植物学家,从此自强不息,不懈工作,最终使我国的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继地质学之后又一门较发达的自然科学.

为改变我国植物分类的落后面貌,钟观光首先感到作为分类学研究的基础—腊叶标本的缺乏,于是下决心从采集标本着手.
他是我国大规模采集标本的第一人,玉成其事的又离不开蔡元培先生.
1911年底,蔡元培自欧洲回国,次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邀钟观光与蒋维乔同时进部.
刚成立的教育部因南北兵事未定,暂时无事可办,乃先草拟学制,钟观光负责专科及大学规程.
他在空余时间周历京内外名山,寻觅植物,蒋维乔也常于休息日携带糇粮随钟观光步行山中数十里,自晨至暮,乐而忘返.
这年4月底,蔡元培抵北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特聘钟观光、蒋维乔协同办事,任为教育部参事,管理法令,公事较简.
据蒋维乔记述:"先生仍以余闲采集北方植物,遇休假日,蔡元培约余等游圆明园,先生挟参考书,远足经行,俨然学校师生,殆忘其为长属也.
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佯,竟日而回.
"不久,蔡元培辞职,钟、蒋也因看不惯北京内阁官僚的倾轧纷争,先后去职南归.
钟观光虽然官事无成,但他在植物标本采集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

1915年,蒋维乔至两湖考察教育,长沙高等师范学校得蒋氏推荐,派教务长专程至沪礼聘钟观光为博物教授,钟遂讲学于岳麓三年,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
其间他曾返回故乡,筹建了一所"师藏楼",并铺路修桥.
1956年由他的儿子钟补求将"师藏楼"中所藏十几柜蜡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职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从发展中国科学水平考虑的.
在理科方面,蔡元培聘任了李仲揆(四光)、任鸿隽、朱家骅等著名科学家担任教授,钟观光因偶来北京,亦被聘为生物系教授,不任课程,筹建标本馆.
这给了钟观光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良机,他感到非常兴奋,虽已年近半百,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不负众望.
"1918年2月,钟观光率领采集队出发,随行的有李力仁、张东旭、黄晓春,还有他的儿子钟补勤.
他们先去福建,登上了鼓山、方广山,足迹遍布琯头、马尾、五虎等沿海各地.
5月赴厦门,历鼓浪屿、小普陀、海澄、同安等地,于各礁石间采集了大量的海产与藻类标本,这可以说是我国近代较早的有一定规模的藻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行动.

8月,到了广州,登上白云山及鼎湖山采集,收获颇丰,途中受到粤汉铁路工程师范先生大力协助.
在新街、韶关之间采集时,岭南大学农业科学家格罗夫(GlueidmanGroff)先生闻讯邀请钟观光作学术讲演,由此结识了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梅里尔(E·D·Merrill)博士.
钟观光将新街采集的马鞭草科新属请梅里尔博士鉴定.
1932年,梅里尔为表示对钟观光的纪念,将新种定名为钟木(TsoongiaaxillarifloraMerrill),即似荆或假紫珠.
10月,钟观光一行赴惠州、博罗,计划去罗浮采集,但因途中土匪盘踞出没,而折登飞来峡,出香山县,转道江门到阳春、阳江,在阳江中学校长的帮助下避开土匪安抵闸坡.
闸坡为南粤鳞介丛生之岛,钟观光采集到了罕见的标本如日月贝、鹦鹉螺,也见到了连片繁茂的猪笼草.
12月返回广州整理标本,并与岭南大学专家一起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1919年4月,钟观光一行准备去云南考察,取道肇庆,经苍梧、南乡、灵山、陆屋、钦州、防城,渡峡到达东兴.
他们在洋务局米采臣主事官员的帮助下,不畏艰难险阻、毒虫猛兽,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边境——那良牙山,发现了我国特有的珙桐树(即鸽子树)、胭脂木等观赏树种、孑贵树种和许多木兰科珍奇树种,其中发现散生于亚热带南部的一种花香树大的乔木,经陈焕镛鉴定为木兰科新属,命名为观光木(TsoonglodendronodorumChun).
同年8月,他们从滇越路抵达昆明,后又跋山涉水,去滇池,登大华山,西行经禄丰、楚雄等十三站到达大理,登上点苍山,因路途险峻,设备简陋,奇草异卉,未能尽情采集.
再登宾州鸡足山,多少年来人们对冬虫夏草这种是虫非虫、似草非草的奇怪真菌感到迷惑不解,钟观光在那里欣喜地一睹了"庐山真面目",并找到了艽叶芸香等名贵的药用植物.
他们原计划还想赴思茅考察滇湎交界植物,因旅费不足,止于漾鼻而还.
归途中钟观光对行箧中的标本爱护备志,亲自检藏,这引起了土匪的注意,以为他们携带着什么宝货,跟踪尾随至祥云县的红崖五里坡,将钟观光一行捆绑、搜查,土匪见他们所挑行箱中皆为柴草之物,大失所望,因疑心另有所藏,用利刀威逼恫吓,钟观光从容应付,神色自若,匪徒们无奈,只好强行抢走其身上仅有的一块怀表和考察用的指南针以及随身衣物,才放他们回归.
他们复回东兴,又转上海、渡琼州,随路采集到海口、安定之间,因时间和经费有限,未能充分采集热带植物标本而返回.
路过广州时,钟观光应粤汉铁路局邀请赴韶关考察大江口森林.
1920年1月钟观光在返沪途中,因长期劳顿过度,身患肺炎,幸得及时治疗,很快得以痊愈.
如此.
钟观光历时近两年的闽、粤、滇、广的采集考察工作告一段落.

1920年8月,钟观光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
这次他们的考察范围为华中、华西地区,华中以黄山和庐山为中心,华西以峨眉山为目标.
这次考察从杭州出发,逆富春江北上,经富阳、建德、兰溪、衢州到江山,翻越仙霞岭,抵达福建二十八都,然后又折回衢州,越连岭,经石门、屯溪而登黄山,他将黄山所采的木兰科、金缕梅科等154种高等植物和49个属的蕨类植物以及菌、藻、地衣等的分布、生态、特点,均在《旅途杂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1921年,钟观光出羊栈岭经桃岭,登九华山,下抵大通转九江,沿鄱阳湖畔,采集于星子鞋山等地.
5月,钟观光到达庐山,在苍山翠谷、烟波苍茫中尽兴采集具有华中典型植物类群特征的标本.
然后溯江而上,过宜昌,入三峡,采集于巫山、奉节之间.
不料川鄂战事起,钟观光没能登上佛教圣地峨眉山,只好改向大巴山行进,无奈途中又遇土匪,不得不取道武胜关,登鸡公山,进入河南境地,经郑州、新乡、焦作、清化,越太行山抵山西晋城.
时已逾8月,气候渐寒,由于衣衫未备,只好舍去五台山,折由获嘉至开封,转经陇海,平汉路返回.

1921年9月,钟观光开始了第三次采集旅行,这次考察的范围为浙江东部地区,他从浙江海门,经临海,登天台,又出乐清,登雁荡山,抵沪时已近腊月.
至此,钟观光为北大筹建生物系和标本馆的工作暂告结束.

钟观光三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历时四年之久,北起幽燕,南至滇粤,足迹遍及11个省区.
他长途跋涉,穷幽陟险,攀藤扶葛,餐风宿露,百折不挠,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蔡公的重托.
他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
6万多种,共15万号,海产、动物标本共500余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标本300余种.
1924年,北京大学以他所采标本为基础成立了生物系,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
我国著名蕨类植物学者秦仁昌先生评论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在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
"钟观光作为我国最早自己采集植物标本,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呕心沥血筹建的北大生物标本室,开创了我国学者使用自己采集和制作的标本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新时代.
他以"旅行采集记"为题,于1920~1921年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的10篇野外考察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和重视.

1927年8月,浙江大学(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成立,聘请钟观光为教授,并兼任标本仪器部主任.
在浙大期间,钟观光除了授课外,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工作,为此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植物标本的采集和鉴定工作上.
他多次率领采集队深入浙江东、西天目山、四明山、天台山、南北雁荡山及普陀岛等地,采得本省植物标本7000多号,并于当年建立了浙大劳农学院植物标本室.
1930年5月,钟观光考察浙江东南沿海诸岛时,在普陀佛顶山采集到一棵我省特有珍稀濒危树种,后经林业学家郑万钧教授鉴定,正式定名为"普陀鹅耳枥",现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
另一方面,钟观光又广泛挖掘树苗和采集种子,筹建了笕桥植物园.
笕桥植物园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植物园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校办植物园,占地50余亩,钟观光亲自规划,园内分为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水生植物三大区系,各区内植物均按科为单位顺序排列,按其生长习性错落有致地种植,种类达千余种,每种植物均挂牌标识中文名、古名、拉丁学名及所属科名.
笕桥植物园的技术工作由他的大儿子钟补勤和陈谋、张东旭负责,它的建立为学生学习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实习条件.
钟观光在办好植物园和标本室的同时,还经常制作大批腊叶标本,运到上海"实学通艺馆",供应各地大、中学校的急需,从而改变了过去依赖日本进口的状况.

四1931年,钟观光应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邀请任研究教授,并参加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进行植物科属名称的订正工作.
同年秋,钟观光应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的邀请,被聘为专任研究员,再度来到北京.
从此,年逾花甲的钟观光主要投身于我国古籍中植物名实的考订研究.

钟观光对唐代宁波乡贤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评价甚高,有意从《政和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中辑为一编,惜终未完成.
但他对古典植物学的扛鼎之作《本草纲目》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田野调查和药材辨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写成《疏证》23卷.
此外,钟观光还着手对古典名著《诗经》、《尔雅》、《离骚》中所记载的植物进行详细考证,写成了《植物中名考证》14卷手稿,考订了146个科的高等植物和苔藓、藻类、菌类、地衣.
他的另一部著作《说文植物类证》二卷,考订了54个科的199种植物.
钟观光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著述还有《尔雅释例》、《近代毛诗植物解》、《植物》、《有关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书目》、《名实图考校录》等,留下厚达52卷150多万字的手稿.

钟观光是以近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植物,并用拉丁文注上名词名称,再结合采集标本的情况,注明植物的产地、果实、采期等,方法新颖,见解独到.
如他考订"牡蒿",指出它属紫威科而非菊科蒿属植物,河北诸省田野所生尤繁;考订"荷",指出陆玑以藕为荷之根的疏误,按近代的植物形态学,藕实应为荷的地上茎.
钟观光的科学考订,富有广度和深度,为推进我国古典植物学的研究、厘清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植物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他还为日本翻译中国古籍原著涉及的植物名称的疏误一一订正,也受到彼邦学者的赞扬.

钟观光晚年的研究兼及药物学,除了考订古籍药物名称之外,还被同仁堂和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聘请进行草药性效研究.
为了将异物同名、真假之品辨明,年近七旬的老人又风尘仆仆专程赴祁州进行生药考察.

1936年,壮心不已的钟观光长途跋涉去湖南进行林木考察,对平原、高山、荒陵地带一百几十种植物生长状况进行调查,写出了《湖南林木调查报告》一文,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楠木生长的令人忧虑的状况以及保护的办法.
这次考察之后,他本想再度去庐山考察,由于战乱未能如愿,但他献身科学的精神令后人钦敬不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北平,科学研究已无法进行.
钟观光先是去门头沟避难,后又被迫携带文献资料以及部分标本南撤.
在战乱中,他的许多重要书籍、著作、手稿、日记损失严重,在北平留下的好几大箱书籍、资料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废物垫在碉堡里,使他的多年心血凝成的结晶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疾首.
钟观光回到故乡后,继续孜孜不倦地对古籍记载的植物进行考证、疏释和续写《本草疏证》,但苦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难有很大进展,许多疑义之处只能"臆为论断",他不得不叹惜:"非俟难平之后,不能为力也"然而日本侵略者妄图尽快亡我中华,形势愈趋紧张,南京、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
钟观光心伤国难,万分痛苦.
1940年7月,日寇首次在镇海登陆,同年9月30日,这位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的著名科学家,在忧伤中去世,享年73岁.

钟观光将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我国的植物学研究,无愧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在他的影响和教诲下,大儿子钟补勤和三儿子钟补求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奋进,其中钟补求的成就尤为出色.

钟补求(1906~1981),22岁在杭州西湖博览会植物部当管理员,以后又担任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室的管理员,渐渐地爱上了植物专业,通过刻苦钻研,进步很快.
1934年,钟补求担任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次上黄山考察和采集,先后发表了《黄山植物名录》和《黄山植物续志》.
1935年,钟补求发表《中国桔梗科植物之初步研究》一文,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桔梗科植物的学者,为以后的同项研究开创了道路.
抗战爆发前夕,钟补求随研究所一起内迁陕西武功,临行前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殷切地嘱咐他一定要为祖国的植物学事业努力奋斗,不可半途而废.
钟补求到陕西后,在父亲足迹未至的秦岭进了大量的考察和采集工作,前后采得5400多号植物标本,其间还受刘慎谔先生委派,与西北农学院王凤亭先生等筹建一座植物园.
1947年,钟补求任陕西武功植物研究所所长,派赴英国皇家邱园植物园进修,获博士学位.
1950年10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并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深入西藏腹地进行科学考察的植物学家之一,在西藏采得植物标本约5000号.

钟补求是我国玄参科研究的权威,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文章,并主持编写了《中国植物志》中玄参科部分的第67卷第二分册和第68卷.
他对玄参科马先蒿属的研究尤其精辟.
20世纪50年代,发表《马先蒿(Pedicularis)的一个新系统》的著名论文,这是在李惠林的《中国马先蒿属的重订》(1948~1949)一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钟补求根据花冠形态、叶序的变化及物种分布式样,论证了物种的形成、该属起源中心及种间关系;根据形态、亲缘和地理分布资料,利用生物统计学证据,提出了马先蒿发生中心,建立了马先蒿属的新系统;对泊兰氏经向分布线路的投射线路的理论作了详尽的研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植物的海拔分布,通过抗性理论,来证明系统排列合乎亲缘关系的一种方法探讨等.
钟补求的这篇论文为我国多学科综合研究植物进化开创了先例,荣获1956年我国第一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英国皇家邱园植物院也称誉他是"世界马先蒿权威".
钟补求在豆科槐必的研究上也造诣很深,发表了《中国槐属的研究》等重要论文,并系统研究了全世界的槐属植物,也是世界上槐属研究的权威.
钟观光、钟补求父子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饮誉国内外,他们筚路蓝褛,呕心沥血,为中国植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志坚(1928~)北仑柴桥人.
1951年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1953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1958年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工作至今.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和微电子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半导体分会副理事长以及几个国家实验室,973计划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成员等职.

李志坚在清华园已度过了40多个春秋.
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清华大学校庆日,对李志坚来说,不仅有对校友欢聚的喜悦,更有对其学科成果倍出的欣慰.
当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他的导师、苏联科学院院士列比捷夫要求他用两年时间补习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等基础理论,而李志坚仅用半年时间就通过了这些课程,提前一年半进入了研究课题——薄膜电导和光电导机理及器件研究.
他一头扎进实验室,自己设计,创造条件,制造出真空度达10‐10托的全玻璃真空系统.
他改进的小电流测量设备可测到10‐15A数量级.
这些在当时均属国际最高水平.
他还提出了多晶膜晶粒间电子势垒模型.
回国后,他立即投入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的创建工作.
他和师生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一年多,首次在我国用四氧化硅还原法获得了高纯度多晶硅,拉出了第一根钨丝区熔单晶硅.
1961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硅合金晶体管.
1964年又研制成功硅平面高反压晶体管并着手集成电路的研制.
1980年,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建立,李志坚先后任副所长、所长.
20世纪80年代,他领导研制出1K、4K、16K位SARM,8位、16位微处理器和2KEEPROM、通讯专用集成电路等大规模集成电路.
1990年,研制成1兆位只读存储器汉字库,第一次使集成度突破百万元件大关.
李志坚还从事多项研究课题,取得重要成果,出专著四部,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先后获得过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陈嘉康信息科学奖、向梁向利科技进步奖等.

附记:中国IC技术的奠基人景致青少年趣事和李老联系采访很顺利,一讲明意图,他就答应了.
我长舒了口气:要知道,这是我所联系的10多位采访对象中最"爽快"的一位.
由于"天下宁波人"的采访对象都是名人,联系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接下来,李老还详细告诉了我去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具体路径.

北京的9月秋高气爽,当我如约来到清华微电子研究所时,76岁高龄的李老已等在办公室了,整个采访就在令人感动的"早"字上开始.
早年上学到初一时,由于日寇入侵,李老随家人逃到了鄞州陶公山.
坚持自学一年多.
日寇投降后,初中基本靠自学的他居然考入了当时的鄞县中学.
上学一年后,因家境艰难,父亲又不让他上学了,辍学后的李老又坚持了逃难时的绝活——自学,最后感动了父亲,休学半年后他又上学了.
1947年,李老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1953年,李老被派往列宁格勒大学留学,导师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列比捷夫.
刚去时,难题又摆在了李老面前:当年在大学学的外语是英语,当时中国大学本科4年而苏联5年,因此固体力学、电路技术等专业课根本就没学过.
见面后,导师把一批书目给李老,说一年后通过考试了再来做课题吧.
于是,李老的自学绝活又派上用场:半年时间他就通过了语言和专业考试,这下,连导师对他也有点刮目相看了.

还有比这些往事更有趣的.
李老告诉我,留学苏联前政审时,他解放前曾做过小商人的父亲还属劳动人民范畴,他去了苏联后父亲就被划成了"反革命";他留学回国就业时,父亲又划回了劳动人民阵营,"文革"中又再次被划为"反革命".
李老笑言自己一生很幸运:当年就有原定留学的同龄人因政审而被刷掉;归国后还有因家庭出身而被区别安排的!

古稀之年话年少,幸运与否的确耐人寻味,然而此后的辉煌,李老却是把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成了我国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奠基中国IC事业拥有IC电话卡,你可以畅通无阻地拨打任何公用电话.
而实现国内这些技术变革的领军人物就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李志坚.
按李老的说法,IC电话卡现在只是集成电路中一项平常的技术产品了.

李老在浙大上学时就受教于王淦昌等名师,留学时攻读副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列比捷夫,1958年回国后又工作于根深叶茂的清华园,这一切为他未来的辉煌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而李老的个人才华在获得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中已显露出来:他提出的晶粒间界理论,至今还被同行所推崇.

1958年回国后,他在清华立斋几间由学生宿舍改成的空房子里,夜以继日地干了1年多,首次在国内用四氯化硅氢还原法获得了高纯多晶硅,拉出了第一根钨丝区熔单位硅.
1959年,时年仅30多岁的李志坚出任清华310(即半导体)教研组主任,从规划师资队伍到建设专业实验室,这些都为今后几十年清华在微电子领域的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等走在国内前列奠定了基础.
1961年,在李老带领下,清华又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了硅合金晶体管,1964年研制成功的硅平面高反压晶体管,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到1966年"文革"前,李老领军的清华半导体教研室的硅平面高反压晶体管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TTL集成电路研制的样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此后他又开始着手集成电路的研究.
"六五"期间,李老领导并直接参与了多种静态存储器、8位和16位高速处理器和2KEEPROM、通信专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七五"期间,李老又领导攻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国内建起了第一条1-1.
5微米CMOS研制线,并研制出了1兆汉字ROM汉字库,第一次使集成度突破了百万只晶体管大关,从而使我国的集成电路研制水平进入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
李老还开发出了3微米和1微米成套集成电路和芯片技术,指导并发明了半导体红外高速退火技术和设备.
1990年,他在世界上首次把光电池与马达集成在一个硅芯片上而研制出国内首个MENS-硅微马达;1994年他又研制出硅微麦克风.
目前虽已年近古稀,李老还在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等.
他形象地告诉记者,将来完全可以把电脑、手机等集中在一块手表大小的便携设备上面,发展系统集成,向仿生智能方向发展.

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到上世纪90年代后的集成系统,李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推动了我国微电子事业的巨大发展,他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荣誉和称号.
1980年作为全国高校惟一代表,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亲自到李老家拜年;1997年,当时的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亲自为他颁发了陈嘉庆信息奖;2000年,李老又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李老从教40多年还为我国的集成电路事业培养了无数接班人,中国科学院郑厚植院士、吴德馨院士,均师出李老门下.

宁波的骄傲在我国微电子事业的发展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均出自宁波,而且巧合的是,李志坚和王阳元都是北仑柴桥人,两人的老家相距仅几百米.
他们在我国的微电子事业上精诚团结,互相欣赏,共谋发展.
记者把采访中获知的这一消息与两位院士的博士生谈起时,他们也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李老近年因年事已高,回宁波老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说起月湖、天一广场、滕头村等,他记得都很清楚.
李老特别感谢晚报,他说,京城许多老宁波聚会时,说的一些家乡事基本上都是从晚报上看来的.
对这些年宁波的发展,李老如数家珍.
但他话峰一转提出:科普教育和文化素养也要跟上,否则宁波就很难和谐发展了.
李老还特别提醒:一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不能只看公布的数字,关键还要看增长的持续力、城市的文明程度.
因此,他建议宁波要向内涵式、可持续地科学发展方向转变.

杨雄里1941年10月出生,祖籍北仑小港.
1958~1960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
1980~1982年去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进修,获学术博士学位.
1985~1987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贝勒医学院从事合作研究.
历任研究员、所长等职.
1988年,杨雄里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生理学报》、《中国神经科学》主编,"ProgressinNeurobiology"(ImpactFactor=5.
69),"JapaneseJournalofPhysiology"(IF=1.
3)编委,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亚太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理事、攀登项目"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首席科学家,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
兼任美国贝勒医学院、北大、复旦、中国科大、交大、浙大等国内外20所院校的顾问教授或兼职客座教授及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杨雄里长期从事视觉神经机制的研究,涉及色觉的心理物理、视网膜电图、视网膜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他应用微电极细胞内记录、染色技术,并与药理、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从不同侧面对视网膜中信息传递的调控在几个层面上进行了系统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专著5本,译著多部.
他在水平细胞所接收的光感受信号及其相互作用等方面有新的发现,修正了传统的观点.
此项研究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与合作者首先报道视杆——视锥间电耦合因背景光而增强,在国际上被列为八十年代视网膜研究中的突出成果.
他率先发现了视觉信号在暗中受压抑的新现象,并对网间细胞及几种神经调质参与的机制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分析.
此项研究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近年来,杨雄里与同事和同学们应用多种现代技术,进一步对视网膜中水平细胞和双极细胞上神经传递物质受体的亚型及其活动的调制进行了系统研究.
国际学术界评论杨的研究成果是"对视网膜功能的认识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对其基金申请的评审意见).

吴祖泽1935年10月生于北仑小港.
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军队实验血液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和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高中学习期间,居里夫人、巴斯德等科学家的传记《为了生命》等描述科学家奋斗的影片,给吴祖泽以深深的启迪,并使他发奋学习.
在高二,他自修完了高三的课程,学年末以同等学历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考,并被山东大学化学系录取.
所学的物理化学专业,培养了他思考、分析、归纳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方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我国核能生产和核武器研制的迅速发展,吴祖泽毕业后就参加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学医学研究所的建所工作.
由于研究任务的需要,吴祖泽经历了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多次变动.
60年代初,国内放射生物学研究兴起.
为了阐明哺乳动物细胞受电离辐射损伤有很高敏感性的机理,很多学者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在脱氧核糖核酸(DNA)上面.
为了取得比较天然的核酸样品,吴祖泽和一位技术员长期工作在0~2C.
的冷室中,经过反复实验,得出一个新的观点,即DNP中的蛋白质有可能通过能量传递等机理加强对其中DNA的辐射损伤.
这一现象在辐射损伤原发机理研究中是有意义的.

随着放射医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吴祖泽由研究辐射生物化学转向放射病的实验治疗.
他的一篇《综述放射损伤中造血干细胞的损伤与恢复》,启动了我国对造血干细胞的研究.
1973年,吴祖泽作为首批访英学者在曼彻斯特城的派脱生肿瘤研究所随国际著名血液学家LajthaLG进修细胞动力学.
他的第一篇论文《低剂量率Y线连续照射下造血干细胞动力学》在国际放射生物学杂志发表后,取得了很大反响,至今还被国内外文献引用.
吴祖泽不仅在我国血液学研究领域首先引入并传播了造血干细胞的理论和技术,还系统研究了造血干细胞的辐射损伤与恢复;与人合作完成了世界上首例胎肝移植对急性重度骨髓型放射病人的成功治疗;牵头组织了全军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协作攻关,推进了国内肝胎移植与自体循环血造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的临床应用;克隆并测定了中国人高活性粒系集落刺激因子CDNA,并实现其高效表达;发现了造血细胞生长因子的发育相关进化以及细胞活性因子与受体间的协同进化规律等.
在医学研究的同时,还著有《造血细胞动力学概论》,主编《造血干细胞移植基础》、《血液生理》等专著.

贺贤士1937年9月出生,祖籍北仑新碶.
1954年镇海中学初中毕业后,求学于宁波一中.
1957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
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工作.
1986年6月~1987年11月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系和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7年11~12月任比利时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进行讲学.
历任研究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副所长,国家高技术计划ICF立项论证专家组组长等职.
现任北京市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首席科学家.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贺贤士主要从事核武器物理理论、核聚变与等离子物理、理论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在长期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中,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课题的研究任务,特别在国家重大任务的研究中,为原理突破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组织领导了全国范围的ICF研究工作,在ICF立项论证、开拓ICF研究领域等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国际同行的很高评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方面,他建立了从动力论(kenitics)出发研究电磁波与等离子体斑图(Pattern)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对自生磁场、粒子加速机制、等离子体湍流等一系列重要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受到了国际上很高评价.
在非线性科学研究方面,他主持国家攀登计划"非线性科学"项目大课题的研究.
他与研究组成员一起,在保守系统斑图竞争动力学与时空混沌前沿领域研究中取得多项国际水平的成果.
在惯性约束聚变离子物理、非线性科学等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次应邀在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邀请报告,并多次担任国际会议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国际会议主席或合作主席等.

1999年,贺贤士回到离别37年的母校浙江大学兼任理学院院长.
为把浙江大学建成国际一流大学,他深感任重道远.
贺贤士是中国核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非线性科学"项目专家委员会成员,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高技术"863"ICF主题专家组成员、秘书长.
他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很多论文受到国内外好评并被多次引用.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部委级奖七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附记:于无声处听惊雷景致艰难困苦铸成辉煌人生采访贺老时,正好是他在刚闭幕的中科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当选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不久,我向他祝贺,贺老淡淡地笑笑说,这是个服务性的岗位,没什么特别之处.
也许正是这种平和,他一生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以致从面貌上看,今年已67岁的贺老似乎只有50多岁.
但贺老告诉我,他有不轻的萎缩性胃炎和高血压等病.
我后来知道,这都是他长期以来玩命的工作,艰苦的环境所致.

贺老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又过继给姑姑,成为两家合一的儿子,他在北仑一所小学毕业后,为躲避战乱又在乡下辍学两年.
1951年,时局平静后他先后在辛成中学(今镇海中学)、宁波中学读完初中、高中,1957年考取了浙大,1962年毕业刚留校的他,忽然接到"神秘"调令:去北京九所.
从此,贺老就与祖国的国防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即使在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相继引爆后,家乡很少有人知道他.
而对他所经历的艰苦岁月,知道者就更少了.

1984年以前,由于北京住房条件差,贺老一家三代人在一间只有18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一住就是好多年.
贺老说,每天晚上睡觉时,他母亲和女儿的那张床,老人是拿木板加的床,早晨起来又要拆掉,否则家里人进出调不转身.
于是,一天24小时,贺老除吃饭和睡觉外,其他时间就在单位中度过.
70年代有段时间,他甚至就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四川的穷乡僻壤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有几年,他与孩子、夫人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
贺老现在身体上的一些病灶,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甚至到后来,贺老的两个孩子都不愿学物理,认为"物理太苦了";同为浙大校友、宁波老乡的夫人李敏,为照顾贺老的工作和孩子,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提起这些,贺老说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挺内疚.

牺牲了个人、家庭的幸福,推动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除了参与震惊世界的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研制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首席科学家,贺老领导国家"563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专家组工作,为我国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中,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电磁波产生自生磁场的正确表达式及首次导得立方-五次方非线性薛定谔方程和它的孤立波解,并获得了粒子在弧立波中加速成机制等多项创造性成果.
在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近可积哈密顿系统斑图动力学和时空混沌研究,探索了其间的关联性,发现了进化到时空混沌的一种途径.

宁波学子应胸怀祖国采访期间,正是今年高考填报志愿前后,听到宁波一些学生不愿意到外地读大学,贺老言辞恳切地劝说家乡的人应该胸怀祖国,勇敢地走出去.
于是,贺老以身说法,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962年,当时接到去北京的调令后,他也是很矛盾:北京气候不如家乡好、北方饭菜可能吃不惯、离家人远……总之,刚开始他也担心不少,但在服从国家需要的召唤下,他去了.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竟是在王淦昌、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物理学家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从他们身上,他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这些大师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法、严谨的科研作风以及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的精神,而这一切,使他终生受益.
贺老认真地对我说,"那时我若不去,今天就可能成不了院士".
听说宁波有许多院士,贺老很高兴,也使他对家乡的年轻人寄予更多的希望.
现在兼任浙大理学院院长的他,希望能培养更多的家乡学子成为国家栋梁.
在2003年9月24日的理学院研究生新大会上,热爱祖国成了他给家乡学子们说的第一句话.

贺老对我说,出国回来后,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并不笨,他说,我们暂时的落后主要是历史所致,代代中国人都应该为强国、富国而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贺老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访问期满后,对方想留下他,种种物质上的待遇是国内无法相比的,但他还是准时回国了,他告诉我,有一种感动足慰平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后,贺老和所里的同事们都很激动,当天中午,他们走出单位准备去吃饭时,忽然看到门前地上有人用粉笔密密麻麻写下大片感谢他们的话(此前,因为单位身份特殊,他们一直以为周围居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贺老说那一幕感动对他的震撼是身居海外无法体会到的!

记者采访期间,不时有电话打进来,有国际学术性会议邀请他做主席的.
贺老对我说,现在在美国开的一些学术会议,他不会去,他难以接受进入美国要按指纹的作法.
的确,对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老人来说,贺老对爱国、强国、富国更有着别人难以体会的赤子之情.
家乡的人才培养应该多样化2000年秋季,经多方邀请,贺老出任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当时,他是以中科院院士身份出任国内高职学院院长的第一人.
当年他刚出任宁职院院长时,我曾坦率地问过他"您一直都在搞理论物理研究,高职是全新的另一种教育,您能适应吗""有什么打算"当时,贺老也很坦率地对我说,对高职教育的确不了解,但他会努力去实践的.

担任宁职院落院长4年里,贺老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告诉记者,我国现有的1000多所全日制高校中,只有几十所可以归为研究型大学,其余的大学定位不太清楚,但都千方百计往研究型大学上靠,这对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很不利.
高职院校应该培养经济建设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技术问题,这才是高职教育的生命力所在.

如今,4年过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已成为全国仅有的30多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北仑区的网上技术市场也设在了这里,毕业生就业率连年达到100%,谈起这些,贺老很高兴,他说这些学生对家乡目前所起的作用不亚于自己为家乡多培养几个研究生.

但贺老仍有忧虑,他说,对高职教育,现在大家的认识虽有了很大提高,但社会上的偏见仍不少,缺少公平的竞争机制,比如在招生录取上,把高职人为地放在后一批等.
贺老还有亲人在北仑,他也常来宁波,让他倍感振奋的是,每次来宁波、北仑都发现变化不小.
不知是年龄大了,还是家乡的发展太吸引他了,贺老还告诉记者:"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真想回家乡生活.
"王阳元1935年1月出生,祖籍北仑柴桥.
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1982~1983年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任访问学者.
现任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20世纪70年代初,为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从事集成电路研究的王阳元和他的爱人、研制操作系统主持人杨芙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及软件工程专家)同赴200号基地.
为了工作,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送到外地的父母家抚养,让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独自守着只有16平方米的家.
生了病,床边是一条方凳,凳上放一杯水、一包药、一块小表.
儿子寄托在小学教师食堂吃饭,常常等教师食堂开门后抓起一个馒头,边啃边往家里跑.
一天早晨,邻居看到他的孩子正在啃发霉的馒头,硬是连哄带骗用一碗粥换了下来.
王阳元每两周的休息日回家,看到孩子身上已长了虱子.
为了研制出"百万次",夫妻俩把孩子接到200号,上了农村小学,一家三口各自吃食堂,深夜才能见到熟睡的孩子.

70年代中期,王阳元主持研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三种类型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被认为是我国MOS硅栅N沟道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阳元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工艺、新器件和新结构及其应用基础理论领域,不断开展系统的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如作为全国ICCAD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阳元组织领导ICCAD科技攻关,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集成化ULSIICCAD系统(三级系统),为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王阳元在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15项重大成果,有14项获得国家和部委级奖励.

王阳元是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半导体与集成技术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半导体学报》副主编,美国ISSCC(国际固态电路会议)远东程序委员会委员,国家产业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IEEE和《电子学报》(英文版)高级会员.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为夫妻院士,王阳元和杨芙清互相支持、鼓励和帮助.
他们说:"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宝贵的源泉.
我们搞科学研究就应当取之于朴素的自然,还之于自然,创造一个更高层次的自然化社会.
我们全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为国家的高科技发展和产业建设贡献力量.
"附记:执着中国芯景致执著人生中芯教父当我一进王阳元的办公室,便感到他是一个执着的人,"终生努力,便成天才"、发展未有穷期、奋斗永不言止",这幅幅题词如猎猎旌旗,无声地宣告着主人的人生信条.
王老师的执着源起甬江之滨的家训:"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执真.
"它像准绳一样,一起步便比量着王阳元的人生轨迹.
因此,自上小学起,他的学习便十分认真,成绩相当优秀.
1947年,王阳元以镇海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宁波中学.

宁中六年,王阳元的人生目标开始清晰:他以耕耘宇宙的雄心壮志,在《未来的科学家——宇耕在成长》的作文中,以宇耕的笔名,抒发了自己渴望成为科学家的少年豪情.
高中毕业时,王阳元三个志愿全填了北大,终于如愿以偿,被北大物理系录取.
执著的追求带来了难得的回报,王阳元入学初,正值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不久,北大物理系聚集了一批全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大师:黄昆、王竹溪、褚圣麟、虞福春、周光召、徐献瑜.
王阳元荣幸地被列为北大物理系首批重点培养的学生,聆听着一位位享誉世界的大师们字字珠玑的教诲.

20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刚刚发明,微电子学的价值还难得到体现.
坚持几年后,有些同伴放弃了,但王阳元没有,他与同事们经调研后,决心研制硅栅N沟道1024位MOS随机存储器,并出任该课题领导小组组长.
1975年,我国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问世,这一被称为是我国MOS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它比Intel公司研制的硅栅N沟道MOSDRAM只晚了4年!
而王阳元他们是在没有净化室、没有先进设备的条件下,执著到了如殉教般的牺牲精神来取得这些成果的:当每一项工作的完成,王阳元的十二指肠溃疡会一次次地大出血……上世纪80年代,王阳元出任全国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委员会主任,领军奋战6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按软件工程方法开发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使我国继美、欧、日后进入到能自行开发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先进行列.
1996年,王阳元又出任了国家微米/纳米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再次鏖战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与集成电路设计兼容的微机电系统设计平台和加工平台.

2000年,王阳元作为奠基人之一创建了中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工厂——"中芯国际".
2003年,中芯国际被世界知名的《半导体国际》杂志评为全球"2003年度最佳半导体厂"之一.
《半导体国际》杂志在对中芯国际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中芯国际把中国与全球权威者的差距由原来的4~5代缩小到仅剩1~2代.
"院士夫妇博士之家王阳元和爱人杨芙清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都是博士.
在他家客厅墙上最抢眼的位置,有一张一家六口的"合影",王阳元和夫人杨芙清穿着导师服,四个孩子穿着博士服,"但实际上它是由三对夫妇的三张照片拼在一起的".
王老师对我说:"实在是太忙了,一家人难得有闲暇聚在一起照张真正的合影啊"!
我恭喜王老师教子有方,他说其实是自己一直对孩子很愧疚,两个孩子都是靠岳父母和父母带大的.
说起儿子王平10岁那年,独自病倒在床上,床头上放着半个发了霉的馒头的故事,王阳元的眼中忽然涌满了泪水.
"当然,也可能是不言之教吧",王老师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们家的学习气氛一直很浓,以致女儿小时候有次到亲戚家过周末,只过了半天就跑回家了,因为"亲戚家太吵,竟然没有人学习".
的确,几十年来如一日,书房里两盏昏黄的小台灯,夫妇俩伏案深思的书香熏陶,当事人乐在其中,近朱者焉能不赤对学术执著一生,其他方面王老师一家却有点得过且过.
采访中我特别留意:王老师在北大微电子研究院大楼的办公室,纯粹是在原来三层楼上再加上去的,房顶很低,外墙面水泥也大片脱落.
王老师说现在装空调后已好多了,以前他的加层办公室经常是冬冷夏热.
同样的,做为中芯国际的董事长,王老师不持一份股份、没有一分钱薪水、不参与经营管理,他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着整个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杨芙清现任北大信息与工程科学部主任,王老师的微电子学系和北大微电子研究院归口信息与工程学部,杨芙清院士还是王老师的"领导",而且比王老师评上院士还早4年,我开玩笑问王老师当年怎么发现这么个绩优股的王老师毫不避讳,爽朗地告诉我,他们当年都是在学生会的工作中相识相知,而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最终让两个人走到一起.

关爱学子情系故乡王老师1935年1月1日出生于宁波柴桥镇,元旦生日,祖父给他起名为阳元.
如今,母亲还生活在柴桥,王老师每年都回来看望老人.
去年,他还回母校宁波中学参加了毕业50周年聚会.
说起宁中,王老师感情很深,宁中治学严谨,图书馆博大精深,老师们身正学高,宁中六年,他养成了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坚定了他成为科学家的人生信念.
回顾自己的求学成才之路,王老师并推宁中和北大.
1999年,王老师和爱人一起捐出了自己获得的奖金,如今,每年颁发40余万元,奖励北大的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北大的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励基金,已成了北大每年奖励额度最大的奖学奖教基金.
王老师私下告诉我,他下一个愿望是经济许可了,有钱了,想在宁中设立一个奖学奖教基会.

中芯国际这样的投资项目高达10多亿美元,产业附加值也很高,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京沪等地政府都在极力争取他,我问王老师又没有考虑过能给故乡分杯羹,他很认真地说:想过,但乡情不能影响理性.
由于芯片制造的技术、环境、人才等要求极高,宁波目前不合适.
但记者发现,王老师案头上有宁波开发区、科技局和一些企业负责人的名片.
这些年,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王老师也成了我市发展的高参,我市一些行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等,都离不开他的参与.

采访结束后,王老师忽然又给我送上幅题词,托我送给家乡的中学生.
"做学问,搞研究,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遇到困难,要科学分析,千方百计地去解决困难.
终生努力,必有所成.
"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他送给家乡学子的又何尝不是更值得期待的未来呢於崇文1924年2月出生,祖籍北仑大碶.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元素地球化学区域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球热力学与动力学数据委员会常务委员,地质矿产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了发展我国的地质科学,於崇文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与石头打了半个世纪交道.
於崇文早年提出"地质作用与时——空结构是地质现象的本质与核心"的理论观点,并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建立新的地球化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应用于区域地球化学和矿床地球化学研究,开辟了地球化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他在我国率先研究"成矿作用非线性动力学",揭示成矿作用的驱动力、进行的速率和机制及其时间演化和空间展布,开拓了矿床成因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的新领域.

於崇文性格开朗、工作执着,认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文革"十年期间,尽管遭受磨难,还继续研究,跑图书馆,硬是记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近年来,於崇文又将复杂性科学应用于地球系统,提出"固体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与自组织临界性"的新命题,并应用于矿产资源研究,发现"大型矿床和矿集区在混沌边缘",是矿床成因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上的一项重要突破.
20世纪末,他又将上述命题拓宽并推广到广义地质作用和整个地质系统,提出地球科学的复杂性理论:"地质作用的自组织临界过程动力学——地质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并将它应用于中国东部壳——幔系统的复杂性探索.
在我国系统全面地引进数学地质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地质科学的定量化.

於崇文的代表作有《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云南个旧锡——多金属成矿区内生成矿作用的动力学体系》和《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等5部,还有数十篇论文.
他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一、二等奖10项,1991年被授予我国地质科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乐嘉陵1936年3月出生,祖籍北仑小港.
1964年北京航空学院研究生毕业.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
乐嘉陵长期从事高超声速气动地面试验设备的研制及战略武器、运载火箭的气动理论和实验研究.
他主持和领导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为我国解决卫星、运载火箭等的关键气动问题奠定了基础.
他经济奏效地开展运载火箭气动实验研究和现场测量,解决了一些难度较大的气动设计问题,通过地面试验和高超声速非平衡流的研究,取得了入突防气动物理的重要进展,领导发展了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技术,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乐嘉陵说,自己初中阶段学业成绩平平,高一开始,偶然几天专心致志演习三角习题,使测验成绩大有起色,从而悟一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从此,他的学业突飞猛进.
这一格言,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1954年,乐嘉陵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1960年,考取研究生.
在选修课中,自然辩证法的启蒙又使他终生受益.

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乐嘉陵被分配到航天部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
开始时他选择理论研究,而在实践中,他体会到要解决工程问题,实验往往是更有效的手段.
从此,十多年来,他走上了一条实验研究的道路.

1971年,乐嘉陵投入了在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建立现代化科学试验基地的一场巨大变革.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没有厂房,自己盖.
厨房缺人,他还给厨师当助手,为民工煮饭.
长期的夫妻分居,他成为单位里有名单身汉.
说起这段经历,乐嘉陵认为,我国空气动力学技术发展来之不易.
他说:"从大学毕业至今40年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与科研实践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我国科研条件下对空气动力学认识的深化过程.
这就是理论、实践、理论和实践再结合的能动的认识过程.
虽然这一认识过程几乎付出我毕生的精力,但我十分庆幸在这一辨证唯物认识论的思想指导下自己所选择的正确方向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我将坚定地继续沿着这一方向有所前进,有所发现.
"施展1967年5月生于北仑白峰峙头中宅村.
从峙头小学毕业后,跳过初中,被镇海中学破格直接录取为高一新生.
两年后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86年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推荐他赴法国巴黎玛丽·居里大学学习,1988年21岁时攻克国际难题"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
1990年获博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工作.
现为玛丽·居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过国际一流数学论文50余篇,顶级论文7篇,为国际顶级数学论文的审稿人.

附记:从数学神童到世界名校教授胡晓新不会放弃数学还是一脸谦和的笑容,还是一身质朴的装束,仍旧年轻的面庞,仍旧睿智的眼睛……近日记者在北仑区郭巨峙头中宅村见到了回家探亲的旅法学者施展,与十几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的外在变化真的不大.

峙头中宅村位于穿山半岛的末端,是当地最偏僻的山村之一,从宁波出发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其间还得经过一段陡峭的盘山公路,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湛蓝深邃的大海——通往北仑港的深水航道就在这一带.
尽管施展已在国外生活了20年,比在国内的时间还长,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直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着他.
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总有一天会回到故乡,"注目故乡的山水,亲吻故乡的土地".
施展说,今年的活动都排满了,除了教学,就是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5月份去柏林、波兰,6月份去芬兰、匈牙利等.
作为世界上最大概率实验室的前沿科学家,施展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经常自费参加这类学术会议.
这类会议对他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能开阔眼界少走弯路.

"从事数学研究必须倾注全部的精力,淘汰率也非常高.
这些年的工作要说一点不苦不是实话,但总的来说乐大于苦.
我不会放弃数学,我会把数学研究当做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从神童到少年大学生施展在学龄前就显示出数学天赋.
小学5年级起,施展开始自学代数、几何.
在自学中,施展经常碰到难题,开始父母还能解答,没多久,连初中老师也不能让他满意了.
他爸爸只好用自行车带他到15公里以外的郭巨中学,请教当时颇有名气的数学老师刘承达.
一次去郭巨,刘老师正在给高考前的学生讲解一道因式分解题,同学们一时回答不出.
施展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在黑板上正确演算了这道代数题,赢得了满堂彩.

经过综合测试,镇海中学特级教师胡明德准备接收这个小学生,学校大胆决定,让施展跳过初中直升高一.
读高中后,11岁的施展一下子要念这么多门课,感到压力大,就偷偷地写信给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提出少学几门课程的设想.
没想到苏老写了回信,鼓励他要全面发展,还写给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赠言.

两年后,年仅13岁的施展以465分的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全国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光明日报》还专门配发了评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宁波师专的老师专门对施展进行了智商测试,结果智商为140,令参加测试的老师惊奇异常.

中国科大是全国尖子生集中的学校,施展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5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并荣登全国榜首,在复试时又以97分招聘成绩争得公费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两项成果震惊学术界到法国留学的各国留学生,都要先到法国东部一个小镇上集训两个月.
在那里,施展通过考试再次夺魁,取得玛丽·居丽大学入学资格,并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4年奖学金.
玛丽·居里大学在法国是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当年居里夫人在那里的实验小屋至今仍保持着原貌.
在这里施展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每天很早到校,直到晚上11点钟图书馆关门时,才拖着疲惫的双腿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到学生宿舍,日程表里从来没有星期天.
在那里,施展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课程.

导师感到施展潜力很大,就在做博士论文时给他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自1962年提出后世界上一直无人能解的概率论题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施展很快就写出一篇重要论文《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这一年他才21岁.
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相当于破了一项世界记录.

接下去,施展又花3年多时间攻读博士课程,3年后经导师介绍,他又到英国伦敦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工作.
他与一位35岁的英国导师夜以继日地从事概率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按他俩的研究结果推测东京和伦敦的股市,准确率高达96%.

这两项成果震惊了国际数学界,奠定了施展在国际数学界的学术地位.
异国园丁中的佼佼者两年后,施展重返巴黎,与10余名法国人角逐居里大学统计系讲师职位,结果以出色的业绩胜出.
1996年1月施展提出教授资格和博士生导师资格申请.
按法国规定:申请者要交10篇高质量论文.
这时,施展发表了一流论文24篇.
经国际专家组和评委会的审查,施展被正式批准具有教授资格和博士生导师资格.
据中国科大发表的资料,28岁具有教授资格和博士生导师资格,国内尚无先例.

随后,法国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当教授,但都被施展婉言谢绝.
因为他最需要的是便于他攀登科学的高峰的一流大学和研究室.
直到施展31岁那年,系里才有了一个教授职位名额.
施展以46篇国际一流论文、4篇世界顶级论文的绝对优势力挫群雄,击退5名竞争者,取得了该校教授的职位.
4年后,又获得了一级教授职称.
我一定会回来施展对祖国和家乡始终有着一种特别的亲情,虽然在国外生活了近20年,仍保留着中国国籍.
许多人劝他加入法国籍,以减少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不以为然.
他还一直珍藏着出国前父母给他的一包泥土,牢记上面写着的"宁恋本乡一撮土,不贪他乡万两银"的嘱咐.

施展每年回家一次,有3个必到的地方:一是去母校镇海中学看望恩师;二是去原中宅小学校长家拜见这位启蒙校长;三是去北仑区侨务办公室,交谈自己在国外的成绩及工作状况.
施展生活朴素,每年回国,在宁波下飞机后,就坐公共汽车回家.
他回家从不西装革履,只穿T恤衫、牛仔裤,到家后换上妈妈给他缝制的汗衫、短裤.
说着一口流利的峙头话,看上去还是个标准的山里人.

"虽然几时回国还没有明确的日程表,但回家是我永远的牵挂,我一定会回来.
"施展说.
"利用在国外的优越条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回来报效祖国,是永远萦绕在心头的梦想.
"[文化群星]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野桥,别署大某(楳)、大梅山民、疏影词史、复翁、老复、二石生等,小港姚家斗人,生于镇海城关谢家塘.
祖辈多寒士,幼承庭训,5岁即能作诗.
长大后博览群书,勤学不倦.
平日"坐斗室,陈一编,夜非三鼓不睡也.
"喜游好吟.
道光八年(1828),与朋友结枕湖诗社,遍游江浙名胜.
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
其后入京会试四次,均不第,遂绝意科举,与京中名士交游,诗画功力日厚.
大学士阮元以其词如姜白石(姜夔),画如王煮石(王冕),赠其号曰"二石生".
鸦片战争爆发后,镇海、宁波相继陷于英人之手.
乃举家迁徙,历尽颠沛之苦,诗风为之丕变,写下诸多歌颂抗战斗争,揭露侵略者暴行,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
词曲悲愤激昂,成为浙东抗战史诗.
次年,寓居鄞州区之鄞江桥,与朱立淇同纂《四明它山图经》.
后家境益贫,吟有"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无宿"记实诗句.
此后游寓京、沪、苏杭等地,以买画售文为生.
结交既广,吟咏歌宴,更加放荡不羁.
咸丰年间,曾两度客居象山,与友人组织红墀馆诗社,任诗社祭酒(社长).
其间创作《西沪棹歌》120首,极富生活气息.
继而迁居鄞县,从其学者甚众,如鄞县董沛、戴鋆、郭传璞等人,以后皆成甬上名家.
晚年致力于戏曲、小说、经史研究,精通音律,著有《退红衫》、《梅心雪》、《苦海航》等传奇及《琴谱雅音九奏》等.
又造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歌谣,考证古乐戏曲源流,撰《今乐考证》13卷,编校《今乐府选》500卷.
两书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规模空前的选本与空前的剧目著录".
又以大某山民为名评点《红楼梦》,赞"曹雪芹氏以涵古盖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
"燮以《读纲领》一书跻身清代《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列.
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曲画文俱精,尤以诗名.
其诗气骨雄健,情致婉转,苍凉悲壮.
今存诗约3400余首,是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
其画意境奇特,人物花鸟无不擅长,尤精于画墨梅,淋漓尽致,人称"大梅先生"其骈体文得汉魏风骨、六朝情韵,华丽中见真情.
其遗作尚有《复庄诗问》、《复庄骈俪文榷》、《疏影楼词》等.
所著皆存于《大梅山馆集》.
其诗文、画作、藏书散落于各地.
死后葬小港剡岙泗洲寺后.

附记:北仑近代杰出文学艺术家——姚燮张嘉梁姚燮,字梅伯,一字二石生,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别署大某等十种.
生于公元1805年,逝世于1864年.
他一生经历了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这是清帝国由表面的全盛走向全面衰弱的时代.

姚燮出生在宁波市北仑区(原镇海县)小港街道姚家斗一个小官吏家庭,北仑山青水秀,风景秀丽培育了他爱国爱家的情操.
姚燮祖父爱吟诗,常常邀请诗友饮酒唱和,祖父的这些活动,给姚燮以很好的诗艺熏陶.
父亲姚成,是县学秀才,曾在镇海乡勇局供职,家境清寒,姚燮曾有"五世儒素风,俭朴诚适宜"之自述.

姚燮生有异禀,自幼聪明过人.
据传,五岁便能作灯花诗,入私塾读书后,一方面苦读四书五经,另一方面模仿大人,结起雪莲诗社,吟起诗来,受到当时人们重视.
姚燮二十岁结婚,妻子吴氏是江苏武进人,出身贫民,耐辛劳、安本分.
二十二岁,姚燮踏上科举阶梯上第一格台阶一一进县学为"秀才",此后近十年内,他经常出门漫游,踪迹遍及浙东、浙北、苏南一带山川.
吴越一带秀丽的风光聚积在他心中,酿为浓郁的诗情画意,而处境的困窘又常常使他的诗画含着哀怨.
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友人叶元堦、厉志在宁波府创办的枕湖吟社,与叶元堦、厉志等诗人们一起经常吟诗作画.

1833年,姚燮的第一部作品集——《疏影楼词》,刊刻行世.
从此姚燮在文学上崭露头角,成了"甬上名秀才".
《疏影楼词》是他从二十九岁前所作的两千余首词中精选三百十八首结集而成的,词的内容大致有题画、写景、寄赠、咏物、拟古等方面.
总的看来,姚词内容比较狭窄.
但也有声情激越的好词,如《疏影·自题词集》、《水调歌头·太湖晓渡》;也有正面写民间劳动和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如《迈陂塘·水车》;也有气格豪迈、激昂慷慨的语句,如《沁园春·赠柳仙》.
在艺术上,姚词讲究声律与辞藻,语言凝炼倩丽、精致纤巧、含蓄婉约,可谓引人入胜.
对于《疏影楼词》的评论者很多,其中梁启超的评咏基本上符合实际,梁的《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曰:"鸡舞镜,顾影自生怜.
跌荡每从宛妙生,野桥埋首不知年.
考证著新篇.
"姚燮进县学后,几次赴杭参加乡试,直到第四次(1834年)终于中举.
据说,这次乡试,得到了浙江学政陈用光和主司(主考官)徐宝善两位名流的赏识,姚燮春风得意,多次设宴庆贺.
然而,次年三月,姚燮到北京参加春闱考进士,没有及第.
发榜后,姚燮没有及时返家,留在北京十一个月埋头读书,准备再试.
到第二次会试落第后,他不再"闭门"苦读,而是活动频繁,结交了不少名流,如翰林院编修、御史黄爵滋,著名诗人与诗论家潘德舆,户部主事、员外郎与御史汤鹏,清代著名诗人张际亮,近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魏源.
姚燮与这些文章家、诗人、朝廷大臣相聚饮酒、吟诗论文,思想上、文学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以后,姚燮多次进京赶考,直到1844年第五次应试失败,他才清醒地感到,这条荆棘丛生的科举之路,对他是不相宜的.
"执手重呜咽,雄心我亦灰"等诗句,表明了他对仕途的厌恶和失望.

道光朝的清帝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每况愈下,朝廷腐败黑暗,各地灾荒连年不断,英法等国侵略者在我国东南走私鸦片猖獗,人民苦不堪言.
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侵略军侵略我国,故乡在侵略战火中沧陷,姚燮流离所失,身染危疾,死里逃生,又遭妻子吴氏病故,使他经历了深重的磨难.
历史的安排,使他没有挤上封建官僚的行列,却把他推进了文学艺术家的队伍.
社会实践使他获得了现实主义的精神,能够比较深刻地写出社会的弊病,人民的疾苦,从而使他成为多才多艺的、有多方面文学艺术成就的近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

姚燮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平生作诗一万二千余首,自选三千四百八十八首,分三十四卷,集成《复庄诗问》.
《复庄诗问》虽不包括姚燮诗歌的全貌,但代表了他诗作的主要成就.
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作品,表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歌颂了抗敌牺牲的民族英雄,指责和讽刺了清军和官吏中的各种黑暗现象,这一部分诗收在《复庄诗问》的二十卷至二十五卷内,是他诗集中的精品.
《清史列传》中的《文苑传》赞他"所为诗苍凉抑塞,逼近少陵"就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如《捉夫谣》写道:江头白鸦拍烟起,飞飞呀呀入城里.
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
锒铛锁禁钉室幽,铁钉插壁夫难逃.
板床尘腻牛血臊,碧灯射隙闻鬼嗥.
当官当夫给钱粟,鬼来捉夫要钱赎.
朝出担水三千斤,暮缚囚床一杯粥.
夫家无钱来赎夫,囚门顿首呈妻孥.
阴风掠衣头发乱,飞虫啮领刀割肤.
谁来怜尔喉涎枯.
此诗写出了侵略军的暴行,他们对待中国居民,简直比牛马还不如,他们不但强迫中国居民做超体力劳役,而且当做人质,索取巨额赎金.
诗歌写得这么具体深刻,必定是作者的亲见亲闻,确实达到了"逼近少陵"的程度.
像《捉夫谣》这样真实生动、沉郁顿挫,内容丰富的诗歌还有很多,如《闻定海城陷五章》、《近闻十六章》、《客有述三总兵定海殉难事哀之以诗》、《警风行五章》、《哀东津》、《冒雨行》、《后冒雨行》、《独行过夹田桥遇郡中逃兵自横山来》、《太守门》、《兵巡街》、《后倪村》、《无米行》、《毁庙神》、《冬日独醉书感八章》、《哀江南诗八章》、《正月杪明州纪事八章》等等.
从艺术上看,姚诗风格多样,众体兼备.
五言、七言均有长处,尤其是他的七律,很有特色,语言精美,善用比兴.
还有几首长篇叙事诗,如七言《双鸩篇》,长达一千七百多字,是旧体叙事诗中少见的巨篇.

姚燮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戏曲研究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二部姐妹篇《今乐考证》和《今乐府选》就是明证.
《今乐考证》按年代排列戏曲作家,在每个作家后记载作品名目,名目后又附作家生平的记载和诸家评论,还间有剧情提要和姚燮自己的考证,全书计十三篇,为晚清以前的戏曲算了一笔总帐.
它的记载是空前详尽、丰富的;总计入载宋剧975种,元明清杂剧203家1176种,金元明清院本316家116本.
与《今乐考证》差不多同时,姚燮编写了《今乐府选》,这是一部琳琅满目,包罗万象的戏曲总汇,是比著述《今乐考证》更为壮伟的工作,全书入载的金元明清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达429种,计192册.
通过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戏曲发展的面貌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对于《今乐考证》和《今乐府选》,姚燮都倾注了极高的热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但毕竟个人的精力有限,这两部书都没有最后定稿,还存在着不少讹误.
但是正如郑振铎所说:"当举世不为之时,梅伯独埋头于戏曲的探讨,……而象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来一切戏曲于一书(《今乐府选》)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到今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
"姚燮很喜爱骈俪文这种形式,因为骈俪文在层叠的偶句、排句中,很能表现出作者的气势、学问和才力,很能把客观事物描摹得详尽全面,很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发挥得淋漓酣畅.
姚燮有《复庄骈俪文榷》初编和《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初编112篇,大多作于道光二十四年至咸丰三年,二编125篇,作于咸丰年间.
综观姚燮的骈俪文,其中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作品,如纪念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反映当时灾荒、疾疫等社会问题等的作品,但也有缺乏现实意义的作品.
除了那些淋漓挥洒的长篇外,还有若干清新隽永的小品,如《邢湖观秋荷记》.
姚燮的骈俪文在当时虽有较大影响,时人徐有栋、王韬等人也有较高评价.
但和他的诗词成就相比,毕竟要次一等了.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登峰造极的伟著,姚燮十分喜爱《红楼梦》,他在读《红楼梦》时,常在书眉、回间加以批点.
这些批点,后人极为重视,把它和小说一起排印.
光绪初年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印有"大某山民"姚燮、"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等人的评语,广大读者对此书极为喜爱,一再被翻印,版本有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书名有《大观琐录》、《金玉缘》、《红楼梦》,直到民国时还被多次翻印,"大某山民"一时几乎借《红楼梦》而家喻户晓.

姚燮不但在《红楼梦》书上加评点,而且试图建立一个系统,著有《读红楼梦纲领》,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考察.
《读红楼梦纲领》全书共有三卷,卷一为"人索",卷二为"事索".
卷一卷二是小说中有关资料的辑集与统计,大部分是钩稽小说所提供的历史材料.
卷三是"余索",包括"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等,此卷三较为重要.
"丛说"与"纠疑"是姚燮自己对《红楼梦》的评论,"诸家撰述提要"是对前人研究《红楼梦》成果的评述.
《读红楼梦纲领》现在看来,虽有不少肤浅之处,但从旧"红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它毕竟是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就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价值了,何况书中的评论和辑录的材料,至今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姚燮生前,画名似乎掩过文名.
他的画选题较宽,有花卉、山水、仕女、静物、佛像,其中尤以梅花最多最好.
姚燮自己说过:"平生画梅几千幅","画本流落半天下".
画的梅"回笔故作倔强技,千丈而落有石势",表现了他自身的气质.
朋友们称赞姚燮画的梅花风格雄健倔傲,气势不凡,特具工力.
朋友厉志在《题姚梅伯画丛梅大幅》中称赞曰:"君臂如石指如铁,肝腑倔强气腾骁.
"姚燮在浙江、上海、苏南往来时,以卖画自给,绘画创作是他平生要事之一,王韬说他在上海时以卖画著称,其画:"工画梅,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
字尤古峭拔俗……所得润笔资,挥霍立尽.
于卖画外,绝无求于人.
"这些记述,我们可以想见姚燮当时的绘画成就和生活状况.

姚燮的文学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愧为我国近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今天我们研究他,就是为了发扬他的优秀文学艺术传统,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精神,使我国的文学艺术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取得更大的成就.

鲁彦(1902~1944)原名王锡成、返我,后改名忘我,又名衡,笔名鲁彦,大碶王隘村人.
早年先后就读于养正国民学校、灵山高等小学,后家贫辍学.
16岁时到上海三菱洋行当学徒,并在夜校就读.
五四运动后,赴北平,参加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工读互助团.
其间,在北大中文系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学会.
1923年,任爱罗先珂助教.
次年初,赴长沙协均中学任教,不久返回北平,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
1926年再赴长沙,任教于长沙第一女师范.
1927年5月底至武汉,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不久因如实报道"五卅惨案"被撤职,次年夏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为邻,以写作为生.
继至厦门大学任教,同时为厦门《民国日报》编辑副刊.
1932年,携妻去莆田韩江中学任教,其间曾返乡.
1934年去陕西郃阳、西安等地中学任教.
1935年回沪,接受鲁迅指导帮助,他十分敬仰鲁迅,鲁迅也亲切地称其为"吾家彦弟".
《灯》和《柚子》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抗战期间,举家内迁,在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辑副刊.
不久应郭沫若之邀去武汉,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9年10月去桂林,先后担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席、桂林高中教师、文化供应社编辑.
1942年初,创办大型文学月刊《文艺杂志》,任主编.
1944年8月因贫病交加,病逝于桂林医院,葬七星岩后.
周恩来闻讯致电吊唁,并托人转送抚恤金万元.
鲁彦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创作和翻译出版大约30种集子,尤以短篇小说及散文闻名.
其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伤兵旅馆》、《我们的喇叭》、《童年的悲哀》,散文集《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长篇小说《野火》(又名《愤怒的乡村》)等,描绘农村生活,极富乡土气息,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

附记:鲁彦生平和创作简述覃英童年·故乡·学徒一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此为阴历——责任编辑注),鲁彦诞生在浙江省北仑区大碶镇杨家桥村.
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
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还曾用"返我"、"忘我"作为别名.
鲁彦的祖父是农民,父亲王宗海从小当商店学徒,以后便在宁波、扬州等地的商号里做店员,终年在外奔波,只能在岁尾时回家过个新年.
鲁彦没有兄弟,一姐早嫁,一妹夭亡.
平日里家中只有他和母亲.
鲁彦的母亲是个贤慧、勤劳的农村妇女.
虽家境贫寒,在鲁彦七岁时,父母还是挣扎着送他读书.
开始入私塾,到十二三岁时,因不堪"封建师道"的束缚,他逃离私塾,进了大碶灵山小学.
后来鲁彦在《我们的学校》一文里,曾描述了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并称赞该校校长是个"开明而慈祥的教育家".
他在这里开始萌发了求知的欲望,憧憬着未来的人生道路.

镇海县紧邻宁波、定海两县,气候温和,堪称鱼米之乡.
当地的人出外谋生或经商的不少.
因此当鲁彦十七岁时,在灵山小学高小还未毕业,父亲就托人把他介绍到上海一家洋行当学徒,从此鲁彦离开了故乡.

开始独立谋生的鲁彦更加急切地寻求继续学习的门径.
这时的心情,正如他在《旅人的心》中所述:"第一次远离故乡,跋涉山水,去探问另一个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应负的担子.
我的血在沸腾着,我的心是平静的,平静中满含着欢乐.
我坚定地相信将有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未来.
"工读·憧憬"五四"运动震撼全国,新文化运动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当时有志青年无不意气风发,向往着"科学与民主"的前景;而这时的鲁彦却仍然是个学徒,他不能安于现状.
他在一整天的繁重劳动后,晚上便到环球补习夜校去学习.
在潮流的推动下,他要飞腾,他向往着"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
当他听说蔡孑民、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著名人士在北京创建了勤工俭学组织"工读互助团"时,便主动写信联系要求入团.
傅彬然在《忆鲁彦》一文中说:"大约民国九年一月间,团里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署名王返我,说是个洋行里的小伙计,觉得那样的生活太没意思……非离开那儿不可.
他渴望着能够容许他入团,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生活.
语句带着浓厚的感情,大家看了很感动.
经团员一致通过,立即写信去邀他来.
……进团以后,他把原来"返我"这名字改为"忘我".

这位从'返我'改做'忘我'的朋友就是后来的鲁彦.
"鲁彦接到"工读互助团"的复信,没有告知父母亲便毅然北上,从而摆脱父辈们靠经商谋生的老路去追求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鲁彦到北京时还不满二十岁,在"工读互助团"里,他一面为洗衣店,饭店做杂役以维持生活,一面去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
鲁彦从小爱好音乐,十二三岁时受到家乡青年雇工阿成哥的影响.
他在《童年的悲哀》中曾叙述:"我的灵魂向音乐飞去.
我需要音乐,我想象阿成哥握住我的手似的握住音乐.
"但是当时北大没有音乐系,他不能旁听音乐课程.
促使他学文学的更直接的原因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
而北大中文系有鲁迅这样的新文学先驱者在教课,因此鲁彦一开始就旁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和"文学评论"等课程.
同时鲁彦还加入了北大世界语学习班,努力跟随着鲁迅的友人俄国盲诗人罗先珂学习世界语.
但鲁彦始终没有放弃音乐,业余时间还学弹琵琶,吹笙,拉胡琴和小提琴.
他在做杂役之外,努力吸收文学的、艺术的多方面的知识.

笔耕·探索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鲁彦受到中国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和熏陶,开始文学创作并翻译用世界语写的东、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
一九二二年秋,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鲁彦翻译的《好与坏》、《投降者》.
四天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予以转载.
一九二三年鲁彦创作的第一篇作品《秋夜》在《东方杂志》发表,这是鲁彦文学生涯的开始.

可是就在这时候,命运开始捉弄他:"工读互助团"解散了,他不能继续在"北大"旁听.
为了谋生和创业,他和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到苏北赣榆县境内一个小镇上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
不到半年,当地豪绅认为他们思想过激,将他们驱逐出境.
他又回到北京,担任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课余仍勤奋地创作和翻译.

鲁彦热爱东北欧国家的文学,并通过世界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在他翻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序言中写道:这一集内所收集的计十六篇,除俄国的以外,都是版图很小的国家或弱小受压迫的民族的作品.
作家的名字对中国的读者都很生疏.
……但他们一样的有生活,有人民,有文字,有痛苦与快乐,有呻吟与叫号,有科学与文学,无论如何弱小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灵魂.
或者说,正因他们弱小,受压迫,被损害,他们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从这里所发出的呼声比大国的急切、真挚、伟大,文艺正是从灵魂中发出来的呼声,我因此特别爱弱小民族的文艺.
"但是鲁彦的创作却深深扎根于生育他的故乡,作品大部分取材于故乡的风土人情,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深切怀念.
《童年的悲哀》、《菊英的出嫁》、《鼠牙》、《乡下》、《愤怒的乡村》以及许多散文,其中主要人物和情节都逼真地反映了故乡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命运,尤其描述了农民在地主兼商人的压迫、剥削下的苦难生活,所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称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文学作品为"乡土文学".
鲁彦在北京期间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学会",结识了许多作家和世界语爱好者.
漂泊·奋斗一九二三年冬,爱罗先珂回国去了,鲁彦结束了世界语教职与友人回到湖南长沙,先后在协均中学、平民大学教授语文和音乐,和汪静之、赵景深等同事.
这时正值长沙陷入军阀混战,人民遭受屠杀镇压的局面.
他的短篇小说《柚子》便反映了那时的一个侧面,闪露着对现实的不满.

一九二五年夏,鲁彦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
凋敝的农村和农民们的痛苦挣扎,使他深深地怀念童年;更加对现实不满.
这年秋天他又一次回到北京,仍去世界语学校教课,业余时间勤奋地创作和翻译.
就在这时,短篇小说集《柚子》和《犹太小说集》出版了.

这期间,鲁彦和正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冯雪峰以及刚到北京的巴金相识并成为挚友.
一九二六年五月,鲁彦又到上海,他特地去拜访鲁迅并向他请教.
鲁迅将《呐喊》集赠送给他并为其所译《敏捷的读者》写了《附记》,在《附记》中亲切地称他为"吾家彦弟".
这时巴金、索非、陈瑛等正在主编上海世界语协会出版的《绿光杂志》,鲁彦也参加了.
但是鲁彦没有在上海久住,到秋天他又到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那里和陈子展、周令钊等同事.
一九二七年初夏,鲁彦应聘去武汉编辑《民国日报》副刊.
由于政局不稳,他不久便辞职返回上海.
一九二八年春,鲁彦应作家荆有麟之约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科任职,他担任用世界语向东北欧诸国通讯.
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鲁彦如实宣传日本侵华行径,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因而被撤职.
随后国民党又通过反动文人王平陵等诱迫他去书报检查机关任职,鲁彦拒不接受,仍返回上海.

当时上海以鲁迅为首的作家如冯雪峰、柔石、巴金、丁玲、胡也频、艾芜、沈从文、黄源等都在反文化围剿的旗帜下准备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同时也出现文艺阵容的分化.
刚到上海的鲁彦便和冯雪峰去看望隐居在北四川路的鲁迅.
由于长期远离上海,鲁彦思想上仍是彷徨于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而没有参加文艺界的论争.
这时因失业和发表作品受限制,他要为谋生,为探索而继续漂泊.

鲁彦自从离开家乡后,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定居过三年以上.
他既不是寻找动乱中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为了遨游山水.
主要是生活迫使他漂泊不定,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生和了解社会.
一九三年初夏,鲁彦赴福建省,初在厦门大学和集美中学教课,和吴文祺同事,随后他在鼓浪屿担任华侨办的《民钟日报》副刊编辑.
这时巴金、吴朗西、丽尼等来到福建泉州.
鲁彦应巴金等之邀,于一九三一年春和同在厦门教书的周贻白一道去泉州,在黎明中学教书.
这时巴金等一些文化界友人正在开展世界语学习活动并编辑世界语刊物—《绿星》.
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追随着他们学习世界语,研讨社会问题.
巴金不久回上海,黎明中学闹学潮被解散,鲁彦和丽尼等也先后离开了泉州.

一九三二年春,鲁彦独自到莆田县涵江中学教课,业余从事创作,写了不少关于福建风土习俗的小说、散文,如《兴化大炮》、《岔路》、《安舍》等.
但他感到寂寞,他思念故乡的亲人和上海的友人.
一九三二年冬末鲁彦乘船回到镇海家乡,在家里度过了春节,住了将近三个月.
他看到了家乡的残破,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悲惨境遇,对正在觉醒的青年农民寄予了新的希望.
他酝酿着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这个现实,这就是《野火》、《春草》、《疾风》三部曲.

一九三三年初夏鲁彦的父亲逝世,他陪同母亲回到上海,初在立达学园教课,不久辞去.
他渴望能摆脱生活的困厄,专心致志创作,但稿费不能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于是一九三四年他又去陕西郃阳、西安等地教书.

一九三五年冬鲁彦从西安回上海,他计划安家以便于开展他的创作和翻译,他不愿再奔波了.
于是在梵皇渡路(当时的越界筑路区)租下一幢楼房,和茅盾、黎烈文、孙师毅等邻近;这时巴金也在上海,他们便经常见面.

五月中冯雪峰从延安回到上海,与鲁彦时常来往,并一道去探望在病中的鲁迅.
鲁彦专心致志地写长篇《野火》,陆续在《文学季刊》发表,同时翻译波兰作家普鲁士的长篇历史小说《法老》(这是被列入世界语文库的集子).
他的短篇小说集《雀鼠集》也出版了.
还发表了不少散文.

鲁彦刚刚踏上人生的旅途便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同时又直接受到鲁迅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启示以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感染,因而直觉地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他奔走于祖国的南方和北方,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城镇勾留.
在困苦的生活中,进行着顽强的探索.
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曾提到:"我的创作不多的原因,第一当然是自己缺乏才能,写不出来;此外是忙于生活……而最后则是想多体验生活.
我的作品虽然是这样的难产,待写成了不久之后,我又常常不满意起来.
我总觉得我的实生活的体验还不够还没有深刻的透彻进去.
"(《关于我的创作》)"我常常觉得创作是件难事,要写得好必须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而现实生活的深入尤为重要.
……倘能摆脱眼前的生活,我还想再求生活的充实.
……而这过程,也许直到我永久搁笔的时候,方能算是完毕的.
"(小说集《屋顶下》序言)苦难的岁月鲁彦在奋笔创作《野火》的过程中迎来了一九三六年.
这是中华民族遭受严酷压迫和侵略的年代.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虎视眈眈,步步进逼,全面入侵的战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集团仍然继续两个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这时鲁彦积极地投身于鲁迅为首的反文化围剿的旗帜下,他在鲁迅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
同时通过冯雪峰的介绍,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
他的创作思想也有了新的跃进.

伟大的鲁迅逝世了,鲁彦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发表了《活在人类的心灵里》的悼念文章(收入《忆鲁迅》集中).
这时他更加勤奋地创作,《李妈》、《一只拖鞋》、《乡下》和《野火》等陆续发表.
"八·一三"事变后,鲁彦和许多文化界人士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一九三七年冬鲁彦离开上海和家人一起到长沙.
过了年,田汉、廖沫沙等创办《抗战日报》,邀鲁彦编辑副刊,主要是宣传抗战救国,提倡文艺大众化.
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湜、黄源、朱雯、罗洪、夏衍、钱君匋等先后到长沙,接着郭沫若、周立波等也来到了,当时这里成了文化界活动的中心.
一九三八年夏郭沫若、田汉等应周恩来副主席之召去武汉政治部三厅任职.
郭沫若便邀约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包括鲁彦在内去武汉.
《抗战日报》副刊便由周立波接编,鲁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宣传科工作,同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了《炮火下的孩子》、《我们的小喇叭》和《伤兵旅店》、《千家村》等作品,愤怒揭露日寇暴行,热情歌颂抗战英雄.

一九四年夏秋之间,武汉政府撤退,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去重庆;一部分去桂林.
鲁彦和张志让、覃必陶等同去桂林.
初在胡愈之主办的"文化供应社"任编辑.
随后艾芜、穆木天和彭慧、舒群、周钢鸣、曾敏之、黄新波等先后来到,便组织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鲁彦一度被推选为分会主席.
鲁彦抽空创作长篇小说二部《春草》,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发表,该副刊由陈芦荻主编.

一九四一年夏,桂林经常遭敌机轰炸,鲁彦带家人到柳州附近的丹江县柳庆师范教书.
由于多年奔波和劳累,经不起当地瘴气的感染而病倒了,只得返回桂林就医.
一九四二年初夏,巴金、邵荃麟、葛琴等到桂林后,便和"分会"理事艾芜等商定筹办《文艺杂志》,借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政治主张,公推鲁彦主编.
该刊由生活书店的分店——三户书店出版发行.
鲁彦带病坚持编务,使该刊成为抗战时期影响较大、销售较广的文艺期刊之一.

积劳成疾的鲁彦,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卧床不起了.
这时,在"上饶集中营"久经缧绁的冯雪峰突然来访,叙述了他被迫害和死里逃生的经过.
两人激动不已,相互慰勉.
冯雪峰此来是周恩来副主席知他已被营救出狱,要他去重庆的.
他路过桂林住在邵荃麟家,因而得知鲁彦患病不起的情况.
当时冯雪峰与邵荃麟商议准备要鲁彦一同去重庆,但遗憾的是鲁彦已无力同去见周副主席了.
冯雪峰只得将《野火》原稿带去,准备在重庆设法出版,并竭力劝说鲁彦暂时放弃《文艺杂志》的编务.
鲁彦接受了冯、邵的劝告,便在一九四四年春去湖南茶陵县郊休养,将《文艺杂志》交给王西彦、端木蕻良等继续办下去.
在茶陵期间,鲁彦得到安静的休养,病情好转,同时接到冯雪峰来信,告知《野火》已由韩侍桁联系出版并寄来了稿费,鲁彦感到欣慰.

这时,鲁彦正打算在茶陵定居一段时期,将《春草》写完付印,但是战火蔓延到了茶陵.
赍志以殁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日军发动第三战场的第二战役,从江西进攻湖南,茶陵首当其冲.
五月中茶陵开始疏散,鲁彦所住的茶陵中学停学解散.
鲁彦和家人在此原无亲属,只得重返桂林.
在兵荒马乱的途中,鲁彦病情转剧,幸得到茶陵中学两个学生的扶持;还得到开明书店陆善涛等的资助,于七月初到达桂林.
这时桂林也在疏散,文化界人士多去柳州.
邵荃麟、周钢鸣、曾敏之等陆续回到桂林,关怀病危抢救中的鲁彦,但送进医院不到半月,鲁彦终于八月二十日逝世.
经过欧阳予倩、邵荃麟、陈芦荻、曾敏之等筹备,柳州及桂林的作家和文化界二百余人为鲁彦治丧,欧阳予倩主持追悼会,邵荃麟致悼词.

悼词中说:鲁彦先生是善良正直的人,因为正直,所以敢于正视现实.
……无论在他初期或后期的作品中,他所创造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在历史重负下挣扎的苦恼的生灵,而又于泪光中闪现着一丝笑影,在黯淡里透露出一点阳光.
显然对人生一直寄予着不渝的希望.
而他之所以选择'弱小民族'特别是东欧的作品,拿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也无非是为了想借此来照出我们这东方古老大国的落后.
……他当然不能忍受一个无声的中国横在他的周围.
……只有关心人民,关心祖国者,在窒息一切的重压下感到无可如何,这才有了那种千万人民共同感受着的大苦恼.
这么样,鲁彦终于是抵不过黑暗势力的逼迫,苦恼死了.
……(这篇悼词发表于当时《桂林日报》)鲁彦只活了四十四岁(此为虚岁——责任编辑注).
正当他加入全国民众共同战斗的行列,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奋笔创作、艰苦编辑时,却无力摆脱贫病,赍志以殁.
鲁彦在他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翻译中留下了不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就是鲁彦"生活的痕迹".
(文中可能有记忆不确切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三月虞和钦(1879~1944)名铭新,字和钦,又字自勋,祖居邬隘扎马,后迁柴桥老上境马村.
14岁时,随父虞景璜就读于灵山书院.
20岁时,在家乡设私塾课蒙为生.
甲午战后,与友人在家中创设四明实学会.
后迁至宁波辩志书院(今宁波二中址),试制黄磷成功后,集资创建灵光造磷厂,半年后停办.
期间,入东文学堂习日文,入英文书馆习英文.
1900年译成《化学周期律》,成为中国最早介绍元素周期律的人.
1901年,与虞辉祖、钟观光等人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设立理科讲习所,创办中国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之一《科学世界》,并任主笔.
曾编译撰著理化著作及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论文多种,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
其中《中国地质之构造》一文为近代中国地质构造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
其间,参加中国教育会,并在爱国学校和爱国女校任教.
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及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科).
1908年毕业回国,以部试授格致科进士、翰林院检讨,调任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
1910年举硕学通儒,充资政院候补议员,辛亥革命后,历任教育部讲师、主事、视学、编审员等职.
1918年,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任职6年间,新增小学25000所,学生50余万人;设立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学校等10余处.
1923年回京,任财政部参事、陆军检阅使署秘书等.
并赴苏考察,著《游苏视察记》一书.
后历任热河省教育厅长、西北军财务委员、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议、绥远实业厅厅长、京绥铁路货捐局总办兼绥远货捐分局局长等职.
1930年4月至沪,创办开成造酸公司,不久荐方液仙总其事.
还在上海创设过开时灯泡厂、葡萄糖厂.
晚年"隐于书画诗琴舞",自号"五隐先生",并在寓所授徒.
其中所办国际舞学社存在4年之久,著有《和钦全集》,其中《诗文集》、《性理说》、《徐虞于喁集》、《琴镜释疑》、《诗板臆论》、《文辞我见》等已刊行于世.
自然科学方面著作有《化学三字经》、《有机化学命名草》,译著有《化学讲义实验书》和《中等化学教科书》,还与其弟和寅合译过《化学实用分析术》、《近世化学教科书》、《生物之过去未来》、《生理学教科书》、《矿物学教科书》、《岩石学教科书》等.
为我国制订有机化合物系统名称第一个,也是我国近代化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学者之一.

附记:学富才雄艺冠群——虞和钦的一生陈兵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才人出哪边眉眼盈盈处.
正是锺灵毓秀的灵峰山与眉眼盈盈处的芦江,孕育了我国近现代的植物学家锺观光和早期化学家、诗人虞和钦这一对师兄弟.
这里介绍虞和钦的一生.
读书苦,苦读书——醉心科学——留学生涯——学"优"则仕——百年树人——从学军——官场沉浮——创业维艰——艺海优游——书生独见——孤岛晚年——诗文千秋——洒脱人生.
虞和钦(1879~1944)是北仑区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擅诗长文,能琴善舞.
他的诗戛戛独造,时人称他"宁波杜工部".
他又是我国早期化学家之一,对普及和推进我国化学事业有不可湮没的开拓贡献.
一生从学、从政、从军、从事实业,都有所建树.
1944年病逝后,老友蒋维乔挽诗中有云:卅年理学兼科学,德业嵯峨亘一生.
独惜邦家多杌陧,鸿规未尽到功成.

读书苦苦读书和钦字自勋,仕名铭新,清光绪五年已卯十月二十八日(1879年12月11日)生于柴桥.
祖籍邬隘扎马,后迁柴桥芦江畔.
父景璜,字澹初,是光绪八年壬戌科举人,次年因赴礼部科试未中,遂绝意功名,归家居澹园习礼著书,授徒课子,论文谈学,人称澹园先生,与同里虞敦甫共被尊为虞氏两先生.
著有《澹园诗文集》、《澹园杂著》、《三古异同录》、《传经兴废考》、《石经兴废考》、《说文琐言》、《澹园随笔》、《唾余录》等书十六种.
和钦出生后,景璜将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望子成龙的殷切,远远胜过自己.
他要求幼小的和钦熟读经书,规定十三岁前读完十三经,将每年每月读经进程书贴在壁上,晨夕督促.
他安排和钦每天午饭后习字,晚饭前读律诗和绝诗及造句作文.
晚饭后读诸子百家文章,其余时间都读经书.
如果诵读不出规定的诗文就立即加以扑责,或罚跪在地上,直至成诵方准吃饭.
母亲虽然疼爱和钦,但对于孩子读书的严厉却跟父亲站在同一阵线上.
只有曾祖母和祖母见和钦罚跪禁食,非常不忍,常偷偷地塞糕饼给他吃,才免饥饿.
这样成天读着不懂意义的"诗云子曰",读不通,背不出,又要挨打受罚,和钦真感到苦极了.
一次,父亲流着泪怒责道:"你这孩子没有希望了!
……不能读书,就不是我的儿子!
你自己去寻找职业罢!
"九岁左右的和钦听了信以为真.
想想自己这样笨,读书看来终难成功的了,还要连累父母.
自己曾经多次想上山砍柴为樵夫,却不知道往哪里去好.
忽然想起跟母亲去舅舅家时曾经过五峰山的中岭,四周柴木丛杂,高与人齐,岭上有亭,亭中有食品摊,有石凳,若在那里樵采,有吃能住,岂不是好.
于是私下向曾祖母和祖母讨得钱六百文,上柴桥街买了一把小斧,径直去中岭砍柴,想以此换食度日.
可是亭中的摊贩们多不肯买这小孩子砍来的茅柴,又逢连日天雨,六百文钱也花光了,只得坐在凉亭旁边哀哀哭泣.
路人经过问知原委,赶紧送他回家.
家里上下正焦急地在寻找他,一见和钦回来,全家大喜,抚慰之下,仍旧叫他好好读书.
曾祖母还再三嘱咐父亲不要过于责罚.
和钦也开始体会到天伦之乐,从此发愤读书,学业日进.

有一天晨起开窗见大雪纷飞,想出了两句诗:山晓风初定,天寒雪正飞.
高兴地告诉父亲,并在父亲的指导下续成一诗.
这是和钦作诗的开始.
父亲又指点他学写诗,并令点《四书字义》句读,隔日作文一篇、诗一首.
每逢盛夏酷暑,停经读古诗歌一日.
十三岁那年,随父至石高塘林槐生家侍读.
林家藏古今图书非常丰富,和钦得能恣意阅读.
在父亲熏陶下,采拾诸说,加以论断,作《孝经注》一书,为著书之始.
曾祖母殁,居丧期读宋儒语录.
十四岁,又随父去灵山书院,除诵经书读史传外,兼学制艺.
父亲告诉他要用八股文作敲门砖,从事仕进,使能有益于世.
次年,祖母和父亲相继病卒,和钦更立志向学,决心不辜负父亲期望.
十六岁,与弟和寅仍往灵山书院跟从父执虞敦甫读书,兼学天文地理等书,眼界渐开.
不久母亲又逝世了.
四年来屡遭亲丧,仅存兄弟二人,形影相依,不胜愁惨.
翌年,梅伯俨先生至和钦家设馆,澹园弟子锺宪鬯(观光)也设馆于和钦家.
同时父执陈觉生、张子骧、虞寒庄等古文辞或诗赋学者时来探讨学问,澹园中一时讲学之风复盛.
和钦于治经读史及作制艺、古文辞外,学习说文音韵之学,尤其专题词章,自汉魏赋颂到清代律赋,无不阅览,更喜读门朝诸小赋,并时时学作.

醉心科学十九岁结婚后,家境贫困.
二十岁时自己在家设书塾课教蒙童.
刚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青年的和钦目睹国势日弱,外患日亟,深深感到只靠旧学已不足抵御外侮了,又逢戊戌变法,接触新潮,经过思索,慨然以革新学术作为自己的责任.
于是与锺宪鬯等同志六七人,在柴桥家中设立实业社,买来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各种科学著作译本及格致汇编等,共同研究声光化电各门科学.
和钦父亲曾从上海购回《西学大成》一书,且跟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本书里面讲的虽是西学,可也符合我国格物致知的道理,不可不读.
"和钦读该书见讲得切实而又新奇,就想一一实验.
那时国内风气未开,各种实验仪器输入较少,乡间无法采办.
即使是上海,也只有科发药房有曲颈瓶、胆瓶、双口瓶及大小玻璃试管作陈列品.
和钦到上海将它们全部购买回来,其余以土制品代替.
他与宪鬯日夜按书实验,到了废寝忘食程度.
尤其注重化学实验,收取各种气体,制造各种药品.
一次用骨灰及硫酸制造黄磷成功,想到黄磷是制火柴重要原料,决定设厂制造,借以挽回利权.
遂向上海商务大臣公署呈验品货,申得专利,准予设厂.
与锺集资一万元,在浦东赁屋创设灵光造磷公司.
一面与宪鬯同入东文学堂学日语,又与弟和寅应广方言馆考试,七百余人中名列第一,因办厂未能入学,后又在英文书馆学英语.
半年后灵光厂终以设备粗拙,产品不旺,亏本停办,遭到各股东函责,内心歉仄不安,流寓上海,生活艰难.
当时有位叫叶浩吾的革新青年,变卖家产在沪创设学校甚至连被褥也为付学校房金质去,而浩吾接待和钦等时依然纵谈学业,没有丝毫怯馁之意.
亲眼见到这种情状,和钦等心情为之振奋.
又读到东西洋实业家小传,看到他们成功都是从困难中奋斗出来,没有不经过失败的.
商议后决定继续办厂,由宪鬯和张伯岸赴日本实地考察,才知新法造磷多用电解,旧法成本高,难与竞争,就将磷光厂余款购办理化仪器及药品返回上海.

接着在沪召集社友,以灵光余款为基本,另招新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设科学仪器馆于上海广东路宝善街.
头两个月,和钦与宪鬯枯坐店中,没见一个顾客上门.
到第三个月,才有一位操河南口音的老学者登门购买十元银元的化学仪器一套.
接淡之下,给和钦等以极大鼓舞,虽然此后仍没顾客光临,他们并不气馁,相互勉励说:"中国不亡,科学必兴.
我们应该放开眼光,苦守等待.
"果然,次年春间国内学堂次第成立,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的日益增多,一间店肆已不够用,乃在福州路惠福里另租十余间屋子作新馆址,由张伯岸坐庄日本东京采购仪器,陆续装运.
同时添招资本,扩大营业,聘虞寒庄为经理,大股东林涤庵为监理,又分设理科资料馆于南京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制作所,设汉口分馆.
光绪三十年(1904)还在馆内创办理科传习所,为各学校培养理化教习.
锺、虞等分任教师.

1903年3月,科学仪器馆创办《科学世界》杂志,和钦任主笔,经常撰文的还有虞和寅、虞辉祖、虞勉庵、杜亚泉、胡雪斋、王明怀、徐宗彦等人.
在科学仪器馆期间,和钦译著理化书文多种,普及理化知识.
1900年,翻译介绍《化学周期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亚泉杂志》第六期上,为国内最早介绍化学元素周期的文章.
和钦在《科学世界》上发表许多科学论文和其他著作.
《积化学名》介绍近百个化学名词,《化学定名表》按中文定名,并分项列出英文名称和化学式,共收600多个化学定名.
这在当时不仅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且对普及化学知识,统一化学名词的中译,促进我国化学科学的发展,起过开拓作用.

实业社成员在上海创办的科学仪器馆,实质上已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雏形,不过宗旨在于学术研究与推广.
当时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组织教育会,提倡新学,和钦也参加为会员,兼任爱国学校和爱国女校教员.
后因教育会提倡革命,声势旺盛,遭清政府大忌,通过英国政府电令上海英工部局予以解散,并逮捕主要会员.
章炳麟、邹容被捕入狱,蔡元培、吴敬恒等游学德、法,其余会员相继逃亡.
和钦也东渡日本留学了.

留学生涯光绪三十一年(1905)和钦到了日本,开始入清华学校,并在校外预习德文,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攻习化学.
留学期间生计极苦,和钦一面译书写文,以稿费所得充付学费,不足则省下早餐补充.
他酷嗜吸烟,不吸烟似乎无法构思,于是将日本樱牌香烟每枝一截为二,自己限定译三百字才能吸半截.
和钦说当时在德、法留学的教育会同志苦况都差不多.
如蔡元培曾为购买一本书断食三天,吴敬恒则同友人合买一双皮鞋,轮流穿着外出,回住处后即赤脚.
"志士求学,类如此也".
尽管生活清苦,和钦学习却非常勤奋,上午听课,下午实验,不计时间,常实验到昏黑还未离校,直到校工恨其拖延,将灯灭熄,才无奈离开.

留学初所译化学实验书,曾由普益书局出版,后专任文明书局驻日理科总编纂,编写中学教员参考的数理化讲义十余种.
他看到当时有机化合物命名混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于是精心整理,写成《有机化学命名草》一书,最早在我国制订了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名称,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当代著名化学家袁翰青教授评价说:"虞先生没有造一个新汉字,而能把重要的有机物用译义的方法予以命名,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工作.
"学"优"而仕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东京帝国大学了理科毕业回国,乡前辈张让三先生告诉他清廷筹备立宪,并订定了东西洋留学生考试章程,劝他入京应试,以望为国效力.
还说:"若一定要等革命成功后方谋取仕进,恐怕比较遥远.
况且你的老友倡言革命的徐锡麟最近不是也任安徽道员了吗其实他的志向并不在做清朝的官员啊!
"和钦听劝设法赴北京应试.
当时学部已闻名聘为图书局编纂.
部试列为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次年参加殿试,授翰林院检讨,学部奏调为图书局理科总编篡.
宣统二年(1910)与劳乃宣、王闿运、张謇、郑孝胥、陈宝琛、严复等三十人被举为硕学通儒,任资政院候补议员,又由农工部奏调为南洋劝业会审查官,归来仍在学部任事,编辑书籍,覆核各省大学及高等学堂试卷.
曾被派为东西洋游学生部试、延试襄校官,兼任各校理化教席,代为置设理化教学设备.

百年树人辛亥革命后,教育总长蔡元培聘和钦为讲习会讲师,又任教育部主事.
1913年任教育部视学,兼任编审处编审员.
每年自春至秋外出视学,先后四年,北自辽沈,南至滇黔,悉心指导,详尽报告,文思敏捷,往往日撰四万字.
曾报请裁撤整顿各省滥收学生、发售讲义、买卖文凭的不合格私立法政学校,为此,在开封时几乎遭到某劣绅谋害.
然和钦仍依法甄别不稍怯懦.
1915年兼教育部附设教育品制造所化学制药科名誉顾问.
1917年代理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同年,任山西教育厅厅长.
10月到任,整顿山西大学,添设农工商各专门学校,分区设立中学及师范学校十余所,请北京国立高等师范代培山西省中学师资.
首先在全省试办义务教育,创设国民师范学校在任六年,山西省政府共增小学二万五千所,增学生五十余万人.
为此每年获大总统颁发嘉禾章,由四等累晋至二等大绥嘉禾章.

从军行1923年回京,任财政部参事上行走,应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邀请,任使署秘书,重要函电都由和钦手拟.
空暇时随冯玉祥诵读《易经》及《群学治要》等,并编著军中应用书籍《蒙古浅说》、《名将事略》、《军人问范》、《勤俭》四种.
次年兼任陆军检阅使署编辑审查会主任.
当时军中公事极少,日有余暇,和钦就研究《道德经》,学绘山水画,临写魏碑,有"行事四六始学绘事"印一方.
冯玉祥治军严肃,军中静穆得象寺院庙宇,而驻地南苑树森蓊郁,和钦跟人笑谈说:"人家作高隐,我今作军隐了.
"夏天,冯邀和钦同往北苑避暑,每天用膳冯自己吃窝窝头,招待和钦的却是馒头和菜肉.
夜凉风静时,常与冯作池上谈.

有一天,冯玉祥对他说:"先生读书满腹,恐怕没什么用处.
鄙人读书虽不多,却一句有一句的作用.
回忆几年前我军入陕不久,中央命令我援川.
部队十分劳顿,多不愿意行动.
我就召集各营于郊外,站立高处向士兵讲话,一面脱下鞋子,用裹腿布缠紧,提示士兵说:"'我们军队为国为民,这样辛苦,不料到陕西以后,连一双新鞋也穿不上.
你们看我的破鞋!
'随将破鞋高掷,大声呼道:'我不要这破鞋了!
我要到四川穿新鞋去!
'就赤足而行,各军也都随我出发了.
你看我这番话能使几万人精神振奋,随我援川,我用的是一句话,即'弃国如弃敝屣'是也.
"讲完,相与大笑.

7月,和钦向冯请假回乡省墓.
冯书"明夷"二字对他说:"我跟你是学《易》朋友,现今正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希望你稍安毋躁.
到他们(按指当政者)不能办时,咱们来办.
请不要以为我冯玉祥无能,不足与谋啊!
"两月后回京,值江浙战事与直奉战争,冯奉承大总统曹锟命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率军出古北口入热河,和钦仍驻使署办事.
冯本不满曹氏所为,早已联络其他将领待时而动.
10月22日下令班师,星夜入京,梯城急围总统府,逼贿选总统曹锟下野,通电全国,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领第一军,公推段祺瑞为大元帅,由黄郛组织临时内阁.
吴佩孚闻讯率军回天津"讨"冯,和钦受冯命与日本顾问松室孝良驰赴前军张之江行营参赞一切.
激战三天,吴军不支败退.
松室孝良在前线助战不避生死,和钦也奔走沟濠为其作翻译.
事后问松室:"你是外国人,为何这样尽力"松室答道:"和钦君为中国,我也为我日本.
"和钦深思这话,才悟到当时日本很希望中国内乱.
因为内乱愈多,国必愈弱,所以每逢战事,必通过使馆介绍日本军官来华"投效"参战.
对此方如此,对彼方亦是一样.
中国国势衰弱了,日本就能得利.
想来不禁惕然.

冯、吴战争结束,冯通电全国,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并派鹿锺麟部通知溥仪出宫,接收故宫.
时冯军势力倾全国,和钦协助冯玉祥接见各省使者,处理函牍.
段祺瑞执政后,冯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和钦随行,为西北军筹饷事奔走京、张间.
财政部又委为帮办,又代表冯玉祥谒见段祺瑞,解释外间谣传,疏通冯、段关系,复代冯撰拟"救国十策",但段政府未能照行.
冯玉祥每天把心思放在整饬西北军务上,以三民主义教育全军,也喜欢读社会主义学说,跟苏联信使往来,日益接近,聘苏联军官为顾问,训练部队,接受苏联的军械接济,特派和钦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并选择优秀军士二十余人命和钦带去苏联留学.
和钦回国后,著《游苏视察记》一书,约十余万言,详细记叙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各阶层人的思想生活状况.

官场沉浮1926年1月,和钦随同新任热河都统宋哲元赴任为热河教育厅长,住避暑山庄,兼任热河市政筹备处会办,妥善处理了热币跌价问题.
2月,独任教育,两个月内创办国民师范、女子师范、模范小学及通俗讲演所.
政事余暇,下班后乘一驴,带着仆人入山游览.
看到避暑山庄内庙宇被各次驻军取宫砖垛灶,斫楠栋拆檀架作薪烧炊,香雾弥漫几十里,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原有六十四楹房屋也已毁焚,今作弹药库,历史文物遭劫如此,极感痛惜.
其《避暑山庄诗》记意有云:金山寺圮浪拍岸,文当阁闭阶生莓.
梨花何处足伴月,魅魑宵泣残金堆.
况复连年遭丧乱,如意洲畔刃皑皑.
宫墙斫瓦甃作灶,芬桴灭尽余寒灰.

同月,奉军大举入关,张作霖宣布独立,吴佩孚又兴兵图豫,并谋联合攻冯.
冯玉祥不愿以个人而起内战,通电下野.
张之江继冯为西北督办,调军阻战,时局又紧.
和钦却以为"多办一日事,即为民多造一日福",仍热心于振兴热河教育.
宋哲元退兵到多伦,恐承德有变,定计雇泥工数十粉刷府墙,嘱和钦于16日选择山庄胜点宴请全城士绅.
酒喝到一半,和钦弹古琴奏雅尔,轮流邀请众宾唱北曲,而宋之大军已在觥筹交错、琴曲宴乐声中北撤.
宋与和钦等随从人员七、八人后行,途中几次碰到小股吴佩孚部队,和钦亦以文职人员参加对射.
到张家口后,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议,随绥远都统宋哲元军,继又兼西北军财政委员、京绥路商货统捐局总办等职.
在长达一年的战争中双方耗力过甚,8月,西北军退兵绥远,宋正式就绥远都统职,委和钦为实业厅长兼垦务总办及清理官产处坐办.
和钦目睹三十万西北军一旦退却,损失极大,秩序紊乱,纪律荡然,不可收拴,黯然神伤.
当时有诗寄给在莫斯科的冯玉祥,记述退军实况,有句云:商吹凛烈风雨霜,大军西戍何遽皇.
曳兵散出云中道,阡陌什伍不成行.
有若河决侵巨野,冲津赴渚任汪洋.
元戎北溟绝消息,虽有诸将难周防.

接着,西北军与阎锡山晋军讲和,让出绥远.
阎即下令拆毁大同一带路轨,以防奉承军越过山西防区追击西北军,并派其总指挥商震率师入绥,假作战争状态,由晋军电告各方:"今日占某地,缴获枪枝若干","明天得某城,杀伤敌军若干",而实际上两军并无战事,只是杯酒言欢,每天在酒席上豁拳拇战罢了.
张之江、宋哲元等相继离开绥远,和钦见大局如此,百感交集,又听到广东北伐军已于8月中旬由岳州进占蒲圻,并拟进攻汉口,自思一年间职务调动了十次,作官真象住旅馆一样,寝食未暖,又换地方了,不想再干下去.
于是辞职退休,在归化旧城内向一位老妪租一间小室,纸窗土坑,每天吟咏作诗,饥了就到屋旁小店吃些,晚上跟仆人同榻而卧.

商震受阎锡山委任就绥远都统职,访邀和钦,委他为京绥铁路货捐局总办兼绥远货捐分局局长,阎锡山又任以晋绥财政委员兼管理商品运输事宜.
商震很看重和钦,采纳他的建议.
绥远人有"虞一说,商便决"之说.

北伐军占武汉,冯玉祥从苏联回五原,组织西北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在张作霖军与冯玉祥军战争中,阎锡山与奉军虚与委蛇,绥远一时相安无事.
和钦得能与诗友徐翿游阴山,寻元陵,吊青冢,访蒙俗,作诗唱和.
他自己说"诗境至是一变,有风沙苍莽之致".
印有《徐虞于喁集》.
1928年至1929年随商震任职于河北、山西间,任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和河北省署等参议.
1929年,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和钦已渐倦于政,不愿随往,感概地说:"孔子论治国,先富而后教,而富国莫如实业.
我还是从事实业吧!
"遂以北京稍为休息一段时期,至1930年4月南返上海.

创业维艰因为和钦本学化学,决心提倡化学工业,并定先在上海开办硫酸厂.
经游说并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实业和陆军两部,得到两部部长孔祥熙和何应钦的破格特准,于1930年秋在上海设立开成造酸公司筹备处.
先向信昌银公司暂借经费,一面向上海各友人招募股本.
奔走三月,所集甚少,幸得挚友项松茂为先垫四万元,上官云相一万元,自筹三万元,择殷行区江旁购地置厂,随招随建.
每天早晨挈一个皮包,装满章程和计划书等,向富室请求认股.
白天到工地监工,晚上回筹备处处理事务,当时许多人对化工实业还没引起重视,和钦象僧尼化缘一样,不管他们是不是答应,再三登门动员认股.
有的严拒,有的婉却,有的开始造成而后又反对,有的已认一百股而只缴一股,有的认为创办实业风险太大,劝他不要冒险去试.
有一个富友曾受和钦接济,一见和钦来家就先表态说:"我近来经济上很拮据,但为你的事,一定竭诚相助.
"待请他认股填款时,却执笔在手,再三踌躇,忽急书"三股",怫然进内拿出三百元钱交给和钦,并不高兴地说:"这些钱也不想做什么生意,就算给你作养老费罢!
"和钦也称谢接受了.
回来在座右自书"临大难不惧,受奇辱能忍",以自惕厉.
这样奔走近一年,才收足股金六十万元.
以后又几经困折,总算生产的硫酸质量较好,销路也旺.

由于创业维艰而人情险阻,而董事中也有人忌嫉,和钦致函董事会辞职,并发辞职及服务宣言,内云"……创业迄今,倏忽三载,千挠百折,始克有成.
此三年内真所谓身无一日之闲,心无一刻之安也……力薄能鲜,集事匪易,奔走呼号,日无宁晷.
一股之成,游谈数月;百金之集,函电三驰.
门生旧吏,视入股如捐资;至戚故交,或闭门而见拒.
造酸工业,既必创举,招股如此,他可知矣!
"又云:"鄙人对于公司,经理不可不辞,职责不可不尽,不辞职是驽马恋栈,不尽职是丧失人权.
要之办理开成公司,为鄙人平生最可纪念之事业.
招股既难于升天,举世复如扛鼎……"于是,荐方液仙代自己继任经理,离开了开成公司.

艺海优游辞去开成公司经理后,在蕴藻浜租屋退居,从事游钓、著述.
其诗中有:"诗书有用宁藏壁,天地未回忍入舟"、"竟使焦头空上客,徒令茧足落荒山"等句,表露了不平之意.
后移居萨坡赛路,以庭作院,杂植花木,自己写了一联:诗书塞座外,桃李罗堂前,元亮家贫,幸有故人,时来送酒;一寸二寸鱼,三竿二竿竹,兰成园小,应无余子,再与争墩.
又自题期室云:小楼一角,烧饼一盂,老境别开新活计;佳句盈囊,奇书盈簏,归巢重认旧因缘.
当时年已五十余岁,自认为军政两界既无展布,农工事业又非衰老所能胜任,何不优游艺海,乐我余年.
于是自号五隐先生,意思是隐于书、画、诗、琴、舞五艺之中.

家中蓄古琴甚富,从唐宋到清初,每代有名琴,也有审定为六朝时制作的.
和钦曾向古琴名将杨时百学琴,善弹《秋鸿》.
弹琴时先正襟危坐,凝神调息,然后入弹.
入手七声,细听到余音全沉,再弹第二声,至第七声完毕,按谱渐渐入急,再渐渐入慢而终曲.
在山西太原时雇琴工二名,广搜元明屋梁中杉木,亲自监工,部制作琴数十床.
不但仿制各式古琴,还在挖斫内腔上独具意匠,创新腔多种,并另定腔名,刻在琴池内,以作后代制琴法式.
还在山西教育厅署内设立雅乐会,聘乡人张谱芳教昆曲,汀人彭祉卿演授孔庙乐舞,请杨时百教古琴.
和钦根据学琴实践,著有《琴镜释疑》一书.

和钦又素擅舞艺,曾创设上海国际舞学社教舞,提倡英国式近代标准舞.
四年中学舞男员五百余人,女员八百余人.
1941年,杨荻萍等组织中国业余舞艺研究会于一如照相馆,聘和钦为名誉会长.
他兴致勃勃,每期必到,而且必先人之至而至,后人之退而退.
可是又非常惧内,友人笑他"河东狮吼,胆落色夺",他也自承不讳.
每次舞后返家前,要小学徒细察胸背衣服上有无胭脂痕迹,有则擦净,免被夫人发现"狮吼".
又在寓庐莳薰精舍教授书诗及琴艺,但学者极少.
同时设化亭书屋,收卖古今书籍,家藏善本,也任凭买去,一无所惜,并立笔单,自鬻书画,才足自给.
书生独见民国后,除专意文外,和钦还兼及中西哲学和社会学,又研究性理学,自认颇有心得.
创一身两性说,说"心性善,体性恶,心欲为善,体欲为恶.
以体率心则为恶,以心率体则为善".
还主张"文字两宗说",说世界各国文字虽各不同,基本上仅分东方、西方两派.
一横一直,一用谐音,一兼采六书,一从左到右,一从右到左.
东方派以中国语文为代表,西方派以英国语文为代表.
这是根据使用语文版图广狭、人口多寡而定的.
他主张各国政府应明令中文和英文为必修科,并保有其各该国固有文字,则中、英人民只须读两国文字,其余各国也只学三国文字,就可以周游世界,不需翻译.
而各国出版的有用书籍,都有英文或汉文本,这样世界人民都可以阅览了.
他又创议"公产私资"论,说"国家应有公产,人民应有私资.
公产私资都是人民所得享受的"等等.

孤岛晚年"八·一三"沪战后,舞学社及华亭书屋等相继歇业.
和钦载书万卷,古琴百床,由沪东移居沪西.
从此更深居简出,每天根据上海抗战状况作诗几首,共得《沪战杂诗》166首.
平日惟诗遣怀.
随着战火扩展,家境更贫困.
想到未能为国效力,深深地愧恧不已.
在其子建议下,筹设开明电器厂,得到友人帮助,于1939年2月生产电灯泡,质精制良,远销东南亚各国.
后来又开办葡萄糖厂于上海,耗费了许多精力.

1940年时治理事空隙,阅读道书,修炼道家气功,并于11月去天津老友元阳子为师,道号妙澄.
回沪后,依法实习性命双修.
诗文千秋和钦少时爱好诗文,越老越专注.
他说:"欲使长留天地间,须争松柏于岁寒.
然无文字因缘,得供鸿雪之资者,大抵与草木同腐.
"他的文章宗法桐城派,上追溯到秦汉古文.
作诗更是他的特长,尤为推崇杜甫.
曾说:"学诗须有内外功,词句章律为外功,神气味韵为内功.
内外兼修,诗乃有成.
"他批评清末民初间许多诗人以纤巧取胜,而平正者又多庸弱无力.
于是专意从真诚上用功力,正直中求神明,说"巧伪不如拙诚".
他自己说"作诗常欲得李(白)之清俊,而去其放佚,得杜(甫)之浑雄,而去其拙滞.
只是才力都不及他们.
"他认为作诗有定法,而学诗无定家,应该对症下药地学习古诗家的创作才行.

著有《和钦诗稿》24卷及《徐虞于喁集》、《沪战杂诗》等多种,时人称为"宁波杜工部".
留有《和钦全集》18种,其《诗文集》、《性理说》、《文辞我见》、《诗板臆论》、《琴镜释疑》等已刊行,现存未刊的遗稿还有满箱箧.

早期除著译理化书籍多种外,还撰写过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科学论文.
《中国地质之构造》一文,为20世纪初研究中国地质构造的一篇重要论著.
洒脱人生和钦个性又诚厚,又豁达,行事较孤特,不苟随俗尚,自信心又极强.
自认有理,就事在必行,不遇难而苟免,不遭困而中辍,不因人们毁誉而有所顾忌.
早在清光绪年间,认识到蓄发辫无益于身,就先剪去辫子,知道缠足有害于身,就劝人解放小脚.
平生所学和所做的多属创始,碰到困难,竭力排除,不计利害,不问生死,一定照认定的志向去做.
他对人说:"我不是个终日勤劳的人,也不是个终日忧虑的人.
我的忧虑常有定时,譬如每天以二小时为忧虑时间,虑有所得,马上行动不拖沓.
工作倦了就休息,休息时则恣意自乐,娱乐时根本不去想今天的成功与失败.
"又说:"多忧虑无益于事,有害于志.
一事之成,固在能苦,也在能乐.
"所以他常遇窘境而处之怡然.
年过六十,却又生趣盎然,康强象壮年.
还说:"天下事必有一条路可行,行而当死,也就是一条路,何必多虑呢!
"《文集》中刊有《哭舍》一文,意乃以哭为乐.
认为哭能消除抑郁,悲可启发欢乐.
孩童以啼哭而生长,成人岂不可以号啕为快乐.

平日不事积蓄,得钱即散.
常将钱藏在箱箧里,日子一久就忘却了.
他慷慨尚义,助人千钱不吝,借给人家钱也不记帐,可是受人家接济则锱铢必记,照还不爽.
平常讲实际,不重装饰,自己处境丰俭无定,对人也不以贫富穷达分高下等级.
当他经济情况宽裕时,常享受华屋层楼,高车驷马;当经济拮据时,就住委巷陋室,着敝衣破履而步行.
为华亭书屋经理时,亲自洗涤洒扫,以为器污而涤实是民生常事,没有什么失面子的.
五十五岁以后常常处于窘困境地,独居小屋,著书咏诗.
其自咏诗"一床欹对一窗小,日局危楼类巢鸟.
先生垂老得奇穷,宿债列如诸候表",写老境如画.
虽然这样,可是心地常乐,所以老来精神矍铄,腰脚轻健,体重也从100~108斤之间增加到140斤左右.

和钦待人谦冲和易,跟他接触象沐浴在春风中一样.
他的率真性情.
常倾倒众人.
1944年8月12日,和钦在上海寓所因胸膜炎病逝,享年六十六.
有子二人,孙十人.
好友桂铸西有挽诗概括他的一生,其一曰:蛟门屹立虎蹲雄,旷代奇才出个中.
游学十年渡东海,归来一试捷南宫.
山西桃李栽都遍,翼北骅骝顾已空.
遭世乱离成永诀,伤心不见九州同.
徐青甫(1879~1961)原名鼎,小港顾家桥村人.
3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先后就读于私塾、义学.
光绪末科举人.
1898年在杭州设塾为生,并入日文堂学习日语.
1899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先后任翻译、助教、教授等.
曾与人一起组织"生存会".
又募集资金,在杭州设立图书公司,业余从事著译工作,后以亏损而终.
1905年起,先后在奉天省巡警总局、奉天审计处、湖北省清丈局等处任职.
辛亥革命后,一度在上海经商.
其后历任浙江诸暨、湖北通城等县知事.
后弃政从商,在奉天等处中国银行任职.
1922年后任浙江省政务厅长、财政委员,协助建立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
1927年返故里读书著述,撰《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提出救国富国十三策及改革步骤.
5年后复出,1934年,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曾一度代理省主席,以清廉自居.
抗战开始后,先后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国民参政员、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
1939年迁居香港,继至重庆.
1949年全国解放后,应邀参加浙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曾任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带头认购公债两万多元.
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
曾撰写《粮食问题之研究》、《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粮食调节问题》等论文多篇及《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在经济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附记: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沈凯璋徐青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值得注意的人物.
其出版于1932年4月的《经济革命救国论》,虽然是一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的办法来救国富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著作,但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传统、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书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或进步的,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广泛的论述,精细的分析,大胆的创议,足见其宏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
研究这些内容,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于徐先生著作,这里不可能作系统的述评,仅略作简介,俾乡人了解徐先生之生平.

徐青甫,原名徐鼎,1879年农历3月12日生于枫林乡顾家桥(属现北仑区小港街道).
家贫少孤,赖母姐针黹所得,养育成人.
三岁随母到杭州,在私塾读书两年,义学读书两年.
之后,曾攻读战国申韩之学,乡试中举.
因急于谋生,游皖南北四年.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富国的途径.
至19世纪90年代,国内学习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
年轻的徐青甫开始懂得,不学新知识则无以救国.
因此,他设法购得算学方面的书籍,如华氏笔谈,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学大成等,自修得其大概.

1898年冬,由皖返杭谋馆,暂资糊口,其时,又进日本人在杭州开设的日文学堂学习日文.
由于生活艰辛,连每月二元学费也无力支付,只好与同业蒙师的四位朋友商量:一人去学日文,回来传授.
这样,五个人可以只交一份学费.
因徐青甫的年龄最小,而记忆较佳,就由他出面去日文堂学习.
此后,他每天上午去学日文,正午回家,下午要教书,晚上再向四位朋友转授日文.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不便才解约,当时幸值季考,徐青甫名列第一,得免学费,而继续学习.

自1899年冬起,徐青甫进浙江武备学堂,任翻译、助教、教授共七年.
在此期间,曾与求是书院和浙江武备学堂两校的有志青年蒋尊簋①等七人组合"生存会",不多时,由于清政府查逮,同时又缺乏经费而停止活动.
此时,徐青甫已进一步认识到,若不更新国人知识,则不能使国家富强.
因而又自筹资金,在杭州珠宝巷开设书店(名曰图书公司),并在武备学堂教授之暇,从事译书出版,两三年中,因书店亏损,赔尽译书稿费,尚亏损两千余金,为了归还借款和一家人生活,失去了赴外国留学的机会.

1905年,债累稍轻,即去外地谋职,至1911年,分别在奉天、湖北等地任职,先是经友人介绍,任奉天省巡警总局交涉股长,后改行政科长;旋任湖北清丈稽核兼江汉关交涉等职,此后,复任奉天警局行政科长.
其间,调办安东商埠警务,奉派去长白山下调查安图设治事务两个月,又去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三个月,回国后,奉派筹办奉天兴业银行,由于计划改变,又去奉天审计处任事.
曾应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②之聘任东省密查,后因辛亥革命政局变化而中止.

1911年辛亥革命后,携眷南返,徐青甫旧时朋友与门徒不少是杭州光复的有功者,有的被邀在军署任职,徐青甫见此时人多事少仍留沪从事商业.
1912年冬,蒋尊簋为浙江都督,徐青甫由诸暨同仁推荐,出任诸暨县知事两年,1914年离开浙江,调考赴平,试毕,分发湖北省,任通城县知事一年.
1915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并进而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徐青甫见"政治趋势,渐兆复古",乃弃政从商,在奉天中国银行出任出纳约七年,后因徐母思子心切,乃调返浙江中国银行任事.

1922年冬,浙江省省长张载阳③任命徐青甫为省政务厅长,其时,徐为中国银行行务正在外地查察,回杭后坚辞不获,从而复入政界.
1923年9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家,在政务厅长徐青甫的协助下,议定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归官股接办,更名浙江地方银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归商股接办,为浙江实业银行.
1924年,因浙江军阀(齐卢)战争爆发,张载阳卸职,徐青甫同时离开省政务厅.

1926年,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徐青甫担任浙江省财政委员.
1927年至1932年初,徐息影家园,旷观全球,研究中国国情,思索救国之策,写成《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
该书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经济学说,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救国富国的十三项计策,以及改革的步骤.
《经济革命救国论》于1932年4月出版,由浙江经济学会代发行.
魏颂唐先生在跋文中说:"今日之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极度,……吾浙徐青甫先生,本悯世救国之愿,出其数十年学问事业之心得,刊行《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
"1934年下半年,徐青甫一度代理浙江省主席.
当时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常在莫干山"养病",在职三年中,只有蒋介石到杭州时才不得已下山应付公事,各厅处工作极为混乱,财政十分困难,靠发公债过日子;同时,由于"桂系"反蒋暗流逐渐明显,黄绍竑奔走国民党中央与"两广"之间,竭力疏通和解,希望不要发生"内战".
在政治暗潮斗争激烈的情况下,黄绍竑提请民政厅长徐青甫代理省主席.
同年12月21日,黄绍竑到杭州就任省主席,徐青甫调任省民政厅长.
黄绍竑主浙之初,浙江经济危机重重,发放公债两千万元,入不敷出,而且财政实权落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
黄绍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说:"镇海县的徐青甫懂得理财,你可问问他.
"黄遂提名徐青甫任财政厅长.

徐青甫为官清廉,为人所称道.
解放后在浙江省人民银行任职的沈光熊(徐的下属)在其提供的资料中说,当时财政厅长是个肥缺,可是徐青甫不为自己捞钱,凡是不应是私人所得的,都让会计算了全部上缴,这在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是难能可贵的.

1937年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继续会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问题.
同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推定委员常委为徐青甫、竺可桢、马寅初等十余人.
1938年4月,徐等八人为浙江推定的国民参议员.
1939年2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府圈定:正议长徐青甫,副议长陈屺怀,参议员有张元济等二十余人.
同年由于思子心切(其子徐继藏,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经理,此时在香港),举家前往香港.
1940年又迁居重庆.

1941年秋冬之间,徐青甫写成《粮食问题之研究》一书,分析了粮食问题之症结;研究了战时粮食供求情况;评述了粮管政策的改进意见.
1945年11月,他在浙江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建立通资联营组织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政企职责分开,通过建立各级通资联营组织,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1946年又在浙江省参议会提出正式提案,经该会决议电请中央及省府采纳.
同时,又在杭州公开讲述自己的主张.
徐青甫的讲稿由力余学社记录,以《通资联营组织与本省经济之关系》为题,在《浙江日报》上发表.
后来,《浙江经济》月刊又将此文请徐青甫订正,转载于《浙江经济》第一卷第五期,题目是《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在浙江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反响.
《浙江经济》第一卷第六期刊出了沈松林与胡绍箕对徐文的讨论文章.
次年1月,《浙江经济》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徐青甫的第三篇论文,《三讲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一一并答胡绍箕、沈松林两先生》.
次年7月,《浙江经济》第三卷第一期还发表了徐青甫《粮食调节问题》一文.

徐青甫是一位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
他博览群书,且不唯书,不盲从,敢于直陈已见,这一点可从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
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谈到,徐青甫读书很用功,他新书旧书都看,也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英文能看,日文也能看.
而且,他自信心很强,对问题有独立的见解.
值得称道的是,徐青甫的著述都是从救国富国的立场出发,针对社会积弊,以一个银行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直陈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光彩,他的数万册藏书,解放后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徐青甫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他在家中会见沈光熊时谈到,南京政府做的一些事情不得人心,共产党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胜利.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徐青甫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有所评论,他说:"对于共产党,予虽未知其组织如何,究竟目的如何,以及手段如何,……马克思乃热心社会之学者,为私有财产致社会成为不平,欲救世而创此主义者也,故予知第三国际之所在乃救世的,而非害世的……".
在三十年代,徐青甫公开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可贵的.

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徐青甫对按劳分配和教育子女问题也有两段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说:"劳有心力之分,心之成效大,力之成效小,宜厚心而薄力;劳有智愚之分,智者成效巨,愚者成效细,宜厚智而薄愚;劳有总散之分,总者关系重,散者关系轻,宜厚总而薄散;劳有勤惰之分,勤者成功多,惰者成功少,宜厚勤薄惰;劳有难易之分,难者其能高,易者其能低,宜厚难而薄易.
各社会阶级,宜从平等目之,互相尊重,辨别心力智愚,审察责任总散,查核勤惰难易,以为分配标准.
"徐青甫对于教育子女问题,又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今天更有其现实意义.
他说:"对于多留财产给子孙,不过养成其骄惰游荡,减少其能力,堕落其人格,戕贼其身体,丧失其名誉.
为子孙计,惟有不给其财产,而给以知识与能力,使其随时随处足以自主而不危,方真为爱惜子孙".

建国后,徐青甫参加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徐青甫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社会活动),还担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
为了带动各界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购买建设公债,徐青甫变卖了家私,买了两万多元公债.

1955年,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当年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徐青甫的名下这样写道:"徐青甫,77岁,满清举人,解放前曾任浙江省财政、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等职.
住址:杭州长生路34号.
"1958年10月,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1年3月16日,徐青甫病逝在杭州,时年82岁.
注:①蒋尊簋,字百器(1883~1928),浙江省诸暨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
②叶景葵,字揆初(1874~1949)杭州人,曾任大清银行正监督,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经理.
③张载阳,字暄初(1876~1947),浙江新昌县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浙江省省长.
李秋君(1899~1973)女,字祖云,别署欧阳湘馆主、欧湘馆女,小港港口李家人.
1912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
初随长兄习书作画,后师从女画家吴淑娟.
因其兄与张大千为至交,遂与之相识,得张指点,画技大进.
1927年后与张辰伯、江小鹣、潘玉良等在沪创办艺苑.
1929年加入蜜蜂画社,后任中国画会理事.
1933年,在上海创办女子书画会,与何香凝、经普椿等为画友.
抗战爆发后,参与组织灾童教养所,收容难童.
1948年,李、张(李秋群、张大千)同届五秩,陈巨来刻治"百岁千秋"印方,集两人之名,供合作书画时盖用,传为艺坛佳话.
建国后,上海美术协会成立时,任理事.
其间,先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大学、中华文艺学校.
又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妇联执委等职.
1962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终生未婚,与丹青作伴.
善画山水、人物、花卉,工诗文.
传世作品有《假日》、《渔舟待发》、《向东海要鱼》等.
著有《中国文学史》、《欧湘馆诗草》、《秋君画稿》.
其作品曾参加各国展览,是长期活跃在上海画坛的著名女性.

附记:女画家李秋君更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坛传出喜讯:女画家李秋君荣获比利时"国际画展"金奖.
在这以前,李秋君已在日本、比利时开过个人画展.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年轻女画家,就享有这么大的名气,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是罕见的.
这位才女是谁出生何地师从何人关心艺苑的人们奔走相告,多方探听!

李秋君,是北仑区小港李家人.
李氏为宁波地区豪富名门,其父李厚祁(字薇庄),长期在沪经商,曾资助孙中山革命,并与陈英士为友.
民国初年曾任上海闸北民政总局自治公所总长.
1899年8月25日,秋君降生在上海卡满路(今石门二路)李宅.
8月时届秋季,又排行第三,故名秋君.
秋君幼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母爱若掌上明珠.
可惜不幸染上肺病.
肺病在当时犹如现在的癌症一样,尚无特效药可医.
患上这种疾病,唯有增加营养和卧床静养,才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但秋君个性活泼好动,难于叫她安心静养.
于是,全家出动,挽亲托眷,多方求医问病,但见效甚微.
最后,只得让秋君跟她大哥祖韩学习书画,希望通过学书绘画来让她移性养身.
从此以后,秋君以病弱之身,使她得以迈进艺术殿堂的大门.

李祖韩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董事长、美国驻中国营业公司买办,虽是商人却自幼酷爱丹青,擅画山水,与"海上画派"陈小蝶、江小鹣等同是"中国画会"的成员;又与吴昌硕、王一亭、曾农髯等组织"秋英社",以提挈后进,培养新人.
经王一亭介绍,秋君正式拜女画家吴淑娟(杏芬)为师.
通过学书绘画,病情有所缓解,身体也逐渐强健.

1922年秋,李秋君从上海务本女中毕业,对绘画艺术兴趣未减,经常与其兄祖韩及其他画友切磋绘画技艺.
名其画室为欧湘馆.
1933年,秋君在沪创设女子书画会,何香凝、经普椿等均为该会画友.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秋君激于爱国义愤,曾慷慨解囊,发起组织灾童教养所,收容盲童.
1944年,随其二哥祖夔与张大千一起参加梅兰芳、周信芳、范烟桥、吴湘帆、经享颐等人组织的"甲午同庚会"的活动,矢志不替日伪政权效力.

李秋君与张大千相识是在1922年5月,当时她已年届二十三岁.
犹待字闺中.
在旧中国,富家女子在十六七岁就要准备出稼,超过二十岁就被视为"老大姑娘".
对李秋君的婚姻问题,港台书刊传闻颇多,说是"秋君的父亲有意要将秋君许配给画家张大千,但大千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不能从命"、"李、张两家是世交"等等.
这些都是喜作才子佳人文章的文人生花之笔,并无事实根据.
李府与张府远隔千里,(张大千家在四川),素无往来,怎称得"世交".
李微庄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将秋君许配给张大千的意图.
李秋君终身不嫁的真正原因,主要是身患肺病,尚未彻底痊愈.
她对张大千的感情,也主要是艺术上的"知音".
有一天,秋君同其兄祖韩一起去沪上著名书法家张瑞清家中赴宴,在席上初次认识张大千.
那时,张大千还只是初露头角的青年学子,他是在向书法大师张瑞清学习书法的门徒.
李和张同是年青人,又是同样爱好书画,志趣相投,就开始交往起来.
以后,两人经常在秋君的欧湘馆画室中论画,切磋琢磨.
秋君自称欧湘馆女,大千自号居士,大千对秋君指点甚多,秋君待之如良师益友,交往日多,彼此畅谈心曲,情同兄妹.
社会上认为张大千在爱情生活上放浪形骸,其实他在婚姻上也是非常不幸的:先是未婚妻不幸早夭,又为了逃婚而做过百日和尚,再迫于母命与一不爱的女子结婚…….
两个薄命人在一起,同病相怜,感情日深.
这也是他们长达半个世纪友情的另一个原因.

1948年9月,李秋君与张大千同庆五秩寿诞,张大千带着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由重庆飞抵上海,又住在李家.
这一天李府红烛高照,亲朋满座,众多亲友送来了不少贺礼,其中有著名金石家陈巨来刻镌的"百岁千秋"印章一方,将李秋君、张大千两人名字和合庆百岁寿诞的含义都巧妙地包含在一起,当时传为艺坛佳话.
在喜庆席上,秋君与大千合绘了一幅山水幅,并盖上这方新章.
两人还相约:今后再合作50幅,另外各人绘25幅,凑满百幅,到百岁整寿,在上海开个画展.
可惜别后世事多变,誓约不能实现.
同年,大千与秋君变起百年后的一事,大千拜托秋君在上海静安公墓替他订一寿穴,相约死后邻穴而葬,以示他俩誓为"生死画友".
大千当即给秋君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的碑文,秋君也替大千写了"大千居士张爱之墓"的碑文.
同年12月,张大千与夫人、女儿离开上海飞往台湾,开始了他的飘泊生涯.
从此一别,秋君就再也见不到这位"生死画友"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李秋君出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以后又长期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参与讨论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方针大计.
同时她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生活十分安逸.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李秋君创作的顶峰时期,她创作勤奋,在这段时间,她创作的画稿,就有桌子样高6大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秋君在政治上、生活上都遭受到不应有的磨难,后又被送到博物馆劳动,使她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
于1971年3月21日晨光微曦时病逝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享年72岁.
死后安葬于苏州凤凰山公墓.

秋君死后,其弟祖莱写信告知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并嘱其暂勿向大千直言,以免老人感伤.
半年后大千得知消息,即致书祖莱:"惊痛之余,精神恍忽,若有所失","古无与友朋服丧者,兄(大千自称)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
"张大千以"心丧"报秋君,可见他们两个之间何等情深!

李秋君毕生与丹青结缘,终身未婚.
在艺术上造诣颇深:其临摹古画,得董小苑、董其昌之法,而风格又颇似张大千,且古拙凝重;所画仕女端庄沉丽,具唐人风格.
传世作品有《假日》、《渔舟待发》、《向江海要鱼》等,现藏于上海中国画院.

张石川(1890~1953)原名伟通,字蚀川,北仑区霞浦人.
1904年赴上海华洋公司任职,在夜校苦读英文,后任美华洋行广告部买办.
1913年受聘为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
在此期间,与郑正秋合组新民公司,拍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任导演.
1916年创办幻仙影片公司,改编并执导中国首部喜剧片《掷果缘》,摄制揭露鸦片毒害的《黑籍冤魂》,后因资金不足停业.
1922年与郑正秋等人合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先后经营15年,公司还附设戏剧学校,培养艺术人才,并拥有两家制片厂和两个有声摄影场,为近代中国有实力的电影生产企业.
1923年底拍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故事片《孤儿救母记》.
1924年后,又与郑正秋合作,拍摄《玉梨魂》、《盲孤女》等20余部影片.
1928年开始拍摄18集武侠神怪故事片《火烧红莲寺》.
1930年,导演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名噪一时.
1932年,夏衍、郑伯奇、阿英等文艺界左翼人士加入明星公司后,创作改编《狂流》、《春蚕》等进步影片,1936年以后,抗日爱国民主活动高涨.
明星公司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合作,恢复编剧委员会,制定"为时代服务"方针,先后拍摄《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优秀进步影片.
上海沦陷后,明星公司被日军占领.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任汪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兼导演.
抗战胜利后退出电影圈.
一生拍摄过约150部长短故事片,是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之一.
系中国武打片创始人,人称"功夫片之父".
尤其喜好拍摄爱情、香艳片.
其导演风格细腻,善于启发演员进入角色,曾发现和培养大批文艺人才,如著名影星胡蝶等许多新人.

附记: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张石川戴中孚张石川,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他从1913年导演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起,便将这门新兴的世界第八艺术——电影,栽植在中国的艺术园地,并尽其毕生精力,躬耕培育,使之茁壮成长.
他一生共编导故事影片100多部,主持明星影片公司达17年之久,是世界电影史上为数极少的电影艺术家兼电影事业家.

拓荒者的足迹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出生于北仑霞浦.
父亲张和巨是个经营蚕茧生意的小商人.
16岁时,因父亲去世,年幼的他辍学来到上海,投靠舅父经润三.
经润三是当时美商华洋公司总经理(即洋行买办),于是便安排张石川当了一名小写(类似文书的小职员).
但是张石川人小志大,并未满足于此,一心学舅父也要当个大买办.
他白天上班,晚上去读英文夜校,刻苦学习英语.
两年后居然学有长进,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在业务工作中也如虎添翼,可以直接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因而结识了不少外国商人.

1913年,在沪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从另一个外商手中盘进一批电影器材和胶片,在香港路5号的一块空地上,办起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中国影戏.
但这两个美国人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更不了解中国民情,于是想聘请一位中国人当顾问,依什尔就想到了年轻能干的张石川.
张石川初生牛犊不畏虎,还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就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筹划,他邀请当时很有名气的新剧家郑正秋和掌管民呜社文明戏班的小舅父经营三合作,组成了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全部制片业务.
他们承包开拍的第一部影戏名叫《难夫难妻》,电影情节是郑正秋参照潮州家乡封建包办婚姻习俗的一个故事改编的.
由民呜社的文明戏演员参加演出,女主角也男扮女装充任,亚细亚公司老板依什尔担任摄影,张石川和郑正秋分别调度场面和摄影机,指挥演员表演(即现在的导演工作,那时还没有导演这个名称).
就在香港路5号的露天摄影棚,利用太阳光照明拍戏,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就这样呱呱坠地.

创办"梦幻工厂"电影制片厂在世界各国被称作"梦幻工厂".
张石川在拍完《难夫难妻》后,接连又编导了十余部滑稽短片.
从此,他就迷上了这个"编造梦幻"的行当—梦想有朝一日新民公司能取代亚细亚公司,由中国人自己办个拍中国影戏的"梦幻工厂".

谁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在亚细亚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电影胶片断档,亚细亚公司犹如昙花一现,关门歇业,张石川也就断了电影梦.
无奈之下,张石川加入了小舅父经营三掌管的民呜社,做起文明戏来.
一年以后,大舅父经润三去世,由于新世界游乐场为经润三与黄楚九合伙经营,经润三的遗孀汪国贞与黄楚九闹起产权纠纷,结果黄楚九退股集资另建大世界游艺场,与新世界竞争.
汪国贞夺得新世界的经营权后,全权委任张石川经营.
张石川的确是个人才,他头脑灵活、点子多,把新世界办成了集中西时新娱乐项目于一处的"游艺王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获利颇丰.
年终论功行赏,大舅母汪国贞奖给他一笔丰厚的红利.

翌年,首批美国电影胶片取代德国胶片运抵上海,张石川便利用这笔红利作资本,重温电影旧梦,邀请京剧票友管海峰等人合作,筹集资金,聘请民呜社的张利声、查王影、徐半梅和洪警龄等为演员,意大利电影商人劳罗担任摄影,他自己与管海峰联合导演,办起第一家国资本的影片公司——幻仙公司.
不久张石川便将一部揭露鸦片烟毒祸害的舞台剧《黑籍冤魂》搬上银幕,在三洋经桥民呜社首映,很受观众欢迎,久演不衰.
可惜幻仙公司的资本实在太少,因周转不灵无力继续筹拍,幻仙公司不得不宣告结束.
张石川再次银幕梦断,只得重回新世界游乐场担任经理之职.

1920年,张石川在经营新世界游乐场的3年时间里所表现出来的精明强干、开拓进取的经商才能,为当时上海滩上皮货大王何永昌所赏识,有心要栽培他干一番大事业.
就在新世界游乐场易主之后,何永昌就推荐张石川当上了上海瑞慎洋行的买办,据说他是当时上海滩洋行买办中最年轻的一个.
虽然张石川实现了当洋行买办的夙愿,但仍未忘情于电影,希望有朝一日重操旧业.
1922年3月,张石川看准电影业所包蕴的巨大商机,将何永昌送给他开办大同交易所的2000元资金,转而投资创办明星影片公司.

明星公司创办之初,因招股无人投资,只得采用合股形式,由张石川邀集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和任矜燕四个有志于电影事业的朋友,集资1万元,对外号称5万元资金实力;摄影场和摄影器材暂时向劳罗租用;没有固定演员,视拍摄影片的需要临时聘用.
当时的上海电影市场外国滑稽片走俏,美国笑星卓别林、罗克风靡银幕,张石川决定仿拍滑稽短片,作为明星公司创业片样式.
他请来当时新世界游乐场马戏班小丑演员李却·信尔担任主角,模仿卓别林游上海洋相百出的笑片《滑稽大王游华记》;继而又拍了一部由郑鹧鸪扮演卓别林、严仲英扮演罗克,两人在剧场院相遇大打大闹的笑片《大闹怪剧场》.
但是大出张川的意料,他得意创作的笑片在影戏院上映时,却观众寥寥,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张石川眼看1万元资金行将耗尽,只得接受郑正秋的建议,破釜沉舟,改拍正剧长片《孤儿救祖记》.

《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
张石川凭借从外国影片中偷学来的门道诀窍,居然把一部讲述家庭伦理道德的影片拍得有头有尾,有情有节,很能投合市民观众的观赏兴味,在爱普庐活动影院首映就引起轰动,连日座无虚席,使资金短缺、濒于夭折的明星公司大赚一笔,从此明星公司便在上海滩上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发展.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仅救活了明星公司,也使张石川确立了在中国电影导演界的地位.
在明星公司开业的头3年中,张石川沿着这条正剧长片的路子,接连导演了《玉梨魂》、《空谷兰》、《最后之良心》等17部影片,仅此一项便占明星公司3年影片总产量的2/3.
在中国早期电影界,张石川导演的影片运用传统的叙事手法,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部部都是卖座片,这既为明星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也为明星公司赢得了响亮的社会声誉.

1928年,张石川为增强明星公司的实力,决定增资20万元,公开向社会招股.
与5年前初创时招股无人问津的景况相反,许多投资者不请自来,十分踊跃,一举就招足满额.
有了雄厚的资本,张石川正式向国民政府工商部登记注册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张石川也以总经理兼导演的身份,主持业务达17年之久.

才艺双绝的电影人张石川对电影原是个门外汉,他在1913年导演《难夫难妻》之前,也仅仅看过几部"西洋影戏"的短片.
他既不懂什么叫电影导演,也不懂电影艺术是怎么回事,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边学习边实践,才逐渐掌握这门新兴的艺术.
他一生编导的影片多达150余部,这个数字在世界电影编导中也是少有的.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他在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表现出来的才华,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堪称多才多艺的电影人;作为电影编导,他编导的电影片大多具有民族文化内涵,故事性强,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他的导演艺术风格浓郁细腻,很能调动观众情绪,往往能使妇女观众哭湿几条手帕,或者笑得前仰后合,回味无穷;作为一个电影事业家,张石川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理念,他广纳贤才,特别是千方百计将一些有名望有实力的导演和演员罗致进明星公司,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创作班子.
他平生最得意的两大"杰作",一是从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挖来了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张织云,另一是从天一影片公司挖来了银幕美人胡蝶,这两位演员后来都被观众戴上了"电影皇后"桂冠,为明星公司赚取了巨额财富.
1925年张织云主演影片《姐妹花》,票房总计收入高达20万元,超过《空谷兰》,双双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抗日战争爆发后,明星公司新建成的枫林桥总厂被日寇占领,日寇原想以明星基业要挟张石川,诱迫他出山为其办电影厂,但被张石川拒绝,恼羞成怒的日寇竟然纵火烧毁了明星总厂.
避居租界的张石川痛心之余,以上海沦陷前从总厂抢运出来的一些电影器材和底片作资本,加入由柳中浩、柳中亮兄弟设在租界内的国华影业公司,担任制片和编导,并想藉此等待机会东山再起,恢复明星公司事业,但战争局势的发展却使张石川的梦想一再破灭.
1942年12月8日爆发太平洋战争,日寇同时占领上海租界,操纵汪伪政权,强行将留在租界内的新华、国华等12家中国资本的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留用张石川担任分厂厂长、导演和制片部长.
抗战胜利后,张石川曾应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邀请,协同周璇、舒适等前往香港拍片.
这期间,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张石川、柳中浩和李丽花等一批留沪影人已被指控犯有汉奸罪被起诉,张石川闻讯惊吓,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发作,从此就辗转病榻,一蹶不振.

上海解放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念其为中国电影所作的贡献,决定为张石川安排适当工作,但他已身心憔悴,未能复出,1953年病逝于上海.
乐嗣炳(1901~1984)又名山、欢,大碶湖塘村人.
早年就读于灵山书院.
1919年赴沪,两年后,经许地山介绍参加文学研究会.
其间常与沈雁冰等人研讨民族语言学,为大众语运动发起人之一.
曾任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中华书局编辑,上海艺术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抗战期间,任教于广西大学,常在授课之余深入少数民族各山寨村庄采风,搜集民间歌谣.
1941年,被聘为广西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
其间,撰写不少颇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第一手资料.
1953年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上海语言学会理事.
1980年,将珍藏的1563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
长期致力于民俗学研究,著有《儿童歌谣》8册、《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研究方向》、《歌谣与风俗》、《国语学大纲》等.

附记:求索之路——乐嗣炳自述(一)童年(1901~1918)在家乡、武汉、驻马店1901年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江南(今称北仑区)一个船夫的家庭,上代都是工人,都是文盲.
母亲支持我读书.
1908年,进私塾,方老师见我与书有缘,一天五、六遍教我背诵各种蒙学课本、最新国文教本等三十多册,其中一本《九千字文》,一年多时间使我认识了上万汉字.
从此我就能够自己阅读白话的唱本、小说.
辛亥革命后,进小学,开始作文,由于我认字读书多,每篇作文都是一百分.
我几乎看完了能买到的小说笔记等,逐步能阅读文言的各种书刊,尤其爱读报,学习英语.

1913年,母亲在武汉病死,家散了.
1914年父亲送我去河南省驻马店当学徒.
那是一家叫"仁大"的油行,主要经营煤油批发兼煤油和灯具、蜡具的加工.
我起初学习手艺,不久,调作商业工作,后期任小职员.
这一油行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不太忙,白天能精读一份《申报》和一份汉口出版的《中西日报》,有时还能看一些书.
晚上,六时到十二时,在一个阁楼的煤油灯下,做国文商业工艺等函授学校的课艺.
不容选择地阅读了大量复杂书刊.
它们提供了语文、史地、经济科学的常识;了解世界形势、国内形势,培养了我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二)二十年代(1919~1930)在上海、镇江、南京、东京1919年初,到上海,不久,上海工人发动六三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我参加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搞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
在宣传活动中,认识了一些爱国先进知识分子.
湖南救国十人团分会总干事毛泽东,副总干事柳直荀领导的长沙分会组织四百多个"十人团",成绩很好.
《时事新报》转载了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
我们讨论了这篇文章,认为它对我们这个组织有指导作用.
1920年4月,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第二次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声明书》,声明取消沙皇俄国强迫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霸占中国的租界、铁路,停止赔款等.
《声明》说,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不但为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为中国和世界的劳动人民利益.
报刊上发表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声明,报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先后发出感谢电,我们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讨论了这一声明,发出电报致谢.
我们又讨论了《星期评论》的介绍和评论,这是我初次接触列宁主义的理论.
救国十人团的"经济绝交"活动,给日本资本家很大打击,后来我收集大量稀见资料,发表过一篇简论,并在《总商会月报》上刊载.

1919年下学期,我任成都路一个工读学校(中学生程度)教员,教国文和制造蜡烛、肥皂、牙粉、墨水的手工艺.
"救国十人团"理事长任矜苹介绍我进李级仁主办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学习,兼管事务.
我精读了北京国语讲习所钱玄同的音韵学,沈颐的发音学,杨遇夫、黎锦熙的国语文法等讲义和一些参考书,打下了语文学的理论基础,引起语文改革运动的兴趣.

1920年5月,成都路辅德里开办外国语学社,我进日文班学习日文.
这年八月十九日,外国语学社迁淮海路成都路口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据点.
我的日文教师李达三是建党成员之一.
他发给我一本《中国共产党宣言》,随即介绍我认识了陈望道.
他们是发起组的成员.
我同俄文班学员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等听陈望道解释《共产党宣言》.
李达陆续发给我早期党内宣传书刊,我还保存着学习讲稿《无产阶级理论和实际》.

五四文化运动重点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改革汉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艺、旧礼教.
"我当时注意力集中在宣传国语教学、推广注音字母运动上.
1920年秋,中华书局邀请王璞灌制标准国音唱片,在青年会的座谈会上,发起"上海国音推行会".
这是上海最早的一个推广国语教育的机构,我任研究部长,兼任本会讲习班和三个中学的国语教员.
同简世铿合作《注音字母旗语》,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写了几篇宣传国语的短文,举办了很多次宣传国语的游艺会.

1921年,中华书局支持北京教育部开办国语专修学校(大专).
任黎锦晖为校长,我任教师兼事务主任,后任教务主任.
1921年初到1924间年举办了三届专修班和多届讲习班,暑假寒假讲习班、研究班,帮助了二千多中小学教师掌握新语文知识,为中小学国文课改革为国语课,推广注音字母和参加江浙各地假期讲习班的教学工作,举行了很多次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我为教学的需要编写了《语言学大意》、《国语概论》、《音韵沿革》、《国音》、《国语话》、《国语辨音》、《国语旗语》等讲义多种,由中华书局印行.
还写了一些宣传国语教育的论文.

1921年秋,应聘为周树人主持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参加蔡元培为会长的"国语研究会",被选为上海分会干事.
许地山介绍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与许地山、顾颉刚、沈雁冰、郑振泽、谢六逸、赵景深等研究民间文艺.
年终,兼任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员.
同事有张闻天、田汉、周伯棣、许杰、黎锦晖等人.

1922年1月,国语研究会出版《国语月刊》,钱玄同、黎同熙、黎锦晖和我任编辑委员,我任主编.
第七期"汉字改革专号"费时达一年,字数二十五万,印数二千五万册.
主要写稿人有蔡元培、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为汉字改革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1年,复印出版《国语月刊》,1923年4月停刊.

1922~1923年间,私立东方公学、艺术大学兼任教授;1922年厦门大学邀任专任教授,月薪三百元,由于年龄太轻,未就.
1923~1924年,我发起主持"平民教育社",在《时事新报》发表为宣传劳动人民服务的识字教育短论多篇,举行宣传会、大型游行宣传多次.
第一次在工厂、学校、里弄举办识字班二十二所,免收学费,供给书本、文具,招生二千余人.
各地设立分社,同时举办了很多识字班.
在全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停办.
同时我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员三百余人受到裁员、失业的影响.

1923年4月,中国共产党接办上海大学,邓中夏任校务长,8月,任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
邀请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沈雁冰等开设文学讲座,我担任语文改革讲座.
1925年初,我迁居黄陂南路礼和里6号.
4月,邻居赵南公要我继任泰东书局的编辑.
同我邀集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家二十余人为郭沫若饯行,沫若原任泰东书局编辑,应邀到黄浦军校任教.
在席上,老朋友们介绍了我和杨景昭的婚姻关系.

1925年5月,唐豪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的住所,用作法科大学中共特支的交通机关.
这时为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党领导工人、学生声讨资本家罪行,五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大学学生组织的宣传队经过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时,凶横的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排枪射击,上海大学的学生和群众十余人流血牺牲.
我和景昭眼见这一惨案.
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发出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发生了震憾世界的五卅运动.
第二天,我去中国文学研究会,帮助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公理日报》搞发行工作.
有一次集会上,沈雁冰要我去他家午餐.
饭后,沈雁冰、侯绍裘同我几个人去西门立达中学参加发起上海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出列席都是上海大学、立达中学等进步的教职员,有不少共产党员,我被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五卅运动不久,陕西北路上海大学遭到帝国主义封闭.
那时陈望道任代理校务长,委托我找到瑞金南路一排十幢楼房作临时校舍.
那时起,我应聘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受法帝国主义压迫,再迁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租楼房十二幢,作临时校舍.
1926年冬迁江湾镇自建校舍.

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我们法科大学中共特支党员奉派收缴西门南阳桥警察局枪支二十余支,胜利完成任务.
我和杨景昭受江苏省侯绍裘、区委唐豪的指令,制造国旗、工会旗、农会旗二千多面,准备起义胜利时悬挂.
在起义胜利的欢呼声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背叛、大屠杀,我们上海大学的江湾新校舍又遭到蛮横封闭.

1926年起我兼任真如暨南大学高中师范语文课程.
"四·一二"威胁中,迁入暨南大学学生宿舍暂住,上海大学、法科大学、暨南大学是上海学生党团员最多的学校.
在同学们鼓励下,我讲授语文和人生哲学等课程,尽力宣传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一年三月起,我兼教大学部政治课,选科学生四十名,听讲学生达一百二十多名.
学期终了,有一个学生贴小学报,说我曲解三民主义,宣传共产主义.
三十多学生写小字报进行辩护.
学生派代表黄镜澄(黄逸峰)等三人慰问说:老师放心,我们来对付他.
闹开了,我被迫离开暨南大学避居普陀山,整理《革命实地见闻录》、《国旗的历史》等译著,交书店出版.

1927年冬,法科大学副校长潘大道勾结国民党反动分子,阴谋扑灭法大我党特支,经我党区委决定派军委(武装工作队)二人,在法大校门口镇压了潘大道.
这样,我们特支的党团员都成了杀人嫌疑犯.
特支负责同志避居山西路谦吉旅馆,要我和史良通知特支党团员隐蔽.
几天后,经区委批准,我和唐豪等十余人避往镇江.
我改名乐山,唐豪改名羲陶,刘子明改名少愚,郑观松改名竹友……混进县府充当小职员.
不久与上海区委失去单线联系,全体党团员十余人同党失去了组织联系.
江苏各地先后发动农民暴动,我们利用机会先后拘捕打击各区乡土豪劣绅,收缴他们的武装,支援农民的革命活动和被迫害的我党同志.
斗争中敌人探悉我们的来历,用"鼓动农民暴动、企图危害首都"罪名,向南京告发.
江苏省警务处逮捕了我和唐豪、刘子明,交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查.
史良由法大分配在这一法庭任见习书记官,杨景昭闻讯赶到南京请求史良支援,三个月后,史良得承审员同意,通过杨景昭转告我,借口景昭怀孕近十个月,请准给假两星期照顾产妇.
出狱后,我们当夜乘船回上海,唐刘二人也经史良支援出狱.

入狱不久,我参加闹改良待遇斗争.
胜利后,我被认为笼头,可以在铁门内自由出入各号禁闭室访问.
我们南舍220余名犯人,多数是农民起义和共产党"嫌疑犯".
利用机会我和唐豪为这些同志起诉了九十五件辩诉状,和收集几百首农村歌谣.
斗争时,大声吵闹,惊动了在北舍拘押的暨南大学生黄镜澄和上海大学生丁丁,他们来南舍探望,我也去北舍探望他们.
黄镜澄(今名黄逸峰)参加苏北暴动递解过镇江,我为他毁灭"罪证".

在镇江时期,我借住蒋医生家,我利用档案资料,写成一部《镇江新志》初稿,十五万字,被捕后原稿遗失,只保存了"袁世凯迫害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史料.
1929年1月,我和景昭母女、唐、刘四人避往日本东京学习.
"四·一二"后,避居日本的中共党团员有沈雁冰、郭沫若等二千余人.
没有中共党的组织,而同日本共产党有些联系,参加部分活动.
有一次我们应日共约请参加银座实行宣传,日本政府勾结蒋帮驻日公使逮捕了我党黎初梨同志等四百多人.
东京华侨学校教员七人被捕五人,经吴羹梅、金学成等的活动,推选我任东京华侨学校校长.
我随即任我党同志五人为教师,阻止了国民党夺取华侨学校的活动.
留日期间,我们同国民党不断发生磨擦,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那时日本出版界一片红,出版了《马恩全集》,《资本论》有三种版本;列宁,斯大林和其它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介绍苏联革命后执行五年计划的讨论,应有尽有.
我通过日本选读了经典著作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献.

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启发下,对历史科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学习发生很大兴趣.
东京有五千多家新旧书店,花费了很多时间,选购了我国历史地理(主要是现代史)和日本人调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我国语文研究的资料.
不少是稀见稀有的版片,和内部秘密的报告.
记录翻译了一些考古学论文和《民俗学概论》,二十万字.

(三)三十年代(1930~1937)在上海.
1930年8月,我从东京回到上海,陈望道推荐我任复旦大学系教授,接讲他原任古代汉语、历代文选(上古段)和新开"歌谣研究".
望道曾因支援学生夏正和(夏征农)被捕,以及响应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同郑振铎、洪深、傅东华等教授被迫辞职,孙良工继任系主任.

1931年,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音韵学.
"九·一八"日寇侵犯东北,为了方便政治活动,决定不参加工作,生活靠卖文为生.
与世界书局订合同,编著《中国经济地理》三百万字,调查研究祖国的生产力,给解放后计划经济提供参考.
同时,参加左翼文化活动.

1931年1月11日,冯雪峰、陈望道等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举行座谈会,我和郑伯奇、邓初民等三十五人参加发起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筹备会发起人积极进行组织工作.
2月8日,召开"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选陈望道为秘书长,乐嗣炳、樊仲云为组织部长,王礼鍚、施复亮为宣传部长,戈公振、汪馥泉为总务部长,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选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丁玲,委员三十五人.
宣传委员会何为、沈端先、郑伯奇、周起应等二十四人.
经济委员会戈公振、李石岑、叶绍钧等.
大会发表了宣言,签名一百七十余人.
冯雪峰对陈望道和我说:左翼作家等三十五人,初次公开参加爱国活动,要求我们注意保护.
我和望道分别参加各种活动,这次抗日活动主要是左翼三十五人的努力.
他们经常同我联系工作的是丁玲、白薇、蓬子、杨骚、谢冰莹等.
有一天,丁玲来我家,我说:"我是1925年参加党,1928年被捕,失去组织联系,请你代为向党申请恢复组织关系".
过几天,丁玲回答说:"组织希望你多参加外围活动,即日考虑恢复组织关系.
"后来,丁玲被捕,失去了新的联系.

1931~1934年间,预收稿费,编写《中国经济地理》,邀东京华侨学校的教员,被捕释放回国的李苏民等、地下党员施联奎等,帮助编译,写成初稿约五百万字.
世界书局因为经济恐慌,中途毁约,初稿《中国蚕丝》三十万字,曾得日本读者的好评,和其他两种,抗日期间由世界书局出版.
这一期间,在《微音月刊》等报刊发表民俗学、歌谣研究、考古学论文十余篇.
交中华书局出版《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等宣传小册子三本兼任上海市通志馆特约编纂,写上海市通志方言风俗篇草稿十余万字等等.

1934年夏,南京法西斯分子汪谋祖等发动"恢复文言而有信、反对白话文"的活动.
我同陈望道经过长谈,决定发动一个保卫白话文的运动.
六月初,我借编辑《乒乓世界》副刊《连环两周刊》约稿,和望道邀约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夏丐尊、黎烈文、马宗融、黎锦辉、陈子展、王人路、赵元任等十二人在一品香茶馆讨论保卫白话文的策略,一致同意发动这一运动.
6月16日,我和望道在聚丰菜园召集第二次座谈会,联系各报刊的编辑工作者傅东华、曹聚仁等四十余人,通过傅东华提出的名称为"大众语运动",根据是1930年左翼和瞿秋白提出的"大众文艺"的形式部分,拟定了运动的方针、策略.
排定用内部讨论的形式由黎烈文约请《申报自由谈》逐日发表.
立即引起广大著作者和读者的注意.
一个多月后,各报刊刊登大众语争论的文章近二百篇,运动中,陈望道、邹韬奋等发起《太白》半月刊,鲁迅参加了这次编委会,选定编辑委员和特约写稿人近百人,是大众语运动的骨干.
《太白》二十四期中,鲁迅著文二十三篇.
《太白》第二卷起报刊上第一次使用于头字(简便字)三百字.
望道主持,我提供材料,夏征农、冯三昧协作,一百人署名发起,讨论了瞿秋白提出的"普通话"和"文字拉丁化"问题,我在论争中发表五篇论争文章.
今据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辑的《大众运动史料》一书,收集这次论争文章超过五百篇,符合我的估计.
这是蒋邦发动的文化围剿最大一次惨败.

这一期间,我担任编辑的中国乒乓协会刊《乒乓世界》,对后来发展促进中国乒乓运动起了先锋作用.
我编辑的副刊《连环两周刊》,有人说:它和《新生周刊》是大众语运动的两个样板.
经常写稿的有冯宗融、陈子展和吴奚如、廖沫沙、序庶谦、魏猛克、陈布雷(联奎)、罗世弥(罗淑)、郑竹友等,很多是当时的地下党员.
我自己用好几个笔名写文章.
那时,一般刊物只印一二千本,《连环两周刊》的印数达一万五千本,到十五期被迫停刊.

在大众运动期间组织了"中国语言学会",陈望道、舒新城和我当选常务理事.
为大众书局编写了一套语文课本,《国语学讲义》、《怎样使用标点符号》、《日用会话》等.
1933年起,同中华书局约定编辑一套近代现代史料丛书,预计每册五万字,可达千册.
在中华书局支持下,十来年间,在新旧书店、书摊收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报刊两百多种,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外图书共达十万多册,由中华书局收购约六、七万册,本人收存约四万册.
"八·一三"侵略战中断了这一编译计划.

唐豪从东京回上海,执行律师任务,通过救济会合作,为荣高棠、李世英、邓中夏、帅孟奇等同志辩护,不少脱险出狱,在狱有困难的,量以接济,我经常参予这一工作或接济.
史良律师也做了这一工作.
1936年为扑灭救国运动,蒋帮勾结帝国主义拘捕了六君子,史良不在家,漏网.
第二天,陆殿东来征求唐豪意见,我在座,我说:"没有别的考虑,存初立即自动投案!
"史良听了我们的意见,携带行李自动去苏州高等法院完成"爱国有罪光荣七君子之狱.

为了集中精力编写《中国经济地理矿业编》和《近代现代史料丛刊》,1936年迁居南市蔷薇新村,分期付款建筑了一幢住宅,藏书、写书.
"八·一三"侵略战中,迁回上海,继续参加抗日救国会工作.
郭沫若、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敌人眼中八路军的威力》、《给敌人经济的打击》、《抗日的朝鲜》、《革命的台湾》等短论,在施复亮、金则人编辑的《现实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宣传文章,为救国会作广播宣传.

上海沦陷了,为了不做亡国奴,决定抛弃多年积累的参考资料四万册,房屋和生活资料,应谢六逸约往贵州复旦大学新闻系教书.
1937年12月,同谢六逸两家各携子女四、五人,经香港、柳州去贵州,坚持抗日救亡工作.

路过香港时,许地山一家人举行茶会聚谈,谢六逸同萨空了谈继续出版《力报》,我和家属去柳州等候.
(四)抗日反美时期(1938~1947年)在广西1938年1月,到柳州,广西大学农学院要我谈抗战形势,我临时用《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的题目,对全院师生分析了中日两国国力兵力,指着地图说:"我国地广人多线长点密,日军出兵不过百万,侵占不了多少点.
只要我们坚持全民抗战,寸土不让,日子拖久了,日本国力不能支持;世界大战结束,许多国家对日本联合进攻,惨败的是日本.
大约五年后,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我讲完话,院长林汶民和全体教授邀我晚餐.
大家要求我留在农学院,为他们分析抗日形势,使他们安心工作,谢六逸过柳州,同意我留下,任政治课兼讲政治经济学(用沈志远著作)和语文课.

广州沦陷,广西举办抗日宣传周,邀我作指导演讲.
我整理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讲稿,对成千宣传员作报告.
那时,全市知识分子正在组织"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我被推选为理事会的理事长.
不久蒋可夫、蒋湘君带头的上海救亡歌咏队、章枚等带头的第五战区宣传大队,和一个儿童剧团合计四十余人先后来到柳州.
我接待了他们,共同筹了一笔款,用作柳州救亡办宣传费用,和外地来的救亡工作者的生活费.
有了一支有高度爱国热忱,高超宣传本领的专业救亡队伍作基础,带动了柳州爱国知识青年,把柳州的救亡宣传工作做得轰轰烈烈.

柳州原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的负责人孙文俊、韩昌明等和党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1939年终,汪精卫发出了"艳"电,出国投降,我当天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了"汪精卫是什么东西"的论文,立即召集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发动全市大游行,大宣传.
国民党军政头子王季藻等竭力阻挠,说:"汪副总裁和蒋总裁唱双簧,假投降,不能反对.
"我们说,只能坚持全民抗战,谁投降就反对谁.
我们还是连续几天举行了大游行、大宣传.
从此,不断发生磨擦.
我请高天骥代理理事长,缓和形势.
章枚要求我介绍到延安去,我给丁玲、吴奚如发了介绍.
蒋可夫、蒋湘君等转往桂林,在夏衍等领导下参加救亡工作.
当时,我同孙文俊同志等研究对策,提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奋斗,由于当时党的统战政策限制,没能实行.

在王季藻不断上告,喊抓喊杀威胁下,被迫离开柳州.
当时共同战斗的同志们,转战各地,有的被杀被活埋而牺牲,活下来的同志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1940年秋,我退居柳州三江县丹洲杨景昭的故乡.
三江县是从贵州来的溶江,湖南省来的浔江汇合入融江而得名.
这个三省交界的地区,居住着侗、壮、苗、瑶、以及客家等十几个兄弟民族,这是我多年向往,研究各族语言、习惯、风俗、歌谣等最好的环境.
我开始接近附近的壮、瑶族的弟兄,逐步深入高达海拔三千公尺的灵皇山,访问了苗族弟兄,沿溶江、浔江访问了侗族兄弟以及各兄弟民族.
1941年,广西教育研究所聘我为特约研究导师(研究员),继续研究兄弟民族的问题,每年为他们作二、三次调查报告.

1943年,教育研究所扩编为桂林师范学院,那时日寇侵略衡阳,逼近桂林,师范学院迁丹洲,聘我为教授.
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地方语言课程,每周达十四个小时.
继续作兄弟民族的语言风俗的调查研究.
1946年,师院迁回桂林,我任历史系专任教授,为教学需要,收购了一些书画文物,供学生们观摩.

那时,日寇战败投降,蒋帮勾结美帝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
师院教师以教务长林砺儒为首组织了民主同盟,在地下党领导下,学生党团员共同反美反蒋,以美军侮辱北大女生沈崇案为导火线,党领导全国学生发起反美反蒋运动.
桂林师院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慷慨激烈声讨美蒋.
应邀列席的教授,我和谭丕谟、杨荣国、张景宁四人.
会终,我应邀发言,我说:"五四以来的学生爱国运动,前辈学生们作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主要斗争对象是日帝.
日帝惨败了,你们今天面对的敌人是比日帝更凶狠的美帝和比旧军阀更厉害的蒋帮.
二十年前,我在上海大学教书.
问四年级学生,你们这一年级大学原来多少学生"学生答:"原来四十人".
在革命运动中牺牲了十七名,五人继续参加革命,存下只有十八名.
今天我看你们不畏强暴,跟敌人作斗争,你们明知道同学当中埋伏着不少无耻的特务,还奋不顾身地斥责怒骂,我看你们将要比前辈付出更的代价……"另三位教授也作了类似的发言.
会后,广西省主席、省议长、教育厅长、省国民党书记长、院长开了两天会,认为我的言论最有煽动性.
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习惯,教授在校内有言论自由.
讨论结果,责令院长对我发警告(实际上没有发).

1947年初,师院迁南宁,改名南宁师范学院,学期中,由于蒋帮法币猛烈跌价,严重影响人民和师生的生活.
师院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举行全校反饥饿大罢课.
我和大部分教授组织教授会.
我任常务理事.
利用所谓社会地位,掩护学生罢课运动.
这次大罢课胜利结束.
暑期,学院给我停聘处理.
不久,广西省当局拘捕了教授杨荣国、讲师张毕来和一位学生.

1947年秋,我个人回到上海,打算回复旦大学教书.
那时复旦校长和好几个系主任都是熟人,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介绍我在历史系教历史地理,由历史系主任朱敖、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和陈望道三人陪我会见教务长孙某,孙表示欢迎老同事回来教书.
由于复旦校长章益听了原任南宁师院院长(为不能阻止学生罢课被撤职,来复旦教育系教书)的曾作忠诉说我在南宁师院反蒋反美的"罪行",立即请陈子展写回信,拒绝我回复旦.
我又同几个学校联系,都因为我在广西的"罪行",不能教书.
1948年夏,我回到广西.

(五)解放前后(1949~1954)在广西1949年初,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很明显,我们一家迁居熟悉的柳州.
我考虑为迎接柳州解放该做一些力所能及对革命有益的事.
我认为第一是辟谣,第二是保护国家财产免遭敌人的破坏.
由于在柳州拖拉机厂当学徒的内侄陈世远认识了一位上海来的地下党员陆兆琦,他告诉我,他们柳州拖拉机厂有美产拖拉机几十辆,和一个美装的装配厂,接到上级命令,给银元二万元,彻底破坏拖拉机和装配.
我在农学院认识这个厂的厂长、农业博士陆大京,和另一个负责人刘博士.
陆兆琦和陆大京都是昆山人,和我都是所谓上海人.
我就同他们密切往来,说服了他们,把拖拉机和拖拉机厂及破坏费二万元完整保存下来.
又,白崇禧利用职权把汉阳兵工厂全套装备和储存武器全部迁往柳州.
它是旧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资产以千万计,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厂长、处长、工段长……全由总工程师等科技人员负责管理.
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多数是江浙两省的所谓上海人,他们一到柳州,很多人找到我,为他们解决房子、子女进学校等个人生活问题.
我很快熟悉了这班人.
当时传说,共产党政策尊三师(工程师、教师、医师)、杀三务(党务、特务、税务),我就利用这一传说,说服他们安心等待解放,相信共产党.
有一次,我路过赵厂长家,见他手拿文件发愁.
他说:"白崇禧命令全厂再迁到龙州,怎么办"我出主意:"立即复电照办,实际上是动员你们厂的运输能力,把衡阳柳州之间的物资搬到柳州来,在柳州的物资不动.
没几个月,柳州就解放了,你们把大量的国家财产献给新国家,你们会得到优待.
"我随即游说了傅副厂长和各处处长等负责人(都是总工程师一级),他们集会讨论,决定照我的主张办.
解放后,整个汉阳兵工厂完整交给了新国家.
同时,我还说服保存了一些较小的工厂、邮电局等.

1949年11月25日,我迎接了柳州解放,即时排印了冒着杀头危险收藏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三本毛泽东同志著作,满足了各界渴望见到共产党理论书的要求.
我大女儿也在1948年去苏北参军,二女儿在柳州解放三天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39军.
我去部队探望,文工团长田川劝我暂时留在柳州,协助部队接管物资和安定地方治安.
第二天,他介绍我认识柳州军管处主任刘春等负责人,我帮助物资接管部长侯昭爰接管物资.
还帮助柳州市长兼市党委书记魏伯写了的二十万字的恢复和发展柳州市的经济计划.
魏伯要求我负责柳州市经济研究室工作并当选柳州市人民代表.
军管会举行宴会慰劳我和兵工厂傅副厂长、拖拉机厂厂长陆大京、陆兆琦等保护国家财产.
席间侯部长说:"栗在山副主任约你明天去军管会.
"栗大山第二天说:"我往柳北调查,据报桂黔湘边境有杨彪为首的反动武装近五十万,威胁很大,怎么办"我说:"那一地区我相当熟悉,确有一些组织松懈的反动武装,数千人,杨彪是侗族的保护种鸦片贩卖鸦片的坏头头,他们号称有十几个纵队,每一个纵队不过几十人到一二百人,能够集合的乌合之众总共不过一二千人.
情报人员错误估计一个纵队近万人,所以有这种误报.
"恰巧几天后,三江人刘祖怜来说:"杨彪的大哥杨国参听说杨彪又在闹事,很惊慌.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粟在山.
粟派高天翼、周海如(改编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找杨、刘直接联系收编杨彪武装.
杨国参同意,要求派一位解放军代表同去.
粟在山邀我协商,要求我用军事联络员的名议代表柳州军区改编黔贵边境反动武装.
1950年4月1日,在解放军部队警卫下,到三江富禄镇派员随同杨国参征求杨彪意见.
杨彪回答:"我们的武装都是贵州人,不愿归广西收编,但保证决不侵犯广西.
"后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我同当地部队和县委、区委研究后,带了一个班的警卫员,深入贵州从江县,说服黔贵两地地主武装组成的警备部队约二千人,同意归广西收编.
总队长陈佩琼、龚裕斌派代表随我回柳州,请示改编办法.
我回柳州后,军管会任命我为柳州军区改编委员会委员.
这会由十来个师级干部和几个团级干部组成,主任粟在山,副主任魏伯、孟广平(柳州地委).

为传达中央政府李济琛给杨彪的信,又去柳北,长安镇(现改融安县)解决罢市罢运纠纷.
我受地区委托,解决了这一问题,地委孟广平公开表扬了我的工作.
又协助三江县解决一些治安问题.
做了一些改编委员会的经常工作.

1950年10月起发起镇反运动,我和改编委员会几个委员都遭到各种借口的隔离审查.
1950年12月20日到1953年8月18日,我遭到了找不到罪名的三十二个月的隔离.
回家后,写信给魏伯同志(柳州市党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原改编委员会副主任),魏即时复信,邀我到他宿舍会谈.
见面就说:"你没有政治问题,我们早就知道,因为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一个连一个的运动,又没有人提起,把你的问题拖了这么久,表示道歉.
你是我党老同志,想必不会介意.
"我说:"革命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全国解放了,我需要继续革命,希望不受这个问题的妨碍.
"魏伯同志拍胸说:"我可以保证你参加任何革命工作.
"1954年初,我回上海,申请高教局分配工作.
经过上海市委对广西省委、柳州市委的调查,回答:我没有发生任何政治问题.
又在上海调查了我的历史问题,决定复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4年8月,复旦大学发给教授工作证.

(六)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二十四年(1954.
8-1978.
8)在上海1954年初,回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38号唐豪的家.
他是我入党介绍人,那时任最高检察院上海分院的专员.
四月,我往辽宁探望39军的二女俊言;往北京探望在总参工作的大女俊音;往衡阳探望在陆军医院的三女俊曼;往广西贵县探望部队下放龙山区委宣传委员和供销社的大儿子俊扬.
回到柳州,访问了魏市长.
8月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开始工作.
原来打算在历史系讲授近代、现代史,陈望道、刘大杰要求我到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等课程.
1954~1957年参加文字改革的讨论;任《语文知识》月刊编委;著《怎样教授普通话》(文改社出版).
任上海语文会理事、部长;任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方言调查委员会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方言丛刊》编辑,出版多册;《北京话词典》的编辑;兼任水产学院和广播电台的"语文改革"讲座等.

1957初,党内整风,我在教授大会上发言:"不同意在大会和报刊上公开发表整风意见,影响执政党的威信;主张有意见直接对党组织提出.
"运动中我基本上不公开发言.
在校党委书记个人谈话中,只谈了校外普通党员和非党员的一些言行.
运动转入反右大辩论,我在政治学习会上,积极反对某些人的右派言论.
在一期校刊上,登载了标题"重业务,轻政治"的发言稿,署我的名字,我很奇怪.
在运动中,我没有这一类的发言,经党支部调查,是校刊编辑根据我去年在学习"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我引用了"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句话,说了"政治是手段,目的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
这段话由校刊编辑改写成"政治是手段,业务是目的"的一篇议论.
后来校刊改正了这段发言.
1958年初,一次学习会上,宣布我是右派,系工会贴出一张大字报:"二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不久,校党委宣布我的处理:戴右派帽子,降级降薪,调本校图书馆任编目工作.
我检查了学习不够,认识不足,应该好好改造.
我在图书馆学习会上,积极发言,检查自己和同志们的思想.
同仰文渊、朱元寅等同志表态:要在工作中、学习中、积极改造思想.
争取短期间脱帽、重新入党.

1959年,因血压较高,校党委劝令病休.
几个月后,我要求恢复工作,校党委决定在图书馆设研究室,令我自搞科研,不参加图书馆一般工作.
1959~1961年,在杨景昭帮助下写成《白话文运动史~白话报刊史》初稿约廿五万字和一些参考资料.
1961年初摘去右派帽子.

1962~1963年,调《辞海》修订工作,以津贴形式发给原额工资.
回图书馆继续校订《辞海》并自搞科研工作,继续降薪.
1963~1966年,令与语言研究室挂钩,在图书馆编著《中国文法学史》,收集有关史料和试写初稿,约三十万字.
1966年3月初,图书馆领导强迫退休,再降工资为原额的百分之三十(从186.
50元降到55元).

1966年7月开始过退休生活.
(1)9月1月起,宝山县五角场造反队抄家,取去历代书画百余件.
历代古钱币银币纸币四千余品,各类图书百余册,以及铜鼓、古瓷、古玉器等珍贵文物和衣物.
(2)五角场派出所取去各类图书百余册.
(3)、(4)、(5)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先后用红卫兵名义取去保管的珍贵图书八百余册.
(6)1969年,复旦大学九·五运动,物理系、中文系,工管老师傅主持,由复旦图书馆造反派头头率领馆员抄走我多年收集的科研参考资料,图书一万多册,书画二千多件,古瓷文物以及家用现钞二百多元,全数堆放图书馆.
(现款提前退还).
浩劫中,由于退休,我受到的人身冲击不太大.
复旦红卫兵多次来调查历史,接待本地、外地各单位外调本人有牵连的人和事二十余起.
由于本人的出身和五四以来参加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没有参加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等历史事实,没有发现可以指责的问题,然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借口、受到一些批斗、处罚、侮辱等等,在当时形势下,不算严重.

1972年起,图书馆表示可以退还抄家物资,实际上分批退还抄去图书文物约三分之二,部分图书约三千余册被收入书库或遗失.
字画退还约四分之三,许多遭到破坏、遗失;珍贵古瓷被砸烂和不知下落,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七)为革命作最后贡献(1978.
10以后)在上海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跨台后,尤其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大变,我自费去新华医院冒险动手术,剥除白内障,视力从0.
01上升到0.
3以上,应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为六十年老战友陈望道,作了"陈望道同志二三事".
应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研究资料》写了《谈大众语运动和鲁迅先生》.

8月,伟大的党中央确认: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处理扩大化.
经过校党委系总支自动审核,宣布改正1958年对我错划右派的处理.
停止退休,复任复旦大学教授原职;但退还二十四年间扣发的工资二万四千余元还在考虑中.
复任上海语文学会理事的兼职.
1979年由本校派员通知宝山县五角场公安局派出所、上海图书馆、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本校图书馆等六个单位落实政策,退还抄家和代为保管的图书文物等物资.
时过三年,博物馆首先落实政策,协商收购代为保管的珍贵图书二百余册,给价1690元.
宝山县抄去文物移交文管会保管的部分,退还一些,还没有全退;宝山县保管中遗失很多,没有作出交待.
上海图书馆拖到1981年退还佛经20余册,其余珍贵图书约500册,至今还没有落实政策.
1979年6月,市党纪委员会和市党委宣传部召集罗竹风、黄逸峰、王有恒等十余人在东湖饭店举行座谈会,谈瞿秋白同志的历史问题,我作了肯定的发言.
此后,先后接待了党史调查团十来次的访问,口头和书面提供了我所见闻有关建党时期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党史资料;以及接待历史研究所、南京师院、复旦、师大、武汉师院、浙江师院、上海人艺……的访问,回答了编辑《党史资料丛刊》、《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中国文学研究会资料》、《大众语运动资料》提出的有关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本校校庆中,作了"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反面作用"的报告.
在本校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程中,作了"什么是民俗学,它同民间文学的关系"的报告.
学生组织民俗学研究小组,应聘任顾问,为《国风》不定期刊提供资料和回答学生的提问.
参加上海文协民间文艺小组为会员.
浙江文协民间文艺研究会《民俗》、《山海经》征稿.
帮助何定华编写《各地婚姻旧习惯》,稿约五万字.
帮助校内外一些同志,回答有关写作的提问,和提供参考材料.

本校组织高校文字改革委员会小组,作了发言,应聘为顾问.
1981年6月,得前列腺炎,住院治疗,并去大连疗养.
1982年3月回到上海,病中做了一些写作工作,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纪念,写了一篇"学习发展修辞学发凡"和写了关于我所收藏的"晋唐宋元写刻的佛经的考证"和部分"元明清和现代书画的考查"的论文.

在疗养中和回上海后,为准备重新入党和恢复党籍口述比较具体的自传万余言和其它有关资料,准备申请总支审核,提请上级党委批准.
决心尽我的余生,妥善处理还在手中的六十多年积累的语言历史科研资料:稿本、孤本、稀见本和有关参考图书几千册,历代书画千余件和一些文物,在本校领导配给助手或其他同志帮助下,写成几本初稿,十几篇文稿,然后把积累图书资料移交国家保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