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官方回应留学生回国硬闯小区

-114-①目前,理论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留学生人数并不统一.
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一书中指出: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有1232人,未登记的估计约有1932-2032人(中间值1982人);1955年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有120人;1956年归国留学生的人数未统计.
姚蜀平在《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1988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1955年1月到11月归国的留学生估计有150人;1955年12月到1956年10月归国的留学生有158人.
因此,据统计,1949年8月到1956年12月从西方国家归国的海外留学生大约有2240-2340人,取中间值约为2290人.
收稿日期:2016-05-18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8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01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5JK1593);西安石油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6BS01)作者简介:左玲(1976—),女,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石油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讲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影响[文献编码]doi:10.
3969/j.
issn.
1004-69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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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左玲(西安石油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西安710065)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海外留学生毅然放弃西方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国服务,表现出对民族、国家、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强烈的归属感与高度的认同感.
这一政治认同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即民族、国家认同是政党认同的基础,政党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升华,政治认同是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进过程.
这一规律不以留学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16)10-0114-06政治认同是社会系统稳定发展的基石,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叶笃正、傅鹰、黄昆、葛庭燧、赵忠尧、朱光亚、谢希德、梁思礼、吴冠中和师昌绪等为代表的约2290位①海外学子,毅然放弃西方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回国服务,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归属感与高度的认同感.
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迅猛推进,世界各国高薪争抢人才的现象日渐凸显,中国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亟须系统总结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感不断增强的发展机理与作用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内涵层次政治认同的对象多种多样、内容蕴涵丰富.
当前,中西方学者虽然对"政治认同(politicalidentification)"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侧重于心理和侧重于行为两个方面.
就心理层面而言,主要有归属论和反映论两种,二者均强调政治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和依附感;就行为层面而言,则强调个体或群体在这种归属感和依附感的基础上,自觉按照所属政治系统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办事.
事实上,政治认同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既2016年第10期(总第256期)-115-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行为层面,主要指在一定的政治生态条件下,认同主体(个体或群体)对认同客体(民族、国家和政党等政治系统)产生的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与依附感,并自觉以所属政治系统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过程.
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内涵而言,主要指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9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留学生群体,对民族、国家和政党等所属政治系统表现出的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依附感与认同感,并自觉以该政治系统的权力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为的一种能动的心理反应和实践行为.
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层次而言,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渐发展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初级层次的对民族本能上的认同;二是中级层次的对国家情感上的认同;三是高级层次的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理智上的认同.
三者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和不可分割.
新中国诞生后,作为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包含56个族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海外归国留学生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融为一体.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海外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民族、国家、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产生的认同感,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进过程,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生成机理.
这一群体由对"以血统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本能认同,升华为对国家的归属性和赞同性的情感认同,进而升华为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理智认同,是新中国培育和提高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根本走向.
这一发展规律不以归国留学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民族、国家认同是政党认同的基础.
政治认同包括感性认同和理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一种浅层次的、感性的、表面的认同,是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外在的、直接的、具体的、个别特性的反映,因而是不深刻的、片面的、非理性的认同;而理性认同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深层面的认同,是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内在的、间接的、概括的、本质的反映,因而是深刻的、全面的、相对稳定的认同,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
理性认同依赖于感性认同,感性认同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同,两者相互渗透、交互作用,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感性认同中有理性认同,感性经验支撑下的理性认同丰富;另一方面,理性认同中也包含感性成分,理性认同指导下的感性经验深刻.
在实际认识过程中,既没有纯粹的感性认同,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理性认同的基础,理性认同通过感性认同总结概括出来,是感性认同的升华.
政治认同作为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心理反应和实践行为过程,是一个由感性、无意识性、不稳定性不断走向理性、能动性、稳定性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共和国成立伊始,为广泛争取海外学子回国服务,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增强海外留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评价和政治行为,使这一群体从情感上、心理上、思想上、行动上由对民族、国家的本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走向自觉自愿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及其执政价值的理智认同,实现了这一群体归国前后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升华.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种初级、中级形式的政治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和感性等特性,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群体对以"血统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归属性和赞同性认同,却是一种最深厚、最扎实的情感,具有本能性、根基性和无意识性等特点,是新中国增强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贯穿于这一群体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认同的始终,是新中国增强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由"爱祖国"和"爱人民"不断走向赞成或选择一种社会制度和拥护一种执政党,是由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再走向政党认同的必然规律.
因为,人们对一种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会通过一定阶段的认识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任何一个人只要心系祖国和人民,祖国【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影响GUANGXISOCIALSCIENC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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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16-和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她).
邓小平就曾满含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1]在当代社会,一种能实现人民利益和要求的方式必然是由社会制度和执政党来体现与完成的.
对祖国与人民的爱也必然要确定和选择是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执政党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要求.
因此,这种对民族、人民和国家的自然的、感性的爱,是政治的、理性的爱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来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潮的发生,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
(二)政党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
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国家终于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篇章.
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一大批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欢欣鼓舞、积极响应祖国号召纷纷回国,自愿服从安排、不畏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线,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当然,爱一个政党最终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和完善发展.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涌现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党派,但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没有哪个党派能够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海外留学生作为学贯中西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独立的主体判断力.
归国后,这一群体主动要求重新学习,以了解新社会、了解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归国留学生中深入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活动,并组织部分归国学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或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
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毛泽东选集》的陆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群体学习党的历史与理论的热潮.
同年9月,北京大学12位知名教授发起政治学习运动,率先在北京市和天津市高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周恩来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和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力争更进一步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许多归国留学生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思想上受到极大启发与鼓舞.
尽管在随后掀起的全国范围的"洗澡"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总体说来,效果是积极的.
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多数归国学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逐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逐步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升华.
概言之,政治认同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归国留学生作为认同主体,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认同客体,留学生在认同中是纠正自己、接受先进理念的过程.
同时,留学生的主体性又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留学生自身有许多进步的观念和因素,这些又是影响和推动这种社会制度和执政党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归国留学生认同的客体,但又是主体,它集中代表和反映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这种代表和反映又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
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又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绝对的、先天的.
她们也会犯错误,这就构成了政治认同的双向性、复杂性,甚至曲折性.
(三)政治认同是历史的、实践的、多维的渐进过程.
政治认同的产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多维的、历史的渐进过程,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递增规律.
当代中国既要深刻认识到政治认同的产生过程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产生过程也会有曲折和反复,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
过渡时期,新中国通过思想改-117-造运动,从一定程度上说,虽然顺利实现了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升华,但是单纯地通过增强理论认知而实现的认同转化是不能持续和长久的,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获得.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最终也要通过人民的选择来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中国人民拥护和选择的结果.
人民群众之所以信任、选择和支持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能够满足人民需要.
在旧中国,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共产党满足人民最根本的需要,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一大批海外学子正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毅然回国.
归国后,这一群体在参加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希望和光明前景,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清正廉洁、求真务实的作风,才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56年虽然只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并未清醒认识和概括总结出政治认同的递增规律,甚至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对如何培育和增强"海归"群体政治认同的理论认识与实现路径还出现了曲折反复,犯了在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感情上伤了一些归国留学生的心等错误[2],但是,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一些归国学子在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时,却依然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报国志,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并未否定增强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这一发展规律.
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对民族、国家和执政党产生的认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归国留学生群体对执政党及其执政价值的认同,则主要表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
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已经证明:由民族认同升华为国家认同,进而升华为政党认同,不仅是增强"海归"群体政治认同的基本规律,而且是增强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政治认同的一般规律.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作用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归国的留学生群体,在特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社会背景下,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海外留学生又一次大规模的归国热潮.
"那去国怀乡的情思,那投奔光明的激动,那建设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华的志向"[3],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至今仍熠熠生辉、璀璨闪耀.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做出了新时期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留学潮和归国潮.
一大批归国学子积极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为促进中国同其他国家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留学生归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实践证明,广大留学生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
党、国家和人民为拥有并将更多拥有这样一大批人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4](一)对中华民族"留学报国"精神的弘扬.
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的每一位海外学子,尽管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学习、工作、生活的境遇和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心路历程.
当这一群体身在异国他乡,面对重重困难,深感孤独与无奈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艰苦备尝而仍然奋力拼搏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要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5]正是这一信念,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异族"眼中,他们是中国人的代表.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必须保持中国人的自尊.
而只有努力拼搏使国家强盛,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自尊.
当这一群体学有所成、想要归国却受到阻挠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奋力斗争、历经万难也要坚持到底"是因为他们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中国根,【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影响GUANGXISOCIALSCIENC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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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18-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6].
他们或许是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或许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回到祖国,但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而缺乏精神追求的人是可悲的.
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个人价值只有在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尽管还很贫穷,有些事还不如人意,但是在"异国"的拼搏,正是为了耕耘这片古老的土地.
这一群体的"根"在中国,割不断的是对民族文化及其特定氛围的那份情愫与眷恋.
这一群体的事业在中国.
对于他们,祖国永远是具体的.
对祖国的爱,永远是真实的.
他们负笈求学的足迹,记载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
他们都有自己的"科学梦"、"艺术梦"、"事业梦"和"教育梦",但归根结底想圆的是"强国梦".
正是这一共同梦想,将归国学子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同整个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汇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磅礴合力,成为他们奋力拼搏、开创美好未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
当前,如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追逐"中国梦",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具有光明而灿烂的前景,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都可以大有作为.
(二)对中国第三次留学高潮的承前启后作用.
现代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发展成果、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过程.
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既要体现开放包容的精神,又要体现稳定有序的原则.
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和无序开放的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
可以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现代国家,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既有开放包容精神,又能掌控国家主权和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政治领导.
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始于1872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公派留学生;第二次留学浪潮则以1909年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以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留学的海外学子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第三次留学浪潮始于改革开放,延续至今.
这些掌握了西方现代科技知识的海外留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急需且可供中国政府招募的重要高科技人力资源.
清朝末年,清政府之所以在应对全球化潮流中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主动有效地实行有序开放、掌控国家主权,在闭关锁国、无序开放的慌乱交错中无所适从.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从中外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习构建现代国家,未能用民主法治手段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也就不能有序推进对外开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稳定,有效掌控国家主权,同时,主动派遣年轻知识分子留学苏联,广泛争取尚在欧美日的留学生群体回国服务.
虽然朝鲜战争和冷战导致中国十多年对外封闭,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归国后带回当时处于世界前列的科学技术,不仅在中国的航天、导弹、原子能和核潜艇等高科技项目的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而且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前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遭遇了"文革"的重创之后,中国在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之时,首要任务是必须发展教育和科技,尽快培养急需人才、改变人才严重匮乏状况.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和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7],开启了中国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新篇章.
与第二次留学浪潮相比,这次留学浪潮的明显特点是全方位、多学科,留学目的地以发达国家为主,但也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学习科目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各科目,而且囊括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并以留学为龙头,带动全方位对外交流与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外人员往来大国.
出国学习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改革、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中国已经是人员和物资国际交流第一大国.
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吸引留学生回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奠定的高科技事业的开拓和发展.
(三)对世界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作为第二次留学高潮后续发展的建国初期海外学子归国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留学高潮,对中国各项事业的推动提升作用充分表明:在维护国家主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有序开放,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这一成功经验,对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依附-119-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巨大挑战.
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Singer)和阿根廷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Prebisch),依据对于"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softrade)"变化趋势的观察,分别发表文章指出:欠发达国家通过出口特定数量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所能购买的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恶化.
在经济学上,这一观点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设(Prebisch-Singerhypothesis)"或"普雷维什-辛格假设命题(Prebisch-Singerthesis)".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包括以普雷维什、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Furtado)等联合国安理会拉美经济委员会学者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和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A.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为代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其基本观点是,资源从作为边缘(periphery)的贫穷、欠发达国家流向作为核心(core)的富裕国家,后者的富裕以前者作为牺牲品.
穷国变穷,富国变富,由穷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决定.
虽然,这一理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很多相似观点,但其主张通过采取某种贸易保护政策如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减少进口等来解决问题的观点,却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吸收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一切优秀成果的观点相背.
后来,这一理论演变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theory)",观点有所变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附理论是一种有影响的、与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theory)相对立的理论.
美国经济和政治理论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Rostow)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反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了罗斯托经济增长的起飞模式,认为经济现代化经历五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起飞、趋向成熟和高度大众消费.
这一理论是对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等学者的早期现代化思想的扩展,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将经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过程.
而依附理论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发达国家早年的未发达形态,而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特征和结构,并且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理论和实践价值上,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严重缺陷.
中国政府将"鼓励留学、欢迎回国"作为推动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文化和管理经验,同时牢牢掌控国家主权,避免无序开放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促进了对国外科学技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腾飞.
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依附理论的方针政策,压缩甚至终止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物资和人力交流,中国的经济腾飞将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又是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博弈和经济摩擦与合作的交替进行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政治斗争中获得的.
这又与现代化理论的理想模式不一致.
现代化理论不仅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特点和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关系,而且也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在有序开放中所能够实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和世界历史意义,涉及包括留学生政策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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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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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欧美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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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伟盛【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