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美媒称美国抗疫成国家批准的屠杀

前言1989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指出:"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他戎马倥偬,文韬武略.
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为新中国国防的巩固与强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我军的统帅.
他在领导我国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从我国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大胆探索的勇气,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不仅规划了崭新的宏伟蓝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
十多年来,在小平同志及其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军事工作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事实说明,在我国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元帅的领班".
他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和平时期国家军事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是我军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
要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其主要内容和特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认真学习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并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也是他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国防现代化和军队"三化"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必须根据国情军情的实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自己决定自己的建军路线和国防政策.
"走自己的路",就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路!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关键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问题.
小平同志根据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现实,高瞻远瞩,明确要求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作为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指导思想,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和原则.
他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搞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精打细算,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等等.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国防现代化,要求军队在服从大局的条件下有所作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前提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这个性质就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军队的革命化程度,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大力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标准选拔任用干部;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干部素质;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要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外部团结,等等.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核心是提高战斗力.
这是军队质量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
为了搞好军队质量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小平同志着重强调在坚持人民军队性质的前提下,要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武器装备,并要求发展武器装备要有规划,要突出重点,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强调部队要从苦练当中学本领和恢复培养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要求把军队院校培养干部制度化;要严明军队纪律、强化部队管理,主张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强调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整顿纪律,治理松散,加强法规法制教育,努力提高各级干部的管理水平;要改变旧的思想观念、编制体制和领导方法,强调军队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尤其要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要坚持和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强调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和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等等.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有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决定和决策的理论依据.
因此,学习领会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既要同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也要同学习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方针、政策结合起来.
同时,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还要同学习小平同志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革命风格结合起来,尊重实践,胸襟开阔,通观全局,勇于创新,开拓前进.
郝智慧同志撰写的《邓小平军事生涯》一书,资料翔实,文字生动,集学术性与文学性于一体,较为深刻、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小平同志一生军事实践的光辉业绩,生动再现了他作为一个卓越军事家的丰采,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作品.
尽管由于受作者水平、有些资料尚未公开等因素的影响,书中还存有一些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项有较大价值的研究成果.
希望大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充实,以便把学习研究小平同志军事实践与思想的活动推向深入.
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为指导,扎实工作,艰苦创业,勇于开拓,为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各项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大量生动、具体、可靠的史实,记述了邓小平六十多年军事生涯的风风雨雨.
从受命由海外归来主办"西北黄埔",到奔赴广西领导武装起义,转战千里进江西,参加红军长征;从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到挥师挺进大别山,运筹惊心动魄的淮海决战;从组织百万雄师过大江,到追歼残敌进西南;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拨乱反正、裁军百万,到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他既有非凡的功勋,叱咤风云,又历经坎坷,大起大落.
本书构思精巧,史料翔实,文笔清新,语言生动,集知识性、可读性与思想性于一身,生动地再现了伟大军事家邓小平的丰采.
这是国内外第一部较为深刻、全面、准确地反映邓小平军事生涯的力作.
邓小平军事生涯第一章军事生涯的起点1.
从海外归来1920年10月,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学名邓希贤),满怀"工业救国"的热望,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的所见所闻,与他原来出国留学时的愿望相反,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大部分时间去打工.
他先后当过克鲁梭钢铁厂的轧钢工、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的钳工和哈金森橡胶厂的雇员以及火车司炉、饭馆杂工,收入仅够糊口.
后来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每天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仅有较短时间到巴耶中学、夏狄戎中学等学校读书.
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而又紧张的环境中,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
邓小平受赵世炎、周恩来等革命青年的影响,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第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
在此期间,他参与编辑了油印杂志《赤光》(原名叫《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以帮助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
邓小平既当编辑,又当作者,还负责刻蜡纸和油印.
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落落大方和设计的版面精巧美观、十分活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油印博士".
1925年,他受命出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该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后来,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运动的破坏,旅欧各国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离法转赴苏联学习.
1926年1月,邓小平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到新办的中山大学读书.
这是一所以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专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人才,全称是"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
在第一期六百多名学员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
邓小平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编在同一个班级,而且排队时两人时常站在一块,肩挨着肩.
两人在中山大学同窗共读一年,关系十分密切.
蒋经国时常称邓小平是"大哥"、"学长".
邓小平回忆道,蒋经国在中山大学里"学习得不错".
邓小平在莫斯科读书近一年,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用所学的马列原理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一些独到见解,常常赢得同学们的称赞.
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的实际表现,中共中央决定选调他和另外二十多名同志一起回国到要求共产党派人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工作.
1926年底,他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外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
在库伦稍事休息,邓小平便同王崇云、朱世恒两人作为第一批先遣队,先乘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穿越茫茫蒙古草原,后改骑骆驼穿越西北大沙漠,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宁夏的银川.
此后,他们三人又换骑马,日夜兼程,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经川、彬县、礼泉、咸阳,行程一千多公里,又历时一个多月,在1927年3月间到达西安城.
在由银川前往西安的途中,邓小平一行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在固原,他们住在马福祥的旧宅院(马福祥是马鸿逵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将领).
在彬县参观了传说是《西游记》中的"水帘洞".
沿途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冯部的驿站,他们凭介绍信,在驿站领取口粮和饲料,行李也由驿站派挑夫给挑.
上路时还是穿着棉大衣或皮袄,到西安时,当地居民都已穿上单衣了,而他们却仍然披着破旧的皮棉袄.
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了从莫斯科到西安的经历:当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
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
"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二岁".
[1]2.
"西北黄埔"的政治教官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已处于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
不久,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
这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站.
冯玉祥自1926年8月采纳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行动方针后,便结束在苏联的考察,回国率国民军由绥远出发,向陕北进军.
五原誓师后,中共党员在国民联军(后改为西北军)总政治部和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加强在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军校培养军政骨干.
中山军事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中山军事学校由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和刘伯坚、史可轩等共产党人共同创办的,它与广州黄埔军校南北辉映,相互媲美,享有"西北黄埔"、"第二黄埔"的美称.
这所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
邓小平在负责该校政治教育期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新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
他安排一些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校,开展革命活动,还亲自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原理,宣传革命思想.
中山军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理想和觉悟的初级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选送了一批毕业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旅,即"许权中旅".
许权中旅长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中山军校总队长.
该旅为后来共产党发动陕西渭华武装暴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西北很快出现了一个"军校群".
国民军在五原、包头、兰州、银川、西安等城镇,先后办起了步兵、炮兵、骑兵、军械、军医、航空等十六所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招收初级军官、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军校培养训练,为西北国民军各部队输送骨干.
此外,在西安还开办了以中共党员刘念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许权中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革命人士、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
接着,又指使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制造了"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
不久,在南京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央政府,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封锁包围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致使国民革命进入到危急关头.
这年6月间,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随后便责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到河南开封集中,名曰训练,实质是"礼送出境".
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6月底离开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了武汉.
邓小平在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后,旋即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
不久,国民政府的政治首领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与蒋介石联合反共,致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为适应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他把原名邓希贤改称邓小平.
1927年8月7月,邓小平在汉口列席了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派遣有经验的干部到一些省区去组织领导农民暴动.
几十年后,邓小平在1980年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回忆说:"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
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
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
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
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
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
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环境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邓小平随同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
1927年12月,二十四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财务、交通等工作,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具体任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称赞.
注释[1]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47页.
第二章燃起武装暴动之火1.
奔赴广西1927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当时的广西形势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党组织由公开合法的地位转入秘密状态,幸存的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农村开展地下活动.
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起来,决定对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实行武装抵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序幕.
继南昌起义后,又先后发动了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和以工人为主的广州起义.
上述起义均遭受挫折或失败,其中秋收起义部队由毛泽东率领,沿罗霄山脉南下,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不久创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共产党没有掌握一兵一枪,只有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仍在坚持公开的斗争.
为恢复广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加强领导力量,中共广东省委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雷经天到广西工作.
广西的党组织活动虽然得到恢复,但由于广西白色恐怖严重,穷乡僻壤,又缺乏干部和经费,革命工作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广西革命仍处于低潮.
1928年3月,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两湖(湖南、湖北)地盘,派重兵攻打武汉,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展开了激烈角逐,同时联络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和四川刘湘等,对武汉进行围攻,还策划拉拢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俞作柏和桂系第四集团军师长李明瑞,以分化瓦解桂系.
俞、李是姑表兄弟,关系密切.
俞作柏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过财产,一度还落难香港.
他俩十分不满李宗仁、白崇禧排除异己的作法,所以决定利用蒋桂混战之机倒戈.
这年6月间,桂系军阀战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往香港,而俞、李二人因在蒋桂战争中倒桂有功,被蒋介石派回广西主政.
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绥靖司令.
俞、李执政后深感广西内部政治派系混杂,各种势力明争暗斗,为防止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广西,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工作.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广西动员组织群众,创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推荐,决定派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开展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
张云逸、贺昌、陈豪人、叶季壮、龚鹤村、徐冠英、袁任远、李谦等也先后被派往广西,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战略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1929年7月,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在龚饮冰陪同下,从上海经越南先到香港,在香港会晤了俞作柏、李明瑞,还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的情况,然后秘密前往南宁.
9月间到达南宁后,邓小平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南宁,邓小平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的特殊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了解俞、李政权的情况,通过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了解广西的革命形势,最后认为俞、李是中共过去的朋友,他俩要想在广西站稳脚跟,图谋生存,也必须借助于中共所领导的广西工农力量.
于是,决定采取与俞、李合作,稳定广西局势,孤立亲蒋派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击桂系军阀顽固势力,并借机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策略方针.
为此,邓小平亲自做俞、李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巧妙而妥善地把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几十名党员干部安插到广西省军政部门任职.
陈豪人到省政府担任机要秘书,张云逸出任广西教导总队副队长,龚鹤村委以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之职,徐冠英担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陈可福出任俞作柏的秘书,此外,俞、李还同意释放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命其中一些人到左右江各县当县长.
鉴于俞、李有扩充军事力量,请中共派人帮助其改造旧军队的愿望,邓小平便建议并帮助他们开办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教导总队,还从广东、广西选调一百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到教导总队各连队当干部或学员,对成份繁杂、军纪败坏的广西警备军六个大队进行认真整顿,争取俞、李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李谦担任警备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俞作豫、史遽然任第五大队正副大队长.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俞作豫等利用合法地位,在部队建立秘密党支部,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分化和改造旧军官,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增加各连队的工农比例.
对政治上反动的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和"明升暗降"的办法,名义上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但实际上则剥夺他们的指挥实权.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已面貌一新,由此建立起中共在上述三支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和群众基础.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加强中共对工农运动的领导,邓小平等耐心说服俞、李实行民主,支持工农运动,促使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势力的措施.
诸如,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各地工会、农民协会组织的合法地位,选派一些青年和农运干部以"二五减祖"为号召到各县工作.
随着广西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上旬在南宁公开举行,会议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
农民代表会期间,邓小平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争取俞作柏同意以组建"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由省府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民武装革命军一批武器弹药,还要求广西军委抽出干部协助韦拔群在南宁组训农军.
会后,又让广西特委推荐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并经俞作柏同意成立"左江农运委员会".
邓小平在抓紧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为宣传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邓小平与中共广东省委代表贺昌指导广西特委,于1929年9月中旬在南宁市郊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中共在广西的斗争经验,确定了推动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和策略,明确提出要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创建红色苏区.
这对后来举行左右江起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至10月间,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九个,党员共计四百二十多人,仅南宁一地的党支部就有十个,有组织的农民协会会员达三十五万人.
广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当时逃居香港的新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惊恐万状,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2.
"南宁兵变"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出现转机的时候,广西政局发生了突变.
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策动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加上当时蒋介石不满俞、李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以各种手段钳制俞、李,因此俞、李二人决定倒戈反蒋,出兵攻打亲蒋粤军陈济棠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有人主张随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和柳州方向;还有人主张立即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
邓小平则认为,俞、李主桂不到半年,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三个师,内部又不一致,仓促反蒋,必遭失败,这也将打乱中共在广西的原定9计划,因此,邓小平果断决策,继续同俞、李合作,但不能跟随他们去攻打陈济棠部,也不能把部队开到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梧州、柳州等大城市,更不能过早地在南宁举兵,而应随机应变,做好向左右江地区农村进军的准备.
为此,邓小平一方面亲自向俞、李陈述利弊,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指示为中共所掌握的部队采取必要措施,以应付兵变后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使部队可以随时撤离南宁,到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组建省农民协会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特支委书记;严敏、钟鼎、陈洪涛、徐达生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等县筹建县委和领导农运;何建南、麦锦汉、苏松甲、苏文灿等到龙州县领导工农运动;韦拔群率农军营返回东兰;龚饮冰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有关情况.
俞、李不顾蒋介石的威胁,不听邓小平的劝告,于1929年9月下旬宣布通电反蒋.
10月1日,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出师沿西江进攻广东.
邓小平预感事态有可能急转直下,便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中共所掌握的三支队伍留在了南宁.
俞、李还同意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要地.
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出兵反蒋不到十天,讨伐部队还未出广西,其部属吕焕炎(第十五师师长)、黄权(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和杨腾辉(第五十七师师长)都被蒋介石以重金高禄收买,倒戈通电拥蒋.
蒋介石乘机利用这一变化,又起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叫他们共同收拾广西的局面.
拥蒋粤军头目陈济棠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
俞、李讨蒋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顿时人心骚动,反革命势力抬头.
在这一紧要关头,邓小平当机立断,按原计划把部队拉出南宁,分别沿陆路或水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
随后,又把南宁军械库中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装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艘汽船和民船.
10月中旬,邓小平率领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随军械船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
从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宁兵变"失败后,俞、李率残部逃回南宁,又在警备第五大队的护送下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
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因法国领事馆不发给护照,而留在第五大队安身.
1929年11月中旬,李明瑞由龙州来到右江地区的百色,准备利用粤桂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派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会攻南宁.
后因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叛变,计划落空.
当时,李明瑞陷入极度苦闷和矛盾之中.
邓小平、张云逸针对李明瑞想利用龙州的地理条件,伺机集结旧部,与李宗仁等再作较量的思想实际,多次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他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告诉他共产党不仅主张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还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搞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在左右江建立根据地,真诚希望他参加革命.
在思想上,好言开导,安慰鼓励;在生活上,给予关照,派一个连的兵力"保护"他;在政治上,给予信任,郑重许诺日后成立红七、红八军时,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
由于邓小平、张云逸的耐心工作和以诚相待,表示了中共广西特委对李明瑞的高度信任和真诚希望,从而使他明瞭大义,一改故辙,拒绝蒋桂军阀等多方的威逼利诱,毅然决定投身工农革命.
他表示,"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
不久,李明瑞受命返回左江,与俞作豫等积极筹备龙州起义.
李明瑞坚决执行中共广西特委的决定,扩编警备第五大队,让共产党员宛旦平、潘兆昌等到部队中担任要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控制.
12月中旬,邓小平、严敏等到龙州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一起共商起义前后的工作计划.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红八军成立,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在邓小平的引导和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李明瑞努力工作,要求进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最后为左右江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统战政策的结果.
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左"倾情绪的影响,认为在上层军官中进行工作是搞军事投机,把俞、李当作国民党改组派,批评邓小平对李明瑞的争取教育是"幻想",主张"以群众的力量赶跑他",更不同意李明瑞参加武装起义,邓小平则认为,李明瑞虽有旧军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他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军阀的矛盾,中共却可以利用.
在"南宁兵变"失败后,应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威望,努力争取、教育他及其部属,以便进一步分化敌人,壮大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1944年撰写的《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宝贵经验,写道:"'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
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
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1]作为李明瑞参加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邓小平在1986年春途经广西时还与当地领导同志谈起过这段往事,他说:"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西.
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
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
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
"他还要求"多多宣传李明瑞",并在李明瑞的故乡题写了"明瑞中学"校匾.
针对有人对大百科军事卷《李明瑞》条目释文称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存有异议,邓小平于1986年5月22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百科编审室的请示信上批示:"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3.
揭竿亮旗"南宁兵变"后,邓小平等为什么选择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左右江地区,位于广西西南部边睡.
右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包括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凤山、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河池、隆安等十多个县,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仫佬、毛难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四分之三.
这些民族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以及军阀的巧取豪夺,加上连年兵灾匪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有着勇于抗争的精神.
早在1921年,壮族青年韦拔群便开始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曾指挥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了县知事和团总.
随后,又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举办过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
在韦拔群的带动和影响下,余少杰、黄治峰、黄书祥等人也在恩隆、奉议、思林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还曾攻占了果德、向都、那马、思林等四个县城.
这里的广大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革命觉悟比较高.
这一地区虽然偏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武装.
另外,群山环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地理环境: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上山能藏,下山能打,进退回旋余地较大.
邓小平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
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2]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包括左江流域的龙州、上金、雷平、思乐、凭祥、宁明、扶南等十多个县,南靠十万大山,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
龙州是广西西南边陲的重镇,也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1885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
这里虽然反动统治的基础比较深厚,但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
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左江各族群众参加与支持过刘永福领导黑旗军的抗法作战;1907年,凭祥等县人民积极响应孙中山在镇南举行的起义;二十年代初,高孤雁等壮族进步青年在龙州宣传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陈霁、易挽澜等共产党人成立"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领导农民运动.
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的恩隆县平马镇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明确提出中共广西特委在左右江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做好筹划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准备工作.
10月22日,部队分别进驻百色县城、奉议县田州镇和那坡镇一带.
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和军委联席会议,就武装农民、发动起义、创建根据地、改组部队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
综合群议,邓小平作出如下决定和部署:"(一)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二)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三)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四)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五)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
[3]会后,邓小平、张云逸等立即着手解决听命于桂系军阀的反动警备第三大队.
当时,右江地区的土豪劣绅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领要点,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同熊镐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三大队暗中勾结,妄图消灭警备第四大队,镇压工农运动.
一天,奉议县农民截获到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发给熊镐的"先发制人"密件,邓小平闻讯后马上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
经过事先周密部署,于10月28日指挥第四大队和恩隆、奉议、思林等数县农军同时行动,经两天两夜激战,将驻扎在百色、平马、田州、那坡等地的第三大队围歼缴械,共歼敌一千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接着,邓小平、张云逸对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行全面整顿.
在政治方面,成立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袁任远筹备出版《右江日报》,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以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觉悟.
在组织方面,以"调训"等方式撤换反动军官,清除兵痞流氓,从教导总队中选调一些进步学员补充担任营连干部,招收上千名农民充实部队,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场所.
与此同时,健全部队中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
在军事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帮助农民进行反对地主豪绅和土匪民团武装的斗争.
邓小平在着手改组部队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武装农民.
部队到达右江后不久,他就指示把随船运来的五六千支步枪,大部分给东兰、凤山、奉议、恩隆、向都、果德等县农民协会,以组织武装农民.
经整顿后的第四大队,按连排建制派往各县,发动群众,打土豪,收缴反动武装,还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城镇居民、工人和广大贫苦农民.
随着以打击地主豪绅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的掀起,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阶级觉悟逐步提高,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
曾任红军七军副官的许凤祥回忆说: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
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权的残酷压迫和土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
每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回的消息.
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
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
11月初,由邓小平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来了中央关于批准举行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广西前敌委员会的决定.
中央颁给右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左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八军".
接到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城中的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并对百色起义作出详细计划:首先,"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的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
……于12月11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其次,宣布取消二十三种苛捐杂税,利用《右江日报》"公开提出拥护苏区,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
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把部队集中于"百色、平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
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培养部队骨干.
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的小册子、标语、传单.
第六,"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召邓小平到上海汇报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左江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决定先到龙州,然后再赴上海.
在龙州,他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向俞作豫、李明瑞介绍右江改造第四大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着重抓紧对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整顿,争取在短时间内胜利发动龙州起义.
他还指示把原来的《群众报》改名为《工农日报》,增办《右江红旗》刊物,大力宣传革命真理,启发教育广大官兵.
在起义工作布置基本就绪后,邓小平化装成商人,经香港和越南前往上海.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共广西前委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近三千人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纵队.
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镇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
这一天,山城百色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鞭炮齐鸣,红旗飘扬,张灯结彩.
工人、农民高举大刀长茅,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红七军的干部战士个个都穿上了新发的灰色军装,帽上别着红五角星,颈上系着红领带,威武、整齐地集合在军旗下庄严宣誓;市民、学生、妇女、儿童们穿红着绿,不停地挥动他们手中的小红旗;街道上贴满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标语和红七军的布告.
继百色起义后,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部署,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军三千多人,于1930年2月1日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王逸担任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古城龙州沉浸在万民欢呼声中.
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
在龙州,他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分析了左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建立了红八军临时前委,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靠拢,与红七军汇合.
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邓小平于2月下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指导正在那里休整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组建党委会,并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纵队党委是部队最高领导机构,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执行.
然后,他随同第一纵队向靖西县城进发.
在行军途中,邓小平对第一纵队从政治到军事上都作了许多指示,在强调红军要加强宣传工作时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
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
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邓小平对第一纵队的这些指示和工作,对这支部队后来艰苦转战七千多里,历时半年,终于与红七军胜利会师,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党委书记的袁振武回忆说: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政委,他给我们准备了力量.
当他离开第一纵队回百色之前,他为建立这个部队的核心领导,亲自组织了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正是因为正确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就团结了全体党员,团结了非党干部,终于显出惊人的力量,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
4.
经营左右江苏区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遍及广西西南部,反动势力如惊弓之鸟,内外勾结,大肆向根据地反扑,妄想恢复他们往日的天堂.
在右江根据地创建后的第七天和12月下旬,为数二千多人的豪绅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乘红七军主力在田州、平马、果德等地之际,两次偷袭百色,企图将新生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但都被红军英勇击退;1930年2月初,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亲统四千多人偷袭隆安县城,此时的红七军主力正在思林、果德、恩隆集结,准备挥戈南下,攻打南宁,而留守隆安县城的兵力仅有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因情报不准,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三天三夜激战后,红军被迫撤出隆安,右江沿岸也随之易手;1930年3月中旬,桂系军阀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玑奉令率四个团,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人,兵分两路向龙州进犯.
由于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游击,留守龙州城的正规军、农民和工人赤卫队加起来不足二千人,加上对敌人的偷袭行动毫无察觉,因此浴血奋战一天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率部突围撤出龙州.
在转战到钦县南间圩时,俞作豫迫于形势,决定把军权交给刘定西指挥,自己率三十多名党员.
干部离开部队.
俞作豫后来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与此同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位于偏远的贫困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广大贫苦农民因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上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近万人的红军部队的物资保障、兵员补充都成问题.
另外,红军中的一些队伍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武装,不少干部是经教育争取过未的旧军官,亟待深入做好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的工作.
为了粉碎桂系军阀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捣乱,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邓小平于1930年3月初在凤山县盘阳圩主持召开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决定李明瑞、张云逸率第一、第二纵队到黔桂边界开辟游击区,把敌人主力引出根据地,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根据地.
3月底,第一、第二纵队东渡红水河,后历时二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河池到达怀远.
在怀远休整三天,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苗山,奇袭榕江县城.
地处黔桂两省交界的苗山一带,峰峦叠障,道路崎岖,荆棘丛生,人烟稀少.
这里居住着瑶、苗、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
榕江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仓库所在地.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压榨这里的少数民族,造成了瑶、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隔阂.
红七军主力初到苗山时,当地居民大都出走,留下的则关闭寨门,不给留宿,不卖给粮食,甚至堵设关卡,不让通过.
但红军干部战士以礼相待,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并沿途喊话,宣传红军宗旨,从而感动了当地居民,纷纷返回寨子,把粮食、青菜、猪肉卖给红军,苗族同胞还热情地帮助红军修路、架桥和带路,使部队顺利而隐蔽地通过了苗山.
4月30日中午,红七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榕江城,歼敌五百多人,缴获数门大炮、六百多支步枪和十万多发子弹.
榕江战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红七军的威望.
5月1日,红七军在榕江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节和榕江战斗胜利,并宣布把没收地主、官僚的衣物和粮食等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对红军无限感激.
在红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转战桂黔边界的时候,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区与韦拔群、陈洪涛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
邓小平和韦拔群同住在魁星楼,这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四层楼房,是当地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
在这里,邓小平、韦拔群经常召开红军、农民协会、工人协会、赤卫军、妇女协会等方面的骨干会议,研究制定在左右江实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邓小平还亲自深入到东里、旧州等村屯进行有关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制等情况的实地调查,并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向农民群众介绍江西苏区搞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兴办"共耕社",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以及扩大红军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曾在东兰县武篆区搞妇女工作的黄美伦(韦拔群的弟媳)回忆说: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找群众谈心,关心群众生活.
听说路过向都县印茶区(今田东县印茶公社)一个小山村住宿时,看到村子里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去洗脸,没有房子,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搭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张破旧的棉被里.
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把它拨掉一根.
这次,他来到武篆,也是深入土舍茅棚与群众促膝谈心,用通俗主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
拔哥和我爱人(韦菁)经常陪邓政委下乡,看见邓政委在干部或群众家里,同群众一起吃玉米糊、木薯、猫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群众说:"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
"1930年3月下旬,右江根据地的第一个"共耕社"在东里屯诞生了,在成立大会上,身披红布条的邓小平讲了共耕的做法和目的.
他说,"共耕社"成立后,农业要集体搞,收获的粮食按劳分配,而副业可以由各家自己搞,解决些油盐钱.
各家养猪牛,共耕社也要多养猪牛.
共耕社所收的粮食和养的猪牛不要全部上缴,要留些作机动用,待红军一到就有饭吃,以免向群众征粮食.
他还勉励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革命根据地.
为使"共耕社"健康地发展,春耕时,邓小平又深入到田间检查春耕工作,在土舍草棚下,访贫问苦,了解农民实行共耕后的一些想法.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右江特支委和苏维埃政府在旧州屯联合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培训区乡级骨干.
他亲自为训练班编写《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口号》等教材,还登台讲课,系统介绍红四军在江西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做法,认真总结东里、旧州等村屯的土地革命试点经验和不足,详细阐述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
在讲课时,他善于诱导启发,重要的地方反复讲解.
由于邓小平讲的话是四川口音,而训练班里的学员多是壮族人,好多话听不懂,曾在川军中任过职的壮族人韦拔群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
在课余时间,邓小平经常找学员谈心,交流思想,了解实情,倾听群众意见.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和总结东兰县武篆一带土地革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并借鉴江西苏区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5月1日和15日分别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宣布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提出一系列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成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明确提出"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
(二)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划分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标准.
指出:"自耕农、佃农均不能成为代表一种成分的标准,因自耕农或佃农之中,均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
(三)提出"立即无代价地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上地财产"和"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而没有简单地照搬《井冈山土地法》的"没收一切土地"提法.
(四)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
暂用每一劳动单位分全份,非劳动单位分半份之办法处理之".
对各地之间人口与土地不均衡问题,特别规定"如甲乡与乙乡之土地与人口之比例,相差太远时,可由县、区苏维埃用移民等办法解决之".
这样使土地分配更符合实际.
(五)规定"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实行单一的农业累进税",并指出"苏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
进攻右江根据地的黄绍竑部也随桂系主力进兵湖南,仅留下一个团驻守百色.
恰在此时,红七军主力也从贵州返回广西.
邓小平闻讯后立即从东兰赶到河池迎接部队,并连夜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决定趁军阀混战,百色城防空虚之机,迅速回师百色,收复失地,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
6月初,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攻打百色,经过四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之敌.
接着,挥戈东下,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地,与东兰、凤山、凌云等地连成一片,右江根据地又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这时,根据地形势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
邓小平便指导红七军前委集中精力,在根据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军事、经济、党政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在军事建设方面,红七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30年7月至9月集中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整训,发动全军总结自红七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政治理论,进行军事民主、组织纪律和军事技术教育.
同时,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办了军部教导队,培训各纵队的连排干部.
邓小平亲自编写有关教材,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主要讲有关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问题.
在上政治课过程中,他能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在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
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人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经过三个月时间的整训,红七军全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斗志更加旺盛.
接着,各纵队分别派出干部帮助各县组训赤卫军,至1930年10月,右江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万人,同时,补充、扩大了红军队伍,由东兰、凤山等县农军组建了第四纵队,使红七军发展到八千人.
为保证部队军需供给,还在东兰、思林、果德、平马等地开办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和铸银手工场.
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方面,邓小平指导右江特委和红七军前委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以及东兰县的试点经验,在右江根据地普遍进行了普查土地、焚毁土地契约、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划分阶级、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按人口分配土地等工作.
由于这些政策和做法符合各阶层各民族农民的利益,因而在执行中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农村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农民的革命觉悟和热情明显提高.
分到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个个笑逐颜开,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以东兰县东里屯为例,粮食亩产量大大超过以往年景,人均粮食四百多斤.
口粮按年龄定等,落实到户,成人一等劳力可分得主粮(稻谷)六七百斤.
共耕社还专门为困难户和军烈属留出了照顾粮,为红军留出了上万斤机动粮.
在党政建设方面,邓小平为发挥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在根据地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红七军回师右江根据地后,立即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大量印发《党员须知》,举办各种党员训练班,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政策和党纪教育.
1930年9月,邓小平又指导红七军前委发出了《前委通告》第六、第七号,明确强调当时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工作,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军地党员共有二千多人,健全了东兰、恩隆、百色、果德等九个县委或县特支和红七军前委下的纵队委、营委、连支部和班排小组.
同时,以江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和健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并注意选拔和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此外,还注重加强工人协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采取"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和"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的文化教育方针.
县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区、乡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专门管理文化教育工作,有条件的县区都创办了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校,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瑶族山区,还实行特殊政策,学生免费入学,教师由县政府派出,学校经费全部由县政府提供.
另外,邓小平在领导左江军民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还善于把反对地主豪绅势力同反帝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龙州起义后不久,左江根据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使法国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惊恐万分,又是造谣、诬蔑,又是多次发出照会,扬言要让"越南总督拨派武装卫队"进驻龙州,还从越南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武装干涉革命运动.
同时,法国设在龙州的领事馆和教堂,明目张胆地窝藏反动地主豪绅的武器弹药和金银财物,这更激起了各族军民的无比愤慨.
邓小平与俞作豫、何世昌等经过周密计划,决定狠狠打击一下法帝的嚣张气焰.
首先,通过《工农报》以及标语、布告和传单,大力进行反帝宣传.
接着,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声讨法帝罪行的万人大会,会上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严正驳斥了法帝的诬蔑和恐吓,郑重提出"收回海关","没收法人基督教堂","取消赴法护照费","收回领事馆,驱逐领事出境","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四项正义声明,并用英法文电告全世界.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法帝的武装干涉,搜查了领事馆、海关楼和各教堂,没收了法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教堂里的豪绅地主财产,并将法国领事加伦夫妇和神父思托等七八个违法的法帝分子驱逐出境.
红八军在宁明县内还击落一架法国入侵飞机.
对此,当时中共中央指出:"自小平同志达龙后,……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中央机关刊物《红旗》还专门发表题为《红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对中国革命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凝结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广西的革命形势走向高潮.
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后,根据地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5.
转战千里进江西在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和红七军得到日益壮大的形势下,红七军前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于1930年9月底决定执行中央关于"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原定计划.
不料,就在红七军准备向湘粤边出发的前一天,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要传达这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9月3日南方局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
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其要点包括:(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2)目前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3)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4)改组派与取消派;(5)准备革命的转变;(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7)党的组织问题.
为贯彻执行这一决策,实行"左"倾路线的中央还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10月2日,邓小平在平马镇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首先由邓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南方局给红七军的指示.
这一指示是用药水密写在一块白布上,是由袁任远用药水洗映出来的.
中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
"[4]紧接着,前委成员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气氛十分紧张.
邓小平、张云逸认为,自"南宁兵变"失败后,桂系军阀已在广西大部恢复了反动统治,不仅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有敌重兵把守,就是沿途也有敌军设防堵击,以红七军现有的实力,去完成这样大的任务将是困难的.
邓岗、陈豪人则主张坚决执行中央指示.
雷经天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坚守右江根据地.
最后,为顾全大局,服从上级命令,同时避免内部分裂,前委会议决定接受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计划,并决定给主张留下部分红军保卫根据地的雷经天以免除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的严重处分.
会后不久,邓小平离开平马镇,前往恩隆县北部的燕垌召开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安排红七军撤出后巩固根据地的工作.
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
(二)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三)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
(四)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
随后,邓小平转赴东兰武篆;与韦拔群一起,率红七军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四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先后抵达河池集结.
11月7日,中央代表邓岗在河池凤仪小学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
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决定,并作出了立即北上,"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左"倾冒险决策.
对此,邓小平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应绕道庆远、融县先击桂林",而不要先打柳州.
这是在服从中央命令的前提下,为减少部队损失,使军事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正确主张.
鉴于邓小平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坚持这一意见,并得到张云逸、李明瑞的赞同,结果会议决定照此执行.
党代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根据邓岗、陈豪人的建议,前委对部队进行改编,组成了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师,共七千多人.
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兼士兵委员会书记,龚鹤村任参谋长.
部队改编后,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百余人返回东兰,组建军队,坚持根据地斗争.
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第十九、第二十师于11月10日从河池出发,向怀远挺进,从此开始踏上执行"立三路线"的转战征途.
红七军到达怀远镇后,邓岗、陈豪人主张经庆远向柳州前进,邓小平等认为庆远是商业重镇,又已有敌军韩彩凤师严密把守,力主不打庆远,而改道天河出融县,向桂林进发.
于是,部队顺利渡过龙江,转赴天河县城.
在快接近县城有一个叫四把的地方,突然遭到敌军覃连芳师两个团的阻击,激战三天后撤往三防.
四把之战,红军伤亡近三百人,歼敌五百人.
在三防,红七军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在四把村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然后指出战斗没有打胜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离开了根据地的人民,耳目不灵,敌情不明;要汲取这个教训,发挥红军的长处,就一定能够打胜仗.
部队在三防稍事休整后,又准备按邓岗、陈豪人的意见去攻打融县的长安镇,以造成包围柳州的态势.
当时,长安城内已有敌一个师固守,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还在此坐镇指挥,并电令韩彩凤师火速由庆远驰援长安,企图消灭红七军.
面对这种严重事态,邓小平、张云逸主张放弃攻打长安城的计划,建议绕道富禄镇过融江,尔后伺机再战.
但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邓小平等不执行河池会议的决议,现又主张不打长安镇避开敌人,更是"缺乏进攻精神".
他们主观估量红军力量比敌军大,坚持要打长安镇,以解决补给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
邓小平等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军行动.
长安之战,红军虽连攻五天,也未能破城,且损失较大,遂自行撤往富禄镇渡融江,准备进军广西桂林.
后因获悉桂林已有敌重兵驻守,便转赴湖南的通道、绥宁.
此时,湖南已进入寒冬腊月,寒风刺骨,可红军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忍饥挨冻,翻山越岭,非战斗减员严重.
途径武岗县城时,红七军前委原计划绕城而过,但因有情况说城中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所以又临时决定攻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武岗县城是湘桂边界的重镇,也是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的基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城墙既高又坚固.
红军连攻三昼夜,未能攻下,而且伤亡几百人.
攻城进行到第四天,湘敌何健率五个团增援武岗,并存飞机从空中扫射,红军伤亡剧增.
在红七军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邓小平、张云逸认为部队元气大伤,不可恋战,建议迅速撤出战斗,撤向广西全州.
在血的教训面前,红七军的广大指战员才开始醒悟到邓小平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产生了怀疑.
于是,前委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放弃攻城,以急行军转向全州.
全州守敌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上,红七军便顺利地进了城.
进全州城后,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的支持下,红七军前委召开了特别会议,集中讨论是否执行中央命令和改变部队行动方向的问题.
会上,邓小平全面总结了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转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我态势,主张立即改变硬打强攻和单纯军事行动的方针,建议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
这一主张得到张云逸、李明瑞等多数人的支持.
后经邓小平的耐心说服,邓岗、陈豪人也被迫同意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挥师湘粤赣边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
会后,邓岗、陈豪人借口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
这样,全州会议就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部队从此转危为安.
1931年1月5日,红七军前委得知白崇禧亲统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逼近,便率部队撤离全州,经湖南的道县向江华进发.
行军途中,巧遇大雪,北风凛冽,战士们还是穿着单衣、单裤,冻伤严重,前委决定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进行休整.
在这个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地方,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宣传群众、整编部队、筹集粮款、安置重伤员等工作.
部队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兵力已不足四千人.
桂岭整编后,邓小平率红七军离开广西贺县,绕道进入广东省连县、乳源县地区,准备在乳源县一带建立粤北湘南根据地.
但在部队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的第二天,便遭粤敌邓辉等三个团的围攻.
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突围,遂与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
经五个小时鏖战,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一仗,红七军歼敌近千人,但本身也损失七百人,原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缩编后任五十八团副团长的李谦等重要干部伤亡过半.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识到在粤北湘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决定甩掉敌人,抢渡乐昌河,北上江西与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乐昌河水流湍急,激浪翻滚,渡口杨溪附近无桥可通,河边也仅有两条木板船可用,每趟只能载二十多人.
面对有可能被敌前后夹击围歼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决定由他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先行开路,可部队刚一渡过河,粤敌便乘汽车从乐昌、韶关蜂拥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烈冲击,企图把已过河的部队赶下水,好将红七军一网打尽.
邓小平沉着应战,一面指挥红军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嘱咐李明瑞带部分红军掩护五十八团安全渡河.
然而,由于敌人来势凶猛,力量过于强大,后面的追兵也已赶到,张云逸只好指挥尚未渡河的部队与敌交战,放弃过河计划.
这样,红七军的两个团被敌截为两部.
此后,邓小平、李明瑞率前委机关和五十五团边战边走,摆脱敌人追兵后二渡乐昌河,经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江西崇义县疾进;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撤离战场,日夜兼程,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渡河,后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于1931年3月14日在湖南省酃县同王震领导的湘赣独立一师胜利汇合.
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于2月8日到达江西省崇义县.
在崇义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领导开展了如下主要工作:(一)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崇义地区的党组织,自1926年12月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开始,几经挫折,在1930年5月长潭、茶滩暴动失败以后,便转入分散隐蔽状态,红七军到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成立崇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中共崇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中共崇义县委,成立崇义县苏维埃政府.
同时,取消红七军前委,建立团党委.
(二)举办"地方党团训练班",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培养骨干.
鉴于崇义县地方党政机关刚刚健全,缺乏干部,在长潭举办了一期训练班,时间为两个星期,成员共三十多人.
还选派红军干部到训练班工作,邓小平、李明瑞也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军事训练.
(三)为发展地方武装,红军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协助地方党组织组建赤卫队和贫农团.
把游击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由五十五团派出有经验的干部担任营、连、排长,还拨出一些枪支弹药装备独立营,使这一地区的人民武装得到了加强.
(四)组织部队抓紧时间休养,补充粮弹,医治和安置伤病员.
1931年3月初,敌重兵进攻崇义地区,团党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决定五十五团向信丰发展,巩固湘赣根据地.
同时,决定派邓小平到上海向新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一切安排就绪后,邓小平离崇义去上海.
在上海,他写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离开崇义后,李明瑞、余惠、许卓等率五十五团向信丰进发,后因敌情有变而改道前往永新县.
4月初,与张云逸指挥的五十八团在江西省永新县天河镇重新相聚.
随后,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第一师并肩作战,连克安福、茶陵、安仁、攸县等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并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
7月初,红七军在兴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
不久,毛泽东、朱德接见了红七军领导人李明瑞、张云逸.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授给了红七军,根据中央决定,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和一支劲旅.
在这漫长的转战征途中,红七军出广西,进湖南,入广东,到江西,行程近七千里,历时九个月,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实现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愿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诗篇.
6.
"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模式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不久,韦拔群率百余名红军从河池返回东兰县,着手组建第二十一师.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韦拔群、陈洪涛等分别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第二十一师来,并于1930年冬在思隆县七里区召开庆祝大会.
会上,韦拔群号召右江军民要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
1931年2月,桂系军阀趁红七军主力远征后根据地力量薄弱之机,调集上万人部队,兵分三路,向右江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东兰、凤山两县大学进犯.
中共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避开敌人锋芒,集中优势兵力,抗击"围剿"敌人.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加之粤桂军阀战争又起,敌军撤出东兰、凤山根据地.
同年11月,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又纠集正规军、民团七千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后来又增派近万人兵力,并由白崇禧亲自指挥.
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缩网收鱼"等战术,所到之处实行"血洗政策",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洞就搜,见粮就抢,见水就放毒,妄想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
由于根据地受到敌人的重重围困和严重破坏,第二十一师的粮弹供应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多,作战越来越艰苦.
韦拔群、陈洪涛深感形势的危急,正当他们准备分头向外线游击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先后光荣牺牲.
1932年底,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左江根据地则因红八军撤出并入红七军,已于1930年3月宣告丧失.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先后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建设三者有机结合的光辉实践,却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有力策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探索和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有着自己的不同特点和实践意义.
首先,百色、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的两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但与前三次起义有着明显不同.
以军队为主体的南昌起义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州起义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举行的,事先未向农村进军与当地农民这一土地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
秋收起义则是先举行起义,尔后把剩余部队带往农村去坚持斗争的.
而百色、龙州起义是在"南宁兵变"后自觉离开中心城市,把正规部队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相结合,进行了较为充分准备之后,才从容不迫地举起义旗的.
这对当时正处于曲折发展中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是一个有力支持,并证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次,统战工作是准备起义和创建红军的重要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邓小平到南宁后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和怎样开展统战工作.
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国共合作破裂后"左"倾情绪的影响,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与桂系军阀统治没有本质不同,指示要把他们当作"改组派第三党"一样反对,采取破坏俞、李政权的方针.
邓小平则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既利用俞、李与蒋介石、桂系军阀的矛盾,支持他们反蒋反桂,与其合作,又警惕他们的旧军人习气,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立地发展革命武装和工农运动.
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的成功改造,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以及广西革命力量的发展,都证明邓小平坚持与俞、李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三,根据地诞生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处理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壮、苗、瑶族之间的关系.
为此,邓小平等非常重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政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维护和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注意选拔和支持一些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队伍中参加工作.
经济上,宣布废除徭役,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土地分配.
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偏僻山区的瑶族群众,不下山也可以分到山场,下山还住进了豪绅地主的宅院.
文化教育上,规定各民族同样享有教育的权利.
瑶族山区的学校经费全部由苏维埃政府提供,学生免费入学.
因此,翻身解放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热情拥护红军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成为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胡耀邦在为莫文骅所著《百色风暴》一书作的序言中指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组织领导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
这两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很出色,争取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团结了各民族,并与农军相结合,因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两次起义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以后转战七千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在左右江根据地的红军,也坚持了长期的斗争.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1]《周恩来选集》(上卷),《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第183页.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15~216页.
[3]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中共党史资料》第2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3页.
[4]卢行《邓小平在广西》,《中共党史资料》第2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23~124页.
第三章长征前后1.
巩固中央苏区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完情况后,于1931年夏被派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工作.
跟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的还有金维映、余泽鸿等人.
他们一行来到江西瑞金后,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见了面,大家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这时,正值蒋介石亲统三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
而瑞金由于搞所谓的"肃反"运动,数千名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以及群众被无辜捕杀、随意监禁,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处于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这场"肃反"运动是从1931年5月开始的,主要是肃"社会民主党".
起初,运动规模很大,县政府和县总工会这两个单位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均以"社会民主党"分子的罪名被处决了.
接着,"肃反"运动由县移到区一级,桃阳区和城关区两个政府的全体干部都被抓,每天都有几十人被错杀.
枪决人时也很简单,仅写个姓名、岁数、什么地方人,没有什么证据,审讯时则完全是用肉刑、逼供.
鉴于瑞金县的这一状况,邓小平上任伊始,便采取稳定事态的措施,同时亲自深入实际了解干部群众被害真相.
还派金维映带领几名干部到各区乡调查群众对肃反的意见、反映.
紧接着,召开全县各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肃反"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邓小平顺乎民意,果断决定停止这种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释放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拘捕民愤极大、筹划领导"肃反"运动的李添富等人.
随后,于9月底在绵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选举县苏维埃主席、涟全县政府机构、组织支援革命战争、纠正肃反错误和公审李添富的决议.
对此,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纷纷称赞说:"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
"从此,瑞金县的形势由人心恐慌、动荡不安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
邓小平在领导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抓根据地建设.
首先是把土地革命斗争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针对当时有的乡村采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做法,他耐心地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讲述"要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道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左"倾土地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次,积极培养选拔干部.
鉴于"肃反"运动所造成的干部大量奇缺的状况,邓小平举办了一期有六十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还亲自给学员们上课.
第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他同县里负责人一起,经常深入各乡村组织耕田队、合作社、互助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开展劳动竞赛等.
第四,开展群众性节粮运动,支援前线红军,并带头做表率,每月最少节省八斤口粮.
1932年5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研究了扩大红军、整顿赤卫军、组织政府干部学习地方财经等问题.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瑞金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全县面貌大为改观.
由于中华苏维埃领导机关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迁到瑞金,瑞金成为享誉全中国的"红都".
1932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领导.
这年底,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省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
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都处于中央根据地的边缘,赤白对立很厉害,红军力量较弱,每县只有百十来号人的独立营,地方武装的枪弹也很少,再加上"左"的经济政策,店铺大都关了门,财政状况也很困难.
面对这种艰苦、险恶的工作环境,年仅二十八岁的邓小平毫不畏惧,从到任的第一天起,就为开创这里工作的新局面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
(一)端正工作思想,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了造成三县工作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左"倾政策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针对这种情况,他领导组织中心县委和军分区机关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还抽空给大家讲解马列原理,并联系工作实际对照检查,使机关干部明辨是非,提高了认识.
(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并从实际出发制定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各乡成立调查土地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
对一度出现的"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中农贫农身上去"的错误做法,及时予以纠正和教育.
在土地革命斗争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
1933年春,按照邓小平的具体指示,各县都分别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还分别成立了生产突击队,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粮食产量都有大幅度上升.
(三)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
邓小平深知没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是很难立足和巩固根据地的,因此,他特别注重抓地方武装建设,仅上任三个多月,三个县的地方武装就已发展到一万多人.
同时,还率领地方武装进攻当地的反动民团和土匪.
1932年冬,率队配合红军独立第三师,消灭了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区靖卫团匪武装大部,恢复了当地的红色政权,打通了会昌至武北的通道.
此外,通过宣传队、游艺团、"提灯"大会等形式,宣传动员青壮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年7至12月就有近八百人参加红军.
(四)加强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设.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依照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改造党的基层组织,努力改变"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的状况,积极培养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
在群众组织建设方面,改进和健全工会组织,重新整顿反帝拥苏同盟,发动组织赤卫队和儿童团站岗放哨.
(五)优抚烈军属,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度.
邓小平亲自率领各级干部深入各乡村走访军烈属,研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组织耕田队帮助他们进行农业生产.
在邓小平的提倡下,三个县的机关干部每逢星期六都去参加义务劳动.
少年儿童团的积极性也很高,主动帮助烈军属家干活.
为此,邓小平还专门写了一首儿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做好半天工.
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党政建设、扩大红军、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日益高涨.
这时,政治上受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检查工作,当看到这里形势一片大好时,诗意大发,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赞美诗句.
2.
"江西罗明路线"的首要代表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首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
同遭此厄运的还有当时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江西省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的古柏.
毛泽东在1972年8月间曾说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历史表明,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2月,王明发表了《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9月下旬,由于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11月,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开始攻击毛泽东路线,并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了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为贯彻执行这一决议精神,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
这位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戴着一副近视镜,人长得又黑又瘦.
在瑞金,他把毛泽东的各种正确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将自己在苏联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
在他看来,中国党和红军必须迅速布尔什维克化,而根据地的人民应该迅速无产阶级化,"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指责"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随即罢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调他去后方当有名无权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的瑞金.
"左"倾路线执行者深感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信很高,影响也很广,"左"倾路线的贯彻处处受到阻碍.
他们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敢做得太过分,但又急于为"左"倾路线全面实施扫清道路,于是策划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其中的原委,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所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
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
……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
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
……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是从福建苏区开始的.
当时,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曾在1933年初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反映边区斗争实际情况和对省委工作的意见.
2月8日,中共中央局为了推行"左"倾政策,发布《养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
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
"紧接着,中央局又于2月15日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惊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斗争已经低落,……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不久,博古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接连发表文章,对罗明进行公开批判.
博古在《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那里呢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
于是,从中央到福建省委和苏维埃委员会及地方党组织、少共组织、红军部队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斗争.
2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在福建省长汀县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罗明以及张鼎丞、陈潭秋、杨文仲、刘晓、谭震林等人进行组织处理的决定.
为使"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畅通无阻,临时中央代表又于3月间来到江西,开始筹划打击排挤一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受到排挤打击的根本原因是他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有原则性分歧,而直接导火索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中央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派兵突然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具.
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人来势凶猛的情况,领导边区军民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抗击敌人的进攻.
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出寻乌县城,敌人很快便基本占领了寻乌县.
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斗争》杂志第三期登载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点名批评了中共江西省委.
3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撇开江西省委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在会上,临时中央代表大谈王明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大批会、寻、安三县的"罗明路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水、岩地区,而且也在江西".
"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条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在临时中央代表的操纵下,会议最后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对于群众的、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列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
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会议还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各县县委.
会后不久,邓小平就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发表了"左"倾领导者的长篇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认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指责邓小平犯了"罗明路线"的严重错误.
同时批评江西省委给会、寻、安三县县委的指示信,"没有明确的指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认为这在实际上"使会、寻、安党的负责者,首先是邓小平同志,逃避他们自己在执行退却逃跑的路线中所应负的主要责任.
"并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的明确的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以"进攻路线"为指导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苏区的发展形势是一天比一天激烈.
在中共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4月中旬在宁都召开了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
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还决定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号召把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不久,《斗争》杂志第十二期又刊登了《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邓、毛、谢、古四人,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
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和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已经根据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纲,而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
""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四同志完全不隐瞒的从政治上组织上向党揭发他们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解散他们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
面对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淫威恐吓,邓小平等人毫不妥协,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4月宁都会议上和所写的两份声明书中,据理力争所坚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与"左"倾领导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一)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者提出"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要"在大江以北,……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要求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扩大苏区,认为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
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缪论,驳斥道:"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并用"洋房子先生"一词讥讽"左"倾领导者.
(二)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邓小平等人则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在平均分配土地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均,好坏分均"的主张,做到既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
(三)在发展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把赤卫军的新编制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
要求"一切武装力量都要集中到主力红军中去",以便"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
"还规定闽赣两省必须在一个月时间内向前方输送一万名新战士;邓小平等人则认为要遵循由群众武装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红军的发展规律,不能无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状况,异想天开地下达指令性任务,也不能单求数量上扩大,应该注重提高军队的质量.
强调边区情况复杂,人心不稳,在这里不宜扩大红军.
扩大红军和加强群众武装和地方武装建设应该同时井举.
扩大红军之事也应该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安排,党不能包办代表政府的工作.
(四)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反对游击战略和战术,否认积极防御方针,指责红军历次反"围剿"中的所谓错误,主张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搞硬拚强攻死守;邓小平等人则拥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和集中兵力的原则,实行人民战争,伺机歼敌.
可见,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意见,与"左"倾领导者的主张大相径庭.
当"左"倾领导者三番五次地胁迫邓小平作检讨、交代所谓问题时,邓小平总是正气凛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
于是,"左"倾领导者便从组织上对邓小平等人进行错误的处置.
1933年5月4日,临时中央代表在工农红军学校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大肆指责邓小平等人,攻击"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
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对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害".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
决议指出:邓小平等人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除给省委决议以外交辞令的回答以外,什么也没有".
决议还指责邓小平等人"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
认为"他们不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决议,那么,不采取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就会"使党受到机会主义宰割".
随后,"左"倾领导者强行撤销了邓、毛、谢、古的领导职务,把他们分别派往县区基层单位担任巡视员或突击队工作.
邓小平则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调往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面对错误打击和不公正处分的现实,邓小平毫不畏缩,表示"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随即便打点行装,背着行李,顶着烈日,独自来到偏僻的乐安县南村区.
在南村区,他指导区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扩大红军队伍,还到各乡调查研究,帮助开展各项工作.
可是,不到十天时间,邓小平又被临时中央召回江西省委,说是乐安县南村位于边区,怕出问题.
回到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的宁都后,邓小平被派到省委驻地附近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参加劳动殷炼,接受所谓的"考验".
不久,在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大力推荐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勉强同意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
在担任总政秘书长这一职务期间,邓小平尽心尽力,从不敷衍塞责.
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形势日趋紧张,不少红军机关干部被调往前线.
王稼祥因不久前被敌机炸伤正在卧床养病,只有副主任贺昌在家主持总政工作.
这样,邓小平既要处理大量电文、报告,又要到前线指导工作,也要代表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起草有关加强全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还要把下面部队上报的各种情况加以整理,然后一一送给中央机关的主要领导人.
一天忙碌下来,尽管腰酸腿痛,头昏脑胀,但邓小平从未有半点怨言.
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王稼祥的称赞.
然而,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对邓小平如实反映前线部队怀疑李德那一套"正规战术"的情况大为不满,认为是别有用心.
于是,在邓小平当了二、三个月总政代理秘书长后,又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要负责总政《红星报》.
1933年9、10月间,临时中央代表主持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又决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深入下去,要求用布尔什维克火力彻底"肃清罗明路线残余".
与此同时,"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斗争》、《红色中华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判邓小平等人的正确观点,直到193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进入到中央根据地腹地时,才不了了之.
历时一年多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由党内到党外,由苏维埃政府内到政府外,由红军内到红军外,甚至扩展到普通群众中去,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邓小平在这场由"左"倾领导者发动和领导的错误斗争中,敢于坚持真理,反对谬误,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地贬谪免职、劳动考验的情况下,依然对党襟怀坦荡,坚定信念,忍辱负重,无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3.
主编《红星报》与参加长征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后,除搞一些宣传工作外,主要负责编辑出版《红星报》.
这份创办于1931年12月的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统称中央根据地的"两报一刊".
对邓小平来说,办报纸可以说是他的老本行,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因出色地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赤光》,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红星报》是一份八开的报纸,平均每五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四个版面、二万字.
邓小平虽任该报主编,但只有两个助手,从约稿、组稿、改槁、校稿到设计版面、编排栏目,他都得亲自动手,工作很幸苦.
在他的认真努力下,《红星报》先后开辟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大量报道红军英勇杀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后方积极支援前方的事迹,经常介绍马列主义思想和战略战术、防病治病、革命法律等方面知识,因此深受根据地军民的欢迎,享有"无线电台"、"一面大镜子"、"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马克思主义大学校"、"裁判员"等美称.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百万大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各个红色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其中有五十万人的兵力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红军和前线作战的指导,邓小平不仅经常有针对性地在《红星报》上发表毛泽东有关作战方针和原则的文章,还亲自约请毛泽东给报纸写稿.
1933年8月14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用整版篇幅登载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
文章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0月第九次攻打吉安的前前后后,并总结这次作战取胜的原因是由于纠正了立三"左"倾路线.
但在集中兵力、兵力配置、战斗准备等方面都存有不足.
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邓小平敢于在报上发表正受排挤的毛泽东的文章,这种勇气和胆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与此同时,《红星报》大量报道前线进行的重要战斗胜利经过,颂扬红军将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1934年3月4日出版的《红星报》,就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红一军团某部指挥员彭加伦发自前线的一篇报导《三岬嶂上的英雄》.
这篇报导说,"我们一团二营担任固守三岬嶂的重要阵地,做了一夜工事,二三餐未吃饭,第二天敌人以四个营兵力三面夹攻,掉在此处的迫击炮弹六十个,飞机炸弹三十枚.
当敌人猛冲山腰仅距八十米远时,他们上起刺刀,实行反冲锋,与敌人肉搏,把敌人击溃下去,巩固了重要阵地,使我二、三团及友军能顺利的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三师完全击溃,这是革命历史上的光荣记载,我们应当学习他们.
"与这篇报导同时发表的还有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撰写的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社论.
这是聂荣臻应邓小平之约写的.
社论说:"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
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2]当前线红军战士在堑壕里看到这期《红星报》时,大受鼓舞,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以红一团的英雄们为榜样,奋勇杀敌,坚决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誓死保卫苏区,保卫红色政权.
另外,《红星报》还利用《军事常识》、《俱乐部》、《卫生常识》、《军事测验》等栏目,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地向红军干部战士介绍有关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诸如什么是人民战争、集中兵力、坚壁清野、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堡垒战等,如何利用地形隐蔽埋伏、侦察敌情、冲锋搏斗,以及怎样进行战场救护和保养武器等,从而促进了部队军事知识的学习和作战经验的交流,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
邓小平在主编《红星报》过程中,不仅注意鼓舞前线红军将士的斗志,而且注意利用山歌、通讯、消息等形式进行有关妻送郎,妹送哥,慰劳红军,优待红军烈军属的报道,以鼓励后方群众拥军支前的热情.
《红星报》第九期刊登了一首后方支前妇女写给前线红军的山歌,歌词是: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没过多久,《红星报》第十五期则发表了前线红军写给后方妇女的答谢山歌,歌词是: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这两首赣南山歌虽短,但情意浓浓,读来悦耳动听,优美感人,奏出了一曲前方后方心连心,军民团结共杀敌的凯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邓小平率《红星报》报组随军委纵队一道长征.
报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着军委机关日夜行军.
"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
在硝烟弥漫的长征途中,邓小平带领报组工作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编辑出版《红星报》.
这时,《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均已停刊,《红星报》便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独家报纸了.
邓小平等在白天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风尘仆仆的赶路,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就是办公桌,经常是在敌机进行轰炸的情况下,支起摊子坚持工作.
有的时候,邓小平不顾疲劳,还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
红军长征伊始,《红星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传达了军委关于迅速冲出江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作战意图.
社论指出:"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
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
接着,10月25日出版的《红星报》又发表了《坚决勇敢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了红军突围的目的.
社论说:"我英勇的红军实行突围的目的就在于突破敌人封锁,深入广大白区,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红星报》在邓小平主持编印下,从1933年8月到1935年1月共出了七十多期,及时传达中央军委有关作战行动的计划与部署,宣传红军将士的感人事迹,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成为长征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喉舌和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
据邓小平回忆说,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及一些重要文章、社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
中央红军于1934年11月中旬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向湘江进发.
这时,蒋介石极为恐慌,立即调集十五个师近四十万兵力,兵分五路向红军围攻,并沿湘江一侧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
面对敌人的重兵,"左"倾领导者束手无策,仍命令部队抬着"坛坛罐罐"过江,结果损失惨重,差点全军覆没.
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已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看到红军过湘江时的混乱场面和惨重的伤亡,邓小平心急如焚.
为了纠正"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避免钻入敌人用重兵布置的口袋里,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军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干部开始进行调整,刘伯承由红五军团参谋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
12月底,邓小平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接替正在患病(肺结核)的邓颖超,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名城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会议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争辩,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主要是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指挥,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
同时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不仅参加了这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而且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
他在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的长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好的党中央"领导下,摆脱了过去在"左"倾领导者指挥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此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当时虽然只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关于红军作战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却深入人心,因而赢得了其他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信赖.
邓小平后来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
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夭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
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辗转迂回,驰骋于川黔滇地区,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河,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但发现敌人在长江两岸构筑了严密封锁线.
于是,毛泽东在2月18日率红军挥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二进遵义城,歼敌两个师大部,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这时蒋介石急忙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妄图把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
为摆脱敌人围歼,毛泽东用兵如神,率红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
蒋介石随即又命令部队向川南进击.
当敌重兵向川南云集时,红军则迅速于3月16日折向东北,四渡赤水,转向贵州,再渡乌江,前锋直逼贵阳.
这一出敌不意的举动,使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电令滇军驰援贵阳救驾,结果导致敌云南兵力空虚.
这样,红军便以日行军六十公里的速度直捣云南,威胁昆明.
当滇军调兵回援时,红军突然转向滇西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待国民党的部队追赶到江边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只看到红军丢下的一些破草鞋和破衣褴衫.
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的结果.
随军委纵队转战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胆识和谋略深为敬佩,尤其是那从容自如的神态,更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后来评价这一战役时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
5月下旬,中央红军穿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间在川西懋功地区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张闻天的夫人)接替.
刘英回忆说:当她接到命令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讲:小平同志要上前方了,他的工作由你来接替.
刘英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
"并解释了给邓小平调动工作的原因:"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考虑到川西地区雪山纵横,人烟稀少,供给困难等不利因素,认为在此地不宜久留,遂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红色政权.
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不同意北上,主张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最后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便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为执行这一方针,军委还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打开通往甘南的道路.
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中央红军离开懋功,开始北上.
而张国焘却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想当军委主席,故意迟缓行动.
由于红四方面军北上缓慢,国民党胡宗南已派重兵集结于松潘一带,形成了对红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再攻打松潘已不现实.
如果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下松潘,红军就可以长驱直入陕北,而不需经过茫茫大草地.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重申了北上方针.
会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为左右两路军.
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编在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指挥,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走过人迹罕见的泥泞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巴西地区.
与此同时,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也穿过草地进入阿坝地区.
这时,张国煮拒不执行北上方针,指责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向川康边界退却,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10月5日,他竟在南下途中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
中共中央不顾张国焘的反对、阻挠以至胁迫,断然率领红一、三军团脱离险情,继续北上,斩关夺隘,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
不久,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在陕西酃县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围歼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邓小平谈及这次作战的作用时说:直罗镇战斗的真正意义是打通了走向陕北的道路.
毛泽东把这次作战的胜利说成是为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在这漫长的征途中,邓小平和广大红军战士不畏艰难,战风雪,斗严寒,爬雪山,过草地,坚持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坚持反对张国焘南下退却路线,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
在出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后,他特别重视抓长征中的群众宣传工作.
当时,红军长途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了解,甚至怀有敌意或惧怕的心理.
为此,红军每到一地,邓小平便组织领导各部队对当地群众进行广泛的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解除群众的疑虑,赢得群众的信任.
有一次,红一军团来到甘肃南部某村镇宿营,军团宣传队的干部战士见天色已晚,加之一天行军赶路都很疲劳,于是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休息.
邓小平发现街上一条标语也没有时,马上找到宣传队驻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一条标语都没有"有位宣传队员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今天,……天黑了……大家烧水洗脚……".
邓小平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嘛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
"于是,宣传队的干部战士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拿着刷子,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
从这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到宿营地,宣传队员就自觉主动地上街写标语.
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时常以野草树叶充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少数民族居民的负担.
对此,邓小平指出:"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
"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
"毛泽东后来在同美国人斯诺谈话时则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邓小平在宣传工作、群众纪律上对红军干部战士的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对他们却关怀备至.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进行休整,鉴于这里物价十分便宜,一元钱可以买到五只鸡,二元线可以买到一头羊,于是,红军总政治部发给每位干部战士一块银元,并号召"大家要吃得好",以便恢复体力.
可是,大家手捧银元,都不舍得花.
当邓小平来到宣传队看望队员时,有位小战士邀请邓小平与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会餐,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好哇,吃什么呀"这位小战士建议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吧!
""行啊!
"邓小平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身边的警卫员说:"去,买几只鸡来!
"邓小平与小战士同吃同乐,吃完鸡,小战士们满意地走了,谁也没提还钱的事.
过了几天,邓小平看到这帮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
小鬼!
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
"哈哈哈……小战士们禁不住大笑起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一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
为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红军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宣告红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邓小平随红军抗日先锋军于2月20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当时任红一军团宣传队队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
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
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3]在山西,部队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重兵拦击.
为团结抗日,履行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红军抗日先锋军于5月5日奉命全部撤回黄河西岸.
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又任主任.
1936年初秋,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拥护,10月22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宣告长征全部结束.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史上创造的壮丽史诗.
毛泽东在评价红军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
邓小平谈到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讲:"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
长征一结束,邓小平戎马生涯的新篇章又开始了.
注释[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339页.
[2]《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9页.
[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72页.
第四章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1.
出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37年7月7日,北平城西南郊卢沟桥畔枪声大作,炮火连天.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从此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9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实行全民族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表示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井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为实现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代表团于7月15日在庐山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8月12日,周恩来偕同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飞赴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同时敦促蒋介石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决定红军改编事宜.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加之北平、天津两大中心城市相继失陷,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和同意红军改编的建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
任弼时、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等命令,则是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训处主任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共三万多人.
1937年12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9月6日,朱德总指挥亲率八路军总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
这一天,秋雨蒙蒙,但八路军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军号嘹亮.
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大家跟着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
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这掷地有声的誓词,和着秋雨,气壮山河,表现出革命战士誓死抗日救国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结束后的当天,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骑马离开云阳镇,经过九天的夜宿晓行,过陶池,经登城,穿合阳,于9月14日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
芝川镇是秦晋黄河的要津.
一一五师、一二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过河的.
邓小平与未德、任弼时、左权等同坐一条船,他们面拂秋风,迎着翻滚浊浪,东渡入晋,到达山西省万荣县.
后在山西曲沃县侯马镇换乘火车北上,于21日进抵太原,驻在成成中学内八路军太原办事处.
10月2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红军改编后,将各师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并取消了政治委员,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
洛甫、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请即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还应称为政治委员.
在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的同一天,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的带领下,也冒雨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举行出征誓师大会.
一二九师是由陕北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的,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以及五个直属营、一个教导团,共一万三千多人.
根据9月20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令,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于9月底从三原地区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线北上,于10月中旬进抵太原.
一二九师到达太原后不久,便在晋东北的雁门关、娘子关等地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西进,先后取得了阳明堡、马山材、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二千多人.
太原于11月上旬失陷后,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犯平汉路,国民党军队纷纷向西、向南慌乱溃逃,华北战场陷于严重危机之中.
刘伯承不失时机,挥师进入晋东南,在太行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
至1938年1月,华北各大城市、交通要道和大片国上,在国民党单纯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很快就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邓小平在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主持总政日常工作.
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做好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和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
在晋东北,他从组织县、乡"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入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和巩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10月下旬,邓小平率傅钟、陆定一、黄镇及韦国清带领随营学校的三个队共五六百人,从晋东北开赴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负责领导开辟晋西南工作.
12月,他们又转到晋南,在洪洞县马牧村与八路军总部会合.
为了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和各师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部队政治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1937年12月底,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傅钟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接着,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分别于1938年1月5日和1月16日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关于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命令通知.
1月18日,邓小平策马进入太行山区,来到了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
当时,刘伯承师长正在洛阳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
邓小平一边熟悉情况,一边主持全师的军政工作.
1月27日,刘伯承回到师部,和邓小平见了面.
从此,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位四川同乡,密切合作,并肩战斗,一直到1951年.
在长达十三年的共同军旅生涯中,他俩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正如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缅怀老战友时说的:"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2.
在太行山上太行山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地势险要,河流交错,峰峦迭嶂,谷深崖峻.
它北起拒马河,西邻晋绥,南濒黄河,东俯冀鲁平原,自古为扼东出西去的交通孔道,是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之一.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凭借这里的天然险势,在黄河以北的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之间,开始灵活机动地进行广泛的山地游击战.
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于2月上旬同刘伯承一起主持召开了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太行山游击战争和恨居地的创建工作.
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会后,一二九师根据师部命令,组成多支游击支队,分赴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从而燃起了太行之巅的抗日烽火.
为配合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反攻太原,钳制日军向晋南进攻,一二九师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2月中旬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适当集中,向正太铁路娘子关出击,寻机歼敌.
当得知正太路东段井陉西南十多公里的旧关据点驻有日军二百多人,且属井陉警备队管辖时,刘邓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旧关,吸引井陉日军警备队出援,而以三八六旅两个团设伏于井陉至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将援敌歼于途中.
2月22日凌晨,第七六九团发起攻击,突入旧关,井陉日军果然中计,由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亲率快速部队二百多人,分乘八辆汽车向旧关驰援,途经长生口时遭到三八六旅的突然袭击.
在遭到意想不到的猛烈打击下,日军惊惶失措,狼狈逃窜.
经过五个小时激战,歼敌一百三十多人,击毁汽车五辆,随后乘胜攻人井陉.
长生口战斗后,刘邓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率主力回师晋东南,在邯(郸)长(治)公路以北集结,伺机打击邯长公路上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第一八师团西进的补给线,策应晋西八路军主力作战,在这里,刘邓再次决定运用"吸打援敌"的战术,佯攻黎城,引诱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予以伏击.
神头岭位于潞城东北十多公里外的浊漳河畔,地形复杂,山路崎岖.
刘邓决定把三八六旅的三个团放在这里埋伏,而只用一个营的兵力奇袭黎城.
3月16日凌晨,按预定计划,吸援部队袭入黎城,守城日军一面盲目还击,一面火速求援.
潞城日军接到求援信号后,派出一千五百多人沿邯长公路急往黎城增援.
当日军进至神头岭一带后,八路军攻击信号一起,枪声大作,手榴弹飞向敌群,山梁顿时变成火海,接着,指战员伴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从沟坎边、草丛里、石头后奋勇跃起,举着刺刀、长矛、大刀向敌群冲去,在狭窄的山梁公路上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
经两个小时血战,日军除百余人逃命外,全部被歼.
神头岭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丢弃的辎重和散落的文件.
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显示了八路军游击战的威力,也体现了刘邓的高超指挥艺术.
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3月31日上午,日军运输汽车二百多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开往涉县.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共同商定进行响堂铺战斗.
八路军总部还邀清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
响堂铺是日军第一八师团后方交通线上的要地,位于东阳关至涉县公路之间,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遍地.
公路两边是高山,路南地势险要,路北多山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
九时许,日军汽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响堂铺,在碎石路上前后拉了十里长.
事先埋伏在公路两侧的一二九师三个团,待敌车队过去一半,突然发起猛攻,前堵后截,将敌切成数段.
枪炮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四起,公路一时间变成了一条火龙.
潜伏在四周的指战员乘势冲上公路,与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
惊慌失措的日军首尾难顾,各自为战,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前来增援的黎城日军和涉县日军在半途中都遭到阻援部队拦击,慌忙退缩各地.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仅用两个小时,就全歼日军四百多人,烧毁汽车一百八十一辆,并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
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指挥员的多谋善断和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精神赞叹不已.
一二九师在正太路、邯长公路上的三战三捷,歼敌近二千人,使华北日军感到极大的不安.
为驱逐和消灭晋东南八路军部队,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于4月初纠集三万多人的兵力,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对太行山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大举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八路军围歼在辽县、武乡、榆社地区.
八路军总部针对日军进攻的企图和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钳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敌一路于运动之中.
当日军从东、西、南、北四面开始进犯时,刘邓奉命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向东转移至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后又进至蟠龙镇以东的石门村一带隐蔽待机.
这时,南面日军第一八师团由襄坦、和顺和沁县分左右两路北犯,于4月14日窜入辽县、武乡,其中左路日军第一一七联队三千多人于15日进占榆社.
刘邓根据这一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消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
于是,率一二九师主力由石门村以东地区星夜西进,一夜行军百余里,于4月15日晨赶到武乡西北的西黄岩、马牧地区,绕到了第一一七联队的左翼侧.
日军因寻找八路军主力扑空,加之一路上不时受到八路军袭扰,惶恐不安,遂放弃武乡、榆社,沿浊漳河两岸向襄坦方向退却.
邓小平、刘伯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指挥一二九师四个团兵力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行平行追击.
16日晨,部队经过九个小时猛追,终于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附近追上了日军.
这时,日军第一一七联队的先头部队已走过长乐村,大队人马辎重正向长乐村开进.
一二九师不失歼敌良机,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运用各种武器狠狠打击日军.
本来就处于惊慌之中的日军,遭到突然打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狼奔豕突,伤亡惨重.
一二九师乘敌混乱之际,迅猛冲上公路,左刺右砍,杀得日军人仰马翻,一下子将狭窄河谷里的一千五百多名日军分割成几段.
被围日军拚死顽抗,向河两岸高地疯狂反扑,妄想冲出重围.
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先头部队,集中千余人掉头来解救其被围部队.
一二九师阻击部队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敌回援部队.
同时,一二九师主力反复冲杀,战至下午三时,将河谷里的敌人大部消灭.
这时,一二九师发现从辽县、蟠龙方向来了千余名日军增援,于是主动撤出战场.
急袭长乐村之战,一二九师共歼日军二千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长乐村战斗胜利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各部和国民党友军乘胜追击,连续收复辽县等十八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地区.
从此,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一二九师所控制,并成为向平原发展的可靠基地.
3.
兵出平原1938年4月初,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日军为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调集三十万兵力,准备从南北两线分五路合围徐州.
由于华北日军被调走两个师团,太行、太岳地区周围铁路沿线的日军转入守势,与它相毗连的冀南、鲁西等平原地区也出现相对空虚的局面.
针对这种态势,毛泽东于4月21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4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平汉路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一部东进冀南,发展平原游击战争.
在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只要坚决按中央的方针去办,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就能够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平原大发展的目标".
在此之前,1938年1月,一二九师就已派出由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1937年12月5日组建),到冀南开展抗日斗争;2月,又派宋任穷率领新扩建的骑兵团进入冀南,并与先期到达冀有的一二九师挺进支队(1937年12月13日组建)汇合,共同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很快在冀南打开了局面,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徐向前率部进入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该县的日伪军,并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
至6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冀南的部队先后解放了临清等七座县城,同时收编土匪、民团、保安队二万多人.
在徐向前率部挺进冀南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率师部及三八六旅进至冀西邢台一带,掩护徐向前部东进.
尔后指挥部队频繁破击平汉铁路,并以主要精力指导冀西、冀南根据地的工作.
为指导冀南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邓小平于7月5日由冀西到达冀南.
他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他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的指示,同徐向前一起,具体指导冀南地方武装进行整编,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二九师新编第一团、冀豫支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
此外,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各县进行改造政权工作.
当时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的陈再道将军回忆说:邓政委到冀南后,立即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
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
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
他还讲到,在与河北省主席鹿仲麟的关系中,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
邓政委会后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很简单.
他这个人,讲话一句是一句!
后来刘邓又来过我们冀南,刘邓要我的四个团,我们冀南还支援了太行山好多东西,有衣服、布匹、被褥.
[2]盛夏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少校,在刘白羽、欧阳山尊、林山、汪洋等五人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组"的陪同下巡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南宫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多次见面.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徐向前向卡尔逊简单地介绍了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情况,扼要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巧妙地回答了他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卡尔逊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述了当时同邓小平见面和谈话的情景.
他描述道:我说:"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在我们谈话(卡尔逊与徐向前)时,邓小平一直在吃水果.
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好;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列举这些原则时,我心里暗自用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事实来一一对照.
我看到了实行每一条原则的具体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地区以来,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滂沱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
然而,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
他在法国待了几年,考察那儿的劳工运动.
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很吃惊.
他说的一则消息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进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能肯定这一点吗"我问.
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巡行中国内地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件事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
我太天真了!
"是的",邓小平肯定地对我说,"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讲的".
我很尴尬,说:"必是这则电讯搞错了".
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国所亲眼看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在这次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徐向前为卡尔逊一行送行.
8月下旬,邓小平奉命离开冀南,到达八路军总部,不久转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在延安,邓小平出席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
他还接连在《解放周报》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上发表了《艰苦奋斗的冀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两篇文章,介绍晋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
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了抗战形势及发展趋势,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9月29日至11月6日),日军相继攻占武汉、广州,并已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过头来对付抗日根据地,其中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10月中旬,当获悉华北日军将要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邓小平急忙从延安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就冀南反"扫荡"准备工作提出四项建议:"(一)准备(平汉)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平汉)路西编成两个大支队.
旅级干部我们可以带几个来.
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
"(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款子、用提省款控制流通券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三百万元为目标.
"(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
在太行山筹划半年以上军粮.
"(四)路东兵工器材即运路西.
"[3]刘伯承在太行山上亲拟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上述办法.
1938年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并在南宫附近的落户张庄召开一二九师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研究对敌斗争方针.
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冀南的斗争形势,决定师主力进至冀南,依靠群众,依托乡村,巩固冀南、鲁西北平原根据地.
这时,侵华日军已从华中、华南战场向华北调入大批部队,仅在晋冀鲁豫地区周围就增兵到十一个师团左右,是华北日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
冀南区则是华北日军实施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方针所选择的首要目标.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刘邓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分别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和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举行会谈,争取他们共同抗战.
邓小平在两次与石友三的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坚持与友军一致抗日的愿望.
邓小平的统战工作,使石友三等顽固派的反共运动有所收敛.
1939年新年刚过,日军便纠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十一路由平汉和津浦两线前进,开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妄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这一平原地区.
日军采取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步步紧逼,每占一地,即留置守备兵力,修筑工事,组建伪军,建立伪政权,并大肆烧杀抢谅,实行法西斯恐怖.
一个月后,日军各路人马合击冀县、南宫等地,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在日军开始扫荡的时候,刘邓即将一二九师主力分成若干集团,结合地方武装分散活动,寻机歼敌.
待日军进至冀南中心区后,又率师主力跳出日军合击圈,转至日军侧背,袭击敌人的补给线和守备部队.
针对日军每次遭袭击后必派部队追击的规律,刘邓于1939年2月上旬派小部队连续几天袭扰威县日军,待敌派兵出城实施追击报复时,又以骑兵连诱敌进入香城固伏击圈.
一二九师主力奋勇拼杀,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二百多人.
这一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全面"扫荡"计划,创造了平原反"扫荡"诱伏战的范例.
日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又处处受到八路军的打击,于是在占领各个城镇后,便分区反复进行"扫荡".
一二九师各部紧密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地方武装紧密结合,坚持平原抗日斗争.
1月至3月,邓小平、刘伯承领导冀南军民,艰苦作战,灵活机动,先后进行较大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挫败了日军企图聚歼八路军部队,控制冀南平原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只得把"扫荡"的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地.
刘邓为加强大行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冀南的工作后,遂于3月7日率一二九师主力重返太行山.
4.
艰难岁月随着冀南、鲁西北两地的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这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东南跨陇海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大地区,拥有人口二千多万,军队十万,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位于华北敌后腹心,直接威胁着日军的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镇,华北日军始终把这一地区作为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1939年7月初,日军集中五万多人的重兵,采取稳步推进的方针,对太行山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围歼一二九师主力,打通白晋路及由临汾经屯留、黎城至邯郸的公路,将根据地分割成"田"字形状,实行"囚笼政策".
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邓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避敌锋芒,退出城镇,分散游击,待敌深入后,将其分割聚歼.
激战逾月,大小战斗七十余次,歼日伪军二千多人,粉碎了日军大"扫荡".
8月间,邓小平奉命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延安,邓小平在邓发等老战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结了婚.
邓小平在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于9月初返回太行山.
这时,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大规模进攻,逐步将其主力转用于重点"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面对极其复杂险恶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义旗,坚强地领导着全中国的抗战斗争.
在华北,在太行山上,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一二九师,正在进行着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0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抗战相持阶段特点,指出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倾向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危险,强调党在相持阶段的三大任务是:(一)动员和依靠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分裂的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二)加强自身建设,时刻准备对付突发事件;(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此外,他还讲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并详尽地部署了今后抗战的全面工作.
他的报告,使全师将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作,准备迎击日伪军的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
月初,刘邓利用华北日军换防兵力减少的有利时机,指挥一二九师进行了邯长战役.
经过近二十天的激烈战斗,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地,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山根据地的企图.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开始推行"囚笼政策".
于是,日军在太行、太岳山区加紧抢修白晋铁路,企图把这一地区分割成四块;在冀南平原区相继建成石(家庄)德(州)铁路,以及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八十余条公路,把平原分割为"井"字、"米"字、"回"字.
针对这一情况,刘邓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开展破袭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的斗争.
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
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
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
从此,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在刘邓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破路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40年5月,在破击白晋铁路的战役中,刘邓亲自指挥部队在南北长达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的破路行动,共歼敌三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多里,毁坏大小桥梁五十多座,并解救了被敌关押的一千多名修路民工.
接着,又于6月中旬进行武(安)沙(河)战役,共歼敌七百多人,破坏铁路、公路各一段,打通了太行至冀南的交通联系.
这期间,小的破坏交通战斗则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
与此同时,刘邓领导晋冀鲁豫军民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
为了适应险恶的斗争形势,邓小平特别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强调坚持干部轮训制度,在部队中开展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
根据刘邓的指示,一二九师政治部举办了政工干部训练队.
邓小平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他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
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
你们来自各基层部队,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
1940年7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率领三十八个团参加了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重大破交行动——"百团大战".
师司令部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总结了白晋战役以来的破路经验,草拟了《综合破路经验通报》.
同时,邓小平指示师政治部针对部队的思想情况,草拟了《关于克服部队右倾情绪的指示》,一并下发部队.
在作战部署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投降危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军威,从而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
会后,刘邓奔赴作战一线,亲自实施战场指挥.
在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主的第一作战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八十多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多人,破坏铁路二百三十五里,破坏公路五百五十一里,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在以破击榆辽公路为主的第二作战阶段(9月23日至9月30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百五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四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五里,破坏公路三百三十八里,给日军以致命打击;在以反"扫荡"为主的第三作战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百九十六次,毙伤日伪军二千七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零一里,破坏公路一百二十六里,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百团大战后,日寇受到极大震惊,于是调集重兵加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蚕食"、"清剿"、"扫荡",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惨绝人震的"三光政策".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阎锡山部队自1940年后也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火、医药、口粮等一切物资供给.
另外,1942年、1943年,华北各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疫病的流行.
在上述这些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况恶化,从而进入空前困难、空前艰苦的时期.
面对这一恶劣的斗争环境,毛泽东说:"一是困死饿死,二是解散回家,三是自己动手,积极奋斗,度过困难,争取胜利!
"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选择了第三条路.
为扭转局面,渡过难关,邓小平、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整训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等.
为指导根据地完成上述有关任务,邓小平于1941年3、4月间,在《前线》、《党的生活》刊物上接连发表《军区建设中诸问题》、《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等文章.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军区建设首先要从思想建设抓起,同时把一切地方武装置于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与监督之下.
(二)"三三制"抗日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必须在其中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不是表现在权力上.
(三)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即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
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4](四)努力建设和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兵制度,加强自卫队工作,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五)执行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进行顽强的对敌斗争.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至1941年底,晋冀鲁豫根据地健全了军区、军分区组织机构和县、区游击队,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万余人;狠抓了发展与壮大民兵的工作,颁布了《晋冀豫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成立了军区以下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基础上,组织了不少游击集团,并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按照"三三制"原则,于7月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设太岳、冀南、冀鲁豫三个行政区和太行直辖区,共一百四十九个县;实行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主力兵团与游击兵团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有效地制止了日伪军的封锁、"蚕食",并在安泽、将军沟、黄烟洞等反"扫荡"作战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共歼敌三千多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过重负担,于1941年12月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
1942年1月7日,邓小平、刘伯承召开了有师直属队、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
紧接着,又召开了师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座谈会.
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
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5]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实行精兵筒政的主要原则:(一)缩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二)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民兵和自卫队;(三)减少指挥层次,改进领导体制;(四)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会后,各部队严格按照上述原则行事,合并一些领导机关和伙食单位,从机关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安排近万名干部、战士转业或退伍,其中大部被分到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组织.
在军队精简整编的影响和推动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党委也采取了一些简政措施.
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广泛而彻底,成绩显著,毛泽东在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筒政的模范例子".
[6]这时,日寇为建立"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在华北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
自1942年2月起,华北日军采取"铁环合围"、"辗转驻剿"、"捕捉奇袭"、"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致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最严重、最残酷的局面.
至1942年5、6月间,冀南根据地已变为游击区,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继续缩小,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也日趋严重.
为了具体指导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邓小平于1942年3月19日至6月24日,亲率一个团兵力到岳北、岳南和中条山地区检查和部署工作.
他到达太岳区后,听取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提出巩固太岳根据地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
邓小平指出:"今年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在执行这一指示的问题上,我提议应组织一工作团,其任务首先是检查与推动减租减息的工作;其次是实行丈量土地,藉此正确地规定合理负担的分数,并奠定将来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基础.
同时就在切实进行以上两种工作中,展开真正的群众运动,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来改造党的支部,改造群众团体(这个工作团应配备坚强的干部,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这样就把财经任务与群众工作最具体、最实际地联系起来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经任务的完成.
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群众运动的展开.
"在群众工作上,太岳区的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应更多地注意与研究群众的具体的、实际的疾苦与利益,应该善于说服群众,善于诱导群众,和群众一起前进,而不要脱离群众,一意孤行.
只有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才能开展群众运动,巩固抗日根据地.
"[7]太岳区党委、政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抓武装斗争的同时,狠抓了减租减息工作,并派出了以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为团长的春耕检查团.
减租减息工作的深入开展,使群众得到了实惠,抗战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财经任务的完成.
至1942年底,太岳区全年的财政任务完成百分之九十九,粮食任务完成百分之八十,基本上保证了军需民食,做到了自给自足.
1942年5月,邓小平一行来到中条山地区,即晋豫抗日根据地.
这是太岳部队继开辟岳南之后,于1942年1月开辟的游击区.
为把中条区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对中条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一)工作的基本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力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隐蔽地积蓄力量.
(二)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统战力量及争取可变的顽固分子、争取伪军组织在内.
但是,诸力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装力量.
(三)首先建立政权,以政权的组织形式,便于开展各项工作.
(四)发展力量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党政军民各方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扎实苦干.
根据这些指示,中条区党委、晋豫联办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根据地逐步由游击性阶段走向巩固发展的阶段.
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并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中条(晋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
5.
走向胜利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从1943年起,开始由困境中走出,走向恢复,走向发展,走向胜利.
在晋冀鲁豫,发生这一转折的契因是1943年初举行的温村会议.
1943年1、2月间,中共太行分局根据中共北方局1942年12月发出的《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在河南省(现属河北省)涉县温村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问题.
分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并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总结出十条非常重要的对敌斗争经验:(一)"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
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
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
(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
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八)"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
(九)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
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
(十)"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
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富有创造性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和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极大丰富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理论.
在他看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除了具备一定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
这四种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又是互相配合的,其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
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
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至于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邓小平指出:"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
[8]邓小平的报告,对此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再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温村会议结束后,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遵照会议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初步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至1943年底,仅冀南区就逼退和拨除敌据点一百四十多处,并恢复和发展了十个县政权.
一二九师还与地方武装密切协作,胜利地进行了卫南、林南战役,攻克敌据点八十多处,歼敌万余人,并开辟了豫北、卫南广大新区.
与此同时,根据地在武装建设、整风运动、经济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明显成效.
由此可见,以温村会议为标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
当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在评价温村会议的意义时说:"温村会议,为举行战略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从此,我们的敌后游击战争(包括敌工工作)更加深入发展,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动权,逐步转入到我党我军手中".
[9]邓小平在领导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特别重视经济建设.
在他看来,"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路线.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
因此,邓小平认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
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前提.
在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
邓小平在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
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这篇文章还概括出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条经验:(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
(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
(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
(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为指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各军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小平于9月21日主持召开了全区生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
会议确定了"农业为主,群众运动"的生产方针.
会后,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掀起了秋耕秋种和垦荒的热潮.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
他与张际春、刘锡五、周桓、李大章等人商妥,征得驻地村政权的同意,合伙租用了两亩公产水田,并立下"军令状",保证第二年按规定交租、出负担.
邓小平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更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生产积极性,使部队的粮食、蔬菜、衣被的自给率大为提高.
1943年9、10月间,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先后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
在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担负起领导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他在1944年1月以北方局名义发出的《关于1944年的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提出1944年全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完成整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这时,日寇为了发动豫湘桂战役,先后从晋冀鲁豫边区周围调走了六个主力师团,而以新编成的六个旅团接替原防务.
由于旧军兵力数量减少,战斗力较前减弱,尽管在这一地区周围还有十五万日伪军,但时常处在根据地军民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之下,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邓小平根据这一新情况,命令部队乘敌换防之机,适时地出击日伪军据点.
各部队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立即向敌占区、交通线进击,收复了蟠龙镇、榆社县城等地.
接着,邓小平指挥太行部队粉碎了日军秋季"扫荡"和阎锡山部队的多次进犯.
与此同时,还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整风、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在河南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
驻河南国民党军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豫西大部地区即陷入敌手.
5月以后,日军向湘桂进攻,在豫西只留一个师团,仅控制陇海铁路的某些交通要地及其附近县城.
7月,邓小平专门召见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传达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提出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并要求迅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7月3日,邓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队领导人任命会上,就开辟豫西的战略意义、困难、条件、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他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四十万大军不战而溃,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日军就侵占了三十八座县城.
但是,由于日伪军兵力有限,敌人只能控制交通要道及其附近城镇,而不可能控制广大乡村,这就为我们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豫西地处中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北与太行、太岳两区沟通,南与豫鄂根据地联结,东与豫皖苏根据地结合,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部队到豫西后也不是孤立无援的,那里有党组织,有地方武装,有坚决抗日的民众.
只要你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建立起巩固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8月中旬,邓小平在辽县(现左权县)麻田镇召见了豫西抗日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听取有关支队组建、渡河准备等情况的汇报.
当郭林祥把支队组建,日伪军河防部署、渡河方案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后,邓小平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与郭林祥一起仔细研究了渡河方案,选定了渡河地点.
然后坐下来对郭林祥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在今年4、5月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战自溃,一部分部队逃进了深山,一部分被老百姓缴了械.
豫西现在的情况非常混乱.
你们过了河怎么站住脚,靠什么开辟根据地呢光靠打仗是不行的.
你们必须依靠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开辟工作.
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
仗不在大,打则必胜.
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
只要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人.
[10]9月21日,豫西抗日独立第一支队两个团一千多人,在皮定均、郭林祥等率领下,从豫北济源县西南蓼坞渡过黄河进入豫西.
不久,邓小平又派两个支队挺进豫西,开展敌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开创了豫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和北方局的领导下,至1944年底,晋冀鲁豫军民艰苦斗争,共拔除敌据点千余处,收复县城七座,光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把许多被日伪军分割的小块游击区变成了大块根据地.
到1945年,八路军加强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晋冀鲁豫边区从1月16日攻击大名城开始,先后进行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和南乐战役.
道清战役经过三个阶段的作战,攻克敌据点七处,控制了原武、阳武两城以外的二千多平方公里地区,共歼日伪军二千五百多人,解放人口七十五万,建立了陵川、辽县、和顺等四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豫北战役攻克敌据点四十多处,歼日伪军近三千人,收复沁源、阳城、晋城、安泽等地;南乐战役解放村镇二百多处,收复南乐、新河、南官等县城,歼日伪军三千四百多人.
经过1945年胜利的春季和夏季攻势,晋冀鲁豫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
6月底,邓小平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这时四十一岁的邓小平已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延安,他还心系太行,经常和刘伯承一起,研究部署晋冀鲁豫边区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出兵百万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当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刘邓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依托强大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又挥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注释[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85页.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11页.
[3]迟福林等主编《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29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2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第221—2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0页.
[7]邓小平《对太岳区工作的几点意见》(1942年3月30日),师文华等《邓小平与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史文汇》1989年第6期.
[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67—68页.
[9]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298页.
[10]郭林祥《先遣豫西》,《星火燎原》1985年第3期.
第五章保卫胜利果实揭开反攻序幕1.
为和平而战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起来.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全国一样,人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日本鬼子投降了!
日本鬼子投降了!
!
经历了空前劫难和巨大牺牲的亿万中国人民都在庆幸:八年的苦难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和平民主可以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祈求多年的和平,渴望重建家园、过幸福生活的心愿,很快被国民党军的内战炮火所毁灭.
就在日本要求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1月,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电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三是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这是要下山摘桃子了,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一面利用日伪军担负守备,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国土,一面借助美军海空力量从大西南、西北大后方向华北、华东、华中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准备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时间早晚之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卫作战的准备.
14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电令各军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此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拥有二千五百万人口,三十万军队,四十万民兵.
由于解放区力量迅猛发展和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要马上发动一场大规模内战,不台时机,也没有充分准备好.
于是,他在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又假装顺从民意,表示愿意同共产党举行和谈.
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接这向延安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并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这是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的用意无非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还可以加紧进行内战的部署.
毛泽东去不去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过多次专门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于8月25日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共关于"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奠定和平建设基础的六项紧急措施.
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淡判的通知》,说明中央关于谈判方针,分析谈判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并提出党的对策:如果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那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
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能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依靠人民,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国民党军队此时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
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丁旬出动七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五个师一万六千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
面对这一严重事态,邓小平、刘伯承深为即将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并于8月25日请示毛泽东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
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乘坐一架美制运输机由延安飞回太行山,飞机在黎城县长宁村外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
下了飞机,刘伯承、邓小平便径直赶到涉县赤岸军区司令部驻地,听取有关上党地区敌我态势的汇报.
这时,李达参谋长正在武乡村段指挥部队攻打日伪军的新城据点.
刘伯承、邓小平要通李达的电话后,命令他率部迅速南下攻占襄垣城,作为太行部队集结地,以便会合太岳、冀南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27日,太行部队攻克襄垣,共歼敌八百多人.
就在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的同一天,即8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指示,召开研究部署上党作战的会议.
在会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
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
刘伯承接着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
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
会后,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一万六千人.
与此相策应,令晋冀豫部队主力由陇海路转向平汉路,结合冀南、太行部队肃清平汉路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令沿同蒲路的太岳部队加紧破路;令太行、太岳部队攻取焦作、沁阳等地日伪军据点,扫清道清路沿线伪军.
8月31日,中央军委回电:"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为打好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刘伯承、邓小平指导部队加紧进行战前准备:(一)在部队编组上,把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暂编为野战纵队.
(二)在扩充兵员上,采取个人、民兵集体等动员方式,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太行、太岳两区就扩充三万五千人.
(三)在政治动员方面,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到部队、解放区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
针对一些干部战士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1](四)鉴于部队多年处于分散游击,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
这一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对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各部队接到指示后,照此加紧练兵.
当时,阎部史泽波主力守备长治,兵力约一万人;挺进纵队及保安部队守备长子、屯留,兵力分别为二千人和一千人;襄垣、洛城、壶关则以保安部队守备,兵力都在千人以下.
根据上述敌情,刘伯承、邓小平于9月7日发布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决定首先攻取长治外围的屯留县城,吸引长治敌人主力出援,力求在长(治)屯(留)公路上歼灭援敌.
为此,作出如下兵力部署:太行纵队攻夺屯留及上村据点;太岳纵队、冀南纵队隐蔽于长屯公路两侧,准备歼灭长治援敌;太行、太岳军区四个团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适时投入歼击长治援敌的作战;对潞城、壶关等小城之敌,则以地方武装进行监视或围困.
9月10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
当太行纵队向屯留城发起猛攻后,长治守敌派出六千多人,果然于11、12日试图增援屯留,但因害怕被歼,加之个别打援部队过早暴露,与我略为接触就仓皇退回长治城内.
刘伯承、邓小平见打援不成,遂于12日命令太行纵队攻克屯留城,全歼守敌千余人.
从9月12日至17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连下了四道命令,依次让部队攻打长子、潞城、壶关,并设法吸引长治敌人出援.
但长治守敌对我夺城打援战法已有所提防,始终未敢迈出城池一步.
各纵队连续作战,先后攻克潞城、长子、壶关.
至此,刘邓部队经过十天激战,连克长治外围五个县城,共歼敌六千多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使史泽波部万余人踞长治一隅.
刘伯承、邓小平为彻底消灭上党之敌,于20日发布第五号作战命令,决定采取"夺取长治城,暗设口袋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上"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阎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消灭之".
同一天,各纵队开始向长治发起攻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墙外有深沟,沟外有群式碉堡,工事坚固.
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主力万余人在此把守.
当刘邓部队开始三面围攻长治城后,史泽波孤立无援,急请阎锡山派兵增援.
阎锡山见长治危在旦夕,一面电令史泽波固守待援,一面派出八个师沿白晋线南下驰援,以解长治之围.
9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获悉敌援军南下后,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
让冀南纵队和太行、太岳围城部队及地方武装大造声势,继续佯攻长治,吸引南下援敌向长治靠近;调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北上,准备在屯留城东北地区伏歼南下援敌,随后,率领打援部队兼程北上,结合原担负监视白晋路之敌的起义部队第十七师,在虒亭以南的白晋路常隆、上村地段两侧布下罗网.
从太原向长治增援的彭毓斌部,在阎锡山连电催促下,临时决定走捷径,离开白晋路在虒亭渡过漳河,改沿虒亭、屯留间公路急进.
敌变我变.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变更部署,令打援主力向虒屯公路两侧转移,改派第十七师尾敌援军跟进.
10月2日,打援主力与敌援军预期遭遇于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线.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正面部队诱敌继续前进,主力向敌两翼迂回,第十七师由敌后向南展开攻击,很快把援敌四面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脑至榆林地区.
被围之敌,利用山地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顽抗.
刘邓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夜间向敌突击,白天抗击敌人反扑,连战几天,迫敌步步收缩,最后猬集于磨盘脑、老爷岭、关上之狭小地区,处于缺粮缺水,饥饿疲惫,且军心动摇的状态.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发现被围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三个师七千多人,而是八个师二万多人.
为吃掉这块肥肉,急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只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
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在北面故意给敌人留出一个缺口,以便将敌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10月5日,左翼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后,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
先敌抢占虒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迂回部队,堵击逃敌,而主力部队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
战至10月6日黄昏,敌援军除约二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一万七千人全部被歼,有数十名将官就擒,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
长治守敌闻讯援军被歼后,十分惊慌,于10月8日弃城向西突围,以求死里逃生.
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陈赓率太岳纵队从虒亭日夜兼程,直插沁县的马壁、桃川地区,控制沁河,进行兜击;令太岳地方人民武装沿途阻击,迟滞敌人.
一声令下,军民立即全力投入堵歼逃敌的战斗,最后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将长治突围之敌万余人全歼,活捉了率部进犯上党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至此,为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刘邓指挥三万一千人兵力,歼灭了阎军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这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歼灭战.
这一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军民斗志,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在重庆假装与中共和谈的蒋介石,听到这一噩耗后,犹如挨了一头闷棍,又气又恼.
他本想指望阎锡山打败刘邓部队,以要挟、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让步.
可当获悉阎部二万援军被刘邓部队歼灭后,他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赶紧敦促手下要尽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
与此同时,把进犯上党之事说成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中央"无关.
毛泽东得知上党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兴奋不已.
在返回延安后不久,便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重要作用.
他指出:"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
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
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
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
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2]不久,毛泽东又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以及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势",在11月5日发表的《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以上党战役为例加以驳斥:"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
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
"阎锡山"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
还在上党作战正酣的时候,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便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三十、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八个师四万五千人,沿平汉路北犯,侵入冀南、豫北解放区.
军情紧急,毛泽东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立即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立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平汉路战役的准备工作.
在此之前,他们为进行平汉路战役,已于10月7日把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冀南、太行、太岳各纵队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纵队,每个纵队辖二至三个旅约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各军区部队组成支队或独立旅.
上党战役后,又派第二纵队等部队抢占了邯郸、临漳、肥乡、成安、临洺关等城镇,控制了一些要点,并决定把战场选择在邯郸以南的平汉路东侧滏河和漳河两水之间的河套地带;令战场附近的军民大举破路,在敌人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
10月16日,刘邓发布《组织平汉战役的作战字第八号基本命令》,并简要上报中央军委.
他们在基本命令中提出,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平汉路两侧,分为路东军和路西军,对沿平汉路北上的敌第一梯队三个军实施东西钳击;以太行区独立支队结合地方武装,在平汉路新乡至安阳段两侧骚扰和迟滞敌军行动,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平汉战役极为重视,在接到刘邓作战计划的第二天,便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以中央局和军区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各纵队进一步搞好动员和战场准备工作,迅速扩充主力纵队,并强调"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
为确保战役胜利,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晋冀鲁豫区的战略任务,刘邓调集了三个主力纵队、三个军区地方武装共六万多人,还动员了十万多名民兵配合作战.
考虑到平汉战役将在野战条件下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而部队却缺少野战特别是村落战战术常识的状况,又签发了《关于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具体分析了敌军作战的特点,规定了野战尤其是村落战的基本原则及方法,还明确了战场纪律及有关指挥、通信联络等事项.
此时,国民党军马法五、高树勋部三个军从河南新乡出发,以左右两个纵队并列,各纵队又分前后两个梯队沿平汉路北进,企图迅速攻下邯郸城.
10月20日,敌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等地,掩护架桥.
为了指挥平汉战役,刘邓率指挥部离开涉县赤岸村,进驻太行山麓的与邯郸近在咫尺的峰峰煤矿.
邯郸位于河北境内的平汉铁路线上,是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在古代战国时期曾是赵国的都城.
蒋介石要打通平汉线,分割华北解放区,邯郸便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军北犯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决心克服任何困难,集中全力,打好邯郸这一仗,绝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正如刘伯承在战前进行战斗动员时说的:"我们一定要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变成'黄梁美梦'".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历史上关于"黄梁美梦"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邯郸.
据说,有一位名叫卢生的人,在邯郸一家旅店偶遇道士吕翁.
他向道上述说了自己为贫困而感自卑的心情,道士听罢送给他一个枕头,说枕了它就会顺心如意.
卢生急忙回房上床枕上枕头,在梦中享受了荣华富贵.
可一觉醒来,依然如故,饥饿不已.
至今,在邯郸城北还有个小车站叫"黄梁梦",车站附近建有卢生和吕翁的庙.
没想到,刘伯承用这一历史典故嘲弄蒋介石的话还真的变成了现实.
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向预定战场集结,刘伯承、邓小平急令杨得志率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敌先头部队前进.
10月22日,敌以第四十军在右、新八军在左、第三十军在后,开始北渡漳河,受到第一纵队的积极阻击.
24日,敌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倾全力北犯.
杨得志的第一纵队边打边撤,并将敌诱至邯郸以南的马头镇、磁县一带.
这时,各主力纵队纷纷赶到,第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以南的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三个旅集结于车輢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独立支队和第五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从而对马法五、高树勋部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国民党军发现进入刘邓布置的口袋后,顿感情况不妙,急忙收缩.
敌人一面依靠平原村落作掩护,抢构野战工事,准备固守顽抗,一面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救援.
蒋介石闻讯三个军兵力同时被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电令胡宗南部驻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部驻安阳的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驰援被围部队.
为保证刘邓部队集中主力歼灭当面之敌,毛泽东则电令晋察冀军区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南下到平汉路附近,对付国民党第十六军.
鉴于上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猫捉老鼠先盘软再吃的战法,以小部队袭扰敌人,主力紧缩包围圈,同时进行战场练兵,调整总攻力量和部署.
为此,令大行军区部分主力进至磁县地区,协同赵尔陆部阻击敌第十六军南下;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民兵武装在安阳以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阻击北上援敌第三十二军.
由于阻援部队顽强作战,直到平汉战役胜利结束时,敌人南北援军也始终未能接近被围部队.
挡住了援敌,刘伯承、邓小平便集中主力,于28日黄昏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重点攻击敌第四十军,同时求歼敌第三十军一部.
而对敌新编第八军则加紧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以分化瓦解敌军.
高树勋和新编第八军是原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因长期受国民党军中央系的歧视、排挤,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
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派他们充当新的内战的急先锋更为不满,暗中派王定南与共产党方面联系.
王定南是抗战时期由八路军以高树勋好友的身份派到新八军工作的共产党人.
还在进行上党战役的时候,刘邓就指示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并联名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不断进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贡献.
就在平汉战役开始总攻的同一天,10月28日清晨,王定南匆匆回来向刘邓汇报说,高树勋有意投奔共产党.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
"并嘱咐王定南:"你回去就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战略任务".
"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
刘伯承补充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
"当王定南又回到新八军,向高树勋转告了刘邓的意见后,高树勋显得有些紧张,忙问:"现在就干吗""对.
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王定南回答说.
高树勋长叹一口气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属,现在都在徐州.
如果我们在这儿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他们""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
王定南很诚恳地说.
高树勋高兴地说:"好!
好!
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王定南急忙赶到峰峰,向刘邓报告了高树勋的想法.
邓小平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说:"告诉高衬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希望他快下决心.
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说完,刘邓便签发了给延安的电报.
不久,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奉命派人到徐州,把高夫人及其他起义军官家属接到了解放区.
高树勋和新八军军官听说刘邓已电请中央转新四军派人去徐州接应他们的家属后,十分感动,当即下了决心.
高树勋激动地说:"好了,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为了使起义万无一失,刘伯承、邓小平于29日晚又派李达参谋长去新八军驻地,与高树勋接洽起义事宜.
在李达临行前,邓小平对他说:"你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
"李达与高树勋见面后,积极开展工作,晓以大义,敦促起义,最后商定新八军于10月30日宣布战场起义.
刘邓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意识到高树勋部一起义,被围之敌的军心势必动摇,极有可能突围逃跑,基于这种考虑,刘邓果断地对围攻部署作了新的调整,网开一面,将主力转到漳河以北地区.
10月30日,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高树勋的率领下,正式宣布起义,投奔人民阵营.
新华社还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朱德给高树勋将军的贺电:"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缓".
被围敌军闻讯高树勋部起义后,顿时乱了阵脚,加上南北援敌分别被远阻于高邑和漳河以南,所以失去了固守的信心,于10月31日拂晓被迫放弃阵地,以逐村掩护的办法向南突围.
当日下午,马法五率残部约二万人,果然钻入刘邓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
经两昼夜激战,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人漏网外,全部被歼于临漳、磁县地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
这时,从石家庄、安阳南北对进的援敌,得知马法五部已经被歼,遂纷纷撤回原地.
至此,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个大仗——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平汉战役,为什么能在十天时间里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多人,又何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呢答案正如刘邓在11月9日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一)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二)针对敌人离不开铁路的特点,先准备战场,消灭铁路两侧之敌,利用根据地四面包围敌人,东西钳击敌人;(三)作战部署尚未就绪时,以先头部队钳制、迟滞敌军行动,主力借此调整布阵,演练必要战法;(四)诱敌脱离阵地,打击敌指挥机关,割裂其体系,实行各个歼灭.
解放区军民经过上党、平汉等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稳住华北,抢占东北"的内战部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慢战争的步伐,被迫在形式上同意在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邓小平后来回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时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
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
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
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3]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刘邓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改称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时又详细回顾和总结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
他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
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
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
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
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
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
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
国民党同我们搞磨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
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
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
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
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
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
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
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
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
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
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挤就是几百人伤亡.
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
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
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
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
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
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
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
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他的功劳很大.
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
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
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
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
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伺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
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
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
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
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
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
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4]2.
迎击敌军全面进攻《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一度阻遏了国民党军进攻的势头,但未能使蒋介石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念头.
经过半年时间的全面准备和精心策划,蒋介石终于在1946年6月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军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扬言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共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
企图以主要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并歼灭共军主力;或将黄河以南共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共军于华北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奋起还击,立即投啊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自卫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内战全面爆发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已洞察到蒋介石的进攻企图,及时指示各解放区采取针锋相对的准备措施.
1945年11月间,邓小平在峰峰煤矿主持召开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全体会议,对全区工作作了统一安排.
在会上,邓小平严肃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着的松懈意志、居功自傲和厌战情绪,号召全区军民充分认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应付长期内战的各种准备.
此次会议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组成六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
至此,全军区部队已发展到三十一万余人,武器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为适应集中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1946年4、5月间,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区军民提高警惕,利用停战时机,抓紧练兵,搞好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接着,邓小平在6月中旬召开的军区练兵会议上特别强调指出,全面内战危险已十分严重,部队要加紧练兵,干部要上练兵场,努力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水平,以应付全面战争的爆发.
1946年6月27日,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以第三、六、七纵队及冀鲁豫主力部队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开赴豫东战场;陈赓、谢富治率第四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太岳军区和晋绥的吕梁军区各一部配合下,执行同蒲路作战任务;陈再道、王从吾率第二纵队和太行、冀南军区主力,担负平汉路作战任务;腾代远、薄一波、王宏坤留在晋冀鲁豫军区,负责指挥各军区武装.
6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邯郸南郊的马头镇召开了爱国自卫作战誓师大会.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大会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响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号召,迅速做好自卫作战准备,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
邓小平指出:蒋介石不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停战协定,现在已公开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了.
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敌人经济困难,士气不振,这是他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我们虽没有外援,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也有办法.
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打好自卫反击这一战!
[5]国民党军几乎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以郑州、徐州两个绥署和第一、二、十一战区各一部共二十八个师(旅)约二十五万人,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刘邓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发动全区军民,誓死保卫解放区.
7月10日,刘邓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反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军事斗争纲领》.
同日,在邯郸召开了党政军四千多人的干部大会,号召全区军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7月底,又在濮阳八公桥主持召开各纵队和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向敌守备薄弱的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发起全面出击,以策应中原野战军突围,配合苏皖部队作战.
刘邓还从军区机关、部队抽出部分干部战士组成野战军指挥所,在他们的亲自率领下,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
8月上旬,刘邓获悉国民党军围追中原野战军的大部兵力被钳制在豫西、陕南地区后,决定立即发起陇海路战役.
邓小平在谈到此次战役的意义时说:"陇海路是蒋介石向华北、华东、西北、东北运送兵力和物资的生命线,也是他的致命伤,只要我们在这条大动脉上打得好,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全部计划就会乱了套,这就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
"[6]8月4日,刘邓在荷泽指挥部下达了《陇海战役基本命令》.
在基本命令中,指出国民党军在陇海路沿线的主力已调去围追中原突围部队和进攻苏皖、晋南,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其两侧地区只有整编第六十八、五十五师共六个旅及地方团队担负守备,因此决定在8月10日兵分左、右两路攻击陇海路,以实现彻底破坏与控制铁路,解放陇海路以南地区的目的.
8月9日,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复电批准,并称赞刘邓选择的战机是恰到好处.
8月10日,陇海路战役突然发起.
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在长百余公里的陇海路徐(州)汴(开封)段上,向铁路沿线守敌展开了猛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第七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攻击黄口、砀山,当晚攻克砀山据点,随后带领广大群众大规模破坏铁路;右路军第三、六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一部,在炮火掩护下,攻击兰封县城及兰封车站和罗王车站,经数小时激烈巷战,全歼守敌.
后又连克李庄集、杨集、刘堤圈、李坝等车站和据点,歼敌五千多人,控制并毁坏铁路近百公里.
到12日,各部队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正当部队庆祝胜利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作战第一线.
指挥攻占砀山等城镇的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本以为会受到邓政委的表扬,但出乎预料,竟挨了邓政委的严厉批评.
原来,第七纵队少数人在战斗中违犯了纪律,损坏了百姓家的一些用具.
邓小平在这个纵队紧急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指出:"第一阶段你们打得很好,解放了砀山,俘虏了几千人,缴获武器也不少.
但必须指出,你们有人却违犯了群众纪律.
你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为什么又这样损害群众的利益,你们要认真赔偿群众的损失".
接着,又强调指出:"违犯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7]听了邓小平的批评,第七纵队的干部们深受教育,表示立即向群众道歉和赔偿损失,同时加强部队纪律建设.
这时,坐镇庐山的蒋介石得知陇海路被刘邓大军拦腰斩断,十分恼火,急忙电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上将,从豫西、陕南围追中原野战军的部队中抽出整编第三、四十一、四十七师,向开封急进;令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上将,把进攻淮南、淮北的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调回徐州、杨山一线,企图东西对进夹击刘邓大军,夺回陇海路.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使援敌向新黄河分散布防,刘邓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乘敌援军尚远,豫东地区敌兵力空虚之机,率主力越陇海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
各纵队奋勇进击,至15日,连克杞县、通许、牧马集等地,虞城守敌蒋嘉宾率部四千多人起义,并将敌一八一旋包围在柳河集以西地区.
这时,敌援军已进至开封、阳武、封丘和宁陵一带.
刘邓除以部分兵力迟滞东西援敌之外,指挥主力第二、七纵队迅速将敌一八一旅及二十九旅一个团分割包围,战至21日黄昏,全歼被围之敌.
22日,敌援军已迫近陇海战场,刘邓见出击陇海路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继续与敌纠缠,遂率主力转移至陇海路以北休整,结束了陇海战役.
这次出击陇海路,前后作战十三天,歼敌一万六千人.
与此同时,刘邓大军的第四纵队和太岳部队进行了同蒲路战役,先后攻克洪洞、赵城、汾西等五个县城,歼敌一万二千多人.
南北两线作战,共同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刘邓大军举行出击陇海路战役,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
蒋介石深感这支共军不可忽视,下狠心要消除这一心腹之患.
于是,加紧向冀鲁豫战场调兵遣将,很快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肠山、徐州等地集结了十四个整编师共三十万人,企图乘刘邓大军未及休整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兵分东、西两路,向冀鲁豫腹地定陶、曹县地区合击,进而控制鲁西南.
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亲自飞抵开封部署.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上将也亲自到考城、民权前线督战.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8月28日,西路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四十七、四十一、五十五、六十八师像张开的五个手指向东明、定陶、曹县伸了过来.
与此同时,东路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八十师也从砀山、虞城一线,向城武、单县、鱼台发起进攻.
鉴于冀鲁豫战场出现的新情况,中央军委于8月29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集中优势兵力,相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
指出"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当时,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的兵力只有四个纵队五万多人,加之刚刚进行完陇海路战役,兵马疲惫,亟待休整,立即作战确有困难.
然而,刘邓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马上举行了作战会议.
在会上,邓小平首先说:东路军敌人虽仅有三个师,但其中两个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战斗力强,比较难对付.
西路军敌人虽有五个师,但战斗力不强.
针对这一敌情,我想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先在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尔后再南下寻机歼敌.
这个方案对我们比较有利,但对全局不利,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
第二个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
这样,我们的负担会重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
我的意见是以第二方案为好.
刘伯承接着说:我完全同意邓政委的意见.
蒋介石是开饭馆的,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
[8]听了刘司令员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会议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战机,集中主力歼灭敌西路军中的整编第三师.
8月31臼,刘邓下达了定陶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采取"南北钳击以求各个消灭"的战法,集中第三、六、七纵队主力,全歼敌第三师于定陶以西安陵集、韩集地区,尔后视情况再歼敌第四十七师一部.
为了消耗、疲惫、迷惑敌军,掩护主力部队完成作战准备,刘邓特令第六纵队抽出两个团,对整编第三师实行运动防御,边打边撤,意在将敌诱进预定战场.
9月2日,敌整编第三师进到秦寨、桃源地区,整编第四十七师进入黄水口、吕寨地区.
这时,刘峙突然将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整编第四十七师单独攻定陶,第三师单独攻冀鲁豫区首府菏泽.
这样,上述两师的间隔由十五至二十里扩大到二十至二十五里.
而郑州来犯的敌整编第四十一师被阻于东明地区,距敌第三师八十里;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被阻于曹县以南,距第三师六十多里;徐州来犯的敌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则被阻于二百里外的单县以东.
敌变我变.
刘邓不失时机,迅速调整部署,决定待敌第三师进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时予以歼灭.
敌整编第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一色美式装备,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在缅甸参加过对日作战.
师长赵锡田中将,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刘峙有师生情谊,而且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
所以,赵锡田一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当他率部攻占定陶西南的白茅集后,蒋介石特地从庐山发来嘉奖令,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和刘峙还从郑州赶到整编第三师慰劳.
沾沾自喜的赵锡田,为抢头功,立即率部孤军冒进.
9月3日,刘邓为了诱惑敌第三师,使之尽快进入预定战场.
特令第六纵队两个团稍加抵抗便后撤.
赵锡田误以为刘邓部队是溃退,乃放胆前进,于当日下午一头钻进大小杨湖、阎集、大黄集一带的预设口袋.
当日深夜,刘邓指挥由第二、六纵队组成的右集团和由第三、七纵队组成的左集团,同时向敌整编第三师发起猛烈的围攻.
战斗最初两天,进展不大.
邓小平亲自始担负主攻任务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
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
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王近山深知邓政委最讲究实事求是,但心里却掂量着邓小平话语的分量,既然胜利在望,就不能功亏一篑.
他说:"报告首长,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王近山放下电话后,立即调整部署,用上了预备队,苦战至6日晚,终于啃下了敌第三师的王牌第二旅这块硬骨头.
赵锡田见势不妙,立即率师部及第三旅残部拚命向西南方向突围,企图与整编第四十七师靠拢.
对此,刘邓早有防备,乘敌脱离工事陷于混乱之机,命令部队全线出击,迅速将逃敌围歼于秦寨地区.
至此,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被活捉,第二十旅旅长谭乃夫被击毙.
敌整编第三师被歼后,各路进犯之敌极度惊慌,纷纷掉头回撤.
刘邓指挥部队乘胜追击,首先集中主力将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歼灭在退向兰封、考城的途中,尔后又歼灭逃敌一个团,并收复东明县城.
至9月8日上午,郑州之敌退至兰封、考城一带转入防御,徐州之敌仍被刘邓部队阻于成武地区,定陶战役随之胜利结束.
此役,刘邓大军共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多人,其中师长赵锡田以下一万二千人被俘,还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
9月7日,毛泽东发来贺电:"6月23时电悉,甚慰.
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定陶大捷使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增强了打败蒋介石军队的信心和勇气.
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与此相反,定陶大捷使国民党军的上层受到极大震动.
蒋介石闻讯定陶战败,赵锡田被俘的噩耗后,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将刘峙及其参谋长赵子立撤职查办.
定陶战役结束后不到一星期,国民党军便以所谓五大主力之中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打头阵,在整编第八十八、五十五、六十八、四十一师的配合下,分路继续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
9月下旬,敌人在连占定陶、菏泽、东明等数城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扬言要将刘邓野战军消灭在微山湖以西地区,控制整个鲁西南.
9月25日,敌第五军沿菏(泽)巨(野)公路逼近巨野以西的龙固集一带,整编第十一师沿潴水河南岸公路向巨野以西的张凤集开进.
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屈指可数的王牌主力.
这两支部队都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第五军在缅甸参加过对日作战,整编第十一师则是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的老底子,军官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面对气势汹汹的"远征军"、"黄埔军",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队边撤边考虑作战方案.
在摸清了这两支王牌部队的底细后,于9月29日下达了巨野战役的基本命令.
决定以第二纵队阻击敌第五军于龙固集以西地区,集中第三、六、七纵队歼敌第十一师于张凤集一带.
为了使阻击部队能有效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刘邓亲自到担负主要防御任务的第二纵队第五旅,进行指导和检查.
他们对第五旅营以上干部们严肃地指出:你们的任务是阻击敌第五军,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战场是游动的,要搞运动防御,但也不能轻易放弃阵地.
要处处阻击、消耗、钳制敌人,最后全力守住龙固集.
只要坚持到10月3日,第三、六、七纵队在张凤集地区歼灭敌第十一师就有了希望.
第五旅的干部战士听后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阻击敌第五军的艰巨任务.
从29日起,第二纵队在龙固集一带利用野战工事,顽强阻击敌第五军.
战斗异常激烈,敌人以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龙固集.
第二纵队特别是第五旅的干部战士,时刻铭记刘邓首长指示,奋勇杀敌,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一直坚守阵地到10月7日战役结束,十天内使敌前进不到十里,并歼敌二千多人,为主力钳击敌整编第十一师赢得了时间.
张凤集的战斗,于10月3日正式打响.
由于敌整编第十一师队形密集,行动狡诈,加上雨天地面泥泞,攻击部队收效不大.
5日,刘邓调整部署,以第七纵队包围敌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
第七纵队猛打猛冲,一部突入敌阵,与敌展开血战.
刘邓指挥部队内外夹击,苦战至7日上午,终于歼灭了敌第三十二团及附属特种兵三千多人.
这时,敌整编第十一师主力急忙收缩,第五军也向第十一师靠拢.
刘邓为了避免陷于被动,遂率部队撤出战场,结束了战斗.
10月中旬,国民党郑州绥署又以整编第二十七军及第五军和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四十一、四十七师共八个整编师兵力,在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向嘉祥、巨野、郓城、濮阳进犯,妄图利用刘邓野战军久战疲惫之机,把刘邓部队主力围歼于鲁西南地区.
刘邓根据在张凤集未能全歼敌整编第十一师的情况,决定撇开向巨野、嘉祥、郓城北犯的王敬久一路,大踏步向濮阳、滑县转移,准备寻歼由滑县东进的敌第四十一、四十七师残部.
为达此目的,刘邓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命令第七纵队结合地方武装,在郓城西南地区大造声势,拆围墙、填壕沟,准备战场,摆出一副与敌决战的架势.
10月28日晨,正当主力部队向濮阳秘密开进的时候,刘邓突然获悉由菏泽北犯郓城的刘汝明部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及第二十九旅第八十六团孤军冒进.
刘邓当机立断,改变决心,令第二、三、六纵队迅速回师南下,以优势兵力捕歼这股敌人.
29日,敌军被诱至鄄城以南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一带.
当夜,刘邓指挥第二、三纵队由西南、东南向北兜击,第六纵队由北向南攻击.
经两昼夜激战,全歼被围之敌九千多人,活捉敌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
国民党军虽在冀鲁豫战场上损兵折将,屡吃败仗,但依然坚持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寻歼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黄河以北的计划,为完全实现这一计划,挽救其失败,蒋介石于1946年11月初再次命令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纠集十个旅六万多人,向邢台、邯郸等地进攻.
另外,令孙震所部整编第四十一、四十七师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守备滑县、浚县、封丘、长垣地区,刘汝明所部整编第六十八、五十五师守备东明、菏泽地区.
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并抑留该敌于冀鲁豫地区,使之不能东调华东战场,于11月2、3日接连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孤立邱胡(指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和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这两部均为王敬久集团主力——作者注),以便下月集中全力解决邱胡,转变战局""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
刘邓根据军委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战斗力较弱且布势分散的孙震集团一部,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王仲廉来援.
11月12日,刘邓签发了滑县战役基本命令,以第三纵队主力攻击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一二五旅,第六纵队主力攻击整编第四十一师一四旅;第二纵队为预备队,随时准备策应第三、六纵队作战;第七纵队进攻朱楼守敌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
11月15日夜,刘邓按照预定计划,指挥四个纵队十一个旅,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由濮阳、濮县、鄄城以北地区向滑县东南孙震所部驻地隐蔽急进.
开进途中,人马、装具都进行了严密伪装,马蹄还用棉花或布包起来.
18日,各纵队分别开到滑县一带,随即避开敌外围据点,从敌第一四旅、一二五旅及保安第十二纵队的结合部迅猛楔入敌纵深,直捣敌各部指挥枢纽.
19日拂晓,各纵队奉刘邓的命令发起全线攻击,首先歼灭了敌一四旅驻上官村的指挥部,活捉敌旅长杨显明.
接着,乘敌混乱,扩大战果.
战至22日黄昏,全歼敌一四旅、保安第十二纵队及第一二五旅大部共一万二千人,并吸引了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各一部来援,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
这是刘邓野战军第二次击破蒋介石的"邯郸梦".
刘伯承在谈到这次战役的战术运用时诙谐地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们的腰,猛虎掏心,打他们的根".
滑县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11月底又命令他的心腹干将顾祝同,以王敬久集团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一个旅及王仲廉集团的整编第八十五、三十二师主力共九个旅,分别由东明、滑县向濮阳、内黄进犯,企图寻找刘邓野战军主力决战.
另以整编第四十师一个旅及暂编第三纵队由安阳向临漳、大名进犯;以整编第八十八师两个旅、整编第七十五师一个旅及刘汝明一部守备黄河以南的金乡、鱼台、郸城、菏泽等地.
刘邓针对敌人的进攻布势,决心集中主力于豫北地区,首先歼灭北犯之敌王敬久集团主力第五军一部,以转变战局,并抑留该敌不能东进鲁南战场.
但是,与敌周旋二十多天,先后有三次歼敌企图都因敌第五军队形密集或地形、天气不利,战机难以捕捉而来实现.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着手考虑转兵寻歼另股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案.
正在这时,即12月18日,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指出"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城、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
刘邓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进行研究,认为不宜在豫北继续与敌纠缠,否则就会陷入被动;嘉、巨、金、鱼等地位于敌人后方,兵力薄弱,且处在敌徐州、郑州两集团的结合部,有隙可乘;向这里出击,还可形成与华东野战军夹击徐州之势,极有可能调动进攻之敌掉头回援,造成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良机.
有鉴于此,刘邓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实行敌进我进,置向我解放区腹地进攻之敌于不顾,率主力向鲁西南大踏步挺进,威逼徐州.
为了掩护野战军主力南下实施外线作战,又命令第二纵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在清丰、观城、濮县、大名等地积极袭扰和迷惑敌人;第七纵队迅速攻歼聊城守敌,以防敌人向黄河故道放水后我有后方通道,尔后南下参加主力作战.
12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举行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的基本命令.
12月22日,第七纵队主力开始攻击聊城.
26日,第三、六纵队及第七纵队一个旅从观城、朝城地区出发,越过黄河,向东南前进百余公里,于30日夜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
至1947年元旦,第七纵队攻克聊城;第三纵队攻克巨野、嘉祥,歼敌四千多人;第六纵队攻占金乡的四关.
刘邓大军的这一举动,使敌军大为震惊.
为解金乡之围,顾祝同急忙调集兵力,从徐州、定陶、菏泽三个方向驰援金乡.
刘邓根据这一情况,断然改变部署,决心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第三纵队一个旅继续佯攻金乡,集中主力纵队寻歼敌增援部队.
1947年1月6日,徐州援敌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两个旅经鱼台向金乡东南的胡子楼推进,鉴于这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歼灭它对徐州威胁较大,刘邓决定首先歼灭方先觉部,尔后再歼灭定陶、菏泽援敌.
1月7日,敌整编第八十八师进到胡子楼一带,遭到刘邓部队伏击,先头部队一个营被歼.
方先觉见势不妙,立即率部掉头回撤.
但因金乡守敌日夜呼救,蒋介石严令方先觉西援金乡,不得有误,否则军法惩处.
方先觉无奈只好掉头向金乡开进,于8日夜进到鱼台西北的杨庄、胡海子地区.
刘邓见战机已到,遂命令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进攻敌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第六纵队及第七纵队一个旅进攻敌第七十师第一四旅.
各纵队冒着凛冽的寒风和鹅毛大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战至10日,歼敌九千多人.
这时,定陶援敌张岚峰率三个团进至金乡西南的田集地区,菏泽援敌刘汝珍率三个团进至金乡西北的沙土集地区.
王敬久集团还以主力一部攻占范县,试图逼刘邓回顾,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由濮阳向鲁西南增援.
刘邓决定将计就汁,集中第三、六纵队,首先歼灭定陶援敌,尔后配合第六纵队歼灭菏泽援敌,同时令第一、二纵队向郓城附近地区急进,准备在董口歼灭增援鲁西南的敌第七十五师.
13日,第三、六纵队转锋向荫,一举将定陶援敌张岚峰部围歼于白浮图地区,活捉张岚峰.
刚解决完张岚峰部,刘邓获悉敌整编第七千五师改由豫北乘火车转陇海路回援,遂令第二纵队留下监视敌第五军,第一、二纵队主力急速南下,协同第七纵队歼灭菏泽援敌刘妆珍部.
14日,求生心切的刘汝珍,率部向西逃窜,但被刘邓军第一、二、七纵队主力在追击中包围在定陶以东的西台集地区.
经一个昼夜激战,除刘汝珍带百余人乘汽车逃命外,菏泽援敌六千多人全部被歼于野战之中.
两路援敌被歼后,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等部被迫撤出豫北地区,经平汉路转陇海路回援鲁西南.
至此,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多人,再次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并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鲁南的作战.
蒋介右得知国民党军在巨金鱼战役和鲁南战役中惨败的消息后,痛心疾首,急派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郑州部署所谓的"鲁西南会战",调集五十三个旅三十多万人兵力,妄图首先击破华东野战军,尔后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利用王敬久、王仲廉集团尚在黄河以北之机,乘胜展开攻势,广为攻取陇海路南北可能攻克的城镇,寻歼好打之敌的指示精神,决定举行豫皖边战役,也就是二出陇海战役.
在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邓小平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同刘伯承研究作战部署.
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看来,这一次部队必须分成两个集团作战了.
这样吧,你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夺取定陶、单县、曹县等广大地区.
我率第六、第七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为路南作战集团,直捣张岚峰的老巢朽城,在豫东一带展开,你看如何"[9]刘伯承看着地图,想了想说:"这主意不错,正合我意,就这么定了".
刘邓一拍即和,决心兵分两路,在陇海路南北两侧机动作战,求歼可能从徐州、郑州来援之敌.
1月24日,刘邓为拖住王敬久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遂向陇海路南北地区发起攻势.
1月30日,邓小平指挥南集团攻克拓城,歼敌暂编第四纵队两个团.
2月1日,又攻克亳州、鹿邑两城,全歼守敌;2月4日,在亳州以北歼灭由商丘来援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大部,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北集团,连克定陶、单县、曹县等城.
刘邓南北作战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军.
2月7日,敌第五军和第八十五、七十二师奉令开到民权、开封地区,企图破坏刘邓在豫皖边的攻势作战,尔后把重兵压向华东野战军.
这时,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一定要拖住敌王敬久集团,不使其东调.
刘邓根据这一指示,于2月11日分别指挥北南两个集团,对民权以西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实施夹击,重创其第十六团.
敌王敬久集团第五军回顾,尾随刘邓野战军,企图决一死战.
刘邓及时指挥部队顺利越过黄河故道,转入休整,准备豫北反击作战.
至此,刘邓野战军歼敌一万六千多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企图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并为日后实施战略反攻探明了道路.
3.
巧渡黄河兵出鲁西南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八个月自卫作战,共歼蒋军六十六个旅七十一万多人,有力地制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力量.
自1947年3月起,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矛头主要指向南部战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战场,在晋冀鲁豫等战场上转取守势,妄图首先消灭两翼共军,然后再转用主力于其他战场.
国民党军为了保障其重点进攻,不使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山东战场,于3月9日全部堵死花园口,将黄河水引入故道,构成从晋南风陵渡到鲁中济南约一千公里正面的所谓可以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
刘伯承、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并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主动出击,大量歼灭敌人,准备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主力,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地区组织战略性反攻,以便策应陕北和山东战场解放军作战,同时为自身投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这时,国民党军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尚有三十一个旅,连同地方部队共有三十多万人.
敌人依仗其"黄河防线"和各交通要道进行防御.
在豫北地区,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王仲廉部四个整编师及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共约七万人,守备平汉、道清路及沁阳、济源、孟县一带;国民党第五绥区的孙震部两个整编师及地方部队约二万五千人,守备平汉路以东的滑县、浚县、长垣、濮阳一带.
敌守备重点是平汉路和道清路交汇点的新乡及其以北地区.
就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的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豫北战役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共计十万人,混编为四个集团,在豫北展开反攻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专打王仲廉集团,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肢解敌人防御体系.
各集团于3月22日开始行动,至4月3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共歼敌五千多人,先后收复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等城镇.
自4月4日起,刘邓主力逼近安阳,围攻汤阴,吸敌来援,将王仲廉部增援汤阴的二万三千人兵力围歼在卫河以北、淇河以东地区,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城.
接着,于4月下旬开始扫清汤阴外围据点,至5月2日全歼汤阴守敌孙殿英部近万人,其中俘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以下七千多人.
后又经半个多月作战,攻克安阳外围据点多处,歼守敌整编第四十师两个团及地方部队六千多人,豫北战役至5月25日胜利结束.
经过两个月连续作战,刘邓四个集团,在豫北地区共歼敌四万五千多人,收复大片失地,给敌王仲廉部以歼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在晋南反攻作战中也歼敌一万八千多人,收复二十座县城.
豫北、晋南反攻作战遥相呼应,有力地策应了陕北、山东两战场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并为尔后向中原发展攻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豫北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就地休整,着手转入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在1947年1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5、6月间实施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
5月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休整,准备在"6月1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
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组织部队抓紧时间休整.
在休整中,他们首先在领导班子内统一认识,明确任务,然后在广大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并组织领导各纵队开展强渡江河的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
为增强指战员实施渡河作战的战术意识,提高军民必胜的信心,刘伯承、邓小平于6月5日颁布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强渡黄河的前提是:(一)处于汛期前;(二)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仅有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并防守着从开封至东阿二百五十公里宽的地段;(三)有黄河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的积极配合;(四)各纵队扩充了兵员,补充了供给,并已准备了渡河船只和水手.
同时规定了敌前侦察、火力配置、渡河保障、通信联络和协调动作等原则.
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石林召开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精神,讨论转入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接着,邓小平又于6月21日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战略反攻的动员,作了《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战略反攻的必要性.
在解答有关战略反攻时机是否到来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反攻时机到来了".
他认为,"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多个旅,后方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明堂来,而且还被我军逐渐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歼灭蒋军九十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变化.
有的同志说:'蒋介石被歼九十多个旅,他还有一百多个旅啊!
'其实蒋介石有的不是一百多个旅,而还是二百多个旅,问题在于:我们歼灭蒋军九十多个旅,七十多万人,都是蒋军的精华,现在被歼灭的部队尽管保存番号,一次完了又补充一次,可是极不充实,新兵多,质量坏,老弱多,战斗力比以前大大降低.
刘汝明除一三五旅外,其余两个旅都被歼灭过,有的已经被歼了两次.
西台集,蒋军集中三个团,一下子被我们歼灭光了.
所以说,蒋介石即使拚命补充被歼队伍,也没有不使战局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了".
邓小平在报告中针对有的同志的疑问:"不反攻行不行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行的.
今天我们不是怕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不会再犯冒险主义了.
历史上我们经历了并克服了秋收暴动、李立三路线、新立三路线,对'左'倾机会主义戒备得很严,往往是怕'左'.
抗战中投降主义的影响,要清除.
今天形势好得很,怕产生机会主义,就应该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
党中央2月1日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而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高潮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
邓小平说:"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
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摆着.
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
保守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有的同志担心:反攻后能否站得住脚邓小平肯定地说:能.
一定能站住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看我们三大任务(即打仗、执行财经政策、开展群众工作与土地改革——作者注)做得如何.
如果三大任务有一条做不好,就不可能站住脚;三大任务做好了,要不了多久就能站住脚,敌占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困难有没有一定有的.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设想能象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餐把饭吃不上嘴等等都会有的,思想上必须充分准备.
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地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
……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
今天需要拿出英雄气概,拚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有的同志问:假如美国出兵怎么办邓小平指出:首先,"我们要提倡一个思想建设:要提倡一个中国人能打败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的思想,在今天就是要把美国打败的思想,中国人民的敌人是美蒋,今天革命对象是美蒋,革命任务是把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打出中国去!
今天反帝,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封建,是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我们对美蒋要有高度的仇恨心,中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我们应该敢于鄙视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要承认.
是不是强大的不能打倒呢不是的.
不要看他装得那样凶恶,其实也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能战胜它的.
"美国为什么是外强中干呢因为美国与世界为敌,这里包括了英国在内,美国给英国的损害最大,英反美是必然趋势.
……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要求,也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而且还是美国人民的要求,连其资产阶级内部也分化出华莱士这一派的力量来.
"这为什么不能说美国是外强中干既然美国是外强中干,为什么不能被打倒呢"至于反攻后,美军是不是会出兵援蒋邓小平指出:"美出兵援蒋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但从今天形势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不大呢因为美与世界为敌.
当然,美水兵出来配合蒋军,美军官指挥蒋军炮兵、技术兵种,说不定弄什么'志愿兵',美航空员驾驶飞机帮助打内战等是可能的.
但如果要象日本那样规模的出动重兵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形势今天还看不出来,大家知道这是与世界问题牵扯起来的.
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准备好了没有没有.
这也是大问题.
"美出兵援蒋,今天还不是现实问题,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
"照毛主席思想方法来说,应该从最困难着眼.
退一百步说,美要这样做,你怕,又有什么用你愿不愿做亡国奴只有打走美蒋才有出路,中国要过两座桥,打败蒋是过第一座桥,打走美是过第二座桥,过了第一个桥,第二个桥就好过了.
"我们不怕美帮助蒋,即令出兵,全民族动员起来参加反侵略战争,劲儿更大了,那时蒋也会成为公开的汪精卫,抗美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蒋内部要分化,双方旗帜更加鲜明,汉奸分子一律伏法,我们的营垒更加强大了,敌人内部要有一部分分化到抗美营垒来,那时,世界上受帝国主义欺压的国家和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边共同反美.
"美现在二十个手指足趾到处扯起、千疮百孔,漏洞太多,经济危机明年可能来到,官方已经发出信号了.
即使美冒险出兵侵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进步会更快的,这不可怕,怕只能表示怯懦,同时怕也没有用.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谈了土地革命、是否有和谈的可能等问题,在结束讲话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反攻任务,争取反攻的胜利.
邓小平的讲话,对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树立必胜的信念,增强克服困难的决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在思想、组织、军事、物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准备,从而为顺利实施战略出击奠定了基础.
1947年6月22日,刘邓下达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三百多里长的地段上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歼灭国民党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然后寻歼援敌于运动中,进而逐步向豫皖苏、大别山区挺进.
刘邓深知突破黄河天险是实施战略出击的首要环节,为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部署.
他们把渡河地点选在山东阳谷以东之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之临濮集间的八个地段上.
这一河段虽然河宽水深,但国民党军自恃天险,守备力量相对薄弱,便于迅速突破.
而且,由此突破东有华东野战军配合,南有豫皖苏军区部队接应,还有较为广阔的战场,利于机动作战.
为了达成渡河作战的突然性,刘邓决定采取声东击西、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法,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在豫北大造声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发动佯攻,转移敌人视线;野战军主力在汤阴、安阳一带按兵不动,迷惑敌人;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先期秘密渡河,会同在鲁西南的独立第二旅及地方武装,接应野战军主力.
豫北、豫皖苏的猛烈攻势,使敌郑州前线指挥部误以为刘邓野战军已溃不成军,准备向西逃窜,或回豫西,或回晋东,目前正在为退却扫清道路.
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地区佯攻部队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刘邓下达了渡河作战的命令.
霎时间,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敌岸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上百艘载着突击部队的大小木船,冲出芦苇塘,犹如脱弦的利箭,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
在强大炮火支援和南岸冀鲁豫两个旅接应下,先头突击部队仅用五分钟就到达了河对岸.
上岸后,先头部队迅速组织力量,一面巩固滩头阵地,掩护主力部队过河,一面向敌纵深发展攻势.
紧接着,刘邓指挥十万余人的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被国民党军吹嘘为足以抵挡"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黄河南岸守敌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在刘邓大军猛烈而突然的打击下,惊慌失措,分别退缩到环城和菏泽城内.
7月4日夜,刘邓为了直接指挥部队进行鲁西南战役,率野战军指挥部从鲁西南张秋镇以南开始渡黄河.
在皓月当空的深夜,载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木船,乘风破浪,驶向黄河南岸.
"什么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邓小平解开上衣钮扣,把双手插在腰间,笑着对刘伯承说:"这不是一枪未发,就踩在我们的脚下了吗!
""是啊,是啊!
"刘伯承用手推了推眼镜,面露喜色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渡陈仓呢!
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军'嘛!
""我们让冀南、豫皖苏两支部队打得火热,我们好从中举事!
""这就叫示形作战嘛!
"邓小平解释说.
两位野战军主帅谈笑风生,相视点头.
正在这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两架敌机突然飞临上空,扔下几颗照明弹,把河面照得通明.
警卫人员见此十分紧张,纷纷举枪瞄向敌机.
"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还特地点亮天灯",邓小平若无其事地说:"敌机还是一侦察、二报告,不等叫来轰炸机,我们全军就渡河完毕!
"敌机果然只投照明弹,既未扫射,也未扔炸弹,在黄河上空盘旋了几周后,便扬长而去了.
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把敌中央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鲁西南之敌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强大突击之下,严重威胁到华东战场几十万敌军的左翼及后方安全.
这一消息传到南京,美蒋反动派大为震惊.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惊人的事件!
有重兵驻守,不亚于当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你们(指国民党)花着平均每月三千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共军竟然一枪未发,突破足抵"四十万大军"的国军防线,国军力量,日见式微!
[10]蒋介石看到自己的"黄河战略"已被粉碎,"哑铃布势"的重点进攻受到破坏,急忙乘飞机到达郑州前线,亲自调兵遣将.
他一面命令刘汝明部死守郓城、菏泽两城,并从砀山调来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共四个旅组成西集团,以吸引刘邓野战军屯兵城下;一面从豫皖苏、豫北等地抽调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五十八师,连同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十个旅组成东集团,两个集团由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
企图以主力齐头并进,沿金乡至郓城公路北上增援,以整编第七十师向六营集推进,逼刘邓野战军于郓城、菏泽狭小地区背水作战,或逼过黄河.
刘邓一看地图,便知道蒋介石要搞什么鬼把戏.
鲁西南恰好是一个被黄河、运河和陇海铁路线切成的三角形地区.
郓城位于三角形的顶端,是国民党军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
敌人兵分两路增援鲁西南,西弱东强,旦西路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如乘敌东路援军尚未到来之机,集中兵力首先攻歼西路诸点弱敌,尔后再转兵消灭王敬久集团主力,就可以粉碎蒋介石的企图.
于是,刘邓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攻敌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以第一纵队围攻郓城,吸引援军北上,一面派第二、六纵队从敌东西两路之间急进百余里,直捣敌纵深的定陶、曹县两城.
此外,又派第三纵队猛插冉固集、汶上集,准备在定陶以东伏击敌东路援军侧背.
各纵队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
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一纵队,以每小时十二里以上的速度,直扑郓城.
7月3日至6日,第一纵队肃清了郓城外围之敌,7日晚发起总攻,激战至8日黎明,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旋,连同地方部队共一万五千人,俘中将副师长理明来.
6日至9日,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第六纵队肃清定陶外围之敌,10日晚发动总攻,经五个小时巷战,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三千多人.
与此同时,陈再道、王维纲指挥第二纵队进占曹县,陈锡联、彭涛率领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和郓城、巨野之间待命.
这样,刘邓大军便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至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之间的广阔战场,初步摆脱了可能背水作战的危险,并为下一步歼灭东路援敌主力创造了条件.
郓城、定陶守敌被歼后,东路援敌不敢贸然前进,在巨野至金乡的百余里地段上,由南向北,摆成了一条长蛇阵.
整编第七十师在北面进至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在中间进至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在南面进占羊山集,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位于金乡.
7月10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
刘邓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立即查看作战地图,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这不是什么常山之蛇,名曰率然,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击其腰则首尾并至".
刘伯承对身边的邓小平说:"你看,敌人这是一字死蛇阵,首尾不顾!
""此时不打,还待何时!
"邓小平断然地说.
于是,刘邓决定继续扩大战果,乘东路援敌立足未稳,且布势分散的弱点,对敌实施各个击破.
随即部署如下:以第一纵队由郓城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割歼六营集之敌整编第七十师;以第二、三纵队分由曹县、汶上集插向谢家集、羊山集,割歼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以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协同第一纵队围攻敌整编第七十师.
另以冀鲁豫军区第一、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准备阻击金乡之敌北援.
7月13日拂晓,各纵队根据刘邓的部署,以远距离奔袭行动,迅速到达各自指定位置,将敌长蛇阵切成"蛇头"、"蛇腰"、"蛇尾"三块,并把敌整编第七十、三十二、六十六师分别团团围住.
当敌王敬久发现部队被刘邓野战军分割包围后,彷徨无主,朝令夕改.
先是急令整编第六十六、七十师南北对进,向中间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靠拢,随后又急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接应整编第七十师,然后一起向南与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靠拢.
刘邓趁敌犹豫不决之际,抓住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六营集转移的有利时机,指挥第一、六纵队迅速展开追击和侧击,很快吃掉敌一个旅,并将敌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及整编第三十二师一个旅包围在六营集地区.
六营集是一个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镇,粮少,水缺.
敌人两个半旅蜂拥而至,一时混乱不堪,随后一面抢修工事防守,一面准备突围.
刘邓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不使敌人作困兽之斗,决定改四面围攻为"围三阙一"部署,网开一面,虚留生路.
于是,以第六纵队主力猛攻六营集的西面,以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的开阔地布下一个口袋阵.
果不出刘邓所料,当第六纵队于7月14日晚发起攻击后,六营集守敌利用黑夜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为右翼,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向东突围逃窜.
可敌人刚出六营集,就遭到第一纵队的四面围攻,顿时大乱,迅即被全歼于六营集东南方圆十余里的大洼地内.
至此,六营集战斗胜利结束,歼敌长蛇阵"蛇头"、"蛇腰"两个整编师师部及三个半旅,活捉敌整编第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副师长罗哲东.
六营集战斗后,刘邓即令第二、三纵队对敌长蛇阵"蛇尾"羊山集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发起攻击.
羊山集位于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的低洼地带,是一个拥有近千户人家的大村镇.
镇北有座长约四里的羊山制高点,可瞰制该镇,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的重要据点,修筑有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
敌进占羊山集后,利用险峻地形又构筑了大量工事,加上连日降雨,镇子三面环水,很难接近.
在刘邓野战军围攻羊山集的同时.
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也开始围攻滕县、济宁和邹县三城.
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于7月19日又飞抵开封,亲自调兵布阵.
除命令羊山集守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固守待援外,一面严令王敬久率驻金乡的整编第五十八师及第一九九旅北援羊山集,一面从西安、洛阳、汉口、豫北和山东等地抽调整编第十,四十、七、四十八、五、八十五师及青年军第二六师等部,分别驰援鲁西南,以解羊山集之围.
刘邓在认真分析了敌情后,决定乘敌各路援军尚未到达之前,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以第三纵队主力继续围攻羊山集,吸引金乡援敌北上,同时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及地方武装在途中予以阻击,并诱敌先头部队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渡过万福河,然后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22日,敌第一九九旅在王敬久的严令下,渡过万福河,进至距羊山集五里路的万福庄.
羊山集守敌见援兵来了,马上派出一个团前去接应.
当这两支敌军刚要会合时,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冒着倾盆大雨,突然将敌人四面包围在雨水泥泞之中,激战两小时,全歼被围之敌,生俘敌旅长王仕翘.
金乡北上援敌先头部队被歼后,敌整编第五十八师立即缩回金乡,其他各路援敌也畏缩不前.
刘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亲自指挥第二、三纵队及第六纵队一个旅,于27日向羊山集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发起总攻.
经过一个昼夜血战,全歼守敌一万四千人,其中俘虏敌师长宋瑞河以下九千多人.
至此,历时二十八天的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羊山集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特地通令嘉奖刘邓大军,电文说:"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大军自7月2日到7月28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蒋介石闻讯国民党军九个半旅在鲁西南被歼,如丧考妣,大骂前线指挥官是"饭桶、蠢货,银样烛枪头!
"并将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和第四兵团司令王仲廉革职查办,送上军事法庭.
蒋介石见明的不成,就来暗的.
他找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心怀叵测地对他们说:"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要想办法用别的方法拿到它".
紧接着,他又说:党国应该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公开战线——军队;一个是秘密战线——特工.
最后,蒋介石对郑介民吩咐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多派高手,进入共军驻地,由空军配合,直接对他们的主帅行动,五万元大洋,这是赏格!
"侯腾、郑介民根据蒋介石面谕制订了所谓"达摩克利斯之剑"行动计划,企图派遣精干的特工小组,偷越战线进入共军阵地,直捣刘邓野战军指挥部.
在古希腊神话中,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让人用一很马尾,把一柄利剑悬挂在大臣摩里达克斯头顶上,以示君王之间的紧张关系.
侯、郑深知蒋介石的脾性,搞不好也会落个像王敬久、王仲廉那样的下场.
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蒋介石一直怪侯腾情报不准,有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侯腾心想真是伴君如伴虎呵!
"我总觉得头上悬着一把'摩里达克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落下来……"侯腾担心地说.
"我也有同感!
"郑介民毫不隐晦地说.
"这柄利剑不能老在我们头上悬着呵",侯腾对郑介民说:"应该掷向共军,挂在他们头上!
""好!
我们不成功便成仁!
"郑介民点头称道.
"五万元大洋"的赏钱,使国民党军特务、间谍利令智昏,纷纷跃跃欲试.
侯、郑从中挑选出数十人,编成了若干个"特别行动"小组.
这些小组受领任务后,连夜出动,向共军阵地奔去.
但在穿越战场时,绝大部分小组成员被刘邓部队捕获,只有个别小组侥幸潜入刘邓指挥部驻地——丁官村.
敌特工毕竟是些受过专门训练的鹰犬式人物,当发现一家大院有无数根电线拉向西面八方时,便判定这儿就是刘邓指挥部.
于是,他们在这家大院附近的一个屋顶上,暗中摆下了一块发亮的红色"丁"字布板,同时迅速向指挥部发报.
没过一会儿,一架敌轰炸机径直飞临丁官村上空.
刘邓身边的警卫人员见敌机来得突然,顿感情况不妙,二话不说就拉起刘邓两位主帅向屋外跑,还没跑出院子,数枚炸弹就落在院外周围,有枚炸弹还命中后院墙,把北屋作战室震塌半间.
好险啊!
警卫人员趁着弥漫的硝烟,拉着刘邓跑进附近的小树林里.
丁官村内的保卫人员觉得敌机来得蹊跷,便分头展开搜索,很快把敌特工摆置的布板拆掉,并将潜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待敌机绕了一大圈,再次飞回丁官村上空时,已看不到指示目标,只好盲目投完炸弹就飞走了.
刘伯承、邓小平沿着乡间小路走回指挥部大院.
刘伯承笑着问邓小平:"我们这是第几回了"国民党为了掩饰自己的败绩,经常利用"中央社"及电台和报纸造谣,一会儿说刘邓作战"负伤",一会儿说刘邓"仓皇逃走",一会儿又说刘邓"被俘"……"中央社就是造谣社嘛!
"邓小平回答说:这次"中央社"又该说刘邓被炸死了.
"真是无聊之至!
"刘伯承说.
"我们不死,让敌人去死!
"邓小平寓意深刻地说:"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
"[11]4.
釜底抽薪千里跃进大别山还在鲁西南战役即将结束前夕,即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
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12]同时决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分别挺进豫皖苏和豫陕鄂,由三路大军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共同经略中原.
刘邓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即刻组织部队在郓城、巨野一带转入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
当时,蒋介石正在考虑如何扭转鲁西南危局一事,对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意图毫无察觉.
8月初,蒋介石决定缓攻山东共军,集中重兵于鲁西南,企图乘刘邓大军南下久战疲惫之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刘邓大军消灭在黄河南岸,或逼回黄河以北.
此举不成,他还准备重演炸开河堤的故伎,以滔滔黄河水吞淹刘邓大军及沿岸数百万人民.
于是,蒋介石带着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临开封指挥,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连续抽调部队,连同原在鲁西南的兵力,共十一个整编师近三十万人,兵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进攻.
与此同时,命令空军连续侦察黄河水情,随时准备实施炸堤行动.
刘邓大军自从渡过黄河以来,天空像小孩子哭脸似的,时常哗哗啦啦下雨,直下得鲁西南沟平坑满,黄河平槽.
郓城、巨野一带本来就地势低洼,不少房屋还低于黄河大堤.
"真是忧心如焚呵!
"刘伯承站在作战室屋门口,望着屋外的倾盆大雨说:"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这黄河要决堤,你能土屯住吗"邓小平在屋里踏着半尺深的积水,边踱步边说:"这仗,我们不在黄河边上打了!
准备提前行动,全军直进大别山!
"可是,部队真要马上行动,谈何容易.
部队连续作战二十多天,损耗很大,急需休整补充,且对南下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样仓促地去执行战略进攻任务,是极其危险的.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
在这种险恶情况下,需要刘邓当机立断:是在鲁西南继续休整,待扫清南进障碍后再行动,还是撇开敌人提前行动.
7月31日,刘邓在郓城以南的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集各纵队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和部署南进行动.
会议开得十分活跃,大家争着发言.
许多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前后再行动,认为先在鲁西南打几仗,一来有取胜的把握,人民群众基础好,可以在物资和人力上得到支援,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已进至郓城、巨野地区,兵力上更加强大;二来消灭些敌人,可以减轻南下的包袱,对跃进大别山有好处.
刘伯承、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偶尔也插上几句话,提些问题,把大家的视野引向更广阔的境地,使讨论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深刻.
在8月1日下午会议行将结束时,刘伯承严肃地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考虑问题必须服从这一大局.
我军在鲁西南固然需要好好休整,也可以打几场胜仗,但这样会延误南下时机,即便能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全国战局也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
另外,敌人一旦决堤放水,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军应尽早尽快地甩开敌人的纠缠,抓住敌人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把战争引向敌占区,以利于扭转全国战局.
他还特别强调地指出:困难再大也要克服,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
刘伯承的话音刚落,邓小平指着墙上的作战地图说:"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陕北十五个旅,十四万人.
正象刘司令所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象这个哑铃的'把'.
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和全国各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时,刘伯承插话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
他的形象比喻,使到会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邓小平说到这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接下去又说:"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
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持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
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
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
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坚持为跃进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
"随后,刘邓精心部署了南进行动,命令部分兵力在鲁西南展开攻势活动,并到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假象,吸引各路敌军继续向鲁西南开进.
待敌包围圈将拢未拢之际,主力部队分三路南下:以第三纵队为东路,以第一纵队及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以第二、六纵队及野战军直属队和中原局为中路,各路部队沿不同路线同奔大别山腹地.
另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五个纵队,在鲁南、鲁西南地区积极寻歼敌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南进.
最后,刘邓要求大家,立即行动,从速做好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6日,刘邓在指挥部作战室又召开了司令部处、科级干部会议,决定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
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
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
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我再强调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
要不怕疲劳,不伯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
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会北追、南堵、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邓小平说完,便让李达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我们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中央军委接到刘邓电报后,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8月7日黄昏,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指挥近三十个旅,向鲁西南分进合击时,刘邓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十二万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从民权至商丘间及虞城地区越过陇海铁路,于8月17日晚到达黄泛区.
刘邓大军这一突然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在他的重兵进逼下,刘邓大军"立足不稳,被迫流窜",遂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进至沙河布防,以主力二十多个旅尾追刘邓大军,妄图把刘邓各路部队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黄泛区位于皖北和豫东交界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方圆几十里的"沼泽地",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腰,深处没房、没树,荒无人烟.
这是1938年6月蒋介石不顾当地人民死活,在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
打这以后,每逢黄河涨水,这里就要遭殃,所以被人们称为"黄泛区",后来,蒋介石为保障其重点进攻,阻止刘邓大军南下或东进山东战场,又把黄河归故.
这样,黄泛区就布满了积水污泥,行军、食宿都十分困难.
部队通过黄泛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在污泥中吃力地走着.
没走出几百米,人人都变成了"泥菩萨".
汽车开进污泥里,就是开不走,车轮越旋转,车身越往下沉.
一些重炮推不动,炮手们就把零件拆下来,一件一件扛着走.
刘邓在行进中,要求部队尽量轻装,多找熟悉黄泛区地形的老乡带路.
对一些弄不走的大车和榴弹炮,忍痛下令丢掉或炸毁.
18日夜,部队全部通过黄泛区后,随即急行军三十多里,来到沙河北岸.
由于先遣部队事先收集好了船只,豫皖苏军区部队也搭好了浮桥,天亮时全军迅速渡过沙河.
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和渡过沙河以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
方知刘邓的作战意图,共军不是"向南逃窜",而是向大别山实施战略进攻.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在蒋介石为他专门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我是7月23日来华的,郑州电讯说刘邓所部准备"西窜",一"窜"窜掉国民党军九个半旅;最近又说刘邓所部"南窜",结果"窜"出个战略进攻.
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诚由参谋总长降为东北行政长官,并怒斥尾追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追兵迟出早归,形似旅游行军",哀叹"似此何以挽救党国于危亡"随后,蒋介石本人兼任参谋总长,并飞至前线上空亲自督战,急令整编第八十五师乘火车沿平汉路迅速南下,到汝河南岸堵击刘邓大军;同时严令各路人马加紧追击,企图对刘邓大军实施南北夹击.
刘邓深知时间就是胜利,当即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重型车辆和武器,加速向汝河急进.
战士们在"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奋勇向前赶路.
8月23日,东路军第三纵队已渡过淮河,第一、二纵队到达汝河南岸,分路继续南进.
当日傍晚,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进至汝河北岸黄刘营附近.
汝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河面虽不宽,但水深丈余,水流湍急,两岸陡峭.
部队徒涉不可能,而渡船又早已被敌人拖走或砸沉.
担任先遣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八旅,一面派出工兵连、侦察连沿河岸寻找渡船,一面派出步兵连到附近村庄搜集漂浮器材,准备架设浮桥.
24日早晨,敌机飞临汝河上空,在先遣部队第十八旅的头上盘旋低飞.
中午时分,汝河南岸西南的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人喊马嘶,黑压压的敌人由西向东,进至油坊店到汝南埠一带,敌我隔河形成对峙状态.
这时,敌追兵先头部队三个整编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离汝河也只有五十多里路,一天功夫就可以赶到.
这样,刘邓所面临的形势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
真是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先遣部队第十八旅,在旅长肖永银的亲自指挥下,乘敌整编八十五师立足未稳,以五十二团实施抢渡.
第一批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利用仅找到的一条小木船和自扎的木筏子,向河对岸冲去.
经十多分钟的强渡,终于攻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与此同时,工兵连等在河面上架设浮桥,至下午三时许,五十二团主力沿着刚架好的浮桥跑步进入大雷岗.
夜幕降临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
这时,对岸敌人为防备共军夜间渡河,便沿二十多里长河岸点起熊熊大火,顿时火光冲天,把汝河水面映得通红.
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方案.
邓小平在听取了有关汇报后,先让李达参谋长打开地图,向大家介绍情况,然后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
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
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刘伯承接着说:"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提高声音坚定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随后,刘邓命令道:"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
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
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
立即执行!
"三位旅长跑步回到部队传达了刘邓首长的讲话和命令,使广大指战员倍受鼓舞,纷纷请求担任开路先锋.
第十八旅以五十二、五十三团为第一梯队,并肩由大雷岗向南突击,第二梯队五十四团紧跟.
刘邓随第一梯队来到汝河南岸,使两个突击团的士气大振.
战士们奋勇拼杀,接连攻下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终于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长十多里、宽六七里的通道.
为使后续大队人马迅速渡过汝河,邓小平给北岸的张际春副政委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接第六纵队后尾过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免受空袭.
"先头部队杀出一条通道后,汝河南岸守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及第六十四旅疯狂反扑,妄图堵住缺口.
担负固守桥头堡和保护浮桥任务的第十六旅,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连续打退通道两侧敌人的多次冲击,未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浮桥多次被敌机和火炮打断,护桥连队指战员跳进河里抢修抢接,找不到器材,就用肩扛手托,一人倒下,另一人接上.
从23日晚至24日午后四时,第六纵队、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及南下工作团共四万多人,全部渡过浮桥,沿着先遣旅冲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
一路上不顾敌人飞机不断扫射轰炸和炮火拦阻,奋勇奔向淮河渡口.
8月25日下午,刘伯承、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淮河北岸的彭店,随即召集前线指挥干部开会.
刘伯承首先说:"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
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妆河岸边,但是在我们的勇士面前,他们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
现在,敌人肯定是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想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又是一关啊!
大家还是要牢记,决不和敌人纠缠,恋战就正中敌人之计,只能抢先渡过淮河!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
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26日晨,第六纵队和野战军指挥部到达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
这时,尾追之敌十九个旅近二十万人接踵而来,敌先头部队和刘邓后卫部队还交上了火,离淮河渡口仅有三十多里路.
这时正值雨季,淮河水位忽涨忽落,经先遣旅调查报告,河深水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而部队仅找到十多只小木船,这样形势再度变得十分险恶.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果断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张际春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
刘伯承听罢,对大家吩咐道:"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当刘伯承看到先头部队仅靠数量有限的小木船渡河,进展十分缓慢时,便来到第十八旅指挥所,详细了解淮河水势涨落情况.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河水都很深吗"刘伯承关切地问.
"到处都很深,不能徒涉,河边老百姓都这样说.
"肖永银旅长回答说.
"你们实地堪察过没有试过徒涉吗"刘伯承又追问道.
"已勘察过,试过.
"肖旅长作了一一回答.
刘伯承听了肖旅长的汇报后,心里仍然觉得不够踏实,因此过河时特意找了一根长过身高的竹杆,亲自在船上用竹杆在水中探测深浅.
当他发现水势已落,流速缓慢,可以架桥时,立即命令李达参谋长迅速架桥渡河,并对身边人员说:"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调查研究,实地勘察,粗枝大叶会害死人的".
正当部队准备架桥时,刘伯承听说有位掉队战士从淮河上游徒涉过河,遂前去观察.
他亲眼看到有人从上游牵马过河后,当即命令部队不要架桥,迅速转兵到上游过河.
刘邓一南一北,指挥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徒涉过河,在淮河水势又开始上涨的同时,全部渡过了淮河.
待敌人大队人马追至淮河边的时候,淮河上游的洪水滚滚而下,敌人只好望河哀叹,惊呼道:"这是天意!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一路真正的险关是过黄泛区,过淮河.
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
这就是机会呀!
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
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
[13]渡过淮河的刘邓大军,勇往直前,于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
29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大别山北部之商城、罗山地区钳制敌人,掩护第三、第六纵队分别向大别山南部的皖西、鄂东展开,创建根据地.
刘邓大军的南下跃进行动,真象一把"摩里达克斯之剑"刺向蒋介石的胸膛.
至此,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道道险阻,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在陕北获悉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区,兴奋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他还在几篇文章中,称赞刘邓大军和另外两支大军的南进行动,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邓小平在讲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时说:"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
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
[14]邓小平后来在《悼伯承》一文中又回忆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
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伯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
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刘伯承是典范,邓小平也如此.
5.
重建根据地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东起淮南路,西至平汉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
刘邓大军一旦控制该地区,就可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三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成为解放军进行战略机动,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战略要地.
同时,必将牵动蒋介石的中枢神经,迫使其从山东、陕北战场抽调兵力回援,与解放军争夺这一战略要地.
战争如棋局,往往一手高招,满盘皆活.
但走出一步好棋,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还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就对十几万大军远离后方,长驱直入敌战略腹地创建根据地的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完成重建根据地的任务.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力争最好的前途,指出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是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刘邓大军跃进到大别山,但未必能立足于大别山.
要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曾在这里几进几出.
刘伯承、邓小平深知身上肩负的重任,同时也懂得不管哪种前途,都要付出代价,经受严峻考验,邓小平指出:"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
……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基地.
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
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面临着重重困难:连续行军作战,干部战士极度疲惫;当地反动势力尚未摧垮,仍在暗地里搞破坏,威胁和控制群众;大别山生活相当艰苦,加上远离后方上千里,部队补给十分困难;严冬将至,十几万大军没有御寒准备.
由于斗争形势险恶,环境艰苦,部队中出现了畏难怕苦情绪,一些干部战士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前途信心不足.
为了在大别山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邓小平于1947年8月27日以中共中原局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指示说:"(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
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
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
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
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
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
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
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
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
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军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8月31日,刘邓又在大别山区的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向部队阐明任务,指出困难,增强信心.
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
党中央说我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
我陈谢兵团已挺迸陇海西线,向伏牛山前进.
这样,便以大别山、伏牛山、鲁西南形成一个犄角之势.
在这战略态势下,我们解放中原,是有充分根据与条件的.
"他最后号召大家:"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
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听了邓政委的报告,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完成重建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同时指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
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
"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刘邓为了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专门召集野战军其他负责人及司政机关的部长、处长等开会.
在会上,邓小平首先发言说:"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
大别山处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是我军进行战略机动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重要战略基地.
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里的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我们有着浓厚的感情.
但是由于我军曾几次退出这个地区,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加上我军初到,反动统治还没有完全打垮,还在暗地威胁群众,群众对我军这一次能否站得住脚还有怀疑,我们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和'多打胜仗',开动这两个车轮子,把革命推向前进.
敌人一定会从其他战场抽出兵力来到这里向我们争夺和扭打.
但是,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由有后方到无后方,各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定会感到不习惯,不适应.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寻找战机,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开辟新区工作.
搞得好,打它几个回合,我们就有可能站住脚".
刘伯承接着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蒋介石这个鹿,就死在共产党之手.
中国古代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得控制中原.
我们同蒋介石争夺这个战略地区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坚持大别山,是义无反顾的.
"大家听了刘邓首长的讲话,深受启发,并统一了认识.
会议决定乘敌人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地区,大别山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分遣部队,实施战略展开.
以第三纵队在皖西,第六纵队主力在鄂东,第一、二纵队和第六纵队一个旅及中原独立旅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一面开展地方工作.
同时,把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四个工作区,分别由第一、二、三、六纵队负责开辟,并由各纵队领导干部兼任所在区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由每个纵队各抽调一个团和挑选一批干部开展地方工作.
为适应新区斗争形势需要,刘邓要求各纵队精简机关,减少重型武器和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干部和装备,加强适应性训练.
正当刘邓大军各部开始展开之际,蒋介石急令追堵部队二十三个旅跟过淮河,逼近大别山,阻拦刘邓所部向桐柏山、大洪山发展;以一部兵力实行分散"清剿",摧毁地方民主政权;以两个整编师实行机动,寻找刘邓主力作战,妄图乘刘邓大军立足未稳,将刘邓大军赶出或消灭在大别山区.
在敌追堵部队中,属桂系的整编第七、四十八师善于山地作战,参加过当年"围剿"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战斗力较其他师强.
刘邓针对敌人的部署和企图,遵照毛泽东9月11日关于"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的电示,决心先打战斗力较弱而又孤立突出的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并以第一、二纵队和第六纵队一个旅吸引敌人主力进入大别山以北地区,掩护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主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地区展开.
根据这一计划,第一、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个旅,于9月间在商城、光山地区,以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为对象,连续打了三仗,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
但是,这三仗都打得不够理想,歼敌仅一个多团.
这主要是由于部队初到大别山,缺乏南方气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经验,加之民主政权未建立,群众未发动起来,特别是当地反动武装四处袭扰,使部队给养难筹,休整无安全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战士的思想产生了波动,有的部队中甚至出现了消极避战和纪律松驰现象.
为了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克服困难,刘邓于9月27日在河南商城西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阐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特别强调增强信心、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驰现象,是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根本条件.
邓小平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
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
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
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敢地去作战.
他还特别强调地说:能否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和部队纪律,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
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驰等错误思想情绪.
刘伯承待邓小平说完,接着说:要创立大别山解放区,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这两个轮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增强斗志.
我们进到大别山,处于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但要有勇气战胜困难,特别是要打好仗.
随后,他针对一些干部存有不在冀鲁豫战场吃肉,偏到大别山来啃骨头的思想问题,指出:打仗总是有吃肉和啃骨头的,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啃骨头,是革命的历史给了我们这个任务.
我们一刀插进敌人的胸膛,敌人一刀砍了我们的臂膀,我们虽然出了血,也应该看一看敌人胸膛上的刀,看一看友邻的胜利、全局的胜利,这些胜利中就有我们的一份.
刘伯承还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启发和激励大家,指出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有三条,一是不团结,内部闹矛盾;二是保守,不思进取;三是贪图安逸,害怕艰苦.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要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刘邓的重要讲话,对于增强部队斗志,战胜进入大别山后的重重困难,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具有重要作用.
至9月底,刘邓大军先后攻取了麻城、云安、黄安、罗田、霍山、岳西、光山、庐江、广济、黄梅、潜山、太湖、宿松等二十三座县城,歼敌六千多人,并在十七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控制了百万多人口的地区,依托山区建立了后方,从而打开了重建根据地的局面,初步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不久,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也先后跳出内线,分别挺进豫陕鄂与豫皖苏.
这三支大军在中原互为犄角,构成"品"字阵势,开始向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进攻.
周恩来在9月28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生动形象而又寓意深刻地描述说:"三路大军南下,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
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
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
形势变动了,我们是在黄河、长江之间来发展.
中国中部有江、淮、河、汉四条大水,现在要在这之间来打".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其中尤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在最前沿,直接威逼南京和武汉,使蒋介石惊恐万状.
蒋介石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动向和企图作了种种猜测,既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又怕刘邓、陈粟两路大军会合,更怕刘邓大军南渡长江或西进四川.
于是,蒋介石以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国民党军七个整编师,对光山、经扶地区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合围;而在大别山南部仅留有少数正规军及土顽武装守备,势孤力单.
刘邓根据这一情况,并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的指示,决心留下一部兵力在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钳制敌人,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主力分两路出鄂东、皖西,调动敌人,威胁敌长江防线.
同时决定,在黄冈、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富庶地区发动群众,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
10月1日,第一、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个旅,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扫荡了沿途分散孤立的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并会合第六纵队主力在黄陂以东的柳子港、李家集等地,先后歼敌整编第五十六师新编第十七旅大部和整编第五十二师一部.
与此同时,第三纵队以一部兵力钳制敌整编第七、四十六、四十八师,集中主力将敌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全部歼灭在皖西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地区,打破了敌三个整编师的跟踪与合围企图.
这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首次取得在无后方条件下歼敌一个正规旅的胜利.
为了鼓舞全军指战员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与勇气,邓小平亲自到驻在王大湾附近的第二纵队,向连以上干部作报告.
他说:"现在有的同志不敢对部队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还是客观存在着.
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困难,这样,才能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战胜困难".
他接着说:"我们远离后方,在敌占区还能没有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困难并不可怕.
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
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
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打胜仗了.
这就好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
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
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
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
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
而各大战场的胜利,反过来也可以支援我们,减轻我们的压力".
邓小平最后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
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
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
[15]听了邓小平那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的分析,广大干部提高了认识,振奋了精神,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
与此同时,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原局,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并根据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
邓小平在讨论会上发言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
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
"会议决定,每个纵队各出三个团组成地方军区基本武装,并从各纵队抽调上千名干部战士参加地方工作;成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展开和建立民主政权任务的完成.
为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刘邓于10月20日作出了分遣部队、寻机歼敌的部署:以第六纵队向黄冈、薪春地区,第一纵队向广济地区,第二纵队向黄海、宿松地区,第三纵队向潜山、桐城、庐江地区,在长江北岸沿江地区分别展开.
各纵队按照这一部署,乘胜向长江北岸黄冈至庐江间挺进,连克国民党军重要据点团风、广济、浠水、武穴、望江等,直逼长江,威震大江南北.
九江守敌告警,武汉守敌戒严,两岸人民纷纷传说:解放军要过江了!
这时,蹲在庐山的蒋介石,听到江北的隆隆炮声,生怕刘邓大军渡江前进,遂急令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经湖北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军过江;同时令青年军第二三师和新编第七旅,在飞机、军舰配合下,从九江伸至长江北岸的蕲春、黄梅、武穴一线布防.
10月24日,敌整编第四十师第八十二旅进占浠水.
刘邓决定抓住敌孤军突出的良机,集中第一、二、三、六纵队主力共十个旅的兵力,在蕲春以东的高山铺地区打个歼灭战.
10月25日,当敌整编第四十师及第八十二旅由浠水沿公路向广济急进,先头部队到达蕲春东北的漕河镇的时候,刘邓命令各纵队迅速向心集结,以第一纵队隐蔽进至高山铺以东及东北、东南地区,占领制高点,布下袋状阵势;以第六纵队尾敌向东,准备乘敌展开时从背后攻击;以第二纵队为预备队,进入广济以西机动;以第三纵队西进至广济以东机动.
另以中原独立旅化装成地方游击队,进至漕河镇、刘公河之间地区,前去与敌先头部队接触,边打边走,诱敌进入预伏地区.
各纵队受领任务后,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全都按时赶到了指定位置,抢占了阵地.
中原独立旅在大路铺地区与敌人略微接触后,就撤往大王砦地区.
敌人以为有便宜可占,果然沿公路节节进逼.
26日晨,敌前卫部队到达高山铺,与第一纵队警戒部队交上火.
为了迷惑敌人,警戒部队派出一些穿着各式各样便衣的侦察人员,沿途以土枪、破枪袭扰敌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敌人误以为是地方游击队,满不在乎,仅以两个排兵力进行侦察,主力仍保持着几路纵队的队形,大摇大摆地向前赶路.
26日中午,敌前卫部队进到界岭、洪武脑地区时,遭到第一纵队的坚决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第一纵队指战员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像一把大钳子似的,从南北两侧死死卡住了敌人的咽喉,使敌不能前进一步.
当夜,敌以整编第四十师退守清水河,以第八十二旅缩守高山铺,乖乖钻入刘邓事先布下的口袋里.
刘邓见歼敌时机已成熟,遂于27日拂晓命令第一纵队主力及中原旅共八个团的兵力,迅速分割高山铺与清水河之敌,并对困踞清水河守敌整编第四十师发起攻击;第一纵队第十九旅协同第六纵队攻击高山铺守敌第八十二旅;第二纵队进至广济西南待命,第三纵队进至凉亭河附近,准备扩大战果.
27日上午九时整,刘邓下达总攻命令,第一、六纵队如猛虎下山,冒雨向敌群冲杀,激战五个小时,将敌整编第四十师师部及两个半旅共一万二千多人全部消灭.
这一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对加速大别山根据地建设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山铺战斗结束时,大别山区已进入深秋初冬时节,寒气逼人.
然而,刘邓大军十几万人马还没有解决过冬问题,指战员在行军、打仗、站岗、放哨时,都还着单衣、穿草鞋,为此,刘邓把解决全军冬衣问题看成是一个头等大事.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刘邓大军,特地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赶制了一部分棉衣,还送来了一些银元.
刘邓亲自找来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如何打好"棉衣战"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一是要靠我们自己动手,创造奇迹,二是在筹集原料时,一定要注意工商业政策,"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开的店铺,也要按价付款.
人已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
邓小平还嘱咐说:"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要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于是,一场自制棉衣的活动,迅速在全军展开了.
刘伯承、邓小平也不例外,和战士们一样穿针引线,自己缝制粗布棉衣.
不到半个月时间,十几万大军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人人暖在心里,笑在脸上,更加满怀信心地坚持大别山的革命斗争.
看到这一切,邓小平感叹地说:"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至此,刘邓大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共歼敌三万多人,建立了三十三个民主县政府,胜利完成了战略展开,在大别山初步站住了脚.
"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蒋介石始终把中原看成是他的内腹之地,是他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
因此,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直逼长江北岸,并开始站稳脚,蒋介石十分恼怒和惊慌.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蒋介石为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于1947年11月间先后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设立"华中剿总",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备刘邓大军进攻南京、武汉,并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揽湘、鄂、皖、豫、赣中原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力战""彻底勘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匪乱,巩固治安".
蒋介石狂妄叫嚣:"务须全面扫荡,彻底肃清,不使分聚".
白崇禧为了实现上述企图,从山东、豫皖苏战场又调来五个整编师,加上在大别山原有九个整编师,共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展开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进攻;以五个整编师担任江防,以防刘邓大军渡江南进.
与此同时,命令国民党陆军徐州前线指挥部以整编第五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粟大军;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以第五兵团在豫西地区,钳制陈谢兵团,作为战略上的配合.
11月27日,白崇禧指挥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三个旅,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
同时,还利用各地土顽、恶霸、地主、特务,恢复保甲制度,发展"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无人村,以配合正规军的围攻和清剿,摧毁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
大别山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何去何从正当这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指示,强调大别山根据地是否能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
为此,要求南进三路大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坚持现地斗争,由陈粟、陈谢两支大军向平汉、陇海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中央军委为增强反围攻的力量,还特地把第十、十二纵队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往大别山.
149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采取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在大别山立足生根.
以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其他部队转出大别山区,第一纵队向淮西一带转移;以第十、十二纵队西越平汉路,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扩大根据地,调动敌人.
另外,为便于指挥部队,也考虑到刘伯承年纪大且体质弱,以及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后勤机关随军作战不方便等因素,还决定成立野战军前方和后方两个指挥所.
由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负责内线作战;由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负责外线作战.
12月11日,在大别山区冬季的寒风中,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送行.
他俩都不上马,并肩而行,上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
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仔细地研究过了,但都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
刘伯承担心,部队一分为二后,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再次提出坚决把警卫团给邓小平留下,并叮嘱李达参谋长要特别注意邓政委的安全.
邓小平则希望刘伯承多多保重身体,尤其要保护好"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还再三嘱咐野司管理处同志,要想办法给刘司令员搞到一盏美孚油灯.
直到夜幕降临时,他俩才话别分手.
刘伯承率部转出大别山后,邓小平立即号召大别山全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发扬不畏艰难、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内线斗争,宁愿自己多背一些,拖住敌人三十多个旅于大别山内,也要使陈粟、陈谢两支大军腾出手来,大量歼灭敌人,同时掩护第一、十、十二纵队在淮西、桐柏、江汉地区的展开.
邓小平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只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依靠人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
"12月中旬,进入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三十三个旅,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以整编第八十五、二十八、九、七、二十五、四十六师等部,自黄陂、广济、太湖、潜山一线呈半月形阵势,由南向北齐头并进;以整编第四十八、五十八师进至商南地区;以整编第十、十一、二十师及整编第五十六、五十二师各一部,在光山、罗田、信阳、花园一线实施堵击;以空军第四军区部队支援陆军作战,企图以南北夹击消灭大别山共军.
此外,以青年军第二三、二二师封锁长江武汉至安庆地段.
敌人在大别山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邓小平等冷静而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根据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的态势,以及大别山腹地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的地形特点,实行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
除令地方武装分散就地坚持游击战外,主力三个纵队适时跳出包围圈,绕到敌人侧后,采取"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寻歼弱敌"的战法,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
同时指出,各纵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退时都要以攻势姿态"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线、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
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
别的部队基本上下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
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16]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大别山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人,先后收复太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十多座县城,取得了内线坚持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后来在总结内线作战经验时说:"关于作战.
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
……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遣与集中的运用问题.
我们区分野战军与军区两套办法,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人弱点,而后适时集中歼其一部,其要点则在明了分遣是为的集中歼敌,故分遣时要计算到比较有利于集中的条件".
对于大别山的险恶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极为关注.
一度打算派华野四个纵队南下与陈谢兵团会合,沿平汉路进逼武汉,直接配合刘邓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
邓小平从战略全局出发,认为大别山形势虽然严峻,但部队已有充分思想准备,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因此,建议华野、陈谢兵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要立足于长远考虑,还建议把刘邓所属的第一纵队也留在淮北,配合华野作战.
邓小平等人这种宁肯牺牲自己、始终顾全大局的精神,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称赞,同时也给刘邓部属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将军回忆道:有一次,我到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汇报情况,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锡联同志,背得动吗"邓政委接着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
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
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
现在陈粟、陈谢的部队,为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攻,已开始向平汉、陇海路的敌人出击.
我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有利".
[17]在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同时,转入桐拍、江汉、淮西地区的第一、十、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民主政权.
至12月底,共歼敌四千多人,解放了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天门、京山、潜江、钟祥等县城,迫敌整编第四十、五十八帅分别向淮西、江汉驰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至此,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内外线的密切配合和华野、陈谢兵团的积极支援下,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中的最好前途.
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国民党军在围攻大别山的过程中,不仅屡屡扑空,疲于奔命,毫无所获,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真可谓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
蒋介石在"大别山剿匪检讨会议"上发表训词说:"现在我们有许多部队作战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平时不研究,对于士兵不训练,不注重情报,不讲究战术,一到作战的时候,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完全陷入盲目作战,当然只有失败,由此可知我们的失败都失败在自己手里,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能够振作努力,研究学习,减少自己的缺点,则不仅减少官兵的牺牲,而且能够建立战功,达成任务".
刘邓大军和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战场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四个月内共歼敌十九万五千多人,攻克县城近百座,建立了以大别山为基础的拥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三路大军的南进行动,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到中原战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行动,迫使蒋介石于1948年1月开始实行"分区防御",并特别加强了中原地区的防守力量,建立起所谓"中原防御体系".
注释[1]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66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7页.
[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37—338页.
[5]张云轩《邓政委教育部队的几个片断》,《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291页.
[6]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2页.
[7]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61、81页.
[8]王文桢《敢担重担敢于创新的人》,《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12页.
[9]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8页.
[10][11]苗冰舒《刘邓挥师巧渡黄河》,《名人传记》1987年第6期.
[12]《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6页.
[1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6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96页.
[15]阎代举《精辟的论述巨大的鼓舞》,《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25页.
[16]同[13],第77—78页.
[17]陈锡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中共党史资料》第2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第六章在大决战的日日夜夜1.
进入中原"逐鹿场"1948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为打破国民党军实行"分区防御"后的所谓"中原防御体系",决定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站住脚的基础上,集中兵力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打算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挺进东南各省,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的胜利,以求吸引中原敌人回师江南.
为此,中央军委于2月7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休整,随后统一指挥所属部队及陈谢兵团(归原建制)和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准备打大仗,并策应粟裕部向江南机动.
邓小平接到指示后,分别于2月9日、12日以中共中原局名义连续复电中央军委:完全赞同军委意见.
我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
但为继续拖住进攻大别山的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南下行动,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
而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则相机转移与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会合,共同部署作战.
同时,建议中原三路大军应确定向西,时间不宜过早,以先粟裕部十天至半月为适当.
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个兵团先行,吸引敌整编第十、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补充兵员,并吸引大别山之敌西进.
对于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中央军委即刻复电同意.
为防止主力部队抽走后引起的波动,巩固业已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于2月22日签发中共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以后,军区部队与地方人民武装应该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要求提高全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和顽强的斗志,健全各种游击集团的组织,改进游击战术,坚持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相结合.
后来,留在大别山的部队遵照这一指示,积极开展工作,灵活机动作战,虽然遭到敌人反复清剿,严重摧残,但始终坚持斗争,一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2月24日,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转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来到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会合.
邓小平一见面便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罗!
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然而,人们看到这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此时,蒋介石已将中原战场划分为八个绥靖区,每个绥靖区辖三至五个旅,担负各战略要点的守备.
另以主力组成邱清泉兵团、胡琏兵团、孙元良兵团,以及张轸兵团、裴昌会兵团、张淦兵团等六个兵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
全部兵力为三十七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部队共八十六个旅六十六万多人.
这些部队,分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徐州司令部司令官顾祝同、国防部长兼九江指挥部总指挥白崇禧、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企图保持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线,并以此分割解放军在中原的布势,确保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南渡长江和西出汉水.
对于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刘伯承指出:"蒋某人是信基督教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意味着国民党军主力将在陇海铁路与平汉、津浦铁路交叉点的郑州、徐州地区被消灭.
他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
"自古以来,中原乃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全国战局的棋盘上,中原是决定战争双方最后得失的重要实地.
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刘邓要集中兵力,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控制中原.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还特意让陈毅转告刘邓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
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的光荣岗位!
"刘邓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于2月底陆续将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在这一地区的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准备寻机歼敌.
与此同时,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
蒋介石、白崇禧察觉到刘邓的战略意图后,除以十多个旅在大别山继续清剿外,即以张轸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和张淦兵团的一个整编师,进驻淮河南北的潢川、固始、阜阳一带,企图截断刘邓大军南北两部的联系,进而破坏刘邓大军主力在沙河、淮河间集结休补;以胡琏兵团两个整编师位于漯河地区,监视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
另外,以邱清泉兵团在荷泽地区监视粟裕所部,以孙元良兵团主力猬集于郑州及郑州、洛阳间铁路沿线要点;以裴昌会兵团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防守.
不久,由于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胡宗南调裴昌会兵团西援.
这样,陇海路郑州至潼关间四百公里地段敌守备空虚,除洛阳为敌青年军第二六师主力、黑石关为孙元良兵团少数兵力把守外,其余均由保安团队防守.
洛阳地处秦、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铁路线中段重镇,又是连接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
这座古城虽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但守备力量薄弱.
据此,刘邓果断地决定发起洛阳战役,以便调动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
以陈唐兵团为右路军,第八纵队插向洛阳以东,抢占黑石关、僵师并破击铁路,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兵团西援;第三纵队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
以陈谢兵团为左路军,第九纵队袭古新安、渑池,切断洛陕联系;第四纵队进到洛阳以西以南,协同陈唐兵团第三纵队攻城.
战役按预定计划于3月7日夜开始,担任阻援任务的第八、九纵队,分别袭占偃师、新安、渑池、宜阳等地,控制了阻援阵地.
9日黄昏,第三、四纵队奉刘邓之命开始攻城,经过三天攻城战斗、四天城内巷战,于14日夜攻下洛阳全城.
洛阳战役,共歼敌约二万人,活捉敌青年军第二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以下一万五千人.
这一仗的胜利,切断了中原与西北之敌的联系,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调动了敌人,打乱了敌在中原的原有布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野战军主力的西进和休整.
4月中旬,刘邓率领中共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进驻豫西叶县以东的郭店镇后,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和补充.
在整训中,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三整和群众性练兵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经过整训,广大干部战士提高了政治觉悟,增进了内外部团结,加深了对党的各项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方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
他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从坚持大别山斗争对中原战局乃至全国战局的影响,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局部与全部的关系.
他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
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在邓小平看来,分析形势不能凭直觉来看问题,不能凭自己头脑里有没有乌云来判断形势,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
他向大家发出号召:敢于胜利,勇于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
关于以后的革命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不犯错误是在三五年内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邓小平指出:"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
经过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我军在质量上已经高过国民党军队,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也可以同他们平衡.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
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奔袭敌人.
(二)土改问题.
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
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
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土地改革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
(三)整党问题,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
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因此,要及时整顿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现象,否则,党就要腐朽.
整党要有正确的方法,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人人都要反省一下,来一个自觉运动.
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
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人民的生活要受到影响,革命就要失败.
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什么是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是指四大家族那个集团,而不是官僚加资本.
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革命就一定要失败.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要特别慎重,坚决避免犯过去"肃反"乱抓人、乱杀人的错误.
邓小平在报告的最后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路线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邓小平的这篇报告,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科学地分析形势,正确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为发动新的攻势做好思想准备,起了重要作用.
刘邓在抓紧部队整训的同时,根据4月16日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发起宛西战役.
宛西是指河南南阳以西的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一带,南阳在历史上称为宛城.
这一地区位于豫陕鄂交界处,北通武关,南接汉水.
敌人在宛西四县驻有二十八个保安团,是刘邓大军发展巩固豫陕鄂根据地和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
为扫除这一障碍,使豫西和桐柏连成一片,刘邓于4月20日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以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部队为作战集团,攻击宛西四县守敌;以第三、六、九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为保障集团,担任钳制打援的任务;整个战役由陈赓指挥.
战前,邓小平找到陈凄,对他说:"这次战役,是我们三军会师、逐鹿中原的第一步棋,一定要出奇制胜,掌握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打下宛西四县,我们的后方就有了可靠的依托,今后,我们主力在中原机动作战,就无后顾之忧了".
邓小平想了想又说:"南阳地区是别挺芳的老巢,他在此实行了'宛西自治'多年,对人民很有欺骗性.
至今,那里的群众对他仍颇有好感.
部队进入南阳后,在宣传和执行政策上一定要讲究策略,坚决执行新区政策和纪律,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少数反动武装头子和地主恶霸身上,避免打击一大片,逐步争取群众".
[1]从5月2日起,作战集团采取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先后攻占镇平、内乡、浙川、邓县等地,歼敌整编第九师一个团、五个保安团全部和十三个保安团大部.
此后,第四纵队出渭南,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第二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向汉水流域发展.
15日至17日,又攻克光化、老河口,歼敌正规军两个团.
与此同时,保障集团第九纵队在登封、密县地区歼灭敌整编第九师约一个团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七旅大部;第八纵队全歼许昌守敌独立第二十一旅.
至此,宛西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二万一千人,收复宛西城镇十多座.
当时国民党报纸说:"宛西一战,别挺芳、薛炳灵经营十多年的团队跨台,中原的左侧,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适应尔后作战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于5月9日决定加强中共中原局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李先念、粟裕、宋任穷、陈赓、张际春、谭震林、李达等人为委员.
同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包括陈谢兵团)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
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甫等七个军区,原晋冀豫野战军第十、十二纵队及陈谢兵团的第三十八军,分别改为桐柏、江汉、豫西军区部队.
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七个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维纲;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成芳;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霖芝.
为加强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部三个纵队暂缓过江,加入到中原逐鹿的行列.
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把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任命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并同意成立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
中原局的加强、中原军区的重建和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月下旬,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钳制敌张咎兵团,策应粟裕部南渡黄河行动,决定发起宛东战役.
以陈锡联指挥第一、三、六纵队组成东兵团,佯攻确山,并适时西进,迎歼南阳援敌张轸兵团;以陈赓指挥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以及桐柏、豫西军区部队组成西兵团,准备由西向东配合东兵团夹击敌张答兵团.
5月25日,刘邓命令东、西两个兵团开始行动.
东兵团以浩大的声势进占驻马店,假装围攻确山.
蒋介石、白崇禧害怕平汉铁路线南段被解放军切断,果然急令胡玻兵团、张轸兵团出援.
胡琏兵团由临颖向漯河南进,张答兵团由南阳东援.
刘邓为诱敌上钧,命令桐柏军区部队破坏唐河、泌阳一线的公路,只留由南阳经社旗镇至驻马店这一条道路.
张轸兵团三个整编师,成密集队形,沿公路直奔社旗镇,于28日夜被西兵团堵截于社旗镇以南的埠口地区.
刘邓立即改令东兵团兼程西进,配合西兵团围歼敌张咎兵团,并以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钳制南援之敌胡琏兵团.
敌张轸兵团被西兵团堵截后,顿感情况不妙,立即收缩兵力.
29日,敌已判明刘邓有"围城打援"的意图,遂决定调整部署,准备逃回南阳,并在第二天,派出一部兵力向东佯动.
敌人这一行动迷惑了西兵团指挥员,他们急忙调兵团主力东移,从而放松了西面的阻击.
31日拂晓,敌乘东兵团尚未赶到之际,突然调头由社旗镇沿公路向南阳西窜.
西兵团发现后迅猛追击,于31日下午将敌后卫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包围在南阳以东的马刘营地区.
激战至6月3日,全歼马刘营之敌,活捉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副师长肖本元.
至此,宛东战役宣告结束,共歼敌一万多人.
宛东战役,完成了保障华东野战军粟裕部的南渡行动,但错过了全歼敌张轸兵团的有利时机.
刘伯承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因西兵团一部顾虑自己局部的伤亡,于29日脱离埠口之敌,向社旗镇北撤退,未将张珍抓紧,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轸东进,也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将主力东进至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并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敌重大的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
"5月末,粟裕部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
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寻歼敌整编第五军,同时要求中原野战军积极钳制南线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据此,刘邓决定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迅速北上归原建制,以第一、三纵队在平汉铁路线南段阻击敌人,并准备以第二、四、六纵队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于6月20日以前在汉水中游地区发动攻势,消灭老河口、襄阳、樊城地区之敌.
6月中旬至7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地区相继进行了开封战役和雅(县)杞(县)战役,即豫东战役.
这场由粟裕、张震等负责指挥的大规模战役,共歼敌八万五千多人,生俘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及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战局的发展.
为阻敌增援,刘邓先后在平汉铁路线南段西平地区组织了三次阻击作战.
第一次是阻敌胡玻兵团北援开封,后两次都是阻敌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北援睢杞.
期间,刘邓出于全局考虑,决定推迟老(河口)襄(樊)战役计划,速调第二、四纵队赴平汉铁路阻敌北援,只把第六纵队留在河南新野地区待命.
当华东野战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张轸临时统一指挥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分由汝南、驻马店地区北进,并把杨干才兵团由南阳东调确山为后援.
这样,汉水中游地区守敌即陷入孤立状态,在老河口至襄阳、樊城段仅有三个旅及保安团共二方多人兵力,由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指挥.
机不可失,刘邓立即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及桐柏军区五个团、陕南军区第十二旅,首先歼灭老河口、谷城之敌,然后攻打襄樊.
老河口和谷城,隔汉水相望,距襄樊有一百三十多里路,并与其形成犄角之势.
7月2日凌晨,王近山率领第六纵队冒雨从新野地区出发,以突然隐蔽的动作,一昼夜行军一百五十多里,于当日夜进抵老河口,守敌弃城逃进谷城.
第六纵队乘胜西渡汉水向谷城追击.
谷城守敌害怕被歼,也弃城向襄阳逃窜.
第六纵队在陕南第十二旅的配合下,在谷城以东追歼南逃之敌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又一个营.
接着,星夜兼程,沿汉水进逼襄阳,并于7月6日合围了该城.
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它南面群山耸立,地势险要,西、东两面均为汉水环抱.
襄阳守敌凭借天险地势,在城内外修筑了大量工事,并在所有的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布满了地雷,还烧光了城关四周的所有村庄、民房,自吹"襄阳防御,固若金汤.
"当时,康泽以第一四旅主力守南门,一个团守城南山地;以第一六四浓一个团守西门;以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守西门外各要点;以第一六四旅旅部率两个团驻守樊城.
兵家历来认为,取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在,山失则城亡.
7月7日,王近山率领第六纵队第十七旅、陕南第十二旅及桐柏第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山发起攻击,守敌依托坚固设防的南山顽抗,并使用了毒气弹,造成攻击部队伤亡很大,弹药消耗过多.
在攻击城南山地战斗受挫的情况下,刘邓毅然决定由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亲自指挥攻城作战,并要求采取"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要害"的办法,跟敌人斗智斗法,一定要"攻下襄阳,活捉康泽.
"邓小平还对王近山说:"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象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个数!
"王近山根据刘邓的指示要求,一反自古以来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南山,集中兵力用"掏心战法",从东、西两面突袭襄阳城.
此外,以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继续围攻樊城.
刘邓当即批准了这一新的攻城计划,夸奖"王近山是位好同志",并要求参战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按照预定计划,从7月9日起,王近山亲自率领第六纵队主力"刀劈三关",相继攻占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沿城南山地与汉水之间的狭长走廊直逼西门.
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也分别建立了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击阵地,从而形成了马蹄形的攻城态势.
康泽闻报后,不禁大吃一惊,急令第一六四旅主力放弃樊城,退入襄阳,企图全力固守待援.
蒋介石、白崇禧起初认为,襄阳被围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并给康泽打气说:"依山固守,耗其兵力,争取时间,等待援兵.
"待到襄阳城门频频告急时,他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蒋介石智穷力竭,一面要康泽"弃山守城,固守待援",一面命令华中"剿总"驰援襄阳.
白崇禧则发电怒斥康泽不听指挥,擅自放弃南山,违背"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法则,严令康泽夺回真武山,恢复城南防御态势.
蒋介石、白崇禧的不同电示,搞得康泽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
正当襄阳守敌犹豫未决之际,王近山指挥攻城部队于15日晚发起总攻.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迅速从东、西两门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
激战至16日,攻克襄阳全城,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至此,老襄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二万多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成、襄阳、樊城等地.
捷报传来,从不轻易表扬部属的邓小平,高兴他说:"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7月23日,中共中央特地给刘邓发来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
尤其是活捉了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则把老襄战役赞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经过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老襄等战役,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分区防御体系被粉碎,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后来,邓小平无不感慨他说:"从大别山出来以后,二野就削弱了.
二野本来武器就差,好不容易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重武器,过黄泛区时也丢掉了.
二野兵力小,还分了两摊,刘邓一摊,陈赓一摊.
主体四个纵队都削弱了,有三个纵队每个只有两个旅.
不过,我们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
淮海战役前,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胜利.
我们没有丧失过机会,该打的都打了.
这时,中原三足鼎立,东北取得了胜利,西北也稳住了脚,对全国的鼓舞很大.
总的形势是好的.
"[2]老襄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由于在各战场接连遭到失败,不得不将战略方针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
1948年8月3日至6日,他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统帅部"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强调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主武装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剿,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
"为实现"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将整编师、旅恢复成军、师,军以三万五千人定编,师为二个建制团;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防御,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增援力量.
企图以此使解放军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机动兵团"吃不掉"而陷入被动.
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和华中"剿总"白崇禧根据南京军事会议的决定,加强了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兵团共七个兵团,其中主力兵团被分别配置在徐州、信阳地区.
面对这种形势,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原局和以刘邓为首的中原军区决定自8月起,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休整,以便部队恢复体力,整顿组织,补充缺额,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进行军政训练,为适应大兵团作战做准备.
8月24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六、七月份的综合报告,并提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各纵队和军区按照刘邓的统一安排,在1948年春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
这次整党整军的基本环节,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三大(军事、政治、经济)民主.
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并着手建立军区、军分区党委,对所属部队和地方实行一元化领导.
尔后,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地分析产生各种问题的思想根源,不留情面地揭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作风,全面地整顿支部工作.
与此同时,发动干部战士总结作战经验,开展以射击、投弹、刺杀和构筑工事为主要内容的练兵活动,并结合洛阳、宛西、老襄等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攻城战斗及村落战、巷战的沙盘作业和实兵演练.
8月底,邓小平奉命由豫西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
临行前,他把中原局的工作交待了一下,请刘伯承、陈毅在军事方面多负责,请邓子恢在地方工作上多负责,还特别提出要把整党整军运动抓好,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战斗.
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总结了过去两年的工作情况,规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会议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会议还在1948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全军加强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建设,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同时发出号召: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同敌人强大兵团作战,攻击敌人大城市,夺取全中国的胜利!
中央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于9月发出《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在战争第三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以上.
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中原野战军歼敌十四个旅.
从9月开始,中原野战军和其它野战军遵照军委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尔后又及时由秋季攻势转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2.
淮海前线的总前委书记在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后不久,华东野战军便发起了济南战役,从而揭开了淮海决战的序幕.
1948年9月24日,也就是济南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后,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占淮阴、淮安、海州等地.
中央军委、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10月11日,中央军委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原局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由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中原野战军主力则攻击郑州,威逼开封,钳制阻击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作战.
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守敌,第三阶段则打算在淮阴、淮安地区作战.
这时,刚从西柏坡返回豫西的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便立即与刘伯承、陈毅共同研究,如何隐蔽作战意图,在徐州以东展开攻势,保障华东野战军顺利投入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作出了如下分工:由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主力第一、三、四、九纵队北上郑州,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敌孙元良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一部回援;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及军区部队,留在豫西钳制敌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
用刘伯承的话说,粟裕在东边挟敌额,邓陈北上截敌腰,刘邓李在后揪敌尾,这必置敌人于死地.
10月14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共同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并及时上报中央军委.
第二天,中央军委即批复"完全同意".
这个计划,决定以第一、三、九纵队干20日开始围攻郑州.
第四纵队为预备队;第二、六纵队根据敌黄维兵团、张淦兵团的动向采取相应行动.
此外,还制定了攻城、阻援和打援方案.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10月19日,中原野战军第一、三、四、九纵队及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部队,在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开始围攻郑州.
邓小平和陈毅乘吉普车亲赴前线指挥.
郑州守敌整编第四十军等部一万多人,见解放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遂于22日拂晓弃城向北突围.
负责从北面攻城的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发现敌人逃跑动向后,一边调整部署,一边请示邓小平.
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城市攻坚战改为野外歼灭战.
他指示秦司令员: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敌人跑掉!
第九纵队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奋勇追歼逃敌,战至当日午后,将逃敌全部歼灭于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郑州遂告解放.
此时,开封守敌望风披靡,于24日也弃城东逃,开封也被中野部队占领.
这样,河南境内的洛阳、郑州、开封三座名城均被解放军占领,平汉、陇海铁路枢纽为解放军控制,这对淮海战役的展开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东进行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于10月24日在郑州绥署礼堂主持召开了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他说:我们很快就要东进了,任务是要同华野部队一起进行徐州会战,围歼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
同志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坚决彻底地消灭徐州地区的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退踞江南.
对此,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敌人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11月2日,邓小平、陈毅发现徐州之敌有收缩的企图后,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建议由中野主力在徐州以西以南地区发动攻势,钳制敌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东进,阻击孙元良兵团北进.
11月5日,他们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有关宿(县)蚌(埠)作战方案.
同一天,中央军委复电邓小平、陈毅,表示具体攻击任务由邓陈按情况临机决定.
邓小平、陈毅指挥罢郑州战役,便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以西及西南的汤山、毫县、商丘、永城、涡阳中间地区集结,准备出宿蚌线或打汴(开封)徐(州)线上的孙元良兵团.
11月6日,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徐州以东的黄伯韬兵团,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主力对陇海路的汴徐段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第一八一师约七千人,并解放了砀山,控制了郑州至黄口段铁路六百多里.
接着,中野第四纵队向徐州逼近,中野主力及华野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在邓小平、陈毅率领下,向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开进.
这时,蒋介石正想把江北主力撤退到江南,但又怕撤退后动摇军心,所以犹豫不定.
当华野、中野发起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伯韬兵团.
于是,他急忙命令黄伯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企图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淮会战".
蒋介石在给徐州前线将领的指示电中说:"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
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战局的变化及徐州之敌有总退却的企图,指示华野、中野"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实行"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陈毅:你们应集中全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截断徐州敌人的退路.
同一天,刘伯承由豫西赶到河南省柘城,与邓小平,陈毅会合.
他们互致问候后,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了继续钳制敌黄维兵团东援的行动,着重研究了攻打宿县、孤立徐州的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于11日下达了攻取宿县、切断徐蚌两敌联系的作战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进攻宿具;以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路徐宿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伯韬;以第九纵队主力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路的固镇至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以第一纵队力预备队.
同时,要求第二、六纵队坚决阻击东进之敌黄维兵团,保证主力在徐蚌铁路线上顺利作战.
为了统一作战行动,具体部署作战计划,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
在会上,邓小平言简意赅他说:"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伯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铁路,就要被切断了!
"刘伯承接着说:"斩断徐蚌线,是我们'关门打狗'的要着.
当前的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
最终的目标是隔断徐州战场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的联系,彻底孤立敌人,以便各个歼灭.
"待刘伯承说完,邓小平稍稍提高了声音,以大无畏的精神说:"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3]各纵队领导干部听了刘邓的讲话,深知这番话的份量,纷纷表示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会后,他们返回各自部队,迅速进行战前动员和准备.
11月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
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向徐州至宿县段铁路沿线的敌人发起攻击,在夹沟地区歼灭北撤之敌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二二师,后又在南三堡地区歼灭敌第三十七师一部.
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后准备诱歼北援之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并积极准备向宿县守敌发起攻击.
宿县位于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是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也是徐州敌人的极为重要的补给基地.
宿县守敌虽然仅有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部一万二千人,但他们依靠高厚的城墙,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以及坚固的永久性工事和铁甲列车、装甲车等,企图固守待援.
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在扫清了宿县外围据点后,于15日晚向宿县城发起总攻击.
由于护城河宽三丈有余,水深没人,守敌将城门外的桥梁破坏,并以严密的火力封锁,给攻城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主攻东门的第三纵队第七旅及第八旅一部,在炮火掩护下,从一丈宽的城墙缺口处突入城内.
第三纵队第九旅在西门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多次架桥、连续爆破,也突入城内.
第三纵队突破城垣后,便按预定计划向敌纵深发展,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先后攻占了天主教堂、电报局、医院等要点.
激战至16日凌晨,占领了宿县全城,聚歼守敌一万二千人,缴获了大批的军需物资.
在中野第三纵队及华野第九纵队攻占宿县县城的同时,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及两广纵队占领了蚌埠以北宿县以南的固镇,并破击了徐州以南曹村至固镇间二百多里的铁路.
至此,中野、华野各一部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指挥下,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广大地区,截断了徐州敌人的南逃之路,有力地保障了华野主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并为尔后战场形势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11月23日给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人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的作用:"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很少有攻击能力.
"国民党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共军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钳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共军.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
"然而,这种认识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未免迟了一步.
由于黄伯韬兵团被华野主力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蒋介石被迫改变原定在徐州至蚌埠间地域集中兵力的计划,决定调动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准备在徐州地区与解放军决战.
于是,他令黄伯韬兵团原地固守待援;令邱清泉兵团主力转至徐州以东,沿陇海线及其两侧东援;令李弥兵团派出一个军兵力参加东援,主力坚守徐州城;令孙元良兵团北进,协助徐州守备部队作战;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打通津浦路,向宿县挺进;令黄维兵团继续向蒙城、宿县前进.
这样,蒋介石投入淮海战场的总兵力,就由战役发起前的六十多万人增加到八十多万人.
在解放军方面,原来设想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作战,但由于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华野、中野根据淮海战局的发展,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准备以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一举将国民党军在南线的主力兵团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
随着中野第二、六纵队尾击、截击敌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六十多万人.
为加强淮海前线解放军的统一指挥,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淮海战役全局,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
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及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淮海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成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担负起全面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的重任,他们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把南线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指示,决定以华野主力迅速围歼黄伯韬兵团,以中野钳制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
1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奉命对碾庄的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迅速将敌分割包围,各个歼击.
敌兵团司令黄伯韬率残部千余人逃至碾庄东边的第六十四军驻地大院上,继续进行顽抗.
这时,徐州以东增援黄伯韬兵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被华野一部阻击于大许家南北一线;徐州以南的李延年、刘妆明两兵团被中野一部阻击于固镇以北的任桥、花庄集地区;徐州西南方向,远道赶来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被中野主力阻击、钳制在蒙城与宿县之间浍河以南的赵集地区.
黄伯韬兵团即将被歼,淮海战役的第二步怎么打主要歼敌对象是谁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正在紧张进行的过程中,中央军委、毛泽东与总前委、中野和华野领导人曾有过多次电报磋商,先后提出过诱歼北线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围歼南线黄维兵团;割歼南线李延年兵团等多种作战预案.
但由于黄泊韬兵团尚来全歼,战场形势十分复杂,所以中央军委决定,一切须待歼灭黄伯韬兵团以后,根据邱清泉、李弥、李延年、黄维等部情况再作决策.
就在华东野战军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的同一天,即11月19日,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在分析研究战场南北线情况后,连续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把战役第二步的作战重点放在南线,由中野打黄维兵团,由华野打李延年兵团.
电报说:"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伯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
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伯韬)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
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敌不北进的情况下,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
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
"这一正确建议,终于被中央军委采纳,并得到华野的赞同.
中央军委要求华野以一部监视徐州附近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保障中野主力歼灭黄维兵团,另一部与中野一部歼灭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兵团.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积极创造诱歼黄维兵团的条件.
敌黄维兵团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于20日强渡涡河,以主力投入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开路.
邓小平等鉴于第一纵队阻击任务艰巨,主力部队还未赶到,加之涡河、淝河间地区狭小,不利大部队作战,所以命令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下袋形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边打边撤,将敌诱入预定战场.
11月22日,华野主力在北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这时,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由于害怕被歼而迟迟不进.
李延年兵团是由国民党第九绥靖区部队改编的,其中第五十四军和三十九军都是从东北战场南逃来的,属惊弓之鸟.
刘汝明兵团则是由国民党第四绥靖区部队改编的,所辖的三个军大部都曾被解放军歼灭过.
刘汝明本人原来在西北军任职,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后,蒋介石对刘汝明存有疑虑,不敢大胆使用.
刘汝明只好谋求自保,缺乏进攻能力.
直到黄伯韬被歼的时候,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才推进至固镇以北的任桥、花庄集一线,四天之内仅前进了三十里,与此相反,黄维兵团急于向徐州靠拢,在突过涡河、淝河之后,直扑浍河,逼近宿县.
23日,黄维兵团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殿后,在空军和快速纵队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浍河、南平集一线中野阵地猛攻,先头部队已渡过浍河.
根据这种情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认为,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行动迟缓,而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现在歼击黄维兵团的时机甚好,遂决定主动放弃南平集,撤向南平集东北地区,诱敌第十八军过河展开,尔后以中野两个纵队吸住第十八军,并切断侩河南北岸之敌联系,同时以中野五个纵队向侩河南岸之敌出击,力求先割歼黄维兵团一部.
此外,还指示华野以二个或三个纵队加入对黄维兵团的作战.
11月23日晚,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将上述决心上报中央军委,并强调"只要黄维兵团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再次采纳了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建议,于11月24日下午复电给总前委并告华野:(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华野遵照刘、邓、陈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与此同时,华野负责人也表示完全拥护先打黄维的决定,并根据总前委的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
从计划歼灭黄伯韬兵团后诱歼北线邱清泉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到放弃这一计划而将主要歼敌目标放在南线,由中野、华野分别歼击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直到最后确定集中两大野战军先歼黄维兵团,前后历时十多天.
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及中野、华野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把握战局发展趋势,随敌应变,创造战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也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等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并根据实际情况,从全局出发勇担重任的雄伟气魄和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的两次建议,经中央军委同意付诸实施后,不仅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第三阶段的胜利也有重要意义.
中野第四纵队按照总前委"先诱敌前进,后出击合围"的预先部署,于11月23日撤离南平集,转移至浍河以北,与第九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在朱口、伍家湖、半埠店、东平集一带布置了一个袋形阵地.
中野主动放弃南平集的行动,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错觉.
黄维以为第十八军的突击获得成功,于是命令该军迅速渡河,其余各部跟进.
敌第十八军过河后,大摇大摆,放胆前进.
第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觉得有点不对头,便忧心忡忡地向黄维报告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壁.
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过河没走多远,他发现前面及左右两侧都有中野阻击阵地,急忙向黄维建议说:"趁共军攻势刚刚合拢,立足未稳,使用第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口袋底,用集团滚进战术,迅速脱离虎口.
"黄维原打算强渡侩河后,进占宿县.
但听了王元直报告后,他深感处境不利,特别是十几万人马处在涡河、北淝河和浍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背后的北淝河和涡河已成为行动的障碍.
全兵团长途行军几百里,后方供给线早已被切断,如果照此下去,势必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然而,黄维并未采纳部下的意见,而是决定放弃向宿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道向固镇转移,以求同李延年、刘汝明会合.
黄维当即命令已过河的第十八军一部迅速向浍河南岸收缩,然后依次互相掩护向固镇方向前进.
邓小平见敌要逃,当即以总前委的名义命令各纵队迅速展开全线出击.
中野第一、二、三纵队由西向东攻击,控制了芦沟集及附近地区;在蕲县集以西的中野第十一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位于浍河以北的中野第四、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对敌实施追击,将敌过河部队全都赶到浍河以南;中野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由南向北压缩;华野第三、七、十三纵队兼程南下,进占宿县、桃园集、蕲县集地区,十一个纵队迅速将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四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仅二十里的狭小地域内.
看来黄维兵团插翅也难逃了.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辖有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十二万人.
兵团司令黄维,江西贵溪人,时年四十二岁.
他曾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还在德国留过学,先后担任过团长、旅参谋长、旅长和师长.
1938年任第十八军军长,后调任武汉新制军学校校长.
1948年组成第十二兵团时,又由陈诚推荐出任兵团司令.
该兵团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兵团,其中第十八军号称国民党军的"王牌"、"五大主力之一".
第十、十四军的团以下军官都是从第十八军抽调的.
蒋介石、白崇禧迫于形势,把手中的这张王牌投向淮海战场,企图扭转危局.
可是,黄维兵团十二万人马的东进行动,不仅没有能对徐州之敌有任何"增援",反而成了解放军口中的肥肉.
当中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把包围黄维的情况报告给总前委后,刘伯承用手指着地图上的双堆集,兴奋他说:"黄维这十二万兵马,被围困在二十里长、十五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帐,平均每五百米长宽地段上,就有四百多个敌人官兵,随便打一炮,都会伤着敌人!
"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幽默他说:"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罗!
""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邓小平接着说:我倒要看看他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消灭黄维兵团,这是淮海战场上承前启后关键的一仗!
"陈毅站起身来,和邓小平一起俯视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精心运筹,准备歼灭被围之敌黄维兵团.
要想歼灭黄维兵团这一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兵团,谈何容易!
当时,中野有六个纵队参战,人数虽有十二万,但编制不全,兵力不足,重武器和弹药也少.
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十分清楚打黄维的艰难处境.
他在一次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比喻说:"消灭黄维兵团,对中野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
但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为了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邓小平一再指示各纵队要发扬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顽强精神,服从全局,不畏艰难,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歼灭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被围,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怎么也未料到自己的嫡系部队十二万兵马这么快、这么容易地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为了避免黄维兵团重蹈黄伯韬兵团的复辙,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维兵团向东突围,靠拢津浦线上的李延年兵团,一面命令徐州"剿总"的主力部队沿津浦路两侧南下,向褚兰、符离集进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向北进攻,企图南北对进,三路大军会攻宿县,打通徐蚌路.
11月26日,蒋介石在给刘峙、杜聿明的急电中说:十二兵团已在双堆集附近被围,战斗激烈,此次会战关系党国安危,希严督徐州方面各兵团,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果断行动,不得延误为要.
为粉碎敌人的南北对进计划,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决定华野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分别对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之敌作战;中野集中全力围歼黄维兵团.
向南进攻的敌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在华野北集团的顽强阻击下,在两天之内只前进不到三十里.
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发现华野有强大兵力南下后,唯恐被歼,旋即逃向蚌埠地区.
这时,被围之敌黄维兵团,企图乘中野包围阵地尚未巩固之机,于26日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靠拢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兵团,但遭到中野部队的堵截追击,一片混乱,毫无进展.
黄维不甘心失败,决定第二天再次组织突围.
11月27日拂晓,黄维以四个主力师为第一梯队,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的配合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猛烈突围.
在突围中,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走出了包围圈.
而黄维却误认为该师突围成功,不禁暗自高兴,急今后面的三个师迅速跟进.
此时,中野部队已将突围口紧紧地封死,把敌人跟进的三个师全部堵在包围圈内.
敌人的三个师在黄维的严令催促下,虽然实施了轮番攻击,但突围行动终被中野的四面围攻所阻止.
蒋介石见黄维兵团随时有被中野歼灭的危险,竟孤注一掷,命令徐州"剿总"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弃城西撤,然后经永城南下,与黄维兵团内外配合,夹击中野部队,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共同南撤;命令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合力北进,以为接应.
于是,蒋介石改变了黄维兵团向宿县方向突围的计划,下令黄维兵团固守待援.
28日,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乘机飞临双堆集上空,同黄维通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让他"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还许诺"将空投粮弹补给".
黄维接到命令后,立即部署各军加紧构筑工事,在原地死守,并调整了兵力配置.
以第十八军守尖谷堆、平谷堆,作纵深防御;第十军守马围子至杨庄、李庄间地区,向北向南防御;第十四军守张围子、杨四麻子地区,向北向东防御;第八十五军守腰周圈、李庄地区,向西防御;兵团部位于小马庄,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修建临时机场,作为唯一补给地,同时改善防御设施,把所有的汽车、打破了的装甲车、坦克等一个接一个地围成"城墙",准备作困兽之斗.
总前委得到情报后,全面分析了敌情.
刘伯承风趣他说:"蒋介石是开饭馆的,对我们采取'撑死'政策,一碗一碗不断地送来,企图胀破我们的肚皮,置我们于死地,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小伙计,催他快送,建议蒋介石一个月内调几个兵团来增援,不知蒋介石作何感想如果真的把江北、江南仅有的残菜剩饭都搬来,也不过起到一点胀肚皮的作用.
我们现在是成长的青年,绝对不怕撑死.
"大家听后,不禁大笑起来.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主力,连同地方部队及机关共三十万人,以多路纵队,蜂拥而下.
鉴于黄伯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又陷入重围,徐州敌军深感自身难保,所以撤退行动极为迅速,恨不得一步跳出徐州战场.
队伍还没有撤出徐州就乱作一团,数十万兵马拥挤在徐州、萧县至永城的公路上,黑压压一片,狼狈逃命.
总前委当机立断,即以十一个纵队的强大兵力,进行多路、多层次的追击与拦击.
陈毅于12月1日要通了粟裕的电话,高兴他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
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
"邓小平在作战室里给豫皖苏军区打电话,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接着又严肃地说:"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水城!
"第二天,华野第二纵队路过总前委驻地赶往永城阻敌时,邓小平亲自找到二纵领导干部说:"情况很紧急,敌人正星夜向永城前进.
你们要跑步前进,不管敌人飞机扫射轰炸,不管掉队多少,一定要挡住敌人!
"陈毅看到部队中一些干部战士背着许多东西赶路后,马上命令道:"把背包丢掉!
轻装前进!
一定要赶到敌人前头,在永城堵住西撤之敌!
"至12月4日拂晓,永城守备部队和华野将徐州逃敌三个兵团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指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要果断地采取攻歼黄维兵团,围困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方针.
刘伯承把这一方针形象地比喻成"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并说:"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杜聿明、李延年、刘汝明".
在华野合围杜聿明集团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场态势,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命令部队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和"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战法,对黄维兵团进行有组织的攻击作战,至12月3日,已将黄维兵团压迫到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仅十里的"死亡圈"内.
在紧缩包围、削弱敌军力量的过程中,围绕用什么战法来解决黄维兵团这个问题,总前委成员及中野、华野领导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把包围圈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进预设的袋形阵地,在运动中予以割歼;二是采取"围而不阙"的办法,把敌人四面包围住,用阵地战、攻坚战消灭之.
第二种意见是由邓小平、张际春提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如果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敌人很可能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这样不但没有扭住敌人的把握,反而给敌人创造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获取较多民间粮食的机会,这些对我军都是不利的.
刘伯承听了大家的讨论后,用手推了推眼镜说:"邓政委和张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
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
"经总前委成员及中野、华野领导人反复研究,权衡两种意见利弊,最后一致同意采取"围而不阙",实行"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的战法.
从12月4日起,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进入了最后阶段,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交谈,时而沉思.
他们鉴于黄维兵团的总兵力被歼了三分之一,机动兵力明显不足,各军都残破不堪,粮弹无着,士气低落,遂决定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为此,作出如下兵力部署: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为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以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以中野第六纵队和华野第七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为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
这三个集团分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实施攻击,其中以东集团为重点.
12月6日下午,各集团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对敌人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攻击,割歼敌人.
还在总攻发起前,总前委为了对付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克服平原地区接敌的困难,积极推广由士兵群众创造出的向敌人阵地挖堑壕的迫近办法.
每当夜幕降临,广大指战员利用夜色作掩护,成百上千的人以一路长蛇队形隐蔽地向敌人前沿阵地运动,待离敌军阵地六七十米时,便开始土工作业.
转眼间,就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连接数十个散兵坑的交通壕,两侧还密布了"猫耳洞"(防炮、防空洞).
有的沟壕还伸入到了敌人的鹿若以内,给敌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迫近作业,终于构成了完整的进攻出发阵地.
在发起总攻击时,战士们凭借这些蜘蛛网般的堑壕阵地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用那些被称为"土坦克"、"飞雷"(炸药抛掷筒)的土造武器杀伤敌人,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纷纷脱离前沿阵地向后撤.
战至7日晨,攻击部队先后进占双堆集外围的李围子、张围子、沈庄、小马庄、东马围子、李士楼、宋庄、前周庄等地,将敌人控制的地盘进一步缩小.
接着,各纵队采取昼停夜攻的办法,不断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
12月10日,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敌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使敌军更加动摇.
这时,华野以十个纵队围困杜聿明集团,以三个纵队南下配合中野围歼黄维兵团.
这样,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由原来的八个纵队,增加到十一个纵队,共约三十万人,形成了对敌三比一的优势.
各纵队根据总前委的部署,采取步步逼进,层层剥皮的战法,逐日压缩包围圈.
敌军在解放军连续攻击下,渭集一团,以房屋为核心、地堡为骨干,负隅顽抗,并在白天以成营成团的兵力,在空军和坦克、炮兵的掩护下,疯狂地作绝望性反扑.
但由于广大指战员依托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击,不仅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而且保障了主要攻击目标的成功.
为缩短作战进程和减少伤亡,总前委决定以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司令员陈毅的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
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
十四军所剩不过二千人.
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
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
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
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
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
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
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决策.
"这一文告,通过广播电台和喊话筒,反复向敌人阵地广播,进一步引起了敌军的惊恐和绝望.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继续抵抗,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常委刘伯承、陈毅决定予以彻底歼灭.
12月13日,他们重新调整了部署,命令华野第三、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归王近山统一指挥,把作战重点改以南集团为主,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黄维兵团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
从12月14日起,各集团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的指示,向被围之敌黄维兵团发动了最后攻击,南集团在强大炮火支援下,锐不可挡,连克敌阵,迅速插向敌纵深核心阵地.
东、西两集团在肃清了双堆集外围的野战工事后,越过敌人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靠拢.
三股力量很快汇合在一起,直追黄维兵团部所在地小马庄.
黄维见大势已去,于12月15日晚决定采取"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方针,率残部突围,以求死里逃生,四散逃命的敌人,在解放军的堵追下到处碰壁,只好束手就擒.
黄维、胡琏、吴绍周各搭乘一辆坦克突围,遭到解放军的炮击,坦克被炸坏.
除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外,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均被活捉.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约十二万人.
与此同时,华野在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作战中还歼敌一万二千人.
对这场硬仗,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回忆说:"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剧烈的一次战役,而双堆集作战则是中野在自卫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剧烈的一次作战.
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较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解决黄维的艰巨任务完成了,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的综合报告中说:"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队伤亡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
"这份报告,就是邓小平、张际春于1949年1月联名上报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初步总结》.
当时,刘伯承、陈毅奉命北上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张际春率总前委及中野指挥机关由宿县来到商丘东南的张菜园.
邓小平、张际春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黄维兵团的作战,是从1948年11月18日阻击作战开始,至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止,共历时二十八天.
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11月18日至24日,为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24日夜我全线出击到12月2日止,为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及时对付敌人攻击的第二阶段;从12月3日夜起至15日夜,为对敌攻击并全歼敌人的第三阶段.
报告首先总结了第一阶段六天作战的经验:(一)由于我阻击部队的英勇顽强,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二)诱敌进入浍河北岸袋形阵地内,造成了敌人在收缩时的极大混乱;(三)利用敌军轻视我军、侧翼兵力不足的弱点,使我侧翼部队很顺利地实现了出击的计划;(四)由于我出击行动勇猛,加深了敌军混乱,并杀伤敌人达数千之众,使第十四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但是,敌人利用我左翼部队只有第十一纵队担负阻击任务、没有力量突击的弱点,很快稳住了阵脚.
至于第二阶段七天的作战经验,邓小平、张际春在报告中指出:(一)只有采取稳步的、有充分准备的攻击作战,才能有效地对付已完成坚固防御体系的敌人;(二)充分利用敌人出击的机会,大量杀伤敌人,消耗其作战能力,打击其斗志,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曾考虑放开一个缺口,让敌突进我预设的袋形阵地,以便割裂、钳制敌人.
但由于判断敌人必采取逐步滚进的战法,且可利用我原有工事组织防御和获取较多的民间粮食,于我不利.
因此放弃了这一想法,坚持紧缩包围圈、继续困饿敌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对的;(四)只有构筑纵深的严密的坚强防御体系,才能有效对付敌人的突围或攻击.
村与村之间、阵地与阵地之间,均须有蜘蛛网式的交通壕.
(五)争取廖师起义,给敌人以精神上重大打击.
报告最后以大量的篇幅总结了第三阶段作战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一)起初,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乱放枪炮.
这种现象,在中野以往历次作战中来曾有过.
我们高级机关未作预防处置,但亦暴露了中野各部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二)阵地的编成必须是无数的交通壕和地堡网,或单人散兵坑,平行和纵横交织,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前进,我们的工事迫近敌人愈近,就愈易奏效和减少伤亡;(三)攻击的人力必须集中和密切地分工.
凡用于攻击的火器,必须紧随突击队之后,预先进入了阵地.
由于我火炮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自制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
这种上制火器须大量制造,携带亦极为便利.
火力的指挥亦很重要;(四)敌人的防御配系,多以大量的地堡群、掩蔽部及交通壕构成,且互相贯通.
一般是三层鹿砦和三层地堡群的纵深配置,工事越到纵深越坚固,兵力亦愈到纵深愈雄厚,所以我每攻击一点,都必须有纵深破坏、连续突击的充分准备和严密组织.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步兵突破敌第一线阵地后,不要混乱,能继续攻击;炮兵能按预定的计划及时而准确地延伸火力,支援步兵前进.
这点在战斗全过程中,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几次攻击未成功的原因,都是由于步兵队形混乱及步炮协同不好,而被敌反扑出来;(五)攻击时,突击点应该多选几个,有主有次,否则敌会集中兵力炮火反击.
同时必须有迁回的沟壕,以截断敌之退路和后方联络线,且便于对付敌之增援,对敌威胁极大;(六)敌人阵地组成之纵深较大、复杂,所以事先要进行周密的侦察,这是攻击成功的决定条件;(七)对敌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心理,或胜利中产生轻敌的心理;(八)对敌新式的或接触较少的武器,应预先采取防范措施.
我们对付敌坦克的办法还不够多,防坦克的武器也很少,且无弹药.
火烧坦克和在工事前挖掘壕沟,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用榴弹炮、野炮、炸药对付敌坦克,尚无经验.
敌人曾多次使用火焰喷射器和催泪瓦斯,由于我们事先未教育部队防范,引起一些部队的混乱,以后就好了;(九)通信联络,上下左右经常通畅,保障协同动作和命令及时下达,极为重要;(十)不间断地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收到相当效果,接连有成班成排乃至成师的敌人向我投降;(十一)不间断的战时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特别是改善部队生活,极端重要;(十二)后方勤务保障做得很好,粮食、弹药等方面的供应,源源不断,前线部队极为满意.
邓小平、张际春利用紧张的作战间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时而全面地总结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经验.
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是对歼灭黄维兵团的经验总结,也是邓小平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伟大决战中指挥艺术的光辉记录,而且对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乃至以后的作战行动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黄维兵团被歼,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如李宗仁所描述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
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己去,国内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能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
"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桂系头目之一的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千方百计地逼蒋介石下台,以保存桂系部队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避免李延年兵团在北援途中遭到与黄维兵团同样的命运,遂命令李延年兵团迅速与共军脱离,尔后与刘汝明兵团共同守备淮河,阻止共军南进.
而对被共军包围的杜幸明集团,蒋介石则力不从心,只好命令杜幸明赶快"向外扩展,设法脱离包围".
12月19日,蒋介石在给杜聿明的亲笔信中说:"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
那怕突出一半也好.
"杜幸明不愿照此令突围,认为共军在歼灭黄维兵团后会集中全力对付他,这时突围等于自我毁灭.
后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杜幸明虽然拟定了在空军掩护下向西突围的计划,但又以粮弹未补足、将士饥饿无力等理由,一再拖延突围行动.
这样,杜幸明集团两个兵团八个军一直猬集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南北长十里、东西宽二十里的狭小地域内,全军覆没已成定局.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鉴于平津战役正处在截断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道路、将敌分割包围阶段,遂于12月14日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对杜幸明集团在若干天内"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接着,又在12月21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明确指出: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华野、中野部队在两个星期内暂停对杜幸明集团的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幸明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研究决定,华野部队自16日起转入休整;中野部队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或寻机就地歼灭可能从蚌埠方向再次北援的李延年兵团.
部队转入战场休整后,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一面继续围困监视敌人,充分做好总攻准备;一面对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总攻准备方面,积极恢复和整顿战斗组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全面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将经过初步教育、改造的俘虏兵充实基层连队;针对敌人防御特点和地形,开展敌前练兵活动和大规模土工作业;广泛发扬军事民主,总结交流战斗经验;补充粮食、弹药等.
在对敌发动政治攻势方面,通过采取电台广播、战场喊话、写劝降信、送饭送食、遣返俘虏等多种方式,继续瓦解和动摇被围之敌军心.
早在杜聿明被围后,华野、中野就多次向包围圈内的敌军发出过劝降信.
12月17日,毛泽东还亲自为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社幸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
毛泽东在广播稿中向杜聿明等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你们想一想吧!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
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4]1949年元旦,华野领导人再次写信给杜聿明等,劝他们有组织地缴械投降.
尽管杜聿明本人表示"在蒋介石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并采取欺骗、恐吓、镇压等多种手段,阻止其部下向共军投诚,但每天都有成十成百的敌人,冲破封锁,或在黑夜里偷偷地跑过来,或白天公开过来.
从1948年12月16日到翌年1月5日的二十多天里,敌军相继投诚者,就有一万四千多人,相当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
对此,杜幸明也承认:共军在停止攻击的二十多天中,国军中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共军,弄得国军内部上下孤疑,惶恐不安.
华野、中野部队经过二十多天的战场休整,调整了部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总结了战斗经验,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增强了作战必胜的信念.
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包围圈内的敌军则是一番末日的景象.
他们虽兵多装备精良,但被解放军打得肢离体解,加上连日雨雪,空投断绝,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
敌人在狭小的弹丸之地,且不说无法施展优良装备的威力,就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成了严重问题.
仅以敌军烧柴情况为例,曾有这样的记载:"围歼圈里什么都烧光了,驴蹄于、马骨头、破衣烂鞋,有两双胶鞋的,就拿出一双烧锅,除此,就是挖坟墓和拆工事.
七十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在临时飞机场附近,挖了三十六具棺材全烧了.
25日,又挖了一具半新棺材,每班分到一片木头,于是,士兵成群偷拆鹿砦,全烧光了.
一天,团长来检查工事大吃一惊,要他们立即修复,可是附近一片木头也找不到,拿什么来修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敌军的处境是多么悲惨.
面对重重困难,杜幸明集团上下一筹莫展,充满着悲观绝望的情绪.
杜聿明消沉、沮丧,整天独自待在掩蔽部里静坐不语,愁眉锁眼.
李弥对部下叹息他说:"这是天数,不是人力所能挽救得了的,这次会不会打死,要看祖宗的阴德了.
"有的将官默默地把安全当个俘虏作为理想,有的凭天由命,有的还求神占卦,有的已准备好便装以便伺饥逃命.
下层官兵朝不保夕,更是惊慌不安,精神萎靡.
1949年1月5日,蒋介石以无容陈述的口气再次严令杜聿明率部突围.
杜聿明无奈,只好进行突围的准备.
邓小平鉴于东北、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并已开始实施围歼,遂于1月6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华东野战军主力向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则密切配合,随时准备截击逃敌和阻击援敌.
被围之敌在华野部队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击下,混乱不堪,曾试图在空军施放毒气掩护下向西突围,但因遭到华野部队的顽强阻击而失败.
激战至10日下午,除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外,全歼杜聿明集团残部十几万兵马,并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
至此,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指挥部、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约五十六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淮海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要力量和精锐师团丧失殆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业已确定了.
毛泽东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的卓越指挥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刘、邓、陈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5]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就指出:这个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
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几十年后,即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时回忆说:"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
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
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6]刘伯承在总结淮海战役的作战经验时说: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伯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
而双堆集歼黄维军一战,则为承前启后的关键.
由于我在津浦西侧黄维军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
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
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淮海战役的胜利,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威力.
在整个战役期间,中原、华东、华北三大战略区的人民,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精神指引下,竭尽全力,支援战争.
据不完全统计,支前民工共有二百二十五万多人,他们用小车、大车、挑子、牲畜等多种运输工具,将五亿多斤粮食和三百多万吨弹药物资及时运到了前线.
还动员了十万多子弟参军,补充主力部队;组织上百个民兵团,执行战地勤务和维护后方安全.
正是在解放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邓小平认为,后方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同人民军队的辉煌一样,将永远载入史册,值得世世代代称颂.
粟裕在赞扬人民支前运动时说:"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在物质上使部队得到了充足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励,使部队无所顾虑,使战士们勇于杀敌而不怕负伤.
"陈毅完全赞同邓小平、粟裕的意见,并形象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他还赋诗一首,写道: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间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3.
百万雄师过大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残存的正规军仅有七十一个军二百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五万人,连同特种兵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
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构成有效的防御.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名义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操纵;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代而难"统";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
在这"一国三公"的局面下,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再次玩弄起反革命的两手:一面高唱"和平",假装与中共进行"和谈";一面搜罗残兵败将,扩充军备,加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遏解放军南进,实现"隔江而治.
"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至宜昌间一千八百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一百一十五个师约七十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八百多公里的地段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湖北宜昌间近一千公里的地段上.
同时,又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共一百二十多艘舰艇担任长江中下游防务,飞机三百多架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海军作战.
当时,国民党军鼓吹长江布防是"陆海空立体防线",叫嚣南京是"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扬言"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
"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主张,国共双方以长江为界停火,求得南北分治的和平局面.
人民解放军要不要打过长江去还在淮海战役紧张进行的时候,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就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商讨"将来渡江作战计划",并把军委对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提供给总前委考虑.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南进的基本设想是:在淮海战役后,华野、中野转入休整,尔后同时举行渡江作战,并协力经营东南.
考虑到粟裕、谭震林正在全力指挥围歼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决定将总前委会议放在华野指挥部驻地蔡洼村召开.
于是,刘、邓、陈便于12月16日分别驱车百余里前往蔡洼村同粟裕会合.
第二天早上,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指挥所赶来参加会议.
这是总前委成立以来,五位成员第一次共聚一堂,商讨战事.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主要讨论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并研究了渡江作战建议和部队整编方案.
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总前委五位成员在华野指挥部小土屋前还拍了一张合影照片.
1949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决定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或全部.
还明确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
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前线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淮海战役中特别是战役结束后,着眼战略全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渡江准备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别改称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
改编后的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以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凑五人组成野战军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前委书记.
部队以原有七个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四、五兵团,下辖九个军和一个特种纵队,共二十八万多人;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十五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约五十八万人.
通过整编,两大野战军统一了编制,补充了大量兵员,改善了装备,使部队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1949年2月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具体研究讨论有关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保障等问题.
在会上,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渡江作战形势,他明察秋毫,严肃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英雄好汉们非常迷信武力,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刀兵再起.
他们玩弄和谈,实则准备大打!
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在战争中继续着……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实则扩充二百个师,我们要积极准备船只,要开展水上练兵活动,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针对国民党军虚张声势的江防态势,刘伯承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
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
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合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注我渡江的困难适时出击.
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
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于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
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做.
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
汉口以下长达二千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地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
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憾.
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兵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
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的反人民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土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这次会议上,提出"渡江时间,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并拟定以五个民团一线展开、同期渡江;以两个兵团作为总预备队实施佯动和钳制.
后来,渡江时间几经变更,颇有学问,而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则无很大变化,成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基础.
iq49年2、3月间,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三野战军七个兵团二十四个军及华东、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共一百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之中心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东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武装干涉;以第四野战军一部约十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指挥,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陈赓等人为中共华东局委员,由邓小平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第二书记,陈毅任第三书记.
尽管渡江战役的胜利己完全在预料之中,而且不会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一如往昔,一切工作都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认真地领导部队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战前准备,以求任务的圆满完成.
在渡江准备上,总前委主要抓了以下三件事:一是确立新的战役指导思想.
主要是要求部队改变以往不适用的作战指导精神与要领,提高渡江作战、背水迎敌的胜利信念,大胆使用兵力;二是加强战役战术侦察.
部署对江边和南岸敌情、地形等的侦察任务,要求以捕俘、现地勘察、向居民调查、派遣小分队偷渡过江等方式,对江情,民情、道路、敌情、工事等了如指掌;三是抓住船只、水手和演练三个基本环节,解决"会渡"、"能战"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筹集船只和训练水手是顺利渡江的先决条件.
为此,他指示团以上单位都成立船舶管理机构,负责船只的搜集、打涝、修补和自制工作.
同时动员船工参战支前.
在此基础上,全面组织部队进行以渡江登陆作战为重点的水上航渡、射击、游泳、划船、救护等战术技术训练.
2月底,邓小平奉命北上西柏披,准备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临行前,邓小平与留在商丘主持工作的刘伯承再次研究部署了渡江准备工作,决定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于3月初向长江北岸挺进,开辟渡江道路.
3月5日至13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饶漱石等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会议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同时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会议还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方针,指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残存的作战部队仅有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些敌人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但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
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今后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同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决定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10日开始发起渡江战役.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立即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在会上,他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邓小平看来,蒋介石引退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这只是表面现象.
我们要继续准备打仗,立足在国共谈判破裂之时,以战斗方式强渡长江,力争战役全胜.
同时指出,部队在向江南进军过程中,要防止偏安享乐,怕艰苦、留恋城市思想的滋长.
此后,邓小平在蚌埠附近的总前委驻地与刘伯承、陈毅等就有关渡江问题又进行了讨论.
3月31日,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亲自起草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纲要》指出: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
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敌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心于4月15日十八时开始实施京沪杭战役.
《纲要》针对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提出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渡江作战部署.
决定由粟裕、张震指挥东突击集团共八个军三十五万人,从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中突击集团共七个军三十万人,从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西集团共九个军三十五万人,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常委陈毅位于合肥,居中协调指挥,邓小平在《纲要》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全战役的关键在于东、中两突击集团实行东西对进,迅速会合,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此《纲要》于次日上报中央军委.
4月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批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在接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和陈毅乘火车由蚌埠到达合肥,并马上驱车赶到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
关于渡江时间,中央军委依据北平和谈情况的需要,于4月11日决定将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22日.
后来,又电告总前委:"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
同时指出:"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在4月12日以总前委名义发给两大野战军及各兵团党委的指示电中,从正面说明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显示了指挥风格,指示电说:"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
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
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定协定.
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
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
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
全国人民必将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
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
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
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
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报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邓、陈的做法,受到中央军委的称赞.
军委在14日批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袖盐.
"渡江时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终于在4月18日晚作出正式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
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并在杭州积极策划"坚决作战"、"奋斗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遂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一声令下,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作战.
中突击集团于4月20日夜,首先起渡,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迅速占领了部分江心洲,并突破鲁港至铜陵段敌军防线.
21日,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皇飞赴芜湖亲自督战,但已无济于事.
当夜,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又发起了强大攻势,广大指战员勇猛顽强,冒着枪林弹雨,乘船直冲对岸.
部队过江后,根据总前委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推进,至22日,东、西、中三大突击集团已进至香山、南闸、百丈、彭泽、南陵一线.
在第二、三两大野战军横渡长江时,英国四艘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阵地,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当即下令予以猛烈还击,将其中"紫石英"号击伤于镇江附近水面,其余三艘逃往上海.
国民党江防部队在千里江防线被解放军全面突破后,被迫于22日下午向上海、杭州和浙赣线撤退.
第二、三野战军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乘胜追击,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青阳等城镇,23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盘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
至此,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已完全崩溃.
这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多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
在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国民党"总统府".
少数战士由于阶级仇恨和一时感情冲动,将悬挂在厢房内一幅蒋介石身着元帅服,肩佩军衔章,胸挂各式勋章的全身刺绣肖像,用刺刀捅了几个窟窿.
这幅肖像约有三米多高,两米多宽,是用各种彩色丝线和金银线绣制而成,闪闪发光,十分精美.
据说是蒋介石1946年六十岁大寿时,浙江省主席请高手艺匠特地绣制赠送给蒋介石的贺寿礼品.
现在肖像的眼、头、身上,留下了多处刀痕.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尽管十分理解战士们的上述行为,但还是作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蒋介石是战争罪犯,但刺绣是高手名匠创作的艺术珍品,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怎么能把它捅坏呢你刺坏它有什么实际意义刺坏一个绣像难道就等于打倒蒋介石吗绣像是艺术品,是历史留下的东西,也是我们胜利的纪念品,而破坏这一艺术品和纪念品是愚昧的行动!
不能用仇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
为此,邓小平立即通令全军:要保护历史文物和南京的名胜古迹.
他说,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有许多古代建筑,还有革命意义的纪念物,要教育部队,进一步加强入城纪律、政策教育,要把爱护南京城和名胜古迹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抓典型,说明利害,讲清道理,使干部战士自觉严格遵守.
4月27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四天,邓小平和陈毅等由合肥动身去南京.
当日夜进入南京城,他们乘车从中山码头赶往位于长江路的国民党"总统府".
他们穿过二百米长廊,登上国民党党政机关办公楼,走进"总统办公室".
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文件满地,表册散落,皮圈转椅上摆着滚龙绣垫,办公桌上的台历,正翻到4月22日这一天.
"二十二年前……"邓小平看着桌上台历日期,心情无比沉痛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利用黄金荣、杜月签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捕杀工人、学生,逮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
三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人,三千多人失踪,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牺牲了,蒋介石是手执屠刀上台的.
"陈毅跺着蒋介石住过屋子的红木地板,气愤地说:仅4月15日这一天,他们在广州就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二千多人.
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又下令"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
""人民终于胜利了!
"陈毅激动地说.
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胜利!
"此时此刻,邓小平站在这个旧中国反动阶级统治灭亡的地方,强烈地意识到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担,将落在自己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肩头.
邓小平对自己的亲密战友陈毅说:"蒋介石给我们留下既贫困又破烂的烂摊子,这要靠党领导人民来收拾了.
"4月2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率领二野机关到达南京,邓小平、陈毅与刘伯承会合后的当天,三人便同宋任穷等一起研究城市接管、继续追歼敌人等问题.
为了统一思想和行动,华东局于5月1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三千多名干部的会师大会.
邓小平在宣读了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后说:经过二十二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决定性胜利,真是来之不易.
大家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他还强调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作出新贡献!
"[8]在第二、三野战军全线突破江防后,国民党军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铁路线退却,企图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芜湖以东和常州以东的部队分别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凭借坚固设防城市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伺机反扑或从海上撤逃.
依据敌军撤退情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商定:立即取消二野第四兵团卫戍南京的原有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直插浙赣线上饶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全力迂回汤恩伯集团的侧背,配合第三野战军扩大京沪杭战役规模;令三野东、中两突击集团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迅速向长兴、吴兴地区东西对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钳形合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南逃之敌;以三野第七兵团向杭州挺进,第十兵团一部东进攻取苏州,并对上海方向实行警戒.
各集团按照总前委调整后的部署,不顾疾苦,冒雨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迸.
4月27日,三野东、中两突击集团主力一部会师于吴兴,将逃窜的国民党军五个军约八万人包围在郎溪、广德山区,经两天激战,全部予以歼灭.
5月3日,中集团第七兵团主力进占杭州,西集团二野各乓团在控制屯溪、婺源、乐平一线后,迅速向皖南、赣东、浙西挺进,5月4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上的上饶、贵溪、横峰.
第三、五兵团也随后攻占金华、衢县,第三兵团一部与三野第七兵团一部还在诸暨胜利会师.
至5月6日,西集团控制了浙赣线义乌至东乡长达八百里地段,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三野主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
这时,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共二十万人,在蒋介石的亲自筹划下,企图依托万余座钢筋水泥碉堡、铁路、重要建筑等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
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宣称,上海城防"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百分之三十三",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增调海军兵力,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挑衅和恫吓.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局的发展,决定集中三野第九、十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共八个军围攻上海;令二野主力停止南进,在浙赣线集结待机,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侵犯.
上海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及金融中心.
邓小平认为,上海战役不单是一场军事斗争,还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
陈毅比喻说:"解放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者鼠要抓住,瓷器可不能打烂.
"为此,他俩要求围攻上海的三野部队既要消灭敌人,又要有秩序地接管城市.
5月12日,三野部队发起上海战役.
部队按照总前委的指示,采取"扎口袋"的办法,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淋口,切断敌人退路,使敌变成瓮中之鳖.
至22日,占领了敌人外围阵地,并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胜利.
然而,由于吴淞口地区狭窄,攻击部队不易展开,而守敌则可集中兵力火力坚守,使攻击部队每攻一点,费时较久,且消耗较大.
为迅速攻占上海,总前委及时调整兵力,将攻击部署由先钳击吴淞口改为先攻取市区,由南向北实施多点攻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同时增调第七、八兵团各一个军参战.
邓小平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遂于5月23日夜命令部队向市区发起总攻.
战斗中守敌凭借高楼大厦、永久工事负隅顽抗,有的部队曾要求炮火支援,被邓小平坚决阻止.
陈毅亲临前线了解敌情,组织指挥.
邓小平、陈毅等还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努力争取了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起义.
经过四天的激战,27日解放上海全城,共歼敌十五万多人.
6月2日,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
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三万多人,为解放军尔后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9年8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有关第二、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里发起的.
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
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
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
我们从4月20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
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
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
在这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
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
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
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
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
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
5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彼,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
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
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
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
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邓小平自问自答地说:"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
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
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
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
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
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
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
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
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
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的小河沟.
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
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
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渡过长江.
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
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
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
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
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
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
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
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
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
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因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
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
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
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
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京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
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
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
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
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大,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
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
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
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邓小平认为,"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
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
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
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
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接着,邓小平又介绍了接管上海等城市的工作及主要经验:"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
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
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各界人民支持.
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
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
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
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
第三,大势所趋,准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
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两万万人口.
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
这是大势所趋.
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
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
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
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
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
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
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
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
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
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
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
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
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
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9]邓小平的报告,时常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在邓小平作完报告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有的还走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致意.
上海解放后,第二、三野战军分别执行单独的作战任务,总前委奉中央军委命令撤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以非凡的才智和灵活的战略战术,精心组织指挥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解放大西南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残存的总兵力仅剩下一百五十万人.
这些部队纷纷溃退到华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企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负隅顽抗.
还在上海战役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就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同时要求第二野战军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解放,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减少后,应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
6月2日中央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
邓小平接到指示后,立即从上海回到南京,与刘伯承一起研究进军西南的有关事宜.
随后,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和准备干部的部署,研究了进军西南、接管西南、调配随军干部的计划.
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提议在京沪杭地区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及工人,并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组成干部工作团,随大军挺进西南.
这一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会议决定把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宋任穷担任总团主任.
为了明确进军西南的意义,提高新入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邓小平在南京期间多次为西南服务团、二野军政大学的干部们和学员们作报告.
他在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时说:解放和建设大西南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八千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
大西南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将来会成为中国的大工业基地之一.
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加上国民党蒋介石的多年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因此要完成进军西南任务是艰巨的.
邓小平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依靠西南人民,搞好内外部团结,搞好统一战线.
邓小平的报告,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广大干部深受教育和启发.
后来,在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等教育和带领下,西南服务团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1949年9月16日,邓小平来到二野军政大学看望学员们,并发表了题为"过关"的讲话.
他说:"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号召我们,特别是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要过好'三关',比关云长的'五关'少两关,但是'三关'都是大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这叫做大关三个,小关无数".
接着,邓小平详细地解释了"三关"的具体内容及过关意义,他指出:"干革命首先要过好帝国主义关,也叫战争关.
战争这一关,我们已打了几十年,现在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美帝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要警惕的是帝国主义对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对帝国主义怕不怕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也进行了一百年的斗争.
斗争失败了,再斗争又失败了,有压迫就有斗争,而且一直斗争下去,直到胜利.
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难道革命青年还怕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美国帮助蒋介石封锁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被帝国主义封锁惯了的,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被封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被封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封锁中打出来.
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倒要谢谢帝国主义,谢谢它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其次,是过好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
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过好封建主义关,就是当革命触及家庭、亲友的利益时,能够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
第三,就是过好社会主义关,也叫胜利关.
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社会主义革命是序大的、艰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她要把人类历史上的私有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度;把阶级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把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
我们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不树立巩固的革命世界观是不行的.
最后,邓小平说:"过关是长期的,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他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过关,过得好不好,关键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世界观,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学员们对邓小平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学员们一致反映:邓政委的"过关教育",深入浅出,针对性强,意义深远,让人口服心服.
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过好"三关",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解放军军事打击下,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8月由广州迁注重庆,蒋介石由台北飞赴重庆召集蒋经国、黄少谷、张群、胡宗南、宋希濂、杨森等人开会,商量把西南建成"反共复国"基地的事宜.
蒋介石在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曾判断解放军入川是由川北和川东两个方向.
在他看来,川东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加上湘桂地区有白崇棺集团重兵把守;而川北与陇海铁路接近,便于大部队机动,且已重兵云集,因此.
解放军绝不会舍近求远,迂回到川东的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入川,必定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川.
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于8月29日决定,"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10]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
其兵力配置的情况是:以胡宗南集团十四个军十七万人,沿秦岭和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两道防线;以张群所辖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赚部八个军约十万人位于鄂西地区,会同巫山、万县地区的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屏障川东门户.
其余各部共十四个军散布于川黔各地,构成纵深配置.
蒋介石的判断及兵力配置又错了.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精心谋划运筹.
在二野西进之前,一野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实施佯攻,能进而不进,特别是兵临陕南重镇汉中城下,摆出了欲强攻南下的态势,同时,陕南军区部队和活动在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向大巴山之敌实施佯攻.
这一行动,既阻绝了胡宗南集团向兰州马步芳部的增援,又造成了解放军将从交通畅通、补给方便的陕南、甘南进军四川的声势.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刘邓决定将计就计,以二野部队的巧妙机动,给敌人以更大迷惑.
他们命令二野指挥机关率第三兵团由芜湖、南京等地公开乘火车西进,宣布大军邵将经河南进入陕南,同时还令第五兵团乘第四野战军由湘中、江西向衡阳、宝庆及广州挺进的机会,就势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战役预备队),由上饶隐蔽地向湘西集结.
刘邓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一系列活动后,于10月22日赶到徐州,登上二野指挥部西进的列车.
随后,他俩公开出现在郑州车站欢迎第三兵团的群众中间.
新华社也公开发布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途径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集会准备进军西川的新闻报导.
但从郑州起,二野主力却突然折西南下,刘邓也再未公开露面.
10月中旬,二野第三、五兵团先后进入湖南常德、邵阳、桃源等地集结.
刘邓所布的"迷魂阵",有效地隐匿了二野主力向湘西集结的行踪,直到10月下旬,蒋介石仍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后门;一部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
胡宗南还得意宣称:"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的决策,""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
"敌人的错觉和决策上的失误,给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进军并经营西南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不久,又先后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同时规定,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四十七、四十二军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
11月1日,刘邓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命令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向贵州、遵义进击,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并与四野第四十二、五十军相互配合,会歼宋希赚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在刘邓的亲自指挥下,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向宋希赚"川湘鄂防线"两翼发起猛攻,很快深入到秀山、西阳一线,同时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挺进贵州境内.
由于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约一千里地段上的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意料,位于秦岭的胡宗南集团无济于事;位于湘鄂西、川东和黔东的宋希濂、孙震和谷正伦部弊不及防,纷纷溃退,蒋介石在慌乱中急忙调整部署,令罗广文部向南川以东的涪陵白马山布防,策应西撤的宋希濂集团,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顽抗,从外围巩固重庆;令胡宗南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南下至重庆,协同重庆卫戍部队第二十军加强重庆城防;令贵州境内守军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止解放军西进.
鉴于敌人兵力部署的变化,刘邓于11月11日致电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负责人:"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乃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沪州、宜宾,沿筠连、盐津、大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
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足公路线上.
如果实现了这一条,则整个川东、川南、黔东、黔西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被截断了.
"考虑到部队连日冒雨行军打仗,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邓小平、刘伯承又嘱咐道:"望注意鼓励士气.
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
至要至要.
"同时也电令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排除万难,迅猛前进.
各路部队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不顾疲劳,奋勇向前,所向披靡.
至11月21日,南路第五兵团解放贵州省会贵阳,第十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从而拦腰切断了国民党军赖以苟延残喘的所谓"西南防线",对于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敌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在解放彭水、黔江后,一举截歼逃敌宋希濂部之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于咸丰东北地区,活捉兵团司令钟彬.
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仓促渡乌江西逃.
这时蒋介石见势不妙,急令胡宗南集团全线南撤,向成都地区猬集;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等赶紧收缩,扼守长江通道,加强白马山防御.
就在二野第三兵团第十军在南线占领遵义的同一天,即11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再次指出: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南路迂回部队极为重要.
"判断敌人于南川、纂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沪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
因此,我第十六、十八、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
计算时间,第十六军28日可达毕节,12月2日左右可达叙永或盐津,第十八军比第十六军迟三天,第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纂江到沪县约四天行程,由纂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纂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
如敌于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可达盐津.
"这里,刘邓不仅指明了占领断敌退路的要点是达成战役任务的关键,而且对敌退我进的行程与时间作了精确估计.
刘邓为了保证南路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先敌占领川南土城、叙永、盐津之线,还电示北路第三兵团暂缓前进,稳住宋希濂部.
果不出刘邓所料,当北路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24日突破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
北路部队根据刘邓的指示,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宋、罗两部压迫于南川以北,涪陵以南的冷水、龙潭地区.
接着,第十一军、第四十七军追歼冷水、龙潭之敌及向重庆、贵州桐粹溃逃的罗广文兵团,第十二军从纂江等地渡过长江,从翼侧迂回重庆.
北路各军密切配合,于11月28日在南川山地聚歼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约三万人,井乘胜截歼了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集团第一军一部.
与此同时,南路各军为了先敌抢占川南沪州、宜宾、叙永等要点,在黔北山区日夜兼程,不顾泥深路滑、悬崖峭壁,指战员们毅然轻装赶路.
第十六、十八军于24日全部渡过鸭池河,25日攻占黔西、大定,28日占领毕节,30日袭占叙永,12月初进至纳溪、宜宾;第十军于29日强渡赤水河,12月初先后攻占合江、沪州,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从而切断了国民党军企图由川经黔入滇的最后一条通道.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心乘势夺取重庆.
当解放军南北两路渡过长江,先头部队逼近白市驿机场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于29日晚仓皇由重庆逃往成都.
30日,重庆这座拥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山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四川老川亲眼看见刘邓的队伍,兴奋地高呼:"解放军好!
""这回蒋介石该安逸了!
"重庆一解放,刘邓的眼光就盯住了残敌猬集的成都.
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的迅速解放,胡宗南、张群集团慑于退路将被断绝,加速向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退却,企图逃往西康和云南.
此时,广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界地区遭四野及二野第四兵团歼灭.
国民党军驻滇卢汉部,驻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先后在昆明、雅安、彭县等宣告起义.
蒋介石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遂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进行顽抗,蒋本人则于12月10日偕同"国民政府"诸要员乘机飞往台湾.
在残敌纷纷向川西平原猬集的情况下,刘邓认为,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关键仍在迂回部队先敌占领乐山、新津、邛崃、蒲江等要点,阻绝敌人向康、滇的退却.
然而,二野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有相当的耗损和疲惫.
面对这一现实,刘邓显示出另一个指挥特色——"慈不掌兵".
他们认为,"此时不惜部属的耗损和疲惫,正是免去将来的耗损和疲惫.
"于是,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发起成都战役.
12月上旬,命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嵋三县,完成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五十军抢占新津、邛崃,大邑和简阳等地;第四兵团在完成广西战役后,经百色迂回云南,队西、南、东三面压向成都之敌.
此外,还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第十八兵团及一野部队由陕南、陇南前出川北,从北面向敌人推进.
各路部队遵照刘邓上述部署,不顾疲劳,忍受饥饿,浩浩荡荡汇向成都盆地.
第三、五兵团于12月11日分别由川东、川南挥戈西进,至20日,第十一军进占简阳,并前出到新津以东;第十二军连克邓蛛、大邑;第十、十六军占领蒲江、丹棱;第十八军进占眉山;第五十军进占遂宁,从而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集团向康滇逃窜之路.
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及一野部队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摩天岭、米仓山,闯过剑门关、朝天驿,以破竹之势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
至批,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完全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地区,犹如瓮中之鳖.
邓小平感到被围之敌有凭坚作困兽之斗的可能,便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反复研究,认为"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
"为了打好大陆上最后这场战役,刘邓于12月21日致电各兵团说:"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
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
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
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
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
……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当前线捷报频频传来的时候,参谋人员不免喜形于色,刘邓却严肃地说:"越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兢兢业业,切不可粗心大意.
"处于四面楚歌的成都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
胡宗南为稳定军心,急忙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逃命.
他在会上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并煞有介事地宣称"本人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
"实际上,胡宗南对这种突围行动毫无信心,遂于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便步蒋介石的后尘,悄悄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蒋介石、胡宗南先后逃离西南,使成都守敌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继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于12月21日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后,至27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也纷纷率部起义.
唯有胡宗南亲信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组织七个军兵力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到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的顽强阻击.
除少数残敌逃往西昌外,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多人被活捉.
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这时,二野第四兵团及第三十八军主力在陈赓的率领下,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了敌第八兵团逃往国外的退路.
至1950年2月,西逃之敌大部被歼,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被活捉,仅少数残敌逃出国境.
刘邓大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进军西南的两个月作战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十个兵团部、四十九个军部、一百一十三个师,连地方团队、游杂武装共九十万多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大西南为反革命基地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
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大部相继解放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深谋远虑,把握全局,适时提出新的任务,使西南的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全国已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
而刚刚解放的西南诸省情况极为复杂,任务极为艰巨.
西南地域辽阔,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边防线漫长.
最为严重的是封建势力根基深,力量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荼毒当地群众,为害至酷.
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迫于形势所趋,受到共产党政策的感召,纷纷起义投诚,减少了流血和破坏.
但是,封建势力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在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九十万多人中,不少将领就是西南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
他们中有的静观形势变化,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此外,窜入乡野山林的一些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与地主武装、封建迷信组织、土匪队伍、特务组织密切勾结,建立基地,武装游击,烧杀抢掠,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反叛.
一时间,匪患猖撅,成为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新生民主政权和社会治安的一大祸害.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要使西南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还需作出极大的努力.
1950年元旦刚过,他针对少数干部战士进城后出现的享乐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及时致电各兵团负责人说:"现在正在滋长着的享乐思想是值得所有部队引起严重注意的.
首先是我们的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以身作则,如果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思想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
"1950年1月中旬,邓小平又在第五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就西南形势和斗争任务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间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与会者立即陷入了沉思.
接着,邓小平在全面分析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后,尖锐地指出:"当前,有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上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
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邓小平随后又指出:"整个西南地区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持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器.
如果以为西南的作战业已结束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
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还包含着流血和牺牲.
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
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在谈到剿匪问题时,邓小平严肃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总不愿意把队伍分散去负责地方工作,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艰巨任务的思想,必须予以克服.
我们的军队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工作队,在当前的形势下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剿灭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
"紧接着,他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三项任务:"首先一个任务就是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部队.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
"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立即大量下乡,进行农民的组织与教育,组建农会,培养干部,开辟新区.
"第三项任务就是提高我们军队和地方共六十万人的素质.
'九十万','六千万'和清剿土匪,都依靠于这'六十万'为主去完成,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在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练,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
怎样才能纠正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呢办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务.
"[11]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使与会者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责任感.
大家纷纷表示,回部队后认真贯彻落实邓政委的指示,深入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和整顿,引导广大指战员向前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0年3月22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联名发布了剿匪布告:令所属各部的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不惜任何艰难困苦,以不根除匪患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执行进剿任务.
各部队遵照这一命令,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在这场持续两年的斗争中,各部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军事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地方党委和人民政权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
至1953年底,基本上清除了川、黔、滇、康四省境内的匪患,共歼敌八十五万多人.
同时,部队还结合剿匪,进行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清霸镇反,建立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解放西藏,是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面临的一个艰巨而棘手的任务.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西藏内部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关系极其落后,一直保持着政教台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藏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长期以来,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妄图把西藏变为他们统治势力下的殖民地.
在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的时候,西藏统治集团的上层分子达赖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派密切勾结,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
为了完成进军西藏并经营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1950年1月上旬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会议,研究进军西藏的有关事宜,会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项政策,即(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二)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来;(三)西藏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其他改革事宜根据人民的意见,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四)充分保障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五)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
这五项政策及进藏部署作为建议,于1月8日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邓小平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由西康向西藏进军,并成立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接着,邓小平又亲自在重庆曾家岩召见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重要指示,具体研究进藏的有关注意事项.
邓小平明确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
"[12]就在邓小平布置第十八军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反动势力不仅拒绝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反而杀害了解放军派出的联络人员,并将其主力部队约十个代本(代本为藏军建制,每代本约五百人,相当于营)共四千五百人及民兵三千五百人,布防于昌都地区,妄图凭借金沙江之险,阻止第十八军渡江西进.
1950年2月,为了迅速粉碎内外反动势力分裂中国领土的恶毒阴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的名义,联合颁布了《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我们的光荣任务是进军解放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巩固祖国的边疆.
"随后,又成立了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负责打通进藏七百多公里长的道路,重建被洪水冲毁的八座钢桥和近二百座木石桥,保证把进藏部队所必需的补给物资事先运到甘孜的任务.
邓小平考虑到昌都是藏东政治经济中心,又是西藏地方政府总署所在地,也是第十八军进藏必经之地,认为必须认真对付西藏地方当局屯兵昌都一事.
这时,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主动要求先于解放军入藏联络,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进藏的主张.
不幸,格达于8月22日在昌都被英国间谍福特害死.
这一事件表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关闭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于10月6日下令发起昌都战役.
进藏部队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法,以神速而勇猛的攻势,强渡金沙江,进逼昌都城.
激战至24日,历时十八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共歼藏军五千七百多人,从而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当局终于响应了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于1951年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
3月,阿沛·阿旺晋美一行途经甘孜时,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举行欢送会,阿沛·阿旺晋美在会上表示:"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谈判解放西藏,实现和平进军西藏,是广大西藏偕俗人民的夙愿.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951年8月,张国华军长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率领第十八军三万多人向拉萨进军.
广大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翻过十多座雪山峻岭,波过数十条急流,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于10月26日,进驻拉萨.
随后,第十八军由拉萨向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地进发,沿途受到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从此,五星红旗在西藏方圆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迎风飘扬.
在完成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后,邓小平立即投入到建设大西南的紧张工作中.
作为中共西甫局第一书记,他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还管经济,日理万机.
至1952年上半年,西南诸省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日趋稳定,各方面建设走上了正轨.
众所周知的青藏公路、成渝铁路,就是在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期间修建的.
据著名学者梁漱溟的回忆,毛泽东在1951年9月3日晚同他谈话时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注释[1]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8页.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91页.
[3]何正文《在总前委麾下》,《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63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9—1370页.
[5]胡奇才《邓小平为书记的五入总前委》.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第242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41—342页.
[7]柯岗等《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53—154页.
[8]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433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38—140页.
[10]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233页.
[11]何正文《邓政委引导我们向前看——忆西南作战胜利后的决策》,《人民日报》1988年7月28日.
[12]杨国宇等《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29页.
第七章金戈铁马谱新篇1.
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前前后后1952年7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同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两年后,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层.
从1952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也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忙的时期.
他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始终关注着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对军事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正确主张,参与过许多重大军事决策.
在此期间,我国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炮击金门、平息西藏反革命叛乱等胜利;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制定"积极防御"这一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决定将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为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亲笔题词:"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在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中,他观看并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汇报表演,给受阅部队及民兵予以高度评价和赞扬.
1966年,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邓小平和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领导人一样,遭到错误批判、残酷打击和政治迫害,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江西亲自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推行,另一方面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迫切心情.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后,迅即在信上作了批示,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历史问题.
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
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十天之后,即3月20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带领全家由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受到了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的迎接.
当周恩来看到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之情.
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时,让邓小平一同去作陪.
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宴会厅时,众多记者纷纷抢拍下这一镜头.
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坐在一起.
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中央的有意安排.
不管人们怎么猜测,邓小平在相隔六年后复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久,邓小平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自林彪叛国事件以后,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等要职无人担任,军委日常工作也无人抓.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建议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2月22日发出关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和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战备事项.
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
同月,叶剑英、邓小平等主持进行八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工作,他们仅用十天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对当时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在被调换的军区司令员当中,既有党的副主席,又有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还有数人兼任省委第一书记.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作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一次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部分军区负责同志谈话中,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棉里藏针".
经过周恩来向毛泽东的推荐,1974年4月10日,身着中山装的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
他运用出色的口才,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三个世界"的理论.
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
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最后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的精彩演讲,博得了各国政府代表的热烈掌声.
当邓小平走下讲台时,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有的还迎上前去同邓小平亲切握手,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正确主张和立场.
十一年之后,即1985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时回忆说:1974年我去联合国演讲,在那种庄严的场所公开声明中国的国策,这本身是很严肃的.
……中国现在还很穷,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但将来中国发展起来,还是第三世界,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票永远是第三世界的.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开始就极力进行阻挠.
他们打着"反潮流"、"批林批孔"运动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74年夏天,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江青、张春桥等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暗暗得意.
这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意见,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等人对此极为不满,竭力阻挠这一任命的颁布.
10月17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所谓的"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企图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
邓小平在同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后,愤然离开会场.
江青一伙经过密谋后,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到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风庆轮事件"情况的汇报后,很生气,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该那样做,强调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不仅继续派人、写信向毛泽东告黑状,而且积极物色人选,加紧篡党夺权活动.
在"四人帮"看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也是一次组阁夺权的大好时机.
江青本人公然伸手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在遭到拒绝后又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
为了彻底粉碎"四人帮"的组阁夺权阴谋,周恩来强支病体,于12月23日同王洪文一起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和人事安排.
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的大便有隐血,提出立即进行检查治疗.
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叶剑英无法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全盘托出,只能意味深长地再三叮嘱医务人员:"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在长沙,周恩来和王洪文逗留了五天.
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泽东还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在跟周恩来单独交谈时,也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关于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增补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这样,江青一伙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被挫败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
同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思来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了严重混乱状态.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刚刚恢复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根据四届人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和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在1975年1月至10月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工业、农业、铁路、商业、科技、文教和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
整顿中,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落实好政策;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等等.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使整顿工作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军队整顿怎么搞这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975年1月25日,他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
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
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
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
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
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接着,邓小平针对当时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明确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
具体讲,就是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各种政策要落实.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着重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
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
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
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
"在邓小平看来,不消除派性,社会就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就会削弱.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
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他明确指出:"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2]经过充分考虑,邓小平又在7月1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详细谈了军队整顿的任务.
他首先分析了军队的状况,认为"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但是,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肿、散、骄、奢、惰"这五个字.
邓小平在分析了这五个方面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之后,明确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
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
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情,要联系起来解决.
"他还举例说,"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
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
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
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
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为了搞好军队的整顿,搞好军队的建设,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强调,中央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
这就是军队工作的纲.
军委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
如何抓装备邓小平指出:"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
科研要走在前面.
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
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
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
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
"如何抓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作战,有个战场问题,还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打法的问题,这些都要设想到.
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
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
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
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
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
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
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
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
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
……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
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在谈到军队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时,邓小平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
他指出,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
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
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
支左回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的干部,现在都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
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在职,谁不在职,谁当顾问,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容易,工作量很大,要妥善处理.
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
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
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
在步骤上,首先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
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
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侍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
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邓小平在讲话最后强调,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军以上干部,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指示,国防工业企业要从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坚持产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抓好整顿.
他在谈到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时说:"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
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
……我们有几次科学试验没有成功,经过检查,并不是技术没有过关,而是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的零部件质量没有过关,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达到要求.
"在邓小平看来,"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
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
"因此,他强调国防工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整顿,建立起必要的规章制度.
同时,要把科研工作抓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邓小平关于军队整顿的几次重要讲话,反映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使军队的整顿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果断的调整;二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次整顿虽然后来被迫中断了,但对消除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对"四人帮"极力插手军队的阴谋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稳定和巩固军队有重要意义.
正如叶剑英在1977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的,军队整顿的成果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的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江青一伙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进行反对.
1975年2、3月间,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掀起了一个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浪潮.
张春桥(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
江青也在一些场合叫嚷"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他们把全面整顿工作中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此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政军领导人.
邓小平对"四人帮"的挑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宗派和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四人帮"受到批评后,心怀不满,竭力寻找机会进行反扑.
从8月中旬开始,他们又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
江青还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江青一伙以批宋江、投降派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指桑骂槐,邓小平临危不惧.
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
要敢于负责,不要怕.
"毛泽东对"四人帮"评《水浒》运动的不良用意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并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的批评,使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再次受到打击.
在同邓小平的较量中,"四人帮"三天两头地碰头,窥测动向,商量对策.
由于阴谋活动接连受挫,他们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
有一次,王洪文喝得醉醺醺的,他边喝酒,边发牢骚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水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读书班.
"他看了看身边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忧心忡忡地接着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
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军队不在我们的手里!
"听了王洪文的一番话,张春桥也有同感,忧虑他说:"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
那怎么办"姚文元接着说:"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
"他们经过密谋,决定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以对付邓小平等人.
"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很快又加紧活动起来.
1975年9月至11月,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子)在江青的指使下,先后多次以汇报工作为名攻击邓小平,他对毛泽东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其实就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时,毛泽东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身体不好,行动、说话都很困难.
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
处于这种状态,毛泽东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开始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于是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10月底,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
11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展开批评.
起初,毛泽东仍希望统一认识,要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全面评价,基本精神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然而,邓小平却表示不赞成作这样的评价,他指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还对毛远新等人的恶毒攻击给予严厉驳斥,指出:说我在中央推行修正主义纲领,搞复辟,这个后不好说.
我抓工作以来,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的态度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
与此同时,他们借自己掌握的权力,猖狂作乱,加紧篡党夺权活动.
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四人帮"抛出了一个"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纲领,叫嚣"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
他们还利用舆论工具,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白专道路"等,从而把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全国各个领域.
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概.
于是,一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百万群众痛悼周恩来的悲壮场面.
这一行动,实际上也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鲜明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江青一伙对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极端恐惧和仇恨.
他们一方面急不可待地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派出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加以镇压;另一方面,捏造材料,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样,邓小平在他饱经磨难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了.
1976年下半年,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在党、国家和军队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许多老同志心急如焚,经常在一起商讨对策.
9月21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住处,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解决方式和时间问题.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后经他们多次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
这一断然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军队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7月,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推动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就以饱满的精神和非凡的气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揭开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序幕,同时也翻开了他为巩固国防和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的新篇章.
2.
华北大演习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就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在华北地区举行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实兵演习.
在一般人看来,搞实兵实弹演习是世界各国军队的普遍做法,不足为奇.
然而,对中国军队来说,华北大演习的举行却有着深刻的背景.
背景之一,华北大演习是邓小平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的成果检验.
1977年,邓小平恢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后,一直思考着"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的军政索质明显下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机构臃肿、纪律废驰、作风不好、装备落后等问题.
为了在军队中拨乱反正,肃清军队建设上"左"的错误影响,搞好军队整顿工作,中央军委于8月召开了座谈会.
在会上,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
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
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3]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邓小平从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从人民军队几起几落的军训史上深知,苦练出硬功夫,只有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出战斗力,才能打胜仗.
于是,他特别强调指出:1975年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在我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
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
在邓小平看来,要把这个方针具体化,首先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
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
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
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
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可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
此后,邓小平在1977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又明确指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
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
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应该说,现在我们也能打.
……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1980年3月,他针对部队训练状况,再次强调指出:1975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
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邓小平在强调落实部队教育训练的内容时,对合同训练尤为重视.
他先后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部队训练要"包括现代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
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
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要逐步地把军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等等.
邓小平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加强部队合成训练的一系列指示,使军队教育训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教育训练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都逐步得到了理顺,部队训练从内容到方法、步骤已形成了一条新的路子,初步走上了正轨.
背景之二,华北大演习是中国军队贯彻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践.
"抓战略",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一项主要任务.
在他看来,"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
为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
1978年6月29日,他在听取有关造船工业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这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
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
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又指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
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
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
这个力量要顶用.
1980年10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军事方针问题.
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讨论热烈,10月15日,邓小平在作总结性发言时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
……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
从1927年算起,从井冈山算起嘛,当然不只是井冈山了,到解放战争结束是二十二年,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五年.
就拿抗日战争本身说也是八年,如果抗日战争加解放战争是十一年多.
所以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
还有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务的传统.
过去我们什么时候是以相等的装备战胜敌人都是很劣势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
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车,跑不过坦克,但是两只脚方便得很,只要有点小米就行了,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
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是机械化装备,坦克也不少哇,最后断了补给,坦克当作工事,周围一圈都是坦克,根本不顶用.
这个很多同志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劣势装备战胜强大装备的传统.
这一点要强调.
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有信心、增强信心的根据.
我们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
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核心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当时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认为,我们战略防御的重心在北方,要依据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灵活运用作战形式和作战方法.
在未来反侵略全面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
在敌人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应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坚决抗击敌人的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争取坚持至少半年时间,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掩护军队主力战略展开.
同时,要把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合起来,积极捕捉和创造战机,打规模不等的运动战,还要发动和组织地方武装与敌展开游击战,以消耗、疲惫敌人.
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过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二十一字方针".
这是战争初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不能不引起与会者的震动.
但是,经过反复比较和科学分析,最后还是一致拥护新的积极防御方针,井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新贡献和新发展.
战略方针确定了,大家的认识也统一了,下一步就是要把新的战略方针具体化.
为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要制定各种计划,要结合训练,要根据这次会议讨论,搞出一个作战预案来,包括全局,包括每一个战略区域.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次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战役集训,以解决战略方针的具体化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于1980年12月联名发文,委托北京军区筹划和准备一次实兵演习,并结合演习,为战役集训编写一套理论材料.
从此,三总部、有关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领导及机关,进入了异常紧张的演习筹备状态.
北京军区、空军所属许多部队相继开始了高标准、高强度的训练.
1981年1月中旬,张震副总参谋长等到北京军区,了解演习的大体设想.
2月底,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同志又听取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偕演习指挥组关于演习方案的汇报.
北京军区的演习方案是搞方面军规模,兵力多,场面大、气魄令人振奋.
出于经费、国际影响等方面的考虑,总参领导倾向于搞小些,规模控制在集团军或师的范围.
这样,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共提出了三个演习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最高决策者的勇气、智慧和驾驭能力.
3月上旬,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有关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
杨、张俩人深知邓小平的工作作风,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说完就完,不必多寒喧.
于是,杨得志开门见山地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
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
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
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搞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
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杨得志最后说:"到底怎么确定好,请您指示.
待杨总长说完,张震又就第一方案作了些补充说明.
他说: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
听了杨得志、张震的汇报后,邓小平吸了口香烟,直截了当地说: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
这与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
苏军也搞嘛!
苏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映,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说到这,邓小平看了看杨得志和张震,又说: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
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只在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去了吧杨得志不无遗憾地回答说:我们当时在战役系学习,都没有去.
"还有一点",邓小平接着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
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
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
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
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
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杨得志回答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见,只是觉得规模大,花钱多.
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
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
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于什么,有的只是听说军队在闹事,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也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有作用.
张震介绍说:去年**演习**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说:**军搞了一次,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但规模不大.
张震接着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花油钱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多一些,我们对*反击作战还不是打了更多的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
对*作战,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
邓小平又点上一支烟,挥了一下右手,严肃地说:就按第一方案搞,要力求节约.
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要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
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备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张震最后请示道: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邓小平说:好吧!
就这样.
一场震惊中外的军事大演习,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3月中旬,北京军区召开演习筹备工作会议,杨得志总参谋长等到会并讲了话.
他要求大家认真贯彻领会邓小平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以最大的决心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组织指挥好华北大演习.
秦基伟司令员表示,要创造一流成绩,不辜负军委和总部首长的信任和希望.
他在谈到如何贯彻邓小平关于"演习要力求节约"的指示时说:搞横习是要花钱的,但要尽量少花,即使是正当的必要的开支,也要精打细算,不要大手大脚,特别是要注意节约油料、弹药、摩托小时,减少损坏群众的庄稼.
这次演习规模大,参加部队多,车辆多,如果稍不注意,浪费起来就是个很大的数量.
招待工作要朴素,要学老八路.
炸药包要小点.
目前,国防经费很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十分汪意节约,力求少花钱,多办事,把这次演习搞好.
秦司令员还强调说:从现在到演习只有六个月时间了,而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教材要编写,场地要勘察,部队要训练,接待要准备,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办好的,哪一个环节搞不好都不行,都要出漏洞,影响全盘.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细,效果要好.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由北京军区组织的方面军战役实兵演习,于1981年9月13日在华北某地正式举行.
这时,邓小平已是中央军委主席了,他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亲赴现场观看演习.
演习持续了六天,参加演习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共十一万人,出动坦克、装甲车一千三百多辆,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飞机二百八十五架,汽车一万多辆.
这场大演习的总体设想是:"监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使用核武器和远程航空兵对"红军"防御纵深的重要目标实施猛烈轰击;之后,地面部队发起攻击,坦克、装甲车集群在空军的掩护下,突入"红军"防御阵地,企图占领"战略要地".
"红军"发现"蓝军"大规模入侵的征候后,立即组织动员,进入紧急状态,迅速完成战役展开,进行坚守防御,顽强抗击,并适时转入反突击,粉碎"蓝军"的进攻企图.
基于这种设想,参加演习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初期坚守防御的目的和任务,侧重演练了四个课题.
一是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
主要展示"蓝军"坦克师开进、展开、冲击、突破等作战样式,研究战争初期"蓝军"的进攻特点,探讨"红军"的抗击手段.
二是空降、反空降.
"蓝军"实施伞降和机降,抢占与扼守要点;"红军"实施反空降作战,组织部队开进、展开、包围、攻击和歼灭"蓝军"空降部队.
主要研究"蓝军"垂直进攻的作战样式,检验"红军"反空降作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指挥协同方法.
三是坚固阵地防御.
"红军"依托预设阵地顽强抗击"蓝军"的连续进攻,反复与"蓝军"争夺要点,迟滞"蓝军"攻势,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和"红军"主力战略展开.
四是集团军首长机关率部分实兵进行反突击.
"蓝军"方面军投入第二梯队,并突破"红军"第二道防御地带;"红军"使用预备队,陆军诸兵种部队在航空兵和民兵的配合下,密切协同,突击穿插,歼灭突入的"蓝军",研究在防御战役中中小规模运动战的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及诸军兵种协同等问题.
9月19日,即演习结束后的第二天,举行了盛大阅兵式.
邓小平乘敞篷"红旗"轿车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后,登上阅兵台发表重要讲话.
他对着麦克风满怀激情地说:"同志们!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邓小平接着说:"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
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
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
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
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
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
但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最后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军队的军政索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咯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4]关于这次华北实兵大演习,新华社于1981年9月26日报道说: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部队和空军部队最近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成就.
这次演习和阅兵,是在党的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进行的.
参加演习和受阅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等.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他们坚决响应党的召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努力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战",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目的.
演习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战斗力的、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强大人民武装力量.
3.
裁军百万始末"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这是古往今来治军的至理名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
但是,从五十年代未起,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出现了"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严重局面.
邓小平1975年刚出来工作就把"消肿"列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强调"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
他还认为,"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为此,邓小平针对军队"肿"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消肿"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军委于1975年7月中旬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消肿"工作初见成效.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消肿"工作被迫停了下来.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在军队的重要职务后,马上又重申"消肿"问题.
他在197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
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新的编制也没有很好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
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
现在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这不行.
[5]1980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严肃地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
"在邓小平看来,军队"肿"的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一)"肿"使国家"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像我们这佯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美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如果能够通过"消肿","节省出一点钱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
(二)"肿"使军队"把许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影响部队素质的提高.
(三)"肿"带来各级指挥不灵,"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四)"肿"使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降低.
"现在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害处极大","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
(五)"肿"妨碍干部年轻化,不利于人才成长.
"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
因此,"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怎样"消肿",消除"肿"的种种弊端呢这一工作涉及军内外方方面面,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棘手的系统工程.
邓小平认为,编制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伺题的两方面.
要"消肿",不明确编制定额不行,不改革体制也不行.
这是搞好"消肿"工作的核心问题.
于是,他提出首先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军队.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
这一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整编计划.
不仅如此,以后还要精简,"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
"真是切中要害,远见卓识!
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在与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编制是定下了,是不是这样执行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肿'的编制.
"他清楚地看到,"肿"的种种弊端的出现以及现时处理起来的困难都与没有建立明确的制度有关.
因此,邓小平在筹划和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抓现时计划的落实,另一方面抓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
他在1980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军官服役、退休、文职干部等问题都要制度化.
"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
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主要是大力精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把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俗话说,"积重难返".
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由于一些人把"人民战争"错误地理解为"人海战术";由于军队的偏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军队的"消肿"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出现了缩了胀、再缩再胀的奇怪现象.
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
1981年12月31日,他在谈到军队调整方针问题时指出:"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
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
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1982年1月13日,他又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要"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则强调指出:"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
"1982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提出了精简整顿的方针、原则、定额分配以及实施的步骤和要求.
决定撤销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将这三个兵种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领导机关与国务院铁道部合并;基建工程兵撤销.
同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发表1982年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共有四百二十三万多人.
[6]按理说,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四次精简整编,特别是1982年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精简,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已有了很大的缩减.
但是,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示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
1984年11月,一个规模宏大的单方面裁军设想终于在邓小平的心中形成了.
这时,中央军委正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沈阳、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十一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二炮等大单位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1月1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到会发表重要讲话.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笑容满面地望着在座的高级将领们,开始了他近九十分钟的讲话.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
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
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
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7]正好一个月前,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当由一万八千人组成的四十二个方阵依次威武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当由一百一十七架飞机组成的楔形空中编队飞过天安门城楼上空的时候,世界为之震惊,中国为之振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邓小平也欣慰地微笑起来.
然而,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已不在国庆阅兵这事上了.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把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军队高级将领老龄化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军队在干部者化问题上,如果说军以下解决了,那么在高层领导方面还没有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困难也得解决,不解决不行.
这位以冷静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问题而著称于世的"元帅的领班"(叶剑英语),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到会的每一位将军.
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
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难道邓小平的决心仅仅是要解决军队高级将领的老龄化问题吗当然不是!
他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一百万.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员四分之一,而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严重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如此惊人的举措,需要有多么超人的胆略和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
还在1980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此后,他对世界和平形势的认识越来越乐观,并坚信中国是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就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井强调指出: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
可以下这个决心.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
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
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三百万,或四百万、五百万.
因为那个时候五百万也不够.
"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
……现在为了更多地节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
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索质.
因此,裁军百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
"这一百万人怎样裁减呢邓小平认为,"现在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了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
……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
减一百万,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
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会提高.
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这次军委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了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
1985年4月,杨得志总参谋长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座谈会上提出,军队的组织编制要根据任务、性质制定,既要力求精干,又要科学合理.
这次会议还对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
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必要.
"这决心,这气魄,真可谓气吞山河!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哪些部队将被裁掉呢起初,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在内的好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被撤掉.
这不仅因为当时中越边境战事正紧,而且,昆明军区许多部队的前身都是原第二野战军的.
作为二野的老政委,邓小平大概不会从自己的老部队开刀吧当张铚秀司令员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装有昆明军区接管成都军区的具体方案.
[8]但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公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部队及机关与成都军区合并.
这一决定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彻底解决军队"消肿"问题的坚强决心,看到了中国军队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于是,被裁撤合并的部队和机关心悦诚服,马上行动了起来.
1985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在通知里要求全军指战员务必从大局出发,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从此,在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顿工作.
到1987年,人民解放军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努力,顺利地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任务.
经过这次裁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大军区由十一个合并为七个;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团以上单位减少了四千多个;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实行士官制度,把七十六种军官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全军官兵比例由1:2.
45变为1:3.
3,其中陆军官兵比例由1:4.
96变为1:6.
4;与1980年相比,全军战斗部队在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三;陆军的军改编为集团军,还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一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海、空军淘汰了陈旧装备,相应减少了人员;成立了新兵教导师、团,初步形成了"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坚持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组建预备役师、团,减少了基干民兵数量;制定了新的国防工程规划,实行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四分之一的人防工程投入平时使用……[9]裁军百万任务的完成,使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更加适应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的要求,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它标志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此由长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
中国单方面裁军一百万,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强军备竞赛、在裁军问题上唱得多做得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一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和平的诚意,因而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前西德《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进,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全面科学地论述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目标、根本途径和具体措施,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图.
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在1991年"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防和什么样的军队呢也就是说,中国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什么对此,邓小平在华北大演习时明确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在实现以现代化为中心建设目标的道路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国防现代化和军队"三化"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要根据国情军情的实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自己决定自己的建军路线和国防政策.
"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路!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早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是空的.
"后来他又指出:"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
""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
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丢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他还强调指出:"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经济和服务于经济的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那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这就是说,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发展了,国防建设才能随之发展井得到加强.
国富是兵强的坚实基础.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要求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作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指导思想,指出:"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具体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面行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和原则.
——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邓小平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
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
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
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邓小平根据军队每年都有大批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情况,认为"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
"强调"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使战士"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
这样做,军队的干部战士"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为了推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全面开展,邓小平于1983年6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挥笔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搞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精打细算.
1980年,邓小平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在他看来,"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
"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预算里边的军费比例现在不能增加了,军队本身的任务就是把钱花得好.
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
"他还特别要求军队管钱管物的后勤干部,"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
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与此同时,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
"——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
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军转民的正确方针,认为在确保新型武器装备研制任务和战备训练急需的武器装备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发挥国防工业的人才技术优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国防工业已全部划归国务院统一领导,从领导关系到管理职责实现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体制的重大改革.
此外,还改变了国防工业"山散洞"的建设方针,重新调整了国防工业布局,使军工企业能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既买不来,也搬不来.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海边防线长,进口几套先进装备,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在谈到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我们要立足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搞设计.
"邓小平在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也指出要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适当引进和购买一些先进的技术装备.
他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要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杨尚昆也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军队建设也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要善于站在世界舞台上观察问题,善于学习外国一些好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已之短.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路,前提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这一性质就是邓小平说的,军队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197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他在华北大演习时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1989年6月,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再次指出:"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
……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这就是要求军队在政治上保持永远合格.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军队的革命化程度,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井在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1973年全军政治工作会上,邓小平指出:"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主要有: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保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落实;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激发部队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使用选拔干部;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培养"四有"军人.
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培养人、塑造人,因此,邓小平强调把培养造就"四有"军人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长远目标.
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
"他在1982年7月军委座谈会上更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员.
……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
"邓小平还重申毛泽东关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强调"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按照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标准选拔任用干部.
我军的组织制度历来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管干部.
邓小平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
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
因此,他反复强调:军队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选拔干部呢邓小平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和干部队伍的状况,提出了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使用干部的方针.
他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
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他还明确强调,"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
"具体讲,就是"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若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若,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干部素质.
邓小平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
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要求"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水平.
"他还强调,"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
……加强政治机关,特别是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
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路,核心是提高战斗力.
这是军队质量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
1978年,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在1980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问题.
由他主持召开的1982年军委座谈会和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主题都是精简整编,改革体制,提高战斗力的问题.
1990年全军军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军队建设坚持战斗力标准,就是要实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这既是对军队战斗力标准的具体化,又是对军队"三化"建设总目标的具体化.
为了搞好军队质量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邓小平强调在坚持人民军队性质的前提下,特别要注重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武器装备,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要严明纪律和强化管理,要坚持和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等等.
——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先后指出,"装备问题不抓不行",要"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
邓小平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动力,是实现军队装备现代化的关键.
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为此,他明确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
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
"他还要求努力提高国防科技水平,力争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为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发展装备要有规划,要突出重点;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装备;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
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在他看来,教育训练是和平时期增强部队战斗力、考验干部、提高军队素质的基本途径.
为此,他要求从两个方面去做好,一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要从苦练当中学本领和恢复培养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
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各级干部都要在苦练当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二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
军队院校要"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
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要把院校培养干部制度化,"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
——严明军队纪律,强化部队管理.
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是保证军队遂行各项任务的基础,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驰是不行的.
"他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遵守革命纪律.
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对于如何严明纪律、加强管理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从严治军,整顿纪律,治理松散,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要依法治军,抓紧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办事,并加强军队的法规法制教育;干部要提高管理能力,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同时要以身作则.
——坚持和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邓小平认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依然是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依然要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
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
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
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
"同时他又强调:"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
……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因此,他在给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词时写道:"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他还指出:"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
"不仅军队要现代化,而且包括民兵在内的后备力量也要提到战略地位.
1983年,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预备役部队组训情况时,对这种寓兵于民的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
"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通向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实践表明,邓小平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设计的蓝图,是正确的,也是现实的.
正如杨尚昆在1987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续贯彻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思想,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就大有希望.
5.
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89年11月9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消息传开,人们在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伟大统帅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邓小平的引退,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在他戎马生涯中又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要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利益出发,改革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体制度.
在他看来,"国家不建立退体制度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体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
"为此,他明确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仕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同时又强调指出:"实行退体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我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
"邓小平认为,退和进,让和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道手脚.
他形象比喻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
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体制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
"并多次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
……选什么人,什么人进,这最重要.
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
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
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
""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
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这是一道手脚,不要以后再来搞运动解决这个事情.
""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
"干部年轻化,是邓小平最为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
他在1982年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
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
……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
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
"1984年,他又指出:"我们全国干部者化的问题,突出的是军队.
""关键是高层,是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
……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解决.
"他还在一次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意味深长地说:"军委主席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希望越早交出越好.
现在看来现实不允许.
所谓不允许,主要是一个,就是我当军委主席期间,能不能解决我们高层的老化问题.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
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怎样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接班、实现干部年轻化呢邓小平指出:"还是老中青三结合,用这种方式交替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干部老化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退体制度.
另外,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是骨干,"老的一下丢手不行.
老的要结合中、青".
邓小平还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提出建立顾问制度,并把这一措施看成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体制的一种过渡.
"在邓小平看来,无论是当顾问的老干部,还是正在位的老干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选拔搭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
他明确指出:"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
"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少数老干部在培养选拔年轻人问题上认识不足,认为年轻人经验不多,压不住台,难以胜任工作.
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
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多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
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
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象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
"他还强调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
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
"同时又指出:老干部在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从大局考虑,要当"开明人士",要起带头作用.
邓小平在要求老干部让出位置,带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同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
1980年初,邓小平主动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军队只保留军委副主席一职.
同年也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是众望所归.
但邓小平考虑到年龄,考虑到培养接班人,提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在暂时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他才挑起了中央军委主席的担子,几年来,他一直期待尽早实现党、国家和军队高层新者干部交替,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但由于他的卓越的才能、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威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他留在领导岗位上,继续为中国这艘巨轮掌舵.
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再次向中共中央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同时做了大量说服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
在中共"十三大"期间,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位同志,在与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
[10]这样一位使中国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邓小平的带动下,一批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高层领导干部的进一步年轻化,并为以后新老领导干部交替起了表率作用.
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待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
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
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11]在邓小平看来,如果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点作用,这比发生了事情再退,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去世有利.
几个月以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前,鉴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再次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表示要带头建立退体制度,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国家和军队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自己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
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
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还耐心地对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说:退的决心我已下了好几年了,我多次提出退休,是真心诚意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十三大"时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是全退最好.
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处的,在谈到自己的年龄和完全引退时,邓小平说:"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
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至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强调指出:越简单越好,要干净、利落、朴素,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休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
不仅退休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
邓小平从党、国家和军队的根本利益出发,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多年愿望,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广阔胸怀和大公无私精神.
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所作出的卓著功勋.
《决定》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和积极活动家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军队中负责政治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过程中,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他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部刨建晋冀豫等根据地,同敌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配合,收复了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片国土.
后来,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率部强渡黄河,挺进中原.
接着,他又担任总前委书记,同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几省,随后率部解放大西南.
邓小平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西南地区的全面工作中,以及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连续十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被剥夺一切职务,受到错误批判.
在他恢复工作,特别是1975年初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形势明显好转,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他虽然再度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了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那时候,中国面对的局势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不仅需要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为中国在未来岁月中如何前进规划出新的蓝图.
邓小平同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
他同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们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主持制定了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他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囚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他从不动摇地坚持:为了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他历来重视巩固并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健全,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以及其他有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正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的引导下,我们的国家得以在十年中冲过激流,绕过暗礁,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十年来,在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体制度.
几年来,邓小平同志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同意他不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他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做了许多重要贡献.
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就一些重大问题征询意见时,他总是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权威".
《决定》接着指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显著进展.
……"《决定》最后指出:"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
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同在11月9日这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参加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
当邓小平由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人陪同来到会见大厅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并高兴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
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当基辛格走进大厅时,邓小平同他热情握手,并说:"博士,你好!
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
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
"基辛格说:"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但你将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说:"你不反对吧"基辛格答道:"我赞成.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次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他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及中外记者,向他们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郑重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2]短短的几句话,使在场的中外记者马上意识到:中国最高实权人物将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事情.
"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
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要让党、政府、军队的领导人放手工作.
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
邓小平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还赞扬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
"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他今年才六十三岁,有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邓小平退休了,离开了军队,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军队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亿万军民的心中,铭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
他的光辉思想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
正如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198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的:"我军建设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小平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
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现在,小平同志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与贯彻.
"[13]邓小平一生战功卓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授过军衔,但他在人民眼里,是和元帅一样的.
1977年5月4日,是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八十岁寿辰,聂荣臻、徐向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我相信,你在中国的未来也将起重大的作用,正象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
"邓小平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公民,也还是共产党的党员.
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我的作用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党员:在需要的时候起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的作用.
你不是不当国务卿了吗你不还是照样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说:"我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同时,我知道你是中国许多改革措施的设计师.
"邓小平在入座后说:"我是退休后第一次见客人.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
"邓小平笑着说:身体还可以,但毕竟过了八十五岁了.
他说:"自然规律没有法子违背.
不过,我的头脑还清楚.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他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1月12日,邓小平在退休后会见了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作了语重心长的重要讲话,给到会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他接着说:"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最后满怀深情地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前、王震、余秋里等将帅都前往叶帅驻所祝贺.
正当大家快进餐的时候,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也来了.
邓小平一进门,看到有这么多部队高层领导人聚集一堂,情不自禁地说:"啊!
老帅们都在这儿了!
"叶剑英见是邓小平夫妇俩,赶忙迎上去说:"小平同志,你不也是老帅吗!
"叶剑英还多次说过:"邓小平是不授衔的元帅,是元帅的领班".
[14]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且辉煌的军事生涯,但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却永远不会忘记他……注释[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18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1—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5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94—395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75—76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23页.
[7]袁厚春《百万大裁军》.
花城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8页.
[8]郑晓国等主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1977—1992年活动实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84—185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63页.
[10]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3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11页.
[12]《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4日.
[13]《解放军报》1989年11月14日.
[14]《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553页.
后记《邓小平军事生涯》一书是作者结合有关邓小平同志军事思想与生平业绩课题的研究,在搜集大量资料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雅俗共赏、博采众长的精神,以纪实文学体裁而编写成的.
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达一个年轻军官对邓小平这位卓越军事家的崇仰敬佩之情,也是为了使军内外广大读者了解、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戎马倥偬和文韬武略提供方便.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承蒙许多前辈、领导、专家和朋友的关心指导.
特别是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王普丰、姚有志、尹斌、王乃明和军事历史研究部的韦显文、李传海对本书进行了认真评阅,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汪作玲、冷溶、彭红和中央军委公办厅刘江桂以及解放军出版社的谢钢、王成刚为此书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编写的体裁、框架结构到审查书稿、核对史实,都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和指导.
借此机会,向首长、编辑和专家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掌握资料和研究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出邓小平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在军事方面所建树的卓著功勋.
书中有不妥之处,恳请老首长、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们予以谅解,同时期待赐教.
作者1994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