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德国之翼员工罢工

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间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一、列强对原德属殖民地的再瓜分和委任统治1918年11月,德国与协约国军签订停战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时期,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成为协约国主要参战国的争夺目标.
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和南非联邦的军队分别占领了德属非洲殖民地,并实行战时行政管理,但是对这些地区的殖民宗主权还需要通过国际和约来确认.
战后,全球政治格局有所变化,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完成.
随着德奥帝国主义的垮台,老牌的英、法帝国主义的势力也遭到削弱,经济实力日趋雄厚的美、日帝国主义则跃跃欲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使得各帝国主义国家感到苏维埃政权对它们构成的威胁.
大战结束了旧的争端,又孕育着新的矛盾.
协约国各主要战胜国对于建立战后和平体制、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意见不一,均想凭借实力,损人利己,捞取更多的利益.
英国主张剥夺德国的全部军舰和商船,消灭其海上势力并分割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摧毁其殖民帝国.
但同时要求保留德国在中欧的实力,以同法国和苏俄抗衡.
英国的最大经济对手是美国和日本.
英国在战后已积欠美国大笔债务.
法国在战后已是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迫切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夺回被德占领的它的非洲属地,从而确保自身安全并巩固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军事强国地位.
但战后法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每况愈下,欠英美巨额债款,处境困难.
美国因战争发了横财,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获得金融霸主的地位,取代了原来德国的位置.
但它在海、陆军事实力上分别弱于英、法,战后的目标是扮演"国际警察"来调解列强间的纠纷,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取得最有利的经济扩张条件.
美国在非洲已拥有一个由美裔非洲人建立的利比里亚,认为它是打开非洲门户的一个跳板.
日本作为唯一的有色人种帝国主义国家,战后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扩张远东的地盘上,以与美国抗衡.
日本也关注非洲门户的进一步开放,以便倾销商品,获取原料资源.
意大利战后经济衰退,竭力想通过对南欧的领土要求来获取利益,以摆脱政治、经济的困境,对非洲也存有野心.
作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目标,非洲在战后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洲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除埃塞俄比亚、西班牙非洲属地外,整个非洲大陆卷入了战争,英国招募非洲"志愿兵"、法国实行强迫征兵制、德国利用非洲人在其非洲殖民地参战,还把非洲军队派往欧洲、中东战场.
战时非洲大约有100万人被迫参加战争,另外有100多万人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军需供应和战地服务.
在各个殖民地,不少受教育的非洲人因战争造成人才缺乏而顶替从前白人独占的政府公职.
战时某些产品价格上升,一些非洲商人从中谋利,积累了财富,民族资本主义在一些殖民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战使非洲人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不再孤立地是某个欧洲国家的附庸,而属于非洲大陆,是世界的一部分.
战后非洲第一次出现要求获得失去的前殖民地时期政治独立的运动.
埃及爆发以华夫脱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民族独立运动.
突尼斯人民开始要求自治.
西非民族主义者希望能获得更多参政议事的权利.
南非土著人代表则请求英国对土著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忠诚给予"相应的报酬".
战后非洲的政治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因此,在一次大战后的20年间,殖民列强仍然控制着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权,相对稳定地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战后,有关建立国际合作机构以解决前敌领地的方式已出现多种蓝本.
英国朝野对于原德国殖民地的前途十分关注.
英外交大臣曾在与美国驻英大使接触时要求美国帮助英国获得德国殖民地,尤其是原德属非洲领地.
1917年8月,英国工党提出把从南方的赞比西河至北方的撒哈拉的广阔地区转交一个国际联盟,由拥有经过培训人员的一个委员会实行管理;该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出现,其原则为门户开放、土著利益获得"尊重"、"中立"等①.
1918年1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向美国提出对非洲实行"委任统治"的建议.
美国则一直寻求将非洲作为整体,由国际联盟实行国际控制,建立多种机构,包括讨论热带非洲问题的国际大会、解决热带非洲争端的非洲法庭和收集、研究、交换有关非洲资料的永久性中央办公室等.
概括起来看,英美对非洲政策包含了使非洲一体化后由国际共管的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一方面基于本身政治、经济实力雄厚,可以在国际共管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基于通过国际组织来协调列强之间的纠纷,以求缓和矛盾.
1918年1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关于战后和平解决问题的十四点建议,引起强烈的反响.
其中第十四点,就国际关系原则提出:"成立国际联合组织,制订专门条款,使各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论国家大小.
"关于殖民地宗主权问题,第五点作了如下说明,对于殖民地的全部要求,应坦率公正地予以调整.
调整时要严格遵守下述原则:在确立主权方面的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
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对于当时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有人将它简单地概括为:"解放人民;对友对敌同样公正;建立国际联盟来保障和平.
"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经过五个多月的激烈争论,最终缔结了凡尔赛和约.
和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联盟盟约.
它随着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对于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实行委任统治的处理原则.
该条款与其他25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盟约起草委员会拟定的,而是由和会上的"四巨头"——美、英、法、意代表参加的最高委员会直接起草的.
可见,处理前敌领地问题是巴黎和会上列强关注的重点之一.
盟约第二十二条的主要内容为:(1)规定"在前敌领地,那些居民尚不足于今世特别困难状况下实行自治"的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原则,委任统治制度的目的是要保证将居住在该地区内"人民之福利及发展视作文明之神圣任务".
(2)国联按各先进国的能力、意愿来授予它们统治的资格,受任国此后①H.
D.
Hall.
Mandates,DependenciesandTrusteeship(《委任统治权,属地和托管制》),Washington1948,p.
107.
承担管理的任务,受法律制裁.
(3)按照委任统治地区的社会发展、领土范围、经济状况来规定受任国对当地管理的程度.
(4)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为第一类,即后来所称的甲类委任统治地.
受任国仅提供"行政之指导及帮助,待到能自立之时为止".
第二类包括德属中非、西非地区,即后来的乙类委任统治地.
受任国要根据当地发展程度负责地方行政,此外还要承担使当地人民信仰自由、禁止各种弊端、地区非军事化和保证国联其他成员国在当地的贸易机会均等的义务.
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岛屿因居民稀少、幅员狭小等因素被划为第三种,即原来的丙类委任统治地.
这类地区可"受治于受任统治国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
(5)受任国每年应将委任统治地的情况制成年度报告送交国联行政院.
行政院专门设立一个下属常设委员会,专门接受并审查各受任国递交的年度报告,并就有关问题向行政院陈述意见①.
第二十二条款并未规定受任统治国的方法和委任统治区域的具体分配,这对于已在事实上占领前敌属地的英、法、日、比、南非等国很重要.
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之间纠纷严重,最后经过协商,于1919年5月7日由最高委员会批准了将德属多哥和喀麦隆分配给英法两国实行委任统治,将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分配给英国统治.
比利时获得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统治权是到1920年4月25日才由最高委员会决定的.
上述地区均为乙类委任统治地.
南非联邦也获得西南非洲,将它变成领土的一部分,属于丙类委任统治地.
委任统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标志着一次大战后列强对非洲大陆的第二次瓜分已经完毕.
此次瓜分方式不同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次瓜分.
首先,20世纪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理论进一步发展,由"白人的负担"观念演变而来的"双重委任统治"概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持此观点的人主张宗主国负有"双重责任",即不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和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要"符合那里人民本身的最大利益",而且同时要保证"不拒绝全世界享用这些自然资源"①.
这种观点有着极大的伪善性,从本质上说,它同宣扬赤裸裸的剥削毫无两样.
其次,列强第一次瓜分非洲时,在柏林会议上曾通过国际协商解决了矛盾,建立了"刚果自由邦"这块"中立区",这实际上为后来实施委任统治做出了榜样.
一次大战后出现前敌属地归属问题,国联成立,这是促成以委任统治形式瓜分非洲的最终条件.
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委任统治体系与柏林会议确立的原则"无重大不同",只是柏林会议缺乏"实现的外部机制"②.
就委任统治制度本身而言,又具多种好处.
第一,在经济上获益很大.
受任国可以毫无困难地夺取德国殖民地财富,不必过多承担德国提出的要将殖民的价值折合为补偿的责任.
据统计,至1925年英国接管坦噶尼喀后,共向英国人拍卖德国人农庄土地约215000英亩,约获138万英镑.
德国农庄主仅获部分赔偿③.
除受任国外,其他列强也因委任统治地"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而获利.
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非洲贸易达到高峰.
1920年日本对非洲的出口额约为4000万日元,进口额约为9000万日元;①参见外交学院编:《国际公法参考文件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423页.
①TheNewCambridgeModernHistory(《新剑桥现代史》),vol.
5,Cambridge1980,p.
394.
②H.
D.
Hall,op.
cit.
,p.
103.
③R.
L.
Buell,NativeProbleminAfrica(《非洲土著问题》),vol.
1,NewYork1928,pp.
436—437.
到1937年时已分别达到24000万和20600万日元,贸易转为顺差④.
第二,政治上有利于国际安全.
以国联名义出面委派受任国,可以避免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发生相互倾轧、冲突的局面.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拥有殖民地是造成世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而国联出面作出调解、进行监督,可以消除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直接冲突确实减少了.
第三,委任统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一次大战后,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关注殖民地的前途,民族民主运动方兴未艾.
在此形势下,强调殖民地"人民之福利发展"、宗主国"文明之神圣任务"的委任统治原则,自然麻痹了许多抱有很大幻想的欧美进步人士和不少非洲人民.
委任统治制度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实施,在各类地区差别很大.
1920年1月,国际联盟成立.
国联行政院所属的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开始按规定接受受任国递交的委任地情况报告书,每年春秋季各开一次会议,就有关委任条款的遵守事宜提出建议.
1920—1939年,该委员会共召开过37届会议.
委员会成员通常来自非受任国,以示裁决公平.
事实上,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主要处理的是乙类地区的事务,对丙类地区情况了解最少.
委员会的工作也受到种种限制.
例如,来自委任统治地殖民当局的报告或民众请愿书须由受任国政府转交委员会;委员会无权派遣观察员去委任地,而实际上该委员会许多成员从未有机会去他们监督之下的委任统治地实行考察.
由于权力有限,无法深入工作,在1925年第七届和1932年第十届会议上,一些委员曾提议进行实地调查,但遭拒绝.
英国人认为实地调查完全不实际,会造成"当地麻烦的信号"①.
委员会在成立后近20年中接受的请愿书寥寥可数,事实上大多数委任统治地的居民并不知道使用向国联请愿的权利.
1920年代南非为了强征税收而动用飞机轰炸西南非洲人民的暴行,只是在很特殊情况下才为世界舆论所知.
可见,委任统治制度对受任国的制约力很小.
各受任国实际上已将各自的委任统治地纳入殖民地行政版图,实行殖民统治.
英属喀麦隆被并入尼日利亚殖民地,英属多哥划归黄金海岸殖民地.
比利时则将卢旺达和布隆迪置于比属刚果的总督管辖下,不另设行政机构.
1930年代法国又将多哥与达荷美合并统治.
属于两类的西南非洲真正成了南非的兼并之物.
南非通过鼓励白人移居当地来扩大政治统治势力,将非洲人置于被奴役的境地.
长期以来,对委任统治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些人赞扬它是"国际法和国际政策的一个新起点"①.
有的人认为各受任国的统治方法存在"广泛的偏差",不可能期待委任统治体系产生出统一的管理方式②.
某些史学著作将该体系视作协约国之间瓜分前敌领地的"妥协的成果",是"很有利于受任国而不利于委任地居民的利益的一种监督体系"③.
列宁则更尖锐地指出:委④JournalofAfricanStudies(《非洲研究杂志》),vol.
12,no.
l,London1985,p.
41.
①H.
D.
Hall,op.
cit.
,p.
204.
①FrederickJ.
D.
Lugard,TheDualMandateinBritishTropicalAfrica(《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London1929,p.
53.
②H.
D.
Hall,op.
cit.
,p.
208.
③A.
N.
Holcombe,DependentAreasinthePostWorldWar(《战后世界的附属地区》),Boston1941,p.
59,63.
任统治制度是委托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实行"盗窃和抢劫的权利"④.
总之,委任统治制度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标志着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总政策的一种新动向,即国际化地解决殖民地统治问题.
过去那种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私下瓜分、直接兼并殖民地的方式,逐渐由在国际性组织监督下、按国际法貌似公正地解决列强纠纷以避免更大国际冲突的方式所取代.
然而,列强之间的固有矛盾并未因委任统治制度的建立而消除.
到1930年代,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提出了新的法西斯殖民理论:德国渴望争得"生存空间";意大利计划建立"大帝国";日本则致力于"共荣圈"的实现.
法西斯国家为了扩张领土,打的是"反殖民主义"的口号.
德国在西南非洲德裔移民中发展纳粹党徒,意大利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亚,这表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并未结束.
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重建殖民大帝国.
二、英属殖民地统治制度的完善和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非洲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380万平方英里,人口达6000多万.
由于历史原因,各殖民地在帝国中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
南非联邦为自治领,享有自治权力.
其他地区有的直接称殖民地或保护国,有的二者兼之.
1920年,英属委任统治地多哥和喀麦隆分别并入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
1922年,英国正式获得对坦噶尼喀的委任统治权.
1923年,南罗得西亚归英国政府统治,成为自治殖民地,1924年北罗得西亚正式成为保护国.
埃及在1922年虽获得独立,实际上仍在外交、军事、经济上受制于英国.
长期以来,英国对非洲各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表现为自由放任、非中央集权的特点.
这一方面与英国政治发展历史有关,一方面又取决于宗主国财力有限,无法真正对殖民地实行有效统治.
英国官员也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往往仅限于"鞋带宽的地区"①.
一次大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制度较其他殖民国家更为稳固,主要表现为间接统治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逐步形成理论,并在非洲殖民地得到推广.
间接统治的成功经验甚至部分影响了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政策.
所谓间接统治,指殖民当局承认现存的非洲传统政治机构,将它们置于监督、控制之下,通过这些传统势力来统治广大民众,指导传统首领适应地方统治的职能.
它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地处理土著事务、强化对殖民地基层统治的"良策".
间接统治方式的实施典范为弗雷德里克·卢加德在北尼日利亚的实践.
卢加德是1900年"北尼日利亚保护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高级官员.
他考虑到当地存在相当发达的穆斯林社会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对当地人民有极大影响,而英国又无法派遣足够的军政人员对这片广漠而人口众多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
他总结了英国对印度的土著政策和他本人在乌干达从军时的亲身体验,指出:"如果欧洲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毁灭了传统统治者的权力,他们就将消灭非洲能被管理的唯一自愿的基础";任何政府体系要永久存在,就④《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①W.
D.
Smith,EuropeanlmperialismintheNineteenth&TwentiethCenturies(《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帝国主义》),Chicago1982,p.
164.
"必须植根于土著社会的机构之中"①.
卢加德有意识地保存了北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法律、财政体系,收买利用上层统治者,稳定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1914年,卢加德就任合并后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大总督,将间接统治推广到全境.
间接统治体系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土著政权、土著法庭和土著金库.
土著政权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从社会治安、征收赋税、分配土地到集市贸易、市镇建设、道路维修、婚丧事宜无所不包.
部分高级土著政权还享有有限的立法权.
殖民当局立法规定,一旦有人阴谋反叛土著政权和酋长,当局将支持土著政权.
1926年,尼日利亚境内共设375个土著政权.
高级土著政权由统治中心、县、村三级行政区组成.
英国官员协同县首领估价税收分配额,村首领具体到各户收税.
全部税收缴到土著金库,由司库入帐后按殖民当局规定的比例(通常为1/2)上缴拉各斯金库,用于支付殖民官吏薪金等.
剩下的税款归土著金库,用于土著官员薪金和当地发展资金.
此外,土著金库还征收土著法庭的罚款、出庭费和某些矿区使用费、许可证费等.
税收是土著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种以土著金库养土著政权的形式,使土著统治者深感他们与英国殖民者在经济上有共同利益.
土著法庭在北方穆斯林地区使用伊斯兰法律,在南方非穆斯林地区使用当地习惯法.
各种土著法在道德等方面不能有背于英国法律.
在土著政权机构之上,是一整套英式政府机构.
大总督是英王唯一最高权力的代表,拥有行政和立法大权,参议会协助并监督大总督的工作.
两个副总督负责南北尼日利亚两大行省的工作.
各省的驻节官专门负责土著事务,还担任省法庭的大法官,这些官员被卢加德称为殖民统治的"脊背骨".
各省之下又划分为专区,专区之下划为县.
县级官员直接由土著官员陪同四处查访.
大总督还有专职部门协助处理运输、通讯、开发自然资源等技术工作.
尼日利亚的间接统治有几个特点:第一,赎买政策.
传统土著统治者年薪很高.
卡诺、索科托的埃米尔的年收入为6000英镑,是省驻节官薪水的两倍、副总督的一倍①.
第二,注意保留酋长对传统土地的分配权和调解土地纠纷的权力.
因为历史证明,酋长在战时是部落土地的传统保卫者,和平时是土地纠纷的调停者.
土地则是大多数非洲人的唯一生存方式.
因此保存酋长的土地分配权,才能稳定土著居民的生活.
第三,尽力鼓励酋长使用他们来自传统地位的影响力.
卢加德告诫英国官员"要作为热心的顾问、参谋行事,小心不要干预以致降低酋长的威信或导致他们失去对工作的信心"②.
英国的间接统治理论集中反映在卢加德1922年出版的《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一书中.
该书出版后引起普遍重视,后数次再版,被奉为殖民统治理论的经典.
卢加德本人虽在一次大战后退职离开非洲,但后来又在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担任英方首席代表达15年之久.
他不仅对英国制定非洲殖民政策颇具影响,而且他的观点还为其他列强殖民地所广泛采纳.
卢加德认为英国殖民统治由两块基石构成:一是间接统治,一是殖民统治者实施的双重委任统治.
在间接统治下,土著酋长"是殖民行政机构中不①R.
L.
Buell,op.
cit.
,vol.
1,pp.
717—718.
①R.
L.
Buell,op.
cit.
,vol.
1,p.
697.
②F.
J.
D.
Lugard,op.
cit.
,p.
201.
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不管英国的和土著的统治者各自行使职权,或是互相合作,都不存在两种类型的统治.
只有一个单一的政府,在政府中土著酋长同英国官员一样,有着权限明确的职责和一致公认的身份;其职责绝对不能相互冲突,而尽可能避免重复"①.
卢加德不仅鼓励重新恢复那些被认为已经衰落的部落当局或机构,而且允许以新的土著官吏取而代之.
他在宣扬间接统治方式多样化的同时,强调"唯一的一致是最后被统治".
无论是容许、鼓励或授予土著官员行使任何权力,有一种权力却要保留给英国,即制定法律和征税的权力,"对可以授予土著当局的次要的立法权加以控制,对属于最高当权者的土地进行处理,……当然还有招募和控制军队的权力.
"②由此可见,间接统治实质上是"通过间接手段的直接统治"③,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在英国殖民政府监督之下的土著政权,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得力工具.
殖民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是由土著统治者出面执行,因此,人民的反抗斗争的矛头往往直接指向土著政权和土著统治者.
英国殖民者则以第三者身份出面"调停"来缓和矛盾,或者利用人民斗争的力量将那些不得力、不听话的土著官吏撤换下来,扶植新的代理人,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卢加德认为,就殖民统治者而言,他们"必须去推动殖民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母国的利益",但他们"也有义务鼓励进步和福利事业的发展以利于殖民地人民".
英国政府在推动实现双重委任统治任务中也采取了行动,1929年设立"殖民地发展基金".
英国财政部通过这项基金向其非洲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提供贷款,这被认为对非洲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间接统治与双重委任统治制度日臻完善.
一些早年跟随卢加德在非洲供职的殖民官员和热衷于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成为间接统治理论的实践者和宣传者,其中唐纳德·卡梅伦和玛杰里·佩勒姆最为突出.
卡梅伦早年与卢加德在尼日利亚共事,1925—1931年任坦噶尼喀总督,1931—1935年又任尼日利亚总督,曾著有《对土著的行政管理的原则及其实施》一书.
他将间接统治制度引进坦噶尼喀,把全境划分为11个省,从基层找出传统酋长建立土著政权,授予行政、司法、财政权,让他们负责治安、征税、护路、普查人口、登记牲畜数量等事宜.
坦噶尼喀成为继尼日利亚之后的第二个间接统治典范地区.
卡梅伦在1930年代重返尼日利亚后,还着手调整间接统治政策,使伊格博地区的土著政权更植根于土著传统社会制度之中,从而巩固了英国对当地的政治控制.
玛杰里·佩勒姆长期研究尼日利亚等地区的情况,发表过不少专著.
她充实并发展了间接统治的管理内容,认为土著政权除维持治安、收税护路之外,还应负责维护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保护森林、发展种植业、征购农副产品等工作.
她要求酋长的工作内容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在此时期,英国的统治方式虽以间接统治为特点,但各地区因条件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同.
在尼日利亚北方酋长国、乌干达、桑给巴尔、北罗得西亚的巴罗兹地区,英国依靠传统中央集权势力建立了标准化的间接统治体系.
坦噶尼喀的间接统治表现为土著政权规模小、分布广.
而在尼亚萨兰、贝专纳兰、巴苏陀兰、斯威士兰,英国过去已经大大削弱了土著酋长的权利.
英①F.
J.
D.
Lugard,op.
cit.
,p.
203.
②F.
J.
D.
Lugard.
op.
cit.
,p.
24.
③F.
J.
D.
Lugard,op.
cit.
,p.
223.
国驻尼亚萨兰总督在1920年代一直反对复活或使土著酋长的统治永久化,但最终尼亚萨兰于1933年开始模仿坦噶尼喀的模式建立土著政权体系,不过对土著政权的限制相当多.
1934年,贝专纳兰实施间接统治原则,却一直未建立土著金库.
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于1930年代引进间接统治制度,但效果不尽相同.
黄金海岸的殖民地和阿散蒂地区长期处于自由放任政策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
政府要改变做法通过土著政权扩大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马上遭到强烈反对,间接统治收效不大,被称为"短命的土著政权体系".
塞拉利昂建立的土著政权也不完善,酋长无权征收地方税.
冈比亚的保护国地区部落混居,传统势力极难寻到.
它的总督帕尔默也承认,间接统治发展下去最后还是由英国在该殖民地直接施政.
在白人移民众多的肯尼亚、南罗得西亚等地,实行排斥非洲人的种族主义政策,虽然也在基层恢复了一些遭到破坏的非洲传统权力机构,但酋长或头人不再被视为传统社会的统治势力,而是作为白人政府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人的任命权主要掌握在上级白人官吏手中,随时会因忠诚问题而被撤换.
间接统治制度作为英国统治非洲的主要方式,给它带来了一些好处.
殖民官员认为,这种制度容易实行且颇有效率.
一些人赞赏它重视非洲的传统.
在间接统治之下的非洲,确实具有良好的秩序,一些非洲传统并未被外来力量所打乱,一些有才干的酋长被任用,成为殖民当局忠诚的地方官员.
然而,在间接统治成功实践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弊病.
首先,间接统治保存了大批传统酋长,人为地保存了非洲落后的前资本主义.
其次,间接统治并未给土著酋长创造应付社会、经济巨大变革的能力,而且忽视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一代非洲人要求参政的合理要求,从而影响了非洲社会的发展.
再次,间接统治过分强调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性,阻碍了统一的现代民族的发展,还埋下了民族冲突的隐患.
连间接统治制度的热心支持者佩勒姆也在担忧:总有一天统一的尼日利亚会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制政府,但是这个如此落后、在文化上四分五裂的民族"除了英国强加于这块任意划定的非洲土地上的统一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统一,那一天将是遥遥无期的"①.
最后,间接统治保护传统土地所有制,鼓励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从而限制了非洲向大规模商品农业的自由土地制度的发展.
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英属非洲殖民地的行政会议、立法会议普遍发展起来.
1920年,乌干达建立行政及立法会议.
1923年,尼日利亚的立法机构中增加了由选举产生的代表.
肯尼亚的印度人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然而非洲人仍被排斥在立法机构之处,仅在地方土著参议会上有发言权.
此外,部分殖民地出现设立统一行政机构、合并殖民地或组织联邦的主张.
这种现象反映了白人移民集团试图扩大政治影响,以利于地区经济的同步发展.
1920年代英国试图合并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三块殖民地,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改为三地总督自1926年起每年召开一次总督大会,交流统治经验.
1930年代又出现统一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活动,因当地非洲人强烈反对才停止.
英国在非洲的统治相对麻烦的地区是埃及和苏丹.
两地均出现了民族主①MargeryPerham,NatureAdministrationinNigeria(《尼日利亚的土著政府》),London1962,p.
360.
义运动.
1920年代,英国对这两个地区采取强硬政策.
到1930年代因意大利在东北非威胁增大,欧洲动乱升级,英国只好对民族主义者作出让步.
英国在苏丹也实行间接统治,加强传统政权,但到1930年代中期意识到传统政权过于腐朽无用而又调整了政策.
总之,英国殖民统治在非洲的政策表现为多样性、易变性,因各地区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点.
三、法属殖民地统治制度的演变及特点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属非洲由6个地区组成,即法属北非、西非、赤道非洲、喀麦隆,还有法属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总人口约4000万人左右,面积约400多万平方英里.
其中阿尔及利亚被划归法国成为"省级殖民地",突尼斯和法属摩洛哥因历史原因成为"国际保护国"①,其余地区一概称为殖民地.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法国对这几块殖民地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
北非地区一直是法国殖民统治的重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次之,其中贫瘠的法属热带地区一直是"不太受法国人欢迎的殖民地"②.
法国的殖民统治政策与英国截然不同,表现在实施同化政策和强调中央集权化统治.
它从未酝酿一个将会导致属地自治的殖民地发展规划,而是努力将属地兼并到"大法兰西"帝国中.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促成1848年《法兰西宪法》第109条明确规定:殖民地和宗主国一样是法兰西的领土,在公法、私法上享有同等地位;这些领地的人民,无论肤色差别,仍旧被视为未来的法国人.
最先成为法国属地的塞内加尔殖民地四个市镇(达喀尔、圣路易、戈雷和吕菲克斯)的居民,因此"荣幸地"享有了与宗主国公民同等的政治地位.
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昔日的理论为新的实际利益的考虑所取代.
对非洲人的同化标准更加严格.
法国要"协助土著沿着困难道路达到文化、社会和政治上与法国相同的地位",甚至要求"最微小的细节也要绝对的同一",称同化为"精确的复制"①.
法国法律将非洲人划分为三种:第一类为法国臣民;第二类为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特殊地位的非洲土著人;第三类为法国公民.
大部分非洲人属第一类,不享受任何政治特权.
后两类指已吸收了法国文化、能流利使用法语表达和阅读,并对法国表现忠诚者,他们享有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差别.
第二类在法律上受传统土著司法权管辖,他们只有自愿接受法国法律后才能成为法国公民,受法国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法国的同化政策在非洲属地进展缓慢.
到一次大战后,法国开始接受一种更为实际的联合殖民理论.
该理论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承认各殖民地的差别,不强求在政治、文化、行政方面达到与宗主国完全同一,而仅要求所有殖民地努力维持帝国的整体性.
其次,它强调发展殖民地经济,使法国经济力量渗透到非洲.
两者出现一种"进步的结合",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互利发展",宗主国提供先进技术、管理才能和财政资助,而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共同开发土地和矿产资源.
再次,它并不完全放弃同化观点,而是作为权宜之计,强调"文化上同化,政治上联①所谓"国际保护国",指该地虽为法国的保护国,但名义上保留原有统治者、国旗等形式.
②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ica(《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vol.
3,London1983,p.
1099.
①H.
A.
Wieschhoff,ColonialPoliciesinAfrica(《非洲的殖民政策》),Philadel-phia1944,p.
92.
合".
它不鼓励土著政治组织的出现或现存传统机构朝现代化方向发展,而是仅从行政使用价值上保留传统非洲政治体制,一旦这些传统体制被削弱,法国政府便设法取消它们.
总之,该理论更重视从经济同化角度来促成非洲接纳法国政治体制.
曾两度担任法国殖民部长(1920—1924年,1932—1933年)的阿尔贝·萨罗积极支持联合殖民理论的实施,认为"为双方利益而设想的法国殖民体系的作用不再是运用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劫掠,而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联合"①.
早在一次大战时期,法国已开始考虑发展殖民地资源的可能性.
当时的殖民部长声称:"只有知道如何从它的殖民地获取所有它想要的东西,法国才能继续成为一个大国.
"②战后法郎贬值严重,法国无充足外汇购买原材料,更希望开发殖民地资源.
因此,萨罗就任后着手实施殖民地开发新经济政策称"萨罗计划".
该计划相当宏大,除发展供出口需要的矿业和种植业外,重点兴建公路、港口等基本设施,并计划改善六座城市的供水,实施尼日尔河河谷灌溉计划,还要修建众多的医院和学校.
该计划预计在15年内完成,经费由宗主国与殖民地共同承担.
后来因财政困难,计划范围缩小,要求每个殖民地落实一种种植作物计划,农产品可获进入法国市场的优惠关税.
由于撒哈拉以南的法国殖民地白人移民较少、缺乏大量资本,当地经济的发展只能依靠公共贷款和土著农民的合作.
在"萨罗计划"之下,非洲人被迫放弃传统农业,改种单一农作物.
塞内加尔以出产花生为主,几内亚出口可可,象牙海岸专产木材,达荷美输出棕榈油.
虽然法属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如英属地区,但法国以帝国为整体发展非洲经济,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因此1920年代末经济危机产生的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对法属非洲农民的影响不大.
除农业方面迫使属地为宗主国利益服务外,法国殖民当局还直接通过税收、劳力政策获取财富.
在西非地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纳人头税,苏丹地区定为8岁以上,达荷美则定为15岁以上,各地税率不同,按情况一年少则1法郎、多则16法郎.
此处,还对不同类型的人征收牲畜税、武器税、特许税、卖酒税、商队税等.
据统计,法属西非的税收往往比英属西非高.
法国属地还实行一种养路捐,要求居民每年无偿为政府工作数日,如法属西非地区少则8天、多则12天.
养路捐本来主要是利用土著劳力维护通讯工具,如道路、桥梁、电话线等,后来在法属非洲还发展为利用土著修路、盖房.
法属西非9/10的道路是政府借助养路捐劳力建成的.
此外,法国还使用强迫劳工为政府工作.
1926年一项法令要求马达加斯加为殖民部队招募"第二分遣队",为政府提供三年的劳力①.
法属赤道非洲1924年起利用强迫劳工修建从黑角至布拉柴维尔的铁路,由于过度恶劣的工作环境,致使1.
5—2万名非洲劳工死亡②.
法国对非洲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是与政治控制紧密相连的.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里,法国也模仿英国间接统治的做法,尽量利用土著传统酋长.
一次大战刚结束,法国就考虑种族政策问题.
殖民官吏冯·沃兰豪文1920年出版的《酋长的灵魂》一书提出,雇佣不受土著信任的代理人是徒劳无用的,①A.
Sarraut,LaMiseenValeurdesColoniesfrancaises(《法属殖民地的开发》),Paris1923,p.
19.
②F.
J.
D.
Lugard,op.
cit.
,p.
60.
①R.
L.
Buell,op.
cit.
,vol.
1,p.
1040.
②TheNewEncycolpaediaBritanica,vol.
3,p.
1098.
应更多地信任在传统社会中拥有地位的酋长.
法属西非的大总督布雷维叶在1931年出版的《法属西非土著政策和统治》一书中强调,要指定获得民众拥戴的酋长任基层官吏,在各级酋长中引进参议会体制.
许多法国学者也宣传:"酋长是其人民的社会结构中的基石"③.
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颁布了不少明确酋长地位的地方法令.
土著酋长通常被划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省级酋长,基本是过去的传统封建酋长;第二级为区级酋长,区级划分是殖民当局的人为创造物,所以此级酋长无传统酋长地位;第三级为村级酋长,这是真正的土著传统体系的代表,拥有习惯法授予的权力.
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基本不存在传统的从属关系.
村酋长的职责为收税、维持秩序、组织村民抗灾、安排储藏粮食、安排劳力维修道路.
区酋长则负责登记纳税者、为政府代理征兵事宜、向下分配纳税比例和养路劳力名额.
村酋长的收入从为政府征收的税收中获取回扣,各地情况不同,达荷美为税收的3.
5%,而毛里塔尼亚则为10%.
高级酋长则由政府提供年薪.
上沃尔特的莫西国王年收入达2万法郎,而尼日尔的高级酋长们平均年收入为8000法郎.
法国殖民当局用经济利益刺激土著酋长为他们效劳,获得了很大收效.
塞内加尔总督1924年对某位已故酋长发表评论时,列举死者曾为当局招募众多土著枪手参加"黑人兵团"并派遣几千土著劳工参加铁路建设等功绩,称之为"对当局尽职的合作者".
为了培养合作者,法国很早就在塞内加尔建立一所学校,专招酋长子弟,培养精英阶层.
法国选择土著官员的标准很严格,首先要忠诚于殖民当局,其次要通晓法语、熟悉法国行政方式.
因此,有许多不具备任何传统世袭权力的土著,如翻译、职员等,因符合上述标准而当上了区酋长.
法属非洲各殖民地发展间接统治的程度不一.
偏远的上沃尔特是较突出的地区,全殖民地共划分为九个大区;大区下有分区;分区下划为省,各省是按部落居住区划定的,各有省酋长统治;省下再有区,村为基层单位.
塞内加尔取消了省级酋长.
在赤道非洲的加蓬、中刚果地区引进中央集权体系,但区、村酋长并不是传统政权的代表.
殖民官员常随意撤换酋长,对其实行种种限制.
虽然在行政权力上有所扩大,但土著政权始终未获得财政方面权力,因为殖民当局不愿其霸权受到侵犯.
这也是英法两国间接统治方式的一个区别.
除了在基层扩大对土著酋长的行政使用外,法国在推行代议制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主要有两种倾向:第一,法国当局尽力削弱殖民地公民的权力;第二,努力扩展在非洲的咨询机构.
第一种倾向表现在1920年塞内加尔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合并后原来的大参议会由殖民地参议会所取代.
新的参议会除原有20名法国公民代表外,又增加20名来自省区酋长的代表.
公民代表由投票选出,而酋长代表通常由殖民官吏指定.
参议会的职能包括建议权、部分立法权、部分审议权、批准预算权等,但无权作出任何有关政治事宜的审议或决议,因此大部分评议集中于财政方面.
殖民地参议会成立后,改变了原来旧的参议会非官方占多数的局面,削弱了公民的力量,因为酋长往往站在与殖民政府相一致的立场上对各项议案表决.
例如,酋长们同意政府增收土著税、养路捐,他们会因此而③W.
M.
Hailey,AnAfricanSurvey(《非洲概览》),London1957,pp.
545—546.
增加回扣额;也同意政府要求征收公民税的做法.
这种土著酋长与公民代表相对立的局面,使殖民政府比以往更巩固地控制了参议会.
这种现象说明,法国中央政府不愿殖民地立法机构被当地有势力的公民阶层所控制,从而影响集权统治.
第二种倾向是在1920年代开始进行参议会的引进活动,扩大土著选举范围,在乡村建立显贵会议,允许土著代表进入行政参议会等.
1925年法令规定,西非各殖民地的参议会须有三名土著当选代表,这是重大的变化.
拥有选举权的人包括职员、酋长、在商务议会有投票权的商人、资产达5000法郎以上的地主、耕种总督指定的土地的农夫、获法国荣誉勋章者、对法国有特殊贡献者.
从表面看,法属西非的代议制发展速度超过英属西非,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法国殖民地当局拥有众多咨询机构,但立法大权在巴黎,而不在大总督、总督手中.
因此,这些咨询机构所表达的非官方意愿要经过相当时间才能获得反应.
相比之下,英国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则更具实际作用.
法国一直不放弃同化政策,但效果很差.
1937年,1500万西非人口中仅有8万多为法国公民,而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出生在塞内加尔的四个市镇地区而享受到公民权的.
从文化程度上被同化者仅2500多人①.
总之,法国此时期的殖民统治方式既借鉴了英国的间接统治的某些经验,但又保留了原有的统治传统.
英法对非洲土著政权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萨罗1933年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论:"英国是在现存的东西上一天天地建设着(土著政权);法国则梦想新的,直线式的(土著政权)建筑式样"②.
四、比、葡、意属殖民地统治制度的特征及其变化1.
比利时间接统治方式的实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比利时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方式逐步有所变化.
长期以来,比利时推行一种不强调任何长远政治目标的现实主义政策,既不模仿法国热衷于同化政策,又不实施英国式的自由放任原则.
比利时政府1980年接管原刚果自由邦,更名为比属刚果.
一次大战后,比利时又于1925年正式获得对卢旺达—布隆迪的委任统治权,从此拥有92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土地和1300万殖民地人口,在对这片比本土大十多倍的殖民地进行统治时,殖民当局一方面继承了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统治刚果自由邦的政策,继续奉行"属地永远是属地"、"殖民冒险就是一种商业事业,而不是慈善事业"的原则③,实施由政府、教会和大财团三位一体进行经济剥削的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中央集权化和严格保护主义的同时,也进行了局部的类似间接统治的行政改革.
一次大战后,比利时为了恢复遭到严重打击的经济,加速对比属刚果农矿产品的掠夺.
大商业资本家投资采矿业.
到1920年代末,铜产量达世界产量的7%,钻石产量仅次于南非,矿产品占整个出口价值的2/3①.
由于刚果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刚果经济.
比利时为减少损失、转嫁危机,采取了增加赋税、强化强迫劳动制度、①TheNewEncyclopdediaBritanica,vol.
19,p.
765.
②W.
M.
Hailey.
op.
cit.
,p.
540.
③H.
A.
Wieschhoff,op.
cit.
,P.
110.
①Encycolpaedia,Britanica(《大不列颠百科全书》),vol.
3,Chicago1937,p.
415.
减少政府雇员薪金等措施,甚至具体干预人民经济活动,诸如强迫农民为垄断公司生产棉花、咖啡等商品作物.
据统计,1936年大约已有95万农民在种植棉花②.
由于长期过度驱使非洲人从事出口作物生产,非洲社会面临人力供应枯竭、社会机制即将崩溃的地步.
这种破坏性造成社会不稳定,首先导致1921年下刚果出现基班古运动.
这虽是一场宗教运动,但也体现了西方经济冲击对非洲传统生活的影响.
从1920年代开始,殖民统治者最终认识到,为了促进非洲社会人口再生产以适应更大的经济发展需要,必须进行殖民统治的改革.
比利时殖民统治在政治上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高度中央集权化.
1908年10月颁布的《殖民地宪章》,基本规定了统治的法律格局.
布鲁塞尔为整个殖民统治体系中枢,国王通过殖民大臣和驻扎殖民地的总督对当地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权.
二是绝对的保护主义.
比利时从未在刚果等地设立立法参议会.
比利时议会控制着刚果,当地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均无选举权.
因此,直至1950年代末,刚果也未出现固定机构去行使行政权.
鉴于这种情况,比利时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仅限于行政方面,它分为两个阶段.
1920—1933年为改革的第一阶段.
1920年比殖民大臣路易斯·佛朗克就职后,视察了比属刚果,认为那里的土著行政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当时大量的由殖民当局任意建立的酋长国遍布各地,1917年多达6000个,这些酋长国并非按传统部落划分.
佛朗克担心土著传统政体的崩溃即将到来,因此制定了重建土著行政体制的新政策.
第一阶段以两个立法为基础:1926年土著司法法和土著税收法.
具体做法是:(1)将大大小小酋长国改组成区,原来的酋长们在区议会中供职,由区议会选出合适的区酋长;(2)区酋长行政职权扩大,可管理本区的学校、药房,在土著法庭行使民事及部分被授权的刑事习惯法;(3)由三至五个区组成一个专区.
虽然新政策强调土著区酋长应与人民是传统的关系,但在实施中,许多殖民官吏无法去挑选真正的传统酋长,不少无传统酋长地位但熟悉欧式统治方式的人仍被任命为区酋长.
1920年代末,比利时殖民当局在行政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社会改革.
其方式为利用大资本集中的特点,在工业区建立工人家属宿舍,允许工人家属定居工矿区,从而稳定了非洲人家庭,保存了劳动力来源.
此外,国家通过教会普及初等教育,在乡村实施比利时化.
第二阶段也有两个重要立法:1933年土著管理区法令和1934年土著土地法令.
在这一时期,改革政策进一步深化.
自从1930年代比利时国王访问比属刚果后强调开发农业,土地政策成为殖民当局的另一重点.
这两项法令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土著酋长在服从比利时官员控制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多的行政领导权,除了行使传统司法审判权外,还要为推行比利时殖民政策效力,发展生产组织、购买农业所需工具、监督教育和医疗工作、修路护路等;(2)建立土著金库,酋长负责征税,酋长薪水按所辖区大小由政府支付,另外按殖民官吏对酋长收税成果进行的三级评议,酋长还可获税款的部分回扣;(3)各酋长区,专区建立贵族参议会,酋长区参议会的成员由基层家族头人组成,而专区参议会成员则由专区的专员任命的酋长、区法庭成员组成;(4)明确规定欧洲人不能将土著部落土地宣布为无主土地而任意占领,须经政府核实后才能占用.
上述法令表明,这一阶段比利时在殖民政策上较前期更注②TheCambridgeEncyclopaediaofAfrica(《剑桥非洲百科全书》),Cambridge1981,p.
188.
意发挥土著政体的传统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使土著政体朝自治发展的设想,而纯粹出于经济目的.
这种在表面上承认土著传统政体、重视土著基本要求、努力将土著放置于传统生活之中的做法有了明显结果,酋长成为殖民政府与传统土著组织相联系的重要环节,政府只要严格控制住酋长,等于控制了整个土著社会.
1937年,比属刚果的殖民官吏仅有2348名,却有效地统治着953万土著人①.
由于这个阶段殖民政府大力推广所谓伦理政策,重视殖民地长期积累,既将采矿业作为殖民经济的基石,又把农产品加工列为工业经济的辅助成份,从而扩大了资本投资.
到1930年代末,整个比利时的外来资本投资额累计高达1.
43亿英镑②,仅次于英国殖民地的总投资额.
一位比利时驻刚果总督吹嘘,这是"完全文明"时期的到来③.
此外,从1926年起,比利时在卢旺达—布隆迪也实施行政改革.
与比属刚果不同的是,该地区保存了不少传统酋长国.
比利时殖民者接受了原德国统治方式,维持了单一、全能的酋长统治地位.
比利时驻节官以顾问身份控制这些传统统治者,利用当地胡图族与图西族的民族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
2.
葡属殖民地统治方式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政策也略有变化,这种变化与宗主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密切联系.
1926年是葡萄牙对非政策转变的重要年代.
1910—1926年,葡萄牙国内局势不稳定,既无基金又无人力去处理非洲事务.
1926年革命后成立了新的军人政府,颁发了《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殖民地土著政治、民事和刑事法则》,后来又根据此法规颁布了具体法律.
1930年,安东尼奥·萨拉查出任殖民大臣,并于1932年就任总理.
他推行的殖民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坚持自19世纪以来仿效法国实行的一体同化政策,拒绝给予殖民地立法权和重视土著利益的允诺,但在具体的殖民地行政、司法政策上又有宽松的调整.
鉴于葡萄牙本国经济状况不佳,萨拉直坚持不提供宗主国援助来维持殖民地的政策,因此葡属殖民地一直是非洲最落后的一个地区.
萨拉查的殖民政策主要反映在1930年的《殖民法》、1933年的《帝国体制宪章》和《海外行政改革法》中.
葡萄牙政府在政治上推行一体同化政策的具体做法是,将殖民地人口划分为两大类:土著与非土著.
土著即未被同化的非洲人,他们无任何政治权利,要向政府纳税,外出时要携带通行证,受制于劳力管制法规和宵禁令,随时可被强征为公共工程、政府管理的农场或私人企业劳动.
非土著包括欧洲人、亚洲人、混血种人和被同化的非洲人,他们均拥有葡萄牙公民的权力.
土著要成为被同化者的条件是能讲葡萄牙语,放弃非洲传统生活方式,在工商界合法受雇,须常向当局出示证明他们品行良好的文件,否则他们的特权会被取消.
这种长期实施的有选择的同化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1930年代末,安哥拉的被同化的非洲人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六,而莫桑比克仅为万分之三.
相反,许多葡萄牙移民、官吏为了更有能力适应非洲的生活,甘愿接受当地的生活方式.
20世纪后,绝对的"一体同化"概念已被大多数人所淡忘,而殖民地自治思想开始流行.
葡萄牙将非洲各殖民地划分为四级行政区:大区、哨所、①A.
N.
Holcombe,op.
cit,p.
19.
②H.
A.
Wieschhoff,op.
cit.
,p.
21.
table2.
③TheCambridgeEncyclopediaofAfrica,p.
189.
区、小区.
各殖民地实行总督负责制;大区由区督任最高行政长官;区督之下是具有军事兼行政双重身份的哨所所长职位,反映出葡属殖民地统治军事化的特征.
最基层为小区.
在1930年代,葡萄牙殖民当局也采纳了部分英国的间接统治的方式,保留或恢复了一些世袭酋长,给予他们某些行政权力,还专门成立由葡萄牙官吏负责、由两名非洲人任助理法官的土著法庭,声称要保证非洲人的权利.
葡萄牙虽为最早侵略非洲的殖民国家,但长期忽视对非洲的移民和投资.
安哥拉一直被视为犯人流放地,而莫桑比克实际上成为英国经济利益的扩张地.
西非几内亚等葡属殖民地的地位更差.
长期以来,葡属殖民地盛行强迫劳动制度.
虽早在1901年和1921年明文规定禁止实施强迫劳动,实际上依然存在,并成为南非和附近其他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地.
1901年,葡萄牙殖民当局与南非签订的招工协议,每年向南非矿区输送10万劳工,南非则获得使用洛伦索·马贵斯港口的货运权;1914和1934年又达成向南罗得西亚输送1.
5万名劳工的协定①,还专门指定一名负责劳工事务的官员,由他负责签发通行证,并对在南非逗留一年以上的劳工征收费用.
葡萄牙从输送劳工的贸易中每年获取8000英镑的收入②.
除向国外输送劳力外,葡萄牙殖民当局还将在本地招募的劳工强制性分配到国营或私人企业劳动.
有的劳工被派去修建道路工程,也有的被送往安哥拉东北省开采钻石,还有不少人被强迫种植棉花、咖啡、稻米等作物.
1938年,莫桑比克土著须按规定每年为当局种植半公顷棉花.
残酷的剥削压榨使不少葡属地上的非洲人背井离乡逃亡他地.
据统计,尼亚萨兰的葡属殖民地难民在1933年高达4万人③.
3.
意属非洲殖民地的扩大和统治意大利为最晚加入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之一.
一次大战前,它主要致力于在北非利比亚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并于19世纪末占领红海的几个港口组成厄里特尼亚领地,又占领了索马里.
一次大战后,意大利虽然从英国手中获得肯尼亚—索马里边界的朱巴峡谷,还使法国让给它利比亚南边的一块沙漠,但仍不满意凡尔赛和约制定的分赃方案,加紧殖民地扩张.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公开鼓吹要把殖民地当作意大利的原料产地和殖民的理想场所,使它们服务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战略需要,同时把殖民地人民变成不折不扣的奴仆.
1920年代,意大利用残酷镇压的手段完成了对利比亚昔兰尼加的军事占领,并开始向利比亚移殖意大利农民,20年代末又扩充了意属索马里的版图.
1930年代初,意大利把注意力转向名义上独立的埃塞俄比亚.
1932年,殖民部长德鲍诺将军考察了厄里特尼亚,随后制定了"意大利的未来必须在东非寻找殖民地"的殖民扩张政策①.
为了准备殖民战争,意大利增加对厄里特尼亚、索马里的投资,用以改善道路、扩建港口.
1934年12月,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在意属索马里边界发生军事冲突.
埃塞俄比亚皇帝上诉国联要求国际仲裁,但国联将此事拖延了11个月.
意大①W.
M.
Hailey,op.
cit.
,p.
1317.
②R.
L.
Buell,op.
cit,vol.
l,p.
33.
③W.
M.
Hailey,op.
cit.
,p.
1371.
①TheCambridgeEncyclopaediaofAfrica,p.
187.
利积极准备战争.
英法却纵容姑息,不进行有效的军事或经济制裁.
意大利最终于1935年10月3日向埃塞俄比亚开战,但最初战争进程缓馒,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抵抗.
1936年初,意军使用毒气迫使埃军溃退,5月5日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5月9日,意大利宣布意大利国王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成立由埃塞俄比亚、厄里特尼亚和索马里组成的"意大利东非大帝国".
该帝国在行政上划分为五个省份,各省督由将军们兼任.
意大利实施的统治方式极其严酷,法律禁止种族混居,首都和各大市镇专门划出欧洲人区和土著人区;还禁止土著人受教育,以防止土著知识阶层出现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意大利占领下的埃塞俄比亚经济极度萧条,投资者纷纷离境.
由于缺乏资金,限制了意大利的大规模移民计划.
当地民众的反抗斗争也一直在进行着.
1937年2月发生刺杀总督格拉兹阿尼将军未遂事件后,意军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当地居民.
反抗斗争更加激烈.
1938年阿奥斯塔公爵任总督后,继续执行种族主义政策.
意大利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是20世纪法西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也是列强争夺殖民地长期矛盾发展的后果.
五、白人移民殖民地对非洲人种族歧视制度的强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的白人移民殖民地积极推行有利于白人移民的政策,通过颁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法律,确立了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制度.
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占当地人口比例分别为20.
9%和13.
6%,位于各殖民地之首.
白人移民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在0.
5—10%的殖民地有法属摩洛哥、突尼斯、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肯尼亚、贝专纳兰、斯威士兰、西南非洲等地.
上述地区白人移民数量多的主要原因是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白人移民与非洲土著人的矛盾表现在土地、劳力问题方面,经济上的冲突导致白人政府当局强化对土著人政治上的歧视性统治,这是白人移民殖民地的普遍特点.
1.
法属北非的殖民统治特点法属北非的欧洲移民在1938年已达145万之多,其中阿尔及利亚约100万、摩洛哥25万、突尼斯20万.
由于北非在商业和军事上的重要价值,法国在北非一方面大力培植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和与当地采矿业有关的工业企业,直接投资建立现代生产中心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任用大量政治上野心勃勃的移民担任各级官吏,操纵殖民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摩洛哥和突尼斯名义上虽为法国"保护国",自己拥有主权,但实质上受法国外交部控制,所有的法律均由法国大驻节官起草,再以摩洛哥素丹和突尼斯贝伊的名义颁布.
在突尼斯贝伊的内阁中,外交部长为法国大驻节官,作战部长为法军总司令,其他官员虽为当地人,但都处于法国官吏的严密监督之下.
摩洛哥素丹等官员虽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权力,但这也是法国大驻节官里奥代将军(1912—1925年在任)为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当地部落而推行的一种维持当地现状的政策.
法国努力在突尼斯、摩洛哥发展欧式教育,选派青年人去法国留学,然后任用这些人在当地政府机构或军队中为法国殖民者服务.
不过,这批精英一旦未获得与自己经历相称的职务,就会表示强烈不满,加入反法的政治团体.
1920—1930年代北非出现的不少反法政治运动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精英人士.
摩洛哥1921—1926年爆发的里夫起义给予法国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被誉为"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斗争①.
突尼斯则出现了以布尔吉巴为首的新宪政党运动,通过政治斗争争取国家自治.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更侧重同化政策.
不过,由于伊斯兰文化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民众之中,法国文化的渗透力很弱.
许多阿拉伯人虽然有资格获法国公民地位,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原有宗教信仰,因此被同化的人数极少.
殖民政府制定了许多不利于土著居民的土地、税收、司法政策.
法国长久以来想把阿尔及利亚建成白人自耕农殖民地,一直以各种手段兼并其土地,到1934年大约400多万英亩的最好土地落入移民之手,而土著获得的却是移民不愿要的贫瘠土地.
土地问题一直是白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焦点.
为了加强统治,法国将阿尔及利亚全境划分为三种地区:移民占主要人口的公民区;移民与土著人混居的混合区;无移民的阿拉伯人区.
白人移民享受法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有选举权、组织政治团体和工会权,在经济上也有种种特权.
土著居民除了少数土著官吏、归化人以外,均处于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的状况.
他们不属于公民而是法国臣民,要服从《土著法典》的管理.
该法典规定行政官吏在其辖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行政、司法、监察职能于一身,对土著的惩罚相当严酷.
移民势力除在政治、经济上排斥土著居民外,在阿拉伯人受教育问题上也极力阻挠.
他们认为"会读书的土著对法国是个危险"①.
因此,土著居民受西方教育的人数极少,而移民拥有的教育设施却发展很快.
一次大战后,法国当局迫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日趋高涨的反抗斗争,开始实施某些松动的同化政策,并任用少数阿拉伯显贵参加咨询性机构的工作,但这些土著代表的数量很少.
如为大总督提供咨询的财政委员会有三个分会,其中一个分会里有24名土著代表,仅占全部成员的1/3;另一高级参议会中的土著代表也仅占3/10比例②.
1930年代法国左翼势力上台,也试图缓解同阿尔及利亚的矛盾.
1925—1928年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出任人民阵线政府国务部长的莫里斯·维奥莱特是推动殖民政策改革的积极鼓动者,曾著《阿尔及利亚会生存下去吗》一书,要求给予有资格的穆斯林以行政职位,建议不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和不通过同化方式来实现代议制,从而体现"最终的个人政治平等".
1937年,人民阵线政府制定了《布鲁姆—维奥莱特计划》,建议授予北非2万名"精选"的穆斯林以法国公民身份.
然而,即使这一极为有限的改革之举,最终还是因白人移民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一位西方人士指出:"在阿尔及利亚,处理土著问题成为整个法国帝国最令人忧虑的一份差事"③2.
南非及其他英属殖民地种族主义政策的强化与法属北非不同,南非联邦1910年成立后,排斥了来自宗主国对其事务的干预,成为非洲大陆拥有最大自治权的白人移民国家.
白人移民控制了南非87%以上最好的土地,并以黄金、钻石矿为基础扩展了工业经济,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
非洲土著被挤到贫瘠、偏远的地区,在哪里因人口膨胀、土地匮乏而经济衰退,逐步成为白人经济廉价的非技术性劳动力的来源.
①EncyclopaediaBritanica,vol.
4,p.
902.
①TheCambridgeEncyclopaediaofAfrica,p.
178.
②H.
A.
Wieschhoff,op.
cit.
,p.
40.
③H.
A.
Wieschhoff,op.
cit.
,p.
94,98.
两次大战之间是南非阶级关系尖锐化、种族主义政治体系最终成形的时期.
长期以来,南非财富分配不均,不仅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而且在白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贫富悬殊现象.
例如,在邻近约翰内斯堡的兰德产金区,有大批由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成千上万被迫离开土地的贫穷白人组成的白人工人阶级,他们由强大的工会所代表,注重保卫自己的地位,反对在工业领域招雇更多数量的非洲人.
上层社会中讲英语的白人移民控制着工商业,而数量占优势的南非土生白人则牢固控制着议会代表的多数票,压制了代表城市、工业中心的讲英语移民的选举力量.
1924年南非大选中,以史末资为首的南非党失败,而代表白人矿工利益的工党与由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土生白人的国民党合作,共掌政权.
这两党均主张巩固白人特权,尤其维护白人工人的利益.
1925年之后,一系列不利于非洲人的立法纷纷出笼.
据统计,在赫尔佐格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30多项种族隔离的法律、法令和规章条令,他本人被称为"第一位将土著政策作为整体来研究的首相"①这些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排斥非洲人的立法,主要包括通行证制度、《工业调解法》、《土著代表法》、《联邦土著议会法》、《土著土地法修正案》、《有色人种权利法》,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土著住区法》、《矿山及工作修正案》、《工资法》、《暴乱集会法》等等.
这些立法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将非洲人的基本权利限制在最低程度之内,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控制非洲人劳力供应以适应白人经济的需要.
为了保证非洲人保留地能正常提供劳力资源,稳定社会机制,1930年代的土地法还将保留地的面积增加到南非总面积的13%,并推广间接统治方式,加强对土著的政治控制.
通行证制度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实行,最初是为了控制土著人口流动,保护白人移民利益.
后来其功能逐步扩大.
南非1923年颁布《土著(城区)法第二十一号》,开始控制流入城市的土著数量.
1937年的《土著法修正案》,规定了白人雇主招聘土著的数量.
南非四个省份的通行证制度各有特点:开普省较松弛,仅对去国外的非洲人和进出特定个别土著保留地的非洲人要求通行证;纳塔尔省的土著虽可在本省内自由旅行,但在城区受《宵禁法》的制约;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省则严格实施,对进出两省或在省内非土著居住区旅行、进出矿区的土著人均要求持有通行证.
在南非,1930年因违犯通行证制度而被捕并被罚款者人数为3.
2万人,1936年达6.
2万人.
南非当局1938年因此获得的罚款达50万英镑.
是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也指责南非当局将通行证制度"过分强加于劳苦大众身上加剧了土著不满"①.
除南非外,在南罗得西亚、比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肯尼亚等地也实施类似的通行证制度,有的地区还将它作为土著的纳税登记卡,有的地区作为身份卡、劳动合同记录等.
《土著代表法》完全剥夺了土著的议会代表选举资格.
在联邦成立时,开普省的非洲人还拥有议会代表权.
但根据新颁布的《土著代表法》,这些有限的权力也全部丧失,取代的方式是非洲人有权选三个白人,代表他们在议会的利益;同时又严格规定选民资格,仅从1930—1933年就有约6000名①R.
L.
Buell,op.
cit.
,vol.
1,p.
136.
①H.
A.
Wieschhoff,op.
cit.
,p.
48.
开普非洲人因财产收入不合选民资格而被取消公民权①.
《联邦土著议会法》则推行由亲白人的非洲酋长对广大非洲人进行分而治之的间接统治的政策.
该法规定,保留地的非洲人选举出土著酋长任议会代表,其他地区的非洲人代表由政府指定.
土著议会有权讨论并通过有关土著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议案,但不能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
该法要求把特兰斯凯制度扩大到其他土著保留地.
特兰斯凯是位于开普省的南非最大土著保留地,自19世纪起白人政府就利用早先的酋长和头人进行统治,派遣白人官吏监督和指导.
全区在1920年代共划成27个区,每区由白人区长管理.
区下划有居民点,由政府任命的土著酋长管理.
每个区有区委员会,成员是区长和来自各居民点的酋长,他们每季开会,处理日常工作.
特兰斯凯的最大权力机构是设在乌姆塔塔的特兰斯凯地区大委员会(当地语称"班加",意为"大讨论会"),其成员包括所有27名白人区长和各区委员会的81名土著酋长,此处还特邀有影响的3位大酋长参加,以拉拢当地传统势力.
"班加"的主要功能是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
按规定,政府的土著事务部在采取任何重要行动前应征询"班加"成员的意见.
特兰斯凯制度虽然在方式上与间接统治有相似之处,但它具有的重要特点是推行非部族化政策,全区的居民点不按部族分布来划分;对选用的传统酋长严格控制,这些酋长并非被承认具有完全的传统权利,表现在过去酋长控制下的土地公有制被取消,酋长们事实上被培养成政府的公务员.
1920年代,特兰斯凯大约916名酋长按为政府效力时间长短而获取薪金,每年12—36英镑不等;凡为白人当局工作长达25年者,还可获得养老金②.
特兰斯凯制度在很多方面又类似法属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做法,一方面对传统的酋长又利用又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殖民当局对土著社会的政治控制.
著名非洲研究专家布埃尔曾指出,特兰斯凯的约100万土著是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白人区长有司法权、收税权,又在警察的协助下维持治安,是本区唯一的统治权力,取代了传统酋长的"法官和土地保护者"的职能①.
对土著在政治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以经济上排斥、掠夺非洲人为基础的.
南非、南罗得西亚,西南非洲等地在1930年代实施了《工业调解法》,该法令明确推广工业上的种族政策,把非洲劳工排斥在技术劳工范围之外,只准许他们从事出卖体力而工资低廉的粗活、零活,由白人工人干技术或半技术工作.
南非政府的这项法令不承认非洲工人有权成立工会和罢工,而白人工人却有这样的权利.
以种族为界限来划分的工人阶级自然丧失了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力量.
白人殖民当局推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掠夺土著的土地.
仅占南非总人口约20%的白人移民占据了多达87%的土地;南罗得西亚、斯威士兰也高达49%;肯尼亚为7%,贝专纳为6%,西南非洲、尼亚萨兰、黄金海岸、北罗得西亚也在3—5%.
上述地区划出的土著保留地或居民区人口膨胀,土壤肥力下降,农业生产萧条.
经济压力迫使大批土著离开土地,去白人农场或工矿区工作.
1920年代,特兰斯凯地区每年有近半数以上成年男子在外工作6—9个月②.
强占土著的土地,驱使土著劳力成为①W.
M.
Hailey,op.
cit.
,p.
161.
②R.
L.
Buell,op.
cit.
,vol.
1,p.
88.
①R.
L.
Buell,op.
cit.
,vol.
1,p.
90.
②R.
L.
Buell,op.
cit.
,vol.
1,p.
105.
白人农场主的佃农和白人工矿主的劳工,这是每个白人移民殖民地的普遍现象,所有种族主义的政治立法均是为维持白人的经济特权服务的.
第二章两次世界大战间非洲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阶级状况的变动一、帝国主义在非洲的资本输出形势及其特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西方各国在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不仅把非洲殖民地作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且进一步作为它们输出资本的场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向非洲的资本输出大大加快了.
据统计,截止1936年,帝国主义各国在南部非洲殖民地的投资大约为12.
22亿英镑.
其中投资额占第一位的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次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第三位是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在非洲的投资居第一位,约占总投资额的1/2;法国居第二位;然后是比利时、美国和葡萄牙等国.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资本输出有三个特点:第一,投资方式多样.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的投资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资本的投资;另一类是国家投资.
前者更为重要.
私人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银行和垄断公司进行的,如开设商业公司、矿业公司、种植园公司等.
它们垄断殖民地的商业、矿业和农业,以达到控制其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主要操纵在英国三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麦加利银行、英属西非银行)及其支配下的垄断公司手中.
法属西非国家的经济则由法国西非公司和西非商业公司以及尤尼莱佛公司控制,其中西非商业公司在非洲的分公司就达600多个.
在葡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外资经营的三家大农业公司(尼亚萨公司、莫桑比克公司和赞比亚公司)所取得的租让地面积占莫桑比克总面积的50%以上,达42.
3万平方公里①.
在安哥拉,1917年建立了安哥拉钻石公司,另外还有几家石油勘探、开采公司和各种农业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积极向非洲渗透.
30多家美国公司在非洲经营橡胶业、石油勘探业和农业.
国家投资的形式一般有发展基金、贷款和拨款三种.
这些款项主要用在交通、公共设施上,如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
英国、法国、比利时称之为"殖民地发展基金".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修铁路源于1890年,一次大战后迅速发展.
铁路的大规模修筑,是适应西方国家加强掠夺非洲农矿资源的需要的.
英国驻尼日利亚总督卢加德曾经作过一次周密的计算,他说:"在非洲一列具有普通载运量的火车能够抵得上13000个非洲人搬运夫的劳动量,而所需费用只有人力运输的1/12.
"①至1937年,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一共修了61700多公里①帕蒂·里查德《葡萄牙人在非洲》,葡萄牙文版,里斯本1959年,第35页.
①F.
D.
Lugard,TheDualMandateinBritishTropicalAfrica(《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London1922,p.
463.
的铁路,平均年修筑1300多公里.
英属殖民地铁路修建的规模大、速度快.
例如,为了运输苏丹新建植棉区的棉花,它修通了一条从散纳尔经卡萨拉到达海亚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线.
在黄金海岸,英国用于修筑铁路的费用达1000万英镑.
1925—1935年,英国投资1380万英镑,在南罗得西亚修建铁路.
在一次大战后的20年间,法国在其统治下的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修建了2000多公里的铁路.
其中从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铁路,是1922—1934年用了13年时间才修筑完成的,耗资9.
3亿法郎②.
比利时在非洲殖民地修建铁路,1932年耗资已达3800万英镑③.
此外,经济落后的葡萄牙也在殖民地积极修筑铁路.
1929年它在安哥拉建成了本格拉铁路,耗资1300万英镑④.
除铁路外,重要的交通设施是公路和港口.
黄金海岸形成了公路网,1919年达到了6300多英里;同时又扩建了4个港口,运输网络将金矿产地、可可种植地区同主要城市和沿海港口联在一起.
肯尼亚的白人统治当局仅在1936年就拿出5万多英镑修建道路.
比属刚果的公路修建从1930年代初开始,到1938年时已建成4.
3万多公里.
南非新建的公路到1936年时已有8万多公里,耗费建筑资金300多万英镑.
港口的建设发展也很迅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各殖民帝国在非洲扩建了一批天然良港,又新建了数十个港口;同时,又注意桥梁和灌溉工程的建设.
英国在1930年代投资10万英镑,建成了著名的赞比西河大桥.
法国花了大量的资金,修建了尼日尔河上游灌溉工程.
帝国主义国家还用贷款和拨款作为资本输出的手段,法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1931—1939年,法国向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先后提供了463万多法郎的资金.
英国先后向非洲殖民地提供了420万英镑的贷款①.
第二,投资发展不平衡.
据统计,1936年,外国资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投资数中,英属殖民地的投资为9.
41亿英镑,占77%;比属殖民地约占12%;法属殖民地约占6%;葡属殖民地约占5%.
这种不平衡现象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
此外,这些国家还要考虑投资的行业能否最快地带来巨额利润.
黄金、钻石、稀有金属、有色金属的开采在当时是最热门的行业,此外还有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
一般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通常都采取私人资本投资和国家投资两种形式,不过比例不同而已.
非洲各殖民地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差别.
一些殖民地自然资源丰富,帝国主义便于直接榨取,因此私人资本投资异常活跃,在投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比如,到1936年为止,私人投资在比属刚果资本输入总数中为75%,黄金海岸为62%,南非为57%,尼日利亚为54%.
一些殖民地经济落后,资源较贫乏,帝国主义的国家投资在那里占优势,主要用于交通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
1936年时,尼亚萨兰获得的国家投资在资本输入总数中约为85%,苏丹为83%,塞拉利昂约为73%,法属非洲殖民地约为72%,肯尼亚和乌干达约各为68%.
在尼日利亚,到1936年为止,英国先后提供贷款近2000万英镑用以修建铁路,占铁路全部费用的90%.
1919—②W.
M.
Hailey,AnAfricanSurvey(《非洲概览》),London1957,pp.
1589—1590.
③W.
M.
Hailey,op.
cit.
,p.
1593.
④帕蒂·里查德:前引书,第46页.
①转引自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1924年,英国为在苏丹杰济腊平原实行发展种植棉花的庞大计划,向当地提供贷款1300万英镑,建设著名的散纳尔水坝,形成蓄水300万立方米的大水库,以解决灌溉问题.
诚然,当局承担的这些修建项目都是直接为殖民主义者剥削掠夺殖民地服务的.
第三,投资集中于采矿业和富矿地区.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又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采矿业成为吸引西方投资的关键经济部门.
发展采矿业需要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实施严密的劳动管理制度,这造成了外国资本向采矿业倾斜的局面.
从地区分布上看,矿业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南部非洲地区.
1939年时,投放在北罗得西亚矿业上的资本约为2000—2500万英镑.
在比属刚果,1939年的外国私人投资比10年前净增10倍①.
到1934年时,仅投放于南非各金刚石产地的外国资本累计2000万英镑.
至1936年,外国资本在南部非洲国家的投资情况如下表②.
国别投资数(百万英镑)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总投资数的比例(%)南非52342.
8西南非洲322.
8比属刚果14311.
7南、北罗得西亚1028.
4总计80065.
7这就是说,外国资本集中于采矿业,投资在南部非洲五个地区的外国资本达到8亿英镑.
这个数字占当年西方殖民国家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总投资数的2/3.
与此相比,外国公司在主要生产农业原料的地区投资较少.
至1936年,外国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苏丹、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投资情况如下表①.
国别投资数(百万英镑)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总投资数的比例(%)尼日利亚756.
1黄金海岸352.
9苏丹433.
5肯尼亚和乌干达463.
8总计19916.
3以上五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农业国,1936年投放到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还不到2亿英镑,不足当年西方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总投资额的1/6.
①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141页.
②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141页.
①陆庭恩:前引书,第142页.
如果按人均计算,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方国家的投资取向.
1936年,南非人(包括非洲人、印度人)人均得到的投资额为56英镑,南、北罗得西亚为38英镑,比属刚果为13英镑.
而采矿业不发达、盛产农业原料的殖民地人均获投资额(英属东非)为8英镑,英属西非殖民地为4.
8英镑,其中尼日利亚只有3.
9英镑;法属殖民地人均获得投资额为3.
3英镑,其中法属西非八个殖民地仅为2.
1英镑.
综上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殖民国家除了继续在非洲大陆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外,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特征是实行资本输出.
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非洲输出资本,牢牢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
二、非洲经济的畸形发展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广大非洲国家,完全没有可能根据本国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资本用来发展民族经济,只能听凭宗主国任意支配和掠取.
非洲经济完全为西方殖民国家所操纵,成为宗主国经济的附属部分.
非洲各地区的经济无法正常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片面地生产某几种甚至一种初级产品,造成少量农矿产品的发展与其他农矿产品、粮食和加工制造业发展严重失衡;城市经济膨胀,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严重失衡.
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非洲大陆形成了殖民地畸形的经济结构.
1.
殖民地采矿业的片面发展西方殖民者看到,在地大物博的非洲大陆发展采矿业,直接攫取天然财富,能迅速获得高额利润.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殖民国家便纷纷派遣大批勘探、测量人员赴非洲,考察那里的矿产资源.
这一时期探矿工作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新发现了许多蕴藏量丰富的矿区.
比如,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等西非广大地区发现了铁矿,锰矿在西非地区也多处发现.
在黄金海岸发现了第一批金刚石矿.
甚至历来被认为鲜有矿产的东非也相继发现了矿床,如乌干达的煤矿、锡矿,坦噶尼喀的金刚石矿等,尤其在维多利亚湖的东西两侧都发现了黄金矿带.
在南部非洲地区新勘探到若干矿藏,进一步证实该地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地带之一.
除了著称于世的黄金矿和金刚石矿外,人们在南非还新发现了大量的白金矿和锰矿.
北罗得西亚铜带的发现更引起西方列强的重视.
此外,西南非洲的金刚石矿储藏有大规模的发现.
比属刚果发现了稀有金属、有色金属矿藏,其集中程度在世界上是鲜见的.
殖民者在采矿业投放了大量资金,用以勘探设计、购置设备、扩大采矿规模.
另外,殖民当局将大量投资用于修建铁路、公路和港口,方便了矿石的运输和劳工的流动,有利于大规模开采非洲大陆的矿产资源.
西方殖民国家的贪婪掠取,刺激了殖民地采矿业的迅速发展.
两次大战之间,非洲矿产量急剧增加,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试以1925—1929年的情况与1938年的情况比较如下①.
①W.
M.
Hailey,op.
cit.
,p.
1326.
矿产品种类1925—1929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百分比1938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百分比金刚石9098锡6.
313铜7.
321.
3锰16.
437.
6白金1220此外,1938年时,非洲钴、黄金和铬矿石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75%、46%和40%,这在世界各大洲中名列首位.
西方殖民国家采掘黄金主要集中于三个国家:南非、南罗得西亚和黄金海岸.
南非著名的兰德矿区1938年出口的黄金价值7160万英镑.
1930年代南非的黄金生产一直处于高涨时期,激起勘探黄金的热潮,吸引了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冒险家和投资者.
1930年代末,在奥伦治又发现了一个金矿群.
南罗得西亚的黄金开采量逐年增加.
1930年代前半期,小型金矿开采得到很大发展,吸引了1300多名新来的采金矿业主.
1926年开采的黄金价值为250万英镑,1938年增至580万英镑.
黄金海岸以开采黄金闻名,一次大战后有4家公司在那里从事黄金开采;到1930年代末,采矿公司增加到15家;1938年的黄金产量比5年前增加了4倍;至1936年,所采黄金精炼后的价值为180万英镑①.
此外,在比属刚果、北罗得西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等地,西方垄断公司也大力开掘金矿,赚取巨额利润.
非洲金刚石的开采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西方列强的掠取集中在南非、西南非洲、比属刚果、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安哥拉等盛产金刚石的殖民地.
西方开采公司在1870—1934年的64年时间里开采并掠取的金刚石价值3.
16亿英镑,其中一次大战后的产量占的比重很大.
比属刚果、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的产量增加最快.
与1920年相比,比属刚果1936年的产量增加了20多倍.
黄金海岸于1919年才发现金刚石矿,西方资本家随即涌向这里开始大规模开采.
1936年黄金海岸金刚石的出口量达148.
9万克拉,出口价值60.
1万英镑.
外国垄断资本也十分重视铜矿开采,这在比属刚果和北罗得西亚最为突出.
比属刚果的铜产量1919年只有2.
3万吨,1925年增加到8.
9万吨,1936年达到9.
75万吨.
另外,在北罗得西亚,外国公司也投放大量资本用于开采和掠取铜矿,1924年该地区输出的铜矿石价值为7000英镑,1929年剧增至23.
7万英镑,1938年又增加到885.
9万英镑②.
非洲钴的产量也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比属刚果是最重要的产地.
1913年该地的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1929年的产量又比1913年增加了3.
5倍.
在西非、东非等所有发现新矿藏的地区,西方国家都大力投资予以开掘.
①W.
M.
Hailey,op.
cit.
,p.
1503.
J.
F.
Munro,AfricaandtheInternationalEconomy,1800—1960(《1800—1960年的非洲和国际经济》),London1976,p.
②R.
Hinden,PlanforAfrica(《为非洲设想的计划》),London1941,p.
50.
在黄金海岸,一次大战后发现锰矿,最初的年开采量只有几千吨,1925年上升到39.
9万吨,价值71.
5万英镑.
坦噶尼喀储藏的锡、煤和铁矿也得到开采,1936年该地锡矿的产量价值为4.
1万英镑.
外国垄断公司将廉价开采的矿产品运往欧洲或美洲高价出售,从中牟取丰厚的超额利润.
比属刚果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仅在1929年一年里即获得纯利润157.
9万英镑.
南非所有开采金刚石的公司到1934年时支付的股东红利共计8000万英镑,为投资额的4倍.
西方殖民国家将矿物原料运回欧美,加工成工业品后又以高价向殖民地销售.
通过剥削非洲人廉价劳动力掠取的矿物与高价返销到殖民地的制成品之间的剪刀差所形成的高额利润为西方国家所攫取,促进了宗主国经济的发展.
剥削殖民地人民,掳掠其物质财富,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采矿业的片面发展,导致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地区国家如南非、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以及西非的黄金海岸等国的经济严重依赖采矿业.
如在1935年,南非、南罗得西亚和比属刚果出口的黄金分别占三国该年原料出口总值的72%、64%和46.
7%.
北罗得西亚出口的铜矿石占当年出口总值的61%.
片面发展采矿业使广大非洲国家严重依赖生产和出口少数几种甚至一种初级产品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
这种不合理的经济格局形成使非洲的社会经济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埋下了妨碍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祸根.
畸形经济结构的格局在今天的广大非洲国家中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困扰着它们的社会和经济,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难以均衡、协调地发展,并使国家经济基础脆弱,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经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剧烈冲击.
2.
殖民当局强迫非洲农民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宗主国强迫非洲农民放弃原先为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而种植的传统农作物,改为大量种植专供出口的经济作物,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殖民国家进一步控制非洲经济、掠取经济财富的另一项重要手段.
在殖民当局的统治下,非洲大部分耕地被迫用于种植少数几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橡胶树、剑麻等用作工业原料的作物,棕榈、花生之类的油料作物,以及可可、咖啡、丁香和葡萄等食用作物.
棉花是在许多国家被迫种植的一种重要作物.
埃及、苏丹、乌干达、尼亚萨兰过去种植谷物的许多肥沃土地改种棉花.
苏丹的植棉面积在20年代中期猛增5倍.
乌干达的棉花种植面积,在1914—1924年的10年间增加了5.
5倍,一度成为大英帝国内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产棉国,所产棉花绝大部分被运至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国家.
被迫种植棉花的还有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坦噶尼喀以及法属西非殖民地.
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种植棉花是殖民当局以乌干达为样板向非洲人强行推广的结果.
肯尼亚的种植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尼安扎省,1935—1936年度收获棉花61.
6万多包.
坦噶尼喀虽然种植棉花的时间不长,但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36年时年产量为6.
3万多包,全部经海路运往英、法等国.
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尼日尔河盆地是主要的棉花种植地区.
多哥中部高原是法国在西非强迫种植棉花的另一个中心.
法国的赤道非洲殖民地由四家贸易公司指导当地农民种植棉花,产量逐年增加;1934—1935年度,这四家公司共取得1500吨棉花.
比利时从1917年起在刚果强迫当地人种植棉花,后成立一家公司负责收购和初步加工,1936年棉花产量达8.
95万吨.
埃及是英国最重要的棉花供应基地.
早在1904年时,埃及已有60万公顷土地种植棉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左右.
1922年起,英国迫使埃及农民不断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至1920年代中期,全国可耕地中有1/3用于棉花种植.
埃及出产世界著名的长纤维优质棉花.
为了保证英国的纺织工业取得廉价棉花,商业垄断公司控制着棉花的收购,使产量85%以上的棉花输往英国.
同时,英国又规定埃及必须从英国购买各种棉织品,英国产品由此潮水般涌入埃及.
英国公司在埃及花费5埃镑收购的棉花,在英国制成棉织品后,出售给埃及消费者时价格已高达100—200埃镑.
殖民者赚取利润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棕榈仁和棕榈油是殖民者在非洲进行掠夺的重要油料作物.
在西非、赤道非洲殖民地,英国、法国迫使当地非洲人栽植棕榈树,采集果实进行初步加工,将棕榈油运往欧洲满足西方国家的需要.
以1936年为例,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多哥和喀麦隆的棕榈产品出口量分别为38.
6万吨、1.
3万吨、3.
4万吨和5.
54万吨.
可可盛产于西非和东非地区.
两次大战间,黄金海岸的可可出口迅速增加,1910年仅有536吨,1939年高达23.
6万吨.
自1920年代中期起,黄金海岸的可可豆出口量始终保持在占当时世界可可供应量的50%左右.
此外,在多哥、坦噶尼喀的内陆地区,可可出口量也逐渐增加.
烟草在撒哈拉以南广大地区的种植也增加很快,以尼亚萨兰、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几地产量较高,尤以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出口量的增加最为突出.
1914年南罗得西亚出口烟草300万吨,1928年增至2500万吨①.
以后仍持续增长,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烟草出口国.
咖啡的种类很多,其产地也遍及撒哈拉以南广大地区.
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等东非地区国家产量最高.
其次是塞拉利昂、多哥、比属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国,产量也颇高.
除上述经济作物外,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种植的花生、利比里亚、比属刚果和法属赤道非洲种植的橡胶树,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等地种植的剑麻,以及桑给巴尔的丁香、阿尔及利亚的葡萄等,产量都很高,增幅很大,供出口至西方满足欧美殖民国家的需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大陆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很快,许多作物在世界总产量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几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棕榈产品、可可、花生、芝麻等在十几年内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增加了数倍,尤其是丁香、剑麻等作物的产量增幅之大,在世界植物种植史上是罕见的.
①J.
F.
Munro,op.
cit.
,p.
128.
农产品种类1925—1929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百分比1938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百分比棕榈仁93.
697棕榈油93.
670可可62.
965花生23.
760丁香无确切统计90芝麻7.
747剑麻无确切统计70为了迫使非洲人放弃传统农作物的生产,改种宗主国所需的经济作物,西方殖民当局采取了各种手段.
其一,加强政府干预.
在法属西非殖民地、赤道非洲殖民地和比属刚果,殖民当局强制建立土著合作社,由当地的殖民官吏直接管理和严格控制,强令非洲农民参加.
土著合作社强迫农民种植宗主国所需的棕榈、花生和棉花等作物.
由殖民官吏委托少数非洲人向农民分发种籽,检验产品,规定收购价格.
土著合作社后来发展成销售组织,负责把大量农产品出售给加工公司或出口公司.
英国则在其东非和中部非洲的殖民地强制推行"多种庄稼运动".
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法令,规定由酋长发动非洲农民种植一定数量的咖啡、剑麻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农民必须向收买商或商业公司交售收获物.
殖民当局对酋长们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使其千方百计地迫使所管辖的农民多种经济作物.
在一些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一些地区,如比属刚果、法属西非殖民地、英属西非和东非殖民地的一些地区,殖民当局直接加强对非洲农业的控制,颁布法令明文规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和数量,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
其二,给予优惠条件.
英国和比利时先后于1919年和1924年实行帝国优惠制.
法国在1928年修改了过去实行的帝国关税政策,进一步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葡萄牙也在1930年代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贸易中推行最惠国待遇协定.
这些措施旨在以优惠待遇保证宗主国向其殖民地实行商品倾销,并以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排斥他国向本国殖民地输入商品,也保证了殖民地的农业原料大量输入宗主国.
宗主国提供的一些优惠条件,如收购农产品的价格略高于来自所属殖民地以外的原料,进口所属殖民地的原料税收也略低一些,人为地刺激殖民地不断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其三,征收高额捐税.
殖民当局迫使非洲农民为了缴付规定的高额现金税,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可供出售的经济作物以换取现金,并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
这种压迫手段盛行于法属西非殖民地、葡属非洲殖民地和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
西方殖民国家还积极鼓励欧洲人向非洲移民,使其占据大量良田,经营农场或种植园.
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采取措施促进欧洲人移居非洲,其中尤以英国最为突出.
英国于1922年颁布并实施《帝国殖民法》,规定每年拨出巨款安置迁往海外帝国的移民,许多英国人因而去非洲定居.
随着移民的大量移入,欧洲白人经营的农场和种植园数目迅速增加,从而扩大和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殖民当局实行专业化的经济掠夺,使各殖民地只是发展一两种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导致各个殖民地普遍严重地依靠单一经济作物的出口.
英属殖民地的情况最为典型.
以1935年为例,英属殖民地单项经济作物的出口占该殖民地出口总值的百分比如下:冈比亚出口的花生占98%,桑给巴尔出口的丁香占73%,乌干达出口的棉花占80%,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出口的棕榈产品分别占35%和47%.
也有一些英属殖民地虽然种植出口经济作物或矿物的品种有了增加,但也没有根本改变依靠单一出口经济作物的状况.
如尼亚萨兰至1932年时主要出口烟草,当年的出口占全年出口总值的86%;1935年茶和棉花的出口量增加,但烟草的出口仍占全年出口总值的42%.
黄金海岸在1929年出口的可可占全年出口总值的79%,后来黄金的出口量递增,但到1935年时,可可的出口仍占全年出口总值的56%.
在非洲其他地区情况也大致相同.
如法属西非殖民地主要出口花生,1934年出口的花生占该地区出口总值的49%.
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喀麦隆和多哥,大规模地种植可可,可可的出口分别占两国出口总值的31%和30%.
在葡属莫桑比克,由莫桑比克公司控制下的地区大量种植甘蔗,糖的出口占出口原料总值的66%.
宗主国强迫非洲殖民地种植单一农业经济作物,瓦解着那些地方原有的经济结构,使非洲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型经济迅速向着殖民地性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殖民地经济日益成为宗主国经济的附庸.
3.
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在殖民当局统治下,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广大农村经济却处于衰退破产的严重局面.
非洲殖民地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一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非洲的城市经济和近代早期西欧北美的城市经济截然不同.
后者往往是以发展制造业为基础,并且是在本国经济自然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
非洲的城市经济则是随着建筑在对外贸易基础上的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它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联系比跟本国经济的联系密切得多.
非洲城市(有的发展为大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地带或交通发达的地区,它们的主要经济职能有两个:一是聚集非洲内地生产的棉花、花生、咖啡、可可、棕榈产品、橡胶等经济作物和黄金、金刚石、铜、铬、锡、煤、铁等矿产品,使大量财富流入城市,又通过这些城市将非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往帝国主义国家.
它们成为非洲资源的转运站.
二是大量接纳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制成品,这些制成品中有不少是由非洲的资源加工制造而成的,通过商业渠道又将它们倾销到非洲内地.
非洲城市又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批发站.
非洲城市的发展起着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推动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的瓦解;另一方面又依靠无情地吮吸非洲人民的血汗,使非洲人民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里,非洲的城市在过去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据估计,190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只有140万人,占当时非洲总人口的1.
1%.
一次大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接着又经过二次大战后的10多年时间,到1960年时,非洲城市人口超过2000万人,占当年非洲全部人口的8.
1%.
两次大战间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西非殖民地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尤为突出.
尼日利亚南部地区城市经济很发达.
1920年代初,那里约有63%的非洲人居住在城镇(规模比城市小些),人口1—5万人的城镇有103个.
伊巴丹是最大的城市,1921年时拥有人口13.
67万人,此后仍逐年增加.
拉各斯是第二大城,1921年有9.
96万多人(一次大战前夕只有7.
5万人)①.
1930年代,拉各斯的人口又翻了一番.
此外,尼日利亚还有伊费、奥约、伊沃、阿贝奥库塔等著名城市.
黄金海岸的城市发展也很迅速.
以阿克拉为例,1914年时那里的人口刚接近2万人,1936年增加到3.
8万人.
北方重镇库马西在20世纪初只有3000人,一次大战后人口迅速增长,1931年达到3.
5万人.
法属非洲诸殖民地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
那里既是经济掠夺的中心,又是行政统治的中心.
试列举以下几大城市人口的增长②.
城市1921年1930年1938年达喀尔30000人69000人92500人巴马科14000人19000人22000人科纳克里9000人—13000人阿比让5000人0000人17000人塔那那利佛64000人93000人—卡萨布兰卡10200人—25700人两次大战之间,非洲有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由于近处开发矿藏或大规模发展种植园、农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如非洲著名的大城市约翰内斯堡是由于周围开发金矿的缘故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得到发展,1895年时拥有人口10万人,1911年增加到23.
7万人.
一次大战后随着金矿开采业的发展,约翰内斯堡的人口1931年达到38.
1万人①.
再如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过去曾经是个渔村,后来由于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作物集于此地,而后向海外转运,逐渐发展成为有1万多人的城镇.
经过一次大战后的10多年时间,到1931年已经发展到2.
4万人,早已是殖民统治的行政中心、东非著名的海港②.
非洲一些中等城市的发展,也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密切相关.
比如,尼日利亚的埃努古城的兴起,是依靠当地大规模地发掘煤矿.
一次大战期间,由于西非地区缺煤的刺激,1915年在这里开采了第一批煤田,两年后出口原煤达8.
3万多吨,主要运往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
一次大战结束后,煤矿开采持续增长.
原先是个村庄的埃努古作为原煤聚集待运地、欧洲技术工人和非洲劳工居住区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拥有数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非洲城市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城市的主人是欧洲统治者.
他们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是他们所有的,千方百计地保持他们对城市的独占权.
白①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181页.
②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182页.
①E.
Rosenthal,EncyclopaediaofSouthernAfrica(《南部非洲百科全书》),Lon-don1973,pp.
278-279.
②伊·基曼博、阿·特穆主编:《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77页.
人剥削者对非洲人始终坚持两条规定:一是需要非洲人劳动时,才准许他们进城;二是即使在城市里干活,但也不能同白人居住在一起,只能居住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许多贫困和破产的农民,为了逃避饥饿的威胁只好到城市去谋生,他们拥挤不堪地居住在朽木、洋铁皮、甚至破汽油桶搭成的小房子里,还有不少人无地可栖,蜷缩在被抛弃的汽车壳里、马路土堆旁.
非洲人无产者云集在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便遭受到很大的压力,结果进一步压低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使非洲工人的生活处境越来越悲惨.
在许多大城市的白人居住区,到处是漂亮的建筑、宽阔的道路,还有别致的大戏院、欧洲式的游乐场和夜总会,充满着巴黎和伦敦那样的风雅.
白人剥削者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度的生活.
在城市片面发展的同时,居住着非洲90%左右人口的农村却日益衰落.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地区之一.
那里还保存着古老的劳动工具(如手锄、带尖端的木棒等)和原始的耕作方法(休耕制、以人力为牵引、刀耕火种等).
非洲农民根据长期积累的生产知识,比较了解当地土壤的性能,也掌握了一些恢复土壤肥力的方法,懂得种植哪些适宜的农作物.
在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渗入农村之前,他们尚能依靠陈旧的生产方式,生产出足以保证他们维持生活的农产品.
然而,随着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掠夺、农业出口作物的种植、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大大恶化.
男子劳动力转移到白人矿山、农场和种植园,而妇女、小孩和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
甚至不少地区的年轻妇女也被迫外出做工.
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大量散失,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和耕作方法丝毫得不到改善,致使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下,引起了一种恶性循环:生产的下降使劳动力大规模外流,而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
英国殖民部在1935年对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三块殖民地农村作了个别调查后承认,由于劳动力流动到境外,1934年一年间里农业产量下降13.
1%.
非洲农村土地除被殖民当局征用外,许多土地又片面地发展单一出口作物的种植.
土地高度集约化经营,连年种植一种经济作物而不能休耕,也不注意保持土壤肥力,致使土地日趋贫瘠.
西非地区的农业素称发达,小农经济比较活跃,但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花生等出口经济作物,地力消耗殆尽,许多地区简直成了干涸不毛之地,造成农业停滞发展,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度地下降.
在许多殖民地,出口作物数量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取得的.
到处采伐、毁坏森林、破坏草原、土地侵蚀和风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影响到非洲的气候条件.
不少地区沙漠化迅速发展,尤其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更为显著.
在北非地区,农村也依然处在十分落后和贫困的状态.
那里大部分肥沃土地被白人殖民者所占有.
如在突尼斯,外国殖民者占有了全国土地的1/5左右.
在埃及,贫苦农民因无钱缴纳水费而使土地得不到灌溉,土地荒废的现象日益严重.
破产的农民只得向地主租借土地进行耕种.
租佃农民除了必须向地主缴纳苛重的地租外,还得向政府上缴地税,免不了又受高利贷的盘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埃及约有200万户农民破产.
租种土地1—2费丹的贫苦农民数量比一次大战前增加了近180多万户.
还有不少人涌向城市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雇佣劳动的后备军.
当然,农村里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十分缓慢.
据估计,从1913年起的25年时间里,产生了14万户富农和富裕农民.
但他们在埃及的影响是极有限的,无法挽回埃及农业衰退破产的局面.
4.
经济畸形发展的后果建立在对外贸易基础上的非洲畸形经济的发展,给非洲人民带来严重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严重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都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原料市场价格的严重影响,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所受影响尤为剧烈,非洲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非洲深受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灾难.
欧美市场对来自非洲的农业原料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量骤减,使非洲的对外贸易总值下降了43%,大量供出口的货物积压在沿海港口.
外国资本家拼命压低原料的收购价格,农业原料的价格一般都下跌了50%以上.
有些殖民地的原料价格跌幅更大,如坦噶尼喀每磅棉花的价格只及危机前的1/5①,埃及棉花的价格跌落了3/5,乌干达农民1930年时出售每磅棉花的收入只及1929年的1/3.
肯尼亚每吨剑麻的价格1929年底为39英镑,至1931年9月只卖得14英镑,相当于过去价格的1/3.
当地咖啡的价格比前一时期跌落了六成,还抵不上生产成本费用.
塞内加尔的咖啡和可可的收购价格也比过去降低了70%左右,当地盛产的花生的价格还不及危机前的1/2.
冈比亚的花生价格跌落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直到1935年才恢复到1925年价格的57%.
东非的几个殖民地1931年的玉米收购价格还不及生产所需的费用.
在一些殖民地,外国商人利用出口作物价格暴跌的机会大量收购,企图利用国际市场价格低廉的情况,依靠增加销售数量来维持其高额利润.
这种情况在西非最为突出.
如在冈比亚,外国资本大力收购花生,据测算,1930年出口的数量比出口量最多的1925年增加了七成.
尼日利亚在1929—1933年间,棕榈仁、棕榈油、花生、可可、棉花和橡胶等出口数量比1924—1928年这一出口最多的时期还要多,总的出口量几乎增加了三成.
但同时出口总价值却不断下降,1933年比1929年降低了50%左右.
再如比属刚果,即使在危机年代,棉花、甘蔗、茶叶和烟草的种植面积大量增加,1930年农产品的出口比历史上水平较高的1925年增加了2万吨,1934年又比1930年多出2万多吨.
非洲农民未因出口增加而得到好处.
这是因为农产品收购价格十分低廉外,殖民当局广泛增加税收,如商品税、市场税、土著税、水税、所得税等.
黄金海岸殖民当局在经济危机时期对非洲农民增加的税收项目有七种之多,当地农民缴纳的税款比危机前增加了50%.
比属刚果的殖民统治者承认,当地非洲农民收入的1/3用于纳税.
在经济危机时期,殖民当局对外国资本经营的资本主义种植园和农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严格确立对国内外贸易的控制权,在商品销售、市场统一分配、商品价格的制度以及运输安排等方面实行优厚的待遇;实行固定收购价格的政策,使其不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遭受损失;实行财政补助,予以保护和扶持.
但对非洲人经济,殖民当局则予以歧视,甚至进行打击.
帝国主义通过转嫁经济危机带给非洲人民的灾难是异常深重的.
非洲人①W.
Rodney,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欧洲是如何阻碍非洲发展的》),London1986,p.
158.
的生产因出口量锐减而纷纷破产.
北非的情况最为严重.
仅埃及的棉农就有一半人破产.
阿尔及利亚人的农业只是在中部山区和南方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得到发展,加之仍利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谷物生产保持在最低水平上,白人种植园主垄断了谷物出口市场,非洲人的谷物大量积压,播种面积被迫一再压缩,只及常年的半数.
东非和西非的农村情况也同样严重.
正当非洲人民深受经济危机带来苦难时,几乎整个非洲大陆又连年不下透雨,造成特大的旱灾,继之不少地区又发生虫灾,非洲人民苦不堪言.
经济危机期间生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到白人经营的矿山和种植园寻找工作.
这一时期,非洲殖民地到处存在着过剩的非洲人劳动力,白人资本家趁机大大压低非洲雇佣工人的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甚至解雇工人,使大批非洲劳工失业.
第二,片面地发展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使当地非洲人民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产量日益减少,许多地区粮食远远不能自给,每年需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
两次大战间的非洲殖民地,普遍存在着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的情况.
而在这一时期,非洲人口迅速增加,加上非洲矿区的扩大和城市的膨胀,非洲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据专家统计,非洲在1920—1950年的30年时间里,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1.
5%,居世界各大洲首位.
非洲大陆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要从海外进口粮食.
南非过去是以出口优良谷物著称的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粮食却依赖进口.
玉米是非洲人的主要食粮,也是他们的主要农作物.
但由于耕地面积的日益缩小和土地肥力的大大衰退,玉米产量大幅度下降.
1921—1930年间,非洲人共生产玉米6.
4亿英磅,而1931—1939年的9年里只生产了4.
9亿英磅,远远不能自给.
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吹捧为"非洲人经济发展橱窗"的特兰斯凯保留地,当地居民生产的唯一粮食作物——玉米的数量越来越少,1932年只能满足需要量的3/5,10年后粮食自给率仍不足1/2①.
西非的利比里亚也是很典型的例子.
美国垄断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不断地扩大橡胶、咖啡、可可、甘蔗等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一再缩减.
利比里亚每年必须从国外运进大量粮食和食品,1924年用去17.
2万元②,以后逐年增加,1940年进口价值300万元的物资中大部分是食物.
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这些地方由于大量种植烟草、棉花等出口作物,挤掉了粮食的种植面积.
再加上矿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对商品粮(主要是玉米和谷物)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粮食问题日益突出.
北罗得西亚农村的缺粮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1920年代末农民的平均口粮只及一次大战前的2/3,1930年代中期的粮食产量只有1920年代末的1/2.
许多在外谋生的非洲人不得不通过邮局和铁路运输向农村寄送用作纳税的现金和玉米粉、高粱等食物.
南罗得西亚在1930年成立了玉米调查委员会,对农村玉米的生产和出售情况进行调查,并要求各地扩大生产,尽可能地提高粮食产量.
但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未得到切实调整之前,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①M.
Wilson,L.
Thompson,TheOxfordHistoryofSouthAfrica(《牛津南非史》),vol.
l,London1969,p.
58.
②R.
L.
Buell,TheNativeProbleminAfrica(《非洲土著问题》),vol.
l,NewYork1928,p.
763.
北非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也并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好些.
一次大战结束后埃及的粮食进口在逐年增加,1928年进口的粮食价值相当于当年进口货物总值的1/5.
到19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因棉花种植面积缩减1/2,农业总产值从1929年的1亿埃及法郎降低到1933年的4500万埃及法郎,政府的外汇储备花费殆尽.
埃及政府万般无奈,只好采取措施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同时又提倡改进耕作方法和改善土壤肥力,并有效地制止病虫害的蔓延,粮食产量才逐年增加.
至1930年代末,埃及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
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粮食问题丝毫未得到解决.
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也不得不承认,当地非洲人的谷物产量在逐年下降.
193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农民拥有的粮食数量只及20世纪初的一半.
三、非洲民族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20世纪初,西方殖民列强在非洲确立了政治统治.
但随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还来不及把殖民触角进一步深入到非洲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
一次大战期间,非洲被卷进战争的旋涡,非洲经济根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需要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内,西方殖民国家在过去掠夺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使非洲经济完成了殖民地化的过程.
在殖民统治下,外国资本的输入、交通设施的兴建、采矿业和农业的商品化生产、殖民国家的商品倾销、城市经济的发展等等,打破了非洲社会原有的封闭状态,瓦解着非洲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
它们使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扩大和增加了非洲社会原先微弱的商品经济因素,加强了非洲经济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
非洲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型经济,迅速向殖民地性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非洲民族经济的形成,促进了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宗主国由于卷入战争,对非洲各种原料和食品的需求大大增加,使非洲人经营的农业、原料初步加工工业和商业有了发展的机会.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非洲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但是,殖民当局多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非洲本地工业的成长,使非洲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落后和附属的地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非洲的统治和掠夺,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环境下,非洲民族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步履维艰.
一次大战后,外国垄断资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当地经济,主宰市场,掌握着从那里掠取的原料,并且从欧美运来大批制成品以充斥和垄断当地市场.
殖民统治当局颁布法令或采取行政手段,严格限制非洲人经营商业活动.
如在南非、肯尼亚、比属刚果、葡属非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公然采用立法手段,严格禁止非洲人经商.
英国殖民当局曾在肯尼亚颁布《驴子管理条例》,规定非洲人不得饲养驴子,以防止他们使用驴子作运输工具进行经商活动.
在南非的黑人也被剥夺了经商的权利,违者会受到重罚.
有的殖民地即使允许非洲人经商,但也往往采用各种方法予以限制和刁难,使其难以发展.
如在英国、法国统治下的西非,名义上虽允许非洲人经营小型商业活动,作为贸易公司同非洲农民之间的中介,但需缴纳高额的税收,税率高达70—80%.
在这种情况下,小商小贩的经营活动受到很大的抑制.
可见,依靠首先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手段积累资本以促使民族经济在各部门发展的途径,遇到了种种困难.
在采矿业和制造业中,民族资本的发展更碰到很多障碍.
在许多殖民地,殖民当局严禁非洲人查勘和开掘矿藏.
欧洲人的公司在殖民政府的协助和保护下,预先取得了矿山的开采权.
非洲人的开采则被视为非法,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西非和东非的一些殖民地,殖民当局允许非洲人在欧洲人公司的地盘之外开采矿产,但非洲人苦于缺乏资金,所经营的采矿活动难以有所发展.
并且,殖民当局颁布的销售制度规定矿石不得自由买卖,非洲人被迫将所得的矿产原料低价卖给指定的欧洲人收购站.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人采矿业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制造业领域里,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尤为艰难.
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非洲人的经营,约束殖民地内部的生产联系,以使西方垄断资本牢固地控制制造工业,从而长期维持非洲国家提供矿产品和农产品、欧洲国家提供制成品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
设在非洲一些殖民地的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也都由外国资本所控制.
西非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法国统治下的西非殖民地中,先后建立了纺织、水泥、烟草、食品加工等数十家小规模的工厂,统统由法国垄断资本家投资兴建.
这些工厂大都利用当地廉价原料制造成品后在当地销售,也有的将原料作初步加工后外运.
非洲民族资本受到排挤,无立足之地.
塞内加尔、上沃尔特、几内亚等地的制造业主都是欧洲人.
在英国的西非殖民地里,情况也大抵如此.
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制造业相对发达一些,但均由英国资本家控制.
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实行商品倾销政策,这对本已薄弱的当地工业打击很大.
非洲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不少是属于当地人民的日用品和其他急需货物,在本地有制造这些货物的足够原料,只需建立配套的加工制造工业就完全可以在本地生产这类产品.
然而一般地说,殖民当局不轻易这样做.
增加对殖民地的进口、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是殖民国家攫取高额利润并限制在非洲发展加工制造业、控制非洲经济命脉的既定政策.
在两次大战期间,西方殖民国家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急剧增长.
以英国为例,如果以1913年的进出口贸易指数为100,那末在1920年为323,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1930年还达到135,至二次大战爆发时已上升为179.
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更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增长速度.
据统计,这一地区在1911—1913年平均每年贸易额为1600万英镑,1936—1938年增至4896万英镑.
在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商品输入中,制成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少数几项急需商品的进口占有突出比重.
例如在北罗得西亚,钢铁制成品占进口商品比例的35.
9%.
黄金海岸进口的铁器商品和棉布两项就占据了商品总进口量的43.
2%.
在尼日利亚,每年进口棉布的价值占全年进口货物的32.
5%.
此外,塞拉利昂、冈比亚、尼亚萨兰、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每年也进口大宗的棉布和其他日用品.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政策,迫使非洲一些国家原有的为数不多、且规模很小的原料加工业和制造业纷纷破产.
埃及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应该说,埃及经济的发展水平在非洲大陆是名列前茅的.
纺织业有一定的基础,其他工业诸如冶金、制糖、烟草、手工等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但在两次大战期间,大批工厂纷纷倒闭,所有这些工业均濒于崩溃,市场上充斥着外国商品,埃及的有钱人家纷纷购买外来的进口货,埃及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的冲击.
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处境也大体相似.
比如,西非的冈比亚在19世纪就较广泛地种植棉花,并有小规模的棉纺织业.
在20世纪初,尤其是一次大战后,由于英国棉布的大量涌入,摧毁了当地的棉纺作坊手工业,以至后来当地农民大大减少了棉花的种植.
由于殖民当局的压制和束缚,再加上宗主国商品输入的冲击,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
另外,由于各殖民地宗主国政策的差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加之历史原因,非洲大陆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
北非和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人数较多,力量相对强大,其中埃及最为突出.
埃及民族资本的发展比非洲大陆其他殖民地都要快.
1922年,它形式上成为独立国家,但英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仍继续对其进行控制.
尽管如此,埃及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反英斗争的压力下,采取了一些扶助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1920年,埃及政府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成立工商管理局,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发展民族经济.
其中规定对民族工商业实行财政补贴制度;由国家机关和政府人员带头开展爱用国货的运动;提高外国商品进口税,将大部分商品税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一倍,个别商品的税率接近商品价格的1/3.
二是集资成立著名的密斯尔银行,投资发展民族工业.
该银行成立10年后,已拥有1000万英镑的资本,主要投资于纺织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先后建立起数十家中小企业,此外还兴办了一些烟草、印刷、榨油和制革等小型工厂.
商业公司也陆续开办起来.
但是,埃及经济除纺织业外,石油开采业、铁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等全部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
外国资本积极向埃及民族工商业渗透.
1930年代末,英国资本已渗入密斯尔银行,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一半左右的股份.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资本,在一次大战期间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长.
在零售商业和手工业两个部门,民族经济发展较快,资产阶级的力量较为强大.
据统计,在突尼斯的几个主要城市,被迫在殖民当局登记的商家有300多户,一般雇佣2—3人,也有规模较大的商业公司,经销进口货物和当地非洲人制造的手工业品,如金银首饰、纺织品和雕刻制品等.
阿尔及利亚人的商业也堪称发达,他们的活动深入到农村和牧区市场.
英属西非殖民地的民族资本,在一次大战前有良好的基础.
两次大战之间,较为分散的种植园、商业、手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也得到一些发展.
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农副产品收购业和零售商业较为发达.
黄金海岸在1938年时经营小商业的商人估计不下3.
5万人.
他们中许多人同经济作物的出口有密切的关系.
非洲商人向农民收购农作物,然后出售给经营出口贸易的外国商业公司,他们被当地非洲人称作"中间人".
在1938年,仅经营可可生意的中间人就有1500人①,但大都规模很小,只有少数人雇佣他人从事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
在英属西非殖民地,一次大战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小型农场,由于帝国主义掠夺的加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难以为继:生产规模越来越小,依靠家人劳作,雇佣他人耕种的情况越来越少.
在英属中非殖民地的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由于采矿业的发展、矿工数量的增加,粮食需求量激增,从而刺激了当地非洲人农业的①A.
G.
Hopkins,AnEconomicHistoryofWestAfrica(《西非经济史》),London1973,p.
240.
发展.
除了原有的小农生产外,雇佣劳动力的小农场也开始出现.
北罗得西亚在1930年代中期已拥有小农场200多个,平日通常雇佣2—3人耕作,农忙时则增加雇工人数.
它们主要种植玉米、大麦和少量的小麦,多供矿区工人食用.
随着粮食贸易的发展,非洲人的商业资本也得到了发展机会,除小商小贩外,非洲人的贸易公司也出现了,尽管规模较小,但经营的范围和地区却很广.
贩卖来自欧洲的制成品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内容,不仅有单个人步行走乡串户的,也有人用从外国资本家那里买来的破旧汽车进行转运的.
这一地区的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在农业和商业中有一定的力量.
在英属东非殖民地,非洲人的资本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三国中,肯尼亚较为发达.
在一次大战期间,肯尼亚民族资本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
1920—1930年代,以运销农产品为主的民族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商人的主要活动集中于对当地生产的玉米、豆类、花生和芝麻等作物进行收购、运输和出售.
农产品的初步加工工业和商店也纷纷开办起来.
汽车运输业也有了发展.
中央省和尼扬扎省是较为突出的.
1927年,这两省取得营业执照的非洲人商店有550家,加工粮食的磨面坊也有245家.
其他省份的民族经济也有发展.
但无论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还是在肯尼亚,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在零售商业中的经济力量都很强大,非洲人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殖民当局的残酷掠夺窒息了非洲民族经济,即使是非洲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都十分微弱.
在南非和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因殖民者不择手段的掠取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非洲其他地区弱小得多.
综上所述,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客观上为非洲移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殖民当局牢牢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不允许殖民地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连同非洲民族经济的发展,都受到极大的束缚,其力量十分有限.
四、殖民地社会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状况随着非洲经济殖民地化进程的完成,非洲原有的自然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形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结构.
欧洲殖民者是非洲社会结构中独特的组成部分,他们作为异族征服者和统治者强加于非洲社会.
在最高统治机构中,西方殖民官员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建立起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他们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对非洲人民进行严酷的统治和剥削,主宰着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
白人垄断资本家和白人移民在殖民当局保护下,享有各种优厚的待遇和特权.
诚然,移居非洲的白人无产阶级在白人社会中地位最低下,他们受到欧洲殖民官吏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然而与广大非洲人劳工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
白人移民是殖民当局所鼓吹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受益者.
无论欧洲人的能力如何差,他们却享有远远超出非洲人的优厚的待遇和权利.
非洲人被强行同欧洲人隔离开来.
欧洲人在城市里有专门划出的居住区,非洲人不得接近或移居;还有专为欧洲人设立的设备良好的医院、俱乐部等设施,并且与专为非洲人使用的简陋建筑物截然分开.
事实上,非洲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白人社会和非洲人社会.
在非洲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非洲人酋长和其他上层分子队伍的分化在过去的基础上也大大加快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宗主国在非洲广泛建立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制度,扶殖和任用非洲部落酋长和头人,使之参与管理部分行政事务,以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
在这种方式下,大部分土著统治者的上层人物同殖民当局合作,成为殖民者在非洲的帮凶和走卒.
他们中不少人死心塌地地听命和效忠于殖民当局,配合殖民当局的政策,执行殖民当局的指令,欺压百姓,刮取民脂,并依靠殖民当局的庇护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成为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当局普遍地对非洲人酋长和其他上层分子加重了压力,以迫使他们更加驯顺地为殖民统治服务.
许多殖民地的法律规定,对那些不称职的酋长轻则给予罚款和棒打等处罚,重则褫夺酋长官职,贬谪为民,甚至罚以终生劳役.
法国和葡萄牙的管制最为严厉.
法属西非殖民当局公开宣布,非洲人酋长如能完成规定任务,除得到现金奖励外,还允许他们将酋长职务传给自己的儿子;反之,将免除职务,连同亲属被发配强制劳动.
在这种制度下,很多非洲人酋长被更换.
法国人还专门设立酋长学校,训练非洲人酋长.
法国人在殖民地还采取酋长调任制度,即在某一地区担任几年酋长后,再调往别的地方担任酋长,旨在加强对酋长的控制,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防止发生叛逆行为.
葡萄牙在1930年代曾以"谋反活动"为名,在莫桑比克先后撤换了20多名酋长;在安哥拉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英国殖民当局除了对非洲人酋长和上层人物采取笼络政策外,还进行严密的控制.
比利时在殖民地的政策也大致如此.
尽管帝国主义宗主国强化监督和控制,非洲酋长中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良知未泯,拒绝帮助殖民当局欺压本国人民.
在群众斗争的鼓舞下,许多非洲人酋长和上层人士积极投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当局和外国垄断资本的压抑和控制下,发展十分艰难.
北非和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人数略多,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
他们所得到的一些发展都是在同帝国主义的严密控制进行苦斗中得来的,因此,非洲资产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和行动.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是非洲社会结构中新产生的阶层.
他们是非洲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同欧洲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相接触的产物.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在非洲现代史上起着显著的、杰出的作用.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绝大多数是民族知识分子.
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他们又担任了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
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间,民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形成,而且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的产生,同西方列强为在非洲巩固其统治地位、积极培养和训练非洲人作为社会支柱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殖民当局在它们所控制的殖民地里纷纷兴办学校及其他文化事业,吸收非洲人入学.
一些非洲人被送往当地大学,甚至派到欧洲接受高等教育.
如在南罗得西亚,英国1935年发放的教育经费近5.
3万英镑,资助10.
5万名学生入学①.
英国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肯尼亚、埃及、苏丹等国都很注重培植非洲人知识分子.
法①W.
M.
Hailey,op.
cit.
,p.
1226.
国则将其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作为培训非洲人知识分子队伍的重点地区.
1935年,法国在赤道非洲的刚果、乍得、乌班吉·沙里和加蓬等四个殖民地共培养各种类型的学生近1.
6万人;三年后,学生人数增至2.
2万人②.
法属西非殖民地1935年初级学校在校人数为6.
2万人,三年后各类学校总人数为7.
7万人③.
比利时在非洲殖民地主要依靠教会创办学校,以初级学校居多,着重培养下级职员、略懂技术的工人等.
官办学校数量很少,主要培养律师、官吏、高级职员、记者等.
另外还设有学生人数众多的土著教会学校,旨在培养更多的殖民统治的驯服工具.
比属刚果的官办学校在1935年有11所,学生人数为5600人;同年,教会学校在校人数据说有46.
7万余人④.
葡萄牙在其殖民地办教育直接与同化非洲人的政策相联系.
殖民当局规定,凡是同化人的子女可进入官办学校就读,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其他人一般只能进教会学校.
1931年,安哥拉有土著学校124所,其中近半数是官办学校.
在莫桑比克还专门设立了技术学校,主要用于培训非洲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锁匠和打字员等.
作为殖民当局兴办教育的结果,非洲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他们之中确有少数人在殖民政府里充当重要官吏,更多的人则担任殖民机构中的雇员或教员.
与宗主国企图培养驯服工具的初衷相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反对殖民当局、投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
许多知识分子像从事工业、农业和商业的非洲资产阶级一样,他们的发展前途多因种族歧视和压迫而受到限制,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不少知识分子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比较系统地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教育,还有的人读过马列主义的著作,在宗主国参加过政治斗争.
他们对殖民主义统治表示强烈不满,积极开展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西非和北非地区的民族知识分子队伍较为强大,并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传统.
在两次大战之间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高潮中,他们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非洲农民是非洲社会最基本的群众,占人口总数的90%左右.
他们长期以来生活于瓦解之中的部落和村社里,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
他们不但在政治上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在经济上也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在两次大战之间,非洲农民饱受殖民国家掠夺土地之苦.
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是殖民当局和外国垄断资本掠夺非洲地下矿产资源和农业原料的前提.
一次大战后,殖民主义者加速进行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活动.
比如,英国取得对坦噶尼喀的委任统治权后,于1923年颁布《土地条例》,宣布土地"一律归公","由(英国)总督控制与处置".
意大利侵占利比亚全境后,大规模没收当地非洲人的土地,仅在昔兰尼加即取得土地约50万公顷.
至二次大战爆发前夕,意大利在利比亚占领的土地达80万公顷,其中可耕地有23万公顷.
在原来盛行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殖民地,战后掠夺非洲人土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发展.
以肯尼亚为例,英国在1926年颁布了《皇家土地条例修正案》,除了允许白人移民任意掠夺土地外,进一步规定非洲人在居留地外不得取得②W.
M.
Hailey,op.
cit.
,p.
1268;W.
Rodney,op.
cit.
,p.
242.
③W.
M.
Hailey,op.
cit.
,p.
1261;W.
Rodney,op.
cit.
,p.
242.
④W.
M.
Hailey,op.
cit.
,p.
1273,1270.
土地,这样就把251万非洲人限制在面积只有3.
2万平方英里的24个居留地里.
每个非洲人平均只有8英亩土地,而白人移民每人平均多达500英亩.
南非的情形更坏,非洲人保留地面积一共只有4.
3万平方英里,非洲人人均拥有土地不足6英亩.
1920年,南罗得西亚有104个非洲人保留地,仅占全国面积的23%,却容纳了全部非洲人口的63%.
殖民当局留给非洲人的土地却大都是缺乏水源、低洼和贫瘠的土地,有的甚至是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
比属刚果农民所在的保留地有一半是无法耕种的.
肯尼亚殖民当局承认,非洲人居留地里1/4的土地根本不适宜耕种和放牧.
北罗得西亚63%的非洲人保留地由于疫病流行,人畜不能居留.
在殖民当局的逼迫下,广大农民不得不远离家园到保留地安家,颠沛流离,难以安居乐业;耕种贫瘠的土地,收成很差,不能养家糊口.
许多生活不下去的农民,只好离开保留地,到欧洲人经营的矿山、种植园或农场做工.
在殖民当局的强制性措施下,广大非洲农民被迫为提供出口经济作物而进行生产,或者被迫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替殖民当局或白人农场主的劳动上,放弃了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作物的生产.
由于殖民当局和外国垄断公司采取垄断农产品价格、低价收购的政策,许多改种经济作物的农民出售农产品所得收入很少,陷于贫困.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被用来交付捐税和偿还债务.
广大非洲农民的岁入很微薄,生活十分艰难,大多受到饥馑的严重威胁.
非洲无产阶级是非洲大陆上人数增加最快的一个阶级.
北非地区的工人数量一直比较多.
埃及在1937年拥有产业工人27.
5万人.
1936年,阿尔及利亚的雇佣劳动者也达到24.
3万人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无产阶级人数也增加得很迅速.
1915年比属刚果只有3.
7万工资劳动者,其中非洲工人所占比例不大;到1939年工资劳动者人数高达53.
6万人,获得成倍的增长.
两次大战之间,北罗得西亚的黑人矿工数量激增,据三家白人矿业公司的统计,1932年共有1万余人,1938年达到4万多人①.
南非的劳工人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独占鳌头,仅金矿工人在1938年就达到35万人.
在过去非洲人劳工比较少的东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
在东非的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1939年工资劳动者达到60万人.
西非的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拥有的非洲劳工数量,1931年就达23万人,其中矿工和运输工人6万多人,至二次大战前夕劳工人数又翻了一番.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二次大战前夕的劳工人数也达到20万以上.
非洲无产阶级同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绝大多数为流动劳工,主要来自农村.
据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许多殖民地农村中有60%以上的人在外谋生.
他们一般受雇半年,称为季节工,最多1—2年.
还有的去西欧国家出卖劳动力,其中以北非居多.
在外工作的非洲人,往往在矿山和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农村.
许多人农闲时外出做工,农忙时回家务农,经常流动于矿山、农场和农村之间.
不少人一生作为流动劳工谋生,直到最后丧失劳动能力.
据调查,有一位非洲人从16岁起外出做工,在37年间先后16次更换工作地点和工种,还回家13次,曾在开普敦、贝诺尼、韦特瓦特斯兰德、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西南非洲当过铁路工人、矿工、家庭佣工、建筑工人、运输工人、冶金工人①P.
G.
兰达:《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1962年,第19页.
①C.
Perrings,BlackMineworkersinCentralAfrica,London1979,p.
252.
和电工.
这种流动状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工中是很普遍的.
第二,以农业工人、服务性行业工人以及产业工人中的非熟练工人占绝大多数.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非洲劳工只能干粗活、重活和危险工作.
如在比属刚果,1934年时从事最艰苦劳动的矿工占劳工总数的1/3,农业劳工占1/3,其余1/3主要是家庭仆役和勤杂人员.
在法属西非殖民地的非洲人劳工中,当粗工、壮工的占75%左右,再加上殖民机构中的勤杂工,非熟练工人占总数的4/5以上.
北非地区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非洲工人被迫从事码头搬运、车站装卸、建筑等最缺乏技术和需要付出最繁重体力消耗的工种.
在突尼斯,从事上述工种的工人约占非洲人劳工总数的2/3,其余的则多是在欧洲人农场里劳作的工人.
在埃及,所有企业里从事非熟练劳动的工人几乎全部为埃及当地人.
第三,备受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之苦.
殖民当局宣扬白人至上的观点,对非洲工人推行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他们还有意识地发展白人无产阶级队伍,这些人多为来自欧洲的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
殖民统治者故意制造白人工人和非洲人工人在工资、待遇方面的差别,用以煽动种族对立情绪.
在工资方面的歧视制度尤具代表性.
例如,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夕,黄金海岸的欧洲人公务员每月的平均工资为40英镑,还享有免费的住宅等其他特权.
但是,做同样工作的非洲人平均月薪只有4英镑.
将全部收入相加作比较,一个欧洲人总收入的数量相当于25个非洲人的总收入.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工资水平,只及那里的欧洲人工资的10—25%.
在东非,非洲人的工资被压得更低.
南罗得西亚非洲农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一般不超过15先令;有点技术的非洲人矿工每月工资略高于15先令,但是工作条件极为恶劣.
在北罗得西亚的矿区,有的欧洲人劳工月薪为30英镑,而干同样工作的非洲劳工月薪只有3英镑,仅及欧洲工人数量的1/10①.
可是,即使有时非洲工人被雇佣从事某些技术性工作,工资也比同工种的欧洲工人低得多,有的甚至只有后者的1/30.
1930年代曾在非洲进行劳工调查的一位西方学者说道:"实行这种罕见的歧视政策,其用意是企图实现少数统治者长期谋求的在非洲工人和欧洲工人之间维持永久分裂的目标.
"这一判断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白人统治当局把非洲劳工当作工具和畜力,将他们的性命视若草芥.
以矿业为例,许多矿井的安全设备非常差.
1934年在黄金海岸的一个金矿里发生事故,造成41名矿工死亡,白人资方只向每个死者的家属提供3英镑作为补助了事.
在北罗得西亚的一个铜矿,因设施年久失修发生塌方,非洲劳工73人身亡,英国资本家只为此付给每个死者家属4英镑作为补贴①.
在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殖民地,像这样草菅人命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殖民当局制造欧洲工人和非洲工人的对立,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在非洲一些国家,如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南部非洲的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南非,以及中非的比属刚果,都已形成了包括非洲工人和欧洲工人在内的、规模较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但非洲工人与欧洲工人之间隔阂较深,彼此对立,没有形成强大的统一力量.
此外,由于非洲劳工绝大多数是流动劳工,流动性大,也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产生.
再则,非洲无产阶级文化素质低,传统社会的部落意识①W.
Rodney,op,cit,p.
151.
①W.
Rodney,op.
,cit,p.
151.
强,也阻碍着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
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受压迫深重,有着强烈的斗争精神,又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广泛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天然的联盟,从而成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之,非洲社会的传统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大大促进了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走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
帝国主义宗主国在统治和掠夺非洲的同时,不自觉地造就了反对和推翻自己的力量.
第三章非洲开始觉醒现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一、非洲觉醒的内外条件1.
一次大战对非洲的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非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它不仅加快了非洲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把千百万非洲人卷进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次大战期间,非洲殖民地经济被纳入了战时生产轨道,成了英、法等帝国主义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基地,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
英国向来资源贫乏,严重地依赖非洲殖民地.
为了补充战争消耗的大量物资,它加强了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
英国设立的帝国资源开发委员会,通过在非洲的银行、矿产公司和商业公司,操纵殖民地的生产和产品流通,以确保军需粮食和原料的生产.
例如,肯尼亚殖民当局明文规定,凡租种欧洲人农场主土地的非洲成年男子,每年必须无偿劳动六个月.
乌干达当局甚至广泛强迫儿童从事种植园和农场里的艰苦劳动.
为了迫使非洲人到白人矿山和种植园劳动,殖民当局采取向非洲人摊派战时公债、征收高额货币捐税等措施.
英属东非和西非都曾发行战时公债,按每户收入多少进行摊派.
巴苏陀兰殖民当局以向英王"献礼"支持战争的名义,按纳税的办法向非洲人勒索了5万英镑;凡不按规定交纳捐税者就遭逮捕,然后发送到白人矿山和种植园服苦役.
上述种种强制措施和对于农矿原料生产、供应的全面控制,使英国在一次大战期间从殖民地获得了可靠的物资来源.
其中农业原料有埃及、乌干达和苏丹的棉花;苏丹、南非和埃及等国的小麦;尼日利亚的花生和黄金海岸的可可.
有"棉花王国"之称的乌干达,其棉花绝大部分输出英国.
1914—1915年,棉花的出口值相当于1905—1906年的360倍.
尼日利亚的花生产量,战时比战前增长了10倍左右.
黄金海岸的可可产量比战前也增长了3倍多,占非洲可可总产量的2/3左右.
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矿产原料有黄金海岸的黄金、锰矿石、铁矾土;尼日利亚的锡矿石;北罗得西亚的铜矿石;南罗得西亚的石棉和铬矿石.
其产量与战前相比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同样,法国政府也设置了专门机构来指导和调整战时非洲殖民地的工农业生产.
它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殖民地加强小麦的生产;在法属东非扩大水稻和玉米的种植;在法属西非重点发展花生、棕榈油、可可等作物的生产.
战时法属西非的花生产量达到30多万吨,占当时非洲花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法国还十分重视发展其殖民地的采矿业,如1915年在法属赤道非洲的乌班吉·沙立伊皮地区首次发现金刚石矿后,专门设立了一家公司负责开采该地区的金刚石.
一次大战期间,法国仅从西非和东非殖民地就运走了数百万吨稻米、棉花、花生、棕榈油、肉类、皮革和大量的铁、锌、铝等矿石,用以满足其战争需要.
比利时在比属刚果等殖民地也采取措施扩大棉花、咖啡的生产,提高金刚石等矿产品的开采量,加重对当地居民的剥削和压榨.
一次大战期间,非洲一些地区成了帝国主义厮杀的战场,甚至在某些地区的战场上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即名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实际上竟是非洲人在互相残杀.
例如,在喀麦隆战场上,英、德交战双方为了使对方得不到给养,实行焦土政策,焚毁非洲人的村寨,屠杀无辜,并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在坦噶尼喀战场上,仅英国一方死亡的非洲人士兵就达4000人,另外还有30000名非洲民伕.
再如,肯尼亚内罗毕地区100多名非洲人因拒绝执行英国命令,先遭惨无人道的毒打,后作为英军练习射击的活靶而被活活打死.
一次大战期间,帝国主义交战国还把一些非洲国家当作安全和稳定的兵力来源地.
它们在非洲殖民地颁布征兵法令,强迫非洲人当兵.
大战期间,强征来的非洲人士兵总数超过100万①.
他们被编成敢死队、突击队、黑人团,送上前线,充当炮灰.
另外,还强迫征集搬运伕和其他后勤民工200多万人,为作战部队修筑工事、军营、道路、桥梁以及运送物资和伤员等.
法国强征的非洲人士兵最多.
几内亚、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是其军事征募的重点地区.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征募非洲人士兵17.
5万名,在塞内加尔征募了13.
4万名.
大战末期,在法国军队里约有47万名非洲人士兵,其中26万名来自北非殖民地.
他们分驻中东、欧洲等战场,其中有不少人驻在法国本土(1918年是6万人),为保卫法兰西的生存而战.
法国在非洲还征集了不少劳工,单在法国工厂里做工的非洲人就有13.
5万①.
英国在非洲强征的民伕最多.
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和尼亚萨兰是征集民伕的重点地区.
一次大战中英国从埃及征集的民伕总数达150万人之多,几乎占埃及青壮劳动力的一半.
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被征集的民伕超过35万人.
就连仅有20万男劳动力的尼亚萨兰,被拉去当搬运伕的竟达12.
5万人②,占男劳力的62.
5%.
在种族歧视特别严重的南非联邦,英国害怕非洲人掌握武器,不在那里征兵,但征集了5万名劳动军团,其中2.
1万人随英国军队到法国战场服役.
德国也不例外.
它在非洲殖民地的驻军较少,大战爆发后,殖民当局大量征集非洲人来扩充军队,以至非洲人士兵超过了德国人士兵的数量.
例如,在喀麦隆作战的8800人的德国军队里,就有7000名是当地非洲人.
德国驻坦噶尼喀的军事指挥官冯·莱托·福尔贝克供认,在那里非洲人士兵也超过了德国人士兵的数量,达3500人.
此外,还有替德国军队服务的数万名非洲民伕.
非洲人士兵实际上只是宗主国的穿军装的奴隶.
不仅受到宗主国官兵的歧视,而且常常被送到最危险的地方作战,任凭机关枪把他们随便射死.
非洲民伕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
要干最重最累最苦的活.
因此,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士兵和民伕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惨死在战场上或劳作中,使千百万非洲妇女儿童变成了孤儿寡妇,挣扎在死亡线上.
例如,一次大战中,肯尼亚人士兵死亡了46000人;一支11000名塞内加尔人组成的部队,由于不适应欧洲的寒冷的天气,竟有7500人被冻死.
又如,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分遣队在一①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非洲通史》),California,vol.
7,p.
239.
①参见陆庭恩:《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非洲的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91页.
②陆庭恩:前引文,第91页.
次执行涉水运输任务中,淹死了600多人.
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的非洲人士兵和民伕惨死的人数就更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非洲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但战争也教育了非洲人民,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政治思想基础.
一次大战对于非洲来说,不仅是一次洲际性的人口大流动,而且还是一次洲际性的信息大传播.
它打破了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地长期实行的隔绝和封锁政策所造成的狭小天地的界限,使非洲人耳闻目睹各种各样的新鲜思想和新鲜事物,从而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解放了思想.
譬如,非洲当地士兵被鼓动去杀死敌对的白人,不少非洲人亲眼看到欧洲人军队战败后撤出非洲时的狼狈相,这些都打破了长期以来宗主国所散布的白种人优越、白种人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
正如马达加斯加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莱芒德·腊伯马南扎拉所指出的那样,一次大战使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已丧失了胜利者和主权者的威望"①.
黄金海岸的英国传教士也无可奈何地说,从欧洲回来的非洲人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他们对欧洲人远不像过去那样尊敬了.
法国驻几内亚总督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复员回来的非洲人士兵把不服从殖民当局的命令作为高尚文明的标志②.
战后,过去在美洲流行的赞美黑色种族的诗歌和小说,也被带回非洲,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流传开来.
最受欢迎的是一首作者表达自己是黑人而深感自豪的诗歌,其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黑人,我的祖祖辈辈也是黑人.
我全身都是黑的,我为有我的美丽的黑色皮肤而感到自豪.
"①特别是去欧洲作战并接触过欧洲工人、参加过欧洲一些国家因十月革命影响而爆发革命运动的非洲人士兵,受到了革命思想的陶冶,思想更加进步.
他们复员回国后,不少人组织了革命社团,发动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有的人还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
如在法国军队里当兵的突尼斯人,复员回国时带回了从法国工人那里接触到的思想和倾向.
再如,西非地区有文化的非洲人士兵与法国工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有的还加入了刚刚建立的法国共产党.
在法国军队服役的塞内加尔人拉明·桑戈尔、达荷美人托瓦鲁·韦努和翁坎伦·路易,在法国时曾同法国共产党合作过.
他们回到祖国后,积极宣传民族自决权思想,主张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法属西非地区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家和领导人.
马达加斯加人士兵从欧洲回来后,对法国的殖民统治强烈不满.
在巴黎参加过"给予马达加斯加人民以法国公民权联盟"工作的腊莱芒哥,回国后创办了《殖民地行动报》、《解放报》,积极宣传反对剥夺公民权、反对种族歧视等进步思想,成了马达加斯加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一次大战中,一些非洲人士兵学会了掌握新式武器(机枪、大炮、坦克等)的技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步枪、手榴弹的本领.
这大大①莱·腊伯马南扎拉:《马达加斯加》,三联书店1958年,第133页.
②转引自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
①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214页.
提高了他们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能力,增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
殖民统治当局对此十分害怕.
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吏和传教士们惊呼,要加强对非洲人的控制,严防"非洲人在战争中学到的军事技术反过来危害政治治理(殖民统治)的基础".
几内亚法国殖民当局把复员回来的非洲人士兵称为"老兵",在上报巴黎的报告中常常提到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傲慢的"、"不听话的"人,其活动是"颠覆性的"、"扰乱性的"等等.
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了大战期间法国在几内亚的征兵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明确指出,"老兵"们对于几内亚的殖民统治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当局也把他们列为"特殊分子".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殖民地同样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提高非洲人民的觉悟、促进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列宁十分重视一次大战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影响,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学识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
"①英国著名学者哈里·约翰斯敦在1939年3月的演说中也承认,一次大战对于非洲人民来说,可以看作是"反对白人霸权的开端".
②这种看法是符合非洲历史实际的.
2.
俄国十月革命在非洲的反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在非洲特别是在北非和南非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
十月革命的消息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传到非洲的,大体上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欧洲人和南非白人将十月革命的信息传入南非;二是通过去欧洲作战和后勤服役的非洲人士兵和非洲人民回国时带回消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属于这一类;三是通过宗主国的报刊宣传和来自宗主国的工人、士兵交谈介绍,埃及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就是如此.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因距离欧洲太远或交通不便,加上殖民当局的严密封锁,十月革命的消息直到很晚才传入.
所以,十月革命在非洲的反响不论在程度上,还是时间上都极不平衡.
受十月革命影响最早和最强烈的是南非.
这是南非特定的条件所决定的.
这里不仅有一个白人政权,与欧洲联系频繁,而且有一支庞大的白人工人队伍和它的革命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与欧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欧洲的各种信息都能迅速地传入南非.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就已传到南非.
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出版的《国际报》,从1917年2月起就不断报导俄国革命的消息.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是非洲大陆最早发布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导.
《国际报》是当时南非国内讨论革命斗争的唯一讲坛,南非革命者已开始在该报上讨论南非的出路问题.
该报在1917年4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俄国工人正在做的事情,也正是"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要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爆发后,消息迅速传到南非.
那里的一些革命者也学俄国布尔①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②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213页.
什维克的样子,宣布"我们是南非的布尔什维克",并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即团结南非无产阶级,开展更加积极的斗争,争取自身的权利,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则发布了一个宣言,号召"南非的工人们,从消极沉睡的状态中觉醒吧,你们可以施展自己的力量.
……俄国劳动人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们将得到整个世界!
"这个宣言在翌年3月1日出版的《国际报》上再次刊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致使《国际报》的发行量骤增,达到2500份.
这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南非又建立了几个新的革命团体.
1918年,开普敦成立了工业社会主义者联盟.
第二年,该组织出版发行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每月一期,内容涉及世界各地的革命形势、南非自身问题的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
工业社会主义者联盟在南非的影响仅次于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
1918年8月,在德班先后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和社会民主党联盟.
1920年初,在约翰内斯堡又诞生了共产主义者联盟.
这些革命团体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发行书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革命的消息,同时探讨南非的革命道路.
所有这一切,为南非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1年7月29日,南非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基础上,联合其他革命团体正式成立.
7月30日—8月1日召开的代表大会,选举威廉·安德鲁斯为党的总书记,泰勒为党的主席.
大会还通过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宣言.
南非共产党的成立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南非以后的革命斗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苏维埃,对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南非人民就十分向往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1919年4月初,约翰内斯堡罢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代替业已瘫痪的市政当局行使城市的领导权.
1920年初,德班的市政公务人员也建立了苏维埃,一度占领了市政机构.
约翰内斯堡的苏维埃存在了10天,德班的苏维埃仅存在了一天就被南非反动当局摧垮了.
然而,十月革命的影响已深入南非民众心里,这是任何反动政权都无法摧毁的.
十月革命的消息在阿尔及利亚引起的反响也比较强烈.
在法国黑海舰队当兵的阿尔及利亚人,积极参加了1919年法国水兵为支持苏维埃俄国革命而举行的起义.
起义参加者之一德吉·阿马尔最先把十月革命的消息带回阿尔及利亚①,并迅速在各个城市传播开来,不久即出现一批共产主义小组.
1924年,各个共产主义小组联合成立了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联盟(支部);1934年改组为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时,制定了要求民族独立、撤走法国军队、实行银行和工业企业国有化、没收殖民者和封建主的土地并分给佃农的斗争纲领.
1936年10月17—18日,该党在阿尔及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阿尔及利亚人民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
此后,阿尔及利亚共产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并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人民进行反殖、反帝、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威望越来越高.
①拉比·布哈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5页.
②《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81页.
1918年,随着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埃及人民中间广泛流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
接着,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陆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埃及民族资产阶级也建立了华夫脱党,要求同英国政府谈判埃及独立问题.
英殖民当局下令逮捕埃及谈判代表,此举激起埃及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
学生、工人、市民、职员、教徒纷纷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国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埃及代表.
示威群众还同前来镇压的英国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抗议斗争随后发展成民众武装起义.
农民积极响应,纷纷袭击英军哨所、警察所等.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妇女冲破了习俗,第一次走上街头,参加了反殖、反帝斗争行列.
埃及人民也十分向往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在武装起义过程中,民众自发地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人民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
在阿斯旺省、明亚省、阿尤特省,还一度建立独立的临时政府.
埃及无产阶级在反殖、反帝斗争中迅速成长.
1920年,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埃及社会主义党,并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1923年改名为埃及共产党.
2月,在《金字塔》报上发表了该党的纲领:要求撤走英国军队,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取消英国保护,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
同年,在该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工会大会,建立了总工会——埃及劳工总联合会,会员达5万人之多.
十月革命的消息还传到了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
这两个地区的不少非洲人士兵曾随法军到苏俄南部地区作战,亲眼看到了当地人民英勇抗击干涉苏俄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队的情景,印象深刻.
回国后,他们积极传播苏俄革命的消息,对黑非洲地区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促进作用.
3.
泛非主义的产生及其对非洲的影响泛非主义起源于美洲的非洲黑人后裔,后来传到了欧洲和非洲,最后在非洲生根、开花,成了非洲民族主义者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武器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泛非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又是一种政治运动.
泛非主义的内容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基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主张非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摆脱殖民帝国主义的统治,达到"非洲由非洲人统治"的目的;第二,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之后,非洲国家需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改造,最终建立一个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第三,在承认非洲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同时,恢复和发展非洲的语言和文化.
为了实现泛非主义上述各项目标而开展的政治运动,称为泛非主义运动(有的史书上称作泛非运动).
美国的著名黑人学者威廉·爱德华·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既是泛非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泛非主义运动最著名的领袖.
泛非主义为什么起源于美洲而不是黑人的家乡非洲呢首先,美洲有泛非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
在400年的黑奴贸易时期,美国和西印度群岛成为非洲黑人奴隶人数最多和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黑奴反抗白人奴隶主的压迫和奴役最激烈的地方.
黑奴虽然来自非洲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肤色(黑色)、共同的故乡(非洲)、共同的命运(都遭受白人奴隶主最残酷的压迫和奴役).
正是这些共同之处,使身居异国他乡的黑奴兄弟们迅速打破了原来的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行动.
早在18世纪末,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便出现了非洲协会和独立的非洲教堂.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黑奴曾不断举行反抗白人奴隶主的起义和暴动,迫使美、英两国政府在19世纪30和60年代先后废除了奴隶制,为泛非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美洲黑人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及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泛非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众所周知,美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西印度群岛虽然比不上美国,但都为解放了的黑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产生了黑人知识分子队伍,杜波依斯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黑人知识分子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萌发了强烈的黑人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坚决反对白人的种族歧视,要求与白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马丁·德拉尼首先提出了泛非主义的基本思想——"非洲人的非洲".
1897年,杜波依斯又提出了泛黑人运动的思想.
泛非主义的胚胎由此基本形成.
19世纪末,美洲的黑人开展了反对复活奴隶制和继续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与此同时,非洲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非洲人民不甘心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反帝斗争此起彼伏,与美洲黑人的斗争遥相呼应.
美洲的黑人知识分子和非洲黑人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建立了联系,1900年7月23—25日,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一次泛非会议.
来自美国、西印度群岛同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的32名黑人律师、教授、主教、牧师等济济一堂,广泛交流了有关情况和意见.
他们一致谴责种族歧视,主张黑人应当享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
这次会议的召开,宣告了泛非主义的诞生.
泛非主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则是在1919年由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发起和领导的泛非代表大会奠定的.
杜波伊斯1868年2月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巴灵顿市,祖先是黑人,家境贫寒.
他以坚韧的毅力和惊人的才能,先后进入美国费克士大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曾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杜波伊斯长期在美国著名的黑人大学任教.
他非常热爱非洲和非洲人民,从19世纪末起,便积极投入了争取美洲和非洲黑人的解放斗争.
他是1900年第一次泛非会议的主要参加者之一.
1909年,他协助美国的白人自由派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任该协会刊物《危机》的主编.
1919年,当他得知列强要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如何处置战败国德国的消息时,立即联络美洲的一些进步人士,向和会提出要求讨论非洲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并亲赴巴黎申诉自己的主张.
当他的主张实际上遭到否定后,为了对和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黑人的呼声,他决定在巴黎召开泛非代表大会.
1919年2月29日—3月2日,第一次泛非代表大会举行.
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土著权利的国际法令,保证土著居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防止外国资本的剥削,废除奴隶制度和资本奴役,争取黑人有受教育和参加政府的权利.
从此,泛非主义思潮发展成了一种政治运动.
1921年8月28日—9月5日,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了第二次泛非代表大会.
1923年11—12月间,在伦敦和里斯本先后召开了第三次泛非代表大会.
1927年8月21—24日,在纽约召开了第四次泛非代表大会.
这三次大会都着重提出非洲人民在政治上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
这与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要求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泛非代表大会时,杜波伊斯曾率领代表团到日内瓦会见国际联盟负责人,递交了请愿书,并迫使国联不得不将它作为正式文件予以公布.
请愿书谴责了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要求参加国联的各殖民国家建立研究黑人问题的国际机构,以使黑人实现自治的终极目的.
泛非主义运动受到非洲人民的热烈欢迎,参加的非洲人越来越多.
第一次泛非代表大会参加者共57人,其中来自非洲的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比属刚果、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增加到113人,其中来自非洲的就有41人(主要是南非和西非的代表).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尽管美国政府限制国外的代表入境,但是出席会议的代表竟达208人,是历次会议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的代表排除各种阻挠参加了会议.
泛非主义运动还得到了旅居欧洲的非洲人士的支持.
当杜波伊斯筹备第一次泛非代表大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旅居法国的塞内加尔人布雷斯·蒂安的全力支持.
蒂安是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密友,法国下议院议员.
在他的帮助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蒂安被大家推选为大会主席.
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又因积极工作而再一次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里斯本召开时,得到总部设在那里的葡属非洲黑人总联合会(简称非洲联盟)的大力支持.
该联盟承担了这次会议的经费,使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得以聚会一堂,共商斗争纲领.
杜波伊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领导泛非主义运动.
他对泛非主义推动非洲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发展寄托很大希望,认为泛非主义形成了统一的"非洲的思想","属于20世纪";"这种思想将黑暗大陆所有土著居民的思想和理想统一起来"①.
杜波伊斯晚年思想更加进步,1961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1963年初,他毅然移居加纳,同年8月不幸逝世,终年95岁.
泛非主义运动还包括马库斯·加维发起和领导的"返回非洲"运动.
加维于1887年出生在英属牙买加金斯敦市的一个纯黑种人的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印刷工人,领导过罢工斗争,1914年创建了世界黑人进步协会.
1916年,他移居美国,并把协会总部迁到纽约市黑人区哈莱姆,创办了《黑人世界报》.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在美国得到较大发展,到1920年,在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建立了418个分会,会员发展到400万人.
《黑人世界报》在黑人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它大力宣传黑人种族与白人种族具有同样的天赋和能力;黑人应当有自己的国家,并发出美国黑人"返回非洲"、在非洲建立统一的黑人国家的号召.
这非常符合身处异国他乡、并受着沉重压迫剥削的黑人群众的愿望,因为一则可以摆脱美国种族歧视的迫害,维护黑人的尊严;二则可以把非洲作为黑人的祖国,由它来保护散居世界各地黑人的利益.
为了推进"返回非洲"运动,加维于1920年8月在纽约召开了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世界黑人权利宣言》,明确宣布"世界黑人有拥有非洲的自由",决心"收回我们祖先的辽阔大陆上"的土地和其他财富②.
大会还宣布成立非洲共和国,加维自任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并①W.
E.
B.
DuBois,WorldandAfrica(《世界和非洲》),NewYork1965,p.
7.
②AdekunleAjala,Pan-Africanism,Development,ProgressandProspect(《泛非主义:发展、进步和前景》),London1973,pp.
345-352.
制订了国歌和绿、黑、红三色国旗.
为了实现"返回非洲"的计划和改善当地非洲人的生活,加维建立了一系列合作自助企业,如饭店、旅馆、印刷所、洗衣铺等.
1920—1924年间,他多次派代表团去利比里亚谈判建立美国黑人移民区问题,并成立了黑星轮船公司,主要负责运送建立移民区的物资,运去了数十万美元的建筑材料和其他物资.
但是,加维的计划最后失败了,没能在非洲建立起任何一个立足点.
1924年,"返回非洲"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加维的活动对于早期非洲的民族觉醒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他提出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色人种的复兴"、"振作种族精神"等口号,曾激励着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斗争.
杜波伊斯和加维所领导的泛非主义运动在非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唤醒了非洲人民,启迪了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对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杜波伊斯也因此在非洲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为"泛非主义之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泛非主义在英属西非殖民地的影响很大.
那里民族知识分子的力量较为强大,他们富于政治敏感性,最容易接受泛非主义运动.
1920年代初,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民族主义报刊,如《拉各斯每周纪实报》、《黄金海岸导报》、《塞拉利昂周报》等,不断报导泛非主义运动发展的消息.
加维创办的《黑人世界报》尽管被西非殖民当局列为禁止出售的报刊,但在拉各斯、伊巴丹、阿克拉、弗里敦等中心城市仍广为流传.
塞拉利昂总督在写给英国殖民部的报告里不得不承认,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仍无法堵住《黑人世界报》在私下的流通.
加维的《世界黑人民族权利宣言》一书1920年出版,在西非也广为流传.
书中提出的"黑人民族是非洲的主人"、应享有完全的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观点,深得非洲人民的拥护.
杜波依斯所主张的非洲应当自治或独立的观点,更受非洲人民的欢迎.
在泛非主义影响下,英属西非受过文化教育的非洲人,首先组成一股新的反殖民主义的社会力量.
他们要求由非洲人自己来决定非洲的事务,结束一切外来的干涉和统治,公开议论西非国家实行自治的问题.
黄金海岸的黑人律师凯斯利·海福德是其中最著名的领导人.
1920年3月,他在阿克拉召开会议,邀请尼日利亚(6人)、塞拉利昂(3人)、冈比亚(1人)、黄金海岸(40人)的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通过三项决议,强烈要求非洲人参加殖民地管理,改革法制,实行平等教育等等,其中关于改革管理制度的决议明确提出:"由帝国殖民地总督自行指定人民代表的制度,人民本身就认为是最荒谬不合理的.
这种制度制造着不满和疑惑,人民要求消除这种不满和疑惑.
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一个宣传运动,要求修改英属西非地区的宪法,使人民可以自己选举他们在各殖民地的立法会议代表";"希望从根本上改组立法会议的结构,使其成员的一半由帝国当局指定,另一半由人民选举.
……下一步的彻底改革,是建立议会,议会的成员除包括立法会议全体委员外,另加六名民选的代表.
这六名代表有权参与制定新税、有权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审查总督管辖下的行政会议拟制的年度收支预算草案的各个项目,并核准这个预算草案.
"会议还宣布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设立常设机构,领导英属西非四个殖民地的斗争.
在当时,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把实现上述三个决议所要求的目标,视为达到非洲人在政治上自治的主要内容.
会议还决定派遣以海福德为首的十人代表团,去伦敦提交请愿书.
1920年10月,西非国民大会代表团抵达伦敦.
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无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但海福德等人并不因此气馁,坚持进行斗争,先后在弗里敦(1923年)、巴瑟斯特(1925年)、拉各斯(1930年)召开的三次大会继续提出非洲人自治的要求.
标志着西非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初步发展.
除西非国民大会外,西非的知识分子还建立了10多个民族主义组织.
其中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是最突出的一个.
它成立于1922年,领导人是被誉为"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的阿伯特·麦考莱.
他曾是西非国民大会的积极参加者,起过重要作用.
该党的斗争目标和西非国民大会一样,要求非洲人与欧洲白人一样享有选举权利,并逐步实现自治.
泛非主义在东非、南非和北非也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非洲造就了一代泛非主义运动的新领导人.
除了西非的克瓦米·恩克鲁玛之外,在东非有乔莫·肯雅塔,在南非有彼得·亚伯拉罕斯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们便召开了第五次泛非代表大会,掀起了泛非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恩克鲁玛、肯雅塔等,后来都成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
二、现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一次大战的巨浪,"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泛非主义运动的雷鸣,震憾着非洲人民的心扉.
西方殖民者400年的侵略、压迫和奴役,在非洲人民心灵中所筑起的黑人"愚昧"、"落后"、"低能"、"卑贱"和白人殖民主义者"不可战胜"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缺口,非洲民族主义得到了发展.
在北非和南非,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反帝斗争的政治舞台,革命政党和组织开始建立起来,提出了争取平等权利、宪政改革、甚至民族独立的斗争目标.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反帝反殖的群众运动、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城乡斗争也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沉睡的非洲大陆开始觉醒了.
非洲无产阶级首先觉醒.
工会的建立和争取经济利益的罢工斗争遍及非洲许多城市.
在南非、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参加或领导了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成了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南非的无产阶级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自发地进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个别行业还组织了工会.
真正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始于20世纪初,首先在白人工人中开展起来的.
1909年,南非白人工人建立了南非工党.
1915年9月,南非工党内部因在一次大战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分裂.
主张"打倒战争"的一派认为,一次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应该反对,并号召南非无产阶级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这一派原来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
联盟在南非工人运动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它不仅说服了当时南非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参加工人的斗争,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白人工人只有解放非洲工人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
1917年,在联盟的帮助下,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南非非洲工人的第一个政治性组织——非洲产业工人工会.
该工会的第一批成员大多是联盟为非洲工人举办的讲习班的学员.
1918年,非洲产业工人工会领导了南非无产阶级斗争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这次斗争的基本特点是:联合罢工(采矿业、市政服务业、公用事业等行业)、人数多(10万人)、时间长(两个月),得到了城乡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第一次发出了非洲工人大团结的号召.
在各矿井散发的传单中强调指出:"获得解放的路只有一条——工人们联合起来!
""不要因为你们有的是巴苏陀人,有的是祖鲁人,有的是尚加人而在你们中间产生任何分歧.
你们都是工人,让劳动使你们团结一致.
"①这一号召对于团结南非工人共同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罢工使约翰内斯堡交通停顿,水电供应严重不足,垃圾堆积如山,疫病流行,整个城市一片混乱.
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下令对罢工者进行镇压,激起了约翰内斯堡城乡非洲人的愤怒,纷纷支持罢工,并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和战后实施的通行证法.
统治当局害怕斗争进一步扩大,被迫答应提高5%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更新工作服,健全下井劳动保护措施等).
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联合罢工使非洲工人看到了团结战斗的力量,提高了斗争勇气,增强了胜利信心.
这是南非无产阶级牛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罢工开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1919年1月,在开普敦建立了全国性的非洲工人组织——非洲工商业职工联盟.
联盟发展迅速;不仅在国内四个省建立了分支机构,而且在南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等国建立机构,发展盟员,1927年人数达10万人(一说8万,另一说25万).
联盟制订的章程写道:"工人与企业主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而前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但仅仅得到他们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后者以剥削为生,他们以利润的形式夺走了工人的部分劳动产品,因而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工人应当依靠自己的产业组织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全部生产资料,使其归属工人,并用于为所有的人造福,而不是仅仅为少数人提供利润.
"①章程不仅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而且指出了解放的道路,提高了非洲工人的阶级觉悟.
该联盟的宣传和工作,使码头、运输、建筑、矿山、铁路、商业及市政等行业的工人都团结在联盟的周围.
192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南非,白人资本家把危机转嫁到工人头上.
联盟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南非首届非洲工人劳工大会,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抵制资本家的转嫁危机.
兰德矿区的7万多名非洲矿工首先响应,随后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南非当局非常惊慌,急调大批军警镇压.
矿工们用斧子、镐头、铁管与军警激烈搏斗了几天.
近百名工人在斗争中惨遭杀害.
1921年7月29日,南非共产党在斗争高潮中诞生.
号召全体工人(白人和黑人工人)联合起来,消灭资本家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南非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转变,对以后的南非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人资本家为了减少开支,大量雇佣廉价的非洲①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通史研究所编《现代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莫斯科1978年,第468页.
①参见苏联科学院:前引书,第471页.
工人,使白人工人大量失业.
其中白人矿工失业的又最多,他们对资本家强烈不满.
在共产党人参加的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兰德2万名白人矿工于1922年1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大罢工,震动了全国,被资产阶级报纸称为"赤色暴动".
南非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高潮.
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了一项毒辣的策略,它先挑动白人矿工与非洲矿工互相残杀,以削弱他们彼此的力量,然后再血腥镇压白人矿工.
共产党及时发表声明,揭露政府的阴谋,呼吁白人矿工不要受骗上当,力图把斗争引向正确轨道.
但是,由于白人矿工的政治水平不高,共产党的影响有限,一部分白人矿工还是上了当,提出了"为建立白人的南非而斗争"的错误口号,并把非洲矿工称为"工贼",不断袭击非洲人矿工,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一场大惨杀.
仅3月7日这一天,非洲人矿工被活活打死的就有10多人,伤的更多.
工人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白人矿工处在孤立无援的地步.
史末资政府看到计谋已经得逞,于3月10日宣布兰德区进入紧急状态,调集了2万名配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的军队,疯狂地镇压白人矿工.
白人矿工不畏强暴,用从警察手中夺来的步枪、手枪进行还击,战斗激烈地进行了6天,最后因得不到非洲工人的支援而失败.
5000多白人矿工被捕,其中1400人被判处死刑,4名罢工领导人被处以绞刑.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南非共产党通过这次斗争,总结了经验教训.
它在192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发展优秀非洲工人入党的决议.
至1927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非洲人党员已有三名.
不久,艾伯特·恩祖拉(1905—1934)被选为南非共产党的第一位非洲人总书记.
在该党的正确引导下,南非工人运动开始走上联合斗争的轨道.
同年,缝纫业的白人工人与非洲工人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
1929年,约翰内斯堡的数千名白人工人和非洲工人共同举行庆祝"五一"节示威游行,一起打着"要面包"、"争人权"、"打倒政府"的标语牌浩浩荡荡地行进.
同年9月,在南非共产党的倡导下,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各个非洲人工会组织,成立了包括所有进步社团参加的联合斗争组织——非洲各民族权利同盟.
该同盟决定把民族英雄丁干领导祖鲁人与布尔人进行血战的12月16日作为全民族的节日——"丁干日",并决定这一天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1929年首次庆祝"丁干日"时,斗争席卷了全国,工人罢工,农民抗税抗捐,斗争延续了整整一年之久.
1930年12月16日在德班举行的第二次庆祝"丁干日"活动,遭到警察的开枪镇压.
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退缩,相反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土著暴动、农民武装起义,使遥远的英国政府都感到震惊.
1935年秋,在南非共产党的影响下,建立了南非统一的反法西斯组织——反法西斯联盟.
非洲人工会和白人工会是该联盟的领导力量.
德班的纺织工人(白人工人和非洲人工人)建立了统一的工会,开创了南非工人运动史上的良好先例.
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的5000名非洲矿工和白人矿工举行了反法西斯的示威游行.
南非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只要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白人工人与非洲工人以及非洲全体劳动人民是完全可以团结和统一起来的;这种团结和统一,正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所害怕并千方百计要予以破坏的.
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无产阶级觉醒得也比较早.
在法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突尼斯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突尼斯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参加这个联合会的有欧洲工人、当地阿拉伯人工人和刚从前线回来的复员军人.
第二年,它改组为法国共产党突尼斯联合会(支部).
1924年,又成立了穆斯林工人的工会——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
1939年5月,法国共产党突尼斯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召开了由各地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独立的突尼斯共产党成立.
鉴于国际法西斯和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共产党暂时收回了过去提出的"立即要求废除法国保护制度和突尼斯独立"的口号,同法国民主力量、突尼斯民族主义政党携手,共同开展反对法西斯和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
这使共产党在突尼斯的威信和领导作用有所加强.
摩洛哥、马达加斯加在30年代也分别建立了法国共产党支部.
塞内加尔、法属苏丹在法共的帮助下建立了几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936年,法属非洲的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
这些政治组织站在本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前列,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和强迫劳动制度.
它们在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两次大战之间,英属西非和北罗得西亚的工会组织发展比较快.
除了原有的一些工人组织外,黄金海岸又出现了司机工人工会、铁路工人工会、建筑工人工会、失业者协会,还有渔业、木匠工会等.
尼日利亚的工会也很多,到1930年代末已有将近50个工会,重要的有拉各斯码头工人工会、金矿工人工会、铁路运输工会等等,其中尼日利亚工人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国性的工会统一组织.
北罗得西亚矿工的早期组织是福利协会,仅铜矿工人组织的大小福利协会就有40多个.
西非的工会组织同红色工会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工人运动取得了密切联系.
红色工会国际是一次大战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组织,受共产国际指导.
它下属的黑人工会国际工会委员会的活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无产阶级在加强组织和思想建设方面起着推动作用.
加纳、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工会组织积极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和黑人工会国际工会委员会领导的运动.
1930年,尼日利亚和冈比亚的工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同年,英属西非四个殖民地的工会代表则参加了在汉堡召开的第一次黑人工会国际代表会议.
他们向会议汇报了本国工人的境遇和斗争情况,参与讨论和制订黑人工人斗争策略和奋斗目标.
除无产阶级之外,非洲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爱国的神职人员和王公贵族以及爱国的部落酋长等,也纷纷建立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并领导本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解放或独立的斗争.
这也是非洲开始觉醒和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近20年中,整个非洲大陆先后建立了90多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大部分集中在北非和南非.
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点——由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士所组成,其领导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少数是资本家、封建王公贵族和酋长等),斗争对象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代表了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利益.
这些政党和组织大体可以分成五大类型.
一是要求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政党.
如埃及的华夫脱党和突尼斯新宪政党等.
虽然这类政党还很少,但它代表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方向和发展前途.
突尼斯新宪政党成立于1934年3月1日,是从宪政党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哈比卜·布尔吉巴创立的.
它主张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依靠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后来成了突尼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核心力量.
埃及华夫脱党成立于1919年,领导人是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扎格卢勒.
他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争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独立国家.
尽管独立是有保留条件的,但它毕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洲各殖民地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二是民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群众性的反对种族歧视、要求权利平等、实行宪政改革的政党和组织.
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尼日利亚的民族民主党、突尼斯的宪政党、苏丹的毕业生大会党、肯尼亚的吉库尤中央协会、马达加斯加的给予马达加斯加土著以法国公民权联盟、摩洛哥行动委员会(又叫马格里布民族事务联盟)、阿尔及利亚的"北非之星"(后来发展成人民党)等等.
这种类型的政党最多,是两次大战之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
尽管它们还未明确提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目标,但在启迪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争取改善非洲人民的政治地位的斗争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二次大战后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如肯尼亚的吉库尤中央协会的总书记肯雅塔,在二次大战后领导肯尼亚获得了政治独立,担任了独立后的肯尼亚第一任总统.
三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要求宪政改革、跨越国界的地区性政党和组织.
如西非国民大会、西非大学生联盟、葡属殖民地的非洲联盟、南部非洲的志愿土著协会、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保卫黑色种族委员会、保卫黑人种族联盟、黑人劳动者联盟等.
这些民族主义组织是泛非主义影响下的产物.
西非国民大会是非洲的第一个跨国别的地区性民族主义政党.
它在英属西非的各个领地都设有分会,在各领地的所有民族中开展要求扩大非洲人的政治权利的活动,对各领地联合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非大学生联盟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激进的民族知识分子组织.
它要求实行有利于非洲人的宪政改革,改组立法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允许非洲人参加政府管理.
这个联盟发展很快,在英属西非各大城市几乎都有它的分支机构.
如在尼日利亚的扎里亚、卡诺、伊费、埃努古等城市就建立了五个分支机构.
联盟的活动对唤醒西非人民的斗志起了积极作用,并造就了一批西非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如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等.
四是由宗教界领袖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
最著名的有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贤哲会和穆斯林代表联合会.
穆斯林贤哲会创立于1936年,领导人是穆斯林神学家阿卜德·哈米德·本·巴迪斯教长.
其成员除穆斯林神职人员外,还有民族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
贤哲会反对法国的同化政策,主张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引进欧洲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学校,促进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意识的发展.
五是以地域或人种集团为单位的民族主义组织.
这种组织主要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东非和南部非洲.
如坦噶尼喀的巴海亚人联盟、瓦扎拉莫人联盟、瓦桑巴拉拉人联盟,东非其他地区的巴圭人青年协会、乌坎巴人居民协会.
南部非洲也有很多这类协会,仅北罗得西亚就有十多个.
最重要的是姆文佐福利会.
其领导人是前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的父亲.
尼亚萨兰也有很多类似的组织,其中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的活动能量最大.
安哥拉的安哥拉人地区协会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区集团组织.
以上组织的政治目标主要是要求放松和减轻殖民统治和剥削,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争取非洲人实行自治的权利.
这些组织一般都得到部落酋长等传统社会首领的支持,有的还是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因此在部落中很有影响,其反帝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上述五种类型的政党和组织,由于地域、历史、民族和社会发展状况的背景不同,它们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成熟程度也参差不齐.
尽管如此,它们都各自反映了本国或本地区人民大众要求摆脱殖民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指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三、现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两次大战之间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有许多特点.
民族起义和革命战争持续不断,城市反帝斗争蓬勃兴起,乡村反帝宗教运动波澜壮阔,是其中最突出的三大特点.
1.
持续不断的民族起义和革命战争在一次大战的冲击和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反帝武装斗争在北非和东北非地区蓬勃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自1918年起的20年中,先后爆发了100多次群众性的起义和革命战争.
其中尤以1919—1922年的埃及反英武装斗争,1921—1925年的摩洛哥里夫地区反抗法、西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和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最为重要.
它们不仅在非洲历史上,而且在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一次大战前和大战期间,埃及、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就爆发了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
大战结束后,利比亚、索马里的反帝斗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规模有所扩大.
另外,在埃及和摩洛哥里夫地区又爆发了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和革命战争构成了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主流.
在利比亚,当地人民利用意大利被大战削弱的机会,1918年11月在西部的米苏腊塔举行了有的黎波里塔尼亚酋长和城市贵族参加的会议.
会议宣布成立的黎波里塔尼亚共和国,并同东部的昔兰尼加抗意武装力量联合,达成了互相支持,一致抗击意大利侵略者的协议.
1922年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利比亚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利比亚人民不畏法西斯强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直到1928年,意大利侵略军才得以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
此后,打击意大利侵略军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1943年.
在索马里,民族英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从19世纪末起就领导着反意战争.
一次大战期间,战争规模不断扩大.
大战结束后,战斗更加激烈.
意大利派重兵镇压,1920年哈桑领导的义军被浸没在血泊之中.
然而,索马里人民并未屈服,2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武装斗争的新高潮,并一直坚持到1935年.
关于埃及和摩洛哥里夫地区的大起义,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详加叙述.
1930年代,反帝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到东北非,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另有专目叙述)成了此时武装斗争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
就是在比较沉寂的黑非洲,也爆发若干起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
例如,在东非,1933年乌干达和卢安达的农民在乌干达边境集会,反对强迫劳动,遭到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的联合镇压.
愤怒的农民们奋起反抗,随即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
这次起义付出很大代价,被杀害的农民达1000多人.
在西非,战后初期曾爆发过埃格巴农民反征税起义、塞拉利昂铁路工人起义和妇女的"阿巴暴动".
1913年,在塞拉利昂又爆发了拒绝纳税的农民联合起义.
1932年,黄金海岸的库马西农民和阿里斯金矿工人举行了联合起义,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发生了激烈冲突,死伤数百人.
1928—1929年,赤道非洲的法属刚果发生了布拉柴维尔铁路工人反对强迫劳动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
起义坚持了4个月之久,波及喀麦隆、比属刚果、中非等殖民地.
1913年,在比属刚果爆发了农民抗缴税收的起义.
在南部非洲,1928—1929年,葡属安哥拉的许多城镇和乡村同时爆发了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造成罗安达、本格拉、木萨米迪什等沿海港口和中心城市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1930年,安哥拉西部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除农民参加起义之外,城市居民也参加了起义,并成为主力.
起义后来扩展到罗安达地区.
起义者到处打击葡萄牙军警.
由非洲人组成的殖民政府军后来也站在起义者一边,给予葡萄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最后葡萄牙当局调来大批正规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的奥万博人部落于1922、1924和1932年分别举行了三次起义,其规模之大、起义之频繁,是一次大战前从未有过的.
2.
蓬勃兴起的城市反帝斗争城市反帝斗争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移植到非洲并促使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和泛非主义运动对非洲的影响所产生的后果之一.
资本主义在非洲的移植和发展与欧洲列强的主观愿望相反,它造就了自己在非洲的对立面和掘墓人——非洲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一次大战后,这些新兴的阶级和阶层不仅迅速发展壮大,而且开始加快觉醒.
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城市居民再也不愿忍受殖民主义统治当局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举起了反帝反殖斗争的大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示威游行以至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据不完全统计,两次大战之间非洲城市(不包括埃及和南非)的群众反帝斗争就有百次之多,几乎遍及非洲各大城市,其中北非、西非的城市反帝斗争更为突出.
在北非地区,1919—1923年间,突尼斯的工人举行了40多次罢工.
1934年9月,突尼斯人民为抗议殖民当局实施非常法令(戒严制度、可任意逮捕反法活动者),在全国各个城市举行了总罢工和罢市.
不仅市民参加了斗争,连农民也起而响应,斗争一直坚持到年底.
1936年10月,摩洛哥行动委员会派代表去巴黎,要求实行民主,允许摩洛哥人享有与法国移民同样的权利,但却遭到法国政府的无理拒绝.
非斯、卡萨布兰卡、萨累等城市的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气愤,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法国政府的蛮横无理.
在西非地区,1919年4月,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圣路易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这是非洲人工人和欧洲人工人的一次联合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最后取得了胜利.
1920年,又发生了塞内加尔铁路职工、海员和建筑工人的联合大罢工,白人雇主被迫答应提高工人的工资.
尼日利亚在1921年爆发了城市工人罢工和市民的示威游行之后,于1925年又发生了铁路工人的大罢工.
1926年,塞拉利昂的铁路工人发动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斗争坚持两个月之久.
1929年,冈比亚海员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50%,并改善劳动条件.
斗争坚持了62天,还引起了全国总罢工.
建筑工人、造船工人、机械工人、泥瓦工人等都参加了斗争行列,罢工的总人数达2000多人,时间持续了20天之久,最终迫使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还增加了工资.
1930年,黄金海岸的汽车司机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废除苛刻待遇.
同年还爆发了矿工的罢工.
1933年,多哥首府洛美爆发失业者和市民的游行示威,反对增加税收和物价上涨.
参加者达3000多人,他们占领了港口、邮政局等要害部门.
法国急派大批陆军,才把示威镇压下去.
在东非地区,1929年5月,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市爆发工人、学生、店员和市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参加者3000多人,高举着"自由"、"独立"、"马达加斯加属于马尔加什人"的标语.
这是一次大战后马达加斯加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帝群众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9年7月,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的非洲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规定最低工资额,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5小时.
内罗毕的许多工人对此积极响应,也纷纷举行罢工.
这次斗争以政府被迫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而告终.
1939年8月,坦噶尼喀海港城市坦噶爆发了非洲人码头工人的大罢工.
罢工遭到英国警察镇压,工人被迫拿起武器,袭击英国人办的企业和商店.
英国调来大军,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把罢工镇压下去.
在南部非洲地区,1932年,北罗得西亚的利文斯敦和卢卡萨市数千名工人和周围的农民掀起了抗税运动.
起义者袭击监狱和官吏,释放因欠税而被关押的非洲人.
1935年5月,北罗得西亚铜矿城市恩卡纳、穆富利拉和卢安夏先后发生了非洲人矿工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减轻税收等.
卷入罢工斗争的数万名矿工与前来镇压的英军进行了激烈搏斗,罢工随即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斗争一直坚持到5月底.
1936年6月,安哥拉洛比托——加丹加铁路工人(非洲人工人与欧洲人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
他们得到城市运输、建筑和服务行业工人的大力支援,一度使洛比托等城市陷于瘫痪状态.
1931年在赤道非洲地区,比属刚果的开赛省矿工和工厂工人4000多人举行了大罢工.
当工人被强制复工后,又采用消极怠工的方法继续进行斗争.
除罢工、示威游行、武装起义之外,城市反帝斗争还包括城市知识青年开展的反殖民主义的宣传活动.
城市知识青年不仅积极参加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而且还利用自己的专长,创办学校和刊物,发行书报,召开演讲会,举办展览等,揭露殖民主义统治的种种罪行,抨击帝国主义的各种暴行,提出民族解放的各种要求和目标.
此外,他们还报导一些国家的反帝斗争消息和形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起了良好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西非地区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有15种之多①.
西非青年组织还筹集资金创办学校,资助青年去欧美留学.
阿齐克韦和恩克鲁玛等人就是这时去美国留学的.
后来在美国成立的美国加拿大非洲学生协会,同在英国伦敦的非洲学生组织取得了密切联系,成了反殖民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类似的情况在东非和北非也存在.
例如,苏丹喀土穆城的大学生组织俱乐部,积极筹集资金创办学校,向青少年传授文化知识,讲解反英斗争的意①陆庭恩:前引书,第240页.
义和所采取的策略手段.
肯尼亚的爱国知识分子从1930年代初起创办了一系列民间教育机构,如著名的吉库尤人独立学校协会、吉库尤教育协会、肯尼亚师范学院等.
数以千计的肯尼亚青少年受到了文化教育,增强了民族意识,增长了斗争本领.
摩洛哥的青年运动领导人阿卜德·阿齐兹·萨阿列比,在192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的小册子,抨击法国在突尼斯进行殖民统治的罪行,明确提出了恢复宪政、给予人民自由与民主、承认工会合法、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等民族主义要求.
该书问世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殖民统治当局严格查禁,却无法阻止该书在摩洛哥各界人士中广泛传阅.
3.
波澜壮阔的乡村反帝宗教运动利用宗教开展斗争是小农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传统斗争形式之一.
早在古罗马时代,北非的小农就曾利用基督教反对过罗马人的统治.
19世纪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小农又开始利用基督教反对欧洲殖民者.
在一次大战期间,这类斗争在若干地区曾掀起过高潮,战后很快发展成为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宗教运动.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农民传统斗争形式的再版,实际上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利用基督教侵略非洲、促使非洲民族主义基督教教派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疑,它的发展与一次大战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
15世纪末16世纪初,跟随欧洲殖民者侵入非洲的传教士就利用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基督教在非洲已传播很广,欧洲人传教士及其建立的欧洲式的教会比比皆是.
基督教本是西方列强用来麻醉非洲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进行侵略活动的工具,但是,与西方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被奴役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乡村农民却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人人平等"这样一些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应当自己管理自己,也应当有自己的教会.
于是,在19世纪末出现了黑人的独立教会.
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正是在创立黑人独立教会的过程中孕育的.
一次大战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使非洲农民逐渐觉醒,提出了"非洲只应当属于非洲人"、"废除种族歧视"、"让非洲人自己作主"、"不要白人老爷"等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口号,进而形成了许许多多民族主义教派,建立了非洲人自己的教会.
如埃塞俄比亚教会、统一土著教会、非洲共同教会、守望楼运动、马拉基教派、以利亚第二、哈里斯运动、非洲浸礼派教会、基班古运动、基塔瓦拉教派、基利皮基亚教派、人蛇教派、黑人传教会、人豹运动、上帝孩子的教会、上帝统治者教会、圣灵教派、司智天使和六翼天使教会等等.
本世纪20年代以后,反帝宗教运动发展迅速,参加者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农民,还有地方酋长、手工业者、种植园工人、小商人、教员和职员等.
有些教派还超越了国界,在许多殖民地国家活动.
例如,1925年从尼日利亚分出来的司智天使和六翼天使教会,几年之内就在几内亚湾沿岸许多国家中传播,拥有教徒50万人.
基班古运动也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宗教运动.
西蒙·基班古生于1889年比属刚果蒂斯维尔附近的恩卡姆巴村.
1921年,他宣布自己为先知(当地叫"恩古扎"),受上帝委托来教育人民,使非洲人得到善良和公正的待遇,建立一个"黑人基督"指导下的千年王国.
他号召黑人民众不替白人殖民者干活,不种植白人所需要的农业经济作物,不缴纳租税,拒绝购买欧洲货物,不送子女进白人教会办的学校,公开抵制殖民当局的法律法令,试图用这种不合作的办法迫使比利时殖民者最后离开刚果.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班古主义.
基班古主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短短五个月中,信徒发展到3.
7万多人.
基班古主义发展成基班古运动,并迅速向周围国家蔓延.
比利时殖民当局十分害怕,急忙进行镇压,驱逐基班古及其信徒.
但殖民当局越是加紧镇压,基班古的信徒反而越来越多.
这个运动还同乌干达、法属刚果、尼日利亚的宗教运动取得了密切联系.
比利时殖民当局黔驴技穷,只得设法逮捕基班古,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后改为监禁30年,1950年死于狱中).
但是,基班古主义的信徒继续进行斗争,1936年又出现了新基班古复兴会.
基班古运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
非洲各地区、各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极端不平衡,这也是两次大战之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各地区、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所受到的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极不一样,这些便决定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各地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
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南非是当时非洲经济、政治、文化较发达的国家,受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水平也较高,不仅建立了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政党,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目标,而且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尤其是埃及还争得了独立,建立了非洲现代史上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英属西非、利比亚、北罗得西亚等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也比较发达,受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比较大,因而独立运动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不仅建立了民族主义政党,提出了宪政改革或自治的政治要求,而且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武装起义.
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较低,有些地区还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原始公社制残余还很多,因而独立运动的发展水平较低,甚至很低,只是出现了少数民族主义的组织或政党,斗争目标大都在经济方面,如减轻税赋、取消强迫劳动、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反对种族歧视等等,斗争主要是自发的小规模的抗税起义和宗教运动,反帝斗争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四、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1.
埃及独立国家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埃及人民同英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激化.
战时,埃及成为英国在中近东的军事基地和政治活动中心.
英国一方面将150多万埃及青壮年驱赶到前线,充当炮灰或为英军服务,使埃及千家万户土地荒芜,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欧洲农场主和埃及地主趁机侵吞埃及农民(费拉赫)的土地,又使100万农民失地破产,沦为白人农场主的雇工.
他们每天劳作长达14小时,而工资只及城市工人工资的一半,生活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英国将埃及经济纳入了战时轨道.
大肆搜刮粮食和棉花,造成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全国大小城市长期处于饥荒状态.
埃及民族工商业在大战的夹缝中虽有较大发展,但却遭到英国在"支持战争"名义下的敲诈勒索,要交纳大量金钱和财物.
战争刚一结束,欧洲的廉价商品又重新涌进埃及市场,严重地排挤了埃及民族工商业,使不少工厂、商店濒临破产.
因此,埃及城乡人民都对英国的统治强烈不满,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在埃及城乡广泛传播后,埃及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
这时的埃及到处布满干柴,革命烈火一点即燃.
战争期间,英国为了拉拢埃及抵抗德国和土耳其的军事进攻,曾先后四次许诺战后给予埃及独立.
战争结束后,英国未履行诺言,在战后颁布的宪法草案里,埃及的保护国地位未变,因而引起埃及各界民众的愤懑.
就在停战的第三天(1918年11月13日),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萨阿德·扎格卢勒,以埃及人民代表的名义向英国高级专员温盖特提出:撤销对埃及的保护,结束战时紧急状态,实现埃及的政治独立.
扎格卢勒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成长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1882年,他亲身参加了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失败后被捕和流放.
后来在担任埃及殖民政府的教育大臣、司法大臣及立法议会副议长期间,他仍然主张实现埃及的自主.
扎格卢勒受到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启迪和鼓舞,抛弃了模糊的自主主张,确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奋斗目标.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埃及的历史舞台.
在交涉中,尽管扎格卢勒等民族主义者作出了只要给予埃及政治独立、可以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让步,英国还是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甚至否认他们有代表埃及人民的资格.
为了与英国进行斗争,扎格卢勒从两个方面紧张地开展工作.
第一,起草一份委任书,并发动在委任书上签名运动.
他冲破了殖民当局的种种阻挠,使200多万群众(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士)在委任书上签了名,取得了人民代表的合法资格.
第二,组建革命领导组织——华夫脱党.
这个党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地主利益的一些原立法议会的议员、农村封建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分子共同组成.
扎格卢勒自任党的主席.
该党提出的斗争纲领规定: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实现埃及完全独立".
这个纲领反映了华夫脱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华夫脱党总部设计在开罗,在全国各地遍设支部,开展反帝宣传活动和发展党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
英国殖民当局为破坏签名运动,禁止委任书在人民中流传,并严惩签名的人;同时,还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取缔了华夫脱党原定于1919年1月底在开罗举行的群众大会.
扎格卢勒针锋相对,发表了著名演说,谴责英国对埃及实行的所谓"保护".
他指出:埃及过去没有请求英国保护,是英国自己"因战争需要"而"擅自"决定的,是"违背埃及民族的意志的","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因此,保护"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①.
这一演说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连亲英的埃及首相鲁世迪也幡然醒悟,公开支持扎格卢勒的立场.
他领导的内阁于同年3月1日集体辞职,以示对英国的抗议.
英国政府对此十分震怒,斥责驻埃及高级专员温盖特"处事不力"对埃及人过于"宽恕",并将其革职,还下令驻埃的英军司令沃森进行镇压.
3①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252页.
月8日,沃森悍然逮捕扎格卢勒等人②,并用军舰押送到马耳他岛流放.
英国的暴行成了1919年3月起义的导火线.
扎格卢勒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
首都开罗的青年学生首先发难,3月9日便涌向街头,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英国当局立即释放扎格卢勒,撤走英军,给予埃及独立.
英殖民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拘捕了1000多名学生.
广大师生群情激愤,于3月10日举行总罢课.
开罗市民热烈支持师生们的行动,工人罢工,公务人员停止工作,医院、律师事务所关门停业,以示抗议.
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头,加入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英国驻扎机构,捣毁了亲英的《莫干丹日报》馆.
3月11日,首都的电车工人、电讯工人、搬运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总罢工行动.
连商店和小商贩也罢市.
抗议斗争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
开罗的学生纷纷回乡,点燃了家乡的斗争火焰.
亚历山大、塞得港、曼苏腊、扎加济格、杜姆亚特、法尤姆以及边远地区的阿尤特等数十个城市,相继爆发了罢工和群众的抗议运动.
工人和学生成了这次反英斗争的主力军.
郊区的农民也纷纷涌进城市,参加反英斗争的行列.
"释放扎格卢勒"、"埃及立即独立"的口号声在尼罗河上空回响.
3月15日起,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铁路、邮电、运输、码头等各行各业,斗争达到了高潮.
3月16日,开罗妇女(其中不少是青年女子)也破天荒第一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队伍,并同工人、学生一起与英国步兵、马队展开英勇顽强的搏斗.
不少地区的乡村妇女也投入了反英斗争.
受英国挑拨长期不和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这次反英斗争不论是起义的规模还是群众发动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就连西方的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席卷了埃及".
这场全民性斗争,一开始就冲破了华夫脱党提出的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争取独立的束缚.
面对英国军警的屠刀,埃及人民被迫拿起了武器,奋起抵抗.
开罗城内到处构筑街垒,挖掘战壕,整个城市变成了抗英战场.
于是,抗议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
起义群众一度占领开罗警察局,使英国在开罗的权力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亚力山大的起义群众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许多农村居民也组成游击队,到处破坏铁路和通讯电线,袭击英国驻军.
北方的米努夫、布海拉、代盖赫利耶等省被强大的游击队所控制;南方的阿斯旺市被起义军占领达一个多月.
在起义过程中,不少城市和乡村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
这不仅是埃及人民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水平大大提高的标志,也是1919年3月起义的显著特点.
首都开罗率先建立的人民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接管了开罗警察总局,维持首都的交通和秩序;没收了英国的一些企业和银行;组织募捐队,募集钱物,解决罢工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所需.
它还组织宣传队,广泛宣传革命主张,传播各地斗争的信息.
各省的中心城市几乎都建立了人民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
有的省和县还宣布独立,建立了共和制临时政府,行使管理职权,维持社会治安,安排群众生活.
不少农村也效仿城市,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颁布免除租税,废除高利贷,赈济贫苦农牧民的法令,还领导农民夺取欧洲人农场主和埃及地主所侵吞的土地和财物,分给无地或少地的②另外三人是伊斯梅尔·西德基、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和巴沙尔.
农民.
革命政权的建立对反英斗争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不甘心失去它在埃及的权益,决定进行武力镇压.
为此,它制造借口,胡说什么起义是在外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爆发的,起义者还从那里领取报酬.
接着于3月25日任命艾伦比将军为驻埃及高级专员,统率6万名配有新式飞机、大炮、坦克的英军,对起义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飞机在天空中俯冲扫射,坦克在地面上围追堵截,步兵用机枪扫射,马队用大刀砍杀,甚至还施放毒气.
起义者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死伤不计其数.
艾伦比还采取分兵出击、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把全国各地的起义军浸没在血泊之中.
英国为了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严密封锁消息,至今人们仍无法弄清死伤的确切人数.
有的学者估计约1000多人被打死,3347人被关进监狱①.
有的学者估计打死3000人,伤数千人,被处死、判刑和监禁的数千人②.
实际上死伤的人数比上述估计的要多得多.
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华夫脱党过于软弱,而且执行了一条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争取完全独立的错误路线,不愿也不敢担当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致使各地起义队伍始终处于自发的、分散的和无组织无领导的状态,不仅未能组成一支统一领导的强大的革命军队,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斗争,而且给英军分兵出击、各个击破造成了可乘之机.
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敌人强大,有一支全付武装、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并采取了有效的战术,以己之长,击起义者之短,起义因而失败.
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英国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它认识到单靠刺刀已不能维持在埃及的统治,必须改变方法,于是使出怀柔手腕.
4月8日,英国释放了扎格卢勒等人,并表示愿意与埃及代表谈判,来"满足埃及群众的愿望和利益".
此举正中华夫脱党下怀,该党随即组成以扎格卢勒为首的代表团,先后与英国进行三个回合的谈判,最后迫使英国承认埃及的独立.
谈判的第一个回合,主要围绕英国派遣的米尔纳调查委员会的职权和活动问题.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埃及十分不利.
4月下旬,列强分脏的巴黎和会拒绝听取扎格卢勒代表团的要求,接着美、法相继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
两个月后,《凡尔赛和约》确认埃及仍作为英国的保护国.
英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决定派遣殖民大臣米尔纳率领调查委员会前往埃及.
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调查爆发骚乱的原因,实则是想摸清埃及各派的主张,以便拉拢妥协派,达到分裂埃及革命运动的目的.
在谈判中,扎格卢勒拒绝接受米尔纳调查委员会.
他号召全国人民抵制米尔纳调查委员会,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
群众纷纷集会,举行游行示威,一致要求英国给予埃及完全独立.
11月17日,开罗爆发了武装起义,把斗争推向高潮.
开罗群众高呼"打倒米尔纳委员会"的口号.
军警逮捕了大批示威者.
愤怒的群众起而袭击警察所和监狱,救出了被捕的示威者.
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
埃及人民的反抗,使米尔纳调查委员会迟迟不能成行.
一直拖到12月7日,米尔纳等人在军警的严密护卫下才踏上埃及国土.
米尔纳所到之处,迎①《现代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第115页.
②参见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第176页.
接他的全是抗议示威运动.
米尔纳委员会成员心惊胆颤地在埃及呆了100天,结果一无所获.
米尔纳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那里的"运动发展迅速",而且已控制在"不负责任的分子手中",这使他心中"惶惶不安".
他在报告中建议,当前唯一的办法,只有改变在埃及的统治形式,造成埃及得到独立的错觉,又可保持统治的本质.
他根据这一构思起草了一份解决埃及问题的条约草案,草案规定:(1)英国承认埃及为代议制君主立宪国家;(2)英国与埃及结为同盟,英国负责保卫埃及的安全,英军驻扎埃及保卫帝国的交通,战时英军有权使用埃及军港、飞机场等;(3)英国有权干涉埃及外债方面的财政事务;(4)英国有权干涉埃及外国侨民的司法事务;(5)英国有权干预、阻止埃及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外交事务.
这就是有名的"米尔纳方案".
第二个回合,围绕"米尔纳方案"展开了较量.
米尔纳回国后向政府提交了他起草的方案,同时又以"磋商建设埃及独立国"的名义,将扎格卢勒为首的代表团骗到伦敦,进行谈判.
扎格卢勒很清楚,这是一个名为"独立国"、实为"保护国"的方案,因而拒绝接受.
1920年10月,埃及代表团要求修改方案:明确宣布撤销对埃及的保护;进一步限制英国对埃及内政外交的干涉权.
米尔纳拒绝接受埃方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
恰好这时英国国内的死硬派政治势力得势,斥责"米尔纳方案"太宽容,米尔纳便借机称病辞职.
英国新任殖民大臣乌尼斯通·切尔奇勒是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埃及独立问题采取"延不付议"的拖延方针,不予考虑,埃及人民对此十分愤慨.
当切尔奇勒视察埃及时,开罗、亚力山大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答应将埃及独立问题提交帝国会议讨论.
恰在这时,华夫脱党内部发生了十分不利于谈判的变化.
妥协派害怕扎格卢勒将在独立后掌权,企图依靠英国维护自己的私利,于是激烈地反对扎格卢勒.
英国趁机分裂华夫脱党,蓄谋邀请由它一手扶植的妥协派阿德利内阁和元老政治家的六名代表前往伦敦谈判,而将原代表团拒在谈判会议之外.
英国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遭到埃及人民的坚决反对,致使阿德利代表团推迟前往伦敦的日期.
扎格卢勒强烈谴责阿德利为首的妥协投降派,重申"不惜牺牲一切,以实现崇高目的",并且提出"彻底废除英国的保护制度",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1921年11月10日,英方把早已拟好的英埃条约面交埃方代表.
条约规定:英军可以自由通行于埃及境内,并驻扎在任何必要的地点,等等.
与"米尔纳方案"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倒退.
如此苛刻的条款,就连亲英的阿德利首相也不敢接受,要求英方做一些更改.
英国拒不让步,埃及代表退出会谈回国,谈判告吹.
第三个回合,埃及人民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英国被迫单方面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
谈判破裂后,英国正式公布条约草案.
扎格卢勒号召人民抵制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切行政措施拒绝服从命令.
埃及人民再次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
英国高级专员艾伦比下令逮捕扎格卢勒及其战友.
他们先被关进塞舌尔群岛监狱,后转移到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
消息传来,全国沸腾.
埃及又一次出现了1919年3月的斗争形势.
"立即释放扎格卢勒"、"埃及立即独立"的口号声,响彻尼罗河两岸.
12月27日,艾伦比宣布埃及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急忙从本土调来精锐部队(陆、海、空三军数万人).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血腥镇压,才把起义斗争暂时平息下去.
但只要埃及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英国政府无可奈何,不得不于1922年2月初召回艾伦比商讨对策.
劳合·乔治首相和寇松外交大臣最后接受了艾伦比提出的两项建议,修改"米尔纳方案";发布允许埃及独立的宣言书.
2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撤销"英埃条约草案",28日发表了宣言书,宣布撤销对埃及的保护权,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同时还宣布了四项保留条件.
3月16日,埃及宣布独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素丹福瓦德任埃及国王.
首都开罗、亚力山大等城市举行庆祝独立典礼,鸣礼炮101响,宣告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独立国家诞生.
埃及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23年4月,埃及公布了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9月,开罗市民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扎格卢勒凯旋归来.
1924年初,埃及举行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华夫脱党获得87%的议席.
1月28日,组成了以扎格卢勒为首相的华夫脱党第一届内阁.
在组阁过程中,扎格卢勒毅然决然地摆脱了英国的干预,独立自主地选择和任命内阁成员.
这一切表明,埃及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2.
埃及反帝斗争的深入发展埃及的独立是不完全的,因为1922年2月28日宣言一方面宣布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却又宣布保留四项与埃及独立完全不相容的英国特权.
这四项特权是:英国军队有权驻扎埃及全境;"守护苏伊士运河";维护"英帝国交通的安宁","防御"对埃及的"一切外来侵略与直接间接干涉";管理苏丹.
十分清楚,宣言把埃及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独立后的埃及,内政外交仍处处受制于英国.
因此,埃及人民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依然是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
在二次大战前的十多年中,双方围绕着四项特权的保留还是取消问题又进行了多次较量.
但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华夫脱党的错误和蜕变,英国暂时占了上风.
四项特权后来通过条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扎格卢勒在担任内阁首相的10个月中,一直在积极地为埃及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但是,扎格卢勒等人对刚刚上台的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抱有幻想,试图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
1924年10月,扎格卢勒满怀希望飞往伦敦,同麦克唐纳政府谈判,要求英国撤走在埃及的驻军,撤销英国的财政、司法顾问,废止英国在埃及的一切特权,但遭到麦克唐纳政府的拒绝.
谈判失败,第一轮较量受挫,扎格卢勒失望而归.
扎格卢勒不依靠革命主力——工农大众,而是完全凭借徒具虚名的内阁①与英国进行斗争,结果惨败,导致内阁倒台.
这是一大错误.
扎格卢勒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
如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国家管理和工业技术人员,改革选举制度,选拔青年人担任高级官职,打击贪官污吏,撤换不称职的旧官吏,将华夫脱党人及其拥护者提拔到高级职位上去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福瓦德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极力拉拢和英国的挑拨下,扎格卢勒为首的华夫脱党的动摇和妥协性恶性发展,甚至镇压支持自己上台的工农大众.
①国王福瓦德是英国的傀儡和走狗,埃及国家的军队仍掌握在英国手中.
埃及独立后,工农大众并没有得到多少直接利益,他们要求革命向纵深发展.
例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等,政府均不理睬.
有些地区工人举行罢工,占领工厂.
有些地区农民抗捐抗税,夺取地主的土地.
扎格卢勒政府害怕工农运动的发展将严重危害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对工农运动实行镇压.
3月份,仅在开罗和亚力山大就枪杀了20多名示威游行的工人,还将300名工人投入监狱或罚做苦役.
更有甚者,以"煽动罢工"、"制造骚乱"的罪名取缔了埃及共产党和劳工总联合会,逮捕了共产党领导人胡尼斯·奥拉比和安东·马隆等人,并两次公开审讯共产党人,处六名共产党人徒刑或服苦役.
扎格卢勒等人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很快失去了革命主力工农大众的支持.
这就注定了他们后来必然失败的结局,尽管议会通过决议,重申埃及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要求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地带撤走;尽管政府发表声明,递交照会,要求同英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等等,但英国政府都不予理睬.
1924年10月,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公然进行挑衅,任命原驻苏丹总督里·斯塔克为驻埃及军队司令.
这深深激怒了埃及人民.
里·斯塔克抵开罗后即被人刺死.
早就对扎格卢勒内阁心怀不满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借机向扎格卢勒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及就里·斯塔克被刺事件赔礼道歉,赔偿50万英镑,严惩凶手;此外,还无理要求埃及政府镇压群众的示威游行,恢复英国顾问在埃及国家机构中的权力,限定埃及驻苏丹的军队一天内撤走,提出英国有权使用尼罗河水灌溉它在苏丹的棉花种植园等.
扎格卢勒还没来得及答复英国的通牒,英军便大举向埃及增兵,并占领亚力山大港海关等.
面对英国蛮横无理的行径和武力威胁,扎格卢勒内阁软弱无力,进退维谷.
他既不敢也不愿意发动工农大众以武力对抗英国,又不甘心向英国屈膝投降,唯一的办法只有下台.
1924年11月24日,扎格卢勒内阁集体辞职.
扎格卢勒等人试图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之所以最终失败,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依靠工农大众则是致命所在.
华夫脱党内阁垮台后,国王福瓦德认为取消革命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开投靠英国,夺取内阁大权,打击华夫脱党,镇压共产党和民族运动.
国王任命其亲信西瓦德为首相.
西瓦德一上台便废除了1923年宪法,解散了议会.
接着颁布新选举法,剥夺了一半选民的选举权,取消了集会、结社、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还以"煽动罢工"的罪名逮捕了共产党和华夫脱党领导人,仅1925年1月份就逮捕30多人,而且在首都和地方政府中大力清洗华夫脱党人官员,将埃及军队和警察中的"可疑分子"遣送到边远地区.
鉴于以往失败的教训,英国也采取"利用埃及正常力量"——走狗福瓦德来摧毁华夫脱党,取消革命成果,镇压革命运动,使埃及丧失了争得的独立成果.
尽管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猖獗一时,但是已经觉醒并富有斗争传统的埃及人民是不会听任他们为所欲为的,他们为保卫1919—1924年革命成果同埃及王室和英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首先是围绕议会选举的斗争.
王室为了击败华夫脱党,纠集了一批封建地主、政府高级官员和部分王室成员,拼凑成一个名为"联合党"的组织.
西瓦德内阁公开宣布,除联合党以外,禁止任何政党进行政治活动,为的是保证联合党的候选人当选.
埃及人民以民族利益为重,在议会选举中仍然站在华夫脱党一边,斥责联合党是"奴才党","卖国党",积极投华夫脱党候选人的票.
出乎王室和英国的意料,华夫脱党获得议会54%的议席,扎格卢勒当选为议长,另外两名华夫脱党人担任了副议长.
国王福瓦德不甘失败,在英国高级专员的同意下,悍然宣布解散议会.
国王的专制独裁激起了人民的级大愤怒,许多城市爆发了工人、学生和市民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
开罗工人的总罢工使首都一度瘫痪.
在人民斗争的鼓励下,华夫脱党、新祖国党、自由立宪党①联合行动,要求结束独裁统治,恢复宪法.
举行新的选举.
1926年5月22日举行的新选举中,华夫脱党获得了更大的胜利,扎格卢勒担任了议长,自由立宪党的阿德利担任了首相.
至此,围绕议会选举的斗争以反动派的失败而告终.
这一场斗争表明,民族独立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埃及人民之中,民族主义的进步力量是摧不垮的.
其次是围绕英国军官对埃及军队指挥权的斗争.
1924年4月自由立宪党的萨尔瓦特派组成了新内阁.
华夫脱党、新祖国党和萨尔瓦特内阁联合一起,利用议会同英国斗争,要求免去英国人在埃及军队和警察中担任的一切职务,结束英国对埃及军队的控制;同时还要求增加埃及军队的数量,建立空军,实现武器现代化,增强保卫埃及的能力.
这些要求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英国政府于1927年5月29日向萨尔瓦特首相发出照会,断然拒绝了埃及的要求,并派军舰到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外游弋,进行武力威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享有崇高威望的民族领袖扎格卢勒不幸病逝,使联合斗争瓦解.
萨尔瓦特首先动摇,与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秘密签订了承认英国四项特权的协定草案,1928年3月17日,华夫脱党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组成了联合内阁.
纳哈斯十分软弱,当他提出的维护群众集会自由的主张刚一遭到国王和英国的反对,便吓得辞了职,成了有名的短命内阁(仅三个月).
自由立宪党公开投靠国王,解散了议会,停止实行1923年宪法.
围绕英国军官对埃及军队指挥权的斗争失败了,反帝斗争暂时进入了低潮.
1929—1932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埃及深受英国转嫁危机之害.
棉花价格下跌61%,库存量超过往年的4倍,植棉面积减少50%,棉农大量破产,流入城市谋生.
城市中民族企业大批关门停产,30多万工人失业,流浪街头.
民族矛盾再度尖锐起来.
英国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同意让纳哈斯再一次出任首相.
但不久,当华夫脱党拒绝同英国签订新的奴役性的条约时,英国便伙同国王迫使纳哈斯辞职,改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民党的头目伊斯梅尔·西德基组阁.
此举又触发了民众反抗运动.
开罗、亚历山大、曼苏尔、塞得港、苏伊士港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贫苦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向城市进军.
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迅速发展成武装起义,学生、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斗争.
1930年7月下旬,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再一次掀起高潮.
西德基内阁残酷地镇压起义,愤怒的群众用石块、棍棒同配有坦克、机枪的政府军激战10天,不少人被杀,数千人被捕.
血的教训使埃及人民完全看清了福瓦德和西德基作为英国走狗的真面目,第一次喊出了"反对国王专①新祖国党建于1907年,由埃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商人组成.
自由立宪党是埃及自由派地主的政治组织.
制独裁"、"驱逐国王"、"砸碎封建枷锁"、"打倒西德基反动内阁"的口号.
贫苦农民提出了"土地归耕者所有"的斗争目标,并自发地夺取地主和外国农场主所侵占的土地.
农民的广泛参与,把反英民族革命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埃及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1931—1935年,埃及人民进行了反对新宪法的斗争.
据统计,有95%以上的选民拒绝投票.
宪法颁布后进行第一次选举那天,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人们强烈要求西德基内阁下台,高呼"踢开绊脚石福瓦德","还人民以自由"等口号.
示威群众与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顽强搏斗.
乡村中农民纷纷袭击选举站,赶走负责选举的官吏,与镇压农民的警察厮杀.
有许多村长抵制选举,光宣布辞职的村长就有400多名.
从1935年起,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带有反法西斯性质.
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之后,在埃及的一些意大利侨民建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队.
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有密切关系的国王福瓦德,支持和保护黑衫队在埃及的活动.
由于意大利妄图建立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意属大帝国"的计划严重地威胁着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向靠近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增兵,其陆军由1.
2万人猛增到3万人,军舰增至60艘.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英国大量增兵埃及,在埃及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人民群众自发地募集金钱、粮食和其他食品送往埃塞俄比亚前线,并组成了志愿服务队和医疗队奔赴抗意战场,支援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
1935年11月13日,华夫脱党在开罗召开3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英国增兵埃及、破坏埃及主权的罪行.
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人和学生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示威游行旋即发展成武装起义.
斗争迅速扩展到其他城市,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
这场斗争表明,反英斗争已经与反法西斯的斗争结合起来.
英国政府和国王福瓦德慑于人民斗争的压力,被迫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在193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第三次上台组阁,这是埃及人民保卫1922年革命成果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华夫脱党却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其妥协性日益增长,由逐步背离民族和国家利益发展到最后蜕化变质.
1936年8月,以纳哈斯为首的13人联合代表团赴伦敦谈判,于8月2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英国和埃及同盟条约》①.
条约虽然保持了1922年获得的独立国的地位,但英国过去单方面宣布的四项特权却在条约中被固定下来,致使埃及人民同英国政府围绕四项特权所进行的顽强斗争终告失败.
英埃同盟条约公布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华夫脱党在人民中威信扫地,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地位.
从1936年起,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青年军官阶层崛起,担当起埃及民族革命的领导责任,把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①条约规定:1万名英国陆军和400名飞行员驻扎在苏伊士流河区,埃及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和营造舒适房舍的费用.
战时埃及政府无条件地提供一切方便,包括港口、机场和其他设施.
驻埃及英军享有豁免权和其他特权.
英军驻扎在亚历山大港附近地区,为期八年.
英埃共管苏丹,由英国驻苏丹总督独掌军事、行政大权.
五、摩洛哥里夫起义里夫起义是战后初期非洲大陆最著名的反帝武装革命,也是当时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高潮中的三大革命战争之一①.
里夫族人是北非西北部柏柏尔人中最强大的支系之一,共13个部落,约50万人(占摩洛哥总人口的10%)②.
里夫人以游牧为主.
当时其社会已发展到封建社会阶段,但仍保留着大量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1912年,里夫人居住的里夫山区划归西班牙管辖.
但是里夫人始终不接受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统治,里夫山区一直是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斗争的中心.
一次大战后,西班牙经济对非洲的依赖性大大加强.
里夫地区的丰富矿产资源早已为西班牙矿产公司所垂涎,因而西班牙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征服里夫这块尚未归顺的地区.
以严酷著称的贝兰格尔将军被任命为驻摩洛哥高级专员,他于1918年制定了一个首先征服西部的杰巴拉族部落、然后再东进征服里夫族部落的军事计划.
1919年7月,西班牙征服西部的杰巴拉族后,开始准备进军里夫山区.
为了制造征讨的借口,西班牙利用里夫族中的一些败类制造骚乱,并散布谣言,声称贝尼·乌里阿格勒部落首领阿卜德·克里姆·哈塔比是骚乱的罪魁祸首.
紧接着,西班牙就集中了大量兵力,进攻里夫山区.
贝尼·乌里阿格勒部落是里夫族13个部落中最强大的部落.
阿卜德·克里姆家族被称为伊斯兰教圣裔家族,在里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阿卜德·克里姆·哈塔比酋长是该家族的成员,早就觉察到西班牙的阴谋,曾拒绝过西班牙要他帮助在其管辖区建立保护制的主张.
他对西班牙散布的谣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立即召回在梅利利亚城任法官的长子和在西班牙上学的次子,帮助他对付西班牙的侵略.
他向族人发誓要消灭西班牙侵略者.
可是,国仇未报,他就被西班牙奸细毒死了.
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部落长老议事会推举其长子阿卜德·克里姆担任了军事首领.
阿卜德·克里姆的全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克里姆·哈塔比,生于1882年,毕业于著名的非斯卡拉维因大学,精通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
1915年任梅利利亚城首席法官时,他因反对西班牙,主张摩洛哥独立而被西班牙当局逮捕,1918年被释后继续任该城法官.
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的阿卜德·克里姆,决心继承父业,消灭西班牙侵略者.
1921年初,西军头目西尔维斯特将军狂妄地向西班牙国王表示,他将迅速地结束摩洛哥战争.
他亲率近3万名西军向里夫发起了全线进攻.
阿卜德·克里姆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他一方面利用法西、英西和德西矛盾,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从法、英、德三国购买大量武器弹药;另一方面主动后撤,并精心部署歼敌战术:诱敌深入,把西军引入山区,进行有利的内线作战.
西军仗着优势兵力,在占领战略重镇胡塞马后,径直向里夫纵深挺进,1921年6月1日又占领了重要军事据点达尔·阿巴拉.
西军每到一处便大肆烧杀抢掠,激起了里夫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向克里姆请战,决心誓死保卫家乡.
在人民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克里姆在6月1日夜里率领300名士兵偷①另两个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大起义.
②人数说法不一.
著名学者W.
B.
哈里斯认为是39.
7万人.
袭立脚未稳的西军,经过血战,歼敌4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收复了达尔·阿巴拉,揭开了里夫大起义的序幕.
达尔·阿巴拉大捷极大地鼓舞了里夫人民的斗志.
西班牙殖民军中的摩洛哥人士兵纷纷投奔里夫义军,原先动摇不定的里夫其他部落也集合到克里姆的抗敌旗帜之下.
起义军迅速发展到3000人,1921年7月18日攻克了西军重要前哨基地伊埃里本.
狂妄的西尔维斯特将军孤注一掷,亲率西军主力深入里夫内地阿努阿尔,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士气高昂的里夫义军英勇迎击敌军,前后浴血奋战6天,歼灭西军14700多人,缴获大炮13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39000多支①.
不可一世的西尔维斯特将军绝望地自杀身亡.
纳瓦罗将军率领西军残部企图固守战略要地阿鲁伊山.
但在义军攻击下,只经过两天战斗,8月6日,纳瓦罗及其3000名西军即被迫缴械投降.
阿努阿尔之战是西班牙殖民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大败仗,被欧洲报刊称为"阿努阿尔惨剧".
它使西班牙殖民者完全龟缩到沿海少数几个城市之中,不敢再轻举妄动.
相反,阿努阿尔一仗极大地鼓舞了里夫人民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他们战胜西班牙殖民者的信心和勇气.
这一仗还给里夫人民送来了为进行大规模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使起义军迅速扩大到近3万人.
克里姆在指挥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赢得了全里夫族人的高度信任和热烈拥戴,被公认为里夫族的军事领袖.
建立里夫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9月,阿卜德·克里姆及时地召开了由12个部落贵族参加的代表大会.
会议同意阿卜德·克里姆提出的召开里夫国民会议和成立民族政府的建议,选出了国民会议的参加者.
克里姆学习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经验,制订并通过了里夫民族主义者必须共同遵守的《民族誓约》①.
这个誓约对巩固内部的团结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9月19日,国民会议开幕.
会上宣布里夫共和国成立,授予阿卜德·克里姆"艾米尔"称号,建立了民族政府②.
阿卜德·克里姆还兼任国防和内政部门的负责人.
为了巩固国家独立,他采取了下述一系列革命措施:第一,统一军事编制,建立统一的常备军和部落民军.
设立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
实行义务兵役制,凡年满16岁以上的中、青年,有服兵役的义务.
第二,实行立宪政治,制定宪法(宪法原文未保存下来).
规定由部落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会议,议长称"艾米尔",是国家元首.
艾米尔在政府机构的助手相当于总理,下设国防、内政、外交、财政、商业、教育等部门.
第三,废除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传统法和传统法庭.
取消酋长或部落议事会干予司法事务的规定;司法事务由统一的伊斯兰法庭法官(称"卡迪")①H·C·鲁茨卡娅:《里夫共和国》,莫斯科1959年,第5l—52页.
①《民族誓约》共6条:(1)不承认侵犯摩洛哥主权或同1912年"保护制"条约有关的任何条约;(2)西班牙人应撤出1912年法西条约前尚未管辖的全部里夫地区,西班牙在摩洛哥只能保留休达、梅利利亚及其周围地带;(3)其他国家承认里夫国家完全独立;(4)宣布成立里夫共和国;(5)西班牙应赔偿里夫人民所受的损失;(6)同周围所有大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并缔结各类条约.
②关于里夫共和国成立的时间,国际学术界尚有争论.
这里采用的是苏联著名的里夫起义研究专家娜·谢·鲁茨卡娅的意见.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建国时间应是1923年2月1日或1月18日.
审理.
第四,实行新的税收制度.
税制分为人头税和所得税两种.
贫苦者和残废军人免交人头税;所得税的5%上交国库.
税收主要用作军费.
第五,实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宣布愿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友好相处.
这些革命措施的实行,使里夫军队扩充到近7万人,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削弱了封建部落酋长和议事会的权力,克服了长期以来的分散和无政府状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与周围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些革命措施,得到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国革命人民的支持.
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而且使反帝力量得到增强.
所有这一切,对于改变里夫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民族誓约》和上述一系列革命措施,集中体现了克里姆的政治思想,也完全表达了里夫人民的共同愿望.
阿卜德·克里姆十分崇敬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称赞他"把散沙似的人民团结起来,并率领他们打败了敌人,因而恢复了国家的独立,使民族重新获得了神圣的自由"①.
他认为土耳其能够做到的事情,里夫人民也一定能做到!
《民族誓约》的制订正是学习土耳其议会在1920年1月通过的挽救国家危亡、捍卫民族独立的《国民公约》的结果.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它妄图把新生的里夫共和国扼杀在襁褓之中.
为此,西班牙殖民当局施展了反革命两手:一方面继续使用武力进行围剿,集中了3万精锐部队向里夫地区中部进逼;另一方面则提议双方进行和谈,妄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但它的反革命伎俩都失败了.
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等待它的却是耻辱:西班牙政府花费了413.
7万比塞塔的巨款,向里夫政府赎回了被俘的3000名官兵.
此事成为西方殖民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大丑闻.
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困窘,人员的大量伤亡又促使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
西班牙政府在短短的两年半中就更换了五届内阁.
1923年9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
法西斯军人政权上台后,把侵摩战争放在行动计划的首位,1924年春便出动大军向里夫国家大举进攻.
西军仍然采取从东、西两面合击里夫军的老战术,迅速向里夫内地推进.
阿卜德·克里姆胸有成竹,分兵把守要害据点,并利用有利的地形,狙击西军;另外,再派遣游击分队潜入敌后骚扰敌人,使西军屡屡受挫,不敢轻易向里夫内地进军.
后来,西军被迫改用封锁围困的新战术,将军队撤到沿海一带,建立严密的封锁线,企图断绝里夫军民的一切供应,置里夫军民于死地.
此外,西班牙人通过收买杰巴拉族首领拉伊苏里,在后方骚扰和牵制里夫军队.
阿卜德·克里姆首先果断地挥师东进,迅速包围并全歼了杰巴拉族武装,活捉了拉伊苏里,解除了后顾之忧.
杰巴拉族和库马族人部落纷纷起义,支持里夫共和国,起义力量反而更加壮大了.
其次,克里姆利用与英、法的联系取得后勤补给.
英、法的军火商都通过各自的渠道给里夫军民运来了大量急需的粮食和军火.
这样,西班牙妄图把里夫共和国扼杀在襁褓之中的计划又彻底破产了.
里夫共和国以它耀眼的光辉屹立在非洲大陆的西北方.
由于进攻里夫共和国的失败,西班牙法西斯军人政权陷入内外交困之①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309页.
中,不得不主动向里夫政府提出和平谈判的要求.
它派代表团到里夫首都阿杰迪尔进行谈判.
正值里夫人民完全有可能将西班牙侵略者赶出摩洛哥的关键时刻,法国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暗中支持里夫政府变为与西班牙勾结镇压里夫人民.
法国的背转并不奇怪,因为法国的政策完全是以它自己的根本利益为转移的.
摩洛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它扼大西洋——地中海通道,是西欧到亚、非、拉各洲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素有"西方的锁钥"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都想独占它.
经过长期角逐,摩洛哥形成诸强分割的格局.
摩洛哥对法国来说特别重要,是法国建立以阿尔及利亚为中心的殖民大帝国计划的首要目标.
摩洛哥既是阿尔及利亚的紧邻,又是南下法属西非殖民地的交通要冲,因而法国始终想独占它.
原先法国暗中支持里夫共和国反对西班牙,目的是想借里夫人民来削弱和驱逐西班牙势力,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但是,里夫共和国的胜利和它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法国无机可乘,不能实现自己的如意计划.
相反,里夫人民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法属摩洛哥地区的人民,不少部落也举行起义,加入了里夫义军.
法国特别担心将会引起摩洛哥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是法国绝不愿看到的.
另外,英、德、意等帝国主义也想趁西班牙失败之机抢夺这块肥肉.
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于是改弦更张,决定用武力以最快的速度消灭里夫共和国,取代西班牙.
早在1924年春天,法军已开始向法占区和西占区之间的韦尔加河河谷进军,声称要收复失地.
韦尔加河河谷历来是里夫山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
那里居住着独立的柏柏尔人部落.
里夫建国后,他们站在里夫一边,参加反西斗争,已归里夫国管辖.
因此,收复失地之说纯粹是借口.
面对法国的军事威胁,阿卜德·克里姆头脑十分清醒.
他知道此刻决不能与两强同时作战,何况法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西班牙要强大得多,因此必须设法与法国和平相处.
于是,阿卜德·克里姆多次倡议和法国谈判,但均遭法方拒绝.
法国消灭里夫共和国的主意已定,遂于5月27日出动军队渡过韦尔加河,向里夫军民挑衅.
9月间,法军占领了整个河谷地带,断绝了里夫的粮食供应,接着遍建军事据点,直接威胁着里夫起义的山区基地.
即使这样,克里姆仍持克制态度,建议法国通过和平谈判来确定法占区与里夫国家的固定边界,结果仍遭拒绝.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克里姆才不得不对法作战.
西方的某些学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责里夫人民"强悍好战"、在战胜西班牙后"得寸进尺"、"劫掠法属领地"等等,显然是不公正的.
1925年4月,里夫利用西班牙大量抽调侵摩西军回国镇压反战运动的有利时机,迅速挥师南下,一举突破了法军防线,屡克法军据点,收复了韦尔加河谷;接着向非斯、塔扎方向猛烈进攻,计划切断由阿尔及利亚通往摩洛哥的铁路线.
沿途摩洛哥人纷纷起义,投入反法战争.
这一年共产国际发表了呼吁书,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摩洛哥人民抗击法国侵略.
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积极支持里夫人民反抗法国侵略军,在本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
一些法国士兵在战场上拒绝向里夫军民开枪,或携带武器到里夫军阵地上举行联欢活动.
法国政府对此万分焦急,彭莱维茨总理亲自赶往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
形势对里夫人民十分有利.
至7月初,里夫军队共夺取了近60个法军据点.
法、西帝国主义之间虽然在争夺摩洛哥的独占权问题上的矛盾十分尖锐,但是,当它们都被里夫义军打得狼狈不堪、面临着被赶出摩洛哥之时,便化敌为友,勾结在一起了.
双方经过紧张的外交磋商,于7月25日正式签订了法西临时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共同对付摩洛哥人民,不准单独与里夫国媾和.
7月底,法西两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法军不断向摩洛哥增兵,而且任命在一次大战中被法国资产阶级吹捧为"救世主"的贝当元帅为驻摩洛哥部队总司令.
不久,法军增加到30万人,又募集了40万非洲人雇佣兵,组成了一支70万人的侵略大军.
西班牙军也增至10万多人,并由里维拉首相亲自统率.
法西两国政府都把这次侵略战争看作是有关国威盛衰的关键所在.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法国专门拨出1.
83亿法郎的巨款作为特别军费,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了陆、海、空三军.
两国政府还采用收买部落上层封建主、分裂反帝力量的恶毒政策,并且用摩洛哥素丹的名义发布了悬赏令,以50万法郎作为捕杀阿卜德·克里姆兄弟两人的酬金.
当时里夫义军仅占法西军队的1/10,且武器简陋.
双方力量对比相当悬殊,形势对里夫人民十分不利.
1925年9月6日,西班牙军1万多人在阿卢塞马斯湾登陆,法军在南部战线发起了全面进攻.
里夫军队被迫在两线作战.
阿卜德·克里姆沉着应战,利用有利的地形广泛地开展游击战,神出鬼没,不断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法西联军对不设防的城市和乡村进行狂轰滥炸,同时采取焦土政策,屠杀无辜的妇女儿童,焚毁村庄,打死成群的牲畜,企图饿死里夫军民.
法军情报人员还潜入里夫内地,在群众中散布里夫军队必败的消极论调,并向部落首领进行劝降活动,致使7个部落的首领投降了法国,有不少群众相信谣言,脱离了起义军.
所有这一切大大削弱了里夫人民的反帝力量.
9月末,西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陷了里夫共和国首都阿杰迪尔,形势十分严重.
阿卜德·克里姆为了摆脱困境,多次向法西两国呼吁谈判.
法国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在雨季过后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同意进行谈判.
1926年4月26日,双方在阿摩边境的乌季达举行会谈.
法西毫无诚意,坚持要里夫人民接受法国保护的四项条件①.
尽管里夫代表作了很大的让步,法西两国还是拒绝给予里夫人民享有独立的权利,甚至向里夫代表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5月7日前接受法国的四项条件.
阿卜德·克里姆严词拒绝了他们的无理条件.
谈判刚一破裂,法西联军便立即发起了猛烈进攻.
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侵略军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
西军每攻下一个城市或村庄,便开展灭绝人性的杀人比赛.
这种暴行使在现场目睹的西方记者都大为震惊,愤怒谴责西班牙军队的滔天罪行.
6月下旬,法国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里夫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塔尔吉斯特.
空军进行密集轰炸,义军被炸死者累累,惨不忍睹.
阿卜德·克里姆为了保护里夫军民的生命财产,决定自愿成为俘虏,要求法国宽容里夫军民.
6月27日,里夫军正式投降,克里姆和其弟等23人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
新生的里夫共和国被法国、西班牙帝国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
里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
起义的余火继续燃烧,阿特拉斯山的反抗斗争一直坚持到当年的雨季.
1928年,法占区又爆发了新的①这四项条件是:里夫人应承认摩洛哥素丹的最高权力;解除里夫部落的武装;释放法西两国俘虏;驱逐阿卜德·克里姆.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阿特拉斯山区的起义者一度把法国殖民者统统赶了出去.
法国花了六七年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后把起义镇压下去.
1930年代后半期,在法占区和西占区又曾掀起第三次反帝武装斗争高潮,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里夫起义的直接影响下,摩洛哥各城市的反帝斗争也发展起来,尤其是从1930年代开始,新兴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反帝斗争舞台,将民族独立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六、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当时叫阿比西尼亚)的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有其明显的现实原因.
意大利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
非洲那些理想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大都被英、法抢去,意大利仅夺得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三块地方,许多还是不毛的沙漠,人口只有136万.
这显然使意大利殖民主义者愤愤不平.
埃塞俄比亚不仅地域辽阔,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铁、铜、石油、黄金、白金、硫磺等)和农业原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一向为西方列强所垂涎.
早在19世纪末,意大利就与英国、法国在埃塞俄比亚展开了激烈争夺.
1895年,意大利曾出兵侵略埃塞俄比亚,但在阿杜瓦战役中遭到惨败,使其独占野心受挫.
1906年7月,意大利与英、法勾结,秘密签订了瓜分埃塞俄比亚的三国条约,得以逐步控制埃塞俄比亚的主要经济部门——采矿业.
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之后,对内疯狂地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对外大肆侵略扩张,妄图把分散的三块非洲殖民地连接成一个非洲殖民大帝国,据此与英、法相抗衡.
埃塞俄比亚恰好在意属三块殖民地的中间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能否把埃塞俄比亚夺到手,是能否实现意大利非洲殖民帝国的关键.
这是墨索里尼决定要侵略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墨索里尼企图用对外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
大批工厂企业关门破产,银行倒闭.
1932年工业总产量比危机前下降1/3,失业工人达70万,占工人总数的50%左右.
农村中成千上万的农民或负债,或失地破产,大批人忍饥挨饿,到处流浪.
由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少贫苦居民,衣食艰难.
这一切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危险.
于是,墨索里尼政府企图把国内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埃塞俄比亚的征服战争中去.
当时在法西斯分子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既不能给人民以面包,就应给人民以光荣.
"法西斯政府正是依此行事,把饥饿的意大利失业者驱赶到埃塞俄比亚战场上"光荣"地充当炮灰.
这一来可以消除人民的不满,实现建立非洲殖民帝国的美梦;二来可以洗刷1895年战争的耻辱,求得"光荣".
从1934年下半年起,意军就不断向埃塞俄比亚进行挑衅.
12月5日,意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非洲人士兵的瓦尔瓦尔事件.
12月30日,墨索里尼提出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计划.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就瓦尔瓦尔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国联伸张正义,严厉制裁意大利法西斯的暴行.
但是,英、法所控制的国联对意大利的暴行采取迁就、纵容的政策,大大助长了意大利的嚣张气焰.
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秘密勾结,允诺给予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放手行动自由"的权力,使之更加有恃无恐.
意大利政府向意军总参部保证:"只要迅速地发动进攻,国际联盟是不会果断地采取有效行动的"①.
十分清楚,国联的错误政策也是促使意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意大利.
尤其在军事上,意大利拥有数十万配有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正规军,而埃塞俄比亚真正能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万多名(皇帝的近卫军),其余军队既未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又十分陈旧.
全国只有500挺机枪,能使用的只占1/10.
空军只有7架旧式客机.
埃塞俄比亚如此落后积弱,也是意大利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又一个原因.
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准备是秘密进行的.
战争爆发前,意大利用商船将40万军队、10万匹骡马、2万辆汽车和大批粮食秘密运到东非作战地区.
1935年10月3日清晨,意大利不宣而战,30万大军突然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分北、东、南三路大举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战争分为两大阶段:1935年10月——1936年5月为第一阶段;1936年5月——1941年底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墨索里尼妄图以闪电战术迅速占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然后占领全国.
但是,入侵意军遭到埃国人民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破产,直到1936年5月才占领亚的斯亚贝巴.
在战争爆发五个小时之后,海尔·塞拉西一世向全国发布了总动员令,要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武器,赶快去保卫祖国","打倒侵略者!
"10月5日,他又向国联发出照会,重申埃塞俄比亚人民决不屈服,发誓"流尽最后一滴血,以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要求国联伸张正义,给予保护与援助.
在国家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埃塞俄比亚人民立即响应皇帝的号召,奋起抵抗.
青壮年纷纷拥向各地入伍报名站,要求参军,报效祖国.
在很短的时间内,军队扩充到60万人.
政府把所有的武器都发给了新战士.
意军由于搞突然袭击,开始进展较快,北路(主力)意军在第三天便攻占了北部重镇阿杜瓦.
但是,墨索里尼的闪电战术很快就破产了.
因为北部地区多崇山峻岭、深沟险壑,道路崎岖狭窄,气候又十分闷热,意军行动相当困难.
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军民利用有利地形四出狙击,使意军连连受挫,进军速度缓慢.
墨索里尼为此暴跳如雷,撤了意军总司令德·博诺的职务,任命巴多里奥元帅为意军总司令;同时从本土调来大批军队,至1936年初侵埃意军总数增至50万人.
然而意军因处处受阻,难于快速前进,费了半年时间,加上借助于塞拉西皇帝指挥作战的错误,才得以占领亚的斯亚贝巴.
塞拉西一世最初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试图以破旧武器装备起来的、缺乏训练的弱小军队与敌人强大的精锐部队打阵地战和攻坚战.
在这个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自1936年2月中旬起,埃塞俄比亚连续在安太洛、德西埃、阿拉奇平顶山、梅丘地区集结大量兵力与意军死打硬拼.
特别是梅匠之战,更是一次以劣势兵力盲目地打攻坚战的典型.
梅丘是阿散季湖附近通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重要通道.
塞拉西皇帝担①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391页.
心梅丘一旦失守,首都难保,于是在梅丘集结了主力部队(主要是皇帝的近卫军).
3月31日,这支部队主动向装备精良、设防较好的意军发起猛烈进攻.
这正中力图寻找埃军主力决战的意军指挥部的下怀.
意军以数百门大炮连续轰击,空军出动数百架次轰炸机轮番轰炸扫射,把梅丘地区变成了一片火海.
随后在意军机枪、步枪的密集扫射下,埃军战士成批成批地倒下.
经过三天血战,埃军死亡9000多人,皇帝的近卫军几乎全军覆没.
塞拉西一世的错误造成埃军连连败北,军民伤亡惨重.
5月5日,首都沦陷,皇帝及其家庭成员从吉布提乘英舰"冒险"号离开非洲,流亡英国.
5月9日,墨索里尼得意忘形地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
不久,意大利把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殖民地.
埃塞俄比亚的暂时失败与国际联盟的纵容政策也有直接关系.
在国联的大国中,只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遵照盟约①主持正义,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小国一起要求对意大利实行全面制裁,禁止国联成员国向意出口包括石油制品在内的商品,以便给予依赖石油进口的意大利以致命打击.
直到1935年11月18日,英、法控制的国联在国际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被迫宣布意大利是侵略者,对意实行财政和经济制裁.
但是,由于英、法等国的阻挠,关键的军需品——石油没有纳入制裁范围.
实际上,英、法两国从未认真执行过制裁政策.
意大利船只仍然自由地通过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向东非战场运送军队和物资.
到1936年4月25日为止的十个月中,意大利经苏伊士运河开往东非的船只就达686艘,其中运去的军械、炸弹和流质材料约有29万吨.
1937年7月,在英、法操纵下,国联竟通过决议,结束对意大利的制裁.
十分清楚,英、法控制的国联对意大利的包庇、纵容和支持,也是造成埃塞俄比亚暂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意战争的第二阶段,埃塞俄比亚人民接受教训,迅速走上了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正确道路.
当1936年的雨季到来后,残留下来的埃塞俄比亚部队和全国各地封建主领导的武装力量立即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他们充分利用有利的气候、地形和人民的支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打得意军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例如,活跃在阿达马地区的游击队,一度切断了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
活跃在首都近郊的游击队,曾一度攻入首都城内,激战五天,几乎占领市中心的大皇宫,当意大利占领当局调来大批增援部队时,游击队便悄然离去.
活跃在北方的一支游击队奇袭了阿杜瓦镇,歼敌数百人,还一度控制了该城.
这次袭击使意大利政府十分震惊,格拉齐安尼总督也因其无能而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绍阿省的游击队在短暂时间内发展到9万多人,到处打击敌人,被殖民当局视作心腹大患.
游击战争使意大利侵略者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已定居的意大利移民如坐针毡,纷纷返回意大利,遂使当局移民50万户的计划成了泡影.
这无疑也使侵略者无法实施其掠夺埃塞俄比亚农矿资源的计划.
游击战争还使意大利背上了沉重的军费包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游击队的坚壁清野政策,又使意军掠夺不到粮食和其他食物,不得不从遥远的本土取得所需的供应,大批的武器弹药也需从本土运来.
为摆脱困境,意大利侵略军对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
臭名远扬的"黑①盟约规定:任何盟员国受到侵略时,其他盟员国应立即与侵略者断绝各种商业或财政往来.
衫军"、"讨伐队"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他们所到之处便成为一片废墟.
侵略军总司令向墨索里尼报告讨伐队在一处的活动情况时说:"在超过25公里的土地上一切东西都被摧毁了;破坏了40多个村庄,焚毁了4000多套住房.
"①然而,意军却无法摧毁埃塞俄比亚人民反侵略的坚强意志,无法阻挡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妇女们组成了妇救会、妇女协会,积极支援前线.
爱国知识分子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爱国联合会,在城市和乡村宣讲祖国历史,激发人民的斗争精神.
爱国的封建统治上层和各省封建主中也涌现出一些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
1937年夏,各游击队领导人聚会商议,成立了团结合作委员会,并选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这一措施大大促进了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扩大.
截至1938年年未,游击队已解放全国4/5以上的土地,迫使意大利侵略军只能龟缩在大城市或驻守在铁路和公路沿线一带.
至1939年,游击队已发展成40万人的大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塞俄比亚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给抗意战争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在非洲兵分两路进攻英属非洲殖民地:一路从利比亚东击埃及;一路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西击苏丹和南袭肯尼亚.
意军一度得势,占领了埃及、苏丹、肯尼亚部分领土.
这就分散了它在埃塞俄比亚的兵力,减轻了对游击队的压力,有利于游击队开展活动.
英国在遭受德、意沉重打击之后,不得不与海尔·塞拉西皇帝达成协议,决定双方在反击意大利的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还规定英国向埃塞俄比亚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
这些都为游击队的下一步反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0年10月底,意大利军队在希腊遭到惨败,英国乘机在地中海和北非向意军发起反攻.
1941年1月,英军收复它在埃及的失地,并在利比亚大败意军,歼敌13万多人.
与此同时,英国在东北非也发起了反攻,塞拉西一世率领2000名游击队员从苏丹回到祖国的戈贾姆省.
另外,由埃国流亡者组成、英国军官指挥的几个营也从肯尼亚攻入了埃塞俄比亚.
在英军的配合下,游击队发起全面反攻,将意军分割包围.
意军成了瓮中之鳖.
1941年4月6日,活跃在首都郊区的游击队歼灭了当地意大利驻军,使英军顺利地攻进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5月5日,塞拉西皇帝回到首都,重新建立政府.
5月20日,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总督阿奥斯塔公爵率部投降.
历时六年之久的抗意战争,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的曲折过程,在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之后,终于以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埃塞俄比亚人民不仅光复了祖国,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功绩被载入了世界史册.
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不但是埃国人民团结战斗和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支援埃塞俄比亚的成果.
战争一爆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发出了打倒法西斯战争的著名宣言,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表宣言,指出意大利法西斯是意大利人民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共同敌人,应当使意大利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失败,号召人民掀起反战运动.
意大利共产党还与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巴勒斯坦、叙①转引自陆庭恩:前引书,第403页.
利亚、伊拉克等国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反对战争和支持埃塞俄比亚独立的运动.
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肯尼亚、坦噶尼喀、南非和英属西非等国都掀起了全力支援埃塞俄比亚的运动.
埃及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和大会.
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组成了志愿服务队、医疗队,奔赴埃塞俄比亚参加抗意战争.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告埃塞俄比亚人民书,热情赞扬了埃塞俄比亚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指出帝国主义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应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帝斗争.
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掀起了反战活动.
美国、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也掀起了反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运动.
他们召开声讨意大利侵略的大会,发表支持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决议,还组织义勇军奔赴埃塞俄比亚参加抗意战争.
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和进步力量,为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为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救国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战争对非洲的影响一、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
非洲是这场大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战火燃及东非、北非、法属西非、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等广大非洲地区,特别是英属索马里、意属东非和利比亚、埃及、法属突尼斯等地战斗激烈.
对于交战的同盟国和轴心国来说,争夺非洲对大战的胜负都具有重要意义.
非洲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海上通途,其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被连结起来.
苏伊士运河的最大经济意义之一,就是从西欧到印度洋、波斯湾的航程大大缩短了.
西方国家通过苏伊士运河猎取中东的石油、印度和东南亚的矿产品、橡胶等战略物资更为便利,同时这些地区又是西方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
就军事战略而言,封锁了苏伊士运河,便切断了从地中海到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上的水道,对西方国家尤为不利.
因此,自运河通航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一直把苏伊士运河当成自己的"生命线".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战略上就有切断英、法这条"生命线"的意图.
与海路运输相联系,非洲大陆周围还有几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海路交通的咽喉地带.
其一是曼德海峡.
它位于非洲东北角红海的南口,是红海进入阿拉伯海—印度洋的门户.
它与红海北端的苏伊士运河可视为一个整体,封锁曼德海峡或苏伊士运河都会获得切断东西方海上通道的同样效果.
其二是直布罗陀海峡.
它位于非洲西北角,是非洲与欧洲相距的最近处,只有14公里.
它是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门户.
其三是好望角.
它位于非洲的南端,是西欧国家经大西洋、沿西非海岸进入印度洋的中间站.
这条航路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一直是东西方海上的主要航道.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其经济意义下降了.
但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出现危机的时候,它的经济和军事意义便将显著上升.
非洲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是欧洲的南翼.
从战略上说,占领了非洲,就可以从南面包抄欧洲,取得战略上的优势.
因此,争夺非洲的状况如何,将是决定欧洲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非洲丰富的农牧和矿藏资源长期以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觊觎和掠夺的目标之一.
在二次大战中,由于德国占领了西欧,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这不仅在战略上、也在作战物资供应上给反法西斯联盟的资本主义各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因此,非洲原料的供应对支持英美等国继续作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英国生产穿甲弹必需钒和钴,它在1943年从南非联邦进口的钒矿石比1938年多50%,而从北罗得西亚进口的钴几乎为1938年的15倍.
英国军事工业所用钻石的进口量也急剧上升,从1938年的177.
8万克拉增加到1945年的1129万克拉,增长了5倍①.
英国失去东南亚的橡胶产地后,便转而从非洲属地以及比属刚果和利比里亚进口橡胶.
美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是钻石、各种金属矿石、可可、棕榈仁等.
在金属矿石中,冶金业、机器制造业和原子武器生产所需的矿物原料占首位.
为美国军事工业提供铀矿石的比属刚果,1940年就向美国出口1071吨②,以后美国又从比属刚果获得了更多的铀矿石.
这些资源对英美等国战时经济的重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有利于维持它们国内的经济,而且使它们有能力继续和德、意、日作战,从而增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
非洲是一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大陆,但在大战中仍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兵源.
事实上,在二次大战前,就有许多非洲人在英、法等国的军队中服务.
大战开始后,非洲人民为了反对法西斯的奴役和威胁,也为了自己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积极地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法属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参加反法西斯作战的人数较非洲其他地区为多.
法国在战争爆发前夕曾调遣大批北非殖民地军队驻扎在法国.
当德国闪击西欧时,有数万法属北非士兵参加法国的战役,他们表现英勇,作出了重大牺牲.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非洲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对意大利作战的既有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一支人数不多、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军队,也有苏丹人、索马里人、黄金海岸人、尼日利亚人编成的英属殖民地军队,以及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的军队.
尼日利亚士兵在攻克埃塞俄比亚第二大城市哈拉尔的战役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当意军向埃塞俄比亚西部溃逃时,遭到几千名比属刚果士兵的痛击.
同埃塞俄比亚人民并肩战斗的苏丹游击队在厄立特里亚作战时,解放了意大利在东非的海军基地马萨瓦港.
除了由非洲人编成的正规军以外,还有更多埃塞俄比亚游击队战士同意大利军队作战.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游击战争,长达5年多的时间,牺牲了约70万人,最终用鲜血赢得了胜利.
美国学者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在研究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时指出:"只有记住爱国部队长期坚持的游击战争,才能说明意大利崩溃的原因.
"①在二次大战中,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紧紧相连.
1942年11月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展开了北非战役,经过激战,1943年5月把德、意法西斯在非洲的25万人驱逐出非洲.
在北非战役中,非洲殖民地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斗法国"②部队中的加蓬士兵,在利比亚的比尔哈凯姆同德国隆美尔的军队作战时,驻扎在最危险的战斗地区,坚守阵地,重创敌人,牺牲了40%的人员,最后成功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
南非联邦参加埃塞俄比亚抗意作战的两个师也调到北非,在争夺重要港口托卜鲁克的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牺牲.
乌班吉·沙立的武装力量曾袭击利比亚南部地区,策应盟军的进攻.
当英军占领的黎波里、并把法西斯军队赶出利比亚时,利比亚人民积极参加了驱逐敌军的战斗.
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之后,"战斗法国"的部队接收了从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下解放出来的非洲殖民地军队,并逐步扩大,在1943年已达到8万人之多.
他们参加了攻占纳粹控制下的重要海军基①罗洪彰:《非洲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载《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245页.
②罗洪彰:前引文,《非洲史论文集》,第245页.
①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政治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14页.
②由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1942年改称"战斗法国".
地比塞大的战斗.
他们在北非战役中俘虏了3.
7万名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装备.
此外,贝专纳兰、巴苏陀兰、斯威士兰等较小的英国保护国也派出上万名非洲士兵,参加了解放北非的战役.
北非战役结束后,非洲士兵开赴欧、亚战场继续追击法西斯侵略军.
1943年,肯尼亚、乌干达、坦蔼尼喀和桑给巴尔、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黄金海岸、冈比亚、尼日利亚等英属东非和西非的非洲士兵的12万人,远渡重洋,到马来亚和缅甸参加对日作战.
1943年7—8月间,英美盟军在夺取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登陆的战役中,南非联邦的士兵和法属殖民地部队参加了对德、意军队的作战.
非洲人还参加了解放法国并进而对希特勒德国进攻的多次战役.
在解放法国时,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塞内加尔人和法属非洲其他殖民地人民都参加了战斗.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参加部队的人数有很大增加,仅阿尔及利亚就约有30万人参加法国军队.
突尼斯人民为了西欧的解放,牺牲了7万人的生命.
非洲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约有100万人参加作战,不过由于种族歧视,他们大多从事军事服务和后勤工作.
在军队里的非洲士兵也不能参加技术性较强的兵种,往往被派去参加艰苦危险的战役.
但他们却是盟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法西斯军队中也有非洲人,不过人数较少,主要是在意属东非和利比亚军团中.
据估计,1940年6月,在意属东非的25万军队中,有15万非洲人.
由于法西斯战争的非正义性,被法西斯强迫拉去作战的非洲士兵士气低落,反战情绪很高,经常发生开小差的事件,甚至掉转枪口和非洲兄弟并肩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
非洲人积极参加二次大战,既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为自己的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战的一面,在反对法西斯奴役和威胁的同时,英属、法属的非洲殖民地人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口号.
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则完全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了.
二、东非、北非军事行动的展开非洲的战事最先始于东非.
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揭开了东非的战幕.
1936年5月,墨索里尼宣布占领埃塞俄比亚.
从此时起至1940年6月西欧战局结束前,非洲除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外,并无大的军事行动.
当时,非洲的基本情况是:在东非,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英国占有英属索马里、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法国占有法属索马里;比利时占有卢旺达、布隆迪.
在北非,英国占有苏丹,埃及虽为独立国,仍受英国控制;意大利占有利比亚①;法国占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非洲的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也分别被英、法、比、葡等国占领.
1940年6月,英国退守英伦三岛之后,墨索里尼认为,他抢夺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时机成熟了,便积极备战,力图在非洲扩大侵略,以实现他的"新罗马帝国"的美梦.
当时意大利在非洲的驻军已有两个集团:一个在东①利比亚习惯上分成三大区:的黎波里塔尼亚位于西北部;昔兰尼加位于东部;费赞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南.
非的埃塞俄比亚,由奥斯塔公爵指挥;一个在北非的利比亚,由格拉齐亚尼元帅指挥,总兵力约40万人②.
在海军方面,意大利也作了准备,加强了地中海舰队.
该舰队拥有4艘战列舰、21艘巡洋舰、123艘驱逐舰和115艘潜水艇,分布在亚平宁半岛、撒丁岛、西西里岛和意属北非的港口.
在空军方面,意大利在地中海区域拥有1684架战斗机.
意大利的战略意图是:以东非的军队进攻英属索马里,控制红海南部的出海口;以北非的军队进攻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
一旦达到上述战略目标,地中海便可能成为"新罗马帝国"的内海.
当时英军的主力在欧洲,对地中海、北非、东非主要是采取守势.
它驻非洲和中东的陆军共计9.
3万多人,由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上将指挥,分别驻守在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历山大港、塞得港、塞浦路斯、苏伊士运河和东非英属索马里等地.
空军拥有近800架飞机,海军拥有6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31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和18艘潜水艇.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
意军一方面从阿尔卑斯山向法国背后猛插一刀,另一方面驻在东非、北非的意军则向英国的属地发动进攻,从而揭开了意大利和英国在东非和北非之战的序幕.
在东非,开战之初,意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据统计,意军在东非的部队包括白人军9.
1万人,殖民军近20万人;而英国在苏丹的兵力只有英军和殖民军9000人左右,在肯尼亚只有英属东非军8500人①.
但是,意军的战斗力、士气以及指挥人员的战役、战术素养都很低,而且其技术装备和武器绝大部分都已陈旧.
而英军无论在技术装备上还是在战斗训练水平上,都远远超过意大利军队.
1940年7月初,意军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从埃塞俄比亚出发,向英国驻苏丹和肯尼亚的军队发起进攻.
意军动员了2个旅、4个骑兵团和24辆坦克,约6500人,迅速占领了苏丹境内的卡萨拉镇.
当时担任驻苏丹英军司令官威廉·普拉特少将能够指挥的兵力总共只有3个英国步兵营,还分散驻扎在喀土穆、阿特巴拉和苏丹港;坚守在前哨阵地卡萨拉镇的只有苏丹国防军的1个连,约300人①.
由于英军的兵力薄弱,且无准备,因而开战之初,意军的进攻非常顺利.
至8月初,意军先后占领了苏丹、肯尼亚境内的一些重要的据点,处于有利的地位.
意军在苏丹、肯尼亚境内稍加休整后,于8月3日开始进攻亚丁湾非洲岸上的英属索马里.
英属索马里的英国驻军由蔡特准将指挥,只有4个非洲营和印度营,此外,有1个英国营和第二警卫队尚在征途中.
入侵的意军计有26个营,且配备有大炮和坦克.
首战中,意军遭到了索马里骆驼军的顽强抵抗,进展并不顺利.
至15日,意军始进抵图格阿甘山口,逼近海港首都柏培拉.
在柏培拉郊外,意军同样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四天的战斗中几乎毫无进展.
后来,英军因缺乏后援,且防御地位不利,便由海上撤出柏培拉,大都运往肯尼亚去增强在那里集结的英军.
19日,意军占领了柏培拉.
这一仗,意军伤亡2000人以上,英军只损失250人.
因此,意军认为,这一仗对他们未来的战斗起了深远的、不利的战略影响.
②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96页.
①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
①利德尔·哈特:前引书,上册,第171页.
在肯尼亚,从1940年11月起,英军由陆军中将坎宁汉接替戈德温·奥斯汀统率,兵力增至7.
5万人;其中南非军2.
7万人,东非军3.
3万人,西非军9000人,英军约6000人.
这些部队组成了3个师:第一南非师,第十一非洲师和第十二非洲师.
同时,英国在苏丹境内的兵力也增至2.
8万人.
至此,英国认为,采取积极行动的条件成熟了,便分南北两路向意军发起进攻.
北路英军由普拉特将军指挥,于1941年1月向厄立特里亚发起进攻.
意军为抵抗英军进攻,在前线部署了1.
7万名装备齐全的部队,后面还有3个师以上的增援兵力.
开战后,英军第四和第五印度师即在克伦山地遇到意军的顽强抵抗.
克伦山地是东非防御最坚固的阵地,也是通往首都阿斯马拉和意大利海军基地马萨瓦的唯一途径,是英军必争之地.
英军受阻后,于3月中旬再次发起进攻.
3月27日,英国皇家坦克联队的一个重装甲坦克中队终于冲破封锁,插入了意军防线,攻占了克伦.
历时53天的克伦之战结束了.
4月1日,英军占领了首都阿斯马拉后,调兵向东,直指马萨瓦.
4月8日,英军攻占马萨瓦,从而结束了厄立特里亚战役.
南路英军由坎宁汉指挥,于1941年2月从肯尼亚进攻意属索马里,在迅速占领了基斯马尤港后,渡过朱巴河,向首都摩加迪沙挺进.
2月25日,英军就占领了摩加迪沙,并缴获了意军的大量汽车和飞机燃料.
这次进军之所以神速,英国良好的空军配合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军占领摩加迪沙后,即转入内陆,进军埃塞俄比亚南部.
3月17日,英军占领省会哈拉尔附近的季季加,向英属索马里的南部挺进.
英国驻在亚丁湾的一支海军,也于3月16日在英属索马里北部的柏培拉登陆.
3月29日,英军经过比较激烈的战斗,击退了意军的抵抗,占领了哈拉尔.
3月29日后,英军挥戈西进,向埃塞俄比亚西部中心——亚的斯亚贝巴推进.
与此同时,由奥斯塔公爵率领的意军残部从厄立特里亚撤退至埃塞俄比亚,并准备在阿斯马拉以南的安巴阿拉吉山地建立最后的据点,但他只剩下7000名士兵、40门大炮和仅够3个月的给养了.
加之,听到埃塞俄比亚优待俘虏的报道,意军士气更加低落.
4月6日,英军一举解放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流亡国外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也随同回国.
陷于绝境的奥斯塔公爵率领的意军残部,于5月19日被迫向英军投降,总计有23万人成了俘虏.
至此,东非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墨索里尼建立"新罗马帝国"的美梦也就此告终.
英国便将部分兵力调往北非.
自意大利向英国宣战后,战火就烧到了北非.
从总体上看,北非是非洲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这是由于它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
但是,由于北非有广大的沙漠,战斗行动都发生在宽不到80公里的沿地中海地带及交通干线附近,即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领土的沿海地带.
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至托卜鲁克之间有一条单轨铁路,另外还有一条贯穿北非沿岸的柏油公路.
这一地带适宜于多兵种作战,不过气候和自然条件却是不利因素.
埃及和利比亚的其他地区大部分是沙漠地带.
突尼斯的地形都是丘陵起伏的高地,气候炎热而干燥,昼夜温差很大,还经常刮大风,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常下暴雨,道路难以通行,土质机场也不适于飞机起落.
这一切都对军队的行动和战斗技术装备的大规模使用造成了困难.
加之,非洲的军事行动受欧洲战场的制约,作战双方往往为了加强欧洲主要战场的力量而被迫削弱对非洲的增援.
因此,在意大利向英国宣战后的最初两个月内,双方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在此期间,据意大利公布的双方伤亡的数字,意军为3500人,英军为150人.
意大利和英国在北非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在1940年9月才开始的.
1940年9月13日,即在德国大肆轰炸英伦三岛的时候,意军从昔兰尼加东部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企图侵入埃及,夺取英国的主要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
意军以其第五集团军的6个师以及8个坦克营的兵力发起攻击.
而与之对抗的英军只有2个师又2个旅,部署在埃及西部边境的兵力只有1个装甲师.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英军迅速从埃及边境东撤.
意大利第五集团军尾随其后,于9月16日占领了埃及西部重镇西迪巴拉尼.
但因离开后方太远,补给困难,加之气候突然变化,意军统帅部便下令停止追击,只是向西迪巴拉尼以东和以南派出了小股军队.
英军则继续向麦特鲁港一带预先已有准备的阵地后退.
结果双方军队之间便形成了一条80公里纵深的中间地带.
英军利用9月下半月暂时平静的时机,加强了它在埃及的军队,并积极做好转入反攻的准备.
12月初,英国在埃及的兵力已增加了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团,飞机从600架增至1000架,同时还加强了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12月7日,英军利用意大利在希腊失败以及意军统帅部的消极被动,同时也利用意军兵力在整个利比亚海岸拉开的弱点,以其装甲第七师和印度步兵第四师在北非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英军从麦特鲁阵地出发,在航空兵和海军舰艇的配合下,向西迪巴拉尼等战略要地挺进.
9日晨,英军装甲部队插入西迪巴拉尼的后方,从背后猛攻意军的尼贝瓦营地.
意军措手不及,被俘4000人,英军坦克兵只伤亡7人.
英军占领了尼贝瓦营地,便切断了意军与塞卢姆之间的联系.
这时意军左翼完全在英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而其右翼又陷入英军坦克的重围之中.
意军在没有得到预备队支援的情况下,于10日黄昏被迫向英军投降.
11日,英军收复西迪巴拉尼,俘虏意军2万人.
英军乘胜前进,17日占领塞卢姆,又俘虏意军3.
8万人,并推进到利比亚边境.
尔后,英军继续发起进攻.
1941年1月5日,攻克巴尔迪亚,俘虏意军3万余人,缴获大炮462门、坦克129辆.
占领巴尔迪亚后不久,英军第七装甲师即向西挺进,把昔兰尼加的重要港口托卜鲁克团团包围,以待澳大利亚军赶来增援.
1月21日,英军对托卜鲁克发动总攻;次日,攻克托卜鲁克,俘虏意军2.
5万人,缴获大炮236门、坦克87辆.
2月6日,英军再克昔兰尼加的另一个重要港口城市班加西.
随后,英军沿昔兰尼加西部沿岸前进,并在阿格拉地城建立了前哨阵地.
这时巴尔干战局日趋紧张,英军须从北非抽调兵力驰援,再加上向西已挺进了700多公里,后勤补给也遇到了困难,因此,便停止了向意军的进攻.
英军在1940年12月—1941年2月的两个多月作战中,共伤亡1700人(其中亡475人,伤1225人,失踪43人);而意军损失惨重,9个师被歼灭,13万余人被俘.
德军最高统帅部鉴于北非意军处境危急,决定派兵增援.
1941年2月6日,即英军攻克重镇班加西的那一天,希特勒召见曾在法国战役中指挥德军第七装甲师立了殊功的年轻将领隆美尔,命令他先率领一小支德国机械化部队前往利比亚援助意大利军队.
这支部队包括2个小规模的师,即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
2月12日,隆美尔飞抵的黎波里.
两天后,1个侦察营和1个反坦克营运抵,而第五轻装甲师3月11日才抵达的黎波里.
隆美尔到达的黎波里后,发现英军已不再前进,便准备发动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他把自己的这支小机械化部队匆匆开上前线,并用迅速造就的假坦克支援这支部队,希望造成浩大的声势.
假坦克全部装在德国大量生产的、成本低廉的大众牌汽车上,在尘土飞扬中很容易蒙蔽英军.
当时英军第七装甲师已回埃及休整,第六澳大利亚师也已调往希腊,接防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素质较差.
隆美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于3月31日率领德、意4个师的兵力,便轻易地占领了阿格拉咽喉地带.
英军统帅部根本没有料到德、意军会转入反攻,加之又受德国假坦克的蒙蔽,在德、意军的进攻下,未及有力抵抗便仓促东撤.
4月2日,隆美尔继续向东推进,3日占领班加西,而英军却继续向东溃退.
在溃退中,英军司令官尼姆和奥康纳乘坐的一辆没有警卫的汽车,于6日晚闯入了一支德国先头部队的背后,结果两人都成了德军的俘虏.
与此同时,一个英国装甲旅在长途仓促撤退时,几乎把全部坦克都丢掉了.
7日,英军第二装甲师和一个摩托旅被围困在梅基利,被迫投降.
10日,德、意军包围了托卜鲁克,后继续向东疾进,直奔埃及边境,伺机进入埃及.
至4月11日,英军除一小支部队被围困在托卜鲁克外,其他部队都被逐出了昔兰尼加,退至埃及境内.
15日,德、意军占领了埃及西部边境从塞卢姆至贾拉布卜绿洲一线,此后未再向前推进.
1941年的3月末至4月中旬,是隆美尔进入非洲后取得最辉煌战绩的时候.
他在两周的闪击战中,使英军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对意军的两个月反击成果丧失殆尽.
英军只在托卜鲁克还留下了立脚点.
从战略上说,英军坚守这个阵地是有重大意义的:它不仅可以作为敌人的肉中刺,而且对以后12个月的非洲战局也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丘吉尔在伦敦就对此作了充分估计.
他在4月7日致韦维尔的电报中说,考虑到敌人的有限力量和战略弱点,"您定能守住建有意军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托卜鲁克,至少能守到敌人开来强大的炮兵部队为止",并强调"托卜鲁克是我们应死守而决不能考虑撤退的地方".
但韦维尔对能否守住托卜鲁克则信心不足.
针对这一情况,丘吉尔与参谋长委员会密商后,又起草了一份口气更加强硬的电报说:"放弃托卜鲁克要塞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①按照丘吉尔的指示,1941年6月25日,英军对德、意军进行了一次反击,企图夺回塞卢姆,并解除托卜鲁克之围.
经3天激战,双方均有损失.
英军损失尤重,被迫返回原地.
韦维尔最后的努力遂告失败,不久便被解除了中东总司令的职务.
而被围困的托卜鲁克是在近8个月后才解围的.
英军的反击没有取得成功,而德、意军也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充.
因为这时希特勒正忙于进攻苏联,于是隆美尔也不得不停止进攻.
至此,北非沙漠之战遂告一段落.
三、争夺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便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
二次大战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交战双方争夺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
因为占领设有海空军基地的北非沿海地区,就能获得一个把海空军的战斗行动一直扩展到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和土耳其的出发地域.
同时,北非沿海地区又是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双方的大量陆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可以夺取通往近东的通道和非洲的纵深地区.
至于地中海上①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卷,第183页.
的交通线,不仅可以保障双方从一个战区往另一个战区调动军队的速度,而且对于保障双方战略原料的供应也是至关重要的.
1941年6月,地中海区域交战双方的基本态势是:意大利仗着自己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军,控制了地中海的中部和从本土通往北非各殖民地的交通线;英国海军在连续重创意大利海军之后,仍继续保住了对地中海西部和东部的控制权.
但6月之后,双方在地中海交通线上的斗争更趋激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对北非兵力和物资供应的畅通.
1941年8—12月,双方的海空军在地中海上展开了激战,英军几乎完全切断了从意大利到北非的德、意海上交通线.
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北非德、意军输送物资的船只,8月份被英国海军和航空兵击沉了33%,10月份增至63%,到了11月竟达70%以上.
11—12月,德、意海空军展开了反击.
为保障反击的成功,德国统帅部特从大西洋调来了部分鱼雷艇和17艘潜水艇.
德国的鱼雷艇和潜水艇协同意大利的海军和航空兵,对英国地中海舰队发动了一连串强有力的突击.
大量英国水面舰艇被击沉或长期失去战斗力,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和1艘"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
至11月底,在地中海东部,英国能够作战的军舰总共只有3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了.
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完全落入德、意手中.
此后,直到1942年11月,英美联军在北非实施大规模登陆战成功,英国才又重新掌握了地中海的控制权.
在北非陆战区,1941年6月交战双方的基本态势是:经过前一段的激战,双方均沿利比亚至埃及边境进行防御.
从表面上看,北非的局势同1940年夏季军事行动刚爆发时一样.
可是,当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北非的整个军事政治局势便起了急剧的变化.
德国因集中主要力量对苏联作战,使无力在北非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在德、意的作战计划中,是想把在北非的积极行动推迟到侵苏闪击战结束之后,待兵力和武器得到了补充,首先攻占已被围困的托卜鲁克,然后再全力进攻埃及.
正因为如此,德国统帅部在1941年7月还把在西西里岛的空军调往苏德战场.
而在北非的英军却利用这一时机,摆脱了他们在1941年夏季以前的困境,加强了在马尔他岛的空军以及地中海的海军,并使之对敌人占优势.
1941年7月2日,丘吉尔任命奥金莱克上将接替韦维尔任中东总司令,并决定加强对北非的增援.
7—9月,英国海军在航空母舰空军的掩护下,先后把两支庞大的护航运输舰队经直布罗陀海峡护送到马尔他岛,此外还多次环绕非洲好望角,为在埃及的军队输送补充兵力和武器.
这几个月中,英国向北非增调了3个师、10个坦克队和大量航空兵.
而在此期间,德国在北非的兵力只增加了3个不满员的意大利师.
奥金莱克在造成兵力、兵器的对敌优势后,决定对非洲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的代号叫"十字军"行动.
为了实施"十字军"行动计划,奥金莱克将北非的英军各部队合编为第八集团军,由坎宁汉上将指挥,下辖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总兵力约15万人,拥有坦克942辆,飞机1300架.
第十三军由奥斯汀中将指挥,第三十军由诺里中将指挥.
1941年11月8日凌晨,英军在倾盆大雨中发动了进攻.
第三十军越过利比亚—埃及边境向右转,直趋托卜鲁克.
沿途仅遇到小股敌军,这些敌军稍作抵抗便立即后退.
19日,英军逼近西迪雷泽格,第十三军逼近西迪俄马.
对此,刚从罗马开会回来的隆美尔尚一无所知.
是日夜,当他接到"关于200辆英军坦克正在前进"的报告后,还认为是一支侦察队而不予理会.
20日早晨,英军第三十军的第二十二警卫旅进攻比尔古比,与意大利艾里特师发生一场激战.
双方均有损失,英军尤重,但任何一方均未取得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11月21日,第十三军进展顺利,其第四印度师已抵达西迪俄马周围,第二新西兰师向北前出到了巴尔迪亚郊外,然后转师西进,威胁德军的后方交通线.
德、意军总部为了粉碎英军的进攻,曾以2个德国坦克师的兵力向东实施突击,企图突入埃及领土威胁英军后方.
但这2个坦克师因没有空中掩护而遭到英国空军的强力攻击,因此不得不仓促西退.
后来他们在托卜鲁克以西地域集中,伺机再战.
双方经12月初的数次战斗,均有巨大损失.
隆美尔由于缺乏必要的预备队,12月6日命令昔兰尼加境内驻军西撤.
英军也因损失严重需要整顿,对后撤的敌军也未组织有效的追击.
到1942年1月10日,德、意军已有组织地退至阿格拉以南地区,集中了2个德国坦克师、1个意大利坦克师和1个德国轻步兵师;而在该地区的英军只有1个已被削弱了的坦克旅,以及在昔兰尼加的1个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
显然,德、意军占着优势.
于是,经过短暂的准备后,德、意军于1月27日转入反攻,击溃了英军的前哨部队,并于1月28日占领班加西,2月7日进抵加扎拉、比尔胡木姆一线.
由于隆美尔的军队需要补充燃料及其他物资,便停止了前进.
双方的战线又稳定下来,并一直保持到1942年5月下旬.
1942年5月26日,隆美尔在得到补充后,再次发起进攻.
当时英军有2个军的兵力和700辆坦克,此外,埃及还有2个步兵旅和1个装甲师作为预备队.
步兵在加扎拉、比尔胡木姆一线占据了单个支撑点进行防御,各装甲部队刚集结在距前沿40至50公里的阿德姆地域.
此时德、意军已拥有1个非洲军、1个意大利快速军(1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以及5个意大利步兵师,计525辆坦克和90辆自动火炮.
德、意军以快速迂回英军南侧,然后发起进攻.
经过一番激战,德、意军于6月16日攻克阿德姆和阿克鲁马,从而完成了对托卜鲁克的合围.
在托卜鲁克的英军,由第二南非师师长克洛普率领4个步兵旅、1个装甲旅、5个炮兵团约3.
5万人防守.
6月20日上午,德军以其第二十一装甲师为先导,在第十五装甲师的支援下,协同意军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对托卜鲁克展开进攻.
经过14小时的战斗,英军损失惨重,只剩下几辆坦克了,司令部也被包围,克洛普便下令投降.
这个在1941年英军曾坚守9个月之久、被誉为"不屈的要塞"的托卜鲁克,这次在一天之内便落入了隆美尔军队之手.
德军在托卜鲁克俘虏英军3万余人,以及足够3万人用一个季度的物资和约1万吨燃料.
之后,德、意军便向埃及推进,并于6月28日占领了麦特鲁港,于7月初进抵阿拉曼以南地区,离尼罗河三角洲只有100多公里了.
此时,埃及的首都开罗已陷入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开始焚烧档案.
但德、意军也因得不到补给而停止前进.
这时,希特勒正忙于向苏德战场增调军队和兵器,他只是奖给隆美尔一根陆军元帅的节杖,却没有及时送去隆美尔所需要的物资和援兵,甚至不顾北非德、意军缺乏应有的航空兵保障,而将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德国空军调往苏德战场.
于是,隆美尔的军队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向东突进,他们被阻于沙漠之中,处于一条漫长而又脆弱的补给线的末端,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
1942年秋季,由于苏德战场上的战斗日益紧张,德国继续把大量的人员和装备运往苏德战场,而运往非洲的装备更少了.
在德军从西西里岛撤出4个空军中队后,马尔他岛上的英国空军又控制了意大利到北非的主要海上交通线.
德、意开往北非的运输船队重新遭到猛烈袭击,1942年10月损失率达44%,油料的损失尤为严重.
北非和地中海的形势对德、意军日趋不利.
在此期间,英国在美国的支援下,不断加强北非和地中海的军事力量,积极进行各项进攻的准备工作.
1942年8月4日,丘吉尔到达开罗,重新改组了英军统帅部,决定由亚历山大接替奥金莱克任中东总司令,戈特取代坎宁汉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戈特的座机在飞往开罗途中被德军击中,机毁人亡,于是改由蒙哥马利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这位新指挥官一到前线后,立即整顿部队,解除了一些作战不力的军官的职务,并将陆军和空军统一由联合参谋部指挥.
经过整顿和补充后,第八集团军已拥有3个军,即原来的第十三军、第三十军和新增的第十军,共11个师又4个独立旅,其中包括3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配备坦克1100辆、飞机1200架,总兵力增至23万余人.
而这时德、意军只有4个德国师、8个意大利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共有坦克540辆、火炮2219门、飞机350架,由于人员缺额高达40%以上,所以总兵力只有8万余人.
他们在阿拉曼西南从地中海沿岸到卡塔拉盆地之间设置一条防御地带,正面宽50公里,纵深15—20公里,同时在阵地上布置了大量地雷,称之为"魔鬼的花园",企图阻挡英军的进攻.
蒙哥马利决定于1942年10月下旬月圆时,从阿拉曼发动英军在北非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战役的代号叫"捷足"行动.
其意图是,在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推进,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
1942年10月23日夜,在连续3天的航空兵火力准备后,英军转入进攻.
1200门火炮暴风雨般狂轰了20分钟后,步兵发起猛攻.
战事开始很顺利,敌军因缺少弹药而没有轰击英军的集合位置,但是布雷区却给英军的进展造成了较大的障碍.
直至25日凌晨,英军终于在敌防线北部31号高地以南攻占了部分阵地,并击退了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反扑.
蒙哥马利鉴于前3天的突击并未奏效,决定在10月27和28日暂停进攻,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准备集中力量再发动进攻.
隆美尔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将第十二装甲师和意军的"阿里堤"师北调.
28日夜间,英军向北部海岸猛攻,将意军非洲军团的4个营包围在袋形阵地里,使德、意军的防线面临被突破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只得匆忙将其最后的预备队第二十一装甲师调往海滨地段投入战斗.
在一场历时两天的消耗战中,德、意军虽然阻止了英军向达巴、富卡方向前进,但损失很大,只剩下200辆坦克.
英军尽管付出了以4辆坦克换一辆德军坦克的沉重代价,但因其坦克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未投入战斗的坦克尚有800辆,仍然具有强大的进攻能力.
蒙哥马利鉴于德军的预备队已遭到重创,决定继续发动攻击.
11月2日,他发动了代号为"增压"的新攻势.
第三新西兰师在300门火炮的支援下,在敌军防线的中央打开了缺口,第一、第九装甲师随即投入战斗,向阿拉曼方向挺进.
这时,德军调集全部残存的坦克,对挺进的英军两翼实施反击,但因缺乏空中掩护,在英国空军的袭击下,损失惨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1/3,反击遂告失败.
与此同时,英军第十三军在战线的南部突破了敌军的防御,并形成对德、意军滨海集团包围的态势.
因此,隆美尔只好不顾希特勒"不胜利勿宁死"的严令,下令全线退却,并将意军的淡水储备和全部汽车带走,被德国扔下的意军只得向英军投降.
在短短的半个月战斗中,敌军死伤和被俘的约6万人,连隆美尔的助手托马将军及9名意大利将领也成了俘虏.
英军缴获坦克450辆、大炮1000多门,向西挺进上千公里.
此后,隆美尔继续向西撤退,英军尾追德军,于11月5日追至富卡,6日占领麦特鲁港,13日解托卜鲁克之围,20日前开到班加西,26日到达阿格拉地区.
英军在此之前的几次进攻都曾被阻于此,但这次德军残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且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也已经向突尼斯挺进.
因此,隆美尔别无出路,只好再率军退却.
1943年1月23日,德军放弃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2月上旬,德军退到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马雷特防线,与那里的德军会合.
阿拉曼战役虽然未能把德军一举逐出非洲,但它毕竟是英军通过艰苦血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它大大提高了英军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法西斯,粉碎了德国法西斯企图占领埃及,然后东进威胁苏联的南翼,并进一步挺进印度,与进犯南亚的日军会师的战略意图.
而且,英军获得了利比亚的港口和机杨后,改善了同盟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态势,有利于向意大利进军.
丘吉尔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他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阿拉曼战役的确是北非战场上的转折点,是"命运的关键"①.
四、德、意在北非和地中海的失败正当英军第八集团军突破阿拉曼防线、由东向西追击隆美尔军团的时候,英美联军于1942年11月8日开始了代号为"火炬"的大规模登陆战,在北非开辟了新战场.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受命分别担任英美联军的正、副总司令,指挥这次登陆作战.
9月20日,英、美参谋长委员会拟制了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同时登陆的作战方案,并为此组织西部、中部、东部3支特混舰队.
参加特混舰队的英、美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
作为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
登陆日期定在1942年11月8日.
根据作战计划,前往卡萨布兰卡的西部特混舰队从美国出发,全部是美国部队;前往奥兰和阿尔及尔的中部、东部特混舰队从英国出发.
进攻奥兰的是由英国海军运送的美国部队,并由一支美英联合空军部队负责支援.
进攻阿尔及尔的大部分是英国部队,由英国的海、空军进行支援.
参加作战的英国运输船队应于10月26日前全部驶离英国港口,而美国的部队则应于10月24日从美国港口乘舰出航.
美、英的这支远征军必须在同一时间到达各自的登陆地点.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飞抵直布罗陀,指挥这次即将开始的登陆战役.
在登陆战役开始前,为争取维希政府驻法属北非的法国部队(约20万人)倒向盟国,11月7日,艾森豪威尔特地把在法军中享有盛誉的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想利用他的影响使北非的法国部队倒向盟国.
与此同时,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菲在阿尔及尔邀请法国军事长官朱安进行密谈,并决定把盟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告诉正在那里探视爱子病情的维希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达尔朗,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但达尔朗只答应发电报请示维希政①丘吉尔:前引书,第4卷,第888页.
府首脑贝当后再定.
在作了大量充分的准备之后,1942年11月8日凌晨,美英联军兵分三路向预定的目标发起了大规模的登陆战役.
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8日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的东、西两面登陆.
在阿尔及尔港口,登陆部队遇到了法军较激烈的抵抗,2艘英国驱逐舰在驶入港口时被击伤,许多士兵被包围,并在当日下午向法军投降.
幸好达尔朗这时已决定倒向盟国,下令阿尔及尔的法军停止抵抗,并于下午6时45分在一项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盟军随即控制了整个阿尔及尔.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8日1时许在奥兰登陆.
他们开始也遭到法军的抵抗,损失严重.
后来法军指挥官获悉双方在阿尔及尔进行谈判,抵抗意志大为削弱.
美军装甲部队10日乘隙从南部突入奥兰,逼近法军司令部.
中午,法军宣布投降.
西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巴顿少将的指挥下,于11月8日拂晓前到达摩洛哥海岸.
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了3小时.
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的达拉、利奥特、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据了立脚点.
在有些地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
但随后战斗一度相当紧张,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
幸好达尔朗已下达停止战斗的命令,摩洛哥总督诺盖闻讯后便于11月11日宣布投降.
美军占领了卡萨布兰卡.
希特勒在得悉美英远征军在北非登陆的消息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11月10日,他下令德军开进法国南部维希政府管辖的地区,维希傀儡政府就此垮台.
与此同时,德、意军队迅速占领了科西嘉岛和突尼斯的海空基地,并在突尼斯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组成坦克第五集团军,由阿尔尼姆将军指挥,企图制止美英联军的前进.
为了夺取法国的军舰,德军于11月27日进攻法国南部的港口土伦.
法国水兵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凿沉了军舰,使法国的70多艘舰艇因此没有落到轴心国的手里,但德国海军在法国沿地中海各港口仍然掠夺了总吨位达65万吨的159艘法国商船.
美英在执行"火炬"作战计划时,把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排除在外,在北非登陆之后同以达尔朗为首的维希分子进行交易,遭到美英国内舆论和欧洲各国抵抗运动的强烈抨击.
一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刺杀了达尔朗,美国又扶持另一个法国将领吉罗出来掌管法属北非的军政事务.
盟军登陆后,在当地居民的支援下,于11月底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直逼比塞大和突尼斯城下.
斯大林曾对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成功的意义作过评述,他说:"由于非洲的军事行动表示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苏美同盟国.
它破坏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勒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
它使法国摆脱麻木状况振奋起来,动员法国的皮希特勒力量,并为组织法国反希特勒军队打下基础.
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了条件.
"①美、英原来预计在1942年底基本结束北非战事,1943年初即转向进攻西欧.
由于希特勒迅速派兵抢占了突尼斯的港口和空军基地,并陆续增兵,隆美尔残部也退入突尼斯,最后在突尼斯集结的德、意军达25万人之多;再①斯大林:《答美联社记者问》,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6页.
加之天气恶劣,给美、英军造成很大困难,因而从1942年12月初至1943年2月底,盟军与轴心国军队便在突尼斯形成长期的拉锯战.
当北非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的时候,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英两国的政府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偕同两国的高级参谋人员,便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战略会议,研究制定1943年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行动.
这次会议最后达成的重要战略方案是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作战推迟到1943年以后,美国则保留它在太平洋上的主动权;并决定,盟军在攻克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之后,立即对轴心国中最薄弱的意大利发动进攻,首先攻占西西里,然后直捣罗马.
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为加快结束北非战事,盟军在北非战场设立战区,由艾森豪威尔任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任战区副总司令并负责指挥第十八集团军群的作战.
美英联军在完成作战准备后,于1943年3月下旬发动总攻.
这时由亚历山大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群有20个师又4个独立旅,人员和装备齐全.
而德、意军只有14个师又2个独立旅,人员和装备的缺额很大,每师平均人数不超过5000人,且处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指挥的两支大军之间,战略态势十分不利.
隆美尔认为,轴心国的军队若再留在非洲,就等于"明显的自杀".
3月9日,他委托阿尔林将军代理指挥军队后,便返回欧洲养病,并向德军统帅部要求迅速从北非撤军.
结果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眼中的:"悲观主义者",从而失去了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
1943年3月20日,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以其大部分兵力攻打马雷斯防线.
德、意军因力量对比悬殊,同时担心有可能被合围,不得不撤离马雷斯防线的守军,并于4月中旬退至突尼斯北部,结果成了瓮中之鳖.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
英军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的激烈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
5月13日,总数约25万人的德、意军全部向盟军投降,其中德、意军各占一半左右.
至此,北非战事结束.
三年来,德、意法西斯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损失了95万人,舰船240万吨、飞机8000架.
盟军占领了整个北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
北非战役的胜利,不仅使盟军在地中海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为盟军尔后向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进军,进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战争对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非洲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对战时和战后非洲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大战期间,非洲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由于战争的需要,殖民国家的当政集团不得不允许殖民地新建和扩建许多工矿企业,使采矿业和加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采矿业方面,战争刺激了多种战略原料开采量的增加,如比属刚果的铀矿、锌矿、铜矿和锡矿,黄金海岸的锰矿、铝土矿,尼日利亚的锡矿,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的铜矿、钨矿以及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和斯威士兰的非金属石棉矿等许多采矿工业部门,都获得了明显的发展.
比属刚果的钻石产量1945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即1038.
6万克拉,占同盟国所需钻石的65%以上.
其他工业用钻石的生产国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的钻石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南罗得西亚的铬矿产量1942年达到34.
83万吨的高峰,比1935年增长3倍.
尼日利亚的锡产量1938年为1.
24万吨,1943年为1.
75万吨,提高了41%.
1939—1946年,黄金海岸的锰产量增长了100%,成为同盟国所需锰的最大供应者.
1935—1940年,北罗得西亚的铜产量由14.
35万吨增至26.
24万吨,增长近55%.
其他如黄金、钴、锌、钒、铂、钨、铝钒土、石棉等矿产品的产量,也都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水平.
非洲是一个少煤的大陆,但由于战时军需燃料的消耗量增加,煤的产量也提高了.
1944年非洲煤的开采量为2600吨,比1938年增加50%①.
其中,尼日利亚的煤产量增长了66%,南罗得西亚的煤产量增长了23%,南非联邦的煤产量也大幅度增加.
随着产量的增长,矿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随之上升.
1937年,尼日利亚矿产品输出额在出口总额中占13.
4%,价值1300万美元;1944年上升到占出口总额的27.
7%,价值1800万美元②.
此外,某些采矿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生产技术有所改进.
新兴的能源石油的开采量也大大提高了.
埃及的石油开采量比战前提高了5倍以上,1944年达到149.
7万吨③.
战时非洲采矿业中存在的问题是,有的地区因直接遭受战争破坏,有的因运输困难,致使一些矿物的开采量比战前减少了,而且主要矿产品的产量也并不完全是稳定持续增长的.
据统计,1938—1945年,非洲12种矿产品产量中,铁和磷灰石的产量始终未能达到战前水平;黄金、锰、铬、铜和金刚石的产量,在1940—1942年间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此后即出现下降趋势;钴、锌、钒的产量变动呈马鞍形;石棉和锡的产量增长时间较长,直至1945年才开始下降.
南非联邦的铂是战时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1941年运往英美的铂为8.
57万盎司,此后产量逐渐下降,为1941年的62%④.
某些矿产品的生产实际中断,一些矿井还被迫关闭.
1940年,由于德国占领了比利时,比属刚果将1200吨高质量的铀精矿转移到美国.
此后刚果的铀生产完全中断,主要原因是熟练工人缺乏,资金短缺,矿井被水淹没.
在盛产钻石的南非,一些钻石矿被转入军工生产或被关闭.
在加工业方面,战争所引起的变化比采矿业要大得多.
它不仅改变了主要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阻碍所造成的状况,而且对整个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起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次大战前,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地区有轻工业企业.
战争期间,在南非联邦、埃及、比属刚果、南罗得西亚等地区的加工工业都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在法国各属地中,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已拥有一些加工制造业,不过,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则只有少数一些初步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
在英属的其他殖民地,加工工业也有发展.
到战争结束,加工工业的门类已较繁多,其中主要有加工各种矿石的有色冶金业,生产各种小型工具的五金业、加工金属废料并为矿山提供服务的化学工业、食品加工业(包括榨油、制糖、制盐、酿酒、烟草业、碾米业、磨粉业、罐头业、屠宰业及糕点糖果业等)、纺织业和缝纫业、制革和制鞋业、木材加工业以及建筑材料业等.
其中食品业和纺织业被称为非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更为迅速.
大战期间,在尼日利亚出现了第一批棉纺织工厂和制糖工厂,且数量增①施皮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问题》,载《国际问题译丛》,1958年第5期.
②马尔丁诺夫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93页.
③施皮尔特:前引文,《国际问题译丛》,1958年第5期.
④马尔丁诺夫:前引书,第93页.
加较快.
1941—1942年,尼日利亚省的制糖厂从10家增加到87家,年产糖1000吨①.
比属刚果的食品加工企业1938年为423个,1944年增加到729个.
随着加工业数目的增加,加工业的产值随之上升.
1939—1945年,南非联邦的加工制造业的实际产值几乎增长100%.
南罗得西亚的加工业总产值1938年为800万镑,1945年为1860万镑,增长1.
3倍②.
但整个说来,加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直至战后,加工业在尼日利亚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4.
5%.
即使在比属刚果这样加工业门类较多的国家,许多国内市场需求的基本消费品,如火柴、煤油和自行车等,仍不能生产.
在葡属非洲各殖民地,由于各有关大公司的阻挠,加工业难以发展.
葡萄牙的纺织业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发展起来的,并以西班牙为主要市场.
随着西班牙市场的关闭,葡萄牙各大公司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洲殖民地.
它们大量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地收购棉花,同时采用强行分配的办法向殖民地倾销纺织品.
1939—1942年,莫桑比克从葡萄牙进口的棉纺织品在进口总额中的比例从58%上升到85%,棉纺织品价格涨4倍①.
尽管各小公司要求在殖民地设厂,但政府决定只准许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开设一家棉纺织厂.
葡萄牙政府还大量向殖民地倾销酒类,为提高酒的输出量,曾发动了一场根除私自酿酒的运动,使殖民地酿造业难以发展.
在农牧业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白人移民的农牧业发展了,非洲人的农牧业却处于停滞和衰落之中.
战争对农牧产品的需求,给白人移民的农牧业注入了生机.
战前因大量负债而濒临破产的白人农场主,在战争开始后,因政府补贴、高价收购以及其他照顾而获得发展的机会.
在肯尼亚,白人移民的玉米播种面积1939—1940年为9.
4万英亩,1945年上升到13.
2万英亩;1941—1945年,小麦播种面积从10.
3万英亩增至18.
45英亩.
然而,非洲人的农牧业却衰退了.
战时,肯尼亚非洲人的谷物价格很低,从而促使农业生产下降.
1942年,肯尼亚非洲人玉米种植区的播种面积大大减少,加之天气寒冷和少雨的原因,结果造成1943年玉米奇缺,非洲人饿殍遍野,大量人口死于营养不良.
另外,殖民当局对肯尼亚人的牲畜普遍实行直接征购和间接征购的办法,在战争头几年,每年掠走2万头牲畜①.
1943年,牲畜减少,当局开始使用警察强行征购.
到战争末期,许多地区已无牲畜可以宰杀了.
肯尼亚非洲人农牧业的衰退是非洲农牧业衰退的缩影.
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和西属摩洛哥等地也有类似情况.
在战争时期,尼日利亚的棉花产量下降,农业经济进入停滞时期.
黄金海岸也只有用采矿业来弥补农业的不景气.
在莫桑比克,因粮食生产萎缩,只好大量输入粮食.
因强制种植棉花,农民被迫缩小谷物种植面积,结果导致1941年的大灾荒.
佛得角群岛和西属摩洛哥也缺乏粮食.
1940—1943年的旱灾,在佛得角群岛造成2.
5万人死亡,占居民人口总数的1/6.
就整个非洲而言,若将大麦、小麦、玉米、水稻、咖啡、可可、花生、皮棉、烟草和橡胶等十种农产品在1945年的产量同1938年相比较,仅水稻、①施皮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4页.
②马尔丁诺夫:前引书,第72、82页.
①IanSpencer,SettlerDominance,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theSecondWorldwarinKenya(《肯尼亚白人移民的农业生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JournalofAfricanHistory,no.
4(1980),p.
503.
①L.
Spencer,op.
cit,pp.
509—510.
咖啡和橡胶等三种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水平,其余七种主要作物的产量均低于战前水平.
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农业的衰退就更明显了.
战时非洲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前经济的发展水平、宗主国的政策以及在战争中所处的具体环境.
在战时,经济有所发展的国家,主要有南非联邦、比属刚果、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埃及和北非一些国家.
在战时所需的23种主要矿产品中,居主要供应国行列的有南非联邦,占6种;比属刚果,占5种;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黄金海岸,各占3种.
1939—1945年,南非联邦、比属刚果、安哥拉、南罗得西亚、利比里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黄金海岸等10个地区的出口量占非洲出口总量的2/3.
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改进,地区间的联系日益加强.
南非联邦和比属刚果向葡属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提供水泥、煤、润滑油、金属、机械、卡车、轮胎、各种零件及化工产品.
安哥拉向比属刚果输出鱼干和食盐,向南非联邦提供咖啡、木材、橡胶和蜂蜡等.
莫桑比克向南非联邦输出的货物主要是茶叶、木材、香蕉、坚果和油籽.
南非联邦是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的最大商品供应地,战时它们之间的贸易增长了几倍,甚至10多倍.
比属刚果的商品还向法属赤道非洲出口,它同南非联邦的贸易也成倍增长.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些发达的工业区.
刚果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这里矿产资源的种类多、储量大,被誉为"地质学上的奇迹".
至二次大战结束时,这里已形成一个厂矿密集的工业区.
它拥有无数矿山、选矿场,以及为采矿业服务的冶金和化学工厂、各种修理厂、实验室、发电厂及各种交通设施,成为刚果采矿业的中心.
同时,它也是刚果加工制造业的中心,由这里向刚果其他地区输出水泥、石棉制品、五金制品、棉纺织品、针织品、成衣、纸烟、肥皂及其他日用品、对整个刚果和刚果周围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战时采矿工业部门的扩大、农产品加工工业和许多工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使非洲在阶级力量的配置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削弱了殖民统治者竭力维护的半封建和封建制度的基础.
战时出现的一些小工商业者和种植园主大都是非洲人,有些殖民地拥有相当份额的非洲资本的公司.
如尼日利亚民族资本开始建立木材加工厂、纺织厂、制革厂等,贸易公司甚至银行也出现了.
尽管非洲各地情况极不平衡,但总的说来民族经济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有所加强.
大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十分活跃.
他们有的要求实行民主的宪政改革和领地自治机构的非洲化,有的要求实现独立.
在北非,1942年11月美英联军登陆后,改变了北非的形势,阿尔及利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费尔赫特·阿巴斯即向法国新驻阿尔及利亚高级专员吉罗递交了一份《致法国当局书》,要求享有基本自由和权利,并要求法国方面必须通过一些显著而迅速的措施来显示它的改革决心.
1943年2月,以费尔赫特·阿巴斯为首的28名穆斯林议员还签署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要求取消由一个民族去剥削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化;要求给阿尔及利亚一部宪法;让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参加自己国家的政府.
它充分表达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愿望.
在摩洛哥,1943年12月,最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诞生了,同时还诞生了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人民运动党.
在突尼斯,势力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是民族主义活动家哈比布·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它在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鲜明地提出了实现突尼斯民族独立的口号.
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知识分子的队伍有了显著的扩大,所起的作用也更加重要.
还在大战前夕,一些曾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就开始出版报纸、撰写文章,批评殖民政权的各种罪行,起到了宣传、鼓动、教育人民的作用.
在尼日利亚,早在1933年,即由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拉各斯青年运动(1936年改名为尼日利亚青年运动),对尼日利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团结了尼日利亚各族各界人民.
1938年公布的《青年宪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是促进尼日利亚各族组成统一的国家.
它的激进纲领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尼日利亚的20个省的主要城市中建立了地方组织,成员达1万人.
在1938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候选人全部当选.
1944年,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改革经济文化的口号下,尼日利亚实现了青年、妇女、商业等各个组织的联合.
1944年8月26日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新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麦考莱当选为主席,阿齐克韦任总书记,其党纲要求在英联邦内实现民族独立.
这个纲领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党的威信迅速提高,实际上成为尼日利亚各族人民的一个反帝统一战线组织.
在黄金海岸,在约瑟夫·丹凯的领导下,1940年在阿克罗蓬举行了青年大会,向总督递交了一份改革方案,但被拒绝.
1941年,丹凯等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起草了一部宪法,于1943年递交给来访的英国殖民大臣,再次提出了他们的民族愿望,虽然同样遭到拒绝,但却极大地扩展了政治影响.
在大战中,英属西非的留英、留美学生对西非各领地的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留英学生组织了西非学生联合会.
1941年《大西洋宪章》公布后,即向英国的艾德礼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质问英国对西非前途采取何种态度.
1942年,它又向殖民大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立即给西非各领地以内部自治.
留美学生组织了美国和加拿大非洲学生协会,并宣布了一个纲领,要求立即给非洲殖民地以内部自治.
在这些斗争中,涌现了许多战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其中尤以克瓦米·恩克鲁玛最为杰出.
他留学美国,1945年5月来到伦敦,当选为西非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
他明确主张,黄金海岸各族人民的斗争目标应是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而不是内部自治.
从这时起,他开始登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舞台.
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非洲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能较早地组织起来,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反映了非洲人民的民族愿望,在反帝民族独立运动中掌握了领导权.
大战时期,在非洲大陆上还迅速出现了一支年轻而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
1936年,比属刚果近代企业雇佣的工人为49万多人,1948年增加到82万人.
同时期内,法属西非工人从17万多人增加到28万人,肯尼亚工人从20万人增加到39万人.
1936—1946年,南罗得西亚工人从20万人增加到37万人.
1938—1948年,北罗得西亚工人从7.
6万人增加到12万多人.
1937—1945年,坦噶尼喀工人从24万人增加到34万人.
1937—1947年,埃及工人由85万多人增加到117万多人.
1939—1946年,尼日利亚工人从18.
3万人增加到30万人.
随着非洲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非洲工会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非洲大陆上.
如尼日利亚战前仅有5个工会,1944年增加到85个,并在1942年11月成立了尼日利亚工人联合会(1943年7月改名为尼日利亚工会大会).
黄金海岸在1940年还没有一个登记的工会组织,到1953年工会组织已达73个,会员4.
6万多人.
南罗得西亚在1944年建立了第一个工会——非洲铁路工人工会.
1945年,该工会组织了布拉瓦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取得了改善劳动条件的胜利,同时争得了工会的合法地位.
在尼日利亚、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以及乌干达等地,工人开始由经济罢工转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政治罢工.
如1945年1月15日,在乌干达的坎帕拉爆发了工人的总罢工.
这次总罢工成为东非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罢工者提出了增加工资和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
当地警察不能控制局势,当局派了一营士兵和装甲车参与镇压.
尽管如此,示威和分散的暴力行动仍一直持续到1月22日.
由于这一事件,乌干达亲殖民政府的司库库鲁比和首相瓦马拉都被迫先后辞职,同时王国政务会议答应增加人民的代表名额,并答应考虑进行选举.
但是,非洲大陆的工人阶级存在着季节性和流动性大、产业工人的人数不多和缺少革命理论指导等弱点.
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在斗争中日益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争也教育了非洲人民,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1942年1月,埃及发生了新的反英浪潮,并促使华夫脱党重新执政.
1943年下半年,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又进一步高涨.
他们要求修改英国强加于埃及的1936年条约,强烈谴责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和掠夺,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战后.
战时流亡国外的利比亚人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立了的黎波里—昔兰尼加防务委员会,提出了建立独立、统一的利比亚的口号,得到了利比亚人民的广泛响应.
流亡埃及的利比亚领导人51人于1939年10月在亚历山大港集会,推举伊德里斯·塞努西为全利比亚的埃米尔.
1940年8月9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流亡者会议专门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利比亚人民站在英军一边,在塞努西埃米尔国的旗帜下参战;同时,宣布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成立塞努西埃米尔国,并拟建立一个临时的塞努西政府,授权埃米尔与英国政府签订政治、军事和经济协定.
会议决定建立一支利比亚的阿拉伯部队,参加者达1万人.
这支部队在1940—1943年配合盟军把法西斯军队赶出利比亚的战斗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二次大战中,许多非洲人在军队中服役,学会了使用武器和打仗,看到过西方军队在战场上多次失败的情景.
这使他们认识到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打败的,因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志气.
在战争进程中,上百万非洲人作为军人和劳工转战于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他们不仅和相隔几千公里的遥远地区的不同民族建立了联系,而且开始认识到他们与其他海外反殖民压迫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
在欧洲,他们同法、英等国的工人和士兵在战场上一起战斗,增进了友谊,感到自己的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们在亚洲各国战斗了许多时日,从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受到了鼓舞.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非洲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民族觉醒.
在与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中,非洲人民从过去老的殖民统治者那里取得了一些经济和政治权利,但是并没有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贫穷和苦难仍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他们的身上,这是非洲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沉重的殖民剥削和压迫,成为战后非洲民族革命风暴兴起的根源.
第五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非洲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彭坤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破坏,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被严重削弱.
战后其综合国力一落千丈,大英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战后初期,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尤其是失去了印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给予大英帝国的打击最为沉重.
英国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大缩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自治领离心倾向日增.
所有这一切,使原来位居西方首强的英国,在战后沦为次等国家.
英国的经济向来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几个世纪以来,它依靠海上强大的优势维持大英帝国的生存,依靠遍布全球的金融势力和英镑信誉来支撑帝国的繁荣,依靠在海外的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来获取巨额的利润.
然而,这一切在战争中发生了逆转.
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军舰和商船因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其海上优势一去不复返;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海外投资收入的急剧减少,出口贸易的锐减(减少了近70%),使其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
战后初期,英国在海外的债务达35亿英镑①,国际贸易收入逆差达40亿英镑②.
美国乘虚而入,向英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进行渗透.
凡此种种,对英国在战后的复兴工作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英国此时需要的大量资金必须求援于美国,它急需的工业机械和大批食品供应几乎都得从美国进口.
而英国却因美元匮乏,又没有多少商品可以向美国出口,结果又造成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
因此,英国期望通过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农矿原料,一方面为其经济的复兴输氧供血,另一方面用以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赚取外汇,解决它的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
英国殖民地发展协进会主席曾直言不讳地说:"联合王国每年有美元赤字达5亿英镑.
我们之所以需要考虑非洲殖民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这是战后英国统治集团调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浓厚守成思想的英国资产阶级还想重温大英帝国盛世的美梦,企图以英联邦为基础,将原有联系的自治领地、新独立国家和仍处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重新组成一个庞大的第三力量,成为丘吉尔所谓"三环外交"的政治实体,以与美苏两大国抗衡.
英国统治集团调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战后非洲人民迅速觉醒,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出现,他们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和独立的呼声不断①MichaelCrowdered.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8,London1984,p.
28.
②樊元、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03页.
高涨.
这股浪潮和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一起汇合成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猛烈冲击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英国对非洲殖民地政策调整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失利为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到196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既互相联系,又因时事更迭而具有不同特点.
1.
第一阶段政策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在二次大战中,非洲殖民地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英国及其盟国,使英美联军得以在非洲战场上击败德、意法西斯军队,因而更加显示了它的巨大潜力.
战后,当印度等一批亚洲国家脱离英国而独立,澳、新等自治领地在政治、经济上日益疏远英国之后,英属非洲殖民地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就具有新的意义.
因为这里有英国的运输生命线——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有英国需要的农业、矿业资源,还有它多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以及其他攫取到的权益.
为了不失去这一切,英国统治集团在战争结束后即着手调整其对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以期把非洲殖民地继续牢牢地拴在"约翰牛"的破车上.
这个时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对非洲殖民地采取的总方针是,极力阻挠和推迟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
其宣传机构大造舆论,说什么非洲不同于印度,非洲人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他们还需要有一段政治上的见习期,这个时期要50年或更长一些"①.
英国政府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用高压手段镇压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抗斗争;其二,通过《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的实施,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
战后,英国在调整和重新部署整个军事防务体制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非洲成为其重要环节.
这是因为,英国从南亚次大陆撤退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体系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它只得将其防线撤至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的中东地区和尼日利亚至肯尼亚一线.
为适应这一新的部署,它把从印度撤出来的军队和各种军事设施转移到肯尼亚,在那里扩建空军和海军基地.
在这之前,即1946年,英国《每日快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预料东非将成为英国军队的原子桥头堡和帝国防御体系的主要供应基地.
"另外,它利用1936年与埃及订立的条约,加强苏伊士运河区的防务.
1951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仍然郑重声明,英军不打算撤出苏伊士运河;同年10月17日,甚至派兵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城市.
这些举动,既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它在中东的经济、政治利益,维护它对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凡是可能危及英国上述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言行,均遭到挞伐或迫害.
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
例如,1945年,埃及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废除1936年的英埃条约、撤走驻埃英军.
1948年,加纳人民掀起大规模群众性的不服从运动并抵制英国货,要求实现自治.
同年,苏丹铁路工人为提高工资,实现自由和社会公正,连续罢工33天.
1947年,尼日利亚拉格斯市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高呼"不自由勿宁死"、"我们要自治"等口号.
接着在1949年11月,尼日利亚发生恩努古煤矿工人大罢工,从最初的经济要求转向后来的政治斗①AduBoahen,TopicsinWestAfricanHistory(《西非历史的若干课题》),Longman1966,p.
146.
争,支持民族主义政党提出给予尼日利亚自由和自治的要求.
1952年,肯尼亚爆发了震动整个非洲大陆的"茅茅"武装起义.
所有这些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统统被英国殖民军警淹没在血泊之中.
此外,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卡翁达和肯雅塔等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或者被逮捕监禁、或者遭受政治迫害.
以高压手段为主、以怀柔为辅,是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对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特征.
然而,奉行高压政策毕竟只是手段,那末,英国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1945年9月,英国政府制定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
法案规定,在1946—1956年的10年内,将向英属殖民地提供1.
2亿英镑基金用于经济开发和福利事业①.
这笔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英国财政部按官方援助计划拨给的优惠贷款.
实际上,这不过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而已.
因此,投资项目必需是营利性的.
非洲经济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维持生产者的生存和国内市场的生产,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另一部分是主要供出口的农、矿产品的生产.
显然,后一部分经济生产是营利性的,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也容易获得基金贷款和技术援助.
矿业和农业原料的开发、生产,几乎都控制在外国资本和垄断公司手中.
因此,发展基金(包括福利基金)的受益者并不是非洲人民大众.
西非著名的史学家阿杜·博亨曾指出:"如果殖民地有的地方果真得到'发展',一般说来那只是旨在促进殖民者利益的活动的副产品.
"②这个时期,非洲殖民地经济与战前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矿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值以及出口贸易均有明显的增长.
其原因除了发展基金和引进技术这两个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国际市场农矿原料价格高涨的刺激.
比如,尼日利亚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1950年代初与战前相比,棕榈油增长了15倍,花生增长9倍,可可增长5倍,棉花增长4倍①.
它的煤产量1945年为1.
7万吨,1954年增加到64.
6万吨.
同样,它的锡矿产量也有明显增长.
尼日利亚的对外贸易随之大大发展,1939年出口总值为890万英镑,1953年猛增到1.
253亿英镑②.
黄金海岸的黄金出口总值,1946年为560万英镑,1950年增长到870万英镑③.
该殖民地的锰矿、赞比亚的铜矿、坦噶尼喀的钻石等的出口总值,在同一时期都有显著增长.
埃及的棉花,1942—1947年平均年产量为30万公吨,1948年产量增至40万公吨.
乌干达的棉花,1945年产量4.
1万公吨,1949年增至7.
1万公吨.
苏丹棉花产量1944年为6.
8万公吨,1950年增至10万公吨④.
南罗得西亚的制造业在战后也有较大发展,1945—1952年的工业制品比1939—1944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⑤.
上述农矿原料产量和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出口贸易的扩大,赚取的利润更多.
事实上,英国通过大量出口非洲殖民地的农矿初级产品,赚得了好几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8,p.
25.
②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7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309页.
①J.
S.
Coleman,Nigeria:BackgroundtoNationalism,Berkeley1958,pp.
6869.
②M.
C.
English,ShortHistoryofNigeria,London1960,p.
162.
③TheCambridgeEncyclopediaofAfrica,CUP1981,p.
140.
④PeterL.
Wickins,Africa18801980,AnEconomicHistory,OUP1986,p.
185.
⑤P.
L.
Wickins,op.
cit.
,P.
189.
亿美元的外汇.
这些外汇成为伦敦英镑存款和黄金美元总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属英镑区,它们的外汇收入几乎都以英镑存款形式存入英格兰银行.
英镑存款份额的上升,有利于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并使英国在世界贸易和国际支付中获得好处.
这是英国对非洲殖民地加强掠夺的一个重要渠道.
另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对殖民地航运、关税、银行、保险和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采取贱买贵卖,压低农矿产品价格,提高进口工业品价格形成的剪刀差等办法,榨取非洲人创造的财富.
例如,尼日利亚殖民当局设立的可可专卖局,垄断了当地的可可价格和外贸.
1954年,世界市场可可豆的价格每吨464英镑,但专卖局规定的收购价格每吨仅200英镑.
可可农每吨所得不到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
加纳可可销售局以同样的方法剥削农民,1949—1950年度仅可可一项净赚1800万英镑.
可是,每个农民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过3—5英镑.
又如,坦噶尼喀殖民政府与英国原棉理事会签订1943—1952年长期供棉协议,规定的棉花出售价格大大低于世界市场价格.
结果棉农从当地的销售局那里只得到售价的不足1/2.
若按1950—1951年的固定价格计算,棉农出售1磅棉花只得25分,而当局赚得的利润为30分①.
恩克鲁玛曾指出:"非洲大地物产丰富.
可是非洲的物产未能使非洲人富裕起来,而是养肥了那些企图使非洲人陷于贫困的集团和个人.
非洲拥有相当于美国两倍的铁矿床,有占世界40%的水力资源和53种最重要的工业用矿物.
可是,非洲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却是最低的.
"有些学者把英国政府对非洲实施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计划称为"第二次殖民化的过程",把《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称作"新殖民主义宣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2.
第二阶段政策调整的进程和特点1955年万隆会议,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世界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发生了有利于民族民主力量的变化.
异军突起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汇成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向着盘踞在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制度发起猛烈冲击.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英国统治集团被迫全面检讨其殖民政策,着手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
首先,英国改变了前一阶段实行的以武力镇压为主的方针,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招安政策.
这一变化是由当时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引起的.
一起是肯尼亚的茅茅武装起义.
尽管茅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导致这场起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英国政府为剿灭茅茅起义耗资1.
6亿英镑,这笔经费还不包括出动英国本土军队、飞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费用①.
这样巨大的财政开支,对于刚刚复兴经济的英国来说,无疑是个难堪的重担.
如果再发生类似"茅茅"的起义,英国是吃不消的.
另一起事件是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这是继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之后对非洲大陆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
英国一向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看作是帝国权力和尊严的象征.
为维护这种权力和尊严,它伙同法国①B.
D.
Boutles,ThePoliticalEconomyofColonialTanganyika,1939—1961,(《1939—1961年坦噶尼喀殖民时期的政治经济》),TanzaniaUnderColonialRule,Longman1980,p.
175.
①NormanN.
Miller,Kenya:TheQuestforProsperity(《肯尼亚:探索成功之路》),Nairobi1984,p.
22.
和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的武装入侵,但仅六天就被迫从埃及撤兵,艾登政府随之垮台.
其次,对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在第一阶段,殖民当局或限制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活动,或干脆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对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工会领导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和请愿活动,或不屑一顾,或给他们扣上"煽动分子"、"歹徒"等帽子,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
例如,1950年,肯尼亚殖民当局逮捕了东非工会大会主席弗雷德和总书记马林·辛格.
第二年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工农群众进行疯狂迫害,致使1.
8万人被捕,罪名是他们要求实现社会平等,改善生活待遇,使耕者有其田.
1952年,殖民当局又宣布取缔肯尼亚非洲人联盟,而且逮捕了该联盟领导人肯雅塔等人.
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如乌干达的国民大会、卡翁达为首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大会、阿齐克韦为首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等,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的刁难或打击.
麦克米伦首相执政后,着手改变其前任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不合时宜的僵化政策,放宽党禁,释放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会领导人,允许他们在宪法范围之内开展政治活动.
殖民当局开始愿意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进行对话,讨论本地宪政改革和实现自治等问题.
麦克米伦政府对殖民地问题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英国心甘情愿放弃它在非洲殖民地的权益.
他们之所以改善同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固然是受当时形势所迫,但也有策略上的需要.
通过手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他们可以对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决策人物施加影响,也可以对后者进行分化瓦解,拉拢收买那些被认为信守西方价值观念、愿意同宗主国合作的人.
一旦形势有变,即可依靠这些精英人物推行没有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保护英国在非洲的传统利益.
另外,从西方阵营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英国政府认为,和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在非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大保证.
再次,放弃了所谓"训练殖民地逐步走向独立"的传统方针,大大加快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所谓"非殖民化",归根到底是权力转移的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心问题是非洲人民要求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而殖民当局则千方百计要保住其统治权.
这场斗争同样贯穿在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只是斗争形式各异而已.
在英属非洲领地,除了肯尼亚发生过严重暴力斗争之外①,殖民地权力的转移基本上是通过宪法改革这一和平斗争形式实现的.
下面以黄金海岸和肯尼亚为例略加阐述.
黄金海岸的宪法改革比较早.
1946年,英国政府在黄金海岸颁布《伯恩斯宪法》,用以取代1925年制定的殖民地宪法.
新宪法规定:殖民地立法会议由30名议员组成,非洲人议员名额增至18人(旧宪法规定为9人),其中13个名额分配给当局任命的地方酋长,其余5个名额由非洲人选民选举产生②.
除增加若干非洲人议员名额和一些象征性的选举权以外,新宪法与旧宪法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殖民地的全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以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手里.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理所当然遭到黄金海岸人民的反对.
在1947年4月到1948年3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37次罢工斗争和群①1965—1980年,津巴布韦通过武装斗争和宪政谈判相结合的道路实现国家独立.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8,p.
44.
众性的抗议示威.
1949年10月,英国又提出《库西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比《伯恩斯宪法》前进了一步:一是将立法议会的议员名额扩大为84名,非洲人议员占75名(规定其中38名由直接选举产生,另37名由官方任命的官员和酋长担任);一是规定在殖民地政府的11名成员中,非洲人应占8名.
但《库西宪法草案》同时规定,政府中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四个部门仍由英国人掌管,总督仍保留立法权和否决权.
显然,英国统治集团试图用让出一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办法寻求妥协,以此软化黄金海岸人民和民族主义者的斗志,防止统治权的丧失.
以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并不满足于库西宪法的规定,发动了名为"非暴力的积极行动"的斗争,明确提出立即实现自治的要求.
1954年,英国政府被迫同意修改库西宪法.
但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英国仍企图保留总督的最后否决权.
后来,由于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它不得不接受恩克鲁玛提出的修正案,即规定立法会议的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出的非洲人组成,政府成员全部由非洲人担任.
1955年恩克鲁玛率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回来后,人民大会党在非洲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它在1956年7月新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3以上的议席.
在这种形势下,黔驴技穷的英国政府只得同意黄金海岸取得自治领地位.
次年,黄金海岸实现独立.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和坦噶尼喀等英属殖民地的宪政改革,经历了与黄金海岸大致相同的过程.
在肯尼亚,由于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其非殖民化过程呈现某些不同特点.
英国在肯尼亚苦心经营了近百年,它不但在那里修建了海、陆、空军事基地,而且在那里造成了一个欧洲人社会(独立前夕,白人人口达35万).
肯尼亚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为英国所重视.
1953年5月,为了镇压当时方兴未艾的"茅茅"起义等原因,英国在肯尼亚设立了东非司令部,不久又强行将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拼凑成东非联邦,妄图以此遏制这三个领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巩固它在东非的殖民统治.
所以,肯尼亚的非殖民化过程十分艰难曲折,进展缓慢.
其他殖民地根据1954年末公布的《李特尔顿宪法》①,全面进行宪制改革之时,肯尼亚人民仍然在紧急状态法令之下备受煎熬,他们的代表人物肯雅塔等人直到1959年末还未获得自由.
英国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加剧了肯尼亚社会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即种族、宗教、土地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宗主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
尽管"茅茅"起义最终被暴力镇压下去,但是,英国统治集团发现自己却因此陷入了上述诸多矛盾的泥沼里,如不尽快脱身,只会越陷越深.
1960年初,麦克米伦首相出访非洲,所见所闻使他哀叹:"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
他告诫同仁,"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①.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同意肯尼亚成为"以威斯敏斯特议会制模式为基础并享有责任自治的民族国家".
1963年,肯尼亚终于取得了独立.
①李特尔顿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该宪法因他而得名.
①《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90页.
二、法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法国统治集团对其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同英国的做法虽有共同之处,但其背景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战后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需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1940年6月,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
为抗击德国法西斯,光复国土,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运动只得依托法属非洲殖民地为生存基地,最后又凭借非洲殖民地作为反攻基地.
据有关资料统计,战争初期,应征加入自由法国军队的黑非洲士兵约为15万人.
此后,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又有数十万军人相继加入自由法国运动.
到1944年,仅在法国本土同德军作战的40万法国军人中非洲人士兵就占约30万.
他们中不少人为法国本土的解放英勇作战,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物力上,战争初期,自由法国运动的财政和军费开支几乎全部仰仗英国的贷款来维持.
但在战争结束前夕,它依靠从海外殖民地征集来的资金和资源,不仅偿清了英国的全部贷款,还支持了本土的抗德解放战争.
例如,1940年,自由法国运动从海外殖民地获得包括食品、油料作物和矿产品在内的资源40万吨;到1944年,仅食品一项就获得将近120万吨.
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被转卖给英、美企业,并以此作为支付手段偿还借款,同时换回大量作战物资.
在上述资源中,橡胶、棉花和粮食、肉类等食品所占的比重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法国运动凭借旧有的殖民统治政策和手段,以暴力为后盾,或接管殖民地的各种基金和经济机构,或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绝对控制,最大限度地搜刮殖民地的财富,另外还通过在殖民地增加税收、摊派公债等办法获取巨额款项.
以税收为例,1938年,法属西非的直接税为6390万殖民地法郎,1944年则增加到1.
6690亿殖民地法郎.
同一时期,法属赤道非洲的直接税收增加幅度更大,从4170万殖民地法郎增加到1.
9840亿殖民地法郎.
除了这些直接获取的资源和款项之外,自由法国运动还将其在非洲殖民地的军事基地供盟国使用,以此为条件,换取美国等盟国数量可观的军事装备.
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特别是非洲殖民地的支持,就没有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和以后的胜利.
法国殖民部长安·贾比科在1945年10月12日专门为回顾法属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而举办的展览会上曾指出,法国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为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战,就是因为有殖民地人民的拥护,有其提供的丰富资源,有以其广袤的土地作为基地的结果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早在二次大战初期,法国就开始着手对其殖民地政策进行调整.
1941年8月,自由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属赤道非洲取得立足之地.
为了打开局面,争取非洲人民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支持,并最大限度地动员殖民地的人力、物力以赢得抗德复国的胜利,它必须调整法国同其非洲殖民地的关系,改变原有殖民政策中不适应新形势的那部分.
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前夕,自由法国运动进行的这种关系调整先后有两次.
第一次调整以《埃布埃通告》为标志.
费利克斯·埃布埃1940—1944年任法属赤道非洲总督.
他出生于1884①CahiersFrancaisD'information(《法国情报手册》),Paris1945,p.
10.
年,是圭亚那的法国人,祖父原是非洲黑奴.
1905年从法国波尔图大学毕业后,他曾在马里、马提尼克、乍得、乌班吉——沙里任殖民地官吏25年.
1940年8月,因促成乍得脱离维希政府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有功,他被提升为法属赤道非洲总督.
1941年11月8日,颁布了由他草拟的《法属赤道非洲新土著政策》,俗称《埃布埃通告》.
通告的主要内容是:(1)宣布恢复土著的一些传统权力,承认、尊重和完善土著政治机构;实行两种权力的结合,即由殖民地总督同土著首领共同治理殖民地,以取代原来的直接统治;此外,通告还规定,在法属各个领地都应成立一个地方权益委员会,用以协调殖民政府同各个阶层人民的关系.
(2)提出若干经济措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战时急需的橡胶、棉花和油料等作物,而且设立补贴基金用于稳定市场价格.
(3)在社会、文教等方面也颁布若干法令,用以安定人心,缓和当地人民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
上述改革措施和关系调整,在当时战争的条件下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而更多的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或者说是法国对非洲人民作出的策略性让步.
就在《埃布埃通告》颁布后不到一个月,法国刚果殖民当局对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处死了非洲人友谊协会运动的领袖马佐亚·安德烈等人,一批受牵连的土著首领遭流放.
当时自由法国困难重重,在非洲仅得到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支持,而法属西非和北非的所有殖民地还控制在维希傀儡政府手里.
其次,草创时期的自由法国运动人财两空,不能不依赖英国等盟国的援助,因而被迫接受有损自身主权和尊严的种种附带条件.
要想争取法属西非和北非归附自由法国,进而摆脱自己的屈辱地位,就需要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以示与维希政府有别.
尽管如此,埃布埃提出的改革措施毕竟在旧的殖民体制上动了第一次手术,客观上对唤醒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来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调整以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召开为先导.
二次大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时,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取得节节胜利,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非洲殖民地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和力量,民族觉醒也有很大提高.
经历战争洗礼的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殖民政策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尖锐.
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认识到在反侵略、反奴役、维护各个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斗争中自己所处的地位.
随着这种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不满情绪也就日益强烈.
戴高乐将军不失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深知,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法国的光复指日可待,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设法安抚殖民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不处理好同殖民地的关系,就有可能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受损害,而且会影响到战后法国的重建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
这就是布拉柴维尔会议之所以召开的历史背景.
1944年1月30日—2月8日,布拉柴维尔会议举行.
戴高乐亲自为会议拟定方针主旨,自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殖民委员勒约·普利文主持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0位总督和殖民地长官.
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埃布埃通告》以来殖民地政策调整方面取得的经验,为战后制定新的非洲政策提供理论和行动准则方面的咨询意见.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殖民地在未来法国新政体中的地位及其内部的行政改革问题.
会议通过了《布拉柴维尔宣言》,还通过一个《关于殖民地政治结构》的决议.
宣言中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恢复传统酋长制,县、乡一级的酋长不再由当局直接任命,改为在酋长家族和本地贵族当中进行选举,尊重和保护土著上层的权力和利益,发挥土著政治机构的作用,使其有效地为当局服务;允许土著居民逐步参与本地区的政治生活,同时扩大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
《关于殖民地政治结构》的决议,主要是向法国临时政府建议,建立一个包括黑非洲地区在内的海外殖民地的新组织(1946年确定为法兰西联邦),以代替不合时代潮流的法兰西帝国,与此相适应,需调整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使之有利于巩固新形势下的法非关系.
根据《布拉柴维尔宣言》的原则和1944年3月制定的《全国抵抗委员会宪章》有关条文,法国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殖民地的一系列改革法令.
其中重要的有:在政治方面,增加殖民地在法国制宪议会选举中的席位.
在这之前,在法国制宪议会中,法属黑非洲仅占有一个席位(自1940年塞内加尔的桑戈尔被选入制宪议会以来没有变动).
1945年10月21日,法国制宪议会选举时,法属黑非洲获得了九个议席.
此外,规定在各个殖民地增设地方代表会议(后改称领地会议),会议代表通过选举产生,但又规定参加代表会议选举的人应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并取得选举权资格者.
在经济方面,宣布取消强制劳动,设立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资助殖民地经济的发展,采取措施改进和加强农牧业生产.
一些西方学者把布拉柴维尔会议及其通过的宣言称作"划时代的改革",甚至把它看作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
事实上,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内容以及随后提出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全面付诸实施.
这固然因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而影响调整的进程.
但同来自殖民地移民利益集团的顽固抵制也有关系.
而且,在涉及法国与殖民地的附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法国决策者包括戴高乐本人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由于担心殖民地有朝一日从法国分裂出去,宣言中特意写入一段措词婉转却带有警告性的文字:"我们承担着的文明使命的各个目标,超出自治和最后从法兰西帝国发展出去的概念.
'自治政府'这一想法,在遥远的未来,甚至将被抛弃掉.
"难怪有的法国学者指出,布拉柴维尔宣言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措施,是口头上的让步多于行动上的让步.
尽管其宣传效应多于实际意义,但宣言对殖民地的控制多少有些放松,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这种放松所造成的气氛,进行政治活动,以唤起民众.
1944年8月,法国解放.
次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法国的光复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法国人松一口气.
当时的法国疮痍满目,凋蔽不堪,到处一片凄凉景象.
还在德军占领期间,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就已严重衰退,工业生产1944年只有1938年的40%;农产品总值也比1938年下降40%.
战争结束时,法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总计高达48930亿法郎(按1945年价格计算).
复兴法国经济,重振其昔日世界强国的地位和声望,无疑是摆在法国当权者面前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新政府除了依靠美国援助和继续得到广大殖民地的支持之外别无选择.
美国的援助相对容易得到.
以"马歇尔计划"命名的美援不久就落实了.
要继续保持广大的殖民地,以便从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力和资源的供给,则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战争已使殖民地发生了变化.
战争时期,法国在殖民地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政策.
以《埃布埃通告》和《布拉柴维尔宣言》为标志的调整和改革,毕竟打开了一条缝隙,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民族的觉醒,促成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族自决运动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战前的高压政策已不合时宜,而且战后大大削弱了的法国也力不从心.
它只能在《布拉柴维尔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促使法国在战后对其殖民地作出让步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世界民主力量的壮大和民族自决意识的普遍高涨.
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磨难,西欧各国包括法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加强了.
他们对一个民族是否有权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做法表示异议.
法国国内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要求政府改变它的殖民地政策,有的人甚至把占有殖民地看作是"一个负担","是令人尴尬的".
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还积极支持法属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协助他们组建工会和政党.
所有这一切表明,继续调整殖民地政策,再次作出某些让步,势在必行.
战后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以1946年宪法和1957年根本法的实施及1958年戴高乐宪法的执行为标志的两个阶段.
1946年颁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布成立法兰西联邦,取代原有的法兰西帝国.
联邦包括法国本部、法国各个海外省、海外领地和原来的保护国.
该宪法规定,在联邦内居住的法国人和当地人都具有法国公民的身份,拥有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的权利;还规定,作为海外领地的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当地非洲人不再被称为"土著","殖民地臣民"的称谓被取消,改称"原住居民",他们开始被看作新的法国公民,还享有参加法国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利.
在这之前,非洲人要申请做一个法国公民,必须具备若干条件.
1937年的法令中规定了11条,还有7条附加条件,如出生地、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读写法语的能力、是否在法国军队中服役10年以上并获得勋章等等.
1946年宪法还规定,在海外殖民地要设立新的地方立法机构代表会议(后改称领地议会),议会的代表由领地的选民选举产生.
但在选举议会代表的实际过程中,领地的选民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侨居当地的法国公民和少数具有法国公民身份的非洲人,他们按法国本土的选举权规定行使选举权;第二部分选民是享有选举权的其他联邦公民.
他们必须符合有关规定,诸如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担任过行政职务等,方能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样,在选举领地议员作为法国制宪议会代表时,领地的选民如果不具有法国公民的资格,那末他要取得这种选举权也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
根据1946年宪法有关条文的原则,法国政府还采取其他相应的调整措施.
其中重要的有:(1)允许海外殖民地居民组织工会,承认已有工会及其活动的合法性;(2)允许在联邦内居住的公民自由集会、结社;(3)宣布废除强迫劳动制度,尤其是强迫种植经济作物的规定.
如法国殖民部长马里伊斯·姆泰在同年4月签署一项法令,要求在海外领地上禁止使用一切形式的苦役;(4)许诺在殖民地实施现代化与装备计划(也称十年海外发展计划).
该计划涉及农业、交通、文教和公共设施等各项发展项目,以及派遣技术人员和专家来援助.
为此,专门设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会,以便向殖民地的法国公司和行政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1946年宪法和随之采取的相应调整措施,较之《布拉柴维尔宣言》提出的内容有一些进展,但并不意味法国打算放弃它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和权益.
早在1945年8月戴高乐出访美国时,曾向杜鲁门总统阐明法国对附属国人民要求自治所采取的立场.
他承认20世纪是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时代,但同时又指出,附属国人民不应以反对宗主国或与之类似的方式获得独立.
戴高乐还特别强调,法国对其殖民地的独立时间和条件拥有选择权、规定权.
由此可见,法国统治阶级根本无意放弃它在法属非洲的殖民统治.
它在战后所作的许诺和实行的让步及改革,不过是在更换殖民统治链条上锈坏了的环节而已.
1945年5月,当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发动和组织要求自决权的游行示威时,戴高乐命令殖民当局进行血腥镇压.
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1946—1957年间,法国政局动荡,内阁频繁更迭.
因此,这个时期法国的殖民政策也变幻不定,时而采取怀柔政策,时而奉行高压政策.
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设法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拖延非殖民化的进程.
然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的武装斗争犹如套在法国脖子上的绳索,战争期限持续越长,绳索套得越紧.
到1957年,法国投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兵力达到50万人,超过它在二次大战时期所使用的全部兵力.
军费开支达30多亿法郎.
这样巨大的负担,使法国刚刚复兴的经济重又陷入危机;由此又引发政治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另外,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鼓舞的法属黑非洲居民,也纷纷组建政党,他们要求自治和独立的呼声咄咄逼人.
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居伊·摩勒政府在被迫调整国内各种关系的同时,也调整了对殖民地的政策.
1956年6月,由海外事务部长德费尔起草的《海外领地根本法》颁布.
该法于1957年生效,中心内容是允许各殖民地设立领地议会、领地政府,建立半自治共和国.
根据《根本法》,法属非洲各个领地纷纷设立地方政权和地方立法机构,即领地议会.
不少国家还宣布成立在法兰西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
有些法国政治家对《海外领地根本法》大为赞赏,称它是"非殖民化的创举".
其实,《根本法》只不过在1946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殖民统治的方式,使殖民地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取得部分自治权,使一些非洲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得以参政.
但是,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从属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殖民地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各个领地的法国高级专员手中,最后的决策权是在巴黎的乌迪诺街(原殖民部,后海外事务部所在地).
摩勒政府原以为,《根本法》的实施可以既保护海外殖民地的权益,又缓和它与殖民地人民的紧张关系,从而使它得以集中力量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
法国一向把阿尔及利亚看作自己的一个行政区,那里有近50万白人,这些白人占有掠夺来的3000多万公顷土地(约占全部可耕地的一半),那些土地上还有石油和其他丰富的矿产资源.
法国不愿轻易放弃这块宝地,因此不惜出重兵、耗巨资,妄图把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镇压下去.
在武力镇压未能奏效时,它被迫同意接受谈判.
但无论是打还是谈,法国政府追求的目的都在于尽可能多地保留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或者至少推迟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间.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以法国统治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法军连连失利,双方的战略态势越来越对法方不利.
同样,在谈判桌上,由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法国政府也无计可施.
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却一步一步地把法国的政治、经济拖入深渊.
在法属黑非洲,广大殖民地人民并不满足于半自治的地位.
一些先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利用《根本法》提供的各种合法权利,发动群众、宣传群众,以求实现完全的独立.
1957年黄金海岸的独立,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整个黑非洲,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汹涌浪潮.
同年8月,整个法属赤道非洲的各个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也举行了一次会议.
为了表达他们对自己附属政治地位的不满,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份致法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宣言书.
宣言书写道:他们"遗憾地看到在宪法咨询委员会里只有很少的赤道非洲的代表,与会者对这个一贯为法国的生存而努力的庞大属地竟被遣忘一事表示失望",他们"殷切希望取得独立".
1957年9月,非洲民主联盟在巴马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要求独立的呼声很高.
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独立,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1958年7月,法属西非各领地的主要政党在达荷美首都科托努举行会议.
会后发表的决议说:"大会通过了立即独立的口号,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先发动非洲群众支持这个口号和实现独立要求.
"所有这些症候,都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殖民地独立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走投无路的法国统治集团只好请戴高乐出山,希望借助戴高乐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使法国摆脱困境.
1958年夏戴高乐复出时,严峻的形势使这位政治家认识到,若不顺乎潮流,事情就会在反对法国的情况下发生.
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及他着手处理非洲殖民地包括阿尔及利亚问题时左思右虑的心态,他说:"如果拒绝承认他们有自决权,就会引起无止境的斗争,并招致全世界的谴责;即使付出这一切代价,所换来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手中化为灰烬.
"①需要寻求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达到既能保住法国在殖民地的大部分权益,又能免遭灭顶之灾的目的,这是戴高乐重返政坛的当务之急.
不久,戴高乐内阁提出了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方案.
1958年7月13日,他在纪念法国国庆169周年前夕的广播讲话中,正式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以此代替原有的法兰西联邦.
在新的共同体内,殖民地与法国之间不再是附属关系,而是联盟关系;非洲殖民地人民可以加入共同体,并取得自治共和国地位,也可以脱离法国而独立.
但对这两者的选择,需由各个殖民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作出决定.
关于法兰西共同体的性质和内容,载入了1958年9月28日通过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亦称《戴高乐宪法》)条文中.
1958年9月末,法属各领地纷纷就《戴高乐宪法》举行公民投票.
投票结果,除几内亚作出脱离法国而独立的决定之外,其他11个领地的非洲人领袖因担心受到法国的经济制裁,选择了参加共同体成为自治共和国的道路.
当法国资产阶级还未来得及为法兰西共同体的建立庆功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又蓬勃高涨.
戴高乐政府为防止事态的发展损害法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修改宪法,被迫同意共同体各成员国取得独立地位.
这样,自1959年末到1960年末,塞内加尔、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乌班吉·沙里、刚果、加蓬、马里,毛里塔尼亚、原法属喀麦隆等领地,先后宣布独立.
但这些新兴的非洲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同法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旧摆脱不了对法国的依赖,法国还可以通过和平合作的手段控制和剥削它们.
①戴高乐:《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40页.
三、葡萄牙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葡萄牙政府在其非洲殖民地照旧实行战前的那一套野蛮专制的统治政策.
它除了更改殖民地的名称以掩人耳目之外,拒绝进行任何调整和变革.
到1960年代初期,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纷纷燃起武装斗争的烈火,才迫使葡萄牙政府对其殖民政策做出某些调整.
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
它在非洲占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和圣多美——晋林西比五个殖民地,总面积22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葡萄牙本土面积的24.
5倍;其人口总和为1300多万(1956年),是葡萄牙全国人口的1.
5倍.
这些殖民地尤其是安哥拉,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业资源.
殖民地的咖啡、棉花、甘蔗和腰果,以及战后开发的铁矿和石油等资源,先后成为宗主国的掠夺物.
葡萄牙人把这些掠夺来的农矿资源的一部分运回本国,充作工业生产的原料或燃料;一部分转手销往国际市场,用以赚取硬通货.
廉价农矿原料在宗主国经加工成为工业制品后,又高价返销到殖民地,有一部分也进入国际市场赚取硬通货,所有赚来的硬通货则用于补偿葡萄牙的外贸逆差.
这是经济方面葡萄牙与其殖民地的关系.
另外,葡属殖民地还被作为解决宗主国社会矛盾的一个调节阀.
那些贫苦而又常常失业的人群,一批又一批地移居到非洲殖民地,从而缓解了葡萄牙本国因就业难和人口相对过剩引起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
葡萄牙的国情也是使它不得不依赖非洲殖民地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西欧诸国中,葡萄牙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
据1958年统计,全国的文盲高达44%.
加之国内资源贫乏,工业不发达,资金缺乏,其经济活动主要靠外国投资的支持,因而自身拿不出多少资金投资于殖民地.
所以,长期以来,它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具有特别的贪婪性和野蛮性,更多采用的是超经济剥削的方式.
二次大战结束后,葡萄牙帝国也大大地衰弱了.
在战后的复兴工作中,葡萄牙政府除得到美国一些援助之外,只有依靠对其非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
葡萄牙统治集团把保存非洲殖民地作为取得国家复兴和保卫遗产的一项国策.
葡萄牙总理萨拉查这样说过:"非洲和欧洲是相辅相成的,它是防御欧洲所必不可少的,也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必要的支持者.
"这里说的欧洲,当然首先包括葡萄牙①.
战前在葡属非洲盛行的强迫劳动制,在战后初期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殖民地继续存在.
强迫劳动制形式繁多,主要是无偿劳工、契约劳工、强迫种植制度.
无偿劳工是剥削劳动力的一种野蛮方式.
一些家庭交纳不起沉重的赋税,殖民当局就派人将其成员中的青壮年抓去,罚做无偿劳工3—6个月,从事诸如修筑道路、桥梁和其他市政建设等繁重劳动.
契约劳工制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
当局规定,适龄的男青壮年劳动力均须与政府签订契约,为公共事业劳动六个月.
在这期间,劳工只能领取契约上规定的象征性的工资.
此外,凡是无业或被认为无正当职业的非洲人,也被强迫在劳工契约上盖手印,然后被分送到白人的矿场或种植园做工,少则半年,多则三年.
他们每月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
据罗安达土著事务部的官①转引自《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方材料记载,1950年代中期,在安哥拉登记列为契约劳工的有27.
9万人,列为自由雇工的人数为40万人①.
尽管这些数字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核实,但将近一半的土著劳工在现代文明时期仍遭受着野蛮的超经济剥削,不能不令人吃惊.
契约劳工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地位同奴隶相差无几.
劳工完不成劳动定额或合同期限,须由其妻子儿女代为完成;倘若在规定限期内仍完不成,则将受刑事处罚,这种处罚通常辅以鞭笞或"巴拉马托拉"的体罚②.
所谓强迫种植制,就是强迫非洲农民种植当局指定的经济作物,并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政府指定的收购公司.
纺织业是葡萄牙工业的基础,纺织品在全国出口商品总值中占1/5.
纺织业所需的棉花,82%来自殖民地.
为确保原料的供应,殖民地的棉花生产是由特权公司掌管的,当地行政机构进行配合.
例如,1956年,莫桑比克殖民当局指令粮食区的100多万农民改种棉花③.
虽然当时国际市场的棉花价格看好,辛勤耕作的棉农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1.
17美元,每月不足1美元.
在葡属几内亚,7万农户被迫种植花生,并按极低的固定价格把花生卖给葡萄牙商人.
强迫劳动制的掠夺性和野蛮性,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而葡萄牙的殖民理论家、萨拉查的继承人马塞洛·卡埃塔诺却为这一制度辩护说:"因为非洲人既无实用发明,又无获取实际利益的技能,自身无力开发他们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
所以,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只有在白人的直接组织下,才能成为有组织的生产因素.
"④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
根据1928年颁布的《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殖民地土著政治、民事和刑事法规》,他们被归入"尚未开化"的"不文明人"的行列,不能享有公民权.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非洲人连人身自由都没有.
他们在经济领域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
作为雇佣工人,他们所得的工资又是根据种族的原则确定的.
在莫桑比克,一个白人卡车司机的月工资至少3000埃斯库多(合100.
17美元),而一个黑人司机干同样的工作量,月工资只有300埃斯库多(合10.
02美元).
由于葡萄牙一向对外界封锁消息,不允许也不欢迎其他外国人到它的殖民地了解情况,甚至将那些想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的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拒之门外,因此,葡属殖民地非洲人的悲惨处境鲜为人知.
1950年,葡萄牙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为逃避联合国有关机构对其殖民地状况进行调查,葡萄牙政府匆忙修订宪法,于1951年宣布,其所有殖民地改称"海外省",并宣称海外省的全体非洲人可以获得同葡萄牙公民一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利,非洲人的传统文化和习惯法将受到尊重,等等.
这些冠冕堂皇的宣言,不过是用以欺骗国际舆论而已.
从安哥拉到几内亚比绍,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抗暴斗争时有发生.
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发行报刊、小册子和派出代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揭露葡属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使国际舆论哗然,并引起同声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萨拉查政府不得不对其殖民政策作一些调整,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8,p.
761.
②"巴拉马托拉"是一种体罚刑具,系木制的带短柄的圆板,圆板上钻有若干小孔.
受刑者遭受鞭笞或跪罚.
双手遭到拍击,小孔吸进皮肉,往往造成鲜血淋淋的惨状.
③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8,p.
760.
1954年制定出新的《土著法》(第43893号法令).
新法宣布,取消土著人与葡萄牙公民之间"不文明"与"文明"的区别;允许非洲人参政,即在殖民地立法议会里安排非洲人议席.
于是,这一年,在安哥拉的立法议会里,首次任命六位非洲同化人当代表.
根据新法的规定,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只具有咨询性质.
换句话说,新的《土著法》对殖民地的附属地位、对广大非洲人民的被压迫地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1955年,联合国大会围绕葡属非洲的殖民政策开展辩论时,葡萄牙代表竭力否认在它的领地有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款关于强制行为的规定,并辩解说,它在非洲的海外领地享有同里斯本和阿尔加维省同等的权利.
这是在自欺欺人.
1958年,安哥拉刚果州的州督奥古斯托·卡西罗在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欧洲人对待非洲人的行为是罪恶的,表现在"用武力"和"利己主义".
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在一次演讲中也曾公开声称:"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对海外领地非洲的控制权的做法是必要的,否则,欧洲将在非洲被击败.
"为了维持控制权,萨拉查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加强警察控制.
臭名昭著的葡萄牙国家保安秘密警察机关在安哥拉等地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派出秘密警察,并广泛收买告密者,对当地民族主义领袖和爱国者进行跟踪盯梢,直至迫害致死,同时对言论、集会和报刊出版等实行严密控制.
二是,加紧向非洲殖民地输出白人移民.
二次大战前,安哥拉有葡籍居民4.
4万多人,1950年增至7.
8万人,每年平均移民3000人左右.
到1960年,葡籍居民人数增至17.
2万人,即10年间增加了近10万人,每年平均移民约1万人.
葡萄牙统治集团企图通过大量移入白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以达到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这些新来的移民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用各种手段掠夺非洲农民的土地,同时利用非洲自耕农的廉价劳动力种植咖啡,获取高额利润.
有的经商开店,靠强买强卖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盘剥非洲人.
其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各种矛盾,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冲突.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继黄金海岸和几内亚之后,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
这股迅猛的独立浪潮,也冲击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属殖民地,鼓舞了当地居民,增强了他们为独立而斗争的意志.
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达·克鲁兹曾发出这样的誓言:"宁愿战斗而死,不愿忍辱偷生.
"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在葡萄牙政府的残暴野蛮统治下,除了拿起武器以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外,别无出路.
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主席在其所著《为莫桑比克独立而斗争》一书中这样写道:"过去40年来曾经尝试过的每一种合法的、民主的和改良主义的活动都失败了.
看来,武装行动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961年2月4日,安哥拉的爱国志士首先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63年1月和1964年9月,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相继点燃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的火焰.
萨拉查政府在对起义者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其殖民政策做一些修修补补.
同年8月28日,葡萄牙海外部长阿德里亚诺·莫雷拉宣布,政府将在殖民地实行一系列根本改革.
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废除1954年颁布的《土著法》(第43893号法令),宣布居住在海外领地的非洲人同混血种人和白人一样都属文明人之列,都享有与本土居民同样平等的公民权利;在葡萄牙国民议会中,增加海外领地非洲人代表的席位.
第二,废除旧的劳动法,从1962年起实施新农村劳动法,即《各非洲省和帝汶岛的乡村劳工法规》(第44310号法令).
这个法令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役;承认所有非洲工人均为自由劳工,他们有选择雇主的自由,有为自己工作的自由;禁止对劳工进行体罚,不得用刑事处罚手段强迫劳工履行契约或交纳人头税;雇主不得通过有关当局或利用其方便招募劳工,同时设立劳工、福利和社会行动局,监督新法的实施;建立官方控制的农村市场,一切交易需按当局规定的质量和价格标准进行.
第三,协调传统习惯法与成文法在司法工作中的适用范围;划分土著保留地.
第四,允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殖民地发展教育,增建医院,为城镇非洲人居民建造住宅.
葡萄牙政府在对其殖民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个10年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把宗主国与各个海外领地组成商业和货币的经济共同体,实现经济一体化,从而永久占领殖民地.
这种出于维护葡萄牙殖民统治权益的改革和调整,自然遭到广大非洲人民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的普遍反对.
而且,那些改革法令的实施也大打折扣.
例如,法令规定土著人享有同白人与混血种人一样的公民权.
但是,在非洲人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有根本改变的.
再如,虽然宣布废除强迫劳役,但当局通过采取大幅度提高人头税和其他捐税的办法,迫使非洲人为交纳繁重赋税而不得不照样出卖廉价劳动力.
四、战后美国对非洲的扩张和渗透美国对非洲的渗透扩张很早以前就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凭借自身急剧膨胀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在对欧洲和亚洲加紧扩张的同时,也积极向非洲大陆进行渗透.
从战后到1960年代初,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5年到1950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美国对非洲的政策附属于它的欧洲政策,是对欧洲政策的补充.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
在此期间,美国形成了独立的对非政策,开始插手非洲事务,力图将非洲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为其全球霸权战略服务.
1959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总结过去10年的对非政策时指出,美国"把非洲看成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控制的大陆,只要对它加以次要的考虑就够了"①.
对非洲"加以次要的考虑",这就是战后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方针.
但这并不表明195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在非洲无所作为.
美国对非洲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而且在行动上持进取的态度.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首先通过其盟国或直接与非洲一些国家、地区签订军事条约或其他防御协定,在非洲广泛建立军事基地,同时还对缔约国进行军事和政治控制,迫使其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在北非地区,美国利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同法国签订的协定,取得了在摩洛哥扼直布罗陀海峡的里奥迪港建立海空基地和派驻军队的权利.
战后双方协议继续延长驻军期限.
1950年12月,它同法国再次签订协定,允许其在①《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第37页.
摩洛哥建立努阿塞等3个战略空军基地、1个补给维修基地、12个较小的军事设施和雷达站.
美国在这些基地上部署了B—47远程喷气轰炸机,派驻约1万名美军.
在利比亚,美国接管了意大利在麦拉哈修建的一个军事基地,并于1948年将它扩建为庞大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可供巨型轰炸机起降.
该基地是当时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侵略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桥头堡.
1954年6月9日,美国同已获得自治权的利比亚政府签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利比亚联合王国政府间关于军事基地的协定》.
这个协定使美国得以继续占领和使用惠勒斯空军基地,而且为它进一步扩建和新建军事基地开了绿灯.
该协定还规定,美国的公有船舶、飞机和车辆包括装甲车辆不仅可以从陆上、空中和海上自由出入基地,而且可以通过两国政府的协议在利比亚其他地区连同领水在内自由行动.
这显然严重侵犯利比亚的主权.
对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美国早在1940年代初期就在阿斯马拉(厄立特里亚首府)附近建立了卡格纽通讯基地.
战后,美国极力拉拢埃塞俄比亚,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方式,把埃塞俄比亚置于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1953年5月22日,美国排挤英国,单独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使用军事设施的条约》(即卡格纽通讯基地协定),从而使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合法化、长期化.
据美国自称,这个基地的设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频率无线电中继站和情报收集中心,它能与全球舰队保持联系.
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后来的航天飞行活动中,都把该基地用作空中和太空飞行的中枢.
美国还通过双方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之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而后者则承担义务发展并维护西方的防御力量.
据统计,自战后到1964年9月的19年中,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3.
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
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非洲得到美元最多的一个国家.
在西非的利比里亚,美国的军事、经济势力自1930年代以来就不断进行渗透.
1942年3月31日签订的美国—利比里亚协定规定:美国可以在利比里亚领土上任意修建和使用一切军事设施.
美国先后在那里修筑了罗伯茨空军基地和蒙罗维亚港,这使美国在西非地区有了重要的军事基地.
蒙罗维亚港必要时可随意改建为潜艇基地,变成西非凸出地带的海空基地,并可同位于弗里敦的英国军港遥相呼应,形成控制南大西洋主要航线的战略据点.
1951年和1959年,美国同利比里亚又先后订立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和新的防务协定,内容涉及经济、军事援助,以及派遣陆军训练团和军事顾问等.
根据上述防御协定,利比里亚一旦受到外部侵略或威胁时,美利双方可立即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磋商.
显然,这是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
此外,美国通过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加强军事合作的办法,得以利用后者在非洲控制的军事基地和战略据点.
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它们在非洲苦心经营数十年,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
据有关资料统计,北约在非洲可以使用的空军基地有17个(摩洛哥6个、利比亚4个,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各2个,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利比里亚各1个),海军基地有8个(摩洛哥2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肯尼亚、坦噶尼喀、刚果和南非各1个).
美国可以根据北约组织的规定或者同有关国家协商、订立协定,利用北约盟国的上述任何基地.
例如,美国曾通过同法国订立君子协定,得以利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突尼斯和比塞大基地.
此外,在北约组织的会议上,美国同英、法等盟国经常讨论非洲重要的防务问题,以及成员国之间在非洲加强军事合作等问题.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还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军事上的合作,取得对开普敦港和德班港的使用权,还得以在南非境内建立一个外层空间追踪站.
战后美国重视非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拥有丰富的农矿资源,特别是美国所缺少的战略资源,诸如铀、锂、钴、铬、锰、钡、工业钻石和橡胶等.
获取这些原料资源被看作是美国"最重要的直接经济利益".
因此,战后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除了继续把南非和利比里亚作为重点之外,积极扩大到刚果(今扎伊尔)等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
刚果是多种稀有金属矿物储藏密集而又丰富的地区,不少矿物资源的产量令世人瞩目.
如铀矿石的产量,1953年在资本主义世界铀矿石产量中占57.
8%;到1957年,刚果仍然是铀矿石的主要出产地①.
美国在战前已向这里投资.
战后,美国乘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经济实力削弱、资金严重不足之机,通过扩大对刚果的直接投资、贷款及收买股票等方式,加紧渗入刚果的采矿业.
例如,美国摩根财团取得比利时总公司所属银行的大量股票控制额,从而得以操纵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等矿业生产公司.
它还完全控制了属于该公司的森科洛伯维铀矿和镭矿生产地.
到刚果独立前夕,美国在刚果的投资由战前的2亿多美元增加到6亿美元,其投资额在外资总数中居第二位,仅次于比利时.
美国垄断资本肆无忌惮地掠夺刚果的矿产资源.
以1953—1954年度为例,美国从刚果进口了它所需要的全部铀矿和锂矿、96%的钴、88%的锡、87%的工业钻石、79%的钡和64%的锰.
以出口贸易价值计算,美国从刚果掠走的矿产资源总值,1937年仅为300万美元,1957年激增至1亿美元,占该年度美国从非洲其他国家进口值的第一位.
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既要保证自由地获取这些战略资源,又要防止这些资源落入苏联集团之手,这关系到美国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南非,战后美国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43年的直接投资为5000万美元(同年对非洲投资总额为1.
04亿美元),1950年增至1.
401亿美元,1957年达到3.
05亿美元.
这些资金主要投向采矿业,尤其是铀矿和金刚石的开采.
美国资本在南非取得了100家以上采金公司的股份,另外,它设在南非的工业机械和设备业公司有15家,药物和化装品公司有13家.
在利比里亚,美国的投资额1943年为1750万美元,1950年增至8200万美元,1957年达3.
8亿美元.
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和私人投资,操纵了该国的经济命脉.
利比里亚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橡胶业和采矿业,分别被美国垄断资本所属的费尔斯通公司和利比里亚采矿公司控制.
前一个公司拥有巨大的橡胶种植园,每年收割的橡胶产量占利比里亚橡胶总产量的90%,其出口的绝大部分是输往美国.
1955年,利比里亚国家总收入的39%以上得自费尔斯通公司缴纳的税款和土地租金.
后一个公司则垄断利比里亚的铁矿开采和输出业.
根据1946年利比里亚采矿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该公司每运出1吨铁矿砂,需付给利比里亚政府特许权使用费5美分.
后因生铁市价上涨,运送到港口的铁矿砂每吨定价15美元,扣除运输费,每吨铁矿砂可获利7—10美元.
后来虽然重订合同时提高了特许权使用费标准,该公司每年赚①WilliamA.
Hance,AfricanEconomicDevelopment(《非洲经济发展》),NewYork1958,p.
3.
取的利润仍然高达50—75%①.
1956年,美国有6家公司在利比亚全境获得石油勘探权.
在突尼斯北非石油公司中,美国控制了其资本的65%,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因此获得了石油开采权.
美国还通过对北罗得西亚的英美有限公司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大量投资,控制了四大产铜区(罗安特洛普、穆富里拉、昌加和洛卡纳)的开采和冶炼业.
据这四大铜矿区1954—1955年度的报告,股东获得的红利为80—212%不等②.
1950年代中期,万隆会议的召开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突尼斯、摩洛哥、苏丹的先后独立,特别是1957年加纳的独立及由此兴起的变革之风,使美国意识到"非洲是今天世界上变化最迅速的地区",意识到各殖民国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将逐渐缩小,美国在这一地区"将肩负越来越重大的责任"③.
此后,美国对非洲事务更为关切.
1956年之前,即在美国对非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采取模棱两可、甚至两面派的政策:一会儿说"必须尽快地以民族自决代替外国对附属民族的统治",一会儿又说"过早独立是危险的","过早的独立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这些附属民族本身的利益"④.
此外,官方对非洲独立国家采取不结盟的中立主义政策大肆攻击,把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看成"不道德"的倾向.
1958年之后,美国政府一反初衷,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开始采取支持的态度,官方言论中要求保证"尊重非洲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行决定他们所要遵循的路线的权利"①.
美国鼓吹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谋士切斯特·鲍尔斯在1957年赴非洲考察后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很少能指望不久前摆脱了欧洲统治的国家会同意接受美国的统治,不管我们的意图多么善良.
"因此他建议,非洲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后,美国必须"以新的方法保证它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和利益"②.
为适应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美国政府的智囊团向决策当局建议:"一定要把非洲当作一个主要的政策地区,和其他政策(特别是欧洲)有平等地位的地区看待",采取灵活而又积极的政策③.
与这种政策相适应,美国政府扩大和加强处理非洲事务的国家机构.
1956年之前,在美国务院只设一个人数很少的非洲事务处,附属在近东司.
1957年,该处官员增加到34人,并由一个助理国务卿帮办领导.
1958年7月后,成立了由助理国务卿直接领导的单独的非洲司,扩大了编制.
到1961年,该司拥有70多位官员,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
同时,它驻非洲各机构任职的外事人员和其他人员也由1956年的664人增加到1961年的1359人.
1957年3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摩洛哥、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八个非洲国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
继尼克松之后,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①WilliamA.
Hance,op.
cit.
,pp.
223,226227.
②格列切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殖民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78页.
③《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第112页.
④VernonMckay,AfricainWorldPolitics,Harper&Row1963,pp.
347348.
①VernonMckay,op.
cit,p.
348.
②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殖民政策》,第143页.
③《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第37页.
助理国务卿威廉斯及其他官员接踵出访非洲.
尼克松访非期间,一方面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允诺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则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威胁"之类蛊惑人心的宣传,说什么非洲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目标.
连资产阶级评论家也指出,尼克松"报告的语气有时接近于政治干涉",他的报告使人感到"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打赢这场争取人心的斗争".
这表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极力要把非洲牢牢地保持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
美国对非政策的第二个时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名义在非洲活动;一是在加紧对非洲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的同时,千方百计阻止苏联向非洲地区的扩张.
最能说明这些特点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假手联合国出兵刚果,扼杀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民族独立政府,扶植亲美傀儡政府,试图对刚果进行全面控制.
此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激进的卢蒙巴政府引进苏联集团的经济、军事援助,从而损害美国在刚果的利益,进而危及它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在经济方面,美国对非洲进行渗透的重要手段,是以援助为名输出国家资本.
在1945—1956年的11年里,美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款项和开发资金共2.
08亿美元,每年平均约1900万美元.
而1960年一年的援助款额就达2.
07亿美元,1961年增至4.
37亿美元,1962年再增至5.
09亿美元①.
上述援助款项和开发资金,大部分由美国控制的国际复兴银行和国际开发署提供.
关于美援的作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汉密尔顿有一句画龙点睛之言,他说,对外援助是"我们在冷战中有效的兵工厂".
除国家资本以外,美国向非洲输出的私人资本也有明显增长.
据有关资料统计,1950年美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为2.
87亿美元,1957年增长到6.
64亿美元,1958年7.
46亿美元,1959年8.
33亿美元②.
与1959年美国海外私人投资的总额相比,8.
33亿美元仅占很小的一个比率,但引人注目的是,其增长速度相当快.
美国在非洲的私人资本,有2/3左右直接投入采矿、冶炼和石油业部门.
美国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和投资,战前主要分布在利比里亚和南非,战后逐步扩大到撒哈拉以南非洲.
据美国务院的统计,截至1961年8月,美国在非洲活动的私人企业、商业公司有223家.
这些公司多为美国商号在非洲设立的子公司.
①VernonMckay,op.
cit.
,p.
385.
②VernonMckay,op.
cit.
,p.
281.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一、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大陆,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
非洲的这一变化,是非洲内外多种因素发展和影响的结果.
首先,这是非洲社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一发展变化为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非洲国家的控制,这就为这些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在一些非洲国家开办不少与战争有关的工矿企业,这也使非洲的一些工矿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战后初期,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堤坝被冲垮了.
于是,英、法等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非洲,认为"非洲是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危机的地区".
非洲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
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认为,非洲这个"令人不敢等闲视之的大陆对西方世界极其重要,不仅在战略上它是重要的,充满了极重要的原料,而且还因为它是我们最后的防线"①.
帝国主义把掠夺非洲资源作为首要目标,对非洲加紧进行开发,投资有了很大的增加.
这就进一步加速了非洲采矿业、动力工业等工业部门和农业一些部门的发展.
到1950年代中期,非洲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生产的钻石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98%,钴占80%,黄金占56%,铬占38%,锰占36%,铜占27%.
1955年的农业产量比1934—1938年每年平均产量增加50%左右.
非洲各国出口总值从大战前夕1938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55年的54.
4亿美元②.
随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非洲工人阶级的总数由战前的800万人增加到1955年的1300万人.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其次,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出现,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决权思想的传播,为战后初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打下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由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主义力量的推动,到海外去留学的非洲人多了起来,在非洲殖民地兴办的学校也有所增加.
虽然非洲的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大,人数也不多,但他们多数受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教育,向往自由、平等和民主.
非洲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逐渐壮大,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如乔莫·肯雅塔、克瓦米·恩克鲁玛等人.
他们纷纷建立起民族主义政党与组织.
从战后到1955年,非洲各地建立了40①JohnGunther,InsideAfrica(《非洲内幕》),London1955,p.
11.
②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918—196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页.
多个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影响很大的有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以及后来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争取苏丹解放统一战线、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人民大会党、喀麦隆人民联盟、非洲民主联盟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约有100万非洲人被征入伍,有200万人为军队服役.
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觉醒,还使他们学会了打击敌人的战术和方法.
他们复员回国后,普遍对处境不满,许多人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或革命战争,成为战后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一支推动力量.
再次,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倒,英、法两国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发了战争财,上升到霸主地位.
战后初期,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世界1/4的人口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大大地鼓舞了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50年代中期,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在1945年5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居民举行了庆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示威游行.
1947年,又爆发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群众运动.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
早在1944年,摩洛哥人民就要求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获得独立.
战后,摩洛哥人民又开展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
由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表达了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
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的抗议怒涛,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还开展了武装斗争.
在利比亚、突尼斯、苏丹等国,战后反帝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
帝国主义迫于形势,在1951年和1956年先后承认了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独立.
在埃及,1952年爆发了七月革命,建立了埃及共和国.
埃及人民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西非的黄金海岸,1948—1950年,先后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要求自治的群众运动,从首都阿克拉迅速扩大到全国城市和乡村.
由于人民的斗争,英国殖民者被迫在1957年3月承认了它的独立.
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几内亚和其他西非法属殖民地的铁路工人举行了长达五个月的大罢工.
1952年11月,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又举行了一次空前的大罢工.
几内亚和其他法属西非工人阶级的斗争,推动了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许多地区反帝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西非的尼日利亚、东非、南非和中非其他各地的许多英属和法属殖民地,都不断爆发罢工斗争和反帝群众运动.
它们在1950年代末期取得了在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内自治或半自治地位,成立了民族自治政府.
这一时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阿尔及利亚在1954年爆发的武装起义,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给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
在摩洛哥和突尼斯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
在南部非洲,马达加斯加人民于1947年3月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70%的人民参加了坚持两年之久的抗法武装斗争.
1952年,东非的肯尼亚爆发了"茅茅"运动.
这些国家的反帝武装斗争,推动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发展.
二、埃及七月革命和埃及共和国的成立埃及七月革命的爆发,是英帝国主义与埃及民族矛盾、埃及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入埃及,控制了埃及的财政,并在那里驻军.
1914年12月,英国以向土耳其宣战为名,片面地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
在埃及人民的坚决反对下,1922年2月,英国被迫宣布结束保护,承认埃及的独立.
但是,英国在埃及扶持以福瓦德国王为首的亲英势力,英国军队仍留驻埃及.
1936年5月,英国迫使埃及政府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这是一个十足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埃及的农业经济发展很慢.
在1882年英国入侵前的60年中,埃及的灌溉土地面积从1821年的200万费丹增加到1881年的500万费丹①,增加了一倍多;但英国入侵后的65年中,增加到1946—1947年的600万费丹.
可是,同一时期内,埃及的人口却几乎增加了两倍多(从680万增加到1900万人).
英国殖民者在埃及保留封建大地产.
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是英国统治埃及的主要社会基础.
法鲁克国王(1936—1952年在位)本人是埃及最大的地主.
王室与宫庭占有全国可耕地的1/4.
而埃及地主拥有200多万费丹土地.
94%的农户(约260万户)只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35%,而他们当中又有近200万户每户占有土地不到1费丹(每户至少需要2费丹土地才能维持最低生活)①.
那些无地少地的数百万农民被迫沦为受奴役的佃农和雇农.
雇农的工资每天只有1先令.
在一般情况下,埃及佃农要把收获量的75—80%交给地主②.
由于英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埃及农民挣扎在饥饿贫困的死亡线上.
英国殖民者勾结埃及封建地主阶级,竭力使埃及维持着单一作物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强迫农民大量种植棉花.
埃及的棉花总产值占农业生产的总产量的一半左右,生产的棉花有85%左右供出口.
为了保证向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料,英国资本家一直垄断了埃及的棉花出口.
英国资本家在埃及以4—5埃镑购买1坎塔尔③棉花,运回英国织成棉织品后,以100—200埃镑的价格销售给埃及人民④.
这样,英国垄断资本从埃及榨取了巨额利润.
英国对埃及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把埃及变成它的农业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英国的剥削和掠夺阻碍了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1930—1940年代,埃及经济虽然得到一些发展,例如纺织、制革、食糖业等工业.
到1952年,埃及民族工业的产值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0%.
由于英国向埃及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埃及市场上充斥着外国商品.
一位埃及学者说:"埃及①1费丹相当于6.
3市亩.
①哈桑:《埃及经济危机》,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第78、55页.
②阿衣鲁:《埃及农民》,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4年,第70页.
③坎塔尔是埃及的重量单位,1坎塔尔等于14.
928公斤.
④路特菲·主默阿:《东方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开罗1955年,第154页.
中上层妇女,从头到脚,完全是外国的东西,男子也不例外.
"⑤外国垄断资本对埃及的投资增加很快,到七月革命前夕,外国在埃及的投资总额达到5.
8亿埃镑,其中英国资本约占80%.
这就使英国控制了埃及的银行业和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以及采矿、石油业等方面的大企业.
这样,在外国资本特别在英国资本的压榨下,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在英国的殖民压迫和埃及封建王室的反动统治下,埃及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
开罗、亚历山大、曼苏尔等城市的工人在工头监督下工作,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仅够自己的生活,一家数口经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中.
另外,成千上万农业工人的生活就更痛苦了.
这些农业工人每天从早到晚工作12—15小时,仅得工资2皮阿斯脱,劳动力弱的男子或妇女、小孩的工资就更少了.
在埃及各大城市中,拥挤着上百万的贫苦人民,他们多半是农村中无立锥之地才流浪到城市中来的.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在街头从事各种苦役、搬运、叫卖,所得的工资极少,住在贫民窟,生活极端困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和英国军队撤出埃及.
1945年12月,在人民的压力下,埃及政府提出了修改英埃同盟条约的要求,但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这就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怒,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
1946年2月,埃及人民不顾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镇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英斗争.
2月上旬,埃及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了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领导学生进行反英斗争.
2月9日,开罗数千名学生队伍游行到阿巴斯大桥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打死打伤.
阿巴斯大桥惨案激怒了埃及人民.
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反对英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在斗争中,工人和学生起了主导作用,他们组织了工人学生联合会,并号召全国人民在2月21日这一天举行总罢工、总罢课.
1946年2月21日,埃及各大城市纷纷行动起来,开罗10多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驱逐英国殖民者.
英帝国主义和埃及封建王朝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工人学生委员会号召全国再一次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抗议,对死难者表示悼念.
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示威游行和罢工浪潮席卷全国.
为了缓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英国与埃及政府就修改条约和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企图以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1936年条约,没有表现出撤离埃及的任何诚意.
谈判的结果,英国与埃及草签了《西德基—贝文议定书》,规定允许英国军队继续留驻埃及.
埃及政府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新的抗议运动.
1947年12月,埃及人民在全国各大城市和许多乡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英运动.
埃及政府被迫否决了与英国草签的议定书,中止了同英国的谈判.
1948年5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色列发动了巴勒斯坦战争.
埃及军队的武器依靠帝国主义国家供给,质量既差数量也少,而法鲁克国王又经常干涉军事领导,致使埃及在战争中遭到失败.
埃及军队深感法鲁克王朝及其政府腐败无能,这就加剧了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
巴勒斯坦战争后,埃及的财政经济情况日益恶化.
主要农作物棉花的生⑤路特菲·主默阿:前引书,第156页.
产迅速下降,粮食生产也大大减少.
由于美英商品在埃及的泛滥,埃及民族工业大大缩减,失业现象日益严重.
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埃及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
1950年1月,埃及组成了以华夫脱党领导人纳哈斯为首的政府.
它立即开始与英国举行撤军谈判.
这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英国顽固地拒绝撤除其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基地和从那里撤军.
同年11月16日,埃及政府在人民群众压力下,向议会提出要求英军立即从埃及撤退的声明.
1951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却在英国下院里发表声明,顽固地表示英国军队要留在苏伊士运河区.
这种蛮横的态度,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对.
从1951年8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坚决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领土.
在这种形势下,埃及政府不得不在1951年10月10日向国会提出关于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的决议.
10月15日,埃及议会正式宣布废除这两个条约,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
埃及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后,英国立即宣布不承认这种片面的废除.
英国占领军不仅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还派遣增援部队到埃及进行武装威胁.
同年10月17日,英国军队占领了一些埃及城市和战略据点,包括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
英国军队控制了开罗与苏伊士运河地区之间的铁路交通.
到1952年1月中旬,英军又侵占了从开罗到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许多战略要地.
对于英国的倒行逆施,埃及人民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抵抗.
苏伊士运河地区出现了全民反帝斗争的形势:6万名工人宣布总罢工,拒绝为殖民者服务,整个运河地区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于瘫痪;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爱国者组织了游击队和志愿军,与英军展开了武装斗争;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埃及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抵制英货的运动.
英国占领军对埃及人民的反抗采取镇压的政策.
他们把大批拒绝替英国人工作的埃及人关进集中营,使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
为了对付游击队,他们甚至毁灭了整个的村庄.
为了破坏埃及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斗争,英国勾结埃及王室,在1952年1月26日制造了开罗纵火案,烧毁了许多外国企业和办事机构,全市变成了一片火海.
制造纵火案的目的,在于迫使埃及华夫脱党政府下台,并且借口外侨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坚持不撤出军队,更毒辣的是把纵火的罪名嫁祸于工人和学生身上,以此来打击反英运动.
法鲁克国王秉承英、美帝国主义的旨意,大肆逮捕杀害爱国者,任意囚禁无辜群众.
1952年1月27日,他解散了主张废除英埃条约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亲英分子马赫尔为政府首相.
马赫尔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并设立军事法庭,逮捕数以千计的爱国者,妄图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压下去.
一时埃及国内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
1952年上半年,由于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和英美之间争夺权益的角逐,埃及政局十分动荡,五个月中内阁就更换了五次.
1952年7月,埃及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中,人民群众正在酝酿着掀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新高潮.
埃及反动政府一方面与英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对民族独立运动进行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积极筹划推翻法鲁克王朝.
自由军官组织创建于1939年,它的成员都是军队中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中下级青年军官.
他们大都出身于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各级军事院校受过教育,能够较多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
严酷的现实生活激起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他们立誓要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捍卫埃及的荣誉和尊严.
自由军官组织长期以来在军队中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
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法鲁克国王及其卖国集团为谋私利,曾将大批劣质武器运往前线,致使埃及军队遭到失败.
自由军官组织逐渐认清了国王卖国求荣的面目,宣布他们"最大的战场还是在埃及"①.
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发起人和组织者纳赛尔当选为主席.
从此,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领导下进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阶段.
军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使国内外反动势力感到十分恐慌.
1951年底,埃及军官俱乐部进行改选,法鲁克国王企图把亲信安插进去,以便加强控制.
为了挫败国王的阴谋,纳赛尔第一次领导了公开反对国王的斗争.
经过自由军官组织的宣传鼓动,军官代表们冲破阻力,一致选出了自己所拥护的军官俱乐部主任和由1/3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组成的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
这标志着革命思想已深入到军队,自由军官组织在军队中已具有很大的实力.
1952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即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根除垄断和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加强军队,建立稳定的民主生活.
这个纲领概括了埃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自由军官组织这时已有成员约1000人,遍及各个兵种,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它组织严密、精干,以秘密活动为主.
当埃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因遭到破坏而纷纷瓦解的时候,它却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组织,而且逐步地控制了埃及的军队.
1952年春,埃及革命形势日渐成熟,纳赛尔决定选择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
同年2月10日,他召开了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确定在8月5日发动起义(因每年这一天国王照例率领群臣去亚历山大避暑,开罗将失去控制).
执行委员会鉴于自身在社会上缺乏名望,为了使起义计划稳妥起见,便于6月推选纳吉布将军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兼参谋长.
实际上,革命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仍是纳赛尔.
法鲁克国王和英国殖民当局已经预感到革命即将到来,决定先发制人.
6月17日,国王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将所有非王室指定的委员调往边远哨所.
同时,根据国王的命令对军官进行大调动.
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重要骨干被迫离开首都.
7月20日传出消息,国王将改组政府,提名熟知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情况的侯赛因·苏里·阿密尔少将担任国防部长,政府还开列了一个逮捕14名自由军官组织重要成员的黑名单.
形势危急.
1952年7月20日夜,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7月23日发动革命.
计划分三个步骤:(1)夺取军队的领导权,并完全控制武装力量;(2)组织文官政府;(3)驱逐国王.
22日晚11时,在纳赛尔指挥下,自由军官组织开始举行起义.
起义部队首先逮捕了全部高级军官,占领了各兵种的重要据点,控制了军队.
随后,起义部队占领了飞机场、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国家广播电台、各警察所和政府办公大楼.
7月23日凌晨,纳赛尔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完全控制①R.
H.
Dakmejian,EgyptunderNasserRule,London1978,p.
6.
了首都开罗.
23日早晨7时半,萨达特以纳吉布的名义向埃及人民广播说,为了反对王室的专制暴政和国家的腐败政治,埃及军队已经起义,夺取了政权.
自由军官组织宣布解散最后一届内阁,并组成一个在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绝对监督下的过渡性的文官内阁.
旧政府被推翻了.
正在亚历山大港消夏的法鲁克国王,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王位,甚至请求英、美政府出兵干涉埃及革命.
革命领导当局派遣装甲兵团开进了亚历山大,迫使统治埃及长达16年的法鲁克国王于7月26日退位.
当天下午6时,法鲁克国王和他的妻子、儿女带着几十件行李箱,乘游艇离开埃及,逃往意大利.
封建王朝统治埃及的时代结束了.
七月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后,将执行委员会改名为革命指导委员会,由纳吉布任主席,纳赛尔担任副主席.
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反帝反封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七月革命推向纵深发展.
革命领导当局采取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是1952年9月9日颁布的《土地改革法》.
这个法令规定:封建王室占有的土地一律没收;地主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100费丹(包括分给子女的土地),多余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然后按低价(每费丹140埃镑,分30年付清)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在征购的土地上原先从事耕作的贫苦农民有优先购买权.
每户可购买2—3费丹.
由于土地改革法令本身的限制以及大地主的反抗,埃及的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是,土地改革的进行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向工商业资本家转化,有利于埃及经济的发展.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纳赛尔还着手整顿各政治党派的工作.
1952年7月31日,革命领导当局要求各政党进行自我整顿,修改纲领和宗旨,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但是,这些代表外国殖民势力、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党拒绝进行整顿,并公开进行反对革命政府的活动.
于是,革命领导当局在1953年1月26日颁布解散一切政党并没收其财产的决定;同时宣布,1953年1月至1956年1月为三年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实行全国戒严,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
1952年12月10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又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
1953年2月10日,埃及公布了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规定革命的领导人(即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达到革命目的而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革命指导委员会与政府部长组成的联席会议有权讨论国家总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6月18日,埃及政府宣布永远废除君主制度,成立埃及共和国.
纳吉布担任共和国总统兼总理,纳赛尔担任副总理.
随着七月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指导委员会内部在社会革命纲领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纳赛尔要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新埃及,纳吉布则持保守态度,他们在土地改革、清洗政治党派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对土地改革,纳吉布表面上不作反对,内心里却不赞成伤害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在他主持土地改革时期,态度消极,致使土地改革工作进展缓慢,给大地主倒卖多余土地造成了可乘之机.
在清洗各政治党派的问题上,纳吉布不同意纳赛尔实行的革命措施,指责纳赛尔"太轻率",是一种蛮干精神①.
他主张采取妥协的办法,处理军政府与各政治党派之间的关系.
他公开发表演说,对被清洗的党派表示同情.
1954年初,纳吉布与纳赛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同年3—4月,他们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纳赛尔宣布,革命指导委员会将于3个月后解散,过渡时期即将结束,将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
随后,军政府部长辞职,旧政党的头目全部释放,一切按纳吉布和各反动政党的要求展示在广大群众面前.
群众终于明白了所谓"议会民主"其实质是要恢复已被推翻的旧制度.
于是,广大群众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纳吉布,支持纳赛尔的革命政策.
1954年4月17日,纳赛尔取代纳吉布任总理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同年11月,纳赛尔代理总统职务.
1956年1月16日,在三年过渡时期届满之时,埃及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
同年6月23日,举行公民投票.
投票结果,纳赛尔以99%的选票当选为总统.
新宪法也获得99%的赞成票而被通过.
这标志着埃及人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进一步巩固了埃及作为独立、自主、共和的国家基础.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革命领导当局从1953年开始与英国谈判,要求英军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退.
在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下,经过埃及政府的努力,终于在1954年10月19日正式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的协定》.
协定规定,英军自订约之日起20个月内全部撤出埃及领土.
1956年6月18日,英军最后一批撤离埃及领土.
当天,纳赛尔在塞得港前英国海军俱乐部(英军撤退前所占有的最后一处建筑物)升起了埃及国旗.
从1882年到1956年,英国占领军在埃及横行达74年之久,终于不得不从埃及撤出.
这是埃及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七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对外政策方面,革命领导当局奉行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53年1月,埃及政府同苏丹所有政党签订了关于埃及承认苏丹人民有自决权利的协定.
1955年,埃及不顾美、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对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它建立了埃及共和国,有利于埃及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埃及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三、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反帝斗争及其独立1.
利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人民积极开展活动,力求借助盟军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家.
1943年初,驻扎在利比亚的英国军队在利比亚人民的支持下,乘苏联红军在东线牵制大量德国军队的时机,与法军一起占领了的黎波里,把意大利和德国军队驱逐出利比亚.
意大利殖民者虽然被赶走,但是利比亚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
英军占领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法军占领了费赞,美国也利用盟国身份派军队进入利比亚,并在的黎波里附近的惠勒斯修①安东尼·纳丁:《纳赛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5页.
筑了军事基地.
根据1947年2月10日签订的同盟国对意大利和约的规定,意大利必须放弃对利比亚的统治,而利比亚的前途问题则留待英、苏、美、法四大国对意和约生效后一年内再议定.
但是,由于英、法、美等大国争夺利比亚的矛盾日益加深,严重阻碍利比亚问题的合理解决,最后四国代表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英、意两国在联大提出,把利比亚分成几块,由联合国授权进行托管.
1949年5月7日,英、意签订了一个秘密的《贝文——斯福礼协定》,其内容是:由英国托管昔兰尼加,意大利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托管费赞;而利比亚将在托管10年之后经联合国大会同意才能获得独立.
英、意签订的这个协定传到利比亚后,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1949年5月,利比亚的民主组织——进步拥护协会打电报给联合国,要求成立独立与统一的利比亚国家.
以巴希尔·萨达维为领导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国民大会党反对外国资本控制并干涉利比亚,要求取消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撤出外国军队,实现利比亚独立.
1949年11月,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人民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提出了"打倒英帝国主义"、"统一的利比亚万岁"等口号.
利比亚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1949年11月21日,联合国第四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利比亚的决议,规定利比亚在1952年1月1日前独立.
1951年3月,利比亚成立了临时政府.
10月,国民议会批准了由联合国特派专员皮尔特和占领当局共同拟制的宪法草案.
1951年12月21日,利比亚宣布独立,成立了以穆罕默德·伊德里斯·塞努西为国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
利比亚人民经过了40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
利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
自古以来,利比亚由于不断遭到外国入侵与占领,其国土一直陷于四分五裂状态.
在二次大战中,利比亚的领土又分别被英、法帝国主义占领.
因此,利比亚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家的统一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利比亚的任务.
早在大战期间成立的的黎波里——昔兰尼加防务委员会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利比亚,得到利比亚人民的广泛响应.
1946年9月,设在埃及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委员会向阿拉伯国家联盟递交一份备忘录,抗议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在利比亚实施的军事和政治管理措施,并且提出下列要求:(1)利比亚完全独立;(2)从突尼斯到埃及和地中海到苏丹之间利比亚领土应完整无缺;(3)利比亚加入阿拉伯联盟①.
1947年3月,在埃及成立的利比亚解放委员会向美、英、法、苏四大国代表递交了一份要求建立统一的利比亚的建议书.
1949年5月,利比亚进步拥护协会打电报给联合国,要求成立独立统一的利比亚国家.
1949年11月,的黎波里塔尼亚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利比亚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其斗争任务.
第二,利比亚的民族独立是利比亚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取得的.
利比亚人民从意大利入侵那天起就开始了英勇而长期的抵抗.
1912年10月,在①约翰·赖特:《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3页.
阿济济亚召开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各地区的部落首领会议上,主战派首领苏莱曼·巴鲁尼认为,真正的独立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赢得.
会后苏莱曼·巴鲁尼回到家乡内富萨山区,建立了以杰夫兰为首都的柏柏尔人国家.
他领导的部队在加里延和杰夫兰之间的阿萨巴地区抵抗意大利人的入侵.
在昔兰尼加,利比亚人民在塞努西教团领导下,奋起反抗意大利侵略军.
1913年5月,在德尔纳,意大利侵略军被塞努西教团领导的利比亚人民所打败.
1915年4月,在锡尔特地区的加尔达比阿意大利军队又遭到另一次大的失败.
由于利比亚人民的英勇反抗,意大利侵略者在1917年被迫在阿克拉马与塞努西教团领袖伊德里斯达成协议,双方停止战争.
意大利承认了伊德里斯在昔兰尼加意大利势力达不到的地区的统治权,以此来收买和软化塞努西教团;同时,积极强化在利比亚的殖民统治,挑拨利比亚各部落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加强镇压.
1922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又重新发动殖民战争.
塞努西教团主要领导人伊德里斯·塞努西被迫流亡埃及.
在这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利比亚的民族英雄奥玛尔·穆赫塔尔毅然肩负起领导利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的重任.
他领导的利比亚游击队有2000多人,面对着人数众多而装备优良的意大利侵略军,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开敌人的主力,打游击战,使意大利殖民军惶惶不可终日.
意大利殖民者为了镇压利比亚人民的反抗,在地中海沿岸设置电网,切断利比亚抵抗运动与埃及的联系;抢走游牧民的牲畜,填没水井,把居民赶进集中营,以卡断利比亚人民群众对游击队的支援.
此外,意大利殖民者还使用各种现代化武器,对游击队进行疯狂镇压,1930年春天曾使用芥子炸弹屠杀游击队.
据意大利殖民主义头目豪尔姆布说:"当我在昔兰尼加的日子里,每天要处死30人,就是说每年要处死12000名阿拉伯人.
……这片土地被浸在血泊中.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奥玛尔·穆赫塔尔仍然坚持战斗,拒绝撤到埃及.
他宣称:"光荣地战死胜于苟活!
"1931年,75岁高龄的奥玛尔·穆赫塔尔负伤被俘,壮烈牺牲.
他是利比亚人民的骄傲,被誉为"沙漠雄狮".
他的爱国精神,始终鼓舞着利比亚人民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第三,塞努西教团在利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起了组织和领导作用.
塞努西教团在利比亚社会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意大利殖民者入侵利比亚后,抢走了利比亚人民的大部分牲畜和最肥沃的土地,其中包括塞努西教团的土地和许多部落酋长的土地.
被剥夺了土地的塞努西教团和部落酋长们同群众站在一起与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的代表人物成了利比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如伊德里斯·塞努西、奥玛尔·穆赫塔尔等都是塞努西教团的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大利法西斯战败投降,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利比亚人民正是在这样十分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通过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
2.
摩洛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加强了对摩洛哥的殖民剥削.
在农业中,土地集中过程仍在继续.
摩洛哥的土地很大部分集中在法国殖民者和当地地主和僧侣手中.
1939—1948年,摩洛哥人拥有的耕地面积从464.
5万公顷下降到395万公顷.
到1950年代初,欧洲人农场主(主要是法国人)已占有100多万公顷上好土地,其中有近2/3的土地集中在白人大农场主手中(每个农场占有300公顷以上).
占摩洛哥农村人口10%的地主,也占有400万公顷土地,其中180万公顷为一小撮最大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所占有.
相反,摩洛哥有30%的农户仅有土地1—5公顷,还有150万农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
摩洛哥农民备受分成地租制的剥削,他们要将自己收获物的4/5交给地主,同时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捐税.
因此,少地和无地的农民被迫到欧洲人农场做工.
1955年农业工人有15万,其中大部分受雇于欧洲人农场.
法国殖民者从摩洛哥农民身上掠走了巨额利润.
1949年—1950年度,单就柑桔收入一项就赚了20亿法郎的利润.
1954年,外国资本的大公司从摩洛哥运走了价值43亿法郎的粮食.
摩洛哥的矿产资源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摩洛哥盛产磷酸盐,其储藏量占世界储量的1/4,而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
其他矿藏如锰、铁、钴、锌、铅等都相当丰富.
战后,由于外国垄断资本加强了掠夺,摩洛哥矿产品的产量提高很快.
1954年,磷酸盐产量达到516万吨.
铅矿石的产量1955年达到7.
93万吨,比1938年增加了将近4倍.
锌矿石产量为4.
33万吨,比战前增加了14倍.
锰矿石从战前的3.
01万吨增加到16.
92万吨,增长了4倍半以上.
但是,矿石产品产量增加所赚得的利润几乎全部被外国资本掠走.
如1950年摩洛哥磷酸盐公司上缴的纯利为28亿法郎,1951年上缴了38亿法郎.
1954年,受路特希尔德和摩根控制的塞里加矿业公司(占有摩洛哥最大的铅矿和锌矿)的年纯利就达到12.
5亿法郎.
战后帝国主义对摩洛哥的疯狂掠夺加速了物价上涨,造成了摩洛哥人民进一步贫困化.
根据殖民当局公布的数字.
零售物价从1948年3月到1952年4月上涨了74%,但是同一个时期的最低工资只提高了35%.
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每月8000—10000法郎,他们没有社会保险.
农业工人工资更低,男工每天80—200法郎,而妇女、儿童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或1/4.
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是摩洛哥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战时和战后,美国资本加速渗入摩洛哥.
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就在摩洛哥境内修建军事基地,驻扎军队,直接威胁着摩洛哥的民族独立运动.
摩洛哥人民为废除1912年的保护条约和取消殖民制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最初领导这一斗争的是摩洛哥独立党.
该党在1943年12月成立时就提出废除保护条约、宣布摩洛哥独立和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
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在1948年初和1950年10月两次致函法国总统,要求修改关于保护制度的条约,但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
摩洛哥人民在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举行了支持素丹要求的示威游行.
1947—1950年,摩洛哥爆发了多次罢工运动,但均被法国殖民当局所镇压.
如1947年殖民当局在卡萨布兰卡的本·梅克工人区杀死了100多名罢工工人;1948年6月在地吉那达矿区屠杀了44个摩洛哥工人,逮捕和监禁2000人,其中矿工工会书记布哈米达被判终身苦役.
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并不能阻止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
独立党等民族主义政党的活动更加积极.
1951年初,法国殖民当局发出通牒,要求素丹放弃支持独立党,并谴责共产党的活动.
殖民当局还把军队调到首都拉巴特,包围了素丹王宫,如果素丹拒不照办,就使用武力逼迫素丹退位.
素丹无奈,被迫于2月25日签署了谴责独立党和共产党的所谓《许温议定书》.
殖民当局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迫害行动,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摩洛哥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三个星期中屠杀了1000多人,逮捕了3万多人.
摩洛哥共产党书记阿里·雅塔等人也被逮捕.
殖民当局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摩洛哥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
法国政府竟出动飞机和坦克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1952年3月30日是保护条约签订40周年的屈辱日子,摩洛哥人民举行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又遭当局镇压.
同年12月间,为了抗议法国殖民当局杀害突尼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法尔哈德·阿歇德的暴行,并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斗争,摩洛哥各大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
殖民当局下令开枪镇压,打死市民1000多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还逮捕了成千名工会干部和民族主义政党干部.
1953年8月20日,优素福素丹由于拒绝在法国一手炮制的改革方案上签字,被废黜流放到科西嘉岛,后转移到马达加斯加岛.
优素福被废黜事件,诱发了摩洛哥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
摩洛哥爱国者遭到了血腥镇压,当时被捕者达2万人之多.
1954年3月20日,在共产党号召下,举行了全国性的反对殖民制度的斗争日,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在1954年8月优素福被废黜一周年时,各地民众再次举行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
殖民当局照例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和疯狂屠杀.
在这种情况下,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武装起义到1955年秋季已席卷全国,摩洛哥解放军占领了中部的阿特拉斯山区,并且解放了一些城镇.
1955年10月,在靠近西班牙占领区的里夫地区、中阿特拉斯山的贝尔基奈和因穆泽地区,摩洛哥人民武装与法国殖民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摩洛哥人民斗争的蓬勃发展,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在1955年11月让优素福素丹回到摩洛哥复位.
1956年3月2日,法国政府被迫承认摩洛哥独立,第二年8月定国名为摩洛哥王国,素丹优素福改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
1958年,摩洛哥收回了西班牙占领的南部伊夫尼保护地.
1960年,又收复了丹吉尔的主权.
3.
突尼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对突尼斯的剥削.
突尼斯有可耕地约340万公顷,而法国殖民者侵占了72.
5万公顷好田,占可耕地总面积约1/5,占肥沃土地的4/5.
殖民主义者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雇佣了9万农业工人.
仅3家农业公司在1951—1954年就取得了11.
45亿法郎的利润.
为了继续把突尼斯作为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战后法国殖民者竭力阻止突尼斯发展民族工业.
突尼斯仅有的一些工业企业,大部分掌握在法国垄断资本手中.
在雇佣50名以上工人的254个企业中,有213个为法国资本家所有.
突尼斯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操在几个法国公司与米拉波、马雷和洛希尔3家银行手里.
在1951—1954年的4年中,12家法国公司取得利润达84.
31亿法郎,其中3家银行共获利13.
86亿法郎.
战后,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开始渗入突尼斯,它们的经济势力主要在石油方面.
1949年,美、英、法三国签订协定,分别由美、英、法三国石油公司对突尼斯的三个地区进行地质勘查工作.
由于受外国资本、主要是法国资本的压榨,突尼斯人民生活相当贫困.
在全国300多万人口中有50万失业者,3/4的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万法郎,而物价在1955年比1948年上升了159%.
在农村,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要缴纳收获量的4/5.
农业工人的工资极为菲薄,每天仅得250法郎.
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推动了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7年8月,斯法克斯的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
这次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1948年4月,铁路工人和公务人员又进行了大罢工,并席卷全国.
1949年,突尼斯南部矿工坚持罢工长达45天.
1950年4月,比塞大港码头工人为拒绝装卸美国军火举行罢工,迫使法国航空母舰离开突尼斯.
1950年11月,突尼斯全国举行总罢工,抗议殖民当局屠杀昂菲达维尔种植园罢工的农业工人.
与此同时,突尼斯各政党也提出了实现独立的要求.
早在1946年4月,突尼斯共产党已提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纲领.
它的内容包括:废除保护国制度;选举制宪的国民会议;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等.
同年8月,突尼斯最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新宪政党也提出了取消保护制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面对着突尼斯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国殖民当局在进行镇压的同时,1950年不得不宣布进行改革,诱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妥协,以分化突尼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
1950年8月17日,以穆罕默德·谢尼克为首的突尼斯谈判政府成立.
新宪政党成员参加了这个政府,并开始与法国政府就突尼斯的自治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费时16个月,却毫无结果.
1951年12月15日,法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拒绝了给予突尼斯内政自治的要求,重申它所谓的"主权"原则,保留它对突尼斯的殖民统治.
这一声明引起了突尼斯人民的普遍反对.
同年12月21日起,突尼斯人民举行了三天的全国抗议总罢工.
与此同时,突尼斯国王也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审议突尼斯问题.
1952年3月,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这一事件激起广大居民的愤懑,人民的抗议斗争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总罢工和罢市.
殖民当局出动军警进行了极其野蛮的镇压,杀死了成百上千的群众,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突尼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再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忍无可忍的突尼斯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自1952年初到1955年中期,武装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并建立起一支纪律良好的民族解放军.
这支武装在突尼斯东南部与中部开辟了根据地,对周围城乡广泛进行游击活动,给法国殖民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1954年7月31日,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到突尼斯,宣布法国政府准备承认突尼斯国家的内部自治.
1954年8月,突尼斯国王任命阿玛尔为首相,组成了包括新宪政党在内的政府.
1954年9月,法突双方在巴黎举行关于突尼斯国家实行内部自治的谈判.
由于法方千方百计企图保持其殖民统治,致使谈判进展缓慢.
只是在突尼斯人民坚持斗争下,法国政府才于1955年6月3日签订了关于突尼斯内政自治的法突协定.
根据协定,法国仍继续控制突尼斯的国防与外交,并保留驻军的权利;突尼斯政府要把行政、司法和管理方面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由法突双方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且要到20年后突尼斯才能掌握内部警察和统一的司法.
法突协定公布后,立即遭到突尼斯人民的反对,各个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会也纷纷提出抗议,并要求实现突尼斯的完全独立.
由于其他马格里布国家反法斗争的高涨,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反法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捉襟见肘的法国政府被迫再作让步.
1956年3月20日经过谈判,签订了法突两国议定书,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废除1881年的保护条约.
突尼斯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的斗争,终于摆脱了75年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
四、苏丹的独立二次大战后,英国对苏丹的控制和掠夺进一步加强.
苏丹是英国纺织工业原料来源地之一.
战后苏丹的棉花种植面积有了很大的增加,从1907年的1.
3万公顷增加到1955年的27.
8万公顷,增加了18倍以上.
1952—1955年,苏丹棉花年产量平均为9万吨左右,但大部分(约占总数的3/5)都运销英国.
1952—1955年,棉花及其副产品(棉籽和棉油)的输出占苏丹总输出量价值的70%.
英国对苏丹的投资主要采取借款形式.
1954年,苏丹的外债总额达到5160万埃镑(当年1埃镑等于1.
3英镑).
英国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对苏丹棉花的生产、运输、销售而获得巨额利润.
英国皇家商业公司向苏丹人收购的棉花每坎塔尔为4埃镑,而它在国外出售的棉花每坎塔尔的售价是9埃镑.
为了保证获得高额利润,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公司人为地维持苏丹棉花收购价格和世界市场上棉价之间的差额.
例如,1951年英国当局规定,向苏丹农民收购长纤维棉花每坎塔尔的价格定为18.
5埃镑;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港棉花交易所每坎塔尔的价格标定为29埃镑.
战后苏丹经济有了一些发展,工业企业增多了.
到1945年,苏丹已有了24家净棉业工厂、6家锯木厂、几家铁路修配厂、制盐厂、玻璃厂和若干兵器修配厂等,还建立了许多农业原料加工企业和经营农产品的贸易公司.
上述企业中有一部分是由民族资本经营的.
在苏丹的外国公司中,民族资本的作用也逐渐增强了.
例如,1950年在英国资本家开办的苏丹肉类产品有限公司中,苏丹资本家拥有公司30%的股票.
1954—1955年苏丹建立了10个公司,其中4个是埃及人开办的,1个是埃及和苏丹人合办的,1个是意大利的,3个是苏丹、法国和瑞士人合办的,1个是苏丹、德国和瑞士人合办的.
这些公司的资本总值是112.
2万埃镑.
苏丹的经济命脉被英国所控制.
英国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银行业.
在苏丹35家保险公司中,有32家为英国保险公司的分公司.
苏丹的对外贸易也一直为英国控制.
1953年苏丹的进口总值为5068.
8万埃镑,其中英国资本所属的商贸公司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42%;出口及再出口总值为4441万埃镑,其中英国1816.
5万埃镑,占出口总值的44%.
英国在苏丹的投资数量不多,但获利却是惊人的.
例如,在战前的1938年,英国在苏丹投资1700万英镑,利润达90万英镑.
1948年英国在苏丹投资为1100万英镑,而利润却达到100万英镑.
这说明英国殖民者对苏丹人民的剥削加强了.
随着苏丹经济的发展,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
苏丹的工人阶级以棉花种植园的农业工人为主,还有铁路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
到1950年代,铁路工人和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
苏丹工人的工资很低,而物价却不断上涨.
1938—1953年,苏丹生活费用的指数上涨了3倍.
因此,工人农民的生活十分贫苦.
在这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里,总共只有40所医院和76名医生.
教育费用支出还不到国家预算的5%.
1946年,学龄儿童中上学的仅占10%多一点,能读书写字的人在全国人口中仅占2%.
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加上埃及人民反英斗争的胜利开展,大大地鼓舞了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为这一斗争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支持.
1945年8月23日,苏丹民族主义政治组织——苏丹毕业生大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英军撤离埃及,同时还要求苏丹同埃及按照联邦的方式统一起来.
苏丹毕业生大会是一个由各种派别组成的联盟.
1945年末,该组织中一部分拥护苏丹和埃及合并的成员建立了若干政党,其中最大的是兄弟党.
这个党最初主张为实现全尼罗河流域的统一而斗争,即主张苏丹与埃及合并.
另一部分成员主张苏丹通过与英国协商的方式获得独立,他们建立了国民党(一译乌玛党),又叫民族党.
尽管苏丹各政党在取得独立的方法上认识不一致,可是,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却在不断发展.
1948年3月21日,苏丹所有民族主义政党在喀土穆举行会议,要求废除共同管理制度,并要求英国军队撤出苏丹.
可是,英国政府拒绝了苏丹人民的要求.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称:"苏丹法规仍旧不变".
在对待苏丹问题上,英国与埃及有不同的立场,英埃双方虽然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
1947年,埃及把苏丹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都支持埃及和苏丹人民提出的关于英军撤出的要求,支持苏丹人民有权决定自己未来的地位.
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安理会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议,英国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乘势对苏丹的管理政策作出某些调整.
1948年6月19日,英国殖民当局单独宣布在苏丹实行宪政改革.
新宪法规定,设立立法会议和执行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咨询委员会.
立法会议的代表由全国各地(包括南部地区)推举产生.
在较大城市采取直接选举办法,其他地区则实行两级选举办法①.
执行委员会由12人增加到15人,其中苏丹人不少于半数.
这个宪法规定英国总督仍掌握苏丹的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力.
英国总督有权解散立法会议,否决立法会议或执行委员会所拟定的任何方案,有权最后批准法律,有权处理苏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有权任命和罢免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英国一手策划的宪政改革,理所当然地遭到苏丹人民反对.
1948年在苏丹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号召下,抵制了根据英国拟定的宪法举行的立法会议的选举.
1948年1—2月,铁路工人连续罢工33天.
其他行业工人也响应铁路工人的号召,组织了两次连续10天的总罢工.
1949年5月和1950年3月,先后有5万工人参加大罢工.
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50年11月15日成立了苏丹工会联合会,当时有15万会员,在动员苏丹劳动人民和各阶层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1950年,当学生们争取建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行动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时,苏丹工会联合会积极支持学生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从而建立了工人与学生的联盟.
1951年7月,苏丹工会联合会支持警察为组织工会,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斗争,扩大了工会联合会的影响.
①第一届立法会议有代表91人,其中直接选举产生的有10人,两级选举产生的有58人,其余由总督任命.
1951年10月15日,埃及议会在埃及人民反英运动的压力下,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和1899年的英埃共管苏丹协定.
这个行动受到了苏丹人民的热烈欢迎,推动了苏丹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1951年10月21日,喀土穆大学3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英军撤走,途中又有3000多人加入了游行行列.
即使是这样的和平示威游行仍遭到当局的镇压,有15名大学生被捕.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苏丹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苏丹工会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民族统一斗争阵线.
除国民党外,其他大多数民族主义党派和组织都加入了这个阵线.
在民族统一斗争阵线的领导下,1951年11—12月,苏丹各地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英军撤出苏丹,承认苏丹独立.
面对这种形势,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从埃及调英军来苏丹进行镇压,一方面提出新宪法草案,表示要给予苏丹完全自治,但又规定保留英国总督在苏丹的最高权力.
1952年,埃及发生了七月革命,新政府对苏丹问题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立场,主张苏丹人民应该有自决的权利.
埃及的这种立场有助于埃及和苏丹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斗争.
1953年1月,埃及政府同苏丹所有政党(包括国民党)举行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双方签订了关于埃及对苏丹问题的协定,承认苏丹人有权自决.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于1953年2月12日同埃及政府签订协定,承认苏丹人民有自决权利.
协定规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应建立议会和民族政府,但苏丹的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仍旧掌握在英国总督手中.
为掩人耳目,协定规定成立一个国际性选举委员会,由埃及人、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各1名和苏丹人3名组成,由印度人担任主席.
选举委员会根据立法会议批准的宪法主持苏丹议会选举.
关于苏丹的前途问题,协定规定将由1955年底召开的苏丹议会最后决定;在议会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一切外国军队和官员应撤出苏丹.
英埃协定的签订,迫使英国放弃过去根据1899年的共管协定来管理苏丹的旧方式,这是苏丹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但是,英埃协定并没有解决苏丹问题,也没有取消英国的统治,美国在英埃谈判时充当仲裁人,乘机把魔爪伸进了苏丹.
早在1952年,美国就在喀土穆设立了一个联络处,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情报机构.
英国殖民当局施展种种阴谋,极力使苏丹议会选举有利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力图把亲英势力塞进议会.
1953年10月,它颁布《反极权主义法》,目的是镇压苏丹国内的进步力量.
但是苏丹人民不为英殖民当局的欺骗和镇压所左右.
同年11月,根据英埃协定举行了苏丹议会选举.
作为反帝力量统一战线的民族联合党①获得了胜利,在下院获得51个议席,在上院获得22个议席②.
选举结果大大削弱了英国在苏丹的控制权.
英国殖民当局在苏丹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实行行政机构的苏丹化.
1954年1月,民族联合党组成了苏丹民族政府,该党领袖伊斯梅尔·阿扎里担任民族联合政府总理.
民族政府成立后,开始把苏丹行政、警察和军队中原先由英国人担任的职务改由苏丹人担任.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①民族联合党是1952年由兄弟党和一些赞同与埃及合并的党派所组成.
②1953年11月选举出来的苏丹议会,由下院议员97名和上院议员50名组成,其中20名由苏丹总督指定,而其余的由选举产生.
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苏丹民族政府施加种种压力,阻挠苏丹议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还竭力挑拨各政党和议会中各个派系之间的关系.
同时,英国加紧策划苏丹南方人民反对北方人民,破坏民族团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并且通过对南方一些部落的控制,以阻挠苏丹的独立.
1954年2月,英国唆使苏丹南部的阿尔巴西亚部落包围南部重要城市朱巴市,致使该城告急.
1954年3月1日,它又在喀土穆策划了国民党的暴乱,故意给民族政府制造困难.
不仅如此,英国总督霍威还竭力主张苏丹要建立更多的国防军,并以英国对苏丹建军给予帮助为名,企图把国防军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以便维持他们在苏丹的殖民统治和镇压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民族政府成立不久,英国殖民当局就借口苏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宪政的瓦解,从苏伊士运河区调来1.
9万名英国军队.
英国总督霍威还粗暴地干涉苏丹自治政府行使其职权,无理要求在过渡时期内禁止所有埃及高级官员访问苏丹;无理限制苏丹的对外贸易,阻止它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
但是,这些都遭到了苏丹自治政府的拒绝.
在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主张国家独立的民族力量逐步统一起来.
民族联合党逐步认识到只有独立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它放弃了苏丹取得自决权后必须同埃及联合的口号,提出苏丹必须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主张.
国民党在3月1日暴乱失败后,一部分人也开始转变态度,倾向于不再受英国控制而要求独立.
这样,苏丹两大政党在独立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英国殖民当局千方百计维护它在苏丹的权益.
它支持英国资本家拒绝接受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苏丹大企业大多数为英国资本家所控制),还经常以关厂歇业等办法来破坏苏丹经济.
苏丹工人阶级、特别是铁路工人再一次发动了罢工斗争.
1955年3月12日,2万多名铁路工人举行了为期5天的罢工,使苏丹港、阿特巴拉和喀土穆之间的铁路交通陷于中断.
英国殖民者秉承美国旨意,妄图把苏丹拉进他们所组织的"非洲腰带"集团.
但是,苏丹政府坚决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拒绝参加.
1955年是苏丹过渡时期的最后一年.
8月初,苏丹政府宣布基本上完成了苏丹化.
8月16日,苏丹议会一致通过自决权的决议,同时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在90天内自苏丹撤退.
英国被迫同埃及商定在11月13日以前从苏丹撤出全部军队.
1955年11月,最后一个英国士兵离开了苏丹领土.
12月12日,英国总督霍威辞职.
苏丹各政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达成了重要协议:(1)宣布独立;(2)选举制宪会议;(3)组织五人委员会执行元首职权等等.
1955年12月15日,苏丹政府总理阿扎里发表声明,苏丹政府主张不举行公民投票而立刻获得独立.
1955年12月19日,苏丹议会下院一致通过了关于宣布苏丹为主权共和国的决议.
12月23日,苏丹上院也一致通过了下院的这个决议.
12月31日,议会通过临时宪法.
1956年1月,苏丹正式宣布独立.
苏丹人民经过长期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
五、马达加斯加、肯尼亚的反帝武装起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1.
马达加斯加人民的反帝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垄断资本加强了对马达加斯加的掠夺.
由于战后初期北非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法国在非洲投资的重点从北非转向西非、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
因此,战后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投资增加很快,1947—1953年,法国海外领地社会发展基金和海外中央金库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共计达190亿法属非洲法郎①.
通过投资,几家法国垄断公司几乎掌握了马达加斯加的全部工业.
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马达加斯加的民族工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1955年初才有1家纺织厂.
马达加斯加所需的工业品和布匹、五金、机器等都依赖从法国输入.
在农村,按照法国占领后1896年颁布的土地法,一切土地被宣布为法国所有,并把大部分农用土地转移到几个大殖民公司手里.
1948年,法国人共占有土地118.
3万公顷(马达加斯加全部耕地为160万公顷),其他外国人也占有6万公顷土地.
法国殖民者还享有种种特权,可以优惠条件获得大量贷款,可利用大规模水利设施,使用拖拉机和肥料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马达加斯加农民的处境极其困难,大多数仅有一小块份地,在许多地区一块份地平均为0.
74公顷.
还有一些农民根本没有份地,不得不向欧洲人种植园主和本地富豪租地耕种.
此外,他们还要缴纳沉重的捐税,结果造成许多贫苦农民倾家荡产,被迫离乡背井到白人的种植园或矿山去做工.
法国殖民当局在马达加斯加实行强迫劳动制度.
为了保证殖民者得到必需的劳动力,当局颁布劳动组织法,实行长达50天的义务劳动制,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工资20生丁②.
对所有16—60岁的马尔加什男人还要抽人头税.
法国殖民者还利用该岛和附近岛屿失业增多的情况来加重剥削,工人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工资很低.
在1950年代初,马达加斯加大部分工人工资每天为180—280法郎,可是1公尺棉织物为200法郎,1公斤面包为84法郎,其生活状况之艰难可想而知.
法国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的剥削大发其财.
设在马达加斯加及其附近岛屿的21家法国公司1946年获纯利5.
39亿法郎,1951年增加到30.
46亿法郎,纯利增加了5倍多.
马达加斯加人民迫切要求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
战后,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马达加斯加的民族独立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1946年2月,马达加斯加成立了群众性政党——马尔加什革新民主运动,其纲领要求废除殖民制度,恢复马达加斯加的独立,给予人民广泛的政治权利,以及实行民主改革.
参加马尔加什革新民主运动的有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神甫以及具有民主思想的部分法国居民等.
仅短短几个月,该运动就拥有10万基本成员和50万以上的积极同情者.
马尔加什革新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作为马达加斯加的代表,在法国制宪会议中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46年3月,马尔加什代表团在法国制宪会议中要求废除1896年8月6日法令.
允许马达加斯加在法兰西联邦内独立.
马达加斯加各阶层人民采取请愿方式,支持代表团的立场,但遭到法国的拒绝.
1946年7月,马尔加什代表团公布了马达加斯加同法国关系文件,要求在法兰西联邦内独立.
8月,马尔加什代表团提出在马达加斯加组织全民投票的决议草案,法国被迫同意.
马达加斯加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①1个法属非洲法郎等于2个法国法郎.
②奥尔德罗格、波铁辛:《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第828页.
1法郎等于100生丁.
一步走向高涨.
1947年3月,法国殖民当局连续挑起几次武装冲突,随后借此宣布戒严,目的在于破坏群众斗争.
这激起了人民的愤怒,1947年,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法武装起义.
起义发展很快,全国3/5地区和70%的居民卷入了斗争.
起义人民在武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毅然拿起标枪、长矛进行抵抗.
这次起义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
法国政府出动大批军队,动用飞机、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进行镇压.
起义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达一年多,后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从高空的飞机上抛下来摔死,有的不经审讯就被枪杀或绞死.
在这场屠杀中,总计有9万多人被杀害,2万多人被监禁.
马尔加什革新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被判死刑,后由于法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法国当局不得不将死刑改判为苦役.
1950年代,马达加斯加民族解放运动又逐渐高涨起来.
1950年5月,马达加斯加团结委员会宣告成立,它要求殖民当局停止迫害爱国人士,并对参加1947—1948年起义而被判刑的人全部实行大赦.
1955年,马尔加什人民联盟、马尔加什民族阵线、马尔加什人民大会和保卫马尔加什权利联盟纷纷成立,这些组织都一致要求举行大选和建立国民会议.
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继续发展.
1949年11月,马达加斯加各工会代表180人在塔那那利佛附近召开代表大会,恢复了他们因1947年遭殖民当局镇压而一度失去的联系.
自1950年起,在塔那那利佛、迪耶果—苏瓦雷斯和沙姆巴瓦等地发生了多次罢工.
据统计,1952年发生了15次罢工;1953年发生了21次罢工.
1956年,各地大多数工会组成马达加斯加工会联合会,标志着马达加斯加工人队伍的进一步联合,有力地推动了该岛民族独立运动的迅速发展.
2.
肯尼亚的反帝武装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英国在印度洋东岸的阵地消失了,于是就把位于印度洋西岸的东非殖民地肯尼亚看作大英帝国体系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英国力图把肯尼亚作为它在印度洋的军事基地和维持它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战略堡垒.
1946年,英国《每日快报》就写道:"预料东非将成为英国军队的原子桥头堡和帝国新防御体系的主要供应基地.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英国就加强了对肯尼亚的控制与掠夺.
它在肯尼亚用巨额费用修筑海、陆、空军基地.
印度独立时,英国把从印度撤出的大量的非印度籍军队及其大批军事装备集中到肯尼亚军事基地.
为了进一步镇压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1953年5月29日,英国又宣布在肯尼亚建立东非司令部,并且训练非洲士兵以充当英国侵略的炮灰.
在经济上,战后英国对肯尼亚的掠夺明显加强.
据1951年的统计,英国在肯尼亚的投资总额达2亿英镑.
英国垄断资本把肯尼亚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通过低价收购原料和高价销售商品的方式牟取暴利,仅1949年就从肯尼亚取得利润1220万英镑.
肯尼亚的对外贸易年年出现逆差,1952年逆差为3000万英镑,其中仅对英国的逆差就达2000万英镑.
英国为了把肯尼亚变成挽救大英帝国崩溃的新的防务中心,在肯尼亚大力修建战略公路、海港、机场或其他军事设施,同时,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积极发展当地工业和农业.
1945年9月,英国殖民当局制订了一个十年发展计划,而这个计划所需资金的4/5主要靠向非洲人增加税收来筹集.
战后,英国殖民者还加强了对肯尼亚土地的掠夺.
欧洲人移民占去了沿海和高地上的良田,而肯尼亚非洲人则被迫住在干旱少雨贫瘠的保留地上.
殖民当局在战后实施新的移民计划,在肯尼亚再次设立欧洲移民安置管理局.
战后初期,非洲人保留地内一部分较好的土地又成为新移民掠夺的对象.
因此,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赶出保留地,仅中部高原就有3万名吉库尤族农民被迫离开保留地.
1950年代初期,2800名欧洲人移民占据了全国的肥沃土地,而520多万非洲农民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
从占有土地的绝对数字来说,白人移民平均每人占有的土地是非洲农民土地的470倍①.
这种情况进一步激化了早已存在的土地问题.
非洲人的土地被剥夺以后,不是被驱赶到保留地居住就是被迫到欧洲人农场、矿山去当雇工和佃户.
还有不少人流落到城市谋生,成为无产者,有的沦为流浪汉.
他们的命运十分悲惨.
在欧洲人农场当佃农的非洲人,要和欧洲人农场主签订1—5年的合同,然后才得到一小块土地(最多2英亩),供建造住房和种植糊口的农作物.
非洲人佃农要为欧洲人农场主无偿劳动,一年不得少于180天.
佃农的妻子和孩子也要为农场主劳动.
在白人农场或矿山当雇工的非洲人,受着种族歧视政策的种种迫害和残酷压榨,干的是最重的活,而工资少得可怜.
肯尼亚的农业工人每月只能得到30—40先令②.
据调查,一个非洲工人工作一天所得的报酬却少于一个英国工人工作一小时的工资.
一个非洲工人通常要工作一年才能赚到一个普通工人在英国一个月所挣的工资.
根据1956年的统计数字,在肯尼亚私营工业中,非洲工人收入为欧洲工人收入的5.
37%,在公共服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5.
89%,而在农业部门中竟低至2.
95%.
由于工资低,非洲工人大多都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有的连饭都吃不饱.
在肯尼亚的马康杰地区,对153名铁路工人家里进行调查表明,在这些人当中,能吃饱一顿中饭的甚至不到25%.
许多工人不仅不吃中饭,而且到下午4时半只喝一杯茶,一直到晚上8时半才正式吃晚饭.
东非统计局在1950年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内罗毕,在所有选作调查对象的工人中,他们的全部收入大约72%都用在食物上了,也就是说要比最低限额工资所计划的比例多出一半,很多工人到月底很少或者根本不吃东西.
"①另外,非洲人还需缴纳很重的人头税.
1954年,肯尼亚征收的540多万英镑总税收中,非洲人的人头税就占86万英镑之多,可见其压榨之重.
肯尼亚工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所有城市地区的住房都非常缺乏.
据《卡本尔特报告》说,在内罗毕,估计最低限度要缺乏2万个床位,蒙巴萨缺少1.
5万个.
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的报告说,在内罗毕,有些非洲工人就睡在沿街两旁的便道廊子底下,睡在潮湿地区环境嘈杂和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睡在路旁的公共汽车里.
在彭瓦尼区,14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其中2人睡在一张床上,其余的人都睡在地上.
非洲人的卫生条件也十分恶劣,疾病流行.
曾经访问过肯尼亚的著名作家布尔斯指出,肯尼亚的牲畜生活得比(非洲)人还要好些.
在战后肯尼亚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到斗争的前列.
①I.
Cox,LandRobberyinKenya(《肯尼亚的土地掠夺》),Oct-Dec.
1960,p.
60.
②GuideofEastAfrica(《东非指南》),London1958,p.
①贾克·沃迪斯:《非洲——风暴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69页.
1946—1947年,在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等地发生的罢工斗争达140次之多.
1947年1月的蒙巴萨和4月的基苏木大罢工影响到全国,对殖民统治打击极大.
罢工工人提出了"同工同酬,改善工作条件","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废除一切种族歧视的表现形式"等要求,把反对剥削的斗争与反对殖民奴役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9年5月1日,东非工会大会成立,非洲人弗雷德·库页当选为主席,印度人马林·辛格任总书记.
东非工会大会提出的斗争目标是:"支持和捍卫工人的利益和权利","消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对非洲人)的歧视".
东非工会大会很快发展成为拥有1万多名会员的工会组织.
战后肯尼亚广大农民也积极开展抗税、夺取土地、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在工农运动的推动下,肯尼亚出现了全国性民族主义组织.
早在1944年,肯尼亚就出现了第一个非洲人全国性政治团体——肯尼亚非洲人联盟.
它由一些知识分子、政府公务人员和商人创立,其成员不仅来自全国主要部族(吉库尤、卢奥、马萨伊、坎巴、卡维朗多等),而且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
1947年6月,肯雅塔当选为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
在1946—1952年,该联盟不断地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改善非洲人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处境,要求给非洲人更多的立法院席位,收回失地(主要指白人高地),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废除歧视性身份卡,提高工人工资等等.
在政治要求方面,1947年联盟只提出实现非洲人的自治,1950年代初发展到要求实现独立.
在斗争方式上,联盟主要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后来也参与秘密组织活动——吉库尤人的宣誓运动.
在1947年末,联盟有些领导人已派人收集武器,作为对付欧洲移民和政府之用.
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工会的支持.
1947年,肯尼亚第一个全领地性非洲人工会——非洲工人联合会成立后,工会与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合作,利用彼此的基础发展组织和扩大成员.
1950年4月23日,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与东非印度人国民大会在内罗毕联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联盟的代表库巴伊提出肯尼亚"在三年内独立"①.
这是肯尼亚人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
英国殖民当局对肯尼亚日益增长的工农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仅在1949年9月一个月里被杀害的非洲人就有数十人.
1950年,东非工会大会被英国殖民当局取缔,主席弗雷德·库页和总书记马林·辛格被捕.
殖民当局在肯尼亚设立了29所监狱、47处拘留营,被拘留的非洲人达1.
8万多人.
英国殖民当局的疯狂镇压,激起了肯尼亚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1952年爆发了茅茅起义①.
起义首先从吉库尤族农民开始,他们的口号是:"把白人抢去的土地夺回来!
"不久,马萨伊、格鲁等族相继起义,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和下层群众也投入斗争.
起义很快发展到全国,参加"茅茅"宣誓的农民超过100万人.
1952年10月7日,唯殖民政府之命是从的瓦鲁休大酋长遇刺身亡.
英国殖民总督巴林以此为借口,于10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随后又将肯雅塔、库巴依等183名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各级领导人逮捕入狱.
紧接着,殖民当局对非洲人(主要是对吉库尤人)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和迫害措施,①HistoryofEastAfrica(《东非史》),vol.
3,Oxford1976,p.
127.
①据当地参加起义的非洲人说,在人们为举行反英斗争而秘密宣誓时,常派出一些儿童在门外放哨戒备,一旦发现敌人时,他们就发出"茅茅"(mau—mau—)的喊声以作警告,茅茅起义由此得名.
将10多万吉库尤人从内罗毕等城市和欧洲人农场赶到难以为生的保留地,造成许多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
几个月之内,吉库尤人及其近邻恩布人和梅鲁人结队涌进山区森林,组成许多支被称为"土地自由军"的游击队.
1954年,土地自由军总数达到1.
5万人,其中大部分在阿伯德雷山,主要领导人是德登·基马蒂和斯坦利·马森吉;小部分在肯尼亚山,主要领导人是瓦鲁林·依托特.
起义之初,游击队主动出击,突破敌人的封锁,袭击警察哨所和白人农场.
后来,英国殖民当局调动军队进行镇压.
从1953年下半年起,形势日趋恶化,英国殖民者用6万兵力(其中包括1万正规军、近3万古库尤乡卫队和2万警察)围攻起义军,并且使用重型轰炸机、装甲车等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
1954年1月,依托特被俘投降,供出了有关起义军的重要情报,还加入了殖民当局的劝降活动.
在英国军队的围攻下,起义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抵抗.
1955年3月,英国军队以一个师的兵力对起义军发动新的进攻.
游击队英勇抵抗,终因弹尽粮绝,只好分散躲避,以求生存.
1956年10月21日,基马蒂被俘.
至此,以吉库尤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失败了.
但是,肯尼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3.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印度支那人民奋起反抗,法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遭到动摇.
因此,极力保存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对法国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统治时间最长的非洲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面隔地中海与法国相望,南边跨过撒哈拉沙漠直插法属西非.
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历来把阿尔及利亚看成它在海外的最大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
1947—1953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投资为4510亿法郎,超过它在非洲和其他殖民地投资的总和.
1947—195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24家法国大公司所获得的纯利从4.
62亿法郎增加到65.
79亿法郎①,6年内增长了13倍.
法国殖民者大量掠夺阿尔及利亚的土地.
到1954年,2.
5万名法国和其他欧洲殖民者占有280万公顷土地,平均每人占有110公顷;而60万户阿尔及利亚农民只占有600万公顷土地.
法国还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对外贸易.
在阿尔及利亚的进口商品中,70%以上是法国货.
战后,在撒哈拉地区又发现了更加丰富的石油资源.
1938年石油产量只有300吨,1955年产量增加到约10万吨,成为法国垄断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新财源.
另外,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上百万移民可资利用.
因此,法国把阿尔及利亚作为复兴其殖民帝国、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依靠.
战后,由于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剥削与掠夺,那里的广大人民生活于极度的贫困之中.
在阿尔及利亚的900万穆斯林居民中,有150万人失业,还有几十万半失业者.
这些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得不到任何补助,生活极端贫困.
另有40万人被迫漂流到法国谋生.
那些在法国找到工作的阿尔及利亚人,只能当小工、苦力等,他们的最高工资也不过相当于法国同类工人工资的一半.
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生活也极为贫困.
据官方材料,农民每年收入平均为2.
1万法郎;而在法国,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为24万法郎.
阿尔及利亚有200①雷蒙·巴尔勒:《阿尔及利亚》,载《国际问题译丛》1955年第5期,第103页.
万农民没有土地,他们只好到殖民者的大庄园里去当雇工,或流入城市加入无产者行列.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阿尔及利亚就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要求实现独立的群众运动.
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在退伍军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要求立即实现独立的和平示威游行.
法国殖民当局对示威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有4.
5万人遭到屠杀,大批爱国者被监禁或者被流放到沙漠中去.
可是,监禁、流放,甚至死刑都不能动摇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决心.
1946年4月著名民族主义者阿巴斯及其战友在宣言之友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其成员主要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土地占有者.
联盟的要求是,建立平等与自治,结束法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以平等地位参加法兰西联邦.
但该联盟起初不赞成用暴力手段争取独立,后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它也参加了武装起义.
同年11月,阿尔及利亚成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它的前身是秘密活动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
这个党的成员来自穆斯林工人、小商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失业青年以及一部分农民,是一个富有群众性的政党.
它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在发动和组织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战后取得了合法地位,广泛开展政治活动,在穆斯林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1946年4月,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具体纲领,要求召开制宪议会,成立民族政府来管理阿尔及利亚的一切事务,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拥有自己的宪法、自愿同法国发生联系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
同年7月,共产党还和其他五个民族主义组织一起,共同号召成立由阿尔及利亚各种民主力量组成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族阵线.
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力量的发展,法国殖民当局在继续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欺骗性改革手段.
1947年9月20日,它颁布了《阿尔及利亚法规》,规定阿尔及利亚由若干省组成,成立一个由120名代表组成的议会,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一切权力仍由总督掌握;议会由穆斯林和欧洲人两类居民各选60名代表组成,但人数超过欧洲居民六七倍的穆斯林只能选出与欧洲居民同等数目的议员.
显然,阿尔及利亚人仍然处于不平等地位.
这个法规没有满足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要求,因而遭到了拥护阿尔及利亚民主联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和共产党的反对.
1947年11—12月,阿尔及利亚有10万以上的劳动人民掀起了罢工、示威运动,以抗议法国当局炮制的欺骗性法规.
此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工人阶级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
1948年9—10月,1万农业工人举行罢工.
1948年11月—1949年1月,5000名矿工举行了97天的罢工.
1949年3月,塔杰木特堤坝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
1950年9月,烟草工厂工人举行了6天的罢工.
1951年3—4月间,煤气和电力企业工人举行23天的罢工.
1951年,阿尔及利亚罢工次数达225次,人数约26.
5万人.
1953年,罢工运动更加高涨.
君士坦丁煤矿工人罢工4个月,库因夫、奥司思矿工人罢工近3个月,震惊了整个法国统治集团.
由于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倡议,在1951年8月6日,成立了全阿尔及利亚保卫和尊重自由战线,参加这个战线的有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伊斯兰教贤哲会等一些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反对殖民制度,争取自由与民主.
它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团结.
这个组织活动到1952年5月,被法国殖民当局解散.
1953年,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联合全国各个阶层和政治团体,为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共和国而斗争.
但是,在如何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该党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一派主张政治谈判;一派主张武装斗争.
主张武装斗争的一派秘密组织了一个名叫"特别组织"的小组,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1954年,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正式分裂,特别组织组成了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开始策划全国性的武装大起义.
1954年11月1日,在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首先在奥雷斯山区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随后在全国30多个地方纷纷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
从此,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国殖民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有一些地方的起义失败了,但起义的主力在北部大卡比利亚的迪西乌祖和东部的奥雷斯山区却仍然坚持下来.
起义队伍最初只有3000多人,仅有旧式步枪、猎枪、手榴弹、大刀、长矛以及一些土造的枪支和手雷,但他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琼地"(意即"子弟兵").
武装起义爆发后,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个民族主义政党,筹建了民族解放阵线.
最初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有阿尔及利亚三个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伊斯兰贤哲会等,其他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后来也陆续加入.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没有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但它解散了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号召他们加入民族解放军.
从此,民族解放阵线就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政治机构和领导机关.
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也不断加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阶层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了起义.
阿尔及利亚议会议员,其他行政机构的代表,一部分殖民政府官吏以及某些地方的封建地主,也以某种形式参加了起义.
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发展迅速.
一年以后,它的武装活动,从最初局限于游击根据地和个别城市发展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
不久,民族解放阵线把它控制的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东部战区.
1955年上半年,解放军又在西部靠近摩洛哥的地方发动起义,建立了特累姆森为中心的西部战区.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使法国政府十分恐慌.
法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宣布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法;另一方面命令驻防阿尔及利亚的5万名法国殖民军和从法国本土派来的数万名援军一齐出动,向所谓叛乱地区进行扫荡.
法军使用飞机对根据地狂轰滥炸,放火烧山和往水源放毒药,企图以此把游击队驱赶下山,聚而歼之.
法国殖民当局在东部的突尼斯边境附近建立一条长达300公里的防线,设置电网和雷区,还在沿线驻扎重兵,以切断民族解放军与外界的联系,妄图置解放军于死地.
可是,解放军根据自己的力量,采取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打击敌人.
后来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又逐步进行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游击战,拔除敌军据点,破坏交通线,使殖民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到1955年底,武装斗争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
东部根据地从奥雷斯山区发展到沿海的君士坦丁省的比斯克拉地区;北部的大卡利比亚根据地发展到阿尔及尔南面的小里达地区,直接威胁着首府阿尔及尔.
西部战场变化最大,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市的周围建立了游击队的根据地,在奥兰市的郊区也出现游击队的组织.
游击队还经常切断阿尔及利亚心脏地区的交通线奥兰到摩洛哥的铁路、奥兰经阿尔及尔通往突尼斯的铁路和等等.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阿尔及利亚东部、西部和中部战成一片,阿尔及利亚东、西、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已在控制之下,这就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六.
英属西非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战后为了摆脱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英国加强了对西非殖民地的掠夺.
英属西非各个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是农业.
英国殖民当局在西非殖民地普遍建立农产品销售局,以垄断农产品的收购与输出.
这个由殖民当局控制的垄断组织竭力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收购价格平均只及出口价格的50—60%,从而使殖民政府和外资公司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英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黄金海岸(今加纳)可可销售局在1949—1950年度获得净利1800万英镑.
1953年,可可销售局的储备金竟相当于这个国家5年的财政收入,达1亿英镑.
英国在尼日利亚各地分别成立了可可、花生、棕榈仁油、棉花4个专卖局,专卖局的任务名为稳定价格,实则压价收购,进行垄断.
例如,1954年,可可豆的世界市场价格每吨为464英镑,而尼日利亚可可种植者每吨所得还不到200英镑,可见英国殖民者残酷剥削的程度.
在掠夺农业的同时,战后英国对英属西非采矿业加紧投资,以获取巨额利润.
黄金海岸铁礬土的蕴藏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据估计达2.
9亿吨,1951年的年产量为12.
9万吨.
黄金海岸的黄金产量仅次于南非,在非洲国家中居第二位,1954年开采了78.
71万盎司.
黄金也是英国垄断资本巨额利润的来源,1950年从这里运走了价值871.
9万英镑的黄金.
尼日利亚锡矿开采的一半由英国尼日利亚混合锡矿公司经营,1945年锡产量曾达到1.
7万吨.
煤的生产1954年为64.
6万吨.
煤和其他矿业生产开采也主要掌握在英国的联合非洲公司等手中.
在塞拉利昂,英国殖民者也加强了对钻石、铁矿和锰矿的开采.
英国殖民者还控制了英属西非各殖民地的外贸出口.
尼日利亚对外贸易经常保持顺差,1954年出口盈余达到3500多万英镑,但是由盈余积累起来的资金却作为"英镑结存"被冻结在英国,而尼日利亚不能随便动用.
到1954年6月,英属西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的英镑结存达到4.
88亿英镑.
这笔钱存在伦敦银行,实际上被英国侵吞了.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英属西非各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根据官方材料,1953年6月,尼日利亚采矿业中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月仅3英镑1先令10便士,只相当于英国同类工人收入的1/10.
尼日利亚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有时长达15小时之多.
种植花生和棉花的农民一年货币收入不过3—5英镑.
在塞拉利昂,农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3英镑.
1955年,工人的收入每月约4先令.
随着英属西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比过去壮大了.
1947年,黄金海岸工人人数27.
4万,1950年代中期以后又增加到55万人.
尼日利亚工人也从战前的22.
7万人增加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47.
8万人.
与此同时,英属西非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发展壮大,出现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家和商人.
另外,还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民族知识分子.
这一切都对战后英属西非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1.
黄金海岸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英属西非殖民地中,黄金海岸是最早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黄金海岸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加蓬勃高涨.
英国为了缓和和削弱黄金海岸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战后着手推行宪法改革.
1946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伯恩斯宪法》,以取代1925年宪法.
新宪法表面上增加了立法会议中由选举产生的官方代表名额①,但实际上仍然由英国总督独揽大权.
1947年12月,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
它反对《伯恩斯宪法》,要求英国在最短期间内给予黄金海岸自治.
1948年1月,黄金海岸人民举行罢工、罢市,开展不服从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
同年2月,由于退伍军人要求就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物价飞涨不满,在首都阿克拉发生了以退伍军人为核心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
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武力镇压,造成30多人死亡、237人受伤的惨案.
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统一大会党领导人恩克鲁玛等人.
对英国殖民当局的野蛮屠杀,各地群众纷纷掀起抗议示威游行,袭击监狱和外国人的大商店,群众的愤怒行动延续了一个多月.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高压和分化拉拢之下,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发生分裂.
1949年6月,以恩克鲁玛为首的一派从统一大会党中分裂出去,宣布成立人民大会党,恩克鲁玛担任主席.
这个党主张采取非暴力的积极行动,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为立即实现完全自治而进行斗争.
1949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公布了《库西宪法草案》,规定立法议会的84名议员中非洲人占75名,其中38名由直接选举产生;政府的11名成员中非洲人占8名,但是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由英国人掌握,总督保留立法权和否决权.
这个宪法草案遭到黄金海岸人民的强烈反对.
1950年1月,在人民大会党和工会大会的领导下,黄金海岸开始了全国总罢工和抵制英货行动.
各城市的商店接着举行罢市,交通瘫痪,政府机关也停止办公,整个经济生活顿时陷入了停顿状态.
英国殖民当局进行了野蛮的镇压,逮捕了人民大会党大多数领导人,恩克鲁玛再次被捕入狱,人民大会党机关报被查封.
同时,英国殖民当局又实行怀柔政策,宣布正式实施《库西宪法》.
1951年2月5—8日,黄金海岸按照新宪法举行立法议会选举,成立责任政府和内部自治.
人民大会党在直接选举的38席中获得35席①.
英国总督不得不释放恩克鲁玛及其同事.
同时任命恩克鲁玛为政府事务领导人(1952年改称首席部长).
在政府11名部长中,人民大会党占有6名.
政府中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等部长仍由英国人担任,政府的实际权力仍在英国总督手里.
事实上,黄金海岸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
1952年3月5日,英国政府同意将政府事务领导人改称内阁总理,将行政委员会改称内阁,由恩克鲁玛出任总理.
1953年7月10日,恩克鲁玛提出宪法改革提案,要求英国承认黄金海岸为英联邦内独立自主的国家.
这个提案得到议会内外大多数人的①1925年宪法规定,立法议会有29名成员,其中9名非洲人,均非选举产生.
《伯恩斯宪法》规定,立法议会有30名成员,其中18名非洲人,有13人是地方酋长,其余5名由选举产生.
①D.
Austin,PoliticsinGhana1946—1960,Oxford1964,p.
141.
支持,英国政府被迫表示同意.
1954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了新宪法,规定议会的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出来的非洲人组成,政府成员全部由非洲人担任.
6月,根据新宪法举行了大选,人民大会党再次获胜,在104个议席中获得72个议席.
恩克鲁玛组成了由人民大会党党员担任内阁各部部长的自治政府,但外交和国防这两个重要部门仍由总督直接管理而不受内阁的控制.
自治政府建立后,黄金海岸人民加速了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
英国殖民者为了继续保持其殖民利益,再次玩弄分而治之的阴谋,暗中支持各地方的反对派破坏黄金海岸的统一和削弱人民大会党的势力.
1954年下半年,反对党在各地进行反对人民大会党的活动.
民族解放运动党在阿散蒂制造地方叛乱,要求分立.
1955年初,在英国支持下,各反对派联合起来,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要求实行联邦制,在国会设立第二院,以便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威胁说要用武力达到目的.
1955年,黄金海岸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受到会议决议的鼓舞.
从1955年下半年起,黄金海岸继续进行罢工斗争和群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2.
尼日利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战后初期,尼日利亚曾经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和反帝群众运动.
1945年6月,尼日利亚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使全国经济生活几乎完全陷于瘫痪.
总罢工坚持了42天,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迫使殖民当局增加工人工资.
以阿齐克韦为首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还积极开展实现尼日利亚自治的活动.
英国政府为了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在尼日利亚玩弄宪法改革.
1947年1月,英国殖民当局公布《理查兹宪法》,规定把尼日利亚分成北区、东区和西区三个部分,每个区设立一个议会,区议会和中央议会的成员都由英国殖民官员和总督任命,最后的决定权仍操在英国总督手中.
《理查兹宪法》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分区而治的原则,旨在煽动地方分离主义,从而破坏尼日利亚人民的团结,达到削弱民族独立运动的目的.
这个宪法出笼后,遭到尼日利亚人民的反对.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曾派一个代表团去伦敦,但英国政府拒绝接见.
代表团回国后,将伦敦之行的遭遇公诸于众,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抗议集会.
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尼日利亚东、西、北三区之间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还利用北方人民大会党(以豪萨族为主)同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以伊博族为主)和尼日利亚行动派(以约鲁巴族为主)对宪法改革和独立问题的意见分歧,挑拨离间,拖延尼日利亚独立的日期.
英国殖民者一再宣传尼日利亚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合作是不可能的,还宣称英国过早撤退一定会引起混乱和自相残杀等等.
英国企图推行《理查兹宪法》的种种阴谋并不能阻止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1949年11月,埃努古的煤矿工人为改善经济条件和要求废除整个殖民制度而举行罢工.
罢工遭到了警察的镇压,死伤40多人.
消息传开后,阿巴·哈尔特港和其他一些城镇的各阶层人民起而声援,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全国形势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政治上对尼日利亚人民作出让步.
1951年1月,英国殖民当局在伊巴丹召开了修改《理查兹宪法》的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由英国精心挑选,因此,北部封建势力和西部商业买办势力的代表在会上占了优势.
他们在英国的支持下,鼓吹国家分裂,与主张国家统一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的代表发生了激烈对抗.
英国以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出现.
这次大会结果产生了《麦克逊宪法》(以新总督麦克逊命名),并于1951年6月施行.
新宪法给区议会以立法权;各区设立行政会议;在代替原来中央立法机构的众议院里,受封建势力影响的北区所占的议席为东、西两区议席的总和;总督的最后决定权不变.
这部宪法扩大了地方权力,巩固了分区而治的原则,加强了封建势力在中央机构中的力量,增强了英国的地位.
尼日利亚人民反对这个宪法.
1953年4月,东区议会首先反对《麦克逊宪法》规定的总督保留权,后来扩展到中央议会.
同时,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和尼日利亚行动派联合起来,要求修改宪法和在1956年成立自治政府.
为了反对英国人的分裂活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宪法、一个命运"的口号.
英国被迫在1953年和1954年在伦敦和拉各斯先后召开宪法会议,制定了《李特尔顿宪法》①.
新宪法规定:尼日利亚为联邦,由东、西和北三区以及拉各斯市组成;在联邦和各区都成立行政会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的组织都有所扩大,但联邦政府部长会议的主席仍由英国总督担任.
1954年年末,根据《李特尔顿宪法》的规定,尼日利亚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在东区和西区获得胜利,北方人民大会党在北区获胜.
由于没有一个政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所以,就由上述两党联合组成尼日利亚的第一届政府.
但是,尼日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步,他们继续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
3.
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5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塞拉利昂建立保护国议会,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其成员几乎都是部落贵族.
战后,塞拉利昂的工人运动和人民反帝斗争都有较大的发展,迫使英国殖民当局在1947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
它规定,立法议会中的官方议员从12名减为8名,非官方议员从9名增加到15名.
实际上,新增加的6个名额全部都给了封建酋长,因此遭到塞拉利昂人民的反对.
为了平息人民对宪法改革的愤懑,英国殖民当局又在1951年4月公布了一部新宪法.
该宪法规定,官方议员从8名减到7名,非官方议员从15名增加到23名,但这23名议员中的14名规定给封建酋长,另有2名由总督指定,支持英国的议员仍占多数.
在1951年11月举行的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塞拉利昂人民党①获胜,得到了大部分议席,并组成了第一个有非洲人参加的政府.
但是,这个政府的权力很有限,实权仍掌握在英国总督手中.
英国殖民当局通过与民族资产阶级和部落上层分子的合作,保持了它在塞拉利昂的统治地位.
人民党参加政府后,不再提出在政治上完全独立的要求.
这时,塞拉利昂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把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战后塞拉利昂工人阶级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加.
到1950年代中期,工人人数比战前增加了1倍以上,1/3的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工人队伍的组织性和觉悟性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些工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压榨下生活十分①李特尔顿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这部宪法以他的名字命名.
①该党1951年建立,代表塞拉利昂民族资产阶级和部落贵族的利益.
悲惨.
1955年初,弗里敦及其郊区工人的生活水准比战前降低25%.
1955年2月9日,塞拉利昂最大的工会——工匠和普通工人联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其他工会纷纷响应.
罢工坚持了5天,使弗里敦的经济活动完全陷于瘫痪.
英国殖民当局对罢工进行了血腥镇压,约有100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
英国殖民者的这一暴行,不仅在塞拉利昂、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公愤.
在工人斗争的推动下,1955年秋,塞拉利昂西部和北部各县的农民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殖民官吏和酋长压迫的运动.
据官方资料,参加的农民超过10万人,实际上各地区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参加了.
有些地方,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有的农民还组织游击队,与殖民当局派来镇压的武装进行对抗.
尽管这些斗争先后被镇压下去,但塞拉利昂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仍在发展.
战后,在北非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冈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
1954年,冈比亚的第一个政党——冈比亚穆斯林大会党成立,参加这个党的主要是穆斯林的领导人和一部分部族首领.
1951年,冈比亚又成立了联合党和民主党.
联合党受到部族首领和商界人士的支持,民主党则在巴瑟斯特居民中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政党人数很少,组织薄弱,它们的纲领大同小异,基本上代表部族上层和商人的利益.
它们要求非洲人参加行政管理,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等.
为了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不断进行宪法改革,在1947年、1951年和1954年先后颁布了新宪法.
1946年,立法会议由7名官员和4名总督任命的成员组成.
到1955年,立法会议成员增加为21人,其中5名是官员,2名由总督任命,7名由殖民地选举,7名由保护地产生,他们实际上是部族首领的代表.
同时,行政会议改由5名官员和6名当地居民代表组成.
居民代表中有3名政党领导人被任命为部长.
1948年时,非洲人许从事民政事务工作.
到1955年,有43名非洲人在殖民政府各部门担任公职,然而殖民地的大权仍掌握在英国总督手里.
七、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人民的反帝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殖民统治与掠夺明显加强.
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投资已超过5万亿法郎.
由于印度支那这个投资市场已经消失,而在北非投资又不安全,所以这笔5万亿法郎的大部分投在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
在法国投资中,国家资本远比私人资本增长快.
国家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利润微薄或获利较慢的公用事业,如交通运输、地质勘探等部门;而私人资本则投放到利润率很高的贸易业、采矿业和种植园.
1951—1953年,在非洲进行活动的各种企业的利润已达50%,而在法国的各种企业的利润只有30%.
法国垄断资本经营的大公司的利润激增,西非商业公司的利润1949年为4.
54亿法郎,1950年就达到6.
5亿法郎.
法国殖民者还大肆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在战后的头10年中,法国垄断组织获得在西非无限制砍伐森林和开采矿产的租让权.
尼日尔公司获得了面积达42.
7万公顷土地,其他3家公司也获得了26万公顷土地.
法国殖民者强迫当地居民大批种植棉花、花生、烟草、可可等可供出口的农产品,然后用廉价收购、高价卖出的办法来进行剥削.
例如在法属赤道非洲收购棉花的科多纳夫公司,1949—1950年,收购每公担棉花只付给农民36个殖民地法郎,而它在普恩特—诺阿尔港口转售的价格却高达121—162殖民地法郎.
这家公司在15—20年间将它的资本从700万殖民地法郎增加到1.
65亿法郎,即增加了20倍.
战后,法国殖民者为了掠夺,加紧开采其非洲殖民地的矿藏资源.
毛里塔尼亚和法属几内亚的铁矿,法属几内亚和喀麦隆的铝钒土,塞内加尔的钛铁石等,都已大量出口.
1954年,法属各殖民地农矿资源的输出总量为2300万吨,其中矿产品就占1400万吨,占输出总额的60%.
法国殖民者控制了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对外贸易的60%—70%.
法国每年通过低价购进、高价售出所赚的钱就高达800亿法郎.
除法国资本进行的掠夺之外,美国资本也打入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参与掠夺.
1943—1955年,美国在法国非洲殖民地的投资已由1300万美元增加到3800万美元,而主要投资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
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榨下,非洲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
法属西非土著熟练工人的工资只及同类欧洲工人工资的1/6至1/4.
在法属赤道非洲,工人工资很低,又无社会保险,而生活费用比战前上涨了16倍.
农民也陷于贫困境地.
塞内加尔种植花生的农民,每户每年平均收入1.
45万法郎,而1公斤大米却要35法郎.
因此,战后法国对殖民地剥削的加强,使非洲各族人民生活也更加困苦不堪.
战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人阶级一直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前列.
1945—1947年,他们成立了几十个工会组织.
到1952年,参加工会的工人达到了13万人.
1947年11月—1948年3月,法属西非铁路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进行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大罢工,迫使殖民当局满足了工人的基本要求.
1951年10月,在法属苏丹的巴马科召开了一次非洲工会代表大会,有来自法属非洲14个殖民地的144名代表参加.
大会要求实施劳工立法,还号召各工会支持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反对殖民当局和外国资本家剥削.
1952年11月,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工会组织了一次24小时总罢工,要求法国颁布海外领地劳动法,取得了胜利.
1953—1954年,西非工人为了抗议法国拖延实施劳动法,曾举行抗议罢工.
1955年1月,法属西非全境工人举行总罢工一天,其后又发生了几次罢工,最终迫使法国殖民当局宣布在1956年1月起开始实施劳动法.
在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会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展了活动.
1946年9月,参加法国国民会议的非洲人议员号召各领地所有组织派代表开会,讨论成立一个政党,以领导各地的反帝斗争.
同年10月28日,在巴马科召开了有法属非洲殖民地的80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在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非洲民主联盟.
它的纲领要求实现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
非洲民主联盟发展很快,到1950年其成员已逾150万人,在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各地都设有分部.
象牙海岸人乌弗埃—博瓦尼被推选为联盟主席,达波赛为书记.
195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民主联盟要求实现非洲人在法兰西联邦体制内的自治权和其他政治经济权利.
它曾在1947—1948年支持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法国殖民者对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人民的反帝运动进行镇压.
1949年2月,法国殖民当局对非洲民主联盟主要活动地区——象牙海岸的阿比让进行挑衅,逮捕了32人,其中8人是非洲民主联盟象牙海岸分部的委员.
1950年1月,在象牙海岸,法国殖民者挑起规模更大的冲突,许多城市发生了流血事件,52名非洲人被杀,3000多人被捕.
在法国的高压政策下,非洲民主联盟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反对法国变成同法国合作.
因此,非洲民主联盟领导集团发生了分裂,失去了它早期在群众中的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各领地先后建立了大批民族主义政党,对这一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尽管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十分野蛮残酷,但阻止不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到1950年代中期,不仅工人的罢工、人民群众的示威运动继续发展,而且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武装斗争的影响,喀麦隆也兴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
第七章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的出现一、亚非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新形势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的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对于非洲局势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亚非会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确认"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
不言而喻,对于多数仍处在西方殖民国家奴役和压迫之下的非洲人民来说,亚非会议的号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他们从这个宣言中找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吸取了力量,从而将民族独立运动推进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使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亚非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斗争的规模空前巨大,波及的地区十分辽阔.
亚非会议以前,非洲大陆只有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4个独立国家.
亚非会议以后,1956年,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先后获得了独立.
埃及经过英勇斗争,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支持下,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出全部侵略军,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1957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正规军已由起义时的3000人发展到10万多人,作战地区已由开始时的奥雷斯山区和西乌祖地区扩展到全国各地.
1957年3月,黄金海岸宣布独立,成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早独立的国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迅猛发展.
同年,喀麦隆人民掀起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在托管名义下长期统治喀麦隆的企图.
1957年11月,摩洛哥的伊夫尼人民发动的武装起义,狠狠地打击了西班牙殖民者以及西班牙拉拢北非诸国筹组西地中海集团为美国效劳的阴谋.
1956年6月,法国慑于法属非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害怕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走北非的道路,急忙制订了《海外领地根本法》,宣布给予法属非洲殖民地以法兰西联邦内的半自治共和国地位.
法属西非的8个领地(塞内加尔、法属苏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上沃尔特、法属几内亚、象牙海岸、达荷美)和法属赤道非洲的4个领地(加蓬、中央刚果、乍得、乌班吉·沙里)以及马达加斯加由此取得了半自治共和国的地位.
1957年3月,又根据《海外领地根本法》举行了领地议会的选举.
法国企图以此来抗拒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要求,阻止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但却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坚决反对.
在选举中,凡是拥护《海外领地根本法》的候选人都受到了人民的抵制.
连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反映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壮大和广大非洲人民要求自决和独立的强烈愿望.
1958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首先表现在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为非洲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0月2日,位于西海岸的几内亚宣告独立,并成立了共和国.
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法属殖民地中最早独立的国家,对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11月23日,独立后的黄金海岸和几内亚宣布组成联邦,并表示这个联邦将成为西非联邦的核心.
这一决定在西部非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58年9月,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12个国家加上马达加斯加就戴高乐提出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举行公民投票时,除几内亚投反对票、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而获得独立外,其他12国都投赞成票,加入法兰西共同体,成为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
虽然这12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和财政大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由法国控制,但毕竟向完全的独立迈进了一大步.
1958年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还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以下4个领地再作撤退:尼日利亚人民经过长期斗争之后,终于迫使英国答应在1960年10月1日给予独立.
喀麦隆立法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在1960年1月1日完全独立,联合国托管委员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法国同意喀麦隆在1960年1月1日独立.
法国被迫同意.
联合国托管委员会还对法属多哥和意属索马里作出了相同的决议,要求法、意两国分别让多哥和索马里于1960年4月和7月独立.
1959年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它在非洲各民族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这一年里,民族独立运动从西非发展到中非,再发展到东非,最后发展到南部非洲,形成从阿尔及尔到好望角,从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之滨,彼伏此起,连绵不绝之势.
其威力之强大,发展之迅猛,充分表现出非洲各国人民英勇的斗争精神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伟大气概.
比属刚果一向被西方称为"唯一安定的绿洲",比利时殖民当局也吹嘘刚果是殖民统治的典范,并宣称"刚果能够避免非洲其他部分所患的病症".
然而,1959年1月4日爆发的刚果人民反殖民主义的英勇行动,却使得这些自欺欺人的神话破灭了.
这一天在利奥波德维尔发生的暴动,从一开始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提出了要求独立、反对种族歧视的口号.
事件刚一发生,比利时政府就想迅速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
除了派出警察和军队用机枪扫射示威游行的非洲居民之外,当局还调来坦克、装甲车和空降部队全力进行镇压,先后逮捕了300多名非洲人,枪杀了96名非洲人.
事后比属刚果总督还威胁说:"今后任何示威游行都将遭到坚决有力的对待.
"但是刚果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情绪远比殖民当局估计的要强烈得多.
在上述事件后不久,刚果首府和其他城市仍不断发生袭击殖民者的事件.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59年1月到7月,刚果各地爆发万人以上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就有30余起.
11月,刚果另一大城市斯坦利维尔又爆发了新的反殖民主义暴动.
利奥波德维尔的9位非洲人区长还通过一项致比利时当局的决议,表示坚决支持刚果人民争取独立和争取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正义的合法愿望.
素有"非洲心脏"之称的比属刚果的奋起,使帝国主义妄图阻挡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扩展的堤坝被冲垮了.
一向被英帝国主义视为非洲未来的"工业心脏"和"鲁尔区"的中非联邦(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也频繁发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斗争.
1959年2月,尼亚萨兰的首府松巴人民率先起事,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30多个地区.
愤怒的群众占领机场,进攻警察局、法院,同殖民军警展开搏斗.
3月3日,这场斗争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大暴动.
在松巴、布兰太尔、卡龙加等地,人民不顾流血牺牲,用石头、棍棒和长矛反抗全副武装的殖民军警.
他们设置路障,破坏公路、桥梁,割断电话线,冲入监狱解救同胞,袭击巡逻队.
同时出现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浪潮,使整个社会生活陷于瘫痪.
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班达发出了战斗的号召:"英国人必须立即走开!
必须立即让非洲人独立!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说:"在中非地区,非洲人领袖公开向非洲群众宣布这样的主张,这还是第一次.
"尼亚萨兰的反殖民主义巨浪不仅激励着北罗得西亚,而且影响到被称为"中非联邦结构的基石"的南罗得西亚.
1959年2月,南罗得西亚卡里巴水坝工程的6000多名非洲工人举行了总罢工.
罢工工人不仅提出经济方面要求,而且要求实现政治独立.
中非地区的人民还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坚决要求解散英国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中非联邦"这个机构.
中非人民的斗争又鼓舞了一向被英国视为"要塞殖民地"(英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语)的东非人民的斗争.
在肯尼亚,民族主义组织号召广大市民抵制英王母后的访问,以示对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抗议.
11月,肯尼亚爆发了2.
4万名铁路工人的总罢工,要求给予该国独立.
在英国托管地坦噶尼喀,多次发生群众性的集会示威.
据坦噶尼喀官方材料透露,在盖塔、姆万扎、克温巴等地,都出现过群众性的反殖斗争.
在乌干达,人民不断举行反殖民主义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铁路工人和种植园工人的大罢工,从1959年底延续到1960年初.
在桑给巴尔,爆发了反对美国建立导弹基地的万人大示威.
在索马里,2月底曾爆发反对殖民统治的暴动.
意属索马里首府摩加迪沙的大批非洲人,同进攻大索马里联盟总部的殖民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他们的斗争得到英属索马里和法属索马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反殖斗争的火焰还烧向南部非洲.
即使在沉静的"月光山之国"的比利时托管地卢旺达—乌隆迪,全国规模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卢旺达—乌隆迪人民英勇抵抗殖民军残暴镇压的斗争中,有500多名非洲人被杀害、上千人遭到逮捕.
尽管如此,非洲人仍然用长矛和弓箭抗击着拥有步枪和机枪的殖民军.
在统治和封锁最严密的葡萄牙殖民地,也频频发生要求政治权利和独立自由的斗争.
1959年3月,安哥拉北部地区的棉农爆发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暴动.
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最严重的南非,广大黑人群众在1959年掀起了以反对《通行证法》为中心的斗争.
他们纷纷举行示威、罢工、焚毁通行证,并用石头和棍棒英勇地抗击了南非当局派来镇压的军警.
1960年,非洲大陆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崩溃,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升起了独立的旗帜.
这一年,非洲总共有17个国家宣告独立,这个数字超过了1960年以前非洲已经独立国家的总和,1960年由此被称为"非洲年".
第二,参加斗争的群众极其广泛,斗争的方式呈现多样化.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把改善经济与政治条件的斗争,同争取独立、反对种族压迫、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驻军的斗争结合起来,汇成了一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洪流.
在斗争的方式上,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有的国家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国家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
到1950年代,非洲的工资劳动者约有1400多万人.
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当地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
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改善自身的处境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会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处境这三者结合起来,工人的组织性进一步加强.
1957年12月,跨地区的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在科纳克里成立.
它领导了整个黑非洲的工人运动,拥有会员20万人.
1958年10月,又建立了非洲自由工会联合会.
在英属东非殖民地,早在1949年5月建立的东非工会大会,这时已有会员1万多人.
在法属西非殖民地,工人运动一向走在前面,1956年就有890个工会,成员达18万人.
在南部非洲,1953年南罗得西亚各工会组织联合成立了非洲人工会大会.
1959年11月,在阿克拉召开了非洲工会会议,筹组全非工会联合会.
在1959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许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尽管非洲工人阶级在当时还很年轻,在各国的发展也不平衡,但他们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
农民占非洲总人口的90%,农民斗争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农民这支大军的积极参加,也就不可能有非洲强大的民族独立运动.
当时正在进行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战争基本上就是农民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物力和人力的源泉主要来自农民.
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下的反法武装斗争,也是在农民普遍参加和支持的情况下展开的.
除武装斗争外,农民还采取了示威游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斗争等方式,在内地的偏僻地区则以宗教运动的形式进行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中间阶层由于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限制,要求获得政治权力以求自身的发展,他们同殖民统治当局存在着尖锐矛盾,也广泛地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队伍,组织了许多民族主义政党.
据统计,1950年代末非洲约有130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其中有80多个是在亚非会议之后建立的.
这些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政党和组织,提出了包括实现政治独立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在东北非和北非一些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还在不同程度上领导了民族独立运动.
但由于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领导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非洲知识分子地位的脆弱,加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斗争中往往表现出动摇、妥协和不彻底性.
第三,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协作进一步加强.
随着民族觉醒和独立意识的提高,非洲各国人民坚决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摆布,不愿意在殖民统治的秩序下、在基本人权被剥夺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下去.
1957—1960年,各种以反帝反殖为主要议题的全非性会议的召开,就是非洲人民要求团结反帝的强烈愿望的反映.
1955年6月南非人民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提出"人民应当作主"、"一切民族集团应有平等权利"的口号,这是非洲人民对万隆精神的第一个强有力的响应.
1957年底,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开罗举行,发出了亚非两大洲亿万人民的共同呼声:"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和独立",使非洲人民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58年4月,在阿克拉举行了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有八个国家参加;1958年5月,在丹吉尔,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国的主要民族主义政党举行了会议.
这些会议分别讨论了有关国家如何相互支援、加强合作的问题.
1958年12月,在阿克拉召开了全非人民大会,号召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人民的斗争,要求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对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1960年1月,在突尼斯召开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号召非洲各国人民行动起来,争取获得真正的独立.
同年4月,在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向非洲人民发出号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后还要争取经济独立.
同年6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第二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除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摩洛哥、埃及、突尼斯、喀麦隆这九个独立国家外,还有许多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的代表参加.
会议通过了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等若干决议.
8月,在利奥波德维尔举行了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作出了支持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中央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分裂刚果阴谋的决议.
上述各种会议为非洲各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提供了议政的讲坛,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共同讨论非洲的大事,通过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决议.
这一事实表明,非洲人民已经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满足于自治,而要求独立,这是非洲人民觉悟提高的又一标志.
在1958年以前,大多数非洲国家仅仅要求自治,但是,在1958年以后,非洲国家已经普遍提出了要求独立的口号,并且要求的是真正的独立.
法兰西共同体内的12个自治国家已经全部摆脱了法国的束缚,宣布了独立.
那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并不满足于一般政治上的宣布独立,还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扫除国内的殖民势力,挣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清除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建设真正独立的国家.
如摩洛哥收回了丹吉尔;利比亚赶走了法国占领军;突尼斯废除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共和国.
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铲除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残余.
利比亚和突尼斯分别为争取撤除英国、法国的军事基地而斗争.
摩洛哥为收复法国和西班牙占领下的西属摩洛哥、伊夫尼等地而继续进行斗争.
已独立的国家在维护民族独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非洲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团结合作,相互支援.
帝国主义一贯在非洲施展分裂和挑拨的伎俩,破坏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但是,觉醒了的非洲人民已认识到团结反帝是他们赢得民族独立的重要保证,因而都把各自的斗争看成是整个非洲反帝斗争的一部分.
1959年刚果人民和尼亚萨兰人民举行暴动时,黑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曾以罢工、示威游行的实际行动予以有力的支援;同样,对南非当局野蛮屠杀南非黑人罪行,他们也表示了莫大的愤慨,并予以强烈的谴责.
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全非人民大会和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都曾通过加强非洲内部团结、合作的决议,并且制定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纲领.
非洲各国人民曾响应开罗大会的号召,开展了"支援阿尔及利亚行动日"的运动.
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曾号召人民在1958年12月1日举行"帝国主义滚出非洲日"的活动.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非洲各国人民这种同仇敌忾、相互支援的行动已经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总之,亚非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深入发展的阶段.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已面临全面的瓦解.
连法新社也无可奈何地说:"势不可挡的民族主义震撼着整个非洲.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哀叹说:"富饶而广大的非洲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
"英国《泰晤士报》更坦率地承认:"非洲正在迅速地朝着由占居民多数的非洲人领导的独立前进.
"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继奥雷斯和卡比利亚武装起义之后,北部和东部的农民也采取了武装斗争的行动.
北部的阿尔及尔省和瓦赫兰省与东部的君士坦丁省又爆发了武装起义.
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很快就组成为一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游击队,同现代化武装的法国殖民军展开激战.
到1955年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法国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游击队的初期讨伐失败之后,立即宣布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法》.
1955年初,法国殖民当局派遣5万名法国殖民军,加上从法国本土调来增援的5万名军队,向起义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法军采取全面围剿、全面扫荡的方针,为了切断游击队同外界的联系,殖民当局沿东部的突尼斯边境构筑了一条长约300公里的防线,装置电网,埋设地雷,驻扎重兵,妄图使游击队得不到外援而被活活困死.
游击队根据这时敌强我弱的特点,避免大规模的正面战斗,采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术,不断用伏击、突袭、破坏等方法来消耗、打击敌人,使敌军疲于奔命,劳师无功.
由于民族解放阵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56年初,游击队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可以进行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战斗,有力量袭击大的重要哨所、拔除驻有重兵的据点和控制交通线.
1956年秋,游击队发动了秋季攻势,大大地扩展了根据地的范围.
东部的根据地从奥雷斯山区扩展到君士坦丁省南部直至与比斯克腊省交界的地方;北部的大卡比利亚根据地则扩展到阿尔及尔南边的卜利达地方,形成了对首都阿尔及尔的包围之势;西部在特累姆森同摩洛哥接壤的海岸地区也开辟了新的战场.
此外,在第二大城市瓦赫兰的周围地区,在同摩洛哥接壤的科伦培沙以南地区,都点燃了游击战争之火.
这样,联结阿尔及尔、瓦赫兰和君士坦丁三大城市以及向东通往突尼斯、向西通往摩洛哥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就完全置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阿尔及利亚东部、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已被游击队掌握.
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到1956年底1957年初,游击队已经发展到10万人.
在这个基础之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正式建立.
最初他们只有一些旧式步枪、猎枪、大刀、长矛等武器,后来办起了自己的兵工厂,可以制造反坦克雷、步兵地雷、炸药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从敌人手中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
据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通讯报道,民族解放军使用的武器中有10—25%是从法国人那里缴获来的①.
一些贪财的法国军官甚至从军械库偷武器卖给他们.
民族解放军还从国外得到军火和物资的援助.
到1957年初,民族解放军已经打破了法国殖民军的分割、封锁.
随着战斗地区的不断扩大,阿尔及利亚东、西、北三部分根据地终于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解放区.
它包括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平原区、阿特拉斯山脉和阿特拉斯撒哈拉山脉之间的高原区,共约20个省的面积.
民族解放军从①《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5日.
解放区出击,将战斗推向南部内地,除阿特拉斯撒哈拉山脉以南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外,阿尔及利亚全境部成为战场.
民族解放军战士自豪地说:"白天,我们控制了半个阿尔及利亚;而当月亮升空时,整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世界.
"②民族解放阵线中央为了便于领导和统一指挥各个地区的游击队武装力量,决定将阿尔及利亚全国划分为六个军区:奥雷斯军区、北君士坦丁军区、卡比利亚军区、阿尔及尔军区、瓦赫兰军区和撒哈拉军区.
各个军区设指挥员,负责该区军事、行政事务.
各军区下面设若干军分区,各个军分区下面成立若干营、连、排等战斗单位.
民族解放军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
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日益壮大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法国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兵.
1957年初,法国已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投入了40万人的兵力,但仍无法挽回它在军事上的失败.
于是法国军事当局被迫改变战略,将全面围剿、全面扫荡改为重点围剿、重点扫荡,即在有民族解放军活动的省份内,选择若干民族解放军活动频繁的地区,划定为禁区,四周用电网、地雷、碉堡围住,并将附近的居民赶走,造成无人区,妄图切断民族解放军与人民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对禁区内的民族解放军发动大清剿,企图一举消灭民族解放军的主力.
在1957年的一年里,法国殖民当局发动了两次重大战役.
一次在6月间,法国军事当局集中了数万名精锐机械化部队和伞兵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东北部靠近地中海的厄尔米利亚地区的民族解放军展开大扫荡.
他们在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倾泻了无数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地中海上的法国军舰对沿海岸的民族解放军阵地发射了大量的炮弹和燃烧弹.
之后,上万名法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解放区推进,企图一举消灭解放军.
但是,民族解放军沉着应付,把主力转移到外线,只留下少数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与敌军周旋.
外线的民族解放军则集中兵力进攻防御力量薄弱的法军,拔除敌军据点,歼灭小股敌军,并切断其后勤供应线,使法国殖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结果被迫撤退.
另一次是在10月间,法国军事当局集中兵力,对东部的君士坦丁、中部的阿尔及尔和西部的特累姆森三个解放区同时发动大规模扫荡,企图各个击破.
但是,法国殖民军又都扑了空,消灭民族解放军主力的计划再次破产.
1957年这一年,阿尔及利亚战场上还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民族解放军将战火燃到了撒哈拉地区.
撒哈拉地区占阿尔及利亚全境面积的85%,沙漠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这些石油提供了法国石油消耗量的大部分,是法国石油垄断集团的命根子.
法国政府早就秉承法国垄断寡头的旨意,制订了一个将撒哈拉地区从阿尔及利亚分割出去的计划,阴谋永久霸占它.
三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燃遍阿尔及利亚北部20个省,唯独撒哈拉地区平静无事.
法国政府在暗自庆幸的同时,加紧实施其分割撒哈拉地区的计划.
为了粉碎这一阴谋,1957年11月底和12月初,民族解放军在撒哈拉地区发动了攻势,频频袭击保护法国阿尔及利亚石油公司的法国军队.
法国政府惊慌失措,立即抽调10万军队,包括精锐的伞兵部队,增援撒哈拉.
民族解放军不畏强暴,连连出击,或破坏输油管,或切断铁路线,或炸毁油库,或攻占据②《工人日报》,1957年4月8日.
点,使10万法军被动挨打,疲于奔命,迫使法国的石油开采和运输活动不得不停顿下来.
法国统治者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战争政策和种族灭绝政策.
在农村,他们下令向禁区倾泻成吨的炸弹、炮弹,甚至灭绝人性地散布斑疹伤寒菌和霍乱菌;在城市,他们实施《紧急状态法》,取缔政党,查封报馆,逮捕大批爱国志士、民主人士和工会活动分子.
1956年10月22日,为寻求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解决办法,摩洛哥素丹优素福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会谈.
会谈后,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乘坐由法国人驾驶的飞机去突尼斯.
但飞机在阿尔及利亚的白屋军用机场降落,本·贝拉、穆罕默德、赫德尔等五人被法国政府阴谋绑架.
阿尔及利亚军民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更加英勇地打击敌人.
法国政府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一再向阿尔及利亚战场增兵.
至1957年初,它投入的兵力已高达50万人,超过它在第二次大战时期所使用的全部兵力.
但是法军士气不振,厌战倒戈之事层出不穷,庞大的军费开支又使法国国内财政极度困难.
从1957年起,法国每天消耗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的费用高达14亿法郎以上.
摩勒政府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于当年5月垮台的.
接着,法国出现了内阁危机,政府犹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迭,局势急剧恶化.
尽管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外交、财政、军事上援助法国,仅在1956年的半年时间里,就供给法国5000件自动武器、150架飞机、25000辆军用汽车,还有其他大批军用品,但仍无济于事.
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
由本·贝拉、贝勒·卡赛姆领导的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于1954年11月1日发动武装起义后,为了聚集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力量,团结以本·赫达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派,筹建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民族解放阵线强调,人民武装斗争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
随后不久,阿尔及利亚三个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的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和代表宗教改革派的伊斯兰教贤哲会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
从此,民族解放阵线就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没有参加民族解放阵线.
1956年5月,该党同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并将它领导的军事组织——"解放战士"并入民族解放军.
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加强.
起初.
它的势力只限于游击队根据地和某些大城市.
到1956年下半年,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已基本上扩展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全国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都先后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
1956年8月,在卡比利亚根据地的苏玛地区召开了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制订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确定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路线和方向.
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消灭殖民主义制度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现象,对内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解放被奴役、受剥削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没收外国垄断资本,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保障工人的权利;抵制一切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恢复民族文化,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原理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民主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对外遵循万隆会议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苏玛大会的决议还表达了希望尽早实现和平、减少流血的愿望,愿意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保证尊重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正当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
苏玛大会确定了民族解放阵线对民族解放军的领导关系,建立了民族解放军的编制.
为了加强对全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建立了最高权力机关——全国革命委员会,并选出了协调与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国内的武装斗争.
这就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及其制订的政治纲领代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麦卡德尔发表访问阿尔及利亚的观感时也承认,"指导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它的组织良好,并且受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普遍拥护".
①在军事和政治形势日益有利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为了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决定成立临时政府.
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全国革命委员会在开罗举行会议,宣布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并组成了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总理、贝勒卡塞姆·克里姆和本·贝拉(被监禁在法国)为副总理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先设在开罗,后迁至离阿尔及利亚较近的突尼斯市.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诞生和临时政府的成立,表明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各解放区纷纷成立政权机构——人民会议.
人民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没收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奖励耕作,动员农民参军.
到1958年年末,临时政府控制了全国80%的土地.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军在战场上却遭到越来越惨重的失败.
为了挽救败局,法国政府又一次撤换了殖民军总司令,任命老奸巨滑的夏尔为新的总司令.
他一走马上任,即制订了严密封锁、反复扫荡的战略,其具体内容是:严密封锁阿尔及利亚的东西两条边境,切断民族解放军与外部的联系,断绝一切来自外部的支援;对重要的军事区域实行大包围,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进而在包围圈内进行反复扫荡,甚至制造无人区.
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他下令加固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莫里斯防线,以及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交界处的西部防线,增设碉堡,加宽布雷区,增添雷达报警装置;特别对东部长达300公里的莫里斯防线尤为注意,沿线驻扎了10个师的兵力,以割断民族解放军同突尼斯的联系.
为了粉碎夏尔的围剿计划,民族解放军经过充分准备,于1959年1月发动了春季攻势.
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战斗,他们先后突破了莫里斯防线和西部防线,粉碎了这两条防线不可逾越的神话.
1959年5月,夏尔又在莫里斯防线的东侧、沿着莫里斯防线修筑了一条新的夏尔防线.
这条防线全部安装现代化的雷达监视系统和警报装置,碉堡林立,地雷密布,被夏尔吹嘘为当代的马奇诺防线.
不仅如此,夏尔还下令把莫里斯防线与夏尔防线之间宽约50公里地带的全部居民迁入莫里斯防线以西的集中营,把这一地带变成无人区.
这一措施遭到居住在这个地带之内的50万居民的强烈反对.
法国殖民军采用暴力方法,强迫居民迁徙.
他们用飞机大炮密集轰击不肯迁移的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使30万居民惨死于炮火①《人民日报》,1957年9月15日.
之下,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的最大的一次屠杀事件.
为了粉碎夏尔防线的封锁,民族解放军在1959年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势.
一次从6月25日开始,民族解放军派出一支突击队,进攻位于夏尔防线体系之内的波尼市,打死打伤法国殖民军800余人,自己只损失80人.
另一次在7月14日,民族解放军集中了大批步兵和炮兵部队,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向夏尔防线防御体系的战略要点安若拉发动进攻,歼灭敌军200多名,击毙该据点的少校司令官.
这两次战役标志着法国殖民军已经全面丧失了战术上的优势.
法国殖民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夏尔又制订了一项新的分阶段绥靖计划,以及实现这一计划的"双胞胎行动".
所谓"分阶段绥靖计划",就是按民族解放军根据地的重要程度,制订出进攻这些根据地的先后顺序.
所谓"双胞胎行动",即向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卡比利亚山区发动进攻,以达到既占领这个根据地、又消灭民族解放军司令部这两个目的.
7月22日,法国殖民军集中了最精锐的4个装甲师、7个伞兵团和6支海军突击队,总共10万人,配备了飞机、大炮和坦克,从陆、海、空三个方面向民族解放军的第二军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立体进攻.
这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民族解放军针对敌人来势凶猛,采取了化整为零、避其锋芒、迂回前进、寻找战机、集中兵力、予以全歼的战略.
此次战斗从8月3日到9月3日进行了整整一个月,民族解放军同法国殖民军一共进行了大小战斗293次,歼灭法军30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不计其数,彻底粉碎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妄图消灭民族解放军第二军区的计划,使夏尔的分阶段绥靖计划和双胞胎行动完全破产.
此后,法国殖民军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了.
它不得不采取固守据点、全面封锁的战略,退守主要城镇,保住主要交通干线和撒哈拉石油区以及东西边境上的防线.
相反,民族解放军在打了这几个大战役之后,力量大大加强,兵力扩大到15万人,而且控制了全国4/5的领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将乘胜前进,解放全国.
民族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法占区人民的斗志,他们进一步展开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1960年6月,民族解放阵线在的黎波里召开会议,作出了加强占领区的人民抵抗运动、在占领区开辟第二战场的决议.
1960年12月21日,在首府阿尔及尔的贝尔古区,穆斯林居民率先响应临时政府的号召,揭开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的序幕.
数千名男女老少,手持阿尔及利亚国旗和标语牌,高呼"阿尔及利亚独立"、"打倒法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游行示威.
殖民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向游行的群众开枪,使许多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倒卧在血泊之中.
这起惨案震惊全国.
奥兰、奥尔良维尔、君士坦丁等城市爆发了声势越来越大的抗议运动.
有些地方的居民甚至构筑街垒,同殖民当局的军警展开街垒战.
敌占区内第二战场的开辟,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从前线抽回一部分军队,来加强其后方,并对穆斯林居民进行镇压,从而削弱了正面战场上法国殖民军的力量.
法占区人民蓬勃开展的抵抗运动,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再也没有一个宁静和巩固的后方了.
到1960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投入了70%的陆军、60%的空军和90%的海军,战斗中被打死的法军有十几万人,另有80万军队、20万保安队和警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场上.
1955—1959年,法国的军费开支高达3.
5万亿美元,造成国家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物价飞涨,赋税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法国民众的反战运动也不断高涨,政府危机频仍,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为了支付高昂的战争经费,法国只好乞求于美援.
美国利用法国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不能自拔之机,乘势渗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排挤法国,取而代之.
由于殖民战争的失败,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矛盾激化,代表法国新兴石油工业和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集团同代表殖民地大庄园主利益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前者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后者则极力反对.
1958年6月,戴高乐东山再起,表明前一个集团占了上风.
加之1960年代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迅猛涌起,法国政府已经无法用暴力维持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地位.
于是,它决定改变策略,同意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企图通过谈判来保护它在殖民地的权益.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
还在临时政府成立的翌日,即1958年9月20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贝勒卡塞姆就在突尼斯的《愿望报》上发表声明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求法国政府开始谈判.
如果法国仍然顽固不化,我们就要继续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独立与和平,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幸福和繁荣.
"①同年9月26日,即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发表政策声明,提出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和军队走向解放,同时也希望与法国举行谈判,和平解放阿尔及利亚.
戴高乐为了使法国摆脱困境,积极调整其在海外殖民地的政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进行和平谈判、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以独立与和平的.
1958年10月2日,戴高乐曾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市宣布过《君士坦丁计划》,拟给阿尔及利亚农民分配25万公顷的土地;拟给阿尔及利亚工人享受同法国工人一样的工资和养老金;将允许阿尔及利亚人担任阿尔及利亚的和法国的公职,将发展阿尔及利亚的工业,以便为40万阿尔及利亚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但是,该计划又规定阿尔及利亚必须保留殖民制度,必须继续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因此理所当然地为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所拒绝.
1959年9月,当第十四届联大即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戴高乐急忙于9月16日发表了一个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的声明.
这个声明在原则上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但又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停火之后需经过四年才能举行公民投票,由阿尔及利亚人民就下列三种前途选择其一:(1)同法国分离,即独立;(2)同法国完全一体化,即法国化;(3)同法国保持一定的关系,即有限自治.
这种自决还有一个前提,即不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固有领土撒哈拉在内.
可见,这种自决实际上是继续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
尽管如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仍然表示,戴高乐的这项自决权的声明为法阿双方举行和平谈判提供了可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意以戴高乐的这一声明作为谈判的基础,并宣布任命本·贝拉等五人为谈判代表时,法国政府竟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①《人民日报》,1958年9月23日.
理由是"戴高乐将军希望派到法国谈判的代表是'那些仍然在战斗的人,而不是那些丧失战斗力的人'".
只是在夏尔防线和夏尔计划被粉碎、固守据点和全面封锁的战略遭到失败、法国政府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时,它才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子上来.
此后,双方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谈判斗争.
三、埃及人民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斗争苏伊士运河扼欧、亚、非三洲要冲,又沟通地中海和红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运河之一,也是各个帝国主义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政府立即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要求英军无条件地撤出苏伊士运河区.
不甘心退出运河区的英国殖民者多次制造借口中断谈判.
直到1954年10月15日,英国才被迫在开罗同埃及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协定》.
根据协定,英国占领军应在签字后的20个月内完全撤出埃及.
埃及政府也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同意英军在必要时有权重返运河区①.
1956年6月12日,最后一批英军撤出了苏伊士运河区,从而结束了英军自1882年以来占领埃及74年的历史.
这是埃及人民的重大胜利.
但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这个埃及的"国中之国"仍然掌握在英、法殖民者的手中,大量利润依然流入英、法垄断资本家的腰包.
譬如,1955年,该公司获纯利1亿美元,而埃及仅分得其中300万美元,只占3%.
埃及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尼罗河中游阿斯旺地区建筑水坝.
纳赛尔总统把阿斯旺高坝比作埃及新的金字塔,因为这项工程峻工后,可使埃及国民收入增加1/4.
工程需耗资10亿美元,于是埃及向美、英政府和世界银行申请贷款.
美、英政府对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同埃及签订协定、由苏联向埃及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一事深感不安,就想利用援助建造阿斯旺水坝来抵制苏联的渗入.
英国首相艾登说,西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俄罗斯熊排斥在尼罗河流域之外".
因此,美、英表示愿向埃及提供贷款,但同时提出许多苛刻的财政监督条件.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毫不掩饰地对沙特阿拉伯国王说,他之所以决定援助埃及建筑高坝,是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将使埃及在10年之内依附于美国.
1956年5月,埃及同中国建交.
同年7月,纳赛尔到南斯拉夫同铁托和尼赫鲁举行会谈.
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
这些都使杜勒斯怒不可遏.
为了搞垮纳赛尔总统,7月19日,美、英宣布收回对埃及提供援助的诺言,世界银行也随即取消了给予埃及贷款的承诺.
纳赛尔气愤地说:"这不仅是撤销援助的问题,这是对我们政权的进攻.
""埃及一定要建造阿斯旺水坝,即使我们不得不用铲子来挖,我们也要把它建造起来.
即使我们只能用双手来挖土,我们也要把它建造起来.
""埃及永远不会向美元和武力屈服".
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战,纳赛尔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用运河的收入作为建造阿斯旺水坝的费用.
7月26日,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曼奇亚广场上,纳赛尔总统向20万群众发表演说时庄严宣告,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财产移交给埃及,运河航运由埃及负责管理.
这是埃及政府和①协定中规定英国政府保留在7年时间内对运河区的军事建筑实行监督,一旦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遭到进攻时,英军有权重返运河区.
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项坚决而勇敢的行动.
不甘心在埃及失败的英帝国主义和害怕埃及这一行动会影响自己在北非利益的法帝国主义,对于埃及的上述决定极端仇视.
1956年8月2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运河是国际水道,否定埃及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权利.
8月21日—23日,美、英、法等22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上抛出四点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通过联合国来攫取运河.
结果因与会国的反对或意见分歧,这个计划未获通过.
会后,由美国、澳大利亚、伊朗、埃塞俄比亚、瑞典等国组成的五国委员会同埃及政府进行谈判,企图压埃及接受杜勒斯的计划,遭到了埃及的坚决拒绝.
9月14日,美、英、法等15个国家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运河使用国应该有效地享受通航权,并应组织起来争取这一通航权.
9月20日,美、英、法三国在伦敦片面召集18个国家开会,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
10月1日,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在伦敦成立.
英、法两国趁势冻结了埃及在英、法的资产①,禁止将运河公司的资金过户给埃及.
英、法政府还指令两国商船在通过运河区时拒绝向埃及交付通行费,还把在运河公司工作的英、法领港员和技术人员召回,以此向埃及施加压力.
在军事上,7月27日,英国成立了苏伊士委员会.
8月2日,内阁作出了使用武力的决定,命令三军参谋长立即拟订入侵埃及的计划.
法国总理摩勒派遣法国国防部长前往伦敦同英国密谋策划重占苏伊士运河的行动计划.
为此,英、法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被命名为"阿米尔卡"②的联合军事机构,同时征召后备役军人,调遣飞机、军舰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集结,并在地中海频繁地举行联合兵种的作战演习.
英、法的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都未能使埃及屈服,于是就乞灵于战争冒险.
英、法和以色列秘密达成联合侵略埃及的协议,并制订了《步枪手计划》和《达卡布计划》,决定先由以色列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吸引埃及主力东调,然后英、法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等地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最后英、法军队向塞得港进攻,占领运河区,逼纳赛尔下台.
由于这个计划实在见不得人,所以艾登不敢把计划告诉下院和保守党的同事,在提交内阁讨论时连记录也不敢保留.
英、法以为匈牙利事件已缚住了俄国的双手;美国忙于大选,将蛰伏不动,它们的侵略计划会很快得手.
艾登认为,只要一个师,至多两个师,十天内就能把纳赛尔赶下台,恢复英、法对运河的控制,为了掩饰其侵略准备,英、法还同埃及进行秘密谈判,达成了六项原则协议①,英、法承认埃及对运河拥有主权,埃及则同意照顾运河使用国的利益,双方同意以此六项原则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并约定于10月29日在日内瓦由英、法、埃及三国外长详细讨论该六项原则的实施细则.
以色列对埃及禁止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早就耿耿于怀,对埃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也怀恨在心.
现在英、法要它充当侵略埃及的急先锋,当然求之不得.
10月29日,即英、法同埃及约定在日内瓦讨论六项原则实施细则的这一天,以色列出动4.
5万名侵略军,自地中海至亚喀巴湾分四路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了进攻.
10月30①美国在1956年8月31日也宣布冻结埃及在美国的资产.
②阿米尔卡是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父亲.
①这六项原则是:(1)保持运河的自由通航;(2)尊重埃及的主权;(3)任何一国的日,纳赛尔下令全国总动员,反击以色列侵略者.
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同一天,英、法借口保护运河,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将军队后撤到离运河10英里以外的地区,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各港口,但遭埃及拒绝.
10月31日,英、法成立联合司令部,并开始轰炸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城市.
"英、法还派出海陆空军8万多人,向塞得港发动进攻.
埃及军民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
在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伟大斗争中,埃及人民表现了英勇无畏的伟大革命精神.
在阿布奥格拉地区,埃及以两个营的兵力抵抗了以色列三个旅的多次进攻.
埃及空军在两天中击落了以色列飞机18架,自己只损失了3架.
10月31日,英、法猛烈进攻塞得港,企图将埃及军队拦截在西奈半岛,配合东线的以色列军队,将埃及军队包围起来予以歼灭.
埃及识破了这一阴谋,果断地决定将埃及部队撤离东部边境地区,从而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英、法为了强占塞得港,在对该港实施四天的连续狂轰滥炸之后,于11月3日开始用伞兵在该港着陆.
可是,英、法的第一批伞兵在塞得港着陆一小时后,即被武装起来的工人消灭了.
在塞得港战役期间,英、法虽以重兵从海陆空三个方面向塞得港发动进攻,但直到停战以前,侵略军也未能全部占领这座英雄的城市.
另外,在运河的南端,11月3日,英、法联军企图在苏伊士登陆,同样遭到了埃及海陆空部队的猛烈狙击,敌人的登陆企图也一直未能得逞.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另有自己的打算.
它一方面坚持"国际管理"运河的主张,否定埃及有权将运河收归国有.
杜勒斯曾对艾登说:"必须想出一个办法,使纳赛尔把他正在打算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英、法的困境,想排挤英、法,取而代之.
它曾反对英、法对埃及使用武力,因为杜勒斯认为,可以从内部策划政变推翻纳赛尔,而不必从外部发动进攻,这样做既不会激怒阿拉伯人,也不会触犯苏联人.
以色列发动进攻后,美国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出了立即停火和所有会员国不得在该地区使用武力的提案.
英、法要求美国暂缓提出该提案,而美国代表洛奇却说:"安理会好像是一个面对阑尾炎患者的医生,阑尾已经溃烂,必须干净利索地动手术".
结果英、法不得不使用否决权.
于是艾森豪威尔指示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因为那里没有否决权.
美国在11月1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立即停火并撤军的提案获得通过.
11月3日,美国又支持成立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埃及,以保证和监督停火.
艾登气愤地说:"在联合国大会上带头采取行动反对以色列和英、法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
"当11月5日苏联分别向英、法和以色列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暗示他们如不立即停火撤军、苏联将准备用各种现代化毁灭性武器摧毁他们时,艾森豪威尔一面命令美军进入全球性戒备状态,以防苏联进入中东;一面立即打电话给艾登说:"如果您想保持英、美团结与和平的话,我要求您立即下令停火",以此逼英、法就范.
正如纳赛尔说的,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艾登是色厉内荏,而杜勒斯则是口蜜腹剑.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同情,特别是阿拉伯各国人民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
叙利亚、约旦切断了英国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封锁了领空,关闭了机场,禁止英国使用设在本国的军事基地.
苏丹向埃及派遣了志愿军.
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宣布同英、法断交.
约旦宣布同法国断交.
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还宣布实行总动员,并表示愿将本国的一切力量交由埃及支配,用以打击英、法、以侵略者.
此外,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政府也都表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于11月3日和7日两次发表声明,抗议英、法侵略埃及,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连续多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援埃及人民.
苏联政府也在11月5日对英、法、以侵略者发出了警告,宣称苏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来粉碎侵略和恢复中东和平.
由于埃及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强大支援,加上英、法自己内部的重重矛盾,处境日益困难,同时美国同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白热化,终于迫使英、法、以三国在11月6日停火,12月22日各自将他们的军队全部撤出埃及.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和反击英、法、以色列侵略的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可耻失败而告终.
如果说1952年的七月革命实现了推翻埃及封建王朝的目标,那末,1956年反殖民主义战争的胜利则基本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埃及的势力.
这不仅对埃及本身,而且对整个非洲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黄金海岸的独立黄金海岸是英属西非各领地中最早开展反帝斗争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黄金海岸人民大力支援英国,但战后他们的处境并没有丝毫的改善,相反却比战前更糟糕了.
于是黄金海岸人民在战后掀起了蓬勃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1947年12月29日,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这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
它的主席是工业家兼商人乔治·格兰特,副主席是律师丹凯.
该党决定抵制1946年英国政府抛出的《伯恩斯宪法》,并提出了一个"用一切合法手段,使控制和指导政府的权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转到人民及其酋长手中"的纲领①.
但是该党的领导人右倾保守,不敢发动群众,同时嗜权如饥,把时间消磨在发表一些浮词连篇、概念含糊的宣言上,因此斗争成果微乎其微.
恩克鲁玛回国后,被推选担任该党总书记,在他的卓越领导下,该党才真正着手进行革命活动.
弗兰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1909年9月21日生于西南部恩济马的恩克罗富尔村一个金匠家庭,特威族人,天主教徒.
他早年在教会学校上学,1927年经天主教会保送至阿克拉师范学校读书,1935年到美国学经济和社会学,1939年毕业于林肯大学,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哲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他组织了美国、加拿大非洲学生联合会,担任主席,开始进行政治活动.
1945—1947年在英国学习时,他被选为西非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筹备并参加了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届泛非大会,当选为大会两主席之一,又任西非国民大会秘书长、黄金海岸工会主席.
1947年11月,恩克鲁玛回国.
1948年1月正式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
为了迅速而卓有成效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健全和完善党的组织.
恩克鲁玛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仅在半年之内就在沿海地区建立起500个支部.
而在此之前,统一大会党真正的基层支部只有2个.
后来,还把党的工作发展到北部地区、阿散蒂地区、直辖殖民地和外沃尔特多哥四个地区.
此举对维护黄金海岸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具有深远的意义.
恩克鲁玛特别注意青年工作,①《恩克鲁玛自传》,第73页.
组织了青年读书会,进而建立青年组织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斗争比较坚决的下层知识分子.
其次是办报纸,广泛宣传自治的思想和主张.
1948年9月3日,恩克鲁玛创办了《阿克拉晚报》;1949年1月,在塞康第创办了《早晨电讯报》;12月,又创办了《每日邮报》.
其中《阿克拉晚报》销路最广,影响最大,成为统一大会党的主要喉舌.
第三是建立学校,培养干部.
1948年7月,恩克鲁玛创办了加纳学院,目的是培养觉悟的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反对外国统治斗争的先锋队.
此后,他又在全国陆续建立起10余所中学和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
通过这些活动,恩克鲁玛显示了自己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杰出的政治活动能力.
1949年6月12日,恩克鲁玛在青年组织委员会的基础上宣布成立人民大会党,原统一大会党的大部分党员都加入了人民大会党.
恩克鲁玛担任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的主席之后,制订了该党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1)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争取实现完全的自治;(2)使人民大会党成为强有力的、自觉的政治先锋队;(3)保持国家的完全统一;(4)促进西非的自治和统一.
恩克鲁玛选择以合法的非暴力的原则作为争取加纳独立的指导思想,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泛非主义的影响.
恩克鲁玛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接受了著名的泛非主义者加尔维的思想.
1945年10月,他参加了第五届泛非大会,又肯定了"非暴力积极行动"的主张.
其次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影响.
恩克鲁玛很早就成为甘地主义的信徒.
1946—1948年间,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相继独立,更坚定了他对甘地主义的信仰.
第三是黄金海岸历史上改良主义道路的影响.
1847年,英国宣布黄金海岸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同时就设立了立法议会.
1888年,海岸角商人约翰·萨尔巴成为第一个非洲人议员.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六名非洲人代表参加了立法议会.
1925年颁布的《格吉斯堡宪法》,规定立法议会中非洲人议员为九名.
1946年颁布的《伯恩斯宪法》,允许非洲人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
尽管这些非洲人议员主要是酋长,他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黄金海岸民族主义者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种看法,即通过和平的改良是能够取得自治的.
恩克鲁玛也深受此种影响.
再加上恩克鲁玛对民族独立运动的道路有他自己的认识,他曾经说过:"只要殖民地内部争取独立的力量组织起来,就足以使帝国主义国家相信抗拒独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继续保持殖民地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抵销不了一场殖民地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①基于这些原因,恩克鲁玛成了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
这就决定了他在领导黄金海岸人民争取独立时走合法的非暴力的道路.
恩克鲁玛还提出了积极行动和策略行动作为实现党的纲领的手段.
所谓积极行动,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利用报纸开展宣传教育运动.
如果不能奏效,作为最后的手段,则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则,在宪法的范围之内,开展罢工、抵制和不合作运动.
所谓策略行动,就是类似斗智的行动,即在实权仍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中时,在一定条件下,作某种程度的妥协,逐步扩大人民大会党在政府中的权力,最后达到完全自治的目的①.
1949年10月殖民当局公布的《库西宪法草案》,虽然将立法议会中非洲人议员的人数增加到75名(议员总人数为84名),政府中的11名成员中①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265页.
①《恩克鲁玛自传》,第117、4页.
非洲人也增加到8名,但总督拥有否决权和必要时可直接颁布法律的权力,而且政府中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这四个重要的部门仍由英国人掌握.
显然,这是不符合人民大会党"现在就实行完全自治"这一政治要求的.
1949年11月20日,恩克鲁玛主持召开黄金海岸人民代表大会,全国50多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政治团体.
大会决定不接受《库西宪法》,并要求立即给黄金海岸人民以自治.
殖民当局予以拒绝,并逮捕了人民大会党所属报纸的编辑.
于是,恩克鲁玛决定发动以非暴力和不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运动.
自1950年1月8日午夜开始的总罢工和抵制英国货的运动很快席卷全国.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政府职员也停止办公,全国经济生活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
殖民当局出动军警进行残暴镇压,造成人民群众多人伤亡.
人民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被逮捕,恩克鲁玛再次入狱,并被判处三年徒刑.
殖民当局原打算用镇压来打击人民大会党,但适得其反,迫害却提高了人民大会党的威信,一月事件之后,有4000多人参加了该党.
恩克鲁玛在狱中继续同党保持联系,指导全党工作.
1951年2月,英国正式宣布实施库西宪法,进行大选.
为了利用议会进行斗争,恩克鲁玛指示人民大会党参加选举,力争夺取每一个席位.
选举结果,人民大会党取得巨大胜利,获实际投票总数的90%以上.
恩克鲁玛还获得黄金海岸历史上的最高个人得票数——22780票.
这样,英国总督不得不释放恩克鲁玛,并任命他为政府事务领导人.
由此时起,人民大会党的斗争进入策略行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恩克鲁玛决定展开宪法改革和击败反对派这两个方面的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
首先是宪法改革.
1952年3月5日,恩克鲁玛的第一次宪法修改提议被英国政府批准.
根据该提议,政府事务领导人改名为总理,其权限高于英国人部长而低于英国总督;行政委员会改名为内阁.
于是,恩克鲁玛成了黄金海岸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洲人总理.
1953年7月10日,恩克鲁玛又提出第二次宪法修改提案,这是一个被称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提案.
它要求英国承认黄金海岸为英联邦内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这个提案得到议会内外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欢呼.
英国政府被迫表示同意.
1954年6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举行大选,人民大会党再次获胜,得到55.
4%的选票,在104个议席中获得72个议席.
恩克鲁玛再次组阁,但英国仍控制着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重要的部门.
其次是击败反对派.
恩克鲁玛建立自治政府后,英国殖民者为了能够继续保持它原来的殖民地利益,阻止黄金海岸独立,再次玩弄分而治之的阴谋,暗中支持各地方的反对派破坏黄金海岸的统一,削弱人民大会党的势力.
1954年下半年,反对派在各地进行反对人民大会党的活动.
北部领土有北方人民党,多哥托管区有多哥大会党,阿散蒂地区有民族解放运动党.
这些反对党的主要成份是当地有势力的酋长和买办,以及原统一大会党的右翼势力.
民族解放党在阿散蒂地区制造地方叛乱,要求独立.
1955年初,各反对派在英国支持下联合起来,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要求实行联邦制,在国会里设立第二院,以便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甚至还威胁说要用武力达到目的.
英国实际上纵容这种分裂,但表面上又以仲裁者身份进行调停.
9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如果重新举行大选,新选出的立法议会能以合理的多数通过在英联邦内独立的议案,则英国准备接受,并将确定独立的日期.
人民大会党接受了这一建议,解散了他们占多数的议会,参加了1956年6月的全国大选.
结果,反对派联盟再次失败,人民大会党获得57%的选票,在议会的104个议席中获得71席,占绝对优势;即使在阿散蒂地区,也获得了43%的选票.
恩克鲁玛再次取得了组织政府的资格.
8月,黄金海岸立法议会通过决议,授权恩克鲁玛政府向英国交涉黄金海岸独立事宜.
9月15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同意黄金海岸于1957年3月6日独立,改国名为加纳.
同时,根据联合国1956年12月13日的决议,多哥托管区并入独立后的加纳.
加纳是英属西非各领地中开展反帝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最早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严重削弱、世界人民和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增强的情况下,由于世界各国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支持,加上有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及其杰出领袖恩克鲁玛的正确领导,终于取得了独立.
这既是加纳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
加纳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自然对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特别是加纳所走的非暴力的和平道路,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至全非洲都产生了一种吸引力,起到了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加纳独立后,又转而对撒哈拉以南地区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有力的支持.
这是这一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几内亚的独立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法属各领地中最早独立的国家.
几内亚的民族独立斗争同加纳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几内亚的民族独立斗争也是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取得的.
相异之处在于,几内亚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几内亚是原法属西非联邦的一部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几内亚与参加原法属西非联邦的其他国家联系比较密切,相互影响也比较大.
几内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在几内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塞古·杜尔的领导下进行的.
塞古·杜尔1922年1月9日生于几内亚拉法纳省的农民家庭,马林凯族人,穆斯林.
著名的抗法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的女儿是他的外祖母.
塞古·杜尔于1937年进科纳克里的乔治·波阿雷职业学校读书,因组织罢课被学校开除,后在函授学校修完中学课程.
他在青年时期当过瓦工、修理工、会计等,1945年开始参加政治活动.
为了组织群众,并让群众通过切身的利益提高政治觉悟,塞古·杜尔首先从组织工会着手.
1945年,几内亚邮电工会成立,塞古·杜尔作为这个全国最大的职工工会之一的创建者,被选为总书记.
邮电工会成立后不久,塞古·杜尔就领导了一场76小时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同年,他根据法国总工会的建议,同其他工会领袖一起,筹建了几内亚总工会,被选为副主席.
1946年非洲民主联盟成立后,塞古·杜尔成为该联盟的专职工会工作者.
从此,他不仅在几内亚,同时在整个法属西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他领导几内亚铁路工人和法属西非其他领地的铁路工人,联合举行了为时5个多月的大罢工.
1952年10月,在他的倡导下,在达喀尔召开了西非工会代表会议.
会议号召非洲工会采取统一行动,配合法国议会通过规定每周40小时工作制、工人不分肤色同工同酬的《海外领地劳动法》.
为此,他在11月3日领导西非工人举行24小时的警告性罢工.
1953年3月,他再次发起在巴马科举行西非工会代表会议,要求增加工资20%.
1953年9月21日—11月25日,他又领导了一场坚持66天的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在几内亚全面实行劳动法.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殖民当局被迫答应全面实行劳动法,还答应提高20%的工资.
塞古·杜尔对这次罢工的评价是"它不仅是工人们的罢工,而且是起来反对殖民制度的几内亚全体人民的罢工.
"这次罢工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也提高了塞古·杜尔在几内亚和法属西非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的声望.
几内亚的工会会员从罢工前的4600人猛增到4.
6万人.
塞古·杜尔认识到政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重要性,他不仅卓越地领导了几内亚的工会运动,而且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于1947年5月创建了几内亚民主党①.
塞古·杜尔任党的主席,1952年改任总书记.
作为党的领袖,他十分重视党的发展,极力争取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党支部,使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为此,塞古·杜尔反复强调几内亚民主党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全民的政党.
他说道:"几内亚民主党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全体几内亚人民的党.
在这个党中,人们可以发现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服务员、知识分子肩并肩;它是大众的党,其行动纲领是完全建立在几内亚全国利益基础之上的.
"②几内亚民主党积极发展工会组织和领导工会活动,开展群众工作,在农村提出保护农民利益和反对封建酋长制度的口号,受到农民的欢迎.
所有这些,加上1953年塞古·杜尔领导全国性总罢工的胜利,使他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1953年的领地议会补缺选举中,他被选进了领地议会.
1954年6月,他又参加了法国国民议会的竞选,但由于殖民当局仇视他,操纵选举,使他的竞选遭到失败.
当局的这一卑劣行为激起了几内亚人民的愤慨,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
1956年1月,当法国国民议会举行新的选举时,几内亚民主党已十分强大,以致殖民当局再也不能阻挡塞古·杜尔当选了.
同年11月,塞古·杜尔还被选为科纳克里市的市长.
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属喀麦隆武装起义以及西非和赤道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56年,法国摩勒政府被迫采纳了海外领地部部长德费尔的建议,为了不使事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同意在继续控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前提下,给予各个领地以有限的自治权.
同年,法国议会通过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海外领地根本法》.
根据这一法令,几内亚领地议会有权设立政府委员会,批准地方预算,成立半自治政府.
法国政府大肆吹嘘这是法国民主性的表现.
实际上,根据《海外领地根本法》的规定,各领地政府不是以非洲籍总理为首,而是以法国政府任命的并对法国政府负责的法国总督为首,而且领地政府的若干非洲籍部长由法国总督提名,领地政府也不对领地的立法机关负责.
因此,《海外领地根本法》的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削弱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而已.
尽管如此,《海外领地根本法》的公布仍然是法国帝国主义被迫作出的让步,它使各个领地向着独立前进了一步.
1957年3月,几内亚根据法国的《海外领地根本法》举行领地议会选举.
这是几内亚历史上的第一次普选,所有21岁以上的成年男女都有选举权,并①该党于1978年11月改名为几内亚国家党.
且都在一个选举册上.
选举结果,几内亚民主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全部60个席位中占了56个席位.
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允许几内亚民主党组织政府,并任命塞古·杜尔担任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则由法国总督兼任.
几内亚建立了半自治共和国.
两个月以后,即同年5月,塞古·杜尔又被选为法属西非国务议会成员.
塞古·杜尔并不满足法国给予几内亚这种半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要求把几内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推进.
在大选之后,杜尔就曾说过:"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理解人民所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变局势的胜利,同时也希望大家经过这场胜利之后,能制订出一项切实可行的纲领,以便着手进行今后的工作.
"为此,杜尔在非洲民主联盟内部和几内亚国内开展了新的斗争和工作.
非洲民主联盟成立之后,一直处于象牙海岸的农场主并任法国内阁部长的乌弗埃—博瓦尼的控制之下.
该联盟的纲领仅局限于要求非洲人在法兰西联邦内部取得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以塞古·杜尔为首的左派曾要求把争取自治和独立作为联盟的奋斗目标写进纲领,但未成功.
1949年底和1950年初,非洲民主联盟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后,乌弗埃—博瓦尼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意无条件地支持法国政府,并提出了"非洲人和法国人合作"的口号.
联盟领导人的这一行动,遭到了下属一个支部——几内亚民主党的谴责,该支部实际上后来也不再服从它的领导.
但是,塞古·杜尔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并未让几内亚民主党退出联盟.
1957年,法属非洲各领地依据《海外领地根本法》建立了半自治共和国之后,乌弗埃—博瓦尼认为非洲民主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塞古·杜尔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可半途而废,应当乘胜前进,争取完全的独立.
这种分歧和对立终于在1959年9月巴马科召开的非洲民主联盟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暴露出来.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西非各国未来的前途问题.
会上形成了以塞古·杜尔为首的少数派和以乌弗埃—博瓦尼为首的多数派,两派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问题.
乌弗埃—博瓦尼主张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放下武器并参加法兰西联邦;杜尔则主张法国政府应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有资格的领导人进行谈判.
二是关于非洲各领地的前途问题.
乌弗埃—博瓦尼主张维持半自治状态,理由是非洲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杜尔则主张各领地应当实行彻底的独立.
三是关于各领地同法国的关系问题.
乌弗埃—博瓦尼主张非洲各领地同法国相互依存,各领地作为内部享有半自治的国家,在法国的领导下,同法国结成一个有共同的议会和共同的政府的大联邦;杜尔则主张各国和法国建立平等的关系,由完全独立的各国组成西非和赤道非洲两个联邦,再由这两个联邦同法国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建立联系.
大会没有就这三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未能就今后的统一行动达成协议.
但由于杜尔的斗争,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了这样的话:"独立,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获得独立,人民才能利用国家的职能为大家谋利益.
"塞古·杜尔在会上还当选为非洲民主联盟的副主席,主席仍由乌弗埃—博瓦尼担任.
经过这次会议,几内亚民主党同非洲民主联盟最终完全分道扬镳.
民主党在杜尔的领导下,勇敢坚定地走争取独立的道路,而民主联盟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早在1956年4月,杜尔建立的非洲工人联盟就已中断同法国总工会的关系,并且退出了世界工联.
在这基础上,杜尔创立了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摆脱法国和其他欧洲工会控制的独立的非洲工会运动,为西非各领地和几内亚的独立而斗争.
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联合"黑非洲的工人,在反对殖民统治和其他各种剥削形式的斗争中,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协调非洲工会的行动.
……同时,确立非洲工会事业的独立性".
在国内,杜尔利用担任半自治共和国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争取独立进行准备工作.
他首先实行地方行政改革,对支持法国殖民当局的地方宗法势力、土著上层进行限制和打击,在全国建立了4000个基层的村委员会,负责乡镇行政事务,客观上取消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酋长制度.
其次,提高工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而且鼓励组织农民合作社.
这些措施在于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城乡群众.
再次,重视发展国民经济,加紧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并利用几内亚丰富的铝土资源,发展铝制品的生产.
这一系列的工作,巩固了几内亚民主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
1958年,随着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人民的斗争进一步高涨,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扩大和喀麦隆游击战争的加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濒临崩溃,从而导致法国本土严重的政治危机.
法国统治集团只好把戴高乐将军请出来主政.
戴高乐上台后,制定第五共和国宪法,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以取代法兰西联邦.
共同体被美化为"愿意自由的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
按新宪法规定,在共同体内,各海外领地均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待遇,在经济和内政方面有自主权,可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外交、国防等权力仍由法国控制.
可见,共同体的成员国仍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
这个新宪法的草案于1958年8月29日由法国国务委员会完成批准手续后,定于一个月后即9月29日由法国和海外各领地举行公民投票,就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还是脱离共同体而独立作出决择.
在这期间,塞古·杜尔亲赴巴黎,向戴高乐表达了几内亚人民渴望独立的强烈愿望,并表示几内亚独立后仍愿意同法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杜尔说:"我们只是不赞成这部宪法,但并不等于反对法兰西".
戴高乐则以法国将断绝同几内亚的一切关系对杜尔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企图迫使几内亚参加法兰西共同体.
戴高乐说:"几内亚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投票赞成,留在共同体内;或者投票反对,同法国断绝一切关系.
"不仅如此,在9月28日投票前夕,戴高乐还亲赴非洲,对西非和赤道非洲各领地再一次施加压力.
几内亚人民坚决顶住了法国的压力.
在科纳克里,杜尔再一次向戴高乐表示了独立的决心.
戴高乐怒不可遏,以致粗暴地拒绝同杜尔共进晚餐.
压力不仅来自法国,还来自非洲内部.
许多领地的政治领袖害怕同法国破裂,害怕法国可能会采取经济制裁,因而主张参加共同体,反对塞古·杜尔的独立主张.
例如,两位著名人物乌弗埃—博瓦尼和桑戈尔即如此.
乌弗埃—博瓦尼在投票前夕,在阿比让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挖苦杜尔说:"从前有人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现在我告诉你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共同体,它团结一致,实力雄厚,生活富裕,它得到全世界的尊敬,能够自立,有无穷的资源可以利用,足以保证个人的多方面的发展,把他的人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那末,我宁愿当这个共同体的居于第100万名之后的成员,也不愿当一个苦难国家的第一号人物.
"同样,桑戈尔在投票前夕,在尼亚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也警告杜尔说:"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
独立也意味着花生价格必须适应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也许会减低工资和薪金,……当然没有理由放弃独立,但是有充分理由把独立组织得圆满些.
"然而塞古·杜尔没有在种种压力面前屈服,坚定地向几内亚人民发出了激动人心的要求独立的号召.
他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宁要贫困的自由,不做富裕的奴隶!
"1958年9月28日,几内亚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以113.
6万票对5.
7万票通过了立即独立、不加入共同体的决策.
其他11个领地则通过了加入共同体的决策.
戴高乐政府也只得承认这一投票结果.
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宣告独立,成立共和国,由塞古·杜尔担任总理.
这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继加纳之后第二个独立的国家.
几内亚的独立对非洲特别对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法国为了缩小几内亚独立的意义和影响,竟企图将这个新生的国家扼杀于摇篮之中.
公民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法国政府就电令在几内亚工作的所有法国人立即回国,包括4000名技术专家在内;同时下令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销毁各种档案,破坏所有无法带走的机器设备,抽回资金和贷款.
法国还向它的欧洲盟国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承认几内亚共和国,也不给几内亚任何经济援助.
这使几内亚暂时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
但是,法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并没有吓倒几内亚人民,他们在以塞古·杜尔为首的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克服种种困难.
值得欣慰的是,几内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支持.
邻国几百名非洲人志愿来到几内亚,代替撤走的法国专家的工作.
加纳政府向几内亚政府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贷款.
中国也提供了价值12750万美元的援助,并派出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帮助几内亚进行经济建设.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几内亚最终克服了困难,走上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的道路.
六、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全非人民大会的召开及其影响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非洲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及把非洲大陆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的必要性.
从1958年以来,非洲各国为解决他们存在的共同问题,先后召开过两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三届全非人民大会.
其中除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是在1961年召开的以外,其他会议都是在1958—1960年之间召开的.
1958年4月15—22日,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
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非洲国家举行会议讨论自己关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独立国家加纳、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还有尚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多哥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
会议由加纳总理恩克鲁玛主持.
全非洲人民对于这次会议寄予热切的期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对这次会议表示关心.
亚非会议以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深入发展,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和几内亚相继独立.
非洲八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面积7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的28.
5%;其人口总和为7,700多万人,占非洲大陆总人口的39.
6%.
其他未独立的地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群众运动,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黑暗大陆"的漫漫长夜已经破晓,独立自由的曙光已经出现.
然而,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亚洲的殖民地之后,企图把非洲变成其殖民体系的最后堡垒.
因此,帝国主义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加紧镇压非洲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对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破坏,妄图重新控制和奴役这些国家.
这就促使非洲已经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这就是首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的原因和背景.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反映了非洲人民要求争取独立自由和保卫独立自由的强烈愿望.
"不许干涉非洲,非洲必须自由"是这次会议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
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多项决议.
宣言指出,非洲独立国家决心"保障我们得来不易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承认非洲人有独立和自决的权利以及采取适当步骤来实现它的权利",并表示"决心建立与会八国之间的更密切的友谊、兄弟关系、合作和团结".
会议通过了支持联合国宪章、恪守以万隆会议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决议;通过了谴责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主张明确规定日期使未独立地区取得独立的决议;通过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正义斗争的决议,要求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和自主权,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它的全部军队,立即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举行和平谈判,并要求法国的友邦和盟国不要直接和间接地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
会议谴责法国殖民主义者对喀麦隆人民的武力镇压,通过了要求法国让多哥和喀麦隆实现民族自决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
决议严厉地斥责"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作法是罪恶和不人道的",谴责世界各地特别是南非联邦、中非联邦、肯尼亚和非洲其他地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行径,并建议"所有与会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根除他们自己国内可能出现的种族歧视的痕迹".
殖民主义者对于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的召开既怕又恨.
早在1957年春天,当准备召开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的消息刚刚传出,美国和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就对许多非洲独立国家施加压力,企图制止会议的召开.
摩洛哥独立党主席阿拉尔·法席曾揭露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对加纳总理恩克鲁玛施加压力,要他取消这次会议,并进一步指出,这"完全是遵循着美国的政策".
西方国家报刊则恶毒散布种种挑拨性的言论,企图使会议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来进行,为帝国主义的政策服务.
如1957年4月4日合众社发表的一条评论就曾经这样说:"非洲会议是西方的好消息,非洲会议同两年前的万隆会议不同,发起国所关心的是和西方作朋友,而不是宣布脱离西方而独立.
"这就说明,为什么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几度延期,从1957年5月延至10月,又延至1958年1月,最后才在1958年4月15日召开,这显然同帝国主义的阻挠不无联系.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非洲各国之间的进一步团结,也加强了各国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力量,对当时仍处在殖民压迫和奴役之下的一亿多非洲人民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为了纪念这次会议,4月15日被定为"非洲自由日".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开过不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几内亚获得独立.
这样,非洲独立国家的面积之和占到全非总面积的1/3以上,人口也接近全非总人口的一半.
到1960年,尼日利亚、喀麦隆、多哥和意属索马里等殖民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正在走向独立.
在非洲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非洲各国人民有必要坐到一起,共同讨论有关非洲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
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
1958年12月5—13日,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在阿克拉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8个国家的62个组织的300名代表.
这是第一次在非洲举行如此盛大规模的民间性集会.
"非洲必须自由"和"非洲必须统一"是这次大会的两大主题,也是这次大会中响亮的呼声.
全非人民大会反映了非洲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与会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丑恶面目.
喀麦隆代表乌安迪说:"不独立勿宁死!
"坦噶尼喀代表博克·穆纳克高呼:"我们并不是在乞求自由,自由是我们天生的权利.
如果不给我们自由,我们将用武力来取得它.
"当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法农发言时,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经久不息地向他欢呼喝采,表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斗争的钦佩和支持.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五项决议.
名为《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言,愤怒谴责在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中罪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并指出这种制度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中非、肯尼亚、南非、葡属安哥拉、莫桑比克、普林西比和圣多美特别表现了极度残酷的形式.
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就其性质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表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同仇敌忾以及争取自由、独立的决心.
属于这一类的有: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的决议;关于要求殖民国家从其所占领的领土上撤走的决议,它谴责帝国主义把非洲人军事化和利用非洲领土作为进行侵略战争之用,要求帝国主义立即停止对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它指出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非洲殖民地的结果,严厉谴责种族隔离、保留制度以及种族歧视和肤色隔离的其他一切形式,特别谴责中非和南非等地区以种族隔离的社会原则作为少数统治多数的基础的政治政策.
另一类是表示在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的意愿.
属于这一类的有:关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它要求各个国家和政府,特别是非洲独立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呼吁非洲各国支援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并要求非洲独立国家以一切可能的办法,对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附属国人民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从而使他们迅速获得解放,并参加非洲自由、独立国家的大家庭;关于实现非洲统一的决议,它号召非洲各个独立国家,在地理接近、经济相互依赖、语言和文化相似的基础上,联合为若干区域性联邦或集团,以便实现泛非主义的最终目标,建立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关于建立常设机构的决议,它宣布在阿克拉建立常设秘书处,以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团结,以及在非洲各国人民中培养一种大家庭的情感,以便于将来建立非洲合众国.
大会曾就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应当采取何种斗争手段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恩克鲁玛和其他一些代表主张采取各种形式的非暴力行动,以实现非洲的合法权利和愿望;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不应当排除暴力手段,非洲各族人民能够使用武力来收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经过热烈讨论,大会最后通过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指出:"大会支持所有采用非暴力和不合作等和平手段的人们,也支持在那些必须进行报复的地方的所有为了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不得不对暴力进行报复的人们.
"美国著名黑人领袖、泛非运动创始人杜波依斯给全非人民大会发来了贺信.
他在信中特别强调:"今天西方表示让步,但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必须小心.
""它要使你们的一些比较时髦而比较不谨慎的领袖,变成和白色剥削者同伙的资本家",因此,"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它作斗争.
"帝国主义对于全非人民大会的号召既惊慌又恼怒,他们采取威吓和诱骗兼施的办法企图对大会加以破坏.
特别是美国的活动异常频繁.
在全非人民大会开幕前夕,美国助理国务卿萨特斯威特专程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表示美国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次会议的召开.
美国还派遣了大批观察员出席大会,他们在暗中进行贿赂、恐吓、造谣、刺探情报,企图对大会施加影响.
美国的非洲美洲协会主办的《非洲专讯》杂志的记者罗伯特·基思,为了偷听非洲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闭幕会议前一天举行的秘密会议的情况,竟躲藏在大会讲坛下面,被人们不客气地抓了出来,交给警察处理.
但是,会议的圆满结束使帝国主义的破坏计划落空了.
全非人民大会是继万隆会议、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以后非洲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发展,它有力地推动非洲人民的斗争走向新的胜利.
1960年1月25日—31日,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召开.
参加这一届大会的有非洲30个国家的50个政党和群众团体的140多名代表.
他们聚集一堂,就非洲人民独立和团结的伟大事业交换意见.
"独立和团结"是这一届大会的口号.
自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举行以来,非洲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年多以前,赤道以南的广大黑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方兴未艾,到此时已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
除了法国已被迫承认喀麦隆于1960年11月1日独立以外,在同年4月、7月和10月,法属多哥、意属索马里和英国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尼日利亚也先后宣告独立.
比属刚果人民在有效地抵制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所制造的虚伪选举和拒绝了所谓"分阶段独立"的骗局之后,已迫使比利时政府作出让步,同意刚果在1960年6月30日独立.
尼亚萨兰、乌干达、肯尼亚和其他非洲殖民地的人民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也正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展开进一步的斗争.
然而,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每一寸阵地,他们从无耻的挑拨、欺骗到血腥的屠杀、镇压,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还力图继续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某些国家中继续保持政治和军事特权.
美国则大耍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帮助西欧殖民国家迫害和屠杀非洲人民,特别是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并且支持法国在撒哈拉试验核武器;另一方面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通过所谓"援助"、"投资"等途径,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大举扩张,逐步夺取西欧国家在非洲的地盘,推行新殖民主义.
为了挫败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很需要召开一次全非人民大会,分析形势,号召和动员非洲人民提高警惕,争取真正的独立,并总结自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以来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成就,进一步促进非洲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这就是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争取非洲独立的总政策、关于非洲经济发展问题、关于非洲统一问题、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有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喀麦隆、南非、葡属非洲、肯尼亚、坦噶尼喀、象牙海岸、桑给巴尔以及"法兰西共同体"等问题的一系列决议.
关于总政策的决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非洲国家之间团结的重要性,以期挫败帝国主义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
决议指出:"为了更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和迅速地把所有附属国的人民从外国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绝对必须联合和团结全体非洲人民的力量,因此建议非洲各国为了全体非洲人民的利益重视互相合作".
二是强调真正独立的重要性,以粉碎帝国主义在某些国家中继续保持其政治和军事特权.
决议指出:"非洲各国人民立即无条件地采取行动,要求驻扎在非洲旨在进行侵略和压迫的外国军队全部撤走.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决议表示了与会代表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极大的尊敬和支持,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号召建立非洲志愿军来支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并要求美国放弃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的有害政策.
大会要求法国立即从喀麦隆撤退军队,恢复和尊重喀麦隆人民的民主自由;要求英国政府让肯尼亚人民立即独立;要求实现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的完全独立;支持比属刚果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关于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以及宣布独立的要求,并形成和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这些决议体现了非洲人民坚决反对殖民国家的各种破坏阴谋、要求实现非洲各国真正独立的坚定立场.
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日益感觉到美国新殖民主义对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严重威胁.
因此,这届全非人民大会特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会发了电报,揭露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援助法国,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战争.
电文要求美国政府放弃这种有害的政策,并且强调:"美国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支持,给非洲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充分体现并进一步促进了非洲人民要求加强团结的热烈愿望和相互支持的坚强意志.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致大会的贺电中再一次向非洲人民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他说:"中国人民坚决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大力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1960的6月14日—24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二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有2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主持了会议.
进入1960年代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非常令人兴奋,一个又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在非洲诞生.
英属索马里的独立,在整个英属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
所谓"法兰西共同体"也正在经历着解体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老殖民主义者采取了新的殖民主义手法,执行非殖民化政策,即制造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殖民控制.
英、法、比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被迫同意他们的非洲殖民地独立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策划这一诡计,力图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保持其军队和军事基础,并且继续维护其殖民利益,尤其是经济上的控制.
而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则成为非洲人民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就在这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的前夕,美国国务卿赫脱假惺惺地来电致贺,说什么美国是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的,美国要帮助非洲各国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
美国新闻处则竭力鼓吹美国的无私援助,以引诱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上钩.
然而,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却露了马脚,它1960年6月19日发表的社论在评论独立国家会议时以威胁的口气说:反对殖民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就为赫脱等人侈谈非洲和平与繁荣而讳言反殖民主义的贺电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因此,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就成为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个必须十分重视并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同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曾引起非洲各国代表的注意.
时隔半年,非洲独立国家再次聚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1)非洲各族人民摆脱殖民主义而取得完全解放的问题;(2)从非洲领土上拆除外国军事基地的问题;(3)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和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问题;(4)南非种族歧视和抵制南非货物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
与会各国代表特别强调,应该揭露和粉碎殖民主义在某种伪装下卷土重来的任何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说:"美国今天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财主",美国供给法国殖民主义者金钱和武器,并派遣技术人员到阿尔及利亚去就地保养美国供给法国的飞机.
乌干达国民大会主席基瓦努卡说:"非洲人民必须提防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诡称友好,但却企图在经济上奴役非洲人民.
"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表示忠于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和万隆宣言,并且呼吁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阴谋.
关于第二个问题,与会代表引用了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加紧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的活动.
甚至就在本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期间,美、英两国政府还达成秘密协议,以建立科学研究探测站的名义在桑给巴尔建立导弹基地.
这激起桑给巴尔人民的愤怒,举行了反对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的5万人大示威.
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迪亚洛在本届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企图在新独立的国家保留军事基地,用来对付非洲民族主义.
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在非洲继续保持和建立军事基地,不仅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而且是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威胁.
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在非洲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
"决议还号召非洲各国采取措施,阻止法国在撒哈拉或其他非洲领土上试验原子武器.
关于第三个问题,会议表示,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是全非人民斗争的生动象征,对待这一斗争的态度是检验是否真正忠实于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试金石.
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在物质和外交方面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事业,并且派遣代表团到世界各国首都寻求对阿尔及利亚事业的支持.
会议关于第四个问题的决议,谴责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要求与会各国全面抵制南非,断绝同它的外交关系,抵制一切南非的商品,不让属于南非公司的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等.
会议最后还决定建立特别基金,用来援助非洲各地为自由斗争的战士.
这笔基金由各非洲独立国家提供.
第二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同以前召开的几次全非性会议一样,对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团结、促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新老殖民主义和苏联对蓬勃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对策英国是在非洲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
面对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惊涛骇浪,英国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
1959年1月下旬,英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匆忙召集英属东非的四个总督到伦敦开会,商讨对策.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非洲协会举行集会讨论非洲形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数百家在非洲进行投资的英国大公司的代表和许多殖民地官员,规模之大为该会成立以来所仅见.
会上,主要发言人之一哈利·格林费尔回顾了非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形势以后,无可奈何地承认:"自殖民地撤退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英国的财力、物力都不足以应付这么多地区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国统治集团又明白表示,英国绝不退出非洲.
会议的另一主要发言人奥立弗·伍兹公开叫嚣:"我们必须继续留在非洲.
除非我们留在非洲,否则我们将得不到工业所必须的原料和非洲的市场.
"在非洲进行了几十年殖民活动的资本家布朗·麦克唐纳也说:"要注意,英联邦将来能否继续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主要取决于我们在非洲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
为了继续保持对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加强武力镇压是英国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法.
在英属东非总督会议期间,经常反映官方意见的刊物《东非洲和罗得西亚》的评论就透露了殖民者的凶险计划.
它写道:"不可否认,近几年来,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政府是过于迁就非洲民族主义过激分子了",英国殖民当局应当"显示一下驯服他们的意志".
在英属东非总督会议前后,英国更加疯狂地对东非和中非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血腥镇压.
尼亚萨兰和罗得西亚的人民成批地遭到枪杀和逮捕.
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成百的工作人员被投入监狱.
在肯尼亚,三人以上的集会都是非法的.
在坦噶尼喀,殖民当局利用殖民警察巡逻车遭到袭击的事件,进行疯狂的报复,逮捕了1500多名非洲居民.
然而,仅仅依靠武力镇压已经无济于事.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承认:"用武力拖住非洲的民族主义将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于是,英国又通过推行虚假的宪法改革,在殖民地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扩大非洲人的某些选举权、建立联邦等手段来软化非洲人民的斗争,对幅员广阔的尼日利亚则采取挑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手法.
1960年初,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打破历史惯例,第一次访问非洲.
他大谈其所谓非洲的正确道路,要英属非洲人民终止对宗主国的敌对运动,而走合作与和平发展的道路.
他还大谈其在非洲建立由英国提供资金和技术、由非洲提供资源和劳力的所谓"种族合伙"关系.
麦克米伦在中非威胁尼亚萨兰人民必须同他所指派的蒙克顿委员会进行合作.
英国在肯尼亚同样提出了一个《麦克劳德计划》,要进行宪法改革,但规定选举将按"坦噶尼喀方式"进行.
《东非旗帜报》指出:"坦噶尼喀方式意味着:选民必须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和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年龄在40岁以上,拥有某个职位,或者每年收入为75英镑".
这种选举的价值可想而知.
至于建立联邦的计划,则遭到非洲人民的激烈反对:英国计划在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咯地区组织东非联邦,但各地纷纷要求独立.
英国制造了中非联邦,但是不论在罗得西亚或者尼亚萨兰,人民都强烈地反对这个联邦,各自要求独立.
英国企图把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专纳兰三个地区并入南非联邦,也遭到当地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抗议.
正是在镇压和欺骗这两种政策均告失败的情况下,英国被迫让英属非洲殖民地先后取得了独立.
法国也是在非洲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
万隆会议之后,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宣告独立,法国统治阶级惶惶不安.
他们一方面对殖民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方面进行宪政改革.
法国调集了几十万军队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还派遣大军野蛮屠杀喀麦隆反法起义的人民,甚至卑鄙地谋杀了喀麦隆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穆米埃.
法国加强了对索马里的军事镇压,解除了反对新宪法的索马里总理穆罕默德·哈迪的职务.
在尼日尔,法国在加强军事镇压的同时,还逼迫反对宪法的尼日尔总理巴卡里及其政府人员辞职.
在法属苏丹,法国依仗军事压力,把投反对票的前法属苏丹劳工部长迪阿洛·阿卜杜拉赶出了国境.
但是,法属非洲各领地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宪政改革的斗争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动摇,相反,斗争越来越广泛而激烈.
于是,法国被迫作进一步的改革.
1956年6月,它颁布了《海外领地根本法》,允许各领地设领地议会和领地政府,建立所谓半自治共和国.
领地政府的总督仍由法国政府任命,部长可由总督提名非洲人担任.
但是各领地的人民斗争仍然蓬勃发展,迫使1958年6月上台的戴高乐不得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再作调整.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废除了法兰西联邦,代之以法兰西共同体;海外领地从半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各自治共和国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设立一院制的议会和以总理为首的代议制政府,总理兼任国家元首,但外交、国防和财经大权仍由法国控制.
戴高乐还决定1958年9月在各个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
尽管戴高乐政府施加各种压力,投赞成票的也只占登记投票人数的52%,反对和弃权的占48%.
结果除几内亚(于当年10月宣布独立)外,其他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11个国家以微弱多数赞成加入共同体,成为自治共和国.
但是,非洲人民并未因此而停止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喀麦隆、多哥相继宣布独立.
于是法国国民议会被迫于1960年5月再度修改宪法,规定共同体成员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成为独立国家,独立后仍可留在共同体内.
此后的共同体改称革新共同体.
于是,参加共同体的所有非洲国家都相继宣布独立,迫使共同体的参议院宣布解散,共同体瓦解.
然而,法国并不甘心轻易丢失自己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享有的特权和利益.
它利用这些刚独立的年轻国家存在的困难,迫使他们同法国签订了各种合作协定法国通过这些合作协定,从外交、军事、经济和文教等方面把这些国家严格地控制起来.
比利时对比属刚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首先进行残酷的镇压;镇压无效,才被迫表示愿意重新考虑刚果问题.
1959年1月8日,比利时议会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刚果问题,并派遣议会代表团赴刚果调查.
该团由四名天主教社会党人、两名自由党人、三名社会党人组成.
1月13日,比利时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刚果前途的声明,表示打算使比属刚果成为一个能够行使主权和决定自己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既未提出独立的日期,也未提及独立的步骤,只提到让刚果所有的人都有投票权,各省的新议会在1960年3月以前组成.
比利时政府的声明实质上并未对刚果人民作出任何让步.
由于刚果人民坚持正义的斗争,国际公正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利时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使用欺骗和分化的手法.
它一方面培养和利用一批刚果的民族叛徒,如卡萨武布、冲伯等,建立一些御用的党派,如阿巴科①等来控制议会,并在刚果内部制造混乱,挑起部族冲突;另一方面采用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法,以打击和分裂刚果人民.
比利时国王1959年1月13日在广播中说,他打算在刚果①即刚果人协会(AssociationdesBaKongo),一般按其缩写,简称为"阿巴科".
"把行政权大大分散,……并按照他们的地理、文化和种族特点以及他们的经济发展使其多样化",即包含了分而治之的意思.
此外,比利时还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
1959年10月16日,比利时政府提出了一个让刚果分阶段独立的计划.
据此,先举行地方选举,成立省议会;然后成立参议院和众议院.
按该计划进行需五年的时间,即到1964年才能让刚果取得名义上的独立.
该计划遭到刚果人民的拒绝后,1960年1—2月,比利时又策划在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刚果圆桌会议,企图延宕刚果的独立时间.
经过会上的激烈斗争,终于决定以1960年6月30日为刚果独立的日子.
比利时统治集团并不甘心于此,想方设法要在政治、经济上对刚果继续加以控制.
同年4月,它又策划了一个经济圆桌会议,企图诱迫刚果接受经济协定和技术援助协定,把奴役性的条款强加给独立后的刚果,使刚果的独立有名无实.
这一计划被刚果领导人坚决拒绝.
以后,比利时又策划让比利时国王继续担任独立后刚果的国家元首,也未得逞.
刚果终于在6月30日宣告独立.
美国面对非洲争取独立的形势,采取积极干预的立场.
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潘菲尔德1959年在美国国务院公报上说:"无论从战略的观点或商业的观点来看,非洲对美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不可袖手旁观,坐视这一幅员辽阔的大陆误入混乱、纠纷或共产主义的歧途".
而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萨特斯威特则更露骨地对美国各主要大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美国很快就能挽回我们的政策在亚洲和中东遭到的相当大的失败.
非洲可以使我们捞回一切.
"美国就是这样把阻挠非洲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在非洲建立美国霸权作为自已在非洲的任务.
自加纳、几内亚独立后,美国一改其原来的"非洲国家过早独立是有害"的观点,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否准备好,非洲人民总是要按自己的时间表取得独立的.
从这时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议员,接连不断地前往非洲访问和旅行.
为了加强美国在非洲的政治活动,美国国务院在1958年增设了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非洲事务司,并在它认为情况了解得最少的非洲地区增设了六个新的使领馆.
这些外交机构在整个非洲推行美国的扩张和渗透政策.
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之下,美国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招牌,对非洲各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表示同情和谅解;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老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人民进行镇压.
美国用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并在联合国中支持法国反对阿尔及利亚.
美国让比利时殖民军队利用美国在刚果的军事基地,对刚果人民进行血腥的杀戮.
1959年8月艾森豪威尔访问伦敦,公开称赞英国在非洲的做法"表达了一个出色的想法,不但是你们(英)帝国的想法,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
1959年9月,艾森豪威尔到达巴黎,又对戴高乐的法兰西共同体大加吹捧.
美国在非洲到处设立军事基地,也明白地表露了美国的野心.
这些基地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军事基地网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可以用来镇压非洲和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据点,也是取代老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地位的跳板.
在北非,美国在摩洛哥有五个巨大的空军基地、一个海军基地;美国同利比亚订有军事协定,在它境内建有军事基地.
在西非,它迫使利比里亚在战时让蒙罗维亚港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东非,美国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军事协定,由美国训练埃塞俄比亚军队,让美国在厄立特里亚设立军事基地.
在非洲南部,美国同南非联邦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
在中部的比属刚果,美国也建立了军事基地.
经济扩张是美国在非洲贪婪追求的目标.
从北非撒哈拉的油田到南非的金矿、铀矿,从西非利比里亚的铁矿和橡胶种植园到东非坦噶尼喀的矿区,以及比属刚果的铀矿、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到处都有美国垄断资本在活动.
据透露,约有200家美国公司在非洲拥有利益.
美国资本有的控制了某些矿区,有的竭力夺取英、法、比等老牌殖民国家在非洲的地盘.
美国的经济扩张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和政府援助来实现的.
美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1945年仅1.
5亿美元,到1957年已增加到20亿美元以上.
这个数字虽比英、法略低,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和活动范围扩大的速度都是值得注意的.
增长特别迅速的是美国对非洲的所谓援助,此类拨款在1958年已比1952年增加了17倍.
美国的援助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集中于两类国家:一类是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如摩洛哥、利比亚等;一类是出产重要战略原料的国家,如南非联邦、利比里亚等.
美国以援助方式输出剩余物资,还借口监督援助执行情况而派出大批专家、顾问和代表团驻在这些国家,干涉他们的内政.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大举侵入非洲,对于正在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非洲人民形成了最大的威胁.
苏联是从1950年代中期起开始大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并在这一旗号之下开始对非洲进行渗透扩张的.
美国和英国拒绝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为苏联打入非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抨击不结盟原则,以及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战争的失败,客观上帮助苏联争取到某些非洲国家的友谊.
对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苏联原先的看法是:凡是进行武装斗争并因此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就是真革命、真独立;凡是通过和平道路取得独立的国家,就是假革命、假独立.
但是,从195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加纳、几内亚独立后,苏联一改过去这种看法,不再把埃及、加纳这样一些国家当作帝国主义的傀儡,而把他们看作是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再把纳赛尔、恩克鲁玛这样一些民族主义领袖当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把他们看作是和平过渡的领头人,积极加以争取和拉拢.
苏联宣称自己是埃及、加纳、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等国的天然盟友,宣布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斗争.
苏联对非洲国家的渗透扩张,以政治、思想渗透和经济援助为主,而以军事援助为辅.
它曾对几内亚提供经济贷款,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苏联认为,只要对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就可以使这些国家的国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
苏联还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供政治、思想方面的指导,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力求使这些领导人逐步改变信仰,从而使这些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苏联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扩张的目的,更主要反映在政治方面,即扩大苏联在西方前殖民地的影响,排挤老殖民主义,遏制美国势力的扩张,并进而突破美国在这一地区对苏联的包围.
对于一些不顺从它的非洲国家,苏联则拒绝在外交上予以承认,还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扣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帽子.
苏联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号下对非洲某些国家进行渗透扩张,由此揭开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争霸的序幕.
八、辉煌胜利的"非洲年"1960年是非洲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非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并且胜利在望.
喀麦隆、塞内加尔、多哥、马达加斯加、比属刚果、索马里、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乌班吉、沙里、法属刚果、加蓬、法属苏丹、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经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这17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面积总共为1090万平方公里,占全非大陆总面积的1/3强;其总人口达8600万之多,占全非人口的1/3强.
加上1960年以前独立的国家,非洲独立国家的面积已占非洲总面积的2/3,人口占全非洲人口的3/4.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已面临着全面的瓦解.
1960年不仅是非洲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非洲人民走上民族解放斗争更高阶段的一年.
这一年里,非洲的民族独立斗争出现了四个特点.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空前激烈和尖锐.
"帝国主义滚出非洲去"是非洲人民这个阶段的战斗口号.
在这一斗争中,非洲各国人民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全面高涨的民族独立斗争,还结合着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争取自身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每一个斗争都带有广泛的群众性.
刚果、加蓬、南非联邦、肯尼亚、津巴布韦、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工人们为改善生活条件举行了罢工,乌干达的农民们进行着抗捐抗税的斗争,尼日利亚的学生们举行反对军事条约的游行示威,桑给巴尔的各阶层人民为反对美国建立导弹基地而进行的群众示威,南非联邦的人民为反对种族歧视进行全民性的抵制运动和暴动.
非洲人民在各种激烈的斗争中遭到了帝国主义疯狂的屠杀和迫害,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更高地举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
二是斗争的地域发展得更为广泛,人民的团结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
在1960年这一年里,从北非到南非,从西非到中非、东非,斗争此伏彼起,前后呼应,相互声援,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同摩洛哥人民反对美法两国军事基地的斗争以及突尼斯人民反对法国在比塞大的军事基地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南非联邦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得到非洲各国人民广泛的声援.
在西非,继加纳独立之后,一个接一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马里共和国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行动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中非,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号鲸吞刚果的阴谋,刚果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中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人民正在为解散联邦殖民政府、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而斗争.
在东非,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等各国人民正在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提高到争取独立的斗争.
一向被视为安定的安哥拉等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在1960年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行列.
非洲任何一个角落响起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号角,都会很快地赢得非洲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坚决支持.
在民族独立斗争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全非性的团结会议纷纷召开.
在1960年一年里,这样的会议就召开了四次.
这些民间性的和政府性的会议,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加强和推动了非洲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
三是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非洲各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觉悟.
这首先表现在非洲人民要求继续扩大民族独立的成果.
新独立国家的人民并不仅仅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他们进一步要求废除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的所谓防御条约和军事基地,撤换政府机关和军队里的外国殖民官员、顾问和军官;在经济上要求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收回货币发行权,建设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在外交上要求执行独立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几内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走在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前列.
非洲人民觉悟的提高还表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深化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刚果人民反对冲伯集团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例子.
四是非洲人民从自己切身的斗争经验中开始进一步懂得,为了争取本民族的彻底解放,不仅要继续反对英、法、比、葡等老牌殖民主义者,而且还要同时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
许多对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认识不清或者抱有幻想的民族主义者,从美国在1960年侵略刚果的罪行中吸取了教训.
非洲人民纷纷为此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几内亚和埃及等政府还宣布把他们派往刚果的军队从美国操纵之下的联合国军中撤出来.
1960年非洲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非洲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豪迈地把1960年称为"非洲年".
第八章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1960—1970年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有3/4的非洲国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
特别是1960年代可称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峰年代,非洲大陆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这个年代里实现了独立.
继1960年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1961—1969年又有16个非洲国家先后实现了独立,它们是:塞拉利昂(1961年4月27日)、坦噶尼喀(1961年12月9日)、卢旺达(1962年7月1日)、布隆迪(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1962年7月5日)、乌干达(1962年10月9日)、桑给巴尔(1963年12月10日独立,1964年4月26日与坦噶尼喀联合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1963年12月12日)、尼亚萨兰(1964年7月6日,独立后更名马拉维)、南罗得西亚(1964年10月24日独立后更名赞比亚)、冈比亚(1965年2月18日)、贝专纳兰(1966年9月30日独立后更名博茨瓦纳)、巴苏陀兰(1966年10月4日,独立后更名莱索托)、毛里求斯(1968年3月12日)、斯威士兰(1968年9月6日)、赤道几内亚(1968年10月12日).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1960—1970年代实现独立,首先是非洲人民长期坚持斗争的结果.
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1950年代下半期起进一步加强了反殖斗争,更沉重地打击了殖民统治当局,迫使他们考虑非洲殖民地的独立问题.
坦噶尼喀的工人在劳工联合会及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下,在1958—1960年间共进行了561次罢工,参加人数达24万人,使殖民者损失200万个工作日.
罢工工人在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国家独立的强烈要求.
桑给巴尔人民于1959年举行了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又于次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在桑给巴尔设立导弹基地,约占全国1/3的人参加了活动,显示了广大人民爱国情绪的高涨.
乌干达人民于1960年9月举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示威,要求独立与自由.
肯尼亚工人在1962年的3—10月期间曾举行了150次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及废除殖民统治等要求.
非洲各殖民地人民除了开展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形式反对殖民主义外,有一部分殖民地人民还采取起义、暴动、游击战等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殖民主义.
阿尔及利亚人民从1954年举行起义后,直至1960年代初仍坚持武装斗争,给法国殖民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1960年代,又有几个非洲殖民地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开展反殖武装斗争.
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等政党领导下,于1961年起进行武装斗争.
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分别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下,先后于1963年和1964年也开展了民族独立战争.
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两国人民均于1966年分别掀起了反对罗得西亚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
这些国家武装斗争的崛起和非洲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游行示威等群众运动相结合,把非洲反殖斗争推向高潮,这是迫使西方殖民主义纷纷承认非洲国家独立的最根本的动力.
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提高和反殖斗争的加强是与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
其一,这时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存在着十多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不仅在道义上、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军事上给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以物质支持.
中国曾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殖民地人民反对法国、葡萄牙及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就是明显的一例.
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加强了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
其二,这时东亚、南亚、中东、拉美地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它们不仅为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而且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继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于1961年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
会议在宣言中提出要"立即无条件地、彻底地和最后地废除殖民主义".
至1970年代末,不结盟国家共召开了六次首脑会议.
每次首脑会议都在文件中声援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几次首脑会议还具体表示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许多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这对非洲的反殖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其三,至1950年代末,北部非洲除阿尔及利亚外都已实现了独立,西部非洲的加纳、几内亚也已实现了独立,这时独立国家在1960年代以后大力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成为他们反殖斗争的后方基地.
如几内亚比绍的非洲独立党就曾把总部机关和一些训练营地设在邻国几内亚共和国的境内,这对于它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直至最后摧垮葡萄牙殖民帝国起了重要作用.
安哥拉、津巴布韦等民族解放组织也曾以扎伊尔、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的领土作为反殖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
1963年5月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成为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协调政策、支持未独立国家争取解放的重要的国际组织.
非统组织除了在宗旨中强调"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外,还专门成立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负责支持非洲各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具体事务,并在历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对反殖斗争表示关注和支持,这对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四,英、法、比、葡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和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为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某种可以利用的条件.
美国一方面支持老殖民主义国家镇压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趁机大力向非洲渗透,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妄图取而代之.
美国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争夺就是明显的一例.
美国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提供武器弹药,但又几次策划法国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秘密军队组织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戴高乐政权.
美国和比利时、法国等西欧国家在扎伊尔也曾存在尖锐的对立.
西方阵营的这种裂缝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非洲独立运动.
其五,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竟相插手非洲,这对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既有不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
苏联为了争夺非洲的势力范围,极力把自己打扮成非洲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为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及物质援助,支持殖民地的反殖斗争.
而美国为了抵制苏联对非洲的渗透,也促使老殖民主义国家在有些殖民地改变武力镇压及旧殖民统治的模式,这都有利于非洲殖民地实现国家独立.
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大鼓舞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斗争,而反殖斗争的蓬勃发展是迫使殖民主义者承认殖民地独立的主要原因.
在反殖斗争的打击和威胁下,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在非洲的利益,纷纷改变旧殖民统治的制度与方法.
从地区分布看,1960—1970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绝大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只有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实现了独立);从打击目标看,逐渐由英国、法国转向葡萄牙、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发展道路及斗争形式看,逐渐由以和平的、非暴力为主的形式转向以暴力斗争为主的形式;从反殖队伍及领导力量看,团结问题成为影响运动的重大问题;从国际环境看,有利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作用.
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1960—1962年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解放阵线除了继续领导武装斗争外,还在法国占领区发动各阶层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开辟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此基础上,民族解放阵线又派出代表同法国进行谈判.
由于这三条战线紧密配合,接连取胜,阿尔及利亚终于在1962年获得了独立.
从军事战线看,由于殖民军构筑的莫里斯防线、西部防线及夏尔防线于1959年相继被民族解放军所击破,法军于同年7月发动的规模空前的攻势也被挫败,殖民当局所实行的"重点围剿、重点扫荡"战略宣告破产,此后转而采取"固守要点、全面封锁"的战略,即退守主要城镇,守住主要交通线、石油产区及东西边境防线,对解放区进行封锁.
殖民当局的封锁政策并没有能够抑制反殖力量的发展.
至1960年代初,民族解放军兵力已达15万人,尽管在数量上仍少于殖民军警,但士气高昂.
已解放和控制了全国4/5的土地.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且也面临空前有利的国际形势.
19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反帝反殖为主要内容的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全非人民会议的召开,1960年17个非洲国家的独立,法国国内民主人士反对殖民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的日益高涨,所有这些都鼓舞了阿尔及利亚各阶层人民的反殖斗争,打击了法国坚持殖民统治的势力.
在法国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情况下,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被迫决定对阿尔及利亚实行如下的政策:一方面改变过去一直采取的维护旧殖民制度的政策,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设法使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继续受法国实际上的控制与剥削,尽可能地推迟其独立的时间,并尽可能多地保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利和利益.
1959年9月16日及1960年6月14日,戴高乐先后在两次讲话中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自决权.
从1960年6月起,法国的代表在多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代表举行公开及秘密的谈判中都极力要保持与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
从1960年至1962年3月,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遭到了法军中的右翼将领和法国移民中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部分大庄园主及其政治代表的坚决反对.
他们抨击政府的政策,组织秘密军队,多次策动武装叛乱,大搞恐怖活动.
戴高乐政府从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这部分反对派采取了镇压和惩治行动,坚持其殖民主义的新政策.
自1959年9月戴高乐发表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有自决权的演说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政府即重视运用武装斗争和谈判斗争的两手策略,并发动法占区人民开展反殖运动,从三条战线上打击殖民势力.
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机构从1959年12月16日起在的黎波里举行会议,并于1960年1月19日发表声明,除了重申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决心外,还表示将尽力争取和平解决独立问题.
民族解放军利用法军退守主要城市、交通线、产油区及边境防线的形势,在战场上广泛出击,仅在1960年头三个月中就对突阿边境的法国殖民军防线进行了400多次出击,平均每天出击4次以上,对法军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与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遥相配合,法国人民于1960年2月举行了有1300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反对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右翼将领在法国发动的叛乱,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撤除街垒.
在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打击和法国人民要求停止殖民战争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于1960年6月14日宣布它准备谈判.
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拟派遣一个以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代表团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会晤,并先派以布曼杰尔为首的代表团在巴黎附近的默伦同法国政府代表团举行预备性会谈.
在默伦举行的预备性会谈从6月25日开始,至29日结束,前后举行了四次会谈.
会谈中,法国代表提出今后的谈判将按照戴高乐总统提出的建议举行,以便使阿尔及利亚的战斗得到"光荣的结束,解决军火的处理问题并保证战斗人员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投降.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均遭法方拒绝.
法国代表还提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谈判期间除了同突尼斯的联系外,不准同法国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接触,不得接见访问的人等等.
由于法方蛮横地单方面决定今后谈判的内容及条件,这次预备性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双方的正式会谈也就无法进行.
默伦会谈破裂后,法国殖民当局一方面调遣大部分兵力加强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挣扎,企图靠法军数量上的优势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极力制造"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的假象,企图在那里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并把撒哈拉地区大片土地从阿尔及利亚分割出去,成为法国永久的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一方面坚决在战场上抗击法国殖民军,使殖民当局每天平均消耗30亿法郎的军费;另一方面大力发动法占区人民的抵抗运动,开辟第二战场.
1960年12月11日,法占区人民的反殖大示威从阿尔及尔的贝尔古穆斯林居民区爆发.
成千上万的青年、妇女、老人及儿童涌向街头,高举阿尔及利亚国旗,高呼"阿尔及利亚独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宁死不屈、斗争到底"等口号.
当殖民军警开枪镇压时,群众筑起街垒和路障,示威转为起义.
当军警包围贝尔古居民区时,起义人民使用木棒、石块和匕首同法国军警展开拼搏.
贝尔古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得到法占区穆斯林居民的响应.
1960年底至1961年,阿尔及尔、奥兰、奥尔良维尔、君士坦丁等十多个重要城市都连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罢业和示威游行.
法国当局惊呼,这是对130年来法国统治的"最严重的公开挑战".
殖民当局为了缓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情绪,扶植傀儡政权,于1961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①.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临时政府领导下,坚决抵制这次投票.
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向谈判,于3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举行谈判.
双方原定4月7日正式开始谈判,但由于法国政府宣布同时要与亲法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举行谈判,否定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和谈判对象,谈判又暂告搁浅.
4月22日,以右翼将领夏尔为首的法国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
这次政变虽然于25日被法国政府镇压下去,但美国对这次政变的暗中策动及支持明显暴露了美国争夺阿尔及利亚的野心,促使戴高乐又启动谈判机器.
1961年5月20日,阿法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湖畔的埃维昂开始谈判.
法国一再提出双方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
法国代表正式提出中止进攻问题,单方面宣布停战一个月,企图压阿尔及利亚接受停火,而法军在战场上实际并未中止进攻,继续在"自卫"的借口下对民族解放军开火.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会上拒绝了法国的要求,并在战场上痛击法军,使法国妄图通过谈判迫阿尔及利亚放下武器的阴谋破产.
6月8日,法方在谈判中提出了所谓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计划.
其主要内容是:把占阿尔及利亚领土4/5的撒哈拉地区分割出去,由属于法国主权的领地所控制;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将组织一个可以管理和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团,以继续享有特权;保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基地.
阿尔及利亚在谈判中坚持在全部领土上实行自决和独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将保证境内法国人的正当利益,并可讨论双方未来的合作及撒哈拉地区的开发问题.
6月13日,法国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
第二次谈判破裂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决定把7月5日作为"全国反对分割日",号召全体人民继续斗争,挫败殖民当局的分割计划,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走向独立与和平.
全国各地人民响应临时政府号召,举行示威游行,再次显示了反殖的决心.
法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正义舆论都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立场,要求法国停止殖民战争.
7月20日,法国政府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埃维昂附近的吕格兰堡与阿尔及利亚恢复谈判.
在谈判中,阿尔及利亚代表本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提出五项议题的建议:对自决的保证及其实施范围;从停火到自决的过渡时期;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保证,双方合作和停火的技术安排.
为推动谈判顺利发展,阿尔及利亚对有些具体问题还表示可作让步.
但法方却顽固坚持戴高乐政府的既定政策,不承认临时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主权,力图保持其殖民特权.
谈判又第三次破裂.
在谈判期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1961年下半年及1962年初,民族武装在许多重要的法国殖民军据点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奥雷斯、卡比利亚、北君士坦丁、提特里、瓦尔斯尼斯、特兰仙山脉、赛伊达以及卡扎尔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使法军遭重大损失.
法国国内的各阶层人民从1961年11月开始又掀起了反对殖民战争的示威与罢工浪潮,到1962年2月8日达到了高峰.
法国政府被迫于1961年12月和1962年初同阿尔及利亚代表秘密会谈.
1962年3月7日,双方恢复埃维昂的正式谈判.
阿尔及利亚代表既坚持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又讲究斗争的策略,同法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妥协的基础上,双方终于在3月18日签①投票决定的问题是:"你是否赞成共和国总统提交法国人民考虑的关于下述内容的这个法律草案: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并在自决以前,在阿尔及利亚设置国家权力机构".
署了埃维昂协议.
埃维昂协议规定,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通过直接和普遍的投票,决定他们同法国关系的前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同法国合作下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阿尔及利亚国家对内对外将行使其充分和完全的主权;在实现自决后,法军将立即从阿尔及利亚边境撤退;同意法国租借米尔斯、克比尔基地15年,期满后还可以续借;允许法国使用它所需要的某些军用机场、场地、地段和设施;法国承担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为期三年的经济援助,法国公司保持它们在阿尔及利亚的石油租借权,而且享有取得新租借权的优先权.
协议还对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过渡期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大赦等问题作了规定.
按照协议,阿法双方于3月19日停止敌对行动.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自决投票,99%以上的人赞成独立.
两天后,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2年7月5日成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日.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砸碎了持续130年之久的殖民枷锁,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统一,为独立后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创造了最基本的政治条件.
独立30多年来,阿尔及利亚推行土地改革和高速工业化战略,经济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独立初期不到300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2320美元.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牵制了法国近百万的军警武装力量,消耗了法国近百亿美元的财力和大量物力,消灭了10万以上的殖民军,促使法国内部各种矛盾尖锐化,因而大大地削弱了法国控制和镇压其他殖民地的力量,迫使法国在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期同意许多法属殖民地独立,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斗争,为他们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在1954年起义时只有游击队员3000人,被殖民者称为"乌合之众".
但他们并没有被武装到牙齿的10万殖民军所吓倒,敢于以游击战与敌军周旋,先后粉碎了殖民者的全面围剿和重点围剿.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武装斗争、和平谈判、发动敌占区人民反殖运动、争取法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支持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的反殖武装斗争及其他非洲殖民地的争取独立运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主动调解两伊战争,坚决反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策,支持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积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重要力量.
三、刚果事件及其教训刚果原系比利时殖民地,1960年6月独立时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1971年10月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
刚果独立后的第八天,即遭比利时的入侵.
不久,美国也乘机操纵联合国军队开入刚果.
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欺骗,先后颠覆了卢蒙巴政府和基赞加政府,杀害卢蒙巴(1925—1961),监禁基赞加①.
他们扶植刚果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建立傀儡政权,镇压反帝爱①基赞加(1925—)1960年6月任刚果副总理,1960年12月代行总理职务,1961年8月任阿杜拉政府副总理.
1962年1月被逮捕,监禁于刚果河上的布拉姆邦巴岛.
1964年7月获释后,任卢蒙巴主义统一党主国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企图永久控制刚果.
新老殖民主义者还以刚果为战场,互相争夺、倾轧,发生多次火并.
刚果事件不仅使刚果人民在实践中提高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刚果独立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仍然继续完全控制着刚果的军队.
军队司令让桑正是前比利时殖民军总司令.
他是1959年指挥比利时殖民军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刚果士兵和广大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从独立后的第六天开始,刚果士兵即走出兵营,举行示威,要求政府撤换让桑及其他全部殖民军官,代之以刚果人.
由于刚果爱国军民驱逐比利时军官、维护国家主权的运动激怒了比利时殖民者,从7月8日开始,比利时悍然对刚果发动武装侵略,除命令驻扎在刚果基地上的殖民军干涉刚果爱国运动外,还从本土增派兵力前往参加战斗,比利时的伞兵部队在刚果降落,对刚果爱国军民进行粗暴镇压.
比利时殖民者还伙同英国与冲伯反动集团②相勾结,在加丹加省宣布成立加丹加共和国,策动卡隆吉集团在开赛省成立开赛矿业国.
比利时军队的侵略遭到刚果军民奋起抗击.
保卫祖国独立和统一的斗争迅速在刚果各地开展起来.
尽管侵略者出动飞机,甚至使用了火箭,但刚果爱国军民在许多地方仍击退侵略军的进攻.
刚果最大海港马塔迪的军民冒着敌人飞机、火箭的袭击,接连地打退了企图包围港口的1500名比利时伞兵部队的进攻,并且击落了1架比利时侦察机.
在太斯维尔,刚果军队击落击伤了3架入侵的比利时军用飞机,并曾多次击退侵略军的攻势.
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部分居民拿起武器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居民成群结队地用石块还击殖民者,和士兵一起战斗.
刚果爱国军队还向冲伯集团所控制的加丹加省展开勇猛的进攻.
正当刚果爱国军民英勇抗击比利时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候,刚果总理卢蒙巴由于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本质认识不清,竟然同刚果总统卡萨武布一起打电报给联合国,要求给予刚果以紧急的军事援助,这正好给美国干涉刚果提供了藉口.
刚果事件一开始,美国即做好了插手刚果的准备,扬言美国"有必要以任何适当的手段保住侨民的生命".
卢蒙巴要求援助后,美国于7月13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联合国军队到刚果,并要求比利时撤军.
联合国军队进驻刚果后,按美国的旨意,不仅没有援助刚果人民抗击比利时侵略军,反而和比利时串通一气,对刚果的重要城市和港口实行军事占领.
连刚果的飞机场和国家电台也禁止刚果政府使用.
刚果人民对联合国军队由开始时的怀疑、警惕很快地转向公开反对.
在马塔迪和卢卢阿堡等重要港口和城镇,当联合国军解除刚果爱国士兵的武装时,一部分刚果士兵拒绝放下武器,坚持斗争.
在东方省,刚果士兵继续保持警惕,解除了所有殖民者的武装.
有些地方的爱国军民还携带武器转入农村及山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刚果总理卢蒙巴也从联合国军的罪恶行经中受到教育,8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刚果永远不做联合国的殖席.
1964年10月被冲伯政府监禁,1965年11月获释.
②冲伯(1919—1969)曾任加丹加部族联盟党主席、加丹加省省长、加丹加共和国总统等职.
1963年6月逃亡国外.
1964年7月任刚果中央政府总理,1965年10月被免职,后流亡西班牙.
1967年7月被绑架到阿尔及利亚,1969年6月死于阿尔及尔监狱.
民地,永远不接受联合国的托管".
他还致函联合国驻刚果代表,并派遣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总部,抗议联合军封闭刚果各机场和国家电台,要求他们撤出机场和电台.
在9月7日举行的刚果议会的一次会上,卢蒙巴要求联合国军从刚果撤走.
卢蒙巴政府对联合国军的不满和反对成了美帝鲸吞刚果的一个障碍,美国即加紧颠覆卢蒙巴政府.
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下令罢免卢蒙巴总理、基赞加副总理及其他几位政府高级官员.
卢蒙巴对此进行了反击,于第二天举行部长会议非常会议后发表公报,宣布卡萨武布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决定撤除他的国家元首职务.
9月7日,刚果议会通过决议,认为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总理职务的决定及刚果部长会议解除卡萨武布总统职务的决定都是无效的.
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仍然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
刚果议会参众两院议长还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抗议联合国干涉刚果内政,同时声明完全信任卢蒙巴政府.
9月13日,刚果议会两院举行特别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授于卢蒙巴政府以全权.
次日,卡萨武布和他所任命的刚果新总理伊里奥签署命令,宣布议会休会一个月.
同日,刚果军队参谋长蒙博托在刚果国家电台宣布,卡萨武布、卢蒙巴政府及议会两院即日停止行使职权,由他接管政府并执掌总统和总理的权力.
据路透社消息,蒙博托在接管政权以前曾到联合国军总部与他们会谈过.
9月15日,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总理.
支持卢蒙巴政府的军队由东方省首府斯坦利维尔开赴首都恢复秩序时,受到联合国军的阻挠.
而反对卢蒙巴的军官却可以自由地从太斯维尔和其它地区调遣其所控制的部队,对支持卢蒙巴的部队进行攻击.
反对卢蒙巴的集团在联合国军的支持下,封闭议会大厦,成立专家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卢蒙巴被软禁后行动受到限制.
为了摆脱联合国军及反政府集团的控制,卢蒙巴于11月27日离开首都前往斯坦利维尔,12月1日在卢卢阿堡的弗朗基港被反政府集团所绑架,拘留于太斯维尔的哈迪兵营.
1961年1月17日被转移到加丹加,不久即被杀害.
在卢蒙巴被绑架以后,刚果合法政府副总理基赞加于1960年12月13日宣布代理总理职务,并将合法政府迁往斯坦利维尔.
这时该政府控制着东方省、基伍省和加丹加省、开赛省的北部地区,面积约占全国的一半.
伦杜拉将军为军队总司令,统率着包括原第三军团全体官兵在内的一支军队.
1961年2月24日.
政府军攻入开赛省省会卢卢阿堡,并占领弗朗斯港.
该政府在外交上得到埃及、马里(独立前称法属苏丹)、加纳、摩洛哥、伊拉克,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古巴等20多个国家的承认.
当基赞加政府军开入卢卢阿堡后,盘踞在利奥波德维尔省和赤道省的卡萨武布—伊里奥政权和冲伯集团及卡隆吉集团于2月28日缔结了军事协定,共同反对基赞加政府.
他们于3月8—12日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召开会议,决定把刚果改建为由16个独立自主共和国组成的邦联,由卡萨武布担任邦联主席.
4月24日,他们又在赤道省的科基拉特维尔开始举行会议,决定刚果为联邦共和国,由23—25个共和国组成,全国设统一的联邦议会与代议制政府.
会议还建议给总统以任命部长的广泛权力.
上述几次会议后,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和卡萨武布等反对合法政府的集团对基赞加政府展开政治诱骗、经济封锁、军事围困等一系列活动.
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1961年7月22日—8月2日在洛瓦宁大学举行刚果议会会议.
会议决定组成一个新政府,作为第一届中央政府的合法继承者.
政府总理由卡萨武布集团的阿杜拉担任,基赞加担任副总理.
9月9日,基赞加到利奥波德维尔正式就职,以前设在斯坦利维尔的合法政府宣布解散.
1962年1月15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被联合国军和阿杜拉军队软禁,并被撤去副总理职务.
2月3日,他被押送到莫安达城,后又被囚禁到布拉姆邦巴岛.
在基赞加领导的合法政府被解散之后,美国又集中力量打击比利时和英国、法国在刚果的势力.
这是长期以来新老殖民主义争夺刚果的继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即加紧侵入刚果,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扩大对刚果的直接投资、贷款及收买股票等方式,渗入刚果的各个经济部门.
美国垄断资本在刚果的投资,到刚果宣布独立时已达6亿美元,仅次于比利时.
美国还迫使比利时向它提供刚果出产的战略原料.
在1953—1954年度,美国从刚果取得了它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的铀和锂、96%的钴、88%的锡、87%的工业用钻石、79%的钽、64%的锰.
美国从刚果掠取的资源总值从1937年的300万美元增加到1957年的1亿多美元,占美国从非洲各国进口总值的第一位.
正由于刚果在战略上对美国有重要意义,所以当刚果事件一发生,美国即迅速抓住机会,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为了镇压刚果人民的反殖斗争及颠覆刚果合法政府,美国在初期不仅纵容比利时向刚果增兵,而且支持它对加丹加傀儡政权的扶植.
卢蒙巴被杀害后,美国于1961年2月21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采取措施从刚果立即撤走比利时的和不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国籍的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和政治顾问及其雇佣军.
决议通过后的半年期间,有200多个欧洲人撤出了刚果,还有100多个欧洲人仍在加丹加宪兵部队服役.
基赞加政府解散后,美国认为全面鲸吞刚果的时机已到,于是调动联合国军队和阿杜拉政府军集中力量摧毁盘踞在加丹加地区得到比利时、英国、法国支持的冲伯集团.
加丹加地区战略资源十分丰富,有"地质学上的奇迹"之称.
在1950—1960年代,其矿产占刚果矿产总额的80%,该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刚果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是比、英、法等国垄断资本在刚果投资的中心地区,也是它们控制中、南非洲矿产资源的枢纽.
美国要全面控制刚果,就必须排挤比、英、法的势力,驯服冲伯集团,从而掌握加丹加的资源.
当安理会按美国的要求于1961年2月21日通过决议后,比利时、法国等不仅没有全部撤走其军事人员,而且还把大批军用物资交给冲伯集团,并帮助它扩充军队,准备顽抗.
1961年8月24日,刚果总统发布命令,决定将非刚果人的军官和雇佣军从加丹加驱逐出去.
接着,联合国当局勒令冲伯与阿杜拉政府和好,否则将用武力解决问题.
9月13日,联合国军向加丹加军队进攻,遭反击而被迫停火.
9月21日—11月初,阿杜拉军队分两路攻打加丹加,都没有取胜.
1962年12月27日,联合国军又向冲伯军队进攻,28日占领了加丹加首府伊利沙伯维尔.
1963年初,联合国军击败冲伯军队,加丹加共和国覆灭.
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队和阿杜拉政府军在击溃加丹加军队后,美国垄断资本更大量地涌入刚果.
1963年美国在刚果的投资比1961年增加了一倍,达12亿美元.
1962年美国对刚果的出口额猛增至6800万美元,为1961年的3倍,使美国成为刚果市场的首要供应者.
美国及其所支持的阿杜拉政权对刚果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法西斯统治使刚果经济遭严重摧残,农业歉收,财政恶化,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增加,刚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及阿杜拉政权对刚果的统治和掠夺,激起刚果各阶层人民的反对.
1961年11月,基伍省金杜地区和果马地区的刚果士兵先后爆发了反对联合国军队挑衅和干涉的斗争.
当联合国军占领金杜城区后,当地的大部分刚果士兵转入丛林地带坚持斗争.
1962年11月23日,刚果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反对卡萨武布—阿杜拉集团残暴统治的决议.
1963年6月,刚果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释放基赞加.
刚果统治集团不仅对这些合理意见和要求置之不理,反而于9月解散议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刚果民族运动党、非洲团结党等四个主要的民族爱国政党都遭取缔.
反动势力的镇压阻挡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
各进步党派的领导人于1963年10月建立了全国解放委员会,首先在西部克韦卢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起义.
1964年初,刚果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
起义烈火由克韦卢地区迅速蔓延到东部的基伍省、北加丹加地区、宽果地区和东北部的斯坦利维尔地区.
起义群众袭击敌人据点,占领敌人盘踞的机场,切断交通,击毁敌人的飞机、车辆、解放许多村庄和城镇.
在广大人民爱国斗争的影响下,北加丹加省阿杜拉军队的士兵也举起义旗,占领省会,逮捕省长及省政府的其他官员.
西方通讯社惊呼这是1961年以来刚果"最为危急的局势".
1964年6月,联合国军队被迫撤出刚果,阿杜拉政权也随之瓦解.
美国为了缓和它同老殖民主义之间在刚果的矛盾,纠集更多力量镇压刚果的反美爱国武装力量,起用冲伯作为刚果政府总理.
冲伯上台后,即玩弄"全国和解"的阴谋,妄图分化瓦解爱国力量.
当这个阴谋破产后,美国又企图拉拢非洲其他国家拼凑雇佣军,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去直接干涉刚果,把刚果变成其特种战争的另一个试验场.
但这个侵略计划也没有得逞.
在和平伪装及"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谋被戳穿后,美国即加紧对刚果实行武装干涉.
1964年8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除了紧急运送坦克、飞机及其他军事物资去刚果援助冲伯政权外,还派遣军事人员包括伞兵及空军人员到刚果,冲伯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招募大量欧洲人雇佣军,和它原有的军队一起向爱国武装力量大举进攻.
但爱国武装斗争继续发展,在8月又相继攻占了刚果第三大城市斯坦利维尔、锡矿中心马诺诺、中刚果省会利萨拉和北部重镇奔巴等地,解放了全国1/3的领土.
在上述形势下,美国走上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刚果的道路.
1964年11月24日,在美国总统约翰逊亲自指挥下,美国派遣飞机运载数百名比利时侵略军空降斯坦利维尔机场,配合冲伯反动军队向刚果爱国武装控制下的斯坦利维尔发动武装进攻,并强行占领了斯坦利维尔.
美、比侵略军在引进冲伯伪军后被迫撤出斯坦利维尔市.
美国直接侵略刚果的行径激起刚果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疯狂镇压和分化瓦解下,刚果全国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剧,削弱了爱国力量,各地区的爱国武装斗争先后遭到挫折.
刚果事件说明,非洲国家要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不仅要识别和警惕国内的敌对势力,也要注意识别和警惕国际上的敌对势力.
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爱国力量在初期对比利时老殖民主义的本质认识较清楚,而对美国及其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本质认识不清,结果导致"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悲剧.
后来联合国军对刚果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使卢蒙巴认清了联合国军的面目并要其撤走,但为时已晚.
血的代价教育了刚果人民.
有一位刚果领导人说得好:"假如说,一年多以前,在刚果还有人曾把联合国军看作是他们的'救星',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苦难深重的刚果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联合国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刚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刚果事件也说明,非洲国家必须建立起能真正保持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军队,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刚果独立后,卢蒙巴政府没有抓紧认真地解决军队问题,军队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支持合法政府的爱国军官手中,基赞加政府没有很好地接受卢蒙巴的教训,迷信议会而不重视掌握和发展爱国武装.
刚果事件还说明,非洲国家内部各民族、各部族、一切爱国力量要加强团结,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四、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及其作用1963年5月22—26日,31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
非洲未独立国家的一些民族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于5月25日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宣告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或"非统").
这是非洲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不包括殖民主义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它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与加强它们之间在政治、外交、经济、文教、卫生、科技、防务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保卫它们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努力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对联合国宪章给予应有尊重的情况下促进国际合作.
非统组织是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非洲人民要求在非洲大陆全部铲除殖民主义的情况下成立的.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正是非洲人民反殖斗争蓬勃发展的时期.
至1962年底,非洲已有33个独立国家,还有20个国家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
特别是在南部非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与南罗得西亚及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相勾结,残酷镇压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非统组织的建立正是非洲已独立国家为了加强团结、协调政策,更有力地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以实现非洲全面的非殖民化.
非统组织也是在泛非主义广泛传播、非洲人民强烈要求实现非洲统一的情况下成立的.
泛非主义主张非洲人民团结反殖、争取国家独立,也主张非洲各国联合起来、实现统一.
在1960年代以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所以非洲人民集中精力解决国家的独立问题.
至1960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实现了独立.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除了要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外,还面临着争取本国经济独立及巩固本国的政治独立的任务.
要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就需要非洲独立国家加强彼此间的互助、合作、团结与联合.
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赞同泛非主义关于非洲联合、统一的思想.
恩克鲁玛、纳赛尔、乌弗埃·博瓦尼、阿希乔等都提出了关于实现非洲统一的形式与步骤等方面的主张.
非洲统一组织正是在泛非主义思想影响下,并综合考虑各种具体主张的基础上建立的.
非统组织是在克服非洲国家分裂为两大国家集团情况下建立的.
1960年末、1961年初,非洲独立国家中出现了两个国家集团:一个是蒙罗维亚集团(前身是布拉柴维尔集团)①,另一个是卡萨布兰卡集团②.
这两个集团在对①布拉柴维尔集团的成员国有:喀麦隆、刚果、象牙海岸、贝宁、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刚果问题、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的途径问题、非洲统一的内容及形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团结统一毕竟是非洲各国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随着刚果实现民族和解及阿尔及利亚反殖斗争的胜利,阻碍两个集团统一的分歧基本得到解决,为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国家组织提供了条件.
在促进非洲两个国家集团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起了积极作用.
在1962年1月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③上,海尔·塞拉西强调两个国家集团存在着团结的基础,号召非洲国家克服分裂、实现统一.
会后,他还在非洲两个集团国家之间进行调解活动,终于弥合裂缝、消除分歧,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为非统组织的诞生地和总部所在地.
非统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开会的法定人数为全体成员的2/3,一切决议均由2/3多数决定.
非统还设有部长理事会、秘书处、解放委员会、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教育、文化、科学和卫生委员会,防务委员会).
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或其他部长组成,负责筹备首脑会议等事宜,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秘书处为常设机构,秘书长由首脑会议选举产生.
解放委员会又称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成员国由1963年成立时的11国扩大到现在的23国,其常设秘书处设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负责计划并协调非洲独立国家对非洲未独立国家争取独立斗争的援助.
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由21人组成,其任务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
至1990年7月,非统组织已召开了26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第一届会议着重讨论非洲国家的领土及边界问题和对南非的制裁问题.
第二届至第十六届首脑会议主要讨论非殖民化、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外来势力对非洲的军事干涉等问题.
第十七届至二十五届是在1980年代举行的,主要讨论了南部非洲、西撒哈拉、乍得、非洲—阿拉伯合作以及非洲的经济问题.
进入1990年代以来,非统于1990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二十六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共通过了12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决议.
非统组织不是凌驾于非洲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并不像恩克鲁玛原先所设想的具有一定政府职能的机构.
非统宪章规定,各成员国独立存在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各国之间要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
根据这些规定,非统组织的决议对于各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
但它的建立及存在对非洲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是非洲各国领导人定期聚会、沟通思想、协调政策的场所.
它在促进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在调解非洲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加强非洲国家的政治团结及经济合作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非统组织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支持尚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争取独内加尔、中非、加蓬、乍得和马达加斯加等12国.
蒙罗维亚集团的国家包括布拉柴维尔集团12国,此外还有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塞拉利昂、索马里、突尼斯、多哥、埃塞俄比亚等.
②卡萨布兰卡集团的国家有:加纳、几内亚、马里、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6国.
③1962年1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除了卡萨布兰卡集团6国没有参加外,其他非洲国家几乎都派代表出席.
立的斗争,促进在非洲实现全面非殖民化.
非统组织宪章第二款第四条规定,非统的目的之一是"从非洲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直至1980年代末,非统组织历届的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几乎都重视和讨论非殖民化问题和非洲的完全解放问题,发表有关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决议,或在宣言中对某些地区人民的争取独立运动表示同情或支持.
这些宣言、决议等文献对于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民起着鼓舞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上起了动员舆论、发动各国民主与进步力量对顽固坚持殖民统治的势力施加压力与制裁的作用.
非统组织在进行一般号召动员的同时,还通过它所建立的解放委员会和在它影响下的前线国家组织以及许多成员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支援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
解放委员会负责管理援助特别基金及其他有关对解放运动的援助问题.
这个机构的成员和预算后来都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工作也不断得到加强.
前线国家组织是由部分非统成员国组成的,形成于1976年,当时的成员国有坦桑尼亚、赞比亚(独立前称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称贝专纳).
它虽然不是非统组织的一个正式机构,但在贯彻执行非统组织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非统组织和解放委员会的有力助手.
前线国家组织除了把解放委员会募集的基金转送给南部非洲各解放组织外,还为它们向世界其他国家争取物质援助,成为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金钱、生活用品、医药设备及训练场所的前沿基地.
前线国家组织还促进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各派的团结与统一,如促使南罗得西亚的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人民联盟联合成立统一的爱国阵线,并建议非统组织承认它为南罗得西亚唯一合法的解放运动组织.
前线国家组织还通过各种外交渠道促使殖民当局接受谈判,协助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组织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独立.
非统组织的作用还表现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非洲国家的独立、统一与主权方面.
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经常面临外国侵略与干涉的威胁,特别是有些内部矛盾较为尖锐的国家更给外来侵略干涉以可乘之机.
非统组织一贯奉行反对外来干涉的政策.
1964年末,当美国伙同比利时出动伞兵侵入刚果时,非统组织召开第三次例会,对美国、比利时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1967年,当美国、英国、苏联等争相插手尼日利亚内战时,非统组织第四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保障尼日利亚的领土完整、统一与和平.
次年,在非统组织第五届首脑会议上,非统主席又警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要干涉非洲事务.
到1970年代,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外来势力干涉非洲的事件日益增多.
在超级大国插手下,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爆发了军事冲突,扎伊尔(前称刚果)两度遭到雇佣军的入侵.
1977年,非统组织举行第十四届首脑会议,着重讨论外来干涉问题,通过了《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
会议严正地指出: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决不允许外来势力插手,决不允许超级大国在这个大陆上为所欲为.
1978年,非统组织第十五届首脑会议继续把外来干涉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
与会各国首脑及代表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和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
为了反对外来干涉,非统组织还强调成员国要切实贯彻对一切集团的不结盟政策,并酝酿建立一支泛非部队,作为在非统组织领导下防御外来侵略干涉的武装力量.
除了支持未独立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及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外,非统组织还成立专门的和临时的机构调解非洲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促进非洲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非统组织从1984年第二十届首脑会议起,还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经济问题.
它号召非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葡属殖民地反殖武装斗争的开展及其独立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有着长期武装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光荣传统.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都先后被葡萄牙殖民者镇压下去.
战后,葡萄牙殖民者变本加厉地采取强占土地、强迫劳动、贱买贵卖、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等方法,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敲诈与剥削.
莫桑比克殖民当局规定,每个黑人男子每年均须为殖民者劳动六个月.
殖民官员把这些变相的奴隶送给白人农场主支配,而自己却从中取得巨额的报酬.
地狱般的灾难生活,迫使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拿起枪杆子,再次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在广大人民不断觉醒的基础上,葡属非洲殖民地先后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
它们提出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纲领,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重要条件.
安哥拉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民族主义组织:安哥拉人民联盟(简称"安人盟")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
安人盟成立于1954年,原名北安哥拉人民联盟,1958年改现名.
它在1960年公布的纲领中强烈谴责葡萄牙对安哥拉的殖民压迫与种族歧视.
1962年,它与安哥拉民主党联合组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主张争取民族独立.
安解阵主席霍尔敦·罗伯托1923年生于安哥拉北部圣萨尔厄多城,曾留学美国.
1954年,他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安人盟,1960年当选为该党总书记,1961年任该党主席.
他所领导的安人盟、安解阵主要在安哥拉西北部地区进行反殖斗争.
安人运成立于1956年,由安哥拉非洲人斗争党与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
它于1960年代初制订的纲领中提出,"采用一切手段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尽快获得完全独立","保证安哥拉一切种族的平等",在"安哥拉建立共和的、民主的和世俗的制度"①.
该党主要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1922年生于罗安达,1947年到葡萄牙大学学习,开始从事反殖活动.
1959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安人运的领导工作,1962年当选为领导委员会主席.
该组织主要在罗安达地区、东部地区及卡宾达地区等地从事反殖活动.
几内亚比绍于1950年代中期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最主要的是成立于1956年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简称"几独立党").
其创始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1924年生于几内亚比绍的巴法塔市,毕业于里斯本农学院,1950年返回比绍任农技师.
1954年,他参与建立反殖运动组织,1956年创建几独立党,担任该党总书记直至1973年去世.
几独立党的纲领是:"争取①《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22—129页.
真正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独立,打倒葡萄牙和一切殖民主义.
"莫桑比克最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简称"莫解阵")成立于1962年,由原来的民族民主联盟、非洲民族联盟及争取莫桑比克独立非洲民族联盟三个组织联合组成.
早期领导人为蒙德拉纳.
1969年蒙德拉纳被刺后,萨莫拉·马谢尔成为该党领袖.
萨莫拉1933年生于莫桑比克南部加扎省,1963年参加莫解阵,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接受军事训练.
1964年,他率领游击队进入莫桑比克北部,打响了反殖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从此,他先后担任莫解阵军事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当选为莫解阵主席.
莫解阵的纲领是争取早日实现莫桑比克的完全独立,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莫桑比克.
葡属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建立之后,一般都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为反殖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当民族解放运动于1950年代在葡属非洲各殖民地兴起时,葡萄牙殖民当局不仅玩弄欺骗花招,妄图瓦解反抗运动,而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极力扼杀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6年后,葡萄牙萨拉查政权为了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把原来用于本土的国家秘密警察先后派遣到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到1958年中,在几内亚比绍就建立起5个新的警察分队、11个特别警察哨所.
他们监视殖民地人民的行动,取缔民族主义组织,搜捕对殖民当局不满的人,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
1959年8月,殖民军警在比绍市向罢工的码头及港口工人开枪,打死50多人,打伤100多人.
同年,殖民当局在安哥拉实行大逮捕,安人运领导人内图被捕入狱,另一领导人达克鲁斯流亡国外.
1960年,殖民军警在莫桑比克北部木韦达地区向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500多人.
在殖民者残酷镇压的情况下,采取和平形式的斗争已难于实现独立,这就迫使殖民地人民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正如安哥拉一位民族主义者弗洛伦蒂诺·杜瓦蒂所说:"葡萄牙殖民主义懂得的唯一语言是武装镇压","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别无办法"①.
安哥拉是战后葡属非洲第一个开展反殖武装斗争的殖民地.
1961年2月4日,安哥拉的民族主义者拿起武器,袭击了首都罗安达关押政治犯和爱国者的监狱及警察总部.
同年3月中旬,安哥拉北部的刚果省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袭击了殖民当局的军事据点和殖民者的种植园.
从此,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61年的两次起义是由安人运和安人盟分别领导的.
起义者所用的除了一小部分是从敌人手里夺取来的现代化武器外,绝大部分都是木棍、砍刀以及自制的土枪、土炮等.
安哥拉人民怀着对殖民主义者的深仇大恨,以简陋的武器英勇地同敌人搏斗.
起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斗争烈火即席卷安哥拉西北部各州,起义者一度控制了从罗安达到马兰热铁路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起义爆发后,殖民当局立即派遣大批军队、警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安哥拉人民实行残酷镇压.
仅在一天内,殖民军警在罗安达即屠杀了3000名非洲人.
从1961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两个月里,殖民者炸毁了25个村庄,屠杀了3万非洲人.
葡萄牙总理萨拉查自己兼任国防部长,发誓要把①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2月15日.
安哥拉民族解放战争镇压下去.
葡萄牙政府大量增加军事拨款,仅4月初的一次拨款即达2100万英镑;并陆续向安哥拉增派武装力量,对起义人民加紧围剿.
在残酷镇压起义的同时,1961年8月,葡萄牙当局又宣布对殖民地实行根本改革.
他们撤销《土著法》,形式上承认殖民地人民为葡萄牙公民,增加非洲人在葡萄牙国民议会中的议席,允诺在殖民地发展教育、建筑城市住宅、增建医院、修筑公路等,妄图以此欺骗殖民地人民.
殖民当局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都未能扑灭安哥拉人民反殖武装斗争烈火.
1962年4月,安解阵宣布成立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并把武装力量改组为民族解放军.
这支力量除了继续坚持在安哥拉西北部山林地区活动外,从1966年开始还扩展到马兰热的卡松加地区及靠近扎伊尔沙巴地区的东部边境一带进行反殖斗争.
安人运于1963年初在卡奔达开避新战线,并设立培训游击队干部的中心,1964年又在东部丛林地区开辟新游击区.
1966年5月,安人运的武装在卢祖镇附近袭击葡军,开始了东部战线的武装斗争.
除了上述两支反殖武装外,1966年又出现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领导的反殖武装力量.
安盟主席萨文比1934年生于蒙汉戈,1958年曾到里斯本大学学医,1961年加入安人盟,任总书记.
1964年因与安人盟主席罗伯托发生政见分歧,他退出安人盟,另组安盟.
1966年3月,安盟在安哥拉东部地区建立游击基地,创建了安哥拉解放军.
在安哥拉爆发武装斗争后,几内亚比绍人民也加紧准备武装斗争.
1963年1月23日,由几独立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热巴河南岸的蒂特市向殖民军发起进攻,开始了武装斗争.
起义人民以弓箭、匕首、砍刀以及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同比自己强大好多倍的敌人拼杀.
至同年3月,爱国武装力量控制了南部地区,武装斗争向几内亚比绍全境发展.
1964年初,殖民当局调集3000名精锐部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海上向南方科莫岛的游击队反扑,妄图重新占领这个岛屿作为进攻南部解放区的跳板.
在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科莫岛爱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接连几次击退敌人的登陆部队.
经过75天战斗,他们击毙击伤殖民军官兵650名,还击毙司令官1名,击沉击伤汽艇13艘,击落击毁飞机5架,于同年4月粉碎了殖民军的进攻,取得了科莫岛保卫战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的鼓舞下,北部爱国军民也相继击退敌人的多次进犯.
同年底,爱国武装力量又在莫雷斯地区打退1000名殖民军的入侵,打死打伤750多名敌人.
在几内亚比绍人民抗敌保卫战节节胜利的时刻,莫桑比克也爆发了反殖武装斗争.
1964年9月25日,莫解阵发表了《武装大起义宣言》,号召人民举行反殖起义,为实现莫桑比克的彻底独立而斗争.
莫桑比克爱国武装力量随即在德尔加多角州的沙伊镇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
在起义后的第一年里,武装斗争扩展到全国一半领土.
游击队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袭击殖民军据点、监狱及政府机构,狙击敌军卡车,偷袭火车及巡逻艇,给殖民当局以沉重打击.
莫解阵的武装力量从1964年的250人增加到1967年2月的7000名士兵和3000名干部.
从1960年代下半期至1970年代上半期,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的反殖武装斗争继续发展,爱国力量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游击基地更加扩大和巩固,对殖民军警的袭击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
在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有了加强.
1968年,安人运在东部地区的游击战已扩展到隆达及比耶两省.
至1970年代初,它的武装力量已达到五个军区:丹博斯、卡奔达、莫西哥及宽多库邦戈、隆达及马兰热、比耶.
安解阵的游击活动也已扩展到宰雷、威热、北宽扎、罗安达、卡奔达、马兰热、隆达及莫西哥等省.
安盟的武装斗争也由莫西哥省逐步发展到隆达、马兰热、比耶、宽多库邦戈等省的部分地区,1969年5月又扩展到维拉省的部分地区.
为了消灭安哥拉反殖爱国力量,葡萄牙殖民当局采用美国在越南使用过的焦土战、细菌战及建立战略村等手段.
1967年末,殖民者强迫原分散居住的安哥拉农民密集地居住在指定的地点.
有的居民点周围设置了铁丝网等障碍物.
殖民者原以为这样可防止游击队渗透,便于割断当地居民与游击队的联系,得以孤立、削弱并消灭爱国武装力量.
但集中营式的生活使安哥拉广大人民对殖民当局更加不满,更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反殖斗争.
安哥拉爱国武装力量在根据地及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利用境内山岭绵延、森林密布的有利环境同敌人展开游击战.
他们设路障,埋地雷,炸桥梁,切断输电线和电话线,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抗击敌人的扫荡,歼灭殖民军警的有生力量,还经常袭击敌人的军事据点及巡逻队,烧毁殖民者的种植园,使敌人疲于奔命.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4年,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反殖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5000人,解放了2/3的国土和100多万人口.
几内亚比绍爱国武装力量在1960年代下半期继续粉碎敌人的进攻.
1968年5月至1969年2月,当两个营的殖民军进犯南部边境地区、妄图切断解放区运输线时,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达九个月之久,终于用迂回战术打败敌军,保住了这条重要的运输线.
1971年12月下旬,爱国武装力量再度粉碎了敌人对莫雷斯解放区的进犯,打死敌人100多名,打伤数千名,迫使敌指挥官自杀.
经过保卫战的多次胜利,至1971年,南部地区已成为较巩固的解放区,东南部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部爱国武装力量也正在压缩敌人的据点.
南部游击队的活动已威胁到殖民当局的首脑机关所在地——比绍.
爱国武装力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莫桑比克的反殖武装于1960年代下半期除了在德尔加多角州和尼亚萨州建立较牢靠的基地外,还在莫桑比克州及赞比西州开展游击活动,1968年在太特州开辟了新战场.
1970年5月,殖民当局纠集了3.
5万人的兵力,动用1.
5万吨军事物资,还出动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向德尔加多角州、尼亚萨州和太特州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莫桑比克爱国军民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400多人,炸毁敌军车几十辆,击落敌机4架,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解放区,迫使敌人在德尔加多角州放弃了7个据点,而且还利用敌人后方空虚的机会向南推进,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
1970年下半年,莫桑比克爱国武装力量乘胜继续袭击葡萄牙殖民军.
在1970年11月—1971年11月的一年里,爱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数百次游击战,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摧毁敌军兵营及据点40多个.
1972年7月25日,游击队又在马尼卡—索法拉州开辟新战线,对殖民军的一些战略据点发动进攻.
同年11月对太特州的太特镇和兴戈齐机场发动的猛攻,击毁敌机17架及机场附近的30个兵营.
1972年9月—1973年9月,爱国武装力量共歼敌2300多名,袭击120多个敌人哨所及基地,击落击毁敌机49架,击沉舰只11艘,击毁军车280多辆.
至1973年底,莫解阵已控制了全国1/4以上的土地,拥有100多万人口.
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人民的反殖武装斗争,给葡萄牙当局以沉重打击.
为了镇压殖民地日益强大的爱国武装力量,它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和物资投入非洲,应付殖民战争的需要.
1972年,葡萄牙20万兵力中约有16万陷入非洲.
据葡萄牙官方公布的数字,到1974年5月止,葡军共伤亡3.
4万余人,另有8.
4万多人"生病".
战场上的大量伤亡急需补充兵源,而国内兵源不足,迫使葡萄牙当局降低征兵的条件,延长士兵服役的期限,甚至强迫不适于服役的人入伍.
殖民战争也使葡萄牙军费开支连年增加.
1963年葡萄牙本土及殖民地的军费支出为1.
93亿美元,而1967年的军事预算仅海外领地一项即达2.
17亿美元.
葡萄牙当局所进行的殖民战争不仅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且在葡萄牙本土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葡萄牙国内的工人、青年、学生等各阶层群众广泛开展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继续镇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民主与自由.
被征召派往非洲的葡萄牙士兵及下级军官越来越多地采取集体逃跑、拒绝上船去非洲、甚至起义等方式,反对政府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战争.
由于萨拉查和卡埃塔诺两届政府都顽固地支持在非洲继续进行殖民战争,葡萄牙内外矛盾都越来越尖锐,政局越来越不稳定.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军队中一批中下级军官组织尉官运动(后改称为"武装部队运动"),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政府.
新政权表示,将采取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军事办法解决海外战争问题.
首先同葡萄牙新政权举行谈判并实现政治解决的是几内亚比绍反殖力量的代表.
几内亚比绍人民早在1973年9月23—24日在东部的马迪纳—博埃解放区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议会.
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通过了宪法,选出了国务委员会.
至1974年3月,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得到了70多个国家的承认,被接纳为非统组织的成员国.
联合国也通过决议,承认它是独立主权国家.
但葡萄牙殖民当局拒绝承认几内亚比绍的独立,并继续占领其部分地区.
卡埃塔诺政府垮台后,1974年5月,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派出代表和葡萄牙新政府的代表在伦敦、阿尔及尔等地进行谈判.
双方于同年8月26日达成协议,葡萄牙宣布在法律上承认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并同意在同年10月31日以前全部撤出它在几内亚比绍的军队.
1974年6月及9月,莫解阵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同葡萄牙新政府进行谈判,揭露葡萄牙提出的"葡非联邦"的殖民主义本质,坚持要实现完全独立的立场.
在莫解阵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卢萨卡协议》,葡萄牙承认莫桑比克人民的独立权.
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正式宣告独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也同葡萄牙新政权进行了谈判,于1974年11月在阿尔及尔达成协议.
1975年7月12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告独立.
1974年12月9日,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佛得角岛独立的协议.
1975年7月5日,佛得角群岛正式宣布独立.
从1975年1月15日起,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在葡萄牙的阿沃尔市同葡萄牙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最后签署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协议,承认安哥拉人民的独立权利,并承认三个民族主义组织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
安哥拉于1975年11月11日实现了独立.
至此,除了亚速尔群岛及马德拉群岛外,葡属非洲殖民地都取得了独立.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组织能够敏锐地观察形势,及时地把和平的、合法的斗争转为武装斗争,这是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的因素.
几内亚比绍自1959年8月发生殖民军警屠杀比绍市码头、港口工人的事件后,几独立党即于同年9月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总部转移到邻国,斗争方法由和平转为暴力.
当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扬言"葡萄牙永远也不会同意讨论海外领地的自决问题"的情况下,莫解阵领导人蒙德拉纳就指出,温和的政治行动,如罢工、示威、请愿等,只会导致参加者自己的毁灭;莫桑比克人民要么长此生活在高压的帝国统治下,要么找到某种用武力反抗葡萄牙的办法.
正是由于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殖民主义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才迫使葡萄牙政府走到谈判桌前,达成了最后的政治解决.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的反殖武装斗争,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民族主义政党较重视发动群众和建设稳固的解放区.
几独立党非常重视培训干部和发动群众.
1960年,该党领袖卡布拉尔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举办了一所训练干部的学校.
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回国内,到农村发动农民.
在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该党共培养了约3000名从事政治宣传的干部,这支干部队伍在发动农民开展反殖武装斗争及建设解放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几内亚比绍的解放区由1963年占全国1/3的土地扩大到1965年占全国土地的一半,1966年又扩大到全国60%以上的国土.
卡布拉尔认为,把解放区建设好,改善农民的生活,就能使农民更积极地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提出了"以医院和学校取得战争胜利"的思想.
几独立党号召并帮助解放区农民发展粮食及副食品的生产,以满足解放区人民生活的需要,并建立人民商店作为新的贸易流通体系的重要环节.
其解放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重视,至1972年已办了164所学校,招收小学生1万多人,设了9个医院及117个诊所.
解放区还普遍建立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村政权及乡政权,有的地方还设立了军政训练中心.
莫解阵也很重视在它控制的广大农村和森林地带建设解放区和游击基地.
其解放区建立了州、县、乡各级政权,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
1966年,仅在德尔加多角州就设有初级学校100所,供1万名儿童上学.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的反殖爱国力量之所以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挫败殖民军的围剿,逐步发展壮大自己,最后促使葡萄牙殖民帝国垮台,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够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队伍,在作战中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几独立党在建设武装队伍时较注意政治方向问题.
1964年2月,该党在卡提奥解放区的卡萨卡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60个代表包括当时担任较重要职务的政治及军事干部.
会上批评了一些游击队领导人个人野心膨胀、脱离该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指示和政策的倾向,加强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这次会议还决定把各自为政的游击队分队统一为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由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
军事委员会由几独立党高级领导人组成,以卡布拉尔为主席.
各级武装部队都设指挥员及政委,指挥员是军事行动的决定者,政委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
武装力量的基层单位是联合突击队.
几独立党强调在作战中采取伏击、打了就跑的灵活战术,避免无把握的全面出击,因而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收复了2/3的国土,以不到1万人的游击队把5万人的现代化葡萄牙殖民军围困在据点里,成为葡属殖民地中反殖武装斗争开展得最好的地区.
莫解阵在建设爱国武装力量中也很注意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至1970年,该党领导的武装已由开始时的250名只有简陋武器的造反者发展成为近万人的训练有素的、拥有一批新式武器的队伍.
莫桑比克另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还仿照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其游击队"一切行动服从命令","一切缴获归军队集体","讨论和解决问题时说话要和气","借物要归还原主"等.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反殖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力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得到非洲邻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几独立党积极争取邻国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支持,那里成了它培训干部、医疗伤病员、接受及运输国际社会提供的武器及其他物资的重要后方基地.
卡布拉尔多次出席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会议,揭露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的民族主义组织也都大力争取非洲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国际上的援助对葡属非洲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南罗得西亚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南罗得西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从1960年代初起有了明显的发展.
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于1953年(一说1957年)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纲领是要取消殖民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律,在政治上实现一人一票的原则.
当这个组织于1959年被当局取缔后,民族主义者于1960年1月成立了民族民主党.
1961年民族民主党又被当局取缔后,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政党——津巴布韦人民联盟(简称"人盟").
该党由原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民主党的领导人乔舒阿·恩科莫(1917—)担任主席,并继承了以往民族主义政党的纲领.
人盟的活动范围及影响较其前身更为广泛,除在国内活动外,还较多地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争取其支持与援助.
1963年8月,人盟中部分成员由于对恩科莫不满,另行成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简称"民盟").
1964年5月,民盟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宣布该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泛非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穆加贝(1924—)为该党的总书记.
同年8月,该党遭当局取缔,穆加贝等在国内的领导人被捕.
但在国外的民盟领导人契特波等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临时总部.
1966年1月,民盟经过重组,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机构,建立了民族解放军,并将总部迁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1966年4月28日,民盟领导的游击队在罗得西亚中央政府所在地索尔兹伯里西北部的锡诺亚地区打响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第一枪,开始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
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武装斗争日.
在民盟的影响和促进下,人盟也在国内开展游击战.
这两个政党都从国外基地派遣游击队进入南罗得西亚,袭击政府军的一些营地.
1967年,人盟还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
1967—1970年,人盟先后六次从赞比亚派武装力量打入国内,其中有三次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游击队联合作战.
这些游击活动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在南罗得西亚当局及南非军队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民盟这时和人盟一样,由于在国内发动群众的工作尚未开展,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游击战争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民盟主席契特波在总结前阶段反殖斗争时指出,受挫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解放组织强调了军事斗争,忽视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没有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武装斗争.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民盟加强了对国内群众的发动工作.
1971年,该党派遣人员潜入国内,经过艰苦的工作,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在东北部一些地区建立了政治、教育及医疗机构,并招募游击战士,扩大反殖武装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打下了较可靠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1972年12月起,民盟武装力量在津东北部地区发动了新的反殖游击战,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南罗得西亚当局对游击队在人民支持下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惊慌与忧虑.
他们在边境地区强迫几十万农民迁入周围设置铁丝网的保护村,实际上加以软禁和看管.
这种策略虽然给反殖斗争造成某些困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人民逃出保护村,投奔游击队.
由于民心归向民族主义组织,南罗得西亚当局对军队中的黑人士兵也心生疑虑,大量招募白人充当军警.
除了敌人的封锁镇压外,民族解放力量内部的矛盾冲突也给反殖斗争的发展增加了困难.
南罗得西亚各民族主义组织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联合起来,而且经常磨擦,甚至有时还发生激烈的内讧.
1973年3月,民盟与人盟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及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的促进下,曾在卢萨卡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的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指挥部,但这些组织机构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次年12月,在外部的压力下,民盟、人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1971年成立,领导人是契克雷马)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是穆佐雷瓦)组成联合阵线,定名为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由穆佐雷瓦任临时主席.
这个统一的机构也是空架子,由于各派斗争激烈,不到一年即告夭折.
在葡萄牙殖民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影响下,南非当局力促南罗得西亚当局停止战争,释放被逮捕的民族主义领袖,同民族主义政党举行谈判,以便在南罗得西亚建立温和的黑人政权.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重要国外基地的赞比亚,也积极催促南罗得西亚各派联合起来,与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
在这种外部条件下,1975年初,民盟内部爆发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
同年3月,民盟国外领导人契特波在卢萨卡被杀害.
在举行葬礼时,民盟的50位领导人被逮捕,1000多名战士被扣留,总部被封闭,基地被包围,和国内游击战士的联系也大部分被切断.
那些侥幸未被捕的民盟成员逃往莫桑比克.
同年9月,民盟和人盟中主张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成员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支持下,组建津巴布韦人民军,由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领导,逐渐在国内恢复和发展游击战.
军事委员会的18个成员由民盟、人盟各占半数.
他们未能团结一致,而且人民军内部两党成员之间还不断发生武装冲突.
不久,军事委员会及人民军中的人盟成员纷纷离去,人民军遂成为民盟的武装队伍.
穆加贝经过10年的监禁,于1974年12月获释.
1975年4月,他到莫桑比克民盟营地从事反殖斗争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政治领导人.
这时民盟总部也从赞比亚迁往莫桑比克,穆加贝确立了他在民盟的最高领导地位.
1976年10月,在前线国家推动下,民盟与人盟组成了爱国阵线,穆加贝与恩科莫分别担任阵线的两位主席.
1976年底起,民盟进行了多次大改组.
1977年9月,穆加贝当选为民盟主席.
民盟虽然1975年春在赞比亚时一度遭到摧残,但不久在新独立的莫桑比克支持下,迅速重振旗鼓,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75年10月,游击队在东南部开辟了新战场;1976年4月,袭击了南罗得西亚通往南非的铁路与公路,使运输动脉遭到威胁.
到1970年代末,爱国武装斗争有了明显的发展.
民盟发表的战报宣布,在1979年的头五个月里,游击队歼灭了大量敌军,击落敌机12架,击毁军车和其他车辆54辆,还破坏了8座桥梁和1个发电站,并且进行了12次破坏铁路的活动.
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还扩大到南罗得西亚当局的首府索尔兹伯里,击毁了一座燃料库,并加紧袭击南罗得西亚傀儡政权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其他经济设施.
从1974年末起,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在赞比亚等国的促使下,开始与南罗得西亚及南非当局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谈判.
人盟主席乔舒亚·恩科莫、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主席毕·艾·穆佐雷瓦比较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美国、英国也派出高级官员,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参与了和谈活动.
但南罗得西亚当局顽固坚持在过渡时期要由白人掌握军警和制宪大权,使谈判进程受阻.
1977年9月1日,英国公布了英、美两国关于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建议:在过渡时期,由英国派出驻节专员,掌管军队、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权力.
1978年3月,南罗得西亚当局同穆佐雷瓦等三位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达成内部解决协议,组成了以史密斯为总理的过渡政府.
1979年初,过渡政府公布新宪法,规定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院30席,众院100席,其中白人分别占10席和28席.
根据该宪法,南罗得西亚于1979年4月举行了大选,白人的罗得西亚阵线党获28席,黑人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获51席,民盟国内派获12席,统一人民联邦党获9席.
穆佐雷瓦接替史密斯出任总理,组成了黑人占多数的新政府.
该政府遭爱国阵线及非洲国家的反对,并未得到国际上除南非以外任何国家的承认.
同年8月5日,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九点声明,指出1979年初史密斯政府公布的内部解决的宪法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有缺点的,必须让所有各方共同协商,解决争端;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独立需要通过一项民主宪法,其中包括适当保护少数的条款;必须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选举应由英国政府当局加以适当监督,并有英联邦观察员在场.
声明表示欢迎英国政府关于召开包括有南罗得西亚各方参加的制宪会议的建议.
1979年9月10日,英国以宗主国身份在伦敦召集了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
参加会议有三方的领导人: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南罗得西亚爱国阵线的两名主席恩科莫和穆加贝;南罗得西亚政权的总理穆佐雷瓦和前总理史密斯.
三方各有20名代表与会,以卡林顿为会议主席.
制宪会议首先讨论了白人的权力及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
英国代表主张,独立后南罗得西亚的权力从少数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多数手中,确保黑人多数能控制议会、行政机构、军队和司法部门,白人在议会里没有否决权,但保证白人在未来的议会里有一定的席位,并允许白人单独选举白人议员.
爱国阵线代表主张,掌握权力的下议院议员应通过普遍、直接投票选出,白人不得享有特权.
南罗得西亚当局要求占人口总数4%左右的白人在议会中占28%的席位,对不利于白人的法律有否决权.
经过反复协商,各方同意组成一个有100个议席的议会,其中80名议员由普选产生,20名在白人选民中选出,白人在议会中不拥有否决权.
关于独立后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英国提出国家由一个立宪总统领导,而由向议会负责的总理掌握实际权力.
南罗得西亚当局同意英国的主张.
爱国阵线主张通过直接的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总统有权任命和解散政府,并统率武装部队.
经过会议讨论,各方一致同意,今后实行立宪总统和执行总理的内阁制.
会议接着讨论走向独立的过渡期安排问题.
英国主张普选前的过渡期为两个月,由英国派驻全权总督来管理国家并监督选举,由英国警察顾问协助南罗得西亚现有的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
南罗得西亚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
爱国阵线主张过渡期为六个月,以便有更多时间做群众工作,并反对由罗得西亚现有的警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
经过讨论,英国同意在过渡期内爱国阵线游击队享有部分军事代表权利,爱国阵线赞同过渡期为两个月.
制宪会议继11月15日取得上述突破后,又于12月5日取得重大进展,在停火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英国通知南非当局不干涉南罗得西亚;有效地监督南罗得西亚空军;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肯尼亚、斐济五国组成一支近1200人的监督部队.
出席制宪会议的三方代表经过三个半月的谈判,于12月21日在伦敦正式签署了南罗得西亚和平协定.
签署的文件包括宪法、独立前的安排和停火协议.
根据文件的规定,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英国总督负责在南罗得西亚行使行政权力;在英国总督安排和监督下在全国进行选举,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平等地参加竞选;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将组织政府,然后由英国总督向它移交权力.
停火协议规定,从协议签署之日的午夜起,即停止双方军队的一切越境调动和其他军事行动,从12月28日起停止境内的一切敌对行动;成立停火委员会,由英国总督的军事顾问任主席,南罗得西亚当局和爱国阵线双方各派人数相等的军事指挥官参加;由五个英联邦国家派出1200人组成监督部队,协助停火委员会执行确保停火的任务;双方武装力量集结并使他们脱离接触的工作应在1980年1月4日以前完成.
根据上述和平协议,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于12月12日到达索尔兹伯里,接管了南罗得西亚政府的权力,担负起监督停火和主持大选的事务.
27日,英联邦国家派遣的监督部队开始前往南罗得西亚监督停火.
1980年1月27日,民盟主席穆加贝回到国内.
2月27—29日,南罗得西亚举行了议会选举,90%以上的黑人选民参加了投票.
穆加贝领导的民盟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中80个黑人议席的57席,取得了绝对多数.
英国总督索姆斯要求穆加贝组织新政府.
1980年4月18日,在首都索尔兹伯里(后改名哈拉雷)隆重举行独立庆典,穆加贝总理发表文告,宣布南罗得西亚独立,建立共和国,更名为津巴布韦.
南罗得西亚各方于1979年底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并于1980年4月获得国家独立,这是南罗得西亚人民长期坚持反殖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结果.
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夕,爱国阵线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人左右,游击活动的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的地区,使南罗得西亚当局的行政、交通、税收等遭到打击,陷于部分瘫痪,大量白人外流,经济困难日趋严重.
穆佐雷瓦排斥爱国阵线,单方面上台组成内部解决政府,不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相反还受到国际上的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
处于内外交困的穆佐雷瓦政府为了摆脱被动处境,不得不赞同召开制宪会议,签订和平协议,希望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重新上台执政.
在签订和平协议中,爱国阵线方面也做了妥协与让步.
爱国阵线的反殖武装斗争虽然给白人统治当局以相当大的打击,但敌我力量对比暂时仍有利于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史密斯政府拥有6万人的军队,装备精良,指挥统一,又有南非当局撑腰,军事上仍处于优势.
爱国阵线内部矛盾较多,严重削弱战斗力.
民盟、人盟的领导人都现实地认为,要在短期内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彻底打败史密斯—穆佐雷瓦的军事力量是不易办到的.
为了早日获得国家独立,实现黑人的多数统治,他们赞同由英国出面主持谈判,在谈判中对有些问题也作了让步,使制宪会议得以达成协议.
制宪会议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英美两国从它们的切身利益及战略考虑,积极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
在1970年代下半期苏联竭力插足南部非洲的情况下,英美当局看到如不迅速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就会给苏联及其雇佣军的进一步进入提供有利的条件与机会.
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出任英国首相后,为了稳定南部非洲局势,遏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渗透扩张,以便保持西方国家的利益,即把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利用英联邦首脑会议等机会与有关的非洲国家磋商,并重新承担起宗主国的责任,主持召开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促使对立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英国对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基本态度及政策得到赞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前线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坦、赞等国在1970年代末为了支持南罗得西亚人民争取独立,对南罗得西亚当局实行经济封锁与制裁,本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它们也不愿意南罗得西亚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为苏联继续南下提供机会,因而同意冲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大力促进各方相互妥协.
由于前线国家是爱国阵线各党在国外的重要基地,关系密切,前线国家的上述态度对伦敦制宪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南罗得西亚和平协议的签订及独立的津巴布韦共和国的诞生是南罗得西亚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它为津巴布韦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七、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殖斗争及其独立纳米比亚地处非洲的西南部,原称西南非洲,从15世纪起即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1920年12月,国际联盟委任南非统治西南非洲.
1949年,南非议会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非法吞并了西南非洲.
从194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先后采取了直接管辖、建立班图斯坦及实行内部解决三种主要形式.
1960年代以前,南非当局把西南非洲作为它的第五省,在该地设立行政长官、立法议会和行政委员会.
行政长官由南非议会代表和管理土著事务的委员兼任,直接管理纳米比亚的行政事务.
立法议会实际上是一个咨询机构,无权决定国防、铁路、港口、民航、土著事务以及其他重要的立法事务.
议员均由白人殖民者担任.
行政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和由立法议会选出的四名委员组成.
南非当局吞并西南非洲后,加强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
纳米比亚人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
1948—1961年,南非殖民当局制订了5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不仅剥夺了纳米比亚人的政治权利,也对他们的教育、居住地区及日常生活进行了种种限制和隔离.
黑人被限制在贫瘠、干旱的保留地里居住,而占全部土地约2/3的肥沃地区则划归白人所有.
在教育经费方面,1958—1959年度,用于白人的为112万英镑,而用于保留地黑人的仅3.
5万英镑.
在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压榨下,纳米比亚黑人的收入在下降,而白人殖民者的收入迅速增加.
1951—1956年,保留地黑人的年均收入仅8.
5英镑,而白人居住地带每人年均收入却达176.
1英镑.
南非当局对西南非洲的吞并及其对当地黑人的残酷剥削,激起黑人的反抗与国际舆论的谴责.
联合国国际法院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于1950年宣布南非吞并西南非洲为非法.
195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
纳米比亚人民成立了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并于1959年8月改组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
该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提出西南非洲应首先摆脱南非殖民统治,归联合国托管,然后逐步谋求独立.
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西南非洲人民享有独立和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南非当局为了对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为遏制正在蓬勃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向南发展,决定在西南非洲推行班图斯坦体制.
它于1964年初发表了《奥登达报告书》,计划在西南非洲建立10个班图斯坦,作为黑人的家园;纳米比亚黑人按其所属部族分别迁入各个班图斯坦,成为该家园的公民.
这些班图斯坦大都被划定在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沙漠干旱地带,总面积仅3262万多公顷,其余面积4975万多公顷的土地则划归白人占有.
这项措施使不到总人口1/7的白人占有了全部土地的60%以上.
在南非当局的策划下,西南非洲于1967、1970和1972年先后成立了奥万博、卡万戈和东卡普里维等三个黑人家园,其中奥万博和卡万戈又先后于1973年的4—5月宣布成为自治领.
同年,南非当局通过了《西南非洲土著国家自治发展修正案》,规定黑人家园可以宣布自治,允许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但又同时规定,自治的班图斯坦当局所通过的法令须经南非政府同意.
南非当局原想以班图斯坦及其自治形式制造纳米比亚人自决的假象,实际上黑人家园能自决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至于军事、外交、货币等重大问题仍由南非殖民当局决定.
南非当局推行的班图斯坦及其自治计划并没有缓和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当局的根本矛盾,也未能减轻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压力.
当1964年1月《奥登达报告》刚提出,联合国结束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即通过决议,谴责该计划将产生分割和瓦解西南非洲的结果.
同年2月,赫雷罗族和纳马族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斯坦计划.
1966年10月,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要求南非撤出该地,由联合国直接管理.
1968年,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谴责南非继续占领西南非洲,并根据西南非洲人民的愿望,把西南非洲改名为纳米比亚.
以后,联合国又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1974年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被推翻,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相继获得独立,南部非洲的形势对南非当局更加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当局为了维护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又改变手法,停止实施班图斯坦计划,采取了内部解决的政策及措施.
南非当局于1975年抛出的内部解决方案,以承认纳米比亚的独立为幌子,撇开联合国和坚决反对它的政党,扶植亲南非的政党和势力,举行选举,组建议会和行政机构,使南非能够通过这个傀儡政权继续控制纳米比亚.
按照这个方案,南非当局于1975年9月召开了有11个部族(包括白人和有色人在内)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
会议在南非当局的导演下于1977年3月达成协议,通过宪法草案,确定在纳米比亚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体制.
1978年12月,南非当局又在纳米比亚导演了制宪议会的选举,特恩哈尔民主联盟①在选举中获得82%的席位,控制了制宪议会.
1979年5月,制宪议会改为拥有更大权力的国民议会.
1980年6月,南非当局以特恩哈尔民主联盟领导人为班底,组成部长委员会,作为纳米比亚全国性的行政机构,把部分的立法和行政权移交给该机构.
由南非策划组建的第一届内部解决政府不仅得不到广大纳米比亚人的支持,执政党内部及该政府与南非当局派来的行政长官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当纳米比亚国民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遭行政长官拒绝、议会也遭解散时,部长委员会主席即于1983年1月宣布辞职.
第一届内部解决政府垮台后,南非当局又于同年11月扶植了多党会议②,并于1985年4月建立了第二届内部解决政府.
这届被当局称为"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机构,设有执行内阁、国民议会和制宪委员会,拥有广泛的、但不是完全的行政和立法权力.
南非当局仍掌握纳米比亚外交、国防、安全及谈判解决独立问题的控制权;南非派驻纳米比亚的行政长官有权拒绝批准过渡政府的决策.
这届政府仍然没有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自从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踏入西南非洲后,纳米比亚人民即不断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种族主义的压迫.
但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纳米比亚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加强了对反殖斗争的组织与领导,使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持续发展.
在纳米比亚的民族主义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其前身是奥万博兰人民组织,刚成立时是一个以奥万博人为主体的地区性部族组织.
1960年4月,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为了广泛吸收纳米比亚人民参加,改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简称"人组").
萨姆·努乔马(1929—)被选为主席.
努乔马出生于纳米比亚北部沙漠地带奥万博兰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曾在温得和克一所圣公会学校学习,后在南非国营铁路局工作.
1959年4月,他和贾·托伊沃等共同创建了奥万博兰人民组织.
在当年12月的卡土土拉事件①中,他因领导黑人群众抗议当局强迫迁居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于1960年2月秘密离开纳米比亚,抵达加纳.
同年4月,奥万博兰人民组织易名,由努乔马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直至今天.
人组的政治纲领指出,该党是纳米比亚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有组织的政治先锋队,最近的目标是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和赢得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现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
该党还主张对内反对部族主义、地区主义及一切种族主义歧视的倾向,团结所有纳米比亚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对外同非洲独立国家、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切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合作,为彻底消除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和维护①该联盟成立于1977年11月5日,由白人共和党和其他10个部族政治团体组建而成.
因1975年在特恩哈尔大厦参加制宪会议而得名.
该组织赞成南非当局关于内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主张,反对南非军队全部撤离纳米比亚.
②多党会议由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西南非洲国民党、西南非洲民主联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主主义者、雷霍博特解放民主党、工党等组成.
①在该事件中,南非当局企图把黑人工人赶出温得和克,工人奋起反抗,遭当局的血腥镇压,死伤70多人.
世界和平而努力.
为了实现党的纲领目标,人组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临时总部,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开展宣传,反对南非的殖民统治.
努乔马于1960年6月到纽约出席了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会议时,递交了一份声讨南非的请愿书.
次年,他又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南非霸占西南非洲的罪行.
从1962年起,人组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支持下,把从国内逃亡出来的纳米比亚青年组织起来,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接受军事训练,并派遣部分人员到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苏联等国学习军事,积极为在纳米比亚开展反殖武装斗争做准备.
1966年,人组建立了武装组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安哥拉南部和赞比亚设立营地.
同年8月26日,人组领导的游击队在卡普里维向南非殖民者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纳米比亚人民反殖武装斗争的序幕.
南非当局慌忙向西南非洲增派军队,并把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划为禁区加以封锁,妄图扑灭武装斗争的烈火.
但纳米比亚军民在人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斗争,逐步发展了反殖力量.
武装斗争爆发时,人组的游击队只有100人,到1972年已发展到1000人左右.
1974年,游击队在全国开辟了六个战区.
武装斗争从东北部地区逐步向中部地区发展.
人组被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1975年安哥拉的独立鼓舞了纳米比亚人民.
纳米比亚游击队在东部、北部及西部的部分地区,用伏击、突袭等战术,打击殖民军警,骚扰当局的运输线及分散据点.
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材料,仅1977年第一季度,人组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即打死殖民武装300多人.
同年10—11月,这支武装又向敌人发动进攻,仅10月25—27日三天就消灭敌军82人,打伤敌人130多人.
在反殖武装斗争的鼓舞下,纳米比亚城乡人民也广泛掀起了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
1971年,以矿业工人为主体的罢工运动从首府温得和克扩展到23个地区和11个矿区,参加人数达2.
5万名,使许多矿场瘫痪.
1973年8月,奥万博族人民反对南非当局策划的班图斯坦自治,抵制了立法会议选举,只有3%的选民参加投票.
1975年9月,纳米比亚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南非当局召开的制宪会议.
对于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及反殖群众运动,南非当局在采取各种欺骗手段的同时,也加强了军事镇压.
南非在西南非洲建立了20多个军事基地,派驻了10万大军,仅1986年所耗军费即达4.
79亿美元.
占领军以残酷手段逮捕、拷打、奸污、杀害纳米比亚的平民和儿童.
有些村庄(特别是在奥纳穆泰地区)被占领军用装甲车夷为平地.
殖民军警还把被害者的尸体悬挂在军用直升飞机下低飞示众.
南非当局又不断侵入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妄图捣毁人组在国外的基地,阻挠前线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
南非当局的上述种种措施都未能扼杀、消灭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人组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殖斗争.
到1980年代,这支队伍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
他们通过埋地雷、伏击、袭击占领军的基地和破坏敌人电讯设备及交通运输等,不断给南非殖民当局以打击.
人组还加强了群众工作,包括工会工作.
198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上万名纳米比亚工人冲破了南非军警的重重阻挠,首次举行了五一节的大示威.
南非当局顽固坚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及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持续发展,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
美英等国为了抵制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渗透,积极主张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1977年初,美、英、法、联邦德国和加拿大五国成立接触小组,经过磋商提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大选;南非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合国部队和文职官员维持纳米比亚的秩序,尽早实现独立.
1978年4月和7月,南非当局和人组愿意就西方五国的建议进行谈判,并同意把建议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同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五国方案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
9月,安理会批准了秘书长的计划,并通过了以该计划内容为基础的435号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和人组游击队停止敌对行动,分别在指定地点集中,南非军队逐步撤走,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停火七个月后,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宪法,确定独立日期;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由联合国派遣以秘书长特别代表为首的、包括7500名维持和平部队和1300名文职人员组成的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去纳米比亚监督和控制选举;选举要在12个月内举行,以保证纳米比亚及早取得独立.
南非当局迫于形势,表示原则同意上述决议,但在谈判过程中又不断制造借口,拒绝执行该决议.
1981年10月,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提出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新建议:以435号决议为基础进行三个阶段的谈判,第一阶段确定制宪议会选举的原则和独立宪法的原则;第二阶段商定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的组成、部署和任务;第三阶段确定实现独立的具体日程.
在1982年上半年进行的第一阶段谈判中,各方对制宪原则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对产生制宪议会的选举制度仍有分歧.
在第二、三阶段的谈判中,由于美国和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相联系的方案,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84年5月和7月,人组和南非当局等有关方面代表就纳独立和停火问题举行了两次会谈,由于南非自会谈一开始即坚持联系方案,未能达成协议.
同年11月,安哥拉政府提出关于"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一揽子建议,宣布自南非开始实施435号决议之日起,古巴开始逐步从安哥拉撤军.
南非对此提出反建议,要求安哥拉控制人组在安哥拉、纳米比亚边界的活动;古巴军队在12周内全部撤出安哥拉,并成立机构监督古巴撤军等,遭到前线国家拒绝.
1988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为了把苏联挤出南部非洲,积极抓住和平解决西南部非洲问题的主动权.
1988年5月初,美国、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伦敦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议虽未取得任何收获,但它标志着西南部非洲的和平进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同年6月下旬,四国在开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
会上南非坚持要古巴军队先撤出安哥拉,而安哥拉和古巴则要求南非先从安哥拉撤军,双方相持不下,未达成协议.
同年7月中旬,在纽约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四方达成了解决西南部非洲问题的14点原则协议.
其主要内容包括:安哥拉、南非必须根据435号决议为纳米比亚自由公正的选举创造条件;各方要提出开始实施435号决议的日期;古巴军队要分阶段从安哥拉撤走;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平等和领土完整,等等.
同年8月初,四方在日内瓦举行第四轮会谈,一致同意从8月8日起在安哥拉实行停火,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435号决议.
后来由于在古巴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存在分歧,四国在8月下旬及9月下旬两轮会谈中未达成任何协议,实施435号决议的时间也被推迟.
美国助理国务卿为此和苏联副外长会晤,协调了立场,并于10月提出了妥协方案.
四方在同年11月11日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中讨论了美国的方案,并达成了临时协议:确定从1989年4月1日开始实施435号决议;古巴在开始实施435号决议之日起27个月内分阶段从安哥拉撤军.
1988年12月22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三国在纽约正式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最后确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435号决议,并于同年11月初在纳米比亚全国举行制宪议会选举,1990年4月1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1989年4月1日,在实施435号决议的第一天,纳米比亚北部边境地区就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后经联合国及有关方面调解,事态很快平息.
联合国按计划迅速向纳米比亚派出了协助团.
流亡在外的数万名纳米比亚难民开始返回祖国,人组在纳米比亚境内恢复活动.
同年11月7—11日,纳米比亚举行了制宪议会的选举,人组获得了全部67万多张有效选票的38万多张,赢得了议会72个席位中的41席.
人组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获得21席,联合民主阵线获得4席,其他席位为一些小党所得.
新议会组成后即着手制定新宪法、组织新内阁和确定独立日期、准备独立庆典.
议会常设委员会于12月中旬接连举行了五次会议,经反复协商,确定由人组派人出任执行总统一职,议会实行两院制,各党派按比例分配两院代表名额.
1990年2月,制宪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在和解气氛中通过了纳米比亚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
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每届任期五年,每位总统至多只能连任两届;实行多党制,定期选举;司法独立.
努乔马被制宪议会选举为首任总统.
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宣告独立.
纳米比亚的独立彻底结束了南非长达75年的殖民统治,揭开了纳米比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它是纳米比亚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重大成就,也是非洲国家及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大力支持的结果.
第九章非洲民族独立的新阶段为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一、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道路从1960年代起,非洲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殖民主义者被迫移交政权.
但是外国垄断资本仍然控制着银行、金融、保险、外贸、商业、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农场等部门,掌握着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非洲经济仍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特别是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根深蒂固,不会随着独立而自动消失.
在单一经济的条件下,非洲国家生产自己不消费的东西,消费自己不生产的东西.
尽管许多国家是农业国,但粮食不能自给,靠进口维持生计.
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内陆尚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
基础工业十分薄弱,除了埃及、南非、津巴布韦有一些钢铁、机器制造业外,多数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农矿产品初步加工厂和食品厂等,有的几乎完全没有工业.
加之有的独立国家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工厂、商店倒闭,生产停顿,田园荒芜,失业队伍扩大,大量难民流亡.
而殖民主义者又采取报复措施,新独立国家都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振兴民族经济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致强调要以经济上的独立补充政治上的独立.
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前夕写道:"应该随着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且借以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要求人民付出一切努力并动员全部的智力和人力.
"①科特迪瓦(前称象牙海岸)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乌弗埃—博瓦尼指出:"没有一个健全的平衡的和自主的经济,'独立'这个概念只是一句空话.
"②1961年3月25—30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了《关于改组结构和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的决议》和《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强调"享有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必须以获得经济独立来保卫和巩固它";"经济独立是通过消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同时建设本国民族经济而获得的"③.
在繁荣民族经济的问题上,非洲各国选择了多种发展道路和建设方针.
有的奉行"非洲社会主义",声明这是一种不同于苏联、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山坡和社会主义山坡所形成的这个山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①.
有的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自由经济,奉行自由化政策、自由企业制度.
有的则声明走中间道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奉行"有计划的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有的国家宣布未来的建设目标是社会主义,但现阶段是发展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最初实行"非洲社会主义",后因遇到问题而改变方向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有的起初奉行①《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页.
②转引自陈公元等编:《非洲风云人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
③《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320页.
①这是马里总统凯塔1964年3月对法国《人道报》记者谈话时提出的.
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后来经过政变或革命而改行"非洲社会主义".
虽然发展道路的类型繁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非洲社会主义",一是自由资本主义.
两者的差别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间的差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两种道路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理论宣传和确定发展方向方面.
就具体政策而论,宣布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注重与原宗主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对原殖民主义经济的改造采取温和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发展,扩大外国的投资.
宣布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则与原宗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敌对,而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并对原殖民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改造采取较强硬的急于求成的措施.
不过由于两者都不立即取消私有制,与西方经济体系仍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在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没有根本性差别,都属于民族主义范畴.
"非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类国家的成立都经历过武装斗争或群众运动,其领导人都曾是泛非运动或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
在北非,埃及总统纳赛尔1955年春首先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7年12月,他正式宣布在埃及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民主合作制度".
1962年5月,他主持制订《全国行动宪章》,规定社会主义是埃及革命的必由之路,指出:"这种必然性是由现实和群众的普遍愿望,并由20世纪后半个世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形势所决定的"①.
继纳赛尔之后,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也在寻求"一种合理的,能动员社会全体都来关心生产的发展的方式"②.
1961年,他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被1963年10月突尼斯新宪政党"七大"正式确定为党的基本道路.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1962年6月独立前夕通过了《的黎波里纲领》,提出"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自觉地建设国家",次年被写入宪法.
1964年4月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进一步确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西非,最先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加纳、几内亚、塞内加尔、马里.
恩克鲁玛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复杂的制度,不适合加纳国情.
1959年6月,他提出要建设一个"建立在非洲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福利国家",认为"恢复非洲社会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需要社会主义"③.
塞内加尔的桑戈尔与马里的凯塔共同创建了一个联合党,1960年组成马里联邦,声称"我们必须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同时也在黑非洲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制订我们自己的发展计划"④.
1960年马里联邦解体,但两国都没有放弃"非洲社会主义".
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为了对抗来自西方的压力,1962年12月提出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翌年4月在民主党大会上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
在东南非洲,宣布实行"非洲社会主义"的是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1960年马达加斯加独立后,社会民主党执政,虽然它宣布实行"独特的马尔加什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中执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缔结《法马合作协定》,法国在国防、经济等方面仍享有特权.
肯尼亚独立后,肯雅塔表示信仰"非洲社会主义".
1965年,议会通过了第十号白皮书①埃及《金字塔报》,1962年5月22日.
②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③K.
Nkrumah,Consciencism(《良知主义》),London1964,p.
77.
④J·阿约·兰利:《黑非洲解放的思想》(文献集),巴黎1974年,第544页.
——《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强调政府对经济行动的控制和规划,不过对社会主义方针的执行不是很坚决.
坦桑尼亚则不然,尼雷尔总统为"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制定了完整的纲领和政策.
1962年坦噶尼喀共和国成立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1967年2月5日,他发表了著名的《阿鲁沙宣言》,作为坦桑尼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纲领.
它以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政策为中心内容,提出了建设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措施,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
在其影响下,赞比亚的卡翁达宣布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国方针.
他于1967年5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一阶段》后,又在1977年6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二阶段》,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完成从资本主义向人道主义的变革".
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拉姆古兰领导下的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宣布将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福利社会主义".
这些从独立起就选择"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非都坚持到底.
1968年加纳的恩克鲁玛政府、1968年马里的凯塔政府相继被推翻,这条道路便中断了.
1969年肯尼亚发生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姆博亚遇刺事件后,也不再提社会主义了.
但是在1970年代前期,随着葡属殖民地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非洲社会主义"在继续发展.
1975年莫桑比克、安哥拉独立后,都宣布要通过人民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激进的民族主义派别通过政变,走上了"非洲社会主义"的道路.
例如,1963年8月,在刚果(前法属刚果)爆发了黑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次人民起义,推翻了尤卢政权,代之以倾向社会主义的马桑巴——代巴政府.
后来以恩古瓦比为首的青年军人又发动七·三一运动,建立新政权,首次在非洲大陆宣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
在乌干达,1967年9月,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国王和封建王国,建立共和国,总统奥博特奉行"非洲社会主义",1969年10月发表《平民宪章》.
同年,苏丹军人尼迈里发动了五·二五革命,宣布苏丹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共和国".
同年9月1日,利比亚的卡扎菲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国,奉行一种完全建立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他还在国内发动文化革命,提出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进行别具一格的社会主义试验.
1969年10月21日,索马里的西亚德少将发动政变,建立民主共和国,成立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宪法中规定"索马里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1971年4月19日,塞拉利昂以史蒂文斯为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完全掌握政权之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
翌年,在贝宁以克雷库少校为首的青年军官政变上台,1975年宣布贝宁人民革命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党",贝宁革命将分为"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阶段.
1974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被以门格斯图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推翻,国名被改为"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
新政府在1976年4月20日发表了《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宣布"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
接着,岛国塞舌尔于1977年6月5日发生政变,人民进步阵线政府宣布要进行社会改革,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社会".
津巴布韦是非洲较晚获得独立的国家,根据别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方针.
1980年,穆加贝强调分阶段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强调要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先后共有23个国家宣布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有的国家后来发生变化,但到1980年代末仍然有17个国家①坚持原定方针,约占非洲独立国家总数的1/3.
它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各具特色,大致可分为四个流派.
一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如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奉行的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特性、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教传统,认为《古兰经》中含有社会主义原则.
二是村社社会主义,主张在非洲传统村社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如恩克鲁玛、杜尔、凯塔和桑戈尔等.
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②、拉齐拉卡的"福科诺纳社会主义"③、卡翁达的"人道社会主义"、塞舌尔的勒内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此类.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接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流派.
如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毛里求斯的"福利社会主义".
桑戈尔后期也致力于这种社会主义,1981年他与布尔吉巴联合创建非洲社会党国际.
四是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刚果、贝宁、埃塞俄比亚等国属于此类.
它们通过武装斗争和军事政变建立新政权,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强调根据本国的具体特殊条件,创造性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特殊关系.
不过,多数非洲国家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或有计划的自由主义的路线.
这些国家很少在纲领、宪法中明确宣扬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体现于具体经济政策之中.
唯有利比里亚因曾接受了美国宪法模式,战后仍然奉行原订的宪法宗旨.
还有乌弗埃-博瓦尼领导下的科特迪瓦,1960年独立后明确宣布依据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发展本国经济.
虽然在1940年代他也曾与恩克鲁玛等泛非运动领导人一起设想过建立西非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独立后却根据对国情的分析,认为只有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引进国外的资金、人才和国内的劳动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他宣布继续留在法郎区内以维持金融的稳定,保证外资和利润汇往国外的自由,为国外投资者提供方便和税收优惠,与原宗主国维持一种特殊关系.
选择有计划和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典型国家是喀麦隆.
阿希乔总统是在法国和联合国的支持下上台的,国内左派力量曾进行过武装斗争.
在多方压力下,他采取不左不右的方针,提出"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和地区平衡"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宣布与西方国家合作维持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又保持距离,尽量依靠本国资源和能力发展经济,逐步限制外国公司的控制,实现统一平衡的经济发展.
1964年,马拉维班达总统也宣布他的建国方针"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实行自由经营发展经济的政策.
1967年11月,邦戈继任加蓬总统,明确提出走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即所谓"民主协商进步主义"的新道路.
他主张"有领导有计划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行开放,寻求外援,保护外资;有计划地①它们是坦桑尼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贝宁、刚果、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赞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
②"乌贾马"是斯瓦希利语Ujamma的音译,意为大家族集体式的村社.
尼雷尔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恢复传统的乌贾马制度.
③"福科诺纳"是马达加斯加农村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相当于村社,形成于18世纪.
开发林、矿、石油资源;鼓励私人经济.
1973年7月卢旺达政变,哈比亚利马纳少将出任共和国总统,宣布实行以农牧业为主的"有计划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这种"中间道路"的发展方针,常常被一些中断了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采用.
例如,马里的特拉奥雷推翻了凯塔政府,1979年3月宣布恢复宪政,规定国家的发展道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而是发展"独立的、有计划的民族经济".
1983年,几内亚的孔戴军人政府在结束塞古·杜尔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宣布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作为其经济发展总战略.
1986年,穆塞韦尼通过军事政变取得乌干达政权之后,也宣布奉行同样的方针.
二、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措施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目标都是为了振兴民族经济,因而它们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是共同的,主要有:土地改革;合作化、绿色革命;国有化、本地化;计划化与多类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土地改革非洲居民80—90%是农民或农业工人.
各独立国家不论是搞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非洲社会主义",都需要首先解决农民问题,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非洲国家的土地制度,在独立时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同时存在殖民者种植园,北非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均属此类;另一种是殖民者种植园占优势,同时存在部落村社所有制和保留地,这主要存在于东南非洲和扎伊尔等地;第三种是村社形式下的小农所有制与封建酋长所有制占优势,同时存在少量殖民者种植园,西非地区属于此类.
土地改革首先是在第一类国家中展开.
1952年埃及革命后,先后颁发了三个土改法令,用十多年时间逐步完成了土改.
七月革命前的埃及共有耕地598.
4万费丹,407万农户,其中占农户总数2.
9%的封建主却占有全国耕地的55.
8%,特别是仅占农户总数0.
4%的法鲁克王公贵族、寺院、土地公司和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35%;而占农户总数94.
3%的小农却只占有土地总面积的35.
4%,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仅0.
8费丹,此外还有150万农户完全没有土地,以租种土地或当雇工为生.
为了解决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纳赛尔根据广大小地主和小农的愿望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维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
1952年9月,第一个土改法(178号法令)颁布,主要内容是没收法鲁克王公和贵族的土地、庄园;限制每户占有土地量不得超过200费丹,因允许地主头两个子女各保留50费丹,实际限额为300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按原土地税的70倍作成地价,在五年分批征购;规定凡不足5费丹的农户都有权分得土地,但要分期偿付地价,30年内还清,年息3%,另付政府15%的手续费;还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原土地税的7倍,分成制的地租不得高于纯收入的1/2.
这样,1952—1960年全国耕地的99%被政府征收,16.
3万户农民分到土地.
1961年7月,埃及政府颁布第二个土改法(127号法令),将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由200费丹降到100费丹,每户从300费丹减少到200费丹;为鼓励地主分地,将征收土地的赔偿期限额缩短为15年,年息提高到4%;农民交付的地价减免了一半.
1969年,埃及政府又颁布第三个土改法令(50号令),将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又减少到50费丹,每户为100费丹;宣布超过限额的土地从土改法生效之日起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取消了农民分土地所交的手续费和利息;并宣布两年内完成土改.
埃及整个土改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大地主们纷纷私自抛售、转让和分散土地.
在三次土改中,政府共征收103.
7万费丹土地,分给农民土地为82.
2万费丹,约有34.
4万户农民得到土地,仅占有权分到土地农户的8.
5%.
"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村土地占有的矛盾.
但是,封建地主势力受到削弱,占地10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基本上绝迹,小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
到1960年代末,占地20费丹以下的中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
7%,其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87.
4%,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埃及土改的影响下,突尼斯独立后首先通过赎买和没收方式将部分王室、清真寺、外国农场主及曾同殖民主义政权合作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1963年,根据萨拉赫的社会改革计划,突尼斯开展土地改革,土地占有限额为50公顷.
在阿尔及利亚,1965年布迈丁执政后,土改规模越来越大.
他出身农民家庭,其部下80%来自农村,实行土改比较坚决.
他要求消灭农村封建制度,摧毁人剥削人的物质基础,建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971年11月颁布的《土地革命宪章》和《土地改革法令》规定了农户的土地限额,旱地为5公顷,旱地果园45公顷,水浇地果园35公顷;超过限额的土地,政府用15年期限的公债券进行赎买;清真寺、村社公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农户有土地使用权,但不能出售,户主死后由一个儿子继承,同时取消分成租佃制.
1972年,阿尔及利亚成立了全国和地方各级土改机构和农民协会.
其第一阶段土改(1972年初—1973年7月)是分配公有土地.
第二阶段(1973年9月—1975年初)分配私有土地.
在土改中,国家共征收土地154.
6万公顷,分给10万农户.
尽管地主们通过分散、转移手法逃避土改,但它作为一种封建势力已遭到沉重打击.
土改的第三阶段是牧区改革,实际未能进行.
非洲土改最激进的是埃塞俄比亚.
那里封建土地制度根深蒂固,由皇室、贵族、教会占有的世袭土地、御赐土地、皇家土地、教会土地占全国耕地的绝大部分,80%的农户是无地少地的佃农.
1974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被废黜后,临时军政府便发布了"土地的权利应归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的纲领,声明要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1975年3月公布的土改法令宣布,废除原有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全国土地无偿地收归国有,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得将土地据为私有财产,取消过去一切租佃关系,取消农民的债务和种种劳役;规定凡愿自行耕种者(也包括地主在内)都可分得同等的土地,保持自有的农具和耕牛,不准出租、雇工、转让,子女可继承父亲的土地耕种.
为了开展土改运动,政府动员5万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奔赴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全国建立各级农会,约有29%的农民成为会员.
农会拥有武装和一定的司法权,并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政权.
虽然遇到贵族地主的激烈反抗,但土改仍深入发展,埃塞俄比亚农村面貌发生了变化.
不过,由于农民分领的土地数量和肥沃程度不等而形成的新矛盾也在发展.
在第二、第三种土地所有制类型的地区,土改进行得比较温和.
政府通过土地计划来建立以非洲人私有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土地占有制.
例如,肯尼亚的土地问题历来就十分尖锐,独立后政府加紧实行从独立前就已开始了的土地转让计划、安置计划和土地调整计划.
所谓转让,就是由政府出钱从欧洲人手中赎回"白人高地"的土地,同时没收欧洲人废弃和空闲的土地,然后再转卖给非洲农民.
到1976年,土地转让计划共安置了50多万农民.
在非洲人居住的农村,则进行了土地裁定、丈量、登记和最后发土地证工作,确定土地的个人所有权.
在执行转让计划中,由于酋长、有钱人购买土地过多,政府进行调整,将一些公有地出卖给无地农民.
改革到1979年基本完成,形成了国家农场、非洲人私人大农场、非洲人合作农场、自耕农、外资农场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与肯尼亚一样严重.
占人口总数97%的非洲人住在土著保留地,平均每户占地16公顷;而5700个白人农场主却占地1600万公顷,每户平均占地1754公顷,多于非洲农户100倍.
穆加贝早就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奋斗目标.
由于白人农场提供着津巴布韦商业农产品和商品粮的绝大部分,雇佣了占全国工人总数34%的农业工人,因此,他又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
在独立后头六个月内,他在联合国难民高级专署协助下,购买了193个白人闲置农场,安置了100万难民.
1980年9月,津巴布韦开始实行重新安置计划,在全国设立各级安置机构.
截至1986年底,政府向白人农场收购土地255.
1万公顷(占全国土地6.
5%),耗资5500万津元.
按照兰开斯特大厦协定,英国应承担一半安置费用.
津巴布韦政府用214万公顷安置了3.
9877万户,约32.
7万人,多数为非洲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失业工人和难民,他们只有土地租用权而无占有权.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在安置区修建道路、蓄水池、诊所、学校等基础设施.
该计划取得了成绩,然而由于筹款困难和白人农场主拒售土地,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2.
合作化、绿色革命土地改革扩大了小农经济,但是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
非洲的民族主义者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纳赛尔曾说:"我认为未来需要我们依靠比现有的不稳定的小农经济或小私有经济更为稳固的经济.
我们要用建立合作社来解决这个问题.
"①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土地改革都与合作化相结合,在土改法令中明文规定分到土地的农民必须加入合作社,国家的信贷、种籽、肥料、农药主要向合作社提供.
1960年,埃及开始大规模合作化运动,到1970年约有310万农户加入,占全国拥有土地农户总数的90%.
阿尔及利亚通过由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新村"形式引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到1981年成立5963个,约占分到土地农户的2/3.
突尼斯的合作化比较曲折,1962年起用行政手段建立合作社,到1968年几乎将全部农民都组织起来,但因效果不佳而于1969年被迫解散,只保留大部分的农村供销合作社.
凡是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村合作化或集体化运动.
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加纳,曾大办国营农场和合作社.
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在村社制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②,所以在1960—1964年间办了1000多个合作社、100多个国营农场.
这在黑非洲是很突出的行动.
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在宣布土地国有化和废除酋长制之后,1960年代中建立500多个合作社,1970年代初改建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办的生产队,组成了由技术人员和下乡劳动的大学生为主体的机械化生产队,但效果不佳;1979①纳赛尔在庆祝埃及革命七周年大会上的演说,见1959年7月23日埃及《金字塔报》.
②K.
Nkrumah,op.
cit.
,p.
77.
年又改建为县级农牧场,是一种由国家资助的具有合作化性质的集体生产单位.
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提出进行"农村革命",1964年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将没收来的土地交村社经营管理,恢复和发展村社制.
1972年,塞内加尔通过《村社法》,鼓励农民建立新的合作社.
国家还通过1966年成立的全国合作和援助发展局向合作社提供肥料、农药和技术,通过乡村发展互助资金和价格平衡与稳定资金调整生产.
到1979年,全国50万农民有30万加入合作社,其中76%为花生合作社.
但由于合作社都被大家族和宗教领袖控制,他们从中渔利,合作社没有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坦桑尼亚的乌贾马村运动是非洲农业合作化的又一典型.
尼雷尔总统试图利用非洲传统的村社精神,通过集体化来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
他继《阿鲁沙宣言》之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一文,号召建立乌贾马村,要把以家族形式散居在热带草原上的农民集居于公路旁的新建居民点.
这既是基层政权组织,也是生产组织单位.
土地、生产工具归村庄所有,农民集体劳动,共同生活,按劳动日分配,发扬传统的平等、互助精神.
1968年,坦桑尼亚设立乌贾马村局领导此运动,派出大批干部军官下乡,动员农民搬迁.
每村有500—600户,政府投资建立学校、医疗站和水利工程,修桥铺路.
起初进展缓慢,到1973年才建了5628个村,仅占农村人口15.
5%左右.
是年10月,坦桑尼亚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1975年1月草率建立了6944个村,占农村人口66.
6%.
这一冒进行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带来歉收、饥荒和动乱等一系列问题.
同年,乌贾马村停建,改为"逐步实行村子化"的政策.
虽然乌贾马村运动发生挫折,但合作化在其他国家继续发展.
凡实行土地转让计划和重新安置计划的国家,都在新安置的土地上组织农民建立合作社.
莫桑比克从1975年9月起开展建立公社村运动,这种公社村是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农村基层单位;同时建立各种合作社和国营农场.
马达加斯加的拉齐拉卡本着其"福科洛纳社会主义"的宗旨,在1976年的土改之后,便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颁布了合作化的宪章、章程,确定了三种合作化形式: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城镇供销、手工业合作社.
刚果于1979年决定鼓励组织农业初级合作社和各种合作组织.
政府派大批干部参加合作社管理.
与此同时,在埃塞俄比亚、贝宁等国都有类似的运动.
奉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改造前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也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但一般不采取集体化方式,而是加强专业化商品生产和流通,开展绿色革命,使小生产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的轨道.
例如,科特迪瓦在独立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承认酋长和农民对土地使用的现状,形成了大批私人种植园和个体种植户.
1940年代中期本地人的种植园只有2000多家,种植户约有5000家,但到1970年代中期仅咖啡种植户就有34.
8287万家,其中小农户29.
5627万家,占总数的85%.
它们都以家庭为单位,占地3—6公顷,农忙时雇佣邻国来的季节工人.
国家创办各种专业发展公司,如棕榈、水果与蔬菜、稻谷、糖业等发展公司,与小农签订合同,然后从种子、肥料、农药、技术、价格等方面帮助个体农户,改变其自给自足的状态,推动农业生产.
1962年,国家又成立稳定和维护农产品价格金库,保证农民收入,对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有一定作用.
喀麦隆的土地关系与科特迪瓦类似,独立后重视农业改造,1973年最先在非洲开展"绿色革命",大力发展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推广科学种植方法和可可、玉米、芭蕉等新品种.
同年9月,政府设立城镇周围粮食、蔬菜和水果作物发展委员会、粮食中心,开展"绿带"运动,使城郊变成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政府还成立棉花、可可等发展公司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用来协调组织农民的生产,开垦荒区,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向新区移民.
政府又为回农村参加生产的青年无偿提供住房和土地以及安家费和贷款.
继喀麦隆"绿色革命"之后,1977年在多哥,1980年在尼日利亚,1986年在利比里亚,也掀起了"绿色革命".
它们健全农业管理机构,扩大农业投资,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加强技术培训,改进耕作方法,重视粮食储备.
仅三、四年的努力,多哥就实现了粮食自给,并进而开始发展畜牧业.
3.
国有化、本地化非洲国家为了尽快掌握本国的经济权益,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改革的启示,也受西方国家按凯恩斯主义进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影响,纷纷采取了国有化和发展国营经济的措施.
它们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组织经济,或者通过人员和企业资本的非洲化、本地化,扩大民族资本,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掀起了第一次非洲国有化的浪潮.
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规定国有化的目标是"将帝国主义组织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所持有的主要种植园、银行、运输和保险公司、工商企业(即实际属本国人民的,并超出他们实际需要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声明"这种国有化构成了每个民族不可分割的权利和对他们的自由、安全和福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①.
各国都把设立国家银行、发行本国货币、脱离殖民国家控制的货币区,作为国有化的第一步骤.
1957年,埃及将英法的银行企业收归国有.
1960年初,又将本国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埃及银行和埃及国民银行收归国有.
1961年6月和7月,纳赛尔发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对于私人资本的国有化采用三种方式:(1)完全国有化,由政府接管全部企业;(2)半国有化,政府接管50%股票进行合营,政府支付年利为40%,为期15年的国家债券作为补偿;(3)监管制,对一些对抗政府政策的资本家实行暂时性监管,实际上是由国家管理.
1961年12月,还颁布了改组经济和文化部门的法令,按工、农、商、金融、交通和文化事业分门别类建立了39个专业管理机构.
1963—1964年,进一步扩大国有化,除了小型工业、手工业和零售商及小部分中型的私人企业外,其余工商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从而形成国家垄断的经济体制.
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化是从群众性的工人自管运动开始的.
独立初期,战争的创伤、法国移民的撤走,使得许多工厂、农场、商店因为无资金、无管理、技术人员而瘫痪,造成数百万工人失业.
在工会引导下,工人自发地接管被法国企业主抛弃的无主产业.
本·贝拉赞扬此类行动,1963年颁布了《三月法令》,规定3月22日前确定为无主的产业将永远归劳动者管理,并确定了自管企业组织法,由国家委派经理参加领导.
自管运动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但这种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些中小企业,不利于中央集权和民族经济发展.
1965年6月9日布迈丁政变上台后,便以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取代自管运动.
布迈丁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最高形式.
政府首先将其经济命脉——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全面国有化,将外国石油公司51%股份收①《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文件汇编》,第320页.
归国有,废除石油租让制.
1966年9月,颁布投资法,规定私人资本只能在手工业、商业、服务性等次要部门投资.
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国营企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80%左右.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几内亚、加纳、马里、塞内加尔等.
几内亚独立后为了回击法国的经济扼杀政策,宣布退出法郎区,发行本国货币,将法国控制的工厂、矿山、铁路等实行国有化,并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援建立起了一批国营企业,使国家的独立得到维护,经济状况也随之好转.
然而,大多数国家并不是独立后马上就实行国有化的,而是随着独立政权的巩固逐步开展.
例如,塞拉利昂1961年独立时宣布不搞国有化,但到1970年史蒂文斯执政后开始以赎买方式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
尼日利亚也是在独立10年后,即1972年由戈翁政府颁布了《本地化法令》(全称是《尼日利亚企业振兴法令》),逐步扩大了本国资本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比例.
坦桑尼亚政府独立初期只实行非洲化政策,限制外国资本.
到《阿鲁沙宣言》公布后,开始对欧洲人和亚洲人的企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有的是全部接管变为国营企业,有的是征收50%股份而组成公私合营企业,从而使重要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1973年,阿拉伯国家用"石油武器"来维护民族权益的胜利,激励非洲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的浪潮.
利比亚的卡扎菲公布其"世界第三理论",按照其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将外国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控制的权利全部收归国有;1978年出版《绿皮书》(《经济问题的解答——社会主义》),提出消灭私营经济,号召工人接管私人企业,开展群众性的纯洁运动,没收私房运动;1979年初还用突然发行新币、收回旧币的办法来打击暴发户和资产阶级.
继尼日利亚之后,贝宁政府于1974年提出要建设真正独立的国家经济.
1975年2月,埃塞俄比亚公布《经济政策宣言》.
同年8月,拉齐拉卡领导的马达加斯加政府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宪章》,又颁布了《社会主义企业宪章》.
许多非洲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
在这次浪潮中,那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也加紧开展本地化运动,扩大国营企业.
1973年,科特迪瓦政府实行资本和干部的本地化,一方面限制外资企业的资金和雇佣人员;另一方面设立特别基金,扶持本地人企业的发展.
同年,加蓬的邦戈总统提出"加蓬第一"和"现实主义"的口号,一方面吸收外资;另一方面积极建立国营的木材、石油、航空公司,大搞合营企业,推行企业加蓬化.
1973年底,扎伊尔的蒙博托政府宣布实行经济扎伊尔化,将3000家外国种植园、牧场、农工企业、商业交付扎伊尔人经营;1974年底,又宣布实行彻底化,将扎伊尔化中的大型农工企业和商业实行国有化.
由于经营方面遇到困难,1976年,扎伊尔宣布将两化企业股份的60%退还原主,但国营企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控制着扎伊尔经济的70%.
非洲各国的国有化与本地化方式虽然与其发展道路有关,但不是绝对的.
不论是搞"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发展自由经济的国家,国有化、本地化政策既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据联合国统计,1960—1976年间,有71个发展中国家共接管外资企业1447家,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管最多,共628家,占总数的43.
4%.
国营经济资产占固定资本总额的比例,除社会主义国家外,非洲国家是最高的.
4.
计划化与多类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制订了经济发展计划,有短期和中期的,也有长期的.
计划体现了它们采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最初的计划着重于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工程以及农田水利的兴建.
唯北非、西非少数国家的计划比较注意工业生产.
1957年,埃及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了1957年—1962年的五年计划.
这也是非洲大陆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
它预计投资2.
5亿埃镑,兴建冶金、化学、石油、纺织等工业,其60%资金靠外援,由外国贷款.
计划实施三年后被弃置,改为更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
其原则是争取自制的工业品自给,发展出口工业,用先进的基础工业装备国家;目标是10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
该计划投资总额15.
8亿埃镑,实际投资14.
7亿埃镑;预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实际增长37.
1%;整个计划完成了93%.
埃及后来又四次颁发五年计划和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突尼斯也较早地实行经济计划,先后制定和执行了三个十年经济发展长期计划(1962—1971,1972—1981,1982—1991),其中又实施过若干短期计划.
第一个十年计划由计划与财政部长艾哈迈德·本·萨拉赫提出,称"萨拉赫计划",其重点是发展国家垄断企业,修建公路、港口,控制对外贸易,实行农业合作化.
但由于1968—1969年在合作化中采取了强制措施,导致农业生产停滞,影响了整个计划的完成.
1970年,布尔吉巴改组政府,任命赫迪·努依拉接替萨拉赫出任总理,实行第二个十年计划,实行自由开放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实行国营农场、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三种形式并存的农业体制.
此计划执行的结果比较顺利,工业获得迅速发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的是加纳.
早在1951年半自治政府建立之后,加纳就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发展交通、电力和农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1964)规定,建立中小型工矿企业600个.
1961年底,恩克鲁玛放弃该计划,在东欧经济专家参与下,实行七年计划(1963—1970),强调高速度发展国营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大举外债,兴建大型发电站、钢铁厂等重工业.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被政变推翻,该计划随之中断.
津巴布韦的经济计划实施较晚,它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步骤较稳,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
1981年2月发表了"公平增长"的声明,认为津巴布韦政府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改造的增长,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需实现社会的公平,即对现存经济结构进行改造.
计划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渐进性.
1982年11月提出了三年过渡计划(1982—1985年度),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合作化,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三条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1984年8月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1985—1990),继续进行上述三条途径的工作.
选择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实行经济计划.
科特迪瓦先后提出了两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并相应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十年计划(1960—1970)的总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具体要求是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鼓励农产品就地加工,建立进口替代工业.
第二个十年计划(1970—1980)的总目标是经济增长向社会进步过渡,具体要求是促进经济继续增长,国民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它以优先发展农业来带动工业、外贸、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整个民族经济的高涨.
1960年代的这些经济计划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战略,即进口替代.
这就是要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加强自力更生,以减少对国外进口的依赖.
实行该战略所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本地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鼓励多生产可以替代进口的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减免一些新企业的税收.
进入1970年代后,有的国家逐步改为出口促进发展战略,建立以出口为方向的工业企业,鼓励和扩大初级产品的加工和出口,多创外汇,促使贸易平衡发展.
与此同时,有的国家开始注意到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强调社会总体发展,解决不平衡的增长,重视教育,改善卫生,控制人口,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等.
非洲各国经济发展计划一览北非:埃及1957—1960,1961—1965,1966—1970,1971—1975,1973—1982,1982—1987.
苏丹1961/62—1970/71,1971/72—1975/76,1977/78—1982/83.
利比亚1963—1968,1973—1975,1976—1980,1981—1985.
(续表)突尼斯1962—1971,1972—1981,1982—1991;1962—1964,1965—1968,1969—1972,1973—1976,1977—1981,1982—1986.
阿尔及利亚1963—1964,1967—1969,1970—1973,1974—1977,1978—1979,过渡年,1980—1984,1985—1989.
摩洛哥1958—1959,1960—1964,1965—1967,1968—1972,1973—1977,1978—1980,1981—1985.
西非:毛里塔尼亚1960—1962,1963—1967,1970—1973,1976—1980,1981—1984,1985—1988.
塞内加尔1961—1964,1965—1968,1969—1972,1973—1976,1977—1980,1981—1984.
冈比亚1960—1963,1968/69—1969/70(放弃)1964—1971,1973—1978,1981—1984,1985—1987.
塞拉利昂1962/63—1971/72,1981/82—1983/84.
利比里亚1951—1960,1972—1976,1976—1980,1981—1985.
科特迪瓦1960—1970(1960—1965,1967—1970),1970—1980(1971—1975,1976—1980),1981—1985.
加纳1951—1956,1957—1959,1959—1964,1964—1970(放弃),1983—1986.
多哥1966—1970,1971—1975,1976—1980,1981—1985.
贝宁1962—1965,1966—1970,1977—1980,1983—1987.
尼日利亚1962—1968,1970—1974,1975—1980,1981—1985.
马里1961—1965,1969—1972,1974—1978,1978—1982.
尼日尔1961—1963,1965—1968,1979—1983.
(续表)布基纳法索1961—1970,1967—1971,1972—1976,1977—1981,1984—1985,1986—1990.
中部非洲:乍得1964—1965,1966—1970.
喀麦隆1960—1980(1960—1965,1966—1970,1971—1975,1976—1980)1981—1985.
刚果1961—1964,1964—1968,1982—1986.
扎伊尔1965—1969,1977—1980,1981—1983,1986—1990.
加蓬1963—1965,1966—1970,1971—1975,1976—1980(暂停),1979—1983,1984—1988.
东非:埃塞俄比亚1958—1962,1963—1967,1968—1972,1974—1978,1984/85—1993/94.
索马里1963—1967,1971—1973,1974—1978,1979—1981,1982—1986.
肯尼亚1964—1970,1970—1973,1974—1978,1979—1983,1984—1988.
乌干达1966—1971.
坦桑尼亚1961/62—1963/64(坦),1964—1969,1969—1974,1977—1981,1981—1986.
卢旺达1965—1968,1971—1975,1976—1981,1982—1986.
布隆迪1973—1977,1978—1982,1983—1987.
马达加斯加1965—1970,1970—1974,1974—1977,1978—1980,1982—1984.
续表南部非洲:赞比亚1965—1970,1971—1976,1979—1983.
马拉维1962—1965,1965—1969.
津巴布韦1982—1984,1985—1989.
博茨瓦纳1963—1969.
三、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中期非洲经济建设的成就共同的发展措施使非洲各国经济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历程.
1960年代以来,就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进展而论,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960—1975年是经济明显增长时期;1975—1985年是停滞和困难时期;1985年之后是调整和复兴时期.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由于非洲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对殖民地的经济进行了初步改革,加之国际经济环境比较有利,非洲经济朝气蓬勃.
据统计,1950年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按1970年官方货币行市计价)为28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5美元;196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90亿美元、150美元;1970年分别增加到580亿美元、175美元;1975年又增长为730亿美元和195美元.
1960年代,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
7%,1970年代的最初几年仍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
民族经济的形成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成就.
1956年后,随着埃及化、国有化的实施,埃及政府在接管英法资产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称为"经济组织"的机构.
1958年,该组织控制了所有专业银行、7个商业银行、5个保险公司.
它在商业银行发放约贷款总额中占50%,在保险业务总额中占68%.
1960年后,政府进一步扩大国有化,将埃及银行等私人资本也实行国有.
不久,埃及的金融、交通、公用事业、旅游、文化事业100%国有化,工业、进口贸易国有化程度为90%,国内贸易为40%,形成国家垄断的经济体制,私人投资在国家总投资计划中只占10%.
整个经济命脉已被国家所控制.
突尼斯与埃及的经历相似,独立初期便收回货币发行权和海关、贸易、交通、水电等部门的控制权.
虽然萨拉赫经济计划有许多失误,但其目标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兴办了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新型企业,设立了专卖公司和经济管理部门.
不到10年,作为民族经济的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3.
196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7.
7亿美元,1981年达71亿美元,20年翻了三番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1年达到1420美元.
几内亚在法国经济扼杀政策的压力下,加紧发展民族经济.
依靠本国资源和利用外援,建立了100多家国营企业,大部分是工业项目,从而使国家资本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对外国公司的国有化而奠定了民族经济的基础.
扎伊尔在殖民统治时期,比利时总公司等五大垄断公司控制着其全部企业的90%,扎伊尔采矿业主要控制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手中.
1966年起,蒙博托政府对比利时人控制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接着又实行扎伊尔化,国营扎伊尔矿业总公司便控制了全国的矿业,为国家提供60%以上的外汇收入;同时又建立了一批钢铁厂、汽车和拖拉机装配厂、化工厂等,民族经济迅速增长.
扎伊尔独立前的195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3亿美元,1974年达到33.
33亿美元.
"铜矿之国"赞比亚也是这样独立后卡翁达进行了历时10年的经济革命,将铜矿、交通等企业收为国有,又建立国营的水泥、化肥、制糖等企业,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13.
8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22.
15亿美元,为赞比亚民族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
这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另一成就是现代工业的迅速成长,旧的经济结构逐步被改造.
殖民者出于掠夺的需要,在非洲建立了一些工矿业和民用工业,但数量、规模、设备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有的努力发展轻工业,有的大力扩建利用本国资源的农产品加工工业,结果在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
例如,在埃及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占15.
6%,农业产值占30%多;1960年则分别为24%和30%;1981年为38%和21%.
埃及工业还改变了以农产品加工和轻纺工业为主的状况,建立了冶金、化工、电器、电子等新兴工业.
其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不再是以棉花等农产品为主,工业产品出口不断增加.
1979年,农产品只占出口总额的29.
1%,而工业品则上升到37.
5%.
阿尔及利亚重工业的发展是十分突出的.
1967年,布迈丁大力推行工业化计划,在对石油资源和金融、贸易等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国营工业公司.
仅十几年时间,阿尔及利亚就建成了以哈西梅萨乌德油田和哈西勒气田为中心的油气基地;在阿尔泽、阿尔及尔等地兴建了世界第一流的炼油厂、天然气加工厂和港口,形成了一个从勘探、生产、提炼、化工直到运输和销售的油气工业体系.
巨额的碳化氢工业收入被用来发展其他重工业.
安纳巴附近的哈贾钢铁联合企业、君士坦丁的拖拉机、机床、发动机等机器制造业,阿尔及尔汽车制造厂等一大批工业基地相继出现,从而形成以基础工业为骨干,包括电子、纺织、造纸、食品等各种轻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
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速度平均每年为7.
2%,全国电气化程度从1970年的38%增到1977年的70%,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独立初的35%,增到1978年的56%,农业产值由1967年的13%下降至1978年的8%.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独立前的工业非常落后,独立后短短1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独立时的坦桑尼亚大陆只有220家小工厂,产值为20万先令,到1970年已有大小工厂1230家;过去的铁路交通破旧不堪,1967年起在中国帮助下修建了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过去没有航空事业,1977年成立了坦桑航空公司;独立时全国只有185个电话局,现在增加到719个,并建立了自己的卫星通讯站.
邻国肯尼亚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
它注重利用本地的和进口的原料发展制造业,独立后头15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11.
75%,其产值由1964年的3370万肯尼亚镑增到1982年的3.
84亿肯尼亚镑,成为东非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到1970年代末绝大部分工业消费品都能由本国生产.
各国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扩大粮食生产,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为此大兴农田水利工程.
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高坝就是一项大型综合工程,坝长4200米,高111米,水库可容水1300亿立方米.
该工程1958年底动工,1964和1970年分两阶段建成.
它扩大了尼罗河谷地与三角洲的灌溉面积,仅1960—1980年共开垦了47万公顷土地.
苏丹为扩大利用青尼罗河的水利资源,1957年在杰济腊灌区以南开辟新的迈纳吉勒灌区,1961年兴建罗塞雷斯水坝,扩大浇灌面积上百万亩;1973年又修建腊哈德工程,在青尼罗河右岸建造了一个巨大抽水站,可浇灌12.
5万公顷农田.
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兴建沃尔特河上的大型水电站,1962年动工,1965年建成,发电量为52.
76亿度,提供全国电力消费的99%,既可用来开采附近的铝土矿炼铝,还可灌溉阿克拉平原的部分土地.
西非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流域诸国都普遍制订了各种水利建设蓝图.
尼日利亚的贝卡洛里水利工程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在改变非洲贫穷面貌方面,非洲石油生产国的巨变是令人赞叹的.
尼日利亚从1958年开始进行石油的商业性开采,1965年只产原油1330万吨,1974年达到1.
12亿吨,成为"非洲石油巨人"、世界产油大国之一.
石油已成为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60年石油出口只占出口总值的2.
6%,1974年达到92.
6%.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31.
5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911.
3亿美元,平均每年以12—20%的速度发展.
独立时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仅有1.
73亿奈拉,1973年增至16亿奈拉,1982年达116.
3亿奈拉,增加了67倍.
政府用石油财富在10年内兴建了炼油、钢铁、汽车装配、纺织等现代化企业和具有当代高水平的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项目200多个.
利比亚独立前极端贫穷,1951年人均收入只有35美元.
1959年在荒漠的泽勒坦打成第一口高产油井之后,接着又发现了六大油田,4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在这里开采,产量成倍增长.
1969年卡扎菲执政后,通过国有化将石油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
1969年石油收入为11亿美元,1974年为62亿美元,1980年高达232亿美元,人均收入1.
0309万美元(1977年290万人),比独立时增长了将近300倍,超过了美国(9770美元).
政府用石油收入兴建300多家工矿企业,开垦荒地92628公顷,大办福利事业,实现了"户户有其屋"的计划,改变了过去牧民无住所的状况.
加蓬的致富仅次于利比亚,石油、锰、铀、木材是其四大经济支柱.
1956年,加蓬开始在沿海采油,产量由1960年的80万吨猛增至1976年的1132万吨.
1960年代初又开始开采油、锰矿,10年内产量均增长10多倍.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316亿非洲法郎增长到1976年7191亿非洲法郎,约21倍.
人均国民收入由1966年的480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2770美元(按全国126万人口计算),居黑非洲第一位,全非第二位.
1960—1970年代,科特迪瓦、喀麦隆、肯尼亚等国通过发展农业及有关的加工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科特迪瓦在博瓦尼领导下,根据本国矿产资源不十分丰富的实际,强调优先发展农业.
它在扩大传统作物咖啡、可可的同时,注重因地制宜和多种经营,鼓励种植油棕、椰子、香蕉、橡胶、蔗糖、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发展粮食生产.
1961—1977年,可可产量增加3.
3倍,居世界第一位;咖啡产量增加1.
6倍,居世界第三位.
1965—1977年,棉花产量增加13倍,仅次于埃及、苏丹,居非洲第三位.
稻米产量由1965年的6.
2万吨增加到46万吨,做到了粮食自给.
科特迪瓦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实行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的方针,建立咖啡、可可、木材加工业和纺织、橡胶、食品等轻工业,改变了独立前基本上没有工业的状况,以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
其工农业产品主要面向出口,整个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960年代的7.
5%增长到1976年的12.
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53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1169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誉为"非洲的经济奇迹"、"西非经济的橱窗".
四、一九七年代后期至一九八年代中期非洲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70年代中期起,非洲经济出现了停滞、衰退和日益恶化的局面.
造成这种状况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
国际经济条件的恶化,给非洲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肆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政策,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
例如,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1辆卡车,到1980年则需要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能换回1辆卡车.
非洲国家那种依靠一两种农、矿产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还未得到改造,因而不能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所造成的苦果.
自然灾害也加剧了经济困难.
1973—1974年、1977—1978年、1982—1984年,非洲接连发生了三次大旱灾,从非洲之角到西非萨赫勒地区的44%的非洲土地持续干旱,波及30多个国家,受灾人口近2亿,牲口死亡100万头.
加之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每年6—7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被侵蚀,直接威胁到6000万人的生活.
此外,有的国家还发生了蝗灾和水灾.
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造成非洲国家困境的主观原因.
由于各国普遍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抓农业不够,有的国家只注重能创外汇收入的一两种经济作物或矿产品,忽视了粮食生产,因此农业投资普遍不足.
而且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偏低,经济作物的出口税征得较高,这些都严重地阻碍农业的发展.
例如,尼日利亚1960年代粮食能够自给,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为80%;1970年代因侧重发展石油业,农产品出口值的比重下降为30%,1980年代仅占5%左右.
粮食生产的下降导致20%的粮食需要进口,1980年进口粮食花了27亿美元,使外汇大量外流.
由于经济发展过份依赖石油,也必然受到国际市场供求情况的制约,造成经济的不稳定.
非洲国家独立后所普遍采取的国有化、非洲化、集体化等措施,固然对于振兴民族经济有积极作用,但是有的国家搞得过快过激,有的国家使国营经济所占比重过大,不恰当地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
另外,政府对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管理机构过分膨胀,管理水平不高,也抑制了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者积极性的提高.
例如,1973—1974年蒙博托搞的大规模扎伊尔化和彻底化运动,脱离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干部、技术力量的条件,当大量的外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工矿、建筑、运输和商业收归国有或转卖给扎伊尔人所有后,各种问题都发生了.
这些企业、商店实际上落入了党、政、军干部和接管代表的手里,他们滥用职权,趁机贪污挥霍,大发横财,致使这些企业、商店停工减产,亏损倒闭;加之外国资本家转移资金,断绝贷源,制造种种困难,使扎伊尔经济在1975年几乎完全破产.
蒙博托被迫改行非扎伊尔化,将外国企业的大部分股份退还原主,这又使国家遭受了一次损失.
乌干达的阿明(1971—1979年执政)打着乌干达化的旗号,于1972年发动经济战,一举驱逐了五六万英国人和英籍亚洲人,全部接管其经营的500多家企业和4753家商店、21座茶园(占全国茶园面积的48.
3%).
由于军政府无能力管理,加上外在因素,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77—1978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约为8.
3亿美元,而是年累计财政赤字就有8.
28亿美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几内亚一度实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对殖民地经济结构的改革和国营经济的确立都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国有化规模过大,管理不善,农业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变换频繁,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1975年2月颁布《经济宪章》之后,几内亚开展经济圣战,取缔私人商业,征收矿产品出口特别税,结果造成了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国营工厂开工率不足20%,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77年8月27日,科纳克里市民主要是妇女小商贩反对《经济宪章》,要求取消经济警察,允许自由贸易.
他们前往总统府请愿,遭到军警开枪镇压,造成流血事件.
这是群众对塞古·杜尔过激的经济政策的挑战.
在坦桑尼亚,1974—1976年按照关于三年内实现全国农村乌贾马化的决议,掀起了大规模的村庄化运动,三年内新村由不足5000个猛增到8000多个,居民由250万增到300万,占农业人口的80%.
村政府掌握土地分配权,农民主要在村庄附近的集体田中劳动,收获归村政府,另外还领到一些远离村庄的私田和少量家宅田.
农民不愿在集体田中劳动,也不愿向产权易变的私田里投资.
由于土地休耕指数减少,加之缺乏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及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农村生产秩序的混乱,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由基本自给转为大量进口.
1977—1978年,坦桑尼亚进口谷物10—12万吨,1981—1982年增至39万吨.
尼雷尔在1975年承认建立高度集体化的乌贾马村是不实际的,开始纠正偏差,拨款6000万先令,赔偿在强制搬迁中农民的财产损失.
非洲各国对增长过快的人口普遍缺乏控制,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非洲有一夫多妻制的传统,独立后又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出生率逐年提高而死亡率不断下降.
其人口自然增长率1960年为2.
5%,1983年为3%,个别国家高达5%左右.
据联合国1961年统计,非洲有2.
56亿人;1980年增到4.
72亿人;1985年又升到5.
31亿人,25年翻了一倍多.
人口的过份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得不用于新增人口的需要,从而减少了用于发展的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这一时期非洲经济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70年代,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
7%;1980—1984年,下降为1.
1%.
按人均计算,1960年代为1.
3%;197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减少到0.
5%,低收入国家减到0.
3%;1980—1984年出现负增长,为-1.
7%.
工业制造业1975—1979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
5%;1980年代急剧下降,1980—1982年出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4.
1%.
农业也呈现下降趋势,1960—1970年非洲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2.
7%;1970—1980年下降为1.
3%;1983年还不到1%.
第二,粮食危机.
19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粮食可以自给,有的还有余粮出口.
但从1970年代中期起,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非洲成为"饥饿的大陆".
人均粮食的年增长率1960—1970年曾为0.
1%;1970—1980年则为-1.
1%.
据联合国粮食组织1981年报告,在55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中,缺粮国45个,占国家和地区总数的81.
8%;其中自给率在60%以下的严重缺粮国有20个,1984—1985年又增加到24个;食不果腹的人口达1.
5亿,占非洲人口总数的1/3,每年有500万以上儿童被饿死.
此外,由于边界冲突、内战以及灾荒,非洲难民逐年增加,1982年达到630万,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一半,这更加重了粮食危机.
第三,对外贸易停滞.
由于非洲外贸条件不断恶化,农、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出口困难,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则迅速上涨.
粮食与农产品加工品的进口与日俱增,1970年非洲各国进口谷物730万吨,1981年增加到2140万吨,这就加大了外贸逆差.
据统计,非石油输出国的外贸逆差1975年为68亿美元,1981年增至162亿美元.
这类国家的进口贸易指数如以1980年为100,1984年则降为79.
1986年,非洲在世界外贸出口总额中仅占3%,在进口总额中也仅占3.
5%.
第四,外债沉重.
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为132亿美元,1980年增至1269亿美元,1986年底达2000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20%.
1970—1986年的17年间,外债增加了15倍,而且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很大.
2000亿美元的债务占非洲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占其对外贸易和劳务出口收入的400%以上.
在西方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的条件下,非洲国家的还债能力是很弱的.
1980—1987年,非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25%.
在联合国确定的1980年代世界3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有27个,占2/3.
非洲70%的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因而相当多的非洲国家部分或全部地丧失了还债能力.
非洲经济的发展历来是不平衡的.
即使在此困难时期,有的国家也仍能保持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增长.
例如,在普遍发生粮食危机的形势下,马拉维、津巴布韦、喀麦隆、多哥、尼日尔等都能实现粮食自给和少量出口.
马拉维是一个农业小国,独立后坚持走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
它推行土地发展计划,建立农业增产计划,以区作为基层组织,扶助小农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推广先进技术,鼓励多样化种植,并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
其谷物平均单产由独立初期的每公顷1115.
4公斤增长到1982年的1399公斤,其中玉米、水稻分别增长39%和13%,每年出口3—4万吨玉米.
1985年,马拉维的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90%,其中桐油出口居非洲首位,茶叶和烟草居第二位.
尼日尔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内陆国,1966年发现铀矿,其储藏量居世界第六位,1971年正式开采.
1974年孔切军政府上台后,逐步收回铀矿主权,改变完全受法国控制的地位,大量引进各国外资,扩大开采,年产量由1971年的400余吨猛增至1980年的4300吨.
由于铀矿收入的增加,国家预算总额不断增大,1974年为142亿非洲法郎,1979年为567亿非洲法郎,1986年达到879.
3亿非洲法郎.
孔切政府制定了全面发展计划,用较多的资金发展农牧业生产,到1979—1980年度实现了粮食自给,同时还发展了各种加工工业.
博茨瓦纳与尼日尔情况类似,过去也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内陆国,全境2/3地区为沙漠覆盖,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养牛业.
独立后的第二年(1967年),在卡拉哈里沙漠东部边缘地区的奥拉帕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巨大管状钻石矿,1971年开始大规模开采,年产量91.
4万克拉,1980年增至510.
1万克位,一跃而为世界第四大钻石生产国(仅次于扎伊尔、苏联、南非).
钻石的出口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民生产总值也随之从1966—1967年度的3700万普拉增至1978—1979年度的5.
034亿普拉.
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独立时的35美元猛增到1000美元,1985年国际收支盈余2.
5亿美元,被誉为"黑非洲成功的范例".
毛里求斯也是这一时期少数经济发展较好的非洲国家之一.
这个仅有105万人口的岛国,过去是依靠甘蔗种植和蔗糖出口的单一经济国家.
1968年独立后,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
1971年在非洲首创出口加工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加工区的企业由1971年的10家增到1976年的85家,1986年又增至377家.
就业人数由1976年的1.
7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4.
67万人,主要从事服装加工、纺织、玩具生产、首饰加工等生产,成为世界第三大毛织品出口国.
加工区的出口收入占1985年国家出口收入的47%,1986年又增至53%.
与此同时,毛里求斯大力发展旅游业,1970年只有旅馆16家,游客2.
7万人,1986年则分别增长了三倍和五倍.
对于传统的蔗糖业,国家采取技术改造调整措施,从而与出口加工业、旅游业共同成为该国的三大经济支柱.
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5年的700美元增长至1985年的1240美元,在非洲国家中居第十位.
它的发展与非洲大陆多数国家的经济停滞形成明显的反差,因而被称为"印度洋上的一只经济猛虎".
埃及进行经济调整比较早,它在1975年后的非洲经济困难时期中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纳赛尔逝世前后,埃及曾出现过经济上的"七个瘦年"(1967—1973).
萨达特上台后,调整政策,赢得"七个肥年".
他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1974年4月18日提出《十月工作文件》.
确定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强与西方联系、鼓励私营经济等原则.
同年6月27日,实施关于外资(包括阿拉伯资本)和自由区的第43号法令,宣布对外资不没收、不监督、不国有化,在5—8年内免征一切关税,允许合资公司中外资可拥有49%股份,并开辟塞得港、苏伊士、亚历山大、开罗为自由区.
1973—1983年间,埃及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
8%,国民生产总值1972年为78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27亿美元,1984年人均国民收入584美元.
石油工业、劳务输出、运河、旅游发展成为埃及四大经济支柱.
1976—1980年,完成了运河第一阶段扩展与加深工程,使70%的世界大油轮可以通过.
但是开放政策也给埃及带来了各种问题,如外债增加、外汇外流、通货膨胀、物价体系紊乱等,穆巴拉克上台后不得不进一步调整经济.
五、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非洲的经济困难形势在1985年出现了转机,粮食获得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严重缺粮国由1984年的21个减少到6个,粮荒问题有所缓解.
非统组织于1985年7月举行第二十一届首脑会议,讨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通过了《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划》.
1986年5月底,第十三届特别联大也专门审议非洲经济问题,6月1日通过《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
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非洲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全面调整和逐步复兴的阶段.
关于非洲经济的调整问题,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就已进行过酝酿.
1980年4月,非统组织召开经济特别会议,根据1979年第十六届首脑会议通过的《蒙罗维亚战略》所提出的基本思想,通过了《拉各斯行动计划》.
该文件强调以集体自力更生和自强自立的精神来发展非洲社会经济;改变只依靠一两种初级产品出口的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减少和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计划还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强调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到2000年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
但是,由于非洲各国资金不足,技术力量缺乏,管理水平低下,又受到西方经济衰退和非洲大陆旱灾的冲击.
《拉各斯行动计划》基本上无法执行.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在其非洲董事们的要求下,1981年10月以"非洲战略评论小组"名义发表了《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行动备忘录》.
评论小组的协调人是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美国教授艾略特·伯格,因此该文件又称《伯格报告》.
报告强调造成非洲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主观因素,提出的解决措施是:(1)改革体制,以市场调节替代行政控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和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2)调整价格和税收政策,实行更加合适的贸易和汇率政策,要求货币贬值;(3)优先发展农业,采取以农业为基础和出口为方向的发展战略,并认为这是非洲向工业化过渡的长期过程的开始.
报告还强调外援作用,将赠与援助战略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考虑非洲国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
为此,该报告引起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有关人士的批评,没有被非洲国家接受.
于是世界银行又发表了两个补充性报告,即1983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关于发展前景和计划的进度报告》和1984年的《走向持续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项共同行动纲领》.
这两个报告重申第一个报告的主题,只是对国际经济环境和援助形式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
非洲各国政府在严峻经济形势面前不得不承认以往政策上的失误,也感到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和调整,于是对《伯格报告》中的某些建议表示可以接受.
1985年非统的计划和1986年联大的纲领,既包括了《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基本战略思想,也适当地吸收了《伯格报告》的一些改革措施.
计划和纲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非洲各国下定决心作出承诺,根据非统的计划,制订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响应并承诺支持、辅助非洲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努力.
按照上述计划,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进行经济调整.
首先是改变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及农业内部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例,增加农业投资,重视粮食生产.
例如,沙德利继任阿尔及利亚总统后,于1980年6月主持召开了民族解放阵线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得失,在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同时,调整政策,制定了十年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强调优先发展农业、水利、住房、轻工和服务行业.
1982年3月,新建农业银行,加强对农业特别是私人农业部门的投资和信贷.
国家还放宽对农产品的统购包销政策,允许自管农场、合作社和个体农户自由出售粮食以外的农产品,提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的口号.
坦桑尼亚1984年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安排了一个三年结构调整计划,强调发展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并提出注重小农经济.
1987年2月5日,尼雷尔在庆祝阿鲁沙宣言发表20周年的群众集会上指出:"目前,我们整个经济仍继续依赖农业.
……而小农经济则是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我们的一切工作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应着眼于加强个体农业.
"①其他一些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也进行了农业政策的调整.
如尼日利亚在1980年后注意开展绿色革命,提出五年内达到粮食自给和七年内恢复传统经济作物的优势,农业投资逐年增加.
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在1987年6月号召全国进一步重视农业,开展第二次绿色革命,安置大批知识青年下乡.
在种植方面,政府既重视咖啡、可可生产,又强调全面发展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加速产品出口多样化,不仅要实现大米自给,而且要将科特迪瓦变为"西非粮仓".
非洲国家的另一重要调整措施是整顿国营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或其他非国有化措施,鼓励私营经济,以解决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管理不善、冗员充斥、产品质次价高、政府补贴负担过重等问题.
这是关系到所有制结构和经营体制的改革.
多哥最先开始私有化,从1982年起先后将8家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关闭,5家全部私有化,2家部分私有化,4家实行租赁.
政府不仅不再给这些企业财政补贴,而且每年可从租赁企业中获得约389万美元租金.
其中国家钢铁公司自1979年建成投产后一直亏损,开工率不到20%;1984年租赁后,第一年就转亏为盈.
不过多哥政府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对碳化氢公司、磷酸盐公司、自来水、电力公司①《尼雷尔谈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4期.
等50多家国营、准国营企业没有实行私有化,它们占全国企业的70%左右.
这一改革使多哥政府的财政赤字由1982年的170亿非洲法郎降至1985年的50亿非洲法郎.
塞内加尔拥有57家国营企业,从1984年起,除了磷酸盐、化工、能源、运输等企业外,有26家实行了私有化或半私有化.
尼日利亚在1980年代初停止了本地化运动,1988年中宣布将尼日利亚饭店集团、乳品公司、木材公司等49家全部私有化;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商业银行、报业、钢铁厂等47家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给私人;对国家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电力、铁路公司只实行经营商业化或半商业化.
为防止私人垄断取代国家垄断,政府规定任何个人不得购买有关国计民生企业的5%以上的股票.
据统计,1988年已有20多个非洲国家,如科特迪瓦、喀麦隆、加纳、刚果、扎伊尔、安哥拉等,先后颁布了私有化的法律和法令.
非洲各国的经济调整还表现在财政金融和物价方面.
它们紧缩公共开支,实行货币贬值,减少货币供应量,调整汇率,放松对价格控制,减少或取消物价补贴,实行贸易自由化、多元化,加强非洲区域性经济合作等,其主要用意是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以便搞活经济.
这些调整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报告的材料,非洲生产总值1986年增长1%,1987年增长0.
8%,1988年增长2.
3%;农业生产增长率1986年为3.
8%,1987年为1.
1%,1988年为4.
54%.
少数非洲国家取得了明显的可喜成果.
加纳自1983年制定了系统的经济改革计划后,着重改革国营企业,鼓励以市场方式经营,推行经济自由化.
1983—1986年第一阶段计划顺利完成,可可产量从1983—1984年度的最低点16万吨开始回升,到1986—1987年度产量达22.
5万吨;1983—1987年间出口总额从4.
93亿美元增至7.
7亿美元,进口总额从5亿美元增至8.
79亿美元.
1985年末又实行第二阶段调整计划(1986—1988),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其他渠道的优惠资金为其改革提供了援助.
几内亚自1984年孔戴军政府建立后,也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85年12月22日,几内亚与上述两组织达成协议,开始其全面的经济改革,杜尔时代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方向被完全扭转,军政府取消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撤消了全国360个县农牧场,重建金融货币体系,实行国营工商业私营化,精减机构,裁减冗员,制定了各种经济法律和法规.
改革的第一年就收到明显效果,国内生产总值1987年比1986年增长了6%,通货膨胀率从1986年的71%下降到1987年的33.
7%.
非洲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步履是艰难的,成绩也非常有限.
截至1990年,非洲的经济颓势,仍未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国际贸易条件对非洲的改革十分不利.
非洲政局动荡,政变频繁,连续不断的干旱和虫灾也造成不利的因素.
特别是非洲国家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小,而阻力却很大.
一些国家领导人担心改革会否定自己的过去,动摇自己的地位,因而只将改革作为对付当前困难的应急手段,不愿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
各级官员视国营企事业为私物,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也不愿有大的变革.
有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开支、裁减人员、贴值货币、取消补贴后,引起了物价上涨,群众不满(如赞比亚的"玉米"骚乱,马达加斯加的抢劫商店事件),这也使一些改革措施随之夭折.
此外,非洲大陆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居世界各大洲之首,激增的人口很容易地把调整改革的一点成果吞没,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显然,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第十章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制度的演进和政局的变化一、非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经过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的殖民地变成了新兴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已从殖民主义者之手转移到非洲人手中;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被看作资本主义文明的"肥料",而今他们一变而为历史的主体.
非洲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双手画出了非洲第一张崭新的政治地图.
独立以来,非洲政治体制纷繁多样,但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它们自身的发展变化中,特别是1960年以来的政变、反政变以及内战中,非洲的政治地图被再次重绘.
最古老而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帝国或王朝(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布隆迪、卢旺达及桑给巴尔等)相继垮台.
独立初期殖民主义扶植的傀儡和代理人政权都先后被人民的革命风暴席卷而去,少数最残暴的统治者遭到可耻的下场.
民族主义国家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其中大多数为民主共和体制.
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和军政权都积极努力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并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政权为杠杆,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民族经济获得了发展,初步建立一种新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层次的混合经济体制,从而为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
传统部落或部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传统信仰再次受到严重的挑战.
国家独立、自主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和增强.
在非洲北部,虽然社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有些国家甚至卷入地区冲突,但它们一般具有相当强的应变能力,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保持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在增多.
以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四国为例,它们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但都长期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
由于坦桑尼亚革命党组织比较严密,具有一定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领导或指导作用,成了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渠道.
该党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业已开始,从而避免由于经济一度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能产生的社会动乱.
在当今非洲民主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坦桑尼亚政体改革尚能按执政党设计的框架比较稳妥而有秩序地进行.
其他三个国家的执政党都是群众性的党,组织比较松散,几乎处于行政机构的从属地位,但是由于这三个国家在1980年代以前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提高而得到了补偿.
当然,这四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也是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
他们都是民族解放运动早期的领导人.
博瓦尼从独立迄今一直是科特迪瓦的国家元首.
尼雷尔、桑戈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主要流派的倡议者,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尼雷尔在独立后不久就赢得了"思想家"的称号,并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而在第三世界享有盛名.
桑戈尔则以国务活动家、诗人而闻名于世.
阿希乔用"铁血"手腕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
虽然尼雷尔和桑戈尔主动让贤,离开了领导岗位,但却为他们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这些国家相同的还有博茨瓦纳、肯尼亚、加蓬、赞比亚等国.
博、肯两国在领导人去世后未出现动荡而实现了权力的转移或接班.
军人统治(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国家政绩各异.
不少军政权基本结束了在他们上台前政局长期动乱的混乱局面,人民初步得到了暂时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
贝宁堪称是非洲政见分歧、部族分裂最深的国家之一,从1963—1972年间发生过36次政变.
克雷库1972年举事成功后,保持了长达18年的和平环境.
刚果、多哥、尼日尔、卢旺达等国也经历了类似情况.
有的则进行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埃塞俄比亚、纳赛尔统治时期的埃及、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有的虽没有重大的改革,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如多哥、尼日尔、毛里求斯等国.
然而,非洲独立国家都是年轻的新兴国家,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迄今尚未改变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仅仅是独立前社会的延伸而已.
其发展、社会分工及生产者的分工仍处于极低的水平,阶级分化迟缓而不足,阶级界线模糊,阶级队伍尚不固定,变化不大,凝聚点低.
任何阶级、阶层和势力集团都参与政治,对其进程施加影响,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单独地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
非洲政治国家因而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国家出现时所达到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
正因为如此,在政权建设方面,一些国家因袭或模仿西方民主制,结果均告失败;即使其形式相似,实质也有极大的差别.
博瓦尼曾指出,在西方,国家最终"打乱了社会结构,从此能按照国家意愿来确立社会制度.
在非洲,这一进程只能艰难地、时断时续地反复进行,在多数情况下会造成国家动荡和不安".
同样,另一些国家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也同样遭到失败或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
非洲国家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也无论当权派是多么的虔诚,其结果既非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非社会主义国家.
它们多数正在为从殖民地社会过渡到某种类型的社会创造前提.
目前,非洲仍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
政权的模式必需与现阶段的情况相适应,并要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非洲政治发展、政权建设受到历史、文化和低发展综合症等等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受到独立前的政治体制的影响.
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体制使非洲人民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权利,非洲是被迫接受外来统治形式的.
独立初期,它们都沿袭这种非独立状态的政治结构和设置.
只是后来通过非殖民化,特别是非洲化和激烈的社会冲突,这种外来的政治体制才被打乱,打破,但仍旧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二,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道路、方式和时间各异.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埃及、埃塞俄比亚系君主国,以后经过人民的斗争,才采用了其他政治统治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有的经历了长期武装斗争的阵痛,有的则通过宪政改革道路分阶段取得独立,有的则一举成功.
独立后所面临的使命不同,所依靠的支柱各异.
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削弱帝国主义和封建、半封建势力,有的则仍然要依靠它们.
殖民主义势力、封建或半封建势力对这些国家仍然是一个牵制很大的因素.
第三,非洲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
在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者以掠夺为主,除沿海地区或城市及战略地区有较发达的经济外,在非洲社会内部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或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化的大生产.
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经济仍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目前多数国家都处在生存和发展双重的严重危机中,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型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落酋长制度都大致不变地被保留下来,并极大地影响政局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建设.
第四,由于非洲各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宗教和民族的构成不同,独立时几乎没有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能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文化.
民族主义思想和感情虽曾指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独立后不少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也试图缔造一种主导文化,以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迄今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五花八门.
非洲既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民族主义思想,又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
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有10多种不同派别,在资本主义思潮里也有不同的流派.
在宗教方面,除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外,各部落、地区还信奉原始宗教.
可以说,在非洲没有无神论者.
神对非洲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在非洲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洲国家无论以何种思想为指导,采取何种统治形式或管理方法,都必须处理好社会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正如塞内加尔前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拉亚姆所指出的,"在非洲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各方面结成的:有部族关系、宗教关系、职业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也有阶级关系",所以国家必须"学会尊重"和"处理好"这些不同的关系,否则就要受到限制、约束,甚至于遭到破坏.
这就决定了非洲国家政权不仅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政局的发展只能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向前.
非洲政局的动荡、政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在几个大洲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也是令人烦恼而沮丧的,因为它已形成了动荡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非洲面临安全、生存和发展的综合危机,这种危机阻止或延缓了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
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有可能孕育着非洲新的政治体制.
1980年代末期以来,非洲掀起了猛烈的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浪潮,冲击着绝大多数国家现政权的合法性,政权建设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非洲,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和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多数国家再次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激烈动荡期中.
也许它可能成为完善政权的起点,但要真正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情况的政权模式及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革命阵痛.
目前认真的探索仅仅开始,道路将是漫长的.
二、非洲民族主义政权建设进程的坎坷不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出现.
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时,非洲独立国家由战前的4个(含南非)发展到51个.
1990年2月,纳米比亚的独立,使这个数字又增加到52个.
独立仅仅是非洲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赢得解放的第一步.
非洲国家必须以独立为契机,以政权为杠杆,积极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而1960年代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建立民族主义政权,以维护刚取得的独立成果.
非洲国家独立既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与宗主国谈判达成妥协的产物.
这种妥协是双方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宗主国的抉择,即选择同自己思想、战略观点一致的"可靠伙伴",以继续保持其传统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独立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的选择,即选择同宗主国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才能有利于维护自己已取得的统治地位.
正因为如此,独立伊始,非洲就形成了三类不同类型的年轻国家.
一类继续保持与宗主国的密切联系,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类国家独立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受宗主国支配,甚至与宗主国签订军事条约,允许宗主国驻军,保留军事基地.
如留在法兰西共同体的多数国家,以及英国联邦内的自治领地等.
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多数.
一类基本保持老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势力,又与新殖民主义达成妥协.
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扎伊尔.
一方面比利时不愿放弃在扎伊尔的既得权益;另一方面美国大举渗透,妄图鲸吞扎伊尔.
在尼日利亚、东非、北非都发生过类似现象.
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少数.
另一类决心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这类国家中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态度严肃、坚决、认真,他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独立.
恩克鲁玛说过:"只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没有从我们大陆根除,我们就谈不上力量对比(均势),甚至共处.
"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在这些国家的失败,竭尽全力打击、挫败他们.
如扎伊尔第一届卢蒙巴政府的被推翻,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受到严重的压力.
这类国家在非洲也是少数.
上述情况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从而形成两个对垒的集团.
一些取得较多独立的国家已开始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家的行列,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如1961年,加纳、几内亚、马里、阿联(埃及和叙利亚结成联邦后国名)、摩洛哥六国元首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通过《卡萨布兰卡宪章》,规定签字国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为在对外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缔约国进行经常磋商,还建立了有关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共同机构.
在帝国主义特别是前宗主国的策动和扶植下,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非洲—马尔加什联盟成员国随后成立了蒙罗维亚会议集团,与卡萨布兰卡集团相对抗.
在民族主义政权建设方面,西方的制宪理论具有比较强大的吸引力.
原英属殖民地多采用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内阁制,原法属殖民地则采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制.
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成了当时非洲政治舞台上的普遍现象.
非洲政党的组织形式一般都仿效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模式.
党员仅限于领取党证,党的组织松散.
在上层,由选出来的头面人物组成领导委员会;在基层,党员仅参加游行示威、集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参加竞选活动.
这些政党由于多以部族为基础,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号召力.
独立后上台的政党仅能使一两个部族得到好处,如尼日尔的哲马尔人、乍得的萨拉人、安哥拉的姆崩杜人等等,其他部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几乎没有得到独立的好处,或好处甚微,在有些国家里,甚至遭到排挤、打击和迫害.
这就加剧了全国分裂的局面.
有些执政党政权因部族的分裂和斗争而被推翻.
如加纳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上台后,北方的阿肯、布朗—阿哈福等部族感到自己的传统地位和特权受到威胁,便聚集在古老的阿散蒂联盟地区,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成了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在不少国家还出现部族相互残杀的局面,甚至发展到长期的内战.
如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独立后一直陷入长期内战的漩涡中.
1960—1970年的尼日利亚最具有典型性.
尼日利亚境内有大小部族200多个.
由于英国长期采取间接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形成三大部族控制该国的鼎足而立的格局:北方是豪萨—富拉尼族聚集区,信奉伊斯兰教,其人口占全国人口30%以上;西南部居住着占全国人口20%左右的约鲁巴族,信奉伊斯兰和基督教者各占人口一半;东南部为伊博族人居住,人口占18%,信奉基督教.
后者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经济文化均较发达,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知识分子较多,是中下级文武官员、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教员、工会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地.
英国为维持其传统利益,独立时扶植北方人民大会党上台执政,成立联邦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组成了以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为总理的内阁,以伊博族为基础的公民全国会议的主席恩纳姆迪、阿齐克韦则担任无实权的总统.
由于巴勒瓦政权推行极端的大部族主义政策,引起其他部族和政党不满,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导致1965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并建立起以阿吉伊·依龙西为首的军政府.
该政权受到伊博族上层及资产者和东区州长奥朱古(其父为百万富翁)的支持.
豪萨—富拉尼族不甘失败,以巴勒瓦被杀害为借口,竭力煽动部族对立和仇恨,杀害在北区居住和工作的伊博族人,并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军政府游行示威.
同年7月,他们在北方人民大会党司库依努阿·瓦达策划下,实行反政变获得成功.
依龙西政权被推翻,依龙西等被杀害,伊博族人再次惨遭横祸,仅9—10月间就有2万多人被杀,数十万人四处流浪.
在豪萨—富拉尼族上层支持下,雅各布、戈翁(出身中部的安加小部族)出任军政权的首脑.
但部族矛盾仍未解决,而戈翁政权损害伊博族人利益的重新划分行政区一事又成了内战的导火线.
伊博族人不愿把其石油产地划出去,初则采取对政府不合作的政策,继则东区州长奥朱古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建立了比夫拉共和国.
政府派军队镇压,内战爆发.
内战历时两年半(1968年5月—1970年1月),以比夫拉失败而告结束.
自此以后,伊博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和势力的元气大伤,不仅无力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和反政变虽然仍带有部族色彩,但更多的是部族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带有进步与反动、甚至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成分.
此外,由于多数国家国小民弱,疆界不固定,也无力防守,因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都极易冲破边界,形成强烈的冲击波或连锁反应.
1960年代初期,桑给巴尔人民革命推翻了阿贾布达苏丹王朝.
这一事件很快波及到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导致了兵变.
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被迫请求英国派兵维持法律与社会秩序时,肯、乌两国马上效仿;而当英国妄图借机赖着不走,重新控制坦桑尼亚时,尼雷尔在人民支持下诉诸非洲国家会议,要求英国限期撤军后,肯、乌当权派亦紧接着向英国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使三国进一步维护了国家主权.
上述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多数非洲领导人取得共识.
西方议会民主制对非洲社会而言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只能导致非洲分裂、国家分裂,因为任何反对派都有可能被外国利用,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的潜在危险.
尼雷尔承认,他的民主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在我们面临坦噶尼喀问题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对两党制发生过怀疑","指望一个国家主动以两种面貌出现,既要它符合民主的特别模式,又要人民团结一致……是十分荒谬的".
纳赛尔说,他过去信奉民主和党派制度已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认为必须退出军委会,"现在我懂得了,今天阿拉伯民族同外国斗争的时期,各个政党都有可能会被收买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必是一个多党制的社会".
凯塔也说:"为了团结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侈谈不起作用或相互残杀的对立.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当权派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理由是在非洲社会中没有产生阶级.
桑戈尔说:"无产阶级专政,那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宣传.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国就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但是,在我们柏柏尔黑人的社会里,不存在对立的阶级,有的只是竞相寻求影响力的社会集团.
"他们都自认为找到了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富有生气的、民主的政治,即一党制.
于是,一党制逐渐取代多党制而成为非洲政权建设的主要倾向.
一党制的倡导者为执政党的领导人,始于西非的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等国,以后逐渐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
所谓一党制,就是在一国之内只有执政党才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其他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
他们所持的理由是:(1)领导人民取得独立的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
恩克鲁玛说:"只要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并得到多数人支持,就可以采用一党制.
"杜尔指出,几内亚民主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使它在独立后建立起"一党专政制度是非常现成的"和"客观存在的".
卡翁达说:"当我们民族分化成为若干社会阶级、新的上层分子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时,我们的人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
""可能出现两种前途:某个政党得到广泛支持,而成为事实上的单一党,还会出现若干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政党.
但是第一种前途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反对党派的观点与非洲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2)一党制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必需的,也是建设本民族经济和文化所必需的.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说,他的国家有200多个部族,"如果部族对自己实行封锁,议员从部族立场考虑问题,公职人员为部族从事日常工作,那末,国家在实现统一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尼雷尔认为,独立后要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所需的全国最高的团结一致的努力,并不亚于争取独立运动时期,因此"绝不能给分裂活动以任何余地".
(3)一党制是防止阶级产生和实施民主的最好形式.
杜尔说:"作为慎重选择了协调发展道路的单一党来说,其领导和统治就能阻止形成敌对的社会阶级.
"尼雷尔指出:"如果为了有反对派而制造反对派,那是十分错误的","只要政府考虑到大家的福利和个人自由,那末谁也不能改变国家民主发展的本质","一党和整个国家合为一体,民主基础就更为坚实.
"非洲的多数执政党经历了由"运动"、"组织"到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并提出了若干建党原则.
一是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党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人,甚至于全体公民.
桑戈尔说:"单一党就是群众性的党,参加党是每个成年男女的职责.
"喀麦隆民族联盟章程规定,联盟必须完成把所有公民"毫无例外地联合在其队伍中的使命".
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则把政党与民族等量齐观.
因此,绝大多数执政党成分庞杂,组织松散,党员人数较多.
阿联1965年人口3000万,其中党员500万;在加纳470万人口中,党员达200多万.
一是强调权威和纪律.
恩克鲁玛指出,即使有了民主的宪法,"也急需要集权主义式的紧急措施来维持,没有纪律,自由就不存在.
"肯盟总书记姆博亚则强调无条件服从纪律和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重要性,他说:"人民应当像军队那样组织起来,有将军、纪律和象征,而领袖就是象征.
"杜尔突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为全民的利益而专政".
一党政权建设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立法确定执政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其他政党为非法.
有的对反对派加以融合或合并等;有的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或清洗运动,使反对派处于地下或流亡国外而无所作为.
非洲政党由1960年代初期的147个减至1965年的127个,其中30多个政党不复存在,18个与执政党合并,新建政党32个.
在36个独立国家中,执政党和参政党仅46个,有25个国家实行了一党制,占独立国家总数的70%左右.
一党制政权成了主要倾向.
这个时期的政权模式虽然不成熟、不完善,而且也较虚弱,但无疑是非洲新兴国家领导人民为维持和巩固政权、加强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各部族团结作出的初步尝试,对非洲政权模式作了初步探索.
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独立伊始就辞去总理职务,专心致力于建党,把党的纪律与人民自由选择领导人密切的结合起来,并提出差额选举制.
这在非洲是创举,意义深远.
从执政党的纲领和宣言看,绝大多数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都主张和平、中立和不结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帝反殖,主张非洲团结与合作,促进非洲一体化.
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具有现实的意义.
另一方面,一党制是执政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才获得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的.
但党组织的松散性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些党吸收党员是以集体或个人入党方式进行的.
各种思想和学说都带入了党内,党员成分十分复杂,是一个妥协的、折衷性的组织,包括真正的革命者,也包括把独立作为自己发财、取代原殖民主义商人和企业家的人"(恩克鲁玛语);"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要摘取胜利果实,把独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尼雷尔语).
各个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与执政党之间夺权与分权的斗争由社会转入到党内,从而形成党内有党有派的格局.
为维护一党制的统治,执政党当权派只能依靠领导人的人格和权威,依靠他在各派之间执行一条危险的平衡路线和政策.
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总统手中,决策日益变为幕后交易.
而当权派与其他派别所达成的某种协议或当权派对其他派别的种种承诺,又限制了当权者提出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行动上的自由,从而使执政党严重脱离人民,表面上维持了秩序,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现代政权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后者在地方上势力很大.
政府因忙于派系斗争而无法顾及人民,也无法兑现向人民作出的种种承诺而引起人民的不满.
各种矛盾的交织和不断发展,导致政局动荡不已.
一党制象征的权力、领导人被神化的权威在衰退中.
非洲政权建设又进入另一个阶段.
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军官集团对政治的干预和要求日趋普遍化,军事政变成了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
如果说过去军事政变的矛头指向封建或半封建王朝以及帝国主义扶植的代理人或傀儡政权,那末在1960年代末期以后则扩及进步政权了.
如加纳的恩克鲁玛、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马里的凯塔、乌干达的奥博特及刚果的马桑巴·代巴等人的政权,都先后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从而在非洲形成了以党治国和以军政权为主体的两类政权结构.
这两类政权为维持其统治,都采取了加强和改善政权的许多政策和措施.
它们的共同点是掌握和控制枪杆子,以使政变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与此同时,它们又根据所处的情况而改变其政权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方法.
在军政权中,多数都不愿让权,坚持军人统治,甚至实行暴虐统治,如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及赤道几内亚的恩奎马等.
有的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一党制政权,有的则还政于民,军队回到兵营.
在实行一党治国、特别是一党制的国家,党的建设被作为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力求使群众性的党向组织较严密的政党方向转变.
按照尼雷尔的话,就是把党建成活跃于广大公民中的强大的政治组织,使党像一条全天候的公路一样,一方面把政府的目标、计划和各种问题传达给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能把人民的思想、要求、争论传达给政府.
这些执政党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军队严格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有的则仍坚持群众性的党,并依靠外国军队和驻军负责它们的防务及维持社会法律与秩序.
少数党则推行多党制.
在非洲,任何一个反对派,无论其势力有多么强大,都难于通过正常选举的手段取得统治地位.
非洲军队干预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权力的转移只能靠军队力量来实现.
无论是以党治国的政权还是军政权,它们的建立、发展与巩固都经过艰难、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而都具有过渡性、易变性的特点,尤以军政权为最.
这两类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是以国家或全民的名义进行活动的.
前者需要军队的支持,至少获得军界克制性的默许,才能维持其统治;后者也需文官,特别是专家治国论者,才能对国家进行治理.
因此,这两类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1988年9—10月间阿尔及利亚开始进行政体改革以来,非洲政权建设似乎又兜回到它的出发点,即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或主要潮流.
由于目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股潮流究竟流向何方,多党制是否就是西方强加的模式,一时还难于作出判断.
三、非洲国家政权的多样化非洲大陆政治体制的变化层出不穷.
一般地说,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及帝制(中非博卡萨)共存,以共和体制为主;文官与军人统治并存,且不断地进行交替,以文官统治为主.
在文官以党治国中,分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以一党制居多数.
在共和体制中,又分议会一院制、两院制,以一院制更普遍.
在军人政权中,有军人直接统治和军人时断时续地直接或间接统治.
一般学者都根据如下三条线对非洲国家进行归类:(1)一党制和多党制;(2)文官统治和军人统治;(3)信奉马列主义或倾向马列主义,包括非洲社会主义若干流派,信奉自由资本主义或倾向自由资本主义,也包括若干非洲社会主义流派.
当然,这些分类都是相对的、相互交错、相互取代的,而且往往突发于瞬间.
绝大多数非洲政权都带有过渡性、易变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其中有的国家从独立之日起就陷入内战、边界纠纷和地区性的战争,因而迄今尚未在全国建立有效的统治.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同,独立后面临的任务基本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共同点.
以党治国是主要统治形式,一党制为主要倾向.
截至1990年,在非洲的52个独立国家(含南非)中,30个国家实行一党制,13个国家实行多党制,8个国家禁止政党活动.
此外,尚有难于归类的利比亚(该国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摒弃当代世界的一切政治制度,自称民众国).
即使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由于主要执政党在保持自身处于全国唯一大党和政治舞台中心、或保持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允许其他政党进行有限活动;有的在法律上规定实行多党制,实则实行一党制,其中少数甚至公开宣称,它的目标仍然是一党制.
因此,它们都具有一党制的特点.
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在独立后上升为执政党.
由于战争,殖民主义的一套统治机构、特别是地方机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传统酋长制度日渐削弱,有的酋长还为民族独立运动作过贡献.
广大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议政和参政意识;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也获得了在解放区或根据地建设政权的初步经验.
这些国家的政权建设就比较容易,而且起步很快,在客观上它不再受或较少受到原宗主国政权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较为独立地把政党建设与政权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党处于权力的顶峰.
以莫桑比克为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莫桑解放阵线在独立后上台执政,就狠抓建党工作,把莫桑解放阵线易名为解放阵线党(以下简称解阵党).
该党以马列主义与莫桑比克革命经验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并加强了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而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领导作用.
尽管这个政权先后受到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白人政权和南非的颠覆、以及得到它们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内战和天灾人祸(政策过左过激),莫桑比克解阵党仍然经受住了严峻形势的考验,调整了自己的政策.
二是通过宪政改革分阶段独立的国家在建立一党制政权方面有难有易.
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坦桑尼亚等国的执政党在争取独立运动中就几乎独占了领导权,领导人的威望很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批建立一党制的国家.
但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则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这主要是由于上台的政党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既要对付部族主义势力,又要对付比自己更为强大的、比较进步的政党的挑战.
以塞拉利昂为例,该国1960年独立后,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代表南方门迪部族上层利益的人民党,由密尔顿·马尔盖两兄弟领导;代表北方泰姆部族利益的全国人民大会党,由工会领袖西亚卡·史蒂文森领导;以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集团.
1960—1967年间,塞人民党与酋长势力结盟而成为主要执政党,1967年推行一党制,但在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时,原支持人民党的多数酋长转而支持大会党,从而使后者一跃而为主要执政党.
这是当时在非洲首次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先例.
正当该党组阁时,贾克森·史密斯的军官集团发动政变(1967年3月),中止了通过选举和平移交权力的进程.
1968年4月,史蒂文森另立新人民大会党,取代军政权,1971年初宣布建立共和国,史蒂文森先后出任总理、总统.
在1973年的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中,新人民大会党获胜,建立起事实上的一党制,1978年新宪法予以确认,历时18年.
喀麦隆是另一种典型.
它独立时分东西两部,东部原为法属殖民地,西部原为英属殖民地,有大小部族200多个.
喀麦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争取统一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独立后,在众多的政党和组织中,有的比较激进,反帝反殖态度坚决,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在独立运动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喀麦隆人民联盟.
以阿赫马杜·阿希乔为首的喀麦隆民族联盟(以下简称喀盟)在法国支持下上台执政,而成为主要执政党.
1961年通过谈判,与英属喀麦隆南部合并(北部并入尼日利亚),成立了联邦共和国.
为实行喀盟一党统治,阿希乔首先借助法军.
围剿人盟所领导的武装,逮捕、杀害其领导人,使喀人盟土崩瓦解,幸存者均逃往国外;然后对其他小党软硬兼施,加以吞并或融合.
通过1972年新宪法喀麦隆实行一党制,历时12年.
肯尼亚一党制则主要通过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而建立起来.
根据伦敦制宪会议,确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以下简称肯盟)和肯民主联盟联合执政.
1963年5月选举中,肯盟获胜,民盟宣布解散,建立起事实上的一党统治.
肯雅塔总统对党内各部族各派系之间采取了较稳妥的平衡政策,从而保持政局相对稳定.
到1965年以肯雅塔为首的温和派(代表吉库尤族)和以副总统奥廷加为首的激进派(代表卢奥部族)之间斗争白热化,奥派宣布与肯派分道扬镳,另立肯人民联盟.
肯派视之为"破坏分子"而进行了镇压.
1974年奥廷加等获释后又重新加入肯盟,肯雅塔宣布肯盟是唯一合法政党,建立起了一党制,历时11年.
1982年、1985年莫伊总统两次修改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只有肯盟党员才能参加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和参与政府.
赞比亚的一党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三是军政权转变为一党制.
军政权转变为一党制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是刚果思古瓦比军政权,仅花了1年零3个月;埃及的纳塞尔、贝宁的克雷库为首的军政权等花了3—5年,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政权历时10年,尼日尔则历时14年.
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党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能在政局中起作用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多党制国家也有不同情况.
有的从独立至今一贯推行多党制,如冈比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
有的独立时宪法规定推行多党制,但实际上则实行一党制,一般地都经历了一党制一有限多党制一无限多党制的过程,如塞内加尔、一定程度上的突尼斯.
有的国家则经历了军政权—一党制—多党制的历程,如埃及.
1952年纳塞尔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后建立了军政权,1957年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埃及民族联盟(1962年易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推行一党制.
1970年纳塞尔逝世后,萨达特于1976年宣布实行开放民主制,允许建立代表左、中、有三种思潮的三个论坛,后发展为三个政党,1980年修改宪法确认埃及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之上的".
利比里亚则是另一类型,经历了一党制—军政权—多党制的历程.
它于1847年独立,实际上仍是处于美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
这个国家由代表从美国和西印度洋迁移来的黑人后裔的真主党控制.
占人口不到3%的黑人后裔拥有60%以上的社会财富,而当地黑人既无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生活也十分困难.
1980年4月,以塞谬尔·多伊(军士长)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结束了真主党的统治,实行军人统治.
1984年,军政府宣布解除党禁,经公民投票批准了多党制宪法.
在1985年,有六个政党参加的立法议会选举中,以多伊为首的全国民主党获胜,成为主要执政党.
1989年,流亡在外的前政府官员查尔斯·泰勒领导的爱国阵线发动推翻多伊政权的武装斗争,全国陷入内战.
1990年9月,多伊在战斗中受伤致死.
爱国阵线内部两派打得难解难分.
非洲的政党按意识形态可分为三类:(1)宣布信奉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各种类型的先锋党,如刚果劳动党、安哥拉人运—劳动党、埃塞俄比亚工人党以及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的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津巴布韦执政党也归属此类.
(2)以非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
非洲社会主义不是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包括十多个不同流派.
它们的共同点是否认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不适合非洲,并试图在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出具有非洲传统和特性的独立的思想体系,突出传统社会的价值和宗教教义.
如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纳赛尔主义、杜尔的公社体社会主义等等.
杜尔曾说:"我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资本论》.
"(3)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包括科特迪瓦、喀麦隆的集体或计划的自由主义、加蓬的协调一致和进步主义、扎伊尔的真实化运动等等.
但是,单纯按意识形态分类,很难说明非洲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这主要因为,第一,它们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
由于非洲独立国家都很穷,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它们面临的共同任务.
第二,众多事实证明,意识形态的选择具有易变的特点.
第三,不少国家虽然宣市信奉非洲社会主义,但是有的政策措施仍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雷同或近似,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和杜尔为首的几内亚民主党.
有的国家则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统治和管理,如塞内加尔社会党、突尼斯的宪政党以及肯盟等等.
因此,非洲国家政党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激进的和比较温和的两大类.
比较激进的执政党包括几个先锋党和一部分民族主义政党,被称为"民主革命党",如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杜尔时期的几内亚、佛得角等国的执政党,上述国家的执政党组织比较严密,有自成体系的权力结构,其中央领导机构包括党主席、党代表大会、执委会,地方机构有党委和支部以及受其领导或控制的其他群众组织.
入党条件比较严格,如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对发展对象必须举办3个月的入党学习班,由3名正式党员介绍;新党员的预备期根据成分而有所不同,最短3个月,最长18个月.
贝宁、刚果的党章规定,入党申请人在基层组织讨论通过后,还必须经中央或政治局批准.
埃塞俄比亚党员有6万人,仅占人口总数0.
2%;刚果党有6000人,占人口1%左右.
这些国家都建立起党政合一的政权,党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党就是政权.
尼雷尔说过:"坦盟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坦盟.
"1988年几内亚宪法序言称,"党创建国家,所以国家必须同党保持一致.
"1977年,杜尔甚至把几内亚民主党易名为国家党.
穆加贝称,津巴布韦民族联盟已成为人民的救星,它的地位应"高于议会和政府,领导国家.
永远执政".
这些政党在政治上高于一切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委会则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党主席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如刚果劳动党主席有权任命部长,安哥拉人运劳动党主席还兼任监察院主席、议会议长,莫桑比克解阵党主席有权主持和召开议会;党在领导班子的配置、使用和培养等方面有最大的发言权和最后的决定权,负责提出、审批议员候选人名单,还可以通过所控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任命合格的人选.
在经济方面,这类国家都强调"以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用于人民福利"(恩克鲁玛语),致力于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并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和中国当时某些极左的做法.
在文教卫生方面,它们强调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主张普及教育,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和全民.
莫解阵第一任主席蒙德拉纳指出:"应当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儿童、成年人,使全体人民都能接受最标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基本政治、经济知识将是计划的主要内容,力求消灭部族主义、迷信、知识水平普遍低下".
它们都进行了教育和卫生制度的改革,实现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创办大学及专业性的学院,包括党校和军事院校,井进行扫盲运动.
比较温和国家的执政党和主要执政党,多为群众性或全民性的党.
虽然这些党的党章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党组织松散,基层组织不健全或基本没有基层组织,党被视为是上层或领导者的党,或者是竞选党.
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限,往往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有少数党甚至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具.
如肯雅塔上台执政后,明确宣布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帮助政府、向人民解释政策及提供各种咨询等.
这类国家虽然仿效西方、特别是原宗主国建设政党和政权,但又不完全一致.
在这些国家里,党主席自然出任国家元首、总统,集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源泉.
以科特迪瓦为例,根据宪法,总统有权召集议会、提出法案、发布代行法律的总统令、编制预算,有权要求国会重新审理已通过的法案,甚至否决国会意见、诉诸公民投票、任命和罢免部长等等.
在君主立宪制的摩洛哥,国王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享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宗教的统治权.
肯尼亚总统则有权任命内阁阁员(内阁职责是协助总统和向总统提供咨询),任命若干议员,甚至连财政监督、总检查长、审计长、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法官也由总统任命而失去独立性.
一位肯盟执委称,肯盟过着"颇为可悲"的日子,"各支部和分支部不起作用,党在国家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
……今天肯尼亚的情况是行政官员接过了党员的权力,削弱了党.
"在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这些政党实际上实行的是一条稍加修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强调提高生产的方针.
乌弗埃·博瓦尼说:"我们过去实行的经济政策,是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依赖一切种类的私人和国家主动精神.
"由于执行这一路线和政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科特迪瓦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飞速发展,肯尼亚私人资本已由农业转向服务行业、商业领域,尼日利亚则在商业和建筑承包行业有发展.
至于那些由军政权转变为一党或多党制的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的领袖多为军人,他们公开讲话时都强调军人统治的必要性,因而这些党都打上了军人的深刻印记.
原军政权的首脑一变而为党的主席、国家元首,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政府和议会均服务于他们.
军人在各级政府中也处于主导和领导的地位.
例如,1956年6月23日,埃及通过普选产生总统(纳赛尔)、议会议员,以纳赛尔为首的民族联盟有权批准议员候选人名单.
在政权机构中,担任行政部门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者、24省的省长、90%以上的驻外代表,均为军官、民族联盟成员.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上台执政后,军队就成了布迈丁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组织者.
除中央政府一级外,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均有军官参加或担任领导职务.
军队在社会和经济改革中也起重要作用.
军队献金成立土地革命基金,参与统计和分配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工程建设等等.
与此同时,这些党或政府也日益注意和发挥文职官员和专家的作用.
非洲各类政权在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上虽然各异,但在政权建设方面仍有一些共同而又相互矛盾的特点.
其一,以人为中心,主权属于人民的思想比较流行.
不少执政党都强调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高于党",是"创造民族的力量".
它们都用宪法把这一思想固定下来.
1973年的马里宪法规定:"主权属人民,一切统治权都来自人民.
"1975年安哥拉宪法规定,安哥拉是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一切权力属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参政权及言论、集会和通讯自由等等.
而这些权利和自由主要是通过普选制和执政党来实现的.
1975年马达加斯加宪法称:"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普选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刚果宪法也规定人民权力通过党来实现.
从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所承认的人民普遍平等的原则来看,非洲政权较殖民地统治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这无疑是一个大进步.
在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方面,各国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坦桑尼亚所推行的差额选举制,使执政党批准的候选人在每次选举中均有落选者.
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也先后采取了差额选举.
在肯尼亚1979年大选中,有近一半元老、7名部长和执政党总书记均落选.
在1980年科特迪瓦的650名候选人中,仅174人当选.
在多党制国家,反对党派能参加竞选.
在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国,共产党也可以参加竞选,苏丹共产党一度曾为议会中第四大党.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选择.
另一方面,主权原则、权利平等和自由等原则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第一,在多数国家里,投票是一种义务或者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
阿希乔说:"投票是至高无尚的义务",是"整个民主主义的标志","放弃就是对民族团结表示怀疑的一种表现"、"一种破坏活动.
"居民参加选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屈从于压力的结果,选民仅仅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绝大多数选民均是文盲,而且投票在不少情况下是以集体(部族集团、宗教集团或各种协会及专业性团体)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已成为上层人士的投票.
第二,选举名单由上而下地层层议论,而在不少国家里则强调候选人必需是执政党党员.
第三,在选举过程中,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可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优厚的财力和舆论工具,为其候选人选举服务,有的甚至利用物质诱惑或动用武力操纵选举.
因此,人民对各国政治运动难于施加经常性的影响和压力,难以监督政府.
只有当人民大众的活动、感情和态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可能作用于政治进程,如1963年桑给巴尔、刚果所进行的人民革命或称第二次革命,1974年埃塞俄比亚人民推翻塞拉西王朝的革命等.
其二,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并存,且相互制约.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时普遍存在着二元化或二重性的政治结构,即现代政治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
不久,多数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种结构可能导致独立的丧失和民族的分裂.
卡翁达指出,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
杜尔指出:"必须消灭部族主义,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产生矛盾的根源.
"莫伊则视它为社会机体上的"恶性肿瘤".
多数非洲领导人、政治家都把反对或消灭部族主义、地方主义作为建设政党和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
有不少国家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建立了政党合一的政权.
有的则通过立法手段废除酋长制度,如几内亚、塞内加尔等.
在这些国家里,酋长被撤职或拘禁,取代酋长地位的是执政党党员.
坦桑尼亚则对有权威的酋长给予荣誉职务,如穆克瓦瓦大酋长被选为议长,对其他酋长则易地使用,但是酋长逝世后就不再选举和任命酋长了.
有的国家则对传统酋长势力采取团结、利用、限制的方针,即利用酋长对部落居民的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体任务,并负责村民若干民事案件及宗教礼仪等事务,把一些有声望的酋长吸收到酋长院中,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进行某些立法,如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国.
在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多的国家,酋长已一变而为商农领域的资本家.
总之,部落酋长势力在分化和瓦解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由于部族意识根深蒂固,多数非洲人包括城市居民都具有浓郁的部族观念,对部族的忠诚超过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
一些最高领导人虽然高喊要反对部族主义、地方主义,但有的本人就是大酋长,或大酋长兼农、商资本家.
一般地说,在不少国家里,部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部族酋长的支持与否往往在选举中决定一个党的胜败,也是执政党能否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尼日利亚,无论文官统治或军人统治,如果得不到最大部族豪萨—富拉尼族的有力支持,就难以维持统治.
甚至连桑戈尔这样有名望的政治家也多次承认,由于得到传统宗教领袖的大力支持,他才"成功地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暗礁".
在不少国家里,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通过立法手段保留了酋长制度,把酋长的管辖区作为政府的基层单位,酋长在各级政权中均有自己的代表.
这类情况在非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以喀麦隆为例,根据1977年公布的法令,全国划分为一级酋长领地、二级酋长和三级酋长领地.
三级酋长就是农村的村长或城市的保长.
中央政府通过酋长来统治人民,酋长负责传达政策、命令、征税并拥有一定的司法权.
在不少国家里,迄今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并存,相互冲突.
部族主义竭力阻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掩盖阶级矛盾,阻碍阶级意识的滋长,从而阻碍了现代民族的形成.
这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现代政权结构与传统统治结构并存,产生了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的尖锐矛盾.
这也是非洲政治动荡不已的原因之一.
其三,权力高度集中.
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也无论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还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都建起高度集权的统治.
高度集权是非洲国家最本质的共同点,也是建设国家所必需的.
高度集权对年轻的非洲国家来说,无疑促进了从殖民统治向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过渡的进程,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而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
但另一方面,由于非洲国家国小民弱,且政权都无牢固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非洲国家的集权逐渐转变成以个人权力为中心,导致国家人格化或个人化.
个人成了权力、荣誉和财富的象征.
一体化在较多的情况下几乎是作为个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借口.
人治流行,工作效率低、贪污受贿成了社会中的恶性肿瘤.
统治者和受惠者形成一种庇护和被庇护的从属关系.
所有这些日益吞食着人民与当权派之间在独立初期所存着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有时甚至发展到对抗的程度.
其四,国家对经济普遍进行干预和控制.
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非洲贫穷落后,民族资本弱小而分散,无法实行资本原始积累,也无法发展和扩大再生产.
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承担起经济建设和发展任务,并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实行干预和控制.
国家不仅要保证经济活动所需的外部条件和从宏观上干预经济,还要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定者,以及通过工业化、国有化、本地化等政策和措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甚至成为生产者.
作为外部条件或环境的保障者,政府通过立法,确定国家的根本制度.
作为目标的制订者,政府规定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以及发展速度.
作为经济的干预者,政府通过税收、财政、信贷、汇率等影响市场机制.
作为生产者,政府又通过国营和公私合营等公司和企业直接或间接参加经济活动.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进程,导致非洲大多数政权金字塔式的结构,即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和进行统治,而同时又使整个国家陷入分裂或割据状态.
人民群众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
议会权力日益萎缩,形同虚设.
国家的权力基础极不牢固,政局动荡不已的格局难以避免.
四、军事政变与军政权独立前后,非洲国家的军队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是在民族武装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
这是非洲新型的军队,其军官多为知识分子、政治工作者转化而来,不少人都到过苏联、中国、埃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国的军事院校受过教育,少数人在西方接受过训练,士兵主要是农民.
这类军队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战斗力,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津巴布韦等国的军队.
坦桑尼亚军队基本上属于此类,因为该国在独立不久解散了原殖民军,另建新军,其建军原则基本与上述国家军队相同或类似.
二是继承殖民地时期的军队,包括警察部队.
这类军队一般规模较小.
在原英属殖民地,5万居民中有1个士兵;法属地区则超过此数的2倍.
这主要是因为原宗主国在战后都把重点放在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上,而不重视卫戍部队的建设和发展.
法国还采取独特的集中建立军队的方针,使军队不属于任何殖民地.
这些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白人军官的手中.
少数中下级军官则从殖民地较发展地区招募,然后送到宗主国的军事院校培训.
士兵多从殖民地边远地区一些骁勇善战的部族中招募.
三是独立初期新建的特种部队或警察部队.
这类部队属总统卫队,不受陆军管辖和指挥,如恩克鲁玛、凯塔、奥博特等都建有总统卫队.
此外,还有少数国家独立时没有军队,独立后为应付外部不测事件而新建,如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国的军队.
四是独立国家的军队,如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的军队.
苏丹军队也基本上属于此类,因为从1922年起,它的军队已由本国军官指挥.
战后,殖民当局新建的军队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工具.
如法属殖民地的军队往往被派往诸如阿尔及利亚、喀麦隆甚至印度支那等地去镇压民族独立斗争.
军中的非洲籍中下级军官虽然与文职中下级职员、知识分子等的出身、经历和处境大致相同,但除极少数外,多数均很难参加到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中去.
在独立初期,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在少数国家里还成了破坏因素.
不少国家当权派都把建立本国军队作为与过去耻辱历史决裂的关键因素和主权的象征,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些领导人民进行过武装斗争的政党和组织,执政后都把过去的游击队改为正规军,并建立了强大的民兵组织.
其他多数国家则把过去的军队加以改造或重新建立新军,以使军队成为政权的支柱.
它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通过本地化或非洲化,从白人手中接管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其次,改变过去从发达地区招募军官、从边远地区和能征善战的骁勇部族中招募士兵的办法,从全民中招募.
但是,非洲军队的装备、培训和管理仍然依赖外国.
法兰西共同体的某些国家通过与法国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由法国提供军援和保护,其中有五个国家迄今仍有法国驻军和法国的军事基地.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派都视军队为"宠儿"而关怀备至,尽量满足其特殊利益和要求,有些还允许军方代表参与政治活动.
军队逐渐获得了政治地位,关心政治和参政议政的意识在提高和增强,并同社会各方、上至中央下到基层的各界人士都有接触,从而使军队不仅仅是守卫国门的力量,而且成为具有一定威慑性的潜在的政治力量.
非洲军队干预政治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军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传统意义上说,在非洲,军队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参战或参加部队被视为光荣的事业.
军队相对说来超越了地区和部落的界线,而政党则主要以地区部落为基础.
军队有较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且有枪杆子,而政党则是分裂的,且无枪杆子.
正如美国名记者苏贝格所说:"在不发达的国家里,要达到政治目的,武器往往比选票更有保证,谁掌握了坦克和飞机,谁就控制了国家.
"非洲社会内部也为军队干预政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
由于一些国家的当权派长期以权谋私,并把贪污受贿作为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经济一团糟,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生活无保障.
群众由不满和失望而发展成为罢工、罢课或宗教骚乱,甚至爆发内战.
当权派无能力控制局势时,军队就可能主动出面干预或起事(如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及贝宁等国),或是群众运动把军队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如刚果恩古瓦比军官集团和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官集团),军官集团就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收拾残局,出掌政权.
一些国家当权派内部的派系斗争难以调和,也迫使执政党掌权派利用和支持军队举事以打击和压倒对方.
而当军队本身的特殊利益(包括军队装备、军饷)受到威胁或得不到满足时,或当权派与军官集团某个领导不和甚至反目时,军官集团某一派也可能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把对方打倒,以保全和发展自己.
还有些国家的军官集团推翻了腐败政权以后,由于靠暴力进行统治,又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掌权后聚敛财富,扩大国防费用,提高士兵待遇,挤掉经济发展资金,人民生活无改善可言;或者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政见分歧,军官集团由比较团结一致转变为失去中心而倾轧不已.
上述种种都使军官集团由政变者变成政变的受害者或牺牲者.
此外,外国势力为争夺非洲也常策动政变和反政变.
军事政变几乎成了非洲国家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
1960年代下半期,平均每年发生3—4次;1970年代平均2—3次,1980年代前半期平均为3.
5次.
非洲独立国家总共发生过70多次成功的政变和无数的未遂政变.
有的国家甚至时断时续地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如尼日利亚、苏丹等国.
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政变的外部因素较多;这个时期之后,内部因素变为主要原因.
有的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也有的政变推翻了军政府.
在52个非洲独立国家中,建立过军政权的国家占半数以上,迄今仍有8个国家实行军人统治,它们是毛里塔尼亚、苏丹、尼日利亚、几内亚、加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莱索托.
这些军政权都是1980年代建立的.
历史最长的是加纳罗林斯军政权,于1982年1月建立;历史最短的是1989年6月建立的苏丹巴希尔军政权.
军官集团举事成功后,都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军事委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复兴委员会、民族解放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等等,以下简称军委会),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废除宪法,中止或停止议会和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对于前当权派的首脑,或处以极刑,或长期监禁,或驱逐出境;接着,通过法令确认军委会为国家的权力机构.
如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1965年6月19日举事成功后,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军委会,7月10日公布法令,规定军委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政府机构都在它的管辖下进行活动.
军委会一般都包括政变的核心人物及有功之臣,最少的仅5人,最多的100多人(如埃塞俄比亚),一般的25—30人之间.
军委会主席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或统帅,有的还兼任国防部长.
根据军官集团的背景、组织程度以及政治倾向性,军委会所起的作用各异.
一般地说,军官集团越团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军委会的支撑能力、应变能力就越强,就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有的政变在举事前酝酿的时间较长,并建立起全国秘密或半秘密的军官组织,组织比较严密,如埃及、利比亚、一定程度上的埃塞俄比亚.
以埃及为例,如果从自由军官组织萌芽算起,这个过程历时14年;若从自由军官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算起,也经历了4年有余.
利比亚的卡扎菲完全仿效埃及的做法,也获得了成功.
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协调委员会在举事前基本上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另一类军官组织虽被群众运动推向前沿阵地,但军官集团本身也有秘密组织,军政权因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上述这类国家的军人集团不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在掌权后切实地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进行了比较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国有化、土地改革,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从而把社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另一些军官集团在举事前无充分准务,或先发制人以保全自己,或被他国政变成功所吸引而仓促举事,最普遍的还是由于当权派的腐败而举事.
这类军官集团组织不如前一类严密,军政权的支撑能力和应变能力均较弱,从而导致国家局势严重动荡,政变和反政变层出不穷,文官政府和军政权不断交替.
以苏丹为例,1956年独立后,北方的阿拉伯人掌权,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
这引起南方黑人的不满,他们要求分离,致使苏丹陷入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内战.
历届政府都派军队前去围剿或举行谈判,均未奏效.
与此同时,北方各穆斯林教派、各种势力、包括文官和武官之间矛盾复杂、尖锐、政局动荡不已,军政权、多党制、一党制不断交替,形成政权更迭频繁的格局.
第一届多党制政府(1956—1958年)以民族联合党(哈米特亚教派)为主体,乌玛党(安萨尔教派)和人民民主党(由民族联合党分裂出来的)参加.
由于经济恶化,社会动荡,权力转移到以易卜拉欣·阿布德为首的军官集团手中(1958—1964年).
同样由于经济原因以及军政权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政策,导致全国大规模反对军政权运动,军政权垮台,无党派人士和各政党联合组成过渡政府.
1965年4月,北方六省举行立法会议选举,建立起乌玛党与民族联合党联合执政的政权.
1969年5月25日,以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为首的青年军官集团发动革命,组成革命指导委员会和内阁,改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取消一切政党.
1971年进行总统选举,建立议会,制定永久宪法,尼迈里任总统兼总理.
1972年建立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正式建立一党制政权.
1985年4月,苏瓦尔·达哈卜发动政变,成立过渡军委会,26日成立临时文官过渡政府,50多个政党相继取得合法地位.
1986年4月举行议会选举,建立起以乌玛党为主体、民族联合党次之、全国伊斯兰阵线和共产党均参加的多党制政权.
1989年6月,奥马尔·巴希尔在以哈桑·图拉比为首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原教旨主义)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以建立伊斯兰教国为目标.
目前反对党派虽已被禁,但其推翻军政府的活动一直未间断.
迄今南、北方之间的战争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中,南北问题是现政权面临的最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
巴希尔军政权能维持多久,尚难预料.
尼日利亚政局的发展与苏丹类似,其不同点是,军人统治的时间较文官长两倍以上.
自奥卢塞贡·奥桑巴乔为首的军政权(1976—1979年)建立以来,历届军政府都打着还政于民的旗号.
奥桑巴乔军政权在其执政期间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它执行民族和睦与和解政策,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特别是重视农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经济发展单纯依靠石油的格局.
为了还政于民,军政府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于1979年中召开制宪会议,解除党禁,通过了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新宪法.
同年8月举行大选,尼日利亚民族党获胜,沙加里当选为总统.
10月1日恢复了文官统治,被称为第二共和国.
奥桑巴乔及少数高级军官辞职,军队完全回到兵营,从而成为军人向文官顺利移交权力的范例.
由此可以看出,军政权也和文官统治一样,有比较激进的和比较温和的之分.
总的说来,它们在维护民族独立、至少在维持短期稳定政局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它们是借暴力维持统治,且缺乏治国理财的本领和经验,军政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就更加突出了.
一般比较明智的军队领导人不仅把还政于民作为举事旗号,而且也作为其施政纲领的组成部分.
加纳的罗林斯军政权基本上也属于此类.
五、非洲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冲击,自1988年底、特别是1990年以来,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猛烈冲击着非洲大陆.
从西非的贝宁到东非的莫桑比克,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南端的南非,从幅员辽阔的尼日利亚到弹丸之地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结束一党制和军政权、开放民主、引进多党制、尊重人权的政治运动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民众还要求经济自由化,并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来对付贪污腐败.
因此,多党制成为政权建设现阶段的一股巨流.
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包括3/4以上的人口)走上或即将走上多党民主制建设的轨道.
这一浪潮还在发展,几乎每天都有事件发生.
非洲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易变期,人民还将遭受更多的苦难和折磨,但也不排除少数国家可能会向着由乱到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某些政治家在经历这次浪潮的冲击后,可能会在进一步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政权模式和发展道路.
非洲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始于1988年底,先是阿尔及利亚,尔后扩及到西非,最后冲击到非洲大陆各个角落.
参加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中下级官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及青年失业者,有些国家还有军人或少许高级官员.
运动的目标是反对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要求改善或至少能保持原生活水平不致下降.
运动后来因反对党派的推波助澜而迅速转变为政治斗争,即执政党与反对党派夺权与反夺权、分权与反分权的斗争.
浪潮来势之猛、时间之长、冲击政府的合法性之广泛,是1960年代独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现象.
一批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享有极高威望的、甚至被神化了的领导人,几乎已成了人们回忆中的人物.
1990年出席第二十六届非统首脑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有8位未出席1991年第二十七届非统首脑会议.
这也是1963年非统成立以来罕见的事例.
仅最近一两年间,就有10位总统下台.
这表明,非洲正进入一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阶段.
截至目前为止,非洲政权更迭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靠枪杆子夺权.
这类情况多发生在内战的国家,即武装反对派已兵临城下,或者武装反对派兵临城下与城内民主化浪潮内外夹击,实现政权更迭.
如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索马里西亚德、乍得哈布雷以及马里特拉奥雷等政权的垮台.
二是贝宁模式,又被称为"文官政变".
所谓贝宁模式,就是在1990年2月以贝宁总统克雷库为首的人民革命党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由法国出谋划策,通过召开有反对党派参加的全国会议,并由反对党派选出一名政府首脑主持临时内阁,负责筹备立法和全国大选事宜,然后由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和正式内阁.
在整个过程中,全国会议是关键.
由于反对党派在推翻原政权或要求分享权力方面目标一致,且在会议中票数占压倒多数,又有社会上民主化浪潮的依托,它们对原当权派都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从而比较顺利地夺权.
这种模式始于贝宁,目前还在延伸和扩大,也备受西方的支持和鼓励.
如贝宁总统索格洛1991年访美,礼遇甚高,布什亲自接见,并赞扬索格洛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允诺向贝宁增加援助,其金额已从1990年的200万增至800万美元,另外还提供750万美元作为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之用,答应在今后五年内提供援款5700万美元.
布什还呼吁吁如扎伊尔、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学习贝宁的榜样.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都采用贝宁模式进行政治改革.
刚果、尼日尔、马达加斯加等国已通过全国会议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反对派推举出来的代表担任了过渡时期的总理,掌握了实权.
多哥虽已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但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由于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科菲戈欲夺取总统全部权力,并禁止原执政党的活动,军官集团出面干预,导致了总统、军官集团及临时过渡政府三方就分权问题重开谈判,科菲戈不得不作出让步,重新改组政府,权力已大不如前.
刚果军队也反叛总理安德烈·朱隆戈,但他幸存下来了.
扎伊尔蒙博托总统与反对派关于分权问题斗争激烈.
蒙博托竭尽全力分裂反对党派,鼓励它们成立自己的政党,仅临时过渡政府就已进行了三次改组,对社会上反对他的游行示威进行镇压.
后在塞内加尔斡旋下,双方达成初步和解,任命了新总理.
喀麦隆执政党已与反对党派就召开全国会议达成了协议.
三是通过选举实现政体改革,这类国家也各有不同情况.
通过选举原执政党仍继续执政的国家,例如突尼斯、加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布基拉法索及毛里塔尼亚等国,受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被迫进行某些政策的调整.
通过选举,执政党败北、反对党上台执政的,有贝宁、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赞比亚等国.
阿尔及利亚原执政党民阵在地方选举及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均告失败,伊斯兰救国阵线获大胜,上台执政的格局已定.
但由于军队出面干预,原总统沙德立被迫辞职,中止第二轮选举,阻止了伊阵上台.
已决定引进多党制、并确定了选举时间的国家,有马里、安哥拉、布隆迪和肯尼亚等国.
除安哥拉外,其他几国都一次或两次推迟了选举日期.
未确定选举日期的,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
莫桑比克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同武装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或和平协定.
几内亚比绍也开始实行多党制.
规定了民主化的框架,使多党制政权能在有秩序的和平环境中妥善地建立起来,这类国家有坦桑尼亚.
军政权更是如此.
尼日利亚军政权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国家政局,宣布实行两党制,一个党是中左派,另一个党是右派,政府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及其他方便条件,目前两党已形成,总统选举预定在1992年8月举行,而大选则在12月.
几内亚军政权与该国类似.
加纳罗林斯军政权提出了还政于民、建立多党制政权等一整套计划步骤.
目前它已成立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对新宪法举行公民投票,同时提出在全国协商会议召开前保持党禁.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国际大气候的直接产物.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东风劲吹"的剧变的国际形势中先后取得独立的.
民族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两面大旗一直在非洲的上空飘扬.
非洲国家无论是以社会主义,还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都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或军政权,在经济上建立起比较严格的集中管理体制.
这样的政权体制,在部族分裂、经济落后、西方特别是宗主国为保护其传统权益不断施压和破坏等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必需的,也有利于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或完全没有摆脱部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痕迹,它们大多凭借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力量,实行对人民和对其他部族的统治.
政权的改变和领导人的频繁更迭,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上层人物或精英玩弄"抢座位的游戏",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
政权腐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加上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如严重的对外依赖、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重视不够、人口增长率过高以及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造成的贫民阶层和失业群等等,导致了1980年代的生存危机和经济危机.
1980年代政策调整又大大超过了人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降至独立时,甚至低于独立前的水平.
非洲有600万难民,还有数千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城市居民特别是工资收入者再也不能容忍那些侵吞公款、把赃物藏匿在外国银行的统治者,也不能容忍那些总是迫使政府无休止地借款的外国人.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发泄不满和怨恨,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权者.
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国家疲备不堪、专制腐败以及当权者对人民的种种承诺不兑现而产生的厌烦、愤懑和绝望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有反对党派的利用和推波助澜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为争夺非洲,美苏两霸都争先恐后地向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求非洲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非洲生存活动余地较大,极少数国家甚至借助冷战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
冷战结束、东欧形势剧变、苏联解体,不仅加速了非洲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实施的进程,而且由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使非洲回旋余地日益缩小.
美国对非洲由过去阻遏、破坏苏联扩张为目的的政策转变为把非洲纳入其国际新秩序,即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而稳定的新世界的轨道.
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加紧强化强权政治,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非洲,把推翻集权或独裁统治者作为国策,粗暴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美国建立数千万美元的促进民主化基金以支持各国的反对派),并把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紧紧卡住非洲国家当权派的脖子.
绝大多数当权派只能在唯命是从和被抛弃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扎伊尔原是美苏两霸争夺的大块肥肉,又是称霸非洲的关键地区之一.
它独立伊始,美国就实行鲸吞扎伊尔的政策.
第一届政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杀害后,蒙博托一直被视为执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政策的中心人物.
美国先后提供30多亿美元的援助(不包括军火援助).
美、法、比三国至少三次配合行动,派兵前往扎伊尔帮助维持社会和法律秩序,稳定政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蒙博托政权日益冷淡.
在1991年9—10月间军民抢劫、社会动乱危及到蒙博托政权的统治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公开谴责扎伊尔政治腐败、专制独裁,要蒙博托下台.
科恩说:"蒙博托应从过去摆脱出来,让一个来自反对党派的人担任总理,以管理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特别要对蒙博托的经济状况实行监督.
"法、比等国不仅中断了对扎伊尔的经济援助、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还以护侨、撤侨为名,派兵占领扎港口、机场、逼蒙博托让权.
肯尼亚一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较好,政局长期保持相对的稳定,被誉为非洲的"橱窗"和"样板.
"美国原先一直把莫伊总统视为"最可靠的盟友.
".
肯尼亚每年从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处获得约10亿美元的援助.
但冷战结束后,美借口莫伊政权缺乏民主、贪污腐败,特别是不满意莫伊坚持一党制,向肯尼亚施压日甚一日,由一般指责发展到公开支持和援助反对党派,由要挟减少援助发展到停止援助,由美国定调发展到西方集体谴责和停止援助.
西欧共同体已通过决议,暂时停援为期6个月.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2年2月22日称,"捐助者们以前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强硬过,提出的条件政治性也没有这么强.
"在这种情况下,莫伊政府被迫接受向多党制转变,否则失去10亿美元的外援,其经济就可能运转不灵甚至破产.
西方对肯尼亚、扎伊尔的政策是向全非所有国家发出的信息.
据悉,欧共体已告诫马拉维总统卡穆祖·班达,如果他不能满足它们期望的东西,捐赠国可能会像对待肯尼亚那样对待他的国家.
英国已削减了对马拉维的援助,由1000万英镑减少到500万英镑,以抗议班达政权忽视人权和容忍政府挥霍国家财产的行为.
非洲当前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既与非洲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相吻合,又有西方特别是美国再次在非洲推行殖民化的战略图谋.
在不少国家里,后者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的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对非洲的挑战却是严峻的,非洲的主权受到巨大的威胁.
非洲的民主化浪潮预示着非洲正在经历一次变革.
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
为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当权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所属政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增加执政党与人民、执政党与反对党派之间对话的渠道,并通过立法手段进一步保证人民的权利以及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不少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原执政党通过选举继续执政的国家,虽然仍保留了原来的政治格局,但却根据目前形势进行了自我调整,比较务实.
例如,突尼斯公布了各政党必须遵守的宪章,并对容易引起国内动乱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组织采取绝对禁止的政策.
乌干达抵抗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抵运统治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加上多年人心思定,从而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坦桑尼亚也循序渐进地引进多党制,迄今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但并未引起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社会动乱.
这股浪潮促进了非洲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热点地区开始通过谈判熄灭战火.
在南部非洲,南非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正在结束白人少数人统治,向非种族歧视的社会过渡.
现政权举行了白人公民投票,并安排了与20多个黑人政党有关宪政问题的谈判.
安哥拉人运政府与武装反对派安盟于1991年5月签署了伊什图里尔协定,结束了历时15年的内战,目前正在联合国监督下积极筹组1992年大选的各项工作.
莫桑比克已宣布实行多党制,目前正在进行关于结束内战的谈判.
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冲突,正翻开过去不愉快的一页.
塞内加尔内部的卡萨芒斯地区已暂时放弃解放或独立的念头.
利比亚由于自身的问题,已暂时收敛了它对乍得、尼日尔和马里诸国的野心.
西非经济共同体斡旋利比里亚内战各方,塞内加尔调解扎伊尔执政党与反对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均初获成功.
非洲国家还签署了非洲共同体条约等等.
所有这些,不仅预示着非洲在竭尽全力减少军事冲突、军事政变等相互残杀的可能性,而且也揭开了非洲问题应由非洲人自己解决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序幕,证明非洲在改革中前进.
经过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非洲有识之士包括当权者开始认真思索,并在政权建设上取得了若干共识.
第一,强调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反对外国强加任何模式.
多数领导人指出,非洲必须自主决定民主道路,不需要别人教训、强加或移植.
有些领导人还揭露西方民主是欺骗、用金钱施压等等.
他们异口同声摒弃东欧和苏联变革模式.
非统秘书长萨利姆说:"非洲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赢得了独立,赢得了自己选择国家政体的自主权.
诚然,我们没有人反对民主,但是我们决不会赞成民主是某个国家或某些人的专利品.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指出,非洲"不需要东欧那种180度的大变革,……不能把刀架在脖子上强迫非洲一下子由一党变为多党制".
第二,政治制度必须适合于国情,并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总的战略要求,而且当今世界上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政治模式.
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状态,即让更多的人参加国家管理和经济生活,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民主不等于多党制,一党制也不意味着不民主.
民主的内涵是受到实际情况的规定和制约的.
在当前情况下,民主化必需服从于民族团结、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位一体的任务.
因为没有经济发展就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民主将是一种幻想,饥饿的人是不自由的.
同样,没有民主,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民主与发展必须齐头并进,但发展无疑居首位.
团结与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当前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国家并不断增强其控制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三,政体改革要有秩序而稳妥地进行,要探索出一种最佳方案和途径.
目前,非洲显示出空前的动荡与不安,强权政治咄咄逼人,令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非洲在思考、在探索,新的思想、新的事物在涌现.
这可能就是非洲新觉醒的开端,新变化的开始,也可能是非洲找到抵抗强权政治的起点,是非洲的希望所在.
一些学者把1990年称为非洲的"转折"、"第二次独立运动的开端",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非洲民主化浪潮给西方特别是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或幻想,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和新自由主义将在非洲大陆得到普遍推行,而成为其新战略的重要支柱.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反映,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并导致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溃散而出现的.
但在非洲大陆除埃及和南非外都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其进程的,现代民族正处在形成过程中,这一切决定了非洲民族主义政权建设的极端艰巨和复杂性.
一般地说,一些民族主义者主张或倾向于权力集中,而一些传统主义者则主张或倾向于把对祖先的崇拜与现代宗教结合起来,实行部族或地区分治,以维护其传统王国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这两者又并非截然分开,彼此都要寻求对方的支持.
送礼和与酋长谈判仍然是对国家重大决策取得一致看法的最可靠方式.
另外,有一些靠捕鱼或狩猎为生的部族还存在比较顽强的军事性的集权主义,这就说明非洲国家独立伊始沿袭西方特别是前宗主国的制度为何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民主化浪潮虽然带来了各种势力的大分化、大改组,并已形成以多党制为政权建设的主要倾向,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把非洲社会带入西方民主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种社会发展阶段.
民主化浪潮以及它所产生的结局不仅有局限性,也有特殊性.
由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缺乏有组织的反对派,非洲知识分子阶层感觉锐敏,带头掀起了民主化的巨浪,但是众多的情况表明,工会和宗教势力这两支比较独立而有组织的力量在民主化浪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工会在不少国家几乎起了中坚作用,它们的罢工运动是迫使当权派作出让步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马里,工会领袖卡兰贝就被选为反对党派协调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大罢工促使了特拉奥雷的下台.
刚果、尼日尔等国的工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
赞比亚工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则通过选举登上了总统宝座.
多哥、喀麦隆及毛里塔尼亚等国的工会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宗教在文盲占多数的非洲国家里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现已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宗教势力自民主化浪潮以来,已从教堂布道走上街头,成了多党民主制浪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派之间的调解者或斡旋者,如贝宁、刚果、加蓬、多哥、扎伊尔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喀麦隆、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等国的主教是率先反对当权派的发难者.
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且发展迅速.
在苏丹,巴希尔军政权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生活全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
在国际原教旨主义组织及伊朗的支持下,苏丹原教旨主义势力已成了开拓其运动的基地,成为进入撒哈拉以南的桥梁.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均获得胜利,只是在军队出面干预、取消第二轮议会选举后才未能上台.
原教旨主义团体在乍得、尼日尔、马里等国的活动在加强.
肯尼亚、非洲之角及坦桑尼亚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和冲击.
非洲目前的政党,无论执政党和反对党派包括老党或新建的党,其性质和基础均没有任何变化,即缺乏阶级和群众的基础.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目前仅仅充当了执政党和反对党派之间斗争的"消极舞台的台柱.
"它们都举起民主化的旗帜,与其说这是它们的建国方略或政权模式,勿宁说是一种蛊惑人心,尤其是给西方特别是给美国看的.
对当权派而言,它们都扮演着十分矛盾的角色,既要抓改革的旗帜,又要捍卫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包括部族利益集团的利益;既要对付来自反对党派的挑战并削弱其力量,又要安抚党内各派系,以防本身的削弱和分裂;既要反对西方的强权政治,又需要它们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
它们匆忙引进多党制大多属于应急之策,关键在于维护其统治、保护其利益.
就反对党派来说,它们多数都没有理论指导,也没有提出治国良策,且力量分散.
如扎伊尔就有300多个政党,成分复杂,彼此政见分歧严重,有少数党才成立几天就土崩瓦解了.
多数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忙于解决自身问题或与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很难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足以对付执政党的统一战线,无暇顾及社会,更谈不上去吸引社会.
随着它们之间争夺的激化,有些国家执政党仍继续执政,另一些则由反对党派中较强的一派执政,而其中有的国家法律与秩序遭到破坏,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国家经济、财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人民正在继续受到动乱、战争和饥饿的折磨.
索马里、乍得、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唯一真正的权力主宰者是枪杆子.
苏丹南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军政权执政两年多不仅未能使其他反对党派停止反对军政权的活动,而且连军队也无法控制,迄今已发生过四次未遂政变.
在埃塞俄比亚,民阵政府虽已开始民主化进程,成立了各派参加的过渡议会和过渡政府,并拟在1993年举行选举,但奥罗族和阿法尔族一直在同中央政府进行公开斗争,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在厄省成立临时政府,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地方全面自治.
在索马里,北方已宣布自己是独立于索马里兰的共和国,并正在谋求国际承认,南方各部族、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
在乍得,韦代总统虽倾向使政权向多党制过渡,但以部族地区为基础和各派武装仍继续各霸一方,韦代只能统管自己的军队.
总之,非洲到处都充满矛盾和斗争,并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发事件,这种飘浮不定的局势也使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举步维艰.
目前非洲正处在发展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阶段.
各国的根本利益是和平与发展.
事实证明,民主化并未给非洲带来和平、安定以及消除贫困的前景,很可能一些政府在政策尚未结出硕果以前就被赶下台.
如果有关国家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经济记录,并建立起较稳定的商业环境,投资开始源源而来,家庭状况开始略有好转,选民们就将开始投票选举填饱了他们肚皮的那个政党,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称,该组织已同23个非洲国家政府有贷款协议.
但任何协议都没有执行到底,或执行到使非洲经济腾飞的程度.
非洲虽已开始寻求和探索非洲式的政权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前进道路上仍布满荆棘,路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甚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洲社会的变化一、酋长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亲属制度是非洲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础.
在殖民统治确立以前,大酋长或土王是各部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集神权、政权、军权、司法权、土地分配权等于一身.
殖民统治的建立,结束了酋长的绝对权威,剥夺了酋长的部分权力(如立法、司法、统帅军队等).
他们不再是本部族或本领地的天然代表,而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
目前,传统掌权者在非洲一些地区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斯威士兰,传统势力继续控制着这个国家.
在南非,祖鲁族大酋长仍然拥有能左右700万祖鲁族人的巨大影响力.
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均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法规,限制和改造了酋长的权限,也有少数国家取消了酋长制.
现代行政机构的建立和现代选举法的实施,逐渐剥夺了酋长作为人民天然代表的资格,酋长制被纳入了现代行政机制之内.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有的是酋长后裔)渗透到酋长领地中去.
还有一些商贾富豪谋取了酋长职位.
总之,酋长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孤陋寡闻、思想闭塞的土王,而是见多识广、生活欧化,思想上也受到现代化的薰陶.
由他们掌管酋长领地,不能不给传统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当然,非洲地域广阔,各国政策各异,各地受现代社会冲击的程度不一,因此,酋长制的变化也因地而异,甚至有的差别还很大.
非洲国家独立后都颁布法令对酋长的权限、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确规定.
这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少数国家如刚果、几内亚等,明令取消了酋长的行政管理等权力;大多数国家如加纳、尼日利亚、多哥、科特迪瓦、喀麦隆、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酋长制,将这种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纳入现代政权的组织结构之中.
刚果劳动党和政府不承认酋长的地位和权力,在村一级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民选村长的办法.
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意识依然对刚果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影响.
如法院就分为两个系统,民事案件一般仍按传统习惯法审理.
几内亚在独立后的1958年12月31日完全废除了酋长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政权机构.
全国依次分为革命总专署、省、县、地方革命政权和村五级政权机构.
总专员、省长、县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革命政权和村两级负责人由选举产生.
政府宣布土地归国家所有,由地方革命政权行使分配权,实际上耕地主要还是由个体农户根据传统习惯占有并使用着.
塞内加尔在历史上是法国在非洲经营最久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部族制度瓦解较彻底.
它又地处黑非洲和阿拉伯非洲的交界处,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很大,全国90%左右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塞内加尔独立后,宪法规定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
按照1964年颁布的土地法令及其他有关法令,在农村,谁开发利用土地,谁就取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即实际占有权.
这些规定首先对宗教首领有利.
因为在塞内加尔农业中,劳动力是比土地更带决定性的因素,宗教首领能占有许多劳动力,因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许多村还有所谓"奉献地",由教民集体耕种,收获物全部奉献给当地教派首领.
而那些昔日的酋长,既无宗教影响,又在政治上失势,其中有的甚至缺乏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原有土地,从而失去了对某些土地的实际占有权.
政府还规定,酋长可继续领取薪金,但不再拥有任何行政管理权.
部族酋长势力趋于衰亡.
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酋长制,对它的权力与地位又作了种种限制,并将这种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纳入了现代政权的组织结构之中,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往往是传统政权与现代政权合二为一.
各国情况也不尽相同.
在多哥,独立初期奥林匹欧政权曾实行歧视酋长的政策,尤其是对北方的酋长.
他们或被执政党的人取代,或被甩在一边形同虚设,实际上取消了酋长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与地位,导致其统治基础的不稳定.
1967年上台的埃亚德马政权执行团结酋长以实现民族和解的新政策,允许以传统方式产生酋长的地方继续保留世袭制,而某些有条件的村、乡则允许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酋长,把传统的酋长制同现政权的统治巧妙地结为一体.
尤其在基层的乡、村,实行酋长与行政机构合二为一,乡长就是大酋长,村长就是村酋长.
他们是多哥人民联盟党的党员,贯彻执行省和政府各部下达的指令.
各部族的传统仪式、节日、宗教活动等均予以保留,并将这视为发扬多哥传统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加以扶植.
酋长在现今的多哥仍享有威望和尊严,在乡和村里具有权势.
高级酋长每年可领取一定数额的补偿金,高的每年30万非洲法郎,一般的也有十几万非洲法郎.
酋长有全国性组织——全国酋长联盟.
政府对酋长实行的这套怀柔、利用、扶植的政策,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稳定政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酋长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与削弱.
酋长必须在政府机构的监督之下行使职权;群众对酋长不满可以上告;总统有权任免酋长,即使是群众选出的酋长,如果总统认为选举不正常,可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酋长也不能像殖民统治时期那样随意让村民无偿地为自己劳动.
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也要下地劳动,如要请工帮忙,也要为帮工者准备吃喝.
加纳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恩克鲁玛曾同部分酋长的分裂主义活动作过坚决的斗争.
恩克鲁玛实行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法律,削弱了酋长的政治权力.
当时阿散蒂大酋长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要求阿散蒂分立,并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参加加纳联邦.
由于恩克鲁玛取得多数群众的支持,暴乱没有得逞.
宪法规定加纳为中央集权制国家.
恩克鲁玛还撤消了阿基姆地区大酋长的职务.
议会又通过关于限制酋长的土地管理权和管制酋长公地收入等法令,同时保留了首长的许多特权,以取得酋长对政府的支持.
以后历届政府对酋长基本上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
加纳现代行政机构分成大区(9个)和县两级.
同行政区划相平行,全国按不同部落划分成126个传统地区,即过去的土邦.
大的如东区的阿基姆,有50万人口;小的仅有几个村子.
部落首领是大酋长,所以全国有126个大酋长.
他们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只有库马西大酋长在历史上曾充当阿散蒂部落联盟的首领,处于独特的地位.
大酋长下面是区级酋长,再下面是村子的头人,为数很多.
宪法规定各大区都设有酋长院,各大区所属的大酋长均为其成员.
全国共有8个大区酋长院(首都所在地大阿克拉区划入东区酋长院).
1971年又成立全国酋长院,由8个区酋长院各派5名代表组成.
全国和各区酋长院的职能,主要是解决酋长事务的纠纷,并就改革习惯法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
酋长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议会和政府规定的.
政府拥有承认与不承认、提升或黜降酋长的权力.
酋长必须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才算合法,而且只能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酋长按照传统充当本部族的发言人,向政府反映本部族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劳动或募集资金兴建学校、道路等福利设施.
到1970年代,政府每年支出300万塞迪作为给大酋长的津贴.
加纳大部分土地名义上属部落氏族所有,实际上由酋长掌管土地的分配和处理.
因此,土地成为酋长的命根子.
酋长也向臣民征收各种实物税.
扎伊尔也是现代政权机构和传统酋长制并存.
全国分为省、专区、县、乡、片和村各级.
省长、专员、县长由中央委派,而片长由酋长担任,村长一律由片长指定.
乡设贤人委员会,由每个片选出两人,加上所有片长(即酋长)组成.
贤人委员会中选出一人当乡长,报中央政府批准.
酋长当选为乡长的很多,可见,扎伊尔基层政权掌握在酋长手中.
1966年政府颁布巴卡契卡土地法,规定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
但实际上广大农村中土地归氏族公有.
氏族酋长拥有管理权和分配权,本族农民无偿使用,各户个体耕作,收获归已.
有些地方农民向酋长送点贡品或服些劳役.
有些地方出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有些人特别是官员在征得当地酋长同意后,可圈占大片土地开办农场,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
近些年来,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相当迅速的发展.
总而言之,不论何种情况,酋长仍对土地拥有管理权和分配权.
喀麦隆传统酋长的地位要比扎伊尔优越得多.
他们的权势、财富以及从现代政权机构那里得到的待遇,远非扎伊尔的世袭酋长所能比拟.
喀麦隆独立后,阿希乔政府决定保留酋长制,对酋长采取利用为主但加强控制并逐步削弱其权力的方针,继续执行法国殖民政府1933年颁布的《传统酋长领地法》.
1960年12月,政府正式承认首长和酋长领地的合法性,并对酋长的任命,权限及酋长领地的管辖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后来又承认西喀麦隆传统酋长代表大会的合法性.
1977年7月,政府颁布245号法令,正式确认酋长领地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按此法令,全国分成一、二、三级酋长领地.
全国共有77个一级酋长领地,这些领地都是由过去的王国演变而来的.
一级酋长相当于过去的国王,规定其领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一个州.
二级酋长领地867个.
二级酋长一般要受一级酋长领导,但实际上凡是原来通过战争建立自己权力中心的二级首长领地均是独立的,并不听命于一级酋长.
三级酋长领地在农村相当于村或片,在城市相当于保,全国不计其数.
喀麦隆现在政府权力机构只控制到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政权控制在各级酋长手中.
但酋长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各级酋长虽一般保留世袭制,但须得到政府批准.
一级酋长由总理任命,二级酋长由领土管理部长任命,三级酋长由州长任命.
酋长出缺时,政府出面与有关方面协商,传统酋长原则上在那些习惯上行使传统指挥权的家庭成员中挑选.
候选人应具备必需的身体和品德条件,并尽可能的会读书写字.
法令固然规定了酋长执行公务受到国家保护,但同时规定传统酋长在行使公职中如犯有错误、无能、懒惰或向人民敲诈勒索,要给予处分,包括劝告、警告、单纯严重警告、停发至多不超过三个月的全部津贴的严重警告,直至撤职.
第二,剥夺了传统酋长特别是一级酋长统帅军队、指挥战争的权力.
旧的部落王国主要是通过战争形成的,酋长带领自己的军队打到哪里,他的管辖范围也就达到哪里.
所以传统酋长的重要使命是率领本部落臣民四出征战,任本部落最高统帅.
现在这种权力被剥夺了.
第三,大酋长过去被尊为"超人"、"神的代表",掌握着人民的生杀大权,现在大酋长依然是该领地内的宗教领袖,但立法权被剥夺了,司法权也限于调解处理民事纠纷.
喀麦隆现存两套并行的司法系统.
现代司法系统基层只到县一级.
另一套是按照传统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审理的司法系统.
酋长主要通过传统法庭充当调解者和仲裁者,处理有关婚姻、财产特别是土地方面的民事案件.
即使民事案件也不全部由传统法庭包办,如邦琼地区四分之一的民事案件并非由传统法庭处理的.
雷布巴大酋长独立前握有生杀大权.
独立后不久,阿希乔把这个大权给没收了,现在地方事务由他与县长合作,他起的作用是辅助性的①.
第四,在行政上酋长也不再是最高权威.
酋长必须服从政府.
政府可以发布命令、下达指示,而酋长没有这个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喀麦隆不存在双重政权.
法令规定,酋长置于领土管理部长的领导下,起协助行政当局管理人民的作用,主要包括向人民传达并贯彻执行行政当局的指示,在其所管辖地区内,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起协助作用,如征收税款等等.
大酋长与现代政权机构打交道的对象是县长.
县长向他传达政府的指令,他再将政府指令通过传统政权系统逐级向下传达,一直贯彻到村.
大酋长对本地区的事务需向县长汇报.
所以酋长在行政上只是政府的助手.
第五,酋长的收入不再是臣民交的贡赋或服劳役,而是保留了法国殖民政权规定的由政府给予酋长报酬的制度.
报酬方法分四种:(1)一级、二级酋长有政府发给的固定津贴;(2)对完成某项特殊任务给予酬劳费,称特别使命补助费;(3)从他们收取的税金中支取回扣,其比例从4%到13%不等;(4)地方行政当局为表现积极、卓有成效的酋长请功行赏,从领土管理部领取效益奖金①.
喀麦隆是非洲国家中酋长制保留得较多的国家,即使如此,酋长的权力和地位也受到很大限制.
这大体上能反映出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地位和权力变化的情况.
总而言之,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成了政府的助手,在基层协助政府工作,受政府监督.
与此同时,现代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对酋长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解体.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入侵,在贸易站和港口需要大量搬运夫,资本主义种植园的兴起也急需劳动力.
许多非洲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氏族村落去当①杨荣甲:《非洲农村社会调查报告》,载《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通讯特刊》,第12期(1983年12月),第22页.
①关于喀麦隆酋长制的情况及其变化,可参阅杨荣甲:《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时事出版社1986年.
苦力,于是大批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酋长统管一切的封闭式社会出现了裂缝.
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者就脱离了酋长的控制,卷入了货币关系,并且劳动力自身也成了可交换的商品.
个人逐步(尚未完全)摆脱对村社、氏族和部落所负的责任,从而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同时,土地买卖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土地观念,欧洲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观念第一次和黑非洲传统的土地观念发生冲突,土地不能永久性转让的神话从此被打破了.
这样,劳动力和土地就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因素,传统社会的根基遭到破坏,演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在沿海地区尤其明显.
随后,城市的发展对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内地居民逐渐向城市聚集.
城市和种植园相比,更是各部族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的主要场所.
城市居民进一步脱离了与酋长的传统关系,失去血统关系和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的就业保障.
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使他们不再以某一部族代表的身份生活在城市,而仅仅作为个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城市中产生了一系列非传统社会的准则,在这些准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阶层.
它依靠其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以酋长为核心的传统集团,也就是脱离了由地位和出身决定的古老的阶级关系.
因此,在城市里传统社会结构不像农村那样严密.
例如,在杜阿拉市也存在传统势力的首领(酋长),有的地方没有传统首领,政府就指定一个.
这样的酋长不是历史上形成的,因而不能世袭.
他们主要起政府和老百姓之间联系人的作用,帮助政府了解民情和向群众下达政府的指令.
杜阿拉市共有五个一级酋长,还有很多二、三级酋长.
一级酋长大都是礼仪上的,没有多少实权,谁也无权指挥,主要是基层的保长即三级酋长在起作用.
他们直接听县长的指令,城市里的实际行政权力均操在政府官员手中.
又如加鲁阿一级酋长,其领地既管农村,又管城区和郊区.
但在城区和郊区,行政权力自然主要在现代政权机构手里.
酋长只是该城传统势力的象征.
第二,现代社会还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有的是酋长的后裔)及商人等渗透到酋长队伍中去,从而使酋长的素质发生了变化.
这些人不仅生活欧化,思想上也深受现代文明的薰陶.
他们不再是人们过去熟知的那种孤陋寡闻、思想闭塞的土王,而是见多识广、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
有的本人就是以议员身份步入政界,有的其子女担任政府部长.
由他们来掌管酋长领地,不能不给传统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例如,1985年9月登基的喀麦隆西南省巴里地区酋长,以前在联邦德国攻读社会学,会讲英语,因父王病故才回国继承王位.
他在谈及担任酋长动机时,强调非个人所愿,既非为名利,亦非为权势,是国家要他担任此职,他是为了履行职责.
另一个会讲法语的喀麦隆西部省邦琼地区酋长是继承其叔叔的王位,他曾留学法国,后担任过州长,是政府官员,当了酋长后还被选为执政党中央委员.
尼日利亚第十八代扎里亚酋长谢胡·伊德里斯是200年前酋长的世袭后裔.
他曾游历美国,去澳大利亚学过行政管理.
他是两个公司的董事长,其中一个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公司.
他同尼日利亚企业界、政界和军界名人关系密切.
目前,尼日利亚许多过去的土王、酋长摇身一变成了工商业资本家,而一些新兴的资本家又被封为酋长.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与酋长便二位一体.
因为外国资本家来开办工厂需要土地、劳动力,这样,掌握大片土地、享有财富的酋长便成了这些工厂的董事.
特别是在1972年推行本地化法以来,由于法令规定外资企业必须有尼日利亚人合资经营才准开业,那些有权有势对企业能起保护作用的王族、酋长,自然成为外国企业主转让股份、聘为董事的理想对象,而一些出身平民家庭的人一旦发财,也就成了酋长.
夸拉州阿法地区有位酋长叫阿迪沙耶,30年前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一直靠教会的助学金上学.
尼日利亚独立前夜,他去伦敦学建筑,独立后回国当了估价工程师.
1970年代尼日利亚靠石油发财后大兴土木,外国建筑商要承包项目必须经估价工程师估价核准,于是纷纷向他腰包塞钱.
不久,他成了45家工厂的老板,后来阿法地区的土王把酋长的桂冠封给了他.
他凭借酋长这块牌子很容易得到开办工厂的营业执照、土地,雇到大量廉价劳动力.
现在,尼日利亚一些酋长、土王对其臣民是否纳税不大在意了,相反,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为其臣民做点好事,以便保住酋长的地位.
对他们来说,区区人头税无论如何不能跟工商企业中丰厚的利润相比.
所以,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取消了土王、酋长征收人头税的权利,但些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甚至当过报纸总编辑和大使的人物,仍然愿当土王、酋长.
二、黑非洲黑人资产阶级的出现非洲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南非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北非的埃及和马格里布三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960年代以前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黑非洲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1960年代以来,非洲阶级关系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黑非洲出现了一个独立的黑人资产阶级.
艾德里斯·科克斯曾经对非洲人口的阶级构成作过如下估计:农民占85%以上,工人阶级占10%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占5%①.
当然,这个估计数字的可靠程度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在黑非洲各国没有提供更为精确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可供参考.
据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1975年19个非洲国家②中5%的人口占有总收入的24.
3%③.
肯尼亚、塞内加尔、乌干达和赞比亚4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分别占该国国民收入总额的30%④、36%、20%和22%⑤.
当然,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加上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不同的政策,因此,黑人资产阶级在各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一样.
有些国家黑人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壮大,有些国家这个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而另一些国家还没有出现黑人资产阶级.
但就黑非洲整体而言,黑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无疑已经形成了.
有些黑非洲国家不乏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
肯尼亚著名的黑人企业家有乌迪·吉卡加、恩京加·卡鲁姆、迈纳·万奇吉、查尔斯·卢比亚、恩京盖·穆伊盖等.
曾任肯尼亚工商部副部长的恩京加·卡鲁姆在1979年是36家商号的董事,在其中的33家有股本.
他建立的一家制鞋公司准备跟操纵肯①IdrisCox,SocialistIdeasinAfrica(《非洲的社会主义思想》),London1966,p.
16.
②这些国家是贝宁、乍得、埃及、加蓬、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摩洛哥、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和赞比亚.
③ECA,SurveyofEconomicandSocialConditionsinAfrica1978—1979(非洲经济委员会《1978—1979年非洲社会经济状况调查》),AddisAbaba1980.
④另据世界银行一位官员估计是44%;D.
Ghaied.
,AgrarianPoliciesandRuralPovertyinAfrica(《非洲的土地政策和农村贫困》),Geneva1983,p.
34.
⑤AdebayoAdedejied.
,IndigenizationofAfricanEconomies(《非洲经济的本地化》),London1981,p.
392.
尼亚市场的多国公司一决高下①.
塞拉利昂巨商贾米尔是塞拉利昂人和黎巴嫩人的混血儿,因走私钻石而暴富.
他在黄金及钻石开采、捕鱼业、银行、赌场等都有大量投资.
塞拉利昂国际工商银行可以说是他的私人银行.
他跟政界特别是史蒂文斯总统关系密切.
他所享有的特权非一般部长所能比拟,可随时晋见总统,可乘总统的直升飞机,携带东西出入国境时无人敢检查,甚至总统在外交上有时也有求于他.
他利用其黎巴嫩血统和穆斯林的身分以及百分富翁的地位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塞拉利昂寻求贷款和援助.
塞内加尔一位经营商业和运输业的资本家阿尔哈吉·莫玛尔·索伦是世界伊斯兰商会秘书长②.
尼日利亚百万富翁的人数超过黑非洲其他国家百万富翁人数的总和.
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尼日利亚私营企业大亨的法吉米罗孔、北方豪萨族巨商丹塔塔家族、奥杜托拉财团(以经营橡胶园、轮胎厂、木材厂为主)、瓦达集团(经营内陆运输、建筑业等)、伊卜拉欣集团(经营进出口贸易、运输业、房地产)等.
拉各斯首富法吉米罗孔在1950年代靠仅有的25英镑和从侄子处借到的300英镑为资本,成立亨利·史蒂文斯公司,经营出口牲畜骨头和进口摩托车零件的小生意.
尼日利亚独立后,公司发展很快,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到1978年法吉米罗孔去世时,亨利·史蒂文斯集团已拥有海运、电器机械、房屋建筑、旅游、陆路运输等八家子公司,每个子公司还有若干家数量不等的分公司.
法吉米罗孔生前任集团主席、董事长,成为尼日利亚和西非地区赫赫有名的商业大亨,被选为拉各斯工商联合会、尼日利亚工商联合会、西非工商联合会的主席、尼日利亚国民银行主席和尼日利亚标准银行董事长.
伊巴丹大学1972年授予他商业管理科学名誉博士学位.
可与法吉米罗孔匹敌的是以北方商业城镇卡诺为据点的豪萨族巨商丹塔塔家族.
目前,尼日利亚北方一些城填卡诺、卡杜纳及东北部的迈杜古里等所需的工业原料、人民生活必需品,都靠从拉各斯或哈尔科特港用大卡车运来;而北方生产的牛、棉花、花生等也靠卡车运去南方港口.
丹塔塔运输公司垄断了这一运输业务.
在拉各斯——卡杜纳——卡诺纵贯南北的现代化公路上,可以看到标有T.
T.
字号(丹塔塔运输公司标记)的载重40吨的巨型卡车队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丹塔塔家族除投资于商业和运输业外,在许多外资企业中拥有股份.
阿尔哈吉·英卡·福拉威约经营的尼日利亚绿色航运公司专营尼日利亚与欧洲大陆间的货运,在1979年拥有一支6艘货轮的船队,总吨位87,807吨①.
有的尼日利亚富商在国外开设许多企业,如祖籍伊莫州的恩兹利培除在国内开设17家公司外,在英国开设了8家公司,资产约5000万英镑,年营业额7000万英镑;另外在加纳、塞拉利昂等国也设有公司,其商务活动涉及世界许多地区,如法国、瑞士、巴基斯坦等.
黑人资产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
19世纪是它的萌芽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非沿海首先发展起来.
自从奴隶贸易废除之后,西非同欧洲的双边贸易日益兴盛.
欧洲商人用制成品来换取西非的棕榈油和花生等原料.
他们把非洲中间商(经纪人)视为扩展其商业利益的代理人.
因此,类似买办的中间商在当时的西非特别活跃.
另外,在19世纪后半叶,在西非沿海(和①WeeklyReview(《每周评论》),August7,1981,p.
28;JohnIliff,TheEmer-genceofAfricanCapitalism(《非洲资本主义的崛起》),Minneapolis1983,p.
2.
②JohuIliffe,op.
cit.
,p.
3.
①AfricanBusiness(《非洲商业》),May1979,p.
73.
南非)出现了非洲人经营的资本主义种植园和农场.
但是,黑非洲民族资本成长和发展的时代毕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它不可能像欧美资本主义那样通过对外掠夺的方式来积累资金.
以大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殖民政权的统治和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着经济命脉,限制和阻碍了黑人民族资本的发展.
因此,直到20世纪40—50年代,只有个别国家例如科特迪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种植园主为主体的黑人资产阶级.
他们在本国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黑非洲国家尽管民族资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黑人资产阶级.
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使黑人资产阶级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积累资金,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为自己的发展建立物质基础.
所以,黑人资产阶级是在1960年代大多数黑非洲国家独立后依靠国家政权的扶植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非洲国家独立后,不管标榜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旨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民族资本的政策措施,如计划经济,外资企业国有化、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经济本地化、国营企业私有化等,有些国家还实行扶植民族私人资本的政策.
其一,从国有化到私有化.
非洲国家在1956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至1960年代及1970年代中期,曾两次掀起国有化浪潮.
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将原来由殖民政权和国际垄断资本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大工矿企业、外贸、铁路、港口、银行、保险公司、公用事业等收归国有.
据联合国统计,1960—1976年间,有71个发展中国家共接管外资企业1447家,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管628家,占总数的43.
4%.
此外,各国都由政府资助建立了一批国营和准国营的企业,1974—1977年间,非洲国家在公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占固定资本总额的32.
4%①.
这个比例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是世界上最高的.
黑非洲国家通过这些措施,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壮大了民族资本的力量,使国家资本成为民族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后从1960—197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已经着手调整经济政策,将部分国营企业转给私人经营.
进入1980年代以来,黑非洲国家出现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热潮.
到目前为止,加纳、几内亚、马里、莫桑比克、扎伊尔、多哥、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马拉维、利比里亚、肯尼亚、尼日尔、贝宁、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将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
如扎伊尔在1981年6月决定将全国所有国营农场改为私营,1982年2月将37家国营企业改为私营,包括马卢古钢铁厂、沙巴一家矿业公司.
多哥从1982年起实行私有化,目前已有20多家国营、准国营企业转归私人经营.
科特迪瓦通过发行股票出售30家国营企业②.
尼日利亚在1988年初宣布将96家企业实行私有化③.
塞内加尔政府决定将57家国营企业中放弃26家,其中13家全部私有化,另13家部分私有化④.
很明显,私有化措施就是将通过国家权力多年经营而积聚或建立起来的①非统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向特别联大提交的报告《关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危机》,1986年6月.
②AfricanBusiness,Feb.
1988.
③美联社电讯,1988年1月19日.
④AfricanBusiness,Oct.
1987.
国家资本转入本国私人手中,从而壮大本国私人资本和黑人资产阶级的力量.
其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独立前,除塞内加尔、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少数国家制造业有一定发展外,大多数黑非洲国家制造业基础都很薄弱.
许多人民生活必需品、日用消费品都仰赖进口,大大加深了这些国家对西方的经济依赖.
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久普遍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利用本地的或进口的原料生产原来需从国外进口的制成品,作为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对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些黑人资产阶级正是在这项政策的鼓励下开始投资于制造业,相继建成一批中小企业.
其三,一些国家颁布行政法规,限制亚洲人的经济势力,保护本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肯尼亚通过颁布商业执照法,打破了亚洲人对零售业的垄断,并将大部分零售业转入肯尼亚人手中.
1967年实施的贸易执照法规定,非本国公民不能在农村和城镇郊区经商,从而将亚洲人拥有的大量中小企业转入非洲人手中①.
1975年贸易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在肯尼亚的外资企业的产品都必须通过国家贸易公司指定的肯籍代理商经销,进一步排挤亚洲人,致使这一年有69家亚洲人企业倒闭②.
在运输业和建筑业方面,政府也颁布类似的执照法,使资金不足的非洲人企业主可以在没有外商竞争的条件下发展.
因此,原在殖民统治下受到严格限制的非洲商人阶级在独立后很快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
赞比亚也颁布商业执照法,规定某些批发和零售业只能由本国公民经营③.
其四,设立专门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扶植本国私人资本发展.
几内亚在1979年重新允许私人经营工商业后,政府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部.
多哥建立了中小企业促进中心和国家投资公司,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给民族工业以指导和帮助.
博茨瓦纳1970年成立了博茨瓦纳发展公司,后又成立博茨瓦纳企业发展公司、企业发展局和国家发展银行.
它们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厂房、机器、培训技术人员,帮助私营厂商提高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到1980年,仅博茨瓦纳发展公司兴建或资助兴建的项目就有82个.
肯尼亚资本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国营企业是肯尼亚工商业发展公司,其60%的资金由政府提供,主要职能是给民族工商业发放贷款.
它在1965—1971年间向肯尼亚人提供私人贷款共250万肯镑,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购买亚洲人的企业①.
银行系统规定本国企业可获得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60%的贷款,而非本国居民的企业只能获得20%②.
扎伊尔国家银行发放低利(5%)的发展农业贷款,真正得益者是少数庄园主和官员.
其五,实行经济本地化政策.
本地化也称非洲化,它在1970年代形成高潮,主要指资本和干部的非洲①AdebayoAdedeji,op.
cit.
,pp.
195,363.
②CrawfordYoung,IdeologyandDevelopmentinAfrica(《非洲的意识形态和发展》),YaleUniveisityPress1982,p.
216.
③AdebayoAdedeji,op.
cit,pp.
93,99—100.
①AdebayoAdedeji,op.
cit.
,p.
192.
②CrawfordYoung,op.
cit.
,p.
216.
化.
通过实施本地化法令,黑非洲有相当一批外资企业部分或全部转入本地人手中,也有一批本国精英(包括军政官员)进入外资企业充任高中级管理职务,使一些原来的资本家更加发展壮大,而一些上层分子也进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从而壮大了黑人资产阶级的力量.
尼日利亚在1972年4月—1975年6月实行尼日利亚化的结果是,按规定应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尼日利亚人的950家企业中,实际转让了738家.
其中357家外资企业应全部转让,实际转让的有209家,占58%.
按规定尼日利亚人应参股40%的企业593家,实际执行的529家,占89%.
尼日利亚人为此共投资1.
22亿奈拉(这个估计据认为偏低)③,大多为私人出资购买.
扎伊尔在1973年11月对外资企业实行扎伊尔化,将3000多家外资经营的种植园、牧场、工厂和商店交扎伊尔人接管;1974年12月又实行彻底化,国家没收残存的殖民资本企业,由政客们代行管理①.
科特迪瓦在1973年提出资本和干部科特迪瓦化,197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逐步增长,1975年为39.
72%,1979年增至58.
2%.
在工业资本中,民族资本占的比例1975年为34.
2%,1982年达65%.
1978年,科特迪瓦人担任高级经理职务的占22%,中级经理职务占52.
2%,一般管理职务占72%.
肯尼亚在农村执行土地转让政策,到1971年,总共有150万英亩白人移民的土地(占从前白人高地的21%)转让给非洲人,50万非洲农民受益.
而同时,新发迹的非洲政客、行政官员和实业家(特别是吉库尤人)也趁机购买欧洲人庄园,总计约160万英亩,估计耗资2000万英镑,其中可能1/3是国家贷款.
同时,肯尼亚实行外资企业管理人员非洲化.
1971年美资公司中有23%的经理,另有52家外资公司的总经理由肯尼亚人担任,这个比例比科特迪瓦高得多.
肯尼亚最大的50家公司中,1968年有82%的董事是外国人,而到1974年82%是肯尼亚公民,虽然其中半数是欧洲血统,而亚洲人均遭到排斥.
到1974年,一些肯尼亚非洲人成为大企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②.
黑非洲国家政府实施的以上这些政策措施,得益的只是少数人.
尼日利亚实施本地化政策,大量外资企业的股份转让给尼日利亚公民,估计有20万以上的尼日利亚人购得了股份③.
仅联合非洲公司就向75,450名申请者出售了股份,但持控股权的只是少数人.
以卡诺为例,直到1978年,有1500万奈拉的股票不是出售给一般雇员而是少数个人,其中至少一半落到了以丹塔塔家族为首的该城六家非洲人大企业主手中①.
黑人资产阶级就这样在国家政权的扶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
三、黑人资产阶级的特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黑人资产阶级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这个阶级是在独立后借助国家权力形成的,因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军政官员直接利用职权聚敛财富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家.
它只有紧密依③AdebayoAdedeji,op.
cit.
,pp.
176,180,183.
①JohnIliffe,op.
cit.
,p.
80.
②CrawfordYoung,op.
cit.
,pp.
209—210,215.
③WestAfrica(《西非杂志》),Apri27,1981,p.
929.
①JohnIliffe,op.
cit.
,pp.
83—84.
附于国家政权,才能兴旺发展.
黑非洲国家独立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植民族资本的发展,为黑人资产阶级的成长建立物质基础.
一些政客、军政官员等趁机渔利自肥.
他们利用政府的优惠贷款购买外国人的企业、农场、或被委派去外资企业中充任董事长,经理等.
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不乏这类事例.
尼日利亚本地化法令规定外国企业必须有尼日利亚人合资经营才准开业,还规定了企业管理人员中尼籍和外籍人员的比例.
于是,那些有权有势对企业能起保护作用的王族、酋长、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自然成为外国企业主转让股份、聘为董事、经理的理想对象.
据认为,尼日利亚在过去15年中,军队中产生的百万富翁比社会上哪个部门都多.
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已有二百来名将军退役,许多退休将军选择金融、农业、石油、制造、出版、海运等各经济部门作为职业,他们是许多重要政府团体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又拥有数百万资产的私营公司.
因为他们在政府高层有着广泛的联系,许多公司都争抢退休将军来当公司的头头,并赠予董事长头衔及可观的股票①.
扎伊尔的情况更为突出,一些高、中级军政官员,包括国营企业负责人在内,利用职权,往往采用最粗野的原始积累方式聚敛财富.
他们不但半公开地贪污受贿,而且公开地兴办农场,暗中搞各种买卖(扎伊尔法律只准官员经营农业,不许他们经营工商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官僚资本家.
1973——1974年实施扎伊尔措施,据认为外资企业全部落入大约2000名扎伊尔人手中②,不少军政官员和蒙博托的亲友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蒙博托本人接管了外国人的种植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扎伊尔农牧业公司③.
前农业部长卡米塔图·马桑巴利用政府发放的5%低利率的发展农业贷款,办起了占地1000公顷的庄园,1981年净收入30万扎币,当了两三年部长就成了富翁.
蒙博托的叔叔利托·蒙博蒂曾任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在扎伊尔化过程中大发横财,据说1977年他的财产已达18亿美元④.
在扎伊尔,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政客和商人合二为一.
一个人只要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地位,那末他在经济上也一定是富有的;一旦失去政治权力,不用一两年时间,他的商业就要走下坡路.
第二,就经营部门来说,黑人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农业、商业、房地产、建筑业、运输业等,而在制造业部门力量相对薄弱.
农业是黑人资产阶级投资的重要领域.
这同出口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其中一部分农业资产阶级是由种植出口经济作物的资本主义小农发展而来的,这在西非尤其明显.
加纳在1970年的农业调查表明,可可种植者有29万户,占地350万英亩,平均每户12.
3英亩(原文如此).
5000户大农场主平均每户占地50.
2英亩①.
科特迪瓦到1974年已有35万个咖啡种植园,占地123.
5万公顷,另有22.
5万个可可种植园,占地92万公顷.
独立以来仍以拥有几公顷的小种植园居多,在1960年代中期,估计只有1万个咖啡和可可农场主的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
到1976年,将近50万农场①NewAfrican(《新非洲人》),July,1989.
②JohnIliffe,op.
cit.
,P.
80.
③CrawfordYoung,op.
cit.
,p.
249.
④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非洲经济(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①Crawfordyoung,op.
cit.
,p.
345,note139.
主超过这个收入,但也只有几百个大种植园占地50——100公顶②.
科特迪瓦各级政府官员、国家公务员甚至教授、学者都有自己的种植园,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农业资产阶级是黑非洲国家独立后本国人购买外国资本主义农场而形成的.
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肯尼亚和南部非洲一些国家.
1973——1977年间,肯尼亚人购买了57%外国人拥有的咖啡种植园③.
据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大约有476家农场占地超过1000公顷,15家农场占地超过2万公顷.
这些大农场总共占地将近200万公顷,当然其中一些大农场仍为外国人所有.
而在基层,大约17%的农户手无寸土.
另据1975年世界银行报告,大约3000——3200个农场占地超过20公顷④.
到1977年,肯尼亚25%的大农户占有58%的耕地⑤.
有些非洲人大农场聘任欧洲人经理来经营.
利比亚在1980年由本国人经营的橡胶种植园约9000家,本国私人橡胶园占全国橡胶种植面积的52%.
比较大的橡胶种植园有2000家左右.
其规模在几万英亩至1000英亩之间.
一些前政府首脑、高级官员和议员都是种植园主出身.
许多酋长也拥有种植园⑥.
经营商业、运输业、房地产和建筑业等部门不需要太高深的技术.
特别是商业,只是收购原料或初级产品,销售制成品,投资规模、经营方式都比较灵活.
运输业、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同独立后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事业密切有关.
运输业同其他工商业部门的发展也有密切关系.
这些部门风险少,赢利比较有保障,因此成为本国私人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许多国家这些部门大多由私人经营.
黑非洲国家独立后零售商业基本上已落到本国人手中,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商贩,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
但也确有一些资本家经营较大规模的零售商业,如利托·蒙博蒂创办的食品总公司的扎伊尔最大的一家私人商业企业,他开设的无人售货商场也是非洲规模较大的.
津巴布韦有十几个超级市场是非洲人开办的.
肯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一些私商经营批发业务甚至对外贸易.
据喀麦隆进出口商工会统计,1977——1978年参加工会的40多家进出口公司中有8家为私人创办①.
尼日利亚法吉米罗孔的亨利·史蒂文斯集团经营农产品进出口、水陆运输等(当然还有其他部门),营业网遍及西非许多地方.
豪萨族巨商丹塔塔财团以卡诺为据点,差不多垄断了尼日利亚西部和北部的公路运输.
现代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黑人资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部门.
黑人资产阶级投资于现代工业起步晚、规模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环境中开始发展起来的②.
直到目前,本国私人资本经营制造业的规模不仅不能跟外资企业相比,甚至比国营或准国营企业也小得多,大多是一些中小企业.
私人企业发展的困难除了资金短缺之外,主要是技术力量(包括经营管理人才)不足.
制造业部门需要现代技术、厂房、设备等,而且风险大,利润无保障,②CrawfordYoung,op.
cit.
,P.
193.
③JohnIliffe,op.
cit.
,pp.
40—41.
④Crawfordyoung,op.
cit.
,p.
212,211.
⑤JohnIliffe,op.
cit.
,PP.
40—41.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非洲经济(一)》,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237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非洲经济(一)》,第202页.
②达喀尔的现代工业出现较早,大约在1930年代.
参见JohnIliffe,op.
cit.
,p.
64,note2.
困难较多,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个部门投资较少.
此外,私人资本在制造业部门还要应付两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是大批传统手工业生产者,他们掌握传统技术,本小利微,在他们经营的那些领域具有竞争能力,私营企业不易插足;另一方面是资本实力雄厚、拥有现代技术和设备、有时又可获得优惠的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因此,私营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小手工业生产者和现代化的外资企业经营的领域之外或边缘地带施展抱负.
正因为如此,黑人资产阶级在制造业部门开始时只是经营资本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比较简单的部门,以及就地产销的部门、外资企业或外国产品倾销的辅助部门,如初级产品加工(锯木厂、家俱厂、轧棉花厂、咖啡和可可加工厂等)、食品制造(饮料、面包制作等)、车辆的装配维修、建筑材料等部门.
黑人企业家一般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由传统手工业者发展成为现代企业家.
西非的五金行业、成衣业和家俱制作业中往往如此.
二是由商人转化而来.
他们将投资方向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率先开创制造业的商人的典型例子是尼日利亚许多面包师傅成为面包作坊的老板.
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独创性和营销技术.
其他如林场承包人建起了锯木厂,橡胶商经营橡胶加工厂等等.
三是某些原来在外国人或亚洲人经营的大企业中工作的雇员.
其中较大的企业家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雇员,这是东非早期黑人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在东非,手工业者和商人不是黑人企业家的主要来源,因为那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原来是由亚洲人主宰的.
1975年对101位尼日利亚非洲人大企业家的调查表明,其中60%至少受过中等教育,68%从前是外资企业的雇员①.
1983年前在卢萨卡的调查同样发现,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是这样一批人创建的.
四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和高级文职人员成为兼职实业家,少数人专门经营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1960年代,尼日利亚许多文职官员和专业人员转向经营企业,通常经商,有时也搞工业.
如拉各斯许多印刷厂是由原来的职员和公务员开办的,他们还经营许多进口替代工业的企业.
但有许多人之所以成为实业家,仅仅是因为他们被任命为现有的外资企业的董事,或是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接管外国人创办的企业.
私营企业对高级军政官员的吸引力愈来愈大.
第三,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
其中一部分是直接为国际垄断资本入侵本国市场服务的买办资本家.
黑人资产阶级在萌芽时是作为外国资本入侵非洲的代理商、经纪人、承包商的身分出现的,因此带有买办的性质.
它同外国资本的关系比同传统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生产一两种或少数几种供输出的农产品或矿产品为主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以及输出原料和初级产品输入制成品的对外贸易格局.
这样,殖民地经济对宗主国和国际垄断资本自然是一种依附关系,根本无任何独立性可言.
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自然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资本家.
尼日利亚哈尔科特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克劳德·艾克对买办资本家的解释是"帮助外国商人进入本①JohnIliffe,op.
cit.
,p.
167.
国市场的本国掮客"①.
黑非洲国家独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包括非洲经济本地化,也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各种政策措施实行起来都困难重重,以致直到现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以及输出原料和初级产品、输入制成品的对外贸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1970年,原油、铜、咖啡、棉花、可可豆、铁矿石、木材、钻石、花生和花生油以及磷酸盐这些农矿业初级产品出口值占非洲出口总值的70%;到1977年,外贸出口品中前10种产品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80%①.
非洲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极不发达,1970年只占进出口贸易额的5.
3%,1977年下降为4.
0%②,由此可见非洲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
黑人资产阶级虽然是独立后借助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但在这样的氛围中当然摆脱不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
黑非洲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商业部门很大,而且是民族私人资本投资最多的领域.
那些进出口商、供销商、代理商、承包商以及从事批发、运输业务的商人都是直接为国际垄断资本倾销制成品和收购初级产品服务的,从而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买办资产阶级阶层.
农业资本家种植经济作物主要供输出,他们也受制于操纵国际市场价格的国际垄断资本.
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进口替代工业企业,有些原料及设备要依赖进口.
例如坦桑尼亚1967年后兴建的项目,所需设备及原料的74%靠进口.
科特迪瓦工业原料自给率1975年仅为51%,1980年代初才上升为64%.
一些制造业部门也只是为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和维修业务.
所以,目前黑人资产阶级中完全立足于本国本地、同国际垄断资本毫无关系者极少,而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垄断资本有某种依赖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国际垄断资本入侵非洲服务的买办资本家.
但必须说明的是,首先,这些黑人资产阶级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过于强大、外来势力的遏制即国际垄断资本不让他们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被迫充当买办的角色.
因此,黑非洲的买办资本家也具有民族性,有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经济独立的愿望.
其次,这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关系已完全不同于殖民统治时期的依附关系.
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地经济是完全从属于宗主国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的,而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上毕竟有了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其一切经济政策措施的宗旨是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经济独立.
只是直到目前,非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包括黑人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独立,因而对国际垄断资本还有某种程度的依赖.
四、非洲工人阶级状况非洲工人阶级出现得比本地资产阶级早.
殖民主义入侵以后,特别是殖民统治建立以后,殖民政府及白人资本家主要在四个领域需要非洲劳动力:第一,在南非、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白人居留地的种植园需要农业劳动者;第二,采掘工业(开采铁、黄金、钻石等等)的发展需要劳动力;第三,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公共设施及维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第四,殖民政府需要可靠的人力维护其殖民统治,因此①AdebayoAdedeji,op.
cit.
,p.
41,note5.
①《1977至1978年非洲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第一部分,第109页.
②AdebayoAdedeji,op.
cit.
,p.
26.
需要士兵、警察、低级职员、速记员、邮递员乃至欧洲人花园中的园丁等等.
尽管殖民统治者大量使用强迫劳工来解决劳动力问题,但非洲雇佣劳动者还是在殖民政府所属部门和外资企业中出现了,并且逐步发展壮大,在殖民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非洲工人数量有较大增长,觉悟提高,在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19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以来,非洲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第一,工人数量迅速增长,队伍壮大.
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奉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因此,工人数量增长迅速.
但非洲工人的具体数量没有确切可靠的统计.
据苏联学者提供的材料,1970年代中期非洲雇佣劳动者人数已达2700万,约占非洲人口的7%,占经济就业人口的20%.
估计非洲将近70%的雇佣劳动者属于工人.
因此,非洲工人阶级的人数有1900万人①.
当然,工人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平衡的.
一般来说,北非(尤其是埃及)、南部非洲(南非、博茨瓦纳、扎伊尔的沙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和西非的尼日利亚等工人比较集中.
据同一来源的材料称,在北非国家,工人占经济就业人口的33%,在南部非洲占38%,而在热带非洲只占8%②.
另据埃及社会事务和福利部长称,1970年代末埃及工资收入者大约有1000万人③.
据国际劳工组织1980年代估计,城市工资劳动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的9%,其中毛里求斯、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国占1/4以上.
毛里求斯甚至高达61%,少者如尼日尔仅占1%④.
据中国工会代表团1982年的报告称,津巴布韦共有150万职工(全国人口近700万),尼日利亚职工约500多万⑤.
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成分和结构发生变化.
各国经济自立人口不同程度地从农业逐步向其他部门转移,工业和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相应增加.
苏联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在2700万非洲雇佣劳动者中,有35.
3%在工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邮电企业,30.
7%在农业,34%在服务行业.
因此,到1970年代中期,工业无产阶级就占雇佣劳动力的1/3多了.
43个非洲国家的统计表明,在1970年代初,这些国家800万工业工人当中有58.
3%(466.
8万人)在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这是一支最有组织性的非洲无产阶级队伍①.
1980年代,非洲工人阶级成分和结构的变化未找到直接可靠的材料,但从1965——1985年间经济自立人口在农业、工业、服务行业中分布比例的变化可看出其发展趋势(参见下表)②.
①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非洲国家工人阶级发展的趋势》,载苏联《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双月刊,1978年第5期.
②参见阿·安·葛罗米柯:前引文.
③《各国工会概况(非洲及西亚地区)》,全国总工会资料,1980年2月.
④ILO(国际劳工组织),WorldEmploymentReview(《世界就业杂志》),Geneva1988,p.
14.
⑤《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尼日利亚三国工运近况》,载《国际工运动态》第35期,1982年9月21日.
①参见阿·安·葛罗米柯:前引文.
②ILO,op.
cit.
,p.
53.
农业工业服务行业1965年1975年1985年1965年1975年1985年1965年1975年1985年非洲76%72%66%9%11%13%15%18%21%北非56%46%37%16%21%27%28%33%36%撒哈拉以南非洲82%78%73%6%8%9%11%14%17%注:表中人口比例取整数,总数可能不到100%.
1965年和1975年的数字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
由上表可看出:(1)1985年同1965年比较,20年间整个非洲(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总的发展趋势是农业上经济自立人口持续减少,而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经济自立人口不断增加.
这说明,这期间非洲各国由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
(2)按地区比较,则北非在20年间农业上经济自立人口减少的速度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得多.
北非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1965年的56%下降至1985年的37%),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下降9个百分点(同期从82%下降至73%).
1985年北非在农业领域的经济自立人口已降至37%,同服务行业的比例(36%)相当.
这一年北非在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自立人口之和大大超过农业部门,说明北非在1965——1985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大量经济自立人口从农业中游离出来转向工业和服务业.
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直到1985年,经济自立人口在农业领域仍居绝对优势(73%),这是受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所限.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出口经济作物仍然是其国民收入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其中小农占优势.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材料估计,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农业上从事工资劳动的固定工人(长期工)不超过农业劳动力的5%,当然还有大量从事农业以外的季节性劳工①.
(3)在农业之外,整个非洲(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服务行业的经济自立人口超过工业部门,这是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表现.
这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农业的现代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此,工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大大减少,而从事金融、旅馆、商店、旅游等服务行业(所谓第三产业)的人数激增,成为职工人数最多的部门.
这是经济及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结果.
而非洲工业人口少,说明非洲的工业还没有很好发展,工业化程度低.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985年工业部门经济自立人口仅占9%;而据另一个材料称,实际上黑非洲产业工人(采掘业和制造业)的职工人数在整个就业人口中始终未超过2%(不包括南非)①.
但是,1960年代以来非洲工人数量已有较大增长,工人队伍在壮大,这①ILO,CommitteeonWorkonPlantationsNinthSession("世界劳工组织有关种植园劳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ReportⅢ,TheRoleofthePlantationSectorinRuralDevelopment,withSpecialReferencetoQuestionsofEmployement(《乡村发展中种植园部门的作用,特别涉及就业问题》),Geneva1989,p.
9.
①LeMondeDiplomatique,Decemberl982.
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二,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熟练工人队伍增长,工人的文化水准提高.
在殖民统治时期,种族歧视政策在工人队伍内部也有明显表现.
例如,技术工人大都是白人,而非洲工人中非熟练工人占绝大多数.
他们只能从事最缺乏技术和需要繁重体力劳动乃至危险的工种.
码头搬运工、建筑业的壮工、矿工等等一切粗活、重活和危险的活都是由非洲人干的.
即使有时非洲人被雇佣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但他们的工资比同工种的欧洲人低得多,只及欧洲人收入的1/10甚至1/30.
因此,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素质很低.
19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首先,在这些国家独立时,许多白人技术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宗主国,他们的技术岗位不得不由非洲人顶替.
其次,非洲国家独立后一直奉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注意培养本国的干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
特别是19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本地化政策,其内容之一是以非洲本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取代外籍人员.
再次,非洲国家独立后注意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和中、初级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因此,1960年代以来,非洲工人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果说,过去非洲工人的基本群众是由没有文化的或者文化低的非熟练工人组成的话,那末现在熟练工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中许多工人不仅具有初等教育水平,而且具有中等或不完全的中等教育水平.
这对非洲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增强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有重大影响.
第三,非洲工人中部族主义的影响.
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工人的绝大多数可说是由同农村保持密切联系的流动的打零工者组成的.
他们身上带有深刻的部族主义的烙印.
部族主义是非洲工人阶级加强内部团结、增强阶级意识、提高政治觉悟的最大障碍.
这是非洲工人阶级的一大特点.
19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这种状况已有较大改观,工人中部族主义的影响在逐步削弱.
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分和素质在发生变化.
采掘工人相对集中.
由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城市中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逐渐壮大,城市中劳动大军比一般估计要稳定得多.
非洲许多地方,土地的转让和人口过密,使许多工人失去了落脚农村的权力,往往一个家庭几代人都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斩断了跟农村部族社会的天然联系.
原来主要由临时工、季节工组成的种植园工人,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长期的固定工人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特别在肯尼亚,据官方统计,在种植园工人中长期靠工薪的雇佣者从1982年的83.
3%增加到1986年的87%①.
工会组织广泛建立并在工人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
即使比较分散的、临时工和季节工比例较高的农业工人中间,1960年代以来也建立了许多农业工人工会,这有助于增强工人的阶级意识.
最后,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府一切政治、经济政策及思想教育的宗旨,都在于逐步消除部族主义的影响,增强民族意识和统一国家的观念,这在工人队伍中不能不发挥作用.
凡此种种,使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工人中的部族主义影响在逐步削弱.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千百年来形成的部族主义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①CommitteeonWorkonPlantationsNinthsessionReportⅢ,p.
6.
够清除的.
由于农作物季节性强,在经济作物种植园和中小农场中工作的农业工人中,日工、临时工、季节工及流动劳工仍占相当比重.
在科特迪瓦,外国移民劳工占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很大比重,估计从布基纳法索来的移民劳工有75——100万,另外,从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来的移民劳工总共大约50万.
坦桑尼亚种植园生产也主要依靠邻国的移民劳工,大多来自布隆迪、莫桑比克和卢旺达①.
这部分人是不稳定的队伍.
他们之中有些并未完全脱离自己的土地,只能算是半无产阶级.
城市是工业化的基本社会空间,工人在工业区集中劳动,但黑非洲有些工人居住相对分散在非工人区,有的还住在农村.
许多人一方面在城里做工,另一方面在农村还保留一小块土地.
有些人虽然没有了土地,但同农村的家族、部族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准备退休以后回归故里.
这种社会空间结构使这部分工人接受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家庭的、部族的小商品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影响.
他们受部族主义的影响较深,这部分工人往往不参加工会,而参加部落协会(TribalAssociations或EthnicAssociotions).
这使得黑非洲工人阶级在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阶级意识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
第四,非洲工人的组织程度普遍提高,工会运动由分散、分裂的状态逐渐走向统一.
19世纪末,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就出现了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
在黑非洲,早在1847年就有塞拉利昂弗里敦工人罢工的记载.
20世纪初,埃及烟草行业等工人相继建立工会组织.
1907年,阿尔及利业就有100多个工会,其中2/3的成员是法国人.
领导权操在法国人手中.
塞拉利昂在1915年成立了铁路工人工会,这些是非洲工会组织出现较早的记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尼斯、塞内加尔、布隆迪、扎伊尔、加纳、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等国陆续出现了工会组织.
但这期间,非洲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主要限于白人中间,为白人工人谋利益.
殖民统治者奉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禁止非洲工人罢工和建立工会.
在非洲人中间,最早组织起工会的是那些受欧洲文化影响较深、部分脱离了传统文化的人,如小职员、小学教员、护士等.
他们构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成员.
接着,受过专业培训的职工如公司职员、矿工、海员、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也组织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即1940年代中期以后到195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出现了工会组织.
这些工会组织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有些同民族主义政党关系比较密切,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同程度上发挥过作用.
但是在1960年代以前,工会组织比较分散,大多是一些行业性工会,极少数地区出现工会联合会、总工会之类的统一组织.
会员人数也较少.
当时占工人绝大多数的临时工、季节工、非熟练工人中更多的是参加部族协会而不是参加工会,这部分工人并未组织到工会中来.
1960年代以来,非洲工会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特别是工人成分和素质的变化、政治觉悟的提高,各国都成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激增.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0年代,参加工会的总人数已大大超过1000万人.
①JeanPaulSajhauandJiirgenvonMuralt,PlantationsandPlantationWorkers(《种植园和种植园劳工》),ILO,Geneva1987,pp.
110111.
其次,工会组织由分散、分裂的状态逐渐趋于统一.
就整个非洲来说,由于国际工会组织的插手,1960年代工会运动尚处于分裂状态.
当时非洲先后成立三个工会中心.
一个是与世界工联联系较多的全非工会联合会.
1959年11月,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等国工会先在拉各斯召开非洲工会统一的预备会议.
1961年5月,在卡萨布兰卡正式建立全非工会联合会,参加的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喀麦隆的一派、加纳、几内亚、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的一派、上沃尔特等国的工会,即当时所谓进步的非洲工会组织.
信教工人的工会都拒绝参加.
另一个是与自由工联关系密切的非洲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962年1月.
参加者有突尼斯、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的一派、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赞比亚、刚果(利)、刚果(布)等国的工会,总计23个自由工联的会员工会、12个国际天主教工联的会员工会和16个独立工会.
再一个是世界劳联的会员组织泛非工人大会.
经过非洲统一组织和一些国家工会领导人的努力,终于排除了世界工联和自由工联的干扰和破坏,克服了非洲各派工会内部的分歧,于1973年4月在埃塞俄比亚成立了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成为非统组织承认的代表非洲劳工运动的唯一全非性的工会组织.
非工统在泛非主义思想指导下,明确反对外来的分裂活动和意识形态,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总工会"和"非洲工会不参加国际工会组织"的原则,注意调节各不同派系工会的关系,促进了一些国家工会的统一.
它还帮助少数国家建立工会,并在成立后的10年内建立了7个全非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和一个南部非洲工会协调委员会.
10年间,它本身已发展到67个会员组织,基本上包括了所有非洲国家的工会.
非工统成为唯一的全非性工会组织.
这在全世界各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
再次,劳资矛盾的态势和性质发生了变化.
1960年代以前,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当时非洲工人阶级的主要对立面是殖民统治和外国资本家.
而19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由于干部非洲化,国营企业比重的增长以及非洲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工人和居统治地位的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了.
国家的职能既管理资本又管理劳动.
工人罢工和斗争表面上往往首先伤害国家的利益,实则是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有些国家往往压制工人的意见,阻止工人罢工.
许多国家的工会领导逐渐官僚化,在工会机构中工作的是些不折不扣的行政官员乃至高级官员,如塞内加尔全国总工会的总书记按惯例是当然的社会事务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是雇主、管理者,又是工会领导者.
但这一切决不能避免或消除劳资矛盾和冲突.
五、人口爆炸60年代以来,非洲人口漫无节制地膨胀,1950年人口是2.
2亿,1960—1970年间由2.
75亿增加到3.
55亿,增长29.
l%;到1980年猛增至4.
7亿,10年间增长32.
4%.
据美国人口情报资料,1982年非洲人口达4.
98亿①.
1990年代初已达6.
5亿②.
非洲人口增长的第一个特点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增长率.
非洲的特别高的生育率闻名于世,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6.
5胎,西非更高达6.
8胎.
①申维丞:《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载《世界经济》1984年第7期.
②D·塔比坦:《非洲人口的增长:总结和前景》,法国《第三世界评论》,1991年第125期,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91年第8期.
据美国人口情报社估计,1982年非洲人口出生率为46‰,其中14个国家高达49—51‰,肯尼亚则达53‰.
而拉丁美洲出生率为32‰,亚洲为30‰,欧洲仅为14‰③.
1980年代初,非洲的死亡率为17‰,纯增长率为29‰,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育率29‰、死亡率11‰、增长率17‰)④.
第二个特点是自然增长率既高于本地区历史上任何时期,也高于世界其他各洲.
全非洲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850—1900年仅为0.
4%,1930—1950年间不过1.
5%,1960—1970年为2.
4%,到1975—1980年跃居2.
9%,居世界各洲首位.
这与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趋于下降的形势呈鲜明对比.
特别是北非、西非、东非许多国家的自然增长率已超过3%,其中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坦桑尼亚、乌干达在3.
2—3.
5%,肯尼亚高达3.
9%,成为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国家①.
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前苏联之外的欧洲人口要经176年才翻一番,非洲只要23年,肯尼亚只要17年.
而且非洲人口有近1/2在15岁以下,将迅速进入生育期,从而带来新的一轮人口膨胀②.
由于非洲人口膨胀,它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1960年左右占9%,2000年前后将占12%③.
如果说人口问题已成为威胁当前世界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那末,非洲便是世界人口问题的爆炸点.
非洲人口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独立以来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文教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各种恶性传染病开始停止蔓延,因此,非洲人的平均寿命明显延长,从1960—1965年间的37.
5岁延长到1980—1985年间的49.
7岁,同期婴儿死亡率也从157‰下降到114‰④.
从整体来看,非洲人的平均寿命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婴儿死亡率是高的.
但这个变化所导致的人口死亡率从1955—1960年的24.
9‰降到1975—1980年的18‰,其中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北非国家更由21.
2‰降至13.
4‰⑤.
在这种新形势下,大部分国家没有相应地制订和实行有关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仍然保持着高生育率.
有些政府认为,国家独立了,要开发本地资源、发展民族经济,需要增加人口,因此,在人口问题上主要是降低死亡率,而不是降低出生率.
有些政府虽然初步认识到人口高增长率的严重性,但大多对计划生育不感兴趣,仅限于一般号召,而未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更未普及节育知识和提供必要的节育工具、药物.
非洲实行人口节制生育最早的肯尼亚,迄今也只有13%的育龄妇女采取节育措施①.
在生育问题上,非洲的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习还起着主导作用,如大家庭体制、多妻制、妇女早嫁及未婚生育等.
按照非洲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家庭越大,获得使用的土地也越多.
田产众多的农业主有四五个妻子、数十名子女是司空见惯的.
有些大家庭成员尽管已卷入市场经济,但发迹之后要供养③张同铸、丁登山:《试论非洲人口发展战略》,载《非洲地理》1984年第27期.
④申维丞:前引文.
①申维丞:前引文.
②叶志雄:《非洲是世界人口问题的爆炸点》,载《瞭望》周刊1987年第27期.
③塔比坦:前引文.
④叶志雄:前引文.
⑤申维丞:前引文.
①叶志雄:前引文.
整个大家庭.
为了摆脱亲友的纠缠,他不得不生养许多孩子.
非洲妇女早熟早婚,一般在13—18岁结婚②.
尼日利亚卡诺州68%的妇女在14岁前出嫁,因此育龄期长.
肯尼亚20岁以下少女中40%未婚生育③.
宗教势力也是影响计划生育的一个因素.
计划生育与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教义格格不入.
不少国家的人民把人口自然繁衍看作是不能受人为约束的,因此,人口增长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人口增长过快使非洲国家摆脱经济困难的难度增大,并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一,人均耕地面积锐减,粮食短缺.
非洲大陆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2%,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1.
4%,原本地广人稀,发展条件和生存环境在某些方面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由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锐减.
1964—1984年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从0.
44公顷减少到0.
31公顷,而同期非洲人均耕地面积从0.
74公顷锐减为0.
35公顷④,虽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但优势已不明显.
由于粗放经营,粮食亩产量居世界最低之列,并因人口激增而使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
非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粮食生产曾自给有余,直至1950—1960年代,不少国家粮食产量尚能基本自给或略有剩余.
1952—1962年非洲粮食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2.
2%,1962—1972年两者增长率分别为2.
7%与2.
5%,粮食生产与人口大致同步增长.
但此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误,过多地发展出口作物和进口替代工业,对粮食生产投放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有限,加上萨赫勒地区和南部非洲干旱、虫灾,因此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减缓以至停滞后退,而人口激增.
1970—198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
7%,农业生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
7%,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1%.
因此,人均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
1%(1971—1981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9%(1971—1981年)①,缺粮严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洲的缺粮问题与城市化密切相关.
农村居民一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特别在热带非洲,木薯、芒果、野香蕉等都可充饥.
除遇特大自然灾害外,农村吃饭一般不成问题.
非洲粮食短缺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工矿区.
1960年代以来,城市人口极度膨胀,农村人口大量盲目流入城市,这部分人不但不能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来供应城市,反而要依赖城市养活,这就大大加剧了缺粮问题的严重性.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1年统计,非洲50个国家有28国严重缺粮,不得不逐年增加粮食进口.
在1960年代,非洲平均每年进口粮食434万吨,1975年为928万吨,1978年1100万吨,1980—1981年1850万吨,1981—1982年2140万吨.
估计到2000年,非洲所需粮食的39%要靠进口②.
购粮耗用外汇数额激增,这对经济困难的非洲国家是个沉重的负担.
第二,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独立后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曾取得显著成就.
据世界银行资料,1960—197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
7%,1970—1980②张同铸、丁登山:前引文.
③叶志雄:前引文.
④叶志雄:前引文.
①叶维丞:前引文.
②张同铸、丁登山:前引文.
年下降为3.
7%.
但仍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略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3.
3%).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某些国家政策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实际上1979年、1980年和1981年三年的年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1.
5%、2.
8%和2.
2%①.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1980年代全非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情况如下②:年度人口年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年增长率人均总消费年增长率1980—1985年平均值3.
1%0.
6%-2.
6%-2.
6%1986年3.
1%1.
9%-0.
5%-3.
9%1987年3.
2%-0.
4%-3.
7%-7.
1%其中肯尼亚、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和利比亚等20个国家人口年增长率超过3.
2%,甚至在4%以上③.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1980年代末人均收入低于1970年代末的水平.
国民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原有消费水平,严重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投资.
获得的外援也只能首先投放于缓解正危及人口基本生存的某些纯消费开支,如食品、药物和服装等.
这必然挤掉优先用于发展生产、改善发展条件的资金和技术.
整个非洲的总投资率连年下降,仅为18%④,与独立前的投资水平不相上下.
第三,年龄结构年轻化.
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特点是年龄结构年轻化.
年龄构成明显呈基座庞大顶尖很小的金字塔状.
统计数字表明,非洲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占45.
1%,15—64岁的成年人占51.
9%,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3%①.
其中肯尼亚、多哥、卢旺达等国未成年人比重高达50%以上.
根据联合国人口专家划分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标准,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年轻人口型(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小于4%).
年龄结构年轻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是成年人抚养人口负担沉重.
现在全非总人口中,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只占52%,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被抚养人口占48%,平均每百个劳动适龄人口所负担的被抚养人口数达91人,其中西非和东非为96人,利比亚、肯尼亚、加纳、多哥和博茨瓦纳甚至达100人以上,远高于发达地区(52人)和发展中地区的平均水平(75人)②.
如果把失业者和其他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因素考虑在内,则实际劳动人口负担比其他地区更沉重.
二是未成年人的比重大,势必要求①《世界银行1982年年度报告》,中文版,第21页表2.
②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TheWorldBank,AfricanEconomicandFinancialData(《非洲经济和财政资料》),NewYork1989.
③AfricaEconomicandFinancialData.
④武士国:《人口膨胀是引致非洲经济长期停滞的关键原因》,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53期,1989年10月6日.
①武士国:前引文.
②申维丞:前引文.
进行大量投资来解决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
三是未成年人口代表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
占总人口45%的少年儿童陆续补充入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势必造成就业困难.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非洲有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处于长期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的状态,直到本世纪末,失业将成为非洲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四,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迄今非洲许多农村地区仍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柴薪是主要民用能源.
由于人口膨胀,农林牧区出现过度砍伐、过度放牧、滥垦烧荒等现象,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包括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萨赫勒地带在不合理的利用下加剧了干旱程度并趋于沙漠化.
撒哈拉沙漠以每年大约6公里的速度向南推进.
东非和西非原是热带森林集中分布的地区,但因居民大量砍伐林木当柴薪,以及游耕方式和开荒拓植,加速了森林的破坏,造成热带森林地区严重水土流失.
在1960—1980年代的20年间,非洲7.
1亿公顷牧场已损失1/4,可耕地面积损失1.
7亿公顷,每年失去的沃土面积几乎相当于两个比利时.
1970—1980年代之交的10年间,沙漠化损失的良田达5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法国本土的面积.
2亿公顷森林每年损失400万公顷.
1984年非洲大旱是长期破坏生态环境的必然恶果,大旱和饥馑波及34个国家、1.
5亿人口①.
上千万灾民流离失所,上百万灾民死于饥饿与疾病.
第五,人口素质难以提高.
贫困历来与人口过度增长相伴而生,这必然导致人口素质难以提高.
人口统计分类指标表明,非洲人口素质低,突出表现在文盲率偏高.
据联合国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在百万以上的七个非洲国家的情况看,喀麦隆、埃及、卢旺达、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贝宁和马里等七国文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59.
3%、60.
8%、61.
6%、72.
7%、82.
6%、83.
2%和90.
4%②.
这些国家农村人口文盲率更高.
未能统计到的很多非洲国家的人口素质可能更差.
据1990年一则报导说,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六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③.
人口素质低跟文化教育落后直接有关.
据统计,在马拉维5—24岁的人口中,能够受到教育的人口比重仅25.
9%,马里则为12.
8%④.
文化教育的改善有赖于物质财富的增加.
而非洲人均收入连年下降,削弱了提高人口素质的物质基础,从而使人口素质在低水平上衍生出新的人口膨胀.
非洲人口爆炸引发的另一个社会现象是城市化,即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六、非洲城市化诸问题目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大陆.
但是,从1960年代以来,非洲城市化的速度却是最快的.
1950年代非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大城市很少,1950年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开罗1个.
但1960年代以来,城市发展迅速.
一般估计,非洲人口每年递增3%左右.
而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①LosAngelesTimes(《洛杉矶时报》),July17,1990.
②武士国:前引文.
③LosAngelesTimes,July17,1990.
④武士国:前引文.
非洲城市人口却以每年7—10%的速度递增,到1985年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已增加到26个.
如果按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那末,估计到2000年百万人口城市将增加到60个,2010年增至83个.
开罗1989年常住人口已达1300万,还有200万流动人口.
他们每天清晨从埃及各地汇集到这座城市,傍晚披着晚霞返回家乡.
因此,开罗的实际人口已达1500万,目前仍在以每年35万的速度增长.
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原本是非洲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独立初期,突尼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阿尔及利亚占30%,摩洛哥占29%.
到1982年,突尼斯城市人口发展到占全国总人口的52%,阿尔及利亚48%,摩洛哥45%.
目前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7个,其中4个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突尼斯市和拉巴特—萨累都超过百万大关.
1954年,这4个城市人口分别为82万、57万、54万和23万.
到1980年,卡萨布兰卡人口已增至260万,26年间增长3倍多;阿尔及尔为176万,突尼斯市与拉巴特—萨累均为110万①.
据1982年刚果官方统计,1960—1980年,全国人口从93万增加到156万,增长68%.
同期首都布拉柴维尔的人口却从11万增加到42万,为原来的3.
8倍.
第二大城市黑角的人口也从5.
5万增至19.
5万,为原来的3.
5倍.
从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大洋铁路线上另外两个城市恩卡伊和卢博莫,1980年也各有4万人和3.
5万人.
也就是说,全长仅500余公里的大洋铁路上这4个城市拥有全国将近一半人口①.
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刚果计划部预计到2000年全国260万人口中将有200万人,即4/5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另据报告,1960—1980年间,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卢萨卡、拉各斯及金沙萨的人口增长了许多倍.
达喀尔从1961年的37.
5万人增至1985年的120万人,巴马科从1965—1966年的16.
8万人增至1983年的67.
5万人,科纳克里从1960年的11.
2万人增至1982年的约70万人,弗里敦从1963年的16万人增至1985年的47万人(1985年12月人口普查),蒙罗维亚从1962年的8.
1万人增至1981年的36.
2万人,阿比让1963年为24.
2万人,目前已超过200万,阿克拉从1960年的38.
8万人增至1984年的96.
5万人,拉各斯1963年为109万人,1982年估计已达500万②.
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城市人口都增长了好几倍.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除了人口自然增值之外,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加纳1970年人口普查表明,当时阿克拉63.
6万人中只有一半是这个城市出生的,库马西有43.
2%的人,塞康第、塔科拉迪只有37%的人是本地出生的.
也就是说,这几个城市有一半或一多半的人口是从外地移入的.
阿克拉的产业工人只有19%是本地出生的,而7%来自其他大城市,28%来自小城镇,46%来自农村.
在库马西工人中只有27%是本地长大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是外地移入的.
科特迪瓦在城镇出生和长大的城市人口比例比加纳还低.
在1960年代的10年间移入阿比让的净人数至少25万,1970年代移入速度更加快,每年移入阿比让的净人数大约5万人.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城区人口从①王惠:《马格里布的城市化问题》,载《西亚非洲》1984年第2期.
①杨荣甲:《刚果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载《西亚非洲》1985年第4期.
②1960年代数字根据JosefGuglar&WillianG.
Flanagan,UrbanizationandSo-cialChangeinWestAfrica(《西非的城市化和社会变革》),Cambridge1978,1980年代的数字中弗里敦和阿克拉来自《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其余城市的数字来自1987年《世界知识年鉴》.
1952年的27.
2万增长到1963年的66.
5万人,其中至少20万人是净移入的,另外有20万人移至郊区.
19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收入增加而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外地移入拉各斯的人数更急剧增长,大约每年5万以上①.
如上所述,目前开罗每天有200万流动人口从全国四面八方涌来.
非洲农村人口大量移向城市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非洲国家发展计划偏重工业,忽视农业;注重城市,忽视农村.
非洲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集中.
最大的城市通常为第二大城市规模的两倍以上,甚至占该国城市人口的1/3多,并且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
其原因是建设项目都集中在首都和少数几个城市.
大城市有该国最好的公共设施、医疗和教育设备,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城市生活相当现代化.
据1970年代初的报道,科特迪瓦617个工业企业中有499个在阿比让,那里拥有全国现代经济部门60%的职位.
在塞内加尔,将近80%的工业、66%靠工薪收入的雇员及50%的文职人员集中在达喀尔地区.
达喀尔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全国卫生预算的3/5,拥有全国4/5的中级医生和2/3的助产士.
1964年,尼日利亚制造业35%的雇员在拉各斯州工作,197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4%.
若按产量(56%)和产值(55%)计算,则1972年尼日利亚制造业的半数以上在拉各斯①.
刚果现代化企业也主要在布拉柴维尔和黑角两个城市.
1982年,肯尼亚全国工人的37%、批发商的48%在内罗毕.
1970年,利比里亚全部制造业集中在首都蒙罗维亚.
埃塞俄比亚全国48%的医生、59%的护士、31%的医院床位集中在亚的斯亚贝巴.
开罗和亚历山大两个城市集中了全埃及工厂企业和产业工人的70%、资本投资的一半②.
而农业投资少,农村和农业仍然落后,面貌依旧.
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极大.
这样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城市里提供了较多的工作机会,而农村人口大量过剩,而且在生活上城乡差距也很悬殊,于是一些农村青壮年大量盲目流入城市谋生.
其次,自然灾害特别是萨赫勒地区长期旱灾,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
努瓦克肖特是个典型的例子,这里原是一个浓绿复盖的小渔村,人口只有500来人.
1960年11月毛里塔尼亚独立后,决定在此建都,人口增加到3万.
按当时规划,到1990年发展成15万人口的城市.
由于萨赫勒地区持续18年的大旱,撒哈拉沙漠每年以10公里的速度南侵,吞噬大片绿洲、牧场和耕地,迫使各地居民离乡背井,蜂拥到首都谋生.
今天,努瓦克肖特的人口已突破50万大关.
全国1/4的人口挤在这个沙漠之国的首都,努瓦克肖特人满为患.
在不到30年时间内,该城人口猛增100倍.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也许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③.
再次,战争使大批政治难民流向城市.
1960年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就使许多难民流入东区的埃努古、奥尼查和阿巴等城市④.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给城乡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困难.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AnthongO'Connor,TheAfricanCity,(《非洲城市》),NewYork1983,pp.
60-62.
①JosefGuglar&WilliamG.
Flanagan,op.
cit.
,pp.
42,189,note17,18.
②YohannisAbate,PopulationGrowthandUrbanizationinAfrica(《非洲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fromModernHistory(U.
S.
A),March1980.
③王天瑞:《努瓦克肖特人满为患》,载《中国妇女报》1989年8月14日.
④AnthonyO'Connor,op.
cit.
,p.
62.
第一,城市住房极度紧张,交通拥挤,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备不足.
农村人口大量拥入,城市又无法提供足够的住房,于是许多人只能按农村传统的方式生活.
在亚的斯亚贝巴、达累斯萨拉姆、卢萨卡,80%的房子是按通常的方式,用泥、稻草、树枝、木材、铁皮建成的.
他们采用原始的方式,从木材和木炭中获取能源.
由于城市住房奇缺,贫民区迅速扩大.
1980年,在卡萨布兰卡约有70%的居民,在阿比让、达喀尔和金沙萨有60%的居民,卢萨卡有58%的居民生活在贫民区.
科纳克里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这里和阿比让、巴马科、达喀尔或金沙萨还有所不同,那些城市的贫民窟分布在城市周围,而科纳克里的市中心就有贫民窟.
据《第三世界杂志》报道,1963年阿比让住在公园里的人占10%,1971年占20%,1979年占22%①.
在开罗,市政府无法解决住房问题,老百姓只好自己想办法,于是,许多陵墓都被占住了.
现在开罗郊区的墓地都住满了人,称为"死人城",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
现在正式通了电、自来水和公共汽车,成为开罗居民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开罗的一个旅游景观.
努瓦克肖特像样的柏油马路只有三四条,总长不超过40公里.
整个城市没有一所公厕和下水设施.
照明和自来水也仅限于市区很小的范围内.
50多万人口总共只有四五十名医生.
贫民窟散落在各处,且不断向城市周围扩展.
多数灾民终日卷缩在无电、无水的小木板房和破帐篷里,温饱无着,营养不良,染上各种疾病.
非洲城市交通运输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城市居民外出活动大部分靠步行.
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一般都超负荷运行.
有人估计,目前非洲城市的技术和社会设施通常只能满足1/4—1/5人口的需要,这就使城市不堪重负.
第二,失业严重、贫富悬殊,造成社会不安定.
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实际上主要靠外资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尽管劳动力价格极低,但雇佣工人数量并不多.
例如,尼日利亚的石油工业提供了政府预算收入和国家外汇收入的90%,但只雇用了1.
8万名工人.
加上国际市场、技术依附等原因,很少有助于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所以,非洲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为大量移民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农村青壮年纷纷涌入城市,大大超过城市就业的容量.
因此,城市失业现象严重.
据1985年前的情况,在阿比让、达喀尔和金沙萨正式登记的失业者占整个劳动力的20%.
实际失业情况可能更严重.
据估计,非洲多数城市的失业率为8—15%.
西非城市的失业率要高些.
估计西非主要城市的失业率大约为33%①.
科特迪瓦自1980年以来全国失业率已上升到11%,而城市失业人口已达30%多,现有60多万人失业,国家只能解决8%的人口就业问题②.
摩洛哥大城市的失业人口占25%,而不充分就业人口高达50%.
肯尼亚每年小学毕业人数为15万,其中只有1.
5万人进入中等学校继续学业,其余大多数人将加入劳动大军,但经济部门只能提供4万份工作.
坦桑尼亚每年有25万人加入劳动大军,但只有2.
3万个工作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在城市里尤为明显.
达官贵人富商住高级而漂亮的公馆,出入有豪华型轿车,而失业者无处栖身,衣食无着,贫民①JeuneAfrique(《青年非洲》),Juillet26,1989.
①MichaelA.
Cohen,UrbanPolicyandPoliticalConflictinAfrica,AStudyoftheIvoryCoast(《非洲城市政策和政治冲突;对科特迪瓦的研究》),1974,p.
85.
②王丹丹:《非洲人口激增带来的深刻变化》,载《参考消息》1988年2月10日.
窟日益扩大.
无业游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于是,卖淫、抢劫、偷盗、凶杀等犯罪活动与日俱增,黑社会猖獗,投机倒把盛行,社会风尚败坏.
这一切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对农村也是一种损失,因为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大都年轻力壮,有些还是受过较好教育或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
这部分精华的流失使农村更加无法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只能保持一种低生产率的状况,从而也就更难改变农村的面貌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农村的落后穷困面貌又促使受过较好教育或有一定技术的青壮年愈来愈多地流向城市谋生,形成恶性循环.
非洲的城市化与欧美国家不同,它并非伴随工业化而出现.
在西非,许多现代化城市基本上由中世纪的城镇发展演变而来,依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
在尼日尔河内地三角洲及尼日利亚约鲁巴地区的一些城镇,农业仍居重要地位.
根据1970年代初的材料,即使像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这样的城市,农业仍是许多市民的主要职业①.
在伊巴丹、库马西、卡诺等城市,在原有传统市场和老城区之外,发展起了现代化的新城区,因此,古代城镇的传统特征和现代城市的特征并存.
再者,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把传统社会部族主义的影响带进城市,于是,城市里出现了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社会结构.
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在城市里主要表现为:土著居民中存在着以大家庭(extendedfamily)为基本单位的传统家庭结构;移民中有部族会社(tribal或ethnicassoci-ations)的组织形式.
非洲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结构在老城镇同样存在.
一个大家庭住在一个大院里,人数多者达一二百人,包括族长及其妻子(可能多妻)、子女、成年男子的家庭,有时包括族长兄弟的家庭及佣人等等.
因此,一个大院有很多房间,甚至占地几英亩.
家庭事务由家庭会议处理,成年男子参加.
一些古老的城镇或老城区可以说基本上由大家庭居住的若干个大院组成的.
至今在拉各斯和阿克拉还有不少这样的大家庭.
在卡诺老城区,至今每个大院还基本上住着一个大家庭.
据1970年代的材料,加纳的海岸角尚有20%以上的居民住在大家庭的大院里①.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现代化,大家庭的传统结构正渐趋瓦解.
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庭各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出现了差异;现代城市生活多样化,使家族成员有情趣、生活水平和要求等方面出现差异;年轻夫妇盛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愿意组成单个家庭(小家庭),而不愿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受传统家庭的约束.
从城市住房情况可以看出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程度.
在卡诺新城区,每幢房子由5户以上互不相关的单个家庭或单身居住着.
在拉各斯和阿克拉,大多数家族住租赁的房间.
在海岸角,60%的住户是租房住,10%是个人拥有住房.
殖民主义入侵以后发展起来的城市,如阿比让和埃努古,80%以上的住户租赁政府盖的房子或私房.
至于西非以外热带非洲其他地区的城市,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基本上不存在传统的大家庭结构.
农村部族主义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入而带进城市.
移民中间普遍存①AnthonyO.
Connor,op.
cit.
,p.
146.
①AnthonyO.
Connor,op.
cit.
,p.
172.
在着类似同乡会性质的、被称为部落会社的社会组织.
城市的社会群体以族体、居民社区为基础,并与人际间的经济和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
在工厂、企业、机关、商店、各行各业,同一部族的居民结成无形的势力联盟.
城市居民聚居也带有部族的色彩.
例如,在喀麦隆第一大城市杜阿拉,自1930年代起,善于经商的巴米累克人大量移入.
目前该市居民40%为巴米累克人,全市主要工商企业、交通运输事业为他们垄断.
刚果政府不承认酋长的地位与权力,地方最基层的村一级政权采取民选村长的办法,但部族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首都布拉柴维尔还存在着不同部族分片居住的情况.
这首先因为,农民进城寻找职业都要靠亲友熟人介绍或提供求职信息,而且按照非洲的传统习惯,流入城市的农民可以到同民族人的家里免费食宿,因而建立或寻找社会关系至关紧要;其次,城市里临时工多,个体经营者多,收入无保障,社会又没有福利措施,因此城市平民生活无保障,而按非洲的传统习惯,收入较多的人有义务接济同民族的困难户,因此,现实迫使他们依然带有强烈的家族和同乡观念,而不敢脱离原有的关系网;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密切保持同农村的联系,他在原籍家族中的地位,特别是土地使用权,对每个人均有利害关系.
这被视为一种生活保障的后路.
凡此种种,他们只能求助于亲戚和同乡同族关系.
因此,凡部落社会结构的族体往往都有组织严密的部族会社,这是一种自发组织起来的排他性集团.
有的机构相当健全,分区分级.
如尼日利亚的伊格博族会社,它有三种作用:(1)关心地方的社会发展,如筹款修路办学,在政界活动以争取政府支持;(2)成员间相互帮助,捐款济贫;(3)协调本族对外立场,对某些经济活动领域实行某种程度的垄断.
非洲城市流动劳工大都是同族人抱成一团,抵御外族的歧视.
同族关系加强了工人间的团结.
在职工人介绍自己的亲戚族人进厂工作.
同族人垄断某种传统技艺甚至某个工种.
尼日利亚一家制烟厂的工人是清一色的蒂夫族人.
厂内工会与蒂夫族会社形同一体.
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同族人同乡人可能独占一个领域,如达喀尔的报贩.
他们相互合作,只向本族人传艺,排斥异族.
在突尼斯市,搬运工和菜场上的菜贩全部来自格梅萨(Guermessa)附近村庄,报童大都来自切米尼(Chemini),面包师来自泽拉瓦(Zeraoua)①.
城市平民中部族、邻里、同乡关系超越了不同职业和社会带来的不平等的障碍.
甚至出身于农村的一些著名政客、高级官员和富商在他们升官或发财以后仍与同乡的工人、小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利用这种关系.
因此,在非洲,上至竞争官职,下至争抢就业机会,无不带有部族斗争的色彩.
对本族的忠诚超过阶级意识.
部族斗争超过阶级斗争.
当然,城市中还有政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等现代社会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团体,而且这些社团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那些工作有保障、收入较稳定的工人才加入工会.
临时工、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家庭小企业的雇工大都不组织工会.
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大都依靠过部族会社.
部族会社甚至成为某些民族主义政党基层组织的基础.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1944年4月成立时,其成员包括2个工会组织、2个政党(民主党和青年民主党)、4个文学社团、8个职业协会、11个社会俱乐部和101①A.
L.
Mabogunje,CitiesandAfricanDevelopment(《城市和非洲的发展》),Ibadan1976.
p.
23.
个部族会社①.
象牙海岸民主党在城镇上的一些基层委员会是以部族会社为基础的.
一些政党往往通过部族会社成员加强其跟农村的联系,扩大其在农村的影响.
现代政党和传统社会组织互相渗透、互相利用的状况现在还依然存在.
随着城市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部族主义的影响会逐渐削弱.
一般来说,部族观念同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准成反比例.
在知识分子中间,部族观念比较淡漠.
另外,随着工人运动及工会组织的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及政治觉悟的提高,狭隘的部族观念及血族联系也自然会逐步淡化.
七、妇女的地位和状况非洲是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
妇女处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
这种状况自1960年代以来未有大的改观.
在北非、东非和西非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妇女地位低下是人所共知的.
在广大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妇女不享有原始民主和平等的权利.
非洲传统社会盛行原始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是在尊重长者和论资排辈的情况下通过传统协商来体现的.
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村社或大家庭的重大事务由全体成年男性社员大会或男性家庭成员会议商讨决定,妇女无权参与协商、决定村社或大家庭的重大事务.
第二,妇女一般无继承权.
非洲传统社会存在着两类血缘亲属制.
大多数部族和地区是父系(男系)亲属制.
遗产转让在父亲氏族内进行.
妇女当然没有继承权.
少数部族和地区如中央班图人和西非阿散蒂人社会中实行母系(女系)亲属制.
在这种社会里,舅父起着父系亲属制社会中父亲所起的作用.
土地、财产和社会地位都由舅父传给外甥.
男子依然占统治地位,享有继承权,而妇女无权继承.
只有个别例外.
如赞比亚卡夫埃河谷居住的伊拉人中,妇女有权继承财产取得个人财富.
女子可以从父亲那里取得牲畜或属于私人的一块园地①.
第三,盛行一夫多妻制的陋习.
在殖民主义入侵以前,黑非洲基本上没有社会财富的积累.
多妻和孩子被视为男子最大的资产,特别是妻子的多少成为男子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因此,贵族和年长富有的平民往往有多妻的愿望.
土王、素丹、大酋长等当然比其臣民有更多的妻子.
这不仅能提高其威望,为其提供劳动力,而且通过联姻可以同其他氏族结交修好①.
现在,虽然妻子不再是男子的唯一财产,但多妻制的陋习却一直保留下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妻子可充当劳动力.
在农村,富有的男子往往娶几个妻子来为他种地.
在城市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妻子一般经营小商贩.
丈夫为妻子经商提供资金.
妻子以其种地或经商所得抚养自己的子女,有的甚至反过来供①JamesS.
Coleman,Nigeria,BackgroundtoNationalism(《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LosAngeles1960,pp.
264-265.
①A.
R.
RadcliffeBrown&DaryllFoodeed.
,AfricanSystemsofKinshipandMarriage(《非洲亲属和婚姻制度》),OxfordUniversityPress1950,pp.
207,283,238.
①A.
RRadcliffe-Brown&DaryllFoode,op.
cit.
,p.
89.
养丈夫.
丈夫在娶第二位太太时无需征询原配夫人的意见②.
丈夫死了,其妻子和孩子连同死者的其他财产如园地、牲畜等,得由家族会议(照例由成年男子参加)决定由死者某一位兄弟继承.
这种继承方式的优点是,社会中没有无人照料的孤儿寡母.
但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妻子充其量只是丈夫的财产,无独立人格可言.
在现代城市中,上述妇女的地位和状况并无根本改善.
城市妇女就业率低、上学率低.
在城市工作的妇女干的是低级的工作,大都集中在第三产业,收入微薄.
现代资本主义又把妇女变成广告和推销商品的手段.
在非洲,女性也成了资本家进行商品竞争的工具,而她们本身也沦为色情的商品.
一些国家也有妇女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但实际上由上层妇女把特,对妇女解放并未起实际的作用.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妇女的迫害更加残酷.
按照南非的法律制度,非洲妇女被认为是仰赖男人的.
根据纳塔尔法典,女人永远不能享有成年人的法律地位.
任何妇女,不论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或经济状况如何,都不能继承或拥有属于她权利之内的财产,没有签订契约或取得信贷的资格.
她永远在她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的监护之下.
按照习惯法,父亲的财产一般只传给男性后嗣.
南非其他地方的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
在非洲人保留地,土地是不分配给妇女的.
在农村,虽然流动工制度已使妇女成为实际上的户主,但她们也只能暂时管理一家的土地和逐日的收入.
凡需作出决定的事,仍要留待其丈夫来处理.
在城市,妇女必须仰赖于男人才能取得栖身之地,因为非洲妇女是不给分房子的,她们也没有登记租借房子的资格.
在班图斯坦,传统社会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如一夫多妻制,以法律形式,被肯定下来.
南非政府还把非洲妇女、老人、孩子等从白人区驱逐到班图斯坦.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妇女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后果之一是使非洲妇女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
在南非,60%以上参加经济活动的妇女是充当家庭女工或农业工人.
这些部门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限额,也没有失业保险.
家庭女工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在所在经济部门,非洲妇女的平均工资不到非洲男工工资的一半,或者只有白人男工平均工资的8%.
由于非洲女工的工资标准低,因此劳动力密集的工业部门愿意雇佣非洲妇女.
制造业雇佣的女工人数逐年增多.
纳塔尔地区的纺织部门在1950年代还是非洲男工占大多数,但1980年前以非洲妇女为主的女工已占劳动总数的70%①.
南非妇女已经认识到,妇女要解放,首先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现在,她们已积极投身到反对种族隔离的解放斗争中去.
②DianeKayongo-Male&PhilistaOnyamgo,TheSociologyoftheAfricanFamily(《非洲家庭社会学》),NewYork1984,pp.
64-65.
①弗雷涅·金瓦拉和雪莱·马什安内:《妇女和种族隔离》,载《信使》1980年9月号.
第十二章非洲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顾章义(中央民族学院)一、联合进行反帝反霸斗争非洲各民族国家在独立之前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统治和压迫,相互间虽有过支持,但由于处在被奴役无权的地位,一直难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独立以后,非洲各民族由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就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和步骤,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霸斗争.
非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由于非洲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非洲各民族国家取得独立的时间自然有先有后,而先期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有义务支援尚处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族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为了联合行动,共同支援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1963年5月20日,31个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宣告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并把签署《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
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后,就把反殖、反帝、反霸,争取非洲的完全独立和解放这一任务放在头等地位.
一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每届首脑会议都把非殖民化、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列为会议的一项议程,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非统组织还专门成立了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简称解放委员会),负责计划协调非洲独立国家对未独立国家和地区的解放斗争的支援.
非统组织还向各有关地区的解放运动的组织提供资金和训练基地,特别是通过前线国家向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地的人民武装斗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此外,从1970年第七届首脑会议起,历届首脑会议都接受未独立地区的各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改变了以往列席会议的身份.
第十届首脑会议根据客观斗争形势的变化,在其通过的《关于总政策的宣言》中还明确指出:"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武装斗争是在为解放所作努力中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加紧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
正是根据非统组织的历次决议,各成员国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罪行采取了一致谴责的立场,呼吁有关国家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石油禁运和其它形式的经济制裁,并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积极支援那些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国家和人民.
非洲各独立国家的一致行动和积极支援,大大加快了整个非洲独立的进程.
到1990年3月21日,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非洲独立国家已达52个.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在不断取得胜利.
支援尚未独立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这是非洲独立国家联合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方面.
斗争的另一方面就是捍卫已经独立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实际上,非洲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都有一个如何巩固独立成果的问题.
例如,1960年扎伊尔独立后不久,即遭到美国和比利时的粗暴干涉.
由于受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最后美国和比利时只好终止其干涉.
但事后不久,苏联又乘虚而入,对扎伊尔的内政横加干涉.
1963年11月,扎伊尔政府郑重宣布苏联驻扎伊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又如,1967年尼日利亚内战爆发后,美、英、苏等都打算从中捞一把.
为了维护尼日利亚的独立成果,非统组织在同年举行的第四届首脑会议上,以及在1968年和1969年举行的第五、六届首脑会议上,都讨论了尼日利亚内部冲突的问题,表示支持尼日利亚统一的严正立场,从而粉碎了美、英、苏等国的干涉阴谋.
从1970年代初开始,超级大国在非洲进行激烈的争夺,肆无忌惮地在非洲各地进行渗透、扩张、干涉和侵略,使非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这一情况更要求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
不过从1960年代后半期起,美国由于深深陷入侵略越南战争的泥潭,经济、财政也出现困境,霸权地位由盛而衰,而苏联随着军事、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扩张劲头十足,企图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所以,从1970年代初开始非洲各国的反霸斗争主要是反对苏联的侵略扩张.
埃及地处中东战略要地,美、苏两霸都想竭力控制它.
早在1960年代,苏联利用埃及人民的反美情绪,在"援助"的幌子下不断加强对埃及的渗透,在埃及国内扶植亲苏派.
到1970年代,又利用1971年5月签订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直接控制了埃及的军事,尤其是导弹防空系统.
苏联还取得了在埃及停泊军舰等特权.
但它在提供武器问题上却刁难埃及,甚至提出"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得使用"其所提供的战略武器等无理条件.
这种状况引起了埃及和非洲有关国家的不满.
1972年7月8日,埃及政府宣布终止驻埃及苏联军事顾问的使命,下令在埃及的2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7月16日前离开埃及.
埃及驱赶苏联顾问、专家的举动,使苏埃关系几乎降到零点.
但苏联不甘心就此对埃及撒手,遂于1973年给埃及运来了以前承诺的一些武器,两国关系因此又有所改善.
埃及在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同时,积极部署对以色列的战争,以收复1967年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
1973年10月6日,埃及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争.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苏联停止向埃及提供武器,企图以此限制埃及军队向苏伊士运河以东进攻.
与此同时,它却向以色列输送大批犹太人.
这不能不使埃苏关系再次迅速恶化.
为了不让苏联束缚自己的手脚,埃及不得不于1974年4月宣布实行武器来源多样化,并决定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
埃及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这使苏联大为恼火.
它开始公开攻击埃及的对外政策,并挑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埃及,还禁止印度向埃及提供飞机零件.
埃及总统萨达特指出,苏联这样做是想变埃及为自己的殖民地,苏联大使"俨然以当年占领埃及的总督自居".
为了揭穿苏联的阴谋诡计,1976年3月15日,埃及政府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3月26日,又宣布取消苏联军舰使用亚力山大等港口的权利,责令苏联军舰限期撤离.
但苏联仍企图控制埃及,继续用逼债、卡武器供应等手段对埃施加压力,甚至策动埃及国内亲苏派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据此,埃及政府于1977年10月宣布,从1978年1月1日起停止偿还欠苏联的军火债款.
同时,对埃及国内亲苏派的破坏活动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
后来又根据事态的发展,于1981年9月15日宣布驱逐苏联驻埃及大使,关闭苏联驻埃及武官处,废除所有苏联专家在埃及工作的合同.
这样,埃及走上了与苏联霸权主义者全面决裂和对抗的道路.
埃及政府为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所采取的正义行动,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支持.
苏联在非洲侵略扩张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东北非.
苏联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对东北非的控制来实现其对红海口和波斯湾的控制,进而向西印度洋扩张.
早在1960年7月,当索马里获得独立时,苏联就乘机通过经援和军援将其势力渗入索马里.
1968年3月,苏联军舰首次进入波斯湾,随后访问索马里,不久又取得了柏贝拉港的使用权.
1974年7月11日,苏、索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向苏丹提供9000多万美元的军援,又将其势力渗入苏丹.
1971年7月19日,苏联支持苏丹亲苏联的势力发动政变,推翻了尼迈里政府.
但尼迈里总统在爱国军队支持下进行反政变斗争,三天后又重新执政.
苏联霸权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75年9月5日和1976年7月2日,又先后两次策动苏丹民族阵线发动军事政变,但均被尼迈里政府军挫败.
苏联的这些行径引起了苏丹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不满.
苏丹政府强烈谴责苏联是"社会新殖民主义"、"国际强盗",并于1977年5月18日宣布驱逐全部在苏丹的90名军事专家,关闭苏联驻喀士穆军事专家办事处和苏联文化中心,苏联驻喀士穆外交官减少一半,40名外交官被即令在一周内离去.
苏联在苏丹屡遭挫折后,加紧向埃塞俄比亚渗透.
1974年9月,埃塞俄比亚政局发生变化,海尔·塞拉西一世被废黜,这便利了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的扩张.
起初,苏联并没有想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选择一个,而认为自己是两国的共同"教父".
可是后来当这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爆发战争时,苏联才决定偏袒埃塞俄比亚一方.
这是因为在苏联看来,埃塞俄比亚毕竟是一个领土面积九倍于索马里的地广物博的国家,同时又拥有两处通往红海的通道.
1977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爆发战争时,苏联不仅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大量军事物资,还出动大批飞机,为埃塞俄比亚空运现代化武器和古巴军事人员.
苏联干涉埃索争端的行为,遭到非洲各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1977年10月21日,索马里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苏联、古巴对非洲之角的干涉.
同年11月13日,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
正如西亚德·巴雷总统所说,正是苏联单方面地终止向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提供防御武器,拒绝覆行两国签订的条约,才使我们采取同样的行动.
接着,索马里政府又下令驱逐苏联顾问和专家,缩减苏联驻索使馆人数.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举行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群众游行示威,人们高呼"要独立,不要俄国佬"等口号.
苏联在东北非的扩张阴谋,又一次受到揭露和打击.
为了把势力扩大到南大西洋和南部非洲,苏联对安哥拉的内部事务也横加干涉.
1975年1月15日,安哥拉三派民族解放组织与葡萄牙签订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协议》,规定同年1月30日成立由三派组织同葡萄牙联合组成过渡政府,11月11日为安哥拉独立日.
但1月30日联合的过渡政府成立不久,人运与解阵、安盟之间因政见不一而发生了武装冲突.
苏联为了扩张自己在安哥拉的势力,支持人运,打击解阵和安盟,致使武装冲突扩大,7月过渡政府瓦解,受苏联支持的人运部队把另两个解放组织的部队赶出罗安达地区.
11月10日,葡萄牙驻安哥拉高级专员代表葡总统宣布安哥拉独立生效.
11月11日,人运单独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解阵与安盟则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
接着,双方武装冲突扩大为内战.
仅在1975年下半年,苏联为人运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援,派遣了上千名军事顾问.
在苏联的唆使下,古巴也开始向安哥拉派遣军队.
1976年,苏联与安哥拉人运政府签署了《友好合作关系基础宣言》以及经济、渔业合作等协定.
1976年10月,安哥拉总统内图访苏,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苏共与人运合作条约》苏联在安哥拉暂时得手后,又将其扩张矛头指向扎伊尔,企图推翻扎伊尔现政府,夺取矿产丰富的加丹加(沙巴省),以便扩大和巩固苏联在安哥拉的势力范围.
1976年初,驻安哥拉的苏古军事人员与扎伊尔的反政府势力相勾结,在扎安边境地区活动.
1977年3月和1978年5月,苏联先后两次策动由前加丹加宪兵组成的雇佣军从安哥拉大举入侵沙巴省,酿成沙巴战争.
面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扎政府召回了驻苏大使.
随后,扎伊尔同布隆迪、卢旺达组成防御军事同盟,埃及、中非帝国、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多哥、乍得、加篷等国为扎伊尔提供军事援助;摩洛哥还派出军队与扎伊尔军队联合作战.
西方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在中非的扩张,法国和比利时以护侨为名,派遣伞兵支援扎伊尔.
美国则不仅运用外交,而且在军事上支持非洲国家和法国、比利时.
这样,苏联对扎伊尔的扩张不得不暂时收缩退却.
苏联在扎伊尔的阴谋受挫后,就集中力量干涉安哥拉的内部事务.
为了支持人运政府,苏联将一批又一批军用物资运往安哥拉,更多的军事人员来到安哥拉.
古巴派遣的军队多达5万人.
1970年代末,人运部队正是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下击溃了解阵武装,并将安盟武装从城市赶向东南部农村地区.
但安盟仍坚持武装反抗斗争.
从1980年代初起,安盟开始加强反对政府军和古巴驻军的军事行动.
随后,由于得到美国、南非和一些阿拉伯、非洲国家的支持,安盟在安哥拉中部和北部地区也开展武装斗争.
到1980年代末,安哥拉敌对双方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安哥拉内战久拖不决,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结束内战,实现全国和解.
非统组织和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对安哥拉局势极为关注,积极从外部推动人运政府与安盟早日握手言和,以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苏、美两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希望安哥拉问题能通过政治方式予以解决.
正是在非统组织和非洲有关国家斡旋下,1989年6月22日,包括安哥拉在内的20个非洲国家的首脑以及安盟领导人萨文比在扎伊尔的巴多利特举行会议,就实现安哥拉的和平问题通过了《巴多利特宣言》,结束了长达14年的内战,为实现全国和解迈出了第一步.
苏联在安哥拉的侵略扩张,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根据19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主要来自苏联干涉的严峻形势,1977年7月召开的非统组织第十四届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了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并通过了塞内加尔等七国联合提出的《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
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十五届首脑会议上,又通过了《反对一切外来干涉》的决议,并计划在非统组织范围内建立泛非部队.
1980年7月第十七届首脑会议,则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泛非防御部队的决议.
非洲国家的联合反帝反霸斗争还表现为维护石油资源和民族经济权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早在1960年9月,为了反对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对本国石油生产的控制和掠夺,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开会,决定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维护成员国的利益.
随后,阿尔及利亚、加篷、利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等非洲产油国家也加入了该组织.
1968年1月,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三国创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也参加了该组织.
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与其他中东产油国一起,采取减产、禁运、提价和国有化等措施,沉重打击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者.
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护民族经济权益,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非统组织在1972年第九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非洲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特别是沿海的渔业资源拥有永远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议.
1973年第十届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庄严宣布非洲国家原则上尊重把领海定为12浬的做法;承认每一个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范围外建立200浬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并确认非洲内陆国家有权进出海洋,在不损害沿海国家领海主权的条件下维护航行自由制度,成立国际渔业机构或规定普遍接受的渔业管理原则,以限制公海捕鱼活动对沿海国家领海内和经济区渔业的有害影响.
在1976年第十三届首脑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
所有这些决议和主张,都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实行地区经济合作非洲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的艰巨任务.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非洲各独立国家都根据本国的条件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全部或部分收回原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矿、农牧、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企业,逐步实行国有化,或交由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等.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再加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非洲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生产管理、流通、运输等方面都感到力不从心.
而对某些涉及几个国家利益的有关的建设项目,也需要有关国家通力协作才能完成.
所以,独立以来的实践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在经济上造成的恶果,改变原来非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发展民族经济,非洲国家不仅要有适合本国的建设方针,而且要加强相互间的协作,建立地区经济合作关系.
非洲国家的这一思想,在有关的国际会议上得到阐述与确认.
早在1964年,由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第一次贸易和发展会议专门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贸易和发展问题.
1973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届首脑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非洲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1974年4月召开的联大第六届特别大会上,由于有非洲国家参加的77国集团的努力,通过了这个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同年12月,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了发展中国家起草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
1979年2月,77国集团召集的第四次部长会议通过了《阿鲁沙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领》,重申团结和集体自力更生的精神,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集体自力更生的关键因素".
也就在这一年,第十六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蒙罗维亚宣言》,提出了非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进入198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加紧制订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各种形式的合作.
1980年4月1日,南部非洲九国在卢萨卡通过了《南部非洲向经济解放迈进》的宣言,正式成立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决定加强九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摆脱对南非的依赖,建立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
同年4月28—29日,非统组织在拉各斯举行了第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通过了《为实施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而采取的行动计划》(简称《拉各斯行动计划》)和《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最后文件》,确定了在2000年前非洲国家经济合作的远景规划.
这个规划的前10年,除了加强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合作组织、逐步实施合作项目外,再建立一些新的组织,以实现非洲各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后10年,通过全非范围内协调经济、财政、货币、贸易等方面的计划和政策,逐步促使各地区经济集团走向联合,最后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建立全非的共同市场和非洲经济共同体.
1984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届首脑会议在着重讨论了非洲国家的经济问题,通过了《关于非洲经济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非洲特别基金会的决议》和《关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的决议》.
非洲国家经济合作的兴起,除了非洲国家主观愿望外,还有客观的需要.
一是扩大非洲内部市场的需要.
非洲大陆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小国多,大国少.
绝大多数国家的面积不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在2500万以上的只有4个国家.
非洲国家独立后,人民生活虽有改善,但总的来说仍然十分贫困.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1980年人均收入在最低标准330美元以下的国家有32个,其中非洲就占22个.
因此,非洲国家间只有实行经济合作,才能开辟和扩大非洲内部市场,克服单个国家市场狭窄的缺陷,有利于改变非洲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垂直市场关系,并促进非洲各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
二是改变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状况的需要.
长期以来,整个非洲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极不发达.
以铁路交通为例,到1978年,整个非洲铁路总里程只有9.
5万公里(其中2.
3万公里在南非境内),仅占世界铁路里程的6%.
还有11个国家根本没有铁路.
此外,这些铁路大部分都是原宗主国为掠夺非洲当地的农业和矿藏资源而建造的,路轨型号不一,各国之间铁路联系很少.
再就航空运输和电讯而言,由于原殖民主义造成的割裂状态,即便是相邻的国家,其航空运输和电讯联系也必须通过宗主国中转.
例如,从扎伊尔乘飞机到邻国坦桑尼亚,需先飞往伦敦,然后再从伦敦飞往坦桑尼亚.
扎伊尔和刚果是隔河相望的邻国,从两国首都乘船到彼岸只需10分钟,但从金沙萨打电话到布拉柴维尔却要通过巴黎转接,而从布拉柴维尔打电话到金沙萨则要布鲁塞尔转接.
这种状态严重妨碍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发展,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通过集体合作才能达到.
三是共同开发和利用水力资源的需要.
非洲是一个水力资源丰富的大陆.
尤其是几条大河,如尼罗河、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等,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水力资源.
然而,这些大河都流经数个国家,只有有关国家通力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四是改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经济关系的需要.
非洲国家独立前其经济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掠夺.
独立以来,这一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这主要表现在至今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根本改变殖民时期发展一种或几种经济作物和矿产品的状况,表现在非洲国家建设资金借贷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没有摆脱单一经济产品的状况,在对外贸易上,非洲国家基本上仍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近90%的出口销往西欧、北美和日本,而在非洲国家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中近80%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恣意压低非洲国家出口的原料价格,抬高其工业制成品价格,使非洲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遭受巨大损失.
1980—1982年,非洲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了24%,矿产品下跌了17%.
1979年,坦桑尼亚只要卖掉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就可以换回一辆卡车,而到1980年就要用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来换取.
1980—198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不等价的贸易中收入减少近50亿美元.
而由于建设资金的借贷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免不了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
垄断资本家向非洲国家借贷是以高额利润为前提的.
在整个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官方对非洲国家贷款的平均利息率增加了一倍多,贷款期限缩短了50%,优惠贷款减少了30%,援助的比例从46.
3%降低到16.
7%.
因此,不少非洲国家只好从私人商业银行贷款,而私人贷款一般都是期限短、利率高,因而增大了非洲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使债务不断扩大.
1973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是171亿美元;1982年达1009亿美元,大约增加了5倍;而到1986年,非洲的外债就高达2037亿美元;1990年外债达2717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国家生产总值的90%.
非洲国家每年付利息210亿美元,相当于出口收入的30%.
这种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此相反,西方垄断资本家却获得了巨额利润.
例如,1981年,西方发达国家向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为103.
4亿美元,而利润流出却高达239.
2亿美元,是直接投资的2倍多①.
为改变与西方国家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关系,非洲国家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成效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更加有意识地把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南南合作作为自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能增强自己在与发达国家对话中的地位.
正如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1981年7月在南部非洲协调会议第二届首脑会议上所说,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条件下,"单个分散,我们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经受住世界经济风暴的冲击;联合起来,我们就能经受住考验.
单个分散,我们将成为牺牲品;联合起来,我们就能顶住企图搞垮我们经济、破坏我们政治制度的任何人的压力.
单个分散,我们将停滞或爬行;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加速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非洲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实行地区合作,不仅是由于有关国家地域相连,自然条件相似,而且是由于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同样任务,但彼此国力都很单薄,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
只有通过合作,非洲国家才能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逐步摆脱对西方垄断资本的依赖,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谈判和斗争的力量,从而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
三、经济合作的类型、成就和前景自1960年代兴起以来,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0年代,这是初创阶段,在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都出现了合作组织,其中包括对原宗主国所控制的组织进行改组.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这是蓬勃发展阶段.
特别是在1973年非统组织提出的"集体自力更生"口号的鼓舞下,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组织日益增多,现有非洲国家间各类合作组织大多建立于这个时期.
第三阶段从1980年代初开始,这是各类合作组织巩固、充实和提高阶段.
进入1990年代后,非洲国家在《拉各①见苏联《今日亚非》杂志,1984年第4期,第57页.
斯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作为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根本手段,从而使相互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巩固、充实和提高的阶段.
目前非洲国家之间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共有44个,参加者包括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非洲经济合作组织按其任务和作用,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经济共同体.
这是当前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高级形式.
它旨在通过贸易、关税、货币、金融、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电讯、能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合作,逐步达到经济一体化.
这类组织包括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区国家经济共同体、马诺河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东部和南部非洲特惠贸易区会议、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非洲—毛里求斯共同组织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埃及—苏丹—体化组织等.
二是原料生产国与出口国组织.
这类组织不受地理限制,是非洲国家为协调原料生产计划、共同制定原料生产政策和争取提高原料出口价格的合作机构.
这类机构包括非洲国家咖啡组织、非洲油料生产国组织、非洲林业经济与木材贸易组织、非洲花生理事会、非洲牲畜和肉类经济共同体、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丁香市场组织等.
此外,有些非洲国家还参加了跨洲的世界性的原料生产或出口国组织,如铜出口国联合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铝土协会、国际咖啡组织、可可生产者联盟等.
三是专项合作组织.
这类组织都是为某些特定的经济发展项目而成立的,其中多数为开发和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冈比亚河开发组织、尼日尔河开发组织、非洲水利研究会、西非水稻协会和乍得湖盆地委员会等.
有的是为了专门对付或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如非洲抗蝗国际委员会、萨赫勒地区抗旱委员会等.
四是金融合作组织.
这类组织主要是银行和发展基金两种机构,有全非性的,也有地区性的.
全非性的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主要是为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贷款,帮助非洲各国制定发展总体战略,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以便实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地区性的机构如西非货币联盟①,其宗旨是统一成员国的货币,在银行和信贷方面采取共同的基本政策.
联盟设有两个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和西非发展银行.
前者发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取代原来在这些国家流通的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行址设在达喀尔;后者主要帮助实施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协助自然条件最不利的国家实施发展计划,行址设在洛美.
基金会的组织较多,据联合国发展会议统计,到1989年,非洲各类基金组织有20个,主要是非洲开发银行所属非洲开发基金会、西非共同体所属共同开发基金和借贷互助保证基金等.
基金会主要是向有关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提供优惠的贷款,有时还补偿有关国家之间贸易出口收入的损失,支持某些国家疲软的货币等.
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仅已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在不同方面推动非洲各个地区以至整个非洲经济的发展.
这些合作组织在减轻关税、扩大贸易、改善交通运输、交流科技、协调工农业发展以至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①西非货币联盟成立于1962年5月,先后参加的有毛里塔尼亚、贝宁、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多哥.
该联盟的总部开始时就设在巴黎.
在各类经济合作组织中,经济共同体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
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
该共同体成立于1975年7月,先后参加的有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冈比亚、加纳、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等16个国家.
其领土面积为610万平方公里,占非洲面积的1/5;人口1.
9亿(1988年),约占目前非洲总人口的1/3,是当前非洲最大的共同体组织.
根据共同体成立时签署的《拉各斯条约》中有关1989年前成员国间逐步降低和取消关税的规定,目前各成员国之间基本上取消了关税和贸易壁垒,实行产品贸易自由化.
由于这一进展,共同体内部贸易额明显增加.
在共同体成立后的头5年,即1976—1980年,共同体内的贸易额就由4.
78亿美元增加到10.
56亿美元,扩大了一倍多.
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在其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也由3.
1%增加为3.
9%.
在联合开发矿藏资源方面,1980年代已搞了两个重要项目.
一个是由多哥、加纳、科特迪瓦三国联合投资3亿美元,共同开发多哥石灰石矿,为这三国生产水泥提供原料.
另一个由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三个西非国家与印度等有关国家共同投资3亿美元,开采塞内加尔的磷酸盐矿.
1984年投产后,所产化肥优先供应西非国家.
在人员往来方面,根据共同体《成员国人员自由往来、居住和从事职业权利议定书》的规定,自1980年7月起,各成员国的公民在无需签证的情况下,可以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居住三个月.
共同体所属基金会也发挥作用.
基金会创始资本为5000万美元,法定资本为5亿美元,为建设本地区电讯系统,已投资近5000万美元.
近些年,基金会还拨款建设和改善共同体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网络.
共同体还为有关国家建设新学校,以培养所需人才.
作为共同体组织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就也十分显著.
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4月,成员国有安哥拉、博茨瓦纳、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斯威士兰、莱索托、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主要目标是建立平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各国的和地区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通过协同行动,争取国际合作,减少在经济上对南非的依赖.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先后已提出100多个建设项目,重点是扩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港,恢复和改善铁路系统,建立各国间的微波联系,以利于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货物进出口.
成员国还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以尽快摆脱对南非的经济依赖.
有些成员国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之间,还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制度.
在当前非洲国家资金、外汇短缺,而西方国家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以货易货的贸易制度对拓展非洲国家间贸易多样化,增加贸易额是有益的.
在专项合作方面,进展较大的是塞内加尔河的开发协作.
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成立于1972年5月1日,由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三国组成,总部设在达喀尔(1982年该组织第七届首脑会议决定将总部迁往圣·路易市).
其开发的原则是:灌溉、能源和航运综合利用.
主要开发计划包括:修建迪亚马水坝(塞内加尔境内)和马南塔利水坝(马里境内);在塞内加尔河两岸开垦农田,修建灌溉渠;疏通河道,修建港口和沿河停泊站,在马南塔利水坝修建发电站等.
塞内加尔河开发工程所需巨额资金,主要依靠外援.
目前,建造两座水坝的5亿美元资金已筹集到手,工程正在顺利进行.
整个计划完成后,可灌溉37.
5万公顷土地,每年发电量为8亿度,从塞内加尔河口到马里的卡伊将全年通航,原来塞内加尔河流域不发达的状况将大为改观.
在金融合作方面,非洲开发银行成绩显著,在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提供优惠贷款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
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4年,起初有资本3亿美元,1979年增加到63亿美元.
1964—1980年,该银行向非洲国家的460个项目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并且把其中45%的贷款用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公路、铁路、能源和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982—1986年又向非洲国家提供73亿美元的贷款,其中33%用于发展农业,着重解决非洲的粮食问题.
为了扩大资金来源,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1982年5月,该行第十八届年会修改了不吸收非洲以外国家为成员国的决定.
该行股本由原来非统组织成员国扩大到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
到1985年5月,该行成员国已达75个,其中非洲以外国家为25个.
在货币合作方面,根据西非货币联盟成立时的宗旨,其成员国科特迪瓦、尼日尔、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贝宁和多哥已实行货币统一,共同使用由联盟所属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取代了原来在这些国家流通的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
此外,参加中非经济和关税联盟的喀麦隆、中非、刚果、加蓬、乍得和赤道几内亚也实行了货币统一,共同使用联盟所属中非国家银行发行的中部非洲金融合作法郎.
货币的统一便利了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还有一个成就,那就是推动了地区防务合作.
从1970年代开始,超级大国在非洲的激烈争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的袭扰,加剧了非洲大陆的不稳定性.
它使非洲国家深切感到,没有安定就没有发展,没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就难以实行持久的经济合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77年,西非经济共同体(1974年1月建立,由法语非洲国家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贝宁、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组成.
)成员国与多哥签署了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1978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到1981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又通过了防务互助议定书,规定共同体根据紧急需要可建立一支干预部队,以帮助成员国反对外部侵略,也可以应某个成员国要求而协助其处理内部问题.
至于像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埃及—苏丹一体化组织和非洲—毛里求斯共同组织等,从其成立的那天起,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从上述成就可以看出,非洲国家间地区经济合作已取得了较大进展,正在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力.
不过,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非洲国家间地区经济合作毕竟起步不久,尚处于低级阶段,还存在一些妨碍进一步发展的弱点和障碍.
单一经济结构的存在和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是妨碍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障碍.
非洲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是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
独立后变化不大,至今绝大多数国家仍靠一两种农矿初级产品作为出口的主要收入.
例如,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16个成员国中,有5个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靠花生,有4个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靠可可,而其他成员国一般也都生产花生和可可.
这样,要推销这两种产品,只能依赖共同体以外的市场,其中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
在工业上,非洲国家一般只能从事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如罐头、啤酒、卷烟、纺织和手工艺品等,相互间的贸易量也不大.
所需其他工业品和设备,基本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
非洲国家间要增加横向贸易,显得十分困难.
非洲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彼此存在着经济利益的矛盾,这是妨碍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又一障碍.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着沿海的和内陆的巨大差别,气候、降雨量和资源储藏量等条件也各不相同,还有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差别,其中包括独立以后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影响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在合作过程中,有的国家对本国眼前利益较重视,而对别国利益不够重视,致使相互间发生利益纠纷.
在这方面,东非共同体是一个例子.
东非共同体成立于1967年12月,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
其中肯尼亚的工业基础较好,发展水平较高.
所以,在三国贸易中,肯尼亚总是处于顺差地位,每年顺差额高达5000万到1亿美元.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多次要求在共同体内权力与利益平等,特别是要求贸易平衡,而肯尼亚则认为这是坦、乌两国有意在贸易上设置障碍,会损害本国的利益,内部矛盾因此日益加剧.
从1970年起,三国首脑会议不再举行,重大问题无法作出决定.
1974年,肯尼亚首先接管共同体所属的铁路公司.
接着,坦桑尼亚、乌干达也接管共同体在本国的公司企业.
1977年,三国相继建立本国关税机构.
东非共同体已不复存在.
再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
在该共同体中,尼日利亚不仅地广人多,石油资源丰富,而且工业较发达,被认为是非洲经济大国.
尽管尼日利亚一再声明在共同体内奉行平等互利政策,但其他成员国还是存有戒心.
实际上,在共同体经济发展先后次序上,尼日利亚与多数成员国之间就存在着分歧.
尼日利亚多方强调要首先消除共同体内的关税壁垒,加强贸易往来,以便为它的工业品在共同体内打开销路.
而其他成员国担心这样会加强尼日利亚的地位并危及自己的利益,因而主张优先在农业、工业、交通、能源方面进行合作.
而以科特迪瓦、塞内加尔为代表的六个法语国家,则把主要力量用来加强没有尼日利亚参加的西非经济共同体的发展上.
资金和技术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妨碍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顺利发展的另一障碍.
非洲多数国家财政困难,发展经济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这不仅使非洲国家债台高筑,也使得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易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
以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为例,该组织为了摆脱在经济上对南非的依赖,把改善和发展交通运输系统放在首位,拟订了100多个项目的庞大计划,所需资金约24亿美元.
西方发达国家虽答应提供援助,但各有各的打算和条件.
美国早在1981年8月就声称,援助是可以的,但希望该组织不要成为政治性的组织.
欧洲经济共同体虽也愿意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但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加入该集团作为前提,以便把协调会议的所有成员国都纳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势力范围.
由于技术力量的缺乏,非洲国家在许多经济发展项目中,对技术的选择和利用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决定,有些技术并不适合非洲国家的情况和需要,非洲人也很难从中得到训练.
在技术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依赖,影响了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进程和发展的速度.
多种货币的存在,也是妨碍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
目前,非洲国家间各经济合作组织除了西非货币联盟、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内部各自有统一的货币之外,其余的大都货币种类繁多,在本地区贸易中不能起支付作用,并且多数不能自由兑换硬通货.
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16个成员国,但使用的货币就有11种,其中只有非洲法郎、利比里亚元等4种货币可以兑换硬通货,加上多数国家外汇比较短缺,因此即使共同体内完全取消关税,要发展自由贸易仍会因支付问题而受到限制.
为了减少贸易中的货币障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还专门成立了西非结算局,用记帐的办法代替现款支付.
这对促进共同体内部贸易有一定的作用,但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此外,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不一、边界纠纷和难民问题等,也影响到非洲国家间地区经济合作的巩固和发展.
东非共同体的自行解散,除了成员国之间经济利害这一矛盾之外,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不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6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共同签署合作协定,成立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至今仍未被有关国家批准.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把九个法语国家、五个英语国家和两个葡语国组合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由于成员国之间政治见解的不同,致使共同体在有些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见.
如该共同体在1981年签订防务议定书时,就有三个国家持反对立场.
从1960年代以来存在的非洲难民问题(一些难民从事反对所在国政府的活动,另一些难民以所在国为基地从事反对原住国政府的活动),往往造成非洲国家之间甚至某一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发生冲突.
至于边界争端,更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相互间发生纠纷以至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非洲国家间的地区经济合作从1964年第一个组织成立起,已走过了20多年不平坦的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前进,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
实践证明,非洲国家只要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坚持"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团结协作、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经济合作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自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以来,非洲一直是个边界争端频繁、民族纠纷迭起的大陆.
在以往殖民者主宰非洲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边界争端,解决的办法不是政治讹诈就是兵戎相见,结果不仅旧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而且又产生新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非洲的崩溃,民族独立国家一个个在非洲大陆出现,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尤其是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后,非洲国家在解决相互间边界争端时越来越重视和平谈判和协商的办法,其中非统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非统组织成立于非洲民族国家边界冲突频繁激烈之时,这就要求它为解决边界冲突提出原则和策略.
根据非洲民族国家边界形成的历史和现状,非统组织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改变非洲国家边界,把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
这一思想在1963年5月非统组织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就得到了反映.
1964年7月召开第二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时,正式通过了关于非洲边界不得改变、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决议.
决议中说:"考虑到边界问题是一贯造成不和的重要因素,意识到存在着来自非洲之外旨在分裂非洲国家的行径,还考虑到非洲国家的边界独立时已经形成",因此,"会议郑重声明,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非洲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如果有关国家一旦因边界发生纠纷,就应通过"和平方式并完全是在非洲范围内解决"①.
正是依据非统组织确定的"尊重边界现状,和平解决争端"的①IanBrownlie,AfricanBoundaries(《非洲边界》),London1979,pp.
10-11.
原则和策略,自1960年代以来,非洲民族国家在解决殖民时代遗留下的边界争端问题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为了说明非洲国家在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上的不断进展,这里有必要对非洲国家边界的形成和边界形成后为何引起争端作一论述.
古今国家边界之形成,其种类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形成的以山川、湖泊、沙漠、荒原为界,称天然的边界;另一类是通过订立条约而确定标志,称人为的边界,或政治边界.
不过,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增长,所谓天然边界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可以划定的边界.
天然边界已成为人们强加于大自然的界线.
非洲国家边界的形成是人类历史这一情景的具体表现.
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之前,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某些轮廓线模棱两可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分开的,不存在划定属于哪个国家权限的地区界线.
这种情况是由这样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非洲地广人稀,即使一些组织结构比较完善的国家,如埃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其中央政权也只能在一个较为有限的区域内行使职能,不可能有为边境土地而与邻国争吵的问题;其二,非洲各民族多数以游牧打猎为业,为寻求水源、牧场和猎区,要经常迁徙,这就使得边界概念反而显得多余.
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地区早先就不存在任何明确的界限,那时它们各自的"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沙漠地区是对人员和部落行使的,而不是对构想出来的领土行使"①.
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在非洲,人们对于"边界"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根本没有②.
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西方列强按照自己的实力和利益把非洲大陆人为地划成条条块块,竖碑立界,就使非洲大陆原先模棱两可的自然疆界变成明确固定的人为边界.
西方列强在非洲占领的起初是零碎、局部的地区,相互间一般不发生矛盾.
但从1870年代起,随着占领范围的日益扩大,相互间的矛盾也产生了.
为了减轻并缓和矛盾,1884年11月,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主持下召开了柏林会议.
经过激烈争吵,1885年2月,与会者签订了一项总决议书.
它规定,以后任何国家在沿海占据领土,必须通知全体列强;占据沿海便可以得到内地的一份权利;一切领地的兼并必须伴随以实际占领,否则无效.
继柏林会议之后,西方列强又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例如,1890年的英德协定,1891年的英葡协定,1894年的法比协定,1898年和1904年的英法协定等等.
这些协定都以分赃的方式解决相互间的领土争执,确定彼此殖民地的边界线.
在当时对非洲地形测量不足和对非洲内地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除了以某些河川、湖泊和山脉等作为边界以外,还采用了如下几种方式:第一,以表示地球表面方向的经线、纬线为殖民势力范围的边界线.
例如,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的边界线,基本上是以东经25度线为界,而埃及与苏丹之间的边界线基本上是以北纬22度线为界.
又如,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南非(阿扎尼亚)之间的一部分国界线,是以东经20度为界,而南纬22度①IanBrownlie,op.
cit.
,p.
55.
②直到今天,非洲有些地方的民族对边界概念仍十分淡薄.
例如生活在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的马萨伊族,他们常年游牧于边界两侧,也不分国籍.
马萨伊人常说,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线则构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700公里的边界线.
第二,以两地之间的几何直线或曲线为边界线.
马格里布诸国在大陆上的国界线和撒哈拉以南各国的大部分国界线,基本上都是使用这种直线或曲线形成的.
以尼日尔的边界为例,在划定南部边界即尼日尔—尼日利亚边界问题上,1890年8月5日的英法协定就曾把从萨巴到巴罗阿①之间的直线作为边界线.
只是由于这条线在横穿时涉及到某些交通线和经济区划,后来又经英、法多次协定②,才形成了今日以许多不同点之间的直线或曲线连接的尼日尔—尼日利亚的边界.
尼日尔和达荷美(今贝宁)之间的边界被规定为从加亚东南20公里的一个点为起点,沿着尼日尔河约125公里直到梅克鲁河河口,继而沿梅克鲁河直到约100公里的地为止.
尼日尔与上沃尔特之间的边界被规定为北起古纳山,经卡比亚浅滩,到通格通格天文座标,然后折向东南,穿过特腊—多里小道,到塔奥天文座标,直到博索邦古以北10公里的西尔巴河③.
尼日尔与马里之间的边界,在尼日尔的特腊行政区和马里的安松戈之间基本上是由古纳山到拉贝藏佳的直线构成.
继之由拉贝藏佳到安德兰布坎,再由安德兰布坎经过费林格北面的最后一个村庄蒂格塞芬以北,溯阿兹哈尔河谷而上,直达埃坦博沼泽地,再由此正北方向到北纬19度以北40公里的地方,即同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界的交叉点为止的边界,基本上也是由直线构成.
至于尼日尔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边界,则被规定为从这个交叉点开始,一直到位于格赞以南15公里的一个点,再以这个点折向因阿扎瓦以北15公里的一点,一直伸到同利比亚边界相交的一个点.
这点是东经12度与北回归线的交叉点,确切的名称是1010号点(即加雷特·德鲁埃特·杰梅尔).
尼日尔与利比亚的边界是由1898年6月14和1919年9月12日的法意协定规定的,即西部自1010号为起点,沿东南方向作一倾斜线,直至图木.
然后又自图木起,按照习惯上的一条直线,直到乍得与利比亚相交的那个点,即北纬23度和东经15度的相交处为止.
至于尼日尔的东部边界,从尼日尔—利比亚—乍得的共同边界点起,直到科马杜古约贝河河口,基本上是由不同经纬度的交叉点之间的直线构成①.
第三,以互换领土的办法形成边界线.
例如,英属塞拉利昂西北部边界就是英国殖民者将科纳克里附近的洛斯群岛让给法国,换得法属几内亚部分领土后形成的.
又如,马拉维的北部边界是1890年7月英国以赫尔戈兰岛换来德国的让步形成的②,南部边界则是英国为了取得马尼卡兰③而把一片土地让给葡萄牙殖民者的结果.
帝国主义殖民者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边界虽有这些不同的方式,但在实际运用时都以各自的利益为依据,以各自的实力作后盾.
这就决定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边界的过程中必定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①巴罗阿在乍得湖西岸,科马杜古约贝河以北25公里处.
②这些协定包括1898年6月14日的巴黎协定、1904年4月8日的伦敦协定、1906年5月29日的伦敦协定和1910年1月31日的伦敦协定.
③IanBrownlie,op.
cit.
,p.
474.
①IanBrownlie,op.
cit.
,pp.
127,129130,609610.
②在此之前,德国控制了从松奎河到南纬11度的尼亚萨湖西北方向的地区.
1890年7月由于英国把赫尔戈兰岛让给德国,德国就把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非洲几个重要领地让给英国.
③现在是津巴布韦的一个组成部分.
胁.
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殖民者是以自己侵略势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作为自己殖民势力范围的边界.
经过帝国主义间的激烈争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大陆50来个国家地区的边界已基本上形成.
这些国家地区的边界总长达4.
64万公里.
其中按经线或纬线划的边界占44%,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的占30%,由河川、湖泊和山脉构成的占26%.
结果,原先非洲国家的传统边界被破坏了,各民族的聚居区域被破坏了.
昔日属于同一的民族,现在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昔日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现在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相互变成外国人.
在撒哈拉以北非洲,阿拉伯人的居住区被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分占.
在西非广大地区,许多民族聚居区域被弄得四分五裂.
例如,原先由于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因素,西非尤其是几内亚湾沿岸地区,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经济区划一样是东西方向延伸的.
但帝国主义者划定这个地区势力范围边界时,却主要是南北向,即从海岸至内陆的垂线来划分的,几乎都是相当生硬的几何线,或者是顺沿一些绝少符合当地民族分布的河流分水岭等.
其结果就使这一带民族聚居区域比非洲其他地区更加支离破碎.
如富尔贝人有80万被分在法属几内亚,28万分在塞内加尔,11万分在葡属几内亚,还有一部分人分在英属冈比亚和塞拉利昂.
埃维族有50多万人被分在英属黄金海岸,30万人分在德属多哥,20万人分在法属达荷美.
卡努里族地区分别划入法属尼日尔、英属尼日利亚和法属乍得.
还有曼丁哥族、豪萨族、莫西族、约鲁巴族等,都活生生地遭到了割裂.
在非洲南部地区,许多民族聚居区域和国家也被弄得支离破碎.
例如,马拉维族被分割在英属尼亚萨兰、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大陆部分)、葡属莫桑比克和英属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隆达王国①被分割到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和英属北罗得西亚;刚果王国②被分割到法属刚果、比属刚果和葡属安哥拉.
其他如恩戈尼族、尧族、马塔贝莱族、马肖纳族等,也都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在非洲东北部,索马里族聚居区域被分割成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英属肯尼亚的东北地区.
千年古国埃塞俄比亚,由于意大利侵占厄立特里亚,成了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
上述事例说明,在帝国主义者划分势力范围边界的过程中,由于非洲许多民族的聚居区域被分割,一些国家的传统边界遭破坏,导致许多国家的边境地区出现了外来民族问题,出现了少数民族问题,产生了维护民族统一与巩固国家边界安全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同时,用经、纬线划分边界的方法,在地图上标出容易,但用地形测量图线表示却很困难.
这就使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无休止的边界争端和民族纠纷.
帝国主义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时的人为边界,是当代非洲国家边界争端和民族纠纷的总根源.
从历史上看,由帝国主义的人为边界所造成的非洲国家的边界争端,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帝国主义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开始到大多①隆达王国是帝国主义殖民者在非洲大陆划分殖民边界前夕南部非洲最大的一个国家.
它的版图从宽果河上游起直到赞比西河和卢拉巴河的各支流.
②刚果王国的领土东到宽果河以东,南到罗安达,西濒大西洋,北越过刚果河下游以北地区.
数民族国家独立之前;第二阶段,从非洲大多数民族国家取得独立直到今天.
边界争端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地、保护国与非洲民族国家、土著居民之间进行.
争端都由帝国主义者挑起,并以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而结束.
由于非洲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撒哈拉以南地区,所以这一阶段能在边界问题上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主要是非洲北部地区的国家.
在马格里布地区,法国殖民者征服阿尔及利亚以后,为了变摩洛哥为自己的殖民地,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境地区经常制造磨擦事件.
在摩洛哥的要求下,1901年,法国与摩洛哥在拉拉—马尔尼亚缔结了一项条约,详细规定了从海岸至特尼埃萨西之间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界线.
关于特尼埃萨西以南地区,即撒哈拉,条约仅指出两个主权国家对各自的臣民行使权力,依什和菲吉格两个村民点为摩洛哥属地,其他村民点由阿尔及利亚管辖.
位于这些村民点以南的领土,条约规定:"由于无人居住,没有必要划定边界.
"①但过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利用其经济优势和军事实力,单方面把行政管理权扩展到这些村民点以南地区,从北纬32度向南扩展到北纬27度以远,占领了图瓦特绿洲,继之又占领了廷杜夫.
法国殖民者为了使摩洛哥承认这一事实,1912年划了一条从特尼埃萨西到科隆布—贝沙尔地区之间的边界线,即所谓"瓦尼埃线".
直到1928年,摩洛哥才被迫承认"瓦尼埃线"为行政和税收的边界线.
在东北非,索马里族居住区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被分割成五个部分.
欧加登地区划归埃塞俄比亚主要是英国的主意.
1897年,英国为了不让埃塞俄比亚支持当时蓬勃高涨的苏丹人民抗英斗争,双方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英国答应把欧加登地区交给埃塞俄比亚.
但在这个地区的边界划定后,英、法、意三国又总想以牺牲埃塞俄比亚领土的办法来维护和扩大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地盘.
特别是意大利,为了侵占埃塞俄比亚的领土,接二连三鼓动边境地区牧民在需要牧场和水源的时候,任意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地界,并且由意属殖民地的边防部队提供武装保护.
英国为了把意大利的扩张矛头引向埃塞俄比亚,以保护自己在肯尼亚的利益,1925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协定,英国承认并答应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取得经济势力的要求,意大利则答应支持英国获得一块租借地,以便在塔纳湖建立拦河坝.
三年以后,英意两国又签订了一项永久和平与同盟条约,这就更助长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边界的进犯和领土的蚕食.
到1930年,双方在具体划分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上出现了严重对立,终于导致1934年在瓦尔瓦尔地方的严重军事冲突.
由于意大利使用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埃塞俄比亚军队被迫从边界后撤.
接着,意大利就作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准备.
1935年,意大利公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占领了包括欧加登地区在内的整个埃塞俄比亚.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当局与土著居民在边界问题上的纠纷也经常发生.
只是由于当时土著居民处于无权地位,这样的纠纷一般不为外界所知.
例如,根据1904年条约划定的英属黄金海岸和德属多哥殖民地的界线,达戈姆巴族居住区被分成两半,达戈姆巴族为此提出了抗议.
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带重新划界时,达戈姆巴族居住区才得到统一.
然而就在这重新划界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原德属多哥的埃维族居住区又被分割①IanBrownlie,op.
cit.
,pp.
70-71.
开,分属于英、法两个委任统治地.
埃维族对这种分割也提出了抗议.
但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托管地,他们才被允许正式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洲民族的日益觉醒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非洲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宝座一个个相继倒塌,民族独立国家一个个陆续出现.
但是帝国主义殖民者埋下的边界争端的祸根仍没有消除,边界冲突事件仍不断发生.
所不同的是,过去边界争端主要发生在殖民地当局与非洲民族国家、土著居民之间,而现在主要发生在非洲民族国家之间;过去边界争端的解决是靠强权政治,使用武力,而现在强权政治、武力因素虽不时也起作用,但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
非洲民族国家间的边界争端首先表现为,有些民族国家主张改变殖民时期划分不当的人为边界,有些则主张维持殖民时期的边界.
这种矛盾情况存在于独立后的许多国家之间,其中尤以马格里布地区最为突出.
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主要存在于撒哈拉地区.
摩洛哥于1956年独立后,就多次提出要求调整与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地区的边界问题.
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摩洛哥马上承认它是唯一能够讨论边界问题的权力机构.
1961年7月6日,双方缔结了一项关于边界问题的秘密协定.
协定规定:"摩洛哥国王陛下政府重申无条件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承认,因法国武断强行划界而造成的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将通过摩洛哥王国政府和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之间的谈判加以解决".
"为此目的,两国政府决定成立一个阿—摩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本着马格里布友好和团结的精神,尽快举行会议,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重申,通过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谈判可能缔结的任何协定,在涉及阿—摩领土划界上,不应当使摩洛哥受到损害.
但是,自1962年7月2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之日起,在两国存有争议的科隆布—贝沙尔地区的哨所附近多次发生冲突.
两国还因此互相攻讦.
只是由于非洲有关国家元首的多次调解①,双方才于1963年10月30日签订了停火协定.
1964年2月20日,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下,双方签署了一项新协定,划定了非军事区.
1967年11月,双方通过多次会议,在伊夫拉恩签署了一项团结、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双方在发生争端时保证不诉诸武力,并同意将悬而未决的问题交给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委员会.
1970年5月成立了一个双方人数相等的边界委员会,以调整不合理地段的边界线.
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发生边界争端的同时,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之间的边界争端也发生了.
与摩洛哥一样,1956年突尼斯独立之后,也多次提出调整与阿尔及利亚在撒哈地区的边界.
突尼斯提出调整的主要理由是,两国在撒哈拉地区的边界从未划定过,现在有必要加以调整.
但法国当局却答复说,突尼斯在独立前已同意接受现有的边界.
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界摩擦事件不断发生.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由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边界争端加剧,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界问题退居次①从1963年10月30日起,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界冲突进行调解的非洲国家元首先后有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埃及总统纳赛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和马里总统凯塔等.
要地位.
在1967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签订伊夫拉恩条约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正式举行了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并于1968年4月16日签订了边界协定.
根据协定,确立了从比尔罗马恩到圣堡之间250公里的分界线.
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撒哈拉地区的边界线一样,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这条边界线基本上继承了法国殖民时期的划法.
非洲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还表现在有些国家主张被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按民族统一的国家重新划定边界;而被当作改变边界目标的国家则竭力反对这一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是对邻国的领土扩张,要求尊重现实,维持边界现状.
这种争端在非洲东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都发生过,而以东北非地区最为突出.
非洲东北部地区的索马里族是非洲各民族中遭受帝国主义瓜分之害最深的民族之一.
经过索马里族人民的各种斗争,1960年7月,前英属索马里和前意大利托管地终于取得了独立,组成了索马里共和国.
它对边界对面的索马里族居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境内和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族居民,要求从自己的所在国分离出来,与索马里共和国合并.
正如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①的索马里族政党——人民进步党在1962年3月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所说,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作弄我们的命运.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同自己的兄弟分离.
我们拒绝'巴尔干化'.
我们属于一个单一的索马里民族.
索马里语是我们的语言,……伊斯兰教是我们的文化,游牧生活是我们生存的方式.
我们不仅要摆脱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实施的陈旧的殖民管辖,而且还要同自己的兄弟合并,同他们一起,我们将会建立一种适合于我们生活习惯的行政管理方式".
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境内索马里族居民的这一要求,索马里政府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
1962年8月,索马里新闻部长希拉维在谈到索马里政府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境内索马里族居民的政策时说:"我们有帮助我们的人民重新统一的宪法义务,我们不应逃避这种义务.
"②而埃塞俄比亚和当时尚未正式独立的肯尼亚当局③则采取反对的立场.
这样,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不过半年,就卷入了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之间的严重边界争端.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丹奴特发生冲突,边境上的索马里族居民死伤100多人,索马里国内举行了反对埃塞俄比亚的游行示威.
双方互相指责和攻讦.
与此同时,索马里与肯尼亚的边界关系也很紧张.
1962年2月,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族居民拒绝参加立法委员会的选举.
同年9月,在肯尼亚新宪法会议上,索马里族脱离肯尼亚的要求遭到否决,索马里族的代表退出了会议.
到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成立大会时,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更加对立.
索马里总①"北部边境地区"(NorthernFrontierDistrict),原属肯尼亚的北方省,在1963年肯尼亚重新划省区后,这一地区单划为北方省.
②1960年7月1日通过的索马里宪法第四项规定:"索马里共和国将通过合法的和和平的手段努力实现索马里的领土统一,并促进非洲和穆斯林人民的团结".
希拉维的这段话引自维·德莱斯达尔:《索马里的纠纷》,伦敦1964年,第120页.
③肯尼亚正式宣布独立的时间是1963年12月12日.
统欧斯曼在提请出席会议的元首们关注他的国家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之间的边界争端时指出:"历史表明,非洲统一的最大障碍,来自殖民主义强国在非洲大陆重要地区强加的人为边界.
我们曾目睹一些部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整体,后来是怎样被四分五裂的.
"在谈到索马里国家边界问题本身时,欧斯曼指出:"我们问题的起因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的目前整个边界线穿过我们游牧民族传统使用的牧场.
""我们不能期望共和国的人民对他们兄弟的呼吁无动于衷.
……索马里政府迫切要求与索马里共和国毗邻的索马里族居住区实行自决.
"欧斯曼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代表的强烈反感.
埃塞俄比亚首相沃尔德指责索马里政府的政策损害了埃塞俄比亚的利益.
他否认埃塞俄比亚占领索马里的领土,并要求所有非洲国家应当尊重非洲领土的现状.
他说:"我们应当尊重地图和已划定的边界,不管老殖民主义者划的边界是好是坏.
"肯尼亚代表团用备忘录的形式,对索马里总统的发言作了回敬.
备忘录指出,"北部边境地区"是肯尼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住在那儿的索马里人不愿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们的国土,越过边界到索马里共和国去.
这是他们能够合法地行使自决权的唯一形式.
"三国两方意见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会议最后无法就这一问题通过一致的决议①.
自这次大会以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关系恶化了.
1963年7月,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缔结了合作和共同防御协定.
为了回答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的军事协定,索马里从1963年底开始接受外界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
1964年1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爆发的边界冲突演变成规模较大的战斗,双方都出动了空军.
然而,同埃塞俄比亚军队发生冲突的并不单纯是索马里军队.
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索马里族居民掀起了反对压迫和争取解放的斗争.
与此同时,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族居民与当局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
肯尼亚当局把索马里族居民要求脱离肯尼亚的行动归罪于索马里政府,指责索马里政府偷袭肯尼亚的领土.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之间的冲突加剧后,非统组织、联合国等有关方面都出面调停或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经过非统组织的调解和有关非洲国家元首的努力,1964年3月30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
双方同意在共同边界上实行停火,并把各自的军队后撤10—15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成立由两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确保双方军事力量全部撤出;停止一切敌对宣传等.
索马里和肯尼亚于1967年9月14日签署了一项议定书.
双方表示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在边界两侧维持和平和安全;停止一切敌对宣传.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缓和下来.
但是,造成这一地区边界争端的根源并没有消除.
其中特别是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围绕欧加登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总是时隐时现,此起彼伏.
1964年3月30日联合公报的墨迹未干,双方的报纸、电台就不停地攻击对方没有遵守公报内容.
1967年和1977年,两国又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特别是1977年的冲突,由于苏联的插足,双方投入兵力共达10多万,成为非洲民族国家之间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的战争.
苏联还唆使古巴向欧加登地区派①这次会议虽未能就非洲国家边界问题通过一致协议,但在制定该组织宪章时已否定了主张改变边界的论点.
遣军队.
正是在苏联及古巴军事人员的直接指挥和参与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于1978年2月分两路发动大反攻,把索马里军队打得惨败.
同年3月,索马里政府宣布全部军队撤出有争议的欧加登地区.
为调解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围绕欧加登地区的再次冲突,1978年,非统组织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并于1980年通过了一项决议.
该决议指出,在听取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所作的各种申辩后,非统组织所有成员国都应遵守非统组织通过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决议,有责任尊重取得独立时确定的边界,并根据这一含义,承认有争议的欧加登地区是埃塞俄比亚不可分割的部分.
调解委员会还建议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通过谈判、调解或仲裁的办法,和平解决边界争端.
此后,双方在欧加登地区的问题上虽有时仍有摩擦,但非统组织的有关决议基本上得到遵守.
非洲民族国家间的边界争端还表现在有的民族国家根据本民族历史,提出恢复古代王国的边界.
要恢复古代王国的边界,就要涉及当今邻国的土地,这势必引起邻国的不安.
例如,马拉维于1964年独立后,班达总统就提出对整个尼亚萨湖的要求,称尼亚萨湖属马拉维古代王国的范围①.
到1968年9月,执政的马拉维国民大会党召开会议时,他又进一步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
他认为,马拉维的真正边界应是东到印度洋,南抵赞比西河,西达卢安瓜河,北至松圭河以南150公里处.
班达总统提出的这个边界,据说正是古代马拉维王国的边界,其范围包括今天属于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这自然要引起这三个国家、特别是当时已经独立了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强烈反对.
1968年9月26日,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向在达累斯萨拉姆聚会的群众宣布,班达总统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于得到南非、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政府的支持.
9月27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总统马上决定共同对付马拉维的扩张主义.
边界纠纷还引起了其他政治纠纷,边界纠纷和政治纠纷交织一起,使马拉维同邻国之间的关系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达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
不过,从1978年起,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马拉维和坦桑尼亚两国官员和专家就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和实地勘测.
1981年10月,双方在坦桑尼亚边境城市基埃拉举行部长级会议,达成了确定两国新的边界走向的初步协议,从而为最后解决两国争论多年的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
随后,赞比亚、莫桑比克也分别与马拉维举行了类似磋商,以解决彼此的边界争端.
非洲民族国家间的边界争端还表现在对草原、森林、矿山、河流等的开发和利用上.
草原、森林、矿山、河流等自然资源原本是当地居民共有的财富.
但当人为边界从某一草原或森林、矿山、河流等通过后,边界双方的主人就会为其开发和利用问题发生争吵.
这种争吵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前存在,独立后也存在.
例如,在加纳和今布基纳法索接壤处上沃尔特的牧民习惯于越过边界线到加纳一侧有水井的地方放牧.
但自1963年起,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加纳政府宣布关闭边境,不准上沃尔特牧民进来放牧.
这就引起一场争吵.
1964年7月,当这一问题提交非统组织时,事态已经恶化,加纳已有一部分人搬到上沃尔特的村民点里居住.
只是在非统组织通过了尊重各个非洲国家独立时现存边界的决议后,加纳和上沃尔特两国总统才同意立即明①马拉维独立前,它与坦桑尼亚的边界线是从北部尼亚萨湖中心穿过,直至莫桑比克边界.
该湖一半属于马拉维,另一半分属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
确划定两国存有争论的边界.
1965年6月,双方达成了一项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
目前正在协商和平解决的西撒哈拉争端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是因为,西撒哈拉争端与殖民统治时期不合理的人为边界有密切的关系,可谓特殊的边界争端.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部,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西濒大西洋,东部与南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北部与摩洛哥相连,东北部与阿尔及利亚有4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该地区.
8世纪,阿拉伯人在摩洛哥建立第一个王朝.
据摩洛哥史料记载,在摩洛哥穆拉比德王朝鼎盛时期,即11世纪,其疆域北起西班牙,南至黑非洲.
19世纪80年代,摩洛哥素丹穆莱·哈桑两次远征塞内加尔河畔,在途中曾接受过西撒哈拉地区某些部落的效忠.
在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后,最早来到西撒哈拉的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西班牙人和法国人.
1884—1885年柏林会议后,西班牙殖民者从西撒哈拉沿海向内地扩张,1886年将该地区划为保护地.
1900年,法、西两国签订条约,非法确定了撒哈拉的边界.
1904年,法、西又签订协定,把西撒哈拉地区加以扩大.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提出了解放西撒哈拉的主张,要求西班牙归还这个地方,遭到拒绝.
1958年,西班牙政府非法宣布将西撒哈拉改为它在非洲的一个省.
西撒哈拉人民为了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从1958年起开展武装反抗斗争,得到了摩洛哥和独立后的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
在1960年代,摩洛哥又先后三次向联合国提出对西撒哈拉行使主权的要求.
西班牙政府知道自己撤离西撒哈拉势在必行,但又不甘心失败,就竭力怂恿另一个非洲国家介入西撒哈拉.
1966年3月初,西班牙外交部长正式访问毛里塔尼亚.
访问结束后,西班牙宣布将同毛里塔尼亚就"西属毛里塔尼亚"问题举行谈判.
"西属毛里塔尼亚"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的称呼.
毛里塔尼亚从此认为西撒哈拉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
在毛里塔尼亚介入西撒哈拉问题以后,阿尔及利亚很快予以支持,并作为第三个非洲国家主动介入争端.
其理由是它与西撒哈拉有共同边界,西撒哈拉是廷杜夫铁矿的天然通道.
1970年9月,为讨论西撒哈拉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问题,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努瓦迪布港举行了最高级会议,成立了三方协调委员会,重申在这一问题上加强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按照联合国决议,加速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
1973年5月10日,西撒哈拉人民建立了萨基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或"波利萨里奥阵线"),开展了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斗争.
1974年7月,西班牙宣布在西撒哈拉实行自治,并计划于1975年进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西撒哈拉的前途.
摩洛哥首先反对西班牙这一行动,并于同年9月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对西撒哈拉的主权问题.
1975年11月6日,摩洛哥组织了有35万人参加的和平进军活动,以迫使西班牙从西撒哈拉撤退.
11月14日,西班牙政府为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应付国际上支持西撒地区实现非殖民化的强大压力,急忙把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的代表请到马德里进行会谈,并签订了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马德里协定.
协定规定,西班牙在1976年2月底以前撤军,其后西撒哈拉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分治.
西班牙从西撒哈拉撤离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立即按马德里协定进行分治:西撒哈拉的北部和中部(17万多平方公里)归摩洛哥管辖;南部(9万多平方公里)归毛里塔尼亚管辖.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这一行动受到阿尔及利亚的谴责,后者还提出了西撒哈拉自决的主张.
1976年2月27日,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支持下,西撒人阵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简称"西撒国"),并于3月5日组成政府.
阿尔及利亚立即予以承认.
3月7日,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断交.
此后,西撒人阵与摩、毛之间的战事不断.
1977年5月,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还签订了共同防务协定.
但不久,即1978年7月,毛里塔尼亚宣布退出战争,放弃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和行政管理权.
1979年8月5日,毛里塔尼亚与西撒人阵在阿尔及利亚签订和平协定.
但是,摩洛哥与西撒人阵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
摩洛哥还派兵接管了毛里塔尼亚撤出的西撒哈拉南部地区,宣布该地区为摩洛哥的一个省.
西撒哈拉争端使有关方面在人力、物力上都遭到重大的损失,也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非统组织、联合国为促使西撒哈拉争端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多种努力,多次进行斡旋和调解.
早在1979年7月,非统组织第十六届首脑会议就通过了《关于立即停火、通过自由全面的公民投票实现西撒哈拉人民自决的决议》.
1981年6月,在非统组织第十八届首脑会议上,摩洛哥宣布接受在西撒哈拉进行有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以决定西撒哈拉的前途.
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七国实施委员会①,由这个委员会制定有关停火方案,以及就独立还是同摩洛哥合并问题组织公民投票作出决择的方案.
1982年2月9日,七国实施委员会通过一项建议:在西撒哈拉实行停火和举行公民投票,摩洛哥与西撒人阵之间直接谈判.
但是,摩洛哥与西撒人阵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作出重大让步,难以进行直接谈判.
西撒人阵强调:西撒哈拉是一个国家实体,有权与摩洛哥进行直接谈判;摩洛哥从西撒哈拉撤军并撤销行政机构.
摩洛哥则坚持:西撒哈拉不是主权国家,摩洛哥决不与之直接谈判;摩洛哥不从西撒哈拉撤军,也不撤销在那里的行政机构.
阿尔及利亚则认为:要解决西撒哈拉冲突,必须实行停火、直接谈判和公民投票,三者不可缺一.
正因为上述的根本分歧,当1984年11月非统组织第二十届会议通过决议接纳西撒国为该组织第五十一个成员国时,摩洛哥正式宣布退出非统组织.
由于摩洛哥退出了非统组织,此后西撒哈拉争端问题主要由联合国出面调解.
1986年4月和5月,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摩洛哥与西撒人阵在纽约举行了两轮间接谈判.
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西撒哈拉停火、举行公民投票和实行西撒自治的决议.
1987年5月,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在摩阿边境举行了自1976年双方断交以后的首次会晤.
同年7月,摩洛哥与西撒国第三轮间接谈判在日内瓦举行.
1988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分别向摩洛哥和西撒国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撒哈拉争端的书面建议.
摩洛哥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一建议,西撒国则表示有条件地接受.
同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621号决议,授权秘书长任命一名特别代表来处理西撒哈拉问题.
1989年1月,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马拉喀什城会见西撒人阵三人代表团,打破了摩洛哥不与西撒人阵直接对话的僵局.
1990年6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关于在西撒哈拉组织公民投票建议的报告,联合国大会还就此通过了648号决议.
1991年4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90号决议.
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西撒哈拉公民投票①七国实施委员会的成员是:肯尼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苏丹、马里和塞拉利昂.
特派团.
6月30日,摩洛哥与西撒人阵的代表在日内瓦宣布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关于9月6日为西撒哈拉"停火日"的建议.
在9月6日"停火日"到来这一天,西撒哈拉上空的枪声已经停止,历时15年的武装冲突结束了,从而使人们看到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新前景.
如何解决非洲国家间的边界争端,这是非洲民族国家取得独立以后必然碰到的课题.
非洲民族国家在解决边界争端中逐渐摒弃武力手段,改用和平协商办法,这是一大进步.
它表明非洲民族国家政治上日趋成熟.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尽管目前非洲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边界争端的问题,有时在某一边界地区或许会出现刀光剑影,但非洲各民族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毕竟已取得了巨大进展.
因为非洲各国在独立后都面临着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艰巨任务,而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迫切需要有安定的环境和各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和团结,这就要求各民族国家在解决边界争端时共同遵守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原则:尊重边界现状,和平解决争端.
事实证明,非洲国家每一次边界争端的解决都有利于非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巩固,有利于相互间和解与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是我们时代的潮流,也是当今非洲发展的潮流.
五、同舟共济解决难民问题非洲是目前世界上难民最多的大陆.
1960年代初非洲难民估计有40万,1970年代初即超过了100万.
1979年5月,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泛非会议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召开时,难民估计已达400万.
1981年,据联合国难民机构统计,非洲难民已达500万,占世界难民总数的1/2.
1981年以后,难民数字虽时增时减,但基本上保持在400—500万的水平.
非洲难民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布地区广,遍及非洲各个部分,其中以东北非、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最集中.
东北非包括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其中尤以埃塞俄比亚的难民最多.
中部非洲的难民主要来自布隆迪、乌干达、卢旺达和扎伊尔.
南部非洲的难民主要来自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和赞比亚.
非洲难民不仅流落在非洲大多数国家,而且流落在非洲以外的一些国家,给所在国家造成经济和社会压力,影响到非洲大陆以至世界的安宁与稳定,因而引起了整个非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非洲难民的处境十分凄惨.
其中老人、妇女和儿童占多数,他们大多住在难民营里,有的在收容所里过夜,还有一部分则到处流浪.
他们主要靠救济过日子.
但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救济物品往往不能及时供给,医疗设备又差,许多难民营养不良,不少老人和儿童因疾病而死亡.
非洲出现如此多难民,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殖民主义长期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边界冲突.
例如,自1960年代起,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两国在欧加登地区多次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致使该地区150多万人成为难民,其中100多万人逃至索马里,其余的流落到苏丹.
二是长期内战和地区战争.
例如,乍得,安哥拉等国内部各派势力同室操戈,加之外来势力插手,战乱旷日持久,使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难以正常生活,被迫大批逃亡国外.
在乍得内战期间,有20余万居民离乡背井,逃往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地.
在安哥拉战乱期间,光流落在扎伊尔的就有30多万人.
又如,1960年代持续三年的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不但伤亡惨重,而且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和难民.
三是民族矛盾和冲突.
例如,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的居民主要都是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两大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在1960和1970年代都曾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械斗和武装冲突.
为逃避劫难,数十万居民外逃.
两国政府因此互相指责,关系长期紧张.
乌干达因兰戈族、阿乔利族和巴干达族之间的矛盾,1980年代中期以来政局不稳,也造成大批居民外逃.
四是一些国家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例如,乌干达在阿明独裁统治时期,就有30多万无以为生者逃至坦桑尼亚、卢旺达、扎伊尔和苏丹.
中非在博卡萨统治时,许多人为了逃避杀身之祸纷纷逃往他国.
五是有些国家政策失误.
例如,几内亚在杜尔执政的后期,由于重用家族成员,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致使数十万居民逃往邻国或西欧一些国家.
六是种族主义压迫.
南非当局在国内长期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对纳米比亚推行占领政策,残酷镇压本国黑人争取解放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使大批本地居民不得不离开故土,沦为难民.
在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和安哥拉等国,来自南非的难民就有10多万.
此外,莫桑比克、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也都有南非难民.
纳米比亚人民不堪南非当局的迫害,不少居民逃往邻国安哥拉、博茨瓦纳等地.
七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非洲是一个易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迫使大批居民离乡背井,远走他方.
尤其是1982年开始的大旱灾,波及当时非洲50个独立国家中的34个.
其中24个国家发生饥荒,受灾人口达1.
5亿,占当时全非人口的1/3,是本世纪以来危害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
在这次灾害袭击下,拥有4200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就有900万人陷于饥饿状态.
这些人一批又一批涌出国门,流落到埃及、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
有上百万人投奔救济中心,有30万人因救济不及而饿死.
莫桑比克的灾民有100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10.
有10余万灾民流落到津巴布韦.
严重的难民问题引起了非洲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六届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了难民问题,通过了《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
该公约指出,庇护难民是和平人道主义的行动,任何成员国都应视此为善事.
非统组织的这一原则受到成员国的尊重,加之非洲各族人民素有殷勤好客的习俗,难民一般都易被有关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事实上,在难民流落的国家和地区,不论当地的物质条件多么匮乏,难民都会得到一定的安置.
许多非洲国家和人民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不仅给难民以庇护权,及时提供紧急援助,而且为难民设立安置区,创造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使之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在这方面,坦桑尼亚作出了显著成绩.
坦桑尼亚政府在尼雷尔总统的领导下,对流落到境内的20余万难民采取安置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分给难民土地、农具、种子等,让他们进行集体或个体生产.
另外,还为一些难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1980年,根据难民的自愿申请,坦桑尼亚接纳3.
5万难民(主要来自卢旺达)入籍,成为本国公民.
为了表彰坦桑尼亚政府特别是尼雷尔本人在安置难民工作中的贡献,1983年联合国难民救济署特授予尼雷尔总统以南逊奖①.
①南逊奖是以国际联盟第一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德佐夫·南逊(FridjofNansen)的名字命名的难民工作荣誉奖.
赞比亚对前来避难的10余万难民也设法予以安置,还接纳一部分难民加入赞比亚国籍.
肯尼亚为外来的5000多难民开辟了特区,难民们在特区可以耕种一定土地,做到生产自救.
苏丹对主要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一直敞开大门,为他们谋生提供方便.
喀麦隆对因逃避或战乱而来的乍得难民也给予积极的安置,使之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当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将难民遣返原居住国,仍是解决难民问题的理想办法.
它既符合难民自身的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在1970和1980年代,在非洲有关国家协同努力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大批难民已自愿遣返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扎伊尔、津巴布韦和乌干达等国.
1984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签署了一项协议,使近万名乌干达难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返回家园.
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一年,就安置了从国外返回的30万难民.
非洲许多国家和人民在难民问题上所表现的患难与共的精神,正如《喀麦隆论坛报》在1984年非洲难民日(6月24日)这一天发表的文章所说,对于非洲难民来说,"在尚未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之前,他们的非洲兄弟已经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非洲难民的所在国和原住国多数是最不发达国家,它们自身的经济本来就十分困难,在安置难民这件事上极需国际组织和外界的援助.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难民救济署,为帮助非洲国家妥善安置难民作了巨大的努力.
自1970年代以来,联合国难民救济署每年用于安置非洲难民的费用均在1.
5亿美元左右.
1981年和1984年,根据非统组织的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先后两次在日内瓦召开了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动员国际舆论重视非洲难民问题,还筹集了10.
87亿美元的捐款.
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把对非洲难民的救济同提供发展援助结合起来,除了继续为非洲难民募捐、审查第一次国际会议的成果、检查难民问题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外,还专门讨论了援助与解决难民问题有关的128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
中国自1979年正式成为联合国难民救济署执行委员会成员以来,与有关方面紧密合作,积极参加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各项活动,并为此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两次援助非洲难民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都捐献了救济款;此外,还向非洲的受灾国直接捐赠了大批粮食、现金和其他物资.
国际援助是1970年代以来非洲难民问题得以缓和的重要因素.
非洲难民问题的彻底解决,主要还是靠非洲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所谓难民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是使现有难民成为自食其力的积极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要消除难民再生的根源.
首先,非洲各个国家在边界问题上,必须严格执行非统组织的宪章和有关规定,承认和维持历史造成的边界现状;有争执应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现在,非洲各国根据独立以来的经验,在国与国之间越来越重视执行睦邻友好政策,这对非洲难民问题之真正解决无疑有重要意义.
其次,要继续支持南非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当前非洲继续产生难民的主要的人为根源.
只有继续支持南非人民争取解放的各种斗争,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和对邻国的破坏活动,争取南非境内种族平等和南部非洲各国和平共处,才能消除这一隐患.
第三,大力提倡民族平等与和睦,反对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促使国家的统一与安宁.
非洲国家几乎都是多民族国家,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殖民当局往往利用或制造民族矛盾的办法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独立以后,不少非洲国家也有因民族矛盾而发生内战或动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和损失.
正如肯尼亚总统莫伊指出的那样,民族纠纷是"侵蚀我们国家肌体的肿瘤".
非洲国家只有吸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倡民族平等与和睦,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成果.
第四,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大力发展民族经济.
非洲难民几乎都来自那些经济最不发达、基础薄弱或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的国家.
要解决难民问题,防止难民的再生,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繁荣国民经济.
近些年来,不少非洲国家总结独立以来的经验,着手调整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推行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者并存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注意引进外资,同时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和南南合作,因而发展了生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
这一切不仅缓和了1970年代以来非洲的难民问题,而且将为难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创造前提.
第十三章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一、影响非洲国家对外政策的诸因素1960年被称为"非洲年",是非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有17个位于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宣告独立.
从此,非洲国家和非洲问题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
但是,大国尤其是美苏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对新兴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非洲人民的斗争仍在继续.
这是因为,非洲大陆上还有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有些国家尚未取得民族独立;已经赢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还面临着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发展民族经济等艰巨任务.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外国控制和干涉,成为非洲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非洲国家需要维护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非洲国家确定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有的非洲学者对非洲国家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经济因素、宗教力量、传统关系、政党与公众舆论、社会思潮等都是影响非洲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民族主义、泛非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对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影响.
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是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建设民族国家.
这在非洲国家和人民中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和要求.
泛非主义是巩固独立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器,也是一些国家要求实现统一的武器.
这两种倾向在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非洲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珍惜已经获得的独立,维护本国主权,这对一个非洲国家来说,不仅是为了对付外部势力,同样也是针对其他非洲国家对本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
泛非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在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后,它们在实现非洲国家联合与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宗教力量不仅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起着作用,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对外关系上也有影响.
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基督教是欧洲和西方的东西,因此总是沾染了'帝国主义',而伊斯兰教是天然属于自由非洲的信仰".
据报导,埃及于1961年在它驻非洲及某些亚洲国家的大使馆和公使馆中增设宗教专员一职,其地位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类的官员相同.
经济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政治独立的可靠保证,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正是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的必要前提.
这在非洲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直接反映.
另一方面,经济利益的考虑和需要也是美、苏、法、英等国家决定其对非政策的重要因素.
有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接受了苏联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等主张,它们与按照西方模式发展自由经济的非洲国家,在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和对外关系的倾向等方面都是不相同的.
传统势力在非洲国家对外关系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非洲国家在独立前一直是欧洲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而独立后有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同原来的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它们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受到原宗主国的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世界总格局是决定非洲国家对外政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两大集团的对峙、美苏争霸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兴起等,对非洲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非洲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经过认真考虑,它们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文政策,以避免卷入冷战漩涡.
因此,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在非洲各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
它们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国际活动的目标.
此外,各外国的对非政策也是非洲国家作出本国相应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
二、非洲国家对外政策原则的确定非洲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是以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非洲各国在独立后面临共同的问题,也有共同的利益,因而它们对外政策的许多重大原则是一致的.
但各国的具体利益又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因而它们执行的对外政策又有差异.
1955年4月,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冲破殖民当局的反对和阻挠,毅然派出代表参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万隆会议.
正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说,这次会议是人类历史上有色民族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完全由独立的亚非国家自行讨论和解决同他们自身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的会议.
万隆会议产生于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求自由与解放的斗争中,又把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中心议题.
除了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外,一些正在争取独立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突尼斯的新宪政党、摩洛哥的独立党、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的印度人大会等,都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并向会议提出备忘录,要求会议对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消除种族歧视的斗争给予支持.
与会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了殖民主义的罪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当时埃及的总理纳赛尔宣称,殖民主义一向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必须予以铲除.
利比亚代表把殖民主义称为产生目前世界关系中紧张局势的第一个罪恶.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最后公报》,严正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制度.
《最后公报》还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对于增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对外来干涉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这十项原则中的"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等,其内容和精神同中国、印度、缅甸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是完全一致的.
十项原则中的其他几项,如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也都体现了和平共处的精神.
在这十项原则中,"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贯彻和实现其他各项原则的重要前提,意义最为重要.
对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广大亚非国家来说,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赢得的成果,而捍卫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是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同其他国家友好合作、互相支持的基础.
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中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显然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性质,对于制止战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
1957年12月,为了发扬万隆会议精神,近50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500名代表在开罗举行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其中有许多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尚未取得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代表.
这次大会是亚洲和非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性集会.
此后,1958—1961年先后举行了三届全非人民大会.
在亚非会议之后,一些非洲国家还举行了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黑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这两次会议都肯定了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并结合非洲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对外关系原则.
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于1958年4月在阿克拉举行,有八个非洲国家参加.
加纳总统在会上发表了"不要干涉非洲"的演说.
他呼吁大国解决他们间的分歧,让非洲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
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包括了忠于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大国不得利用集体防御安排以图特殊利益等等有关外交的根本原则.
会议还提出,非洲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应求得见解的统一,非洲独立国家应表现出"非洲性格.
"几内亚独立后不久,利比里亚、加纳和几内亚等国于1959年7月15日在利比里亚的桑尼奎利举行了第一届黑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在开幕词中指出,要在尊重各国主权与独立的基础上组织各国关系.
会议特别强调了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1961年1月,加纳、几内亚、马里、阿联、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6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形成卡萨布兰卡集团.
由12个法语非洲国家①在1960年12月组成的布拉柴维尔集团,于1961年5月和索马里、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多哥、塞拉利昂、利比亚、利比里亚等8国首脑在蒙罗维亚举行会议,形成蒙罗维亚集团.
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在刚果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等方面有严重分歧,但在对外关系的重大原则方面意见一致.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由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向会议提交宪章草案,其中有四条是关于巩固和维护非洲国家刚获得的独立的.
《非洲宪章》于1月6日由会议通过,其宗旨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殖民主义,非洲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在国际政治中采取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蒙罗维亚会议也明确地提出了国家间绝对平等、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尊重各国主权等原则.
未参加这两次会议的非洲国家也没有对这两个集团宣布的对外关系原则表示反对.
总而言之,在非洲国家间或非洲国家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已经成为各国信奉的原则.
1963年5月,非洲31个独立国家的首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
这是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业进入了新阶段.
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成为会议的主流和基调.
会议围绕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①它们是喀麦隆、中非、加蓬、马达加斯加、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塞内加尔、利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刚果(布)、乍得.
保卫民族独立以及非洲统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些非洲国家首脑强调要加强援助未独立国家人民的斗争,反对殖民主义是非洲国家间最强大的纽带.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会上说:"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取得民族独立而宣告结束,独立只是一场新的更广泛的斗争的序曲.
"他说:"把帝国主义扫除得越快,世界和平越有希望.
非洲和殖民帝国主义不能共处.
"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强调,彻底和立即消除殖民主义是当务之急.
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表示支持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关于从国家预算中拿出1%以帮助非洲未独立地区的解放斗争的建议.
最后,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把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保卫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独立、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协调并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促进国际合作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宗旨.
这些原则的精神是同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非殖民化、关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决议.
由于南部非洲是老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在非洲的最顽固的堡垒,多年来南非反动政权、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互相勾结,加上美、苏在南部非洲的争夺,使这个地区充满尖锐的矛盾,南部非洲问题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严重国际问题.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成了"非洲的以色列".
非洲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往往取决于该国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
非洲统一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一再宣称,将努力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支持尚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一再表示他们支持南部非洲人民斗争的决心.
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使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避免卷入冷战旋涡,不受大国集团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和摆布,非洲国家领导人决定选择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道路,以便在两大集团激烈对抗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1955年12月,铁托总统访问埃及.
他同执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方针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会谈中首次谈到实行不结盟的政策.
纳赛尔认为,只有不结盟才是使自己国家保持独立的最好途径.
1956年7月,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铁托总统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就正式发起不结盟运动问题进行磋商.
这次会谈是不结盟国家第一次国际性会议.
此后,三位领导人又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举行会谈.
这些会谈对不结盟运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
1961年2月,铁托对加纳、肯尼亚、马里、埃及等八国进行访问,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议举行不结盟国家会议,得到这些国家的赞同.
同年4月22日,铁托和纳赛尔发表联合公报,建议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
此后,苏加诺又访问了埃及,与纳赛尔进行磋商.
在铁托、纳赛尔、尼赫鲁和苏加诺等有声望的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共同倡议下,兴起了不结盟运动.
这几位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和平、中立和不结盟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并积极推动第三世界的联合,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大国干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1961年6月,不结盟国家会议筹备会议召开.
会上提出了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五项条件:1.
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至少应当采取符合这种政策的态度;2.
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3.
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国;4.
它不应当是同一个大国签订双边联盟的成员国;5.
它的国家领土不应当有在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
这五条原则也反映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和共同愿望,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
非洲国家成了不结盟运动的主力.
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出席会议的共25个国家,其中11个是非洲国家.
会议发表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并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
宣言和声明指出,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各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
会议提出的一些原则主要来自万隆会议.
1963年5月,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其中明确规定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对任何集团实行不结盟政策.
20多年来,非洲国家始终把不结盟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础.
目前,除南非以外,非洲的独立国家都参加了不结盟运动,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国.
非洲国家执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宣言就明确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彻底地和最后地废除殖民主义",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英、法、葡等老殖民主义.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第一届非统首脑会议上谈到不结盟政策时说:"对我们来说,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也永远不意味着对不正义的行为、对镇压和外国统治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对我们来说,不结盟不是说我们对侵犯人权和公民权的行为、对破坏各国人民享有自决权利的行为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在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非洲统一组织首任秘书长在贺词中说:"我们应该加强以和平共处原则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的团结.
非洲国家就是抱着这些目的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和这次会议的.
……非洲国家把不结盟政策看作是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的办法.
"1964年12月14日,埃塞俄比亚国防大臣曼加沙少将在非洲统一组织防御委员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今天面临的现象是两大集团正在进行一场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成一场世界规模的军事冲突,但这随时都是可能的.
我们不希望也不打算让个别非洲国家和整个非洲大陆变成一个第三力量集团并用它的军事力量来支持那些从事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国集团的任何一方.
"采取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是符合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的.
三、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分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
第一时期是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末.
在这一时期,非洲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独立,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陷于崩溃,但西方殖民国家仍妄图维持其殖民统治.
而美国和苏联则乘虚而入在非洲扩张自己的势力,非洲国家对它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至1970年代初,为非洲国家独立初期.
捍卫和巩固独立、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支持非洲未独立国家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在这一阶段非洲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外关系中,非洲独立国家主要是反对英、法、葡等老殖民主义和随后的美国新殖民主义.
对老殖民主义的罪恶,非洲人民记忆犹新,但对新殖民主义的本质并不是立即认识清楚的.
恩克鲁玛作为早期的非洲国家领袖,主张新兴的非洲国家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整体,但他为非洲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使美国和欧洲不和而让非洲从中得利"①.
恩克鲁玛错误地认为,只有依靠美国才能对老殖民主义的欧洲施加压力,解放非洲其他地区.
他认为,对非洲人来说,欧洲国家是主要敌人,因为它占领了非洲大部分的地区,斗争必须针对欧洲.
直到1971年,尼雷尔总统在回顾当时非洲形势时还认为,对老鼠(指非洲)来说,猫(指葡萄牙和南非)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因此,这一阶段一些非洲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企图争取美国来孤立欧洲,达到巩固本国独立的目的.
另一些非洲国家则执行亲近宗主国的政策,以发展经济和巩固自己的独立.
只是在刚果事件发生后,日益增多的非洲国家才逐渐对美国企图取代英、法、比、葡等国在非洲进行扩张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有所认识.
在刚果事件中,美国操纵联合国军排挤英、法、比等国势力、企图控制刚果的行径,使许多非洲国家十分愤慨.
在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建立时,该组织通过的宪章宣布要根除非洲大陆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其中就包含有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这一内容.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
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的影响,内外交困,霸权地位衰落,在对苏战略中处于守势.
苏联从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出发,一面同美国在欧洲大搞缓和,一面在非洲频频发动战略攻势.
苏联利用非洲大陆由殖民地时期进入独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各种机会,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鼓励一些非洲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企图在非洲排挤老殖民主义,遏制美国势力的扩张.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逐渐看清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1971年苏丹粉碎苏联颠覆阴谋和1972年7月埃及萨达特总统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是这一阶段非洲国家对苏联关系明显变化的转折.
在这一阶段,几内亚、加纳、马里等国家对原宗主国采取了激进的政策,并接受苏联大量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采取苏联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
这些国家在对外活动中自然也同苏联关系密切.
另一些通过谈判取得独立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加蓬、喀麦隆等,则执行亲近原宗主国的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较温和措施来逐步完善自己的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它们在对外活动中也同原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
但也有的温和国家对于原宗主国的控制进行了斗争并取得成效,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独立.
从1970年代末以来,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进入了第二时期.
在这一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相对衰落,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非洲国家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摆脱大国控制,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寻求多方援助和支持,因而普遍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多元外交,改变了长时期以来一边倒的外交倾向.
四、一九五年代后期至一九七年代末非洲主要独立国家的对外关系1.
几内亚和加纳的对外关系①NewAfrican(《新非洲人》),1980,no.
1.
第一,几内亚的对外关系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在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反对法国关于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建议,从而在法属西非国家中最早取得独立.
几内亚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注视的中心.
塞古·杜尔总统的声誉和威信也大大提高,他的名言"几内亚宁要贫困的自由,也不要富足的奴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内亚的独立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法国是沉重的打击.
戴高乐深怕独立的几内亚一旦站稳脚跟会在法兰西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中产生连锁反应,因而对几内亚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报复措施.
早在公民投票举行前,杜尔就同法国总督联系,希望几内亚能按照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原则,非正式地申请与法兰西共同体保持联系.
然而公民投票的结果使戴高乐十分恼怒.
他表示,投票反对他这件事决不能视为儿戏.
在投票后的9月29日,几内亚就接到通知说,投票结果意味着它已经从法属西非中分裂出去了.
法国政府随后命令它在几内亚的教师、医生和文职官员回国,并转移所有可以运走的设备.
由于技术援助停止,几内亚首先蒙受其害的是制铝工业,水利事业也受到影响.
法国原先决定给予几内亚的8000万美元发展水利的资金被取消.
5000余名法国行政人员、技师和商人的匆匆撤离,使几内亚的各项工作大受影响,法庭无法开庭,零售业也因此停顿.
在两星期内,政府和市级档案卷宗大部分被抛入大西洋销毁,重要的行政记录和地图被带走,电话机被拆除,发电机被破坏,警察制服、武器甚至打字机也被全部运回法国.
由于戴高乐尽其所能对几内亚进行打击,几内亚严重缺乏资金、第一流的文职人员、业务管理和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戴高乐还向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仿效法国在外交上不承认几内亚,或者不给它一丝一毫的援助.
几内亚领导人在独立之初仍愿意同法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塞古·杜尔在宣布独立之后,曾经两次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勒内·戈蒂.
他在电报中呼吁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合作,表示愿意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同法国保持和发展兄弟般的友谊.
尽管塞古·杜尔作出了努力,甚至派出私人代表希望与法国达成谅解,但都未奏效.
为了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和影响,杜尔宣布几内亚脱离法郎区并发行自己的货币;在政府各部门、军队和文化领域实行干部非洲化,将原由法国控制的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及公用事业收归国有,并向世界其他地区寻求援助与合作.
几内亚首先要求美国援助小型武器以维持社会秩序,遭到拒绝.
美国只是在1959年6月向几内亚提供了5000吨大米和3000吨面粉.
1959年10月杜尔总统访问美国.
美国政府表示可向几内亚提供有限的技术援助,但几内亚不愿意接受它的附带条件.
在东西方冷战中,苏联早已准备把几内亚作为它向黑非洲发展势力的基地.
在几内亚独立初期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乘机渗入自己的势力.
苏联向几内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赠送的方式或以低价供应几内亚军事装备.
为了发展经济,几内亚向苏联借得3500万美元长期低息贷款,以购买苏联的糖和水泥、民主德国的面粉和煤、捷克斯洛伐克的棉织品等等.
几内亚还接受了苏联的剩余物资和质量很差的商品.
苏联动员东欧国家与几内亚加强联系.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民主德国都同杜尔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
几内亚的贸易伙伴自西方迅速地转向东方.
过去几内亚对外贸易额的80%是同西方国家交易的,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额上升到80%.
捷克斯洛伐克人驾驶着苏制飞机运来了大量军火、弹药及警察制服.
新开辟的航线联系着莫斯科—几内亚和莫斯科—加纳.
由于几内亚组织新政府急需技术人员协助,苏联便派出大批行政人员、工程师和专家以私人身份到几内亚工作.
12个苏联人掌握了几内亚教育部和科纳克里港的要害部门.
捷克斯洛伐克人负责管理经济计划和财政部门,并管理几内亚的机场.
捷克斯洛伐克还派出军事代表团负责训练几内亚的陆军.
波兰人负责管理矿务局.
尽管苏联和东欧的势力大量涌入,几内亚仍执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
1959年10月,杜尔总统访问美国时表示,几内亚将保持中立地位.
1961年,几内亚开始接受美国派遣的和平队.
1961年底,由于苏联在几内亚策划反政府示威并支持反政府的非洲独立党的活动,苏联驻几内亚大使索洛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为了修补两国关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于1962年1月和2月先后访问几内亚.
1962年10月,杜尔第二次访问美国与肯尼迪会谈,要求美国扩大对几内亚的经济援助和合作计划.
当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问题上进行激烈较量时,杜尔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避免同古巴总统会面,表示几内亚不卷入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曾要求准许飞往古巴的苏联飞机使用由苏联帮助新建的拥有10663呎跑道的科纳克里喷气机场,但遭到几内亚政府的拒绝.
早在1960年10月,塞古·杜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说.
他指出:"那些担心非洲要落入一个集团,担心他们会失去自己古老特点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非洲再也不是任人抢掠的赃物,或者说再也不是一根被人争夺的骨头了!
"1962年12月,塞古·杜尔在几内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几内亚奉行积极中立主义政策,其主要原则是:(1)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2)撤除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取消一切形式的军事联盟和军事公约,巩固和平;(3)在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条件下实行和平共处;(4)保证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尊重各个国家的制度.
1963年3月24日,杜尔在几内亚军事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说:"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军队和武器就应当保持并使其完善,以便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被压迫的人民.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几内亚政府未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加纳的对外关系1956年9月18日,英国政府允许黄金海岸在英联邦内独立.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
这是战后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黑非洲国家.
加纳执行的对外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实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
独立初期,加纳把肃清西方殖民主义残余作为巩固独立的首要任务.
为此,加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起用非洲人逐步代替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外国文官.
1959年,加纳武装部队退出英国西非部队,军官逐步由非洲人担任.
在加纳独立初期,为了帮助建设和管理这个新国家,恩克鲁玛留用了数以百计的英国公务员和军官.
加纳兵团在英国的亚历山大少将指挥下曾开赴刚果执行联合国军的职务.
1961年夏,恩克鲁玛去埃及度假,回国后他表示要派400名军官去苏联陆军学校受训,遭到亚历山大将军的反对.
但恩克鲁玛决心摆脱英国对加纳军队的控制.
1961年9月,恩克鲁玛参加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从贝尔格莱德回到加纳后面见亚历山大,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并立即执行.
恩克鲁玛对他说:"你的革职是政治上所不可避免的.
"亚历山大随即返回英国,280名英国军官中的多数人也辞去职务.
加纳收回了原由英国军官掌握的军队指挥权.
1963年,加纳政府接管了英国海底电线和无线电公司;宣布持有英国证书的法官和律师均须得到加纳法律学校的认可才能继续任职和开业;成立加纳银行,发行本国货币,停止英国货币的流通;设立可可销售局,撤销原英国可可销售公司.
加纳政府还接管了钻石贸易,将五家英国金矿公司收归国有,设立国营海运公司和航空公司.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的国际声望不断提高.
1958年,恩克鲁玛主持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1958年11月,加纳同几内亚共和国结成联盟,成为非洲第一个反殖民主义轴心.
同年12月,恩克鲁玛在阿克拉主持了有62个民族主义组织参加的全非人民大会,讨论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等问题.
此后,卢蒙巴领导的刚果、凯塔领导的马里参加了加纳—几内亚联盟,并得到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支持.
这几个国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是非洲政治演变中史无前例的发展.
在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恩克鲁玛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起,被称为联合国中立集团的五位代表人物.
1963年7月,加纳外长博齐约宣布,加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非洲的解放和统一,积极中立和不结盟,通过联合国实现国际和平以及英联邦的亲睦.
1965年1月12日,恩克鲁玛总统在国民议会演说中强调:"除非在世界各地消灭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他谴责帝国主义势力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葡属几内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罪恶活动,宣布加纳将继续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援助那些在非洲为"最后全部铲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非洲自由战士和解放运动".
独立之初的加纳经济十分落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或东方国家的援助,但不愿意卷入冷战旋涡或中苏分歧.
加纳独立后不久即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恩克鲁玛执政期间,加纳与苏联关系密切.
苏联承担了建造加纳炼金厂、水泥预制件厂、原子反应堆等13个项目,还向加纳提供军事援助,并派出专家训练总统卫队.
1966年2月加纳发生军事政变,恩克鲁玛被推翻,苏联对加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全部停止.
1972年阿昌庞执政后,苏联才同意恢复经济援助.
加纳和几内亚参加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有西方国际金融机构.
此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遵循这一模式,接受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派出的专家帮助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2.
法语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在原法属非洲,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乍得、象牙海岸、马里、乌班吉·沙里、毛里塔尼亚、达荷美、加蓬、尼日尔、上沃尔特和刚果(布),在法国压力下同意加入法兰西共同体.
1959年2月4日,法兰西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这12个国家成为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
但是,在怎样建立同法国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的联邦派和反联邦派存在着分歧.
以塞内加尔的桑戈尔为首的联邦派主张法属西非国家应首先联合起来,组成与法国保持联系的联邦,然后以独立国家地位同法国重新谈判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这一想法,1959年4月,塞内加尔和马里组成马里联邦.
以科特迪瓦的博瓦尼为首的反联邦派认为,每个法属领地都只是相对的实体,不能同法国断绝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主张走巴尔干道路,即每个国家分别同法国建立直接联系.
马里联邦建立后不久,博瓦尼就组织了由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贝宁和尼日尔等国参加的结构松散的协商委员会,与法国在经济上保持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
法国同意它的殖民地独立是有条件的,非洲国家在同法国谈判独立的时候还得同法国签订合作条约.
"独立与合作同时生效,两者缺一不可.
"①这样,法国同一些非洲国家的关系便由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一下子变为合作关系.
法国通过同这些新独立国家签订的各种合作协定继续进行控制,以保持法国在这些国家中的传统地位和利益.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称,1960年是"同14个国家缔结了经济、教育、文化、国防、交通和保护人身财产条件等方面的合作条约"的一年②.
这14个国家除上述12国之外,还有喀麦隆和多哥.
在这些国家里,1960年6月20日,马里和塞内加尔组成的马里联邦宣布独立,两天后同法国签订合作条约.
同年6月26日,马达加斯加独立,次日同法国签订合作条约.
8月17日,加蓬宣布独立,当天就同法国签订了九项合作协定.
根据协定,加蓬在对外事务方面采取任何立场和行动必须同法国协商.
加蓬军队不能超过2000人,军官都由法国人担任.
法国拥有在加蓬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等权利,加蓬军队的武器装备必须由法国提供,军事干部由法国培训,加蓬必须留在法郎区内同法国保持贸易特惠制.
加蓬的战略物资如石油、铀等要优先供应法国,加蓬政府不得将法国人的财产和企业收归国有.
法国控制加蓬的海运、航空以及教育等事业.
通过这几项合作协定,法国从外交、军事、经济和文教等方面严格控制了加蓬.
法国同其他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也达成了类似的协定,总共有200多条,其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学文化、财政金融、司法行政、原料和战略物资、军事与防务等各个方面.
此外,在1960—1961年间,除几内亚外,所有法语国家都同法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
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加蓬、吉布提、多哥和喀麦隆等还同法国缔结防务条约,建立了新的军事关系.
防务条约不仅规定法国可在当地驻军,可以继续保留和使用陆海空军基地;当地部队要经常同法国武装部队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法国担负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入侵的威胁的义务,而且还规定法国可以镇压非洲国家内部的颠覆活动等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条款.
根据这些防务条约,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15年中,法国仍保留了三个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的军事基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乍得的恩贾梅纳和马达加斯加的迪耶果—苏瓦雷斯.
法国在1975年才从乍得撤军,同年,它在迪耶果—苏瓦雷斯的驻军也被马达加斯加逐走.
但法国又在加蓬、中非(前称乌班吉·沙里)和留尼汪等地增强了兵力.
法语非洲国家在独立初期之所以仍然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是由于双方的原因.
从法国来说,法语非洲被认为是在法国影响范围之内的阵地,黑非洲是法国在第三世界建立广泛联盟的天然跳板.
因此,法国要继续控制它们.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在殖民统治时期,法国在当地实行直接统治,推行同化①阿尔贝·布吉:《法国在非洲的合作政策》,巴黎1979年,第7页.
②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页.
政策,把许多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吸收到法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把他们训练成"法国人".
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但使非洲国家在政治、语言、文化等方面深受法国的影响,还使不少非洲国家的上层人物参加了法国的政治活动.
1946—1960年间,在法属非洲殖民地中,有的向法兰西共和国议会、有的向法兰西联邦议会派出代表.
桑戈尔、博瓦尼、凯塔等人都曾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政府中任职.
这些政治人物是不会削弱新独立的国家同法国之间的联系的.
桑戈尔在成年后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长期卷入法国的政治活动.
1944年后,桑戈尔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946年,他参加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1953年3月至1956年2月,他在法国埃德加·富尔政府中任总理府国务秘书.
1959年7月至1960年7月,他任法国政府文化事务、教育与司法部顾问.
他还两次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法国代表.
他主张"法语亲善",并一贯支持为了加强非洲和全世界法语国家的联系而建立国际组织.
桑戈尔说:"前殖民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已经做了工作,非殖民化的迅速进展证明了他们的善意.
况且,他们也太软弱,再也不能构成一种威胁,非洲人应该忘掉他们反殖民的压抑情绪而认识到他们的老殖民统治者由于长期的历史结合是最能帮助他们的.
对于自由非洲发展的真正危险是来自新的大国,即俄国、中国以及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物质资源的美国.
"①尽管桑戈尔同法国关系密切,但他于1962年12月在议会发表的演说中重申塞内加尔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强调继续保持同法国的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加强同非洲各国特别是同邻国几内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关系.
在乌弗埃一博瓦尼看来,法国人的才智和资金是科特迪瓦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
他还认为,科特迪瓦同法国保持特殊关系所得到的要比所失去的多.
乌弗埃-博瓦尼在访问英国时提出,科特迪瓦的外交政策遵循三项原则:(1)与西方国家合作;(2)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保守态度;(3)在团结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非洲统一".
所以,科特迪瓦在同法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加蓬的内外政策受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的影响较深,也同法国保持紧密联系.
加蓬首任总统莱昂·姆巴指出:"加蓬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自己的家乡,一个就是法兰西.
"②加蓬独立后,姆巴总统一直主张要保留加蓬与法国的直接和特殊关系.
所以他把历史上加蓬酋长同一位法国中尉签订第一个条约的日子定为加蓬的国庆日.
1964年2月17—18日,陆军发动政变,姆巴政府被推翻.
19日,法国动用军队又把他扶植上台.
由于法国长期的殖民统治,法语非洲国家受法国的影响很深.
这些国家独立后要完全断绝同前宗主国的联系,彻底清除法国的影响,是不容易的.
加之非洲国家经济落后,缺乏干部,发展国民经济急需资金与技术,自己力量又薄弱,许多部门的大权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
它们的领导人虽然要求独立,但对法国和戴高乐抱有幻想.
因此,他们接受戴高乐提供的独立途径和合作政策是很自然的.
喀麦隆总统阿马杜·阿希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是一个非法国人的戴高乐主义者.
"喀麦隆独立后于1960年11月13日同法国签订了合作条①Times(《泰晤士报》),Apr.
26,1961.
②范伦斯伯格:《非洲当代领袖》,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约和附属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外交、经济、财政、货币以及军事、文化和民航等关系的基础.
根据条约,法国军队继续留驻在喀麦隆并占有杜阿拉、萨纳加等六个机场.
法国驻军最多时达8万人.
进入1970年代后,非洲国家进一步觉醒,法语非洲国家也逐渐要求摆脱法国的控制.
它们希望法非合作能在"平等对平等"的形式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蓬皮杜政府被迫同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加蓬、喀麦隆、塞内加尔、刚果、贝宁、乍得、多哥等国进行谈判,全面或部分地修改了法国同它们原来缔结的条约或签订了新的协定.
这些修改后的条约或新缔结的协定取消了法国的某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调整了双方在各个领域里的关系.
同过去相比,非洲国家取得了一些平等的权益.
在政治方面,法国于1973年在巴黎召开第一届法非首脑会议,以示法国领导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处于平等地位,也标志着法非关系进入了"协商与对话"的新阶段.
在外交上,法国再也不能使这些国家完全服从自己外交政策的需要.
法国取消了一些礼仪性的特权,如法语国家使团团长不再由法国人而由使团中最年长者担任,法语非洲国家进行对外交往不必再参考法国高级代表的意见等.
在经济方面,由于许多非洲国家对法国企业实行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实行资本和干部本地化,反对法国援助人员对政府的干预行为,法国减少了派往非洲国家政府机构和非生产性部门的人员,增加了从事生产、教育和技术工作的援助人员.
毛里塔尼亚和马达加斯加于1973年退出法郎区.
法国控制的中央非洲国家银行(成员国有乍得、中非、刚果和喀麦隆)和西非货币联盟所属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成员国有科特迪瓦、贝宁、尼日尔、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和多哥)先后于1972年和1973年修改章程,规定这些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将不受法国法郎贬值的影响,同时规定减少法国在银行董事会中的代表名额,银行主要职务由非洲人担任,实现了这两个非洲中央银行领导和干部的非洲化.
这两家银行的行址从巴黎分别迁到非洲国家.
此外,法国和非洲国家间还实施了一项重要改革:非洲国家可以只将外贸收入的65%存入法国国库开设的特别帐户-业务帐户,其余35%由各国中央银行自行掌握.
在军事方面,法国和非洲国家防务条约期满之后,除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中非和加蓬同法国续订外,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不再续订.
在续订的防务条约中,删除了原来法国可以以维护秩序为由卷入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条款,规定只有在非洲国家面临外来威胁并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法国才能依据条约规定出兵,法国还应撤走或减少在各国的驻军和基地.
在文化教育方面,法语非洲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展本国的文教事业,削弱了法国的影响.
3.
扎伊尔和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第一,扎伊尔的对外关系1960年6月扎伊尔(前称比属刚果)独立,卡萨武布出任总统,组成以卢蒙巴为总理的第一届政府.
独立前夕,即同年4月,卢蒙巴访问加纳时宣称,刚果在独立后将在国际关系中执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并欢迎外资和外国技术人员帮助重建国家.
独立后卢蒙巴政府正式宣布,刚果对外奉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
同年7月,为了对付比利时老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国内分裂势力,卢蒙巴呼吁联合国给予援助.
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派军队对刚果进行军事占领,粗暴地干涉其内政.
联合国军包庇和纵容比利时侵略者,解除刚果爱国士兵的武装,拒绝与卢蒙巴政府合作驱逐外来侵略者.
卢蒙巴不得不向联合国军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
8月9日,卢蒙巴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刚果永远不做联合国的殖民地,永远不接受联合国的托管.
"他一再表示,"绝不容许联合国代替比利时占领刚果",要求"立即撤走联合国军队中所有的白人军队".
1960年11月,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1961年11月又假手冲伯集团将他杀害.
1961年8月,阿杜拉就任刚果政府总理,奉行出卖民族利益、投靠美国的对外政策.
他多次要求联合国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便于美国对扎伊尔的控制.
1961年11月27日,扎伊尔外交部长邦博科与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签订了关于在刚果的联合国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权协定,规定"联合国特别代表的级别仅次于共和国总统,居于所有外交使团首脑之上","联合国部队人员可免除护照和签证手续"自由出入刚果,并在刚果享有治外法权,不论犯什么罪"不受一切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阿杜拉政府还同意吸收联合国人员进入自己的政府机构.
1963年9月,阿杜拉政府要求联合国军继续留驻刚果.
10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联合国军在刚果的驻期由1963年12月31日延长到1964年6月30日.
1964年7月,冲伯取代阿杜拉任政府总理.
冲伯上台后声称,他的对外政策将同"前任政府的政策相类似",实际上是进一步投靠新老殖民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效劳.
美国操纵联合国对刚果的侵略行径激起非洲国家的强烈义愤.
1964年7月14日,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一致决定,不准冲伯参加7月17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9月5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刚果的局势,并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外国干涉刚果,驱逐雇佣军,建立刚果特别委员会.
11月27日,非洲统一组织刚果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并发表公报,强烈谴责和抗议美、比、英对刚果的军事干涉,建议立即从刚果撤走一切雇佣军,停止外国军事干涉.
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也通过决定,不准冲伯代表刚果参加会议.
冲伯在美国策动下不顾与会国家反对闯到开罗,企图混入会场,被扣押了三天.
1965年11月,蒙博托在美国支持下推翻卡萨武布,宣布行使总统权力.
蒙博托总统执政初期同美国关系密切,连续多次访问美国,称美国是"可靠的朋友".
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巩固自己的统治,蒙博托依靠美国支持打败了比利时在扎伊尔的代理人冲伯,随后又清洗了亲比利时的政客和军官.
但是,由于扎伊尔独立后比利时是它的最大经援国和贸易国,比利时的投资有10亿美元,扎伊尔在经济上仍有求于比利时,所以仍同它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
1970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访问扎伊尔,两国政府签订友好条约,强调两国间存在的特殊联系.
1979年,在比利时对外双边合作援助款项中,扎伊尔占35.
5%,达45亿比利时法郎.
比利时援外技术人员中有一半在扎伊尔,约1000多人.
除了依靠美国和同原宗主国比利时保持密切联系外,扎伊尔同法国和英国也保持良好关系.
蒙博托总统多次访问法国,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也两次访问扎伊尔.
1973年12月,蒙博托作为第一位非英语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进入1970年代以后,扎伊尔政府实行"门户开放",强调奉行"既不左,也不右","不从属任何大国"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
蒙博托在访问英国前夕,不惜触犯英国的商业利益,宣布实行彻底的扎伊尔化的措施.
1973年11月30日,蒙博托在对扎伊尔全国立法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大多数外国人拥有的工业设施都应移交给扎伊尔人,其他企业也将在1975年以前由扎伊尔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但蒙博托曾对英国商人们说过,他主张的是一种混合经济,不是完全国有化.
他说,扎伊尔仍然需要外国投资,尤其是英国的投资,以便帮助它们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
他采取本地化措施的目的,只是消除将危害扎伊尔人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和睦关系的障碍.
由于在经济上实行扎伊尔化和彻底化(即国有化)政策,扎伊尔与比利时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
早在1967年1月,蒙博托为了实现扎伊尔的彻底独立,宣布收回比利时矿业总公司在扎伊尔的分公司—上加丹加矿业联盟.
1973年实施扎伊尔化以后,扎伊尔政府将殖民时期在扎伊尔建立的外国企业收归扎伊尔人管理.
这就从经济上给了比利时殖民主义以沉重打击.
比利时便把资本抽往别处,不愿在扎伊尔进行新的投资.
1974年5月,扎伊尔政府决定废除同比利时签订的友好条约,并认为它同比利时的关系是一般的而不是特殊的.
这表明扎伊尔从亲西方转为奉行中立不结盟的方针.
在1970年代,蒙博托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清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殖民主义影响,恢复民族自尊心,以此表示扎伊尔不是西方的附庸.
在国际事务中,扎伊尔公开抨击美国的对非政策.
美国对蒙博托对内实施扎伊尔化和彻底化、对外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十分不满,于1975年6月策划了一起暗杀蒙博托并发动政变的阴谋.
但这一阴谋被扎伊尔保安部门——全国资料中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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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美国驻扎伊尔大使亨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其在48小时内离境.
扎伊尔同时召回了驻美大使,两国关系一度紧张.
直到1976年4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后访扎,关系才有所缓和.
扎伊尔还主张积极的中立主义,反对同任何集团结盟.
1973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蒙博托总统提出不结盟运动应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它们不能用"两个秤砣,两把尺子",否则就不是不结盟.
1961年8月,扎伊尔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一直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1963年11月,扎伊尔宣布驱逐苏联外交人员和专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1967年12月,扎伊尔虽同苏联复交,但两国关系仍处于冷淡的僵持状态.
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后,蒙博托总统呼吁不结盟国家反对"苏联帝国主义".
1973年他在群众大会上说,"什么是帝国主义呢1968年苏联出动坦克和空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是帝国主义.
有限主权论就是帝国主义理论.
"1970年6月和1971年7月,蒙博托总统两次驱逐苏联使馆人员.
1973年蒙博托总统访问中国时指出,1945年的美、苏、英雅尔塔会议是1884—1885年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的继续.
苏联十分仇视蒙博托.
1977年3月8日,苏联策动由扎伊尔逃到安哥拉的冲伯集团中的几千名由现代武器装备的亡命之徒组成雇佣军,从安哥拉境内发动对扎伊尔矿区沙巴省的武装侵略,妄图推翻蒙博托政府.
3月22日,蒙博托总统发表谈话,指责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心中有鬼,称他是"刽子手",苏联是扎伊尔的"死敌".
4月间,法国用运输机运来摩洛哥军队,与扎伊尔军队并肩战斗.
蒙博托亲临前线指挥,表示不获胜利不回首都.
5月26日,扎伊尔武装部队解放了苏联雇佣军盘踞的最后一个巢穴卡潘加,恢复了扎伊尔的领土完整.
苏联置非洲国家与国际舆论于不顾,又伙同古巴于1978年5月12日疯狂策动4000名由驻安哥拉的古巴人进行训练、以苏联的武器装备的武装叛乱分子从安哥拉进入扎伊尔东南部的科卢韦齐市.
5月14日,扎伊尔全国总动员.
16日,扎伊尔伞兵空降科卢韦齐机场.
18日,蒙博托乘飞机在敌人阵地上空盘旋,并在战火纷飞的科卢韦齐机场降落,大大鼓舞了扎伊尔军队的士气.
由于苏联策动的侵略危及西欧国家的利益,比利时政府派出陆军同法国政府派出的外籍军团的伞兵开往扎伊尔,支援扎伊尔抗击叛乱分子的入侵.
联邦德国也宣布援助扎伊尔.
埃及、摩洛哥、中非、乌干达、塞内加尔等国都向扎伊尔提供军事援助,空运去食物和药品等.
尼日利亚政府在抗击叛乱分子恢复扎伊尔主权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日,扎伊尔召回驻苏联大使.
20日,扎伊尔在国际支援下收复了科卢韦齐.
21日,蒙博托总统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是"真正的刽子手,是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真正罪犯.
"扎伊尔同美国关系较好.
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扎伊尔也不断地向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进行斗争.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为了避免与苏联对抗,在第一次沙巴战争中采取克制与谨慎的态度.
尽管扎伊尔曾将危机情况正式通知美国并提出请求,但卡特政府避免直接对蒙博托承担重要义务,未给扎伊尔以援助.
在第二次沙巴战争中,卡特应蒙博托的要求向扎伊尔紧急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非致命性的军用物资,并派出18架空军运输机作为后勤支援.
蒙博托公开批评美国承担义务太少和反应太弱,表示对美国"十分失望".
沙巴战争后,美国认为蒙博托政权不稳,准备由扎伊尔外长恩古扎取而代之.
蒙博托于1977年8月以叛国罪判处恩古扎死刑.
美国便以削减1978年度对扎伊尔援助的一半相威胁,要求蒙博托尊重人权.
1979年1月2日,蒙博托在驻扎伊尔外交使团新年团拜会上说,"某些人披着贞洁的人权外衣,把援助和几乎是侮辱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其用心是拙劣的,是对别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
这简直是新殖民主义!
"第二,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宣告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这是"非洲年"中最值得重视的事件.
随着石油生产的飞速发展,尼日利亚成了黑非洲的"经济巨人",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作用大大增强.
1963年10月1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阿齐克韦总统在广播演说中说:"我们决定成立联邦共和国之后继续留在英联邦内,这是以我们对于使英联邦成为世界民主堡垒的传统、理想、价值与实践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他除了重申加强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关系外,还表示对联合国组织怀有信心.
早在1963年3月,阿齐克韦在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说,尼日利亚将奉行不结盟政策,准备同所有国家缔结经济和文化协定.
当时的尼日利亚总理巴勒瓦表示,尼日利亚虽然留在英联邦内,但"我们将选择最有利于尼日利亚的政策.
我们认为,如果为了惯例而将尼日利亚同任何大国集团联系在一起,将是错误的".
自从1960年宣告独立到1975年期间,尼日利亚在政治与经济上基本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是低姿态和克制的.
尼日利亚同原宗主国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传统联系,独立后不少英国殖民官员仍在尼日利亚政府各重要部门任职,英国军官掌握着尼日利亚军队的指挥权.
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夕,英国政府曾同尼日利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协定》,规定英国将协助尼日利亚武装部队进行训练;尼日利亚将为进行训练的英国空军提供便利,并给予英国空军在尼日利亚上空任意飞行的方便等.
由于广大人民的反对,1962年1月21日,尼日利亚政府宣布废除这项防务协定.
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尼日利亚总理巴勒瓦在1960年和1961年两度访问美国.
1961年3月和7月,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两次访问尼日利亚.
1961年9月,尼日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公开批评美国政府说:"许多非洲国家直接或间接处于美国政府的影响之下,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代表施加压力,并实行种族歧视,非洲国家代表发现他们在纽约很不安全.
非洲国家的外交官遭到侮辱".
1964年3月,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访问尼日利亚,阿齐克韦总统又向他表示,美国同尼日利亚是患难之交,并要求美国援助尼日利亚.
1967年7月,尼日利亚爆发内战.
戈翁政府为了平息叛乱,要求外国军队给予援助.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同意向尼日利亚政府提供武器,随后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表示同意.
不久,东欧国家的重型武器开始运抵尼日利亚.
8月2日,戈翁政府同苏联签订《文化协定》.
苏联为了避免卷入冲突,自己不出面而支持其盟国向尼日利亚提供武器.
以安东尼·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尼日利亚的武器主要供应者,同时也是把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武器运到拉各斯的中间人.
在第一批交付的武器中,有来自捷克的6架L—29型海豚式教练飞机、几百箱卡拉什尼科夫AK—47型自动步枪和一些重型迫击炮.
9月9日,捷克当局发表声明解释说,武器运到拉各斯是履行两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运去的武器特别是海豚式飞机不会被用于正规的战斗,而且"今后也不会用来消灭比夫拉",因为这个协定是在"东尼日利亚分离出去并宣布成立独立的比夫拉共和国之前很久"签订的.
声明又说,这种冲突"完全是尼日利亚内部的事务",并认为拉各斯政府是"尼日利亚国土上唯一合法的政府".
1968年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捷共第一书记后,捷克外交部长宣布不再向尼日利亚交付与出售军事武器.
于是,苏联成为向尼日利亚政府提供军备的主要来源.
据估计,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苏联提供了价值6000万美元的飞机、大炮等军火,占尼日利亚政府所需武器的大部分.
戈翁政府为了收复比夫拉,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进一步靠拢苏联.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向戈翁政府提供过数量有限的武器,约占外国提供武器总量的15%.
法国和南非则向比夫拉分裂派提供武器.
尼日利亚政府认为,法国支持比夫拉分裂派的目的是想借此肢解尼日利亚,以利于它继续控制西非地区.
因此在内战结束后,尼日利亚历届军政府都采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激进政策,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尼日利亚政府在经济上采取尼日利亚化的政策.
从195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开始商业性的原油生产时起,外国公司就控制了尼日利亚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占有了尼日利亚石油工业的全部股份.
外国资本中最主要的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其次是美国的海湾、飞马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此外还有法国资本的埃勒夫公司、意大利资本的阿吉普公司等等.
它们都争相在尼日利亚谋取暴利.
尼日利亚政府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尤其是在1970年代,尼日利亚在夺回被外资控制的工业、维护民族经济权益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并在重要的经济部门中推行尼日利亚化的政策.
1971年,尼日利亚参加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夺得了石油标价的决定权,多次调整了油价和税收.
同年,尼日利亚政府宣布石油资源收归国有,并成立国家石油公司.
1972年,政府颁布了《尼日利亚企业振兴法令》,将在尼日利亚的外资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企业必须由尼日利亚人经营,第二和第三类企业中尼日利亚人必须占有40%和60%的股份.
这一规定使政府控制了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如石油、金融等行业大部分股份都由政府所掌握,其他企业则由政府或私人与外资经营.
1979年7月,尼日利亚政府宣布,在所有外资石油公司中它已占有不少于60%的股权.
由于1970年代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尼日利亚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力也日益增强.
除了埃塞俄比亚外,尼日利亚的军队数量几乎是任何其他黑非洲国家的五倍.
国家经济收入远远超过除南非以外的任何其他非洲国家.
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尼日利亚广泛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作为非洲的代言人在国际讲坛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5年7月29日,戈翁政府倒台,建立了以穆罕默德为首的军政权.
尼日利亚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低姿态和克制的外交政策,制定了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地位的、独立的和积极的外交政策.
1975年以后,尼日利亚的外交一直以非洲为中心,积极地为非洲的团结合作和民族解放进行不懈的努力,在非洲事务中发挥着大国的作用.
尼日利亚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代表非洲国家的利益,通过谈判与西欧工业国家进行斗争.
在1975年洛美会议上非洲国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谈判时,尼日利亚带头迫使西欧国家取消逆优惠制而同意稳定出口的收入计划.
在1979和1984举行的第二和第三次洛美会议上,尼日利亚再次迫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作出让步.
尼日利亚以石油为武器,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由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在拉各斯联合召开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
尼日利亚是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又是东道国,它的国家元首奥巴桑乔在会上力主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
1978年,由于英国资本的巴克莱银行同南非有经济往来,尼日利亚军政府立即命令尼日利亚政府各部门抽出它们在该行的全部存款,并限令该行1/3的白人职员于一个月内离境.
尼日利亚不满意英国偏袒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在津巴布韦独立前夕,尼日利亚为了阻止英国承认穆佐雷瓦政权,于1979年7月宣布把在尼日利亚的英国石油公司资产收归国有,向英国施加压力.
此外,尼日利亚政府还宣称,除非英国政府澄清其对南罗得西亚的政策,否则尼日利亚将拒绝英国公司参加它的重要建设项目的投标.
比夫拉战争以后,尼日利亚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
1970年,苏联同尼日利亚签订协定,援建尼日利亚一个钢铁联合企业.
苏联还帮助尼日利亚在南部铺设两条全长857公里的石油管道.
1974年,军政府首脑戈翁访问了苏联.
尼日利亚军政府竭力为苏联和古巴入侵安哥拉辩护,说苏联和古巴是应安哥拉政府的合法邀请前去制止南非侵略的.
在两次沙巴事件中,尼日利亚政府认为法国代表了新殖民主义重返非洲的野心.
在1978年第十五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提醒苏联和古巴"不要在非洲呆得太久而不受欢迎".
尼日利亚同美国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是石油.
尼日利亚的石油质量好,美国希望能及时得到它的供应.
尼日利亚对美国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美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二是要求美国对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南非改变其对内政策.
在南罗得西亚和安哥拉问题上,尼日利亚同美国存在政策分歧,而且美国又有支持1976年2月尼日利亚未遂政变的嫌疑,因而在19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与美国关系冷淡.
卡特执政后认为,在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织的非洲各国中,尼日利亚的影响是关键性的,但过去美国在安哥拉问题上忽视了尼日利亚的意见.
为此,卡特调整了美国对非洲政策,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实现黑人多数统治.
在制定对非洲、特别是对南部非洲的各项政策时,美国加强了同尼日利亚的磋商.
1978年4月,卡特作为第一个访问非洲的美国总统,首先访问了尼日利亚,称尼日利亚是"非洲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1980年,蒙代尔副总统又访问了尼日利亚.
1980年10月和1981年3月,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和外交部长奥托先后访问美国.
这些访问使两国关系大大改善.
4.
苏丹、埃及和利比亚的对外关系第一,苏丹的对外关系苏丹独立后,历届政府都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不结盟政策,主张发展睦邻关系,实现阿拉伯一非洲国家的团结,反对外来势力的侵略和干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南部非洲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1958年11月,苏丹在军事政变后建立军政权.
1963年5月,阿布德总统在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宣称,如果采取不结盟、反对军事集团、清除外国基地和严厉地谴责军备竞赛政策的话,非洲国家的成就是最圆满的.
他坚持要避免发生任何意识形态的冲突,消除威胁非洲的一切外国影响.
他还说苏丹不能把统一非洲的努力理解为要使非洲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而应理解为要使非洲更有效地参与解决世界事务.
1964年10月,军政权垮台.
10月3日,哈利法总理宣布苏丹的对外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和联合国宪章;根除一切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反对军事条约;加强不结盟政策;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充分而广泛的合作.
1969年5月,尼迈里发动革命,组成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内阁.
新政府宣称奉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北非通往撒哈拉东部和南部非洲的门户,又处红海到印度洋的通道,其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联为了同美国争霸,一直企图控制苏丹.
它一方面向苏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还向苏丹派出数以千计的顾问和专家,表示支持尼迈里政权;但另一方面却暗中策划颠覆苏丹政府,企图扶植亲苏势力上台.
1971年7月19日,苏联通过亲苏势力发动政变.
苏联指使其代理人马哈古卜隐藏在保加利亚驻苏丹使馆的密室里进行策划,成立政变指挥部,并拟定政变后的新内阁名单.
政变发动后,政变集团占领了陆军总部和恩图曼电台,扣留了尼迈里等一部分政府官员,并宣布苏丹政府已被推翻.
政变次日,苏联大使登门拜访政变领导人.
苏联报刊也大肆传播政变成功的消息.
但尼迈里在武装部队和群众的支持下,于第三天一举粉碎了这次政变,逮捕了政变领导人.
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竟写信给苏丹政府,公然要求苏丹停止对政变分子的镇压.
苏联还窝藏政变集团中的逃亡分子.
苏丹政府指责苏联干涉内政,召回了苏丹驻联大使,并宣布苏联驻苏丹大使馆参赞和保加利亚驻苏丹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
苏联仍不死心,继续策划推翻苏丹合法政府.
它出钱出枪,在苏丹境外收买和训练了一批阴谋分子,于1976年7月2日侵入苏丹进行武装颠覆活动.
苏丹武装部队迅速予以反击,几小时之内就粉碎了这起苏联策划的阴谋,缴获了大批苏制武器,使苏联的面目进一步暴露.
1977年5月12日,苏丹政府决定解除苏联军事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关闭苏联军事专家事务办事处,限令苏联专家于一周内离开苏丹.
第二,埃及的对外政策1952年7月,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
纳赛尔于1954年11月担任埃及总统.
他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它们所策划的一切军事联盟;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1955年4月,史无前例的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
纳赛尔不顾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毅然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抨击帝国主义殖民政策.
他指出,"殖民主义一向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必须予以铲除";"各国都有义务尊重别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都有权利自由选择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纳赛尔宣布埃及实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所策划的任何军事联盟.
1955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策划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埃及拒绝参加,维护了埃及的独立和主权.
他表示,埃及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合作,而不能同他们结成联盟,不参加他们的任何条约.
"我们决不能做尾巴或卫星国.
"①纳赛尔认为,只有不结盟才能使埃及保持独立的地位.
纳赛尔的态度使帝国主义国家十分不满.
他们拒绝向埃及供应武器和装备,妄图迫使埃及改变政策.
1955年5月,埃及不得已要求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武器来加强军事力量.
同年9月27日,纳赛尔发表演说称,"我以埃及国家的名义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捷克和其他国家提出要求,期待他们的回答……我得到的某些国家的答复是有条件地供给武器.
我拒绝了,……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原则.
"1955年7月,苏联同埃及达成协议,同意埃及以优惠条件购买武器,随后又向埃及派出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
苏联势力从此正式进入埃及,但苏联的支持也为埃及最后摆脱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控制创造了条件,促使纳赛尔下决心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
1956年7月26日,为了维护埃及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纳赛尔庄严宣布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这一正义行动引起帝国主义的愤怒和恐慌,英、法、美等国对埃及采取了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等种种手段,妄图迫使埃及收回成命.
但所有这一切都遭到埃及政府的坚决抵制.
英、法又鼓动以色列一起出兵入侵埃及.
在埃及军民不畏强暴坚决抵抗和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英、法和以色列被迫撤兵.
埃及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双方交战六天.
战争爆发前,苏联鼓动埃及采取强硬行动,把埃及推上第一线,向美国和以色列搞战争边缘政策,制造紧张局势.
当战争一触即发时,苏联担心战争的扩大会引起美、苏对抗,便同美国秘密进行接触,并要埃及不要首先开火,①《中东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73页.
说美国已经保证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
苏联还向美国表示它不会支持埃及作战,使美国和以色列解除了顾虑,加速准备发动战争,而埃及却放松了警惕.
战争爆发后,苏联拒绝及时向埃及补充飞机和武器,暴露了它对埃及假支持、真出卖的伪善面目.
在这场战争中埃及严重失利,以色列则不仅霸占了整个巴勒斯坦,还侵占了埃及的领土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领土戈兰高地.
为了洗刷战败的耻辱,抗击以色列侵略,纳赛尔只得向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求助.
苏联答应给予援助,但提出要控制埃及军队、在埃及建立军事基地等侵犯埃及主权的条件,遭到纳赛尔拒绝.
苏联便在援助武器装备等方面采取拖延手法加以搪塞,纳赛尔多次访问莫斯科也无济于事.
1970年9月28年,纳赛尔含恨逝世.
纳赛尔逝世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继任总统,埃及对外政策发生急剧变化.
1971年被萨达特称为埃及同以色列进行较量的"决定性一年".
3月1日,萨达特首次访问莫斯科,请求苏联提供米格23型飞机和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被苏联领导人拒绝.
次日,萨达特就决定逐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他在任职的第一年里大力清洗亲苏集团.
1971年4月22日,他通知苏联,他打算解除亲苏分子阿里·萨布里及其他亲苏同伙的职务.
5月15日,埃及政府公布了清洗阿里·萨布里及其同伙的决定:撤销萨布里副总统职务,逮捕内政部长戈马、总统府事务部长萨米·谢里夫等人.
5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突然到达开罗,要求释放戈马等人,并说:"在苏联,每个人都非常钦佩阿里·萨布里.
"萨达特拒绝接受波德戈尔内的请求,抵制了苏联对埃及内政的干涉.
但是,埃及为了摆脱面临的困境仍然渴望获得苏联的援助,希望从苏联得到先进武器,以便向以色列发动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苏联表示愿意帮助实现萨达特的新战略,但条件是双方必须缔结友好合作条约.
在苏联的压力下,1971年5月27日在波德戈尔内访问埃及期间,埃及与苏联签订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建立了双方的军事联盟.
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将"发展和加强它们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以及在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及其他方面全面合作的关系.
"(2)双方"尽力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实现各国人民的愿望","继续致力于谋求和保障近东的公正持久和平","争取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3)双方"深切关心保障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双方认为在国际上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协调行动有重大意义,为此,缔约双方将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举行各级的定期协商","一旦出现了双方认为威胁或破坏和平的局势,将立即相互接触,以便为了消除已产生的威胁或恢复和平而协调自己的立场".
(4)双方"为加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防御能力,进一步发展军事方面的合作.
这一合作将规定苏联协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训练军事人员,使他们掌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以加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消除侵略后果和抗击任何侵略的能力".
苏埃友好条约缔结后,苏联并未按规定履行它向埃及提供武器的义务,两国关系并未好转.
1972年4月,萨达特访问苏联时表示,埃及不同意苏联在供应武器方面实行限制,拒绝放弃任何阿拉伯领土,不满意中东不战不和的状态.
但是,当年5月苏联同美国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仍然强调要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实际上是苏联向美国承诺不向埃及提供武器,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
为此,萨达特总统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要求他澄清苏联的中东政策,并遵守运送武器的日程安排.
一个月后萨达特收到复信,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责怪埃及"不知道战争的含义",对武器供应问题只字未提.
萨达特于7月18日召见苏联大使时愤怒地说:"看来苏联并不信任埃及领导人,而且对局势的危险性也缺乏认识.
埃及在注意维护同苏联的友谊时不能忍受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国家的监护.
"萨达特当场宣布:(1)感谢苏联通过技术人员给予埃及的一切帮助,但是,从即日起让这些技术人员停止服务;(2)苏联在埃及的武器,或者出售给埃及并训练埃及人员来使用,或者撤走;(3)留下的任何苏联军队应由埃及指挥,否则应即撤走;(4)根据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规定,双方应立即在高级官员之间开始磋商;(5)凡以训练为目的,并且早在大批专家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埃及的技术人员应该留下①.
1972年,埃及驱逐了17000名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
此举被萨达特誉为恢复了埃及的"民族意志".
萨达特作出的这一决定是1950年代以来苏联在对外扩张中遭到的最大一次挫折.
埃及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
在通知苏联撤出专家和其他军事人员后,为了缓和关系,埃及总理阿基兹·西亚德访问莫斯科,表示希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要求与苏联签订一项关于安排已在埃及完成任务的苏联专家回国的协议,遭到苏联拒绝.
苏联指责萨达特违背苏埃友好条约,认为是"右派势力掌握了当今埃及政权.
"埃苏关系发生破裂,这是埃及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突破不战不和局面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也是埃及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转折点.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不顾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对,联合向以色列发动进攻,震撼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6日下午,埃及集中8万兵力向以色列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强渡运河,一举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全歼以色列第一九旅,收复了从迈萨松角到福德港之间200公里长、12—17公里宽的西奈领土.
在北线,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与以军展开激战,收复了包括谢赫山在内的一些阵地和村镇.
巴勒斯坦游击队配合埃及、叙利亚军队运用游击战术在以色列占领区打击以色列军队.
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胜利,使以色列全国陷于惊慌失措的混乱状态.
随后,以色列组织力量偷渡运河,登上西岸进入埃及腹地,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埃及的变化.
但是,十月战争已使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团结战斗.
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摩洛哥、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突尼斯都先后出兵参战,支援前线国家.
阿拉伯国家还利用石油作为武器,采取减产、提价、禁运和国有化等措施配合军事和政治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都支持阿拉伯国家,有20多个国①海卡尔:《通向斋月战争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94页.
家宣布同以色列断交,使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苏联领导人担心它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峙会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因此多次向萨达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表示,苏联不支持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战争.
当埃及军队向以色列阵地推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时,苏联要求埃及支付现金,企图使萨达特陷入困境.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闻讯十分愤怒,立即携带2亿美元的支票飞赴莫斯科,为埃及支付了购买武器的费用.
10月20日,萨达特在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信中说:"在战争进行10天之后,由于美国不断输送武器,我等于在埃及战场上同美国作战.
坦白地说,我不能同美国打仗,也不能承担第二次使我们的武装部队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因此,我通知苏联,我准备接受就地停火.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三三八号决议,次日又通过第三三九号决议,呼吁交战双方就地停火.
埃及和叙利亚政府先后宣布停火,但以色列军队仍在运河西岸发动进攻,企图扩大战果,实现"打断埃及脊梁"的目的,使埃及永远无力进攻以色列.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萨达特提出了由苏美两国派遣军队监督停火的要求.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它命令七个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
美国政府大为惊恐,宣布全军处于紧急状态,企图进行反讹诈.
双方剑拔弩张.
10月25日,安理会通过了几内亚等八国的提案,决定建立除常任理事国以外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去中东监督停火.
美国为了保证它在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和影响,防止苏联势力扩大,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它接受了停火.
以色列从十月战争中看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威力,不得不考虑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和谈,并实行和平共处.
战争结束后,埃及为了贯彻经济自由化政策,逐步转向西方,与美国建立了密切关系.
十月战争期间,萨达特公开揭露并谴责了苏联的干涉行径和企图控制埃及的阴谋.
他说:"我们不是苏联人的势力范围,也永远不会是任何人的势力范围.
"1976年3月15日,他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3月26日,埃及政府取消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的权利,责令苏联舰只限期撤离.
萨达特采取的这些措施维护了埃及的独立、主权与尊严,得到埃及人民的支持.
萨达特执政后,改变了纳赛尔时期埃及对美国的政策.
纳赛尔认为,美帝国主义与以色列都是阿拉伯民族的敌人,美国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总后台,因而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后宣布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1973年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总统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1974年,埃及正式宣布实行经济开放、经济自由化政策,大力吸引外资以发展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
萨达特实行这些政策,主要是希望得到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援助和私人资本.
此外,萨达特还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美国而不在苏联,因为以色列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经济上与军事上的支持.
他说:"只有美国人手里握有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也不管苏联对此是否恼火,事实是(在谋求中东和平方面)99%的牌掌握在美国手里.
"因此,1974年2月28日,埃及同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重新互派大使.
当日,美国白宫宣读了《美埃联合声明》,其中说,"两国政府希望相互更好地谅解和合作.
"美国政府决定协助清理苏伊士运河并重建运河区.
十月战争前,美国历届政府认为,只要在中东确立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美国就能遏制苏联扩张,抑止阿拉伯国家激进力量的壮大,保持中东稳定,淡化阿以冲突,最终迫使阿拉伯国家在不战不和的僵局中走向谈判.
因此,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都执行全面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扶植以色列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四次中东战争表明,以色列取得胜利仅是战争——停火——战争循环中的一环,阿拉伯国家不可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阿以冲突又是苏联进入中东、扩大其影响的跳板.
所以,基辛格在十月战争后得出结论,要迅速调整美国的政策,将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上;美国应该放弃全面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促使以色列作出领土上的让步,通过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同苏联争霸的地位.
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于1974年1月18日和1975年9月1日先后同埃及签署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
以色列根据协议撤出运河西岸和东岸的部分地区.
萨达特也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政策.
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以色列国完全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在四次中东战争中侵占了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使埃及蒙受巨大损失,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要消灭以色列.
萨达特则认为,击溃以色列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如果同以色列继续进行战争也是埃及国力所负担不了的,人民普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阿拉伯最终还必须同以色列媾和,承认以色列的实体,通过谈判收回失地,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政体的国家.
1977年11月19—21日,萨达特主动采取行动访问耶路撒冷,开始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
1978年9月8日,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贝京总理、美国卡特总统在美国的戴维营举行会谈,签署了两项文件:一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一是解决埃以双边问题的《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
这两个文件总称戴维营协议,其中规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期限不超过五年的巴勒斯坦人民自治作为最后解决问题的过渡;西奈半岛主权属于埃及,埃及和以色列应在三个月内签署和约,和约签署后二至三年内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以色列在西奈的军用机场移交埃及作为民用;以色列船只在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自由航行.
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在华盛顿签署和平条约,卡特总统以联署人的身份也签了字.
和约规定双方结束战争状态,以色列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等.
对于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各阿拉伯国家意见分歧,态度不一.
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拒绝阵线,抵制戴维营协议并谴责萨达特.
苏丹、索马里、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约旦以及海湾国家则持温和立场,它们大多对戴维营协议有保留,认为协议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但不主张制裁埃及.
有的国家还认为戴维营协议有积极因素.
第三,利比亚的对外关系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联合王国独立.
由于在经济上仍然依赖英国和美国,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允许西方大国继续使用它的军事设施和空军基地,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
因此,英、美、法三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利比亚国土上.
1953年7月29日,利比亚同英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和军事及财政援助协定,英国以每年给利比亚300多万英镑的财政援助为代价,换得了继续占用军事基地的权利.
1954年9月9日,利比亚同美国签订协定,美国取得了使用地中海惠勒斯空军基地20年的权利,美军司令部有权在利比亚领土上自由调动军队和进行空中摄影,美国军事人员享有治外法权,美国则每年支付基地租费400万美元(后又商定,1960—1964年间每年支付1000万美元).
1954年8月10日,利比亚同法国也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
根据这项条约规定,法国在费赞的驻军在1956年年底以前撤出,但法国仍保留了继续使用费赞机场的权利.
1957年1月,美国提出加紧在中东推行侵略政策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后,利比亚政府代表和美国总统特使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进行合作,以便顺利地实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同时美国将向利比亚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
利比亚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参加了1963年5月和1964年7月举行的两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还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于1964年1月和9月先后参加了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举行的两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利比亚政府在进入1960年代后重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1964年3月16日,利比亚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撤除美英两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撤走它们的全部驻军,废除同美英两国签订的有关军事基地的协定,并责成政府同美英两国政府举行谈判.
决议说,如果谈判失败,众议院将通过法律废除同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和关闭美英的军事基地.
1964年3月19日,蒙塔塞尔首相在参议院演说中说:"利比亚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利比亚在阿拉伯、非洲和国际范围内的地位","利比亚将履行对阿拉伯联盟、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承担的义务".
他又说:"国际情况的改变和兄弟国家对利比亚采取的立场,使我仍有责任去消除外国基地和不去重订或延长同联合王国和美国签订的两个条约".
英国在利比亚的的黎波里、班加西和托布鲁克等地都驻有军队,在埃尔·阿德姆设有大型空军基地,在的黎波里附近的伊德里斯机场也有重要的军事设施.
根据利比亚众议院的决议,利比亚政府于1964年4月20日在贝达开始同英国代表团就撤除英国军事基地和撤退军队问题进行谈判.
1964年4月29日,利比亚政府又同美国代表团就拆除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举行谈判.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卡扎菲奉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结盟和积极中立的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主张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利比亚在1959年发现石油,1961年开始生产并出口原油,但石油的勘探、开采、提炼和运销都要依靠美国的资本和技术,石油产品也大量销往美国.
所以,长期以来利比亚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
在卡扎菲宣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反对以色列侵占阿拉伯领土和美国的中东政策后,两国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1970年6月11日,利比亚政府封闭并收回了美国在惠勒斯的空军基地.
1972年,利比亚废除了旧王朝同美国签订的军事、经济技术合作等九项协议.
1973年5月,卡扎菲谴责美国的挑衅行为,指出"美国航空母舰威胁我们的领海,这使我们感到吃惊","有几十架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向我们炫耀武力,进行恫吓".
随后,利比亚政府在首都的黎波里附近设置两个布雷区,其中的一个是为了保护的黎波里港的入口,另一个是在通往奥克巴·伊本·纳费的空军基地(原为惠勒斯美国空军基地)的航路上.
卡扎菲在这个空军基地发表了演说,指出:"现在,是阿拉伯人勇敢地对付美国的时候了,是用直接严峻的手段打击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的时刻到了.
是时候了,让我们对准美国那张冷漠、傲慢的脸给他狠狠的一记耳光.
"为了控制丰富的石油资源,1973年8月11日,利比亚政府决定将美国在利比亚石油公司51%的财产收归国有.
1974年2月11日,利比亚政府把在利比亚开采石油的三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归国有.
美国即以拒绝向利比亚提供武器作为报复,停止交付利比亚订购的8架C—130军用运输机.
此外,1972年,利比亚还对英国石油公司的租借地实行国有化,对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办的银行实行国有化.
1979年,利比亚支持伊朗反对美国的斗争,首都的示威者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使馆.
美国政府撤走了驻利比亚的外交人员.
虽然利比亚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美国为头号敌人,但为了保证石油出口,利比亚仍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
1979年初,利比亚派出人民代表团访美,美国反应冷淡.
里根执政后,对利比亚采取强硬态度,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全面制裁,关闭利比亚驻美人民办事处和驱逐利比亚外交人员,指责利比亚搞全球性的恐怖和颠覆活动.
1981年8月19日,利比亚同美国在锡尔特湾发生空战①.
美国还利用世界市场上石油供过于求的情况减少了从利比亚进口原油的数量,并要求在利比亚的美国侨民撤走,宣布给美国公民去利比亚的签证无效.
卡扎菲对此反驳说,是美国"在世界上实行最大的恐怖主义",美国想"把别国人民降为奴隶".
对于石油,卡扎菲说:"我们宁可掌握在手上而不想廉价出售.
"1986年,美国两次对利比亚进行军事袭击,企图一举消灭卡扎菲政权.
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利比亚于1955年9月同苏联建交,但两国关系长期比较疏远.
利比亚曾多次拒绝苏联要向它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
卡扎菲执政初期,两国关系并无大的改善,尽管1971年6月苏联曾授予卡扎菲列宁金质奖章.
1973年1月,卡扎菲透露说,将要拆除美国在利比亚的基地.
此后不久,苏联曾要求利比亚允许苏联军舰使用其港口,但遭到拒绝.
苏联就对利比亚施加压力,利比亚坚决顶住.
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卡扎菲猛烈地抨击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
他说,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个帝国主义","我们既不站在美国一边,也不站在苏联一边".
苏联由于同埃及关系逐渐恶化,在1970年代竭力拉拢利比亚.
1972年3月4日,苏联和利比亚签署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两国在利比亚石油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发展电力、寻找固体矿物和瓦斯、培养利比亚本国干部等方面以及在利比亚其他经济部门内进行合作.
这个协定的签订为利比亚部分接管西方石油公司的财产铺平了道路.
苏联于1972年就同意利比亚以现金购买苏联武器.
苏联向利比亚供应地对地导弹和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3歼击机,准备一旦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爆发新的战争时运到埃及投入战斗.
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后,利比亚同苏联的关系有较大发展.
1975年5月,苏联部①锡尔特湾位于利比亚北部,是地中海南部最大的海湾,伸入陆地115公里,最宽处465公里.
海湾内蕴藏有石油和天然气.
沿岸有班加西、锡德尔、拉斯拉努夫等港口,为利比亚石油的丰要输出港.
利比亚在1973年10月9日宣布,自北纬32度31分以南的整个锡尔特湾为内海,沿32度31分纬线以北12海浬的水域为领海.
但美国不承认锡尔特湾是利比亚的内海,只承认3海浬领海权.
美国不顾利比亚的警告,派第六舰队到锡尔特湾举行军事演习.
1981年8月19日,双方发生空战,两架利比亚的苏制SU—22战斗机被击落.
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利比亚,允诺向利比亚提供上百亿美元的武器.
1976年底和1981年4月,卡扎菲两次访苏.
卡扎菲在1976年访问苏联时,肯定苏联对阿拉伯事业的立场是正确的,强调要搭起阿苏友好的桥梁,并说这是一个战略步骤.
1976年底,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联系,重申这种友谊应得到战略上的重视.
自1975年以来,苏联向利比亚出售了大量先进武器,有些甚至是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也不曾得到过的,如米格—25狐蝠式飞机.
卡扎菲成了苏联最大的军火买主之一.
利比亚空军装备之精良在非洲首屈一指.
苏联的专家、顾问大批涌入利比亚.
据估计,到1986年为止,在利比亚的苏联军事顾问有五六千人.
但利比亚与苏联之间仍保持一定距离,并未像埃及或伊拉克那样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
1979年11月,卡扎菲得知苏联特务企图谋害他,便要求苏联立即召回参预阴谋活动的顾问,否则就要像萨达特那样将他们驱逐出境.
他说:"我没有注意到他们满足我对苏联武器的全部要求这件事后面隐藏着的东西.
"苏联早就希望在图卜鲁格有一个深水港口,但卡扎菲不同意,而且甚至不肯给苏联舰队在那里进行再补给的特权,以免陷于受人支配的地位.
他还反对苏联为参加中东和平会议而进行的努力,并对苏联在向伊朗提供苏制武器的同时又向伊拉克提供补给的做法感到恼火.
卡扎菲一向热衷于仿效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同阿拉伯、非洲国家结成联盟.
纳赛尔曾经设想以两三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为核心逐步实现阿拉伯统一.
卡扎菲十分崇拜纳赛尔,并赞成他的这种思想.
卡扎菲提出以利比亚为中心的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准备同邻国实行统一、联合和合并.
他宣称:"俾斯麦统一了德国,我这个小小的国家也将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
他还说;"为了阿拉伯统一,我们向各个方向活动,只要有门开着,我们就去敲.
"自1969年卡扎菲执政以来,利比亚先后七次为同阿拉伯、非洲国家建立联盟而努力,但均未成为现实.
1969年12月27日,利比亚同苏丹和埃及签订《的黎波里宪章》,准备建立松散的联邦.
1970年11月27日,叙利亚在阿萨德总统接管政权两周后加入《的黎波里宪章》.
但联邦未正式成立.
1971年4月17日,利比亚又同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建立阿拉伯共和国联盟,但这个联盟一直停留在理论上.
1972年8月2日,卡扎菲与埃及萨达特总统决定两国于1973年9月前完全合并.
但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爆发后,萨达特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使利埃矛盾趋于公开化.
1974年1月12日,卡扎菲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宣布两国决定合并.
但两天后,布尔吉巴解除了这次合并的主要策划者、突尼斯外交部长马斯穆迪的职务,并撤销了合并计划.
同年2月10日,卡扎菲说,利比亚准备训练一批游击队员,以推翻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都反对阿拉伯统一.
卡扎菲还在一次演说中说:"如果阿拉伯的统一不能用正常一九五年代后期至一九七年代末非洲主要独立国家的对外关系649的方式得以实现,就要通过人民来迫使它实现.
"他起誓说,他决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直到最后在全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①.
①《非洲当代领袖》,第200页.
1980年9月1日,卡扎菲提请利比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利比亚同叙利亚结成联盟.
阿萨德总统虽然宣称卡扎菲的号召在叙利亚人民中间得到了响应,但他在12月访问利比亚时拒不接受联盟将受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的制约,于是结成联盟的计划未有结果.
1981年1月和9月,利比亚两次建议同乍得实行联合,遭到乍得领导人古库尼·韦戴的拒绝.
1984年8月13日,卡扎菲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签订关于建立摩洛哥—利比亚国家联盟的《阿拉伯——非洲联盟条约》.
但两年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致函卡扎菲,宣布废除联盟条约.
比外,卡扎菲还陆续提出同马耳他、塞浦路斯合并的建议,均未如愿.
但他并不灰心,他说;"我们的生存是同阿拉伯统一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所有的利比亚人都反对统一,我自己也要为之战斗.
如果全体利比亚人不做联合主义者,我就离开他们.
"卡扎菲依仗他拥有的大量石油美元和苏制武器,到处干涉别国内政.
1980年,利比亚建立革命输出局,负责制定向外扩张的计划和措施,以输出革命.
利比亚除了公开派兵干涉乍得内战、于1973年占领乍得北部奥祖地区外,1974年又卷入了一场旨在推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未遂政变.
1977年7月,埃及和利比亚两国边界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突尼斯、苏丹也曾指责利比亚支持他们国内的反对派.
三国同利比亚中断了外交关系.
卡扎菲还扬言要向北爱尔兰、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有动乱的地方的反叛组织提供武器,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和菲律宾的穆斯林武装,支持马来西亚泛伊斯兰党等等.
由于它到处插手,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在外交上处境孤立.
5.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对外关系埃塞俄比亚政府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支持万隆会议关于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1963年5月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说,非洲虽然宣告胜利,但还是不彻底的,今天"我们的第一伟大任务是最后解放还受着外国剥削和控制的那些非洲人","我们要求结束殖民主义,因为一个民族支配另一个民族是错误的".
他在会上还谈到非洲和亚洲的伙伴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强调指出,非洲和亚洲国家有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反对歧视、压迫和消除殖民地残余的共同斗争中把两个大陆联合在一起.
但他也呼吁,要同以前的殖民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拉拢埃塞俄比亚,支持埃塞俄比亚合并英国负责托管的前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的要求.
在美国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在1950年12月2日通过决议,规定从1952年9月起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自治单位同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
塞拉西一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1961年9月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开始武装斗争、要求独立以来,埃塞俄比亚更加需要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因而执行亲美政策.
1953年5月22日,美国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使用军事设施的条约》(即卡格纽通讯基地协定).
卡格纽通讯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频率无线电中继站和情报收集中心,又是美国从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进行阿波罗飞行的空中和太空飞行的中枢.
同日,埃塞俄比亚还同美国签订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根据协定,美国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而埃塞俄比亚则承担义务"发展并维护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
1963年,两国又签订《空中和一九五年代后期至一九七年代末非洲主要独立国家的对外关系651地面勘测协定》.
同年10月,塞拉西一世访问美国,同肯尼迪总统会谈.
根据《空中和地面勘测协定》,美国派出300名陆、空军技术人员对埃塞俄比亚全境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摄影和地面测绘.
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各主要部门包括外交和财政等部门,都有美国顾问和专家.
到1964年9月止,美国向埃塞俄比亚共派出和平队队员700多名.
在战后25年中,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3.
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
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亲美的塞拉西政权一直是得到美援最多的非洲国家.
由于海尔·塞拉西奉行追随西方的政策,1950年,他曾派出6000名军队参加联合国军侵略朝鲜,1960年又派出1800名皇家警卫队员参加联合国军镇压卢蒙巴领导的刚果独立运动.
苏联为了同美国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从1960年代开始就向非洲之角扩张势力,首要目标是因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同埃塞俄比亚有领土争执的索马里.
苏联曾支持索马里反对美国支持的埃塞俄比亚.
苏联先后派出数千名军事专家、技术顾问去索马里,并在柏贝拉港修建海军基地.
1974年,索马里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1974年6月,埃塞俄比亚发生政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统治,成立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
11月,特费里·本蒂出任军委会主席.
军政府的政策口号是"埃塞俄比亚第一"、"建设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改变了过去的亲美路线.
1976年4月26日,埃塞俄比亚公布《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
1977年2月,特费里·本蒂被处决,门格斯图就任军委会主席.
他奉行激进政策,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解决在欧加登领土问题上与索马里的争端.
埃塞俄比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在红海海滨又有马萨瓦港和阿萨布港,这对于苏联实行扩张来说,更为重要.
在双方都有需要的情况下,1977年5月以后,门格斯图多次访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和总理柯西金先后访问埃塞俄比亚,两国签署了《埃塞俄比亚—苏联友好关系与合作原则宣言》和为期20年的《埃塞俄比亚—苏联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一旦出现对和平造成威胁或破坏国际和平的局势,缔约双方将立即互相接触,协调它们的立场,以便消除已出现的威胁或恢复和平","为了确保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它们将继续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
"门格斯图称,两国建立了持久的和牢不可破的友谊.
1977年春,苏联提出建议,要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南也门组成亲苏的联邦,遭到索马里的拒绝.
苏联便一方面削减物资供应和经济援助,对索马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领土争端上,由原先支持索马里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
1977年7月,欧加登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和军事物资,并把古巴军事人员运进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多次提出警告无效,于1977年11月宣布废除索马里一苏联友好条约.
苏联变本加厉地在军事上卷入非洲之角.
1978年初,在苏联和古巴军队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军队进行反攻,最后迫使索马里从欧加登地区撤军.
指挥这场战争的是五位苏联将军,其中包括由中苏边境调去的一名副参谋长和苏联原驻索马里军事顾问团团长.
欧加登战争结束后,几万名苏联和古巴的军事人员继续留驻在埃塞俄比亚.
1978年上半年,苏联进一步渗入埃塞俄比亚.
苏联派出约5000架次飞机,把上万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运往埃塞俄比亚,然后把1.
5万名古巴士兵从古巴运往安哥拉,再从苏联把两个师的兵力运往古巴.
此外,苏联还从本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把数以千计的专家、顾问和军事人员运往埃塞俄比亚,从南也门运去3000名军人,从苏联和利比亚运去大批军事装备.
门格斯图政权除了利用苏联力量对付索马里外,还想利用苏联的支持对付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领导的武装斗争.
厄立特里亚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濒临红海,与也门和沙特阿拉伯隔海相望,海岸线长达1000公里,扼守着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历来是列强争夺的对象.
根据1950年12月2日联合国大会决议,厄立特里亚将同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
1962年11月,厄立特里亚并入埃塞俄比亚,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后改为行政区).
1961年9月,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开始武装斗争,要求独立.
苏联一直标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厄立特里独立运动,但在埃塞俄比亚政变后,突然改变态度,公开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进攻厄立特里亚.
1978年后,古巴人驾驶的苏制米格飞机不断对厄立特里亚进行轰炸.
苏联态度的这一大转变,主要是由于它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的扩张活动连遭失败后,为了在红海沿岸找到基地便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使厄立特里亚问题复杂化.
1977年4月,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关闭了美国军事顾问组、通讯站、新闻处和武官处,以及美国驻阿斯马拉总领事馆.
1980年,美国同索马里签订关于使用索马里军事设施的协议,埃塞俄比亚对美国进行了强烈谴责.
同年7月,美国在埃塞俄比亚政府要求下召回了它的大使,但双方仍保持贸易关系.
五、一九七年代末以来非洲国家的对外关系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非洲国家普遍对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进行了调整,多元化趋势逐渐加强.
许多国家强调奉行积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提出"全向外交"、"合作伙伴多样化"等口号.
激进的非洲国家普遍改善和发展了同原宗主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温和的非洲国家除了继续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外,还注意发展同苏联的关系.
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已由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美苏争夺非洲的态势发生变化,许多国家调整了对非政策,为非洲国家多元化外交创造了条件.
1977年,美国卡特总统执政后承认,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能期望100多个新国家还会听从强国的摆布.
"而美国对第三世界资源的依赖日益加深,使它不得不谋求同非洲国家改善关系,侧重于运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即"以水对火"的办法)吸引非洲国家以制胜苏联.
1982年里根总统上任后,更加重视对非洲的争夺.
随着美国摆脱1970年代中期出现的滞胀局面,经济开始复苏,里根政府越来越重视利用经济手段对非洲进行渗透,并以军事实力作后盾,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排挤苏联在非洲的势力.
苏联自从1977和1978年两次策划入侵扎伊尔受挫以后,在非洲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
由于它经济发展缓慢,实力不济,在全球争夺中战线又太长,力不从心,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和投放力量越来越受到影响,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数额难于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
苏联一直把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它保持和扩大自己在非洲势力的主要手段,但军事援助中一半以上是现汇交易,使受援国负担沉重,不满情绪日增.
原来同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削弱了苏联的影响.
世界多极化发展,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实力上升,为非洲展现了同更多的国家进行合作的前景.
法国与非洲存在着特殊关系.
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基林格说过:"法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千丝万缕、密切相关的.
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它的未来.
"这表明法国认为法语非洲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可以被视为法国影响范围之内的一块阵地.
因此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后,法国一直十分重视发展它同法语非洲国家的关系.
1973年,首次法非首脑会议召开.
会议原定每两年一次,后改为每年在法国或某个非洲国家首都轮流举行.
最初会议的参加国只限于法国和法语非洲国家,后来逐渐扩大到非洲的非法语国家,由1.
973年的11国增加到1980年的26国.
法国强调其"对非政策应该扩及到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英语及葡语非洲",对自封为进步的或自称为温和的国家都一视同仁.
这说明法国不仅重视发展它同非法语国家的关系,而且重视发展同激进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的关系.
法国还提出非洲应成为"非洲人的非洲".
法国对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已接近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
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
他标榜第三世界主义,继续强调法国同非洲在政治、文化和感情上的特殊性,指出法国希望非洲统一组织能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以使非洲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法国将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军事方面的义务;主张由南北双方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危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非洲有日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丰富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又是日本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日本曾经宣布1979年为"非洲年",要对非洲开展全面外交.
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访问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时一再强调:"没有非洲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密切同非洲主要国家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所不可少的",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要成为"争取和平与稳定的伙伴"关系.
1985年,日本《经济新闻》在《对饥饿的非洲加强战略外交》一文中指出:"日本在非洲的战略目的是,适应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逐渐削弱的情况,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要加强同非洲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
日本同非洲加强了全面的贸易往来,并以优惠条件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非洲国家独立以后,迫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它们在同残余的殖民主义势力的反复较量中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独立是巩固政治独立的根本保证.
非洲国家采取措施,在维护经济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下降,出现粮食和债务两大危机,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双重挑战.
非洲国家独立后,长期的殖民统治所形成的依附于宗主国的单一的畸形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使它们在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外国,仍然是西方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
而且,由于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着资金缺乏的严重困难,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援助来维持本国经济,因而外债负担十分沉重,国家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
为了支付到期的债务,不少国家只能借新债还旧债.
赞比亚、扎伊尔等国由于不能到期清偿债务而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这个组织对它们财政的监督.
巨额债务成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种状况当然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
如何筹集建设资金,一直是非洲各国面临的严重问题.
有些国家如几内亚、坦桑尼亚、埃及、赞比亚、刚果等采取了没收外国资本、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政策.
这对于打击外国势力、使本国经济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有一些效果.
但实践表明,过于激烈地推行国有化政策往往会使准备来投资的外国资本家裹足不前.
1970年代末,非洲国家认真总结了经验,着手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结构,把经济振兴和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1980年,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它标志着非洲大陆开始了以争取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新时期.
会后,更多的非洲国家加入了调整和改革的行列.
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政策较激进的国家,在调整和改革方面迈的步子更大.
不少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对过去执行的政策进行调整,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往来,接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使外国资本为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服务.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改变方针之后,往往也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上摆脱苏联的影响,向西方国家靠拢.
至于原来长期在经济上依赖西方的国家,也开始逐渐摆脱某一个国家的影响,同各国广泛交往,争取多种援助,寻求资金技术来源多元化,甚至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建立或扩大关系.
发展经济的考虑是非洲国家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非洲国家领导人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由于地区的战乱使某些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为了尽快走出困境,集中精力进行经济重建和复兴,非洲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
为了求得和平与发展,必须推行为本身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务实的外交政策,因此,非洲国家外交多元化和中立、不结盟倾向日益增强.
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有两个特点.
一是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倾向加强.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尽管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差异很大,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也有亲疏,但它们都是民族主义政权,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是它们共同的要求.
通过20多年的实践,非洲国家对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扩张已逐渐提高了认识.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公开表示,他们的国家既不属于西方集团,也不属于东方集团.
这反映了非洲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控制的强烈愿望,也表明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日趋灵活,注意在大国间搞平衡,增加回旋的余地.
二是外交政策为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服务.
在许多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力图使自己的政策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现实主义考虑逐渐占了上风.
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有的国家提出"外交为发展服务"、"全向外交"的方针,以便从多方面得到经济援助和支持.
原来在一些国家中长期存在的外交一边倒的倾向也有明显改变.
非洲国家调整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激进国家离苏倾向增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坦桑尼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国由于采用苏联发展模式,经济建设遭到严重失败.
苏联鼓吹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马达加斯加于1972年同苏联建交,执政的马达加斯加革命先锋党与苏联共产党也建立了关系.
苏联称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为"非洲伟人",称他领导的是"进步国家".
马达加斯加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则附和苏联.
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急需资金,马达加斯加曾对苏联寄予厚望,但苏联除了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外,经济援助微不足道.
拉齐拉卡总统对此十分不满,便着手改善与原宗主国法国的关系.
1981年拉齐拉卡访法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法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增多.
此外,马达加斯加原来与美国严重对立的关系也有所松动.
拉齐拉卡还宣布绝不允许苏联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永远不同苏联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
几内亚独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同苏联关系密切,是非洲最老牌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几内亚采用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后,粮食不能自给,国营企业开工率很低.
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使几内亚领导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等口号,逐步修正了经济方针,政治上也同西方国家日益接近.
1965年11月,几内亚因法国与科特迪瓦合谋颠覆杜尔政权而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1971年又与德意志邦联共和国断交.
在几内亚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之后,几内亚于1975年先后同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过去几内亚一直把非洲国家分成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类,多次建议召开所谓进步的非洲国家会议.
1978年,几内亚又与一向被它视为反动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8年下半年以后,几内亚同苏联的关系明显恶化,矛盾上升.
几内亚公开批评苏联,禁止苏联战略侦察机在科纳克里降落,不许苏联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不许苏联和古巴的军队利用几内亚做中转站,辞退苏联军事顾问,减少苏联在几内亚的专家人数.
杜尔总统还拒绝了对他的访苏邀请.
1984年4月孔戴在几内亚执政后,经过多年努力,濒于崩溃的几内亚经济逐步恢复,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几内亚军政权坚持不结盟原则,支持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还注重发展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几内亚政府接受约100名法国军事专家来帮助组织和培训总统卫队,聘请法国人担任科纳克里警察局局长,还向法国出租军事基地.
同美国的关系也进一步增强,双方高级官员互访增多,美国向几内亚提供了沿海炮艇、港内交通艇等船只.
几内亚在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仍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派国防部长访问苏联谋求军事援助.
莫桑比克在萨莫拉执政期间(1975—1986),对外政策以依靠苏联为重点,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面临十分严重的危机局面.
萨莫拉在执政后期推行现实主义的多元外交.
萨莫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桑比克经济发展方面不是主要或唯一的参加者,莫桑比克愿意同外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来发展经济,欢迎西方国家投资.
由于在经济上对南非依赖很深,莫桑比克也同南非改善了关系.
莫桑比克每年都从转运南非进出品物资、向南非出售电力和从在南非矿山劳动的劳工的侨汇中得到大笔外汇收入,还依靠南非专家帮助它管理铁路和港口.
所以萨莫拉说:"南非是一个现实.
"莫桑比克外交部长表示:"我们主张别的国家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1986年11月希萨诺就任莫桑比克总统后,继续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萨莫拉后期实行的多元外交,使之更加灵活和务实.
莫桑比克虽然继续同苏联和东欧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突出地加强了同前线国家的团结合作.
希萨诺执政后,首先遍访前线各国.
莫桑比克还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和争取西方的援助,为此希萨诺相继访问了英国、意大利、瑞典、法国和美国,分别同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投资、粮食援助等协定,并得到英、法等国在军事方面的支持.
在莫桑比克的多元外交中,维持和巩固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是重要一环.
1977年,莫桑比克与苏联签署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石.
苏联、古巴及东欧各国向莫桑比克派出了大量专家和顾问,苏联又是莫桑比克重要的经济援助提供国和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但是,莫桑比克在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苏联和古巴势力的进一步渗透进行抵制.
希萨诺执政之初,就拒绝了苏联在沿海地区建立雷达网和古巴出兵帮助莫桑比克政府同抵抗运动作战的要求,也不允许苏联和古巴军事人员参加作战指挥,只准许他们负责后勤工作.
1978年年中以后,安哥拉总统内图明确表示要减少对苏联依赖的意向,安哥拉政府还恢复了与葡萄牙的关系.
1978年6月,内图总统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几内亚比绍首都举行会谈,签订了西国间的合作总协定,双方表示将加强文化、科学技术和经济合作.
1979年9月,多斯桑托斯继任安哥拉总统.
他有意改变安哥拉完全依靠苏联和古巴的被动局面,力图通过经济合作寻找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救济,逐步开展多方位联系.
他表示,安哥拉不能没有西方国家的合作.
安哥拉对政治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态度也更加明确,无条件恢复了同美国的谈判.
1988年5月,安哥拉、古巴、美国和南非在伦敦首次举行四方会谈.
安哥拉还同南非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互换战俘,并同南非进行直接谈判.
在古巴撤军问题上,安哥拉也作了让步.
同年6—9月,四方又先后在开罗、纽约、日内瓦和布拉柴维尔等地继续会谈,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经济方面实行国有化、工人自管、土地改革等措施,对外执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
在对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中,阿尔及利亚侧重反美,在不少问题上站在苏联一边.
它同法国关系比较紧张.
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向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出口石油、天然气等产品,致使它逐渐在外交上倾向于西方.
1979年2月沙德利总统执政后,阿尔及利亚疏远苏联的倾向日益明显,还提出了要"坚持为防止屈服于霸权而努力,""决不允许别人对我们的原则施加任何压力".
1979年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它的政策决议中把"防止谋求霸权"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依附"作为对外政策基本原则.
沙德利说:"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既不属于西方集团,也不属于东方集团.
"1982年8月,阿尔及利亚外长卜拉希米在《军队》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基本任务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团结阿拉伯、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利比亚由卡扎菲执政以来,根据偏激的"世界第三理论",奉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石油价格下跌后,利比亚收入减少,支持世界革命,大搞革命输出,使它同邻国的关系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不得不调整经济,放宽政策.
从1988年开始,利比亚先后同肯尼亚、加纳、扎伊尔、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也明显改善.
利比亚在15年后首次出席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摆脱孤立于阿拉伯世界的局面.
此外,利比亚还寻求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与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等国家发展贸易.
1988年1月,马耳他新任总理爱德华·费内克·阿达米应邀访问利比亚,两国签订了两项协议:一是规定利比亚将以比欧佩克制定的价格低5%的优惠价格向马耳他供应石油一年;二是为两国银行往来提供方便以加强两国贸易合作.
利比亚同美国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第二,温和国家改变了过去只同宗主国或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扩大了同其他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交往的范围.
法国《国防》月刊评述埃及穆巴拉克的对外政策是,在坚持与完善向西方开放的同时,注意谨慎地恢复"向东方的开放".
埃及在穆巴拉克执政后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继续执行同以色列媾和及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关系也不断发展.
1982年1月30日至2月8日,穆巴拉克总统访问意大利、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
埃及同苏联的关系也逐渐恢复.
穆巴拉克表示,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不是可以忽视的小国.
1982年,埃及政府允许60名苏联经济专家返回埃及;11月,派出总统助理萨利姆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1983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巴依巴科夫两次路经开罗,同埃及官员讨论两国关系,并递交了安德罗波夫的信件.
1984年,埃及同苏联互派了大使.
1985年,两国组成贸易和经济合作委员会.
198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吉拉什维利访问埃及.
穆巴拉克表示,埃及希望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和发展双边关系.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一贯声称多哥忠于不结盟运动,但为了争取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哥优先发展与法国的合作关系.
法国是多哥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
法国的投资居多哥外国资本的首位,约占45%.
1976年,多哥与法国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定.
近几年来,在继续保持与法国的传统贸易关系的同时,多哥注意发展与联邦德国等国的贸易关系.
198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免除了多哥所欠的470亿非洲法郎的债务.
同时,多哥又与南斯拉夫、苏联、波兰等国进行交往.
肯尼亚同英国有密切的传统关系.
肯尼亚独立后,英国一直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援助国,曾向肯尼亚派遣专家、顾问,提供奖学金并继续在肯尼亚大量投资.
1979年莫伊总统执政后,于同年6月和1980年2月两次访问英国.
在保持同英国传统关系的基础上,肯尼亚进一步发展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肯尼亚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企图争取美国在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支持,以摆脱对英国的依赖.
肯尼亚同美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
美国对肯尼亚的私人投资仅次于英国,同时还提供了大量贷款、赠款.
从1980年代起,肯尼亚同美国关系迅速发展.
1980年2月,莫伊总统访美,同意美军扩大使用肯尼亚的港口和机场设施.
美国政府向肯尼亚提供10亿美元援助,其中1/3为军援.
莫伊总统还先后出访法国、英国、荷兰、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寻求经济、财政和政治支持.
肯尼亚同苏联建交后,两国间只有一般文化和贸易往来,关系比较冷淡.
肯尼亚曾公开谴责苏联的侵略扩张行径,在军备竞赛、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多次严厉谴责苏联.
1980年代后,肯尼亚逐渐注意同苏联加强联系,减少对苏联的谴责.
1982年11月,肯尼亚外长奥科赴苏联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
1983年,肯尼亚与苏联签订航空协议,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发展了关系.
津巴布韦独立后,同西方国家关系较密切.
1980年5月和7月,穆加贝总理两次顺道访问英国,分别同撒切尔夫人和卡林顿勋爵商谈英国向津巴布韦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问题.
1980年7月,英国总参谋长埃德温·勃拉玛尔访问津巴布韦,讨论了英国向津巴布韦提供军事援助、帮助津巴布韦整训军队等问题.
英国应津巴布韦政府要求,派出150人组成的军训团为它整训军队,并承担了有关费用.
1980年8月,穆加贝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了美国卡特总统.
穆加贝表示,访美是为了加强同美国的友谊与团结,呼吁美国支持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计划.
1982年5月和6月,穆加贝又访问了美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法国、希腊和荷兰,同这些国家签订了技术合作、贸易和贷款协议.
津巴布韦于1981年2月18日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建交协议规定:两国外交关系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未经双方政府同意不得同对方国家的任何组织达成任何协议、安排或举行谈判.
由于苏联长期支持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两国关系冷淡.
1985年12月穆加贝总理访问苏联后,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两党合作议定书.
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决心扩大和加深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津巴布韦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苏丹和索马里于1970年代先后与苏联关系恶化,后来均主动同苏联改善关系,恢复了政治与经济往来.
扎伊尔与苏联长期关系冷淡.
1978年1月,双方表示拟在扎伊尔合作修建耗资10亿美元的铁路.
科特迪瓦也在中断了17年之后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并同南斯拉夫建交.
喀麦隆和卢旺达等国同苏联在政治领域中的交往明显增加,经济合作也有新的进展.
第十四章现代中国和非洲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一、建国初期的中非关系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和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在近代,中国和非洲都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共同的苦难经历又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有着患难与共的感情,在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胜利欢欣鼓舞,纷纷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例如,10月9日,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电文中强调:"中国人民的胜利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可赞扬的例子.
"10月15日,突尼斯和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致函毛主席,热烈祝贺新中国的成立.
函中说:"中国人民的这一胜利对突、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宝贵的鼓励.
"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也十分关心和支持正在进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非洲人民.
1950年9月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电复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南非白人当局种族压迫的斗争.
1952年1月,周恩来总理也在给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电报中指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
"①1952年1月中旬,突尼斯人民为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屠杀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举行了总罢工和大示威.
1月29日,我全国总工会致电突尼斯工会联合会以示支援.
电文说:中国工人阶级向突尼斯各地为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野蛮镇压而进行的全国总罢工的工人和职员致以衷心的敬意与热烈的支援,并祝他们在这次反对法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同年8月,我全国总工会致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对南非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种族歧视法令、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给予完全支持和声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0年代初期,非洲绝大多数国家还未获得独立,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正在兴起.
他们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不少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工会、青年、妇女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纷纷派遣代表或组织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或与中国建立联系.
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更多的联系和往来.
例如,1949年,几内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与我全国总工会建立了联系.
同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时,赤道非洲、西非、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妇女以来宾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议和参观访问.
1950年10月,非洲民主青年大会代表、阿尔及利亚民主青年联盟总书记来华参加国庆观礼和访问.
1951年5月,西非洲留尼旺学生代表团来华参观访问.
1952年10月,阿尔及利亚《新阿尔及利亚》杂志总编辑、阿尔及利亚和平委员会代表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列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由阿尔及利亚、法①《新华月报》,1952年2月,第65页.
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法属西非地区工会领导人组成的非洲工会代表团应邀来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同年10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前总书记华尔特·西苏鲁和前青年联盟书记杜玛·诺克韦等来华访问和参加国庆观礼.
中非人民在国际活动中也开始有了接触.
195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与拉美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黄金海岸等国的300多位青年一起举行联欢会.
1953年3月,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期间,同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法属西非、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团举行了联欢.
这些活动和接触,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对外政策,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愿同世界一切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同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共同首创了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
当时非洲大陆虽只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利比亚四个独立国家,但中国非常重视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进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
这一切为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万隆会议、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1955年4月18—24日,亚洲和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
这是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
中国由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
4月1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以书面形式在全体会议上分发了演说的全文.
文中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立场: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并对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而进行的斗争,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和支持.
当时帝国主义十分害怕这次会议的召开,千方百计挑拨亚非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企图阻挠和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
有些亚非国家因受帝国主义的歪曲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缺乏了解,并存有疑虑.
为了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利用会议休息的短暂时间起草了补充发言.
他在19日下午的补充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
那就是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
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
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以及关于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急局势的声明,得到埃及、苏丹等非洲国家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埃及总统纳赛尔为消除某些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分歧,做了大量工作,增进了某些亚非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加上印尼等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求同存异的方针终于为与会各国代表所接受,使会议排斥了干扰,获得了成功,也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团结.
最后,亚非会议顺利地一致通过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过问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手段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手段来解决一切国际纠纷;(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这十项原则确定了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它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是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
万隆会议所产生的万隆精神,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还宴请和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统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中埃两国虽未建交,但通过会谈,两国领导人决定扩大贸易往来.
自万隆会议后到1963年,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先后有29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开始日益发展的时期.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深切同情和热情支持,并对获得独立的29个非洲国家表示热烈祝贺并率先承认.
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致电加纳总理恩克鲁玛转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热烈祝贺会议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反对种族歧视、增进非洲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取得成功①.
1960年7月3日,北京人民举行盛大集会,向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将来始终是非洲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并肩前进!
"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会议并讲了话: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打电报给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祝贺会议对刚果(利)、阿尔及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爱国斗争以及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团结所作出的贡献.
在这期间,英法帝国主义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为了支援埃及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于1956年11月8日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召集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对英、法的侵略行动.
会议还通过了宣言,表示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支援埃及人民,直到把英、法侵略军队赶出埃及为止.
接着于10日成立了中国—埃及友好协会,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协会的宗旨是进一步加强中埃两国的友好关系,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国①《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共同为反抗英、法侵略埃及而斗争.
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事业也给予深切的同情和热情的声援.
1963年2月,在坦桑尼亚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由于非洲国家的支持,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台湾,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乱和破坏.
"决议还强调:"会议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中非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同情和支持,团结战斗,使美帝国主义十分惊慌,美国舆论也为此感到惊讶.
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埃及、摩洛哥、苏丹、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布隆迪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一些非洲国家进行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中国同几内亚、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还同许多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贸易支付协定等,促进了中国同非洲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政府间和民间的各种友好合作和友好往来也日益发展.
1960年9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应刘少奇主席邀请,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
1961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来华访问.
政府间部长级的互访和民间的贸易、文化、科学、新闻和宗教等各方面人士的友好交往更是日趋频繁.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0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人曾经访华,中国有400多人访问了非洲13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切大大增进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好合作和传统友谊,也有力地推动了中非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是非洲独立国家中最早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1955年5月,埃及政府代表团应周恩来总理邀请首次来华访问,并同中国政府代表就增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问题举行了会谈.
8月,埃及工商部长率领贸易代表团访华,签订了中埃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
1956年2—3月间,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相继访问埃及.
4月15日,中国政府同埃及在开罗签订了中埃文化协定.
5月16日,埃及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并表示了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使节的愿望.
5月30日,中国政府同埃及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9月17日,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在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说:"感谢中国在埃及恢复它在苏伊士运河的全部权利和主权时所采取的崇高立场和所给予坚决支持.
"毛泽东主席对拉加卜大使说:"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
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
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人民珍视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①中埃建交是中非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加强同非洲国家和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对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也极为关怀并给予热情的支持.
当时非洲大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南非等地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不断发展.
被殖民主义者素称①《人民日报》,1956年9月18日.
为"沉默地带"的葡属非洲殖民地,也燃起了民族独立的烽火.
为了支持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1960年4月12日,由中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合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
它的宗旨是增进中国与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组织中国人民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
1962年4月14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打电报给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阿卜杜拉·迪亚洛,就"非洲自由日"(4月15日)向非洲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就此发表题为《团结的非洲必将赢得胜利》的社论.
1963年11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就"帝国主义滚出非洲日"发表声明,坚信非洲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必将不断击败新老殖民主义的各种侵略和破坏阴谋,取得反帝和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新胜利.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在北京访问的一批非洲朋友,并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主席介绍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过以后说:"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
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
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
"①毛主席的话得到非洲朋友的热情支持,并在非洲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为了支持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同年9月底,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邀请葡属黑非洲学生总联合会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一致认为,帝国主义任意摆布非洲人民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下,非洲人民和学生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一定会赢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声明还指出:"双方一致感到满意的是,中华全国学联和葡属黑非洲学生总联合会在反帝共同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两个学联的友谊和团结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10月5日,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举行酒会,热烈欢迎前来中国访问的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
会长刘长胜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人民把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作为自己最光荣的国际义务.
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非洲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
"阿尔及利亚的一位朋友在会上热情地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赞美新中国的诗,诗中写道:"中国啊!
我在你的身旁,你跟我在一起,我感到分外亲切;北京啊!
你的雄伟、庄严和伟大,在我的灵魂深处永远不可磨灭!
"①酒会上热情、友好的气氛,反映了中非人民的真实感情和真挚的友情.
以上事实深刻地说明,自万隆会议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独立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战斗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
三、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中非关系的新纪元1960年代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非洲独立年代.
1955年5月万隆亚非会议时,非洲独立国家只有4个;而到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时,非洲独立国家已达34个.
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2个.
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团结,周恩来总理从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曾三次出访非洲.
尤其是周总理的第一次非洲之行,是①《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①《人民日报》,1963年10月5日.
中非友好关系史上的盛举.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陪同下,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国.
周总理的这次非洲之行,不仅是对曾经访问中国的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答谢和回访,而且带去了亿万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深厚友谊.
这次访问大大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情和友谊,加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创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总理访非的第一站是埃及.
在访问期间,周总理热情赞扬了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领导下,为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捍卫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祝贺埃及人民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已经取得的成就.
周总理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亲自拟定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1)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阐述了这五项原则,受到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赞同.
这些原则也一直指导着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通过观察,看到了某些国家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实质,总结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经验.
在访问马里时,他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访问中,同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友好情谊.
加纳是周总理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但那里刚发生了一起有帝国主义颠覆阴谋背景的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国内局势不稳.
周总理毅然决定按原计划访问,同时建议主人打破外交惯例,取消机场迎送仪式,并把会谈、宴会安排在当时恩克鲁玛居住的城堡内进行.
周总理还特地看望了恩克鲁玛的夫人和孩子,表示慰问.
这些都使加纳人民十分感动,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患难之交.
周总理在下榻的宾馆常探视厨师和服务人员,和他接触过的非洲人都感到周总理平易近人.
周恩来总理处处从大局出发,不拘泥于枝节,又能以真知灼见,坦率地同非洲朋友交换意见.
埃塞俄比亚当时是还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海尔·塞拉西皇帝邀请周总理去访问,但迫于外来压力,却把会谈地点选择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
但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友谊,以体谅的心情欣然应邀.
经过会谈,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访问非洲国家中,周总理就独立后如何建设国家问题同非洲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并耐心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同周总理交谈过的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把他视为非洲人民的真诚朋友.
在访问最后一个国家索马里时,周恩来总理根据他访问非洲的亲身感受,在摩加迪沙群众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
他指出: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期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独立了的、站起来的非洲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当家作主,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
周总理深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他说:"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是最容易彼此了解的,我们的感情是交流在一起的","中国人民永远是非洲人民最可信赖的朋友"①.
周恩来总理访非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谊空前增强.
196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时,马里总统凯塔和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前来参加国庆活动,还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代表团来华观礼,其中有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派来的代表摩洛哥亲王阿卜杜拉.
同年11月,马里总统凯塔再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从这以后,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络绎不断前来访问.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7月乌干达总统奥博特和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先后来华访问.
1967年10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并参加国庆活动.
周恩来总理访非后,中国先后同刚果(布)、贝宁、赞比亚、毛里塔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的非洲国家也在增多.
继1960年9月和1961年8月中国同几内亚和加纳签订友好条约后,1964年10月、11月和1965年2月,中国又先后同刚果(布)、马里和坦桑尼亚签订了友好条约.
四、一九七年代的中非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施展种种阴谋,顽固地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中国人民为揭露美国的阴谋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在这一斗争中,非洲国家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①《人民日报》,1964年2月6日.
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1961年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阿联(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9个非洲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此后,在联大会议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合法权利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
在1965年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12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其中有6个非洲提案国.
表决时,投赞成票的47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就有18个,它们是阿尔及利亚、中非、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布)、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埃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由于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超过半数,美国操纵表决机器硬是把这项提案说成是"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生效.
通过这次投票,美国看到了非洲国家的力量,害怕自己的阴谋破产,于是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又炮制了一个"重要问题"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把它长期策划的"两个中国"、"一台一中"的阴谋公开端了出来,同时在联合国内外多次找非洲和其他国家谈话,并以提供援助和撤销援助等手段进行利诱和威胁,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但遭到它们的坚决抵制.
大会以76票赞成(非洲国家占2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而美国的提案遭到了否决.
中国的这一胜利,是同非洲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
自1971年10月到1980年底,先后有多哥、卢旺达、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加蓬、利比里亚、利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19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一度中断外交关系的突尼斯、加纳、扎伊尔、布隆迪、贝宁和中非共和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这期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已增至45个.
1970年代也是非洲国家领导人频繁访华的年代,绝大多数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曾前来访问,有的还来过多次.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访华的主要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1971年10月)、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972年4月)、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972年5月、1978年4月)、扎伊尔总统蒙博托(1973年1月、1974年12月)、喀麦隆总统阿希乔(1973年3月、1977年10月)、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特拉奥雷(1973年6月)、刚果总统恩古瓦比(1973年7月)、萨苏·恩格索(1980年7月)、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1973年11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1974年2月)、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1974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74年3月)、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1974年5月)、多哥总统埃亚德马(1974年9月)、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1974年9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1974年9月、1977年4月)、加蓬总统邦戈(1974年10月、1975年6月)、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1975年4月)、冈比亚总统贾瓦拉(1975年6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1975年12月)、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1976年6月)、博茨瓦纳总统卡马(1976年7月)、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孔切(1977年9月)、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1977年9月)、塞舌尔总统勒内(1978年4月)、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1978年6月)、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1978年6月)、乍得总统马卢姆(1978年9月)、布隆迪总统巴加扎(1979年3月)、几内亚总统杜尔(1980年5月)、肯尼亚总统莫伊(1980年9月).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顺利发展.
中国领导人集中回访了非洲国家.
1978年7月底至8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索马里、加蓬、喀麦隆三国访问.
同年10月,耿飚副总理访问了刚果、几内亚、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和索马里.
同年11月,乌兰夫副委员长访问埃及、苏丹.
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和冈比亚.
1979年1月,李先念副总理访问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
1980年3月,陈慕华副总理访问突尼斯、摩洛哥、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
同年8月,姬鹏飞副总理访问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吉布提.
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非洲31个国家,引起了非洲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
塞拉利昂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为欢迎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时发表的题为《很有意义的一次访问》的社论中说:"塞、中友谊碑已经建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同我们一起分享经验和技术的愿望……并且认识到,好处是双方的.
""我们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我们.
"塞拉利昂《每日邮报》发表社论,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它在列举了一些中国援建工程以后说:"中国还要援建其他一些工程","我们重视我们同这样一些朋友们的关系,他们尊重我们的友谊,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跳出使人讨厌的依赖别人的泥坑".
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就耿飚副总理访问非洲播出的新闻节目里说:"当尼日利亚大力推行争取自力更生政策,大力强调发展农业和工业革命的时候,她需要同中国——一个同尼日利亚有同样经历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电台还说:"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所怀有的善意是非常清楚的.
"当李先念副总理访问非洲回国时,非洲舆论纷纷赞扬中国与非洲各国的良好关系.
坦桑尼亚《自由报》发表社论说:长期以来,坦中两国一直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内进行合作.
两国最重要成就之一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
这家报纸还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支持解放运动,支持解放非洲大陆.
""中国站在全世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前列.
"赞比亚《每日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决定请求中国人民来修建坦赞铁路时,西方国家警告说,我们是在请求中国把我们变为殖民地.
使一些西方国家感到羞耻的是,他们发现,修建坦赞铁路期间,在大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
""当他们的任务完成后,他们没有制造任何借口再在这个国家多逗留一时半刻.
他们在我国人民接受了如何管理坦赞铁路的训练之后就离开了".
莫桑比克《新闻报》发表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为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可靠的后方",在重建国家的现阶段她又是"继续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1979年,南非《中肯》周刊和一些西方报刊也发表了评述文章.
《中肯》周刊的评论说:"1970年代,中国所承担的经援义务总的来说已经超过了苏联.
在中国今年上半年签订的44项经援协议中,有23项是与非洲国家签订的.
"非洲各国为了使本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民间的友好交往,纷纷成立了非中友好组织.
除1957年成立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1958年成立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外,又成立了毛里塔尼亚——中国友好协会(1971年)、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协会(1971年)、布基纳法索——中国友好协会(1971年)、毛里求斯——中国友好协会(1974年)、多哥——中国友好协会(1974年)、苏丹——中国友好协会(1977年)、利比里亚——中国友好协会(1980年)等相继成立.
这些组织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始于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的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1970年代以后,随着建交国家的增多,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日趋增强.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9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00多亿人民币的经援贷款.
1970—1977年向29个非洲国家提供了18.
15美元援助,同1954—1966年期间向11个非洲国家提供的4.
28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倍多.
当然,这种援助的贷款是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帮助的关系.
非洲国家和人民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也有显著的发展.
1974年和1975年,中国同18个非洲国家签订的协定分别为19项和20项;1976年和1977年,同26个国家签订的协定分别为29项和32项.
截至1980年,中国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100多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建设项目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水利、电力、轻工、纺织、交通运输、建筑材料、文教卫生、通信设备、打井供水和公共建筑等领域.
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项目有好几百个,其中200多个项目已经竣工.
在这些项目中,除了坦赞铁路和努瓦克肖特深水港等大型项目外,主要是中小型项目.
这些中小型项目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易于受援国掌握技术和管理,并能直接为受援国人民服务.
例如农业合作项目,深受非洲农民的欢迎.
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农业领域内开展的合作项目是繁多的,包括水稻、蔬菜、甘蔗、茶叶、橡胶、烟叶、蚕桑、养鱼、捕鱼、畜牧等,涉及许多国家.
仅中国农牧渔业对外工程公司负责进行的农业合作项目就有46个,涉及25个国家.
在非洲,人们普遍认为同中国的合作是切实有效的.
坦桑尼亚南部有一个姆巴拉利农场,过去水稻亩产仅100多斤.
1972年中坦合作建设这一农场后,中国农业专家和当地农民一起,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水利条件,改变耕种方法,采用了旱地机械直播法和化学除草.
农场的水稻田已扩大到4.
2万多亩,亩产保持在千斤以上.
尼雷尔总统曾亲自给农场授奖,称赞它是"坦桑农业的榜样,中坦合作的结晶.
"在乌干达奇奔巴农场,中乌两国专家合作利用沼泽地种植水稻,开发农田.
为适应当地气候特点,种植了双季水稻,平均亩产达1200斤,而当地的水稻产量只有一二百斤.
农场的盈利已超过总投资.
当地农民说,我们喜欢同中国合作,中国的经验适用于非洲.
在马里,中马合作建设了两个甘蔗种植场.
马里离赤道近,过去一向被认为无法生产甘蔗,马里人民吃的糖全部靠进口.
1976年,中国援建的马里甘蔗农场每亩甘蔗产量就达6吨多.
中国援助马里建立了两个糖厂后,马里的食糖自给有余.
过去根本不生产甘蔗的乌干达、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都与中国合作,先后建设起甘蔗农场和制糖厂.
非洲过去许多国家都没有淡水养鱼,只捕海鱼.
中国同埃及合作建立了伊斯梅利亚淡水养鱼中心,开始了埃及生产淡水鱼的历史.
非洲人民为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农业,把一些在非洲经过试验的产量高、质量好的水稻良种和穗大味好的小米良种送给中国,对中国农业改进品种、提高单位产量有很大价值.
坦赞铁路是中国对非洲援建的一个特大成套项目,也是中非友谊和团结合作的象征.
这条铁路长1860公里,其中坦桑尼亚境内977公里,赞比亚境内883公里.
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深水港,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同南部非洲的铁路网连接起来,也是赞比亚和扎伊尔铜矿带的连结点.
修建这条铁路,对非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坦桑尼亚内地和赞比亚过去物资外运,要通过当时的南罗得西亚运至南非出口.
坦、赞两国独立后,为了突破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渴望修建一条大铁路.
起初,他们求援于西方国家,但遭到拒绝.
坦、赞两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修建铁路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援.
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在北京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中国投资近7亿美元.
1970年10月,中国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方毅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坦赞铁路开工典礼.
1975年10月,坦赞铁路全线通车.
1976年7月,孙健副总理到赞比亚参加坦赞铁路移交仪式.
坦赞铁路的建成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个打击.
早在中、坦、赞三国工程技术人员对铁路进行设计、勘测和准备施工的时候,他们就大吹冷风说,坦赞的气候恶劣,地形复杂,投资太大,花费太多,想建成铁路根本办不到.
当筑路工程取得进展时,他们几次三番进行破坏,用拔掉铁轨上的螺丝帽、放置定时炸弹等卑劣手段制造事故.
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紧密团结,克服了种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五年后,坦赞铁路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横跨在东非大陆的土地上.
坦赞铁路运营后,对促进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它使坦桑尼亚的煤、铁、木材和赞比亚的铜、钴、铅、锌、锰等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对进出口物资的运输、活跃市场、促进城乡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还为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铁路两侧新兴城镇接连出现,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不少当年的小城镇如坦桑尼亚西南部的姆贝亚已发展成为工业重镇,为繁荣经济作出了贡献.
铁路经过的赞比亚北方省,现已成为盛产玉米、水稻的主要经济区.
这条铁路还正在成为马拉维、扎伊尔和津巴布韦等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一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通道.
坦赞铁路的胜利建成,在非洲以至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非洲人民称它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
正如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所指出的,坦赞铁路的意义超出了中、赞关系和中、坦关系的范围,是对南南合作的发展.
这个项目是一项战略设施,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1970年代,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不断发展.
在1950年代,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有的独立国家还未同我建交,中非贸易仅以民间为主;1960年代,中非贸易发展成为政府间记帐为主;1970年代,则以政府间现汇支付为主.
随着中国同非洲友好关系的发展,到1980年底,中国同32个非洲国家缔结了政府间贸易协定,加上民间贸易往来,中国已同46个非洲国家有贸易关系.
随着中非贸易关系的发展,贸易额也从小到大.
尤其是1970年代,贸易额增长较快.
例如,1976年中非贸易总额为6.
6亿美元,1978年增长到7.
65亿美元,1980年增长到11.
31亿美元①.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品种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中国对非洲出口主要以轻纺产品为主,其次是粮油产品和土畜产品、五金、化工、农具、各种机械及其零件等产品.
这些商品结构同非洲人民的消费水平和实际需要是相适应的.
中国商品在非洲市场上享有较好的声誉.
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业品和农产品,如铜、钴、钻石、棉花、剑麻、可可、咖啡、棕榈仁、腰果等,此外也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如化肥、磷酸盐、纯碱等.
这些商品对满足中国加工工业和人民生活所需都是有益的.
中非贸易的发展,对促进友好合作、互相支持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进入1970年代以后,葡属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该地区人民的正义斗争十分关注,并给予深切的同情和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援.
当时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和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以及安哥拉、纳米比亚、南非等各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等,都曾应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过.
中国领导人向他们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强烈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统治和血腥暴行,主张承认葡属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英雄的葡属非洲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摧毁了葡萄牙殖民主义体系.
中国政府立即承认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津巴布韦等国独立.
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津巴布韦三国在独立的当日就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两国也在独立后不久同中国建交.
此后,中国同以上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顺利发展.
在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统治时期,中国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三个组织都给予军事援助,并劝它们团结对敌.
安哥拉独立后,中国就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当超级大国插手安哥拉内部事务、挑起内战时,中国表明了一贯立场,反对一切外来势力干涉,主张安哥拉三派组织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支持安哥拉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1970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得到中国的坚决支持.
中国代表还积极参加讨论国际新秩序的各种会议.
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以切肤之痛揭露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对非洲的掠夺.
他们说,非洲大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拥有世界各国发展工业所必需的53种最重要的基本矿产和金属,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还拥有全世界水力资源的20%,但非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剥削和掠夺.
他们指出,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的地位,将从非洲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多年保持不变,甚至大幅度下降;而它们向非洲国①《国际贸易消息》,1979年10月1日.
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长.
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残酷剥削,使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遭到极大的困难.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使非洲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大多数非洲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算的.
危机中美元贬值,就使这些国家出口收入的实际价值减少;在进口他国商品时,按美元计价,货价就要提高.
特别是发达国家货币升值或汇率向上浮动时,非洲国家所受损失就更大,因而外债负担日增.
已经觉醒的广大非洲国家对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已越来越难以容忍.
在这次大会上,它们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提出了综合商品方案、价格指数化、国际金融机构民主化等建议,但却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正义要求.
他在会上强调说,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善贸易条件、确立公平合理的价格等迫切愿望.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斗争下,第六届特别联大终于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它标志着广大中小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重大胜利.
第六届特别联大以来,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实现上述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规定,继续改造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和控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联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组成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他们为维护自己的资源和经济权益而进行的联合斗争.
五、一九八年代的中非关系1980年代的非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了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还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外,非洲各国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伟大历史任务.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巩固得来不易的政治独立.
中国和过去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政治独立一样,支持非洲国家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正义斗争,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继续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1982年12月20日至1983年1月17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加篷11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继1960年代周恩来总理之后中国总理第二次访问非洲.
在出访前,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确定了出访宗旨:向非洲人民学习建设经验,增进中、非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中、非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在访问中,赵紫阳总理一行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地迎候,鼓声、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表达了非洲人民热爱中国的真挚感情.
非洲各国领导人以既隆重又亲切的方式接待来访的中国贵宾,有的还打破礼宾惯例,由国家元首率领高级官员到机场迎送中国客人,有的总理、外长全程陪同访问.
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为中国总理开车.
加蓬总统邦戈打破本国常规,在元旦之夜开宴会.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私人宴会上亲自给中国客人倒咖啡,总理蒙迪亚给大家递点心.
这生动地表现了非洲国家领导人把中国客人当作亲人和挚友来款待.
赵紫阳总理在非洲历时近1个月,行程3.
4万公里,参加了20次会议,参观了工厂、农村、文化设施、名胜古迹和中国援建项目.
访问期间,他同非洲各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阐明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重申中国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国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南南合作,对于加强第三世界自力更生、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为此,赵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1)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2)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3)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4)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这四项原则可以概括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
这些原则完全符合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
在访问中,中国同津巴布韦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还同扎伊尔就扎方偿还1983年7月到期的中方1000万美元贷款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这笔贷款转为中扎合作项目的中方资金加以使用.
中国总理对非洲的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增进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团结合作,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非洲舆论对此反应热烈.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四项原则是根据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愿望提出来的,其核心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和相互合作,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国际经济秩序,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民族自主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总理这次访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不仅对非洲、阿拉伯地区,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中国提出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后,中非经济技术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2年前,中非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是贸易往来、提供经援、派遣农业技术小组等.
1982年后,在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合作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合作领域已涉及工、农、林、渔、建筑、水电、饮食、服务和商业等部门;合作的形式也日趋多样.
目前出现的有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
由于这些形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技术合作方式,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做到平等互利,讲究实效,所以深受非洲国家的欢迎.
到1986年底,同中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非洲国家已达30个.
合资企业是1982年后出现的新形式.
它是根据非洲国家的需要,由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或个人联合出资建设的项目,由双方共同管理.
这一合作形式将双方的利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来说,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汇收入;对非洲国家来说,可以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当地所需的产品,减少进口、增加收入,培养和锻炼本国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因此,它是南南合作的好形式.
到1989年,中国在非洲已兴办了33个生产性合资企业.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也是中国根据对外开放政策而采取的经济技术合作新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
1983年,中国承包了刚果英布鲁水电站.
从1984年起,中国在埃及承包"10月6日城"1000套住宅、亚历山大城12000套住宅、阿斯旺2500套住宅,改造西努伯利亚农田22万平方米.
1985年11月,中国、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签署了由中国公司承建包括大会堂、国民议会大厦和国家图书馆等三大建筑在内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哈玛行政中心工程的意向书.
由于中国在承包工程中认真贯彻"守约、保质、薄利、重义"的原则,因而在非洲国家中已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到1989年,中国有33家公司在非洲承包工程和进行劳务合作.
到1986年,承包、劳务合同达400项,合同额达16.
8亿多美元.
管理合作,这是互利合作与传统经援相结合的新形式.
这种合作的具体做法是,由中国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洲国家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合作,参与中国援建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的决策管理.
中国已与马里、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开始实行这种合作形式,并已日益显示其优越性.
不少原来亏损、濒临倒闭的企业开始起死回生,经营状况日益改善,经济效益日趋增加.
例如,坦赞铁路自1976年建成移交后,由于种种原因曾连年亏损.
1983年中国专家组参与经营管理后,连续三年转亏为盈,至1987年6月累计盈利合2700万美元.
再如,由中国援建的马里制药厂,由于产品积压,经营亏损,要靠政府补贴过日子.
1984年10月,中国派总经理等27名专家赴该厂实行管理合作,一年盈利人民币130万元.
马里皮革厂在合作前濒于倒闭,1984年进行合作管理后起死回生,三个月就盈利人民币27万多元,第二年获利60多万元,第三年的利润又比第二年提高50%以上.
新的合作方式给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马里政府对这些工厂不再补贴,还增加了税收和外汇收入.
马里总统把这种合作誉为马里国营企业改革的样板.
其他非洲国家也赞扬这种合作是中国对非洲"第二种形式的援助".
由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中国不仅减少了对外贷款,增加了资金,而且还带动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
实践证明,在非洲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是可能的,它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和帮助修建医院,是中国同非洲国家技术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1960—1970年代,中国向非洲国家派出医疗队;1980年代,向更多的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
截止1990年,派往非洲各国的医疗队约7000人次左右.
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扎伊尔、中非、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索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刚果、博茨瓦纳和加蓬等30个非洲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开展工作.
中国医疗队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怀着对非洲人民的深厚友谊来到非洲.
许多中国医生出生在寒冷的北方,不习惯非洲的湿热气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由于水土不服,身体虚弱;有的在偏僻地区,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但他们仍不分昼夜,满腔热情地为非洲人民治病、防病、接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教给非洲人民.
许多非洲医务人员学会了中国的针灸疗法,并使这一疗法很快在非洲得到推广.
中国援建的毛里塔尼亚国家卫生中心,是毛里塔尼亚预防疾病的中心.
自1977年建成后,中国医疗队一直在这里同毛方医务工作者共同开展防病和研究工作.
中国为刚果建成了七三一综合医院,为索马里建成贝纳迪尔妇产科和小儿科医院,还为非洲一些国家建设的各种医疗机构,都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土地上救死扶伤,为非洲人民服务,他们的医术和医德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国医疗队为增进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进入1980年代后,非洲大陆遭受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为前所未有.
这次旱灾波及34个国家,占非洲国家总数2/3,其中24个国家为重灾国,有1.
5亿人受到饥饿威胁.
非洲的灾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关怀,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关注.
从1983年起,中国红十字会就向20多个非洲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和现金.
1984年,中国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苏丹等3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12万吨粮食援助,中国政府还对非洲国家提供了5.
6亿多人民币的双边经济援助.
1985年,中国政府再次向非洲国家捐赠5万吨粮食紧急援助,为帮助非洲人民生产自救,中国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农具、药品等救灾物资.
中国政府在继续进行双边合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的多边长期项目,并在提供农业专家服务、农村适用技术、综合规划考察和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人民对受灾的非洲人民也十分关怀.
1985年4月,北京市红十字会为了支援非洲灾民,发起了募捐活动.
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
全国2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之一.
名医带头义诊,文艺团体举办义演,运动员举行各类义赛,书法家和画家义卖作品.
这次募捐活动于9月底结束,共捐款1380多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用这笔捐款购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农具等支援非洲灾民.
正当非洲大陆旱情有所缓解时,从1985年开始又发生了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蝗虫灾害,危及到非洲西部、东部和中南部.
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灭蝗,1985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冈比亚、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捐助了价值50万美元的50吨灭蝗农药.
1986年,又提供100吨灭蝗农药,分别运往毛里塔尼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喀麦隆等国家.
中国还派出专家前往这些国家进行灭蝗的技术指导.
非洲人民不断遭灾的不幸消息,也牵动了中国广大青少年的心.
1986年7月,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联合倡议,号召青少年利用暑假积极参加第三产业服务,开展技术咨询或从事公益劳动,把所得的报酬捐献给非洲的兄弟姐妹.
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全国近百万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从8月1日开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募捐活动,历时一个多月,体现了中国青少年爱好和平、注重友谊、富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风貌.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互相支援,友好合作;在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团结战斗.
这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真挚的友谊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
国际舆论也认为,中非人民的友谊是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楷模.
第十五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的南非一、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南非1.
南非的新形势1924年,赫尔佐格依靠国民党和工党的联合,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击败前任政府而执政.
赫尔佐格当上总理以后,大大强化了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统治.
在他执政的15年内,先后颁布了30多项反对非洲人的法律和条例,这在南非历史上是破记录的.
这些法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种族主义立法主要有:《土著住区法》、《工业调解法》、《土著代表法》等.
法令明文规定,在城市里谋生的非洲人,只能作为流动劳工和临时居民.
他们没有居住的权利,只准住在专门划定的城市郊区的特定居住区内,并由政府派遣行政人员进行严格管理.
非洲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
通行证制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推行,到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省份、甚至在同一个省份的不同地区就有不同的通行证.
违反通行证制度的非洲人即遭逮捕,政府以"劳动教养"的名义把他们出租给白人农场主充当劳动力.
《工业调解法》则宣布政府不承认非洲人有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只承认白人工人成立的工会,规定白人工会有权同雇主联合成立工业委员会,作为解决白人劳资间纠纷的仲裁机构.
1936年的《土著代表法》完全针对开普省非洲人享有的选举权利.
自1853年以来,由英人控制的开普省的非洲人同其他省份的非洲人在待遇上还有些不同,即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非洲人还能享有选举权.
但新法令公布以后,非洲人连这点有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的名字不能列入选举人名单,只能选出三名白人众议员和两名开普省议员来"代表"非洲人的权益.
在经济方面的立法有《文明劳工通令》、《矿工和劳动法》、《工资法》和《土著劳役契约法》等等,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规定将雇佣劳动分为"文明劳动"和"不文明劳动"两类.
前者指技术性工作,后者是指非技术性工作.
非洲人只能干"不文明劳动".
即使在矿业、运输等行业中,也禁止向非洲人发放熟练工种的执照.
在一切经济部门,非洲人都被从熟练工作岗位上调走,由白人工人代替.
非洲人只能在农业、林业、渔业中干粗活、重活,或者在矿井里劳动.
法令还竭力阻止黑人青少年参加学徒训练,以保证白人垄断熟练技能的工种.
为了推行"文明劳动"政策,政府将大批白人工人集中安排在公共工程、公用事业和政府行政部门.
铁路系统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1年在那里任职的白人工人只有4700多人,1928年增加到15800人①.
在劳动就业方面对非洲人实行种族歧视是历来存在的现象,但用法律形式作出规定还是第一次.
二是规定工资额严格按照"文明劳动"和"不文明劳动"两类分别支付.
干"文明劳动"的领取"文明工资",它实际上高于白人的技能,是对白人①C.
W.
DeKiewiet,AHistoryofSonthAfrica:SocialandEconomic(《南非的历史:社会和经济》),Oxford1950,p.
224.
工人的一种隐蔽的经济补贴.
干"不文明劳动"的非洲工人只能领取低微的工资,但对最低工资额不作任何限定.
这些法律的实施,大大扩大了白人工人同黑人工人的工资差距.
一些行业规定对白人工人的住宿实行免费制,为其子女提供免费学校,为失业的白人老弱病残建立慈善机关.
三是在农场受雇的非洲人全家(包括10岁的男女孩子)都必须替农场主劳动.
凡是充当佃农的非洲人,每年必须替主人作六个月的无偿劳动,其余半年时间里还要根据主人的需要从事收入低微的工作.
在文化教育方面,法律明文规定,未经政府同意不得开办任何学校.
在1920—1930年代,政府拨给非洲人的教育经费只及白人的十几分之一,人为地阻碍了非洲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诚然,非洲人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有关生产知识的教育.
但教育目的,正如政府公开声称的那样,是把非洲人培养成为适应他们生活条件的专门劳动力,实际上就是成为现代化生产的奴隶.
在社会生活方面,赫尔佐格公开声称,必须明确区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以保证白人的优势.
《防止不道德法》的制订,目的是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对于违法者或者发生非偶同居关系的非洲人处以五年徒刑.
《暴乱集会法》则取消了非洲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司法部长可以任意处置违法者,各省警察当局还有权任意监禁无辜的非洲人.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方面,也严格执行种族歧视的制度,非洲人只能坐劣等车厢,不准进入白人专用车厢.
甚至在大街上行走,非洲人也只许靠两侧走,否则便被视为犯罪.
赫尔佐格在加紧推行种族歧视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脱离英国、实现布尔化的攻势.
他特意释放了1914年的叛乱者,其中有当时投降德国人的指挥官马里茨.
1924年,取消了南非邮票上英国国王的头像(但在硬币上还有).
1925年,赫尔佐格向英国国王建议,不再对南非国籍的人加封为贵族.
同年,议会决定以阿非里卡语(南非荷兰语)代替荷兰语,作为与英语具有同等效力的官方语言,成为南非的第二正式语言.
1927年,议会经过长期辩论后,制定了新的南非国旗,即在荷兰古老的王子旗中嵌上两个前布尔人共和国的国旗和一面联合王国的小国旗.
在同英帝国的关系问题上,南非在1926年的伦敦会议上使英国承认它的独立地位.
1931年,根据《威斯敏斯特》①的法令,南非在英联邦内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英国下议院失去了对南非立法的否决权.
南非政府从此可以行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它与英国的联系仅仅在于英国国王名义上还是南非联邦的国家元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采矿业的繁荣和制造业的兴起,非洲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很快.
1920年,非洲人矿工增加到27万人之多.
1922年,南非制造业中的非洲工人达到11万,比白人工人几乎多出一倍②.
白人经营的农场日益增多,非洲农业工人也增加到将近20万人.
除了人数众多的非洲劳工外,在南非还有一支人数可观的白人工人队伍.
他们主要来源于南非的穷白人.
这是19世纪南非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①1931年,英国国会在威斯敏斯特开会,制定英联邦宪章,又称威斯敏斯特法令,规定英帝国所有自治领土独立,与联合王国组成英联邦.
②1925,OfficialYearbookoftheUnionoftheSouthAfrica(《1925年南非联邦政府年鉴》),Pretoria1927,p.
544.
物.
它的出现首先是和农村中土地再分割现象分不开的.
19世纪初,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布尔人的土地扩张受到了种种限制.
英国人颁布的土地法令,明确限制对土地的任意占用,并将土地税提高了九倍.
随着布尔人大地主家庭人口的繁衍,因继承关系而占有的土地份额越来越小,有的人只拥有近40—50英亩的土地,还不到他们祖辈占有土地面积的1%,生活难以维持.
布尔人小地主甚至自耕农成批地涌现出来.
穷白人的出现还因为农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缘故.
19世纪以前,布尔人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经营农牧业、闭关自守的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
随着钻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布尔人居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
欧美国家移民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土地价格猛涨.
一部分布尔人转向土地投机活动,从中发了财.
一部分农场主由于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等的需求,扩大了农业商品经济的生产.
布尔人地主间的竞争和分化日益激烈.
少数人发横财,有的成了农业资本家,但多数人破了产.
农村破产的穷白人骤然增加,他们自19世纪末纷纷流入城市、矿山寻找生计,到20世纪20—30年代达到了高潮.
据统计,1932年穷白人达到30万,相当于当时白人总人口的1/5①.
许多人在矿山、铁路和制造业工作,成为南非白人工人队伍的主要部分.
但是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只能像非洲工人那样干非技术性工作,属于白人劳工中最低下的阶层.
关于南非白人工人的来源问题,还应看到,自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以后,从非洲以外涌入当地定居的白人工人主要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等地.
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远涉重洋、梦想发黄金财的冒险分子,后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了,沦为无产者.
从19世纪下半期陆续来到南非的白人工人,绝大多数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从事技术性劳动.
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和组织形式.
在南非最早传布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些人.
南非白人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很快,人数迅速增加.
1918年,仅在矿业、私人制造业和铁路三个行业中的白人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分别占工人总人数的10.
9%、36.
2%和45.
8%①.
南非白人工人是劳动者,也是被剥削者.
他们深受白人垄断资本家的奴役和压榨,有着较大的反抗性,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许多人作为荷兰殖民者的后裔,深受种族主义和剥削阶级思想的毒害,具有种族优越感.
在劳动市场上,他们又面临非洲人的竞争,因而往往把黑人工人看作是不可两立的对手.
南非白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格,对于南非无产阶级成长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南非的工人运动最早从白人工人中开始,而黑人工人的运动则是在他们斗争的影响下逐步开展起来的.
南非共产党曾在192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重要决议:在组织发展工作中,要积极吸收非洲人优秀分子.
此后,非洲人加入共产党的人数逐渐增加.
1927年,南非缝纫业中的一些白人工人和非洲工人发动了第一次联合大罢工,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实行劳动保护制度等.
在此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从只关心土地问题转而开始领导非洲人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斗争.
南非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影响运动的①Encyclopaedia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vol.
17,1973,p.
293.
①M.
WilsonL.
Thompson,OxfordHistoryofSouthAfrica(《牛津南非史》),vol.
2,London1971,p.
21.
发展.
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成为南非非洲人民反对种族迫害的统一战线组织.
它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基层支部,其成员除了进步的部落首领和知识分子外,还吸收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
自1926年以来,它联合其他非白人的政治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法令的活动.
1929年5月1日,面对严重失业的威胁,数以千计的白人工人同非洲工人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打着"要面包"、"争人权"、"打倒政府"的标语牌浩浩荡荡地前进.
9月,在南非共产党的倡导下,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其他所有进步社团,组成了联合斗争组织——非洲各民族权利同盟.
该同盟决定,每年12月16日作为全体非洲人民的民族节日——丁干日①.
在城市工人斗争浪潮的影响下,南非农村的自发宗教运动也发展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他们把基督教的"仁爱"、"凡人皆兄弟"等信条同反对现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非洲人自己的教会或教派.
截止1919年,南非全境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教会或教派近80个.
它们培养非洲人自立、自尊的意识,积极从事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在这些教会和教派中,禁欲派教会和犹太人教派的影响较大.
犹太人教派把非洲人比喻为古代犹太人,宣称上帝将把苦难中的非洲人拯救出来,就像以往对待犹太人那样.
该教派公开号召农民拒绝服从白人政府的命令,不缴纳捐税.
这类斗争遍及南非北部广大农村地区.
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弹压,还捣毁教堂,残杀反抗的教徒.
但是,农村里以宗教为旗帜的抗捐抗税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持久、深入地发展下去.
有的地区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中期.
2.
1924—1945年的南非经济长期以来,农业在南非的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黄金开采为主的矿业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带动了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开始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南非工业革命的时期.
1944—1945年,南非工业(矿业和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高达35.
2%①.
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920年的5.
62亿兰特上升到1940年的9.
89亿兰特,几乎翻了一番.
一次大战后,南非具有战略意义的采矿业发展迅速.
传统的贵金属黄金和金刚石等开采量大幅度上升.
1920年,黄金产值高达3450万英镑,在世界黄金产量中的比重由1910年的1/3上升到1/2.
1928年,钻石年产量高达366万克拉.
1920年代,虽然农业和矿业曾先后轮流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初,矿业又再次在国民经济中遥遥领先.
它的产值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20%左右.
1932年,黄金产量比1922年增长了50%.
特别是南非继英国等大国之后也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这样黄金价格在1932—1933年间猛涨了50%.
1930年代,黄金的出口价值占南非出口商品总值的70%以上,从而改变了南非长期依赖羊毛、皮革、象牙出口的贸易结构.
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初,金矿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黄金产值由1932年的4700万英镑跃增到1941年的1.
21亿英镑②.
在一次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对海上运输的破坏,采矿业所需的材料设备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受到了影响,这就促使南非当局采取加速发展制造业①它是纪念91年前南非民族英雄丁干领导的祖鲁人同布尔移民进行血战的日子.
①Katzenleo,GoldandtheSouthAfricanEconomy(《黄金和南非经济》),CapeTown1964,p.
49.
②D.
HobartHoughton,TheSouthAfricanEconomy(《南非经济》),Oxford1964,p.
233.
的措施,如通过津贴给予贷款以及减少铁路运费等进行财政资助.
自1920年代起,南非就开始实行关税保护、限制进口的政策,并陆续建立一系列国家垄断组织,保护和促进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了安排就业,解决由于穷白人问题而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1920年代末,南非的建筑、动力、化学和机器制造业日益兴旺,钢铁工业也随之得到了发展.
1928年,国家投资建立了南非钢铁公司,这是南非制造业的起步.
1934年第一次生产出钢铁,1939年钢的年产量已经达到34万吨.
这在非洲是独一无二的.
钢铁联合企业和汽车装配厂的兴建,一系列大型电站的投产,既标志着制造业的迅速扩大,也标志着制造业已不再从属于采矿业而逐步形成为独立的部门.
在193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的袭击,工厂纷纷倒闭;而南非却不同,各种各样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这同南非黄金生产直接有关.
在经济危机期间,其他商品纷纷跌价,金矿成本费用随之下降,但是黄金价格却不断上涨,金矿业更加兴旺.
它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扩大了国内市场.
南非的制造业就是在这个时期走向多样化的.
1938—1939年,工厂的数目已增加到8640个,比1932—1933年时增长了32%,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了77%,产值净增110%①,为南非制造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采矿业的兴旺,使南非的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一次大战期间,由于苏伊士运河的阻塞,南非海岸成为欧亚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和粮食、肉类、蔬菜的中途站,从南非运往欧洲的农产品日益增多.
战后,市场的需求使农业发展尤为迅速.
白人经营的农牧业出现了以栽培谷物、蔬菜、水果以及提供肉类、乳类为主的专业化农场.
据1917—1918年度的统计,南非农产品产值超过了19世纪末以来一直占优势的采矿业,产值高达5049万英镑.
战后农产品的出口也比战前增加一倍.
在南非统治集团中,有许多人是代表布尔人农场主利益的,他们对白人农业生产颇为关注.
1924年赫尔佐格上台以后,运用政府权力,通过了一系列保护白人农业的立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帮助他们渡过了国际市场萧条和严重干旱的困境.
农业产值从1933年的75亿兰特上升到1945年的246亿兰特①,增加了两倍.
1930年代,南非已成为玉米重要出口国之一,小麦自给率也由过去的50%上升到70%.
羊毛产量已居世界第四位.
1930年代后期,白人农业推广使用机械动力,这标志着粗放的农牧业正迅速向资本主义大农业转化.
在南非殖民地经济的开发中,外国资本起了决定性作用.
英国资本在南非的历史最早,数量最大,居于首位.
其次就是美国资本,它是在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
采矿业在南非兴起的时候,正值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进入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期.
南非正是他们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之一.
英布战争后,整个南非实际上已被英国所控制.
当时,南非个体经济的瓦解,也给外国垄断组织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力和商品市场.
因此,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输出已成为英国对南非经济扩张和掠夺的重要手段.
他们在南非直接投资,在当地开办企业和工厂.
1930年代,外国在南非的投资热更加高涨.
仅以1936年为例,这一年外国在南非的投资额高达5.
23亿英镑,占①D.
HobartHoughton,op.
cit.
,p.
118.
①D.
HobartHoughton,op.
cit.
,p.
16.
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总投资数的42.
8%②.
投资主要用于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和邮电设备等需要长期拨款的项目.
帝国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在南非的投资活动更为活跃,它在南非外国资本投资总数中占据57%,更多集中在矿业部门.
金矿是他们主要的投资场所.
南非的黄金开采对英国还具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当时伦敦作为国际货币市场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世界黄金交易的80%是在这里进行的.
南非作为黄金的主要产地,成了伦敦黄金市场最大的卖主.
英国国内的黄金储备也是靠南非金矿来补充的.
南非黄金的诱惑力,必然加剧英国等国对金矿的疯狂掠夺.
外国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大公司联合组成的集团来操纵南非金矿的生产.
参加这个集团的先后有七大公司,它们分别隶属于英美,主要是英国的垄断资本集团.
以黄金形式取得的财富大部分被运往国外.
以1930年为例,金矿股息的3/4约625万英镑都为外国股东所据有①.
又如金刚石自开采到1934年的60多年时间里,产值高达3.
16亿英镑,统统都被帝国主义的开采公司掠夺走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非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是,除了外国资本,当地白人资本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主要有白人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
19世纪后期,在荷裔白人掌权的地区发现了钻石、黄金,但荷裔白人既无资金,又缺乏技术力量,这些矿产的开采落入了英裔白人之手.
钻石、黄金的开采进一步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
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英国人,但一般都说英语,加入了英裔资本家的行列.
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开采矿业而发财致富,开始在南非入籍定居,继续扩大其投资活动.
原来早在南非定居的白人移民,有的也从经济发展中积累了资金,在各种行业中进行投资.
20世纪初,南非当地的白人资本已以迅猛之势发展起来.
荷裔白人经营的农场一部分破产,一部分则在竞争中转变为资本主义型农场.
商品性农场主要由荷裔阿非里卡人经营和控制.
但是在采矿业、制造业、商业等其它行业中,阿非里卡人无力竞争,基本上由英裔白人控制.
此外,南非的国家资本发展也比较早.
为开发这块富饶的土地,需要兴建一些基础设施.
最初这种基础设施由私人资本联合经营,后来由政府逐渐接管.
一些重要的公用事业如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都由南非政府出资兴办,由有关部门或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1920—1930年代,国家资本发展比较迅速.
除了公用事业外,政府还投资建立一些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投资多而利润小或短期内无利可图的工业企业,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例如,1928年,国家投资建立南非钢铁工业公司,利用南非丰富的铁、煤资源,就地冶炼钢铁,它后来对南非其他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40年,政府建立工业发展公司,有计划地利用国家资本,大力扶植南非制造业的发展.
南非许多重要国营企业都是通过工业发展公司进行投资的.
它对一些私人资本无力顾及的部门进行投资,包括帮助一些老企业更新设备、扩大生产.
在农业方面,1937年颁布了《销售法》,加强了国家对农产品的销售和控制,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和促进白人农业的发展.
1944年,政府又建立了渔业发展公司,帮助渔民销售和加工渔产品,提供资金建立码头和冷藏库等设施.
南非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和掠夺当地非洲各族人民的基础之上②LordHailey,AnAfricanSurvey(《非洲概览》),London1938,p.
1317.
①Katzenleo,op.
cit.
,p.
81.
的.
非洲人劳动者是南非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在南非,白人殖民者迫使非洲人在白人经营的农场和牧场干活的现象,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出现了.
后来,随着采矿业的发展,非洲人矿工成为南非第一代无产阶级.
在建筑、铁路运输、机器制造、化学、钢铁及城市服务业中,非洲劳工人数都在迅速增多.
1920年,非洲人矿工增加到27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白人经营的农场已有1700多个,非洲农业工人也增加到将近20万人.
1922年,制造业中非洲劳工人数已比白人劳工几乎多出一倍.
1939年,制造业中劳工人数达到23.
6万人①,其中多数是非洲人.
受雇于白人矿山、农场和企业里的非洲工人,来源如下:一部分人因为付不起政府规定的繁重赋税而被监禁,然后由监狱出租给白人资本家;一部分人因违反政府颁布的多如牛毛的种族歧视法令而被判刑,罚作苦工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国外招募来的非洲人劳工.
据估计,仅金矿雇佣的非洲工人,大约有2/3来自东非和南非周围的一些国家,如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其中以莫桑比克人居多.
1930年代,在南非金矿中来自莫桑比克的劳工人数一直保持在8万名左右①.
还有来自南非农村的契约工人.
白人统治当局为了迫使大量的非洲农民外出充当劳动力,利用政权的力量,通过《土著土地法》,把非洲人赶往贫瘠的仅拥有全国土地13%的保留地内.
非洲农民难以在那里维持生计,只得外出在白人矿山、农场或工厂里充当雇佣工人.
保留地内半数以上的人口经常外出谋生.
非洲劳工被迫签订的契约期限,一般为一年或半年,期满后立即返回保留地.
因此,白人资本家把这些契约劳工当作任其奴役和榨取的对象.
在矿山劳动的非洲工人,居住在集中营式的棚子里.
这种棚子一般都用洋铁皮、破木板等搭成,难以抵挡狂风暴雨的袭击.
20多米的一间棚房拥挤着数十人.
那里缺粮少医,供水严重不足,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死亡率极高.
矿山里的非洲人在白人监管下,担负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
付给他们的工资只抵白人工资的1/10到1/20左右,只能勉强维持个人的生活.
白人资本家公开声称:只要少量的木薯粉和玉米就能维持非洲人生理机能的需要.
契约劳工的劳动条件也极为恶劣.
下井的矿工一般要在地下深达数千英尺的坑道里干活,井下没有劳动保护条件,甚至连呼吸都感到非常困难.
即使体格强壮的人在井下工作几个月后,也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政府对非洲劳工也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
契约劳工一旦病残失去劳动力,便被遣返回家.
在白人农场、工厂里干活的非洲契约工人人数也很多,他们的处境同非洲人矿工一样悲惨.
3.
二次大战中的南非1930年代中期,南非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方面,纳粹德国加紧在南非实行渗透和扩张;另一方面,南非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力量正在动员起来,以对付德国的威胁.
南非是德国在非洲大陆上积极进行渗透活动的重点地区.
纳粹主义同南非白人统治阶级推行的种族主义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
前者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激烈的反犹主义和为"最纯种民族"夺取"生存空间".
后者则坚持把人①D.
HobartHoughton,op.
cit.
,p.
118.
①L.
C.
A.
Knowles&C.
M.
Knowles,EconomicDevelopmentoftheOverseasEmpire(《海外帝国的经济发展》),vol.
3,London1936,p.
238.
类分为"优等种族"或"劣等种族".
两者有着相互勾结的共同思想基础.
早在19世纪末,德国资本积极渗入那时尚属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并密谋吞并德兰士瓦,逐步建立包括整个南非和德属西南非洲在内的"南非大德意志".
尽管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但经它培植起来的一股亲德势力却根深蒂固.
一次大战爆发时,原先的一些布尔人将军曾同当时在西南非洲的德国驻军取得联系,公开发动了反英武装叛乱.
两次大战之间,布尔人地主和资本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长.
他们更加迫切地要同德国法西斯勾结起来,制造政变,据以恢复昔日失去的地位.
在南非国民党政府里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如赫尔佐格总理和国防部长奥斯瓦尔德·皮罗,都有着明显的亲德倾向.
皮罗本人甚至着手组织了名为"新秩序"的法西斯组织,暗地里同德国的纳粹组织进行勾结.
该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一些高、中级军官,在南非的军队里有很大影响.
当时在南非陆续出现的法西斯组织也有10多个,其中尤以牛车防火队、灰衫会和兄弟会等三个组织的活动最为猖獗.
牛车防火队是一个公开的法西斯组织.
它打着文化教育的旗号,按照德国纳粹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其会员数量很快达到30多万人.
灰衫会的群众基础是一些乡村的穷苦白人,不少人还是早先的德国移民.
该组织直接受德国外交部的领导,是德国在南非积极活动的一支别动队.
兄弟会是在一次大战时建立的种族主义组织,1930年代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理论,狂妄叫嚣发动战争,实现最彻底的种族主义.
这是一个秘密社团,只有讲南非荷兰语的人才可入会.
法西斯势力在南非的活动,势必危及宗主国在南非的利益.
英国为了维护它在南非的地位,竭力保持南非统治集团的稳定性.
当赫尔佐格为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避免内阁倒台,曾向亲英的反对派、史末资为首的南非党提议结盟时,英国曾积极活动,努力促进两党联盟,促使南非于1933年组成了新政府,由赫尔佐格继任总理,史末资当了副总理.
1934年,两党进一步合并,宣布成立统一党.
随后,统一党内部发生激烈的分化.
原先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极端种族主义者坚持在统一党内由布尔人拥有领导权,宣布退出统一党,另外组织以马兰为首的纯国民党.
统一党执政后,为了缓和非洲人的反抗,对非洲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实行了一些让步措施.
1936年颁布的《土著信托土地法》表示,要在五年内拿出1000万英镑购买白人荒废的土地,作为非洲人所有地,用以缓解保留地内的土地严重不足.
1937年颁布的土地代表会议制度,准许非洲人选举代表参加土著代表会议,商谈有关非洲人的各项事宜,但是它通过的决议必须经南非政府批准,实际上毫无实权.
与此同时,政府还加紧拉拢和收买非洲部落酋长.
在此期间,广大非洲人在斗争中不仅加强了同白人劳工运动的进一步联合,而且把反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初步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1935年秋,意大利法西斯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引起了广大非洲人民的强烈愤慨.
南非人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当年12月16日,即第七届丁干日,南非150多个进步组织在布隆方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强烈谴责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声讨法西斯分子在南非的挑衅活动,同时要求南非当局放弃迫害非洲人和种族主义政策.
在南非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又建立了反法西斯联盟,非洲人工会和欧洲人工会成为联盟的领导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在联盟成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大城市和港口爆发的罢工、集会游行达220多次.
大战爆发前夕,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非洲人矿工和白人矿工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南非统治集团同1914年一样,又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
赫尔佐格总理主张保守中立,副总理史末资主张应站在英国一边参战.
最后以史末资为首多数派获胜,于1939年9月6日宣布对德作战.
赫尔佐格总理和六名部长因处于少数派地位而被迫退出内阁.
接着,南非军队迅速动员,首先进入东非,协同印度、西非和其他部队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解放了埃塞俄比亚.
接着,南非军队进入北非同德国人作战,但在托卜鲁克战役中伤亡惨重.
南非的另一些部队则进入意大利和欧洲战场作战,还加入了占领马达加斯加岛的战争.
1941年12月8日,南非宣布对日本作战.
南非参战登记注册人员约23.
1万人,其中大约37%是非洲人和有色人①.
史末资在战争期间起了重要作用.
他奔走于比勒陀利亚和伦敦之间,参加了英国战时内阁,1941年被授予英军元帅称号.
他在大战结束后还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工作,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前言.
二、一九四五至一九六年的南非1.
种族隔离制在南非的确立在1948年的南非大选中,以马兰为首的国民党以"种族隔离"为竞选纲领获胜,上台执政.
马兰曾明确宣布,他计划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全面彻底推行种族隔离,并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
白人政府开始用"种族隔离制"一词来表达所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
该词在南非阿非里卡语中意指"分离",以后被解释为"在指定的地区分别存在和发展".
1948—1961年,内阁经历三次更迭:马兰内阁(1948—1954)、斯揣敦内阁(1954—1958)和维沃尔德内阁(1958—1961).
随着国民党地位的不断加强,种族主义压迫也愈益沉重,在此期间,总共通过了50多项新的种族主义法律.
这些法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强种族隔离的法律,如1950年的《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和《班图人教育法》等等;另一类是加强镇压的法律,如1950年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3年的《犯罪行为法》和《公共治安法修正案》等.
这些法律将种族隔离制度逐步完善和系统化.
1950年,马兰政府为全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首先着手整顿城市住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促使非洲人和印度人大量涌入城市,在那里出现了非白人集中的市镇和居民点.
例如,在德兰士瓦的兰德工业区,1950年非白人就由战前65万左右增加到100万以上.
为了防止非白人和白人长期在城市混杂居住,禁止他们之间转让房屋、土地或公司股份等财产,马兰当局于1950年颁布了第四十一号公告,即《集团住区法》.
这个法令规定,各个种族必须按集团分区居住,一个种族集团的住区只许规定的种族居住,原来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别的种族必须尽快迁离.
1957年,通过了关于这项法令的修正案,进一步扩大种族隔离的范围.
修正案规定,隶属于某一种族集团的人,不得在其他种族集团居住区的土地上或房屋里长期停留,不得出入那里的任何公共娱乐场所.
《集团住区法》比以往法令更为严酷的是,不仅在白人与非白人之间进行隔离,而且还把这种隔离推广到非白人之间,主要是将非白人分别局限在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的特定住区内,永①MichaelCrowder,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8,Cambridge1984,p.
285.
远沦为南非矿业、工业和农业的廉价劳动力.
另外,还想借此破坏各被压迫种族之间的团结,通过隔离挑起猜忌,从而达到政治上分而治之的目的.
为了贯彻上述法令,马兰政府于同年还通过了《人口登记法》.
通过人口登记,南非居民被分别划为三个主要集团,即白人、有色人和非洲人.
有色人种中包括印度人.
凡年满16岁的公民都须持有贴着照片的公民证,证上标明所属种族,并附有种族目录卡片号码.
1951年3月,马兰政府又规定将有色人集团再细分为混血种人、印度人、中国人和马来人等.
这样,白人与非白人,非白人中的有色人与非洲人,有色人中的印度人与其他种族,就在居住和社交方面被分别隔离开来.
按照《集团住区法》,白人居民理所当然地居住在原来的城市中心和繁华地区,所受影响甚微.
非洲人当然是被直接打击的对象.
从1950年代中期始,非洲人就被迫迁出大城市和近郊区,为此,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西郊就有6万非洲人被迫迁移.
南非印度人也深受其害,法令严厉禁止他们在划定地区之外经商,强迫他们聚居在某个划定地区之内,从而使许多以小本买卖为生的印度人失去了谋生机会.
一旦某些住区宣布为白人集团居住地,印度人就得被迫关闭和出售其产业.
另一个种族隔离的基本法令是有关黑人教育事业的.
班图人实际上历来被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因此,非洲人的教育便落在教会学校的手里,不受政府的控制.
1953年《班图人教育法》一颁布,这些教会学校便被收归国有,并隶属于班图人管理部管辖,目的是加强政府的控制,"从儿童时候起,就教育土著懂得他们根本谈不上与欧洲人讲平等".
为了在教育事业中彻底推行种族隔离,1959年的《扩大大学教育法》则完全剥夺了非白人大学生上白人大学的权利,建立起各种族隔离的大学.
此外,还有1955年的《不道德行为修正法》和《工业调整法》等.
前一法令是继《禁止混合婚姻法》后订立的,它从禁止欧洲人和非洲人通婚,进而规定任何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非婚同居关系成为非法.
后者在过去法令的基础上进一步禁止建立种族混合的工会.
在1950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电影院、饭店、公共交通工具、体育活动场所直到医院,也都推行所谓"微型种族隔离",甚至博物馆也为黑人和白人分别安排开馆时间.
在此期间,对非白人群众镇压的法令也多如牛毛.
特别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更是借打击共产党之名,行镇压各族人民反抗之实.
司法部长斯瓦特在南非议会发表演说,宣称共产党人在黑人和印度人中的影响正在可怕地增长,叫嚷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南非联邦的灭亡.
他个人有权"断定一个人是否是共产党员",任何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被禁止在公共机关或工会担任任何职务.
它不仅公开宣布南非共产党为敌人,甚至还宣布"所有的主义和学说体系,凡是想用煽动闹事破坏纪律的手段,促使南非发生政治、社会或者经济方面的变革,不论是明知故犯,还是由于无知,都属于敌对行动①.
这就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一步镇压各族人民的斗争提供了法律根据.
南非当局还通过法令,借口在紧急状态下可任意制定法律,对反对或煽动反种族歧视的人施加刑罚.
2.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蓬勃开展①EricA.
Walker,AHistoryofSouthernAfrica(《南非史》),London1964,p.
1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生存权利和解放的斗争进一步高涨.
最明显的特征是,广大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同南非印度人联合起来,并肩战斗.
这标志着非白人政治上的新觉醒,他们的反抗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南非印度人的祖先大部分是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
当今南非的印度人绝大多数是在南非本地出生的,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辛勤地浇灌着这块土地,特别对纳塔尔的经济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却遭受到压迫和歧视.
早在20世纪初,南非印度人就在甘地领导下进行过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13年,罢工斗争达到了高潮,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长期以来,无论是南非印度人的斗争或者是非洲人的斗争,基本上都是孤立地进行,相互间没有发生直接联系.
马兰政府变本加厉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的政策,推动了非洲人与其他非白人在斗争中逐步走向联合.
195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对非白人的联合也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一系列非洲国家相继独立,迅速改变了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
南部非洲的反帝群众运动也普遍高涨起来,一些国家还爆发了反帝武装斗争.
新形势极大地鼓舞着南非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内部都相继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团结南非各族非洲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对剥夺非洲人土地等方面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它成立的初期,由于其领导人大多是部落酋长和有一定地位的上层人士,因此,它们的斗争纲领和斗争方式都是温和的.
二次大战期间,黑人群众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迅速发展,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已经脱离了广大黑人群众.
1940年代初,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会活动家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他们深感该组织没有按照时代的要求推进民族事业,强烈要求制定新的纲领和策略.
为此,他们酝酿成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以使它真正代表民族的愿望,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
在青年联盟的推动下,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1949年行动纲领》,改变了以前争取有限的民主权利的政策,提出了民族解放的要求.
当马兰领导的国民党掌权并加紧推行种族隔离政策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改选领导人,号召南非黑人通过罢工、和平抗议、不合作等手段来进行积极的斗争.
大会特别提出,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印度人以及其他被压迫种族结成牢固的战斗联盟.
与此同时,南非印度人大会也第一次明确表态:"南非印度人作为少数民族集团的前途,是同这个国家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的非洲的民族的运动是相一致的.
"①他们赞成不同种族联合起来,首先和广大非洲人联合起来.
1947年3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首次达成了关于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联合行动的协议.
此协议又称为《博士公约》②,因为它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克苏马博士、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纳克尔博士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尤·达杜博士签署的.
1950年代初,这个联合战线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不仅增加了混血种人,而且少数反①AfricanCommunist(《非洲共产主义者》杂志),1963,no.
113.
②RobertMprice&CarlG.
Rosberg,TheApartheidRegime:PoliticalPowerandRacialDomination(《种族歧视制度:政治权力和种族统治》),California1980,p.
70.
对种族歧视的白人组织也参加进来.
非洲人和印度人的联合是通过不断地排除干扰而逐步得到加强的.
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不相同.
印度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一般都比非洲人高.
南非当局在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蓄意挑拨印度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矛盾.
由于非洲人经商的很少,往往要去印度商人那里购买物品,或向印度人租借房屋.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非洲人难免对印度商人抱有不满情绪.
二次大战后,南非当局又一手策划了反印度人的狂热,煽动居民抵制购买印度人的商品,对印度人店铺进行暴力袭击.
1949年1月13日,德班发生了骚乱.
导火线是一位年轻非洲人去印度人商店购买东西时和印度人店员发生冲突而引起的.
一些非洲人袭击和烧毁了印度人的住房和店铺,骚乱席卷了全市,持续了两昼夜.
白人警察当局乘机弹压,死伤者数目比印度人和黑人之间因冲突而伤亡的数目更大.
根据有关方面的报道,约有14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100万英镑①.
骚乱发生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立即共同乘车在市区巡视,号召居民保持安静,向群众作教育工作,组织了抢救流血事件罹难者的共同委员会,妥善地平息了这一场风波.
1950年代初,非洲人和印度人等其他有色人种联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1950年3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无投票权公民会议.
这次会议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以及南非共产党共同发起的.
出席的有代表南非100万以上非白人居民的528名代表,一些欧洲人组织的代表也参加进来.
5月1日,南非印度人和非洲人等举行了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政策、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
当局下令禁止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为了抗议这一禁令,兰德矿区约80%的非白人工人参加了罢工,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等地的工人也都纷纷举行罢工斗争.
警察对罢工工人进行武装袭击,甚至对围观群众也用刺刀杀伤,或者从背后开枪射击.
6月26日,数十万非白人为了哀悼在上述斗争中的死难者,举行了"全国抗议日",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南非.
与此相呼应的是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
1951年的联合斗争是以争取维护混血种人选举权的斗争开始的.
当时在开普敦的250万混血种人,是非欧洲人中唯一保持选举权的种族.
马兰早在1948年发表竞选宣言时就叫嚣,将废除那种允许混血种人和欧洲人根据一个选民册投票选举的"不健康的制度".
混血种人只能在众议院有几位白人议员代表,但是,这些议员无权对重大问题表态.
这样,混血种人在英国统治下将近100年内所享有的公民权,也将随着国民党全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取消.
1951年3月8日,一批非白人在国会讨论剥夺混血种人选举权的法令时,举行了抗议示威.
3月21日,全国各地约10万人来到开普敦举行火炬游行,尽管警察对游行群众大肆逮捕,抗议集会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5月7日,全国各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以示支持.
1952年4月,斗争达到了高潮.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发动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对国民党政府抛出的一系列种族隔离法令进行了全面抵制.
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祈祷解放的宗教仪式,还开展了征集抵制运动志愿参加者的签名运动.
4月6日,南非各大城市中心纷纷召开群众大会.
在约翰内斯堡,约有①S.
B.
Makherji,IndianMinorityinSouthAfrica(《南非印度人少数民族》),NeWDelhi1959,p.
170.
5000名非洲人、印度人、混血种人和少数白人大学生举行集会.
《纽约时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说:"约翰内斯堡的福尔兹堡自由广场上,数千名非白人随着扩音器播出的保罗·罗伯逊歌声的节奏前进.
"在开普敦,数以千计的非白人宣誓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不公正法令.
有人描述纳塔尔集会的情景时说,非洲人和印度人的男男女女边走边唱歌.
印度妇女身着彩色沙丽服,用整段布料或披肩裹身;非洲人妇女身着欧式服装.
集会的讲台装饰成一个牛车,台上竖着大旗.
旗上的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黄色代表财富.
在伊丽莎白港、比勒陀利亚、庆伯利、东伦敦,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
在各地集会上,人们纷纷走上讲台,发表演说.
他们针对南非白人庆祝范·里·贝克登陆300周年纪念,愤慨地指出:"我们非洲人也同样在回顾这300年.
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悲惨的经历.
不论我们翻阅哪一页历史,无不沾满了死难者的鲜血"①.
他们控诉说:在南非,"非欧洲人生活在地狱里!
"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白人的国家".
有的则大声疾呼:"白人文明正在试图按照弱肉强食的原则来灭绝在南非的非欧洲人!
我们懂得,把我们称为苦力和卡弗尔,并不会使我们因此而渺小,它只能激起愤慨,点燃我们对政府的反抗之火";"我们懂得和白人交谈的语言是斗争的语言,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②.
示威者虽然有时采取基督教祈祷会的形式,但有些人对基督教也产生了怀疑.
他们痛苦地哀诉:当欧洲人攫取我们的黄金和贪婪地注视着我们的妇女时,我们仰望着上帝.
但是,这是一个虚伪的上帝.
有些示威者和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激烈,他们强烈要求抵抗运动者的领袖们通过对不公正法律的蔑视和斗争,进一步"去松动白人吸血鬼强加的锁链","消除人类的寄生虫".
在集会上,台下群众对台上发言者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打倒白人压迫者!
""打倒纳粹分子!
"6月26日,斗争又向纵深发展.
非洲人和印度人志愿者冲破了政府的重重阻挡,在大小城镇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抗歧视法令的活动.
他们或者蔑视火车站进出口的隔离限制,进入专为白人划定的通道;或者故意在邮局专为欧洲人设立的柜台前排队;有的学生没有入场券就走进欧洲人餐馆去用餐.
一群群示威者未经允许走进公共场所,晚上9点在宵禁以后拒带通行证仍在大街上行走.
数以百计的非白人在络绎不绝地坚持这种"不服从"方式,以表示对不公正法令的蔑视和反抗.
在运动进入第100天时,全国违抗法律的志愿者人员已达6000人①.
1952年底,已有8000多名运动参加者被关进了监狱.
1953年2月,南非议会在对付抵抗运动的借口下,匆匆通过了两项法令:一是《公共治安法》,赋予政府有权任意宣布紧急状态;一是《刑法修正案》,规定对参加或支持抵抗运动的人判处5年徒刑,罚款1400美元,再加15下鞭笞.
全国广大群众不顾当局的镇压,仍然坚持进行反对歧视法令的抗议运动.
数千群众在当局开庭审讯被捕领袖时举行游行示威,并向他们的领袖欢呼致意.
人们纷纷给死难烈士的家属募集捐款、食物和衣服.
这场蔑视不公正法令的联合斗争,发展成为南非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参加者有工人、学生、律师、医生、教师、牧师、商人和其他文化团①EricA.
Walker,op.
cit.
,p.
162.
②LeoKuper,PassiveResistanceinSouthAfrica(《南非的非暴力抵抗》),Lon-don1956,p.
114.
①LeoKuper,op.
cit.
,p.
114.
体.
妇女和男子并肩战斗.
少数白人学生也参加了斗争,包括前联邦总督的儿子帕特里克·邓肯.
有些白人妇女因参加活动被判处25天监禁.
这场斗争持续了8个月之久,后来由于领袖们纷纷被捕,许多地方的群众遭到血腥镇压,运动逐渐被平息下来.
1953年6月26日,为纪念运动一周年,许多人在家门外点火或燃烛,作为自由星火的象征,让这次活动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结束后不久,印度人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有色人组织(即混血种人组织)、南非工会大会(非种族性的)和南非民主人士大会(由少数反对种族歧视的欧洲人组成)等五个组织又组成了大会联盟筹备发动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并决定召开全国性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6月26日,大会联盟在南非召集人民大会,并起草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自由宪章》.
大约3000名代表出席了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利普镇的集会.
会议是在手持机枪的警察包围和威胁下举行的.
但代表们仍然认真地讨论和审议大会的主要文件《自由宪章》草案,并最后一致通过了《自由宪章》.
宪章写道:"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黑种人与白种人的领土,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政府,才具有合法的权力;"南非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平等所应具有的天然权利,已被一个在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政府所剥夺;"如果我国全体人民不能生活在兄弟友爱的情况下,享受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国就永远不会获得繁荣或自由;"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民主的国家,才能保证人民享有一切天然权利,而不问他们的颜色、种族、性别或信仰;"因此,我们南非人民,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在一起共同通过这个《自由宪章》.
我们保证尽一切力量和勇气,一起奋斗,直到宪章中所规定的民主改革获得实现时为止.
"这次集会和通过的宪章,集中体现了南非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意志,也是他们团结战斗的巨大进展.
非白人在1950年代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除了在国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外,还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
在此期间,他们收到许多声援电报.
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给大会联盟来信说:"你们正在领导百万人的行动,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怎样的帮助"中国总理周恩来也致电热烈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
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其有关的决议中,积极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迫害所采取的勇敢立场,赞扬所有支持他们英勇斗争的人们.
公报还庄严表示,种族主义的祸害必须根除.
1950年代后期,南非城乡非洲人反对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城市黑人工人的斗争不断高涨.
1956年,在兰德矿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公共汽车涨价的运动.
由于《集团住区法》划给非洲人的新住地离工作地点更远,原先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都只得改乘公共汽车去上班.
一旦车票涨价,势必给非洲人增加新的经济负担.
于是他们决定以步行抵制车票的上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土著保留地,农民斗争的浪潮也迅速掀起,庞多兰、齐勒斯、塞库库内、坦布兰、祖鲁兰等保留地的斗争尤为激烈.
如庞多兰地区,农民奋起反对政府派来的监督官,反对扶持酋长的政策,烧毁通行证,抵制白人资本家的剥削.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审判非洲人的叛徒.
南非当局立即宣布庞多兰处于紧急状态,派遣大批军队、警察,动用装甲车、新式飞机甚至军舰来镇压当地人民.
与此同时,在特兰斯凯还爆发了反对企图使南非白人统治永久化、分裂非洲人民的《促进班图自治政府法》的斗争.
这个斗争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参加起义的人数约有130万人①.
1960年3月,南非当局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事件.
警察袭击了在德兰士瓦沙佩维尔城镇举行反对通行证法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黑人群众,造成6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重大惨案.
泛非主义者大会②组织了这次反通行证法运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曾经宣布在1960年3月31日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游行,但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前在3月21日开始了这个运动.
数万名非洲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等地举行集会,当场烧毁通行证.
南非当局立即实行血腥镇压.
沙佩维尔屠杀事件激起了南非各地的反抗怒潮.
各大城市先后有50万人举行罢工,许多工业区和港口、码头的经济活动陷于瘫痪.
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实行恐怖统治.
民主组织被取缔,进步书刊被禁止.
1960年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南非民族主义者被捕.
3.
联合国围绕南非印度人问题的斗争1914年,南非议会在甘地领导印度人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解除了对印度人的一些限制.
在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经商活动日益兴旺.
他们通过公司获得了土地,建立了商行,印度人存款数也在不断增加.
纳塔尔则成了印度人的集中居住地,那里的人数占南非印度人总数的88%①.
纳塔尔的一些贸易中心几乎成了印度人的集市.
印度人的经济繁荣引起南非白人当局的不满.
1919年公布的法令,禁止印度人通过股份有限公司占有固定资产.
1924年又抛出《地区保留和移民登记法》,规定对印度人划出居住和贸易的特定地区,要求印度人撤离其他非特定地区.
南非印度人呼吁印度政府予以干预.
印度政府公开出面建议就南非印度人待遇问题同南非当局进行谈判.
在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斡旋下,经过几番周折,南非政府被迫同意进行谈判.
1926年和1932年,两国政府先后在开普敦召开了两次圆桌会议,双方相应作出一些让步.
南非政府同意废除《地区保留和移民登记法》;对长期定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等机会.
印度政府则不再反对遣返计划②,同意自愿遣返,其目标只是对定居在南非的印度人争取有较多的权利.
这些内容后来证明都不过是流于形式而已.
20世纪30年代,随着南非工业化的发展,德兰士瓦的欧洲商人不断从小城镇迁入大城市,印度人则相继进入欧洲人撤离的集市贸易区.
在纳塔尔,随着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推广使用,许多白人纷纷迁到大城市的新居.
印①L.
E.
Neame,TheHistoryofApartheid(《种族隔离史》),Londonl962,p.
168.
②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反对派,反对采用《自由宪章》作为大会纲领.
1958年退出大会,1959年另行建立了该组织.
①WilliamHarbuttDawson,SouthAfrica∶People,PlacesandProblems(《南非:人民、地方和问题》),Oxford1925,p.
35.
②南非政府长期以来主张把印度人遣返回印度,曾制定过庞大的遣返计划.
度人由于住房紧张,则相继搬往欧洲人迁出的空地.
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白人利用这些事例,煽起反印度人的浪潮.
1943年4月27日,纳塔尔省议会通过《贸易和土地占有限制法》,规定未经当局同意,欧洲人和亚洲人不得签订转让或购买土地等不动产的条约,也不得购买、转让公司债务.
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期间,此法令有效性暂定三年.
在白人的压力下,1946年6月,南非政府又通过了《亚洲人土地租借和印度人代表法》.
该法令规定,印度人只能在专为他们划出的居住区买卖土地和房屋,而这些土地和房屋不得转卖给非洲人和混血种人;还规定印度人无权在其它地区购买或拥有土地及不动产.
这一法令大大限制了印度人对土地的占有.
作为一种缓和姿态,法令赋予印度人以象征性的代表权.
面对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同年秋,印度政府终止了同南非的贸易,召回了驻南非的高级专员,并将印度人受歧视的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在1946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印度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吁请会议考虑南非印度人的地位问题.
印度代表指出,南非对印度人实行的种族歧视,特别是1946年通过的《亚洲人土地租借和印度人代表法》,是对人道原则彻底的破坏,而且直接违反国际公认的义务.
南非代表史末资则进行狡辩,他说,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印度国民,而是南非联邦的国民,因此,根据宪章条文,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权问题,大会无权过问.
他还要求国际法院对于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否属于南非国内管辖权的事项提出咨询意见.
南非代表的发言得到了美、英等国家代表的支持.
印度方面坚持,种族歧视问题涉及联合国宪章条文和前言里所规定的人权,应属于宪章范围,南非是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国,联合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
印度代表还提出,印度政府对本国的移民负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义务,因为它对派遣第一批印度移民到南非是负有责任的.
印度代表潘达迪夫人还尖锐地指出:"南非认为印度人对这个国家的西方文明构成威胁,当然这意味着是对欧洲人统治的威胁,并不是对真正西方文明的威胁,是白人种族优越论受到了威胁"①.
出席上述会议的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代表,支持印度政府的立场.
他们在发言中指出,1860年印度最初倡议向纳塔尔移民,是应纳塔尔政府寻求廉价劳工之需.
当时,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承担了下列义务:印度移民"在一切方面将是自由的人,享有和居住在殖民地的一切其它陛下臣民同样的特权".
南非政府和印度政府1927年在开普敦订立、1932年再次确认的协议,规定一部分印度人可以回国,对留在南非领土上的印度人则保证其享有平等权利和归化的可能.
但是,南非政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这个协议.
苏联代表在1949年第三届联大会上严正声明,在南非印度人问题上,苏联从最初起就支持印度的要求,并将继续保持这种立场.
由于南非拒绝接受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使问题陷入了僵局.
在1947年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巴基斯坦作为当事国开始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949年和1950年,联合国先后通过决议,建议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本着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以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1951年,印度人问题被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1952年,印度等18个国家要求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南非种族隔①S.
B.
Mukherji,op.
cit.
,pp.
7-8.
离政策所造成的种族冲突问题.
大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南非境内印度籍血统居民待遇问题和南非种族冲突问题的两项决议,并第一次通过了谴责马兰政府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
1952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一个由古巴、叙利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联合国斡旋委员会,以安排和协助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之间的谈判,但南非拒绝专门委员会入境.
1955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指派巴西首席代表小路易斯·德·法罗负责执行联合国大会决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声明愿意给予充分的合作.
在同年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反种族主义的力量表现得空前强大.
第一委员会不顾英、美等国家的阻挠,也不顾南非的威胁,通过了谴责南非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并把南非种族歧视问题列入了大会议程,号召有关方面进行谈判.
南非政府却一意孤行,撤回其代表,并于1956年宣布,它将在联合国上只维持象征性的代表.
在1955—1961年间,联合国大会多次呼吁南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谈判.
1958年,南非又回到了联合国,但仍然拒绝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谈判.
1962年的联合国第十七届会议,集中讨论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因为南非的种族歧视不仅仅针对印度人,还有广大非洲人.
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是南非整个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
联合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
南非政府的顽固态度,遭到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反对和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1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同南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抵制一切南非商品,并禁止向南非出口商品(包括武器和军火等).
1970年代,南非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被终止.
到1980年代,联合国许多国家的代表强烈要求安理会除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经济制裁外,还应实施具有全面约束力的制裁行动.
南非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陷于孤立和狼狈的境地.
4.
战后南非工业的繁荣二次大战后,南非工业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
1960年,国内生产总值约49.
83亿兰特,比1940年的9.
9亿兰特增长了5倍①.
1945—1960年是南非制造业发展最快的阶段.
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资本输出,使流入南非的英美等国资本也愈来愈多.
此外,南非政府采取替代进口政策,继续执行关税保护、限制进口、大力吸收外资、强化和发展垄断组织等重大措施,促使制造业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
1945—1955年,制造业纯生产值增长率高达13.
3%.
1940年制造业产值只有矿业产值的一半左右,到1960年前者产值为后者产值的一倍半.
在南非工业中,制造业已跃居主导地位.
与此相应的是它在进出口中比重的变化.
1945—1955年,制造业的进口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62.
5%下降到40.
3%,出口则相应地从9.
2%上升到13.
4%②.
制造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了南非最大的经济部门,拥有1000家以上①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南非:南非共和国年鉴》),Johannesburg1984,p.
357.
②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503.
的企业,如食品加工、酒类、烟草、纺织、成衣、制鞋、家具、造纸、印刷、出版、制革、橡胶、化工、医药、塑料、矿产品加工、冶金机械、电机、运输设备、汽车制造等等.
特别是钢铁工业,在此期间已成了制造业中最大的部门.
它是在采矿业的发展和铁路建设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1952年,第二座钢铁联合企业又投入生产,钢产量增长较快.
仅1951—1952年度的钢年产量已达105万吨.
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遭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严厉制裁.
南非国内所需原油无法保证供应,统治当局采取措施,从煤炭中研制出提取石油的制作工艺.
为了专门从事煤化石油生产,南非在1950年建立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简称萨索尔公司(SASOL).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第一家从煤炭中提取合成石油的公司,并着手建立人造煤油厂.
1955年,萨索尔一厂建立,年产煤化油25万吨.
人造煤油厂的建立,标志着南非化学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1955年,制造业雇佣的职工人数已多达60万人,比1945年增长了60%.
1960年,制造业总产值已达10.
23亿兰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
3%①.
制造业的发展虽然超过了采矿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首位,但是,采矿业仍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战略矿产品的黄金,在南非的经济中起着独特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从黄金废渣中提取了铀的副产品,加之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上涨,黄金开采业的利润不断增高,开采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虽然兰德的一些老矿区由于长期开采,有的逐渐枯竭,有的已经关闭,但到1950年代,在兰德东部和西部、奥兰治自由邦的北部,又陆续开发出新的金矿,致使黄金开采量不断增长,1960年代的增长率平均为4.
6%.
1940年黄金产值为2.
35981亿兰特,1950年增长到2.
89552亿兰特,1960年高达5.
36019亿兰特②.
战后对首饰钻石和工业用钻石需求的增长,金刚石的开采再次得以扩大,1960年与战前比较,开采量增加了一倍多.
南非采矿业已具有部门众多、配套齐全的特点.
除了传统的贵金属黄金和钻石外,还开采了几十种其他战略矿产品,开采量都有明显增长,如铂、铬、锑、锰、钒的产量均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
虽然采矿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制造业,但是它的绝对产值一直在上升,1945年为1.
99亿兰特,1960年上升到6.
84亿兰特③.
三、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的南非1.
强化种族主义统治代表荷裔白人上层利益的国民党,自掌权以来,就积极策划完全脱离英国的活动.
早在1931年,自英国颁布《威斯敏斯特》法令之后,南非实际上已经具有独立的地位,但在形式上仍然是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尊英国国王为元首.
1960年代,随着荷裔白人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壮大,他们要求全面控制国家和更加放手地推行种族主义路线,迫切要把南非联邦从形式上完全变成独立的南非共和国.
1961年5月,南非白人当局悍然宣布成立南非共和国.
南非广大群众和国际舆论强烈抗议这一行径.
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南非遭①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p.
504,357.
②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572.
③op.
cit,1977,p.
357.
到严厉谴责而愤然退出了英联邦.
同年,南非共和国宪法通过,该宪法不过是1909年南非法的翻版.
它规定议会享有最高立法权,法院降为主要是解释议会法律的地位.
显然,这就更便于南非当局通过操纵议会而为所欲为.
在此后几十年里,南非当局继续制定了大量的种族主义法律和其它反动法令.
例如,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1962年和1967年分别制定了《反破坏法》和《反恐怖法》,为推行种族隔离的"黑人家园"计划,1963年制定了《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法》.
1970年和1971年,又分别制定了《班图家园公民资格法》和《班图家园宪法》.
此外,南非还对1950年代重要的法律不断加以修改和充实.
例如,1950年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在实施中不断扩大适用范围,1976年改称为《国内治安法》.
1950年的《集团住区法》,在1957年、1966年两次进行修订.
整个1960年代,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变得更加系统和严密.
1960年代以来,南非当局为了巩固种族隔离,卖力地推行"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政策.
它是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非政府通过立法在境内原有的土著保留地的基础上,先后导演了部落自治和部族自治.
部族自治的单位,即称"班图斯坦"(1974年改称"黑人家园").
早在1951年,政府就制定了《班图权利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和地方当局.
从1959年起,他们又按照所谓《班图自治法》,将原来的土著保留地按部族合并为10个自治区.
1962年初拟定了《班图自治计划》,规定从1963年起的10年内,实行班图自治.
1970年通过《班图公民法》,规定目前住在城市、工矿和白人农场的黑人,也须按照自己所属的部族固定为某个班图斯坦的公民.
到1974年,除夸祖鲁家园外,其他家园都成立了自治政府.
自治政府由黑人酋长组成,受白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与此同时,南非当局高唱"白人同黑人和解"的论调,宣称要加快步骤,使南非境内的黑人通过黑人家园"分别走向独立";宣扬已经找到了"立即解决种族问题的重要途径","给人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利用黑人家园领导人谋取权力的欲望,同他们举行会晤,商谈所谓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加快独立进程的具体措施.
1976年起,南非当局导演了家园假独立的把戏.
10月26日,黑人家园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特兰斯凯正式宣布独立.
就此,南非政府宣称已经替南非黑人确立了由家园从自治到实现独立的模式.
到1981年已有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等四个家园实行了独立.
黑人家园独立后,南非当局利用当地的酋长和头人以及新兴的亲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势力,继续实行间接统治,让即将独立的家园选举本国领导人.
但是,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
它们的立法要经过南非政府批准,预算大部分由南非提供,其国防、外交、司法、邮电、铁路、税收等等都受南非白人当局控制.
南非当局导演家园独立的用心,是将南非分为11个独立国家.
除10个黑人国家外,再建立一个南非白人组成的白人国家.
白人种族主义者打算通过拨出一小部分土地给黑人的方法,把包括白人区在内的南非全部黑人分属于10个黑人国家,成为它们的公民.
由此,可以剥夺白人区内所有黑人的一切合法权益,使他们变成南非的外国人.
这种做法,除了在政治上企图使少数白人老爷在南非的统治永久化外,还使黑人国家为白人南非在经济上起到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作用.
这一罪恶行径,遭到南非国内非洲人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已宣布独立的黑人家园迄今未得到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
2.
南非人民斗争的新发展1960年以来,南非当局运用紧急法令逮捕非白人政治领袖,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群众性的斗争一度处于低潮.
1970年代初,南部非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相继取得独立,鼓舞了南非黑人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南非出现了日益高涨的反种族主义统治斗争的浪潮.
近20年来,南非人民的斗争具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城市成了黑人群众斗争的主要战场.
这是由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发达程度所决定的.
南非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始于德兰士瓦的矿业,然后向奥兰治邦北部延伸.
此外,商业经济最早发展的开普省和纳塔尔地区的几个港口城市,二次大战后变成了新兴的制造业中心.
上述地区的人口占南非城市人口的65%以上,净工业产值占据全国的75%以上①.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布局的集中,城镇黑人也相应集中在这些城市地区.
他们人数众多,增长迅速,是南非经济发展的主要廉价劳动力来源,在南非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城镇黑人无产阶级与现代化大生产日益紧密联系,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富有斗争的传统,大多数又是青壮年,更充满斗争朝气.
以工人为主体的城镇黑人成了南非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斗争直接冲击着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
相比之下,南非保留地中的黑人人口虽然比城镇多得多,但是被分割在几十块狭小的土地上,并且较多是老弱病残,不宜组织.
南非城乡交通相当发达,南非当局又建立了高度机动化的军警队伍,这就给黑人群众在农村开展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带来较多的困难.
黑人群众斗争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城市.
1960年代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事件和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先后爆发的索韦托抗暴运动和开普敦有色人种学生的罢课斗争,都是城镇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突出事例.
其次,城镇黑人斗争集中体现在黑人工人运动的高涨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代前半期,南非新建立的黑人工会组织就有300多个.
1970年代末,工人运动更加势不可挡,在工会的积极领导下,很快联合成为全国性的罢工浪潮.
1979年罢工次数约101起,参加罢工的黑人工人为15496人,占罢工工人总数的68%.
1980年罢工次数增加到207起,黑人工人参加者约为56286人,占罢工工人总数的91.
l%.
1981年罢工共有342起,参加罢工的黑人84706人,占罢工总人数的91.
23%.
非洲人工会会员在1987年底猛增到140万人.
黑人工会在斗争中加强了联合,于1985年11月30日成立了南非工人大会.
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黑人工人组织.
它把南非重要经济部门的有组织的工人联合在一起.
进入1980年代以来,黑人工人的政治觉醒在加强.
自成立工会以后,他们很快学会利用合法权利,通过官方的劳工机构,如工业法庭和工业委员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随着斗争的发展,黑人工人运动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他们从原先局限于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很快发展为反对种族歧视制度,要①Africa:SouthoftheSahara(《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London,p.
865.
求实现黑人同白人的平等权利、建立多数人统治的运动.
城镇黑人罢工又同青年学生的斗争相互声援.
1976年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黑人居住区索韦托的学生罢课,抗议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荷兰语讲课,排斥当地非洲人语言.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面对非洲人学生的反对,悍然出动大批军警,对示威游行学生进行血腥镇压,打死170人,打伤1000多人,逮捕了1000多人.
索韦托惨案激起了广大非洲工人的极大愤怒,为了声援学生,他们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
仅索韦托一地,从8月初到11月初就连续发生了四次全区性的总罢工,每次参加者多达10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约有50万非洲工人举行罢工,支持学生运动,成为全国性的抗暴大示威.
约翰内斯堡成千上万人打着"不是语言,而是制度"的醒目标语牌,举行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时,黑人工会公开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立即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民族解放组织建立了联系.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黑人觉醒运动的崛起,是南非黑人斗争的新现象.
其中活动最积极的组织是黑人学生运动.
1968年,南非学生组织成立,传播黑人觉醒主义.
黑人觉醒运动的要旨是:黑人觉醒是一种信念或一条生活道路,是指黑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集团,为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而斗争,最终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
1970年7月,在该组织的年会上修改了章程,把黑色人种的定义扩大为包括所有受种族歧视压迫的非白人——非洲人、印度人、混血种人等.
他们解释说,"黑色"这个词不应仅限于作为非洲人肤色的概念,而应用来代表整个非白人.
1970年代,黑人觉醒运动蓬勃发展.
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
1978年又成立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提出"一个民族,一个阿扎尼亚"的口号,其成员主要是索韦托以及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工人和学生,估计拥有成员1万人.
1980年,非洲人和有色人实行相互团结和支援.
该年4月15日,开普敦的有色人学生(包括混血种人和印度人),首先掀起反对不平等教育制度的罢课斗争.
1978年,南非用于白人学校的教育经费平均每人为641兰特,而用于有色人学生的每人只有226兰特.
学校的教育经费普遍不足,教学设备缺乏,教师待遇又极低.
4月26日,罢课学生多达10万人.
5月28日,白人军警在开普敦附近又枪杀了2名混血种人,打伤6名少年儿童.
这一暴行激起了混血种人学生的强烈愤慨,他们立即发动大规模的罢课斗争,得到了黑人大学生和印度人大学生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索韦托三所黑人居住区的中学学生也发起罢课,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四周的印度人居住区也都发生了暴力示威.
斗争先后持续了两个多月,波及南非三个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从1976年索韦托惨案以来未曾有过的.
这场运动中,混血种人和印度人走在斗争的前列,广大黑人群众的斗争积极予以配合,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又相互呼应.
南非非白人在斗争中日益加强联合,1982年先后诞生了联合民主阵线和全国论坛两个统一战线组织.
1983年5月21日,南非德兰士瓦省一些群众组织为反对政府制宪改革,首先发起成立联合民主阵线,呼吁全国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为建立一个多种族的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而斗争.
随后其他省也相继成立联合民主阵线.
参加联合民主阵线的组织有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黑人工会联合会、南非学生全国联盟(白人)等.
1983年8月20日,400个工会、妇女、学生、宗教等组织的代表,在开普敦举行全国联合民主阵线成立大会,参加者达1.
2万人.
这是南非历史上的一次盛大集会.
大会庄严宣告:决心致力于所有人民的团结,通过统一行动,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反对经济和其他方式的剥削,渴望根据人民的意志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南非.
1984年1月,它发起了一场反对新宪法的百万人签名运动,包括反对征集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参加南非军队.
1984年,它已拥有578个附属组织、200万以上的会员,是1950年代以来反对白人政权的组织最广泛的联合.
全国论坛建立于1983年6月,是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为核心建立的反对种族主义的黑人统一战线.
它强烈地体现了黑人觉醒的思想,但并不完全排斥白人.
6月11日—12日,该组织在德兰士瓦举行成立大会,约有200个黑人工会、妇女、学生、宗教等组织的8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联合民主阵线等领导人应邀参加大会,双方组织的领导人都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自1960年代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给予南非白人当局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这两个组织在1960年相继被取缔后,其领导人和大批成员逃往国外.
他们在国外建立武装力量基地,训练战士,派回国内开展武装斗争.
1961年11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
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于12月16日丁干日在国内发动了第一次爆炸和破坏活动,袭击的目标有政府办公机构和变电站.
12月16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斗争的纪念日,宣告了单纯非暴力抵抗的结束.
武装斗争逐渐成为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波戈,开展武装斗争,袭击警察所,杀死警察和密探.
南非黑人解放组织在1961年底到1964年底连续进行了200多起武装袭击和破坏活动①.
1970年代后期,黑人解放战士在破坏活动的次数、游击战的规模和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1980年代以来,游击活动的目标集中到经济、战略要地和军事机构.
1980年6月袭击萨索尔煤油厂.
1981年7月破坏东德兰士瓦的电站,特别是1981年8月用火箭炮袭击比勒陀利亚附近的军事基地,以及1982年12月对严密防卫的库伯格核电站的袭击,在南非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
从1983年起南非力图阻止莫桑比克政府支持流亡在该国境内的南非黑人解放组织武装力量,打算切断游击战士进入国内的通道,扼杀黑人武装斗争.
黑人解放组织根据这一形势很快调整了斗争策略,把斗争的主要战场放在国内,更有效地打击白人政权.
3.
1970年代中叶后白人统治当局对种族政策的调整早在1960年代,南非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维护种族主义统治、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出现了矛盾和分歧,进而在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形成了所谓开明派和顽固派的对立.
在保证白人少数统治的共同前提下,前者主张对种族主义政策实行某些调整;后者则坚持老一套做法.
1970年代中期以后,开明派占了上风.
南非当局对种族政策开始进行调整,采取了若干变革的措施.
南非当局首先在城镇黑人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
它表示要给城镇黑人以永久居留权,对黑人居住区逐步实行地方自治.
1978年的《城镇黑人五年计划》规定,城镇黑人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通过选举成立居民委员会,逐步实现自治.
但又说要把黑人居住区划归黑人所隶属的班图斯坦,并一起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8,p.
311.
独立出去.
当时,南非的城镇黑人居住区已经建立了170个左右的居民委员会.
1975年初,南非总理沃斯特表示放宽在城镇黑人居住区黑人租借房地产的限制,他们可以在居住区购买房屋,还可以租借空地建造房屋,租期为30年,期满后可续租30年.
1978年6月,又把城镇黑人租地建房的期限定为99年.
博塔上台后,表示允许黑人劳动力有较大的流动性,废除了通行证法以及黑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南非城市的禁令.
在经营商业方面,放宽了对城镇黑人的种种限制.
1979年11月,甚至宣布准许黑人和白人在黑人居住区合伙经营商业.
南非当局还答应逐步解决黑人和白人在就业和工资待遇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近几年来,黑人熟练工人增多了,担任技术性工种的机会也在逐渐增多.
黑人工人的工资在某些部门同白人的差距在缩小.
1979年,南非当局对劳工法提出了修改方案,同意逐步废除职业保留的规定.
修改后的劳工法准许黑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
其次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种族歧视也有所松动.
大部分体育场所、体育活动宣布取消种族隔离.
例如,比勒陀利亚一个可容纳8万多名观众的体育场已经向黑人开放.
在派往国外的体育代表队中适当吸收一些黑人参加.
一些剧院、餐馆、旅店、公共汽车等可供各种族共同使用.
禁止异族通婚和不同种族人之间性行为的法令也被取消.
南非当局放松种族隔离的作法,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诚然,南非经济由于拥有廉价劳动力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职业的歧视,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技术人员大量缺乏.
据估计,南非工业目前至少短缺10万名以上的技术工人,这种短缺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南非社会又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1920年南非失业人数为19.
8万人,失业率为4.
1%;1972年达到72.
6万人,失业率为13%;1987年失业人数达到240.
6万人,失业率为21.
9%.
黑人的低工资和贫困大大压缩了国内消费市场,从而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发展,致使南非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物价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率已达16%.
外国的制裁和撤回投资正在损害南非的经济.
1兰特10年前价值1.
4美元,现在只值36美分.
经济不振的核心问题是南非已拖欠205亿美元的外债①,其中85亿美元于1985年冻结,一些国际银行还纷纷催逼偿还短期贷款.
许多白人资本家和金融家也认识到,种族隔离政策使南非的经济陷入了危机,因而迫切地要求进行变革.
南非当局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面临广大非白人反抗斗争日益增长的威胁,南非当局加快了调整步伐,反映到宪法问题上,就是制定新宪法.
1977年9月,南非当局抛出了所谓新宪法计划.
经过多次酝酿和细节上的修改,1983年9月10日,南非议会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简称新宪法),11月2日经白人公民投票后生效.
新宪法规定,成立除黑人以外各种族代表参加的混合内阁、混合总统委员会和由白人、混血种人、印度人三个议院组成的议会.
三院议会中白人有178个席位,混血种人85个席位,印度人45个席位.
他们在议院的席位分别为4∶2∶l.
这三个议院的议员各由三个种族分别投票选出,取代清一色的白人议会.
三个独立的议院分别处理本族自己的事务,如社会福利、教育、①WashingtonPost(《华盛顿邮报》),Aug.
20,1989.
住房、卫生、农业、艺术、文化等.
至于国防、外交、全国预算等重大问题,则需经过三个议院分别以多数票通过,不允许三个议院进行联合投票.
若各议院有争议时,总统将争论交总统委员会裁决.
总统由选举团选出.
选举团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的50名白人议员、25名混血种人议员和13名印度人议员组成.
具有参议院性质的总统委员会则由当选的20名白人议员、10名混血种人议员、5名印度人议员和另外25名代表组成(其中10名代表由议会反对党任命,15名由总统任命),向总统提出有关问题的处理建议.
新宪法表面上让印度人、混血种人分享权力,实际上白人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了压倒多数,居于控制地位,印度人和混血种人只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
新宪法规定总统只能由白人担任,并改变了过去议会至上的原则,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限.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又是武装部队司令.
白人当局通过新宪法的颁布和实施,主要目的是对南非的印度人和混血种人进行某些拉拢,分化他们同黑人的团结,以便通过分而治之,继续维护种族主义统治.
黑人问题历来是南非政治的核心问题,但是新宪法继续将他们排斥于政权之外,剥夺了广大黑人的公民权利.
新宪法出笼后,遭到来自白人统治集团内部两个方面的反对.
极右势力认为新宪法背离了"分别发展"的原则;代表白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反对党——进步联邦党则指责新宪法的制定没有同各阶层人民协商,把黑人排除在外,实际上是国民党专政.
黑人群众和印度人、混血种人的反对尤为激烈.
1980年代后半期,白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日增,分歧进一步公开化.
许多白人对博塔是否有能力解决南非问题表示怀疑.
国民党内一些著名人物相继离党.
他们要求废除种族主义法律,给予黑人政治自由,以缓和种族冲突.
在博塔任校长的荷裔知识分子云集的斯泰伦博希大学里,300多名学者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废除所有的种族歧视法律,结束白人对南非的单独统治.
白人反对党也对南非当局不断施加压力,如反对党领袖斯拉伯特采取了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对话的积极行动.
他表示要组织反对派的力量,实现摧毁种族隔离的目标.
1987年7月,斯拉伯特率领一个由50多位知名人士组成的庞大的白人代表团,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在塞内加尔首都举行了会谈.
7月12日,双方共同发表了《达喀尔声明》.
双方同意要在南非建立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同白人共享民主的国家,并一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非问题.
声明还指出,南非白人代表团承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解决种族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南非现政权的顽固态度是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主要障碍.
声明还要求南非当局无条件地释放被它关押的政治领导人,并取消对各组织的禁令.
1989年6月,由114人组成的南非白人代表团(其中大约20%是荷裔白人)前往赞比亚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
越来越多的白人参加到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列里来,无疑会对南非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白人代表团不仅人数多而且代表面广,包括政治家、学者、农场主、商人、律师、教士、艺术家和体育界人士等.
另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解决南非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得到南非白人及西方国家的承认.
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表示将在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
1989年10月以来,他陆续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并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黑人领导人举行会谈,希望尽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4.
南非经济的现状南非是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水平在非洲大陆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1986年,制造业、建筑业、电力和天然气等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高达46%①.
南非的经济发展,除个别年头有过生产停滞外,一般都能持续上升.
1962—1972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5.
5%.
增长率最高年份为1980年,当时在黄金价格猛涨的刺激下,年增长率曾高达7.
8%.
1982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原料价格下跌,南非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生产下降.
1980年代中期,实际增长率约在4.
5%左右.
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50亿兰特,比1980年577.
65亿兰特增长了一倍②.
198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850美元③,是非洲较高的国家之一.
当前,南非是世界上五大采矿业国之一.
1982年,矿产收入占南非总出口收入的63%左右④.
南非的矿产不但资源集中、储量雄厚,而且随着开发的扩大,品种也相当齐全,拥有众多的战略矿产资源.
南非目前生产的矿产品,除了传统的黄金和钻石外,已多达50多种.
从现代工业和军事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有20多种列入战略矿产品,如黄金、煤、铂、钻石、铜、锰、石棉、镍、铀、铁、铬、钒、锑、锌、银、氟石、蛭石、钛和铝等.
其中铂族金属、铬矿石、黄金、锰矿石、氟石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在世界蕴藏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有的将近50%,有的远超过50%.
南非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战略矿产资源,而且开采规模大,科技和设备先进,产量也居于世界前列,特别是黄金、铂和钒的产量高达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
当前南非的矿业劳动者约有80万人,其中57万多人在金矿劳动.
在南非,制造业已发展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
1983年总产值已达186.
83亿兰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
8%.
雇佣劳工约有139万人,占全国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16%左右.
1980年各种类型企业已多达1.
5万家左右.
工业集中在南部德兰士瓦、西开普、德班—派因敦、伊丽莎白港—埃滕哈奇等四个工业地区,尤以德兰士瓦更为集中.
制造业的产品70%供应本国市场,只有少数品种供出口.
1975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是化学工业,其次是钢铁等基础工业.
在化学工业中,煤化石油供应着南非大约40%的燃料需求.
近些年来,从煤提炼石油的先进技术已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
冶金和机械工业在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钢铁工业,1980年粗钢产量比1978年增加13%以上,为900万吨①.
出口的钢铁已经打入了欧洲、北美、南美和中东等50多个国家.
南非交通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汽车制造业.
1970年代中期,汽车年产能力为74万辆.
在燃料动力工业中,煤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之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所罕见的.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过去许多工业技术设备都要从国外进口,现在大都能够自己制造,并已开始向外出口工业制成品,其中包括工程、采矿、石油化工和电子工业方面的技术设备.
①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27页.
②世界经济科技,1986年4月1日,第24页.
③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3页.
④Africa:SouthoftheSahara,p.
866.
①Africa:SouthoftheSahara,pp.
864—865.
1960年代以来,南非又发展了军火工业.
1963年联合国宣布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以后,军火工业开始得到发展.
1964年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国家军备局,负责监督国内军工生产的质量和价格;另一个是南非国家军火公司,主管军火生产.
1970年代末,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南非国家军火公司,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组织,控制着南非的军事科研和军火买卖.
它在全国设有9家子公司,职工总人数约有2万人.
南非的私人企业在军火工业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至少有400多家私人公司生产军火,几乎完全依赖于军工合同的签订.
私人的和国营的军工企业结合成一个庞大的军火生产网.
南非军火工业的急剧发展,使南非在1960年代末基本实现常规武器的自给自足.
1965年,南非向西方购买了制造重武器的专利权.
现在南非自己也有部分军火出口.
据西方报刊透露,南非已经具有核武器生产能力,拥有核武器运载工具,并且在进行着某种秘密试验.
20多年的备战,使南非的军事力量不仅远远强大于任何一个邻国,而且在关键项目上还超过了南部非洲其他9国军事力量的总和①.
南非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农业经济类型:白人现代化农业和黑人家园落后的小农经济.
白人农业产值已占南非农业总产值的95%左右.
随着工矿业以及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南非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12%下降到1982年的6.
2%.
但是农业纯产值由于机械化的推广和农业技术的改进,仍然持续上升,1970年为9.
73亿兰特,1980年为40.
78亿兰特,1982年为45.
06亿兰特②.
南非的农业结构,随着园艺业的发展,种植业的产值超过了畜牧业.
1981—1982年度的种植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57%,其中园艺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又超过了粮食作物.
南非一直是非洲最大的养羊国和粮食出口国之一,玉米、蔗糖、水果、羊毛在全非以至世界贸易市场都占有相当地位.
南非每年出口的农产品约占当年除黄金外出口总额的30%左右①.
南非工业化的飞跃,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白人农场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耕牛已全部为拖拉机所取代.
1980年代,南非拥有的拖拉机数约占全非洲拖拉机总数的2/3.
南非90%的奶牛场已实现机械化挤奶,全部都有冷藏设备.
白人农业还实现了生物技术现代化,主要表现在推广优良品种,实现作物、畜禽良种化.
1970年代末,南非培育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特级玉米,比原来产量提高一倍多,还培育出多品种的肉用牛.
为了抵御干旱,保证牲畜饲料供应,南非制作成以尿素为基础的混以蜜糖块状的食物,受到世界普遍的重视.
兽医部门还研制出了多种接种疫苗,并大批向非洲国家出口.
代表荷裔白人利益的国民党执政党,特别重视发展国营企业,其原因之一是为了同掌握经济实权的英裔白人争夺经济阵地.
南非的土地、森林、铁路、航空、邮政、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和其他公用设施均为国家所有或受国家控制.
此外,电力、冶金、重型机械制造、化工、军工等各种经济部门的许多工业公司也都属国有.
国营企业国有化程度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属于政府预算范围的完全官办企业;另一种是国家参①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1982—1983》,第66页.
②《1984年世界知识年鉴》,第165页.
①Africa:SouthoftheSahara,p.
866.
与投资的合营企业;还有一种是自治国营公司,受国家机构监督,按私营原则经营.
南非共和国所建立的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大.
南非的铁路、港口、航空、远洋航运、公路甚至输油管道全部由政府投资,由交通事务部管理.
近几十年,用于发展铁路建设和动力的拨款占去国家一半左右的投资.
南非铁路和港务局正在加紧推行铁路运输电气化.
电气化铁路占据南非铁路全长的40%左右.
港口设备比较先进,装卸均已高度机械化.
由国家控制的动力部门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南非发电量1983年为1209.
52亿度,所产电力占非洲总发电量的一半以上.
建于1922年的南非供电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国家垄断联合公司之一,提供南非总发电量的93%①.
在制造工业部门中,国家控制着冶金和化学工业.
在黑色冶金工业方面,除了国营南非钢铁公司外,还有联合钢铁公司,专门生产矿山设备、生铁和各种铁合金.
这两家公司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以上.
在化学工业方面,除了1950年国家用巨额资金建立的南非煤、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外,国有企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政府利用产量较大的磷灰石,建立了磷酸盐发展公司,生产化肥以扶植农业.
国家在拨款发展纺织工业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发展纺织工业提供资金的方式是与私人资本进行业务合作.
国家对许多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造纸和鱼品等加工业,也很重视.
南非造纸工业公司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纸张生产量的2/3.
在发展鱼类加工工业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国营渔业开发公司.
1965年,南非政府成立了阿特拉斯飞机公司,专门生产军用飞机.
1967年,国家投资建立原子能局,全面负责原子能原料的勘探、生产和进出口工作.
1971年,又投资建立浓缩铀公司,专门提炼浓缩铀.
国家资本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大大提高.
1950年只占35%,1961年为48%,到1980年已经占到58%.
国家垄断资本掌握了南非的重大经济命脉.
南非国营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同外资关系密切.
国内修铁路、建电站主要依靠英国贷款.
电力工业和铁路同美国资本也是分不开的.
西德垄断组织同南非国营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
西德的垄断组织力图通过在南非国营公司中入股,对南非经济进行渗透.
南非供电委员会、南非钢铁公司和南非煤、天然气和石油公司都同西德最大的康采恩及技术专业公司紧密合作.
南非许多国营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重要职务是由西德人担任的.
5.
南非"黑人家园"的经济南非当局根据种族隔离政策,把南非人为地分割成"白人南非"和"黑人南非"两部分.
前者占据着南非87%的土地,后者则是按照不同部族的分布状况建立起来的10个黑人家园,其面积不到南非总面积的13%.
这10个黑人家园是特兰斯凯、西斯凯、克瓦祖鲁、斯威济、南·恩塔别列、博普塔茨瓦纳、巴苏陀·夸夸、利博瓦、加赞库卢和文达.
它们由百余片互不连接的贫瘠山丘、飞地拼凑而成,呈断续的弧形带沿着南非边界地区分布着,即从开普省的大鱼河向北穿过纳塔尔和德兰士瓦折向西抵达博茨瓦纳边境.
其走向绕开了兰德和奥兰治自由邦的金矿区和内陆及西南沿海的重要工矿城市.
在各个家园之间以及同一家园的几块地段之间,还穿插着许多划归白人地区的走廊,即由铁路联结的一些工矿业城镇.
家园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英里达120人以上,比白人地区高出3倍.
根据南非官方统计,1980年非洲人①Africa:SouthoftheSahara,p.
867.
总计为1980万,其中48%作为流动劳工居住在白人地区,52%居住在黑人家园①.
黑人家园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中有65%以上是粗放农牧业劳动者.
农业面临的问题是土地严重不足.
家园内的人口年增长率已高达5%,人均占有耕地日益减少.
为维持家庭的生计,家园经常要有35%的男子外出去白人地区做工.
外流者大多是青壮年男子.
家园农业基本上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承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玉米作为黑人的主要食粮,产量极其低下,平均产量每公顷约3吨左右.
家园所消费的玉米一半以上需从白人地区调进.
家园的农业同白人现代化农业无法相比较,农业产值只占南非农业总产值的5.
8%左右.
直到1980年,家园农业生产的86%仍属非商品性生产①.
南非的矿产资源早被白人攫为己有.
在黑人家园中,除了博普塔茨瓦纳和利博瓦有较重要的矿藏外,其他家园没有什么重要矿产.
博普塔茨瓦纳恰好位于德兰士瓦矿藏富有地带,拥有铂、石棉、石灰石、锰、钒等.
利博瓦也拥有石棉、铬、铂等矿藏.
家园的采矿业基本上由南非当局的班图矿业公司或外国公司所控制,家园不能从中获利.
家园经济是十分落后的.
1975年,白人南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546兰特,家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3兰特.
1980年,家园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南非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5%②.
黑人家园经济揭示了南非的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在南非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同时,还存在着贫困落后的自然经济.
事实上,这两种经济成分又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落后的家园经济是为了维护发达的白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的.
不过这不是自发的互补,而是通过行政立法的手段强制实现的.
近些年来,家园经济伴随着白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化.
近十多年来,为了有效使用黑人家园土地,白人当局分别对住宅、耕地和牧场作出了适当的规划.
有的还根据自然条件划分了不同的农业经济单位,如混合农业区和灌溉作物区等.
家园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如打井和筑水坝,扩大了水浇地,开始采用轮作制和梯田种植等技术.
在畜牧业方面,重点改进了牛的品种,增加了销售量,特别是牛奶的销售.
南非当局对黑人家园农业部门的财政援助,由1975—1976年度的3496.
6万兰特增长到1980—1981年度的9830.
3万兰特.
为了扩大农业生产,1970年代初黑人家园农业的发展重点开始转向经济作物.
家园的农业部门和班图公司兴办了大农场和种植园,还建立了喂养牛群的饲料生产基地.
在谷物生产方面,班图公司为扩大玉米耕种面积、提高玉米产量,在博普塔茨瓦纳境内兴办了现代化的大农场.
家园的种植园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新西兰麻、咖啡、茶叶、蔬菜和水果等.
十多年来,家园农业产值在增长,1960年农业生产总值中只有5300万兰特,1980年上升到2.
076亿兰特①.
①SouthAfrica:TimeRunningOut(《南非:时间正在消逝》),California1981,p.
148.
①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234.
②SouthAfrica:TimeRunningOut,p.
150.
①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237.
黑人家园工业原有的基础极其薄弱.
近些年来,制造业已在起步.
工业的发展,除了基本由南非当局开办的公司和白人私人资本控制外,在布局和经营方面都陆续有所变化.
1970年代以来,工业布局由家园边境进入境内,由集中边境一侧到边境内各个工业发展点.
经营方式也从白人和非洲人独立操办进而出现了白人和非洲人的合伙经营.
黑人家园是在1960年开始建立边境工业的.
南非当局鼓励白人资本家在家园边境一侧选择若干点建立新企业,或将他们原来经营的企业从大城市迁往家园边境地带.
边界工业的兴起,导致家园劳工的走向发生了变化,除了涌向白人地区的流动劳工外,还出现了往返劳工.
往返劳工白天去边境外侧白人工厂劳动,晚上返回家园居住.
这批劳工人数从1970年的29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73.
9万人.
为了促进边境工业的发展,南非当局对白人资本家给予许多财力资助.
边境工业更多是制造金属产品、机械设备,小部分是矿业开采,每年平均雇工的人数占家园劳工人数的60%②.
1970年,南非政府的政策有重大改变.
它公布了一个代理制,允许和鼓励白人私人资本包括外国投资者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进入家园①.
他们可以在家园内的工业发展点开办工厂,尽量利用当地资源,培训和雇佣非洲人劳工,并在一定时期后将工厂出售给非洲人.
政府对他们提供大量优惠,如低利贷款、税贴假日和交通津贴费等.
1971—1978年,家园内建立了8个工业发展点,大约有300个工厂投入了生产.
黑人雇工约占家园内雇佣劳工总数的1/3左右.
实行代理制的工业主要有纺织、服装、皮革,其次是木材、家具,还有金属产品、机械设备等.
除了代理制外,还有由班图投资公司和其他公司直接筹措资金建立的工业.
1975年以后,白人和非洲人由分别独立经营工业发展到建立合股形式的三联公司.
一般来说,白人企业家提供资本或技术,或二者兼有;黑人有权购买企业股份;公司则以保护黑人利益的名义,负责监管股东利润.
1981年底,家园已建有73个三联公司,提供了4.
5万人的就业机会.
黑人家园经济的又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三产业的兴起,它包括政府行政部门的雇佣劳动,还有商业和服务业.
第三产业在家园雇佣的非洲人,1973—1975年平均每年增长78.
8%.
家园的建立,促使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扩大,从而使非洲行政人员数目也随之增长.
其中尤以农业和劳动部雇佣的人数最多,因为它们承担了政府制订的所有发展规划项目.
此外,教育和卫生部也雇佣了许多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非洲人.
商业和服务业特别是商业,在第三产业部门中日益显示了它的重要位置.
长期来,家园的商业基本上由非洲人经营.
南非当局鼓励白人资本家在家园投资开设工厂,而办厂就需要解决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问题,需要利用当地非洲人在本地区建立商站,以便收购农产品和推销商品.
那些被迫从白人地区返回家园的非洲人可以在家园内经商,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当地的商业活动.
为了发展家园商业,在1959—1975②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255.
①南非当局在黑人家园先后建立了若干公司,主要有三个:班图投资公司是为在家园建立工商业提供企业和住房贷款,提供技术援助和指导,并设立了银行;科学发展公司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境内经营同样的业务;班图采矿发展公司,现改名为班图矿业公司,主要承担家园矿产的勘探和开发.
此外还有这些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
年,政府向各个家园拨款1307.
64万兰特左右①.
有执照的非洲商人1952年只有1199名,1978年增加到13000多人②.
它标志着当地非洲人经营的商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1980年代以来,非洲商人特别注意建立较大商店和系列商店,并注意吸收白人资本.
三联公司的经营形式,也为商业发展增添了潜力.
它们已由批发贸易扩大到零售贸易,并准备在邻近白人工业区建立超级市场.
随着家园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往返劳工收入的增多,家园居民的购买力也在不断提高.
据统计,6个家园居民的购买力,从1970年的2.
38亿兰特上升到1980年的20.
334亿兰特③.
这对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商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每年增长人数达5690人.
1979—1980年,在6个黑人家园主要经济部门的雇佣人数中,政府部门人员占44.
2%,商业和服务业占21.
2%,工业和建筑业占到16.
6%④.
应该看到,近十多年来南非当局对黑人家园经济政策的某些变动,是其调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调整是有限的.
例如,为了防止城市黑人资本主义的兴起,只允许在家园内发展黑人自办企业,而主要又是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白人当局鼓励家园发展边境工业和家园内设置工业发展点的政策,给予白人资本家双倍的实惠:为白人资本家就近利用和剥削非洲人劳动力创造了条件,减轻了黑人劳工进入白人城市所造成的压力,减少了白人资本家对城市黑人劳工住房、交通、卫生、社会福利等经费的开支.
至于允许非洲人经营商业,也有利于白人资本家在家园就近解决原料供应和推销制成品.
这在政治上也扩大了他们控制家园的社会基础,即除了原来培植的家园传统酋长和头人外,还扶植了一批支持南非白人当局的非洲商人和经纪人.
四、南非的对外关系1.
南非与纳米比亚纳米比亚原名西南非洲,1890年被德国占领,1892年宣布成立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以参加协约国作战为名,出兵占领西南非洲.
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南非对它进行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将西南非洲交南非托管.
1949年,南非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非法吞并了西南非洲,在那里设立行政长官,驻扎军队,建立基地,把它变成了殖民地,而且还把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的政策也移植到西南非洲,剥夺当地非洲人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
南非当局的反动统治激起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强烈反抗.
1959年4月和5月,奥万博兰人民组织(1960年6月改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西南非洲民族联盟先后成立,斗争的目标是撤销南非建立的政权机构,实现西南非洲的独立.
1966年8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游击队在北部地带袭击南非军队,开始了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1975年安哥拉以及其他葡属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为他们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①JournalofSouthernAfricanStudies(《南部非洲研究杂志》),vol.
7,Oxford1980,p.
45.
②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6RepublicofSouthAfricap.
242.
③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242.
④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p.
245.
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安哥拉南部为基地,加强游击队的活动,不断袭击南非的政权机构.
联合国大会就纳米比亚归属问题同南非的斗争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通过了许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
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吞并西南非洲为非法.
1957年通过决议,要求将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南非拒不执行.
1966年,联合国取消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托管权,宣布由它直接负责管理.
1968年,联合国又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把西南非洲改名为纳米比亚.
1969年联合国决议,南非应在1969年10月4日前撤出纳米比亚,南非拒不执行.
1970年代以来,经过多方努力,联合国安理会于1976年1月通过了第三八五号决议,要求南非行政机构撤出纳米比亚和在联合国监督下自由选举.
1977年4月,由安理会西方五国(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加拿大)组成的接触小组提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
经过多次周折,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先后在1978年4月和7月宣布接受西方五国关于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方案,即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南非驻军分阶段从纳米比亚撤离;沃尔维斯湾归属问题留待纳米比亚独立后讨论.
事后,南非当局又多次制造借口,拖延执行.
1980年代,美苏加紧了在南部非洲的争夺,纳米比亚问题成为南部非洲地区冲突中的一个热点.
南非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82年提出双撤军方案,即古巴必须从安哥拉撤军,南非才能从纳米比亚撤军.
此后,南非一再节外生枝,多方阻挠联合国决议的执行.
纳米比亚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关键是南非的阻挠和破坏.
纳米比亚是南非重大利益之所在.
这个地区面积82万多平方公里,资源十分丰富,是非洲第四大矿产国,铀、钻石、铜、铅的产量或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
畜牧业发达,所产紫羔皮闻名世界.
西海岸渔产丰富,是世界著名渔场.
纳米比亚每年外贸顺差达2.
5—4亿美元.
它又是南非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劳力的来源.
在地理位置上,它扼大西洋航道要冲,其西海岸的沃尔维斯湾是西欧、南美通向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也是从安哥拉到南非的千里海域内唯一可停泊大型舰船的良港,被南非视作战略要地.
纳米比亚还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作抵御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向南扩展的屏障.
近10年来,南非在抵制联合国决议的同时,对纳米比亚采取了两手策略.
一方面积极扶植由它控制的政治势力,排挤人组,搞假独立,为内部解决争取时间.
1978年12月,它在纳米比亚举行事先策划好的单方面选举,结果由亲南非政权的特恩哈尔民主联盟①控制了制宪会议.
1979年,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由于这个政府没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不得不于1983年解散.
但南非当局不甘心,紧接着又拼凑一个由六个党派组成的多党会议,吸收了一些政治势力参加.
1985年,南非总统博塔签署了所谓纳米比亚《自治宣言》,把部分权力移交给由多党会议组成的傀儡政权——过渡政府.
另一方面,南非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从1978年起,南非军队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围剿,袭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南部的指挥中心,并对安哥拉发动了频繁的大规模武装入侵.
长期来,纳米比亚问题还包含着美国与苏联的插手和争夺.
安哥拉发生①该联盟由纳米比亚白人、有色人和十几个黑人"部族"的头面人物组成的政党,因为它的第一次会议在特恩哈尔大厦召开而得此名.
内战后,苏联利用安哥拉作为后方基地,纠合民主德国和古巴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武器弹药,帮助训练游击队,借以施加政治影响,妄图在独立后对纳米比亚实行控制.
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渗透和扩张,力图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
为此它拉着英、法、西德等西方国家,还有非洲前线国家,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当局之间进行斡旋.
里根政府偏袒南非政权,提出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的主张,极力排斥苏古在这一地区的势力.
美苏的卷入增加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复杂性.
1980年代下半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和美苏策略的改变,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出现了转机.
1988年年底,在美国的调停下,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围绕政治解决西南部非洲冲突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2月13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于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签署了《布拉柴维尔协议议定书》.
该议定书规定,古巴到1991年中将全部撤走它驻安哥拉的5万军队;自1989年4月1日起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四三五号关于纳米比亚大选和独立的决议.
1989年11月7—11日,纳米比亚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监督下举行大选,努乔马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获得选票最多,达384567张,占总选票的57.
32%,获72个议席中的41个.
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得191532张选票,占总选票的28.
55%,获21个议席,其余党派共获10个议席.
这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得以组织政府,制订独立宪法,并于1990年3月宣布从南非统治下获得独立.
2.
南非与南部非洲国家1970年代中期以来,南非统治集团面对急剧变化的南部非洲战略格局,意识到黑人的觉醒和独立不论发生在非洲什么地方,都不能不对南非被压迫的黑人产生影响,最终动摇其统治地位.
因此,反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特别是反对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成为南非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维护南部非洲白人统治的防线,南非对所有与之接壤的邻国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侵犯.
南非选择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安哥拉.
为了阻止安哥拉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南非对安哥拉连续不断发动军事入侵.
它出动坦克和装甲部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深入安哥拉腹地数百公里,屠杀当地人民和大肆破坏.
1980年,南非国内发生了数起爆炸事件,当局迁怒于莫桑比克,因为在莫桑比克设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游击队基地.
南非当局要莫桑比克对爆炸事件承担后果,并以报复为借口,多次派部队越境袭击,或派飞机狂轰滥炸,企图一举消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外组织和基地.
与此相类似的是对莱索托首都的轰炸.
莱索托政府自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以来,一直接纳这个组织成员前来避难.
到1980年,在莱索托的南非难民人数已达1.
5万.
南非为此多次发出恫吓.
1986年初,它派兵四面封锁莱索托的边境,切断对它的一切外来物资供应,终于造成乔纳森政府的垮台.
津巴布韦独立后,南非在津巴布韦边界继续屯集重兵,并经常制造摩擦、冲突.
此外,南非对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其他邻国也经常进行武力骚扰.
由此可见,南非对邻国发动武装侵略,首先是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的,即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方法达到镇压国内和纳米比亚黑人解放运动的目的.
因此,只要南非国内黑人解放组织一有行动,南非当局旋即对邻国实行报复,用越境袭击的办法,妄图消灭黑人解放运动在国外的组织和基地;同时威逼邻国改变态度,以维持南非国内种族主义统治的稳定性.
其次,南非对邻国发动武装侵略,也是配合其政治和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
南非频繁入侵邻国,而每次又都很快撤退,其目的不在于争城占地,而是为了打破僵局,为对邻国推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开辟道路.
1970年代中期以来,南非在政治上玩弄了一套新的政治手法,对外鼓吹缓和,重申与非洲国家的对话政策.
但是,非洲国家反应冷淡.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就明确指出,南非当局应该与之对话的真正对象,是南非国内黑人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这种形势下,南非又威胁说,南非不允许在其边境的另一侧存在对南非敌视的国家①.
这就充分暴露了它以打压和用战争来逼迫南部非洲国家承认其种族主义制度合法性的阴谋.
从经济上看,1978年博塔在他的总理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所谓《星座计划》,力求建立一个以南非为核心、其他南部非洲国家依附于南非的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
通过这个计划,南部非洲各国的生产、贸易、财政金融将统统由南非控制,南非成为主宰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的霸主,进而建立南部非洲政治稳定体系.
这个压迫和剥削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南部非洲九国①的一致反对.
1980年4月,南部非洲九国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会谈,成立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倡导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逐步实现自力更生,以减少和摆脱对南非的依赖.
因此,南非认为仅用经济手段已经不够了,必须辅之以武力手段,要用经济和军事两手迫使南部非洲国家屈服.
自殖民主义者在南部非洲实行殖民统治之时起,那里已逐渐形成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的整体.
南部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较发达的南非共和国.
南非对邻国敢于如此放肆,正是由于它们之间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差距悬殊.
参加南部非洲发展与协调会议的九国加上纳米比亚,领土面积为南非的5倍,人口也为南非的2倍.
但这十国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37.
8%.
1982—1983年度南非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这十国军费开支的总和.
目前上述十国联合的力量尚不足以与南非抗衡.
它们在经济上依赖南非的港口和铁路等交通运输.
南非不仅向它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而且还是一些国家农牧业产品的重要市场.
南非也向这些国家进行工农业投资.
更为特殊的是,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是以南非为中心的兰特货币区的成员.
参加货币区的国家通用的货币都以兰特作担保.
它们同南非经济和南非货币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
后来博茨瓦纳退出了货币区,但它同莱索托、斯威士兰一样,又都是南非关税同盟的成员.
该同盟的成员国统一征收关税,按商定的份额摊派收入,从而在贸易和关税方面严重依赖于南非.
南部非洲不少国家还经常向南非输出劳力,获取大量的收入.
由于南非连年穷兵黩武,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造成极大的苦难,它本身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扩军备战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1982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情况.
1984—1985年,南非国防预算突破了40亿兰特大关①,1987—1988年度军事预算高达66.
8亿兰特②.
1961年,南①Star(《星报》),Aug.
27,1981.
①它们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
①《世界经济科技》1986年4月1日,第34页.
②日本《世界》杂志,1988年9月.
非军队征集1万白人当兵,1974年猛增到11万人③,后来几年征集人数越来越多.
侵略战争引起南非人民特别是青年的不满和反对.
广大白人青年纷纷逃避兵役,到1980年底,已有2000名青年因拒绝参军而入狱.
许多白人青年逃亡海外,在美国、英国和荷兰都有他们的反战组织在活动.
有的还提出要与广大黑人并肩战斗,共同推翻种族主义制度.
大量白人从军,许多工厂和其他部门不得不增加黑人雇员,培训黑人技工.
南非对邻国的武装侵略更受到非洲和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
连一向偏袒它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对它进行批评和制裁.
总之,南非长期以来推行对外侵略的政策,使它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种种危机之中.
3.
南非与西方国家南非当局历来把与西方盟友的合作关系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
南非出于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一步也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南非的矿产资源并贪婪巨额利润,因而在对非政策中历来把南非放在重要地位.
首先,南非几乎拥有除了石油以外的所有重要矿产资源,这对西方国家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
西方世界从南非获得的铀,占其需要量的1/5.
美国需要的铬,90%依赖于进口,其中从南非进口的占进口总数的50%.
美国进口锰的1/3和铂的67%也都依靠南非.
其次,南非被外国资本视为安全投资的场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它们对外国企业采取国有化措施,同时又限制外资流入.
唯独南非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活动不作任何限制.
南非政府为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还积极鼓励它们来投资开矿建厂,并且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于是,西方国家投资者蜂涌而至,投资额成倍地增长,从1959年的44.
24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263亿美元.
在南非投资的主要西方国家有英国、联邦德国、美国、法国和日本.
1984年,外国在南非的投资总额达400—450亿兰特,其中英国占40%,联邦德国占20%,美国占17—20%①.
1980年代末,在南非有将近2000家外国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拥有150亿美元的资金,控制了南非制造业的60—70%,在南非全国固定资本中约占25—33%.
如此众多的西方资本,不能不对南非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外国公司不仅给南非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而且还提供管理经验,培养技术人才.
南非和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英国、美国还有巨额贸易往来.
南非利用西方国家对其矿产品的依赖,大力发展同它们的贸易,用矿产品来换取工业技术设备.
1980年,南非进口的工农业机械设备价值达143.
36亿兰特.
南非把这些进口机械设备用来装备和改造新老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冶金、金属加工、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联邦德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日本和英国.
南非从联邦德国进口的总额占南非进口总额的15%左右,进口的主要是汽车部件和电器,向联邦德国出口的是黄金、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
此外,瑞典还是南非在北欧的最大出口市场.
从政治上看,南非作为反共的顽固堡垒、西方传统的天然盟友,以及它地处两洋航道要冲的战略地位,也必然得到西方国家的偏袒和庇护.
1970年代以来,南部非洲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中,成了热点地③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op.
cit.
,p.
309.
①《世界经济科技》1986年4月1日,第37页.
区之一.
苏联打着"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渗入南部非洲,先后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获得海、空军基地,得以东西呼应,形成"红色腰带"的战略部署.
这一态势不能不引起西方国家的密切关注.
南非抓住西方国家的这种心理反复宣传,说什么它对邻国的侵略是在"同俄国、古巴帝国主义作战",是在"为自由世界而只身抗拒共产主义"①.
苏古的行动,使南非得到了西方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保护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利益,特别是为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力,将南非作为他们必须依靠的具有实力的盟友.
长期以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许多制裁措施.
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反对南非暴行的浪潮下,不得不作些让步,对南非采取了有限的制裁措施,但也并未严格执行.
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南非同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比任何一个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密切.
在南非白人居民中,40%是英裔白人,同英国有着血缘关系.
如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和德比尔矿业公司、奥本海迈尔财团等均在南非发家.
英国历来是南非最大的投资者,1986年的直接投资达160—180亿美元②.
在南非的外国公司也以英国最多,约有1200多家.
过去英国曾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德国、美国、日本同南非的贸易迅速上升,超过了英国,然而英国仍然是南非的第四贸易伙伴,每年贸易额在20亿美元以上.
1983年,南非与英国贸易总额为32亿兰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争霸世界的大国.
随着英国在南非势力的逐渐衰退,美国垄断资本向南非加强了渗透.
从南非参加同盟国作战时起,美国就同南非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在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事件中,南非派机组参加空运.
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南非派遣第二航空中队参战.
随着军事关系的加深,经济关系也在逐步发展.
1950—1957年,美国向南非提供了1.
5亿美元的援助,占当时它向非洲贷款总额的72%.
美国资本逐渐打入南非,两国的贸易额也逐年增长.
1961年5月南非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国名为南非共和国以后,美国势力更是大规模渗入.
1970年代以来,美国为维护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特别从两霸争夺的基本点出发,同南非的关系更加密切.
里根政府上台后,比历届美国政府更加露骨地支持南非.
他说:"我们能放弃这个在两次战争(指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国家吗"他改变了卡特政府要求对南非公开施加压力的做法,主张"私下说服",提出"建设性交往".
里根政府一方面表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赞成多数人统治;另一方面又坚持必须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种族和解,反对暴力.
在南非同邻国的关系上,美国极力为南非武装入侵和军事挑衅辩解,把它说成是南非对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反应,声称反对双方的一切暴力行动.
19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南非的投资急剧增加.
1957年美国在南非的私人资本为3亿美元,1970年为8.
65亿美元,1975年为15.
82亿美元,1980年代中期高达28亿美元.
加上银行贷款、证券等,美国在南非的投资总额在150亿美元左右.
美国在南非的企业多达400家,另有6000家企业通过代理人在南非从事经营活动.
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给美国带来的损害比南非大,因为近年来美国对南非矿产资源的依赖性日益增长.
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些美国大公司虽然相继声明撤出南非,①NewYorkTimes(《纽约时代》),Mar.
4,1982.
②转引自《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的过去与现在》,《西亚非洲》1987年第2期.
但实际上在贸易、投资、贷款、科学情报的提供、技术的转让、直到武器的供应等方面,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支持着南非.
有的转手将公司卖给南非公民,建立重新改组的公司,以保证美国公司产品继续占有南非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