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军我信了

学人11主编:朱子峡编辑:张晶晶校对:郝俊E-mail押zxzhu@stimes.
cn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Tel押(010)62580715纪念册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195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
1956年,他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后,朱光亚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与邓稼先等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
1980年,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出任首任院长.
2004年12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诞辰90周年里昂·瓦尔拉斯(L佴onWalras)出生在法国,被认为是"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
他开创了一般均衡理论,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边际革命领导人、洛桑学派创始人.
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是法国颇有名气的学者,1831年出版《财富本质和价值起源》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这对里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50年代开始,里昂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70年被聘为洛桑大学教授.
他把边际效用称为"稀少性",并在经济学中使用了数学,研究了使一切市场都处于供求相等状态的均衡理论,由此成为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和主要代表.
1910年1月5日,里昂病逝,享年76岁.
1834年12月16日,里昂·瓦尔拉斯诞辰180周年1654年12月27日,雅各布·伯努利诞辰360周年瑞士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JakobBernoulli)出生于巴塞尔的一个商人世家,1687年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数学教授.
雅各布·伯努利是最早使用"积分"这个术语的人,也是较早使用极坐标系的数学家之一,更是被公认为概率论的先驱之一.
其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著作就是1713年出版的《猜度术》.
这部著作的问世被认为是组合数学及概率论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给出的伯努利数应用广泛,而他提出的"伯努利定理"则是"大数定律"的最早形式.
1705年8月16日,雅各布·伯努利逝世,年仅51岁.
(栏目主持:余艾柯图片来源:百度图片)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久违了的情感,那就是痴迷.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没有再问晓军转专业的事情,我信了他是真心喜欢这一门学问.
今年4月28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记者杨琪采写的一条有趣新闻《听"一箩筐"望远镜的故事》,里面记述了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主任姜晓军在青年创新促进会午间学术沙龙,如何别开生面地为到场观众讲解人类认识宇宙的过程和途径、望远镜的发展史、地球大气对天文观测的影响等.
文章如是评价:"姜晓军是天文观测方面的专家,具有丰富的天文观测经验,并长期主持和参与国内外各类望远镜的设计、建造和仪器升级,对天文望远镜及其终端仪器都有着深刻理解.
"看到这样的评价,笔者感到十分欣慰,而更感到高兴的是看到沙龙里的姜晓军依然很帅,四十好几的人了保养得跟刚大学毕业一般.
姜晓军是笔者在1988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届同学,也是在校时相交莫逆的朋友.
记得那时刚入学后不久,听本系几个女生叨唠,说这届男生里有个叫姜晓军的帅哥如何如何,颇带些淑女有所思的情愫,结尾却是一声叹息,仿佛有人听说刘德华已经结婚时的那一种绝望.
这就让男生们颇感奇怪,本系女生被外系帅哥弄得神魂颠倒,虽然让人觉得有些丢人,也还算可以理解,可最后那一声叹息算是怎么回事儿呢毕竟那时候大家不过十八九,就算有个刘德华考进北师大,估计也不敢这么早结婚来挑战国家的晚婚晚育政策吧.
过了几天,在楼道里遇到晓军,竟是一见如故.
原因是晓军来自天津,而笔者的母亲也是天津人,多少带些地域的亲近.
同时我们住在一幢宿舍楼里,只不过他在三楼,笔者在四楼而已,离得近,接触聊天的机会便比较多.
晓军有一双略带弯曲的剑眉,身材高大匀称,虽然是北方人,却有些上海男人那种别管家里怎么乱、出门必衣冠楚楚的习惯,果然是帅哥一枚.
渐渐熟悉以后,又发现晓军不仅长得英俊,而且待人接物温文尔雅,颇为沉稳.
当时大学的学生喜欢谈古论今,一不留神就会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慷慨激昂一番.
大概是年龄正处躁动时期的原因,我所见的同学大体两类,一类是跟着慷慨激昂,有时候因为观点相左还会大动干戈,闹出点儿舌战群儒一类的场面;另一类则是不屑一顾,蔑视对方为不务正业、好高骛远,那一不留神也会打起来.
只有晓军是个例外,我感觉他对这种离题万里的卧谈兴趣不大,但总是面带微笑倾听,绝不会轻易说别人不是,让同学下不来台.
如今看来,这种超越年龄的态度便是一种人生修养了.
很快,我也解开了女生为何对晓军有"可看不可吃"之叹———原来晓军所上的居然是我们学校极冷门的天文系.
天文系有什么可怕您想想吧,冥王星自被人类发现到被开除出大行星的行列,还没完成过一次公转———这星星绕太阳一周要288年!
这还是太阳系以内的事情呢,而天文学家研究的都是银河系以外的事情,动辄十亿光年,几乎所有天文学家都是百年之后才为世人所认可的.
何况当时热门的是外语和经济,毕业后很容易带来丰厚的收入.
天文您见过哪家天文台能创收几百万的那时候国家在天文方面投入远不如现在.
也因此,帅哥固然令人心动,看星星也很浪漫,但要某个女生下决心跟着一个天文学家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是比较艰难的,难怪只能一声叹息.
老实说,我当时对晓军另有看法,以晓军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到天文研究的枯燥和付出.
于是笔者很实际地猜测他是不是准备"借壳上市"———考进大学然后转到预期收入颇丰的专业,这是当时很多人的选择.
有一年假期,发现晓军没有走,便过去聊天,准备乘机问问他准备转哪个系.
结果,晓军热情相待之后,悠然谈起没有回家的原因———去拜会一位天文学方面的泰斗老先生了.
平时大家谈天,晓军听多说少,而这一次他却是令人吃惊的口若悬河,说到从老先生那里得来的教益时两眼放光.
过了一会儿,又拿出一件宝贝来让笔者看.
这宝贝,便是晓军新弄来的星图.
晓军在星图上比比划划,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给笔者普及天文知识,哪颗星在哪里,哪颗星亮度几.
可叹笔者连月亮从哪边升起来的都没琢磨过……末了,晓军执意送笔者两幅星图.
这两份真正的天书让笔者两眼发直,而晓军还在热情推荐———这两幅图是做得最清楚明白的了.
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久违了的情感,那就是痴迷.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没有再问晓军转专业的事情,我信了他是真心喜欢这一门学问.
二十多年过去,晓军已经是研究员了,而且很多年轻的天文爱好者对他极为熟悉,有些人干脆说是姜老师把自己带进了天文的殿堂.
在天文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晓军走得矫健而成功.
因为父辈在科学院工作,所以笔者接触到的科学院人大多数是那一代的学者.
他们的无私和奉献让笔者钦仰万分,同时也不免有几分敬畏,觉得科学院的每一位研究员都超凡入圣.
所以,当忽然发现我的一位同学也跨进了他们的行列时,那种感觉真是五味杂陈,有些羡慕,也有些嫉妒.
不过,当笔者回顾过去的生活轨迹时,便发现,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换了五次以上的工作,只有晓军始终如一.
当一个人把自己生命中的二十年投入到一个焦点上时,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成功呢也许我的老同学姜晓军给大家的启示应该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今年是尹赞勋院士离开我们30周年,中国地质科学界都深情地缅怀这位卓越的大师.
2014年是王众托收获颇丰的一年,这一年他获得了中国系统工程学界的最高奖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终身成就奖.
为人正直尹赞勋1902年出生在河北平乡县一个官绅之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曾作过县官.
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14岁考进河北省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
1919年,在他高中毕业前夕,"五四"运动波及保定,他虽出身名门望族,但非常爱国,积极投入运动中,上街宣传演讲,编导演出时事活报剧等.
当年,他考入北京大学.
1923年,尹赞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欧洲留学,在法国里昂大学地质系学习.
1931年以古生物学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荣获博士学位于当年回国,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又在中法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课.
他在科研和教学中贡献都很突出,出版了3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而且他一专多能,在地层、沉积、岩石、矿产、构造、火山、喀斯特、水文、地貌、天文等方面都有科研成果问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赞勋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两年后出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驻昆明办事处主任.
1940年调到重庆北碚任该所副所长.
当年夏,该所所长黄汲清为了摆脱行政事务而潜心科研,不顾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常务次长潘宜之等一再恳切挽留,坚决辞去所长职务,当翁、潘向黄征求继任人选时,黄极力推荐尹赞勋,黄认为尹是他在北京大学的学长,留学欧洲、荣获博士学位也早于他,回国后在古生物地层学等方面成就也十分突出.
尹赞勋在两年代所长任期内,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1941年,他主持开展了该所成立25周年的纪念活动,总结和弘扬了该所调查地质矿产工作的巨大成绩.
作为中国地质学会领导人,他又与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合作写了"中国地质学会会歌"的歌词,经音乐家谱曲而在广大会员中传唱.
1942年,尹赞勋以"部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实难应付"之由,愤而辞去代所长之职,仍任副所长兼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
尹赞勋与他的前任所长黄汲清及后任所长李春昱都共事得非常融洽,一同缔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全盛时代".
他们三人都堪称中国地质科学界卓越的第二代领导人.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临近崩溃的国民党当局严令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台北,但尹赞勋和李春昱等与全所员工亲密团结,进行了抗迁护所的斗争,终于使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的人员及硬件设施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
平息"大同火山"风波新中国时期,尹赞勋于1950年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2年,他又任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
1957年任地学部主任,直至1981年为止.
他还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曾多次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为中国地质古生物学科研、教育等单位的设置、调整及科研管理、战略规划等方面尽心竭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尹赞勋在上世纪30年代初考察过大同火山群,认为是死火山.
可是50年代来华的一位苏联专家二次考察大同火山群后,却发表文章,认为是活火山.
"文革"后期,"大同火山即将爆发"的谣言不胫而走,引起恐慌,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
1975年,尹赞勋拖着年逾古稀的病体,再赴大同火山地区详细考察,搜集新的资料、证据,坚定维护了他早年认为是死火山的结论,并给当地群众及干部作了报告,又普及了火山地质方面的科学知识,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使当地生产、生活都恢复常态.
提携晚辈作为地质科学界的领导者,尹赞勋十分重视培养晚进后学.
1945年初,穆恩之刚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就安排他跟随尹赞勋研究地层古生物.
在尹精心指导培养下,当年他们二人就发表了关于笔石的学术文章,一篇是二人联名发表的,另一篇是尹把自己初步鉴定过的大批标本交穆进一步研究而由穆单独发表的.
穆在新中国时期成长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笔石古生物学的重要权威.
新中国时期,尹赞勋又指导张守信从事地层指南、理论地层学等方面的研究,张后来出版了《理论地层学》专著、教科书.
由于尹赞勋这样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地学界同行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尹公",表彰他的无私奉献精神.
1984年1月27日,尹赞勋病逝.
在他去世前,很多大科学家去医院探望他,他含泪说:"我自己生病不能工作了,还麻烦您们耽误工作来看我,真是惭愧啊!
"他去世后,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尹赞勋基金会",设置"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每4年颁奖一次,迄今已有数十人获奖.
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人们经常看到著名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众托老师的身影.
"只要我写的教材还在使用,我就得不断修改下去.
"今年已是86岁高龄的王众托老师(他喜欢别人称他为老师,不赞成称他为院士)仍然坚持每天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虽然已经不再给学生上课,但他仍坚持不断编修教材,亲自将写满修改批注的教材逐字敲进电脑.
自1951年入校至今,60多年来,王众托将生命中最灿烂辉煌的时光揉进了教书育人中.
师者如此,乃学生之幸;师者如此,乃学校之幸.
爱国,当报效祖国王众托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小时候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炸弹差点落我身上,到处是弹片和灰尘,附近的人都被炸死了,我躲在壕沟里幸免于难.
"采访在王众托老师的回忆中开始.
因为战争,1928年出生于北京的王众托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
"我的中小学时代正值抗日战争,而大学是解放前一半,解放后一半.
"1951年,王众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我们大学毕业时没有强调志愿,就是服从分配.
名单下来了,不会有人有怨言,因为大家认为无论到哪里都是有了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
虽然不同的人眼光不同、志向不一样,但爱国的思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的.
"也许,正是经历了祖国的生死存亡,王众托这一代人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尤为纯真.
"这是终身也不会改变的.
"他如是表示.
大学阶段留给王众托印象至深的,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学习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上世纪40年代后的工程学正好是从经验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门学科的时候,"在那之前工程学就是靠经验,还有就是一些现成做好的表格,要设计什么不用计算,直接查表就行了.
"当时的授课老师有很多是"海归",他们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理论带进国内,教授给学生,不仅限于基础知识,还有科学方法的培训.
"例如在电子技术课程中,老师不限于介绍电子线路,而使用量子理论对电子器件的原理进行分析,这就为若干年后我们掌握半导体器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众托回忆说.
王众托的水力学老师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不是只教计算明渠、暗渠的经验公式,而是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讲课.
感觉这位老师不但在传授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在演示对问题的分析方法,注重介绍如何将抽象理论应用于实践.
"对于所学的知识,王众托引述他老同学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没有一样是直接用到了我学的知识,但没有一样工作离开了我学的知识.
"教师,当授业解惑多年来,王众托以教书育人为己任,1998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如今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风雨无阻履行自己师者的职责.
"那时王众托老师是一位刚从清华毕业的助教,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讲授水平不亚于教授,他讲的话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听得明白.
"当年的学生王酉芬对王众托的授课曾有如此一段描述,"我至今还能记得电学中的左手定则,右手定则,电动机、发电机原理,电流、磁场、运动三个方向的关系.
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么好的教学,恐怕早忘掉从未用过的许多基本知识了.
"的确,王众托将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
他将教学的水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知识的传授.
基础的知识传授同样讲求方法,不能照本宣科抑制学生的理解力,要结合自身体会让学生理解;第二是方法的传授.
老师在讲解内容的过程中渗透着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能让学生举一反三;第三个层次则是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对学生今后研究方向的引导,要求老师也要有创造力,要对研究领域的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王众托看来,老师教学生不只是课堂教学,课下交流是一个途径.
"我学理论力学的时候,老师不要求作习题,但一周一考,每次也只有两道题,老师通过考试来诱导学生想问题.
这些题老师并没有讲过,但是也脱离不了老师讲授的范围.
这就逼得学生去广泛阅读和深刻思索.
"王众托说.
习者,当笃学创新王众托曾任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是该校功勋教师.
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科评议组成员(第一、二、三届),是我国系统工程学科研究与学位制度创建人之一.
多年来,王众托非常重视基础,"有基础并掌握方法就不怕接受新的东西,不怕转行,而且也善于抓住新的机遇,特别是现在交叉学科的发展更需要深厚的基础.
"他认为大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时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自学能力.
王众托本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两次转行,也就是凭着自己比较广泛的基础知识和自学能力适应了工作变动.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
上世纪80年代,王众托在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作为中方负责人主持国际合作项目时,就很注意把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新尝试.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人的生存和发展就靠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需求,加之科学技术的推动,为了改变现状,就需要创新.
"对于学生而言,成绩好和能力强不一定等价.
"王众托直言,"成绩固然重要,但不能用苍白的分数衡量学生能力,学生自己要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在如今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的信息时代,提高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很有必要.
""大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给创新打造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学生应该多参加一些创新活动,培养创新意识,要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不能尽信书,敢于质疑,敢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不断挖掘大脑潜力,提升创造力.
"王众托说.
王众托:60年光热映晚霞姻通讯员马坤本报记者刘万生痴迷天文的姜晓军姻萨苏尹赞勋: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开拓元勋姻潘云唐先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