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七大恨
七大恨 时间:2021-04-02 阅读:()
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邱仲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摘要:明朝初年,药材之流通较不顺畅,至15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蓬勃,药材商业化亦相当明显,而为了供应市场需求,专业种植不乏其例.
城市内药铺之开设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传续数百年者.
而且,在水陆交通要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药市,江西的樟树镇即为其一.
由于药材有利可图,市场上出现许多假蔘货.
在价格方面,一般的药材价格不贵,但像人这种稀罕之物则要价甚高,特别是在16世纪末以后,价格日渐攀高,平民根本用不起.
关健词:明代;药材;药市;药铺;药价;人蔘前言自古以来,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避免之事,而疾病更是人类所极力想要克服的敌人,医与药即是克制疾病的两大途径.
在明代社会,病家请医生诊病后,医者通常直接开给药方,其兼开药室者通常也给药,但尔后所用煎剂或丸散,多半直接至生熟药铺置办.
除了请医看诊拿药之外,病家自行翻查医书或根据偏方,买药煎煮者亦不乏其例,故药铺乃医疗中不可缺乏的环节.
而药铺所需的药材,则有赖于各地生产与市场流通.
前此,笔者曾为文讨论明清的看诊文化与医疗收费,1这篇小文章所要处理的则是明代药材生产与流通的问题.
就笔者所见,前此学者对明代药材交易虽曾述及,但篇幅均失之过简,2还有再加讨论之余地.
此文即对药材之生产、市场之变化、药材之价格,以及社会上施药善举等问题稍加补充.
惟史料有限,无法畅论,实为一大遗憾.
一、药材产地传统中医所用药材,主要均为天然之物,汉代以来的本草医籍也都大量收录这些药物.
东汉《神农本草经》载药三百六十五种,南朝《本草经集注》收录药材约七百三十种,唐代《新修本草》载八百四十四种,北宋《开宝本草》增至九百八十四种,《嘉佑本草》续增至一千零八十三种;明弘治十八年(1505)的《本草品汇精要》收一千三百多种,至晚明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则记载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材.
3中医所用之千余种药材,除个别限于风土之外,泰半各地均有所产,但质量好坏各异,是以购买药材,当选择佳地所产.
据万历年间《本草原始》记载:怀庆所产生地黄最有力;熟地黄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邱仲麟,〈明清的看诊文化与收费问题〉,收入李建民主编,《中国史新论医疗》(台北:预计2008出版).
2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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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育群、傅芳、郑金生合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页148、230、259、336-337、399-400.
1药,亦以怀庆所产最优.
苍朮以茅山者为良,柴胡以银夏为佳,泽泻以汉中者为最优,细辛以华阴者为真,牛漆以怀庆者为良,黄莲以宣城者为胜,芎藭惟四川最优,黄耆生山西沁州绵上为最,蒲黄以秦州者为良,漏芦以单州出者为胜,防风以齐州龙山者最善,菟丝以寃句者为胜,人蔘以辽东、上党者最佳,菊花以南阳菊潭者为佳,芎蒲以池州、戎州者良,独活出蜀汉者佳,羌活以羌中来者为良,升麻以蜀川者为胜,当归以蜀中为胜,麻黄以荥阳、中牟者为胜,前胡出吴兴者为胜,白鲜以蜀中者为良,艾草则成化以来以蕲州者为胜,郁金以蜀中者佳,玄胡索以茅山者为胜,半夏以齐州者为佳,大黄以庄浪出者为优,葶苈以曹州者尤胜,甘遂以京西出者最佳,大戟以杭州紫大戟为上,何首乌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拓城县者为胜,黄药子以忠州、万州者为胜,茯苓以云贵出者为佳,琥珀生永昌者最佳,柏实以干州者最佳,侧柏以密州出者尤佳,枸杞以甘州者为佳,黄蘗以蜀中者为佳,金樱子以江西、剑南、岭外者为胜,茱萸以吴地者为好,乌药以天台者为胜,厚朴以梓州、龙州者为上,五倍子以蜀中者为胜,薄荷以苏州者为胜,生姜及姜黄以汉州、温州、池州者为良,橘以广中来者为胜,银杏以宣城者为胜,栗以兖州、宣州者最胜,木瓜产宣城者尤佳,荔枝其品以闽中第一,桃产汴东、陜西者尤大而美,杏以山东来者为胜,乳梨出宣城者肉实而味长,鹅梨出近京州郡及北京者皮薄浆多,石蟹出岭南近海州郡,砒石惟信州者佳,牛黄出登莱者为佳,犀出南海者为上,驴以河南最多,阿胶出东阿为真,驼出西北番中,五灵脂以五台山最多,虫白蜡以川滇及衡州、永州所产者为胜,蝎出青州者良.
4由于产地各有所专,有些药材常冠以地名,如齐州半夏、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玄胡索、茅山苍朮、怀庆干山药、怀庆地黄、歙白朮、绵黄耆、上党参、交趾桂.
5崇祯年间,《折肱漫录》也谈到一些特产药材,云苏州所造豆鼓,味美而不可入药;《本草》所载淡豆鼓产于江西,其任官江西始尝此味,泰和所产最佳.
又记何首乌大者,近来其家乡嘉兴多不可得,若重二觔便为奇货;出山西者最大,六、七觔者甚多;其在赣南为官,寻觅此药亦有重三、四觔者.
但人说此药出绍兴者最佳,其它地方所产,服之多无效.
6崇祯末年,《痘疹正传指心法》亦指出:生地黄以怀庆者最佳,浙江者次之;当归以四川者为上,大黄以锦纹川者佳,石羔以桂林者为优,杜藿香则宜用苏州所产.
7珍贵药材龙骨,亦产于特定的地方.
明代以前医书,或云产于「晋地川谷及山岩水岸土穴中」,或云产于梁州、益州、巴中,或云剡州、沧州、太原者为上,或云河东州郡多有之.
8明代山西、四川一带依然产龙骨.
成化《山西通志》即载大同、太原、平阳等地的川谷及水岸土穴中,出产龙骨、龙齿和龙角.
9万历后期,杭州医家倪朱谟经过山西、四川山谷之区,曾经查访产龙骨之处,见「岩石棱峭,溪径坟衍,则有礧礧如龙鳞,隐隐如爪牙者,随地掘之,尽皆龙骨」.
10浙江嘉兴4李中立,《本草原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992-993册,据明万历四十年刻本影印),卷1,〈草部上〉,页3b、4a、5a、7a、14a、18a、22b、24a、28a、32a、33a、36a、37a、40a、44a、45b、46b、49b、50b、51a;卷2,〈草部中〉,页6a、7b、22b、23a、28b、44a、45a;卷3,〈草部下〉,页4b、6b、7a-b、14b、17b、19b、48b;卷4,〈木部〉,页1a、1b、3b、3b-4a、10a、12a、28b、29a、35b、36b、40b;卷6,〈菜部〉,页14a、16a;卷7,〈果部〉,页2b、7a、7b、10b、13a、15b、16b、19a;卷8,〈石部〉,页32b、35b;卷9,〈兽部〉,页5a、21a、27b、28b、30a;卷10,〈禽部〉,页14b;卷11,〈虫部〉,页4b、9a.
5陈嘉谟,《本草蒙荃》(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91册,据明万历元年周氏仁寿堂刻本影印),总论,〈山产择地土〉,页1a-b.
6黄承昊,《折肱漫录》(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子部第48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卷6,〈医药篇品药〉,页8b、12b.
7佚名,《痘疹正传指心法》(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稀见古代医籍钞(稿)本丛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第17册,据清抄本影印),总页12336、12337、12342、12343、12352.
8陈贵廷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卷43,〈鳞部龙〉,页1917.
李中立,《本草原始》,卷11,〈虫部〉,页20b.
9成化《山西通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据民国二十二年影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影印),卷6〈土产〉,页2b.
10倪朱谟,《本草汇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92册,据清顺治二年刻本影印),卷18,〈鳞类〉,2则在明初亦发现龙骨,地点在嘉兴县伏礼乡小律原,北距太湖约六、七十里.
先前村民在耕田时,往往挖得龙骨,但不知为何物.
永乐年间(1403-1424),有渔夫辨认出是龙骨,偷偷拿到苏州南濠镇的徐氏药铺去卖.
有一天,徐家问是否有龙角那人拿了一棱给他.
适有太监李黄子奉命访求珍宝,苏州人朱永年被迫负责买办,这天刚好经过徐氏药铺,发现有此物,惊问来自何方徐告以来自渔夫,朱否遂赶上询问,并带着渔夫向太监禀告.
太监乃下令府县征集民夫及船只,前往该处挖掘.
据记载:「初入深,见有状如浮屠氏所谓金刚神者数辈,初尚俨然,及见风,随化尽,惟余骨耳」.
几经挖掘,所获龙骨、龙角和龙的牙齿,上贡朝廷的有十几船,而被窃取者不计其数.
当时北京流行以龙角为带,「非自诸王、勋戚不能得,一銙值千余金」,至是价格大减.
11直至万历年间(1573-1620),秀水县所属的穆溪中仍多出产龙骨.
12至于犀角,则产在西南地区.
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明代犀牛产于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山犀居于山林,人多能得之;水犀出入水中,最为难得.
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则无.
兕犀亦叫沙犀,止有一角在顶,文理细腻,斑白分明,不可入药.
洪武初,九真曾进贡,称为独角犀,即是此兽.
犀角纹如鱼子形,谓之粟纹;纹中有眼,谓之粟眼.
其角黑中有黄花者为正透,黄中有黑花者为倒透,花中复有花者为重透,并称为通犀,乃是上品;而其花如椒豆斑者次之,乌犀纯黑无花者则为下品.
13而做为药材的一些香料,如安息香、血竭、鸡舌香、沉香等多产于海外,14在明代不准百姓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要获得相当不容易.
其中,又以媚药龙涎香最为贵重.
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苏门答剌西一昼夜程,有龙涎屿独峙南巫里洋中,群龙交戏,其上遗涎,国人驾独木舟伺采之」,每一斤价值其国钱币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国铜钱九千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司礼监传谕向户部取龙涎香一百斤,访遍京师市上未获,下令各省采买.
是年八月,部文传送至广州,布政使等会议,悬价每斤给银一千二百两.
江西浮梁县商汪弘,上报愿与仆人何处德往澳门访买,仅得十一两而归.
十月间,遣千户朱世威送往北京,内府查验与前此者不同,姑且存下,命广东急取真者来.
户部咨文再至,当时广州狱中有判斩罪之夷囚马那别的,贮存有一两三钱,呈送上来,是黒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随即也呈上六两,则为褐白色.
找来两人细问,皆云褐黒色者系采在水,褐白色者则采在山,皆是真品而不假.
而密地山商人周鸣和等奏再上了若干,通前共计得十七两二钱五分.
于次年八月,遣千户张鸾入京送进内府,辨验乃是真品,即予留用.
15在朝廷下令采买龙涎香时,黄汝元适任职香山县丞,据其云:诸香特重龙涎.
龙涎,神物也.
生海者,称石龙涎;生山者,称木龙涎.
其质结成仙形、佛像,虽纤细而眉目,衣褶如生,至鸟兽虫鱼,亦无不肖.
焚少许,芳香旬日不散,此真石龙涎也,一两可易黄金一两.
损至五镮,则木龙涎矣.
16黄汝元当时职责采香,所留羡余仅斤许,其卧室即使经过数年,香味犹未绝.
致仕之后,「日游山水,矫健如壮夫」,论者云:「古记谓龙涎能益寿,信哉!
」17至万厯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太监孙顺为准备东宫出讲,题请买龙涎香五斤,广东司官札附验香把总蒋俊访买.
于万历二十四年页44b.
11史鉴,《西村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259册),卷6,〈龙坟志〉,页36b-37b.
12万历《秀水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四年重排印本影印,1970),卷1,〈舆地志山川〉,页4b.
13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卷51,〈兽之二兽类三十八种犀〉,页2152.
14谢肇淛,《五杂俎》,卷10,〈物部二〉,页210-211.
15万历《广州府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198册,据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影印),卷69,〈番夷苏门答剌〉,页66b-67a.
16邹炳泰,《午风堂丛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62册,据清嘉庆刻本影印),卷8,页15b.
17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8,页15b-16a.
3(1596)正月初九日买进四十六两,差广州照磨王应龙送进.
又命再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初五日,再买进四十八两五钱一分,差南海主簿徐一中送进.
后又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十八日,买进九十七两六钱二分,差本司经历怀献章送进.
万历《广东通志》编纂者云:「自嘉靖至今,夷舶闻上供,稍稍以龙涎来市,民间鲜有售者,始定买解事例,每香一两价一百金,然得此甚难.
」18万历二十九年(1601),王临亨(1548-1601)至广东查办事件,也谈到龙涎香获致甚难,每两价值银百两.
广州府库中向储有数两,以备官家不时之需,矿税使得知之后,全数夺取进呈上用.
王临亨说:「余闻是香气腥,殊不可近,有言媚药中此为第一者.
」19又如媚药腽肭脐,俗名海狗肾,独产于山东登州海上,「然百中无一真者」.
据说张居正(1525-1582)晚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蓟镇总兵戚继光(1528-1587)每年皆有进献,而戚继光正是登州府文登县人.
20又,谢肇淛(1567-1624)云:「今山东登、莱间,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伪为之,乃取狗肾而缝合于牝海狗之体以欺人耳.
」21清初宋起凤亦云:腽肭脐产于登、莱海中,甚不易得,「岛人断取家犬,联缀雌者窍间」,拿到城市中出售,价格甚为低廉.
其或得到一枚真的,即为有势力者取去,价值至银二、三十两.
22紫河车则盛产于北京.
清初周亮工(1612-1672)曾云:紫河车,医书称为混元球,据说可以补元阳之气.
长江南北的百姓,认为小孩的胞衣若被吃掉,这名小孩可能夭折,故产蓐之家皆谨慎埋藏;惟有京师不甚忌讳,往往被产婆携去,价格也不甚贵,甚至有煎成药膏的,故各地欲得紫河车者,多半取之于京师.
崇祯十六年(1643)冬天,有一亲戚随其至京师,该人性格甚谨愿,生平未入妓院,却突然长天疱,不解病之所自.
周亮工悟出缘故,告诉他说:「君质弱,常服紫河车,京师四方杂集,患天疱者甚伙,所服药中,安知无天疱胞衣此疮能延子孙,气味所冲,尚能中人,生子多无皮肤,胞衣尤为毒气所归,君之患必源于此.
」众人听后皆以为然.
23山东青州则以产白丸子著名.
隆庆年间,郎瑛云:「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贵之,以其水异也.
」24万历年间,谢肇淛亦云:「易州、湖州之镜,阿井之胶,成都之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胜耳.
」25此中所谈及之药品有二,除前已谈及的青州白丸子外,又有山东阳谷所产之阿胶.
阿胶所用之水,取自阳谷县东阿镇之阿井,其水味甘美,邻境汲以熬胶,除上贡皇家之外,亦为百姓资生之剂.
天顺初年,阿井泉源已渐干涸,天顺七年(1463),礼部侍郎许彬乃命兖州知府、阳谷知县等官,与地方耆老重加修凿.
26阿井旧有九孔,至万历年间,又淤塞殆尽,万历三十七年(1609),工部官员王汝训于是再命州县官修浚.
27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造诸胶之法,云季节以十月至二、三月间为佳,取材以沙牛、水牛、驴子皮为上,猪、马、骡、驼皮次之,旧皮、鞋履等物为下.
诸种畜皮俱应取生皮,用水浸四、五日,洗刮干凈后熬煮,煮时不断搅和,且不断添水.
煮至熟烂后,滤取其汁,再熬成胶,倾入盆内,待其凝固,近盆底者名坌胶,煎胶之水以咸苦者为妙.
大致上,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珍贵驴皮,其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闻起来气味浊臭,不堪入药.
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瑿漆者才为真品,「真18万历《广州府志》,卷69,〈番夷苏门答剌〉,页67a.
19王临亨,《粤剑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卷3,〈志物产〉,页88.
2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卷21,〈佞幸滇南异产〉,页550.
21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校刊本,2001),卷11,〈物部三〉,页227.
22宋起凤,《稗说》(收入《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卷3,〈温肭脐〉,页81.
23周亮工,《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1),卷4,页110.
24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卷46,〈事物类白丸子〉,页682.
25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52.
26许彬,〈重修阿井记〉,见民国《阳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三十一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12〈艺文志〉,页3a-4a.
27王汝训,〈重修阿井碑记〉,见民国《阳谷县志》,卷12〈艺文志〉,页4a-b.
4者不作皮臭,夏月亦不湿软」.
28人蔘自古以上党及辽东产者为佳,唐宋时高丽、百济产者亦营销于市,宋代河北榷场及福建亦输入新罗人蔘,但俱不及上党所产者佳.
29明代陈嘉谟(1521-1603)《本草蒙荃》言:「紫团蔘,紫大稍匾,出潞州紫团山;白条蔘,俗呼羊角蔘,白坚且圆,出边外百济国,今臣属高丽;黄蔘,生辽东、上党,黄润有须稍纤长;高丽蔘,近紫体虚;新罗蔘,亚黄味薄.
」30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上党即明之潞州,「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故所用者皆是辽蔘,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皆已归属朝鲜,其人蔘犹来中国互市.
31明代中叶,辽东人蔘产于凤凰山、叆阳等处,距辽阳四、五百里.
32另有资料则说:「辽阳东二百余里,山深林密,不见天日,产人参.
采者以夏五月入,裹三日粮,搜之最难,或径迷毙人.
」万历中叶,辽东都督李如松(1549-1598)尝馈赠某侍郎一株,重十六斤.
33谢肇淛则云:「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髙丽、新罗又次之」.
辽东生人蔘不可多得,其运入关内者,皆用绳绑着蒸过再夹住,故蔘上均有夹痕及麻线痕.
34以上所言者多为野蔘,而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人蔘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有如种菜之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
35《本草纲目》撰成于万历六年(1578),故至晚在十六世纪后半已出现人工栽培.
十六世纪初,辽东宽奠一带也有种蔘的记录.
不过,当时野蔘犹属丰富,年产量至少在五、六万斤以上,人工栽培的迫切性还小.
入清以后,野蔘采集地越移越北,困难度也越来越大,随之引发人工栽培之日兴.
36各地有名的药材,往往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怀庆地黄就是一例.
晚明时,河南怀庆「田多山泉」,所产地黄「质大而味厚」,但在当地要找到大地黄并不容易,因为「上等地黄一出,即为客人贩往苏州,本地止存次等者」.
37可见擅名药材透过商业网络,常往经济繁荣的城市集中,产地所留下的反而不是质量最好的.
而实际上,怀庆的地黄是从邻近的密县买来的.
据谈迁(1594-1657)《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记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
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趺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
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
」38密县农民种植地黄,怀庆人以每斤五、六文钱的价格购去,一亩约可卖白银十两,实为药材专业种植之一例.
除了怀庆地黄之外,华北所产的当归亦然.
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今陜、蜀、秦州、汶州诸处人多栽莳为货.
以秦归头圆、尾多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头大、尾粗、色白、坚枯者,为镵头归,止宜入发散药尔.
」39又载零陵香:「今镇江、丹阳,皆莳而刈之,以酒洒制货之」.
40另如牛膝:「牛膝处处有之,谓之土牛膝,不堪服食.
惟北土及川中人家栽莳者为良.
秋间收子,至春种之.
」41记麦门多又云:「古人惟有野生者,后世所用多是种莳而成.
其法:四月初采根,于黑壤肥沙地栽之」.
42记使君子:「原出海南、交趾,今闽之邵武,蜀28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50,〈兽部一畜类二十八种阿胶〉,页2130.
29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0陈嘉谟,《本草蒙荃》,卷1,〈草部上人参〉,页1a.
31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2《明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印行,1962.
以下所引明各朝实录并同),卷178,成化十四年五月丙寅条,页1b-2a.
33谈迁,《枣林杂俎》(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中集,〈荣植人参〉,页457.
34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29.
35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6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页145-156.
37黄承昊,《折肱漫录》,卷6,〈医药篇品药〉,页1b-2a.
38谈迁,《枣林杂俎》,中集,〈荣植地黄〉,页457.
39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4,〈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当归〉,页615.
40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4,〈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零陵香〉,页703.
41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6,〈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牛膝〉,页837.
42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6,〈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麦门冬〉,页843.
5之眉州,皆栽种之」.
43似此药材之专业种植,应该也存在于其它地区,祇是留下的记载不多罢了.
二、市场与药铺中国幅员广大,药材销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基本上,药材交易应可以分为几个层级,其一为在地市场,如密县与怀庆间的地黄贸易即是.
第二层是较大范围的,可能是省内或省际的.
再上一层则为长程贸易,如前举怀庆地黄输往苏州便是一例.
各地的药材,透过商业的网络,流入南北的城市之中,其流通之顺畅与否,须视政治与经济情况而定.
元朝末年由于群雄割据,药材流通受到影响,故特殊药料的价格甚贵.
如杭州医者蒋正斋就曾与徐一夔(-1404)谈到:「药品或出自殊方异壤,远不易致,间有致者,铢两直百金」.
44这种药材难聚的情况,在天下底定之后应该有所好转.
至明中叶,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药材市场相对扩大.
据梁其姿指出:明代全国性的药物商业化,在十五世纪开始稳定发展,使药物在市场上更容易获得.
私人的商业性药局,在十五世纪以后也大规模成长.
45张璁(1475-1539)就曾对人说:「我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晋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
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
」46张璁为浙江温州永嘉人,中举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上进士在正德十六年(1521),可见二、三十年间,药材的营销与流通兴旺了许多.
由于药材市场日渐扩大,各地出现了许多药市.
万历年间,江西的樟树镇,「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
」47晚明时,江南更是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
据晚明李日华(1565-1635)云:天下有九福,燕都屏福,雒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韩赵裘裳福,吴越口福,然江南所歉,唯裘马耳,其它事事不逊.
48由此可见江南城市所需的药材供应相当充沛.
当时,苏州近郊的南濠镇,已有专业的药材交易市场.
49明末,杭州望仙桥一带也常有药船停泊;杭州城内有阜通药行,专门接待省内外贩药客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是杭州最早的药材牙行.
50而据清初屈大均(1630-1696)记载,晚明广东最著名的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边,亦称为洞天药市.
51牵涉到商品经济的网络,药肆常集中于城市.
如元末杭州有养斋药室,为杭人蒋景(1255-1330)所开,「恒数善药,为丹剂汤饵,以售于人」.
据记载:医家冀得佳药以助其医术,与病家求药,必定至养斋;而达官显士、闾巷小夫,及附近州县之人,也无不知求药于养斋.
故其药室常无余药,每日役使数十人,犹不足以供应,甚至「持钱蹐其门,累日乃得药,不以为愠」.
杭州之买药者,不啻千百家,皆不敢与其争锋.
52又有寿安药室,系钱塘夏应祥(1300-1374)所开.
应祥素习医家之书,熟谙和剂之法,购置各色药材,按方制为丸散,于杭州城之寿安坊开设寿安药室,因「药材多出殊方异壤,其不易致者,一药或价直百金,世医往往以近似者代之,坐是多弗效者」,故花费巨资,「不计价直,备陆海之所产,惟所用之」.
洪武七年(1374),夏应祥殁后,其子夏仁寿(1335-1381)继续经营,夏家药铺原已「储药甲于一郡」,仁寿更「捐重资以购良药,致药之富,川委山积.
而凡病家,非夏氏药不用」.
53嘉靖三年(1524),卸任御医许某也在杭州靴儿河下新宫43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8,〈草之七蔓草类七十三种使君子〉,页1033.
44徐一夔,《始丰稿》(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卷8,〈赠蒋正斋序〉,页18b-19a.
45梁其姿着,蒋竹山译,〈明代社会中的医药〉,页354.
46张萱,《西园闻见录》(北京:哈佛燕京学社排印,1940),卷23,〈安贫〉,页28b.
47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卷4,〈江南诸省〉,页85.
48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8册,据清康熙年间李瑂重刻本影印),卷3,页22b-23a.
49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50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页208.
51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2,〈地语四市〉,页48.
52黄溍,《黄学士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据元至正刊本影印,1971),卷38,〈养斋蒋君墓志铭〉,页17a.
53徐一夔,《始丰稿》,卷9,〈元故将仕郎金玉府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夏君墓志铭〉,页28a-b;卷13,〈钱6桥墩,开设许广和药室,其后规模日益扩大,盛时精制丸散膏丹成药达三百八十余种,分内科、外科、儿科、喉科、妇科、眼科,凡药膏、花露等品类齐全.
万历年间,朱养心从余姚迁至杭州,在清河坊大井巷东首,开设「日升堂」药铺,以制膏丹为主,子孙世传其业,历四百余年不坠.
54南京则有钱塘人李词,洪武年间(1368-1398)卖药金陵市中,匾其室曰樗亭,自号樗散生,「市人病者,趋其门买药,无不与,所与必善.
」55约略同时,钱塘世医刘均美,以富民被移往京师,开肆聚集善药,「售不二价」,又喜施舍病贫者.
故「四方持重价,走均美市药者,日无算;而贫无钱,走丐药者,亦无算.
均美旦起,视丐者先之,而后及市者.
」56正德年间(1506-1521),南京铺行有九十五类,其中与医药有关者为医药、生药两种铺行.
57杨氏药室即为明中叶南京有名的药铺.
58晚明《南都繁会图卷》中,也绘有「药材」、「人参发兑」、「鹿茸膏」等药店的市招.
59江南一带城市,苏州则如王行(1331-1395)之父,在阊门南市开设药店,「以交鬻纷拏」,令王行为助手.
当时其年纪尚髫,而药物踰千品皆能记忆,且拿药无所遗漏.
60由此看来,这家药铺的规模还不小.
又明初儒生李士文,亦「常年卖药吴门市」.
61晚明时,陈姓药商在苏州木渎镇开设宁远堂;汤玉于武进开药肆,岁用大黄数百斤.
62晚明安庆芜湖,则以正田药店最著名.
万历年间,汪一龙精通歧黄之术,由休宁迁居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字号永春,其后传衍二百余年.
63广州著名药铺,有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冯了性药号,万历二十八年(1600)开设的陈李济药店;在此之外,周少参、陈海槐两药家更为有名,首创用白蜡制壳包装密丸,便于久存与运输.
64在明中叶以后,南方各地的小县城,药店也有增加之势.
65华北各都邑之中,北京由于人口众多,66且居住着消费能力极强的达官贵人与巨商富室,肯花钱请医生、买药材,是明代最大的医药消费市场,各地药材莫不流注于此.
永乐年间,永嘉徐永祥于北京开设保宁堂药室,「居善药以应人之求」.
67约略同时,医士郑德中亦「一廛卖药京华尘」.
68由于店家的药材齐全,太医院药材缺乏时,甚至还向市面上购买,如景泰六年(1455)礼部奏:「太医院急缺香料五千一百七十斤,各处催办未至,乞给内府银钞,于在京生药铺户之家两塘夏君墓志铭〉,页7b-8a.
54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页206-208.
55宋濂,《宋学士文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7〕,据明正德刊本影印),卷73,〈樗散生传〉,页13b.
5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台北:木铎出版社据点校本影印,1982),卷19,〈术技名家〉,页350.
57正德《江宁县志》(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24册,据明正德刊本影印),卷3,〈铺行〉,页8a.
58汪循,《仁峰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据清康熙刻本影印),卷15,〈北斋记〉,页6b.
59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页101.
60杜琼,〈王半轩传〉,见王行,《半轩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卷末,页1a.
61王绂,《王舍人诗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卷2,〈赠医士李士文〉,页26b.
62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63民国《芜湖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八年刊本影印,1970),卷58,〈杂识遗事〉,页3a.
6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100.
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页5.
65参见童光东、刘惠玲,〈明代时期新安药店及其医药学作用〉,页31.
朱德明,《浙江医药史》,页89.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101.
66明中叶以后,北京人口已达八十万,十七世纪初甚至可能臻于百万.
新宮學,〈明代の首都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て〉,《山形大學史學集》11號(1994),頁36-39.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84、104-107、327.
67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七年永嘉黄氏排印敬乡楼丛书本),卷11,〈保宁堂记〉,页21a.
68王绂,《王舍人诗集》,卷2,〈赠医士郑德中〉,页27a.
7平收买.
」景帝诏令「太医院斟酌,至急者量数用银收买,余俟明年议之.
」69足见当时京师有药材铺行可以支应.
甚至礼部官员也令家人包揽药材图利.
弘治元年(1488),就有官员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令家人揽纳药材,多取价值」.
70成化年间(1465-1487),南京世医贺道也开药铺于北京,人呼为「贺生药」.
71其它有名药铺,如开设于永乐年间的万全堂,嘉靖五年(1526)的西鹤年堂,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远药锭等.
72在北京之外,河南开封中的药店也不少.
据晚明《如梦录》记载,城中有许多生熟药铺,又有眼药铺、西药材店、艾家眼药、张宏济药室、艾文所药局、良医膏药,以及眼科、彭姓医家、张云黄痘疹科和名医罗家等.
73山西太原有大宁堂、三和堂、济生堂及南郊的同心丹房;太谷有广盛号,洪洞有益元号,平遥有金兰堂.
其中广盛号开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1).
74医堂多半有些自制的丸散丹膏.
永乐六年(1408),刘纯(约1340-1412)在其告诫家人的药室规约中曾云:「郎中、磨作,量其所入,可用几人,莫言人多好看,工价虽廉,食用甚贵.
」75则刘氏所开医肆亦兼制药,故须雇用抓药的郎中,与研药的磨作.
他又说:「照彼中乡原立价,一则有益于己,二则同道不恠,仍可饶药,不可减价.
」76即订力药价,为避免同业侧目,价格不可与人相异.
刘氏此一看法,反应了明初药店的经营之道,或许在明代也一直是如此.
明代医生亦有兼开药铺的,如《金瓶梅词话》的蒋竹山本开医堂,后来又开了生药铺.
77在此之外,也有纯粹专营药材的商人,如西门庆就是以卖药材起家.
78医家除非自开生药铺,否则医馆中配取煎剂与炮制丸散所需药材,往往须向这类大盘药商购取.
在明代,生药铺的招牌,通常写着「南北地道川广生熟药材」之类字眼(参见上图79).
至于买药交易,据《醒世恒言》〈李道人独步云门〉故事描述,有两种方式.
在故事中,李清向「出卖川广地道生熟药材」的金大郎问道:「你这药材,还是现卖,69《明英宗实录》,卷251,景泰六年三月庚戌条,页1b.
70《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十月戊申条,页5b.
71李东阳,《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点校本,1985),第3册,《文后稿》,卷11,〈都城故老传〉,页160.
72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73佚名,《如梦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校注本,1984),〈街市纪〉,页30、31、32、35、37、41、42、45、48、52.
7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100.
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页5.
75刘纯,《杂病治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1册,据明成化十五年萧谦刻本影印),卷首,〈兰室集医家十要〉,页2a.
76刘纯,《杂病治例》,卷首,〈兰室集医家十要〉,页1a.
77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台北:雪山图书公司据明万历本新校标点,1993),,第19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78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台北:里仁书局据校注本重排,1994),第24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
79图版引自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19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页273.
8也肯赊卖」金大郎回答:「别人家买药的,就要现钱纔卖;只有行医开铺的,是长久主顾,但要药材,只上个帐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总数还钱.
叫做半赊半现.
」80由此看来,民众买药是当场给钱,开医堂的则是赊帐,他日才按账本收取.
必须指出的是,明代药材流通有着地域不均的问题.
自明初以来,药材的流通明显偏在内地,交通不便的边境地区,即有药材缺乏的问题.
宣德五年(1430),巡视边关监察御史刘敬提到:「自山海卫境内黄土岭,至蓟州卫迤西猪圈头,凡二十二营,每营官军多者七、八百人,少者五、六百人,遇有疾病,悉无医药.
」81正统二年(1437),镇守延安等处都指挥同知王祯奏言:「延安、绥德、庆阳,皆极边境,人不通医,市无善药,官军病者,多致伤生.
乞敕陜西布政司关给药品,及于所属县拨医随军,候边境宁日乃止.
」英宗允之.
82正统十年(1445),协赞延绥军务监察御史马恭也说:「沿边诸寨,军士不下数万,荒远偏僻,不近州县,兼无药饵,疾疫时行,坐以待毙,诚可矜悯.
」83成化十七年(1481),亦有官员提到:「今陜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医药俱缺,疾疫无所疗治.
」84以上事例呈现出长城沿线医药之缺.
明代中叶以后,辽东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嘉靖初年,蔡羽(-1541)《辽阳海神传》曾述及正德十四年(1519)初夏,有商人贩运药材至辽东,「诸药已尽,独余黄蘗、大黄各千余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
在辽东经商的徽商程宰,遂以银十余两尽数购归.
隔数日,辽东疫疠大作,此二药其它药肆尽缺,一时价格腾贵,程宰贱价所买到的药材,卖了五百多两银子.
85由此看来,药材的运销网已到了辽东地区.
但西北边关缺乏药材的情况,依然相当严重.
万历末年,毕自严(1569-1638)任洮岷兵备道时曾说:「岷城无生药铺,每需药,必诣省城及巩昌市之.
」86可见药财商人甚少前往陜西岷州、巩昌府一带.
另一方面,药材集中于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
明嘉靖年间,胡松(1490-1572)曾云:「偏左荒僻之壤,苍首皓颜之聚,抱布质丝,仓卒被病,即虽姜薯椒枣芝朮之具且犹弗给,奚望于神圣明哲之理乎乃夭阏短折,世常有而众焉.
」87张时彻(1500-1577)也说:后世王政多缺,而医师之置,徒备虚文,廛市之氓、富羡之室,犹能自以其赀迎师,而荒村寠户否矣,扣首抑心,闵闵待毙,此一患也.
草木禽鱼之物,五石之药,多聚于国都,而陬穷壤僻之所,即有高赀,亦不能致锱铢,此又一患也.
88万历年间,陈仁锡(1581-1636)亦云:「辇掖左右,药师易寻,郊郭之外,已自难值,况穷村逈陌、遥山绝浦,其间夭扎,安可胜言.
」89以上几则数据点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为医者集中于城市,居城百姓与乡居的富人,犹可用钱请得医生,但贫穷乡民则否,在求医能力上有阶层之别;其二为药材资源主要集中于都市,乡下则较少,居乡民众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药.
而由于药材需求甚大,市场上诈伪行为充斥.
陈嘉谟《本草蒙荃》就说药市多欺罔,如「锺乳令白醋煎,细辛使直水渍,当归酒洒取润,枸杞蜜拌为甜,螵蛸胶于桑枝,蜈蚣朱其足赤」,这是将歹作好者;其以假乱真者,如「荠苨指人参,大蒲混防已,古圹灰云死龙骨,苜蓿根谓土80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台北:三民书局,1989),卷38,〈李道人独步云门〉,页780-782.
81《明宣宗实录》,卷71,宣德五年十月己巳条,页1b-2a.
82《明英宗实录》,卷37,正统二年十二月己卯条,页8a.
83《明英宗实录》,卷129,正统十年五月庚辰条,页2b.
84《明宪宗实录》,卷220,成化十七年十月乙巳条,页3a.
85蔡羽,《辽阳海神传》,收入陆楫编,《古今说海》(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道光元年苕溪邵氏酉山堂重刊本),《说渊部别传家》卷28,页9a-b.
86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初刊本),卷3,〈洮岷考略〉,页12a.
87胡松,《胡庄肃公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1册,据明万历十三年胡楩刻本影印),卷1,〈重刻《摄生众妙方》序〉,页32b.
88张时彻,《芝园定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据明嘉靖刻本影印),卷26,〈《急救良方》序〉,页4b-5a.
89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据明崇祯六年张一鸣刻本影印),马集卷4,〈《药颂》叙〉,总页615.
9黄耆,麝香捣荔核搀藿香」等等.
90李中立《本草原始》亦云:卖药者常将沙参、桔梗、荠苨彼此代充.
肉苁蓉多以金莲草、苁蓉、嫩松「稍盐润充之」.
青黛多取干靛、罗青「充卖入药」.
蒲黄多以姜黄末搀麦面充之.
又以「制过半夏,削成两瓣,内入须心,合为一颗,彷佛西贝母形状欺人」.
附子有以「盐水浸之,取其体重」者.
因虎掌根、蒟蒻根与天南星相似,「人杂采以为南星淆卖」.
三七也多以定风草充之.
卖麝香者以真香些许,杂以荔枝末,或炒鸡蛋黄为末,或炮枣肉,或酒制大黄等物搀入,「裹以四足膝皮充卖」.
91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谈到:辽蔘连皮者色黄润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作伪者皆采沙参、荠苨、桔梗之根造作混充.
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蔘,尤多作伪.
来自滁州者,乃沙蔘之苗叶;来自沁州、兖州者,皆荠苨之苗叶;而所谓江淮土人蔘者,也是荠苨.
潞州者尚不可得,其它诸处者尤不可信.
最近又有恶人,「以人参先浸取汁自啜,乃晒干复售,谓之汤参,全不任用,不可不察.
」92王肯堂(1549-1613)则说药市中,「唯麝脐易杂而多伪」,必须置诸怀中,以气温之,其后用眼检视,以手指按验,若柔软者为真,坚硬者为伪.
他说歙县人黄圣期曾经告诉他,有位卖麝脐的药商衣着华丽,且「浪游多费」,黄觉得其收入并不丰厚,劝他不要太奢侈.
这人夸说:世上卖药,得利润之多,未有过其右者.
黄问其本钱多少答称:「以银二铢,易麝一铢.
」黄问卖价多少回说:「亦以银二铢,售麝一铢.
」黄说那还有什么利润答称:「吾以它物杂之,而其香同,其色又同,虽老于药市者不能辨也.
」黄又问其如何分辨这人初不肯说,再问才密语道:「麝脐之内,悉一气凝结,原无滓质.
第口噙良久,泯化无迹者,真也.
有滓质不化者,伪也.
」93有鉴于药材伪者甚多,儒医常叮咛同业买药必须谨慎.
陈嘉谟就说:医药贸易,多在市家,辩认未精,差错难免.
谚云:「卖药者两只眼,用药者一只眼,服药者全无眼」,非虚语也.
94又说:卖假药者虽「上天责报于冥冥中」,但医家未能细察也不应该,故分辨药材真伪,「诚大关紧要,非比小节寻常,务考究精详,辩认的实,修制治疗,庶免乖违.
」95崇祯年间(1628-1644),裴一中亦云:「煎制药饵,必得人得法,不则虽与证对,无効矣.
」他曾见制药之家,「法曰酒渍者,水代之.
法曰炮炙者,生用之.
或烈火速干,而真液未出.
或真液沸溢,而别入茶汤.
」又如「药材烂恶、铫罍腥污、水类不洁,与他物及土尘之杂者,尤为不少」.
在此情况下,欲其有药効实不容易.
96三、生熟药价格前面谈到明代有些医者亦兼制成药,这种情况在《金瓶梅词话》中既可见到.
如第五十四回,任太医配取煎剂与药丸给予李瓶儿服用,其药袋上还印有「世医任氏药室」的印记.
97而在崇祯年间(1628-1644),冒襄(1611-1693)请「南都第一名医」——朝天宫道士袁汝和,配制药丸五颗,酬银子二两.
98由此看来,成药的价格有时并不便宜.
但若是女医,则价格似乎较低.
《金瓶梅词话》中曾有数处提及此事,如第十二回潘金莲生郁郁之疾,吴月娘叫小厮请请刘婆来看,刘给了两服黑丸子药,潘包了三钱药钱.
第五十九回,李瓶儿的婴孩官哥被猫吓着昏厥,月娘请刘婆来90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2b-3a.
91李中立,《本草原始》,卷1,〈草部上〉,页10a、20b、30b、34a;卷2,〈草部中〉,页16b;卷3,〈草部下〉,页1b、25b、41b;卷9,〈兽部〉,页4b.
92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93王肯堂,《郁冈斋笔尘》(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据明万历三十年王懋锟刻本影印),卷4,页64b-65a.
94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2b.
95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3a.
96裴一中,《裴子言医》(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028册,据清初刻本影印),卷2,页14a-b.
97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54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页312.
98冒襄辑,《同人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据清康熙冒氏水绘庵刻本影印),卷4,页32a-b.
10看,刘婆给一丸金箔丸,又针灸了五蘸,月娘给了五钱银子.
第九十回,孝哥发烧,请刘婆来看,留了两服朱砂丸,给了三钱银子.
99现存关于明代成药价格的记载不多,笔者所见亦仅数条.
嘉靖年间,张时彻曾记录一些丹膏的价格.
如神仙太乙紫金丹,药料所费不过银二十钱,可救数十人;金丝万应膏,膏七十觔约用银八、九钱,制大药膏万片有余,可医疗五千人.
100但这两条乃是用料之价,而非药品卖价.
万历年间,谢肇淛则记到滁阳聂道人,专卖红铅丸,卢州知府龚廷宾「时多内宠,闻之甚喜,以百金购十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
」101则红铅丸一颗需银十两.
另外,万历末年,姚旅曾说益元散一包,仅值铜钱二文.
102至于明代的生药价格,除了前面讲到的地黄、麝香、海狗肾、龙涎香价格外,尚有若干记载.
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顺天府宛平县代通州上纳苍朮六百斤,价银六两;牛黄一两,价银六两.
103明代官秤一斤十六两,则苍朮每斤才银一分,牛黄每斤要银九十六两.
万历年间,江西泰和县武山所产石羔,每石值银一钱或五、六分.
104又,谢肇淛曾说:「余习见富贵之家,取紫河车为丸,千钱一具,皆密令稳婆盗出,血肉腥秽,以为至宝」.
105则胞衣一个,可卖一千铜钱.
晚明时,上海一带附子的价格,每只重一两,约值银一、二钱.
106另外,崇祯十五年(1642),兵部为因应山海关军士所需药料八百三十九斤,在北京市上买办药材,总计用银一百七十七两二钱八分,其中有不少药材的单价资料.
107(参见下表)药名银两/斤药名银两/斤药名银两/斤人言0.
80、1.
00大附子0.
80、1.
00大黄0.
18、0.
20樟冰0.
53、0.
60辰砂1.
60干漆0.
08、0.
09巴豆0.
64狼毒0.
10、0.
22铁脚莲0.
14天雄0.
70甘遂0.
14、0.
20干姜0.
24、0.
25胡姜0.
22南细辛0.
20、0.
22大牙皂0.
03雷公藤0.
20羊踯躅0.
30红牙大戟0.
25雷丸0.
30黑肌草0.
02猪牙皂角0.
20半夏0.
25巴戟0.
24蜈蚣0.
01/条班猫0.
40虾蟆0.
01/个竺黄0.
70蝰蛇3.
00/盘雄黄0.
35钩吻0.
12番木别0.
40土木别0.
40番磠1.
00、2.
00南星0.
09、0.
12商陆0.
10黎芦0.
09芫花0.
12朱砂1.
40姜黄0.
08大戟0.
12竹黄0.
50雌黄0.
3299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12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魇胜贪财〉,页188;第59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页390;第90回,〈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官卖守备府〉,页347.
100张时彻,《摄生众妙方》(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3册,据明隆庆三年马崇儒刻本影印),卷1,〈通治诸病门〉,页1a-5b.
101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02姚旅,《露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据明天启刻本影印),卷12,〈技篇〉,页31b.
103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0),卷10,〈报字经费下各衙门〉,页151.
104《明神宗实录》,卷379,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辛卯条,页5a-6a;卷380,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丁卯条,页3a.
105谢肇淛,《五杂俎》,卷5,〈人部一〉,页91-92.
106叶梦珠,《阅世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卷7,〈食货六〉,页161.
107龚彝,〈兵部行「市办药料星赴督师军前」稿〉(崇祯十五年四月初五日),收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1936),第4本,页389a-390a.
11川乌0.
15松香0.
06石黄0.
21水银0.
65银朱0.
50乌梅0.
15胡椒0.
38花椒0.
24由上表看来,大部份药材,每斤多在银一两以下,甚至仅一、二钱.
这样的价格看来虽然不高,但若与百姓的收入相比,其负担并不算轻.
由上表看来,大部份药材,每斤多在银一两以下,甚至仅一、二钱.
这样的价格看来虽然不高,但若与百姓的收入相比,其负担并不算轻.
据彭信威(1908-1967)研究:正德以后,正一品官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三百六十三文,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
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嘉靖末年以后,官俸全用白银支付,共合白银三两八钱五分.
但晚明物价上涨,官俸收入仅约正德时的六分之一左右.
至于劳工的收入自然更低.
嘉靖三十年代,一个普通河工的工钱每日是白银三分,技术工匠每天大概可以拿到六、七分.
万历年间,佣工的工钱每天自二十四、五文到三十文.
崇祯年间,工钱可以拿到六十文.
108又据黄冕堂研究,晚明江南长工的价格,每年约二至三两,每天不到纹银一分.
短工则因地而异,农村以日银三分折钱二十余文为常价,但亦有日银二分、四分者;城市以日银四分折钱三十文为常价,但亦有日银三分和五分、八分以上者.
109请医看病买药,一样是有困难.
又,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1562-1633)言:「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
」110换算起来,这些佣工一月所得,才当银一两左右,生计极为窘困,每月仅能买米一石饱肚.
111平时已然如此,遇到特殊时期,情况更为糟糕,尤其在崇祯末年,北京物价高涨,二十文钱只能买五、六个烧饼,112生计都成问题.
因此,对北京这些雇工来说,看病买药是沉重的.
传统中医药剂,常须服用数帖才能见效,故药金支出有时甚至高于诊费.
明代河南医者寇平曾于《全幼心鉴》中谈到「病家鄙吝所费」,力劝「医士用好心,劝病家用好药」.
113但考虑对百姓普遍贫穷,似乎很难达到众人皆知用好药的境地.
而即使是仕宦之家,也常吝惜药钱.
嘉靖年间,屠应埙(-1529)致仕回嘉兴,生重病请医诊视,谓若得乳香等剂则可治.
应埙询以药价几何,医生云不过银一两.
应埙以所费数多,吝惜不肯拿出钱,数日后竟死.
114以一官宦之人,仍然吝惜药费,则百姓可知.
有些贵重药材,也非贫民负担得起.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五日,冯梦祯(1548-1605)在嘉兴乡居,请马南轩看视其妾之病,须用琥珀合药,八钱要银子三两,让它觉得「颇难之」.
115冯梦祯生活不差,已觉难以负荷,平民自更是不敢碰.
而人蔘这种珍贵药材,在晚明也渐渐非普通人家所能用.
根据丛佩远研究,明初至明中叶,东北产地的人蔘价格颇为低廉,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蔘一斤才约银一钱五分;万历十二年(1584),每斤约银一两;至万历中叶,涨至一斤银三两左右.
迨万历三十七年(1609),上好的人蔘每斤至银十一两六钱,毛蔘每斤银六两二钱,最次的拣蔘一斤也要银五两.
万历三十九年(1611),高级人蔘的价格是每斤十三两,一般蔘是银七、八两至十两.
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更上涨至每斤银十六两.
而在晚明时,据说北京等地的人蔘价格,每斤达到银二十五两.
11610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页721-722.
109黄冕堂,〈明代物价考略〉,收入氏着《明史管见》(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368-370.
110徐光启,《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4),卷3,〈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页122.
11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93注40.
112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卷19,〈北都崩解情景〉,页351.
113寇平,《全幼心鉴》(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010册,据明成化四年全幼堂刻本影印),卷1,页1b-2a.
114张瀚,《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6,〈方术纪〉,页109.
115冯梦祯,《快雪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据明万历四十四年黄汝亨朱之蕃等刻本影印),卷58,〈快雪堂日记庚子〉,八月二十五日条,页20b.
116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页117-118.
12实际上,北京等地人蔘的价格,随着产地人蔘日贵也逐渐上涨,南方甚至超过每斤二十五两.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廷机(1541-1616)在奏疏上说:辽东都司积欠人蔘贰千觔,「时价该银三万两」,117当时北京一斤人蔘,市价已是白银十五两.
约略同时,郭子章(1542-1618)也说:「辽东参暴贵,一金止易一两」,118即一斤要银十六两.
另据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参在本地,价甚不高,中国人转市之,度山海诸关纳税,而上之人求索无穷.
近加以内监高淮,每一檄取,动以数百斤计.
故数年以来,佳者绝不至京,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镪同价.
119按高淮系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派往辽东开矿征税,120曾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贡人蔘一百三十五斤.
121《五杂俎》刊刻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记价格应为四十年(1612)前后之事,当时北京中上等级的人蔘,银子一两才得一两,即一斤要银十六两,与李廷机、郭子章所言相当.
人蔘价格之所以上涨,谢氏认为与税监高淮屯积有关,辽东都司所以积欠太医院人蔘达两千斤,或许即因税监搜括殆尽,军方乃无法买办药料解纳.
高淮此举导致北京人蔘短缺,价格因而高涨,他可能也因此赚进不少银两.
实际上,自万历十几年起,努尔哈齐(1559-1626)已经逐步兼并女真各部,至万历四十四年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天命三年(1618)以七大恨告天,兴师伐明.
故万历中后期,人蔘取得已日渐困难,至努尔哈齐正式与明朝敌对后,货源更是短缺,价格遂大幅上升.
从丛佩远的研究,即可看出这一情况.
与辽东约略同时的一斤值银七至十两相比,谢肇淛所言北京中上等级人蔘要银十六两,约贵了一倍上下.
当时,北京距离辽东犹近,价格还算比较低,而由北方运至浙江,价格则贵了五、六倍.
崇祯初年,黄承昊(1576-)曾云:予幼时,参价甚贱;十五、六岁时,亦时服参,忆一两止价三钱耳.
后日渐腾贵,不数年价即与银等.
至后破渖、铁,而价益高,甚至三锾.
东事败后,参之腾涌无足怪,前此何顿贵耶盖前此医者,多不敢轻用参,每等于附子,用者少,故价贱;后来服参如果,无人不用.
且世俗日益奢,虽无东事,参之价势不得不日高,乃时势使然,亦可慨也.
122黄承昊为浙江嘉兴人,生于万历四年,据此可见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嘉兴蔘一斤值银四两八钱,但过没几年,涨到十六两,天启元年(1621)沈阳、铁岭陷后,甚至高达四十八两.
他认为蔘价日贵,先前与用药日奢有关,其后则肇因于辽东军兴.
但综合相关数据,晚明人蔘价格之上涨,辽东战事实为主因.
另外,有关于富贵人家喜吃人蔘,谢肇淛也曾经指出,123在冯梦祯的日记上,亦常记到用人蔘治病.
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初七日,请医者看九九及阿褉痘疹,九九病情甚恶,医者刘雪泉欲以人蔘汤起之,不过后来还是不救.
十三日,刘医又来看阿褉之痘,汤剂减人蔘为二钱.
十四日,阿褉痘疮回合,刘医又将人蔘减为一钱二分.
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二十七日,其三妾病疟,冯梦祯呼童仆煎药饮,用人蔘六钱.
124以黄承昊所言药价来衡量,两次用蔘所花银子应该要十几两.
晚明以来,人蔘价格之持续攀升,对于民众用药带来极大困扰,平民根本碰不起,徽州休宁医家孙一奎(1522-1619)在医案中就记到此事.
万历年间,休宁县有女仆,因难产而子宫坠出阴户117李廷机,《李文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明崇祯刊本影印),卷3,〈参辽东都司拖欠药材疏〉,页48a.
118郭子章,《蠙衣生传草》(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156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蠙衣生续偶记》卷8,〈人参〉,页27b.
119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20《明神宗实录》,卷332,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页3b.
121《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是月条,页10a.
122黄承昊,《折肱漫录》,卷6,〈医药篇品药〉,页1a-b.
123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24冯梦祯,《快雪堂集》,卷57,〈快雪堂日记己亥〉,二月初七、十三、十四条,页5b-6a;卷59,〈快雪堂日记壬寅〉,四月二十七日条,页11b.
13外,「半月不收,艰于坐卧」,家贫不能求药,忧郁惶恐竟成痼疾.
邻居老妪为此照访「黄医博氏」(即黄澜,字万山),黄氏说这事简单,只须补中益气汤一百帖,每帖要人蔘三钱,计用二觔即可收功.
其夫听了「大伸舌」,婉谢道:「侬家朝佣暮食,无隔宿之储,甑生蛛网者,半越月矣,安有人参二觔可服也惟命是俟耳.
」老妪又向孙一奎说及此事,并告以「医博氏」之治法.
孙笑着与老妪说:若按其所言,贫家尽皆等死,何必要医生遂用一法治之,其价低廉而效果神速,取韭菜二、三觔,煎煮后注盆中,再将石灰二、三觔置入,灰开汤沸之后,待沸声停止,滤去石灰,命妇人坐于盆上,先熏后洗,再以热韭菜搓揉患处.
一日洗一次,三日后即缩入.
里中人闻之,咸谓此方应该命名为「赛百帖人参汤」.
125孙一奎能根据经济能力另行设法治疗,对于贫穷人来说,应该是鸣感五内.
有鉴于药费并不便宜,明代河南理学家曹端(1376-1434)在家规中规定:「展药市一区,收贮药材,邻族疾病,其症章章可验,如疟痢痈疖之类,施药与之.
更须诊察寒热虚实,不可慢易.
此外,不可妄与,恐致悞人.
」126周亮工的父亲周坦然(开封祥符人),也曾在〈观宅四十吉祥相〉文中,要子孙们「肯将已验医方,或钞或刻施人」,行间挟注云:「施方固胜施药,然能制数种药,常常施人,尤善.
」127除了透过宗族力量之外,社会上有些善人也施药助贫,如永乐、宣德间,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彭同升,「尤好施与,常贮药物于家,有病者即与之」.
128又如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徐震(1394-1477),以医药可以救人,乃自制太乙丹等药,遇有疾病者即施给,「或疫疠之兴、疔瘇之发,疗之无不立效,所全活者甚众」.
129而南直隶淮阴人毕文德(1404-1468),亦尝施药于县城之圆明寺.
130苏州常熟人徐怀(1414-1503),邻人「病不能致医者,市药作丸剂,审而给之」.
131嘉靖年间,北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大直沽里人李珏(1517-1585),因「邑中故乏医」,乃找良医张生来,给予银子二十两,交代说:「第行药,勿索报」,张生从其所言,「一县赖之」.
132万历十九年(1591),杨东明(1548-1624)也在家乡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与三十一位富人结为「广仁会」施药,山人张常安及会友范炳均知医,由其负责选方,据说「药施辄随手效,求者日数百人,至不能应」.
133而当瘟疫发生时,除官方展开施药134之外,其它阶层也常有此举.
如山西代府灵丘王逊烇(1413-1475)精于医,「尝施药治瘟疫,全活无算」.
135嘉靖后期,苏州大疫,西洞庭山商人翁参(1493-1572),曾「捐橐施药于要祠,而以名医主之,所全活甚众」.
136万历年间,山西大疫,125孙一奎,《医案》(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8册,据明万历二十四年海阳黄石孙氏有德堂家刊本影印),卷4,〈新都治验〉,页78a-79a.
126曹端,《曹端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卷5,〈家规辑略.
推仁〉,页207.
127周亮工,《书影》,卷1,页3.
128李时勉,《古廉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卷10,〈彭隠士同升墓志铭〉,页42.
129商辂,《商文毅公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据明万历三十年刘体元刻本影印),卷7,〈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公墓表〉,页23a.
130倪谦,《倪文僖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卷26,〈友义居士墓表〉,页35a.
131祝允明,《祝氏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谢庸手钞本),卷18,〈侃斋徐公墓志铭〉,页19a.
132徐显卿,《天远楼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第98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卷16,〈润斋李君暨配张氏合葬墓志铭〉,页12b.
133杨东明,《山居功课》(东京:高桥情报据明万历四十年序范炳校刊本影印,1991),卷1,〈广仁会序〉,页9b-11b.
134官方施药之情况,参见AngelaKiCheLeung,"OrganizedMedicineinMing-QingChina:StateandPrivateMedicalInstitutionsintheLowerYangZiRegion,"LateImperialChina8:1(1987),pp.
139-142;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页362-371.
135张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卷117,〈太祖诸子传二灵丘王逊烇〉,页3584.
136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明崇祯刊本影印,1970),卷92,〈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志铭〉,页7a.
14沁源生员王继也「施药活人」.
137又当崇祯十六年(1643)北京疙瘩瘟大流行时,「各坊屡有善士,制造五瘟丹施舍」,「或丸或末,每服不过一钱二分,价银约止一分,药到用水调服,既济其急,更便于贫.
」138在京任职的金铉(1610-1644)就是善士之一,曾制五瘟丹施舍,「亲自和药,昼夜不殆者数月,所全活甚众」.
139至于医者施药的例子也有不少.
元末明初,江西鄱阳医者胡中厚,开设卫生堂,「施药以济病者,鄱人德之」.
140明代后期,江西万载医者胥应龙,旅居京师十余年,「捐赀施药都门,患痘疹者,赖全活无算」.
141明末,西安府泾阳县医者李惟庄,「岁时必广施药饵,远近造请者踵相接.
其贫羸者,天寒远道,辄捐酒肴饮食之.
有为亲若长来者,辄用好语慰藉.
人服药多効,亦不肯受饷谢也.
」142而在瘟疫期间,也有不少医者施药治疗,如明初南昌医者沈应善,「岁疠则捐赀贮药以济人,始终无倦.
居傍构一舍,曰来安堂,具诸药饵、饮食,覊旅贫苦,闻声麕集」.
143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江西荒疫并行,高安县医者姜扆曾在境内施药济民,「所活良多,贫者尤德之」.
144万历年间,江西大疫,南昌医者李莳施药,「煮药如池,积片成冢,全活莫知主名」.
145明末,南直隶宁国府大疫,旌德县医者刘贵炳,施药兼赈饥,「人皆德之」.
146结论传统中医所用药材,虽来自天下各地,地道者却各有所专,故有名的药材常冠以地名,历来有齐州半夏、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苍朮、怀庆地黄、上党参、交趾桂等名称.
医者治病用药,通常也以地道者为上.
基于此,各地名产药材,多半成为药商争相采购的目标,当地也出现专业种植.
为了让药材能供应各地医者与民众所需,商品流通是不可缺的.
然而元明之际,药材流通受到战争因素影响,供应较受局限,故若干药材甚贵;迨政治、经济逐渐稳定之后,药材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朗,至明中叶以后,随着全国市场之发展,药材的贸易愈盛,各都邑中开设的药铺日多,故药材取得较前容易.
不过,药材常集中于城市,且南盛北稀的地域差异相当明显,西北尤其有药材难得之叹.
另一方面,虽于药材多半取之自然,一般说来价格不高,但对每月收入一两上下的佣工来说,即使药材价格不贵,但药剂常须数帖才能见効,合起来也是一笔数字,故对平民而言,买药是奢侈的.
而像琥珀、人蔘这种贵重药材,百姓更是用不起.
万历中叶以后,人蔘价格日益高涨,从辽东产地运到江南,价格贵了五、六倍.
在万历末年,浙江嘉兴的人蔘,每斤已到银子四十八两,如此高的价格,士绅们都还有些迟疑,更遑论平民百姓.
而从数据显示,药钱的负担常是病家决定是否治病的关键,故药材价格之上升,对于贫民治病更为不利.
综合看来,明代平民的经济收入,实际上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增长与药材价格的变动.
在此情况下,虽有善心人士与医者施药,但仅是杯水车薪,且常是人亡政息,无法成为一个持续性137光绪《山西通志》(台北:台湾华文书局据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影印,1967),卷144,〈孝义沁州明〉,页4a.
138陈龙正,《几亭全书》(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2册,据清康熙云书阁刻本影印),卷40,〈轸疫施药疏〉,页25b-26a.
139金铉,《金忠节公文集》(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陆辑第26册,据清初刻本影印),卷8,〈年谱〉,页13a.
140王直,《抑庵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1242册),后集卷4,〈思济堂记〉,页9b.
141同治《万载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1989),卷24,〈方技〉,页1b.
142汪琬,《尧峰文钞》(收入《四部丛刊初编》,据清康熙间吴郡程际生刊本影印),卷16,〈李太公墓志铭〉,页10a-b.
143康熙《新建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十九年刊本影印,1989),卷28,〈方技〉,页10a.
144康熙《高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十年刊本影印,1989),卷8,〈伎术〉,页12b-13a.
145锺惺,《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2),卷22,〈李少翁传〉,页354.
146乾隆《江南通志》(台北:台湾华文书局据清乾隆二年刻本影印,1967),卷171,〈人物艺术宁国府明〉,页4a.
15的制度.
这种情况要到清中叶以后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147收稿日期:2007-9-9作者简介:邱仲麟,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教授.
147关于清代的制度性施药,参见AngelaKiCheLeung,"OrganizedMedicineinMing-QingChina,"pp.
144-150.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页95-96.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页261-272.
1617
城市内药铺之开设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传续数百年者.
而且,在水陆交通要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药市,江西的樟树镇即为其一.
由于药材有利可图,市场上出现许多假蔘货.
在价格方面,一般的药材价格不贵,但像人这种稀罕之物则要价甚高,特别是在16世纪末以后,价格日渐攀高,平民根本用不起.
关健词:明代;药材;药市;药铺;药价;人蔘前言自古以来,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避免之事,而疾病更是人类所极力想要克服的敌人,医与药即是克制疾病的两大途径.
在明代社会,病家请医生诊病后,医者通常直接开给药方,其兼开药室者通常也给药,但尔后所用煎剂或丸散,多半直接至生熟药铺置办.
除了请医看诊拿药之外,病家自行翻查医书或根据偏方,买药煎煮者亦不乏其例,故药铺乃医疗中不可缺乏的环节.
而药铺所需的药材,则有赖于各地生产与市场流通.
前此,笔者曾为文讨论明清的看诊文化与医疗收费,1这篇小文章所要处理的则是明代药材生产与流通的问题.
就笔者所见,前此学者对明代药材交易虽曾述及,但篇幅均失之过简,2还有再加讨论之余地.
此文即对药材之生产、市场之变化、药材之价格,以及社会上施药善举等问题稍加补充.
惟史料有限,无法畅论,实为一大遗憾.
一、药材产地传统中医所用药材,主要均为天然之物,汉代以来的本草医籍也都大量收录这些药物.
东汉《神农本草经》载药三百六十五种,南朝《本草经集注》收录药材约七百三十种,唐代《新修本草》载八百四十四种,北宋《开宝本草》增至九百八十四种,《嘉佑本草》续增至一千零八十三种;明弘治十八年(1505)的《本草品汇精要》收一千三百多种,至晚明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则记载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材.
3中医所用之千余种药材,除个别限于风土之外,泰半各地均有所产,但质量好坏各异,是以购买药材,当选择佳地所产.
据万历年间《本草原始》记载:怀庆所产生地黄最有力;熟地黄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邱仲麟,〈明清的看诊文化与收费问题〉,收入李建民主编,《中国史新论医疗》(台北:预计2008出版).
2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5.
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收入周峰主编,《元明代名城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页206-208.
童光东、刘惠玲,〈明代时期新安药店及其医药学作用〉,《中华医史杂志》第25卷第1期(1995),页31.
朱德明,《浙江医药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9),页89.
梁其姿着,蒋竹山译,〈明代社会中的医药〉,《法国汉学》第7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页353-354.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页99-103.
谢娟,〈明代医人与社会——以江南世医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收入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代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页1207-1208.
3廖育群、傅芳、郑金生合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页148、230、259、336-337、399-400.
1药,亦以怀庆所产最优.
苍朮以茅山者为良,柴胡以银夏为佳,泽泻以汉中者为最优,细辛以华阴者为真,牛漆以怀庆者为良,黄莲以宣城者为胜,芎藭惟四川最优,黄耆生山西沁州绵上为最,蒲黄以秦州者为良,漏芦以单州出者为胜,防风以齐州龙山者最善,菟丝以寃句者为胜,人蔘以辽东、上党者最佳,菊花以南阳菊潭者为佳,芎蒲以池州、戎州者良,独活出蜀汉者佳,羌活以羌中来者为良,升麻以蜀川者为胜,当归以蜀中为胜,麻黄以荥阳、中牟者为胜,前胡出吴兴者为胜,白鲜以蜀中者为良,艾草则成化以来以蕲州者为胜,郁金以蜀中者佳,玄胡索以茅山者为胜,半夏以齐州者为佳,大黄以庄浪出者为优,葶苈以曹州者尤胜,甘遂以京西出者最佳,大戟以杭州紫大戟为上,何首乌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拓城县者为胜,黄药子以忠州、万州者为胜,茯苓以云贵出者为佳,琥珀生永昌者最佳,柏实以干州者最佳,侧柏以密州出者尤佳,枸杞以甘州者为佳,黄蘗以蜀中者为佳,金樱子以江西、剑南、岭外者为胜,茱萸以吴地者为好,乌药以天台者为胜,厚朴以梓州、龙州者为上,五倍子以蜀中者为胜,薄荷以苏州者为胜,生姜及姜黄以汉州、温州、池州者为良,橘以广中来者为胜,银杏以宣城者为胜,栗以兖州、宣州者最胜,木瓜产宣城者尤佳,荔枝其品以闽中第一,桃产汴东、陜西者尤大而美,杏以山东来者为胜,乳梨出宣城者肉实而味长,鹅梨出近京州郡及北京者皮薄浆多,石蟹出岭南近海州郡,砒石惟信州者佳,牛黄出登莱者为佳,犀出南海者为上,驴以河南最多,阿胶出东阿为真,驼出西北番中,五灵脂以五台山最多,虫白蜡以川滇及衡州、永州所产者为胜,蝎出青州者良.
4由于产地各有所专,有些药材常冠以地名,如齐州半夏、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玄胡索、茅山苍朮、怀庆干山药、怀庆地黄、歙白朮、绵黄耆、上党参、交趾桂.
5崇祯年间,《折肱漫录》也谈到一些特产药材,云苏州所造豆鼓,味美而不可入药;《本草》所载淡豆鼓产于江西,其任官江西始尝此味,泰和所产最佳.
又记何首乌大者,近来其家乡嘉兴多不可得,若重二觔便为奇货;出山西者最大,六、七觔者甚多;其在赣南为官,寻觅此药亦有重三、四觔者.
但人说此药出绍兴者最佳,其它地方所产,服之多无效.
6崇祯末年,《痘疹正传指心法》亦指出:生地黄以怀庆者最佳,浙江者次之;当归以四川者为上,大黄以锦纹川者佳,石羔以桂林者为优,杜藿香则宜用苏州所产.
7珍贵药材龙骨,亦产于特定的地方.
明代以前医书,或云产于「晋地川谷及山岩水岸土穴中」,或云产于梁州、益州、巴中,或云剡州、沧州、太原者为上,或云河东州郡多有之.
8明代山西、四川一带依然产龙骨.
成化《山西通志》即载大同、太原、平阳等地的川谷及水岸土穴中,出产龙骨、龙齿和龙角.
9万历后期,杭州医家倪朱谟经过山西、四川山谷之区,曾经查访产龙骨之处,见「岩石棱峭,溪径坟衍,则有礧礧如龙鳞,隐隐如爪牙者,随地掘之,尽皆龙骨」.
10浙江嘉兴4李中立,《本草原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992-993册,据明万历四十年刻本影印),卷1,〈草部上〉,页3b、4a、5a、7a、14a、18a、22b、24a、28a、32a、33a、36a、37a、40a、44a、45b、46b、49b、50b、51a;卷2,〈草部中〉,页6a、7b、22b、23a、28b、44a、45a;卷3,〈草部下〉,页4b、6b、7a-b、14b、17b、19b、48b;卷4,〈木部〉,页1a、1b、3b、3b-4a、10a、12a、28b、29a、35b、36b、40b;卷6,〈菜部〉,页14a、16a;卷7,〈果部〉,页2b、7a、7b、10b、13a、15b、16b、19a;卷8,〈石部〉,页32b、35b;卷9,〈兽部〉,页5a、21a、27b、28b、30a;卷10,〈禽部〉,页14b;卷11,〈虫部〉,页4b、9a.
5陈嘉谟,《本草蒙荃》(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91册,据明万历元年周氏仁寿堂刻本影印),总论,〈山产择地土〉,页1a-b.
6黄承昊,《折肱漫录》(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子部第48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卷6,〈医药篇品药〉,页8b、12b.
7佚名,《痘疹正传指心法》(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稀见古代医籍钞(稿)本丛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第17册,据清抄本影印),总页12336、12337、12342、12343、12352.
8陈贵廷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卷43,〈鳞部龙〉,页1917.
李中立,《本草原始》,卷11,〈虫部〉,页20b.
9成化《山西通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据民国二十二年影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影印),卷6〈土产〉,页2b.
10倪朱谟,《本草汇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92册,据清顺治二年刻本影印),卷18,〈鳞类〉,2则在明初亦发现龙骨,地点在嘉兴县伏礼乡小律原,北距太湖约六、七十里.
先前村民在耕田时,往往挖得龙骨,但不知为何物.
永乐年间(1403-1424),有渔夫辨认出是龙骨,偷偷拿到苏州南濠镇的徐氏药铺去卖.
有一天,徐家问是否有龙角那人拿了一棱给他.
适有太监李黄子奉命访求珍宝,苏州人朱永年被迫负责买办,这天刚好经过徐氏药铺,发现有此物,惊问来自何方徐告以来自渔夫,朱否遂赶上询问,并带着渔夫向太监禀告.
太监乃下令府县征集民夫及船只,前往该处挖掘.
据记载:「初入深,见有状如浮屠氏所谓金刚神者数辈,初尚俨然,及见风,随化尽,惟余骨耳」.
几经挖掘,所获龙骨、龙角和龙的牙齿,上贡朝廷的有十几船,而被窃取者不计其数.
当时北京流行以龙角为带,「非自诸王、勋戚不能得,一銙值千余金」,至是价格大减.
11直至万历年间(1573-1620),秀水县所属的穆溪中仍多出产龙骨.
12至于犀角,则产在西南地区.
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明代犀牛产于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山犀居于山林,人多能得之;水犀出入水中,最为难得.
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则无.
兕犀亦叫沙犀,止有一角在顶,文理细腻,斑白分明,不可入药.
洪武初,九真曾进贡,称为独角犀,即是此兽.
犀角纹如鱼子形,谓之粟纹;纹中有眼,谓之粟眼.
其角黑中有黄花者为正透,黄中有黑花者为倒透,花中复有花者为重透,并称为通犀,乃是上品;而其花如椒豆斑者次之,乌犀纯黑无花者则为下品.
13而做为药材的一些香料,如安息香、血竭、鸡舌香、沉香等多产于海外,14在明代不准百姓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要获得相当不容易.
其中,又以媚药龙涎香最为贵重.
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苏门答剌西一昼夜程,有龙涎屿独峙南巫里洋中,群龙交戏,其上遗涎,国人驾独木舟伺采之」,每一斤价值其国钱币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国铜钱九千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司礼监传谕向户部取龙涎香一百斤,访遍京师市上未获,下令各省采买.
是年八月,部文传送至广州,布政使等会议,悬价每斤给银一千二百两.
江西浮梁县商汪弘,上报愿与仆人何处德往澳门访买,仅得十一两而归.
十月间,遣千户朱世威送往北京,内府查验与前此者不同,姑且存下,命广东急取真者来.
户部咨文再至,当时广州狱中有判斩罪之夷囚马那别的,贮存有一两三钱,呈送上来,是黒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随即也呈上六两,则为褐白色.
找来两人细问,皆云褐黒色者系采在水,褐白色者则采在山,皆是真品而不假.
而密地山商人周鸣和等奏再上了若干,通前共计得十七两二钱五分.
于次年八月,遣千户张鸾入京送进内府,辨验乃是真品,即予留用.
15在朝廷下令采买龙涎香时,黄汝元适任职香山县丞,据其云:诸香特重龙涎.
龙涎,神物也.
生海者,称石龙涎;生山者,称木龙涎.
其质结成仙形、佛像,虽纤细而眉目,衣褶如生,至鸟兽虫鱼,亦无不肖.
焚少许,芳香旬日不散,此真石龙涎也,一两可易黄金一两.
损至五镮,则木龙涎矣.
16黄汝元当时职责采香,所留羡余仅斤许,其卧室即使经过数年,香味犹未绝.
致仕之后,「日游山水,矫健如壮夫」,论者云:「古记谓龙涎能益寿,信哉!
」17至万厯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太监孙顺为准备东宫出讲,题请买龙涎香五斤,广东司官札附验香把总蒋俊访买.
于万历二十四年页44b.
11史鉴,《西村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259册),卷6,〈龙坟志〉,页36b-37b.
12万历《秀水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四年重排印本影印,1970),卷1,〈舆地志山川〉,页4b.
13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卷51,〈兽之二兽类三十八种犀〉,页2152.
14谢肇淛,《五杂俎》,卷10,〈物部二〉,页210-211.
15万历《广州府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198册,据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影印),卷69,〈番夷苏门答剌〉,页66b-67a.
16邹炳泰,《午风堂丛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62册,据清嘉庆刻本影印),卷8,页15b.
17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8,页15b-16a.
3(1596)正月初九日买进四十六两,差广州照磨王应龙送进.
又命再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初五日,再买进四十八两五钱一分,差南海主簿徐一中送进.
后又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十八日,买进九十七两六钱二分,差本司经历怀献章送进.
万历《广东通志》编纂者云:「自嘉靖至今,夷舶闻上供,稍稍以龙涎来市,民间鲜有售者,始定买解事例,每香一两价一百金,然得此甚难.
」18万历二十九年(1601),王临亨(1548-1601)至广东查办事件,也谈到龙涎香获致甚难,每两价值银百两.
广州府库中向储有数两,以备官家不时之需,矿税使得知之后,全数夺取进呈上用.
王临亨说:「余闻是香气腥,殊不可近,有言媚药中此为第一者.
」19又如媚药腽肭脐,俗名海狗肾,独产于山东登州海上,「然百中无一真者」.
据说张居正(1525-1582)晚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蓟镇总兵戚继光(1528-1587)每年皆有进献,而戚继光正是登州府文登县人.
20又,谢肇淛(1567-1624)云:「今山东登、莱间,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伪为之,乃取狗肾而缝合于牝海狗之体以欺人耳.
」21清初宋起凤亦云:腽肭脐产于登、莱海中,甚不易得,「岛人断取家犬,联缀雌者窍间」,拿到城市中出售,价格甚为低廉.
其或得到一枚真的,即为有势力者取去,价值至银二、三十两.
22紫河车则盛产于北京.
清初周亮工(1612-1672)曾云:紫河车,医书称为混元球,据说可以补元阳之气.
长江南北的百姓,认为小孩的胞衣若被吃掉,这名小孩可能夭折,故产蓐之家皆谨慎埋藏;惟有京师不甚忌讳,往往被产婆携去,价格也不甚贵,甚至有煎成药膏的,故各地欲得紫河车者,多半取之于京师.
崇祯十六年(1643)冬天,有一亲戚随其至京师,该人性格甚谨愿,生平未入妓院,却突然长天疱,不解病之所自.
周亮工悟出缘故,告诉他说:「君质弱,常服紫河车,京师四方杂集,患天疱者甚伙,所服药中,安知无天疱胞衣此疮能延子孙,气味所冲,尚能中人,生子多无皮肤,胞衣尤为毒气所归,君之患必源于此.
」众人听后皆以为然.
23山东青州则以产白丸子著名.
隆庆年间,郎瑛云:「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贵之,以其水异也.
」24万历年间,谢肇淛亦云:「易州、湖州之镜,阿井之胶,成都之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胜耳.
」25此中所谈及之药品有二,除前已谈及的青州白丸子外,又有山东阳谷所产之阿胶.
阿胶所用之水,取自阳谷县东阿镇之阿井,其水味甘美,邻境汲以熬胶,除上贡皇家之外,亦为百姓资生之剂.
天顺初年,阿井泉源已渐干涸,天顺七年(1463),礼部侍郎许彬乃命兖州知府、阳谷知县等官,与地方耆老重加修凿.
26阿井旧有九孔,至万历年间,又淤塞殆尽,万历三十七年(1609),工部官员王汝训于是再命州县官修浚.
27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造诸胶之法,云季节以十月至二、三月间为佳,取材以沙牛、水牛、驴子皮为上,猪、马、骡、驼皮次之,旧皮、鞋履等物为下.
诸种畜皮俱应取生皮,用水浸四、五日,洗刮干凈后熬煮,煮时不断搅和,且不断添水.
煮至熟烂后,滤取其汁,再熬成胶,倾入盆内,待其凝固,近盆底者名坌胶,煎胶之水以咸苦者为妙.
大致上,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珍贵驴皮,其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闻起来气味浊臭,不堪入药.
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瑿漆者才为真品,「真18万历《广州府志》,卷69,〈番夷苏门答剌〉,页67a.
19王临亨,《粤剑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卷3,〈志物产〉,页88.
2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卷21,〈佞幸滇南异产〉,页550.
21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校刊本,2001),卷11,〈物部三〉,页227.
22宋起凤,《稗说》(收入《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卷3,〈温肭脐〉,页81.
23周亮工,《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1),卷4,页110.
24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卷46,〈事物类白丸子〉,页682.
25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52.
26许彬,〈重修阿井记〉,见民国《阳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三十一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12〈艺文志〉,页3a-4a.
27王汝训,〈重修阿井碑记〉,见民国《阳谷县志》,卷12〈艺文志〉,页4a-b.
4者不作皮臭,夏月亦不湿软」.
28人蔘自古以上党及辽东产者为佳,唐宋时高丽、百济产者亦营销于市,宋代河北榷场及福建亦输入新罗人蔘,但俱不及上党所产者佳.
29明代陈嘉谟(1521-1603)《本草蒙荃》言:「紫团蔘,紫大稍匾,出潞州紫团山;白条蔘,俗呼羊角蔘,白坚且圆,出边外百济国,今臣属高丽;黄蔘,生辽东、上党,黄润有须稍纤长;高丽蔘,近紫体虚;新罗蔘,亚黄味薄.
」30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上党即明之潞州,「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故所用者皆是辽蔘,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皆已归属朝鲜,其人蔘犹来中国互市.
31明代中叶,辽东人蔘产于凤凰山、叆阳等处,距辽阳四、五百里.
32另有资料则说:「辽阳东二百余里,山深林密,不见天日,产人参.
采者以夏五月入,裹三日粮,搜之最难,或径迷毙人.
」万历中叶,辽东都督李如松(1549-1598)尝馈赠某侍郎一株,重十六斤.
33谢肇淛则云:「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髙丽、新罗又次之」.
辽东生人蔘不可多得,其运入关内者,皆用绳绑着蒸过再夹住,故蔘上均有夹痕及麻线痕.
34以上所言者多为野蔘,而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人蔘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有如种菜之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
35《本草纲目》撰成于万历六年(1578),故至晚在十六世纪后半已出现人工栽培.
十六世纪初,辽东宽奠一带也有种蔘的记录.
不过,当时野蔘犹属丰富,年产量至少在五、六万斤以上,人工栽培的迫切性还小.
入清以后,野蔘采集地越移越北,困难度也越来越大,随之引发人工栽培之日兴.
36各地有名的药材,往往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怀庆地黄就是一例.
晚明时,河南怀庆「田多山泉」,所产地黄「质大而味厚」,但在当地要找到大地黄并不容易,因为「上等地黄一出,即为客人贩往苏州,本地止存次等者」.
37可见擅名药材透过商业网络,常往经济繁荣的城市集中,产地所留下的反而不是质量最好的.
而实际上,怀庆的地黄是从邻近的密县买来的.
据谈迁(1594-1657)《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记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
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趺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
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
」38密县农民种植地黄,怀庆人以每斤五、六文钱的价格购去,一亩约可卖白银十两,实为药材专业种植之一例.
除了怀庆地黄之外,华北所产的当归亦然.
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今陜、蜀、秦州、汶州诸处人多栽莳为货.
以秦归头圆、尾多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头大、尾粗、色白、坚枯者,为镵头归,止宜入发散药尔.
」39又载零陵香:「今镇江、丹阳,皆莳而刈之,以酒洒制货之」.
40另如牛膝:「牛膝处处有之,谓之土牛膝,不堪服食.
惟北土及川中人家栽莳者为良.
秋间收子,至春种之.
」41记麦门多又云:「古人惟有野生者,后世所用多是种莳而成.
其法:四月初采根,于黑壤肥沙地栽之」.
42记使君子:「原出海南、交趾,今闽之邵武,蜀28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50,〈兽部一畜类二十八种阿胶〉,页2130.
29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0陈嘉谟,《本草蒙荃》,卷1,〈草部上人参〉,页1a.
31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2《明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印行,1962.
以下所引明各朝实录并同),卷178,成化十四年五月丙寅条,页1b-2a.
33谈迁,《枣林杂俎》(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中集,〈荣植人参〉,页457.
34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29.
35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36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页145-156.
37黄承昊,《折肱漫录》,卷6,〈医药篇品药〉,页1b-2a.
38谈迁,《枣林杂俎》,中集,〈荣植地黄〉,页457.
39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4,〈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当归〉,页615.
40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4,〈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零陵香〉,页703.
41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6,〈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牛膝〉,页837.
42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6,〈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麦门冬〉,页843.
5之眉州,皆栽种之」.
43似此药材之专业种植,应该也存在于其它地区,祇是留下的记载不多罢了.
二、市场与药铺中国幅员广大,药材销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基本上,药材交易应可以分为几个层级,其一为在地市场,如密县与怀庆间的地黄贸易即是.
第二层是较大范围的,可能是省内或省际的.
再上一层则为长程贸易,如前举怀庆地黄输往苏州便是一例.
各地的药材,透过商业的网络,流入南北的城市之中,其流通之顺畅与否,须视政治与经济情况而定.
元朝末年由于群雄割据,药材流通受到影响,故特殊药料的价格甚贵.
如杭州医者蒋正斋就曾与徐一夔(-1404)谈到:「药品或出自殊方异壤,远不易致,间有致者,铢两直百金」.
44这种药材难聚的情况,在天下底定之后应该有所好转.
至明中叶,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药材市场相对扩大.
据梁其姿指出:明代全国性的药物商业化,在十五世纪开始稳定发展,使药物在市场上更容易获得.
私人的商业性药局,在十五世纪以后也大规模成长.
45张璁(1475-1539)就曾对人说:「我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晋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
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
」46张璁为浙江温州永嘉人,中举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上进士在正德十六年(1521),可见二、三十年间,药材的营销与流通兴旺了许多.
由于药材市场日渐扩大,各地出现了许多药市.
万历年间,江西的樟树镇,「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
」47晚明时,江南更是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
据晚明李日华(1565-1635)云:天下有九福,燕都屏福,雒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韩赵裘裳福,吴越口福,然江南所歉,唯裘马耳,其它事事不逊.
48由此可见江南城市所需的药材供应相当充沛.
当时,苏州近郊的南濠镇,已有专业的药材交易市场.
49明末,杭州望仙桥一带也常有药船停泊;杭州城内有阜通药行,专门接待省内外贩药客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是杭州最早的药材牙行.
50而据清初屈大均(1630-1696)记载,晚明广东最著名的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边,亦称为洞天药市.
51牵涉到商品经济的网络,药肆常集中于城市.
如元末杭州有养斋药室,为杭人蒋景(1255-1330)所开,「恒数善药,为丹剂汤饵,以售于人」.
据记载:医家冀得佳药以助其医术,与病家求药,必定至养斋;而达官显士、闾巷小夫,及附近州县之人,也无不知求药于养斋.
故其药室常无余药,每日役使数十人,犹不足以供应,甚至「持钱蹐其门,累日乃得药,不以为愠」.
杭州之买药者,不啻千百家,皆不敢与其争锋.
52又有寿安药室,系钱塘夏应祥(1300-1374)所开.
应祥素习医家之书,熟谙和剂之法,购置各色药材,按方制为丸散,于杭州城之寿安坊开设寿安药室,因「药材多出殊方异壤,其不易致者,一药或价直百金,世医往往以近似者代之,坐是多弗效者」,故花费巨资,「不计价直,备陆海之所产,惟所用之」.
洪武七年(1374),夏应祥殁后,其子夏仁寿(1335-1381)继续经营,夏家药铺原已「储药甲于一郡」,仁寿更「捐重资以购良药,致药之富,川委山积.
而凡病家,非夏氏药不用」.
53嘉靖三年(1524),卸任御医许某也在杭州靴儿河下新宫43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8,〈草之七蔓草类七十三种使君子〉,页1033.
44徐一夔,《始丰稿》(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卷8,〈赠蒋正斋序〉,页18b-19a.
45梁其姿着,蒋竹山译,〈明代社会中的医药〉,页354.
46张萱,《西园闻见录》(北京:哈佛燕京学社排印,1940),卷23,〈安贫〉,页28b.
47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卷4,〈江南诸省〉,页85.
48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8册,据清康熙年间李瑂重刻本影印),卷3,页22b-23a.
49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50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页208.
51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2,〈地语四市〉,页48.
52黄溍,《黄学士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据元至正刊本影印,1971),卷38,〈养斋蒋君墓志铭〉,页17a.
53徐一夔,《始丰稿》,卷9,〈元故将仕郎金玉府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夏君墓志铭〉,页28a-b;卷13,〈钱6桥墩,开设许广和药室,其后规模日益扩大,盛时精制丸散膏丹成药达三百八十余种,分内科、外科、儿科、喉科、妇科、眼科,凡药膏、花露等品类齐全.
万历年间,朱养心从余姚迁至杭州,在清河坊大井巷东首,开设「日升堂」药铺,以制膏丹为主,子孙世传其业,历四百余年不坠.
54南京则有钱塘人李词,洪武年间(1368-1398)卖药金陵市中,匾其室曰樗亭,自号樗散生,「市人病者,趋其门买药,无不与,所与必善.
」55约略同时,钱塘世医刘均美,以富民被移往京师,开肆聚集善药,「售不二价」,又喜施舍病贫者.
故「四方持重价,走均美市药者,日无算;而贫无钱,走丐药者,亦无算.
均美旦起,视丐者先之,而后及市者.
」56正德年间(1506-1521),南京铺行有九十五类,其中与医药有关者为医药、生药两种铺行.
57杨氏药室即为明中叶南京有名的药铺.
58晚明《南都繁会图卷》中,也绘有「药材」、「人参发兑」、「鹿茸膏」等药店的市招.
59江南一带城市,苏州则如王行(1331-1395)之父,在阊门南市开设药店,「以交鬻纷拏」,令王行为助手.
当时其年纪尚髫,而药物踰千品皆能记忆,且拿药无所遗漏.
60由此看来,这家药铺的规模还不小.
又明初儒生李士文,亦「常年卖药吴门市」.
61晚明时,陈姓药商在苏州木渎镇开设宁远堂;汤玉于武进开药肆,岁用大黄数百斤.
62晚明安庆芜湖,则以正田药店最著名.
万历年间,汪一龙精通歧黄之术,由休宁迁居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字号永春,其后传衍二百余年.
63广州著名药铺,有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冯了性药号,万历二十八年(1600)开设的陈李济药店;在此之外,周少参、陈海槐两药家更为有名,首创用白蜡制壳包装密丸,便于久存与运输.
64在明中叶以后,南方各地的小县城,药店也有增加之势.
65华北各都邑之中,北京由于人口众多,66且居住着消费能力极强的达官贵人与巨商富室,肯花钱请医生、买药材,是明代最大的医药消费市场,各地药材莫不流注于此.
永乐年间,永嘉徐永祥于北京开设保宁堂药室,「居善药以应人之求」.
67约略同时,医士郑德中亦「一廛卖药京华尘」.
68由于店家的药材齐全,太医院药材缺乏时,甚至还向市面上购买,如景泰六年(1455)礼部奏:「太医院急缺香料五千一百七十斤,各处催办未至,乞给内府银钞,于在京生药铺户之家两塘夏君墓志铭〉,页7b-8a.
54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页206-208.
55宋濂,《宋学士文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7〕,据明正德刊本影印),卷73,〈樗散生传〉,页13b.
5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台北:木铎出版社据点校本影印,1982),卷19,〈术技名家〉,页350.
57正德《江宁县志》(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24册,据明正德刊本影印),卷3,〈铺行〉,页8a.
58汪循,《仁峰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据清康熙刻本影印),卷15,〈北斋记〉,页6b.
59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页101.
60杜琼,〈王半轩传〉,见王行,《半轩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卷末,页1a.
61王绂,《王舍人诗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卷2,〈赠医士李士文〉,页26b.
62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63民国《芜湖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八年刊本影印,1970),卷58,〈杂识遗事〉,页3a.
6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100.
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页5.
65参见童光东、刘惠玲,〈明代时期新安药店及其医药学作用〉,页31.
朱德明,《浙江医药史》,页89.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101.
66明中叶以后,北京人口已达八十万,十七世纪初甚至可能臻于百万.
新宮學,〈明代の首都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て〉,《山形大學史學集》11號(1994),頁36-39.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84、104-107、327.
67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七年永嘉黄氏排印敬乡楼丛书本),卷11,〈保宁堂记〉,页21a.
68王绂,《王舍人诗集》,卷2,〈赠医士郑德中〉,页27a.
7平收买.
」景帝诏令「太医院斟酌,至急者量数用银收买,余俟明年议之.
」69足见当时京师有药材铺行可以支应.
甚至礼部官员也令家人包揽药材图利.
弘治元年(1488),就有官员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令家人揽纳药材,多取价值」.
70成化年间(1465-1487),南京世医贺道也开药铺于北京,人呼为「贺生药」.
71其它有名药铺,如开设于永乐年间的万全堂,嘉靖五年(1526)的西鹤年堂,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远药锭等.
72在北京之外,河南开封中的药店也不少.
据晚明《如梦录》记载,城中有许多生熟药铺,又有眼药铺、西药材店、艾家眼药、张宏济药室、艾文所药局、良医膏药,以及眼科、彭姓医家、张云黄痘疹科和名医罗家等.
73山西太原有大宁堂、三和堂、济生堂及南郊的同心丹房;太谷有广盛号,洪洞有益元号,平遥有金兰堂.
其中广盛号开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1).
74医堂多半有些自制的丸散丹膏.
永乐六年(1408),刘纯(约1340-1412)在其告诫家人的药室规约中曾云:「郎中、磨作,量其所入,可用几人,莫言人多好看,工价虽廉,食用甚贵.
」75则刘氏所开医肆亦兼制药,故须雇用抓药的郎中,与研药的磨作.
他又说:「照彼中乡原立价,一则有益于己,二则同道不恠,仍可饶药,不可减价.
」76即订力药价,为避免同业侧目,价格不可与人相异.
刘氏此一看法,反应了明初药店的经营之道,或许在明代也一直是如此.
明代医生亦有兼开药铺的,如《金瓶梅词话》的蒋竹山本开医堂,后来又开了生药铺.
77在此之外,也有纯粹专营药材的商人,如西门庆就是以卖药材起家.
78医家除非自开生药铺,否则医馆中配取煎剂与炮制丸散所需药材,往往须向这类大盘药商购取.
在明代,生药铺的招牌,通常写着「南北地道川广生熟药材」之类字眼(参见上图79).
至于买药交易,据《醒世恒言》〈李道人独步云门〉故事描述,有两种方式.
在故事中,李清向「出卖川广地道生熟药材」的金大郎问道:「你这药材,还是现卖,69《明英宗实录》,卷251,景泰六年三月庚戌条,页1b.
70《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十月戊申条,页5b.
71李东阳,《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点校本,1985),第3册,《文后稿》,卷11,〈都城故老传〉,页160.
72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99.
73佚名,《如梦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校注本,1984),〈街市纪〉,页30、31、32、35、37、41、42、45、48、52.
7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页100.
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页5.
75刘纯,《杂病治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1册,据明成化十五年萧谦刻本影印),卷首,〈兰室集医家十要〉,页2a.
76刘纯,《杂病治例》,卷首,〈兰室集医家十要〉,页1a.
77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台北:雪山图书公司据明万历本新校标点,1993),,第19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78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台北:里仁书局据校注本重排,1994),第24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
79图版引自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19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页273.
8也肯赊卖」金大郎回答:「别人家买药的,就要现钱纔卖;只有行医开铺的,是长久主顾,但要药材,只上个帐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总数还钱.
叫做半赊半现.
」80由此看来,民众买药是当场给钱,开医堂的则是赊帐,他日才按账本收取.
必须指出的是,明代药材流通有着地域不均的问题.
自明初以来,药材的流通明显偏在内地,交通不便的边境地区,即有药材缺乏的问题.
宣德五年(1430),巡视边关监察御史刘敬提到:「自山海卫境内黄土岭,至蓟州卫迤西猪圈头,凡二十二营,每营官军多者七、八百人,少者五、六百人,遇有疾病,悉无医药.
」81正统二年(1437),镇守延安等处都指挥同知王祯奏言:「延安、绥德、庆阳,皆极边境,人不通医,市无善药,官军病者,多致伤生.
乞敕陜西布政司关给药品,及于所属县拨医随军,候边境宁日乃止.
」英宗允之.
82正统十年(1445),协赞延绥军务监察御史马恭也说:「沿边诸寨,军士不下数万,荒远偏僻,不近州县,兼无药饵,疾疫时行,坐以待毙,诚可矜悯.
」83成化十七年(1481),亦有官员提到:「今陜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医药俱缺,疾疫无所疗治.
」84以上事例呈现出长城沿线医药之缺.
明代中叶以后,辽东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嘉靖初年,蔡羽(-1541)《辽阳海神传》曾述及正德十四年(1519)初夏,有商人贩运药材至辽东,「诸药已尽,独余黄蘗、大黄各千余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
在辽东经商的徽商程宰,遂以银十余两尽数购归.
隔数日,辽东疫疠大作,此二药其它药肆尽缺,一时价格腾贵,程宰贱价所买到的药材,卖了五百多两银子.
85由此看来,药材的运销网已到了辽东地区.
但西北边关缺乏药材的情况,依然相当严重.
万历末年,毕自严(1569-1638)任洮岷兵备道时曾说:「岷城无生药铺,每需药,必诣省城及巩昌市之.
」86可见药财商人甚少前往陜西岷州、巩昌府一带.
另一方面,药材集中于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
明嘉靖年间,胡松(1490-1572)曾云:「偏左荒僻之壤,苍首皓颜之聚,抱布质丝,仓卒被病,即虽姜薯椒枣芝朮之具且犹弗给,奚望于神圣明哲之理乎乃夭阏短折,世常有而众焉.
」87张时彻(1500-1577)也说:后世王政多缺,而医师之置,徒备虚文,廛市之氓、富羡之室,犹能自以其赀迎师,而荒村寠户否矣,扣首抑心,闵闵待毙,此一患也.
草木禽鱼之物,五石之药,多聚于国都,而陬穷壤僻之所,即有高赀,亦不能致锱铢,此又一患也.
88万历年间,陈仁锡(1581-1636)亦云:「辇掖左右,药师易寻,郊郭之外,已自难值,况穷村逈陌、遥山绝浦,其间夭扎,安可胜言.
」89以上几则数据点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为医者集中于城市,居城百姓与乡居的富人,犹可用钱请得医生,但贫穷乡民则否,在求医能力上有阶层之别;其二为药材资源主要集中于都市,乡下则较少,居乡民众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药.
而由于药材需求甚大,市场上诈伪行为充斥.
陈嘉谟《本草蒙荃》就说药市多欺罔,如「锺乳令白醋煎,细辛使直水渍,当归酒洒取润,枸杞蜜拌为甜,螵蛸胶于桑枝,蜈蚣朱其足赤」,这是将歹作好者;其以假乱真者,如「荠苨指人参,大蒲混防已,古圹灰云死龙骨,苜蓿根谓土80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台北:三民书局,1989),卷38,〈李道人独步云门〉,页780-782.
81《明宣宗实录》,卷71,宣德五年十月己巳条,页1b-2a.
82《明英宗实录》,卷37,正统二年十二月己卯条,页8a.
83《明英宗实录》,卷129,正统十年五月庚辰条,页2b.
84《明宪宗实录》,卷220,成化十七年十月乙巳条,页3a.
85蔡羽,《辽阳海神传》,收入陆楫编,《古今说海》(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道光元年苕溪邵氏酉山堂重刊本),《说渊部别传家》卷28,页9a-b.
86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初刊本),卷3,〈洮岷考略〉,页12a.
87胡松,《胡庄肃公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1册,据明万历十三年胡楩刻本影印),卷1,〈重刻《摄生众妙方》序〉,页32b.
88张时彻,《芝园定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据明嘉靖刻本影印),卷26,〈《急救良方》序〉,页4b-5a.
89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据明崇祯六年张一鸣刻本影印),马集卷4,〈《药颂》叙〉,总页615.
9黄耆,麝香捣荔核搀藿香」等等.
90李中立《本草原始》亦云:卖药者常将沙参、桔梗、荠苨彼此代充.
肉苁蓉多以金莲草、苁蓉、嫩松「稍盐润充之」.
青黛多取干靛、罗青「充卖入药」.
蒲黄多以姜黄末搀麦面充之.
又以「制过半夏,削成两瓣,内入须心,合为一颗,彷佛西贝母形状欺人」.
附子有以「盐水浸之,取其体重」者.
因虎掌根、蒟蒻根与天南星相似,「人杂采以为南星淆卖」.
三七也多以定风草充之.
卖麝香者以真香些许,杂以荔枝末,或炒鸡蛋黄为末,或炮枣肉,或酒制大黄等物搀入,「裹以四足膝皮充卖」.
91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谈到:辽蔘连皮者色黄润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作伪者皆采沙参、荠苨、桔梗之根造作混充.
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蔘,尤多作伪.
来自滁州者,乃沙蔘之苗叶;来自沁州、兖州者,皆荠苨之苗叶;而所谓江淮土人蔘者,也是荠苨.
潞州者尚不可得,其它诸处者尤不可信.
最近又有恶人,「以人参先浸取汁自啜,乃晒干复售,谓之汤参,全不任用,不可不察.
」92王肯堂(1549-1613)则说药市中,「唯麝脐易杂而多伪」,必须置诸怀中,以气温之,其后用眼检视,以手指按验,若柔软者为真,坚硬者为伪.
他说歙县人黄圣期曾经告诉他,有位卖麝脐的药商衣着华丽,且「浪游多费」,黄觉得其收入并不丰厚,劝他不要太奢侈.
这人夸说:世上卖药,得利润之多,未有过其右者.
黄问其本钱多少答称:「以银二铢,易麝一铢.
」黄问卖价多少回说:「亦以银二铢,售麝一铢.
」黄说那还有什么利润答称:「吾以它物杂之,而其香同,其色又同,虽老于药市者不能辨也.
」黄又问其如何分辨这人初不肯说,再问才密语道:「麝脐之内,悉一气凝结,原无滓质.
第口噙良久,泯化无迹者,真也.
有滓质不化者,伪也.
」93有鉴于药材伪者甚多,儒医常叮咛同业买药必须谨慎.
陈嘉谟就说:医药贸易,多在市家,辩认未精,差错难免.
谚云:「卖药者两只眼,用药者一只眼,服药者全无眼」,非虚语也.
94又说:卖假药者虽「上天责报于冥冥中」,但医家未能细察也不应该,故分辨药材真伪,「诚大关紧要,非比小节寻常,务考究精详,辩认的实,修制治疗,庶免乖违.
」95崇祯年间(1628-1644),裴一中亦云:「煎制药饵,必得人得法,不则虽与证对,无効矣.
」他曾见制药之家,「法曰酒渍者,水代之.
法曰炮炙者,生用之.
或烈火速干,而真液未出.
或真液沸溢,而别入茶汤.
」又如「药材烂恶、铫罍腥污、水类不洁,与他物及土尘之杂者,尤为不少」.
在此情况下,欲其有药効实不容易.
96三、生熟药价格前面谈到明代有些医者亦兼制成药,这种情况在《金瓶梅词话》中既可见到.
如第五十四回,任太医配取煎剂与药丸给予李瓶儿服用,其药袋上还印有「世医任氏药室」的印记.
97而在崇祯年间(1628-1644),冒襄(1611-1693)请「南都第一名医」——朝天宫道士袁汝和,配制药丸五颗,酬银子二两.
98由此看来,成药的价格有时并不便宜.
但若是女医,则价格似乎较低.
《金瓶梅词话》中曾有数处提及此事,如第十二回潘金莲生郁郁之疾,吴月娘叫小厮请请刘婆来看,刘给了两服黑丸子药,潘包了三钱药钱.
第五十九回,李瓶儿的婴孩官哥被猫吓着昏厥,月娘请刘婆来90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2b-3a.
91李中立,《本草原始》,卷1,〈草部上〉,页10a、20b、30b、34a;卷2,〈草部中〉,页16b;卷3,〈草部下〉,页1b、25b、41b;卷9,〈兽部〉,页4b.
92陈廷贵主编,《本草纲目通释》,卷12,〈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人参〉,页472.
93王肯堂,《郁冈斋笔尘》(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据明万历三十年王懋锟刻本影印),卷4,页64b-65a.
94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2b.
95陈嘉谟,《本草蒙荃》,总论,〈贸易辩假真〉,页3a.
96裴一中,《裴子言医》(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028册,据清初刻本影印),卷2,页14a-b.
97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54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页312.
98冒襄辑,《同人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据清康熙冒氏水绘庵刻本影印),卷4,页32a-b.
10看,刘婆给一丸金箔丸,又针灸了五蘸,月娘给了五钱银子.
第九十回,孝哥发烧,请刘婆来看,留了两服朱砂丸,给了三钱银子.
99现存关于明代成药价格的记载不多,笔者所见亦仅数条.
嘉靖年间,张时彻曾记录一些丹膏的价格.
如神仙太乙紫金丹,药料所费不过银二十钱,可救数十人;金丝万应膏,膏七十觔约用银八、九钱,制大药膏万片有余,可医疗五千人.
100但这两条乃是用料之价,而非药品卖价.
万历年间,谢肇淛则记到滁阳聂道人,专卖红铅丸,卢州知府龚廷宾「时多内宠,闻之甚喜,以百金购十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
」101则红铅丸一颗需银十两.
另外,万历末年,姚旅曾说益元散一包,仅值铜钱二文.
102至于明代的生药价格,除了前面讲到的地黄、麝香、海狗肾、龙涎香价格外,尚有若干记载.
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顺天府宛平县代通州上纳苍朮六百斤,价银六两;牛黄一两,价银六两.
103明代官秤一斤十六两,则苍朮每斤才银一分,牛黄每斤要银九十六两.
万历年间,江西泰和县武山所产石羔,每石值银一钱或五、六分.
104又,谢肇淛曾说:「余习见富贵之家,取紫河车为丸,千钱一具,皆密令稳婆盗出,血肉腥秽,以为至宝」.
105则胞衣一个,可卖一千铜钱.
晚明时,上海一带附子的价格,每只重一两,约值银一、二钱.
106另外,崇祯十五年(1642),兵部为因应山海关军士所需药料八百三十九斤,在北京市上买办药材,总计用银一百七十七两二钱八分,其中有不少药材的单价资料.
107(参见下表)药名银两/斤药名银两/斤药名银两/斤人言0.
80、1.
00大附子0.
80、1.
00大黄0.
18、0.
20樟冰0.
53、0.
60辰砂1.
60干漆0.
08、0.
09巴豆0.
64狼毒0.
10、0.
22铁脚莲0.
14天雄0.
70甘遂0.
14、0.
20干姜0.
24、0.
25胡姜0.
22南细辛0.
20、0.
22大牙皂0.
03雷公藤0.
20羊踯躅0.
30红牙大戟0.
25雷丸0.
30黑肌草0.
02猪牙皂角0.
20半夏0.
25巴戟0.
24蜈蚣0.
01/条班猫0.
40虾蟆0.
01/个竺黄0.
70蝰蛇3.
00/盘雄黄0.
35钩吻0.
12番木别0.
40土木别0.
40番磠1.
00、2.
00南星0.
09、0.
12商陆0.
10黎芦0.
09芫花0.
12朱砂1.
40姜黄0.
08大戟0.
12竹黄0.
50雌黄0.
3299兰陵笑笑生,《绣像金瓶梅词话》,第12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魇胜贪财〉,页188;第59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页390;第90回,〈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官卖守备府〉,页347.
100张时彻,《摄生众妙方》(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3册,据明隆庆三年马崇儒刻本影印),卷1,〈通治诸病门〉,页1a-5b.
101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02姚旅,《露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据明天启刻本影印),卷12,〈技篇〉,页31b.
103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0),卷10,〈报字经费下各衙门〉,页151.
104《明神宗实录》,卷379,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辛卯条,页5a-6a;卷380,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丁卯条,页3a.
105谢肇淛,《五杂俎》,卷5,〈人部一〉,页91-92.
106叶梦珠,《阅世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卷7,〈食货六〉,页161.
107龚彝,〈兵部行「市办药料星赴督师军前」稿〉(崇祯十五年四月初五日),收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1936),第4本,页389a-390a.
11川乌0.
15松香0.
06石黄0.
21水银0.
65银朱0.
50乌梅0.
15胡椒0.
38花椒0.
24由上表看来,大部份药材,每斤多在银一两以下,甚至仅一、二钱.
这样的价格看来虽然不高,但若与百姓的收入相比,其负担并不算轻.
由上表看来,大部份药材,每斤多在银一两以下,甚至仅一、二钱.
这样的价格看来虽然不高,但若与百姓的收入相比,其负担并不算轻.
据彭信威(1908-1967)研究:正德以后,正一品官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三百六十三文,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
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嘉靖末年以后,官俸全用白银支付,共合白银三两八钱五分.
但晚明物价上涨,官俸收入仅约正德时的六分之一左右.
至于劳工的收入自然更低.
嘉靖三十年代,一个普通河工的工钱每日是白银三分,技术工匠每天大概可以拿到六、七分.
万历年间,佣工的工钱每天自二十四、五文到三十文.
崇祯年间,工钱可以拿到六十文.
108又据黄冕堂研究,晚明江南长工的价格,每年约二至三两,每天不到纹银一分.
短工则因地而异,农村以日银三分折钱二十余文为常价,但亦有日银二分、四分者;城市以日银四分折钱三十文为常价,但亦有日银三分和五分、八分以上者.
109请医看病买药,一样是有困难.
又,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1562-1633)言:「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
」110换算起来,这些佣工一月所得,才当银一两左右,生计极为窘困,每月仅能买米一石饱肚.
111平时已然如此,遇到特殊时期,情况更为糟糕,尤其在崇祯末年,北京物价高涨,二十文钱只能买五、六个烧饼,112生计都成问题.
因此,对北京这些雇工来说,看病买药是沉重的.
传统中医药剂,常须服用数帖才能见效,故药金支出有时甚至高于诊费.
明代河南医者寇平曾于《全幼心鉴》中谈到「病家鄙吝所费」,力劝「医士用好心,劝病家用好药」.
113但考虑对百姓普遍贫穷,似乎很难达到众人皆知用好药的境地.
而即使是仕宦之家,也常吝惜药钱.
嘉靖年间,屠应埙(-1529)致仕回嘉兴,生重病请医诊视,谓若得乳香等剂则可治.
应埙询以药价几何,医生云不过银一两.
应埙以所费数多,吝惜不肯拿出钱,数日后竟死.
114以一官宦之人,仍然吝惜药费,则百姓可知.
有些贵重药材,也非贫民负担得起.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五日,冯梦祯(1548-1605)在嘉兴乡居,请马南轩看视其妾之病,须用琥珀合药,八钱要银子三两,让它觉得「颇难之」.
115冯梦祯生活不差,已觉难以负荷,平民自更是不敢碰.
而人蔘这种珍贵药材,在晚明也渐渐非普通人家所能用.
根据丛佩远研究,明初至明中叶,东北产地的人蔘价格颇为低廉,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蔘一斤才约银一钱五分;万历十二年(1584),每斤约银一两;至万历中叶,涨至一斤银三两左右.
迨万历三十七年(1609),上好的人蔘每斤至银十一两六钱,毛蔘每斤银六两二钱,最次的拣蔘一斤也要银五两.
万历三十九年(1611),高级人蔘的价格是每斤十三两,一般蔘是银七、八两至十两.
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更上涨至每斤银十六两.
而在晚明时,据说北京等地的人蔘价格,每斤达到银二十五两.
11610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页721-722.
109黄冕堂,〈明代物价考略〉,收入氏着《明史管见》(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368-370.
110徐光启,《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4),卷3,〈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页122.
11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93注40.
112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卷19,〈北都崩解情景〉,页351.
113寇平,《全幼心鉴》(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010册,据明成化四年全幼堂刻本影印),卷1,页1b-2a.
114张瀚,《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6,〈方术纪〉,页109.
115冯梦祯,《快雪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据明万历四十四年黄汝亨朱之蕃等刻本影印),卷58,〈快雪堂日记庚子〉,八月二十五日条,页20b.
116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页117-118.
12实际上,北京等地人蔘的价格,随着产地人蔘日贵也逐渐上涨,南方甚至超过每斤二十五两.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廷机(1541-1616)在奏疏上说:辽东都司积欠人蔘贰千觔,「时价该银三万两」,117当时北京一斤人蔘,市价已是白银十五两.
约略同时,郭子章(1542-1618)也说:「辽东参暴贵,一金止易一两」,118即一斤要银十六两.
另据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参在本地,价甚不高,中国人转市之,度山海诸关纳税,而上之人求索无穷.
近加以内监高淮,每一檄取,动以数百斤计.
故数年以来,佳者绝不至京,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镪同价.
119按高淮系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派往辽东开矿征税,120曾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贡人蔘一百三十五斤.
121《五杂俎》刊刻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记价格应为四十年(1612)前后之事,当时北京中上等级的人蔘,银子一两才得一两,即一斤要银十六两,与李廷机、郭子章所言相当.
人蔘价格之所以上涨,谢氏认为与税监高淮屯积有关,辽东都司所以积欠太医院人蔘达两千斤,或许即因税监搜括殆尽,军方乃无法买办药料解纳.
高淮此举导致北京人蔘短缺,价格因而高涨,他可能也因此赚进不少银两.
实际上,自万历十几年起,努尔哈齐(1559-1626)已经逐步兼并女真各部,至万历四十四年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天命三年(1618)以七大恨告天,兴师伐明.
故万历中后期,人蔘取得已日渐困难,至努尔哈齐正式与明朝敌对后,货源更是短缺,价格遂大幅上升.
从丛佩远的研究,即可看出这一情况.
与辽东约略同时的一斤值银七至十两相比,谢肇淛所言北京中上等级人蔘要银十六两,约贵了一倍上下.
当时,北京距离辽东犹近,价格还算比较低,而由北方运至浙江,价格则贵了五、六倍.
崇祯初年,黄承昊(1576-)曾云:予幼时,参价甚贱;十五、六岁时,亦时服参,忆一两止价三钱耳.
后日渐腾贵,不数年价即与银等.
至后破渖、铁,而价益高,甚至三锾.
东事败后,参之腾涌无足怪,前此何顿贵耶盖前此医者,多不敢轻用参,每等于附子,用者少,故价贱;后来服参如果,无人不用.
且世俗日益奢,虽无东事,参之价势不得不日高,乃时势使然,亦可慨也.
122黄承昊为浙江嘉兴人,生于万历四年,据此可见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嘉兴蔘一斤值银四两八钱,但过没几年,涨到十六两,天启元年(1621)沈阳、铁岭陷后,甚至高达四十八两.
他认为蔘价日贵,先前与用药日奢有关,其后则肇因于辽东军兴.
但综合相关数据,晚明人蔘价格之上涨,辽东战事实为主因.
另外,有关于富贵人家喜吃人蔘,谢肇淛也曾经指出,123在冯梦祯的日记上,亦常记到用人蔘治病.
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初七日,请医者看九九及阿褉痘疹,九九病情甚恶,医者刘雪泉欲以人蔘汤起之,不过后来还是不救.
十三日,刘医又来看阿褉之痘,汤剂减人蔘为二钱.
十四日,阿褉痘疮回合,刘医又将人蔘减为一钱二分.
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二十七日,其三妾病疟,冯梦祯呼童仆煎药饮,用人蔘六钱.
124以黄承昊所言药价来衡量,两次用蔘所花银子应该要十几两.
晚明以来,人蔘价格之持续攀升,对于民众用药带来极大困扰,平民根本碰不起,徽州休宁医家孙一奎(1522-1619)在医案中就记到此事.
万历年间,休宁县有女仆,因难产而子宫坠出阴户117李廷机,《李文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明崇祯刊本影印),卷3,〈参辽东都司拖欠药材疏〉,页48a.
118郭子章,《蠙衣生传草》(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156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蠙衣生续偶记》卷8,〈人参〉,页27b.
119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20《明神宗实录》,卷332,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页3b.
121《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是月条,页10a.
122黄承昊,《折肱漫录》,卷6,〈医药篇品药〉,页1a-b.
123谢肇淛,《五杂俎》,卷11,〈物部三〉,页230.
124冯梦祯,《快雪堂集》,卷57,〈快雪堂日记己亥〉,二月初七、十三、十四条,页5b-6a;卷59,〈快雪堂日记壬寅〉,四月二十七日条,页11b.
13外,「半月不收,艰于坐卧」,家贫不能求药,忧郁惶恐竟成痼疾.
邻居老妪为此照访「黄医博氏」(即黄澜,字万山),黄氏说这事简单,只须补中益气汤一百帖,每帖要人蔘三钱,计用二觔即可收功.
其夫听了「大伸舌」,婉谢道:「侬家朝佣暮食,无隔宿之储,甑生蛛网者,半越月矣,安有人参二觔可服也惟命是俟耳.
」老妪又向孙一奎说及此事,并告以「医博氏」之治法.
孙笑着与老妪说:若按其所言,贫家尽皆等死,何必要医生遂用一法治之,其价低廉而效果神速,取韭菜二、三觔,煎煮后注盆中,再将石灰二、三觔置入,灰开汤沸之后,待沸声停止,滤去石灰,命妇人坐于盆上,先熏后洗,再以热韭菜搓揉患处.
一日洗一次,三日后即缩入.
里中人闻之,咸谓此方应该命名为「赛百帖人参汤」.
125孙一奎能根据经济能力另行设法治疗,对于贫穷人来说,应该是鸣感五内.
有鉴于药费并不便宜,明代河南理学家曹端(1376-1434)在家规中规定:「展药市一区,收贮药材,邻族疾病,其症章章可验,如疟痢痈疖之类,施药与之.
更须诊察寒热虚实,不可慢易.
此外,不可妄与,恐致悞人.
」126周亮工的父亲周坦然(开封祥符人),也曾在〈观宅四十吉祥相〉文中,要子孙们「肯将已验医方,或钞或刻施人」,行间挟注云:「施方固胜施药,然能制数种药,常常施人,尤善.
」127除了透过宗族力量之外,社会上有些善人也施药助贫,如永乐、宣德间,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彭同升,「尤好施与,常贮药物于家,有病者即与之」.
128又如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徐震(1394-1477),以医药可以救人,乃自制太乙丹等药,遇有疾病者即施给,「或疫疠之兴、疔瘇之发,疗之无不立效,所全活者甚众」.
129而南直隶淮阴人毕文德(1404-1468),亦尝施药于县城之圆明寺.
130苏州常熟人徐怀(1414-1503),邻人「病不能致医者,市药作丸剂,审而给之」.
131嘉靖年间,北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大直沽里人李珏(1517-1585),因「邑中故乏医」,乃找良医张生来,给予银子二十两,交代说:「第行药,勿索报」,张生从其所言,「一县赖之」.
132万历十九年(1591),杨东明(1548-1624)也在家乡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与三十一位富人结为「广仁会」施药,山人张常安及会友范炳均知医,由其负责选方,据说「药施辄随手效,求者日数百人,至不能应」.
133而当瘟疫发生时,除官方展开施药134之外,其它阶层也常有此举.
如山西代府灵丘王逊烇(1413-1475)精于医,「尝施药治瘟疫,全活无算」.
135嘉靖后期,苏州大疫,西洞庭山商人翁参(1493-1572),曾「捐橐施药于要祠,而以名医主之,所全活甚众」.
136万历年间,山西大疫,125孙一奎,《医案》(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48册,据明万历二十四年海阳黄石孙氏有德堂家刊本影印),卷4,〈新都治验〉,页78a-79a.
126曹端,《曹端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卷5,〈家规辑略.
推仁〉,页207.
127周亮工,《书影》,卷1,页3.
128李时勉,《古廉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卷10,〈彭隠士同升墓志铭〉,页42.
129商辂,《商文毅公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据明万历三十年刘体元刻本影印),卷7,〈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公墓表〉,页23a.
130倪谦,《倪文僖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卷26,〈友义居士墓表〉,页35a.
131祝允明,《祝氏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谢庸手钞本),卷18,〈侃斋徐公墓志铭〉,页19a.
132徐显卿,《天远楼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第98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卷16,〈润斋李君暨配张氏合葬墓志铭〉,页12b.
133杨东明,《山居功课》(东京:高桥情报据明万历四十年序范炳校刊本影印,1991),卷1,〈广仁会序〉,页9b-11b.
134官方施药之情况,参见AngelaKiCheLeung,"OrganizedMedicineinMing-QingChina:StateandPrivateMedicalInstitutionsintheLowerYangZiRegion,"LateImperialChina8:1(1987),pp.
139-142;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页362-371.
135张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卷117,〈太祖诸子传二灵丘王逊烇〉,页3584.
136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明崇祯刊本影印,1970),卷92,〈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志铭〉,页7a.
14沁源生员王继也「施药活人」.
137又当崇祯十六年(1643)北京疙瘩瘟大流行时,「各坊屡有善士,制造五瘟丹施舍」,「或丸或末,每服不过一钱二分,价银约止一分,药到用水调服,既济其急,更便于贫.
」138在京任职的金铉(1610-1644)就是善士之一,曾制五瘟丹施舍,「亲自和药,昼夜不殆者数月,所全活甚众」.
139至于医者施药的例子也有不少.
元末明初,江西鄱阳医者胡中厚,开设卫生堂,「施药以济病者,鄱人德之」.
140明代后期,江西万载医者胥应龙,旅居京师十余年,「捐赀施药都门,患痘疹者,赖全活无算」.
141明末,西安府泾阳县医者李惟庄,「岁时必广施药饵,远近造请者踵相接.
其贫羸者,天寒远道,辄捐酒肴饮食之.
有为亲若长来者,辄用好语慰藉.
人服药多効,亦不肯受饷谢也.
」142而在瘟疫期间,也有不少医者施药治疗,如明初南昌医者沈应善,「岁疠则捐赀贮药以济人,始终无倦.
居傍构一舍,曰来安堂,具诸药饵、饮食,覊旅贫苦,闻声麕集」.
143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江西荒疫并行,高安县医者姜扆曾在境内施药济民,「所活良多,贫者尤德之」.
144万历年间,江西大疫,南昌医者李莳施药,「煮药如池,积片成冢,全活莫知主名」.
145明末,南直隶宁国府大疫,旌德县医者刘贵炳,施药兼赈饥,「人皆德之」.
146结论传统中医所用药材,虽来自天下各地,地道者却各有所专,故有名的药材常冠以地名,历来有齐州半夏、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苍朮、怀庆地黄、上党参、交趾桂等名称.
医者治病用药,通常也以地道者为上.
基于此,各地名产药材,多半成为药商争相采购的目标,当地也出现专业种植.
为了让药材能供应各地医者与民众所需,商品流通是不可缺的.
然而元明之际,药材流通受到战争因素影响,供应较受局限,故若干药材甚贵;迨政治、经济逐渐稳定之后,药材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朗,至明中叶以后,随着全国市场之发展,药材的贸易愈盛,各都邑中开设的药铺日多,故药材取得较前容易.
不过,药材常集中于城市,且南盛北稀的地域差异相当明显,西北尤其有药材难得之叹.
另一方面,虽于药材多半取之自然,一般说来价格不高,但对每月收入一两上下的佣工来说,即使药材价格不贵,但药剂常须数帖才能见効,合起来也是一笔数字,故对平民而言,买药是奢侈的.
而像琥珀、人蔘这种贵重药材,百姓更是用不起.
万历中叶以后,人蔘价格日益高涨,从辽东产地运到江南,价格贵了五、六倍.
在万历末年,浙江嘉兴的人蔘,每斤已到银子四十八两,如此高的价格,士绅们都还有些迟疑,更遑论平民百姓.
而从数据显示,药钱的负担常是病家决定是否治病的关键,故药材价格之上升,对于贫民治病更为不利.
综合看来,明代平民的经济收入,实际上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增长与药材价格的变动.
在此情况下,虽有善心人士与医者施药,但仅是杯水车薪,且常是人亡政息,无法成为一个持续性137光绪《山西通志》(台北:台湾华文书局据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影印,1967),卷144,〈孝义沁州明〉,页4a.
138陈龙正,《几亭全书》(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2册,据清康熙云书阁刻本影印),卷40,〈轸疫施药疏〉,页25b-26a.
139金铉,《金忠节公文集》(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陆辑第26册,据清初刻本影印),卷8,〈年谱〉,页13a.
140王直,《抑庵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1242册),后集卷4,〈思济堂记〉,页9b.
141同治《万载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1989),卷24,〈方技〉,页1b.
142汪琬,《尧峰文钞》(收入《四部丛刊初编》,据清康熙间吴郡程际生刊本影印),卷16,〈李太公墓志铭〉,页10a-b.
143康熙《新建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十九年刊本影印,1989),卷28,〈方技〉,页10a.
144康熙《高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康熙十年刊本影印,1989),卷8,〈伎术〉,页12b-13a.
145锺惺,《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2),卷22,〈李少翁传〉,页354.
146乾隆《江南通志》(台北:台湾华文书局据清乾隆二年刻本影印,1967),卷171,〈人物艺术宁国府明〉,页4a.
15的制度.
这种情况要到清中叶以后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147收稿日期:2007-9-9作者简介:邱仲麟,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教授.
147关于清代的制度性施药,参见AngelaKiCheLeung,"OrganizedMedicineinMing-QingChina,"pp.
144-150.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页95-96.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页26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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