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社萨特山

萨特山  时间:2021-04-01  阅读:()
目录Contents社史资料选登03毛泽东致吴藻溪函03董必武致吴藻溪信函04九三学社概要口述史06在成都分社的工作经历/李昌达口述黄羽整理社史大家说08关于治史的六点体会/岳庆平20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周子信221938年褚辅成在浙东/王天松27《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研究/夏德美31记朱家晋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王世襄33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王世襄昨天与今天34袁翰青与北京/袁其采36我所知道的卢于道主委/高飞38中国认知发展心理学的先驱卢睿教授/陈友康通讯SHESHIYANJIUTONGXUN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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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41平易,但难以忘怀———忆赵公/李书社史人物44吴藻溪44卢于道45朱家晋45王世襄消息与动态2011年47赵伟之同志逝世47牟小东同志逝世47九三学社中央在沈阳举办首期社史研究骨干培训班47赵士杰同志逝世47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师昌绪院士47邵鸿副主席看望刘若庄、李荫远两位院士48郑祖康教授逝世48茅玉麟向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捐赠茅以升先生重要文物48肖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办48纪念张西曼留学俄罗斯为辛亥革命招募骑兵100周年研讨会在京召开48张西曼生平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目录Contents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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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编者按:吴藻溪,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1949年9月,吴藻溪作为九三学社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吴藻溪任国务院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土改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理事会理事等职务.
1950年国庆,吴藻溪向毛主席写信祝贺.
毛泽东回信致谢,此为毛泽东信件原文.
吴先生:国庆日辱承函贺,并悉先生工作情况,甚为感谢,谨此奉覆,顺致敬意.
毛泽东十月十一日社史资料选登毛泽东致吴藻溪函编者按:此信原件不知在何处,写信时间也不能确定,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有复印件.
藻溪兄:惠书亲切如晤谈,甚快甚慰!
新华副刊原不打算多登纯文艺作品,因科学和杂文来稿稀,又主编者对文艺有兴趣之故,对新诗和短篇小说、批评文学分量稍重一些也未可知.
希望熟悉副刊的朋友一面多给指示,另一面写些文章,使它不偏不倚才好!
采访科学界及产业界之新闻,自应注意,不过尊示所说的那样的访员实不容易获得.
然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培养这类的人.
以上两点正请报馆编部注意.
中农化龙桥房子很多,在那里工作总比在城内我们相距更近些.
大有农场房子事,我不清楚,不知是谁接恰的.
须俟到山上去打听方能奉告.
寰球出版公司得赵先生和兄努力尚可有成,问题是在资本的聚积和立案看信封面所规定的业绩规模是很宏大的.
祝你们成功!
专此叩候.
大安弟武四月十九日董必武致吴藻溪信函3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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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编者按: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政党最初并没有出现在参加政协筹备会的23个单位名单中.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薛愚、黄国璋等人起草了一份"九三学社概要".
17日,由许德珩向会议提交.
正是通过这份文件,参加筹备第一届新政协的600多位代表,详细了解了九三学社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期间,团结科教界知识分子,高举爱国旗帜,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的光辉历程.
19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九三学社被列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45个单位.
"九三学社概要"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九三学社创始人对九三学社早期历史的一种总结,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保存一份手写稿,国家档案馆保存公开的文件,两份文件之间有一些不同,今以国家档案馆所存为准.
本社是对日抗战结束前一年,在重庆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由一种座谈式的集合,演进而成的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
原名民主科学社,因与当时另一"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混同,为纪念国际民主的伟大胜利日,始改为九三学社,社员中为一般人所知道的,有:许德珩、潘菽、褚辅成、黄国璋、梁希、薛愚、税西恒、涂长望、黎锦熙、笪移今、袁翰青、劳君展、樊弘、吴藻溪、侯外庐、孟宪章、叶丁易、张雪岩、严济慈、潘震亚、刘及辰、彭饬三、裴文中、卢于道、曹靖华、鲁宝重、李士豪、王彦文、俞平伯、杨人便木、王造时、孙承佩、孙笙荃、初大告、张迦陵、董谓川、方亮、左昂、薛贻源、李义、谢立惠、张云波、张西曼、陈湘圃、漆文定、洪铭声、洪涛、焦敏之、张定夫、王钧衡等人.
国内外各地,均有本社社员,尤以京、沪、平、渝四地较多,均已组成分社,推进社务.
在对日抗战时期,我们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反对反动分子的妥协投降,及垄断专横.
日本投降后我们曾在民主团结和平建设的前提下,力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声援政协各代表完成历史任务.
对当时的各项问题如:政权的开放;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保障;军事冲突的停止;保甲制度的废除;及严惩汉奸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均曾提出严正的意见,发表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及民主报.
三十五年二月十日较场口反动事件,本社曾宣言反对,并慰问受伤的民主人士.
三月,东北问题极端严重,国内和平千钧一发、本社当时提出东北政权应以政治方法处理,由人民自行决定,揭破了反动派"接收政权"的阴谋.
五月四日,宣言五四时代所揭櫫的"民主""科学"两大目标,仍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号召全国青年及各界人士,发扬五四精神,继续奋斗;并警告美国在中国政府未根据政协协议改组以前,不应予以任何援助.
宣言登在当日重庆新华日报.
六月二十六日严正反对蒋政府允许外军驻华权,开社史资料选登九三学社概要4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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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社史资料选登放内河航行权公海捕鱼权及放弃关税自主权,坚持国共问题自己谈判,反对外国公断等类出卖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
七月,昆明李闻血案发生,本社发表宣言抗议.
九月三日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日,亦为本社发起之周年纪念日,京、沪、渝、平社友共同发表宣言,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屠杀人民的战争.
呼吁美军撤出中国,以及解散特务机构,惩办汉奸战犯.
登载当日上海文汇报及重庆新华日报.
社友张雪岩,以言论激烈,被反动派迫害,不得已离平,其所主办之《田家半月刊》去年十一月间竟遭无理封闭,并拘捕月刊社工作人员多人,直至解放后,方恢复自由.
十一月十二日,反对南京政府召开违反政协的伪国大会议,社友许德珩氏曾在北平发表谈话,拒绝参加.
事见当天天津大公报.
十二月二十七日,致电旧金山中国及远东和平大会与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援蒋的荒谬政策,及以联合国会员国在非敌国驻兵干涉内政的帝国主义行为.
三十六年一月,北平的空前大逮捕事件发生,被捕入狱的千余人,教育界耆宿符定一先生等亦在被捕之中,本社即于事态极端严重的局面中,起草宣言,策动各大学教授十三人发表"人权宣言"抗议蒋政府躏蹂人权举动,因此而引起南北各大学教授群之维护人权运动.
三月,反动军队攻占延安,本社曾警告蒋政府,认为此种狂妄行为,应负内战全部责任.
此后战事愈演愈烈,环境益趋恶化,本社各项活动,愈受限制,遂亦逐渐以幕后及地下方式进行.
五四周年重申"民主"与"科学"的需要,以及本社誓为其实现而奋斗的决心.
五月二十日,全国学生展开反内战及反饥饿的狂潮,本社京、沪、平、渝各地社友,均积极促进是项运动之展开.
社友劳君展因赞助学生抗暴运动,被迫解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职务.
八月,美帝特使魏德迈来华,道经北平,本社提出撤退在华美军,并即时停止援助蒋介石的屠杀中国人民的反动战争的书面要求.
三十七年三月,南京反动政府不顾一切劝告召开第二次伪国民大会,本社当予以警告,并策动各界人士,揭穿其丑恶面目.
曾在北平发表宣言,反对伪国大.
宣言油印张贴各校,未能刊诸报端.
同月二十九日南京伪国大开幕,本社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氏在北大三千军警包围之严重局面下,对北平各大学万余学生讲演,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之公开警告,自后诸社友等即在特务威胁及监视之下备极辛苦.
四月,各地展开反美扶日运动,上海方面社友孟宪章、卢于道、笪移今、吴藻溪及北平方面社友均积极参加,并指导工作进行.
七月,蒋政府滥炸开封,及七五北平学生大血案,本社先后起草宣言,策动平市各大学教授签名表示抗议,平津及京沪各报,均有刊布.
八月初,蒋伪政府频有币制改革之喧嚷,本社社友多人,不顾黑名单之威胁,曾在北大时事座谈会中,对五千余听众指出蒋政权灭亡之路,社友樊弘并勇敢的当众指出:"只有请毛泽东来,才能解决问题.
"十二月二十六日本社社友笪移今因反蒋在上海被捕.
本年一月十五日北平在解放军层层包围之中,傅作义及蒋军退守城内,想以北平一百七十万市民做他们的肉票,本社社友黄国璋、薛愚、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等冒万险草拟宣言,策动本市各大学教授三十余人签名要求傅作义及蒋系反动军队撤出城外,保全文化古城.
宣言发表于一月十六日北平各报.
二月初,北平解放,本社始能公开,即于二月二十七日发表宣言拥护毛泽东先生八项和平主张,解决中国问题,并响应新政协的召开.
总之,本社创立以来,将及四载,社友因工作关系,散布国内外的每个角落,但对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及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工作,四年如一日,未尝稍懈,事实经过,历历在目,当已为各界人士所共见.
兹者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胜利阶段,反动分子鸡飞狗走,反动政府名存实亡,美帝国主义者各式各样的狠毒阴谋,亦均为人民力量所粉碎,本社同仁,除极端兴奋,深为我全国人民前途庆幸外,自应依据四年来一贯的主张,为争取全国的解放及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加倍努力,幸社会各界,不吝指教.
许德珩薛愚黄国璋潘菽笪移今一九四九年六月5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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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口述史1954年11月初,我接到通知,组织上决定把我从民盟省委调到九三学社去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九三学社.
省委统战部李宗林部长找我谈话,主管民主党派工作的熊物副部长为我介绍了成都九三的组织情况:成都有一个九三中央的直属小组,之前有27个成员,最近成立了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筹备委员会,又发展了一些社员,现在大约有50人左右.
他说,九三的成员都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
我们国家搞建设就非常需要这些人.
你去了争取在一两年内建立九三学社成都分社.
现在筹委会的主委是柯召,他是川大教授、著名的数学家;副主委三个,一是原高工校长文藻青,现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二是郑衍棻,他是川大教授、物理学家,三是谢秉仁,他是成都工学院教授、教务长;委员有四川医学院教授林廉卿、水电厅总工程师、水电设计院院长童舒培和工商导报社社长游元兵等共七人.
他强调民主党派工作政策性很强,要我多学习,工作上多请示汇报.
这时文藻青老同志来了,他拿出一张16开的入社申请表,介绍人一栏已由柯召和文藻青签名盖章.
我当即把表填好,交与文老.
他说:"多久来上班我们欢迎你呢!
"大约11月5号或6号,我正式到九三学社上班.
文老给我介绍了机关情况.
整个机关共3个人,通讯员聂荣威、一个搞内勤的姓钟的女同志和我.
我当时主要的任务是熟悉情况,除阅读有关文件外,分别拜访主、副委、委员、每位社员,谈工作、谈社情、听意见、谈心、交朋友,或到单位,或到家中,约定时间,以社员方便为宜.
把社员的意见、建议、问题汇总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向统战部,主委、副主委、委员汇报.
经两个月左右的访谈,基本情况有所熟悉.
那时已有小组8个: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电讯学院、城区综合小组(包括水电厅、水电设计院、省排水给水设计院、煤炭厅、化工厅等一时建不起小组的单位).
后又在川大、成都工学院、川医、财经学院和城区建立了支社,以后又建立了农科院支社.
随着工作的开展,组织的发展,又陆续调来了赵彬(川大教授,赵少咸的儿子)、晏秀煌二人.
我们三人分别联系7个小组.
我联系3个,他们每人联系2个.
每周星期一开工作会议,汇报上周各自联系的小组情况及社员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安排本周的工作.
我有时也去他二人联系的小组参加组织生活.
开始组织生活是两周一次,后来社员多数要求一周一次.
经领导同意后暂改为一周一次.
由于九三学社成员多是大学者、大专家、学科带头人,工作上卓有建树.
如川大的柯召、郑衍芳、方文培、雍先昌,成都工学院的谢秉仁、徐日新,川医的陈志潜、乐以成、林廉卿、王永贵、谢成科、兰天鹤、杨嘉良、杨振华、张君儒、李清评、林志靖,财经学院的郑星桓、梁桢,地质学院的李承三、李唐沁、刘祖奂,电讯学院的两个二级教授,农业厅和农科方面的杨鸿祖、梁禹九、李醒愚,水电方面的童舒培(二级工程师、四川省当时无一级),煤炭方面的为煤炭厅总工程师李丙壁(二级),化工厅总工李锡麟(二级)等.
后来又由重庆调来成都任西南建筑设计院的主任工程师徐尚志,担任成都电业局总工的吴锡瀛.
由于这些同志的影响力,加上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的支持、帮助,使得组织发展很迅速,社员人数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倍.
由于组织的发展,活动的日益增加,长发街38号越来越不够用了,统战部为我们积极寻找新址.
1956年5月在成都市人民政府大礼堂(旧皇城内)召开了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一届第一次全体社员大会,近200名社员出席了大会,大会开了三天.
第一天听取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代表省、市委的重要讲话.
柯召主委代表筹委会作社务工作报告.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小组讨论.
下午和第三天上午小组讨论并酝酿分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第三天下午会议在主席团(以游元亮为代表)作总在成都分社的工作经历李昌达口述黄羽整理6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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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口述史结讲话后,进行选举.
选举结束后,大会闭幕,接着委员会开会.
委员会选举:主委:柯召副主委:文藻青、郑衍芬、谢秉仁委员兼秘书处长:游元亮委员兼组织处长:林廉卿委员兼宣传处长:童舒培委员兼妇委会主任:乐以成任命:李昌达为秘书处副处长,主持机关日常工作王锡五同志为宣传处副处长王永贵同志为组织处副处长在工作班子中,只有我是专职,其他同志都是兼职.
1956年12月九三学社中央通知:1957年1月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各地方组织非中央委员的主委列席会议,同时要去一名专职干部参加全国地方组织工作会议.
委员会开会一致决定由柯召主委和我去京参加.
柯主委是中科院委员学部委员(院士),他因中科院还有事要办,先一步去京.
我则乘成渝路火车到重庆,与重庆分社秘书长刘学玉一道乘船去汉口.
船到汉口,武汉分社的同志来接我们.
秘书处副处长黄某某与我们一道乘京汉路火车到了北京,住前门饭店,柯主委已经在那里了.
第二天我们迁至北京饭店.
每天都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参考消息》送来.
不久得到通知,毛主席将在中南海勤政殿作重要讲话,九三中央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推迟.
秘书处就组织我们参观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碧云寺,晚上看京戏、评剧.
空闲时,我就去逛王府井、东安市场和百货商店,还特别喜欢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
毛主席讲的当时叫十大关系,或叫十大矛盾,后来正式公布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中常委,和出席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地方组织主委都在中南海勤政殿听,解放军师以上干部在解放军后勤总部礼堂听,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听.
会议安排每个党派选8名记录人,会后将8份记录整理成为一个,8个民主党派的8份记录又再整理成为一份,分送各党派中央审阅后,再送中央统战部核定,作为正式传达的文件带回各地.
我是九三的8名记录人之一,也是参加整理者之一.
政协礼堂的人爆满,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都在埋头记录.
钢笔与纸摩擦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准备了4支钢笔,都吸饱了水.
我们八个记录都坐在一块,彼此都不说话,埋头记录,生怕记落一句话、一个字.
当我们把八个人的记录整理成一份时,我们都各自留了一份作为纪念.
反右基本结束时,报上公布了这个讲话,增加了一些内容.
毛主席讲话后九三中央的会议召开了,许德珩主席结合自己学习的体会传达了主席讲话的精神,接着是梁希副主席作社中央工作报告和九三中央宣传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作国际形势报告.
之后是分组讨论,柯主委与我不在同一个组.
我参加的小组召集人是袁翰青(中科院学部委员、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务长、九三中央常委、著名化学家),小组的记录人是青来藻(改革开放后升任办公厅主任)记重点发言,另一位同志记一般发言.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笪移今、中科院学部委员、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和中科院学部委员赵忠尧先后发言.
召集人袁翰青说:"这个小同志是成都来的吧叫什么名字青来藻替我答道:"他叫李昌达.
""你是不是来谈谈成都的情况"我就简要汇报了成都的情况.
就只这一次汇报,袁老、笪老竟然把我记住了.
在分组讨论后又召开了各地专职干部的工作会议,由九三中常委、秘书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象局局长、北京气象学院院长涂长望主持,专职副秘书长、原《光明日报》总编孙承佩出席.
从各地汇报中知道,全国只有8个地方组织,社员800多人,达到100人以上的有北京、南京、上海、成都.
会议结束时,涂长望在总结发言中表扬了这四个地方组织,强调了发展组织是为了国家建设.
大会闭幕时,由于分组讨论中大家都非常关心我国原子能的研究问题,中科院学部委员、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淦昌同志作了报告,大家由此知道了由于党中央高度重视,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我国在1954年就建成了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原子反应堆.
大家听到这里,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当许德珩主席传达周总理的"建议"时,全场同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其内容如下:一、总理就在这个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国宴招待民7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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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席间介绍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介绍到我时,总理说,"这个党派最小,全国人数不足一千,但起的作用很大,作的贡献很大.
"二、当宴会结束,我们与总理一起送走客人后在返回途中,总理向我说:"你们发展成员的条件是不是高了,有著作的教授全国能有多少恐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只能是少数,不会是多数.
这样,团结面是不是窄了,能不能放宽一些,比如说大学讲师以上,个别优秀的助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工程技术界工程师以上,个别优秀的一级技术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医卫界主治医师以上,个别优秀的医师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这样,团结面就扩大了.
这样,有利于国家建设.
我这个建议你们研究、研究吧!
"对总理的"建议",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很好,认为应当按总理说的办.
但也有人认为"要保持高规格",认为"这是九三学社的特色",认为"不求量多,但求质高","还是要重质不重量".
为此又延长半天分组讨论.
最后是一致拥护总理的"建议",从而对社章作了修改.
此后九三学社发展组织都是遵循这个原则.
大会结束后,当天下午,许主席分别召见了南京、成都、上海三个地方组织的专职干部.
我是由青来藻同志引去许主席的办公室兼小会议室的.
许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肯定我们"工作有成绩,干得好"等,慰勉有加,鼓励继续干好工作等等,并把我的名字记在他的一个小本上,前后时间不过10分钟左右.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柯召主委因中科院的事还要留一两天,我与西安分社的秘书长李壮献同志(西北大学教授、教务长)乘火车去西安,看望了因病住院的西安分社主委侯宗濂同志(中科院学部委员、西安医学院院长),并参观游览了大雁塔、博物馆和碑林.
我急于想回去,要求学习西安分社的经验,于是在办公室主任韩坛尧的主持下召开了座谈会,交流了情况,交换了看法和意见.
大家都认为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发展组织是很正确的.
韩说,要求入社的人不少,以前都是因为条件不够而被拒之门外,现在他们的社员人数预计已经突破100人了.
大家一致认为在传达社中央会议精神之后,各地组织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回到成都,首先向省、市统战部汇报,同时积极准备会议精神的传达.
这时又调来一个叫傅学勤的干部,委员会仍安排我主持机关日常工作.
此时统战部已为我们找到了新址,在青年路,院落大,有3个天井.
我们住后面两个院落,民进住前面一个院落.
两家党派共有工作人员16人,就组建了伙食团.
柯主委回来后,就在新址两家共用的可容200余人的大会议室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九三学社中央全会(扩大)精神.
柯主委传达大会精神、许主席的讲话,游元尧同志传达储安平的国际形势报告(有正式传达文件),我传达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上午传达,下午分组讨论.
大鸣大放开始了,根据省委统战部的安排,机关干部都去基层了解学习情况,每个干部联系1至2个或3个小组或支社.
我除了重点联系川大、川医、成都工学院支社外,每个基层都安排时间去,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成书面送省、市统战部,并向主委、副主委汇报.
九三学社中央说九三学社的地方组织由省统战部管,并说这是中央统战部点了头的.
但在成都,省、市统战部都管.
所以情况和书面材料都是两边送、两边汇报.
后来李宗林部长说,主要是市统战部管.
(本文作者李昌达为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原秘书长,黄羽为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宣传处干部)社中央自2007年启动"社史工程"以来,在社史研究方面注重加强全社力量的整合与协调,更加重视对各省市的指导以及与各省市的互动,不断推动各省市与各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很多省市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社史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但不论是社中央,还是各省市,今后都有许多关于治史的六点体会岳庆平社史大家说8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K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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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社史研究工作要做.
我自1978年入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至今,已在历史学领域正规学习和研究了34年.
社内很多同仁希望我这个"科班出身者",能围绕历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借鉴史学前辈的重要论述与成功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经历,在《社史研究通讯》上撰文谈谈如何治史.
谨遵这些同仁之命,并应社史研究之需,我重点从良好素养、追求真实、长期积累、多重证据、深刻思考、广泛交流等六个方面,梳理一下自己治史的肤浅体会.
一、治史需要良好素养这里的素养指综合素质与教养.
美国史学家史华慈认为:一个人无论学科背景如何,其综合素养越广博、越深厚,就越可能调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智慧和知识来作用于正在研讨的课题.
南朝刘勰提出"素心说",要求治史者"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范文澜先生认为:"素心,犹言公心耳.
"即要求治史者保持一种无偏无私的心态,以达到"析理居正"的目的.
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优秀的治史者要具备三方面的素养:史才、史学、史识,即"史家三长":"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赢,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木便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北宋学者曾巩认为:"良史"要具备明、道、智、文四方面的素养:"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元代学者揭傒斯主张:治史要以"用人为本.
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
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认为在治史者的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中,心术正与不正最重要.
心术正的治史者"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
"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补充了"二善":"公心"和"直笔":"才、学、识三长足尽史呼未也.
有公心焉、直笔焉.
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
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
""二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
"治史者素养的最高境界是"尽公心以下直笔,尽直笔以申公心.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道德文章兼修,也含有注重良好素养的意向:"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
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他指责有的学者"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清代学者章学诚对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补充了"史德":"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文非气不立,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情贵于正".
"心术贵于养".
梁启超提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
"所以梁启超在前人基础上综合提出"史家的四长",并对此重新排序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他主张治史者"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
"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
"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社史大家说9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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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社史大家说意见".
不过,"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
这种主观,盘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
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
"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一书《史德》篇中,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形成自己的观点:"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
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
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
虽曰五德本于五行,其取相胜或相生,本无定说,学者多病其诞妄,然以道德表治统,固不得为迷信也.
"李洪岩先生指出:就"文章"写作角度看,柳诒徵先生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柳诒徵先生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史之所重,在持正义.
""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且无先哲垂训,诏之以特立独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
"1章开沅先生认为:史德是史魂,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
治史者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应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
也有治史者认为:治史者的道德比文章更重要.
治史者如无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综合洞察力,是搞不好历史的.
二、治史需要追求真实据《左传》载,齐国大臣崔杼杀其君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
"崔杼杀齐太史.
齐太史的两个弟弟接着秉笔直书,又被崔杼杀死.
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是秉笔直书,崔杼未再继续杀下去.
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了照样秉笔直书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秉笔直书了才回去.
都可谓不怕牺牲,视死如归.
晋国大臣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晋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应负主要责任,所以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
"并且"以示于朝".
孔子在《春秋》中赞扬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也.
"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真实的秉笔直书成为治史者的首要责任和基本素质.
司马迁所著《史记》成为备受推崇的信史,被刘向、扬雄称赞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硚,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明末清初,宋明理学从盛转衰,有些学者批评抛开历史事实而腾虚褒贬的驰骋议论流弊的宋明理学是空疏无用之学,提倡重视"实体"、"实学"、"实证"、"实行"、"实心"、"实念"、"实言"、"实才"、"实政"、"实功"的"实体达用"之学.
学术风气日益"由虚返实",明学开始向清学转型.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强调,学者治史应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脱离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
他反对治史"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的做法,强调"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
汪中在《述学》中强调:"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杜维运先生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说:"清初学术,就史学一项而言,最值注意者,为经世思想与科学精神作其灵魂.
史学所争者为真理,史家须寓于实事求是,是之科学精神,然后史学之价值始显".
有人认为,求信史以真,还史学以实,求真求实本身就是经世致用,而清初"弃虚蹈实"的实学的实质正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也是清初史学的灵魂.
在我看来,求是确实非常重要,所以我能理解宋代义理史学家主张的史学应发挥《春秋》笔削褒贬之义,以及朱熹说的"凡观书史,只是个是与不是.
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也很欣赏竺可桢先生说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但"是非"具有时空局限,常会见仁见智,有时需要请"旁观者"或留给后人评判,有时无论谁都难以评判.
例如,什么是善行苏格拉底问学生:"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回答:"是恶行.
"苏格拉底再问:"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学生回答:"是善行.
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苏格拉底又问:"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
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回答:"是善行.
"苏格拉底又问:"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
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学生10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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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回答:"这是善行.
"再如,什么是智者有些所谓的智者经过苏格拉底考察后实在名不副实,尽管很多人以为他们是智者,他们也自以为是智者.
实际上,很多自以为是的名气与权力极大者是最愚蠢的,是大愚若智,而那些有自知之明的无名无权者倒相对具有某些智慧.
因为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是无知的,而当时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苏格拉底当时是雅典最大的智者.
而且求是一定要在求真的基础上,所以对治史者而言,搞清真假的求真往往比明辨是非的求是更为基础,一般也更为优先.
例如,不少宋代义理史学家脱离历史事实而以褒贬历史为己任,出现崔述在《考信录》中所说的"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的不良风气.
有人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如果按照宋代义理史学道路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政治化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
对思考求真与求是之间关系很有益的是王曾瑜先生的话:"历史事实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
"千万别像学术界两位智慧老人几乎不约而同说的那句带有某种哲理的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其中当然具有调侃意味,但也无疑是对某些所谓治史者的极大讽刺和严厉批评.
有人指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句虽然以讹传讹但影响巨大的话.
历史自有其真相的存在,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完全还原历史,但历史写作绝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限靠近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写作的追求.
所以治史者在"述往事,思来者"、参加纪念活动、表达现实关怀或以史资政时,一定要恪守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不与圣人同是非",保持独立思考,尊重历史真实,避免曲解滥用,一定要使历史书写中的史实尽量接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有时需要暂时搁置价值判断,通过还原历史的语境,尽量接近和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想.
陈寅恪先生提出治史要达到对于古人的"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有时受特定时空等条件限制而不能说出历史真实,则可保持沉默,但不可说出违背历史真实的话.
因为真实毕竟是历史学的灵魂和本质属性.
治史者参政要学章太炎,参政时可"满腔热血",治史时要"冷静沉潜",在政治和学术上既应泾渭分明,又应平衡协调好.
治史者兼任行政职务时要学傅斯年先生.
据说傅先生曾想邀请一位著名学者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那位学者却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人做教师,第三流人才去做官.
"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只好由我自己来做所长了.
"1928年至1950年,傅先生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创建并长期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
胡适先生评论傅先生:"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先生长期致力于倡导科学实证,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
"按王家范先生的理解,"史学是史料学"的本义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
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
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
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
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
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
这里已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
2王家范先生认为,在面对某些重大问题时,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
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则更看重"真".
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
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也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严耕望先生认为,治史者在追求真实时,最好慎作概括性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
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所盲目的接受,而发生很大的影响力.
但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社史大家说11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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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的正确……很难永久站得住脚.
"治史者也尽量少说否定话:"寻找历史真像,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
""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有某件事的存在.
"治史者还要重视反面证据:"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
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
""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
"3而治史者一旦发现自己意见有误,一定要像梁启超所说的"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一个真正治史者应有的学术精神.
在当今社会,为了某种现实利益需要而曲解、滥用甚至杜撰历史的现象并不罕见,确实需要大力强调追求真实.
同时我很怀疑,在目前这种许多人不讲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争相回避和遗忘真实的历史,并热衷于将历史影视化、戏说化、娱乐化、媒体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那些为了某种现实利益需要而曲解、滥用甚至杜撰历史者,究竟是否知道齐太史秉笔直书和古之良史董狐的事迹在利害、是非和真假的关系上,我认为是非比利害更为重要,真假比是非更为基础.
三、治史需要长期积累治史是一门"笨功夫",没有长期积累不可能有真正的重要成就.
司马迁写《史记》,连帮助其父搜集整理资料在内,总共花了34年.
司马光领衔写《资治通鉴》,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共4人花了19年.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是穷尽一生精力而成.
朱熹提出:"读书之法,先要熟读.
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
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
三者,学者当守此.
""须玩味反复,始得.
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
王国维提出:"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其中第二境界即指长期积累的过程,这是真正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严耕望先生指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
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者研究问题大小与积累过程长短有关:"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人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
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
"4治史者要有"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理念,能够耐得住清贫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我很欣赏的几句话是:"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
治史者有了长期积累,就会注重言必有据,证必有理,论从史出和厚积薄发,也就会注重谦虚谨慎,扬长避短,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融会贯通和原始创新.
实际上,天赋和灵感有时是伴随治史者的长期积累而迸发出来的,而骄傲和自大有时是伴随治史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渐减弱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治史者往往是年龄越老、积累越多时,他的贡献和名气就越大,而心境和涵养也就越好.
社史研究属于近现代史研究,基本史料之一是报纸上的新闻报道.
而新闻的最大特点是:"狗咬人"这类社会的常态不是新闻,"人咬狗"这类社会的变态才是新闻.
所以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困境是:越是社会的常态就越缺乏史料,而越是社会的变态就越见于新闻.
一定要避免把新闻中常报道的社会变态当成社会常态,这是我们在积社史大家说12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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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累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走上治史之路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家庭影响.
我爷爷和姥爷都是清末秀才.
科举制度下的秀才比较擅长文史,所以家里有很多文史书,这对我影响较大,使我对文史有点阅读兴趣和知识积累.
二是受特殊时代影响.
"文革"期间我从青岛市到荣成县插队,未当过一天较省体力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或农业技术员,一直当了10年多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完全依靠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谋生.
而且那是极其激进的年代,我们经常"大干快上",挑灯夜战,变农闲为农忙.
过革命化春节时,半夜就要上山整大寨田,一天劳动18个小时,累得我直不起腰来.
当时每个整劳力每天10个工分才值一毛多钱,生活异常艰苦,我也经常饿肚子.
那时尽管没有高考,但我有种一定要在逆境中奋起的决心和毅力,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充实和改变自己,不甘心自己没有知识混一辈子.
于是我在白天10多个小时繁重体力劳动后,始终坚持拼命读书,真可谓"头悬梁"、"锥刺骨".
当时自学数理化很困难,我主要是读文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机遇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78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
1997年我入选北京市"百人工程"后,中共北京市委的刊物在对我的专访中,提到我治史的长期积累时写道:"关心历史上基层的社会组织是件头痛的事,不仅史料不成系统,且要迂回绕远,在民俗材料、考古资料、民歌民谣、戏曲传说中遍寻头绪,因此做这项研究不能仅仅有刘知几所谓的史才史学史识,还要有民俗学、考古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知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岳庆平就是这样一个学者.
所探益热才能摆弄.
学历史也许和学别的不太一样.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史籍浩繁,不熟悉史料无以谈治史……从先秦楚辞、儒家经典到两汉史籍,甚至考古类的汉简、汉碑皆为他必读之物.
当然,首先是大量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
岳庆平从18岁起就开始阅读'前四史',至今20多年过去了,他已将'前四史'读了数十遍.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无捷径可走,只有通过长期积累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才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偶有所得.
仅《中国的家与国》一书,岳庆平就从浩如烟海的正史、简牍、类书、丛书,以及笔记、方志、家谱、家训中抄录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并从数以千计的中外有关论著中搜集了数百万字的第二手资料.
正是在对这些史料研究的基础上,他厚积薄发,取精用弘,才写出这本20余万字的专著.
"5四、治史需要多重证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评价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治史者现在已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发展到了"多重证据法",除了王国维说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外,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都应作为治史的证据.
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
"但重视"多重证据法"要避免"断章取义","管中窥天","随心假设,放手抓证".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
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
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
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陈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官书和私社史大家说13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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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著兼顾.
如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是叮咛"董生勉乎哉"的赠序,陈寅恪先生却独具慧眼,出神入化,通过深达幽微的历史分析,从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会心理,进而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的形势.
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这固然由于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掌握直接、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学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学之道有常人所无的思维力度.
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陈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其实,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类拔萃的.
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从历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确实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历史经验.
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他标举的"通古今之变"也只能是空话一句而已.
风靡20世纪学坛的西方两大史学巨擘,也无例外地以"思"见长.
法国的布罗代尔能够从历史时间中发现快慢节奏,英国的汤因比能够打破国别而以文明类型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都是由于历史智慧才大放异采.
6又如白居易《新乐府》中提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陈寅恪先生据新、旧《唐书》和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考证出,唐朝妇女有时流行穿襟袖窄小的衣裳.
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译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证妄之失矣.
"有人认为,顾颉刚先生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
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
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
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
"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我十分欣赏并尽力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
"读万卷书"可更多地了解和掌握"纸上之材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而"行万里路"则可更好地了解和考察"地下之新材料"、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等.
如既不勤读书,又不多行路,则难免会像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
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
庶几可得十之五六.
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我们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同时,也要重视严耕望先生提出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
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
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
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7五、治史需要深刻思考治史者要从历史的很多表象中深刻思考其背后的东西,它一般更具有长时段性和历史规律性.
我们有时会说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主要是指历史表象背后的东西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我们可以引以为鉴.
善于深刻思考的治史者看问题聚焦准确,入木三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司马迁在深刻思考方面堪称治史者的楷模,例如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讲韩信之死,寥寥数语就将汉初高层政治权力运作和斗争的残酷无情聚焦和刻画得一目了然.
深刻思考也包括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纵向思考.
中国治史者向来有以史为鉴、以史明义、以史资治和以史经世的传统.
古代本有经、史之别,经书用来明理,史书用来记事.
但有时也经、史不分,史书记事也是为社史大家说14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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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了明理,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
事即道,道即事.
"孔子所著《春秋》,既是经书也是史书,上承先贤遗训,下明后世法则,寓明理于记事之中,很智慧地体现的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形成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
在《春秋》242年中,弑君36次,亡国52次,弑君亡国的惨祸频繁发生.
孔子著《春秋》,本想提供历史教训,使昏君、乱臣、贼子畏惧和反思,但遗憾的是后世利欲熏心、不愿反思的昏君、乱臣、贼子经常超低级地重蹈前世昏君、乱臣、贼子的覆辙.
西汉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和贾谊的《过秦论》都认真总结过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西汉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鉴戒.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
"班固强调自己治史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
"荀悦提出治史要具备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旧唐书》载李渊语:"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杜佑自称:"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使前后有伦,精粗不杂".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世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胡三省评价《资治通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评价《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张文涛先生概括黄宗羲一生治史的主体内容,涵盖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一是历史感,即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二是时代感,即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三是超时代意识,即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
而历史感、时代感、超时代意识这三者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各各分开没有关联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体现了黄宗羲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史学活动中,无论是记录历史事实、分析历史逻辑、作用于历史现实,还是探索历史未来,无不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自身角色的深刻认识.
8章学诚认为,治史贵在"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津之逮.
"梁启超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
"严耕望先生认为:"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
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
"尼采认为:一个人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
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任何不忙于"历史推论"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
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
过去的语言总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
罗志田先生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机会和选择,也可以提示我们是否进行了足够努力,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9面临现在被过度开发的自然和日呈纷乱的世界,回答"未来世界会美好吗"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比过去做得更好,则未来世界绝不会美好!
"还有几点至关重要:过去是对的,现在未必就对;过去是错的,现在未必就错;现在是好的,未来未必就好;未来是好的,现在未必就好.
治史者在将主要智慧和精力投入某方面历史研究的前提下,有时要对某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现实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有时也要对某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未来社会现象进行前瞻的探求.
如果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治史者用更多的智慧和精力这样做,或多数治史者哪怕只抽百分之一的智慧和精力这样做,现在一定会有更多方面比过去做得更好,未来世界也就很有可能会更美好.
刘泽华先生说:"或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但我不是;也或许有不要思想的纯学术,但我也不是.
人是要吃饭的,是有思想的动物.
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外是一种历史认识.
""我写的多篇文章,从历史角度说,是对历史的描述,但放到现在则是想照照镜子.
有人社史大家说15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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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说,从我著述中看到了某些现在的东西,能有这种感受,可谓得吾心矣!
"10许倬云先生在《历史大脉络》一书中重点叙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内容包括古代史与现代史,中国史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史.
正如他在此书序言中所说:"我的这一部小书,何尝不是尝试从现代人的角度组织过去的事迹,选择与后来发展有关的部分陈述其发展的大势"王春瑜先生认为贯穿在自己史学著作中的根本线索是今古一线牵,他说: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
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的.
11王家范先生认为,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
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治史者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
"20世纪史学的两种路向再一次说明:从社会历史评判的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
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制度层面,更讲求当下实际的功利,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永恒性的,它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或普遍的人道主义来审视一切历史,更准确地说,它以批判的态度,从对历史的审视中,展示人的最高理想境界.
我们对此很难舍割任何一方.
"12治史者有时要学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很善于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立体思考,认为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而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所以中国今后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
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但汤因比1929年在南京很看不惯许多高层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我们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前提下,也需要放宽视野,适当关注某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的独到思考:曾亦先生认为,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输掉了,但回顾1901年后的改革历程,当时清政府推动的宪政已在践行并有了一些成就,只是革命派觉得太慢了.
虽然宪政是主流,但民众还不具备宪政的素质.
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才提出了宪政,说明他们花了几十年在预备立宪.
革命的道路是由孙中山开辟的,终止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
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
但在康有为等改良派看来,传统是不可能抛弃的,甚至是对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
康有为代表着一种"反革命"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从现在30多年的改革进程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
13有人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强调当前改革需要"三不转移":不转移目标,不转移矛盾,不转移注意力.
改革不能一味避重就轻,眼前的事安抚下去,深层矛盾掩盖起来,今朝平安过渡,日后积重难返.
殊不知,执政的世故是对人民的渎职,改革的懈怠是对历史的犯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不多,改革攻坚唯有一马当先.
14总之,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对于一个公民,尤其是治史者来说非常重要,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者太少.
很多人浮浅浮躁,急功近利,读书不认真,思考不深刻,甚至不读书不思考,整天忙于眼前具体事务或满足于浅层物质享乐,似乎无能力、不愿意或不屑于反思历史和以史为鉴;而不少治史者出于明哲保身或鉴于韩愈所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整天只限于埋在故纸堆中或孤立考证某个具体问题,皓首穷经,清高孤傲,似乎不敢、不愿意或不屑于研究现实和探求未来.
六、治史需要广泛交流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的"斯诺命题"认为:人文学者与社史大家说16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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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科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不仅相互鄙视,而且不屑理解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史者不仅要多和国内外的史学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且要多和国内外其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进行跨学科交流.
吕思勉先生认为:现代史学家决不能以熟读经、史、子、集为满足:"史学之研究,即以得他科学之辅助而益精,如推古代年月者,可借助于历学,考求古代人民之生活状况,可借助于经济学".
"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
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郑天挺先生指出: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
过去,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
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15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人物,认为不少人格正常的人都可能是多重性格、多面个性、多种理念、多层关系、多元道德、多类表现、多样要求、多向驱动的综合集合体.
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虽然大部分已有公论,但赖以评判功过是非的某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选择,有时可归因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具有很强的必然性;有时就产生在这个历史人物的一念之间,看这一念之间哪种理念战胜了其它理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换句话说,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一念之间,完全可能做出与历史事实有所不同甚至正好相反的其它选择.
正如宋代胡寅在《读史管见》里所说:"莫强于人心,而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
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术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力夺也.
"据《史记·高祖本纪》,楚汉战争中,刘邦公开指责项羽十大罪状.
"项羽大怒,伏弩射中"刘邦胸部.
刘邦一闪念间生智,为了"安士卒之心"俯身摸脚说:"敌人射中我脚趾.
"结果汉军顶住了楚军的进攻.
当时楚军强,汉军弱,如果刘邦"一念之差"而真实地说射中胸部,一定会使汉军士气大泄而败于楚军.
有时这种"一念之差"或"转念"需要外力影响,还举楚汉战争中的例子.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困在荥阳,拆开韩信的书信一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张良、陈平踩刘邦的脚,附耳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变生.
"刘邦瞬间"转念",怒骂之调不改而怒骂之词已变:"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于是派张良前往立韩信为齐王,调其军队攻打楚军.
如果当时刘邦一意孤行而不"转念",韩信不率军攻打楚军而率军反叛,则楚汉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
又据《史记·项羽本纪》,刘邦攻破咸阳,"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
项羽得知后勃然大怒说:"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但因项羽身上双重性格明显,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所以刘邦巧妙地利用项伯等外力影响,平息了项羽的怒气,并促使项羽"转念",自己艰险地从杀机四伏、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上逃脱.
如果项羽勃然大怒后无外力影响他"转念",他率军"击破沛公军",或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则楚汉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治史者在研究某些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选择时,要与心理学者进行必要的跨学科交流,有时确实不可忽视某些历史人物的"一念之差"或"转念".
而在以史为鉴思考和解决现实重大问题时,有时需要更多的人高度重视并力争最大限度地透视、分析、把握和引导某些重要人物的"一念之差"和"转念可能".
最好是使其"一念之差"或"转念"顺应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而不是正好相反.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错误决策承担责任者不应只限于作决策的重要人物,也应包括可以从不同方面特别是从重要职位或关系去影响错误决策者"一念之差"或"转念"的更多的人,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本来可以影响却没有尽力影响错误决策者的"一念之差"或"转念",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私心太重、急功近利而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或者我们比较缺乏影响错误决策者"转念"社史大家说17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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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的悟性、智慧、勇气或某种精神、理念、知识.
有时还甚至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出于现实利益需要或集体无意识,在推动、引导或逼迫决策者作出错误决策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对历史上的特别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某些错误决策,有时我们不要清高地或一味地指责作决策的重要人物,而要非常认真地和诚恳地进行集体的深刻反省以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还要非常明智地和前瞻地掌握更多的智慧和知识以顺应和引导历史发展.
不少人从不同角度探索未知世界时,都探索过"一念之差"或"转念"中的"念"与宇宙能量的关系,有人认为人的意念有时会吸引来宇宙能量并影响物质世界或现实生活.
日本学者江本胜提出,无论是意念,还是文字、声音等,都带有信息的能量.
带有善良、感谢、神圣等的美好信息,会让水结晶成美丽的图形;而带有怨恨、痛苦、焦躁等的不良信息,会让水出现离散丑陋的形状.
他在《生命的答案,水知道》一书中说:"一念之间可生幸福,也可生伤害,这个道理,水结晶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那么,大家应该怎样生活呢……过去我们剥削地球、污染地球,这段历史,全在水的记忆之中.
现在,水开始说话了,水正透过信息,不断对我们传达讯息.
现在正是人类重写历史的时刻,水正在静静的凝视着人类的前进方向.
"在跨学科交流时既要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又要百家争鸣,深度碰撞.
治史者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因为问题往往是贯穿历史研究的主线,一定意义上也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我们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国内外各学科学者甚至所有人齐心协力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的.
1993年我随费孝通先生去外地调研,费老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心里装着不少事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他对我说许多治史者跨学科交流和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较差,并举了几位史学界老先生与他交流和合作比较困难的例子.
费老期望我们这代治史者胸怀大局,心忧天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立足历史又超越历史,重视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交流和合作.
并说北京大学学科众多,人才荟萃,北大学者应带头进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交流和合作.
我长期在北大任教还有一个切身感受,就是不管是本科同学还是研究生同学,也不管是文科同学还是理科同学,教师都要多找机会和他们广泛交流和深度研讨.
北大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尽管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但都是非常优秀的栋梁之材,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勇于提问,善于创新,与他们广泛交流和深度研讨是许多教师出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源泉.
从更高的层次看,治史者本身具有很大的学科局限性,在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历史上某些终极问题时,往往需要与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或宗教学家等广泛交流、深度碰撞和共同探索.
如有人问杨振宁先生:"您说过'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这话吗"杨振宁先生回答:"我不记得说过,不过我觉得这个话没有问题.
"杨振宁先生认为,物理学是建筑在非常美妙的结构上的,但这个结构越美妙就越不偶然.
为什么有这样美妙的结构呢这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宗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我想要看你问谁,有的人认为宗教也不能解决.
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可以解决的.
""自然是非常奇妙的,它的深奥无人能探测.
我们就算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又怎么能和自然的无限深奥相比呢""听起来我好像是笃信宗教的,我不信宗教.
可是当你触及这样基本的问题时,确是很接近宗教,这不是形式的宗教.
可是在发现宇宙的某些基本结构时的惊叹和畏惧,甚至比形式的宗教还更宗教一些.
"一般认为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最初的有机生命,但谁也搞不清宇宙大爆炸是怎样先产生了生命产生所必需的元素.
科学结论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可以重复,但谁也不能重复生命产生的过程和结果.
所以创世论者说:"生命初降地球,我们无人见证.
因此任何有关生命起源的陈述都只是理论,而不是事实.
"生物学有时强调,生命出现是为了生存而不是死亡,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方式———出现在30亿年前的单细胞细菌永远不会衰老,所以人类越来越接近死亡的终结.
而哲学有时强调,人要思考活着的意义,要正确认识"权力意志"、"永恒轮回","万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人不能"勇敢地无意义地荒谬地活着",法国哲学家加缪由此提出"自杀是唯一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并说:"合乎逻辑总是很容易的,但要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那是不可能的.
用自己双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
对于自杀的思考提供给我一个提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社史大家说18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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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机会: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赵汀阳先生指出:"自杀问题虽然深刻,但它的深刻部分沉溺在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想多了没有好处,想多了会弱小.
所以我不同意加缪的说法,还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共同大事,这样思想才有力量.
"也有人指出:面对希腊神庙上刻着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在根本意义上,人类是否注定无知,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萨特晚年时曾自省:"生活给了我很多,同时也让我明白,这一切并没多少意思".
有人认为,这是萨特以毫不感恩的口吻,淡淡否定自己传奇、轰动、影响好几代的一生.
尼采在《历史对生命的用途与滥用》中提出,在现实中,"历史感"较强者视野也较宽,却常会碰壁或失败:兽类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有人的"历史感"很有限,其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判断不准确和理解错误也不少,但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有人具有更多学识、更强判断力和"历史感",与前者相比却更易碰壁或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某种意志或欲望而从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
历史对人生和社会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人要掌握好"历史感"的度.
历史学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服务于生命,而是纯粹地为了追求知识.
一旦对历史知识的追求超过了生命的接受限度,那么它就必将损害生命,因为它破坏了使生命得以健康成长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则恰恰是一种"非历史感".
这里体现了尼采早期哲学的基本观点:生命需要谎言,真理危害生命,生命的求真意识要服从于求假意识.
但后来尼采改变了观点,提出了"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作为生命的最高权力意志,真理恰恰是对生命的肯定,因为它是要求生命永恒轮回的意志.
钱大昕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时,曾引用清初学者徐乾学的一句话:"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
"路新生先生解释说:钱大昕一生治史,濡染弥深,在洞观世事的变迁后,他能够对于"历史"和"现实"有深切而著明的体悟,故独能以一位史家的卓越史识放言高论如此.
这里,"官"、"人"的相互对应,应当是说与"人生"相比,宦海之日终究是短暂的.
想到"做人"的长久和"为官"的短暂,就应当让"官"向"人"靠拢.
但在现实中,多见的是一旦斧柯在握,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得崇,功名以盛,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在己既觉自满,在人则多艳羡,于是飞扬跋扈,飘飘然而忘乎所以.
这都是被官位迷障了双眼,丧失了"人性"的表现,而钱大昕接之以"人"、"鬼"相对待,寓意尤深.
人生在世,匆匆不过百年;而人死后做"鬼"的时间却是"永久"的.
历史人物能够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说的都是"人"在做了"鬼"以后的事.
想到身后世人的评价全据"前世"的"自业",人生在世当独善其身,从善如流.
当然,钱大昕之论只对于有廉耻心、羞恶心而无渣滓心的正人君子具有说服力;对于那些寡廉鲜耻,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根本上已经腐朽了的"人渣",自然只能是对牛弹琴.
16有人认为,人生就是人的生存,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
人最根本的属性不是善与恶,而是追求快乐,回避痛苦.
如果死亡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物质状态,另一种生命形式,是否只有死亡后才会找到活着的意义如果只有活着才能找到活着的意义,是否即使活得磨难、耻辱、毫无尊严、付出如何惨重的代价都值如果这样,那一切后找到的意义是否还有意义是否得不偿失如果找到人活着的意义,那接下去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宇宙有边无界还是有界无边宇宙会永恒膨胀成一片真空,还是临界坍缩成一粒奇点宇宙外还有宇宙吗用地球尺度,人是一颗尘埃;用宇宙尺度,地球是一颗尘埃.
若"天外有天",宇宙外还有宇宙,那么我们存在的宇宙是否也是一颗尘埃,而我们将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关于治史者在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历史上某些终极问题时,往往需要与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或宗教学家等广泛交流、深度碰撞和共同探索,也可通过《庄子》中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庄子在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中问:到底是我梦蝴蝶还是蝴蝶梦我这一寓言后来成为诗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诗人和文学家有时借助这一意象来表达一切皆空、人生如梦、物我相通、现实与梦境莫辨的理念.
梁简文帝萧纲在《十空六首·如梦》中希望化为庄周梦中之蝶,以消解内心忧愁:"秘驾良难辨,司梦并成虚.
未验周为蝶,安知人作鱼.
"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中说:"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
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
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
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
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
"白居易在《疑梦二首》中说:"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讵可知.
假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
"有人解读:庄子的"蝴蝶梦"中有着充满魅力的社史大家说19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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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周子信长期以来,党史工作者多把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领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视为我国最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也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研究会"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两个组织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中国最早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团体,应是1919年下半年张西曼在北京大学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于1979年10月访问当时健在的当事人、原北京大学教师张申府(崧年)先生.
当时张老先生年过八旬,仍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他告诉笔者说:这两个"研究会"都是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但有许多不同点:第一,组织者不同.
"社会主义研究会"是张西曼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组织的.
第二,成立的时间不同.
"社会主义研究会"是1919年下半年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0年上半年成立的.
第三,参加的成员不同.
"社会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成年人居多,间有部分青年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主要是进步的青年学生.
第四,成立的宗旨不同.
"社会主义研究会"主要是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为国家培养人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是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组织上打下基础.
张申府说,"社会主义研究会"他也参加了,"马克思学1《史术通贯经术》,见《国际儒学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百年史学历程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3《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所操益熟才能摆弄》,《前线》1999年第4期.
6《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学术研究》2000年第12期.
7《治史经验谈》,见《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梨洲史学再探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7期.
9《治史者不要玩弄文字游戏》,《南方周末》2010年8月20日.
10《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11《治史方法漫谈》,《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2《百年史学历程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13《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东方早报》2011年3月11日.
14《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日4版.
15《漫谈治史》,见《学史入门》,中华书局1988年版.
16《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社史大家说变形美,表达了人类思想史上异化最早的梦想,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
梦之蝶使庄子摆脱了尘世的逼压和囚禁,飘飘乎遗世而独立,逍遥于自由的伊甸园.
庄子是借庄、蝶交会贯通,物、我消解融合的美感经验,让人们去领略"物化"的佳境.
有人认为清人张潮《幽梦影》中的一句妙语,点出了庄子哲学的精髓:"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20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K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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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说研究会"是他协助李大钊组织成立的.
张西曼,又名张百禄,1895年6月15日生于湖南省长沙,是晚清学部尚书张百熙之堂弟.
父亲张梓林是个医生,曾供职太医院和大理院,热心维新运动.
胞兄张仲钧是同盟会员.
1908年张西曼13岁时,即由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
因清廷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防范加严,其父为防不测,于1911年让他离开北平到海参崴,进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当时他同俄国革命党人有所接触,萌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
1912年,张西曼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接触了正在俄国秘密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此更加注意俄国革命的发展.
他1914年回国后,1917年与邓洁民、邓西园、霍占一等在哈尔滨创办东华学校(现哈三中).
周恩来也曾一度帮助筹建,张太雷、马骏等均在该校进行过革命活动.
以后该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党和革命者赴苏联学习的据点.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张西曼又于1918年特往西伯利亚考察,在那里读到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宣传材料,相信十月革命必有远大的前途,遂翻译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资料,向国内介绍十月革命.
张西曼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议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西曼应蔡元培的邀请,于1919年7月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兼任俄文系教授(蔡元培曾让其任系主任未就).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张西曼遂联络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创立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以"接受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
"社会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百几十人.
初期开会的地点不固定,以后多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
在天津、上海、长沙、汉口、广州、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会.
"绝不夸张宣传,极力避免北洋军阀的非法干涉".
故后来留下的文字很少.
当时先后参加该会的有:李守常(大钊)、陈独秀、张申府、郭梦良、徐六几、陈顾远、朱谦元、费觉天、易家钺(君左)、孟寿椿、范体仁、易克嶷、毛泽东、周恩来、邓仲夏、张国焘、瞿秋白、施复亮(存统)、周佛海等1.
以后因参加者主张差异,意见不一,组织发生了分化:郭梦良、徐六几等组织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等组织了"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朱谦元等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研究会".
李大钊、陈独秀继承和发展了该会的宗旨,于1920年3月、5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周恩来、王尽美、恽代英等在长沙、天津、济南、武汉等地也成立了相应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张西曼回忆他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可信的.
香港《祖国周刊》二二七号曾登载的易君左《五四人物杂忆》和张申府介绍的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均可相互印证.
张西曼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建议者和忠实执行者.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清共时,张西曼积极营救被捕学生.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他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发起"中苏文化协会",出版《民主与科学》杂志.
他严斥散布叛国投敌言论的汪精卫是"秦桧第二",直至把矛头指向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
当年他也是重庆《新华日报》的撰稿人,曾为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辩解.
他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曾因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镇压革命的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1948年年底,张西曼化妆携带夫人、女儿离开南京,在中共地下党护送下来到解放区.
经过长途跋涉,张西曼于1949年3月到达北京.
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时年五十四岁.
逝世前一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他的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领导人组成,周恩来为之题写了墓碑.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评价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本文作者为国防大学离休干部,长期负责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研究.
本文原载《团结报》2010年3月18日7版)1本段内容多引自张西曼《历史回忆》,会员名单稍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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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8月13日上午,日寇在上海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驻守在闸北区八字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同时炮击上海市区,淞沪战争1爆发,上海法学院校址又成战场.
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褚辅成将学校迁至公共租界,租定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
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军西撤,上海沦为孤岛.
日寇很有可能胁迫褚辅成出任伪上海维持会会长.
为避欺凌,褚辅成遂将校务交于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只身走浙东,发动民众,组织抗战.
褚辅成在《亡室沈夫人悼述》中这样写道:"抗战军兴,国军西撤.
辅成志切救国,赴浙东发动军民.
老友赵明止2间道接夫人至其家避难,不期相遇于缙云壶镇.
留十余日,将赴宁、绍、台各地组织民众.
临行谓夫人曰:此次长期抗战,战区必甚扩大,东南各省,恐将不保,余决志随国府西行,君速率弱女幼孙避居沪上,以待胜利.
"3在上海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早在上海沦陷前,褚辅成即与中共地下党潘念之取得联系,提出想要组织一个"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回到浙江去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此事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大力支持,派出地下党在上海从事经济情报工作的骆耕漠同志4,全力协助筹备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工作.
骆耕漠曾在96岁高龄、近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写成的《往事回忆》一书中,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记载,书中写道:"十一月初,潘念之向我说起,北伐革命军打到浙江时,被推选为第一任省长的褚辅成老先生认为,上海很快将会沦为孤岛,如他不设法离开,会被日寇欺凌的,可能出现要他充当上海市伪维持会长的危险.
因此,他想发起组织一个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潘有协助褚老一下的意思.
问我的看法,我想了一下就向潘表示,愿随他一起协助褚老做点筹备工作.
我还认为有了这样的回乡服务团组织,对浙江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于是,我一面决定回浙江省,一面尽力同潘老一起做筹备工作.
其中有两件事:其一是把上海资料供应所收了摊子,另一件事是协助褚老组织成立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
我一直记得清的有以下二点:一、褚老要我们起草一个发起的文稿,除他为发起人外,由他邀请潘公展5为副发起人.
另外,他还让我们在筹备中(多)动员几个想回浙江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二、褚老告诉我们说,他在温州特别在丽水、缙云、永康一带有些老朋友,可以推进保家爱国运动.
他还讲到丽水有个遂昌火柴公司的老板,会在经济上给他帮助,所以他决定从上海坐船到温州.
随后,我还将于潜老家的通信处告诉褚老,并互相约定:褚老先到遂昌火柴公司就先写信给我,我先到老家就先写信给遂昌火柴公司.
"其实"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首议的名称叫"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由于后来在发动组织的过程中,不仅限于青年,而是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踊跃参加,因此褚辅成又把它定名为"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
6此后也不仅是浙江人,还有其他省份的各界人士加入,但后来这个名称就不再变动,一直延用到1938年4月"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停办为止.
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事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大力支持,骆、潘等在上海广泛动员各方面的人士参加,除了教育界、青年学生、失业职工、店员、工商界等,也联络国民党方面少数知名人士如潘公展参加.
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统战组织,当时参加的人很多,但来不及编队,同时处在日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孤岛,对外封锁,交通隔绝,也不可能编队统一出发,大家只能各自秘密离沪,相约在浙江碰头.
在临离开上海前,褚辅成、骆耕漠、潘念之等又作了最后商定:由褚、骆两人赴浙江,潘念之则到武汉去组织"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动员一批青年回浙江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最后在丽水遂昌火柴公司会面.
骆耕漠等回忆,回乡服务团先后组织和输送到浙东的人员,主要由以下几方面:1938年褚辅成在浙东王天松社史大家说22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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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一是在上海的青年学生和职工.
面对上海快要沦陷,上海呆不下去了,出路在那里此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愚园路华华中学三楼开办了一个救亡人员训练班,有六、七十人参加,训练班主要是学生及职业界救国会的人.
这批人员中后来有一部分人参加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到了浙东,还有一部分被送到张发奎的部队里.
二是由骆耕漠在武汉组织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共有七十余人,其中有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曾涛等.
还有零星的一些人陆续到浙江来参加回乡服务团.
三是由潘念之到武汉后组织的回乡服务团人员,第一批有三十余人.
这批人员主要是从上海、尤其是从浙江、南京退到武汉的流亡青年.
潘念之到达武汉后即与沈钧儒取得联系,回乡服务团人员组织起来后,由沈钧儒出路费500元,在一位名叫崔晓立7的队长带领下来到浙江金华,他们到浙江不久,经培训就被分配到了浙东各县工作.
另外,还有浙江嘉兴、湖州一带的青年学生流亡到丽水,自愿参加回乡服务团工作,有一位带队的青年叫史之华8,后来被分配到了安吉县工作.
骆耕漠、潘念之等后来回忆说:"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在上海、武汉筹备回乡服务团的过程中,曾经得到沈钧儒、褚辅成几位老先生的大力帮助.
到浙江后,我们又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保持回乡服务团的独立性,不因统战关系束缚自己的手脚,所以能够为党掩护、输送大批干部到各条战线上去.
"9在缙云树民众抗战信心褚、骆、潘三人约定后先后秘密离开上海,此时已是12月底,上海英、法租界已在日寇控制之下,沪杭铁路交通已经断绝,骆耕漠只能乘坐英商轮船经长江口到海门,改乘小木船到泰州,再往南京至九江上岸,经南昌乘浙赣铁路到杭州,辗转回到老家于潜县杨镇.
褚辅成从上海走水路经宁波、温州,再转缙云老友赵舒家.
在缙云期间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树立民众抗战信心.
此时,适有嘉兴许明农等几位流亡在外的青年从武汉来到缙云壶镇.
许明农等在武汉时曾见到已在11月中旬到达汉口的沈钧儒,沈钧儒动员他们回到浙江去工作,并托他们带回一封致褚辅成的亲笔信,信中邀褚辅成尽快入川.
许明农后来回忆说:"当褚老见到我们时,非常高兴,赵氏也以虎肉飨客.
……我把沈钧儒先生的亲笔信交给了褚老,并陈述了沈老的近况以及武汉三镇所见文艺界热烈抗战活动的情形,褚老听了也很兴奋,认为全国人民起来抗战,迟早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沈老在信中告诉褚老说:日本军阀心甚狠毒,战争必然扩大到全国,现在国民政府(宣布)迁渝,国共合作抗战,事实上已很明显,也是必然趋势.
沈先生说褚老寓沪固所不便,但久居山中亦不适宜,武汉三镇又为敌军所必争.
因此,为了顾全大局,共赴国难,沈先生请褚老速速携眷到重庆.
……褚老看了沈老的信后,沉思多时,似在考虑入川之举.
"10数日后,一场大型抗日救国的宣传大会在赵氏宗祠戏台举行,褚辅成在大会上进行抗日救亡的演说.
许明农等除了自编抗战歌曲、戏剧进行演唱外,还将从汉口带回的抗日救国的宣传资料分发给与会群众.
大会结束前褚辅成又表演了一套太极拳作为谢幕.
也是"含意救国必须强身的道理.
"11这次抗日救国的宣传大会给缙云县的广大民众树立了坚定的抗战信心.
会后,褚辅成又慷慨资助经费50元(当时可购大米十担),支持许明农将从武汉带回来的八路军政治处赠送的游击战术和革命歌曲翻印300册,"并且亲笔题字"分发宣传.
这些书后来在浙江游击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褚、沈两老的功绩.
12在丽水成立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褚辅成在缙云的时间不长,约于1938年1月中旬离开缙云赴永康.
褚辅成在秘密离开上海到温州时写信给骆耕漠,要他赶快到永康、丽水一带去找他.
此时中共地下党张锡昌同志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指示,先于骆耕漠于1937年底到达丽水,也去函通知骆耕漠尽快赶去丽水.
而骆耕漠离开上海后,从长江经海门到泰州向新四军总部汇报工作,农历12月底辗转到达于潜县杨镇老家,在家仅逗留10天左右,就接到褚辅成和张锡昌的信函.
褚辅成在信中告诉他,在上海成立的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已陆续到达丽水,现正与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郑楚成商定回乡服务团在丽水的住房问题,请他立即去丽水.
骆耕漠接信后于2月2日抵金华,2月4日乘《东南日报》运货汽车赶到丽水城,见到褚辅成.
经褚老介绍即去找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郑楚成,商量回乡服务团的住宿和地址问题.
郑楚成在当地是个土财主,少有文化,依靠经营火社史大家说23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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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社史大家说柴发了财,盖了很多房子,当他得知服务团是褚辅成介绍来的,立刻表示大力支持,对回乡服务团的住房、甚至吃饭、来往招待,表示都可以解决.
他说"已经答应褚辅成老先生,腾出两栋仓库的房屋,供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使用.
"该房屋在丽水城外长途汽车站附近,交通方便,也比较僻静.
这样"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就正式挂牌成立了.
13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创办《动员周刊》,宣传"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成立的意义、任务,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引起了全市民众的注意,扩大了抗日救国宣传的影响,坚定和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士气.
第二是接待安排好各地陆续来丽水的各路抗日青年的住宿、生活、学习,主要是开办培训班,进行抗战救亡的形势教育和今后学员们走上工作岗位的培训.
当时除直接由"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组织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来浙东以外,还有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新四军驻温州办事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等组织的各地进步人士百余人先后到达丽水城,由回乡服务团统一接待并培训后,陆续分配到浙东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时,在《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颁布以前,浙东许多地方自发成立了类似"政工队"的宣传队、战地服务队等组织.
14在中共的影响下,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第三游击司令部搞了一个政治工作队,把那些在校或由上海、杭州等沦陷区撤回来的青年组织起来,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正式颁布后,浙东各县都先后都成立了"政工队",更深感人员不够.
所以需要动员大量有志爱国青年到浙东来,由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培训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县去.
各县"政工队"成立以后,中共地下党以这个组织为基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因此"政工队"名义上虽属国民党县政府,实际上许多"政工队"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党员的手里,"政工队"的队长、区队长和许多队员,大都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
如一九三八年五月成立的云和县"政工队"的第二任队长是史之华,他在"政工队"内成立了党支部,书记由史之华亲自担任.
又如义乌、诸暨、余姚县的"政工队"实际上是由中共党员领导的.
"政工队"的队员每月只拿十二元的生活费,他们生活艰苦,勇于牺牲,许多同志在深入敌后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中牺牲的就有一百余人.
"15赴汉口继续关注、支持浙江抗日救亡运动褚辅成于1938年3月底离开浙江到汉口,临离浙江前,对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工作做了进一步布置,首先关照郑楚成,对回乡服务团办事处的用房要继续让其使用;又对丽水之外的其它几个县的老知已、老同事做了关照,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回乡服务团的工作;同时叮嘱骆耕漠,在他离开浙江以后如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可用他的名义同这些老前辈去商量.
对此,骆耕漠深为感激.
褚辅成做了这样的安排以后,就离开浙江去了汉口.
16四月上旬,骆耕漠利用物产调整处派他出差汉口,向中国茶叶总公司商议浙江茶叶出口问题的机会,专门到褚老在汉口的住处汇报自褚老离浙后回乡服务团继续进行的各项工作,及《动员周刊》发行等,对此褚辅成感到十分欣慰.
但同时提醒骆耕漠:"对浙江的政治环境要好自对付.
"在骆临走前又拿出100元,要骆带回去补助一下《动员周刊》发行经费的困难,骆耕漠深受感动.
17褚辅成人虽已在汉口,但对于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首先,他提醒骆耕漠"对浙江的政治环境要好自对付".
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发动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大支持.
那么当时浙江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呢第一,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日寇在沦陷区都建立了维持会一类的伪组织,浙东处于浙江抗日战场的最前沿.
从进入第二期抗战的整个形势看,浙江又"处在东南战线最前哨的地位".
18面对日寇军事进攻的高压态势和政治上的渗透、破坏,浙江政局动荡不定.
第二,国民党内激烈的派系斗争.
黄绍竑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是在杭州快要沦陷的前夕.
那时,黄绍竑刚从娘子关败退下来,他在山西被日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是八路军施于援手,才得以逃出太原.
此时黄绍竑为了能在浙江站住脚跟,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为大众所接受的政治纲领,他在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制定并通过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在"国民参政会还没有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之前出台,浙江省单独搞了这个纲领,不仅在浙江起了作用,而且对全国各地也起24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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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社史大家说了积极的影响.
"19但遭到国民党С·С派在浙江的代表方青儒、许绍棣等人的坚决反对.
据说黄绍竑曾表示:"主席可以不干,《纲领》不可以不通过.
"后来在讨论这个《纲领》时"是强行通过的".
20这个《纲领》的通过,虽然黄绍竑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但事实上也是有利于中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第三,对"政工队"领导权的争夺激烈.
黄绍竑对于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对他的援手,有一种"感恩思想",这次重来浙江,很想学一学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这套方法,当1938年2月《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颁布后,黄绍竑就公开宣布成立"政工队".
"政工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抗日宣传,搞征兵,二五减租及民选乡保长等.
这项工作由谁去组织领导、宣传发动民众,基层民众的力量就有可能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黄绍竑把"政工队"看作自己的力量,特别在人事安排上牢牢控制.
1938年2月后,浙东各县先后都建立了"政工队",后来连沦陷区也有"政工队",这时"政工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政工队"名义上虽属国民党县政府,实际上许多县"政工队"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中.
而С·С、复兴社则极力插手企图控制,甚至破坏.
后来浙西"政工队"被改组,就是С·С、复兴社插手控制的结果.
建国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当时'政工队'的实际情况,把浙西'政工队'说成是反动组织,这是不对的.
"21通过对上述三种情况的简单分析,基本可以看出当时浙江的政治环境,是非常尖锐且错综复杂的.
褚辅成提醒骆耕漠"对浙江的政治环境要好自对付",是十分中肯和真诚的.
其二,褚辅成临离浙江前,动员包括丽水县在内及其它几个县的老知已、老同事,要求他们继续支持骆耕漠等人的工作.
褚辅成在浙江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以后二次"主政"浙江的过程中,树立了较高的社会资望,同时在浙东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集聚了一定的社会力量.
这些社会力量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爱国觉悟,通过褚辅成的联络发动,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浙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争取、团结的对象,如郑楚成等.
193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调骆耕漠到金华工作,骆耕漠在临离丽水时向郑楚成告别,郑楚成就说:"褚老曾交代过,回乡服务团停止后,仍要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并表示:骆耕漠到金华后工作上如有困难,"他仍加以帮助".
22当时骆耕漠、潘念之等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赴浙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褚辅成合作共事,其中共地下党员的政治身份是秘密的,不可能告诉褚辅成以及他的那些老知已、老同事.
但是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于牺牲的奋斗精神,褚辅成在与他们合作共事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感受.
因此,褚辅成对骆耕漠等人的帮助和支持是出于真诚和主动的.
其三,愿以自身的资望,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掩护.
1938年5月,骆耕漠受地下党的指示,调离丽水前往金华,筹备浙江文化界抗敌协会期成会.
开始时租用金华市内酒坊巷的一处房子,与邵荃麟、徐进23等七、八个同志共住.
十月,因中国台湾义勇队50余人来到金华,为祖国抗战服务,酒坊巷的房子腾出供中国台湾义勇队总部使用,骆耕漠等人想租用市内柴坊巷15号大洋房作为活动据点.
这栋洋房式的楼房建在金华城内最高的一片山坡上,洋房的主人当时在国外教书,主人的家属为避敌机轰炸迁居到了乡下,房子空着,但因租金较高,骆耕漠等人无力租用,就以褚辅成的资望,通过城内教育界爱国士绅,顺利解决了这一难题.
骆耕漠在《往事回忆》中说:"城内有不少开明爱国的教育界人士,知道褚辅成老先生是浙江革命老前辈,同时又知道我们之中有不少人曾得到以上照顾,所以他们就帮助我们向房子的主人反映我们的住房困难问题,希望对方加以帮助.
幸蒙房子的主人也通情达理,先让我们住进较低小的一片楼房.
以后也让我们住进较大的楼房,我们可以看见南边的江边.
"24褚辅成在离开浙东时曾对骆耕漠承诺:在他离开浙东后如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可用他的"名义"去商量解决,这种承诺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
褚辅成的资望也为骆耕漠在浙东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骆耕漠在丽水时的公开身份是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的视察.
这个机构与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是平行的,处长由黄绍竑的亲信、建设厅厅长伍廷扬兼任.
骆耕漠经常利用这一身份到浙东各县视察工作,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当骆耕漠接到地下党调他到金华25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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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社史大家说工作的通知后,即以"辞职"的名义离开战时物产调整处.
伍廷扬曾找他谈话,表示挽留,并希望骆到金华之后,继续同他保持联系.
伍廷扬这种若即若离的谈话,实际是想试探骆耕漠到底同共产党有没有联系.
这时,骆以自己一人从上海"随褚慧老回浙江,志在抗日救亡保家乡,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切盼我省战时政治纲领在浙江胜利实现"相答.
25骆与伍的这次谈话,既很好的保护了自己,又继续保持了与伍在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统战关系.
褚辅成在浙东前后时间仅三月余,是他西行"志切救国"路上的一小站.
此时他已是一位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是一位社会著名人士,而与一批年龄几乎相差一倍、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中共地下党人真诚合作共事,可敬可佩.
那时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26他的行为也不代表政府,而当国家蒙难、人民受辱的严峻时刻,积极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切都出于他的主动,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良知.
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沿.
一位资深的老国民党党员,以他自己实实在在的爱国行动嬴得了共产党人对他的尊敬.
笔者在2005年去北京专访骆耕漠先生时,骆老开口就以"褚老"来尊称褚辅成.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嘉兴市委副主委)1史称"八·一三"上海事变.
2即赵舒(1884—1948),字澄志,号明止,缙云壶镇人,与褚辅成同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浙籍议员.
3《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43页.
4骆耕漠:《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骆耕漠,原名丁世中(1908-2008),浙江于潜(今临安)人,著名经济学家.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杭州一区区委书记,1927年11月在杭州因叛徒告密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长达六年之久.
1934年出狱后到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开始以骆耕漠为笔名发表署名文章.
1937年11月协助褚辅成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回浙江丽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财委秘书长、副主任,1954年起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国家计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2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等职.
5潘公展(1894-1975),字干卿,号公展,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6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1期第62页.
7崔晓立(1901-1941),原名崔绍立,笔名小立,宁波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同年被捕,与骆耕漠同被关在浙江陆军监狱,1936年出狱.
1941年后回籍组织队伍武装抗日,1941年在宁波樟村的一次战斗中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
8史之华(1914-1941),湖州长兴县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在湖州城内执行任务时由于流氓徐祥宝的告密,被日军逮捕,同年秋牺牲.
9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一期第62页.
10许明农:《沈钧儒敦促褚辅成入川》,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第74页.
11许明农:《沈钧儒敦促褚辅成入川》,第74页.
12许明农:《沈钧儒敦促褚辅成入川》,第75页.
13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31页.
14全称为"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
15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一期第60页.
16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36、139页.
17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36、139页.
18《周恩来抗日前哨行》见《浙江潮》第69期,1939年出版.
19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1期,第56页.
20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1期第60页.
21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一期第61页.
22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40页.
23邵荃麟(1906-1971),浙江慈溪人,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
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浙江金华及东南地区编辑刊物,宣传抗日.
24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40、156页.
25骆耕漠、潘念之、卜三等:《回忆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浙江统战工作》,《丽水市党史通讯》第一期第69页.
26褚辅成此时的社会职衔主要是:上海法学院校长、上海全浙公会主席,稍前还是浙江省国难救济会常务理事、全浙救灾会常务理事、上海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常务理事等.
26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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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研究《九三学社简史》有这么一段话:"自1939年以来,在周恩来、潘梓年支持下,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科技界人士近20人组成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其中一部分人并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
"1关于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问题,笔者没有更多的资料做进一步探讨,但其中所言,自然科学座谈会2成员与《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关系密切,则为不争的事实.
为此笔者专门搜集与"自然科学"副刊相关内容,试图对《九三学社简史》作一补充.
"自然科学"副刊是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一种重要副刊,从1940年5月14日开始到1941年1月14日,基本上两周一期,共出版18期.
在抗战时期,对于人们了解自然科学的一些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界的基本情况以及加强与国外科学界的联系,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一副刊的设立有什么背景、其主要内容及撰稿人来自哪些方面本文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自然科学"副刊第一期,编者有一个按语,曰:"由于许多自然科学者及读者的要求,本报特增加'自然科学'专业一种,每两周一次(十四日及二十八日),希读者注意.
"可见"自然科学"副刊的设立是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要求密切相关的.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吴藻溪于1946年主编了一本《科学运动文稿》(未公开发行,国家图书馆藏),其中有一篇文章《科学副刊的诞生》,是笔者发现的最早介绍"自然科学"副刊创立时期相关情况的文字资料.
据这篇文章记载,"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是吴藻溪通过董必武向《新华日报》提出的,其中颇费周折,具体细节见吴藻溪文3.
吴藻溪致力于科学运动,曾在1940年5月4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一文,指出,"战时首都重庆的自然科学界,最近举行了几次讨论科学运动的集会,决定筹办一种定期刊物.
""自然科学"副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吴藻溪发表的《自然科学者起来扑灭汪逆汉奸》,此后,吴藻溪先后署名发表《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中国二十年前的航空建设运动》、《对科学界的热切号召》,在最后一期发表《为开展科学运动告全国青年》.
综合这些材料,笔者认为可以肯定《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是在吴藻溪的推动下实现的,而且吴也是副刊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自然科学"副刊共刊登各类文章50篇(具体篇目统计见附表),按其形式有原作、译作、科学消息、读者问答、宣言、公开信等.
原作主要是一些中国科学家写的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吴藻溪、许之慈(潘菽笔名)、念屏、吴兴等33位,除吴藻溪、孙克定、夏衍等外,大部分人使用的是笔名.
这些文章又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界内部以及自然科学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前者主要有科学界的组织问题、自然科学者的人生观、自然科学界的两条战线、工人和技术员的合作问题,后者包括对汪伪汉奸应有的态度、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路线、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号召全国青年开展科学社史大家说夏德美27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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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运动等,主要作者为吴藻溪、潘菽、夏衍、石聪、亚夫等,这类文章与政治时局有着较大关系.
第二类是科普类,主要是介绍一些与抗战有关的科学技术,如无线电、炸药、磁性水雷、建筑工程、毒气空袭防御、燃料问题、汉奸电台的侦查、防空塔、燃烧弹、工业建设与防空、抗建中的畜牧问题等,还有其他生活方面的知识,如食物营养问题,水膨胀机问题、植物油灯、煤气车、硝磺炭等.
第十二期有一则《征稿启事》,指出"目前,尤须要医药方面的稿子.
"于是从第十三期起,多了一些医药、疾病方面的文章,如儿童底心理健康、药剂问题、疟疾、药物与化学.
译作有6篇,有关苏联的有:苏联科学院会员B·A·凯作,方林翻译的《进化论在苏联的成就》;A·费立泼夫作,吴旦译《自然科学与劳工福利》;者林那·史脱轮著、董秀鹤译《列宁主义是引科学到正道之宝鑰》;还有一篇《什么力量使苏联的科学进步的》由奈叔译自"苏联新闻".
另外两篇是何登作,丁波译《谈谈炸药》(译自澳大利亚《保卫报》,何登为美籍教授);何登著,王二福译《对弱者的战争》(据编者注,此为作者二战前的文章).
科学消息有两则,主要是关于苏联科学界的最新动态.
"读者问答"也只有两期涉及,其一是回答读者就自然科学的自学问题的提问,其二是回答关于硝磺炭(一种火药)的性能、作用等.
此外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界的组织发表的宣言和公开信,包括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布的一则宣言和致安徽自然科学界的一封信,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印度一位科学家的信和致朝鲜自然科学界的公开信.
在第十七期还有一则关于"时事问题讨论大纲"的公告,观其内容与自然科学无直接关系.
那么,"自然科学"副刊创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早在"自然科学"副刊创刊之前,吴藻溪曾在《新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4,文中他号召科学界:"认清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和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不畏任何艰难,为科学的发展而努力.
""现阶段中国的自然科学者,与其空想去做那事实上暂不可能的爱因斯坦,不如脚踏实地地,多做一些科学中国化及科学大众化的工作,使将来中国的社会能够产生无数千万个爱因斯坦.
"接着,他具体指出了目前(抗战时期)科学界的主要任务:一、打击日寇汉奸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为名进行的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二、参加关于抗战的各种科学工作,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满足抗战建国大业的需要;三、组织起来,一方面应充实原有的各个科学团体及科学出版机构,另一方面新设各种研究或介绍科学的团体,同时组成一个全国性的以推进科学运动为职志的团体.
《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第三期刊登的何登作,丁波翻译的《谈谈炸药》开头就指出:这是一条能普遍适用的规律:对于一样东西,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不怕它.
因此要在战争中获胜,我们最好尽多地懂得一些战争中所包含的各种科学原理.
第十二期的《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须简洁精悍,注重自然科学的社会应用和生活应用及大众化.
"结合这些材料和"自然科学"副刊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副刊的创立主要有以下目的:一、在政治上宣传正确的科学观,完成抗战建国的需要,主要针对汪伪汉奸的所谓科学宣传,主要参考苏联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二、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和大众化;三、促进自然科学界的组织团结,并通过这些组织加大与国外自然科学界的联系.
虽然"自然科学"副刊只存在了八个月的时间,但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上述目的,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所言:"自贵刊出刊到现在,我每期都看过,每期都使我获益不少.
"5可是,毕竟"自然科学"副刊出版18期就停刊了.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历经周折的副刊如此短命呢据吴藻溪的回忆,"副刊出了几期,就发生皖南事变,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若干会员纷纷离渝,《新华日报》也缩减篇幅,裁去'自然科学'副刊.
这历尽挫折方得出世的科学副刊,又失败了.
"6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逆转,《新华日报》更加受到迫害.
1941年1月14日"自然科学"副刊刊出最后一期,自2月起《新华日报》由对开一大张4版改出一中张2版,仅星期日增刊出4版.
可见,"自然科学"副刊停刊确实与"皖南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
可是,即使在副刊停刊时期,第2版仍提供篇幅刊载文艺创作,发表了多篇剧评.
1942年2月《新华日报》恢复4版,《文艺之页》副刊等随之复刊,"自然科学"副刊却没有恢复,而被由张申府主持的《科学专页》取代.
应该是在"自然科学"副刊创立之前,董必武写信给吴藻溪,其中提到:"新华副刊原不打算多登纯文艺作品,因科学和杂文来稿稀,又主编者对文艺有兴趣之故,对新诗和短篇小说、批评文学分量稍重一些也未可知.
希望熟悉副刊的朋友一面多给指示,另一面写社史大家说28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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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1《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笔者认为《新华日报》上以"自然科学座谈会"名义出现的团体是吴藻溪、葛名中(葛春霖)、孙克定等参加的团体,应该就是潘菽在《难忘的重庆岁月》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学术研究会"的自然科学组.
而梁希等参加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则是另一个组织,两个组织成员有交叉,如潘菽就是两个组织都参加.
3《社史研究通讯》2010年第1期第9页刊登.
4《新华日报》1940年1月8日.
5《自然科学的自学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9月17日.
6吴藻溪《〈新华日报〉科学副刊的诞生》,《科学运动文稿》1946年,国家图书馆藏.
7《中国科学家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些文章,使它不偏不倚才好!
"可见《新华日报》副刊本来就比较偏向文艺性作品,"自然科学"副刊的设立可以说是根据董必武的建议进行的一种纠正,但毕竟"自然科学"副刊的内容较之其他副刊,可读性不强,内容相对单一.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潘菽80年代的回忆.
潘老在《难忘的重庆岁月》7一文中这样写道:"那里的编辑部(《新华日报》)曾委托我们代编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并约我们给报写写文章.
文章写了几篇,但不多.
我曾用"许之慈"和"苏德鄰"(有误,潘菽发表的文章都是用了"许之慈"的笔名)的笔名写了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多大意思,说起来惭愧,发表在这个报上是不够相称的,但不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写.
"这虽是潘老的谦词,但"自然科学"副刊内容决定了其要想吸引大量读者确实比较困难.
"自然科学"的撰稿者确实非常少,这从副刊所刊文章作者名字能够看得很清楚,另外,在第四期、第十二期两次刊登《征稿启事》,可见稿件稀缺问题之严重,应该说这也是"自然科学"副刊短命的原因.
另外,据吴藻溪的意见,副刊不能恢复与自然科学座谈会内部分裂有很大关系,他特别提到与张申府的争执.
由于副刊大多数文章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撰写的,座谈会的停顿,无疑是副刊不能恢复的一个原因.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干部)附:《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所登文章篇名表第四期亚夫《关于自然科学界的组织问题》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印科学界的连络》许之慈(潘菽)《战场神经病》期号作者题目第一期吳藻溪《自然科学者起来扑灭汪伪汉奸》念屏《侵略者梦想中的科学奇迹的幻灭》袁柔《介绍一位模范的科学家———杨十三先生》第二期齐鲁《开展敌后抗战区的科学技术工作》石聪《谈谈科学界的组织》苏联科学院会员B·A·凯作,方林翻译《进化论在苏联的成就》第三期柳民《无线电与航空的新发展》何登作,丁波译《谈谈炸药》《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社史大家说29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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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期号作者题目第五期吴藻溪《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难鲁、燕如合作《谈谈磁性水雷》第六期心之《抗战中的建筑工程》念屏《略谈食物的营养问题》第七期孙蕴《写给理工科的同学》吴旦《毒气空袭防御》第八期许之慈(潘菽)《自然科学者的人生观》石矢《抗战建国中的燃料问题》董晨、康健《由植物灰提制白碱的方法》第九期沅明《汉奸电台的侦查》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安徽自然科学界的一封信》缘叶《工人与技术员的合作问题》段士珍《防空塔》第十期念屏《燃烧弹》《自然科学的自学问题》(读者来信)刘自强《水膨胀机问题》第十一期一明《抗建中的畜牧问题》何登著,王二福译《对弱者的战争》《科学消息》(关于青年自然科学家在农业方面的发明)第十二期日新《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路线》曹星《植物油灯》A·费立泼夫作,吴旦译《自然科学与劳工福利》吴藻溪《中国二十年前的航空建设运动》《科学消息》(关于苏联科学家发现听觉、视觉等互相影响)第十三期者林那·史脱轮著、董秀鹤译《列宁主义是引科学到正道之宝鑰》吴藻溪《对科学界的热切号召》东翛《怎样当心儿童底心理健康》第十四期玉辛《工业建设与防空》第十五期吴兴《抗建中的药剂问题》黄一光《疟疾问答》第十六期夏衍《自然科学界的两条战线》许由《巴夫洛夫的生平及其贡献》《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朝鲜自然科学界的信》第十七期奈叔译《什么力量使苏联的科学进步的》孙克定《煤气车》《本报读者时事问题讨论大纲》(关于"日汪伪约签定后的时局")第十八期吴藻溪《为开展科学运动告全国青年》吴兴《药物与化学》王诵孙《硝磺炭》("问题与回答"栏目)社史大家说30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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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今年(2006年)3月16号《人民政协报·宝藏双周刊》刊登纪念朱家晋先生(号季黄)的文章整整占了三大版,是各位作者将在会上的发言.
其中有中央文史馆袁行霈馆长的《他把一生献给了文博事业》,九三学社韩启德主席的《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辉煌一页》,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的《一代大师,风范长存,泽被后世,殊堪钦佩》,浙江省文化厅杨建新厅长的《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故宫博物院李季副院长的《朱家晋先生与故宫博物院》,嘉德拍卖公司王雁南经理的《怀念鉴定大师朱家晋》,《人民政协报》记者孙伟、杨春同志的《实现"化私家为公家"的人生理想》等七篇.
文章都写得很好,翔实有据,值得洗耳恭听.
我和季黄既是总角之交,又有通家之谊,有几年同在故宫古物馆工作.
交游互访,直至耄耋之年,可以说是一生中最知心的朋友,举办座谈会纪念他,我焉有不去之理.
不过经反复考虑,我还是没有参加.
下面说一说没有参加的原因.
据我臆测,座谈会的参加者可能有不少认为季黄博学多才,为故宫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定长期受故宫的聘用和尊重.
至于广大报刊读者和社会人士持此看法的则更多了,其实不然.
50年代初"三反"运动中,他的经历几乎和我完全相同,只不过我集中学习在东岳庙,他在白云观.
我因日寇投降后,收回战时损失文物共七批,有三批由故宫接收,被主观认定是盗宝主要怀疑犯,季黄也被逼迫交代盗宝问题.
二人都被认为是马衡先生的亲信,故企图通过我们揭发院长的罪行.
我在公安局看守所监禁审查了十个月,他则长达一年半,因为他比我多两个政治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和粮食机构干训班.
不过,北京刚解放他已向故宫党委做了详细交代.
恢复自由时都发给"取保释放"通知并限期送交有保人担保的保证书.
随即收到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已被故宫博物院开除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
季黄还果真去劳动局登记失业,被介绍去航空学院联系.
接见者态度恶劣,认为被开除者不会有好人.
季黄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宁愿失业也不再求安置了.
此时梅兰芳先生正在编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
他和季黄原是熟朋友,并深知季黄绝不肯无功受禄,所以请他协助编写.
书中去美国演出一篇即出季黄之手.
季黄回故宫是在50年代中期吴仲超同志任故宫院长之后.
吴仲超同志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年中故宫院长级别、水平最高,爱文物,懂文物,一心想把博物院办好,知道需要用什么样人的一位领导.
经吴院长的任命,季黄在故宫复职.
与此同时,吴院长也很想把我调回故宫,曾约面谈,惟此时我已被民族音乐研究所收容.
吴院长通过文化部和音研所李元庆、杨荫浏所长协商此事.
音研所的答复是:音乐人才,不论中西,都容易找;能读线装书,有历史、考古知识,可以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很难找,因此不同意调离.
征求个人意见,我又心有余悸,不明确表态,以致没有调成.
此后吴院长三次送来故宫不同委员会的委员聘书,并为我安排工作和午休地点,希望每周来一两次协助工作.
但不久我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记朱家晋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编者按:朱家晋先生与王世襄先生都是闻名于世的文博大家,也都是九三学社的杰出社员,在此转载两篇王世襄先生回忆朱家晋先生的文章,以为缅怀.
这两篇文章均转载自王世襄《锦灰不成堆》,三联书店2007年版.
王世襄社史大家说31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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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1"中国文博名家画传"之《朱家晋》,朱家晋编,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见故宫保管部:《认真做好百万件文物藏品保管工作》,载《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页24.
拙作《锦灰堆》贰卷页564也引保管部此文的一段为证,见本书页78附录一·甲.
3参见《锦灰三堆》页138《与西谛先生一夕谈》一文.
自然无缘再去故宫了.
季黄还有一段退休后又复职的经历.
他在咸宁干校和几位年长的同志被送往丹江,据说是为了安置照顾.
他不到退休年龄,身体又极好,竟莫名其妙地被列入老、弱、病、残名单.
干校结束时就成了退休对象,到1978年才重返工作岗位.
季黄的重要著述和成就多数是退休在家四年及复职后二十多年完成的.
这说明先前对他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这也和吴仲超院长在"文革"中挨批挨斗、靠边站好几年有关.
我如参加座谈会,一定会把季黄的许多罕为人知的事实讲给大家听.
如不讲,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如讲了则和各位宣读的文章十分不协调,有人会认为是故意唱反调,是叛逆.
几经考虑,还是不讲为好.
这就是我没有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1957年鸣放,号召帮助党整风.
我据理陈辞而成了出洞之蛇,划为"右派".
季黄一生谨慎,故安然无事.
《朱家晋画传》1末尾《生平简表》,季黄对"三反"入狱、开除公职等事,只用"隔离"两字来概括,可见用心良苦.
不过当他和知己老友促膝谈心时,又何尝不耿耿于怀.
他自己不说,和他经历相同的老友替他说几句似乎也是应该的.
我和季黄讨论过,据我们两人的实际情况,不该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
受处分不论轻重都必须有犯罪证据,否则就不合法.
我们确实没有当然也查不出有盗窃文物或其他违法行为.
所谓"取保释放"就是经过监禁审讯而查不出罪证时的官方用语.
它既没有给被审查者一个清白无辜的结论.
也不能用来作为被审查者犯罪的证据.
至于我还有在日寇投降后追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的事实,仅入藏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三批,其中不少件属国宝级,收回时间在1945至1946年之间.
如果此事不是功劳,为什么到全国解放后50年代才成立的故宫保管部,它和追还几批文物毫无关系,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收回文物之功都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真是无耻之尤!
2事实上,我有功无罪,更不该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
我和季黄又曾讨论过,解放初期故宫只有我们两人在若干方面情况相似,都是官宦世家出身,从洋人办的大学毕业.
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自然被定为"封建余孽".
两人都和马衡院长有渊源.
《朱家晋画传》不仅讲到他父兄辈和马衡的关系,自己也口述《马衡先生二三事》.
我父亲幼年和马衡先生同学,在京两家距离不远,常有来往;并帮助接待参观故宫的外宾,被聘为故宫顾问.
我上学时期就曾表示将来愿到故宫工作;抗战期间来到重庆,马院长任命我为秘书,但并未就职而去了李庄中国营造学社.
以上都容易被人认为和马院长有密切关系,甚至是亲信.
实际上我与季黄和马院长都没有任何超出正常关系的行为.
马衡院长为故宫历尽艰辛,工作了大半辈子,故宫由皇宫改为博物院,特别重要,解放后要溯本清源,彻底接管,可以理解,故借"三反"运动将马院长调到只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的文整会,并毅然、断然把有亲信嫌疑的季黄和我清除出故宫.
我认为这是我们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主要原因,看来是故宫党委会的集体决定.
我曾拿开除公职的通知到团城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他竟茫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可见局长并不知情.
3党委诸公的决定是否合理、是否正确,要用事实来证明.
小平同志有句名言:"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0年代中期吴仲超院长把季黄请回故宫,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实践证明,吴院长是正确的,而开除季黄的诸公是错误的.
诸公的错误在于:只知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愿也不会做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错误地认为旧社会各机构的老领导肯定有严重问题,而和他有渊源关系的也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即使经过运动查不出有违法行为,也必须一律清除出去,以免后患.
加上各位自身不学无术,不知道博物院应该干什么、需要用什么样的人.
看来决策诸公缺乏文化和修养,只不过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极左人士而已.
社史大家说32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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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在我一生中,包括故宫除名后到音乐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间,少则一周,多则旬余,不是我去看季黄便是他来看我,所谓物以类聚是也.
只有在"三反"期间,暌违长达两载.
我先获释,此后不断询问,半年后始知季黄平安回家.
久别重逢,我向他提问:"日寇投降后我因追回大量重要文物,被诬为'盗宝犯',调查澄清自需时日.
兄并未涉及,何以会拘留更久"此时四嫂及女儿等均在家,她们已预感将听到季黄回忆往时的有趣故事了.
季黄从大学毕业后说起:"离开北京沦陷区,南下谋生,经介绍在重庆粮食部门工作.
曾申请加入国民党,获得批准.
又因年富力强,必须参加类似军训的干训班.
日寇投降,回到北京.
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任命我为编纂.
解放后,我立即向故宫党委会交代国民党、干训班两个经历.
'三反'运动中,当然也逼我交代盗宝问题,我无可奉告.
而上述两个经历,也成了严重问题,反复调查核对,始有结论,以致延长拘留时日.
"川中粮食仓库以防火、防雨为工作重点,故干训班每日练习爬绳,缘之直上六七丈,以秒表计速度.
我升若猿猴,降如坠果,面不改色,班中居首.
又因自幼钟情京戏武生,在渝期间,清晨练习起霸及刀枪套路,腰耗腿,不觉移时,观者侧目.
认为我身怀武艺,非常人所能及.
更因曾蒙武生泰斗杨小楼先生许为可教之材,收为弟子.
故学习更加刻苦,每日上班前,经过景山公园,先觅偏僻所在,一招一式,温习揣摹剧中人物,力求神似,常有游人驻足围观.
"故宫职工,当时爱京剧者,大有人在.
演员及文武场,人才济济,已具组班条件.
神武门门楼,东为戏台,西为坐椅,可供公开义演.
时值抗美援朝,售票所得,全部捐献国家.
两三年内,演出不下二三百场.
主演节目有三四十出,如《青石山》、《长坂坡》、《挑滑车》、《拿高登》、《铁笼山》、《湘江会》、《阳平关》、《金锁阵》、《摘缨会》、《连环套》、《恶虎村》、《落马湖》、《八蜡庙》、《八大锤》、《镇潭州》、《连营寨》、《麒麟阁》、《攻潼关》、《摇钱树》和《红桃山》等等.
其中有专业演员视为畏途者,而我尚能胜任,获得好评.
不料由于一技之长,竟招致误导讹传,认为我有飞檐走壁之能.
"三反"中引来一场周密计划,兴师动众,如临大敌,步步为营,捉拿朱家晋的可笑闹剧.
季黄此时问我:"你从东岳庙回家后,是怎样被抓送公安局看守所的"我说:"回家后两天,派出所通知前往问话,进门早有两人等候,把我铐上手铐,雇了三辆三轮,押送前门内路东朱红大门的公安局.
"季黄兄大笑道:"抓送我的规格可比抓送你大得多了.
"这时四嫂等都笑了,知道将有精彩表演可看了.
季黄接着说:"拘捕我可是二三十人编了队,开了三辆吉普来的.
特工人员从炒豆胡同大门进入,每进一道门就留两个人把守.
越过两层院子,进入中院,正房和两厢房顶上早有人持枪守候.
"这时我插话:"看这个阵势,知道的是拘捕朱家晋,不知道的以为是准备拍摄捉拿飞贼燕子李三的电视剧呢.
"一下子又引起一阵笑声.
季黄说:"那天傍晚,我刚洗完澡,坐在床上,尚未穿好衣服,两脚也未伸入鞋中.
忽听见院中有人声,破门冲进两人,立刻把我铐上手铐,并叫我跟他们走.
我因两手不能下伸,提不了鞋,忽然想起林冲在某出戏中(戏名可惜我忘记了)的两个动作,可以采用.
我立在床前,像踢毽子似的,先抬右腿,以鞋帮就手,伸指把鞋提上.
再抬左腿,重复上述动作,把左脚的鞋提上.
"做两个动作时,口中发出"答、答"两声,是用舌抵上膛绷出来的,代替文场的家伙点,缺了似乎就不够味儿.
"两个动作做完后,季黄问大家:"你看帅不帅边式(指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身段漂亮,动作干净利落.
)不边式"一时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说不出话来.
这时四嫂讲话了:"今天的表演就是那年拘捕他时的片段重演.
现在逗大家一乐,自然非常轻松.
不过遭到拘捕,谁遇到都会紧张惶恐,不知所措.
而季黄却坦然潇洒,居然还有心露两手调侃玩闹,实在太不容易了,太难做到了.
他何以能如此,我看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解释.
那就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社史大家说王世襄33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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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我的父亲袁翰青是江苏南通市人,1905年出生.
如果在南通师范读书后直接留在当地做教师,那么他可能永远与北京无缘.
但是抱着科学救国志向的父亲,注定要远走高飞.
于是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中的名校———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化学系.
那是1925年的秋天,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
清华毕业后他考取公费留学,跨洋过海到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
正当他在有机化学的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时候,1932年底南京中央大学邀请他回国执教.
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1933年父亲毅然回国.
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几年里他携妻带女辗转南北,从南京到重庆又到兰州.
1946年应北京大学的邀请,举家来到北平.
从此父亲一直生活、工作在这里,除去文革中在河南干校的3年,总共45个春秋,直到1994年他生命旅程的结束.
1946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职后,父亲要教授三门课,还要把曾昭抡教授出国考察前托付的《中国化学会会志》继续编下去,工作很繁忙.
但是父亲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热爱青年,关心国家命运,一生追求真理和进步.
1945年他在兰州就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
1946年他参加了革命团体"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解散).
繁忙的教学之外,充满了正义感的父亲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爱国的政治运动中.
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父亲立即起草了措辞强烈的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并联合学校四十多位教授签名抗议.
同时北平许多学校举行了震撼全国的抗暴示威.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美方判处元凶15年苦役,送回美国.
正是从这次抗暴运动的签名活动开始,父亲与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主席取得联系.
最初在北平的九三学社社员只有七八人,主要是在北大、师大任教的几位教授.
聚会的地点有时在府学胡同北大宿舍.
许德珩先生一家、我们家都住在这个宿舍大院里.
这里还住有哪些位教授,至今我回忆不起来了.
当时我才两三岁.
只记得宿舍大院对面的文天祥祠,还有姐姐在那里念过书的府学胡同小学.
记得父亲骑着辆半新的车把很高的自行车,来往于北大红楼理学院和住家之间.
一天夜里,那辆车被偷,家里人全跑了出去,就剩下躺在床上的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大哭.
幸亏一个三轮车夫拦住偷车人,车子失而复得.
1995年,我同三个姐姐重新返回故居看望,时过境迁,已然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曾与小朋友嬉戏的宽敞而美丽的院落了.
九三学社当时的活动主要是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支持下,组织签名运动,联合发表各种宣言、抗议.
父亲曾经回忆,1947年初,军调部被撤销了,中共小组撤退前,叶剑英元帅邀请民主人士20多人召开座谈会并请吃饭.
会议安排在弘通观四号许宝揆的家里.
到会的民主人士有许德珩、马彦祥、王之相和父亲等人.
今天翻看1950年的北京地图,我才找到弘通观,原来是在东城东总部胡同与北总部胡同之间的一条很隐蔽的小巷.
恐怕现在它已经在很多街巷的拆除扩展中,不复存在了.
中共小组撤退后,北平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与军调部中共代表有过联系的著名人士.
于是费青教授和父亲组织发表了十三教授宣言(《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大逮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陆续释放了这些著名人士.
还有谴责国民党军队轰炸文化古城开封等抗议活动,父亲也都积极参加了.
那时候北平地下党也与父亲取得联系.
派来联系父亲的是地下党员仓孝和,他的公开身份是灯市口育英中学的化学教员.
一天,他以重庆中央大学父亲学生的名义来北大看望父亲,说有朋友要到南方去,希望父亲用自己的名义从北大开出一张证明信.
父亲帮他搞到了.
解放后才知道那张证明信是为北平地下党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同志办的.
其中的细节父亲后来没有提过,我更是无从知道.
父亲还掩护一些进步学生住在家里,为他们投奔解放区提供方便.
他的名字也曾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一度不能住在家里,只好在沙滩北京大学教学楼内藏身.
经历了历史风风雨雨的沙滩红楼后面是闻名于世的民主广场.
当年的学子们常在这里席地而坐,聆听教授们袁翰青与北京袁其采昨天与今天34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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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的演讲.
1948年在北京的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一个镜头:3月29日,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毅然来到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参加纪念黄花冈先烈大会,做反对伪国大讲演.
纪念会有数千学生参加,两三千警察架着机枪,戒备森严地包围着会场.
袁翰青在讲演中说,我一个知识分子,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
许多年之后,曾在民主广场聆听过父亲演讲的学子,事业有成后,还常常回忆起父亲的讲话;回忆起那一天在如雷的掌声中,在学生的簇拥下,面对机枪临危不惧的三教授演讲后伴随着响彻云霄的歌声走出会场的感人情景.
在积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活动中,父亲爱憎分明,他被尊称为"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
而今,每当我路过红楼都会深情的凝眸、伫望父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这个地方.
最近翻看父亲的日记,我看到,1983年3月29日的实录:九三学社中央特地宴请许老、父亲和樊弘教授,以纪念35年前三教授与国民党当局所做的坚决斗争.
1948年前后,父亲还在《中学生》、《知识与生活》、《北大半月刊》等杂志上写了不少进步文章,如《论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了解这一代的青年》、《与青年谈小事》和《我要向青年说的》等等.
他在《知识青年的道路》中写到,"人民"不是光喊喊的名词,是实实在在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是拿着锄头耕田的人,是拿着铁锤打铁的人.
做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青年,要永远的贡献你一生所有的知识和力量为中国苦难的人民而服务———这是知识青年唯一的道路,是每一个知识青年应有的抱负.
相信这些话语一定能鼓舞、激励那个时代的不少有志青年.
即使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重读这热情澎湃、铿锵有力的话语,都不禁让人激动感奋.
北平历史上还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宴请10多位教授,就和平解放北平请教授们坦诚交换意见.
九三学社出席的有父亲和黄国璋,知名人士徐悲鸿、王铁崖教授等人也到会.
大家一致主张和平解放北平.
可以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父亲与在场的教授们也曾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把东单广场开辟为临时飞机场,拉拢知名人士去南京.
父亲接受了北平地下党的重托,劝留一些知名教授相信共产党,不要离开北平.
其中的知名教授我所知道的有朱光潜、贺麟等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在新北大的第一届领导班子———由23人担任的校务委员会中,父亲也是其中的9个常委之一.
在那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年代,党的关怀、革命的浪潮激励着父亲,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北平的命运,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这段历史是光荣而难忘的.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因此定为1946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父亲的工作因此频繁调动.
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负责该局的筹建工作.
父亲在这里所做的很多工作中与北京有着直接关系的是1950年春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平门老校舍举办了"首都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
据科普作协的首席顾问章道义先生回忆,这次展览会内容包括一般自然科学知识、妇幼卫生、从猿到人三大部分,展出12天,观众多达10万人次,成为轰动首都的一大新闻.
1951年,国家把科普工作移交给科普协会,原来的科普局与文物局合并.
于是,父亲又被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编辑、编审部主任.
他上任后很快动员了上海的部分编审人员,遴选了北京等地的专家,在东城区演乐胡同买下一个院子,组建了北京商务印书馆编审部.
正是在这里,从1952年到1955年,他负责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整套大学理工科教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倾入了心血和汗水.
听商务的老人说,这座院落后来改作商务的宿舍,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的门牌是38号.
1956年,父亲被委任筹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做代理所长.
在《竺可桢日记》里,我看到已故的科学院副院长竺老是年10月9日的记录:"午后3点,至院开院务会.
讨论成立情报所.
经3个月的筹备时期,经袁翰青、曹日昌的努力,已在上海等处张罗158人,在朝内大街137号中院东西两楼1800平方米地方.
本年出《机械制造文献》半月刊、《科学新闻》半月刊.
1957年加《世界化学论文索引》月刊,《冶金》、《物理》、《力学》3种文献月刊.
"竺老为后人真实记录下父亲等人,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为该所的成立所落实的具体工作,所贡献的力量.
刚成立的情报所在朝内大街137号九爷府内,而今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已经盖起了一座6层的大楼,雄踞在长安街的西面.
这个建筑是身为六届政协常委的父亲,在政协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增加拨款后才最终矗立起来的.
昨天与今天(上接第46页)35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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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1955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根据各民主党派的要求,调派一批共产党员到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工作.
我原在青年团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市委统战部把我调进九三学社市委机关,一直工作到1961年上半年,调回到统战部党派处.
我在九三学社市委近六年时间,先后担任秘书处秘书、副处长、副秘书长和市委委员、常委.
记得,我刚去九三学社时,统战部党派处有同志说:"你是卢于道教授的学生,调你去九三学社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卢先生抗战胜利前,就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而我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才进复旦大学先修班读书,结业以后直升法律系.
我在复旦读书近四年时间,与卢先生不在同一院系,对卢先生并不熟悉.
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是在我去九三学社以后.
卢先生是一位知名的脑神经专家.
我刚到时,统战部党派处就有同志告诉我,国内有两位脑神经专家,南方的就是卢于道教授.
卢先生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经导师推荐,得洛克菲勒基金会2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学习.
回国后,在南京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写就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教材.
次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驳斥国外污蔑"中国人种低劣"的谬论.
可见,卢先生不仅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优秀博士毕业生,更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抗战爆发后,卢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在贵阳,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
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念》、《脑的进化》等.
1931年,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任鸿隽到重庆,卢先生受他的委托,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负责在后方开展科学社的活动,参加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联系的进步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抗战胜利后,卢先生仍在复旦大学任教,兼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
1946年夏,卢先生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继续担任复旦生物系教授和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并参加高等教育界联合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活动,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
194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市委派李正文同志动员卢先生与张志让、陈望道教授一起,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途经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在石家庄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
毛主席也在驻地接见了卢先生等一行,并共进晚餐.
北平解放后,卢先生参加了由郭沫若率领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赴捷克布拉格参加会议.
回国后,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我所知道的卢于道主委高飞昨天与今天36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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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
人们把卢先生这次毅然离开家庭和他热爱的科学事业,比喻为"脱下皮鞋穿草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成立后,卢先生仍回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长.
这时,他在教学和科研的指导思想上有所改变,开始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进行脑神经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并对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
中国科学社于1950年结束,他当选上海科学普及协会主席.
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他当选为上海科协副主席.
据我所知,卢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所有工作上的联系.
虽然,卢先生社会职务比较多,如九三学社市委主委,市政协、科协副主席等等,实际上他并没有脱离教学和科研工作,始终都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
卢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主委,是科学家办党.
这话也是统战部党派处同志说的.
卢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他热爱九三学社.
1944年底,部分重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褚辅成等,为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
次年九月,为纪念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座谈会".
卢先生自始至终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鼓励许德珩等建立政党.
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
同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卢先生当选为监事,后任常务监事.
1951年11月,卢先生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主任委员.
其后,他连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和上海市委员会第四至第十届主任委员,他还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和副主席.
为什么卢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主任委员后,人们说他是科学家办党呢当时,说这话的同志这样解释:"九三学社自然科学家比较多,卢于道教授也是自然科学家,九三学社的工作计划'实事求是,一事一条,简单扼要'.
"我对"科学家办党"的理解是:卢先生领导九三学社,比较照顾科学家的特点:(1)他任主委不专职;(2)社市委机关有副主委、秘书长管;(3)部门、专门委员会有专家和专职干部管;(4)主委只抓总体的工作,每周六下午召开办公会议.
那时,社市委的任务是"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建设,参加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协商和执行;代表其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发挥监督作用;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抓两方面:一抓服务(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抓学习(即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改造世界观).
这两方面要紧密结合,即服务与改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卢先生同共产党的关系好,拥护党的领导,贯彻党的主张,做党的挚友.
早在抗战胜利前,1944年,卢先生在重庆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接见了卢先生,并告诉他:"你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三英在鲁艺学习.
"抗战胜利后,卢先生继续在复旦任教,并兼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
除参加九三学社活动外,还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
卢先生还积极支持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
在白色恐怖、情况紧急时,地下党员杨师曾经常在他家住宿避难.
他还安排地下党员胡宣明,担任中国科学社的干部.
胡宣明经常在中国科学社,进行党组织的活动,科学社便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
这些都说明,卢先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同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中共市委和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他能坦诚提出意见.
统战部杨逸副处长告诉我两个例子:(1)我到九三学社不久,在一次党派领导人座谈会上,刘述周部长问各党派,对统战部派去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卢先生说:"高飞话多了一些.
"刘部长当即回应说:"话多好吗"其实,我在社市委机关任秘书,在办公会议上作纪录,不讲话,只有一次会议行将结束时,我听到王恒守教授讲"青年教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把老教授当老虎打"这件事,由于没有人提不同意见,我就说了几句,大意是"牙齿和舌头是很亲近的,有时牙齿也会咬破舌头".
我并没有多说话,问题在于我讲话时,卢先生已站起来,准备结束会议.
(2)还有一次党派领导人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时,卢先生提到,高飞说过"要一辈子做九三学社的工作",而自己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就这两个例子而言,我认为卢先生对党都说出了心里话.
第一例,我不认为是对我的批评,而是老师对学生的关怀.
第二例也不是对我的表扬,而是卢先生自我检查.
我认为,卢先生对共产党相见以诚,心连心,是共产党的真正挚友.
(本文作者为原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机关干部)昨天与今天37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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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2009年7月5日,卢睿先生在昆明去世了.
他的离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除了中国心理学会的网站发了云南师范大学讣告,网上有一两篇悼念文章以外,我们看不到别的纪念文字.
这似乎也是不足为怪的,一个94岁的老人安安静静地离去,是真正的寿终而正寝了,我们用不着感伤,我们只是祝福他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幸福!
但看了网上的材料,还是忍不住有些话要说.
网上关于卢睿先生的介绍,太过于简略,而且"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等的卢睿词条,还把国民党将领卢浚泉的头像当成了卢濬教授的(卢浚泉是黄埔毕业的,他的像是从中国黄埔军校网拷贝来的),他们虽然有两个字相同(卢濬先生的"濬"经常被简化为"浚"),但毕竟没有任何关系.
这说明社会上对卢濬先生的认知甚少,关于他的信息与他的学术贡献也极不相称.
卢濬先生是不应该这么轻易就被遗忘的.
在中国心理学界,他是元老级的人物,他是我国认知发展心理学的先驱,对我国心理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重要贡献.
先生有显赫的教育背景.
他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抗战爆发后,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学习,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2年至1944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研究院跟随我国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潘菽教授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
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由当时的教育部资送欧洲留学,进瑞士洛桑大学跟随皮亚杰学习儿童心理学,直至1949年,其间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半年.
新中国成立后,卢濬先生回到国内,任教于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
此后,他就终身服务于云南教育界,先后担任昆明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1980年担任院长,1983年卸任,继续担任云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等.
曾任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研究》编委,云南心理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副主委,省政协二至七届委员,六、七届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不担任行政职务以后,他仍然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直至1998年以84岁高龄退休.
卢濬先生是皮亚杰在中国的嫡传弟子,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较早在国内传播了皮亚杰理论,并在其理论指导下领导了儿童认知的跨文化研究,补充、深化、修正了皮亚杰的某些中国认知发展心理学的先驱卢睿教授———谨以此文祭奠先生逝世一周年陈友康昨天与今天38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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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观点.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的思想文化巨人之一,在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
"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研究儿童思维的方法,6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儿童认知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70多本专著和数以百计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其他心理学家望尘莫及的从婴儿到成人认知发展的全面完整的蓝图;创造了一套崭新系统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用彻底经验的方法,探索传统哲学纯思辨的认识论问题,建立了一种跨学科的实验哲学———发生认识论"(卢濬《皮亚杰在中国的影响》).
"作为皮亚杰的嫡传弟子,卢濬对皮亚杰理论的精髓和重要性有真切深刻的理解,认为皮亚杰理论是一种新颖而深邃的理论,我国心理学界和哲学界应对它开展深入的研究,于是自觉开展了介绍、宣传、研究皮亚杰理论的工作.
50年代初,在开设儿童心理学时,就讲授了皮亚杰理论.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教育研究》、《心理科学通讯》等报刊发表《皮亚杰理论的教育含义》、《皮亚杰的研究方法》、《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受到挑战》、《皮亚杰在中国的影响》、《皮亚杰的研究与评价》、《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对教育的影响》等论文,介绍和研究皮亚杰理论,成为国内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早、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
他这几篇论文在发生认识论研究领域保持了较高的引用率.
他又从法文翻译皮亚杰著作40多万字.
代表性译作是《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该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世界著名教育家论著选"的一种,选译了皮亚杰的重要教育论著,24万字.
译文精审,是汉译皮亚杰著作的权威作品.
由于在皮亚杰理论介绍和研究方面的出色成就,卢濬教授被推举为中国心理学会皮亚杰研究小组负责人.
卢濬先生与国际皮亚杰研究的前沿保持密切联系,他的介绍和研究就能做到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
如关于皮亚杰理论受到挑战问题,他既注意到国际学术界质疑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论著,向国内介绍他们的观点;也注意到继续支持皮亚杰理论的论著,如1983年版《美国百科全书》、198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等,他们认为"皮亚杰的认知活动中性质变化的构思获得了广泛承认,新近无数的跨文化研究对皮亚杰的发现的普遍适用性提供了支持.
"因此,非难、怀疑,甚至否定皮亚杰理论是不可取的.
他指出,皮亚杰理论今后仍将面临考验,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它,我们要做的是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对国内一些学者对皮亚杰理论一知半解,却颐指气使,他更不以为然.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国一位心理学家批评皮亚杰"单打一",只研究认知,不研究情绪和人格问题.
卢濬先生认为:"这种意见意义不大.
因为皮亚杰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发生认识论者,所以他对把情感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探讨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知识的问题(《皮亚杰在中国的影响》).
"卢濬先生和左梦兰教授等主持的云南少数民族儿童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儿童认知的跨文化研究是国际心理学界的前沿课题,其研究工作大多从欧美取样,这就涉及到如下问题:文化特点是否影响到研究成果哪些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些问题需要心理学家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检验和论证.
1966年,皮亚杰即指出:"在我们这种以一定文化和一定语言为特点的环境中形成的心理学,如果不以必要的跨文化材料加以参校,就基本上是一种猜想.
"著名心理学家特里昂地士也说:"中国人口众多,在得到中国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
"左梦兰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理应在自己文化背景上对心理学的理论加以检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前言》)"云南民族众多,民族间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更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理想场所.
卢濬先生、左梦兰先生和他们的合作者从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出发,在全省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2000多儿童进行实验研究,提出了自己对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新观点,确实对心理学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的儿童,其认知发展出现较显著的差异,而在相同文化背景中学习的不同民族的儿童,未发现民族间的认知差异.
文化背景是影响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化发展迟缓地区的儿童认知的发展与文化发达地区同龄儿童相比达到的水平较低.
这个观点为国际同行所接受.
他们的论文发表于《心理学报》、《心里科学通讯》等权威刊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编成的,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成果.
他们的成果得昨天与今天39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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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到国内同行公认,引用率和评述较多.
国际心理学界关注他们的成果,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1987年曾介绍卢濬、左梦兰的6篇论文,并希望国际同行对该项工作进行评论和研究.
作为我国心理学科的带头人和云南师范大学的领导人,卢濬先生对文革后我国尤其是云南心理学的恢复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心理学多次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1958年心理学被宣布为"伪科学".
1963年心理学开始陷入停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昆明师范学院的有关教研室被取消,教师被迫改行,心理学书籍被封存,器材损毁殆尽.
像全国一样,心理学在云南销声匿迹.
文革结束后,心理学的科学性得到承认,并彻底否定了过去对心理学的批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研究器材等得到恢复和增加,云南的心理学研究从此才取得实质性进步.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在著名心理学家卢濬先生、左梦兰先生等的带领下,进行儿童认知的跨文化研究,获得领先于全国同行的成果,引人瞩目.
卢濬先生、左梦兰先生先后担任所长的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是国内儿童认知发展跨文化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机构之一,心理学也成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学科.
他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中国教育学会的工作,发挥了应有作用.
他的学术业绩得到心理学界公认.
华东师范大学聘请他指导博士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派人向他学习认知心理学.
我1981年进入昆明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卢濬先生正做我们的院长.
当时的大学学生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校级领导与学生面对面开会的时候也比较多,使我们能够目睹他们的风采,以学生的眼光判断他们水平的高低.
卢濬先生在大会上给学生讲话,平易亲切,没有多少空洞的大道理,不用别人写好的长篇累牍的讲稿.
他是云南泸西人,但也许由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又留学国外的缘故,听不出多少方音,而是标准的普通话,尤其是音质浑厚,节奏恰适,十分悦耳,显示出一种中国人说的君子风范,或是欧洲人说的绅士风度.
韩愈说:"仁者之人,其言蔼如.
"韩愈自己解释说:"博爱之谓仁.
"如此看来,卢濬先生就是有大爱的人了.
他和蔼的讲话,与现在某些大学校长对学生或刻意作秀或外强中干的训话,自然不是一个层次.
学生毕业,他都跟各个班照毕业照.
这样的待遇,现在的大学生恐怕也是难以想像了.
大学的毕业照,无疑是人的一生中最值得保存和展示的照片之一,有校长居中端坐的毕业照意义自是不同,当那校长是著名专家而不仅仅是行政官僚时,学生心中更有一种自豪感.
1985年我们毕业时,昆明师范学院已更名云南师范大学,校长是吴积才先生,我们班的毕业照是吴先生来照的.
那个时候的大学,或许是刚从文革否定专家治校导致学校败象丛生的危局中走出,配置校长比较看重精神品质和学养,而不把所谓行政能力太当回事,而校长的言行自然成为一种无言的示范,大学的风气是比较好的.
想想当时的北大校长是周培源先生、复旦校长是苏步青先生、中国科大校长是严济慈先生,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强调的所谓行政能力,从正面讲是管理能力,从负面讲就是圆滑世故,无非是强化了校领导的官员意识,许多人也就把官场风习带进高校,讲排场,讲虚套,讲功利,校长作为精神领袖和学术领袖的意识淡化,他们的人品和学术成就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几近淡然无存.
这算是耶非耶,明眼人不难作出判断.
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把卢濬先生作为他们培养的大学校长之一.
照此推理,南京大学也可以把他列入自己培养的大学校长,因为先生的硕士是在南大的前身中央大学念的.
南大也没有忘记他,也是网络消息,2008年,南京大学校友会还派人看望他老人家.
北师大百年校庆时也把他作为杰出校友.
卢濬先生算是沾了中国最杰出的四所高校的光,先生也没有辜负他的很多母校(洛桑大学、巴黎大学还记得他吗),至少在学生心中,他是一个好校长、好老师.
云南师范大学的讣告评价他:"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勤俭质朴;光明磊落,品行高尚;正直无私,平易近人.
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团结同志,热情助人.
"又说:"卢濬同志光荣的革命经历、高尚的人格、宽广的胸怀和渊博的学识深得师生的赞誉和敬佩,他的精神永远受到全校师生的崇敬和怀念.
"以我们的观察和体会,对卢濬先生而言,这不是那种经常能在讣告或悼词中见到的官样文章,而是实至名归的准确定评.
好人一生平安,愿先生在天国的来生也平安!
(本文作者为民进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转载自《云南九三》2011年第三期)昨天与今天40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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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世事如此难料,没想到赵公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
听说赵公因癌症转移又住院了,我曾到北京医院去看他,那时他在接受化疗,很痛苦,不能讲话,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明白他想说的话,因为他的眼神儿告诉着我……后来我去云南,又去了山东,还在想,等5月下旬我从山东回来,再去看他,可能奇迹已出现———经过治疗,赵公挺过了这一关,也许还能说话呢.
谁知,那次竟是最后一面.
5月22日,我人还在山东,他却不再醒来!
多少年过去了,有些事、有些人,如过眼烟云,随风飘逝.
而有些则像经过电脑刻录般存储在心里,难以忘怀,比如赵公.
他的大名是赵伟之,虽1990年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但大凡在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的人,很少有人称其官职,上上下下都称呼他为赵公.
1983年这一年,九三学社史上发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甚或可以重墨勾勒入册的大事;也可以说,这一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经历了农村插队、工厂工人,十几年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生活砥砺后,这一年5月,我满怀热望、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位于北京西四颁赏胡同的九三学社中央机关.
于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由此也认识了许多新的、开始走入我生活、进入我视野的人.
与赵公的相识即是缘于这一年.
我先是被安排在社中央组织部工作,开始了解什么是九三学社,了解社员、社的各级组织.
那时对九三学社的认识很浅,很皮毛.
8月,我参加了社中央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前,社中央几位领导听说我是新来的,就来看我,他们边伸出手,边向我走来,热情地说:"好呵,好呵,欢迎你,李书同志!
"当时我还分不清谁是谁,只觉得很温馨.
经人介绍,才知道并认识了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孙承佩、赵伟之等人,(这时孙承佩是社中央副主席,赵伟之刚从天津调到社中央在孙承佩身边工作不久)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李书同志".
我还有些脸红,不太习惯被人这样称呼,根本没有"这已是同道了"的意识.
这次全国工作会议主要是针对新形势新局面而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政策的逐步落实,倍使大家欢欣鼓舞,九三学社的任务不再是关门改造,而是充分发挥智力密集优势,面向社会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社里好多老专家、老教授都以极大的热忱,把满腹的学问投入到办学、支农支边的工作;社的各级组织自1979年第三次社员代表大会有了很大变化,一个省有了好几个分社,需要建立起省级组织,而社章还没有省级组织,便采取临时办法叫省工作委员会或省工作委员会筹备小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想加入九三学社.
面对这种新形势和任务,会议讨论并决定提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议题即是审议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修改社章、选举新的领导机构.
在这次重要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我听了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哈尔滨分社常委安振东的报告,报告讲述了他三十多年来的坎坷经历及不平凡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联想到平易,但难以忘怀———忆赵公昨天与今天李书41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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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自己的遭遇,不禁泪水涟涟.
社中央领导分配给我一个特别任务,把安振东报告整理出来,整理出三份:一份递交给社中央主席和所有副主席,一份递交给全委会,一份拟下发给所有社员.
领导要求我三份分量不同,即详略不同,还要求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撰述.
为安公进入九三学社常委会、当选社中央副主席做好准备工作.
领导给我一星期时间完成,受安公精神感染、鼓舞,我一玩命,白天、黑夜连轴转,用了三天就交稿了,这是我到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当时还意识不到其有多重要,也没想到当领导们(楚九英、牟小东、李毅、赵伟之、孙承佩)一字字、一句句审核完我的文稿后,就同意并批准了我的"申请剩下的三天让我睡觉".
经过筹备,社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3年12月2日至14日在京隆重召开,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建社以来规模最大的这次九三学社的盛会.
当时出席大会的有300多人,代表着全国11000多名社员的意愿和要求.
我是第一组的小组秘书,这个组基本上都是来自北京的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
当时赵公全权负责大会,要求我们作小组秘书的对发言者每言必录,不仅要整理出简报,还要在参加情况汇报小组会时提出所在小组的问题和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解决、处理的办法;晚上要校对简报,还要到各位代表住处去发放以保证代表们及时看到简报、文件、材料.
另外要求照顾好我们这一组年长的代表的生活,随时向会务组反映他们的需求.
赵公对我们所有上会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尤其是小组秘书,不仅要求同各地方组织派来协助工作的同志搞好关系,拧成一股劲儿,还特别强调并要求我们树立服务意识,认真、合格地完成秘书的各项工作;要求我们广交朋友,善于交朋友;自觉学习统战政策、统战知识.
当时每个工作人员都很忙,很辛苦,但我能感到一种上下协调,团结一致,高效的负责任的良好秩序的运行.
这次大会使我受到了很大的训练,同时也近距离地感受到赵公的组织和行政能力.
由于太累了,也可能是由于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心情与感受,一篇短文不足以道其万一.
当代表们撤退,我却心力交瘁,像崩溃了似的一下子病倒了.
不知赵公怎么知道的,立即派自己的司机张小宝开车将我送回师大的家.
而这时他还在京西宾馆忙着安排未竟事宜没有回家.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领导的专车.
在这次大会上,赵公被选为社中央秘书长、社中央执行局委员.
因写安公的文章,我被调到社中央宣传部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机关里长工资,我因病住院不得与闻.
出院后,才得知一些人长级涨了工资,而没我什么事.
我愤愤不平,觉得委屈,自己对工作出血出汗,不惜力,常加班加点,而那些人凭的是什么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一天下班后,径直去找赵公理论.
毫不客气,上来就请他阐述长级涨工资的标准,如何理解,怎么解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不是德才兼备之人当领导我不服,是骡子是马就应拉出来遛遛;记得当时我对他的工作予以了尖锐的批评,直斥他是典型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他只听汇报,"先入为主",思维有定势,难道身为领导不知"兼听则明"当领导的不顾事实,不愿承担责任和风险,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
我说,如果这样,怎么能树立起好的机关作风!
……我还说,我不想干了,我在宣传部门,说一套行一套歪风邪气,假大空的东西,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还怎么写文章去说服别人我情绪激动,言词也很激烈,现在回想,也真是大不敬,而赵公始终平心静气在听,态度诚恳,语气和缓,给我做了半天思想工作,还说,接受我的批评,欢迎以后能常来谈谈.
机关里的人,在听说了这件事后,有人说,嘿!
铁树开花,哑巴说话啦(这是指我平时不怎么说话,像个哑巴);有人说,你这不是守着和尚骂秃驴吗能有你好果子吃吗!
你死定了,今后还不得给你小鞋穿也有人说,我要是领导,我请你走人!
当然,还有人认为我说也白说,绕着自己还生气…….
但是,事情并非像人们揣测的那样发生.
一天,赵公叫我到他办公室,我很紧张,以为又犯什么错误了,他看见我却笑了.
原来,赵公是请我替他去政协礼堂开会,让我拿着他的请柬去听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文学讲座.
他说,知道你很喜欢文学,很喜欢研究文学,知道你和王蒙及他的作品也熟识,我想你一定喜欢听他讲座的,这张请柬你去最合适.
我有些愕然,他接着说,你别顾虑,就当替我去开会,是我请你去的.
回来把王蒙讲的告诉我,这是给你的任务呵.
一席话,去掉了我的忐忑不安.
我高高兴兴地去听了,受益匪浅,那是后话.
后来,他对我说,踏进九三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政治,我们的工作需要理性对待才能做好.
但这话的含义是在数十年后我方有深切体会.
因为是在宣传部,各种大小会议很多,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厌倦,就以有"恐会症",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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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要求调离,要求看大门,反正至少调离宣传部.
后来,我在领导安排下,"重现江湖",又出现在大小会议上,很多认识的地方组织的人都对我嘘寒问暖,都问我身体怎样,好些了没有不止一个人对我说,是赵公告诉他们说我工作很尽心尽力,文笔很好,没来开会是身体不好,等身体好些,会来开会的.
我很感动,也很受教育.
原来赵公是一个在人背后讲我好话的领导.
也正因为此,无论我们在北京还是在地方开展工作或是开会都能够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加强了社中央同地方组织的纽带联系,工作的进展、完成很顺利.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机关人事变动调整,我被领导调到《九三中央社讯》(内部刊物)当编辑.
我曾向赵公约稿,请他为刊物撰文.
他满怀激情和思念,写下了《为九三奉献功绩长存———怀念孙承佩同志》一文,因有个别词不够准确,我想拿着稿子去找他,当时有人认为我是不是神经搭错了吃豹子胆啦敢给领导写的稿子提意见!
我犹豫了,但觉得那文字别扭,还是去找了赵公,心想:他若坚持的话,就算了,反正文责自负.
没想到,我提出了意见后,他很虚心,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丝官气,他听了我的建议,把那些词都改了过来.
这篇文章放在"回忆与怀念"栏目发表.
在文章前面,有作者署名,我们想印制赵公手写体的签名.
我又去找赵公,虽然他很忙,但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有兴趣的读者若翻阅到1996年第1期《九三中央社讯》就不仅可以读到赵公回忆孙公的文字,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了解、认识孙公,也可分享到编者希望尝试通过一种版面设计的美学视觉空间能给读者在读在看时带来愉悦的努力效果.
90年代末,我被领导调到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编修处工作.
我参与、经历了很多九三学社大事.
那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九三学社简史》的编撰及宣传工作.
当时大部头的稿件几易其稿,已基本完成,还没统稿.
这时候的电子办公设施还不普及,20多万字的稿子复印数份,凡参与统稿讨论的人,人手厚厚一大本.
由赵公挂帅,金公(金开诚)、刁公(刁培德)、焦老师(焦聚川)、我,我们一起一个片断、一个章节、一句话地讨论,文章的字词、标点符号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里.
开了多次碰头会.
对于哪一段应怎样修改,这个词应怎样用,赵公很细致,很谨慎,有的章节甚至反复过了好几遍,直到没什么问题了才放过去.
《九三学社简史》书前以吴阶平名义写的"序"———《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就是赵公写的.
这既可以当作读社史的入门,也可以看出赵公对社史有独特的视角和研究.
我曾到社会主义学院听他讲社史,很受启发,课下我和赵公还就"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今天,我们学习所用的2005年版《九三学社简史》,就是在赵公领导编撰的1998年的版本基础上修订的.
褚辅成,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和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
2002年3月,九三学社嘉兴市委会主委、副主委、办公室主任一行到社中央汇报嘉兴市各界呼吁筹建"褚辅成史料陈列室"一事.
赵公、刘荣汉秘书长让我参加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和意见.
关于褚辅成遗留的历史问题颇为复杂,也受现时环境、条件制约而棘手、敏感,很多人避之犹恐不及,赵公蛮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按潜规则打太极,来个"一推二六五".
谁都不负责致使石沉大海的事,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赵公当时并没有犹豫,而是旗帜鲜明代表社中央表示愿给予大力支持.
为此,赵公和我在5月份共同起草了致统战部一局、四局"关于支持嘉兴市各界筹建'褚辅成先生史料陈列室'的意见的报告".
事隔一年后,我们又再次向统战部提交了报告.
我们在一起研讨,非常客观地评价褚辅成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功与过、是与非,认为纵观其一生,瑕不掩瑜,爱国主义贯穿始终,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值得纪念的先贤.
那份报告真是字斟句酌,情真意切.
赵公和我反反复复思考、仔仔细细斟酌后方报送统战部.
经过多年各界人士不懈努力,褚辅成故居所在地———嘉兴梅湾街建起了"褚辅成史料陈列室"并于2006年对外开放.
陈列室上方悬挂着的是著名书法家、我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褚辅成史料陈列室".
时光进入到2011年,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公、启先生虽已长眠不再醒来,没有机会到嘉兴亲眼看一看,但我想,他们是欣慰的,高兴的.
因为他们为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尽了自己的心.
赵公,也许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导,特别是他主管机关工作时,很多人没能长级、涨工资,包括我,曾对他有怨怼.
可能是他有什么顾虑,也许是人们对领导总是充满期待,期望值过高,忽略了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吧.
不管怎样,我认为,人无完人,回望那些已渐渐远去的影像,赵公确是一个虽平易却让人难以忘怀的领导.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昨天与今天43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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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吴藻溪,又名涵,湖北崇阳县古市老屋畈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诗人,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
19世纪20年代中期,年仅19岁的吴藻溪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在其就读的楚材中学建立了支部,是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七·一五"事变后至开封,任冯玉祥总部编辑股股长、宣传科干事.
1930年冬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由于从事反帝爱国活动,1933年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回国.
到上海后,周恩来亲自赶到大方饭店与他会晤.
他在共产党员杨献珍、张友渔、彭友今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主编《科学时报》,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科学.
他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颇有影响.
1934—1944年间,在周恩来、董必武、吴克坚、潘梓年、徐冰等人的领导下,吴藻溪和孙克定、张申府、潘菽、涂长望、梁希等社会贤达名流组织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当时的《新华日报》上有他多篇署名文章,为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为团结国际科技界人士支援我国抗战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并卓有贡献.
1945年吴藻溪、税西恒、王克诚等在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徐冰、吴克坚、潘梓年等人直接领导下,创办西南学院,吴藻溪为第一任教务长.
1946年5月参与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当选为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兼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华东及沪郊土改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1年10月押送崇阳县劳动改造,1978年平反摘帽,恢复并安排在湖北文史馆工作.
1979年调上海文史馆.
吴藻溪译著很多,有《日本童话集》、《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合作论》、《近代合作思想史》等.
吴藻溪是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各种偶然因素,1953年退出九三学社.
卢于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解剖学家,中国解剖学的先驱之一,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
卢于道早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0年回国,后长期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教学,历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时期,投身抗日民主爱国运动.
1941年,担任湘雅医学院(当时在贵阳)教授.
1941年—1942年,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和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
1942年开始,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2年—1946年,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1949年—1951年,再度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1943年,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4年,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
1946年5月参与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当选为监事.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反内战、反迫害、社史人物吴藻溪(1904-1979)卢于道(1906-1985)社史人物44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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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反饥饿斗争.
1948年10月,辗转至陕北解放区,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
1949年3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捷克布拉格).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1952年,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
1953年,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部主任.
1985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卢于道著有《神经解剖学》、《科学概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等著作,曾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
是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担任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科协主任,上海市科协理事等职务.
朱家晋,字季黄,笔名贞吉,祖籍浙江萧山,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九三学社文教委员会委员,是著名文物专家和清史专家,还是著名的戏曲研究家.
朱家晋自幼受著名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朱翼庵的影响,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文物,青年时代已能鉴定书画碑帖.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将全部心血和智慧倾注于故宫和国家文博事业.
多年来,故宫及国家购买的许多珍贵文物字画,他都参与了鉴定,并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
朱家晋自幼酷嗜戏曲,早年师事范福泰、迟月亭、陈少武、刘砚芳、曹心泉、钱宝森等名家.
1950至1961年,他兼任梅兰芳的艺术顾问,参加整理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
梅兰芳逝世后,他为梅编写了年谱,并出版了《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集),还为《中国京剧史》撰写了"清代乱弹戏的发展"章节及杨小楼、钱金福、载涛等人的传记条目.
朱家晋对古代美术史、明清历史、戏曲表演艺术造诣很深.
他的专著《春秋左传礼徵》、《碑帖浅说》、《历代著录法书目》,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
他所主编的《国宝》成为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在海外则成为畅销书.
他的文集《故宫退食录》被评为1999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他所编著的《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等,以及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中《竹木牙角器》和《漆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明清漆器》等,均获好评.
作为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晋珍爱文物,最懂得文物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遵照父母遗嘱,与其兄弟共同将珍藏的古拓本碑帖七百种、善本书两万册、明清紫檀木家具、宋元书画和其他珍贵文物,分三次无偿捐赠给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认捐赠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备受各方赞扬.
王世襄,北京市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
王世襄,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文物计2000余件.
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朱家晋(1914-2003)王世襄(1914-2009)社史人物45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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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建国初期,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家也搬迁了几次.
父亲调离了北大,全家就搬出府学胡同的北大宿舍;先搬到东四四条三号,又在我临上小学前经吴晗同志介绍住进东四头条八十号旁门.
后来改门牌为219号.
父亲在这里一住便是30年.
那时老北京的胡同生活里有很多趣事.
我记得早上听的见卖蚕豆、芸豆饼的吆喝声.
喜欢吃蚕豆的父亲每次买蚕豆的时候总会给我带回5分钱的芸豆饼.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少,走街串巷担着挑子卖各种食物的也已经不见踪影,但是卖蚕豆老人悠远的吆喝声还依稀在耳边回响,那甜美的芸豆饼香味仍仿佛在唇齿间留香.
还记得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在胡同口捏面人的摊前留恋忘返,远远看见父亲下班回来,急忙跑回家.
没有想到的是,过一会父亲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西游记面人造型,惟妙惟肖的.
后来面人干了,碎了再也无法保留了,但是那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面人造型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长大以后,我才懂得父亲的心.
极富有同情心的父亲,买回西游记面人,是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也是为了让寒风中捏面人的老人能早点收摊回家.
还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举着很多串糖葫芦,但是又不让我们吃,说是太脏了.
原来,父亲看见夜色朦胧中一位穿着单薄衣服冻的直流鼻涕的老人在卖糖葫芦,于是就把他的糖葫芦全都买了下来.
北京可供游玩的地方很多.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父亲,年富力强的时候很少去公园游览.
工作、开会、看书、著书、写文章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稍有闲暇,便是去琉璃厂、去书店;或是去什么地方拜访友人.
父亲老了以后,去的比较多的公园是北海和玉渊潭.
80年代老清华的同学们几乎年年选择在花红柳绿的春天在北海的仿膳聚会.
1983年父亲最后一次搬家到距离玉渊潭不远的科委宿舍大院.
已经身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他,仍然是笔耕不辍,抓紧时间努力多做事情.
他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
有时周末让我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去玉渊潭看粼粼的水波,看盛开的樱花.
从尘封的记忆中,从厚重的历史资料中,追寻着父亲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足迹,我的力量实在单薄;况且与北京的联系毕竟只是父亲一生中的一个侧面.
但是就是这有限的所闻、所见也使我深切感受到他对北京的贡献,对北京的热爱,对北京的关注.
1978年,他在日记上欣喜地写到,据报载,琉璃厂将要恢复了;80年代初,全国政协组织参观刚建成的新风宾馆、东风电视机厂、北京肿瘤研究所等,他都积极报名前往.
尽管半身不遂的他活动相当不方便.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失败,我看到守候在电视机前的父亲那满心希望落空后失望的神情.
而今2008年奥运将在北京成功举办,如果父亲地下有知,想必会非常高兴.
1994年父亲去世后,骨灰留在了北京.
他与我的母亲一起安息在北京西郊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
那里松柏环绕,远离尘嚣,安静肃穆.
我和姐姐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把亲人的情况、北京的发展,告慰于逝者的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为袁翰青之女)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
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曾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
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5月退休.
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
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晋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社史人物(上接第35页)46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K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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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赵伟之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赵伟之同志出生于1924年1月,山东海阳人.
1945年12月肄业于辅仁大学.
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1950年4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曾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1950年12月至1962年5月,担任民盟天津市委会干事、办公室副主任.
1962年加入九三学社,先后担任九三学社天津市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
1983年12月任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局委员兼秘书长,1990年12月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副主席兼组织部长.
赵伟之同志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八届中央常委、秘书长,第七届天津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北京市佛教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牟小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27日5时0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为进一步加强社史研究工作,切实推进社史研究队伍建设,7月2日至3日,九三学社中央在沈阳辽宁大厦举办首期社史研究骨干培训班.
来自全国各省级组织和副省级组织社史研究工作人员60多人参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由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主持.
社中央副主席邵鸿,沈阳市政协副主席、中共沈阳市委统战部部长聂洪升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邵鸿说,5年来,社史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一是开始重视这项工作;二是出了些成果;三是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有明显进步.
同时他指出:在社史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社史研究进度不平衡、社史工作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等问题.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班,提高认识,提高能力,促进交流,把社史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
聂洪升部长代表中共沈阳市委致辞并介绍了沈阳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社沈阳市委副主委庄严代表社沈阳市委致欢迎词.
在培训中,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作了《社史研究资料简述》专题讲座.
蔡国斌、张和平、许进、郭祥、季萍、周立英、庄严、夏德美8位从事社史研究工作的人员作了交流发言.
最后,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作总结讲话.
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黑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士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7月26日9时55分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5岁.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了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和他们共同探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师昌绪先生是九三学社中央原顾问、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
他一直非常关心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发展,曾就碳纤维、纳米技术、发动机材料、镁合金等科技发展提出很好的建议.
师先生如今虽年逾9旬,但仍然活跃在前沿领域,最近又提出将飞机发动机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9月8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先后赴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看望九三学社资深社员、量子化学家刘消息与动态2011年2011年九三学社中央在沈阳举办首期社史研究骨干培训班消息与动态赵伟之同志逝世牟小东同志逝世赵士杰同志逝世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师昌绪院士邵鸿副主席看望刘若庄、李荫远两位院士47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閕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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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社史研究通讯》二一一年第二期(总第6期)若庄和物理学家李荫远两位院士.
邵鸿副主席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和韩启德主席对两位院士表达了教师节和中秋节的祝福.
邵鸿副主席与两位院士亲切交谈.
在交谈中,两位先生仔细回顾了他们五十年代加入九三学社前后的情形和自己人生求学、科研的经历.
邵鸿副主席对两位院士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九三学社工作表达了感谢,对二位先生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沉心科学研究的精神表达了敬意.
刘若庄、李荫远两位先生对邵鸿副主席的看望表示感谢.
在看望两位院士之前,邵鸿副主席还参观了九三学社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听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校统战部部长屈文燕对九三学社北师大委员会工作开展和组织发展情况的介绍.
邵鸿副主席对九三学社北师大委员会的工作予以肯定并感谢北师大党委对九三学社北师大委员会工作开展的支持.
著名统计学家、管理教育家、海外归国优秀学者,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复旦大学原副校长、管理学院原院长郑祖康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1月8日下午15时10分,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逝世,终年64岁.
11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茅玉麟向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捐赠了九三学社原名誉主席茅以升先生三件手稿,为九三学社的历史陈列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
今年十月中旬,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联系到了茅玉麟同志,向她详细介绍了陈列馆的陈列情况,特别提出,希望征集到茅以升先生的文物原件,以增强陈列展览的历史厚重感,增加观众对历史人物的亲切感.
经过慎重考虑,茅玉麟将家中珍藏的三份茅老手稿清理出来,利用赴重庆出差的机会,捐赠给了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
这三份手稿包括:关于三峡工程的笔记、关于工程设计的英文手稿和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心得体会,非常珍贵,在以后的陈列展览中将与观众见面.
12月15日上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京举办肖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追忆肖伦先生献身科学的一生,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与思想,学习继承他热爱祖国、谦虚谨慎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
邵鸿副主席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和韩启德主席出席大会并致辞,缅怀这位德高望重、成就卓越的核化学和放射化学家、九三学社的杰出成员,追思他的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介绍了肖伦先生生平并致辞.
纪念会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昌明主持.
12月18日上午,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张西曼留学俄罗斯为辛亥革命招募骑兵100周年研讨会"在欧美同学会第三会议室召开.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原副主席李赣骝出席研讨会.
九三学社中央、欧美同学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近代史所、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齐齐哈尔大学等单位共50余位专家学者和张西曼先生的女儿张小曼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副会长贾梦秋主持.
12月18日下午,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张西曼生平事迹报告会"在欧美同学会报告厅举行.
张西曼先生的女儿张小曼女士就张西曼先生的生平事迹做了比较详尽的讲述;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结合张西曼先生的生平事迹,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若干问题.
报告会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主持.
九三学社中央、欧美同学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军事科学院、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齐齐哈尔大学等单位共30余位专家学者和俄罗斯之友合唱团成员聆听了报告会.
会后,俄罗斯之友合唱团用俄语为大家献唱了三首脍炙人口的俄罗斯歌曲.
茅玉麟向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捐赠茅以升先生重要文物纪念张西曼留学俄罗斯为辛亥革命招募骑兵100周年研讨会在京召开消息与动态张西曼生平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郑祖康教授逝世肖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办48PDF文件使用"pdfFactoryPro"试用版本创建{閕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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